徧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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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故而先前她知道我，我却不知道她。看来，纸媒还是比网络媒体势力大、根底正。
看了几篇她的文章，我再不敢安坐于纸媒优势之上。“大陆龙应台”我不敢苟同。不是高低问题，是特色问题。龙应台才气映日，苏三“兄台”纵横深远，皆非寻常女流之辈。比如苏三谈欧洲王室，独具只眼，真乃见常人之所未见。
欧洲王室血统呈网状，千年不断线，上下不是直系血亲，便是旁系血亲，国家之间王室彼此都是亲戚，王室肥水一直不流外人田。这令中国皇室相形见绌，望洋兴叹。
她高度概括欧洲王室这种关系，曰：“西班牙是整个欧洲的老丈人。”何以言之？欧洲王子皇孙长期迷恋西班牙的公主格格，寻亲直扑西班牙，西班牙为欧洲各国王家养育了数不尽的王后。
我曾写过关于英王名称的文章，隐约感觉到欧洲王室血统这种网状结构，未来得及弄清楚、写出来，竟让小女子苏三捷足先登，能不叹服。尤其是“西班牙是欧洲的老丈人”一语，发现堪称伟大，表述堪称精彩，老丈人的女儿们说出，要比老丈人的女婿们说出，更加韵味无穷，摇曳生姿。
苏三把《偏执批判》电子书稿发给我，拜读之后，她问有什么感觉，我电话里说，好比小孩子吃大人嚼馍，比原馍好消化得多。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
味道”，这是 焦裕禄治理兰考时的名言。大人吃大人嚼的馍当然没有味道，可是小孩子就不一样了。不然，小孩子为什么不爱吃原馍，而乐于吃大人嚼过的馍呢？
读大部头的英国史、法国史，读之乎者也的竹林七贤，读全本的甘地、康有为、梁启超传，对于许多读者朋友来说，就跟小孩子吃原馍一样费劲；而今有人咀嚼成半消化品，顺顺溜溜下咽了，营养了，岂不是好事一桩？
我以嚼馍相比《偏执批判》，是很由衷的赞美。
苏三电话里很激赏这个比方，过后可能觉得这个定性并不能概括全面，又可能引发读者误解，于是发来电子邮件解释，说：“你点到的嚼馍二传手作用，是我很看重的一个工作。因为许多中国人看似了解西方，并且张口闭口西方，其实对西方的了解全在表面。要西化，要现代化，中国必须有一个真正深入了解西方的一个过程。社会的变革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过程，既然是一个社会向着另外一个社会模式转变，那么事先必须有事无巨细的整体了解学习。以往的100多年中国人向西学学习过科学，也学习过政治哲学，今天该是更细致地学习、研究西方文化的时代了。”
“另外，我的文字绝非是一种简单二传手的功能，它坚定地传达了我个人的观点与思想。网络上我的立场一贯鲜明而强硬：彻底的改良主义。这些观点体现在我的历史观与文化观中，并且在这本书中有大量的思考与细节支持。”
我很认同她的解说。她总能得心应手地支配各种材料，将其摆放在锦上添花的位置。自如出入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随意点化复杂的中西社会文化现象，而且有一种洋洋洒洒、文不加点“大行不顾细谨”的大将风度，我没有联想到同类。
在电脑前看长篇，很累眼。我只是粗读而没有来得及细看，可是它委实值得细看。书中纷至的历史细节和沓来的苏氏灼见，非精读难为功。我急切期盼着它早日出版，捧在手里，摊在桌上，细细看。“急切”这个词，一点不夸张。
2004年夏


第一部分：历史·传统王朝

我家里没有多少存书。
在青年时期，我搬家的次数和距离跨度之大可能远远超过一般同龄人，从一个省到另外一个省，自从成家以后我已经搬了六次家。书是每次搬家的最主要内容。最后我烦了，也出于网络时代的感召——既然一切都可以从网络上搜索而来，要看过的存书干嘛！所以在两年前的最后一次搬家中我提出了“家里有书架是落后”的口号。然后我们把家里大部分的书都送了人。
一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人一生肯定读过无数的书籍，然而真正常常萦怀于心的书却不会太多。有一些书未必是名书，但却可能从一些很奇怪的角度影响你的思想形成，其中的一些不起眼的格言或者观念甚至可能影响你整整一生。《历代英王生平》就是这样一本外貌平平却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的书籍，不过一时却也想不起来它好在哪里。
今天下午没事儿闲着，几乎没抱什么希望去我那瘦小的书架上找寻这本书。一面擦拭书架上的灰尘一面想，这本书假如现在还在书架上那就是奇迹了，因为我搬家留下来的书不足几十本。当最后看到它就安然躺在那里时，真有惊喜交加之感。
看了一下日期，书是10年前看过的，1985年出版，定价3.25元。大概这本书我看得比较仔细，上面有我密密麻麻的注解，字迹淡而潦草，英汉夹用，基本上看不清写了什么。
掸去灰尘，弄了一把舒服的椅子，我从王朝的角度开始回溯遥远的英国历史。
这本书从1066年威廉一世入主英国开始说起，共叙述了10个英国王朝，直到今天的温莎王朝，记述了40位国王的政治与生活。其实这10个王朝也被认为是英国比较完整的王朝历史，之前英伦三岛也有各种各样的王，但因混乱和不稳定通常都被忽略不计了。假如要说英国王朝一般就从威廉一世说起。
我已经习惯于在任何事情上条件反射般地拿中国的事实去对应比较，这次也不例外。并且我想正是当初这个潜在的对照使我对这本小书如此看重。
英国的这10个王朝是：
一、 诺曼王朝 （1066-1154）
二、 安茹王朝（1154-1216）
三、 金雀花王朝（1216-1399）
四、 兰加斯特王朝（1399-1471）
五、 约克王朝（1461-1485）
六、 都铎王朝（1485-1603）
七、 斯图亚特王朝（1603-1714）
八、 汉诺威王朝（1714-1901）
九、 萨克斯-科堡-哥达王朝（1901-1910）
十、 温莎王朝（1910-至今）
让我们同时看看中国自1066年开始的历史：
一、 北宋王朝 煦宁元年开始（ -1126）（与齐、西夏、金、西辽、大理同存）
二、 南宋王朝 靖康元年 （ 1126-1279）
三、 元王朝　（1279-1368）
四、 明王朝（1368-1644）
五、 大顺王朝 李自成　大西王朝 张献忠
六、 清王朝（1644-1911）
七、 民国（1912-1949）（洪宪 袁世凯1916年复辟）

假如同时期取单（比如取宋不取西夏等），中国在同一段历史中共历经了大约9个朝代，朝代并不多，但皇帝则近80位。在同一个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国王总数几乎超过另外一个国家统治者的数量一倍，这说明了什么？要么说明亚洲人种身体素质的羸弱，要么说明了国家政体的严重震荡。无论哪一种结论都是令中国人沮丧的。假如我们拿整个中国的历代王朝与英国的历代王朝相比，差距就更大了。
更使人震惊的结果还在后面：以上中国的每个王朝之间，除了北宋和南宋之外，其他不同朝代的皇帝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相对之下，英国10个王朝之间的关系让人吃惊：他们全部都有血缘关系！一般不出五服。比如，“安茹王朝”的第一个国王实际上是“诺曼王朝”国王的外甥；而“汉诺威王朝”的第一个国王乔治一世是“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一世的曾外孙，并且在乔治一世宣布上台，即新王朝开始的时候，“英国连一只反对他的耗子也找不出来”。他们大部分的改朝换代都是法定继承人的轮换，而不是暴力革命或者外族入侵的结果。换句话说，英国这10个朝代实际上约等于中国的一个朝代。英国朝代的名称不同，多是因为祖上的地理关系或者他们曾经获得的爵位名称不同而已，并且很肯定地说，没有一个英国的王朝是农民起义的结果。
当然，英国国内以及与法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政治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他们内部的权利斗争也是你死我活，甚至谋杀和篡权时有发生，而且其中的某些继承者就是成功的篡权者。除了这些人性的弱点所致的共同政治活动在中、英两个国家的共同发生外，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中国的改朝换代要么由社会底层发起，要么是外族入侵，大都是彻底的暴力革命。而西方国家最具典型代表的英国，他们的改朝换代只在贵族或者王室之间进行，社会底层几乎完全不参与。或者说，即便有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他们也从来就没有真正掌握过政权。两种文化中改朝换代的“革命”程度与范围和中国有天壤之别。但是英国的理智改良却在这同时温和而飞速地前进，在稳定后的几百年内迅速走进了现代模式的社会框架，成为全世界的领军。中国在这同时却在一环又一环的暴力革命中不断循环，一次又一次回到历史的起点，一直到西方国家用炮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送来了西方社会的理念。
如此大的差异，暂且不提这个不同可能造成的其他巨大的社会差异，比如，文化的承续或断裂。我们先问一下“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
首先一个来自传统：贵族等级观念。
中国人也讲究等级观念，但是只表现于现世的功利。只要你当今有权，你便立即拥有受人尊崇的社会地位，所谓“成者王败者寇”是也。传统西方人（如英国）恰好相反，他们的贵族传统根深蒂固，贵族不轻易接纳贫民。不是贵族阶层的人很少会冒然觊觎王权。在英国的王朝统治，假如没有周围显赫贵族们的支持，一个国王几乎不可能实现稳定统治；而一个贫民想得到高傲贵族们的支持最后成为国王，那几乎是白日做梦。比如，即便是法国拿破仑登上皇位之后他给英国国王写信，英国国王也根本不搭理他，而是让一个贵族给他回信，这是一种王室传统的等级傲慢。一方面是英国国王认为拿破仑是旧王朝的推翻者和篡权者，但另外一个原因却是因为拿破仑的出身不够高贵，和英国国王讲话不够资格。插图《人类》查理一世行猎图 安东尼·范·代克 油画 1535-1538年
在缺乏贵族传统的中国，一个平民只需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勇气就可以了，其他的全靠运气。一旦统兵百万，遗老遗少便会跟风而拜，新的王朝便成立了，比如刘邦，比如朱元璋。
另外，宽容与暴戾的民风也在历史中充当着看不见的大手，他们可能部分影响了王朝的最后更换形式。
即便在中世纪的英国，那里的教士与贵族和国王的关系也经常处于中国人不能想像的宽松之中。比如，有人为了故意冒犯国王，甚至可以对国王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国王死了”。国王听完只是笑笑。类似这样好脾气的国王在英国其实不止一位。当然，残暴的国王也有。但是整体把英国国王的宽厚与残暴的案例比照中国历史上皇帝的比率和程度时，结论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皇帝更神圣不可侵犯。一旦冒犯圣颜，几乎等同找死。这种冷酷无情的帝格建立来自中国的一个传统：君君臣臣。这个等级一直延伸到人格的等级，与西方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国的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英国的国王们，不仅没有人用“君臣之礼”强化的威严，还时刻面临着另外的尴尬：教会神权对于王权的公然挑战；拥有庞大财产的个别特殊贵族更是常常挟金令王。以王者的身份低三下四地企求富有大贵族的支持，在欧洲不止一次两次地发生。西方国王的权利很少达到过绝对权力的顶峰。久而久之，西方王权的传统表现呈现出“分散”的相对弱化特征。或者西方的政权格局有一种天然的“民主”特征：从一开始便是两权分立甚至三权分立（当然不是现代意义的）。或者说，权力绝对化和政治的专制在西方是缺乏传统的。中国传统则相反，一旦中国的皇帝觉得权力受到了约束，便会加强集权来收回军事和经济权力，大多数的社会动荡便是由这样的私有财产的不稳定所引起的。这个层次上的集权与反抗构成了中国的一大历史特色。说到底，制约必须是双向的才对彼此有利。
很明显，中国传统社会的改朝换代形成一种从上而下的“整体性社会震荡”；而西方的社会变革或者革命往往只发生在上层，下面的社会处于一种无动于衷的沉寂。这让我想到一杯液体里半杯水与半杯油的比喻。上层的油怎样震荡都最终与下层的水无关地一分两清，这是西方的情形。中国则相反。在一个社会里，经常性地受到整体震荡的国家必定会元气大伤的，从而影响到文明的积累与发展。


第一部分：历史·传统历史事件

看看一些发生在近代东西方的历史事件，可以发现下层对于政治的不参与可能已经成为一个潜在的传统延续在今天的政治生活中。
上个世纪60年代整个世界都在动乱。中国发生了文革，直接继承了英国传统的美国于1963年发生了总统肯尼迪遭暗杀事件。
肯尼迪被杀后，美国大多数人处于极其沉痛的悲伤之中，很多普通人在大街上闻讯后掩面而泣，更多的普通老百姓怀着崇敬的心情自发地来到首都悼念他们的总统并参加他的葬礼。人们可以通过“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排行表来看肯尼迪在美国人民心中的地位之高，但是美国国家的震荡却只发生在上层。
当时枪杀肯尼迪的凶手在基本查清事实时，一个出于义愤的60岁老人夹杂在众多采访记者中用手枪杀死了那个嫌疑谋杀者。注意，当时保卫很松，警察根本没有料到会有人这样做，也就是说，他们对于社会的预期是不应该发生这样情绪化的事情，这只是个例外。甚至押解的警察还与那个嫌疑犯在电梯里开玩笑呢。在我看到的一个调查记录片中，人们只悲痛总统的去世，却并不关心是否有阴谋的形成，因为政治看起来与他们“无关”，情感与政治离得很远。而中国人几乎个个都像哲学家，个个也都像政治家，故而一旦有政治事件几乎全民热情参与。我觉得这个差异有可能是一种历史积淀和传统的延伸：西方人除了上层政治家，其余人对政治漠不关心，中国人的政治是全民的，一哄而起。
很长时间我深为西方这种民族的思维逻辑所迷惑，也深深为他们克制而有分寸的行为而感动。今天美国大选的投票率通常是50％，一半人不参与这样重大的政治活动，可见美国人的总体政治热情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在看《肯尼迪谋杀案》记录片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想到，假如这一切发生在传统中国的情形：肯定仇恨超过了一切，群众的义愤填膺是少不了的，找个替罪羊出来定罪也未必，找不到答案胡乱给一个也成。总之，平息人民的愤怒是首要的任务，然后必然是一连串的冤案……
非常奇特的是，温和而理
智的美国人民选择了克制，没有人给政府压力：至今这样一个历史重大案件依旧保留了疑惑，而没有给出清晰的结论。在我看来，这个疑案的悬而未决不是一个民族的耻辱，而是一个民族理性的象征。这证明了他们是有原则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也是理性的原则。毕竟破案率谁都知道不会是百分之百，有一定比例的案子永远不能破解也是很正常的，即便总统谋杀案也一样。假如你下命令规定期限破案，那么很可能就会制造冤案。
由于处于底层信息不完全的缘故，下层民众很容易对于一切疑惑保持自己道德上的优越感而做出许多鲁莽的事情：勇敢与义愤是其最愿意使用的武器。况且没有“贵族传统”将他们排斥在外的阻碍，在最大程度地破坏中获得最高政权的可能又使一些野心家也信心大增。另外，他们没有宗教的心理疏通与抚慰，久而久之，这可以成为一种急躁的愤青传统，从而决定了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政权变换传统。
另外，说到底，义愤的目的地假如不是开满了权利的鲜花，就没有人肯去拿生命和热血去拼搏交换。插图《人类的故事》184 伊丽莎白之死 德拉罗虚 油画 1828年
下面补充几点。
1066年之前的英国统治权的变更或说混乱与中国在那之前或者同期的历史还是比较接近的。而1066年之后两国差别就比较大了，如文中所述。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常常称中国“野蛮”的原因之一，因为无论是刘邦、朱元璋之类通过战争，还是外族入侵，如元、清等，都需要大规模的残酷流血。也就是说英国人在1066年之前是和中国差不多一样“野蛮”的，但在1066年之后，人家就“文明”起来了。可以说，英国在1066年之后的国家是相对稳定的，而中国在1066年之后的国家一直到上个世纪依然是非常不稳定的。这可能是中国为什么落后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要发展就必须有和平稳定的环境。当然，稳定不能成为万恶的借口，社会发展需要的是种种因素的均衡。但我还是认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可能首先应该坚持做个改良主义者。


第二部分：放大一段坐标路易十四时代

常常看到一些意欲探讨中国为何在人类历史中落后的文章，多是从中国自身寻找原因。偶尔我也这样做，比如，我在几年前曾经提出过科举制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主要观点为：知识分子尽入皇家毂中，科举制实为一独木桥，从而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性）。但是说心里话，那是我最不擅长、也不推崇的一种方式。所谓先进和落后的坐标是直接从西方横向过来的，所以能够直接“横向”比较一下最好。纵向在自身寻找原因只会最终如堕入五里雾中迷失方向，事倍功半。所以在探讨中国在历史上何以如此时，与其把精力放在中国内部，还不如放在西方的坐标上来得直接明了。
我在大学时本来是念英美文学，但发现所读文学著作最大一部分是法国作品，法国文学也确实比英国更“发达”一些，这是事实。对于法国文学的沉迷最后使我曾经有一个决定：自学法语。了解一种文学而不会这种语言，那会有很大的理解差距。有人说，语言会影响人的思维。由于法语的读音实在非同一般，在没有专业训练条件下我最终还是放弃了，属于知难而退，至今遗憾。但是从那之后觉得与法国社会也不能说太陌生，并且我一般把法国看作是仅次于英国之外对我有着特别意义的西方国家。当然，另外一个应该是美国和日本了，我的二外是日语。而这几个国家恰好都是可以和中国居于相对的中西坐标地位上观察文化历史发展的国家，我很幸运在青年时代就有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积累。
我喜欢芭蕾舞，而这个舞蹈最后兴盛、完善于法国的路易十四时代。根据我的推测，一个崇尚文学和各种造型艺术的朝代应该是一个强大的王朝，比如，中国的盛唐就是这样。又加上看过两个版本的《铁面人》电影，富于传奇的路易十四就特别吸引我了。到书店竟然碰到一本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通过这本书不仅可以了解一个我非常渴望了解的时代，同时可以欣赏一个伟大学者的文笔，真是一举两得。书柜里仅剩下两本被读者翻破的旧书，在确认了没有崭新的版本后我还是挑了一本买走。回到家就爱不释手，600页的书我愣是躺在床上一天半就给翻完了。当然，看得不仔细。我现在试着简述一下该书，但是我随意放了一些中国“坐标”进去，方便中国人做简单的对比参考。
插图《人类》217 伏尔泰像 让?安托万?乌东 大理石雕像 1781年
一
路易十四生于1638年，死于1715年，在位于1643－1715年。
中国的清朝始于1644年，顺治统治到1661年结束，康熙同年上台，雍正元年始于1722年。
实际上路易十四上台和清朝开始只差一年。路易十四统治法国52年，基本覆盖了顺治和康熙两个朝代。
伏尔泰生于1695年，也就是说，作者曾经做过路易十四的臣民20年。所以伏尔泰掌握的这段史料是比较可信的。当时他酝酿写作的时候是路易十五统治时期，作者多次遭到被捕并且被不断地放逐和软禁。写作此书是伏尔泰反抗路易十五统治的一部分，对于自己所在的时代他有一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所以可能会无形中夸大了先王路易十四的某些功绩，有让路易十五反思先祖的意图。不过，大家公认伏尔泰的治史态度还是很严肃的。此书完成于伏尔泰40岁时。风华正茂的伏尔泰在这本书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而现实也给了他公平的回报：“几乎每一本法国文学史都会提到这本书”。看来这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历史名著。　　　　　　　　　
很高兴看到伏尔泰的这一断言，因为证明了我说的艺术发达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世界史上只有四个时代值得重视，这四个兴盛昌隆的时代是文化技艺臻于完美的时代，是作为人类精神的崇高伟大的时代而成为后世的典范”。前三个分别是菲利普和亚历山大时代、恺撒和奥古斯都时代、穆罕默德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的时代。最后一个是路易十四时代，并且它“可能是这四个时代中最接近尽善尽美之境的时代”，“人类的理性这时已臻成熟，健全的哲学在这个时代才为人所知”。
路易十四的功绩更是被伏尔泰称为“把他先世20代人的功绩加起来也不会超过路易十四一个人的”。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经历了一次“普遍的变革”，是法国“真正光荣的永恒标志”，甚至这个有益的影响“扩展到了英国”，法国“把高雅的趣味传入德国，把科学传入俄国。它甚至使萎靡不振的意大利重新活跃起来。欧洲的文明礼貌和社交精神的产生都应归功于路易十四的宫廷”。而在此之前，文艺复兴之后的意大利还把阿尔卑斯山背后的民族——法国称作野蛮民族呢。
“路易十三登位时法国还没有一艘大船，国库空空”，而到路易十四的年代，路易已经带领雄师百万称霸欧洲。要知道路易十四并不是顺利登基的，在他执政之前法国政局不稳，从小路易十四便跟随摄政的母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22岁才正式登基。当然，替他做主的不仅有他严肃的母亲，还有数个征战不止的亲王和主教兼首相，到处是阴谋和流血，还有巴黎最高法院周围一点即着的平民。总之他上台时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尽管困难重重，路易十四从来不缺少勇气，一俟摄政主教死后，大臣们惊惶失措地来问他，以后有问题找谁，他坚定地说：“找我！”插图《人类》192 太阳王的家族 让?诺克瑞特 油画 1669年


第二部分：放大一段坐标欧洲的王室婚姻

以前我知道欧洲的王室婚姻特别复杂，但是从来没有阅读这本书给我的印像这么深。彻底理清了封建时代欧洲的王室婚姻，大概对于欧洲历史也就能了如指掌了，起码是找到了读解西方封建政治的一把钥匙。
我说过，欧洲有贵族传统，当然每个国家之间还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古代欧洲普遍比较看重贵族血统。其实普通的贵族在欧洲王室还不够规格，他们看重的是王室的贵族血
统。最开始王室之间的通婚肯定是为了各国间的和平，但后来就成为传统：王室的婚姻只在王室之间联通，一般的贵族都进不到这个圈子，除非是当政首相或者主教的亲人才有可能与王室攀亲。实际上，一般他们的高攀多会被看作冒失而被否定。比如，路易十四爱上了当时法国头号政治家马扎然的外甥女，但是皇后就当面给否定了。作为首相的马扎然之委婉小心足以说明了高攀的嫌疑，他谦卑地承认他们两家确实不相配。而路易十四只能最终与西班牙的王室结亲——据说那位年轻的王后漂亮迷人，但在《铁面人》中却是一位难看的秃子，令人不解。
不过国王通常会有许多情人，路易十四不仅有情人而且和情人生下了许多孩子，而且他们最终都从罗马教廷那里获准了王室继承权，但通常他们只能娶一位妻子。
路易十四情人中最有名的一位是曼特农夫人。她是位寡妇。在路易十四48岁时终于和52岁的曼特农夫人在教堂秘密结婚，想必那时候王后已经死了，据说王后只活了40多岁。而前面和路易十四一直生活在一起并生育过许多孩子的一位贵妇情人则饮恨终生，成为修女。
伏尔泰说：“长期以来，基督教欧洲（俄罗斯除外）可以视为一个与分为若干邦的大共和国相类似的国家。”尽管他们有一些分别，但是共同的宗教基础和一些国际公法和政治原则的相同使他们更容易走到一起。当时已经成形稳定的国家大致有：法国、英国、西班牙、德意志帝国、德国、荷兰、瑞典、巴伐利亚、意大利、葡萄牙等。这些国家之所以联系紧密，除了面积小、交通方便之外，就是因为有一个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这个传统特色——王室婚姻。
中国也有和亲的传统，但是通常只嫁不娶，以保持自我血统的纯净，充分显示了中华帝国惟我独尊的中心地位。欧洲国家就不是这样了。实际上由于他们认同娶进来的血统，甚至在联姻之前就考虑好之后的国家利益。最好的婚姻是可以预见到将来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继承另外一个国家的王位。比如，路易十四生前就可以根据血统和继承法来预见他的一个孙子可以将来继承荷兰、美洲和半个意大利。欧洲国际间联姻的最后结果是，几乎每个国家的王室之间都是亲戚。比如，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把长女嫁给了法国的路易十三，把次女嫁给了德意志帝国的皇帝费迪南，而费迪南的儿子又娶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的次女为媳，路易十四则娶菲利普四世的长女为妻……其实整个欧洲王室全是亲戚，最典型的是英国和法国，一直都基本上是表亲一样的近亲关系。所以欧洲常常发生父亲带兵打儿女，要么就是打女婿，或者是表亲相战。中国就无法想像这样的事情出现。
从地理面积上中国最强盛的时候国土基本上与欧洲大小差不多，甚至比欧洲还大些，这一现实限制了中国与周边各国广泛联姻，在交通不便的时代皇帝嫁出去一个女儿等于永远失去了一个亲人。或许这个特点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的闭关锁国也未可知，因为国家首脑的心态就此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在我大学期间，听到外教的姑姑在瑞士，舅舅在法国，哥哥在德国，妈妈是西班牙人，而他自己又是美国人时，我大为惊诧这样一个“联合国”的形成。同时我也想到过，这样的西方家庭与所有的亲人都在同一个国家的传统中国人之间所可能形成的观念与思想差异。闭塞与开放的走向会非常明显。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的社会与历史的地缘构成有很大的关系。
欧洲尽管长期“类似”一个国家，但毕竟不是一个国家，各种竞争异常激烈，竞争对于发展的催动作用很明显，无须赘言。大国对于古代中国可能有的另外一个负面是，在古代与周边国家交往相对较少的联系，国际关系和外交上的不成熟肯定也是明显的。所以从清朝开始，一旦需要国际关系修养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跟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土鳖一样连连失策也就不奇怪了，这方面欧洲都发展几百甚至上千年了。　 　　　　　　
全球化不是这个口号喊出来的时候才存在，在人们意识到地球是圆的时候就已经自动地“全球化发展”了。而善于国际关系的欧洲无疑在这一运动潜在开始的时候就跑到了世界的最前面，海道的开拓与探险精神使他们如虎添翼，经济政治的优势获得是很明显的。我觉得这个全球化比较保守地说在400年前的欧洲就已经开始了。而中国可能是100年前才看到这些。
不过最古老的一次与中国有关的“全球化”运动可谓是近2000年前围绕丝绸之路的一些国际贸易与征战了。中国东汉的内乱导致丝绸之路的中断，尤其这是西方安息王朝（波斯）的主要财政来源，所以该王朝马上跟着垮台了，而向来与之争夺丝绸之路的罗马帝国也因之有了新的变数。


第二部分：放大一段坐标社会大变革

顺治与康熙在中国的历史中都是比较开明的圣帝，伏尔泰在这本书里也这样提到过他们。但是从现代社会结构来观察当时的社会状态给今天中国社会所带来的现代化准备时，我们依然发现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或者整个欧洲的状态即便在300年前就已经大大“优于”中国。中国积弱其实也不仅仅在清朝这一代，更不是上个世纪的短期牵连，要早得多。
中国历来封建君权大于一切。皇帝除非自己个性上的宽容愿意主动出让一部分权力，否则他就是一个国家绝对的权力像征，基本上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他手握大权。在清朝依然是这样，尤其是政局相对稳定的顺治和康熙时期，雍正是个更极端的例子。这是封建专制的一个典型表现。
我们来看看同时期的法国和欧洲是怎样的。英国这时正在经历一个社会大变革。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成功，查理一世本来不会被杀头，但是他阴谋反攻倒算就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是克伦威尔没有活多少年，并且他儿子不屑于接替父亲的统治地位，所以几年后查理二世就在欧洲亲戚的支持下重新获得了英国的王位，只是这时英王权被英国国会限制得很清晰了，而这时教会更一如既往地牵制着英国统治者的一切。王室、教会、国会“三权”分立，而他们“国会”中的两党那时候已经存在。
法国也差不多，远在罗马的教会对每一个欧洲的王室都是一个牵制。教会潜在地降低了欧洲各个皇帝的权势，并且在一定范围内约束了他们的统治不能像中国的皇帝那样无法无天。或许这批阴冷的穿黑袍的人们，以想不到的方式从另外一面有效地遏制了欧洲皇帝们本来可能有的对平民的大规模的残酷统治，所以总是在人民没有起来暴动之前，王室就被教皇以某种“规劝”扭转了局面。这只是我的猜测。事实是，无论是学者还是平民，都可以很容易地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让另外一个王室的贵族寻求庇护以继续自己的研究或者生活，比如，笛卡儿、伏尔泰。也有某些人以战士的姿态加入敌人的队伍来反对自己的祖国，历史上很多，比如，一直在西班牙跟路易十四作战的孔代就是法国亲王。这种现实可能使欧洲的国王比中国的国王更“自觉”、“自省”一些。居安思危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行为，而不是一个口号。在中国就不太可能出现类似的局面。
法国当时的枢密院具有很大的权力，而中国在明朝却取消了这一制度。巴黎最高法院更是很明显的一派不偏不倚的绅士风度，站立在国王和平民之间。国王经常会成为被告出现在法院的告示里，而国王在法院的败诉也很常见，这在中国的17世纪是根本不可能的。另外还有教会的平衡力量。所以说，在欧洲即便是一个专制的皇帝，也与中国皇帝的专制级别是绝对不可以同日而语的！这个相对被动情形下的客观存在的“民主”传统在西方的17世纪已经基本确立。后来成熟的西方民主制度不是一种无本之木的突然口号，她可能是一个千年传统的渐进总结，是一种习俗，是一种习惯。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的一系列文章中会继续谈到。不过我绝对排除人种差别因素在民主发展上的影响。在一定的制度下中国人也是可以“民主”的，连皇帝也可以“民主”，中国传统的极权转为集权在这里成为一个“特例”。比如，汉代曾经有过丞相制，个别皇帝就相当地尊重丞相们的意见。“丞相位尊权重，凡有所请，皇帝无不应允，丞相进见，皇帝要起坐致礼，且与之坐而论道”。不过遗憾的是，这个制度或者习惯时间很短。再往远里说，中国还有尧舜的禅让呢。
我觉得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潜在作用远远不是单纯精神层面所能概括的，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可能是东方人所不能体会和估量的。
以基督教为基础、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西方宗教生发出来的宗教教派多到让人眼花缭乱。仅在本书中提到过的就有：天主教、基督教，路德派，耶稣会教士，长老会，冉森教派，胡格诺派，加尔文教派，胡斯教派等等。他们的存在既不像中国那样一旦暴乱就以取代皇帝为目的，如清朝末年的许多起义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他们有罗马教皇的统一管理，一般都在可控范围之内。这些不同教派之间的长期争斗很可能给欧洲文化带来了其他一些特色。比如，各种教士对于宗教的执着精神，对于探求科学真理人士的榜样和力量，对真理的认真严肃，对于世俗权力机关和皇权的一贯漠视，我想对整体社会都会有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幅单调的图画：除了皇帝实际上只有一种人，即平民，并且是绝对不敢乱说乱动的平民。除非特殊情况，即便是大臣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身后没有可以躲避的教廷足以与王权抗衡。农民一旦抗争，便是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背水一战的决绝，残酷与破坏不可避免。插图《人类》


第二部分：放大一段坐标罗马教廷统治欧洲

《路易十四时代》这本书除了资料详实，文笔优美之外，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看到许多独特的风俗习惯，有的富有民族特点，有的富有时代特点，对于了解西方社会尤其是法国那个时代，都很有意义。恰好伏尔泰又说过“习俗决定一切”，我们顺便可以看看当时有哪些有趣的习俗或者习惯。
先看看中国人不太熟悉的宗教方面。
“教皇还在所有的天主教国家里保持着特权。这些特权如果不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既成事实，他肯定无法取得。没有一个王国没有大量由教皇任命的有俸圣职。所有红衣主教公会的第一年的收入都必须作为贡税向教皇缴贡。”
“假如有人要取消婚姻，要娶自己的表姨妹或外甥女，想解除自己的誓约，他还是不向当地主教、而是向罗马提出。恩典在罗马定了官阶，各阶层人士在那里不惜一切代价购买宽免证书。”天主教会认为教皇和教士有权赦免罪恶，可以出售宽免证书。
“历届教皇几乎都是意大利人，全都饱经沧桑，阅历很深，毫无那种使他们盲目行事的激情冲动。”“没有任何宫廷堪与罗马（教廷）媲美。”“从前有个外国人在谈到罗马元老院时曾经说过：我看到一个由国王组成的议会。”我理解伏尔泰的意思
是，事实上是罗马教廷统治了整个欧洲。
“当整个法国都向宫廷讨还大孔代时，孔代如果在那个时候出现，宫廷就会覆灭”，一个阴谋在形成。但是“参与策划此事的一个密谋者却愚蠢糊涂，向投石党的神甫忏悔……这次行动因忏悔的内容泄漏而归于失败，泄漏忏悔内容的事在内战中屡见不鲜，十分平常”。不知道多少革命流产于小小的宗教忏悔室内。我们熟悉的《牛虻》中也有同样的细节。
“僧侣被承认为国家的一个等级之后，郡主领导这个等级就需要极其灵活细致，谨慎小心。既要保持与罗马教廷的团结，又要维护法国教会的自由——古代教会的权利；既要善于使主教俯首听命犹如臣仆，又要不触及其权利；既要主教在许多方面受制于世俗的司法，又要他们在其他方面居裁判者之尊；既要他们捐输财务以供国家之需，又要不侵犯其特权。凡此种种，要求集机制灵活与坚定果断于一身。”伏尔泰不忘写这本书的目的，他这样赞扬道：“而这正是路易十四几乎始终具备的能力”。
王权和教会的权力经常发生矛盾。比如，路易十三时代的1614年，高等法院要求把这个条文定为根本大法宪法之中：“任何教权均不得剥夺国王的神圣权利。王权仅得自上帝一人；宣扬可以废王弑君乃是头等大逆不道之罪。”但是一个出生在法国的红衣主教却激烈反对。他说，“教皇的权利是充分的和至高无上的，直接及于教权，间接及于俗权。他作为教士，有责任宣称：对提出教皇无权废黜国王者，将其开除教籍。”这样针锋相对的拉锯战在欧洲其实一直在上演。尽管大多数时候王位被认为隶属于教廷，但是国王实际上有一个微妙的特权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会，即“在某一主教辖区职位空缺时，认命所有普通有俸圣职并根据他的意愿管理和使用该教区的财政收入。这是法国国王的权利”。不过，欧洲每个国家的国王特权是不尽相同的。
我相信，教会与国王的斗争对西方的社会影响是极其隐秘而深远的。而中国传统历史却与其绝缘。


第二部分：放大一段坐标英国人的克制品性

伏尔泰的这本书不仅仅局限于法国和路易十四。“某些国家的古老法规，诸如通过传令官宣战的法规，仍然存留。路易十三是遵行这种习俗的最后一人。1635年，他曾经派遣一名正式传令官到布鲁塞尔向西班牙宣战。”
以下的描述确实显示出伏尔泰极力想给读者的是一个“世界”全貌。他在许多方面拿法国和其他的民族做了比较。
　　在路易十四年幼时期，“正好与此同时使英国惨遭浩劫的内讧，把法、英两个民族的性格显示得十分清楚。英国人把忧郁和顽强、理智和狂怒，投入国内骚乱和浴血奋战之中……英王作战被俘，押解到法庭。他被控滥用权力，受到审讯，并被判处斩首，当百姓的面执行（1946年2月9日）……而在这种种可怕的动乱之中，伦敦从未蒙受到与内战俱来的灾难的影响”。他赞扬英国人的克制品性。
“法国人则与此相反。他们投身暴乱往往任性行事，闹着好玩。妇女率领乱党。爱情酿成阴谋，并粉碎阴谋。”他更早的时候承认法国这个民族轻浮而草率。
伏尔泰笔下的英国独裁者克伦威尔是这样的：他“善于适时节制自己的权力，从而使之得以巩固。人民苛求的特权他决不侵占；伦敦城内他决不驻军。群众不满的捐税他决不征收。他不过分讲排场，以免使人看不顺眼。他严于律己，从不娱乐消遣。他不积攒钱财。他要求司法当局执法秉公，对显贵和百姓一视同仁”。1658年克伦威尔在护国公的职位上去世。
“看来在当时的英国，人民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伏尔泰继续说：“任何国王都要百姓盲从附和自己。但在伦敦，国王却必须依从人民。”他还说：这可能是英国最自由的一个时期。褒英国是为了刺激法国，尤其是为了刺激路易十五。
英国的查理二世在重新登上他祖先的王位之后，授予新生的科学院以特许证书。关于光学、万有引力原理、恒星的光行差、高等几何的发明以及其他很多发明创造都出自这个科学院——皇家学会，或者说，伦敦自由学会。伏尔泰说，这些发明可以使人把这个时代既称呼为“路易十四时代”，也可称为“英国人的时代”。“路易十四同意在法国创建一所科学院。正如英国科学院和法兰西科学院一样，这个机构直到1699年都是自由组织”。他们从国外吸引了一大批科学人才。
“尤其在哲学方面，英国人是其他民族的导师。问题已经不再是什么巧妙的体系。希腊神话早已销声匿迹……大法官培根开始时说，应该使用新的方法探索自然，必须进行试验。波义耳（1626－1691）以毕生精力从事试验…….在人类经过三千年徒劳无功的探索之后，是牛顿第一个发现并指出自然界非常重要的规律……他是第一个对光进行观察的人，在他以前没有人了解光是什么……伟大的哲学家和学者哈雷（1656－1742）因此说：任何凡人都不可能比牛顿更接近上帝。布雷德尔（1692－1762）终于发现了恒星光行差”。为了继续夸耀“路易十四时代”的伟大，伏尔泰说“（英国的）洛克一个人足以成为我们时代对于希腊极盛时期的优越性的重要例证。从柏拉图到洛克，哲学毫无进展。在这段时间内，没有人把人类的精神活动推进一步。一个人如果懂得整个柏拉图，并且也只懂柏拉图，那实在是懂得很少，并且并非真正懂得”。
伏尔泰的目光北移：“北欧从1700年起受到世界上两个最奇特古怪的人的打扰：一个是俄罗斯皇帝彼得，另一个是瑞典国王、年轻的查理十二世。沙皇彼得超越他的时代和他的民族，以他的天才和他的业绩成为他的帝国改造者，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他的帝国的缔造者。查理十二世更加英勇，但对自己的臣民造福很少，他生来善于指挥军人，而不是领导各族人民。他是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英雄人物，但却以轻率冒失的国王的名声死去。”插图《人类》199 彼得大帝 德拉罗虚 油画1838年作为中国人很幸运地看到伏尔泰在最后一章里提到中国，主要话题是中国的礼仪和基督教在中国受到取缔的两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他说：“耶稣会教士马蒂厄·里西是17世纪前往中国的首批教士之一。中国人在哲学和文学方面，当时，而且现在仍然处在我们大约200年前所处的那种状态。他们尊崇先师，因此行事必须止于那条他们不敢逾越的界限。科学的进步是时间和大胆精神的产物。但是由于道德和治国比科学容易理解；而且这两种东西在中国已经臻于完美，其他百工技艺还远未达到这个程度，于是产生这样的情况：中国人因为2000多年来固步自封、停步不前，所以在科学方面碌碌无为……这个庞大帝国的法律和安宁建筑在既最合乎自然而又最神圣的法则即后辈对长辈的尊敬之上。后辈还把这种尊敬同他们对最早的伦理大师应有的尊敬，特别是对孔夫子应有的尊敬，合为一体。”
“1645年，多明我会修士把关于中国的习俗的问题，向罗马宗教裁判所提起诉讼。该所根据多明我会修士的报告，宣布在教皇就这一问题作出裁决之前，对中国的礼仪暂加停止”。看来欧洲的教士把全世界想当然地置于他们的裁决之下，包括根本不承认他们的中国。不过耶稣会教士在这场中国人根本没有参与的“官司”中为中国人和他们的习俗辩护。这里受到置疑的习俗指的是中国人祭祀祖宗，公祭孔夫子，以及对尊长的叩头跪拜，他们被罗马教会称作“崇拜”。
后来一个法国人莫克罗（1652－1730）到中国出任主教，他宣布中国人的祭祀活动为迷信和偶像崇拜，而且还宣布中国的读书人为无神论者，也有人说中国的读书人只承认物质存在。这样看来，中国的无神论是有传统的。当有人告诉康熙皇帝，罗马在1705年又派来一个主教，目的旨在了结一场北京朝廷从未闻说的争吵时，康熙皇帝惊讶不已。这个主教严厉谴责中国人的礼仪，他被康熙流放到了澳门。几位中国皇帝都被伏尔泰称为圣君，但是他也强调，中国的情况在遥远的欧洲根本无法准确判定。从中国的典籍中我们可以发现，即便是在清朝的盛世，由于生产力的总体低下，下层人民依然过着悲惨的穷困生活。


第二部分：放大一段坐标巴黎高等法院

伏尔泰描写最多的当然还是法国的事情。
“巴黎公民以及所有尊重法官职务的人都把高等法院看成庄严团体。这个团体廉洁可爱，持事公正，惟国家利益是爱，而且为此冒遭厄运之险。它把自己的宏愿限制在能光荣地抑止国王近幸宠臣的野心的这个范围之内。它对国王和百姓不偏不倚。人们把最神圣的权力和最无可争议的权力赋予这个团体（却不去查考这些权力从何而来）……在强有力的政府统治下，高等法院无足轻重。懦弱无能的国王在位时，它却举足轻重……在人们心目中专为维护和平而确立的两种权力——大主教和巴黎高等法院……百姓认为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合情合法。（路易十四的摄政）母后每次公开露面，每次受到侮辱。”
“一位君王并不需要精通法学，但是路易十四熟读主要的法律条文”。“废除决斗是路易十四为国家办的最大好事”。决斗在欧洲作为法律判决的一种辅助方法先前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很明显，决斗的结果是一种随意以及对于文明的冒犯。随着法国的禁止，这个决斗的陋习渐渐在欧洲衰落下去。几十年后，伏尔泰在书中说：“在今天欧洲决斗的次数只有路易十三在位时的百分之一”。
在路易十四之前或者统治前期，“人们的言谈举止都不成体统，毫无礼貌可言”。“一些法官发表意见时，称呼红衣主教为粗鄙的家伙。一个法官在高等法院开会时出言不逊，粗野地责骂大孔代亲王。人们在堂堂法庭上公然互打耳光……1644年，调查团团长和高等法院主要法庭厅长为争夺一个席位而在巴黎圣母院大打出手……1645年，一些普通妇女被人放进王家检察院。他们跪倒在地，要求高等法院取消捐税。种种混乱从1644年一直延续到1653年”。伏尔泰又说：“但在种种骚动混乱之中，一种轻松愉快的情绪却始终是主流，它大大减轻了这些捣乱带来的痛苦。”可能这是法国人的乐天性格起了作用。
1649年，路易十四年幼尚未登基，母后摄政时期，路易十四和大家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艰难生活。他们逃离巴黎前往圣日尔曼的途中，“都在麦杆铺上过夜。王冠的珠宝也不得不抵押给高利贷者”。“国王经常缺少生活必需品。国王的青年侍从被宫廷辞退，因为没有饭给他们吃”。在中国，假如有国王落魄到这个程度早有不止一个野心家要趁机把国王给谋杀自己得天下了，但是在法国却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西方人很讲传统和规矩，在《历史?传统》一文中我已经阐述过这个问题。
记得有史料说，在中国的清朝，有几次国王穷困，但是大臣有钱，最后那些大臣的钱终于挪到了国库里，但同时大臣的脑袋也搬了家。在路易十四正式掌权之前，他的国家实际上是由马扎然红衣主教掌
管的。财政大臣富凯常常对国王说：“陛下的银箱是空的。但是红衣主教大人会借给陛下一些”。在弥留之际，“马扎然为自己的财富担心。他把全部财产赠给了国王，认为国王会如数归还。他想得不错，三天以后，国王把赠与书还他”。马扎然安然死去。我不知道绅士风度是否在这里也起了作用，当然也不应该忘记，远在罗马的教廷还应该有一双隐蔽的眼睛在看着国王，国王不能不有所顾及一个红衣主教的权利和尊严。打狗还要看主人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教会从一开始就规定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国王也得遵从这个惯例。　插图《人类》194 路易十四的大典 油画 法国17世纪　


第二部分：放大一段坐标拿破仑

路易十四的鼎盛时期应该是在他的壮年时代。那时战争决定一切，很幸运路易十四不仅只是风流成性，而且是个会打仗的人。同时在强硬的外交手段辅助下，路易十四很快获得了国内外的政治声誉，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很快成为欧洲的中心，在欧洲人目力所及的世界范围内，路易十四一时竟然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有一度他的威望与气势曾经盛过海峡对岸的英国。在非洲和亚洲，法国的荣耀在闪烁。比较有意思的是，除了一些不确定的边界之外，强大的法国并没有在这时候越过边界进行明目张胆的侵略。难道这也是贵族的绅士风度的体现？国际公法在那个时代已经为广大的欧洲普遍接受了吗？起码一个有教养的贵族是乐于接受的，我想。并且，我想路易十四更喜欢在巩固边疆之后退回到宫廷里发展艺术。
法国后来在科西加岛出身于没落贵族的拿破仑就不是那么温文尔雅了，他的大军不仅赶下了一直统治法国的波旁王朝，而且把整个欧洲彻底搅乱。我这时还想到了中国的元朝，一个游牧民族把疆界一直开到了欧洲，向西南甚至打进了伊拉克。元朝的地图几乎大今天中国地图的一倍。人们常常把版图的大与国家的强盛联系在一起。大固然是不坏的，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稳定发展的质量以及可维持的时间也是应该考量的。蛮、勇这两个品质或许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路易十四时期是个军事政治和文化艺术同样发达的一个时期，这也可能正是路易十四的双面品质所体现的一面，否则高雅的芭蕾舞怎么可能在路易十四的宫廷里得以发展呢。路易十四是个非常风雅的人。
路易十四没有经过一般欧洲骑士所经历的绅士培训，但是在尚未执政之前，他在“清闲的日子里，专心阅读供消遣的书籍，主要是和克罗南元那元帅夫人同读。这位夫人和她的姐妹一样，才思敏捷，饶有风趣。国王非常喜欢某些风流韵事和高尚行为的诗歌和小说。他常常阅读高乃依的悲剧，并逐步培养了自己的鉴赏能力，以及才智健全的人的敏捷感受能力。
母后和宫廷贵妇们的谈话也大大促使他欣赏这一才智之花，并在他身上培养出一种与众不同的从此成为宫廷特色的礼貌。奥地利的安娜（母后）给宫廷带来了源于当时西班牙气质的那种高贵并略带傲气的高雅风度，此外还加上只在法国才有的那种温文尔雅、端庄得体的自由自在的情态。国王在18到20岁之间，因受这些娱乐消遣的熏陶而得到的进步，比在他的家庭教师教导下在知识方面取得的进步更大。“他那已显威武的身材、尊贵的容貌，以及讲话时用的那种主人的口吻与神态，比他的地位给予他的权威更令人敬畏折服……摄政的马扎然回到巴黎时，宫廷里整天忙于玩乐，观看芭蕾舞、戏剧和悲剧。”这些我们都在《铁面人》人中看到了（伏尔泰也顺便提到过那个神秘的“铁面人”。此人确实存在，他也打听到了一些情况，由于年代太近的避讳，伏尔泰并没有在书中告诉我们神秘的答案）。
“在路易十四的宫廷里，处处显示出对待妇女殷勤礼让的风气，端庄得体的仪态使得这种风尚更加令人喜爱。”“这一切使路易十四的宫廷有一种威严伟大的气氛，使欧洲其他宫廷大为逊色，黯然失色。”
在这样一个宫廷里生活着这样一群人，文化艺术得不到发展那是不可能的。当然，在这样一个时期，国家的军事政治一定是稳定或者更有可能是强盛的。“路易十四始终不断地对文学艺术广施恩泽，厚加优待。给拉辛等许多艺术家年金，包括作家、画家和舞蹈家”。其他造型艺术，比如雕塑、建筑等，也得到很大发展。
不过好景不长在，路易十四的晚年十分令人心酸。妻子在45岁时死去，独子在50岁时死去，儿子死后一年他的孙子和孙媳以及他们的长子相继死去。他自己还有两男三女都于童年夭亡。自从18世纪降临，似乎路易十四的吉星就不再惠顾他和他的王国了。


第二部分：放大一段坐标路易十四的情人

路易十四两个保持时间最长的情人，第一个是蒙特斯旁侯爵夫人。她以及她的三姐妹“都是除了具有貌美这一优越条件之外，在心智方面都有独特的可爱之处。他们的兄弟是宫廷中最有鉴赏能力、最有学问的人”。
第二位情人是曼特农夫人，她“博览群书，知识更加渊博”。这位在国王面前始终保持魅力的女人为人十分低调，从来不干预朝政，而且她的亲人们不仅没有因为她而得到更多的荣誉和好处，反而都被削减了年金和级别。以至于她的家人说，她的大公无私使她的家族成为了牺牲品。“克制”与“公平”和绅士风度这些原则，看来不仅欧洲的男人遵守以显示自己的尊严，妇女们也适当遵从，并且获得了社会的好评，所以她们被尊称为L
ady。
我不知道后宫为人是否也可以称为不同民族传统的一部分，我不想总结这方面可能有的规律，但是我可以拿中国人最熟悉的杨贵妃比照一下曼特农夫人。最近我在读作于晚唐的传奇，其中的《杨太真外传》这样写道：“册妃日，赠其父玄琰济阴太守，母李氏陇西郡夫人，又赠玄琰兵部尚书，李氏凉国夫人，叔玄圭为光禄卿，银青光禄大夫，再从兄钊拜为侍郎，兼数使。兄跣又居朝列。堂弟锜尚太华公主，是武惠妃生......自此杨氏权倾天下”，“七载，封钊御使大夫，权京兆尹，赐名国忠。封大姨为韩国夫人，三姨为虢国夫人、八姨为秦国夫人”。这个朝代离路易十四时代有点远，但是一直到清朝，一旦皇帝想这么加封后宫亲人也都是可以的。裙带关系的传统在中国其实表现在各个方面。
法国国王和其他平民一样秉公守法，必须一夫一妻。但是国王所具有的世俗特权使他不可能实际上遵守这一规范。在中国直到100年前的历代皇帝基本上想有多少妻就有多少妻，多的可以达到几千，“后宫三千”是个中国人熟悉的数字，但后来比较正派的皇帝后宫人数也都在几百。所以作为法国的国王在一个妻子之外偷偷摸摸找三几个情人似乎不是有情可原，简直成了“委屈”。“被迫”寻找个把情人成为法国国王顺理成章的事情。（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受基督教影响而形成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极大可能是《新约》的功劳，夫妻互相平等敬爱的文字在《新约》中可以经常看到，在禁欲的思想下一夫一妻受到鼓励，其实不结婚更有可能被教会看做纯洁之人。而在《旧约》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受人敬仰的以色列那些生活在公元前的祖先们，尤其是几个国王，几乎是想娶多少嫔妃就可有多少，一点也不亚于中国古代皇帝“后宫三千”的架势。公元后的婚姻制度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一夫一妻制度逐渐在欧洲正式确立起来。但也可以说西方一直是有一夫一妻制的文化传统的，即便在西方最古老的文学经典《希腊神话》中也已经有一夫一妻的雏形出现，因为很明显里面没有妾与嫔妃的存在痕迹。即便是贵为国王和世界的主宰们也都只能有一个妻子，凡有沾花惹草就会遭到妻子的严厉谴责，而没有一个男人敢说纳妾，不过偷情却成为社会常态。）
为什么法国有情人的传统？从这里就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个历史根源。不是因为法国人比中国人更淫荡，而是因为制度的“逼迫”。古代中国的皇帝和中国的男人只要经济许可想找多少妻妾都可以，法国男人却在一夫一妻制度下只能偷偷摸摸找情人。情人文化从国王到贵族再到平民一直过渡到今天的现代社会，然后在中国也同样实行了一夫一妻制的时候，情人文化从西方自然而然地蔓延到了中国。其实也可以说，情人文化中国人完全可以无师自通，不必把账算在西方人头上。
法国或者西方的情人现象还有一个文化渊源，那就是西方文学的经典《希腊神话》，众神与英雄们偷情成风，丝毫没有受到舆论谴责的危险，尤其是众神之王宙斯，简直普天之下英雄神仙多半都是他偷情的私生儿女，有名有姓的情人起码有10个之多，而在文字中间只看到其妻赫拉的嫉妒，却看不到对宙斯的谴责。对这种浪漫的生活，在道德方面的缺席实际上对后世的西方社会生活起到了一定的默许，假如还不算是鼓励的话。
法国人的外向性格使情人这一现象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成为一种公众可以容忍的传统。而在行为拘谨的英国就不一定是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法国宫廷的许多习俗影响了这个世界。不过，由于西方人的宗教习惯以及诚实原则的传统，所以在一部分人自由浪漫外，更多的西方人在婚姻制度方面实际上非常传统严谨。但人们也必须了解这样一个事实，今天的法国新生的非婚生婴儿比率是40％左右，北欧比例更高；并且连密特朗总统夫人在总统情人已经曝光的情况下，依然允许自己的情敌站在总统葬礼仪式的前排，也说明了西方的开明与今天的中国仍然不在一个水平线。
在当时的欧洲惟有一夫一妻制和现代婚姻制度严格统一，这是教会制定的“法律”。因为婚姻本身会破坏人的纯洁，但是为了人类的繁衍婚姻又不得不存在，所以最符合纯洁标准的生活也起码得保持一夫一妻，并且只能一夫一妻。离婚是不受鼓励的，但是也并不绝对禁止，需要教会的同意。在婚龄方面与今天差别还是有一些，男孩年龄最小是15岁，女孩最小不能小于12岁。但看来为了家族利益个别情况下童婚也是允许的，但并不普遍。比如，1697年德意志帝国的一位大元帅11岁的女儿就被带往法国与13岁的公爵结婚，为的是及早产生国家的继承者。通常欧洲人的结婚年龄要稍长一些。相比之下中国人的童婚就比较普遍一些，这个现象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得以遏止的。
路易十四时期许多好的习俗也成为传统。“贵族领主在巴黎建造或购买的房子和他们生活庄重体面的妻子，形成了教育讲究礼节的学校。这种学校逐渐把青年从长期流行的、只能煽诱人们的大胆妄为、荒淫放荡的小酒店生活中吸引过来。风俗习惯的形成往往取决于某些小事……崇尚礼仪的风习主要应该感谢妇女们在他们家里开展社交活动，使人们更加和蔼可亲。此外，阅读书籍也久而久之使人更加稳重……在私人住宅、剧院和公共散步场所开始有人聚集，目的在于领略更加美好的生活的滋味。这些地方使所有公民的
外表几乎趋于相同。高雅有礼的风尚今天已遍及各种身份地位的人。”“这些使巴黎在生活的美妙方面远远超过了极盛时期的罗马和雅典。一切科学、艺术、趣味爱好和需求在这里都能及时得到热情的支持和大量帮助。”
　　说到路易十四，“虽然大家责备他狂热反对冉森派心地狭窄，手段严酷；得胜时对外国人过于高傲；偏爱几个妇女；处理私事过于严厉；轻率发动战争；焚烧帕拉迪纳；迫害新教徒等等。然而，如果拿他伟大的品质和功绩同这些错误缺点比较，他还是功大于过。时间使人的见解判断逐渐成熟，已经肯定了他的声誉。不管有人怎样写文章反对他，但是人们提起他的名字却无不油然生敬，听到这个名字无不联想到一个永远值得记忆的时代”。
看来路易十四很开明，他支持贸易。西印度公司是在路易十四的直接支援下于1664年在印度成立的，十分之一的投资资金来自于路易十四本人。“1669年国王又创建了北方公司。国王并没有觉得投资做生意会降低身份，失去体面，连豪门巨宅也效仿国王在各家公司入股。”瞧，他还推动了商业。
伏尔泰称赞道：“路易十四在位期间，还创办了报纸。大家知道，1665年创办的《博学者报》是今天充斥欧洲的这类报纸的祖先。”不过他还是很公正地说：“理性的哲学在法国不如在英国和佛罗伦萨进展巨大。科学院虽然对促进人类智慧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但是并没有使法国优于其他国家。所有的重大发明和伟大的真理都来自别处。”随即他却补充道：“但是，在修辞、诗歌、文学、道德伦理以及供人娱乐消遣的书籍等方面，法国人在欧洲却是法则的制订者。”其实这个现象一直到20世纪我相信伏尔泰的论断都是正确的。
伏尔泰解释为什么把一个时代定在路易十四即位以前几年到去位几年之间，他的回答是：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内，全人类的思想取得了最大的进步。
很明显这个“伟大时代”不是一个包括了中国清朝的时代。


第三部分：武断的泛读重温英国史

我近来想集中重温一下英国史，但是由于法国和英国史上的“表亲”关系，以至于让人觉得：不了解法国史怎么能算了解英国史呢，所以随手多买了几本与法国史有关的书籍。
不知道别人现在是怎么读书的，我现在静下心来精读一些东西怕是很困难的。或者说我根本就不打算精读任何东西。考究了一下，第一个“放纵”自己的理由是自己根本就不是读书人，业余那么认真干嘛。第二是，人老了，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精读了，要么牺牲质量，要么牺牲数量。第三个原因是，活到我这个年龄的人大多世界观、历史观都已经自成体系，顽固得可以，已经听不进或者说也没有必要去听进更多的不同意见，很多情况下的读书过程实际上只是寻找资料的一种“印证”和“确认”，看似读书，实际上是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先入为主，只是挑选某些无意间碰到的作者去完善和修正已有的思想和认识而已。最后一个原因是现代社会一切节奏加快了，以至于读书只能是“泛”读了。
尽管是泛读，也只进行到我认为比较重要的19世纪就准备停止。再多的话其实没有多大“现实”意义，或者说我读这本书的目的就已经预先避开了现代。因为后者实际上在讲具体的政治斗争，前边的可以看作文化变迁。而我更喜欢观察比较文化与习俗，而这些东西只能在“历史”中寻找。
记得曾经在大学时有好几个“震撼”。其中之一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们编写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中，作者一般都把中国的历史文明放大到一个几乎超出事实的地步，以至于让人有一种幻觉：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在大约两、三千年前才突然出现的人类，之前他们都是身上长毛的猴子，而我们的皮肤因为漫长的文明早就很光溜了。当时偶尔看到外国人确实毛发粗长，就更加确认了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人“野蛮”的事实。后来才明白，人家就那品种，就像人家为什么比咱白一样。真要追究人家“毛长”的原因，可能是肉吃多了的一个习惯促成的。总之，80年代初在大学拼命读西方书的结果，很快就推翻了“中国是世界中心”的结论，同时很快就把原本正在树上摘野果吃的长毛白人给稳稳地迎接到了地面。幻觉是破灭了，不过那时我还是经常怀疑：光荣而伟大的中国人民或许真的可以什么时候就“解放全人类”的，只要努力。
我挑选的这个《法国通史》读本的第一句话说：位于欧洲西北部，被大西洋、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地中海和比利牛斯山所限定的“法兰西空间”是人类在欧洲最早驻足生活过的地区之一……早在远古时代，法国土地上就已有人居住。世界上古史中，许多旧石器、中石器的文化期取名于法国地名……法国最早的原始文化遗迹可以远溯到冰河时代……法国土地上的原始先民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所创造的文化与同一时期世界任何地区的文化相比都毫不逊色。“从公元前3000年至1000年，法国进入了青铜时代”。“公元前5世纪法国进入了铁器时代”。
法国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高卢人。高卢人也是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坪舻目硕厝恕９?00年，也就是中国的周定王时期，希腊人到今天马赛的地方展开了殖民。这时候生活在多瑙河流域的克尔特人大举进犯法国。克尔特人语言物质文化和宗教都已经比较发达，经过一个世纪，克尔特人就基本上占领了整个法国。随着克尔特文化语言的普及，几乎所有法国境内的人都被同化为克尔特人。“古罗马人把居住在今天法国、比利时、瑞士、荷兰、德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克尔特人通称为高卢人，并把高卢人居住的地区称为高卢”。
这时候高卢人有部落、没国家。同期的中国人不仅和高卢人一样知道撬别人的地盘，同时中国人还知道了父位子承，国家形态已经有模有样。同期高卢人的特权等级和普通成员之间已经存在着鸿沟——这一“文明”标志已经在法国出现，很明显法国这时候还没有中国“先进”。不过克尔特人却改变了欧洲的命运，他们在公元前386年，也就是中国的东周战国时期，夺取了罗马。这之后罗马和克尔特人之间打来打去，整个一个南欧的“战国”开始了。持续了几个世纪，最终在公元前58年前后，恺撒成为高卢的征服者。法国的罗马化时期到来了。罗马统治高卢的中心在今天的里昂。这时候中国的春秋战国已经结束了，秦始皇也把中国统一过了，正是汉宣帝当政时期。
在更早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有了文字，高卢人却一直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罗马人使用的拉丁文成为拉丁文化在高卢的最大一块敲门砖。今天的现代法语就是长期经过演变的拉丁语，中世纪叫罗曼语。“高卢罗马化的最重要标志还是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在高卢的确立”，这时期罗马贵族的奴隶制大庄园到处都是。
在中国结束了大汉朝统治的时代，与高卢的命运紧连在一起的罗马也进入到了自己的暮年。在罗马帝国衰亡之际，高卢的第一个皇帝诞生了。他就是高卢驻军司令官波斯图姆，时间是公元258年，他宣布高卢脱离罗马。中国的三国时代开始了，很快也结束了，晋与16国并存。法国的一波又一波的战乱也开始了，乱糟糟的征战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第三部分：武断的泛读勃艮第王国

公元4世纪下半叶，“蛮族”开始徙居高卢。“最早在高卢建立蛮族王国的是日尔曼部落中的西哥特人。在来自中亚的匈奴人的驱逐下，西哥特人在367年越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以同盟者的身份居住在帝国东北部”。“继西哥特人在高卢建立另外一个蛮族王国的是勃艮第人。5世纪初，勃艮第人从莱茵河中游侵入高卢，433年，他们在高卢东南部以里昂为首都，建立了勃艮第王国”。
“蛮族”徙居高卢，是法兰西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它对法兰西民族的人种构成，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多样性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时候高卢境内只有两种人：说拉丁语的“罗马人”，另外一种是“蛮族”。
法兰克王国的建立是一个叫克洛维的蛮族人。法兰克人是日尔曼人的一支，原来分布在莱茵河的右岸。从3－6世纪他们越过莱茵河向罗马帝国侵袭移民，逐渐占领了高卢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段时间基本上覆盖了中国的南北朝时期。
克洛维的地位我感觉像中国的秦始皇，他统一了法国，定都巴黎。公元481年接替亡父的酋长地位时他才15岁。克洛维英勇善战，威仪逼人，既残忍又有心计。另外一个促成克洛维赫赫霸业的是他皈依了基督教，此时是公元496年。这时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也从印度传入中国，时间早了近500年。由于两种宗教的文化特征不同，他们进入一个民族的时间先后比较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假如宗教只是用来安定社会和引导教化那么时间先后倒是很有一说，但现实是基督教和佛教完全不同的特性从一开始便把接纳他们的民族指向两个不同的文化方向，从而影响了他们走向不同的社会。
我认为，宗教历史极大影响了政治体制这一重要的社会形式。基督教和克洛维的汇合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罗马帝国灭亡，“已经失去影响力的罗马基督教会和罗马贵族急欲在新建立的蛮族王国中间寻找自己的政治支柱”，他们一拍即合，相互增强了彼此的力量。克洛维接着在公元500年征服了勃艮第王国，最后把西哥特人赶出了高卢。最终教皇授予他执政官的头衔。在克洛维去世（511年）前，他基本上控制了高卢，成为当时法兰克国家惟一的一个国王。
国家概念并非顺理成章无师自通，需要时间的梳理。法兰克的王国显然与近代的国家相去甚远。他们甚至还没有一套王位继承的固定法则，只是按照一般的继承顺序让子孙来继承自己的领地，所以其后的兄弟间连年征战是免不了的，并且时间持续了200多年。但在这个时期，贵族势力兴起，并且骑士阶层建立。同时期中国唐朝（618－907）建立。
克洛维子孙的统治在著名的“矮子丕平”那里结束，他是一个首相的后代，这个政权更替相当于中国的“魏晋”篡权。而矮子丕平这时候因为罗马教皇的需要他们开始相互合作，作为一种条件交换，教皇派一个特使亲自为矮子丕平举行了加冕礼。这是第一次国王加冕。大约在754年，教皇作为感谢矮子丕平多次的军事相助而宣布：“禁止任何人从别的家族中选立国王，违者剥夺神职，并逐出教门”。从此法国王权“神授”不可侵犯。类似这个教皇的命令或许是西方国家大规模农民起义比较罕见的原因之一。因为革命的尽头假如没有王权的取得和?杂谑だ档暮次溃缦鲁∈强梢韵爰摹６幢阌残斜┝Ω锩贾盏貌坏浇袒实闹С郑锩咦钪找裁挥辛⒆阒亍Ｔ谥泄瞧仗熘拢恰巴酢蓖粒辉谖鞣娇梢猿疲仗熘拢恰敖獭钡亍Ｕ飧鲋圃家种沽宋鞣娇赡苡械囊磺欣醋韵虏愕谋┒?
我很奇怪地发现，丕平上台之前，他们有一种贵族大会。假如发现在位的国王不合格，或者是继承权发生疑问，这个大会根据习俗是可以推举国王的。这个包含一定民主程序意味的程序，过滤了一部分政治上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国家的稳定。
另外，西方在封建时代出现了牵制瓦解专制的教会，而中国却恰好缺失这个环节。这或许是中国专制时代分外漫长的另外一个根源。与西方历史比较而言，中国封建专制历史没有外来分解物——宗教。在20世纪对于中国专制传统的最终触动或者打破，实际上依然是借助了外力——西方从各个方面对中国的冲击（从内部文化结构上讲，中国传统中最突出的宗法精神在各个方面也强化了专制的形成）。
在中国的唐王朝达到鼎盛时，在法国也有一位国王将法兰克推到了极盛，这就是威震四方的查理曼。他在位46年（768－814年），文才武略在历代法兰克君主中都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一人穿越了唐朝的代宗、德宗、顺宗和宪宗。“查理治下的疆域之大完全可以与昔日的罗马帝国相媲美”。由于一个特殊的机缘，查理被称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当然是“新”罗马帝国，历史上又称其为查理曼，“曼”是“伟大的”意思。这一点连拜占庭方面也很不满，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忍受了教皇对于查理曼的偏爱。插图《人类》86 法兰克皇帝查理曼大帝像 公元8世纪
有了充分的稳定，文化发展成为查理曼后期的重要使命。学校的建立，宗教的改革，以及经济、文学等，在这个时代都有所进步。让东方人比较诧异的是，大规模的学校都是由教会设立的，当然教学内容多是与宗教有关，但是在通常进行的“七艺”中可以看到规定的“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和近代教育的接轨痕迹，看不出过分的宗教痕迹。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了，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显学在几千年中都只围绕“四书五经”，私塾中也都围绕“文学”，并且平民尤其是女性在中国社会基本上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法国则不然，因为教会最喜欢在平民中散播他们的“福音”。而传播福音的过程也是学习《圣经》的过程，更是接受教会所办教育的过程。很明显，中国的宗教，无论是佛教和道教都没有深入地和平民的教育活动融合在一起。假如把基督教和佛教放在一起比较的话，我们发现基督教更重视文化教育。这是由各自的宗教特性所决定的。因为佛教更重视内心的觉悟，基督教重视传播教义。说到佛教和基督教在教育方面的差异，佛教还不具有基督教的平民观，所以教育也不能由佛教而大力进入下层而得以普及。儒教和佛教在中国的加强以及基督教在西方各方面的兴盛，几乎可以说，两种文化体系已经从古代决定了他们所影响地区的不同发展方向。这里需要注意的另外一点是，以上来自基督教的教育普及与世俗实用并无太多联系，与中国的科举制功利性相比，他们的差异对知识分子的地位与心理基础的确立可能奠定了各自不同的地位：相对自由的以及奴性的。不过中国知识分子在老庄那里争取到了一丝自由空间。但这个多属于审美层面的自由不足以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获得足够的独立和尊严。　
公元843年，查理曼的后人瓜分王国，兄弟三人经过长时间的征战在凡尔登订立了著名的《凡尔登条约》。莱茵河以东归日尔曼人路易，称东法兰克王国；莱茵河以西归秃头查理，称西法兰克王国；罗泰尔继续承袭帝位，真正归他统治的地区仅为北意大利以及东西法兰克王国之间一块狭长的土地，即洛林。“近代西欧德国、法国、意大利3个国家就是在此次帝国三分的基础上形成的”。
这个时期对法国史的最大贡献是“孕育了封建制”。但是总体就文化来讲，法国这个时期处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与后面将要到来的“文艺复兴”的两个“高峰”之间的“文化谷底”。假如我们可以做粗略估计的话，这时候的中国综合起来看依然是先进于法国的。


第三部分：武断的泛读秃头查理

“秃头查理”据《凡尔登条约》建立的西法兰克王国基本上构成了法兰西国家的疆域，它的国名不久亦改称法兰西王国。有人说，此时法国史才真正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历史确实是比法国历史要长得多。
“查理曼一分为三之后，防御力量大大削弱，于是，外族势力趁机掀起了一股入侵的新浪潮”。“这当中，最让法兰西惊恐不安的是诺曼人”。诺曼的意思是北方人。中国的唐朝在这同时也正受到北方人的不断侵袭。在9、10两个世纪，远在地球两边的两个民族为不同的“北方人”而苦恼着。唐朝最终确实因为北方人的袭击这根导火线而衰落下去，法兰西这时候也因为国王的抗敌不力而遭到贵族大会的驱逐。贵族们推举出一个又一个看似比较有能力的新国王，但最终都证明无法抵御诺曼人。比较戏剧化的是，因为一些偶然因素，老王族重新执政，诺曼人以信仰基督教为交换条件获得了一块领地，这就是诺曼第。987年，终于老王断根，贵族们拥戴一个公爵的后代于格·卡佩上台。一个新时代的卡佩王朝开始。在中国这时候宋太宗当政。
我?醯弥泄铀纬迹蘼鄱嗝葱耸⒌姆饨ㄍ醭诱馐笨己臀鞣焦蚁啾龋枷袷窃谠靥げ剑皇墙挪降奈扔氩晃鹊那穑⒚挥腥魏蔚那敖？梢运嫡巍⒕煤臀幕济挥腥魏未蟮耐黄疲恢钡?9世纪末期的这段中国历史都可以省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中西方的差别从大约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他们真正各奔东西，拉开彼此的距离。西方开始飞奔。
亚当·斯密说：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肥沃、耕耘得最合法、最勤奋而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广众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敛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
其实岂止是马可·波罗所到的忽必烈元朝就已达到顶点，恐怕在唐朝开始中国就已经徘徊不前，整体上处于一种“进三步退两步”的局面。黄仁宇说中国社会“早熟”，指的是秦始皇时代。从秦始皇开始就一直不再发育，尤其是没有发育出现今全世界承认的现代化社会，总体我认为是地缘关系。现代化实际上来自西方社会，并且直接产生于西方社会，假如与西方社会没有真正的联系和模仿学习，自己摸索多少年恐怕也没有一个现代化的结果。我认为现代化不能无师自通，当然这个观点也并不意味着要彻底丢弃自己的传统。
从卡佩王开始，法国王位世袭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国王立嗣成为一个习惯。国家稳定有了基本的保证。“由诸侯推选国王”的习惯也继续保留着，但二者不一定矛盾。卡佩王朝比较令人注目的事情有城市自治运动和城市公社的兴起。此时，欧洲王室间的联姻也开始了。
法国与英国最亲密的一次接触开始了。路易七世在1147年率军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途中获悉国内大封建主不太安分，而且王后——来自阿基坦公国的女公爵阿莉埃诺不守妇道。闻讯后路易七世立即下令回师，回家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没有子嗣为由宣布离婚。30岁的阿莉埃诺带走了自己的领地，两个月后就嫁给了传闻中的情人——法王室领地西边年仅19岁的“金雀花亨利”。不过这对夫妻后半生却关系破裂。阿莉埃诺是欧洲历史上一个罕见的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有无数的情人，曾经做过法国和英国两个国家的王后，她曾经女扮男装参加十字军东征，因而有人说她其中一个情人是阿拉伯英雄阿拉丁；她被亨利囚禁16年，后摄政，并且活到82岁高寿。她与亨利结婚的时候，这对新夫妻婚后的领地，包括安茹地区在内，加起来竟然是法王路易七世领地的5倍！1154年，吉星高照的亨利继承了英国的王位。英国多了一个金雀花王朝。次要矛盾退位，原本法王与诸侯间的争斗转变为英法两国之间的常年较量。
但是卡佩王朝依然很安稳，并且在后来三位杰出的国王菲利普二世、路易九世和菲利普四世统治期间，法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菲利普二世“开始铺设道路城墙，甚至筑起了闻名于世的卢浮宫。由此，巴黎逐渐具有首都的面貌”。1223年，由于王子年幼，出现了母后摄政。1252年亲政的路易九世以“圣徒”著称，虔诚而善良。他大力改革了司法和币制改革。菲利普四世则通过联姻和战争使疆土扩大，并且在他的治下封建国家机器已经日趋完善。1302年，即中国的元成宗6年，一个对于法国政治体制有着举足轻重的制度诞生：三级会议。这个制度“昭示着法国封建政权的形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封建等级制得以建立”。它的本意是：“国王常常借等级会议来提高自己的权威，扩大王权的社会基础”。其实是他给封建王权找到了掘墓人。参与的三个等级是贵族、教士和平民。这个组织的成立意味着平民在政治生活中也具有了发言权。插图《人类》221 第三等级宣誓 版画 法国 1789年
1337－1453年是法英两国的“百年战争”时期。好在多为海战，人们生活所受的影响没有陆地上那么大。这期间是中国的元朝中期和明前期。1346年法国的一个著名战役，克勒西战役，由于法国骑士团的大败，导致骑士制度在法国的全面衰退。继而黑死病在英法两国流行，连国王也不能幸免于难，其实这次瘟疫的流行也是因战争才扩大的，因为一方故意用黑死病人的尸体作为攻击另外一方城池的武器。但英法冤仇并没有黑死病大流行而停止，只是受到了影响而已。


第三部分：武断的泛读法国大革命

1356年，由于国王拒绝“三级会议”的决议并且宣布解散三级会议，巴黎市民开始骚乱。结果是“三级会议”重新得到确认，并且规定以后每年定期举行两次三级会议，每个等级选出12个人共36人决定是否批准国王征收的赋税。由于国王同意之后又反悔，引起市民小规模武装起义，他们冲进宫殿，但却不杀死国王。国王答应了“三级会议”条款就逃命了。而在中国，起义者无不会在这个有利形势下趁机杀死国王夺取政权。这一杀一放有着特别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可见文化是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操纵着人们的行为与思维，并最终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发展。（经常可见的讨论文化与制度谁先谁后是个鸡与蛋谁先谁后一样的荒谬问题，我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但是越到历史发展的后期文化就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因为有了积淀，这个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历史上法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也发生在这个时期，史称“扎克雷起义”。扎克雷?恰跋绨屠小钡囊馑迹枪笞宥杂谂┟竦拿锍啤Ｋ翘岢龅目诤攀牵骸吧彼酪磺泄笞濉保蛭侨衔诎倌暾秸惺枪笞宄雎袅斯粒构衣偕ピ谟⒐奶阆隆５且廊话压蹩醋魇撬堑谋；ふ摺Ｕ獬∑鹨逡粤煨涞挠詹侗簧苯崾?
英法战争在继续。1412年出生的贞德在17岁时再也无法按耐救国豪情，“奉上帝之命”救助法兰西。贞德保全了祖国，但是贵族害怕她的影响力不断增大，在一次战役中出卖了贞德，她被英军作为妖女活活烧死。其后法国收复失地，最终英法两国签约结束了百年战争。插图《人类》179 贞德在查理七世的加冕礼上 安格尔 油画 法国 1780-1867年
这个时期的宗教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宗教文学、市民文学、英雄诗史、骑士文学在法国的文化舞台上五彩纷呈。伟大的法国诗人维庸就生活在这一时期。另外戏剧也兴盛起来。
“巴黎大学的诞生和巴黎成为西欧学术中心是此期值得大书特书的文化现象。巴黎大学的前身，一般以为是作为唯名论者的中世纪著名经院哲学家阿伯拉尔在巴黎兴建的私人学校……其教学内容已同以往教会或修道院办的学校大不相同……罗马教皇和法国国王却对此予以认可和支持……1231年在教皇干预下，巴黎大学最终得到了行政上和司法上的独立管辖权。巴黎大学分为文艺、医学、神学和法学4个学院……毕业时学生可以获得学士学位，也可以到其他三座学院再进行深造，并在毕业时获得博士学位。巴黎大学的学生来自西欧各国……随着西欧各地的学者在12－13世纪纷纷云集到巴黎大学执教，巴黎大学一时人才辈出，群星灿烂。与此同时，巴黎也成为了西欧无可争议的学术中心”。
要想探求东西方知识分子的不同气质最好从英法两国的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建立开始。固然其中有一些是大面上看必然性的东西，但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影响了知识分子的性格形成。比如战乱或者宗教原因，当权者愿意给出社会一种姿态以表明他们的某种开明等等，我不相信西方的知识分子天生的比中国知识分子更有骨气和独立性，只不过是一些特殊事件造就了这个局面而已，久而久之成为一种良好传统保留了下来；中国知识分子不必为这个劣势而妄自菲薄，缺乏独立性的责任不在当代，而在历史中缺乏这个机遇。心急火燎的拔苗助长实际上也无济于事，细心研究，耐心培育，“面包会有的”，独立的知识分子也会有的。
另外，西方知识分子普遍受到尊重的习惯很可能是随着欧洲的基督教化而得以形成的，因为犹太人自古就有“尊重学者胜于国王”的传统，但前提是学者的言论不能违反教义。中国传统则相反，知识分子和学者常常成为民众嘲笑和鄙视的对像，并且中国的“官本位”传统更使这一局面雪上加霜。所以在西方知名的知识分子中间，犹太人大放光彩也不偶然的，因为他们是真正崇尚学习读书的一个民族。
哥特建筑在法国北部兴起。12世纪时的法国是中世纪“创造力”表现得最为强劲的一个时期。
对日后法国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市民阶级也在12世纪的法国出现了，并且市民阶级与王权相互紧紧依附在一起维护自己的利益，得以顺利的蓬勃发展。最终也是市民阶级给法国君主统治最终画上了句号，那是几百年后的法国大革命。


第三部分：武断的泛读君主专制制度在法国确立

1483年“市民式的国王”路易十一驾崩。查理八世即位就解散了“三级会议”，一直到100多年后才重新召开。“至此，君主专制制度在法国已完全确立。”
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时期才是法国可以与中国人比肩的一个时代，而我自己更看重某些可以一直伸展到现代社会的某些细小的文化萌芽，比如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传播意义，比如巴黎大学的建立，学术的相对独立地位等。至迟在这个时期，法国的资本主义幼芽也在发育，手工工场大面积出现，“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拓使法国商业也迅速繁荣，农民全部获得了自由。
西欧出现的“价格革命”是个不应该忽视的大细节。这个时期大量贵重金属涌入法国，物价上涨。由于“贵族的挥霍无度，政府也债台高筑，政府不得不在发行公债的同时也公开卖官鬻爵。由此，一个官吏阶层逐渐在殷实的资产者（如大商人、高利贷者和富有的行会股东）中间产生”。这个新兴的贵族由金钱换取了社会地位，同时也获得了政治地位，他们的出身决定了他们和世袭的贵族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政治力量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他们对于腐朽的旧贵族很快形成了政治压力。这些新兴的资产阶级从一个不光彩的腐败渠道获得了一个光彩的政治发言机会。某些看似坏的东西可以变为好的，这就是社会的复杂也是社会的奇妙，只有锋利眼光的哲人与政治家才能从A一下就看到Z；而一般人至多是从A看到B，更悲惨的是常常普通人只能从A看到A的肤浅。
1515年路易十三驾崩时只有女儿没有男嗣，故由女婿继承王位，他就是法兰西一世。在他的手中，“法国成为欧洲大陆一个名副其实的强国，也从这里开始，国王凌驾于咨询、司法机构之上，国王的命令成为必须遵循的命令”。御前会议和巴黎高等法院，以及地方贵族势力进一步被钳制、削弱。
“发源于14世纪初的意大利，并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在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欧各国形成燎原之势的文艺复兴运动堪称欧洲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恩格斯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
，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很遗憾，这样一场运动和远在地球另外一端的中国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时中国处在明朝统治之下。中国与西方在文艺复兴这里进一步拉开思想的软距离。
法国对于意大利的几次远征客观上推动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在法国的传播。法国国王支持了这个运动。甚至法兰西一世在1530年为此建立了王家学院，建立了图书馆等，邀请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和艺术家到法国讲学，其中就有达·芬奇。国王的姐姐更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她的宫廷成为部分受迫害的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最理想的避难之地”。宗教改革也汇入文艺复兴大潮。法国文艺复兴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和团体有拉伯雷、七星社和蒙田。这个运动直接导致了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民主倾向的思维在拉伯雷、蒙田他们的著作中可见端倪。蒙田的名言是“我知道什么？”实质上他不是表示谦虚，而是他大胆地怀疑一切。
冉·加尔文（1509年出生）的宗教“预定论”出现。之前德意志的路德已经开始宗教改革。加尔文这一时期的口号恰好符合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可以说为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甚至为后来的现代化都做好了基本的行为准则准备。他号召信徒“珍惜时间，节约钱财，全力献身于自己的事业，并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依靠个人的职业活动发财致富”。中国的酸文人即便在几百年后都为经商感到铜臭的羞愧束缚了手脚和智慧，也客观上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全面发展。“加尔文教徒后来在法国被称为胡格诺派，胡格诺派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分子”。由于国王意识到宗教的进一步发展将威胁到王权，所以开始了对新教的镇压，这个战争持续了30年。据说这场内战的危害超过了“百年战争”。
1588年，在连年的王室贵族间的权力争夺之后，波旁红衣主教被贵族拥立为国王，称查理十世。1589年，来自波旁家族的亨利被加冕为亨利四世，他被认为是波旁王朝的开基君主，这是法国历史上一位功勋卓著的国王。他着力改善了法国经济，曾经宣称：“如果上帝假我以天年，我将使王国里没有一个农夫锅里弄不到一只鸡”。假如他知道中文，他可能直接说：我要让法国人过上小康生活。他与后来路易十五的“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形成强烈对比。不幸的是，1610年他被一位狂热的天主教徒刺杀身亡。
路易十三年幼，母后摄政，停止了173年的“三级会议”在1614年重新召开。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登场了，他就是红衣主教兼首相的黎塞留。他“体弱多病，但性情刚烈，并且具有铁的手腕”。在极其困难的政治形势下他与各种复杂的势力进行毫不手软的斗争，破除了一个又一个政治阴谋，既发展了社会，也遏制了反对势力，同时也保护了自己。在他执政的18年中，他实现了他的诺言“使国王崇高”、“使国王荣耀”。在弥留之际，神父问他要不要宽恕他的敌人，这位因秉公执法、铁面威严、毫不留情而树敌甚多的政治家坦然地说：除了国家公敌，我没有敌人。他的接班人是红衣主教马扎然。这时候中国的时间已经悄悄进入到明末的崇祯15年。路易十三在次年驾崩，路易十四因为年幼，也是母后摄政。插图《宽容》208 红衣主教黎塞留
马扎然主教其实是摄政母后的情人，他们在法国经受的许多政治风雨和清朝初年庄妃经历的差不多。不同的是清朝王室面临的对手是皇族篡权者，而法国王室面临的是“福隆德运动”——高等法院为抵制政府的横征暴敛，联合各地法院，提出27项要求，马扎然和太后断然拒绝，巴黎市民闻讯起义。王室逃离巴黎，后法院与宫廷妥协。随后亲王发难，又称“亲王福隆德”。1661年马扎然去世，23岁的路易十四亲政。这位“太阳王”能征善战，并且坚持不要首相，“亲自理政就是国王的职业”。国库日渐丰盈，1662年太阳王斥巨资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历时10年建成。
路易十四非常好战，运气不赖，一生打过许多著名的胜仗。在其统治前期法国经济繁荣，国库充实。但路易十四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在他治下的后期，人民几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715年路易十四驾崩。“法国历史上最长的统治宣告结束”。
路易十四的时代之所以让人“值得记忆，不仅是因为法国一度空前强大，屡屡以独家之力打败对手，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期法国文化的蓬勃鼎盛、卓越超群”。
“路易十四时代的主流文化是古典主义文化”，它是“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产物，也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妥协的产物”。“路易十四时代在文化控制手段上有两个显著变化，其一是突出物质诱惑的作用，其二是突出国王个人的形象……应该说路易十四确实是法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赞助者”。
“如果说古典主义产生与勃兴的政治基础是尚受到资产阶级支持的绝对君主专制制度，那么其理性主义的理论基础则是由笛卡儿（1596-1650）奠定的……笛卡儿不仅是解析几何的发明人，在物理学上也有杰出的贡献，而且还是二元论的唯理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儿在认识论上强调理性至上与理性万能。他认为人人都有理性，应该运用理性对以往的各种知识进行大胆的、普遍的怀疑”。


第三部分：武断的泛读启蒙运动

一个国家的“先进”与“落后”，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两个处在不同文化板块的国家放在一起时会看到许多的差异，而有些思维习惯与社会习俗，尤其是文化思想的发展，实际上潜在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最终结果。在以上的许多事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许许多多令人惊讶的差别，他们使人疑惑，到底是哪些东西决定了中国在近现代的命运。总结一些细小的例子。
当我看到生活在十五世纪的路易十一得知王后有外遇而与其离婚，甚至允许她带走自己的嫁妆时，我这个东方人大为“友邦惊诧”。因为在中国，对于这样的女人皇帝只会给王后一条出路：赐死。在这件“小事”上路易十一的行为作为一个国君肯定进行过深思熟虑，他的决定必然是当时人们行为的一种定规，那么这个规范已经反映出法国人和中国人的一些不同，他们的不同可以反映在：宽容精神，平等精神，信用精神，绅士风度，开明姿态，妇女地位等。而相对中国一直到100年前的清朝皇帝动辄把皇后赐死和打入冷宫，只能用野蛮霸道一言以蔽之了。比较郁闷的结果是，这样不同的态度可能在今天依旧伸展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中，继续以隐蔽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普通生活。文化传统有着极强的渗透力和传承性。
在以往的历史事实中其实我们已经可以说，中国的落后几乎是必然的，不同的文化基础已经决定了谁更适合于现代化社会。比较简单的评价是，法国这个国家的历史并不长，但是这个民族的开明弥补了他们长度的不足，中国的历史即便多悠久，那也是相对封闭和野蛮的悠久，终究文化与科学不会在封闭的社会文化中繁荣成长。在路易十四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赞助者”出现时，与他同代的清朝正以文字狱而名震天下，而且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为兴盛的一个朝代，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科学思想，尤其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人文学科是怎样受到窒息是可以想像的。当人们提到清朝的几位皇帝称他们是开明的皇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结论。
接着看法国的历史。路易十五是路易十四的曾孙，1715年即位时只有5岁。实际上这时期由奥尔良公爵摄政，一直到1723年。33岁亲政之前红衣主教弗勒里治理国家。路易十五喜欢女人胜过治理国家，他最著名的一个情人就是蓬芭杜夫人，并且经常由她代国王理政。由于在位期间不得人心，路易十五死后只能在夜里悄悄下葬。在中国无论多么不得人心的皇帝恐怕都会隆重对待，在18世纪的法国，人民的声音已经十分强大了。
在巴黎积蓄已久的知识文化终于在这个幸运的18世纪爆发，那就是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是启蒙思想家们发动和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以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学和理性为武器，去揭露宗教蒙昧主义，反对宗教狂热、迷信，反对封建专制的特权和黑暗统治，并由此给人类带来“民主”与“科学”之光。很显然，由于地理的缘故，这场从法国开展的具有历史重大意义的思想之光依然没有幸运地照耀到中国的土地上！远在东方的中国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人类的“软件”升级，中国也就这样一次次与现代化的“进步”失之交臂。当然这是从单线进化的角度讲的，问题是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其他更为合理的进化路线，只有一些实验。
“至少就思想文化领域，18世纪的欧洲堪称法国之欧洲……其时，在其他国家的沙龙中，人们皆以讲法语为荣。更有甚者，当时不仅不少法国启蒙思想家被欧洲各国的所谓开明君主接二连三地请入宫廷，待若上宾”。
启蒙运动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他提出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学说，并且他总结一个国家可以有三种政体：专制政体，君主政体和共和国政体。当时一般人比较接受在英国已经成立的君主政体，反对法国正在进行的专制政体，怀疑甚至反对共和政体是否可以成立。伏尔泰就是这样。从这个教训也可以看出，社会发展不一定要看历史的眼色，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创新。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位杰出的“哲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又是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他的声望主要建立在“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对宗教蒙昧主义的荒谬、教权主义的罪恶进行无情的揭露、嘲讽和批判”，其文笔之辛辣“在18世纪无人可以望其项背”。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尽管他是个自然神论者，但是他承认上帝的存在，“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社会考虑，即以它来约束人的行为，使人们在自由行动的同时又能确保社会的秩序”。在政体上，他把希望寄托在开明的君主身上。
启蒙运动的另外一个领军人物是卢梭（1712-1778年）。卢梭出身贫寒，和以往的思想家截然不同。我经常在想，一个人的出身以及生活状况其实是可以影响到他的思想根基的，而出生下层的人往往更容易走入极端
和暴力。卢梭就是一个实例。在所有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中他是出身最低的一个人，同时他也是最激进的一个人。他认为民众有权以暴力推翻暴政，这样的理论中国的儒学中也有涉及，那是孟子的话。总之在中国连孟子都认为皇帝不仁可以取而代之，也所以暴力革命在中国的兴盛也就找到了渊源。孟子曾经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卢梭出现的如此之晚，成就了欧洲的相对稳定。假如没有卢梭，很难说是否会有10年后的“法国大革命”，并且更后的无产阶级学说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卢梭激进思想也难说。政治上的暴力逻辑只考虑绝对的自由和正义，一般不经济化地考虑社会动乱的成本问题。这可能是一个应该重新思考的问题。
后期的启蒙运动更为激进。许多思想家已经进入唯物论和无神论。声势最大的一个群体是以狄德罗（1713-1784年）为首的“百科全书派”。“面对专制政府和封建教会的阻挠、迫害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困难，狄德罗等人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和胆量”，他们瞄准“人类全部的知识”，撰写出一部人类“思想进步史”的百科全书。他们共用了10年的时间。这部书代表了18世纪的最高学术水平，“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科学和理性的礼赞，提倡以进步去战胜谬误和偏见，因而，他具有宝贵的启蒙价值”。插图《宽容》241 丹尼斯?狄德罗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几乎同时期，也就是《百科全书》完成的第二年，1773年，中国的乾隆皇帝“带领”一批中国学者完成了另外一部巨著：《四库全书》。这部书也花费了10年的时间，只不过内容大大地不同。它分“经史子集”四部，并且编纂的目的是维护清朝的统治和旧礼教，只要不利于这个目的的书籍或者彻底删除焚毁，或者进行直接篡改。
1774年驾崩的路易十五留给路易十六的是一个不好收拾的烂摊子。“平心而论，路易十六既不专横独断，也不乏善良愿望”。但回天乏力，一个王朝在他手中衰败，并且最终自己被送上了断头台。插图《人类》220 路易十六肖像画 A?F?卡兰特 19世纪


第三部分：武断的泛读不流血的革命

1789年，也就是乾隆54年，“这是一个不独在法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亦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份。因为，曾经对整个19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发生过深远影响的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于这一非同寻常的年份”。259插图《人类》 自由引导人民 德拉克洛瓦 油画 法国 19世纪
它的社会背景是，前一年农业欠收，经济状况恶化，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激化。人们围绕着“人类应该在怎样的基础之上建立自己的社会”展开了激烈的社会大讨论。传统和激进派鲜明分开，具体的焦点在于：确认占法国2/3人口的第三等级拥有何种地位。比较有意思的是许多其他等级的人加入到了这个第三等级的阵营里去，比如修道院院长西哀耶斯，大贵族米拉波等。国王的意见当然也是焦点之焦点。特权等级和第三等级在政治上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初步第三等级获胜，“国民议会”产生，它实际上就是“众议院”。插图《宽容》275 战争中的妇女
贵族在惊恐之下的负隅顽抗，激化了政治矛盾。乘胜追击的第三等级开始为新型的政治制度制定新宪法。到7月9日，“一场合法的革命在未流一滴血的情况下大功告成”。在贵族的挑唆之下，王室参与的政治阴谋激怒了巴黎市民。巴黎市民本来就是一桶随时可燃的汽油，城内谣言四起，任何人也不能控制的一系列无序动乱、抢劫开始了。巴士底狱被市民攻占。暴乱在法国其他城市流行开来。实质上的农民暴乱，在法国全境展开，这场运动有着明显的“打土豪分田地”意味。法国史称这个期间为“大恐慌”，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也逐渐受到侵犯。资产阶级转身与贵族联合起来，残酷镇压“丧失理智”的农民暴动。面对愈演愈烈的局面，贵族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接着8月26日《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被制宪议会通过。《人权宣言》从根本上否定了王权和神权，用人权和法治取而代之。它是“旧制度的死亡证书”。插图《人类》222 攻克巴士底狱 克劳德?肖莱 1789年
一系列的偶然因素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命运走向极端，走向人们预料不到的地方。人类的政治史中充满了偶然性，当然也有宏观上的必然。但纵观法国史，最具有偶然性的政治风云莫过于“法国大革命”，或许我可以说：毕竟这个时期的政治决策者不再是一个君主或一群人，而是无数的人民，而人民的政权尚未稳定，当时的权力分散导致了震荡加剧，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自然会大大增加。也所以说，一旦没有专制君王的时代，领导“人民”革命的领导者一定要有对于社会的极其严谨的责任心，否则就是危害社会。因为人民的“革命热情”一旦被激发，局面将是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而最终的受害者依然是人民自己，获益的只是少数政治家和阴谋家。对于“法国大革命”，过分的赞誉都要面对这样一个矛盾：相对保守的英国在君主立宪的保守社会秩序下比法国获得了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正是在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在欧洲走向了平庸。当然我们无法准确地区分开是“法国大革命”本身破坏了法国文化，还是“法国大革命”的摘果人拿破仑把法国引向了短暂辉煌后的灾难。二者本来就处于一体。
瑕不掩玉，具有现代意义的法国宪法在1791年产生了，它宣布法国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国家实行三权分立
制度，还规定了公民的选举权。
但是各种政治力量都急于瓜分胜利的果实，同时一部分人在抵抗他们失去的权利，激烈的辩论和国际形势都依然处于千变万化之中。路易十六一直也在试图联合国际保守势力进行反攻倒算。国民公会最终决议，废除王政，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君主立宪被停止。
12月3日，一直在押的国王因为被发现与逃亡的贵族有勾结反扑的证据，罗伯斯比尔提出“国王应该死”。国民公会对国王进行特别审判，而路易十六大概没有料到人民会杀害君王，在法庭上态度恶劣，最后387票对334票，国王被决议执行死刑。即便在狂热的激情下，其实通过路易十六的死刑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法国人一定程度的克制与理性。他们是通过24小时的唱名投票表决这一死刑的，国王不是像通常在中国的农民起义中那样被乱军杀死的。插图《人类》219 王后玛丽?安东奈特像 勒布伦 油画 18世纪



第三部分：武断的泛读复辟了法国帝制

王后则在一年后的1793年“政治恐怖”中人头落地。那时候在巴黎“每天血流成河”。革命之后的肃清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不幸的是杀人成为习惯之后灾难同样会降临在自己的头上。罗伯斯比尔在1794年的一个时间内，每天都要处决50个人。但是他自己也在7月28日和其他20个人被同时送上了断头台。著名的“现代化学之父”拉瓦希也在同年作为贵族被送砍头。据说当时的革命群众可以随时砍开私人居所的大门，然后进去随意搜查所谓反革命者的财产。
从混乱和对于社会的深度影响，以及它的狂热形态，“法国大革命”都几乎举世无双。“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人不再是以往的法国人，就如中国人经过“文化大革命”不再是原先的中国人。不同的是，“法国大革命”在现代政治体制方面给全人类还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所以至今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称赞。
好几个偶然因素使1769年出生于科西嘉小岛的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的后期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他在1794年才引起人们注意。这个人应该没有很明确的政治理念。他的军人身份决定了他靠勇气和枪杆子发言。后来他横扫欧洲实际上是借着打击旧贵族反动联盟来实行他的侵略和帝国扩张政策。
爱国热情有时候与革命和进步相背离，看到如此勇猛能干的将军，法国人民竟然同意了拿破仑称帝，时间是1804年。拿破仑执政后不允许人民再要求什么“民主”、“自由”，最令人惊奇的是法国人以压倒多数拥护拿破仑称帝，投票结果比例是35 72 329 ：2569。总是以数目来说明问题的“民主”看来并不总是睁开智慧的慧眼，简单的“民主”其实就是一种粗暴，它不仅复辟了法国的帝制，而且也曾经在古希腊杀死过苏格拉底。法国在倒退。
拿破仑之后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七、十八、查理十世如过眼烟云。这个王朝在1830年之后最终走上穷途末路。其后还有贵族推举的“七月王朝”上台。1848年，“果月革命”爆发，共和国在法国终于获得“万岁”。
工业革命在19世纪上半叶姗姗来到法国进行缓慢的发展。
对日后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空想社会主义在18世纪晚期出现，重要的发明人圣西门和傅立叶分别于1760年和1772年出生。
这本由吕一民撰写的《法国通史》是我在众多“法国史”中挑选出来的一本新近出版的书籍，共有400多页，44万字。至此，我对其“泛读”只进行到书的一半，停留在大约200页的地方。后面是法国近现代史。而我的主要兴趣就是在古代史中寻找与中国同时发展的其他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脉络，并加以评论。一切在古代就奠定了今天的基础，所谓“七岁看老”，用在国家也错不到哪里。
这是一本编写认真、文笔优美的历史读本，后面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展现了法国现代更为多变的政治风云，尤其是对于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阅读了《法国通史》之后再去整体看待，更是别有一番滋味。
另外，此篇引号之内的定是吕先生的原文观点。没有标明直接引用的地方，凡有错误的观点由我个人负责，尤其是宗教与贵族方面的观点，多是我自己的观点。而一些常识性框架方面，由于不是原文，过于缩略不好加引号说明，请原作者谅解。
在这里，我得做个解释。我不是原作者的“弟子”，不敢辱没作者清名；另外，我的解读与原著根本不同，我只是利用了原著的框架来论述我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众多观点，所以，读我的文章不等于读原著，而读原著肯定也与我此文不同，对照之后你会明白这不是一篇简单的“缩写”，实在这个书写的过程为“移花接木”也，此文应该具有另外的独有生命力。后面阅读的《英国通史》与《世界文明史简编》同，不再解释。
写这篇短文时也借鉴了其他一些历史书籍，一并列在本书后面的参考书栏目中。


第四部分：在不列颠群岛漫步历史与文化的漫步

我本来以为，所有喜欢“现代化”的当代中国人是很熟悉英法史的，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发现我犯了“想当然”的错误，事实不是这样。非专业的人很少了解英国史。我几乎想说，假如不了解英国史，就免谈现代化与现代政治。
为什么要了解英国史呢？在由钱乘旦和许洁明共同编写的《英国通史》里，我发现了两位作者的如下论断：不了解它，就不能理解今天的世界；没有这个国家，现在的世界就不是这个样！英国开创了世界的一种新文明，英国是一个“原生型”或“自发型”的现代化国家，而这样的?英国和中国正是这两个典型的两种版本，很显然英国是前者，中国属于后者。所以，知道英国是怎么样的，对于希望在中国实现时代化的人们或许是必须的一课。
下面我就和大家一起在泛读这本《英国通史》的基础之上到英国伦三岛去做一次历史与文化的漫步。
今天英国人生活的地方叫不列颠群岛，爱尔兰与英国可以说曾经是一个国家；后来由于宗教等原因分离出去，而北爱尔兰也主要因为宗教的原因后来又留在英国属下；同样因为宗教原因，一部分北爱尔兰人又要求北部爱尔兰应该和南部爱尔兰合二为一。不列颠和爱尔兰是这个群岛中最大的两个岛屿。不列颠岛在地理上分为三个主要部分：英格兰、苏格兰与威尔士。
“海在英国人的生活中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与海洋相关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都是不列颠人的至宝：古代社会因海的便利带给不列颠人开放的文化价值观”。曾经不列颠群岛是与欧洲大陆相连的，但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地质运动使海水淹没了连接带，不列颠人也就成了海洋民族。
青铜时代英国在历史上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是“大杯文化”，它的称呼来自一种杯型壶。“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大杯人开始有贫富等级差别”。举世闻名的英格兰中部的巨石群则出现在公元前2900~2500年左右。
在英国，“与铁器时代相关的一般称为克尔特文化”。Celt，主要是一种语言。广义上的克尔特人指“铁器时代的欧洲和前罗马时期印欧民族的一部分”。公元一世纪，比尔盖人进入不列颠。“王”制开始出现。在公元前55年恺撒攻下大不列颠之前，不列颠克尔特人处于部落社会晚期。中国这时候已经进入汉朝。
地球上的人类文化充满了许多的偶然性。我认为罗马帝国对于不列颠的征服改变了英国的方向，甚至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历史，而它们混合的一种政治文化在未来则影响了全世界。罗马人给欧洲带去了一种地中海沿岸才有的城镇文化和市民文化的萌芽。这个初级的文化很可能经过漫长的演化与1000多年后的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城市化”有某种特殊的联系。
实际上我想说，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走向，尽管它并不明显，但却一直潜在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一种从2000年前就有城市化的雏形概念，另外一种从头就是农业化的国家概念。前者是欧洲，后者是东方国家。这只是我的一个大胆假设，具体论证当然还需要更多的资料。而罗马正是“城市化”文化在欧洲的最大缔造者和传播者。尽管罗马人在5世纪撤离了英国和西欧，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却在那里深深扎根，500年殖民已经足够一种文化生根发芽。以下或许可以作为具体的实例。
罗马人几乎在英国把罗马的城镇照搬过来，他们建造了广场、神庙、大会堂、公共浴池、戏院、竞技场等市民和城市的必须设施。通史作者许洁明认为：他们“给不列颠带来了以城镇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至于城市化文化的核心，我初步认为体现在平民性；而农业化国家的文化核心体现在王族对首都的独享性。例如中国古代其实也有很大的城市，但只是皇帝所在的都城，如汉朝的西安鼎盛时有25万人，洛阳则已经有20万人（黄仁宇语）。人口大小并非城市化的惟一指标。
基督教在公元2世纪进入不列颠。我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酵母，没有基督教的传播很难说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尽管基督教的“进步”作用不能简单地加以评述，但是基督教对于现代社会的曲折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基督教构筑了东西方文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分水岭。
3世纪末撒克逊人首次侵袭不列颠东岸。5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开始大举入侵不列颠，克尔特人的家园遭到冲击。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英国通史》的作者总结到：“不列颠的文明都是外来的”。我觉得这个结论为另外一个结论埋下了很好的伏笔：这样一个不断由“外来者”组成的民族不可能没有一个开放的社会心理基础。有人可能说，中国汉文明也不断遭到外族侵袭，但是英国比中国幸运的是，他们的入侵者往往处于更高的文明形态，如希腊罗马和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文明等。汉文明的入侵者多为文明形态较低的游牧民族。这为中华文明为什么早熟而落后找到了其中一个原因，汉文明一次次被周边落后民族侵袭和占领，文明成果被一次次平均，这个规律直到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依然如此。
侵略或占领，另外一个相对好听的名称叫“殖民”。对于殖民，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看，未必是好未必是坏，简单的说，结果是一种文化的融和；好和坏标准不一，看你信仰什么，是宏观的文明发展，还是民族自尊心。很难想像没有罗马的入侵或者殖民，能有英、法的后来文明发展。对于在欧洲历史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德国，德国人L.波尔纳则是作出了以下的哀叹：“有些人以我们德意志人——而且只有我们——从没有被罗马人征服而自豪。对于热爱德意志祖国的人来说，倒是应该为这个事实悲叹，因为这正是我们远远落后于许多欧洲民族的原因。”瞧，真有人急着被殖民呢。


第四部分：在不列颠群岛漫步基督教的作用

人们一般把克尔特人视为英国土著人，英国早期还有罗马移民，然后就是从西欧进入的海盗——盎
格鲁－撒克逊人。“海盗”侵入的历史持续了150年，他们本来是日尔曼人的一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丹麦半岛而来。盎格鲁人定居英格兰北部，撒克逊人到南部。这个时期“处在军事民主制末期”，或称为“英雄时代”的部落时期，没有技艺和文字。部落首领称“王”。该时期正是中国的南北朝时期。
公元500年前后，传说中的亚瑟王领导不列颠人在多塞特郡重创继续向西挺进的撒克逊人，使撒克逊的脚步停留了50年。也就在这个时期，一个具有鲜明不列颠特征的“圆桌”出现了。假如将其作为一个文化像征，它所蕴涵的民主和平等含义可以说在这个时候的英国已经出现了。在其后的1000多年里，“圆桌”在全世界不断地被复制，大约在公元2000年，中国的许多地方也开始出现这个在木工技术上并不难制作的“圆桌”，它的困难在于对于“圆桌会议”精神上的把握。
基督教的传入无疑是对拉丁文化在不列颠的某种延续。公元598年，肯特国王艾塞伯特迎娶了一位信仰基督教的高卢公主，随后国王也皈依基督教，并建立了坎特伯雷大教堂。“国王的皈依带动了亲兵和百姓对基督教的接纳，基督教终于在663年前后永久性地征服了英格兰东南部”。这个时候爱尔兰人大部分已经信仰基督教，修道院在不列颠群岛成倍增加。
“基督教反对暴力，保护稳定的婚姻生活和遗产继承权”，这些文化特点深远地影响了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西方国家。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基督教是通过一位王后偶然进入到不列颠的。
“基督教是一种具有成文经典的宗教，随着这种宗教的传授，居民识文断字的能力在增长，居民在基督教文明的熏陶下，在语言、艺术、法律、教育等方面也在发展。而且，必须看到的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初期，组织程度最高的社会共同体无疑是以大教堂为中心的群众性宗教团体”。所以，“在罗马撤出不列颠后，盎格鲁－撒克逊人城市生活的最早复苏，无疑与大教堂的建立与基督教的传播密切相关”。
“公元7世纪，在宗教统一的同时，英格兰的7个王国中逐步出现了3个较大的霸主”。他们大有统一英格兰之趋势。所以这三个国王被史学家称为“不列颠统治者”。这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唐朝。
在大约9世纪的时候，两股力量改变了英国的历史：威塞克斯王朝的建立和维金人的入侵。维金人就是挪威人和丹麦人。他们是英国人历史上的“倭寇”。最后维金人定居在英格兰，带来了他们的语言和法律。著名的艾尔弗雷德大帝（871-899）则建立了威塞克斯王朝。他大败维金人，并最终使他们放下屠刀皈依了基督教。
这一时期的军事和文化发展同样重要，《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和《艾尔弗雷德法典》等重要文献完成。英格兰的君主制和王权建立基本上成形。“在军事首领向君主制的转变过程中，基督教起了重要的作用”，“基督教的加冕仪式提高了王的地位”。
具有一定民主和平等萌芽的贤人会议在威塞克斯王朝建立之前就已出现，它与法国的“三级会议”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应召者为军事贵族、男修道院院长、宫廷侍从等。贤人会议的地点、时间和应召出席者并不固定，但会议的权力却很大”。
“贤人会议不仅讨论王国内外事务、发布法令和签定条约，还批准公共事务和王国宗教活动。贤人会议甚至有权在国王遗嘱不清的情况下推举王位继承人，艾尔弗雷德就是由贤人会议绕开先王的儿子而拥立的”。
从10世纪开始，贤人会议成为一个固定的设置。尽管它与以后英国议会的起源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在文化心理上的潜在影响却不可忽视，尤其对于专制王权的限制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由王权带动的专制文化的突出表现——权威人格——在英国还没有充分发育便受到了遏制，这为英国或者说西方的民主平等精神铺平了道路。


第四部分：在不列颠群岛漫步英国的封建时代的开始

英格兰世俗使用不成文的“习惯法”。“这种法律体系与罗马相去甚远，因为罗马人视法律为统治者意志行为的结果，日尔曼人则视法律为民间不可改变的习俗”。关注英国后来社会政治发展的人们必须对这个法律习俗做深入的研究，才会发现这个看似“保守落后”的传统怎样先用传统“解放”了英格兰，然后“解放”了全世界，从而“保守”与“激进”的辩证得到了微妙的确立。仅从这一个差别，人们就可以知道西方与东方是怎样不同的两个世界！
在中国封建王朝一次次向古代寻求古代文本尤其是《论语》的支持时，几乎是在走向倒退和封闭，而英格兰人却神奇地依据“古老的传统”扩大了他们的精神领地。所以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中国的保守传统和英格兰人的保守传统不可同日而语。英格兰人即便在今天爱护他们的“传统”都有一定的道理。当然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有权回头找传统的都是王权，而英国回头找传统的却是与王室抗争的贵族。文化一环扣一环，一环又与一环异。
简单地说，在那个时期，英格兰人“解释法律”而不是创造法律。一切的秘诀都在“解释”上。同时，“这一点恰恰反映了王权力量微小时代的风貌。这种法律体系……强调公共秩序以保护和平与稳定的社会过度”。它是时代的产物，“标志是从血亲复仇让位于赔偿金制度”。赔偿金制度甚至在某些时候已经避免了死刑的必然。“英格兰习惯法的最主要特点是它的大众性，即法律主要由那些在法庭上起作用的一代一代相传的民众习俗构成”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法律体制对于法官的素质要求向来是非常高的。
10世纪，英国社会已经存在有明显的等级差别，“但是他们的身份不是由法律界定的，而是由习俗和名分确定”。
在11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下的英格兰显然较不列颠的其他地区富裕”，“但是英格兰与其他地区一样，基本上仍是个农业社会”，“仍有9/1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产品占绝对优势”。
在罗马人撤离之后的不列颠“黑暗时期”，基督教推动了不列颠岛的教育和文化。欧洲学术界泰斗比德（673-735年）在修道院度过了他的一生，写出了伟大著作《时间之性质》，并且由他提出纪年方法，今天以耶酥诞生之年为基准的B.C.（基督诞生之前，即公元前）和A.D.（我主纪年，即公元后）就是他的发明。
以丹麦人为首的北方人在11世纪的大举进犯，使英格兰贵族被迫承认他们的王权。他们的后代与威塞克斯王朝的最后一个未亡人艾玛的结合短暂统治了英格兰，1042年丹麦王克努特死去。结果为，“丹麦世系的国王对英格兰的统治到此结束”。相应的反应是挪威也在1035年独立，因为克努特晚年同时兼任这四个国家的国王：英国、丹麦、挪威和瑞典。
1043年英格兰臣民迎回了威塞克斯王朝的先王艾塞列德与艾玛的后代，他就是一直寄养在法国诺曼底宫廷内的、有一半英格兰血统和一半诺曼底血统的“虔信者爱德华”（1042-1066）。
这个王室血统经历了种种磨难一直维持到今天的伊丽莎白二世，近1千年不变，期间每一个皇帝之间的血缘关系基本上没有超出五服。至于他们之后许多王朝的划分经常是一种历史时期和国王出生所在地以及所有领地的划分，比如“汉挪威”之所以改朝为今天的“温莎王朝”只是因为二战中英国人民的反对情绪，因为1714年当时的英国国王无后，最后迎来了国王在德国汉挪威的外甥。这些与中国封建时期的改朝换代完全不同。由此我们可以在英国王朝更替方面也看到这个民族喜欢改良的“保守”一面。他们的“不流血”或者说“不换血”的朝代延伸，一方面是有许多的制约造成的，比如贵族传统、法律习俗，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反暴力的宗教意识在民间的渗透。另外一方面罗马教廷的加冕权也决定了一般平民不会轻而易举地介入王权的争夺。
诺曼底王朝的建立标志着英国的封建时代开始了。


第四部分：在不列颠群岛漫步王权与教权的搏斗

对于“封建”这个词汇，作者许洁明说：它“显然被滥用了，在有些中文语汇中，一切坏东西都被冠以封建二字，从包办婚姻、裹小脚、烧香拜佛、爱占小便宜，到以前存在过的政治经济制度等等”。“feudalism”在欧洲是有确定性的，“指以土地分封为基础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是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封建社会结构建立在土地封授的基础上，政治权、司法权乃至社会特权都随土地分割而被分割，相应地分散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因此，feudalism意味着分权，而不是集权，集权的制度是不好用封建两字来修饰的。早就有人指出中国人的早期翻译中误用了柳宗元的‘封建论’，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欧洲中世纪的分权结构”。我不是历史学家，我个人意见是，这样的专家意见要听，但是由于中国已经沿用“封建社会”划分这么多年，某些约定俗成的东西还是可以继续用一段时间，等待厘清之后的另外一种“约定俗成”，就像我们今天说“半斤八两”而不必计于当下事实而必须说“半斤五两”一样。但无疑，知道学术上严肃的区分还是有必要的。看来我是个比较彻底的改良主义者。
我手中的这本《英国通史》与《法国通史》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全球通史系列》中的一部分，由于作者的风格不同，他们反映出各自不同的特色来。我个人感觉，《英国通史》的作者坚持自己的话语，非常富于个性，但也严谨；而《法国通史》的作者更注重文化的描述，文笔轻松而立足谦逊。可谓各有千秋，我都喜欢。假如允许我给这个系列提点意见的话，那么我想说：你们能不能整理继续前进，出版一本《西班牙通史》？我企盼并预先感谢。
说到英国的封建制度要从著名的黑斯廷战役的骑士们说起。他们“在8世纪卡洛林王朝时期出现于法兰西……对这种职业武士进行的培训，要从孩提时代一直延续到21岁。其武器装备和培养训练的花费是相当昂贵的”，于是，“使用罗马时代出现过的、国王向跟随作战的武士授予土地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回报的地产就变成了封建财产”。“起初，骑士封地只享用终身，以后逐渐变为世袭。这样，一种以土地分封为媒介，把维护封建政权的义务在各级土地所有者之间层层分割，以造成政治统治权与土地使用权密切结合的政治体制，随着征服者威廉（1066-1087年在位）的到来，从欧洲大陆移植到了英国”。但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分封还有细微的差别。
无论如何，这个分封制度改变了英格兰的社会。在具体实施上，威廉先是把所有的土地收为国有，然后他自己留下1/7作为王室直辖领地，其余的分给跟随他作战的170多个诺曼底人。这些封臣除了宣誓效忠外，必须每年为他提供一定数量的骑士为他服务40天骑兵役。这种契约关系“尽管是人格化的和不平等的，却形成了后来的《大宪章》、议会政治和习惯法体系的起源基础”。
我们在此之前已经看到过无数的“外来者”在不列颠岛来来往往，他们带来了不?奈拿饔胂八祝踔脸晌饫锏摹巴酢薄１冉闲以说氖牵蠖嗍奔渫饫凑叽吹乃坪醵际歉呒兜奈拿鳎幢闶瞧降鹊纳缁嵝翁律缁嶂匾稍钡慕涣饕不岣飧錾缁岽纯诺男路纭１热绾嗬溃?154-1189年在位）就是来自欧洲大陆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国王。“他虽然不懂英文，但谙熟拉丁文、普罗旺斯文。他是欧洲一流的外交家、政治家和实干家”，他还是个法学家。
亨利二世的“王堂”总是在马背上，不停地在帝国的土地上奔波。整个中世纪早期，王国的重大决策基本上都在流动的马鞍上做出。“那时只有国王的大道而没有王国的首都”。“英格兰政治的游动性特征直到14世纪才告结束”。
在亨利二世统治时代保持了35年的和平，之前和之后都有许多的领土纷争和战争。“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倘若亨利二世不因儿子的问题耗费巨大精力，以他的才干，在12世纪已经解决了威尔士、爱尔兰问题”而统一了国家。
我觉得记下这个小节也许是有意义的：“1171年-1172年亨利二世在都柏林建造王宫，把都柏林定为盎格鲁爱尔兰首府”。他迫使爱尔兰诸王纷纷对他称臣效忠。其后不久反而因为狮心理查德在1189年急需大量钱财十字军东征，苏格兰趁机赎回了“独立”地位。
在整个诺曼底时代，王权与教权进行了殊死的“智力”搏斗。当然也有流血，比如国王的4个亲兵骑士在一次国王盛怒之下误解国王的言辞，砍杀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引起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极大震惊。最终的结果倒不错，“英格兰的司法就有了宗教法庭和世俗法庭两个体系”。插图《人类103》 进攻耶路撒冷 手卷插图 13世纪
诺曼底王在继承盎格鲁－撒克逊人国家体制的基础上，又把诺曼底传统的方式移植到英格兰，其中最重要的是“王堂”（御前会议），这是一种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贤人会议”的封建建制。这个无定型的设置实际上是后来产生的高等法院、枢密院和内阁的发源地，直属封臣必须出席。“总之，御前会议只是一种为了使封建主能在政法问题上，尤其是征税问题上达成一致的设置。御前会议中工作量最大的是王座法庭，它实际上可以审讯一切案件”。
12世纪是英格兰法制大发展的年代。亨利二世是习惯法的奠基人。“自1194年始王室法庭书记员开始把各种案例都记入诉讼档案，13世纪中叶法庭兼巡回法庭的大法官格兰维尔写了一本《英格兰法律与习惯》，它标志着英格兰习惯法时代的到来”。欧洲大陆各国形成了以罗马法为基础的、以成文法典为基本形式的成文法体系，独有英国独立于这个法系之外。这大概也是英国人始终“坚持自我传统”的例证之一。
这个时期大约是中国的南宋前后。


第四部分：在不列颠群岛漫步“失地王”约翰

1199年“失地王”约翰即位。他的外号是他在法兰西接连失去大片土地后得到的一个“补偿”。1214年的约翰在布韦恩战役大败，终于使第二年的贵族反叛和《大宪章》签定成为不可避免。
贵族反叛还有更深层的因素。“封建主义是一种君主和贵族建立在相互依存关系上的双向契约关系，其互相的权利和义务虽然不见于成文法律，只存在于习俗之中，但为双方熟知。其中一方要求习俗之外的权利，或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就会被视为违法。这时，双方就有权解除契约关系，甚至诉诸武力。这是英格兰封建制度运作机制中的基本因素，所以，在英国历史上，贵族以各种方式与君主抗衡的事例决非一二，只是1215年贵族反叛因其具有武装反抗的性质，并联合市民阶层促成了《大宪章》的形成而具有典型性”。
贵族们先从1100年的法令中找到了反叛约翰王的理论依据。一年以后，北部的骑士率先拒纳兵役免除税。在1215年主显节（1月6日）伦敦会议上，男爵们再次要求恢复“古代习惯的自由”，然后他们马上武装了起来。半年后，国王约翰和25名男爵代表在《大宪章》上签字。
“《大宪章》共63款，数千言，它是当时仓促草拟的文件，不是议会政治的产物，因为当时没有正式的议会。然而，尽管它是一个集封建权利和义务大全的彻头彻尾的封建文件……但是它作为一个成文法法典在亨利三世（1216-1272）在位的半个世纪中被奉为法律基础，这样便使它成为此后英国宪法政治发展的一个起点。由于作为其精髓的两条原则：臣民对其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权，以及在臣民与君王的契约关系中臣民对暴君的反抗权，它便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在以后的几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中曾被湮没未闻，但是，到了17世纪的英国革命时，《大宪章》又被人们发掘出来，作为议会权利的一个法律方面的传统依据”。《大宪章》“成为摧毁封建制度的武器，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所包含的自由主义精神”。
“从具体内容来说，《大宪章》对国王在封建规范下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作了非常详尽的规定”。尤其是从此后国王没有议会的同意就不可以随意征税。基本上确定“王在法下”。“尽管当时的国民是以教俗贵族为代表的，尽管当时议会并未产生，但《大宪章》为未来的议会和议会制度奠定了基础”。“即便从当时的角度上看，《大宪章》使贵族之外的一些社会等级也分享到了利益”。“它包含有保护教会权利、城市自由和商人利益的条款”。“《大宪章》的影响在将来。它的生命在于：后世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把它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加以应用，从而在传统的外壳下对它进行了?⒄购脱由臁薄?
围绕着《大宪章》实际上进行了多次反复的政治较量，教皇也出面干预，直至内战爆发。期间战争持续了一年。此后的1258年产生了比《大宪章》更进一步的《牛津条例》，然后是《威斯特敏条例》。尽管后来《牛津条例》流产，但以下内容已经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凡事应该交大议事会讨论，国王和贵族间应该有一种有效的合作方式。自由被转化为政治上的初步民主形式在这个时期的英国已经成为现实。中国的读者别忘了，这时候是中国的南宋时期。而贵族在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恒定可以与皇帝抗衡的政治阶级。可以说从这个时期开始，英国的“政治对话”模式已经形成，它是现代政治的核心。中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都没有稳定地建立起这个现代政治模式的根基。这有多方面的文化原因，最先想到的是中国人行为方式中的权威人格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瓦解，无论谁当政就成为不能质疑不能对话的至尊，这与体制无关。从这里探询为什么英国首先出现了亚瑟王主持会议的“圆桌会议”或许能找到一些传统根据，这个话题留到以后吧。
爱德华一世时期（1272-1307）议会终于定型。自13世纪中叶，Parliament这个词根为法语Parler意为“谈话”的词汇开始在英国被广泛使用。但当时并非指固定的机构，而是指国王与贵族在大议事会上交谈或谈判。Parliament的参与者除了国王还有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大男爵，另外还有宫廷会议成员。议题包括政治、司法、立法和财政。非常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整个13世纪，大议会实际上反复重申着“无代表权不纳税”这样一个原则，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下层利益。而在1295年，平民也就是地方代表已经可以正式加入到议会中来。这个先例是在1265年的“西门会议”上打破的。
“《大宪章》和议会的起源，被后来的人视为国民自由的起源，而自由作为一个原则，则是现代世界所珍惜的原则之一。英国的自由植根于深厚的传统之中，这些传统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英国之所以在后来成为现代世界的开拓者，从它的传统中可以窥见原因。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地提醒读者：自由的传统是由贵族开创的，他们为维护封建权利而与国王进行的斗争，成为后人争取自由的先声”。
《大宪章》又名“贵族纲领”，《大宪章》对英国有多深远的影响，贵族在英国政治历史中的作用就有多大。从这个角度来说，怎么形容贵族对英国的特殊作用都是不过分的。从宏观角度而言，假如中西方文化有两道分界岭的话，那么我认为其中一道应该是贵族传统，另外一个分界岭就是基督教了。
我说，对比中国的历史，最大的不同是，中国既没有贵族，也没有可以不断牵制王权的基督教存在。他们在中国的历史缺失到底造成了什么不同，我觉得很难简单判断，历史不能假设。


第四部分：在不列颠群岛漫步瓦特·泰勒起义

因为我这里是借助《英国通史》在“缩写”历史，所以许多的英国战争都被省略掉了，不过这些战争多是与周边国家以及在统一过程中所进行的，和中国频繁的农民起义的内战性质不同。这是两个国家所具有的另外一个不同特点。和平在中世纪的英国历史中是短暂和罕见的。不过总的趋势确实是，越文明的时代和平就越长久。我自己认为，大规模而频繁的野蛮国际征战直到20世纪中叶才停止，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整个地球的野蛮史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或多或少联合国以及潜在的联合国精神可能对于国际和平有一定的作用，当然实际上联合国本身所起的作用可能没有人们想像的那样大而具体，但是全世界人们终于认同并知道有这么一个国际机构可以做国际间的调停与裁判，多少让地球人感到这里毕竟还是一个“有法可依”的星球。作为一个星球的整体来说，二战的结束应该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时刻。
1327年的英国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发生了：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由议会来废除国王，“表明议会可以引导法律的变化”。
英法两国的百年战争也是因为王位问题。这里需要补充一下，这时的法国法律不允许女性继承王位，而英国却允许。假如没有这些差别，可能历史就会改写。英国爱德华三世的母亲本来有可能继承法国王位，但是法国人最后却拥立了一位伯爵为王，这样爱德华三世在1337年提出了对法国王位的要求。他在1327年16岁时登基，当时年幼就屈服于法国的王位安排。当然这场战争还有许多其他的潜在原因。
法王在1337年5月宣布了没收英王在法国的领地，英国爱德华三世也公开宣布他应该拥有法兰西王位，海战开始，然后英国侵入法国。中间战争停止过几次，比如教皇的调停，法王更换国王等，还有黑死病的侵袭。
前期英国一直占上风，他们甚至占领了巴黎。战争后期，1435年法国开始反击，到1453年，法国人终于把英国人赶出了法国。自此以后“任何两国联合共戴一王或在他国版图上占有领地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英格兰在百年战争中“退出了欧洲”，法兰西则在百年战争中走向了统一。
由于战争的拖累，经济受到巨大影响，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爆发了，这就是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国王答应让步后，大部分农民就信以为真四散回家，结果在谈判时，泰勒被伦敦市长刺杀了。
红白玫瑰战争始于1455年，是一场发生在拥有白玫瑰徽章的约克家族和红玫瑰徽章的兰克斯特家族之间的30年内战。起因依然是王位。约克家族获胜。对于这场战争真正开战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一年多。而且除直接受到战争蹂躏的地区外，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并不大。
这期间，“战争带来的额外开支使国王不得不常常召开会议，这就导致了议会权力的上升及其构成的变化……14世纪末议会则已完全分为世袭的上院和选举的下院”。许多政治力量的变化结果往往出人意料。这时是中国的明朝初期，也就是说500年后的中国人才“知道”了议会这一现代政治术语的存在。
“1343年在伦敦举行复活节议会时，高级教士和世俗显贵被指派在白色厅堂集会，骑士和市民则在彩色厅堂集会，这是两院出现的端倪”。1399年，骑士和市民成为议会的永久成分，而且他们可以单独投票。
14-15世纪，议会首先控制财政税收的权力加大，然后是获得立法权，最后是对大臣的弹劾权。
英格兰的中世纪与欧洲的中世纪“黑暗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它是英格兰快速发展壮大的一个时期。除了政治和法律以及宗教的发展和变化，不列颠岛上的学术也得到长足发展。一些学者和大师们自发地创建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的雏形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1071年。12世纪的时候这里陆续建起了修道院和医院，1155年牛津获得特许证书。1167年，英法两国国王争吵，英国学生不能继续在巴黎大学求学，他们就回到牛津，随即这里成为英格兰的学术中心。1209年学生与当地市民发生冲突，一部分人向东迁，建立了剑桥大学。教皇介入干预，产生了第一个正式的牛津校长，并且由此“牛津大学获得了流传至今的在司法方面的特许证”。很快，两个大学效仿巴黎大学建起了他们的各个学科。假如大家注意到这几所大学成立的背景，就会知道英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那样经常可以“独立”于世俗的政府而呈现出一种令中国学者羡慕不已的近乎勇敢的道义色彩。一切都是有传统的，而不是人种问题。
在思想方面，英格兰从神学家和修道士中间产生了许多的学者，如约翰·威克利夫（1324-1384），他强烈抨击教皇，甚至教皇下令逮捕他。罗伯特·哥罗塞特斯特（1175-1253）是个修道士同时是牛津校长，他对以往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提出疑问，并且指出了真正的科学是以数学和实验证明为基础的。与西方的宗教与学术的结合相对应的是，中国最初的学府是由政府官员管理的。
中世纪后期，“在英格兰能读会写的人已不限于贵族、教士或官吏，商人、农民、裁缝和水手也能读书和写字了”。亨利四世在1399年已经公开用英语发表讲演，说明了英语的地位已经超过了法语在英国的地位。在这之前，文学家乔叟（1340-1400）出现，诗体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完成。
许洁明在这一章中说：资本主义萌芽这种东西如果确实存在，那么它们在英格兰以东的国家比如北部德意志、意大利等更加突出，文艺复兴也是在意大利兴起的，并且在欧洲大陆发展得更充分。如果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英国属于落后国家，但最终资本主义却在英国首先成长起来，并且成为一种制度。看来经济发展并不是资本主义形成的关键条件。资本主义可能更需要政治和社会条件，这些条件是“萌芽”成长的必要土壤条件。
我赞同上面作者的意见。而民主和自由的文化传统无疑是社会全面发展的最关键的必要条件，专制的文化传统只能产生社会的板结。当今天的人们在说到中国的自由与民主的时候，每个人不妨从自身看看中国历史在自身个体的沉淀，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可以“全息”在每个人身上体现的。权威人格在中国的今天依然到处可见，职业中最常见的则是教师阶层，“师道尊严”的过分推崇就是一种具体体现。


第四部分：在不列颠群岛漫步伊丽莎白

插进来补充一点体会。贵族的长期稳定成为王权专制的最大消解团体，但同时贵族也是王权的最大支持者和稳定社会的重要阶级。英国社会模型里这一点最为典型，中国的文化历史中则一贯是把贵族看作既得利益的坏人而加以消灭，这个从古到今都没有改变，说到底可能是中国人对于私有财产的一种怀疑造成的（贵族一般是除了皇帝之外财富的最大占有者），同时也是中国人对“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的肯定。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私有财产的肯定是从宗教对他们的保护而得以成立的。历史现象一环扣一环，最后成为文化之网，覆盖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一切之一切。“网眼”的归整性也正是文化历史的规律性体现。任何人想跳过一个“网眼”都构成一个巨大的漏洞，而在以后的漫长年月依旧得有人去织补这个遗漏的“网眼”。
另外，以往我对于西方知识分子的地位之高、之独特也很不理解，不知道西方知识分子的立足何以那么稳，后来我发现多一半是宗教的“功劳”。
尽管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现代科学的发展，但是西方知识分子最先却是由教职人员承担的，他们天然地具有权威性，即便在王公贵族那里也是平起平坐。其实早期西方许多思想家本来就是直接从神职人员那里发展而来的，无论是教廷还是王室对他们的利用，都无意中渐渐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因为王室、贵族和教廷之间也从来都是一种牵?其实，今天西方的知识分子从某个角度讲全部是独立于世俗之外的教士再生。一个古代或现代的西方知识分子的目标是真理，服务的对像是上帝；中国相反，目标是更为现实的，服务的对像是人──皇帝或政治团体。这个差异造成了东西方知识分子的气质差异。
德国大名鼎鼎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就是一个修道院副院长，同时他也是个知识分子，他甚至教授哲学。撇开这个宗教改革的深远历史意义，教廷和国王都屡次希望利用路德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谁对他都不敢轻举妄动，他实际上成为德国的民族精神像征。在这个夹缝中，路德一直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中国历史上基本找不到这样的例证。
当然知识分子在西方地位之独特还有另外一个成因：他们的大学多有教会和政府的双重保护下的独立地位，甚至有的大学享有司法独立权，无论是教会还是政府都不得干涉学术事务，享有“国中之国”的自治特权。之所以有这样的事实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它确实发生了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一古老传统既保证了学术和科学的自由，同时也保证了学者的权威和超然。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学者一贯的独立敢言，并非是天生的勇敢，而实在是历史传统使然。知识分子的独立是一个社会的科学发展所必须的，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尽快大力向西方学习和借鉴。因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的创造者必须是自由独立的才能够大胆推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英国人一直存在着强烈的反教皇情绪，甚至不惜和教皇决裂。但这并不等于英国统治真的可以摆脱教皇，这个斗争可能无形中支持加剧了王权的一种分化，而宗教的不稳定地位也促成了科学在英国的“渔人”地位，从而科学在英国大大发展起来。亨利八世（1509-1547）就因为离婚案曾经和教皇闹翻，从而新教在英国一度代替了天主教，脱离了教皇的羁绊。亨利二世时代产生过更明显的裂痕，在国王发出这样的牢骚之后：“我真是养了一群蠢货和懦夫，竟然没有一个人肯为我向这个捣乱的教士报仇”，四个骑士没有确认牢骚的真正含义就匆匆赶去把所指的波克特主教砍杀。所以，夹在王权和教皇之间的知识分子从某个角度看他们的日子应该是很轻松愉快的。 插图《人类》179 亨利八世肖像 汉斯?霍而拜因 1538年
我手中的《英国通史》到目前已经读到1/4，我觉得作为文化历史根源的考察我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不太想继续读下去。我建议大家去直接看《英国通史》，会有更全面的认识。其实我这些文字的主要意图之一就在于评介这本书。不过我也提醒，假如你单独去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也会看不到我的许多独立的意见，所以我的评介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重述，而是我本人对于东西方文化与历史的重新读解。
一般西方传统上把1485年都铎王朝的建立作为近代英国的开端。法国近代史晚些，中国则公认是1840年，中英进入近代史的差距近400年。1485年是中国的明成化21年。
之所以我愿意继续把笔触伸进近代史有一个我个人的偏爱。英国现代史就彻底算了。几个风采多姿的英国女王一个还没有说就离开很不过瘾，另外我尤其喜欢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2）。有一个著名的电影，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电影《伊丽莎白女王》，演的就是她的事迹。假如不了解英国史是无法看懂这个电影的。片中伊丽莎白的父亲就是亨利八世，“血腥玛丽”（1553-1558）就是伊丽莎白的同父异母姐姐，她是个天主教徒，以迫害新教徒的血腥手段而著称。插图《人类》181 血腥玛丽
亨利因为王后生育了5个孩子最后只剩下玛丽这一个女儿，他以缺乏子嗣的名义要求离婚，他想娶年轻的侍女波琳，但遭到教皇的反对。教皇受到王后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外甥的压力，实际上亨利八世当初与王后成婚完全是奉父王之命，王后原是大他6岁的寡嫂，但为了与当时势力最大的西班牙联姻，长子死后，亨利被迫听从家人安排迎娶西班牙来的嫂夫人。
这样玛丽与波琳的女儿伊丽莎白同父异母两姐妹可谓家仇国恨，再加上宗教矛盾，使这段历史非常复杂有趣。假如在东方专制国家，作为女王的玛丽可能早已经趁机杀害了伊丽莎白；但由于贵族和传统的保护，伊丽莎白尽管受到了许多磨难，但没有子嗣的玛丽临死却不得不把王位遗留给世界上她最仇恨的人——伊丽莎白妹妹。


第四部分：在不列颠群岛漫步“英国革命”的导火线

或许正是在复杂残酷的宫廷斗争中伊丽莎白看到了王室婚姻丑陋和工具的一面，也有一说是她太过勤奋以至于耽搁了婚姻，所以她终生未婚，历史上称处女女王。在英语中处女就是“弗吉尼亚”，世界上大多类似的地名因她而起。伊丽莎白女王继承的正是玛丽的王位，而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派别却正相反。玛丽信奉天主教，而伊丽莎白却继承了父亲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成果，1559年的《信仰划一案》确立了英国国教（Anglican）。
这一时期“圈地运动”开始，所谓“羊吃人”现象出现，农民流离失所，社会大流动开始。但是这一社会阶段从后来看可能是“必要的”社会准备，因为客观上加快了城市化和工业革命的进展。社会的巨大变动想必促使很多?舜痈愕慕嵌壤此伎既死嗟姆⒄梗?516年人文主义学者莫尔的《乌托邦》出版。
非常有意思的是英国人并不彻底守旧，这时候英国经济的发展使很多有产者很快获得了社会的接纳。经济财富决定政治地位是一种先进的社会思维。当时就有人说，“只要具有绅士的举止风度，就可以被视为上等人”。这样一个状况可能使更多人愿意遵从当时流行的绅士风度，从而绅士风度这一文明习俗在英国以及随着殖民地在全世界的流传成为可能。重商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整个英国流行。剧作家马洛和莎士比亚出现在这个时代。
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是英国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但晚期也是“腐败”问题严重的一个时代。我觉得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发生矛盾，因为腐败多易发生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年份。
这个时期英国在海外的零星拓殖开始，他们纯粹出于商业目的，尚没有政治和帝国的野心。东印度公司在伊丽莎白晚期建立雏形，让人们惊讶的是，东印度公司一再遭到英王室的干预，甚至取消它的特许证。1608年一批清教徒为了躲避宗教迫害到荷兰避难，然后在1620年集资后起航北美，他们乘坐的是“五月花号”。
《英国通史》的作者说：其后的詹姆斯一世（1603-1625）和查理一世我行我素，最终引发了英国革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动荡。问题是：革命是不是必然的归宿，革命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吗？詹姆斯和查理的最大失误，就在于他们在该退让的时候不肯退让，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社会变革的方式不只革命一种，只有当其他道路都被堵死时，才会不得已发动革命。
“英国革命”的导火线是宗教，后来导致王权与议会的对抗升级，无法和解，内战爆发。实质上战争在王权和议会之间展开。支持国教的就是国王派，支持议会的就是支持清教，所以这场革命又称“清教革命”。这本书的作者不太同意把这场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说不出谁是“资产阶级”。这个革命中，“自由是革命的真正口号，议会就是用自由来号召人民的。在议会阵营来看，自由是不容侵犯的，它是英国人自古就有的权利……国王破坏了它，该受到抵抗”。“革命的真正目标是树立议会的主权”。清教徒克伦威尔带领的议会军队最后获胜，成为独裁“护国公”。
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因为国王毕竟是“天然的统治者”，反抗国王没有合法性。英国传统说：打败国王99次他依然是国王，国王打败臣民一次就是绞死的局面。在中国却并非如此，在中国的情形是“占山即为王”。中国的这一传统并不能一味说不好，也有好的一面，比如不受约束，但是坏处也正是不受约束，“人民”不善于妥协而没有周旋的耐心，常常会形成政治急进。
当时的英国议会派在艰难选择中，下层军官中逐渐产生出平等思想，《人民公约》出现。这个文件指出：“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因此应废除王位，取消上议院，建立一个由人民选举的一院制议会，行使国家主权”。
本来对峙双方可以谈判，恢复王位，但是国王出尔反尔，经过复杂的政治斗争，议会成立特别法庭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1649年国王被处死，罪名是背叛国家和人民。
克伦威尔上台，统治国家的实际上是军队；1653年，克伦威尔发动政变，驱逐了议会。“革命以维护议会的自由开始……国王被处死了……议会却也失去了权力”。专制开始。政治的复杂性和变换多端由此又见一斑，和法国大革命差不多同样的结局，以民主自由开始，以独裁结束。此后因为没有国王，英国历史称为“大空位”，共11年。 克伦威尔死后其子没有权威性，保守的英国选择了“退回”到原先的王朝，复辟成功。但是王权的进一步被削弱成为大的趋势。
这场战争并没有破坏经济，反而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一般老百姓根本不关心这场革命，较量只在上层进行，和百姓有关的只是宗教问题。这期间伟大而已失明的密尔顿，他是克伦威尔的秘书之一，留下了辉煌的文学巨著《得乐园》、《失乐园》和《力士参孙》，表达了对革命从希望到幻灭的过程。
1688年“光荣革命”产生。“说其光荣，就在于它不流血”。并且这个革命说明，“统治阶层自己可以完成自由，这个自由不需要民众，也不需要发动新的革命”。这就是它的历史意义之所在。它是7位政治要人密谋发起的，当然也冒着杀头的危险。
“光荣革命留下的最深刻的遗产是：制度变迁可以用非革命的手段完成，从此后，英国历史上不再出现重大的暴力冲突，和平和渐进的改革成为英国历史的发展特色”。“光荣革命是英国历史的转折点，从表面上看似乎一切都没有变，只是换了国王，新国王还具有继承王位的最直接条件。但实质上新国王是由议会创造出来的，没有议会就没有国王的王位”，主权当然在议会。
和平的年代促进了文化科学的大发展。这前后产生了英国皇家学会，牛顿是杰出的代表，哲学家洛克的《政府论二篇》奠定了现代政治学的基础，他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第一个奠基人”。插图《宽容》216 约翰?洛克肖像


第四部分：在不列颠群岛漫步光荣革命

1679年在议会支持下，“新闻自由初见端倪。“光荣革命”后，出版许可证制度被取消，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基本形成”。作者认为，英国的“复辟”不是简单的倒退，而是“为新世纪的跨越打开了通道”。
“光荣革命”实质上是君主立宪制的真正开始。第一个彻底的“虚君”实际上是从?嗬桥酰?837-1901）开始的，她是一位受人爱戴的君主，也是英国妇女的典范。
18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在英国开始，后来向全世界扩展，它最终改变了全世界人类的命运格局。Industry这个词汇最先是指一种品质“勤奋”，后来才转化为“产业”和“制造”。
这套包含了《英国通史》和《法国通史》的《全球通史系列》，是2002年10月的最新版本。我觉得以往许多历史“语言”可能因为上个世纪种种大环境的原因并非为作者本身的客观学术观点，更多是一种为集体的代言，而我比较信赖在本世纪相对宽松环境下这些中国学者的“语言”。他们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可能是“还原”，新的东西或许不多，但比以往50年里的中国任何版本都要更真实可靠一些。需要指出的是，这本《英国通史》后六章这里完全没有涉及，所以大家要了解完整和真正的“英国通史”还是应该去通读全书，并且相信那会很值得。

附英王表
一， 诺曼王朝 （1066-1154）
威廉一世（1066－1087）
威廉二世（1087－1100）
亨利一世（1100－1135）
斯蒂芬 （1135－1154）
二， 安茹王朝（1154-1216）
亨利二世 （1154－1189）
理查德一世（1189－1199）
约翰（1199－1216）
三， 金雀花王朝（1216-1399）
亨利三世（1216－1272）
爱德华一世（1272－1307）
爱德华三世（1327－1377）
理查德二世（1377－1399）
四， 兰加斯特王朝（1399-1471）
亨利四世（1399－1413）
亨利五世（1413－1422）
亨利六世（1422－1471）
五， 约克王朝（1461-1485）
爱德华四世（1461－1483）
理查德（1483－1485）
六， 都铎王朝（1485-1603）
亨利七世（1485－1509）
亨利八世（1509－1547）
爱德华六世（1547－1553）
玛丽一世（1553－1558）
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
七， 斯图亚特王朝（1603-1714）
詹姆斯一世（1603－1625）
查理一世（1625－1649）
查理二世（1660－1685）
詹姆斯二世（1685－1688）
威廉三世（1688－1702）
玛丽二世（1688－1694）
安妮（1702－1714）
八， 汉诺威王朝（1714-1901）
乔治一世（1714－1727）
乔治二世（1727－1760）
乔治三世（1760－1820）
乔治四世(1820-1830)
威廉四世（1830－1837）
维多利亚（1837－1901）
九， 萨克斯-科堡-哥达王朝（1901-1910）
爱德华七世（1901－1910）
十， 温莎王朝（1910-至今）
乔治五世（1910－1936）
爱德华八世（1936）
乔治六世（1936－1952）
伊丽莎白二世（1952－至今）


第五部分：在偶然与必然间思索古埃及文明

逻辑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笑话是来嘲笑归纳法之不周全的：善于归纳的火鸡。一个火鸡根据长期经验观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每天主人来叫唤火鸡们之后都是喂食的程序；但这个规律终于在圣诞前夜破灭，因为主人这次叫它的目的是为了做圣诞大餐！归纳法是一个既非常有效同时又会出人意外地让归纳者尴尬的逻辑。所以我说，规律的尽头是一些不能控制的偶然局面。但我认为总结规律依然是很吸引人的，但是必须注意到归纳法的阴影存在。
我觉得人类历史长河中充满了偶然与必然。假如说两者并存好像跟废话一样，但我认为实际情况却正是如此。一定阶段内的趋势有可能是必然的，但不同地区历史的不统一和曲折的个性却恰好又说明了偶然的存在。我们其实就是火鸡，火鸡的生存史取决于主人打算拿火鸡做宠物还是做圣诞大餐，变数还有很多，成为圣诞夜刀下美餐未必是惟一的悲剧出路。所以历史有必然的规律，也有偶然因素，不能穷尽，不能绝对。

假如粗略列举出影响现代社会文明的生成条件或现代化社会标准，我个人认为应具有以下这些特征：
1， 疆域在一定时间内相对的稳定，因为和平是发展的第一保证。
2， 有一定规范的社会文明礼仪在整个社会中得到肯定和流行，最好具有开明特征的。
3， 民主程度达到一定的高度，因为专制是扼杀生产力的直接方式。
4， 全体公民的社会平等。
5， 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其实就是城市人口明显超过农业人口。假如大多数人依然靠土地而生存，说明整体生产力水平低下。
6， 假如一个社会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则一定需要各种形式的“补课”才可能使现代精神文明成为可能。
7，不能有明显会遏止社会发展的一些畸形文化观念，如“抑商重农”等。
以上条件几乎缺一不可，但以上却也没有穷尽全部的理由。
《世界通史》想必是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熟悉的。“文明史”应该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很明显我手中的这本《世界文明史简编》（以下简称《文明史》）重在介绍人类精神文明史。这也正是我感兴趣的，我恰好想看一下所有影响过整体人类文明进程或者在今天占重要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在人类历史上的简要发展过程，找出他们的差异，并且顺便拿上面我的标准来验证一下这些条件，所以我就跳读了这本书。
书的作者是陈钦庄、詹天祥和计翔翔，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看到他们的第一版出版日期是2000年我很欣慰。上个世纪出版的许多史书今天简直都不能看。这说明时代前进得快，因为有些东西已经明显“落后”了。历史的对比结果往往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不同的人用同一块布料肯定做出不同的
衣服，同一本书不同人阅读就有不同的结论。我可能不是个熟练的裁缝，但我决心做个有个性、有创意的裁缝，不敢保证合身，但可以保证新颖。
另外，我在上面现代化条件中尽管没有罗列出宗教的作用，那是因为从技术上不方便处理，但是我在下面将放很大一部分精力来关注宗教的力量在人类文明中的作用。
古埃及被公认是世界上至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文明，并且它的版图和今天的埃及基本上相同。以前在中国的历史书中多称中国人是世界上惟一的古文明人种从古到今未发生变化的民族。这给我一个错觉，其他的古国早已断根，只有中国人才是最惟一伟大纯正的。我到埃及时去问过埃及人这个问题，他们说：“是啊，我们的古人杂交了，所以纯种的古埃及人现在是找不到了，但是他们的血液就流淌在我们今天的埃及人中啊”。瞧，埃及人不承认古埃及人断根的说法。我也确实看到许多人现代埃及人的长相和在古墓中发现的埃及人长相非常接近，所以我相信他们的说法。
中国人也早混血了我认为，并且版图也变更得很厉害。
一般认为埃及在公元前4000年就创立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埃及的早期王朝也大约在那个时期开始。他们在文字、数学、医学、文学、艺术、宗教等领域都构成了鲜明的埃及文明特征。但令我奇怪的是，这个民族发展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今天的现代化模型社会？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有趣值得深究的现象。看来，历史之“长”并非是一个走向现代化文明的必然？那么假如确实是一些偶然因素导致了文明历史更短的西方国家最先走进今天的现代化国家，它们到底是哪些因素呢？别忘记上面我的列表，看看古埃及人是否缺了什么才使他们与现代化路线擦肩而过。
古埃及法老时代一直是专制王权，专制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破坏。但是这时候却有宗教。
“宗教是古埃及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古埃及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极其重要因素。它直接影响、干预政治、控制教育文学艺术的存在和发展。人民的世界观、伦理道德标准也来自宗教”。但是古埃及的宗教和基督教对于西方的影响有什么差异呢？
“古代埃及，宗教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神祗和国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神权和王权息息相关。宗教和政治互相依存，宗教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和保障，政权仰仗神权而存在并借助于宗教加强专制主义统治。古埃及人相信国王是神的儿子，是神在人间的代理人，君权神授”。
埃及的宗教确实深深进入政治经济生活，但是埃及的僧侣与罗马教廷之于欧洲的王权之间却有着巨大的区别。罗马教廷由于凌驾于数个欧洲国家之上，最终教廷常常成为欧洲列国的“王上王”，这个局面一定程度上牵制并分化了欧洲的王权，何况还有欧洲贵族势力的特殊地位，更是对于王权进一步形成钳制，使民主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的时期成为极大的可能。埃及的格局却并非如此，宗教与王权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附，形不成三足鼎立，只能起到加强王权的作用。


第五部分：在偶然与必然间思索希腊化时代

我们跳过两河流域，直接来到希腊，看看爱琴海地区的状况。这里是欧洲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古代文明。爱琴海地区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
古希腊文明的前身是爱琴海文明，约于公元前2000年奴隶制城邦国家在这里出现。爱琴文明在公元前1100年灭亡，过了几个世纪希腊文明才重新开始，人们并不知道爱琴文明的存在，但是有一些神话和传说。直到现代，也就是4000年后，1870年开始，著名的德国商人兼考古家谢里曼根据《荷马史诗》在爱琴海一带开始挖掘考古，这一文明才得以重见天日惊暴在世人面前。
人类考古学正是在19世纪得到发展的。谢里曼的考古发现是19世纪最重要的考古活动，但这一发现依然是来自一个偶然：谢里曼从小就喜欢《荷马史诗》，他执着地相信《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之战等不是神话而是历史事实，等他经商后积累了足够的经济力量他以惊人的耐心和想像力把一个神话还原在人们面前。其后这方面考古做出更大研究突破的是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这个研究在二战时不得已停止，许多考古成果被炸毁。
希腊文明的许多内容和因素为后来的罗马文明所直接继承。“欧洲中世纪末期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希腊文化被重新发现、继承和发扬，并伴随着工业革命进入现代社会”。所以说“古希腊文明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爱琴文明到希腊各邦为罗马所征服，古希腊文明2000年，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时期分为“爱琴文明”、“荷马时代”、“古朴时代”、“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
当人们说，西方文明是由两希文明（希腊与希伯来）构成时，是指罗马军队把希腊文明带向了欧洲大陆和英国。而希伯来文明则是指基于《圣经》的基督教文明了。前者推广了民主理念，后者强化了组织与相对的平等。
公元前5世纪60年代，雅典在伯利克里（前495-前429）领导之下。“他的国内政策始终以加强民主政治为中心，从公民广泛参政、政府公职人员的产生、政府机构职权等方面实施改革，把雅典的奴隶主义制推进到高度发展的进程。最终的“抽签”的办法不是出于如今天的现代民主类考虑，而是让“天意决定”。但，这种偶然间出现的民主方式以何种程度影响了后来的罗马很难估量。并且也真的很难说这一原始民主形式是偶然的还是有其他原因了，我们知道这个事实本身就足可以了。中国古代有禅让，有篡权，就是没有过层层“选举”的程序。假如说希腊文明是西方的发源地，那么从3000年前东西方的政治分野就已经初显端倪。
“这个全体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成为雅典国家的最高政治机关”。当我们东方人看到这里可能更为惊讶：当时的执政官伯利克里曾经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的手中，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不管民主和法制执行得如何，作为一个几千年前的最高级的首脑能够讲出这个话、具有这个意识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情。这时是中国的东周时期。我还想到，英国亚瑟王的“圆桌”到底是不列颠岛土生土长的民主意识还是罗马带过去的古希腊文明遗产呢？
“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在古代文明中是空前绝后的，从古至今的各国政治制度中也属罕见”。但是必须看到，这时候依然是奴隶制，奴隶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当时奴隶占雅典总人口的一半。这已经和妇女不能得到解放的社会效应没什么差别了。
这时期雅典非常强盛，甚至开始霸权扩张。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了。雅典战败。这个战争是希腊由城邦转向帝国的开始，也是走向衰落的一个起点。
希腊连年征战，经济停滞，但是同期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开始壮大。公元4世纪，马其顿由一个“蛮国”成长为希腊世界中的一个部分。公元前336年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继位。10年之后，亚历山大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空前大帝国。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崩溃，希腊文明在西亚和北非得到广泛传播。“希腊化时代”开始。远在东亚的中国依然与这个文明没有关系，亚历山大当年的征服到印度就停止了。
“古希腊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欧洲文化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古希腊的文学艺术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荷马史诗》产生，三位著名悲剧作家奠定了悲剧基础。建筑和雕刻成为后世仰慕之作，《掷铁饼者》是其代表。哲学之辉煌只提其中几个名字就可以说明：赫拉克里特、德谟克里特、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等。史学也获得很大成就。今天的“历史”一词就起源于希腊，原意是“研究”或“探讨”。在科学方面的代表是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
但是，“古代希腊不存在具有很大政治权利和干预世俗生活的宗教力量……希腊的僧侣没有政治、经济上的特权”。看来欧洲的文化始祖并不需要宗教也取得了原始民主，但仅只有“民主”意识或许是不够的。想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其他的条件，起码没有全民的平等这样的民主可能是一种虚假的民主。否则我们就不能合理解释为什么英法等国家在那么短的历史中就建立了现代化国家，而古希腊为什么在那样长的历史中也没有机会因“民主”而进入如今天这样的现代化国家。民主制度之下，全民平等更为重要，生产力的解放和国家的稳定可能是平等最主要的功效。
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导致了希腊的灭亡，疆界的问题。从某个角度看，这不是国内问题，而是个世界文明共同所达到的文明程度的大环境问题。世界的整体文明才能阻止大规模的侵略和血腥战争。一个国家或地区个体的文明是不能单独长期生存的，这就是希腊的宿命。
有人说为什么中华文明可以源远流长，我个人的仓促看法是地理作用，四周或是沙漠高山，或是茫茫大海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了与外部的联系，一切都只发生在这一巨大的“盆地”里。但这个地理同时又成为它有效与其他文明脉系交流的障碍。


第五部分：在偶然与必然间思索古罗马人

古罗马人生活在今天的意大利半岛。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他们进入“军事民主制”。这个制度的核心是由库里亚大会（人民大会）、元老院（议事会）和“王”（军事首长）组成的。
约公元510年，罗马共和国建立。他们从贵族中选举两个任期一年的执政官主持国家行政，他们平等执政，一切政令必须经两个人一致同意才能实施推行。所以真正控制国家的是贵族元老院。从公元2世纪初开始，罗马进行侵略扩张，随后成为欧洲惟一的强国。同时罗马人继承了希腊文化。
公元前2世纪后期，随着罗马奴隶制的发展，社会矛盾日趋紧张，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爆发。不久，罗马共和制开始向帝国转变。此时元老院和骑士阶层之间也出现争权夺利，公元前82年，元老院一方的苏拉上台，建立了罗马历史上第一个独裁政权，他被宣布为终身独裁官，具有无限的权力。公元前45年恺撒成为终身独裁官。公元前27年，屋大维成为国家元首。帝国成立。罗马尽管有两派制衡，最终还是走向了崩溃。这一点也很值得人深思。
帝国建立后，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维持了比较稳定的统治，出现了所谓的“罗马和平”，也是罗马的“黄金时代”。
帝
国繁荣的标志是城市的发展，经济贸易的发展。不仅许多老的城市得到恢复，许多版图内的新城市也得以建立，如巴黎、里昂和维也纳等。其实这时候的元首制与东方的父子相传的专制封建制度还是有差别的，元老贵族和军事经常卷入君主继承人问题，因为皇位继承尚没有定规，贵族有时会推举皇帝，令人奇怪的是他们皇帝的养子常常继承皇位。或许从一开始欧洲人的血缘宗族概念就没有东方人那么强烈。并且我怀疑罗马的这些贵族传统影响了后来的英法等国政权形式的建立。
公元3世纪元首制结束，公开的君主制政体出现。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半。东都在君士坦丁堡，西都依然在罗马。罗马帝国已经土崩瓦解。
罗马人对于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是拉丁字母的创立和推广。文学、历史、哲学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发展。
古罗马也有自己的宗教，他们信奉多神教。罗马神化和希腊神话汇为一体，但名称不同。罗马的僧侣拥有制订历法、主持祭奠和解释法律的权力。皇帝担任最高祭司长，规定人民必须对皇帝的神化偶像顶礼膜拜。基督教于公元1世纪在罗马境内产生。实际上当时耶路撒冷就在罗马帝国的版图内，甚至可以说是罗马人后来杀害了耶酥。公元313年，君士坦丁皇帝承认基督教，此后基督教获得合法，公元392年，基督教为国教。
“罗马人在思想意识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留给后世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他们的法学思想和法律制度。法学是罗马特有的一门学问，创始人可以看作是西塞罗。他以永恒的、普通的自然法和人类自然平等法则为前提推导出人类自然平等的法律观”。罗马人继承了古希腊的精神，认为“法律是善良公正之术”。公法和私法体系分开。“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它构成了欧洲大陆、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现存法律制度的基础”。
罗马的雕塑和建筑给人类留下了不尽的艺术宝贵遗产。


第五部分：在偶然与必然间思索波斯影响阶段

“一般学者主张西方文明有两个来源：希腊、罗马文明和希伯来-基督教文明，有的学者则说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而基督教本身就是希伯来宗教和希腊哲学相结合的产物”。
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属闪米特人。相传他们是从公元前2000年从幼发拉底河流域游牧到今天的地区。当地人叫他们Habiru，后来转音为Hebrew，即希伯来人。圣经中关于摩西出埃及确有其事，古埃及的碑文中也提到过以色列人，也就是希伯来人。大卫王统一了国家，定都耶路撒冷。后所罗门继位。这一时期是以色列民族史上的黄金时代。自认为有纯正信仰的以色列人称自己是Jews（犹太人）。
公元前334年，以色列同样被亚历山大征服，是为“希腊统治时期”。
公元前63年罗马统帅庞培征服耶路撒冷。反抗和镇压在激烈进行中，死伤无数，血流成河，大批犹太人由此流浪而散居世界各地。19世纪末在英国政府支持下，犹太复国开始，这是后话。
希伯来宗教有4个阶段：前摩西时期以万物有灵为特征。第二阶段从公元前13世纪至前9世纪为全民族一神崇拜阶段。这个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第三个阶段是公元前8-前7世纪的先知革命阶段。这里开始了宗教改革。最后一个阶段是波斯影响阶段。撒旦是魔鬼、末世学、救世主的降、死后复活和末日审判等信条出现。
律法是每一个犹太教信徒必须遵守的，依据是《律法书》。“摩西十戒”是其核心。
摩西的一神教标志着“人类世界观的革命”。
“原始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远比其代表人物所承认的要密切。犹太人的历史对所有基督徒都具有伟大的意义。基督教（除耶稣的内容以外）广泛继承了犹太教相关的一切，以及独一的神，活的上帝，《旧约》以及阐明生活目标和历史的历史观……希伯来的观念和伦理学，确实贯穿在基督教及其以一种神秘力量统治人类已有2000年之久的文化之中”。
“一般学者均认为西方文明即是基督教文明，至少在中世纪是如此”。我认为，《圣经》在西方社会的影响正如《论语》在中国传统的影响。耶酥在西方的地位正如中国的孔子。他们的影响差异在于，西方一直在变革，中国一直在坚守不变。就《圣经》来说，变革的痕迹从《旧约》的摩西到《新约》的耶酥，最后到保罗在欧洲的传教，一个比一个体系更加贴近世俗生活，一个比一个宽松，一个比一个更加合理与规范。16世纪的宗教改革更是为现代化社会做出了明显的社会文化准备。《论语》的命运相反，越来越走向封闭和僵化，以理学和论语的比较不难发现这个轨迹。
在中国，由于近现代历史的许多复杂原因，中国学者通常不敢正视基督教在历史上的特殊作用。其实使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倒也不难解释这个问题。假如使用历史的偶然论就更方便给各方一个共同理解的台阶。不是宗教本身促进了社会前进，而是宗教的因素歪打正着地推动了社会发展。它首先相当程度上分解干扰了王权等封建专制，并且同时带动了教育的发展。不是所有宗教都有这个偶然的“进步”作用，所以基督教的作用不能说明全部宗教有推动社会的“进步”作用。否则的话，所有的国家，包括有宗教的古埃及和中国，早应该自己主动走进入现代化社会，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所以宗教确实并非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就目前看到的事实是：基督教推动（西方〔钜坏愕憔兔挥薪裉臁?
不过，又一个疑问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好的社会形态难道就一定是钻石而不是琥珀吗？谁知道呢。
今天有人提出，既然基督教有这么大的“进步”作用，我们是否从现在开始实行基督教化？我想，假如这是一个Yes或No的选择题，我大概会选择还宗教以自由，自然发展，不主动鼓励，也不反对。尽管宗教在欧洲封建时代分解了欧洲封建王权，并且促进了社会教育。当今的中国社会条件早就超越了当时基督教在欧洲发展时期的条件，我们现代化社会结构方面中国尽管还不完善，但也已经无需基督教的帮助。假如故意引进宗教，那是社会的倒退。因为宗教并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宗教对于许多个人却是有益的生活方式选择。
但是，我认为基督教中既然有许多现代化社会所需要的积极成分，还是细心对待为好，起码在自然发展的过程中不要拒绝阻拦，因为这是得到验证的改革文化土壤的其中一个妙方。前不久，我获得的一个比较意外的信息是，经济发达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基督教极其兴旺，在韩国的城市中教堂可谓鳞次栉比。有人告诉我，那里的基督教信徒大约占人口的20%以上，而我最近查到的一个资料现实，韩国基督教的信徒占总人口的49％。佛教在韩国渐渐淡化。这是个微妙的令人深思的变化，假如还不足以成为一种有说服力的文化像征的话。有人认为是现代化影响了宗教选择，但为什么不可能是宗教影响了现代化呢？这是个有待科学考证的有趣问题。


第五部分：在偶然与必然间思索耶稣的天国观念

今年春节我回到中原老家，一个山区县，发现路两边的教堂很多，这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得到的相对可靠数据是，目前当地信奉基督教的人员大概占总人口的7%左右，正式施洗过的人数大概为人口的4%左右。在一个总人口为54万的地区内，全部经过政府批准认可的合法宗教活动场点是60个，没有批准的可能还有少量存在。据我所知，这个发展过程正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其实我婆婆一家在“文革”之前都信仰基督教，他们全村基本上都有这个信仰习惯，和不信仰的我娘家地区的人们比较，我认为信仰更能实际地解决一些风化民俗问题。我婆婆他们那里的人明显呈现出宽容大度的作风，并且很少有邻里吵架发生。不过，目前信众的组成却让人担心，与韩国的信众不同的是，中国总体的信众多在农村。老家的数据是这样的，70%是女信徒，另外50岁以上的老年和文盲占信众的60%以上。
在和宗教管理处的当地官员谈到佛教和基督教在当地的发展时，我意识到这些区别：基督教具有严密的组织性，行为的规范性，纪律性。他们具体体现在礼拜、受洗、教义等方面。佛教却相对体现出组织的松散型和不规范性。顺便指出的是，中国的基督教是新教（protestantism），就是马丁?路德改革后的宗教，它以《圣经》的《新约》为主要教义，又称耶稣教 (不是“耶稣会”)。老家原有少量天主教徒，是解放前遗留的，在近年来没有发展。天主教直接听命于罗马教廷，而经过路德改革后的基督教可以独立于罗马之外，也就是说，与罗马教廷可以不发生联系，所以在历史上得到许多国家和政府的欢迎，其最大好处在于，自己国家的人民不必再向罗马教廷进贡纳税。插图《人类》164
“基督教起源于1世纪，形成发展于罗马帝国境内。在公元66年至70年间，犹太战争之后（它）逐渐脱离犹太教，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教，并不断兼收并蓄其他宗教和文化传统而使自己适用于罗马帝国的社会演变”。这是《辞海》的解释。有一个著名的电影，是历史上获得奥斯卡最多的一个巨片，《宾虚》（又译《宾汉》），描述了那个期间的耶路撒冷人与罗马的民族斗争，其中也可以看到耶稣的身影。该片对于了解基督教产生的条件是个很好的注解。
公元313年，著名的“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与西欧统治者日尔曼人法兰克王国的克洛维互相支持是基督教在欧洲发展壮大的转折点。
基督教的主要教义有：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原罪说，“道”成肉身说，灵魂不灭说，天堂地狱说等。有七大圣事，还有十字架标志，有圣诞节、复活节等。
对于耶稣是个神话人物还是历史人物，学术界一直在争论，不过现在一般认为在历史上耶稣确有其人。耶稣之所以能得到许多群众的追随，是由于他显现了许多神迹：他曾用5个饼2条鱼使5000人吃饱；使暴风雨平息；在婚宴上把水变成酒……
“耶稣的天国观念：耶稣宣传天国近了，号召大众改悔”。其思想如下：1，它是对巴勒斯坦现存秩序的否定，是对现实世界建立新社会秩序的号召。2，它要推翻罗马势力，复兴大卫王国。按照《圣经》的解释，耶酥正是大卫王的后代，《圣经》中有他们之间详细的家谱序列。
耶稣的两条诫命是“爱上帝”、“爱人如己”。但耶稣憎恨罗马统治者和犹太上层社会，他实际上借助宗教号召人民反抗。因此，“耶稣并不是提倡一味忍受的奴才哲学的宣传家，而是怒目金刚式的革命家”。他与统治者和犹太教上层的冲突势在必然，最终被害，遇难时不会超过33岁。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堡成为东都后，他们与罗马之间为争夺教会统治权的斗争日趋激烈。482年矛盾激化，造成东西教会分裂长达28年，直到519年才结束。
东西方教会由于文化传统上的差异而造成了教义与教仪上的差异。西方有重视法律的传统，东方则以希腊哲学为基地。在11世纪，东西教正式分立。“此后东方教会自称正教或希腊正教（即东正教），西方教会自称公教或罗马公教（即天主教）”。他们至今未能合一。从东西教国家的不同发展结果，或者从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与天主教的分离，可以考察一下不同宗教对于社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课题。因为不仅宗教本身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且原始基督教也并不一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实质上很可能真的是路德他们的宗教改革使基督教和现代化社会有机融合，形成了新的文化伦理道德，并推动配合了社会的发展。假如能再考察一下犹太教和东西教之间的差别就更有意思了。实质上每个不同的宗教都以自己的特征影响了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让我们来看看东正教的特性以及它所影响的地区吧。东正教由于长期受拜占廷的影响具有以下特征：保守，依附于世俗政权，神秘而多中心。现代一直属于东正教的国家主要为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等国家和地区。
宗教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之重要，它的改革因而也就不是普通的宗教的改革，而是一种类似政治哲学的改革。否则的话，路德改革就不会引起那么广泛的影响。假如一个国家不可避免地需要一种宗教做抚慰民众心灵的工具的话，那么引入和鼓励何种宗教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了。以往人类的宗教传播相信都是一种“自然”的发生——起码是宗教内部的努力结果，那么在一个社会科学发达的时代里，科学地利用宗教来改良社会土壤以适合某种发展是不是可能的呢？这本身就是又一个课题了。
根据《辞海》做个知识补充：广义上的基督教（Christianity）包括天主教、正教和新教以及一些较小派别，但主要组成为以上三大教派。以上许多地方说的“基督教”其实就是广义的基督教。公元1世纪基督教起源于巴勒斯坦，相传为耶酥所创立，从犹太教分离而出。初期的信众多为贫民和奴隶，具有较为强烈的反民族压迫和反社会压迫倾向。欧洲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神学成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教会成为欧洲最大的封建主，教会和世俗封建主之间曾经长期进行“教权”与“主权”之争。一部分农民、平民和市民则利用被斥为“异端”派别的形式进行斗争。16世纪，天主教内发生反对教皇制统治的宗教改革运动，陆续发展出一些脱离天主教的新宗派，统称新教。后新教又不断分化，派系日繁。基督新教聂斯脱利派曾经在公元7世纪进入到中国，称景教。天主教曾经于元代和明代万历年间先后传入中国。清朝时期俄国东正教也来到中国。新教的各教派于1807年陆续传入中国。“基督教”（protestantist）在中国通常指“基督教新教”，又称耶稣教，并非是广义上的基督教。
新教的基督徒之所以称呼自己为“protestant”，是因为在1529年皇帝发布禁止宗教改革的饬令，路德派群众提出抗议，从此路德的追随者称呼自己为抗议宗新教徒。
清教徒（Puritans）则是16世纪从新教中产生出来的起源于英国的一个加尔文派的信徒，他们要求教徒过简朴的生活，“清洗”天主教内的繁文缛节，反对君主专制，拥护君主立宪制。他们内部也分激进和温和派，激进派由于受到政府迫害而部分移居北美与荷兰。激进派甚至要求政教分离。清教徒精神实际上超出了宗教范畴，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对英语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五部分：在偶然与必然间思索日尔曼人

日尔曼人本身十分好战，但是基督教用自己的精神和道德标准驯化了他们的“野蛮”，使其最终成为文明人。中世纪，基督教是欧洲文明的统一者和建造者。修道院是主要的文化教育中心，他们教给农民更高级的耕作畜牧方法；修道院同时还救济穷人、医治病人和为旅行者提供庇护所；修道院也保存了大量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典籍。
骑士文化是欧洲中世纪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骑士制度规定一个理想的骑士，不但需要勇敢、忠诚，而且要慷慨、诚实、彬彬有礼、仁慈地对待穷人和无依无靠的人们、鄙视一切不义之财。一个无懈可击的骑士可能首先必须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情人。骑士的理想把对妇女的崇高的爱情变成一种带有种种礼节的真正的偶像崇拜，血气方刚的青年必须小心翼翼地遵守这些礼节。其结果是中世纪后期，（西方）妇女地位有所提高。骑士还要用剑与矛为保护和促进教会利益而战斗”。插图《人类》94 亚瑟王的骑士 罗塞蒂 水彩画 1864年
中世纪的封建贵族并不像我们想像中的那样田园牧歌。虽然他们充满乐趣，但也有许多艰难。因为生活条件相当差，一直到11世纪末，他们也只能享用简陋的木结构建筑，即便是石头城堡，也谈不上安逸和舒适。婴儿死亡率极高，即便是王公贵族家也有可能生十几个孩子最后夭折得只剩下一两个孩子，甚至国王会缺乏必要的继承人，因为他们实行一夫一妻?啤Ｊ澄锔谴植凇！敖裉煳鞑陀玫牡丁⒉妗⑸椎戎钡?6世纪才普及，各人专用的酒杯也始于16世纪”。在生活享受这一点上，可以说中国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端。
封建社会，或者说在一切的野蛮时代，具有体力的人天然是世界的主宰，男人是世界的主人。母系社会是个例外。但是基督教却主张男女平等（不过在《圣经》中还是可以看到女人需要服从丈夫的条目，与中国家庭内的单边主义不同的是，他们还提倡丈夫同时要爱他们的妻子）。圣母玛利亚就是善的代表，谁会不尊重圣母的性别群体呢？并且在西方未婚的贵族妇女可以到道修院去学习和展示自己的才能；有一种说法是他们假如嫁人就需要大笔嫁妆，父母干脆让这些孩子去观看产妇的痛苦惨状以打消他们未来结婚生育的欲望。贵妇人在家庭中不仅指挥仆人做家务，也获准可以与丈夫一起参加打猎等。
“西欧中世纪城市常常被当作近代文明的先驱、资本主义的基地和进步的渊源。因此在西欧文明史中，对城市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个史学家说：“城市的诞生标志着西部欧洲内部历史的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城市的发展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个人认为城市的标志是“市”，是以聚会场所的建立和商业的发达为标识的。德国在十三、四世纪，增加了700多个新城市。但那时候的城市规模不大，一般只有几千人。到15世纪的欧洲，城市人口也没有超过总人口的1/10。城市一般具有广场（兼作市场）、教堂，取得自治权的城市还有市政厅等。手工业在城市里得以发展，行会也出现了。市民阶层随之而起。
文化同时繁荣。“第一所世俗大学——伯伦纳大学首先于11世纪末在意大利诞生；12~13世纪，大学在欧洲一些城市也相继兴起。……14世纪末，欧洲已拥有40多所大学；到1500年，则有65所”。大学的课程包括文艺、医学、法律和神学。文艺科有“七艺”。教会很快渗透到大学里去，但毕竟大学和修道院学校还是有区别，他们传播神学之外的学科知识是首要的任务，比如法学和医学等。大学的兴起实际上是对于教会垄断教育的突破。现代欧洲神学最终被驱逐出大学课程，不再成为普通学生的必修课程。



第五部分：在偶然与必然间思索天主教与基督教分裂

“天主教与基督教（protestantist）分裂于16世纪。德国的马丁·路德发动了宗教改革，导火线是贩卖赎罪券”。1517年，他在教堂大门上张贴《关于赎罪券功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抨击教廷的卑劣行径，一时洛阳纸贵，一个月内就传遍了整个基督教世界。接着路德的一系列纲领提出了适应新兴资产阶级需要的新教义。
路德的主要思想是：1，“因信称义”，只要信仰就可以得救。2，廉俭教会。改七大圣事为两大圣事。3，树立圣经权威，否定教皇权威。4，规定信徒皆祭司，废除教阶。5，天职观。只要做好本身工作就可以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他主张关闭修道院，允许教士结婚等。6，教会从属于国家。
法国的加尔文接受了路德的教义之后，发展出了自己的“预定论”。改革在继续。
经典社会学家韦伯将加尔文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联系起来，认为：它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精神因素。他认为，“这种入世的禁欲主义产生了许多特有的结果，而这在其他任何宗教中是没有的。此宗教并不要求信徒过着修道僧般的独身生活，提倡有节制的享乐；不是要他们贫穷，而是要根除一切怠惰和利用剥削来享用不劳而获的财富和收入，且要避免一切充满浓郁封建色彩的纵情于声色犬马的财富炫耀……”。这种禁欲主义清晰而一致的目标是对行为的严明纪律的有条不紊的组织。它的典型代表是“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或“专业人员”，而其独特结果是对社会关系的理性化的组织。由此可看出此次基督教改革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甚至可以说，没有这次宗教改革，就没有今天的现代社会。因为现代化社会的过程需要先解决组织性、精神性问题。
确实如此，大家只要看看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的发展轨道，这个结论就会更加明显。
“文艺复兴”发生在14－16世纪，起源于意大利。它是一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文化的文化运动，涉及文学、艺术、宗教、科学和哲学等。“复兴古典文化”是它的旗帜。其实“文艺复兴”是对“人的发现”，“世界的发现”。“文艺复兴”，提倡人性、人权、人道，主张人生的目的不是死后永生，而是现世；反对禁欲主义、蒙昧主义，提倡科学、理性、主张个性解放。
这场运动似乎是历史的必然，许多条件给它的发生做好了准备，造纸术、印刷术开始传播，新航路开通了，宗教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生活充满了矛盾也需要思想上的解决。
这时期欧洲出现的代表人物有诗人但丁，“人文之父”比特拉克，文学家薄迦丘，史称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荷兰的伊拉斯莫、英国的莎士比亚、拉伯雷以及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也是其中的辉煌代表。后期一批艺术巨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把“文艺复兴”推向高潮。政治学之父马基雅维利于1469年出生于意大利，他是资产阶级学说的奠基人。
自然科学方面有哥白尼、伽利略、哈维。哲学方面则产生了培根、笛卡儿和斯宾诺莎等一批人。
没有“文艺复兴”，欧洲其后的科学与宗教的发展都将是不可能的。“文艺复兴”是欧洲这张文化的大网中一个重要的网眼。插图《人类》134
但丁路遇贝阿特里丝 哈里代 英国1839-1927年


第五部分：在偶然与必然间思索穆罕默德

阿拉伯半岛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就有较早的农业、商业文明。他们大部分人以游牧为业。早期他们相对轻视工农业、不喜经商、不航海，靠畜产品为生。“抢劫与掳掠也是谋生一途”。
长期的生活模式使他们内部重团结，是非曲直不问。他们具有高度的荣誉感，并且成为他们的道德基准。豪侠，是最高的人格典范。勇敢、好客也是他们性格的另外一面。阿拉伯人敏感，聪明，喜欢无限制的个人自由，不愿服从领袖、服从长官，爱好“平等”。民族间对比中他们多认为自己的民族才是最优秀的，这一点我在埃及深有体会，他们对于自我民族的自豪溢于言表。历史上妇女地位不高，伊斯兰教确立以后阿拉伯地区的妇女地位仍然不高，并且教规允许的多妻多妾制也决定了这一点，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现代阿拉伯妇女依然戴各种面纱，也可视为妇女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放的一个像征。
犹太人曾经在阿拉伯开辟了许多殖民地，所以犹太教在阿拉伯南部有活动。传入阿拉伯的基督教都是一些非正统派，如聂斯托利派和一性论派。最初阿拉伯人多信原始的自然崇拜。
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出生于约公元570年，在贫困中长大，阅历丰富，25岁时和40岁的富裕女雇主结婚，后来娶过很多妻子，其中最著名的是伊斯兰“圣母”伊阿莎。她与穆罕默德结婚时只有9岁，穆罕默德当时已经50岁。穆罕默德没有子嗣，但是有女儿，所以后裔中只有外孙，目前的约旦国王是其第40代外孙。
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开始传教，并在今天的麦地那建立了神权国家，创立《古兰经》。凭着《古兰经》他统一了阿拉伯国家。632年病逝。
穆罕默德承认摩西和耶稣也是先知，但他本人是最后一位先知，即安拉的关门弟子。假如我们没有偏见地考察几乎同出一宗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最后何以导致今天在现代化社会格局中的不同地位，我想在他们的教义差别与宗教变革历史中很快就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在整个封建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既是政治思想，也决定了政治体制。
“《古兰经》不但是伊斯兰教经典，而且也是早期阿拉伯国家政治理论、经济思想和法律制度的汇编。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创立之初的伊斯兰教是为阿拉伯贵族服务的”。伊斯兰教传播之后，不分部落与氏族，均以兄弟相称，传统的“血亲复仇”被取消，这为阿拉伯国家的统一做好了准备。
“阿拉伯统一之后就开始以圣战的名义，积极向外扩张”。到8世纪初，阿拉伯哈里发（指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国家已成为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从此，政权合一成为伊斯兰教国家认可的传统之一。这里很明显可以看出他们与西方文明中宗教和政体发源的差异。伊斯兰教国家的政教合一、欧洲的世俗王权和宗教的对抗与合作、中国的世俗王权占统治地位是3种不同的政教关系形式，最终欧洲国家以最先进入现代化脱颖而出似乎说明了不同形式间的利弊上下。
伊斯兰教从犹太教、基督教那里接受了一神教、创世说、洪水与诺亚方舟传说、天堂地狱说（为符合阿拉伯地理改为火狱说）。伊斯兰信仰一神教，安拉是惟一主宰，全知全能，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伊斯兰教的“五功”是：念功、拜功、课功、斋功和朝功。伊斯兰教历又称希几拉历，根据穆罕默德出走麦地那的年份622年为纪元。622年7月16日为元年元旦。节日有开斋节（肉孜节）和宰牲节。
伊斯兰教后来分裂为几个教派：1.麦地那的辅士，自称是穆罕默德的继承者。2.麦加随穆罕默德来麦地那的迁士，强调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和穆罕默德同族人才有继承权。此派后来发展为逊尼派。3.阿里派，主张只有穆罕默德的家族成员才有资格做继承人。这一派后来发展为“什叶派”，并且发展出哈瓦立几派。
逊尼派在9世纪四大正统教法基本定型：1.哈乃斐派，法学思想主要依据《古兰经》和当地习俗。盛行于土耳其、伊拉克、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中亚和埃及等地区。中国穆斯林也属于此派。2.马里克派，主要流行于西非、北非、苏丹、乍得等地。3.莎斐仪派，兼有以上两派特点，素有“折中派”一说。盛传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东非和也门等。4.罕百里派，严格遵循经文，仅盛行于阿拉伯王国。逊尼派是伊斯兰教中最大的派别，信徒占穆斯林总人数的80％以上。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源流由三种文化汇合而成。一为阿拉伯人的固有文化，一为伊斯兰文化，一为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等外族文化”。“穆斯林学者中有不少是阿拉伯人，但大多数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各族人”。如阿拉伯散文的鼻祖和阿拉伯语法的创始人都是波斯人，哲学家和医学家伊本·辛纳（阿维森纳）是中亚人，数学家伊本穆萨（花刺子密）也是中亚人。“阿拉伯语原是古莱西部落语言，后逐渐成为阿拉伯人的通用语”。《古兰经》是以古莱西语言写下的。
阿拉伯文化繁荣的原因：“帝国疆域内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伊朗和印度河流域等地，都曾经是世界古代文明发达地区。这些都被阿拉伯各族人民所继承发扬”。阿拉伯地处交通要道，汇集三洲文化精萃，接受古典希腊、罗马文化以及印度、中国的精华。帝国时期的工商业和农业的繁荣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另外，阿拉伯统治者对文化发展本?这时期的文化成就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文学、建筑艺术、哲学。“阿拉伯文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了很大作用，对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则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古典希腊著作的介绍与流传，中国四大发明的接受与传播，印度数学、十进位法（包括0的符号）的接受、改进和传播等都有杰出贡献”。后由于西班牙与阿拉伯的特殊关系，透过他们之间的学者对西欧的文艺复兴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学者说：“伊斯兰在其鼎盛时期确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不仅造就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多元社会，而且创造了一种有着许多独创发现和成就的卓越的遗产”。


第五部分：在偶然与必然间思索印度文明

印度文明主要影响在亚洲。亚洲东南部地区——包括大陆及群岛——的一带文化几乎都曾受惠于印度。“在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安南（今越南）在内的另一广大地区，印度影响似乎是堆迭在中国文化之上的表层，但也不仅仅是一层外表而已。在这些地区，中国伦理、文学和艺术构成理智生活的主要部分……在这一些地区，尤其在日本，佛教影响却深远透彻”。
印度幅员辽阔，“有五六种语族，居民成分包括人类三大人种（黑、白、黄）不同组合、不同比例的混合类型”。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与非洲人有同种关系，北部、西北部有所谓雅利安人的后裔，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入侵过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纳粹曾经到印度北部和西藏地区去寻祖看来确实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印度南部分布最广的为达罗毗荼人。
“部分欧洲学者相信印度生活模式密切关联于形而上学和宗教信仰的精密性。印度是精神化东方的发源地。他们描绘印度的价值观是精神的，而欧洲的价值观是物质的。（但）一些欧洲史学家们坚决相信，古希腊文明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
在公元前400－公元200年，是印度教建立时期。“当哲学正向一神论发展的时候，（印度）流行的信仰却朝相反的方向变动，神和半神有几千、几万乃至不可胜数；不过有三个神终于被视为最高神，虽然其性质和含意诸说不一：1.毗湿奴——太阳神；2.湿婆——毁灭之神，也是善神。因为毁灭是世界和说明演化中必不可少的。湿婆的某些信徒是苦行僧，“但在其他族种，湿婆崇拜要求血祭，而且同采用放荡礼仪的繁殖崇拜相联系（所谓的性力崇拜）；3.梵天——婆罗摩，影响很小。
“瑜珈修行据说其结果便是达到梵我合一”。
“印度教在许多方面不同于西方民族所熟悉的宗教形式。它没有系统的信条，没有成套的教义，没有单纯的信徒集会，也没有设立教堂。印度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与宗教的综合体。婆罗门是全印度的礼仪执掌者和崇敬及物质报酬的领受者。他们不推行任何正统的信条，也不反对异教徒，但却有力的把持着神与人们之间的中介地位。印度教着重宣扬的社会风气是1.尊敬支持婆罗门；2.不杀生；3.妇女地位低下；4.遵守种姓法规。印度教经典繁多，不一一列举。
在这里从印度教和基督教的对比中很容易看出一些“组织性”方面的差异。现代社会从某个程度上说就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我很想把印度的特征比喻为一盘散沙状，其实这个特征并不仅仅属于印度，而是许多东方人的特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可以看到对于自我过于放任的痕迹，比如老庄哲学。没有放置在一定组织内的自由是没有意义的，等于零，只有整数才可以赋予他们特别的意义。没有一定约束的完全自由很容易导致无政府思想。这样的“自由”其实最终会导致一种社会集体的散漫。个体的“自由”本身也并不构成对于专制的消解，可以说，散漫与专制并行不悖地穿行于整个中国的漫长历史社会之中，并且它也作为一种标识出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人格之中。凡是了解和抓住这个特性的，便是了解了中国文化精髓的一半，并且也抓住了中国个人的性格特点。
在西方哲学中，早就有论述纪律重要性的，并且几乎把纪律抬高到自由的解放者的高度上去，而不是自由的死敌。纪律，不是奴性表现，它是一种标准化和统一化培训体系。
假如想看看组织纪律性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承担着怎样重要的任务，或许我们可以看看德国的历史发展，这个例子更极端一些。在欧洲历史中，德国一直是处于相对英、法、西等相对应的弱国，但是从19世纪开始，德国飞速发展。即便在一次又一次受到战败的遏制后，比如两次世界大战，他们每次都令人惊奇地很快反弹到战前的高水平状态。我问过自己许多次：为什么？难道是这个民族特殊吗？后来我发现在此前的历史阶段，德国有一个明显的社会特色：军国主义。并且这一传统如武士道深入日本的精神一样深入到德国的精神中去。而日本的许多军事发展正与德国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他们的由弱到强的发展轨迹竟然也如出一辙！大面积的军事纪律培训对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有可能起到了我们没有想到的组织习惯培
训。组织化与效率化既是军队的需要，其实更是一个现代化社会所需要的文化准备。插图《释迦牟尼》93 伊耶那歧和伊耶那美 水墨画 日本
提到普鲁士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士兵列队！是一个又一个“士兵王”，从18世纪初的弗里德里西－威廉一世到19世纪的威廉二世，国王全部是军队的最高代言人。而日本，干脆就是幕府的军人统治，武士道最终成为他们民族的一种突出精神。并且当我翻开日本军国发展史，我找到了更加令我意外的证据。插图《人类》265 威廉的肖像 1890年
日本武士制度实际上在18世纪前后已经开始没落，武士地位大幅度下降。日本武士的最初用途是保“家”，为不同的庄园和农户当差。这时期日本是个标准的农业国家，社会结构非常松散。后来的军国主义发展使日本从保卫家园格式走向了保卫国家、扩张国家的道路。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历史，也正是日本走向富强之路，或许是偶然的重合，或许相辅相成。
日本大约在18世纪初期开始，由林子平的《海国兵谈》开始日本向西方主要是荷兰等国学习海战等。19世纪中期前后日本更大规模向西方（主要为法国）等学习军事。在19世纪后期全面向德国学习军事，包括训练、编制、内务全方位向德国学习，甚至从德国请来了军事专家亲自指导日本。这个向德国学习军事的过程也正是明治维新向西方借鉴各方面经验的时期，社会结构的变革，加上国民素质由涣散的农民经由军事化长期大规模培训感染，工业化与现代化在日本顺利展开，从而为日本在20世纪的强大埋下了伏笔。日本之所以最终成为一个强国与这个时期的社会军事化文化特色是不能割裂的。


第五部分：在偶然与必然间思索军事训练特色

那么日本最终接受的他们认为最好的德国军事训练有什么特色呢？
德国训练士兵的最高目标是把士兵变成没有意志、没有思想的工具，对上级的命令进行“死尸式”的服从——你是否联想到展现工业化时代的电影《摩登时代》？这就对了！他们之间的契合不是偶然的。难道不是军事化训练给现代的规模化生产做出了必然的准备？
世界上整齐的军队步法和战争艺术的训练，多是从这时期的德国而来。日本很快取得了德国的军事经验，成为亚洲最先进的军事训练国家，甚至中国人都就近到日本去学军事，但根源还是从德国而来的经验。这个逐渐军事化时期整体来看，也正是德国走向现代化的前夜——17、18世纪。德日这两个文化底色根本不同的欧亚两个国家不约而同地飞速走向现代化社会，并且屡遭战败而不馁，这个军国主义共性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的用意不在宣扬军事化，而在于说明纪律训练对一个现代化社会的必要，与基督教一样有可能从不同的方向歪打正着推动并加快了人类的现代化进程。
叶建宁认为，“纪律在现代社会更多是工业主义的产物，他们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或条件或者基础”。对此，我认为英法国家可能是如此的，但是德国与日本这样的类型很可能相反，他们由极端的“纪律”训练而更快地进入并强化了工业化时代。
克制、忍耐、尽职和勇于进取，尤其是服从，都是军人的必须品质，同时我认为他们也是进入工业时代人们必备的品质。现代化本身并不需要军人，并不需要战争，但是却非常需要规范化、纪律化、组织化、标准化的人群准备。这是德国国王给士兵的命令：服从、尽职、守时、节俭、准确。所有这些品质几乎就是一个现代企业家给他的员工进行的初步培训！而“纪律”这一现代企业必备的品质，在德国军国主义时代被看作是德国的荣誉和他们生存的基础。有人可能反驳说，中国人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民众已经接近成为奴隶，“服从”得还不够吗？我说那和“纪律”培训完全无关，奴性是一种人格上的畸形表现，“纪律”并不一定伤及人格，纪律是一种明确了边界的“游戏规则”，是克制的一种极端表现。
中国和印度都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环节训练。我在一些场合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社制度”，可能是对中国自然状态下生活散漫的农民曾经做过的惟一一次现代化大规模初级准备。不管是军国主义的，还是合作社制度，当然都不是对于现代化的主观设计准备，而是歪打正着的后果。我们当然不必在今天去进行军队训练，但从这些分析中却可以注意到，我们缺乏了什么，我们在社会准备上应该侧重些什么，警惕些什么。中国一个比较有名的乡镇南街村据说就实行了军事化工业管理，并且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想，这个经验并不适合全面推广，但是它在现今阶段的中国的农村却应该成为一个企业的法宝，因为纪律化和组织化问题必须得到加强和解决。另外一个必须注意的是，军事化必然导致管理上的专制，在一定的阶段，管理手段的专制必定会扼杀生产力。在今天幅员广大的农村，为什么通常多挑选复员军人担任当地的基层干部，那是因为人们本能地注意到这些复员军人受到过初步的组织纪律训练，这成为一个组织领导者的宝贵资源。
除却德、日的军事化训练，就宗教影响而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一定的纪律性，但是佛教和印度教却没有，它更适合培养一盘散沙的人群。
印度教一般认为是某一雅利安宗教的产物，从北方传至南方后有所改变。他们“不承认有一个惟一的导师，其他宗教所具有的一切统一的原则在印度教中似乎都没有。但它的统一性与生命力似乎与婆罗门种姓相结合。婆罗门自称是?《纫磺兴枷牒妥诮淌挛锏闹傅肌薄?
“印度人宗教与社会生活的主要特点是种姓制度，这是自古以来最严格最严密的社会等级区分制度。种姓比一个民族分成若干社会或经济等级的典型结构要复杂得多”。“种姓是民主的对立面”。饮食婚姻在种姓内有严格的规定。“这是一个庞大的等级制度，它把婆罗门尊为社会金字塔的顶峰”。
种姓制度是长期发展而来的，迄今已有3000多年，和最初雅利安征服者的优越感有关，他们曾经决心不与南方的黑皮肤人通婚，以免受到污染。印度社会的这种独一无二的特征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东方专制主义”。
掌握印度祭司的婆罗门家族在印度获得最高的社会地位，但武士种姓对这个祭司行业的垄断种姓表示怀疑。佛教就产生于武士贵族阶级。不过奇怪的是婆罗门种姓并不因为掌管了祭司权而觊觎王权，大概他们势力之大、地位之高已经不需要用王位来证明自己了。“所以印度君主们从未获得像中国皇帝、日本天皇或土耳其苏丹那样有民族代表性的地位”。某些最伟大的印度君王都是佛教徒。
按说这个权利的天然分离，婆罗门贵族与王权井水不犯河水，使印度极容易走上民主社会与现代化社会，但是印度截然不同的文化储备没有使其与欧洲一样同时进入现代化社会。就我们所知的事实，印度的一切文化都指向农业社会的发展，并且会妨碍印度成功进入现代化社会。
印度王朝更替也很频繁。只有婆罗门一直以贵族的身份维持了他们2500年的优越感，是个恒定的阶级，他们坦率地承认他们由于出身就高人一等。我认为印度教的不追求世俗权力的“出世”是婆罗门种姓甘于只做祭司的原因之一，另外他们立足于社会顶峰也满足了他们的世俗荣耀感，所以与王室的矛盾和争斗就相对少了一些。事实上王室也从来没有试图要把婆罗门控制起来，好像他们两者各不相干，各守自己的社会范围。种姓制度是印度和中国历史社会的最大区别。
婆罗门的优越地位以及他们容许人们自我选择感兴趣的各种信仰和教义，还导致了印度教的多样性。印度教有四个主要教派：1.尸摩多派；2.毗湿奴派；3.湿婆派；4.性力崇拜。
“古印度文化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想像和理智方面，这在歌曲、诗歌、史诗和哲学、宗教的推理上均有表现”。最突出的是数学方面。中古时期，吸收伊斯兰教的文化因素，致使东南亚的文学、哲学、数学、天文学、医学和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印度也是有贵族传统的，但是他们的贵族似乎与欧洲风雅的贵族有所不同。这时候我想到的是希腊和罗马给欧洲带去的优雅艺术熏陶。历史文化的形成真的是盘根交错地复杂。


第五部分：在偶然与必然间思索武士道

有人说“欧洲文化是从血统和文化的混合中产生出来的、久经世故的杂种文化。日本文化与之相反，是纯而又纯的文化；是纯血统的民族，在没有同其他民族发生摩擦或抗衡的情况下，一直从容地维护了单一的纯文化”。还有一种针锋相对的理论，称日本文化是杂种性、多样性。本书《文明史》作者认为，“日本社会一方面相当繁杂，另一方面却又在总体上保持着社会的完整统一”。
书中说，有日本学者认为：“像日本这样只单方面从别国接受文明而几乎不给予对方本质性的东西的国家，恐怕也属罕见。日本这个国家恰似位于人类文明的山谷底部，所有的文明都流入此处，却未听说过有什么自己的文明流向外面……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被一般赞扬为有来历的、积极的凸型文明，这类文明所培育出来的古典受到尊重”。日本相对成为一种“凹型文明”。研究这种凹型文明可能对中国有着现实意义，因为可以探讨怎样来接纳外来文明。
也有人把日本比喻为良好的“收报机”：接收性能好，灵敏度高，杂音也少，能准确捕捉外来信号。但是却不具备“发报机”功能。有的日本人很希望日本能够成为人类文明的熔炉。
日本与中国的大规模文化交流是从唐朝开始的，准确地说是日本向中国频繁地派各种人员学习借鉴中国的文化。那时日本的贵族都以能够写汉字背汉诗为荣，很像今天中国人说外语的现象是一种时尚潮流。这些在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中都得到了体现。中日文化交流一直都没有间断，到了海禁才结束。
公元645年，日本宫廷政变，《改新诏书》颁布，“大化革新”开始，中央集权制在日本建立。中间经历了9世纪开始的“摄关政治”。自1192年源赖朝在廉仓建立幕府政权，日本长达700年特有的二元政治体制开始，天皇与幕府共存。天皇实际上等同傀儡，对于幕府构不成任何威胁。这一点与所有我们介绍过的文明体系都不同。幕府政治和日本武士密切相关。幕府将军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这种在一个国家之内“天外有天”的政治体制在历史上曾经怎样影响了日本人的政治意识，我想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和一般的专制国家对于人们民主概念的形成和心理认同肯定是有关系的。
日本武士的起源和在8世纪开始发展的日本庄园有关。由于在“摄关政治”期间盗贼横行政治腐败，大家组织武装力量保护自己。起初武士半农半武，最后发展到脱离农业生产的专业武装力量，并且最终登上了日本的政治舞台。
日本武士如西方骑士一样也有自己的一套规范，这就是著名的“武士道”。“武士高于一切的义务是护卫自己的君主和为其雪耻报仇……武士容不得名节受到些许玷污，一旦名誉受损，而又别无他途可以洗刷时，就应该切腹自杀。武士重友情而轻儿女私情（这或许是受中国儒家学说的影响的结果）”。
武士可以游手好闲，由于他们社会地位比较高，甚至可以任意砍杀触犯他的低层阶级的人，并且常以街头乞丐来试新刀。整体上看武士“忠君守义、重名轻死、廉耻守信和坚毅不拔”。并且他们轻视物质享受，见义勇为，可以任劳任怨。武士道的最高境界是切腹自杀。武士道作为一种文化在日本人今天的社会里依然可以看到他们的痕迹在国民性上的表现。当我们把东方武士与西方的骑士作个简单的比较时，会发现除了忠诚这个共同点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不同的，骑士讲克制与礼仪，尊重妇女，适合现代社会，而武士更适合于东方专制社会，并且不一定尊重妇女。
日本妇女由于“神道教”有女神崇拜，甚至天皇中有女皇，妇女地位在早期历史上并不一定很低，但是随着中国儒家学说进入，日本妇女地位开始与中国的妇女地位看齐下降。但是在日本的农村，妇女因为与男人同样参加田间劳动，因而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
日本人在10世纪前后在汉字基础上创造了本民族文字：假名。
日本的“神道教”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儒家学说和佛教文化后来溶入其中，有比较完整的宗教体系。
佛教是6世纪传入日本的。遣唐使时期是佛教在日本传布的高潮期。廉仓幕府期间，在佛教基础上产生了一些新的宗派。那之后新佛教在日本分为三个系统：净土宗系，日莲法华系，禅宗系。
茶道可以说源自中国，而花道源自佛教的供花。茶道在日本与宗教、哲学、伦理学和美学熔为一炉成为日本一门综合性的文化活动。廉仓幕府时期，建筑和雕刻绘画等也获得长足的发展。
16世纪西方文化由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天主教传教士传入日本。17世纪日本锁国。18世纪日本允许输入与天主教无关的荷兰文书籍，“兰学”在日本兴起。“19世纪开国后，兴起了包括兰学在内的西洋学，研究范围也扩大到人文学科。于是出现了儒学、洋学和国学的大冲撞、大汇合，为‘明治维新’的发动打下了基础。于是，日本从向中国文明学习转为向西方文明学习、吸收，并在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无论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中国与日本的特殊关系，并且两国地理距离较近，尤其是今天日本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使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心理反弹，常常以文化“恩人”的姿态俯视日本。历史上日本确实曾经受惠于中华文明。但通过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现代社会的大发展和中华文明的关系并没有我们某些中国人想像的那样大。具体说，中国文明在唐朝时期使日本实现了初步文明化，在礼仪、审美、文字等方面影响了日本，至多使日本摆脱了野蛮。日本后来的现代化发展则是从西方文明受益的直接后果。借助日本的历史来看中国，我倒是对于中国文明也有一个约略的总结：中国文明体系使一个国家实现初步“脱蛮”是可以的，但使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万万不能的。日本的发展轨迹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组成日本的文化我看到的特征主要有三大块：武士道精神、印度—支那和西方文明。我这里的“印度—支那”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印度支那”，而是指“印度＋中国”的一个东方文明结合体。因为佛教对于日本的巨大影响说到底是印度通过中国传播到日本的一种文明，印度不应当被撇出在外。“印度—支那”文明中除了佛教之外的另外一个分支就是中国的儒教传统，其实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被多次过滤，日本的儒教和中国人自己的发扬和继承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西方文明在今天的日本浮行于表层，其他两种文明“武士道”和“印度—支那”文明则潜行于底层。


第五部分：在偶然与必然间思索材料业革命

“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16到18世纪，表现为系统化的实验科学，形成了以牛顿经典物理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体系”。“19世纪进入第二阶段，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形成。它表现为从经验科学转向理论科学，转向对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探讨。19世纪末以后，科学发展掀起新的革命。自然科学的研究深入到微观世界和物体的高速运动领域”。这些称为科学革命。
之所以称其为“革命”首先是研究的角度，然后也指研究方法，最后还指研究成果。
为科学方法奠定思想基础的是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尔。取得显著成果的领域有天文学，代表人是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和伽利略等；经典力学创立，主要代表是牛顿、伽利略。“18世纪末19世纪初，进化的思想开始向牛顿和笛卡尔的不变论提出挑战”。康德在23岁时说：“如果想发现真理，就要置牛顿、莱布尼茨的威仪于丝毫不顾”。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又取得了长足进展，突出表现在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以及进化论的发现。
“19世纪末，古典理论科学处于巅峰状态。当时人们相信物理学大厦的基本框架已经建成”。“世纪之交一系列新发现，使经典物理学面临严峻挑战。一些科学家产生危机感，他们感叹：物质消失了。另一些科学家勇敢地向经典物理学挑战，开始酝酿第二次科学革命”。这期间的科学家有伦琴和居里夫妇。后来相对论和量子论的相继出现，不仅是科学上的革命，而且在哲学上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产业?锩ň梢搿肮ひ蹈锩保┩ǔ１蝗衔岳捶⑸?次，“分别是以机械化为特征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以电气化和以石油化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及以电子化为特点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托夫勒认为：人类社会已经历了两个文明浪潮，第一个是从渔猎采集时代进入农业时代，第二个是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今天人类正面临着第三个浪潮——走向后工业时代。
第一次产业革命包括：纺织业革命，动力革命，交通运输业革命，冶金业革命，机器制造业革命。这期间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产业结构发生巨变，同时城市化兴起。
第二次产业革命包括：电器工业，材料革命与钢铁时代的到来，化工时代兴起电信业开始发达，电影业开始崛起。
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主要标志是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与自动化的生产，核能技术的开发与新能源的利用，航空、航天业的发展，通信革命与信息时代的到来，材料业革命。


第五部分：在偶然与必然间思索清教革命

《文明史》的作者认为：“近现代文明的发展在政治领域有突出表现。其基本走向是政治生活民主化（主要表现为普选权的实现，各种权力的制衡，以新闻舆论为代表的第四种权力的崛起等等）以及国家权力的强化（表现为中央集权的加强或联邦制的发展，行政权力的建设，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协调，国家机器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干预等）”。“资本主义政治有它无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是与封建制度相比，不能不认为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
该书扼要介绍了英、法、美三国的政治变迁。
就英国部分，书中作了简单的英国概况介绍，重点放在这样一些历史事件上面：“清教革命”，“光荣革命”，“君主立宪的确立”、“责任内阁与两党轮流执政”，“文官制度的实施”、“民主的扩大”等。我对以下两点做摘要补充。
英国的文官制度，被许多国家借用。它是在19世纪中期为了适应政府职能而确立的，它的目的是为了区分政务和文官。
“政务官指政府中的阁员大臣和非阁员大臣，他们都必须是议员。大臣在自己所在一院中代表自己主观的部分，而在议会的另一院中则由国务大臣或政务次官为代表”。他们参加议会活动，参与制定政策，与内阁共进退。文官指常务次官以下的广大政府官员，他们负责执行政策。
英国官吏的任免大权最早属国王及枢密院，任免缺乏统一标准，造成了腐败，随着两党轮流执政，官吏变动很大，也不利于政策的连续性。1853年英国开始考察建立文官制度，对于提升、选拔、考核等制定一系列政策。1855年和1870年，先后颁布两次命令，规定文官录用必须实行公开、竞争考试、量才择优选拔人才。1870年以后，除外交部和内政部之外的其他部门都不再实行老的任免制度，在文官中实行统一而较为公平的标准考核。文官去留不受政治波动的影响，文官不得兼任议会参政。如想参政，必须辞去现任文官的职位。今天许多国家的公务员制度就来源于此。
英国的政治制度尽管曾经在历史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今天和全世界范围的民主制度相比却也有它落后的一面。
“突出表现是上院除极少数爱尔兰、苏格兰议员由选举产生外，绝大多数议员以世袭（公、侯、伯、子、男爵及大公，包括王室由爵位的男性成员）或封爵（社会各界有突出贡献者，其爵位终身制，不世袭）的方式产生，还有些则是由高级教士兼任的在职议员，他们由政府提名产生。这样，在组织上院时，人民群众不仅没有选举权，连发言权也没有。上院的组成不具备民主合法性……因此，改革上院又成大势所趋”。
1999年，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提出了上院改革方案，建议废除上院世袭制。英国王室则态度明确地答复：他们将不再要求保留议会中的席位和投票权。在21世纪中，随着上院的改革，英国的民主可望走上新的台阶。
就法国部分，《文明史》作者同样做了概况介绍，然后从克洛维开始简述了“旧制度的法国”、“君主立宪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我想把“重点”放在美国，法国略过。
美国早期移民都是英国人，包括英国名称之下的爱尔兰人，所以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起点很高。更由于地理的关系，甩下了英国沉重的历史包袱，轻装前进，所以美国比英国发展得更快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说美国没有文化传统是不对的，这个传统可以直接追到英国和欧洲大陆去，甚至可以追溯到希腊去。他们缺乏的是历史的陈旧负担而已。在一个全新的处女地上，美国开创了一个全人类的文明试验田，由于美国的全球移民特色，他们正在融和全人类的文明于一炉。他们以人种上的融合与日本的单纯文明文化体系的融和在东西方各成特色。
1607年，第一个居民点在北美建立。到1733年，有13个居民点成立，又称13个殖民地。
由于英国对美国的殖民要求逐步提高，同时殖民地人在当地长期生活中产生了自己的归属感，所以最终成为一场不同“民族”间的矛盾：未来的美利坚民族和英国人。


第五部分：在偶然与必然间思索美国南北战争

1755年，列克星顿郊外的枪声划破了殖民地的宁静，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次年，潘恩在《常识》中喊出了殖民地人民的心声：独立！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起草。宣言说：“我们相信这些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
等，他们被其创世主赋予了不可转让的权力，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为了保障这些权力，才在人们中间设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任何形式的政府破坏这个目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力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把新政府建立在最能保障人民的安全与幸福的原则之上，并用符合这种原则的形式组织其权力”。插图213《人类》 独立宣言 特朗布尔 油画 美国 1756-1843年
在历数英国27条罪状后，宣布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政府而独立。
1783年9月英国和北美在法国签署《巴黎合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早在1777年《联邦条例》就规定了13个州的“永久联合”，它相当于13个独立国家的松懈国际联盟。
后来的《1787年宪法》则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机器。“宪法共七条，以联邦制和三权分立为基本原则”。“宪法规定，联邦立法权属国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组成。参议院由各州议会选出，每州2名，任期6年，每2年更换其中的1/3。众议员按人口比例由各州直接选出。众议员通过的法案，须由参议院连署，并为总统批准才能生效。执行法律的权力，也即联邦行政权属总统。总统由选民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可连选连任。美国总统的权力很大……曾任美国总统的杰弗逊称美国总统制为君主制的翻版”。当然这是最初的情形。但已经说明美国的整体与一些欧洲政体的些微差异。这些差异都是历史演变的原因。
“最高司法机关为最高法院，有解释宪法和其他一切法律的权力，有权将违宪法律解除效力”。“美国的国家管理形式，在确立三权分立的同时，还系统地规定了三权间的牵制和均衡。它规定立法权属于国会，但总统对国会的立法有批准和搁置、否决权。当然，国会仍可在一定条件下推翻总统的否决”。国会无权撤换总统，但有权对总统、副总统等进行弹劾。宪法中的许多规定“旨在防止三权中任何一个权力超越其他权力之上，从而保证了民主”。
1789年4月30日联邦政府成立，华盛顿当选第一任美国总统。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有条件使美国总统可以成为君主，甚至有军权的华盛顿有复辟称帝的选择。但是经受过欧洲良好民主传统熏陶的华盛顿的个人“素质”在这个时候成为一个偶然因素，没有使得美国如其他国家一样经历革命后的复辟过程。华盛顿自己按照宪法谢绝了人民让他连任总统的好意，主动从总统的职位上退了下来，给所有后来的美国人做出了政治表率。这不是民主的胜利，是一个具有基本民主修养的美国政治家战胜人性的标志。或许它是美国民众集体民主素养所达到一定程度后的一种必然。
美国建国后实际上实行南北两种经济制度：北部雇佣制，南部种植园奴隶制。没有所有人平等的民主是一种虚伪的民主，社会激烈矛盾最终肯定要影响政治的稳定。政治制度上的先进要求与奴隶制必然发生冲突。解放奴隶的呼声日趋高涨。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开始。它是以南方奴隶主集团分离出美国并在里士满定都为直接标志的。最终内战以北部获胜结束。
1865年，在胜利的欢庆声中，林肯总统遭到枪杀。
种族主义者以三K党的形式继续在美国潜行，它产生于1866年。1870年，美国宪法规定有色人种同样可以获得各种公民权。直到上个世纪的60年代，美国的种族歧视依然在美国的各个领域内出现。
1920年，美国妇女经过长期的斗争正式获得公民投票权。
美国的现代政治形式其实也在不断发生着变革，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政治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一个聪明智慧的民族是会不断革新快步跟随世界的潮流的，不进则退是永恒的社会法则。


第五部分：在偶然与必然间思索落后就要被征服

我们看到，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实际上并没有一帆风顺的必然，并且现代化国家的产生也不是一种必然，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更是多种偶然的巧合。
埃及女王克里奥培特拉的鼻子长短或许给这个世界的影响不会很大，但假设没有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这个世界就很难说，假如没有耶稣，假如欧洲是个历史上统一稳定的大国世界又将如何？没有西方文明的来临中国人今天似乎还在干什么却是很清楚的，因为中国的本土文化中没有现代化自觉因素，中国人只是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这就是我们的宿命。文明的大融合表达了理性人的意愿，但世事总是难料，数不清的偶然在人类历史的前端等待着人类。好在今天从大趋势上看已经进入一个基本共识时代，这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对于和平的期望，对于民主的期望。民主，无论是民族内的还是民族之间的民主，都是和平与文明的保证。
当我偶尔回头观望中国的历史时，我常常为中国没有一统的宗教而庆幸，也同时为中国“没有宗教”而遗憾。基督教和伊斯兰在两个极端给了我们宗教的两个范例。没有改革，文明将走向衰落。今天美国与伊拉克的对峙，我认为很明显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一种较量。
有时候我想，或许一些偶然间沉痛的教训会给弱者以猛击，使其内部产生有识之士进行自我的深刻变革。但每一次来自外部促进的改革都必定面临着长期激烈的矛盾，产生一系列的短期负面影响。但是，在今天一定程度的“弱肉强食”法则依然畅行的时代，一个国家与民族假如无视现实不加快现代化的进程，是会为自己的倔强和过分自满付出血的代价的。历史的惟一必然大概就是：落后就要被征服。而文明怎样继承和发展，似乎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只要是中国人都会关心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我觉得许多人在拿西方表面的模式来套中国的时候，对于西方国家没有足够的历史文化了解，结论常常是非常片面的，并且极容易产生不良的负面效果，不注意橘生淮北而为枳的现象是不行的。移栽之前必须认真仔细考察两者土壤的差异，因地制宜，保证成活才是关键；否则花大力气移栽过程的失败在社会模式上的试验将是灾难性的。那么任何的急躁都可能与无原则的保守妥协一样是一种极大的不负责任。在今天东西方文化大冲撞的年代，对西方文明既不能排斥也不能盲目崇拜。我个人希望关心社会的人们首先要了解横向的世界发展，然后再来看中国社会的发展，外部世界有许多可供我们借鉴的东西。
有规律性的结论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能忘记历史的偶然是经常出现的，所以给自己的思考留出回旋的空间也是重要的。尤其在考证中国的现实时，全息继承是个问题，也就是说，改革社会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但历史文化积淀在今天人们心理上的客观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马克思说，人民决定了历史。我深以为然。我继续说：一个国家的现状是一个民族的“自然选择”。这是必然。好在历史的偶然也经常存在。


第六部分：走近西班牙西班牙史

西班牙史方面的资料在书店和一般的图书馆中很难找到。我看到一份信息说，最后一本有关西班牙历史的书出版大约是在20年前，所以就不难想见这些资料有多稀少了。最后我找到一个在大型图书馆工作的朋友，他给我弄来了一些资料，但是其中仍然没有一本正规的《西班牙通史》。在他带来的几本近期出版的书中，有专门为旅游准备的小32开本100多页的《西班牙》（广东旅游出版社）以及大32开200多页的《西班牙》（世界知识出版社 王士雄著），还有一本我要求的《西班牙王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贾成先、刘迎红著）。我试着看是否可以从这些书中间总结出一个相对完整的西班牙简史来（当然是简而又简的摘要）。
我有一个朋友喜欢到全世界各地游玩，我问他所到的国家最喜欢哪个。他说了两个，其中之一便是西班牙（很巧合的是，他说的第二个国家是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地阿根廷）。可见西班牙文化有许多的过人可爱之处。在联合国批准的“世界遗产”中，西班牙仅次于意大利，是世界第二。
在今天我们的眼中，西班牙首先是个旅游国家，不仅因为它有美丽的自然风景和奇特的建筑特色，它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组成，以及眼花缭乱的文化人物。在这个简介中，我无法细致地评述每个西班牙艺术品种和人物，只罗列一下他们的名称吧，仅只这些名词或者名字就可以让你联想起西班牙的斑斓多彩：塞万提斯与《唐·吉诃德》，5位诺贝尔文学得主，《裸体马哈》的作者戈雅，天才毕加索，抽象派画家米罗，现代派画家达利，歌坛明星多明戈，情歌大师胡立奥，奔放的舞蹈弗拉明戈，著名的《卡门》，传统的斗牛，不传统的电影业近年来在世界上连续获奖，包括奥斯卡外语片大奖。
大多数的欧洲古国都与西班牙有联系，并且在欧洲王室婚姻中能够看出西班牙的历史地位在西方历史上绝对属于领军地位，甚至可以说西班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血缘统治了整个欧洲也不算夸张，西班牙在一段时期内简直是欧洲的另外一个“梵蒂冈”，具有独特的尊贵和权威，我戏称西班牙为“欧洲的老丈人”，为欧洲的许多古国输出了数不清的王后。但后来的西班牙却先落后于英国，后落后于德国，最后落在美、日的后面，在世界范围内的舞台上西班牙除了歌舞和绘画的花边之外消失得无声无息。
古老西班牙的风光哪里去了？西班牙的历史走过了一段什么样的人类社会发展轨迹呢？这是即将展开的一篇很随意的读书笔记。我将尽量发现那些不为一般人注意的细节，在事实和假设中探讨西班牙的历史盛衰。
今天西班牙依然是欧洲仅次于法国的第二大国，当然是指版图而言（也有的说是欧洲第四大国，前面应该有德国和俄国）。
西班牙的原文在迦太基语中是“兔子之地”的意思。西班牙占据了伊比利半岛5/6的面积，其余的1/6属于葡萄牙。
西班牙人的祖先组成极其复杂，应该算是个多民族国家，有腓尼基人、希腊人、迦太基人、罗马人、居尔特人，伊比利人、西哥特人、摩尔人和犹太人。时有的独立呼声导致西班牙目前有17个自治区。每个地区有独立的立法权、首都和旗帜。尽管这些地区有高度的自治权，但西班牙并非是个联邦制国家，国家权限始终高于自治区。巴斯克地区的“埃塔”组织是一个令西班牙头疼的问题，他们不断制造恐怖事件，以秘密的恐怖活动来谋取自己的彻底独立，是西班牙目前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西班牙语基本上源自拉丁语。卡斯提尔语是公认的官方语言，其拼音和发音相当规律，只要熟悉音标，就可以读出生词。但北部西班牙人多能说自己的方言。卡斯提尔语的独特之处是，它是西欧惟一的不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
公元711年，来自北非的回教徒摩尔人来到西班牙，用10年时间征服了整个伊比利半岛。直到11世纪，西班牙都是回教的天堂，基督教没有能够进入西班牙。1469年，亚拉冈的费迪南和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结婚，?堑墓沂堑笔卑氲荷献畲蟮墓遥⑶夜跣欧钐熘鹘獭?480年他们开始统一全国的宗教信仰，国民必须信奉天主教，否则就得移民或者被处以死刑。历史上被迫放弃自己的原有信仰而皈依天主教的被称为“莫里斯科人”，而为免于处罚而假装改教的被称作“马兰诺人”。约有40万犹太人逃离西班牙。在罗马教皇的指使下，严格的宗教迫害和监控持续了几百年，一直到20世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西斯政权佛朗哥统治期间，许多犹太人的苦难是在希特勒介入西班牙之战后才得以解脱。在公元1967年的宗教自由法通过之前，新教徒和犹太人仍然不准从事宗教活动或担任公职。
从以上可以看出，基督教实际上比伊斯兰教更不宽容异教，动不动就发生宗教迫害的确实是基督教。
“今天，大约95％的民众都信仰罗马天主教，宗教性的仪式虽是生活中重要的一环，但是人们参与的目的绝大部分则是为了凑热闹和分享欢乐。”
1936年－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几乎是一场世界大战，并且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像。其实“这场战争是三场战争的组合：守旧派与自由派、改革派之战 （改革者要求选举自由、新闻自由及教育普及），经济发达地区反抗马德里政府的控制之战，以及激进的劳工阶级对抗保守自抑的地主与上层阶级之战。在西班牙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由平民暴动造成恐怖结果的大规模战争。10万西班牙人死于战场，1万人死于空袭，22万人死于谋杀和处决，5万人饥饿而死，35万人流亡海外。这样的数据对于一个当时人口大约只有2000万的国家，灾难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想见。
1936年，西班牙共和政府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者分裂，一场刺杀极右派领导者的行动导致了军事动乱。掌管政府军的佛朗哥引用外援，英法因顾及“共产主义瘟疫”的扩散而拒绝出兵，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却很乐意介入。同时也有来自54个国家的志愿军近4万人组成了“国际纵队”，他们站在西班牙人民一边参加了战斗，这其中就有知名作家海明威，还有中国人熟悉的白求恩大夫。
佛朗哥在法西斯帮助之下很快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从而开始了长达36年的佛朗哥封闭政权。西班牙的开放和经济发展在佛朗哥1975年去世时才得以实现。在此之前，西班牙几乎沦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
西班牙是一个注重家庭，注重贵族等级观念的国家。这个民族是个骄傲、活力充沛、喜欢找乐子的民族。他们常常把事情交给命运去决定，也是个随遇而安的民族。
以上依据资料主要来自西班牙人自己。插图：阿尔巴公爵像 安东尼斯·冯·代索斯特 油画 16世纪


第六部分：走近西班牙西班牙的社会动荡

西班牙和中国其实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曾经极度辉煌，然后又黯然落入低谷，最后又试图融入国际，奋起直追。历史走势可谓三起三落，让人惊叹有加。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然而在今天的国际上除了璀璨的文化，也可以说他们都是大而不强。他们的一些习俗也是很相近的，人们在单位讲究论资排辈，交往中面子第一。尽管平时他们大声讲话，但他们却避免真正的正面冲突，表达委婉而隐晦，并且推崇谦逊的品德。西班牙人表面上看属于欧洲白人种族，但是他们却没有守时准确的现代西方人的概念，同时也缺乏敬业精神，安乐是他们的最终所求。以上在西班牙人和中国人这里都可以找到例证。但有一点不同的是，舞蹈与绘画带动的西班牙文化是中国所没有的。西班牙人喜欢聚会狂欢，他们很少在晚上9点之前坐下来安生吃饭，中国人似乎传统上更喜欢晚上早早就关上大门。
另外，上个世纪的西班牙充满了极度的社会动荡，最后遭遇了佛朗哥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达36年。在最封闭的年代，西班牙人不能随便恋爱，必须是媒妁之言，一旦发现有自由恋爱，可能情侣双方要被逮捕。真难想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以自由浪漫著称的西班牙，并且竟然是在30年前！而希特勒等法西斯行为真相，西班牙人是在佛朗哥死后的1975才知道。70年代末是西班牙开放与民主的开始。
此外，西班牙在30年前还是个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大约占35％左右，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西班牙已经成功地扭转为一个现代化国家，非农业人口占西班牙总人口的95％。这个转变不仅仅是国家性质的转变，同时它真正给西班牙人民带来了幸福平安的生活。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资料显示，目前西班牙的综合发展水平已经进入“世界十强”（综合发展水平是指：人民生活水平、平均寿命、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福利待遇等）。当然必须指出的是，目前西班牙是个人口只有4000多万的国家，和13亿人口的中国不能同等估量发展中的困难与复杂。
西班牙在后佛朗哥时代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经历了1981年的军人政变（“2·23政变”），但上台不久沉着冷静的卡洛斯国王就亲自指挥平息了这场迫在眉睫的国内战争，并在国内外实行一系列开放政策和民主制度建设，最终他使西班牙走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
卡洛斯国王挫败这次军人政变的事件是这样被人描述的：他在佛朗哥的安排下登上王位时，被一些反对君主制的人士视为早晚要被罢黜的傻
瓜。政变发生当晚卡洛斯国王正要准备打网球，得知情况后他立即换上军装，以军队最高统帅的名义在电视上发表讲话。他指出：王朝是国家稳定和统一的像征，绝不容忍任何人用武力中断民主进程。他连夜给所有的军区司令打电话，表示他坚决反对政变；而那些政变者所打旗号竟然是卡洛斯国王是他们的领导者，意即卡洛斯要恢复君主制。第二天早上政变即告挫败，卡洛斯国王挽救了西班牙民主制。年轻的国王也以他的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在危机中国王是能够帮助决定国家命运的，他不仅仅是个礼仪国王。
在全世界28个君主国家中，欧洲的君主制国家占了6个。当今君主们在欧洲受到热烈欢迎，假如他们都像卡洛斯国王一样智慧和谦虚并顺应时代潮流，人民是没有道理厌恶这些举止优雅行为得体的贵族的。甚至有人说，只要国王愿意放下皇冠，人民会马上选举他们成为国家元首。
生于1938年的胡安·卡洛斯是西班牙波旁王朝末代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之孙，国王夫妇如今深受西班牙人的爱戴。1947年独裁者佛朗哥因怕世界耻笑，宣布恢复君主制，流亡国外年仅10岁的卡洛斯被选中为西班牙王储，这才开始了卡洛斯的贵族教育。作为王储卡洛斯实际上在西班牙并不掌权，但他刻苦努力，学习并熟悉了政府事宜。1969年佛朗哥提议卡洛斯为他的继承人，议会通过了这一任命。卡洛斯在佛朗哥死后马上宣布：君主制将是民主性质的。他本人对民主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卡洛斯加冕之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民主过渡，打破佛朗哥的一党专政，实行选举制，并且确定了议会、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这位开明的君主在今天的西班牙享有独特的崇高地位。
西班牙是世界上惟一称作“议会君主制”的国家，面子给国王，议会说了算。国王的政治权力很小，但影响力巨大。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下，西班牙与中国一样始终是君主主宰一切的王权至上国家。在19世纪初期，西班牙人才开始有了一些民主意识，并相继出现了7部宪法，但由于政局动荡，没有一部得到真正实施。现行的宪法是1978年广泛政治协商的结果，主要参考对象是意大利和德国宪法。
西班牙大选4年进行一次，最大的三个党派是工人社会党、人民党和联合左翼。王位世袭制。国王有权批准和颁布各项法律，在宪法之下召开和解散议会并举行选举。他可以推荐首相，并在宪法条件下予以任命和停职，根据首相建议来任命政府成员和他们的职务。宪法还赋予国王宣布战争与和平的权力，同时他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第六部分：走近西班牙发现新大陆

不同介绍西班牙的书籍某些数据相差巨大，甚至相反的都有，对社会政治的一些看法也不尽相同。比如卡斯提尔语，一本书认为它不是印欧语系，另外一本则认为它是；其中一本说境内有大批的犹太人，另外一本说犹太人在宗教迫害时期全部离开了西班牙；一本说西班牙是多民族国家，另外一本否定了这个说法。好在他们共同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有差异的地方就不更改了。
我想很多人与我一样，特别想知道西班牙的三起三落在哪里？直接原因是什么？
西班牙的鼎盛辉煌期是在15－17世纪。假如我不能一如先前那样大肆宣扬基督教对于现代化的社会准备所起到的正面作用，那么起码大家还是要看到这样一个可能是巧合的事实：西班牙确立基督教旧教（也就是天主教）正是从15世纪末期开始的。假如不能说基督教对于一个社会有正面推动作用的话，但起码它没有给西班牙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负面作用，这是肯定的。
在15世纪末哥伦布到达美洲发现新大陆之后，西班牙的殖民活动很快超越了欧洲大国，拉丁美洲几乎全部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亚洲的菲律宾甚至欧洲的荷兰、意大利和葡萄牙一度都是西班牙的附属国，非洲也有西班牙的领地。插图《人类》148 船舱里的哥伦布 何西?洛当 油画 15世纪
1588年，当时作为毫无争议的世界霸主的的西班牙人决定和海上力量不断壮大的英国进行决战，但是在英吉利海峡，英国人大败西班牙“无敌战舰”。这是西班牙成为暴发户之后受到的第一个挫折。在悲观情绪笼罩下，又加上几个昏庸无道的国王临位，西班牙从此逐渐走上下坡路。插图《人类》175 “无敌舰队”的溃败 油画 约1600年
1898年为争夺菲律宾，西班牙与美国在亚洲发生了著名的“美西战争”。这次战争的失败注定了西班牙日落西山的命运，不仅失掉了菲律宾，包括古巴和波多黎各在内的美洲地盘以及关岛也相继被美国占领。
压垮西班牙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20世纪震惊世界的“西班牙内战”。这次西班牙人是在自己的国土上遭受重创，无数人在政治动乱中丧生，血流成河；随后的36年独裁军人执政使西班牙彻底退出了国际舞台，这一雪上加霜终于使其成为一个国际上无足轻重的边缘小国。
西班牙的扩张史以及兴衰史其实也是大英帝国殖民史的一个写照，一味的扩张并不是发展和强大的法宝。美国今天的历史，是不是正在走老牌殖民大国的老路？这需要时间才能看出究竟。罗马不是一夜之间建立的，罗马也不是一夜之间倒塌的。



第六部分：走近西班牙“殖民”的诸多丑陋

在欧洲南部的老牌帝国中，似乎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受到过罗马殖民。在“殖民”这个词被用滥的时候，人们仍然记忆着“殖民”的诸多丑陋，其实“殖民”也可以有一个好名字：文化融和与传播。无法掩盖的事实真相是
，殖民必须以军事战争先行，所以侵略干预的恶名是“殖民”的必须特征。但即便如此，从长远来看，被殖民是好事，比如罗马帝国在欧洲和非洲的“殖民”，就把自己相对高级形态的社会文明带到了世界各地，没有得到这个好处的国家甚至悔恨不已。例如德国人就哀叹，是他们善战的祖先把罗马人打败才使德国长期落后于英法国家的。所以说，假如西班牙不是在公元前3世纪的218年被罗马人临幸过，还不知道西班牙是否有后来的辉煌。只是这颗文明的种子孕育的时间太长了些，长达1000年！此前的时期西班牙一直被来自非洲的伊斯兰教文明所统治，具体的引入者是阿拉伯人，也就是摩尔人。再往前，罗马人统治了伊比利半岛7个世纪。这段文化对于西班牙不会没有意义。不过“殖民”的作用不可一概而论，被相对落后善战的民族殖民那就是一场灾难了。我认为中国正是历史上不断被落后游牧民族入侵“殖民”，才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中国的文明发展。
在罗马人到来之前的公元前6世纪，西班牙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文字。罗马人的入侵是第二次的文化融和。西班牙历史学家通常把公元5世纪来自中欧的西哥特人建立的短暂政权称作“半岛上第一个国家的缔造者”，因为这时候才出现了统一的政权。
8世纪初西哥特家族内部分裂，有人引狼入室，把北非的阿拉伯人延入了西班牙救急。公元711年西哥特王国灭亡。756年倭马亚国王阿卜杜·拉赫曼一世在西班牙建立后倭马亚王朝，开始了长达7个世纪的统治。历史上的“穆斯林西班牙”创造了伊比利亚半岛上灿烂文化之说指的就是这个时期。相对宽容的伊斯兰教允许犹太教和基督教与他们和平共处，并且他们长期共存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圣地亚哥应该是到西班牙传教的第一位基督教徒，所以圣地亚哥这个西班牙小城的由来就不言而喻了，同时这里也是一个著名的朝圣之地。
败退的西哥特贵族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半岛北部地区他们与南部的后倭马王朝的阿拉伯人抗衡，最后形成了以下这些小王国：阿斯图丽亚斯、莱昂、卡斯提利亚以及阿拉贡等。
1469年，卡斯提利亚王国的女王伊莎贝拉一世与阿拉贡王国的费迪南二世结为秦晋之好，两国后来合并，成为今天西班牙的“雏形”。其他几个小王国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合并，他们共同团结起来，于1492年彻底打败了阿拉伯人，统一了西班牙全境。这个驱逐阿拉伯人的战争过程可以说自从阿拉伯人实行统治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历史上被称为“光复运动”。西班牙统一同年，哥伦布在伊莎贝拉女王的支持下发现新大陆，西班牙开始走上扩张的殖民地道路。与罗马殖民不同的是西班牙野蛮殖民中的残酷性，在美洲西班牙的殖民过程中曾经遭到过激烈的反抗。


第六部分：走近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

今天，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祖母是英国王族，妻子索菲亚是希腊公主。在卡洛斯的身上依然体现了古老西班牙的王室婚姻特征——国际性。据说这夫妇俩都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后裔，也是伊丽莎白二世的表弟妹。惟一不作美的是索菲亚是东正教徒，欧洲王室之间是不与异教徒结婚的，这对早已相爱的情侣在卡洛斯祖母与罗马教皇的斡旋下才得以顺利结婚。
我本来想罗织一张简要的西班牙与欧洲王室的婚姻表，但是手中资料不全，只好作罢，只有等以后收集到足够的资料再来继续这个有趣的工作了。我打算掉头把西班牙的王室做简要的介绍。
西班牙人看来宁愿承认来自欧洲的西哥特王室，也不愿意承认在他们国土上统治了700年的阿拉伯王室。就如英国人一般从1066年才开始计算他们的朝代，西班牙人则喜欢从15世纪的伊莎贝拉女王开始叙述他们的王室历史。并且这个王室其实正是西哥特人的后裔，他们始终在北方抵抗阿拉伯政权，这个长达几百年的收复失地的“光复运动”其实是在1212年阿方索八世领导的战役中就扭转了西班牙的政权局面，只是在15世纪的伊莎贝拉这里获得了最终的彻底胜利而已。
我看到的《西班牙王室》连阿拉伯人根本提都不提，人家毕竟在这里称王700年。其实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客观的，况且那也有过一段辉煌的穆斯林历史。不过我更愿意把那段辉煌总结为一种文化的交融结果，东西方文明汇合学习的结果。想必作者是想把重点放在近代，说是王室，其实更多是讲卡洛斯国王与佛朗哥的事情，而故意忽略阿拉伯人也可能是西班牙的习惯。
伊莎贝拉的丈夫在与其结婚后5年才出任他自己王国的国王，实际上他们合并后的国家存在着两个国王，事先伊莎贝拉就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女王了，最后历史把这个期间命名为“男女王时代”。从这里开始西班牙走向繁荣统一。
“男女王”之后西班牙进入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伊莎贝拉的女儿胡安娜接替王位，其夫来自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尽管丈夫不忠导致女王精神崩溃，但王位却依然必须传给哈布斯堡的后代，这就是他们的儿子卡洛斯一世（和今天的国王听起来一样，但是西班牙人的名字很长，并不全部一样，所以今天的国王是另外一个“卡洛斯一世”）。他从母系继承了西班牙、意大利、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从父系方面继承了奥地利、尼德兰、卢森堡等国。1519年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欧洲他被称作“卡洛斯五世”。西班牙被称为横跨四大洲的“日不落帝国”。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殖民帝国的
出现。这个时期可以视为西班牙在世界上最为显赫的时期。
西班牙有个新近拍摄的电影《疯女胡安娜》就是上面所说的女王。她的事迹被数次搬上银幕，充满了爱情与婚姻的感伤。
菲利普二世（1556-1598）接替卡洛斯一世的王位，但是没有继承辉煌，却将西班牙带向没落。这时的英国成为西班牙海上霸权的威胁。英国的海盗猖獗，成为西班牙的心头之患。又加上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与英格兰伊丽莎白女王的王位之争，菲利普二世屡次在中间阴谋挑拨，最终玛丽被伊丽莎白处决。这样菲利普二世与伊丽莎白女王必须决一死战。结局大家都已经知道，之后西班牙迅速走向衰落。
哈布斯堡王室在西班牙的执政使西班牙深深地嵌入了欧洲政治。菲利普二世之后统治西班牙的是：菲利普三世（1598－1621在位），菲利普四世（1621-1665在位）和卡洛斯二世（1665-1700在位）。据说菲利普三世之后的西班牙国王一个比一个昏庸，从此西班牙一蹶不振。
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是卡洛斯二世，接替他的是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利普，称菲利普五世，他来自法国波旁王朝。路易十四的王后是卡洛斯二世的姐姐。法国宣称，卡洛斯二世的遗嘱传位给姐姐的后人，也就是菲利普（路易十四的儿子早死，只有孙子）。卡洛斯在奥地利的妹妹一家也争夺王位，从而发生了一场长达13年的世界大战，英国、荷兰支持奥地利，西班牙、巴伐利亚则支持法国，在美洲这次战争称作“安妮女王战争”。以菲利普不得同时兼任两个国家的国王成为停战的最后协议。波旁王朝由此开始。
波旁王朝的前三个国王是：菲利普五世（1700-1846在位）、费迪南六世（1746-1759在位）和卡洛斯三世（1759-1788在位）。
卡洛斯三世是个开明的君主，在他的领导下国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随后的卡洛斯四世（1788-1808在位）上台时，革命的警钟正在敲响，他是个徒有其名的国王。在拿破仑的威势下西班牙派出海军和法军一起与英国作战。但拿破仑没有把西班牙的独立放在眼里，占领葡萄牙之后拿破仑占领了西班牙。惊惶之中卡洛斯四世宣布退位，其子费迪南七世在1808年登基。插图《人类》232 1808年5月3日 戈雅 油画 西班牙 1814年
拿破仑用计谋把西班牙王室成员全部软禁在法国，然后选定自己的哥哥约瑟夫·波那巴为西班牙国王。波那巴王朝在西班牙只存在了不到5年，这期间遭到西班牙本土人民以及英国的强烈军事抵抗，史称“独立战争”。
费迪南七世重新回到西班牙，但是他回国后对于自由民主的压制引起民众起义，1820年费迪南七世不得不宣布他忠于1812年的宪法，大赦政治犯。1823年西班牙进入“黑暗十年”。


第六部分：走近西班牙军事政变

1833年费迪南驾崩，他的继承人只有女性——3岁的伊莎伯拉。从这个时候开始埋下了以后西班牙长期的王权派系争端，甚至一直发展到今天。起因是西班牙的“传统派”希望费迪南七世的胞弟上台取代伊莎伯拉，但最终还是伊莎伯拉登上了王位，暂时由其母克丽思婷娜摄政。伊莎伯拉实际登基是在1843年。1848年欧洲革命运动把自由主义思想传入西班牙，1868年海军起义，政治无能、作风荒淫的伊莎伯拉被迫逃往法国。
1869年制宪会议召开，宪法规定西班牙为世袭君主国。由于国王空位，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有机会充当国王的人选纷纷拒绝了做国王的推荐。可见在19世纪做西班牙国王已经不是个好差事了。
1870年西班牙制宪会议选举意大利萨瓦家族的阿玛德奥为国王，两年后的1873年，作为一个并不了解西班牙局势并且对西班牙政局无能为力的外国人，他在惊惶中迫不得已宣布退位。插图《人类》248 斐迪南德七世像 戈雅 画布油画 1814年
1873年，经过短暂辩论，议会宣布成立共和国，这是西班牙的第一个共和国，前后有四个总统就位，但是西班牙的无政府状态并没有真正结束。
1874年12月，军事政变将共和国推翻，古老的波旁王朝再次复辟。这次上台的是伊莎伯拉的儿子、流亡国外的阿方索十二世（1874-1885在位）。他复辟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修改宪法。1876年的新宪法规定，西班牙为世袭君主立宪国，议会由权力相等的两院组成；宪法承认言论和结社自由，天主教为国教等。阿方索十二世不仅自己体弱多病，而且所娶第一位妻子新婚不久就夭亡了，沉郁的心情使其健康状况更加恶化，好在他很快迎娶了新人。不幸的是在尚未看到一位男性继承人之前国王自己就撒手人寰了，时年28岁。
1886年出生的阿方索十三世1902登基，这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传奇人物。可以说他在母腹已为国王，也就是说他是阿方索十二世的遗腹子。并且从以后的政治功绩来看他可谓是个有魄力的君主，这部分应该感谢他那来自奥地利的母后。这是一位沉着冷静而又品性高尚的女性，在儿子即位之前由她摄政。并且最奇特的是她力排众议，没有立先前的两个女儿为王，而是指定腹中的儿子为王——她很肯定地说她怀的是个儿子。
在阿方索十三世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阿方索利用中立国名义大发战争财，他的优裕生活引来了无数欧洲王室羡慕的眼光，西班牙的经济也得到空前发展。乐极生悲，1931年西班牙波旁王室统治遭到重大挫折，君主制与革命的冲突不可避免。一系列社会难题在很短的时间内换了11届政府后还没有得到解决。军人政府驱赶文人政府，下层工人农民阶级和统治阶级矛盾无法
调和，1931年推翻国王实行共和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内局势越来越复杂难测。为安全考虑阿方索十三世离开了西班牙，定居意大利罗马，留下了一个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的西班牙。但这个流亡王室政权与西班牙共和国相对抗，和佛朗哥保持一定的合作联系，成为一只西班牙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阿方索十三世的三子是胡安·卡洛斯，是当今国王的父亲。很不幸阿方索十三世迎娶的漂亮英国公主带有血友病基因，导致他的后代有数个先天残疾，非聋即瞎，还有的直接在轻伤后死于血友病。所幸胡安·.卡洛斯是个健康的孩子，他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因为与平民结婚而失去王位——按照西班牙传统，王储一旦与平民结婚便等同自动放弃王室全部权力；另外一个哥哥是聋哑人，他书面自动放弃王位继承权。所以胡安成为惟一的继承人，但他从来没有真正拿到过王冠。今天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是胡安的长子，父子俩同名。
提起大家再一次注意的一个有别于中国历史的事实是，西班牙王室从来都只遵循了一个血统，无论是西哥特王室、哈布斯堡王朝还是波旁王朝，同一个血统从来就没有中断。除了阿拉伯人和波拿巴·拿破仑家族，农民起义在西班牙从来就没有成功夺取过政权。


第六部分：走近西班牙西班牙的内战

我一般看历史的兴趣来自于急切澄清我不了解的一些事实，不管是一个令我迷惑的社会历史结论还是令我疑惑的人物评论。对于西班牙和佛朗哥就是这样的考虑。
在我们印象中，佛朗哥是一个独裁者，是一个冷血的人，简单地说十恶不赦。不过在搜集了一些资料之后我开始反思某些东西。但这个前提是不会改变的：他确实是个独裁者，并且他确实使西班牙封闭了36年。佛朗哥是共产主义的仇敌，同时，佛朗哥有着极其强烈的传统王权观念，甚至在他与胡安谈到与已经过世的阿方索十三世的交往时，这位强硬的将军竟然会热泪盈眶。实际上这两种思想贯穿了佛朗哥全部的政治思想：不惜一切地反对共产主义在西班牙上台，同时维护西班牙的传统——君主王权。
1931年西班牙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第二共和国，没收国王的全部财产，宣布国王不受法律保护，并且判国王有叛国罪。这个事实本身引起一些传统派和军人的反感。1936年社会党、共产党、左翼共和党组成的人民阵线在大选中取胜，引起国内外反对势力惊惶。王室、军队、共和国以及其他各方势力集合起来的矛盾迅速膨胀，引发了西班牙内战，最终实际上演变为一场法西斯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阵线的大对抗。
西班牙是个传统势力很强的国家，自1931年开始推翻国王之后就政局不稳，1936年的内战爆发几乎是必然的结局。在大选中失落的资产阶级、军人和国王站在一个阵营之内，军人政变的首脑正是佛朗哥将军。他们兵力不够，并且英法拒绝了要他们出兵的要求，阿方索国王与佛朗哥共同出面努力，向德国和意大利求援。德国是第一大援助国，仅意大利就送来了2000门大炮、1万件自动武器、24万支步枪、900辆坦克，还有汽车和舰艇等，仅飞机就有1000架，另外有15万意大利正规军和德国军人参加了与共和国的作战。
所有人都承认这次震惊世界的内战是西班牙的一场灾难，包括佛朗哥都这样认为，并且在佛朗哥统治期间，西班牙人把内战爆发日定为国庆节来提起纪念，佛朗哥还把内战的死难者集合起来埋葬，并且说自己最后也将和他们埋葬在一起。三年里的死伤规模是西班牙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场大屠杀。
按照当时的混乱，很难说佛朗哥不获胜的话，西班牙有什么样的未来，是苏联式的或者西方民主式的共和国得以建立也难说，但历史事实却是佛朗哥获得了胜利。佛朗哥在1975年83岁时去世。尽管佛朗哥在任期间百般努力，但他依然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最后不得不实行自力更生的自强政策。
佛朗哥的孤立有着独特的西方尤其是欧洲色彩。这里起码有四个原因：首先，佛朗哥和德国与意大利的特殊亲密关系，甚至他曾经将一只部队交给希特勒的长枪队指挥到苏联打仗，无疑这些行为都影响了他与盟国的关系。他后来迅速做了一些弥补，例如宣布中立等，却没有最后挽回影响。第二，他实行真正的专权独裁统治，这与西方的民主政治是相违背的，也遭到欧洲的唾弃。第三，他是反共产主义的，所以在红色国家他根本就是个天然的仇敌。第四，欧洲国家有着深远的贵族传统，甚至欧洲至今都存在着许多君主制国家，他在稳居首脑之后迟迟不将国王迎回，是不符合欧洲古老传统的。为此连佛朗哥自己都感到羞耻，所以为了掩饰他的独裁统治的长期过渡性，他不得不明确宣称，他是尊重王权和君主制的，只是迎接国王回国的时机还没有成熟而已，而这个“时机”一等就是36年。
可以说，佛朗哥确实是有诚意尊重君主制的，只是权力的欲望战胜了原则。他其实是有实力可以宣布自己为国王的，但是他没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西方和中国传统的不同表现。既然你拥护君主制，自己大权在握，为什么不自己称帝呢？中国多少皇帝都是农民起义后自封的，甚至在20世纪初期数个军人还站立不稳就想宣布自己为帝，比如袁世凯等。但是佛朗哥牢牢掌握了这个国家36年都没有称王，这个根源就是西方的贵族传统在起制约作用。他知道一旦他称帝，他会被全世界耻笑，在欧洲他将彻底无立身之地，孤立将进一步加强。非但
他不能称帝，他本来有条件让他的后代做他的继承人，他也放弃了。他有两个女儿，可以立他们为王，西班牙并不排斥女性成为首脑。更有利的条件是，西班牙从伊莎伯拉女王开始的那个一直有争议的王位继承人后来竟然和他的女儿结婚，这个信号非常明显，假如他宣布那个人为王，等同他的后代就为王，决定权在佛朗哥的手中。但是之前与之后他都比较明确地毅然挑选了更为正统的阿方索后代做他的继承人，算是不折不扣地实践了他的诺言。


第六部分：走近西班牙西班牙民主的守护神

40年代末佛朗哥就与王室达成协议，把年仅10岁的小胡安接到西班牙进行教育，意图很明显，双方心照不宣：这是未来的国王。之所以不明确宣布有许多不便因素，其一，这样主动权可以掌握在佛朗哥手中，让流亡的王室必须听命于他，他才最后会把胡安扶正，让君主制回归西班牙；一旦王室不安分，这个小王子也是个人质。佛朗哥并没有明确宣布过胡安是未来的国王，所以他可以随时废黜卡洛斯家族潜在的继承权。利用小胡安这个政治筹码，佛朗哥既平衡了与王室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也调起了国内其他激烈斗争的派别的胃口，也给传统的欧洲一个姿态。总之，通过手中的小王子佛朗哥达到了许多政治目的，使其牢牢地稳坐政治的中心，无论哪一派都要指靠他才能有政治上的作为。在这些事物的细微处理上，一次又一次令人惊讶地看到一个精明老练的西班牙政治家的手腕；吃人不吐骨，杀人不见血，这些行为都在佛朗哥“有理有节”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下得以实现。假如我们愿意宽容一些的话，他甚至可以称为是行为非常得体的一个人。
佛朗哥是位比较虔诚的基督徒，在大量有关他的历史描写中我没有看到诋毁他品性的文字，比如奢侈，比如粗鲁，比如荒淫，一个都没有。他惟一的罪过是独裁，并且压制了民主自由。他对于36年封闭统治的解释是：西班牙需要政治稳定，内战是不可取的。
在他安排王子的教育上也可以看看他政治谋略的“圆滑”之处。阿方索逝世后，王储应该是现任国王卡洛斯的父亲胡安，但是因为胡安过于急切地恢复君主制，在国外公开发表的声明中曾经公开过与佛朗哥的分歧，得罪了佛朗哥。即便佛朗哥要恢复阿方索家族的君主制，他也绝对不会把王权交给他痛恨的胡安。但是佛朗哥必须做出具体的姿态来表示他是准备交还统治权给王室的。怎么办？他最终和胡安商议，让胡安10岁的儿子到西班牙去接受西班牙自己的教育，而不是让小王子继续在欧洲大陆受教育。胡安意识到这是佛朗哥对付他的一招阴损歪招，意味着他自己有可能永远不能继承王位，但是他儿子却可以。考虑到王室的总体利益，胡安不得不忍气吞声让儿子回到西班牙，并且是直接在佛朗哥的照顾下学习和成长，作为父亲胡安自己却只能继续在国外流亡，佛朗哥也不允许他本人回国。假如他拒绝，佛朗哥不和他继续合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最后他们这支王室成员无论谁都没有希望回国统治西班牙。所以胡安必须接受佛朗哥的建议。从这个令人玩味的安排上可以看出佛朗哥的巧妙用心。
随后，为了既不让这个年幼的小王子马上接班，也不让老胡安上台，佛朗哥制定了继承法，而继承人的条件是恰好小王子可以在佛朗哥的老年时接他的班。为了国家的安全考虑，1969年，佛朗哥在老年时明确指定小胡安为他的法定继承人，那时候小胡安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并且做了爸爸，而他的妻子是一个希腊公主，也符合西班牙的王室条件。但小胡安只有名分，战战兢兢地生活在独裁统治的阴影之下，佛朗哥依然掌权。
今天的西班牙人把胡安·卡洛斯一世看作是西班牙民主的守护神，并且他品性高尚受国人爱戴。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他是佛朗哥一手培养的接班人。一般人会把现任国王的功劳归结为他宽广的视野和强烈的民主意识，但假如佛朗哥是一个强硬的反民主人士，他就不能培养出这样一个人来，我觉得实际上佛朗哥对小胡安有一种不为人察觉的故意放任。卡洛斯国王在1975年顺利接替佛朗哥的统治之后从来不发表对佛朗哥不利的言辞，并且至今佛朗哥安然地睡在他的坟墓中，并没有人们想像的暴尸鞭尸行为。但国王的父亲就不一样了：他与佛朗哥早由小分歧成为两个仇敌，因为是佛朗哥阻止了他成为国王，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儿子登基。从一个中国人的眼光看去，在弗朗哥与卡罗斯国王身上我又一次看到了只有欧洲人才有的那种绅士风度，而它主要体现在了克制这个品性上。
假如不能说卡洛斯一世对佛朗哥感恩的话，那么起码他不应该仇恨佛朗哥，并且我隐约感觉到这个佛朗哥并不反对民主；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可能早已经看到一个国家的未来必须是民主的，但也必须是稳定的。所以为了顺应西班牙的传统和发展，他先是请回了小胡安做他的接班人，并且他没有把胡安着意培养为一个独裁者，而是一个西班牙的民主建立者。他自己惟一执行独裁的必要在于权力欲望：假如他实行民主，他就必须下台。其实在那么多年的统治中，想必他生前下台，后果难以预料，实际上也骑虎难下。民主非为他不愿，实在不能也？假如说家国重任系于一身的小胡安在佛朗哥的眼皮底下一直在战战兢兢地走钢丝，那么佛朗哥其实也在政治的颠峰上走钢丝，一念不慎就是杀身之祸，两人的分别只是佛朗哥的钢丝要比小胡安的钢丝结实一些而已
。权力欲为人性的普遍弱点，体谅到他为西班牙培养了一个为人民带来幸福的国王和体制，或许西班牙人对他和我们中国人有不同的评价？


第六部分：走近西班牙穆斯林

我一直认为并坚持：“有什么样素质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权形式”。这个观点的本质决定了持有者必然是个旁观者。这种人会最大程度地避免主动介入任何形式的直接政治行为。因为他们通常认为个人的介入是无用的，尤其对人口大国更是如此；同时他们一般也会反对任何的政治激进行为。西班牙在上个世纪的历史轨迹正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权”的一个很好样板。在西班牙内战的关头，看不到这个民族除了弗朗哥的独裁专权和国内继续战乱还能有什么其他的选择，这直接与其国民基础有关。
西班牙尽管在欧洲版图，但是与欧洲老牌民主国家有着根本不同的文化基础。不仅是长期伊斯兰教统治让西班牙与欧洲主体有所区别，而且最关键的是西班牙的议会制度根本没有得到英法那样的成熟发育过程，不具有水到渠成的条件。所以第一以及第二共和国议会制度是非常脆弱的，一旦有风吹草动便土崩瓦解，最后不是让位于军阀混战就是让位于独裁专制，没有人可以使这个国家在一定的时间内真正稳定下来。
西班牙这个国家在上个世纪的特殊性使我突然醒悟到，实际上整个地球是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文明模块的。一个是以英法为中心的欧洲基督教文明板块，同时包括了从英法殖民直接发展起来的北美国家，美国、加拿大和南非等；另外一个板块是以北非和中东为中心的伊斯兰教板块；另外一个当然就是以中、印为主的东亚佛教+儒教板块。还有一个小模块是伊斯兰教+基督教文明影响的地中海板块，主要代表国家就是西班牙与土耳其等。以上板块实际上是地缘政治与宗教影响的复合模式。
西班牙与土耳其因为分别居于非洲和欧洲交界处（土耳其实际上横跨三洲），所以他们的“交界”文化特色消弭了宗教组成可能有的特色，他们在地理上的“过渡”导致了宗教文化的“过渡”。他们构成了明显的混合型，西班牙尽管人口主要组成是天主教，土耳其尽管主要人口是穆斯林，但他们体现出的政治气质却是基本相同的。并且，由于西班牙的殖民将其社会与文化特性传导于拉丁美洲，使这一地区美洲文化明显地区别于北美洲。南美洲同样人口组成主要为基督教徒，但是民众却具有明显的非典型欧洲国家所具有的散漫、乐天、狂放与自由，这种文化特性几乎与西班牙如出一辙。
亚洲方面的中、印板块中令人意外地走出“亚洲四小龙”，这是超出常规的。我有一个理由来解释这四个特例的合理性。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小”，我们就从“小”来看问题。第一，他们“小”到不足以作为板块代表，所以不足以推翻亚洲模式；第二，船“小”好掉头，操作性与地理和人口大国不在同一个水平级上，这样的变异也较容易获得。



第六部分：走近西班牙平息军事政变

话题重新回到西班牙。卡洛斯一世得以在西班牙重新走上历史舞台，尽管有平息那场军事政变的功劳，但更大的原因在于，整个西班牙人民在经历了难忘的血腥战乱和36年的独裁之后看到妥协与和平发展的可贵与可能。由于西班牙历史上派别林立，这时候只有王室的“超然姿态”可以统领这个国家。王室的这个政治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英国、日本等君主立宪制，国家的稳定在特殊的时期必须要靠王室的政治超然性出来摆平，它成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所在，使团结成为可能，国王之受人爱戴，有时候其地位看起来仅次于“神”，所以王室有一种类宗教特性。
在现代国家里，王室的存在成为“国之衡器”。中国早已经彻底失去了这个法宝，不复存在。在抗日时期，让清朝遗老出面为什么没有成功？首先，清朝是少数民族，并不是中国汉人文化的典型代表；最重要的是，中国向来没有江山失去之后再请老皇帝回来的传统。再则，中国的皇帝血统太多，为什么一定要请溥仪呢，请明王后代行不行？欧洲国家，包括西班牙都是一脉相传至今，中国早已经乱了套，每一个皇朝都是另起一个血统，无从找起，所以在中国也不存在王室的什么“超然”凝聚力了。
在环保意识浓厚的今天，杂草成为一种不能简单评价的存在。在良田中间它是多余的营养侵占者，但在沙漠它却是受人珍视的财宝，它是绿洲的形成和捍卫者。贵族制，贵族传统，尤其是王室贵族的严格传承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传统法宝。至今，大多欧洲王室的继承人都不允许与平民结婚，甚至与普通贵族都不可以通婚，必须是王室之间的通婚才可以取得王位继承权。当然这个传统随着一系列的世界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平等精神的深入人心，某些王室已经开始修改宪法允许王储与平民结婚，但西班牙宪法至今仍保留了王储必须与王族结婚的条文，否则不能获得继承权。由于王室越来越少，实际上王储选择结婚的对象在全世界一般只有十几个人，所以改革是必然的，否则岂不是让王储永远保持钻石王老五的身份，已经35岁的西班牙王储就至今未婚。
正是西方这些看似顽固死板的王室教条，客观上保护了西方贵族传统、包括王室传统的存在。试想：一个随随便便的事物由于没有明确过硬的原则很快就会在历史上消亡，西方的贵族传统是如此地坚不可摧、水泼不进，所以他们最终作为一个传统而流传下来，而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挥姓庑┕婢亍Ｓ腥怂档饺褰獭案蠢瘛庇跋熘睿侨褰讨械难鞘ッ献犹岢隽嘶实鄄恍芯汀耙孜弧钡摹翱鳌彼嘉?
在贵族传统如此刻板的欧洲，不可能频繁发生平民起义夺取政权的事情。另外，欧洲国家间的通婚使他们结为一种实质上的同盟，任何国家有打破这个王室传统的，不仅是其他国家不接受的问题，而且所有其他的国家皆有义务消灭之。事实上这个结局导致了西方国家的相对稳定，给人民休养生息带来了一定空间。相对来说，中国没有贵族传统，所以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农民起义的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发生，这个不断摧毁不断建立的过程是个巨大的社会浪费，形成社会结构的极度沙化倾向。不提无形文化资产的保留，有形文化资产的保留也是困难的。在今天一个小小的西班牙境内就有100多所王宫，1000多所贵族城堡，1万多个教堂。号称具有5千年历史的中国呢？就古代历史的遗迹，中国人大多只能从墓室里看到往昔的辉煌。许许多多的文化传统失传了，他们多少是随着王朝的覆灭而消亡的呢？
贵族传统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文化继承者和发扬者，他是土地不可缺少的固沙良品。
西班牙在许许多多方面与中国接近，今天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的王室在社会改革中不可思议地充当了急先锋，在弗朗哥去世后，国王自己首先提出并坚定地主持了民主政治改革，从而把西班牙领上了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而中国却永远不可能有皇帝了，就像中国永远没有了童话一样。也好，真的也好。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梁启超

我古文不灵，很少敢对中国古代名贤感兴趣。因一个偶然的因素我决定逼自己一回，不看他们的原著，读读他们的传记也可以啊。我挑选了梁启超。不知道怎么回事，找他的传记却颇费周折。
梁启超在天津的“饮冰室”已经在2001年被今人修整一新。看着照片上的小楼，我觉得这就像一种象征，100年来任风雨凋零破败不堪的一处房屋，在21世纪的中国突然被装饰一新，光鲜起来，就如搁置百年的“立宪”话题一样在这个世纪初被许多人有意无意间碰落蒙尘，让人们眼睛一亮。亮过之后，唏嘘不一。而这个话题在中国最早一批的发起者之中，最为显眼的人物必定少不了梁启超。梁启超作为立宪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一生以及他的思想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的地方呢？时代毕竟已经过去近100年了。
很奇怪在王府井书店这样的地方梁启超在传记的那个区域并没有找到，并且我花了相当长时间，十分认真，只买到了李希所、胡志刚两人合著的《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还有一本系列征集稿的汇编《梁启超与饮冰室》。后者多为千字小篇组成，可做零碎补遗，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所以我集中阅读了前者。好在这本书主要是讲梁启超的。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书店传记那个角落里充满了其他人的传记。就中国近代史洋务运动人物的传记大量充斥着，比如曾国藩、李鸿章等等。也可能是我看得不全面，或许在其他楼层也有，但专门放置人物传记的显著位置却没有梁启超传记，这是事实。我在想，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人们心态的象征？人们对体制内的温和改革更为关注，而稍显暴烈的革命已经被我们这个民族所渐渐抛弃了？要知道在21世纪军阀混战的年代，还有更为激烈的革命，那些人不知道在传统纸媒中怎样，比如孙中山等人在网络间随意的文字中已经受到了尖锐的质疑。梁启超的身份多少有些尴尬，既不是孙大炮这样的革命者也不是李鸿章这样的标准体制内的人。人们似乎忽略了他的这一身份，或者说这个模糊的身份在中国向来是不引人注意的。中国人喜欢黑白分明的人物。插图《太后》61 李鸿章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但我们却有幸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我想这是时代的进步，民族的智慧，我们或许正在走出一个道德代替理智的传统思维。
为了一个特殊的缘故，这个复述的过程中我可能会故意偏重一些细节，同时这也会加强故事趣味性，只是篇幅会格外的漫长起来。
按照书中的顺序，从梁启超的童年和家乡说起。
梁启超1873年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这个地方距崖山很近，想必他经常有机会过去，并且在望孙成龙的祖父那里接受到一些初级的传统政治熏陶（顺便插一句，梁的爷爷尽管是个穷秀才，但是他奶奶却是提督千金。其祖父母的结合已属奇特，而他自己的婚姻更是离奇，16岁的梁启超才气横溢引起社会广泛注意，乡试中举之下主考官竟然把堂妹许配给他。封建社会由于科举的特殊选拔人才，多少阻止了等级在婚姻中的表现）。
关于崖山这里有个典故。南宋末年遗老依然与元朝抗衡了多年，流浪的皇朝在中国的南方一直存在并威胁着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在忠臣陆秀夫的保护下成长到7岁那年，他们的末路在崖山这里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陆秀夫在元军围追堵截下先是把妻子推下大海，然后自己身背7岁的皇帝跳海自杀。这悲壮的一幕政治风云在梁启超幼小的心灵想必埋下了深深的印痕，在后来他自己写就的历史风云中同样的悲壮逻辑也在延伸。
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从这时起，中华民族才第一次真正在西方人的枪炮中认识了西方的真正存在。这是一场革命，真正的革命，它惊醒了每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世界，反思中国，面向未来，提出新的对策”。同时他也惊醒了一个走向腐朽的王朝。
1851年元月11日太平天国运动在洪秀全领导下在广西爆发。这次运动波及18个省，历时十几年，直到1864年“天京”才被湘军攻破。这个运动严重动摇了满清统治。而洪秀全所在的广西花县距离梁启超所在的新会县大约只有一百多公里。时间又如此接近，社会的动荡与历史反思肯定会使梁启超比其他人更近一层。
以上就是梁启超出生的时代背景和地理。这本身就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无论人们个体上怎样个性，其实都逃不出时代潮流的挟裹，在大环境下写个人的小篇章。时代造就人也。
简单说，梁启超禀赋超人，自小便是当之无愧的“神童”。也可能是这个自身特殊经历导致了梁启超政治哲学中很明显的“政治超人”架构，每一次他的政治举动都没有其他考虑，第一就是“强人政治”。即便“天才”与“强人”两者之间有很大差异，但是依然有相因之处。
作者在书中列举了一个有意思的近代中国人出人头地的四条路：读书或出国留学，挤进上流社会；当兵以军功成就军官；工商变富翁；冒险造反与现政府对抗，“成者王败者寇”。但梁启超却成功地在“官”与“学”之间不停转换，并且彼此辅成，最后既是政治显要，也是大学问家，实在罕见，也足见梁启超有聪明过人之处。
梁启超到底有多聪明呢？这条成长的道路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成举人，二十五岁成为政治新星，二十九岁主编《新民周刊》，成为20世纪初中国舆论界的执牛耳者”。1929年以56岁英年早逝，却留下了一千四百多万字的著述。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进化论和因果规律

梁启超年轻时的历史观基本上属于进化论和因果规律论，在晚年他才对此进行质疑。他认为历史还是有循环的一面。我个人认为历史既有规律，也有偶然因素，两者都要考虑才会“经济”而全面。
梁启超在日本期间，与孙中山等有严重的政治分歧，随即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与改良的大辩论。梁启超尽管也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但他坚决反对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历史违背了梁启超的愿望，他反对的事物一个跟一个地在中国接连发生，先是暴力的“辛亥革命”，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
其实在梁公的思想中也没有看到以“现代化”为圭臬的世界思想体系，恐怕在他那个时代只能看到西方的强大与民主体制之间的关系，尚看不到这个体制背后的深层联系，当然那时更没有一门理论叫“现代化学”。国民素质是他关注的一个方面，但没有到深思反省的层面。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切除肾手术中好肾被误切，这个偶然的医生素质底下或者业务不精导致了一代大师的最终丧命。其实民众各个层面的修养素质积累，尤其是从业精神的规范与培养，是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根本所在，政治我以为只能解决表层的社会关系，最根本的是历史推动者是人民。而梁启超被屡次卷入政治革命，实为不得已，非心所愿。
梁启超思想文化方面的中心可以由作者的这段话得到总结：“梁启超毕生追求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献身维新变法，企望以非武装斗争的方式实现社会形态的转换和政权的更替，面向世界广泛吸收外来文化，以现代的新理念诠释中国传统文化，呼吁提高国民的现代文化素质”。即便在今天看来梁启超的思想还是具有相当的前瞻性，这主要得益于他眼光的前所未有的开放性。过分要求他思想的现代性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这是整个中国的局限，同时也是他政治身份的局限。有时候我想，假如他舍弃政治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会这样呢？他能够成为一个跻身世界的思想家吗？我没有答案。但是他确实被提名过诺贝尔奖，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个罕见的荣誉。
书中作者归纳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分为三个层面递进：一.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学物质文明；二.“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侧重于资本主义制度；三.1915年新文化运动集中于欧美的资产阶级文化。我狗尾续貂：四.1949年对中国的现代化社会进行组织结构上的初始化；五.21世纪中国全面反思并全方位开始现代化冲刺。
按照作者上面的说法中国人“软”的“硬”的全学了，那么到底是什么没有使中国顺利走上现代化道路呢？我认为有两个主要的方面可供讨论：第一，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相容，需要时间；第二，不在上层，而在民众。这两个问题不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现代化终究难以完全实现，只能部分实现。我也说过，从标准的君主制过渡到现代民主社会，一般也需要100~200年的震荡沉淀，假如我们从1840年算起的话，或许中国人已经有了光明的希望，至今已经150年矣。原发型的现代化社会这一过渡需要更长时间，后来的民族与国家借鉴他们可以节省大量时间。这里面还有一个量的问题，人口众多的复杂性又加一层，困难更大一步，所以我喜欢说不急不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偶尔有年轻人说，人这一生有几个十年啊，等不及。我总想，人实际上生活与生命都没有具体的目标，重在体验的过程，“那一天”实际上“飞矢不动”，“那一天”实际上与我们都没有关系?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投身政治

说梁启超一定要说康有为。戊戌变法也是“康梁变法”嘛。康长梁15岁，为梁师。康也是广东人，1874年的一天，17岁的康有为在康家两万多册的藏书楼中翻出了《海国图志》、《职方外记》等书，读后眼界大开，对西方世界发生了浓厚兴趣，并且亲自到香港考察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展开了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刻反思，对今后中国的改造之路有了自己的想法，中西方比较成为康的思想中心。看起来这是一起偶然的事件引发的一个年轻人的思想变化，但是实际上也是时代的必然。这时候已经有一大批学者在关注并翻译西方的著作了，比如魏源等人。
康有为根据自己的考察发表了许多怪论，并且在北京参加考试期间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写了《上皇帝书》，但是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他的报国之志没有得到实现，他的文字根本就没有到达皇帝那里，而是被扣押下来。他提出：如果不变法，中国将难保，清廷将危在旦夕。1890年康全家迁往广州，开馆讲学，梁启超成为他的学生。
后来广州一带为什么成为革命志士的聚集地，我想这不是偶然的，与广州这个特殊的地域还是有一些联系：首先是由香港认识西方的便利，然后是康有为讲学并带动的梁启超等一批人的影响。也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南北已经有许多方面的区别，比如政治比如经济文化等。并且这些影响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中国。
“1894年是维新运动由思想准备走向实际行动的转折点，也是梁启超涉足政治的起点。”这年3月为会试梁启超第一次来到北京。康有为编写的《新学伪经考》等在北京流传，守旧派官僚以为这是对正统经典的诬蔑，是“惑世诬民”，应当像孔子杀少正卯一样除掉康有为。其实在今天看来，这确实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具有意识形态层面的较量。梁启超闻讯后“惊恐万分”，四处活动，最后在光绪皇帝老师翁同和的帮助下才幸免于难。但康书还是遭禁了。
当年春夏之交，中日战争迫在眉睫。日本天皇亲自募捐的同时，中国的慈禧太后却正在为自己的六十大寿忙活。1895年春天，康梁共到北京会试，在天津闻听清军大败，并且他们遭到日人搜船。4月《马关条约》签定的消息传出。为反对议和，为反对割让台湾，前来北京参加考试的台湾举人痛苦流涕。康梁集合18省2000多名举人开会，在慷慨激昂中通过了《万言书》。当场签名的有13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其内容主要为：拒和，迁都（西安），变法。
从现代看，尤其是我看，这次“公车上书”活动还是比较理想化的知识分子的天真举动，但是却为康梁带来了声誉，并且他们的政治主张第一次公开在京城亮相，同时也透出了社会要求改革的信息，影响是巨大的。从此梁启超也决心投身政治。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维新变法

其后康梁认识到要变法只有这三条途径：一.利用学会，建立变法的组织和队伍；二.办报刊宣传自己的思想；三.通过教育培养维新人才。最后他们选择了“二”，但也没有放弃其他两途。1896年《时务报》创刊，共出69期，旬刊。他们以此为阵地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梁启超是主笔，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而且不止一篇。很快《时务报》风靡海内外，一时洛阳纸贵，梁启超也名声大振，此时他还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呢。梁启超的文章主要在这几方面：1.开启民智；2.呼吁变法；3.抨击现实；4.介绍西方社会；5.对各种现象和人物进行“叙论”。
湖北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也对梁启超另眼相看，在宾客纷纷的嫁女当天，听说梁启超求见，竟撇开宾客与梁长谈，“至二更乃散”。张还重金邀请梁留下来做两湖书院院长，被梁拒绝。梁以为张是他的知音，实际上张在大方面上赞同梁的主张，但对梁的言论却认为过分，并且指示人暗中干预《时务报》。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最后导致《时务报》内部的分歧，梁启超在1897年11月奔赴湖南操办事务学堂。在这里他与谭嗣同开始了密切的接触，蔡锷成为梁启超的得意门生。
回头看那个时期的体制内，其实有许多开明人士，比如张之洞，还有陈保箴等，再明显的有李鸿章等上层人物。尽管他们本身由于各种原因自身有一定的保守性，但正是由于这些开明人士的大量加入，才从根本上彻底破坏了清王朝的根基。假如没有这些人的呼应，清朝政权仍将是铁板一块，康梁这些书生的呼吁也就得不到贯彻。
他们变法的瓶颈到底在哪里，我倒是愿意一半用规律来解释，另外一半用偶然。因为假如不是慈禧当道，光绪本人是很赞同变法的，但也不能排除光绪的变法心理来自对摆脱慈禧挟制的希冀，从而慈禧极力阻抗变法实际上也成为一种权力的报复。假如不是这种双重领导体制，变法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呢？难说。但无论如何所有人都看到这个国家必须要变，否则就要亡国。光绪更为急切一些。假如没有慈禧，中国是否会顺利走上“明治维新”的道路，这个可能是存在的。但这个“变”毕竟意味着在体制上作出对于皇家权利的摊薄，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事情，无论怎样开明的皇帝在不是面临生死存亡之际，都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利，但部分放弃恐怕还是可以商量的。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实现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插图《太后》36 慈禧的生活照
梁启超他们的事务学堂还是受到了很多保守派的怀疑。这个学堂不仅为晚清社会的许多重要人物提供了一个思想充实
的机会，同时它为20世纪初期一大批湖南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革命的根基。从这个角度看，梁启超这批人在历史上的影响确实深远，我怀疑还对于毛泽东这批人也有一定的影响，未必是具体的思想，而是一种潮流和文化气质的继承，当时的湖南成为相对开明之地想必是应该的。
梁启超结交了许多维新志士，谭嗣同就是其中一位。但是他们两个经常是见面就吵，吵后就好，当然全部的分歧都在维新而不是私人小利，是真正的莫逆之交。
这期间为了改变中国人口素质，他们从解放妇女入手，号召设立女学堂，尤其是放小脚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
实际上就统计数据来看，完全可以说梁启超他们戊戌时期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全国新办学堂185所，报馆64个，书局10个，学会103。假如没有这个基础，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将是没有根基的。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百日维新

1898年在中国干支旧历属戊戌。这一年光绪大婚，慈禧必须还政。在风雨飘摇的末代余辉中，20几岁的光绪害怕成为亡国之君，改革成为他思想的重要内容，这得到翁同和的赞同。看到康有为上书后，光绪拍案叫绝，但颇费了一番周折他们才得以相见。1998年4月，变法组织“保国会”成立。
在保国会的第二次集会上，25岁的梁启超登台演说，痛论国家亡于知识分子的空论，他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支持“维新变法”。保国会开始在全国蔓延，引起保守派的恐慌，许多人纷纷退党。梁启超因为主张废除八股科举，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万名举人集结起来要殴打梁启超。
但变法是大势所趋。1898年6月11日，光绪“昭定国是”，百日维新开始。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而这些变法的主要参考资料就来自康有为等人的主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陆续被光绪接见。
传记的作者认为，慈禧一直坐观事态的发展，偶尔也给光绪一点颜色看看。太后的主意是，先让你闹个够，最后一网打尽。“帝党”与“后党”势力悬殊，慈禧不太把光绪放在眼里。还认为，“改革说到底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引起激烈的新旧之争”。比如废除八股取士就使举人丢了饭碗，改革官制，又触犯一批官僚，等等。作者这样说也对，但仅仅看到“利益”分配这一点，肯定是短视的，时机的成熟与否也很关键。假如你要和平改革，那么起码要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但实际上从上至下都有巨大的阻力，可谓既无上层完全支持，也无群众广泛支持，就是一些书生意气。对这点20世纪末出现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有着相当不同的看法，而我个人是完全同意黄的论点的。我将把黄的学说集中放在一起总结。
各种矛盾在加剧，所有人都闻到了火药味。9月，“后党”认为废除光绪的时机已到，他们准备迫使光绪到天津阅兵，然后借机行动。眼看光绪帝位不保，维新失败，一帮变法的书生必遭杀身之祸，25岁的梁启超竟然号啕大哭起来。他马上与谭嗣同等联系，动员一些绿林好汉进京，意在捕杀慈禧，保卫光绪；还有一个考虑是借用袁世凯，让袁救驾。
袁世凯在衡量了得失之后决定倒向势力更大的慈禧，但是他明里却伪装支持变法，还信誓旦旦，不过同时私下他又对慈禧那边的人说他绝对不会倒向光绪。撒谎，在西方是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政治家绝对不能有撒谎的表现，在中国人这里只是一个计谋而已。光绪等人被袁世凯蒙在鼓里。但是他们怕袁世凯有变，特派谭嗣同在18日深夜拜访袁世凯。袁世凯看到谭嗣同身带凶器，非常客气地接待了他，并且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其实这时袁世凯的态度只说明了他是一个没有自己政治主张的军人，也不能过于苛责，处在这个位置，基本上已经骑虎难下，最后哪边获胜袁世凯并没有十分的把握，他在做谁胜跟谁的准备。
21日，荣禄带了几个人不由分说就把皇帝绑了，光绪从此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北京开始大乱。不过从后来变法人员的搜捕来看，当时的政府机制反应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地慢。康有为这样的头号要犯竟然化装出逃成功，最后到了日本。而梁启超当时正在会馆里高谈阔论，策划袁世凯杀了荣禄之后的下一步行动，小伙子闻变大惊失色。谭嗣同与梁启超商议，救皇帝已无希望，救老师不见踪影，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等死是惟一的出路。谭嗣同劝梁启超赶快逃走。插图《太后》135 被爷爷痛恨的袁世凯
梁启超在惊慌失措中跑进日本使馆，用笔写下自己的处境。当时的驻华公使林权助正陪日本首相一腾博文聊天，梁苍白的脸上“飘浮着悲壮之气”。梁说只有一死以报天下，林说不可死，随时可以躲到使馆来。吃了定心丸，梁启超回到自己的寓所收拾行囊，据说带了不少钱财。当时日本使馆那里已经人声鼎沸，但梁启超竟然又一次平安地在夜晚混进使馆。农业时代的效率问题根本不是今天的人们可以想见的！第二天谭嗣同也来，声明为“酬圣主”将慷慨赴死，让梁启超为国家继续努力。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忠臣数不胜数，不得已便也罢了，但类似这样的主动赴死，从古代就有屈原，在谭嗣同之后据说还有王国维等人，大多数为道德所遣，我觉得在西方历史中是十分罕见的。所以说，中国文化的中心实际上是道德，而这个道德已纷繁变种又演化于中国人的各种行为之中。
25日，谭嗣同等人被捕，刘光第则是自投入狱，其实恐怕前几个也基本上等同
主动投狱求死以“酬圣主”。28日“六君子”被杀害。
9月24日，梁启超在化装之后在日本人保护下逃到日本天津使馆。据说梁一下火车就被暗探盯梢，但梁行动迅速竟然甩掉了密探。25日，又经过一番化装他们钻进一艘已经准备好的日本船内，向塘沽方向划去。一个小时后巡警赶来，他们把梁启超误认作康有为，声称康有为在船上，必须接受搜查。日本人拒绝听命，为避免外交麻烦，激烈争论2个小时后巡警决定派人回去请示荣禄。随后日本人竟然蛮横地赶剩余的巡警下船，并继续航行。26日凌晨，他们见一日本军舰停泊于附近，经过商议，即获得同意让梁上船。后来荣禄派人到军舰要人，遭到日方断然拒绝。
在读到以上的细节时，我常常被两个事实诧异：一个是当时中国人的效率，二是日本人为什么愿意收留梁启超这样的革命党人。这样的维新人物实际上会使中国最终强大起来，并且维新变革的背景是中日战争。实际上后来中国的一系列革命人物都曾在日本获得过帮助或者支持。我很好奇日本政府对这些人的态度，难道只是他们之间的友情在起作用？还是另有情节？我没有答案。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袁世凯出卖维新

梁启超在日本与康有为相见，后来，他把家人也接到了日本。在这里，梁启超遇到了红颜知己何小姐，出于一夫一妻的革命誓言，梁启超拒绝了这桩婚姻，但后来他还是与照顾他的丫鬟相爱并偷偷结婚，所以他实际上有两位夫人，共有14个孩子，9个成活，4个后来成为共产党员。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是他的儿子，而儿媳妇林徽因的父亲则是段祺瑞政府时期梁启超的同事。
在日本期间为行动方便，梁启超取日本名“吉田晋”。自从日本避难期间，梁启超恐怕对自己的政治主张免不了进行深刻的反思，并且从此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与康有为的距离拉开。他研究并发表了大量有关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新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文字，据说都有新颖见解。在日本14年的时间，梁从翩翩青年成为成熟的中年，而且有机会到澳大利亚等西方社会去考察。日本社会本身的变革过程想必是梁启超最熟悉的了。我认为这段在日本居住的生活会使他的思想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假如说唐朝是中国向日本大规模输出文化的阶段，那么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就是日本大量向中国输出政治文化的一个阶段。但是为什么中国最终没有学成日本呢？原因在上面我已经提到过，“大”是其中一个原因。
作者这段话我不能同意：梁启超“惧怕革命会造成社会大乱，中国从此会国将不国；他认为中国人民智未开，不可能建立共和的民主政治。总之，革命不可以救中国，改良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梁启超的看法不能讲百分之百地全错，有些看法颇有见地。但是清廷已经腐败透顶，又拒绝任何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改革的时候，惟有革命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我的看法恰好与作者相反，我认为作者所持观点明显为新近几十年的时髦观点。梁启超的观点很对，革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孙中山之后带来的是军阀混战，人民涂炭，接着是日本大规模入侵，甚至连清末的安定生活也没有了。假如君主立宪制呢，和平过渡就避免了大量的流血与灾难。假如是同样的结局，而只是少了流血，那么我也挑选改良。改良还是革命，只是触动了“上面”，下面的问题同样都没有得到解决。恐怕梁启超还是更注重“下面”，所以才抱持那样的观点。所谓“清廷腐败透顶，又拒绝改革”云云，不过是一种革命论的口头禅，实际上光绪皇帝很希望改革，与慈禧的斗争失败偶然性极大，不足为凭，所以“惟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的论调也不能成立。西方许多的君主立宪制，尤其是第一个民主国家模型实际上就是君主立宪制国家，这些都说明不用流血革命照样能够救中国。
清朝实质垮台以后，梁启超就回到了国内，并且他投入了袁世凯的怀抱。当初是袁世凯出卖了维新，今天梁启超又与仇人合作，这就需要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胸怀。梁启超认为，只有“强人”能够救中国，当时的强人就是袁世凯，这也是梁启超接受康梁变法没有军队支持导致失败的教训。而事实上袁世凯也非常欢迎梁启超归来，他说梁启超的一支笔可抵千军。当时国内几大党也需要一个理论家来为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这样一来，当梁启超回到国内时就受到了想像不到的热烈欢迎。袁世凯看到宋教仁所带领的国民党势力越来越大，就秘密授意几个党派联合起来成立了“进步党”，梁启超是实际的领袖。两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宋教仁在1913年被袁世凯暗杀。孙中山开始“二次革命”，武力讨袁。但梁启超在这前后却“欢喜万分”，他幻想自己一展政治宏图的时机就要到了。
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却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梁启超利用袁世凯手中的权力希望建立“开明专制”，逐步推行民主政治。而袁世凯心里只把梁启超看作一个书生，也是利用梁启超去与国民党作对。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打倒国民党，再利用进步党组成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最后爬上皇帝的宝座”。而梁启超的具体理想就是做上财政总长。谁知南方革命失败，重开国会，当他们兴冲冲地商榷内阁名单时，梁发现袁已经有了一张早已拟就的人选名单，那上面没有梁启超，重要的职位都已经有了安排，只有农林、教育和司法还?兆拧Ａ浩舫帜栈穑炀芫敫蟆＝┏中砭茫浩舫镁褪眨邮芰怂痉ú砍さ闹拔弧Ｓ捎谀诟蟪稍倍辔缁崦骱椭狄导遥哉飧瞿诟蟊怀莆暗谝涣魅瞬拍诟蟆薄Ａ浩舫谕糯蟾梢环乱担Ｍ痛丝梢婪ㄖ喂ㄉ枵嬲淖什准豆埠凸?
按照一般程序，应该先订宪法后选总统，但袁世凯却要求倒过来，梁抗议，僵持一段时间，最后大家只得同意袁世凯的安排。选举时袁世凯怕落选，派大批军警把会场团团包围，如果不选他大家就别想回家，可有一些议员就是与袁作对，故意不选他，投票到第三次才通过。袁世凯作为大总统马上向内阁开刀，最后国会形同虚设，已经瘫痪。1914年1月，袁世凯终于公开停止了所有议员的职务，声称要组织一个新国会。至此5个月的内阁彻底垮台。但为了拉拢梁启超，袁世凯又任命梁为币制局总裁，梁为解散国会的痛苦之后又因此机遇而异常振奋。但袁世凯处处阻挠梁启超的改革行为，最后梁只能“愤而辞职”，并发表了脱离政界的宣言。随后袁世凯大造舆论，为复辟做准备。1915年袁克定曾邀请梁启超试探梁对于帝制的态度，遭到梁的断然否定。他们又派梁的好友劝说梁入围，结果梁向这位朋友发出了断交信。
看来梁启超对于改良主义的态度不等于倒退保守的态度，更不是留恋帝制，他有明确的底线。不仅如此，他还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深知梁启超文字威力的袁世凯送来20万巨款以换得此文永远封存，但梁启超婉言谢绝了重金，把文章抄送给袁世凯。袁世凯没有得到梁的保证，就威胁一旦发表后果将不堪设想，梁启超索性发表在北京《晨报》，对袁世凯的帝制建立形成最沉重的打击。在袁世凯向帝制奔跑的同时，蔡锷与梁启超已经开始秘密商量日后的讨袁。插图《人类》87 拿破仑的加冕仪式 大卫 油画 法国 1806年
袁世凯这样的倒退“复辟”，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过，都是在君主制与民主制之间的过渡，既是一种必然，也有偶然，比如拿破仑，还有弗朗哥政权。一个民族的民主进程是一个缓慢培育的过程。无论如何，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实质在袁世凯这里得到了全面的验证，他的底线在那里全部凸现出来。而这些话语也说明了梁启超的另外一些心态：当儿子问到梁启超为什么要把家建在天津，梁说“我关心我的图书馆。我需要我的书，我必须使他们保持能用的状态。比起放在可能被某些愤怒学生不明智地放火烧掉的易燃宫殿来，放在附近港口城市的外国租界里可能更安全”。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军阀割据混战

40岁出头的梁公这个时候在政治上日渐成熟，当蔡锷坚决表示讨袁时，是梁启超告诉他要忍耐。时机不成熟，妓女小风仙作为一个掩护的幌子就出现了。但他们却事先秘密商量了详细的讨袁计划，日后也是按照这个计划把袁扫了进历史的垃圾堆
他们先是警告袁世凯，一旦他称帝就马上起兵，结果袁世凯不听劝告。1916年从日本、香港绕道回到云南的蔡锷很快带兵打到了四川，而梁启超这时候已经来到上海，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光。依然是在日本人的掩护下，接连几天他呆在锅炉房旁边没有窗户的小屋里起草各种讨袁和联系文件。一路艰辛，连遭追截，甚至在到达指挥前线的途中患上热病差点死去。梁启超一到广西，那里就马上宣布了独立，梁启超被任命为都督总参。南方许多省联合起来，袁世凯奈何不得，一些心腹看到袁世凯大势已去，纷纷反戈，袁世凯急忙在3月取消帝制。梁启超这场反袁可以说大获全胜。梁启超的政治地位更加稳定，他成为“讨袁英雄”。
梁启超的“强人政治”并非没有根据，袁世凯倒台后中国马上出现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甚至出现了清溥仪复辟的闹剧。这次梁启超又一次选择了“强人”，那就是段祺瑞。彼此利用，他们走到了一起，讨伐清复辟，梁启超又成为“反复辟英雄”。
一直如此执著于“强人政治”的梁启超，我怀疑他是否浸染了尼采的哲学，但是我没有找到类似的文字，或者需要一种自然的智慧其实也很容易可以找到“强人政治”的必要。这次，在北洋政府梁终于夙愿得偿做上了财政总长，他与各方一面交涉一面妥协，到最后实在发觉自己无能为力，梁启超告辞不得，却因为冯段矛盾白热化而自然下台，也算遂了他的心愿。辞官后他回到了天津的饮冰室。
回顾梁的一生，作者总结说，“这并非是梁启超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特别是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成为独立群体的社会条件，他们只能附着于某个政治集团或某个政治强人去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毛泽东嘲弄他们就像毛没有皮一样。不具备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想独立去搞政治，除了失败别无选择。梁启超的败北是必然的”。我不同意其中有关知识分子的观点。
从这个作者的逻辑出发，他也是给知识分子找不出解决问题的出路的，假如知识分子去搞政治的话。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的定义和围绕定义的讨论几乎成为显学，至今没有定论，因人而非。我个人的看法是知识分子应该彻底独立于政治之外，这样才能冷静理智地观察与发现，自己置身于政治事务肯定会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当然我对于一个人出入政治并没有道德判断，只是讲：知识分子独立在激烈的政治中是无法获得的。社会对于你的判断只能是一种，你当下的行为是置身事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还是个政客？不能两者混淆，怨别人不得。梁启超也不能例外，有时候他的行为是知识分子的，有时候他的身份就是委曲求全的政客。要知道独立的前提是“中立”，你置身漩涡，怎么“独立”？小知识分子被利用是经常的，连梁启超也经常被利用，所以失去独立的依附是必然的，好听点，那叫政治合作，而知识这时候之于他们就只是资本。
作为群体知识分子的独立存在这方面中国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我也一再强调这样一个群体在中国的形成必须要有一批人具有共同的认识，那就是要有决心离开实际政治远一点，以保持适当的客观与中立，这个非常有必要。归结到一句话， 我推崇“结构不上街”1。
在这个问题，我倒是发现梁启超本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还继续衍生出一些可怕的理念，就今天看来他这些理念既是传统的，更是当下流行的：让一切成为喉舌，报纸、历史、甚至文学，都要承载政治精神，使这些工具化和政治化。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些观点并不陌生，从“铁肩担道义”到毛泽东的“延安文艺讲话”，实际上他们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也在梁任公这里不能幸免。所以梁之后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其实也都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传统不是一日能够割除的。即便如梁任公这样的绝世奇才也不能例外，我们平常人更需要在看到时代的局限后警惕我们自己在社会行为上的种种传统再现。
在今天对于梁启超做出褒贬已经没有意义，但是从他一生的奋斗中我们倒是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过去和将来，同时也从他个人的定位上找到一些得失来。总体上他应该是个政治人物，从今天世界范围的知识体系中梁的学说并无新奇之处，甚至可以说那些著述除了研究梁本人的思想外，在今天“大多”不值一钱，当然对于当时的中国那是震天惊雷。假如他安心一直做一个知识分子，是否就成为开世界先河的康德或格威特康斯坦？这也没有了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100年前有了梁启超是幸运的，不管他是学者还是政治家。
你能想象到100年前的“饮冰室”是一栋漂亮的意大利风格的白色小楼（中的一间）吗？那栋小洋楼就是梁启超的世界，也是西化的梁启超精神世界的物化表现。当我看到这一切时我真的非常意外。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100年前的人，连同那个年代。
插图《宽容》261 伊曼努尔?康德



第八部分：阅读黄仁宇之一黄仁宇的思想

本来我要把黄仁宇有关“大革命”的评述单做一章放在那个《读梁启超》后面的。后来索性单篇说一下。因为以后可能还有说的机会，所以这里就“之一”了。
我最初接触黄仁宇大概是在10年前，期间也听说过“大历史”的讲法，但终究不太在意，也没有去找黄的专著看。真正接触到这些“大历史”是近几个月的事情，而集中阅读则是近20天左右的时间。看后惊呼：高度合拍，绝对同志！惊喜之余也觉得有必要声明，假如我有太多的观点与黄仁宇相同并非抄袭黄仁宇，这个解释不全是出于虚荣显得我多聪明有先见之明，而是告诉大家，某些观点黄从中国历史寻找，而我多从西方寻找，得出相近规律和总结，这本身就很有意思。而对于我个人也终于觉得道不孤矣。为什么观点如此接近？其实倒也不奇怪，都是相对西化的中国人来看历史。说到底，黄仁宇对于历史的解读方法是一种西方人的方法。他多是历史的散谈，我也是散谈，并且到我这里更不成系列，并且还失了严肃与专业，只是业余杂谈。
之前，据说黄仁宇在中国的图书市场已经轰轰烈烈，只是中国的历史学界认为用大白话写就的黄仁宇著作拿不到台面上去。这个不和谐的矛盾只说明了中国学术界某些人无视真实学术思想的存在，只重故弄玄虚的迂腐习惯而已。无论你的学问再深，不能实用并流传于社会，也终是像牙塔中累计的灰尘。仅就历史学而言，本来就应该分为两方面：一为整理故旧，一为研究基础之上的阐述思想以应用指导于时代发展。两者不可厚此薄彼。很明显黄属于后者。但一提到思想观点，中国人“影射历史”的习惯以及研究历史只是为政治“正确”寻找根据的恶习就使人不由得杯弓蛇影起来。中国人吃这方面的亏太大了，也难怪。不过，黄仁宇的出身和经历很明显远离了“工具”嫌疑，他的思想今天在中国的热传只说明了一个道理：无论是他“新颖”的学术著作方式还是他的思想都太值得中国人反省了。可能同时在两个方面他掀起了一场静悄悄的历史学革命：客观的大历史观，用明白清晰的大白话叙述历史的可能。插图《太后》218 八国联军进京时的大批灾民
黄仁宇的书准确地在国内出版了多少我还不知道，但估计我买到的已经有六七本。我在这里只挑选了两本书谈些观点。一本是刘志琴写的《我听黄仁宇讲中国历史》（其实就是综述黄仁宇的历史观），另外一本是黄仁宇自己编写的《天南地北叙古今》。这个挑选很随便，我从《我听黄仁宇讲中国历史》中只选取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讲述“大革命”的，就算是为梁启超的那篇文章做个注脚；后者的挑选是因为我昨晚刚刚看完，印象比较深，随便聊聊而已。不可能全展黄仁宇的风采，但求窥见其一斑。插图251《人类》 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
假如没有深入接触过黄仁宇的思想，同时又想快速概括性了解黄全貌的人最好去买这本《我听黄仁宇》。此书分三大部分，在第二部分中又有14个章节，我主要摘取?渲械谑隆俺て诟锩闭舛巍?
“长期革命”是指“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大变动，这个变动，有的部分至今也没有彻底完成。”顺便说一下，黄仁宇不太喜欢从苏联拿来的那套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分法，他把近大约2000年的中国历史分为三个帝国来分述的方法很有新意。而明清就是第三帝国。而“长期革命”或者“大革命”不用说也是另外一个他的历史分段了。这个“革命”按照黄的说法持续了100多年，确实够“大”的。
“黄仁宇先生说，我们心中应该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底层，因此，传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与西方现代型国家的经济组织相去甚远，而且自思想理论至生活经验，中国文化中可以改造利用者相当少。所以黄仁宇先生警告说，若忽略传统中国社会之形貌，闭目而不假思索地以为其功能与结构必与西方社会无异，则可能在讨论上层结构时造成严重误解。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功能组织与结构,与西方各国情形全不相同,概而言之,就是不容易容纳一种商业体制。这种特性由来已久,至少也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由于黄仁宇多从古代中国社会的财税入手，所以他屡次讲到商业性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注入不便，以及“数字化管理”的不能实行。都在经济上做考虑。我由于是英美文学出身的，所以讲到中西方的差异我更愿意用一个广义的“文化差异”统而概之。同时，黄先生多喜欢直接用“资本主义”，而差不多在同一个话题中我则更多喜欢用“现代化”，这个概念也比资本主义更少经济商业的牵连了。其实我这样做的目的倒是更加暗合了黄先生的一个常用语“大历史”：撇开具体恩怨和细枝末节，用总体长远的目光来看社会与历史的发展。我自己的理解，“现代化”学说更注重社会结构与广义文化的建设。
“由于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固，而西方法制与中国社会也格格不入，所以西方人在中国所得的利益也相当有限。这说明中国不能因为西方文化的渗入，就能如日本一般，迅速现代化，而必须经历相当的折磨，其底层结构必须经过一段重整。正因为如此......中国需要在历史上通过一次长期的革命，并非偶然。”我则简单地把这个过程的漫长更多归结为中国之“大”，以及由“大”而致的复杂，当然黄先生这段的意思实际上主要说的正是“文化差异”，只是他更具体。
中国与西方的正面接触首先是从物质上的认识，西方的坚船利炮在19世纪中期几乎使中国人目瞪口呆。然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应运而生。
这个观点我不太相信：当慈禧太后挪用经费用来祝寿时，日本天皇却带头募捐组建舰队，“有学者指出，如果中日两国的军备竞赛能真正持续20年，日本就会被拖垮”。
我了解到的日本军国主义在日本的发展从18世纪末期实际上就开始了，发展到那个时期中日之间的战争以及中国的战败在我看来是必然的，日本背后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巨变，并且已经初上“现代化”社会的轨道。而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已经走到了腐败没落的顶端，日本只不过是压垮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慈禧个人的小恶并非是清朝垮掉的直接原因。
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转而走向政治层面的救国。“百日维新时，光绪帝和康梁等人之作为，无疑是在仿效日本”。除了众所周知的维新政策内容外，“他们还企图以发行公债作为新政的经费，亦有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之模样”。“但黄仁宇指出，当时（清朝）中国的底层结构仍与王安石时代没有基本区别，也仍是由上至下指定的保甲制度。同时光绪毫无实权......”这些感慨，与我经常说到的“有什么样的民众素质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异曲同工，人们的批评与改革只重视“上面”，不顾“下面”，社会脱节。其实还是黄仁宇讲得更为明确，他在许多地方说到过中国古代几次或者起义取得胜利的政权或者体制内的重要改革，之所以没有成效，都在于中间缺少一个中继传承的环节，是为改革脱节。与这个说法比较接近的是，我会经常说到贵族这个阶层的缺少对于中国这个社会的影响，一个是稳定度，另外一个可以理解为黄先生所说的传承关系的缺乏，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但很接近。


第八部分：阅读黄仁宇之一清朝之覆亡

维新变法结果是“一群书生，手无寸铁，居然要公车上书，依靠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想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最后失败。“维新方案既不能在下端展开，则在慈禧太后专政期间，更暴露了上端的不合时宜，如此只能加速清朝之覆亡”。
结论是，“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77年中，尚未对中国的社会提出实质上的改革，只能算是中国长期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而以后中国开始改革时，其间乾坤倒转的不仅是法律与政治，也牵涉到经济与生产，更及于思想、语言、社会组织和生活习惯。所以称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为人类历史中最庞大的一次革命，再恰当不过。”
我一时没有找到其他两次革命的具体分段，根据印象黄的意思不外是这样的：第二次革命运动从“五四”开始，军阀混战到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时段。第三次革命一定是围绕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并且上个世纪末的开放改革直到今天的变革一定是重点之重点，但“土改”是起点。身为国民党上校的黄仁宇后半生一直居住在国外，并且娶了白种女人，应该说政治上不会受到国内的任何言论压力，他生前明确表示出对于邓领导的改革方向的坚定乐观。尤其让我奇怪的是他对于共产党在农村基层的“土改”从他的“大历史”看也是极其“合理的”。他更多从分配和经济方面看待。
我个人则从组织结构上一直就认为：中国的“文革”歪打正着地为今天的社会做了一些铺垫。这场运动从现代化的过程来看对于中国来讲是必须的，因为要解除中国文化中浓厚的宗法意识与结构，不用猛力无法摧毁，为以后的现代化法制社会做好了清理工作的铺垫。必须做文化上的革命。不知道毛泽东是怎么看到了这一点，并且进行了文化大革命。是偶然的还是主动推行的？现在文革依然如蒙娜丽莎的微笑一般，神秘莫测。公社制度以至村队建设对于疏通基层的组织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们的功能已经接近现代化社会的基础模型，即便不够完善合理，但是与古代传统的保甲制度已经完全不同了，政党概念也深入人心，较为彻底地取代了原始宗族派别。
书中下面这些话不仅适用于蒋介石的革命，更适用于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由一个旧式的社会遇到内外冲击，需要全面改造时过程浩大，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一经发难，即不能由任何人全部掌握，多时为非人身因素做主。即领导人物，亦只能因时就势”。黄仁宇对自己的老领袖蒋介石是这样评价的：长期革命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和悲剧性人物。而同时黄仁宇又说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底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大历史”眼光其实是一个需要宽容的眼光，并且是完全撇开了个人恩怨或道德情绪的眼光，是一种彻底独立客观的判断，否则很难想像一个生活在西方的原国民党军官怎么会这样来评价与他直接对抗的一个政党与军队。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智慧，其实对于一个当代人来说更需要的是坦荡的胸襟。作为一个对西方有某种程度了解的人，我深知黄先生的这些观点需要的正是学人的理智与客观，这些特性只有西人才有，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中国学者倒是一直不缺乏热血。可惜那热血泼了几千年，并没有泼出一个美丽的世界。所以是否大家可以借鉴一下西人是怎样“不流血”的？不仅身体不流血，脑子也不流血。


第八部分：阅读黄仁宇之一地北天南叙古今

《地北天南叙古今》这本书是黄仁宇在各处不同时期发表的比较散乱的文字，共26篇，最早的发表于1945年，最晚的为1991年，时间跨度竟然为半个世纪。其中记述有人物，有趣事，也有历史和政治
，真的是古今中外一网打尽，大致按照时间顺序而编。老实说，前半部论及缅北战争的多被我不耐烦地一翻而过，书大致在中部开始好看起来，而想必我们熟悉的黄仁宇也在那段时间开始成长而至成熟起来，那时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开始出现，取代了国民党上校的黄仁宇。我比较认真地阅读了其中的八九篇，分述如下。
在《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中，黄仁宇这样解释他的“大历史观”：“也就是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看历史”。我注释他这句话就是：宏观而客观地分析历史就是大历史。前者是方法，后者是态度。黄仁宇在那本著名的《万历十五年》中又解释道：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至于将道德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张》一文中他继续说：“中共在大陆的设施初看无一是处。可是却已造成下层机构一个较简洁的粗胚胎，目前他们已经看清本身的弱点，于是证券市场之设立，破产法之被提及，所得税之征收，保险事业之抬头，尤以地产之使用权可以价让，都是确定私人财产权的步骤。今后社会多种因素既可以自由交换，则所有权和雇佣应能构成一个大网罗，现代社会的重楼叠架于是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军队与政府就靠这种机构维持。所谓法制，其精神也不外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大陆虽仍称共产党，实在有金蝉脱壳之姿态。”这是黄仁宇十几年前的作品了，现在读起来别有一番滋味。即便许多生活在中国的人也未必有他看得那么真切，这或许就是庐山效应吧。
“假使我在海外几十年研究历史还有一点用处的话，则从大处看去以上情形已属不可逆转，虽说短小的挫折仍是可能。这也就是说在不松懈警觉性的前提下我们应该相信中国跨世纪的改革业已成功。过去我们觉得中国现代史里的一团污糟，今日看来，则有其长期合理性”。所以，黄说：张和孙虽含冤半世，今日恢复名誉，“仍未为非富”。
说到历史，黄认为只能“实事求是”。说到涉及个人在历史的恩怨，他认为：只有今日我们将眼光看宽，才能看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虽有不同，但总结果汇集于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之中，解决了中国几百年的一个大问题。
这篇以及其他几篇多处提到蒋介石与美国尤其是与史迪威将军之间深不可解的矛盾。其实许多蒋或者蒋之下的许多矛盾在我今天看来依然存在于现今的中国社会，中西文化的差别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改变的。比如这个小节。史看到中国公墓里士兵墓碑上只写着“无名英雄之墓”，因此震怒，指令必须查出死者的姓名部队番号来，指斥中国军人办事不用心。几千年的农业传统社会马马虎虎的农民习惯是不可能转眼改变的。一个美国人今天照样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花百万元投资的中国商人会指派不得力的亲戚到自己开办的煤矿里去做安全检查员，而他们却只会上班时找个地方睡觉，导致最终煤矿爆炸大家都完蛋。这倒也不全是文化差异问题，“用心”而严谨的敬业精神是一种有组织、有纪律、分工明确、信守诺言的综合性现代社会必须的行为准则，农业社会转化为工业社会时这将是一个素质改革的重点，说明确点，需要长期的培训。社会形态的改变首先是从人的基本行为方式改变开始的。
在《怎样读历史》一文中，黄先生说：“不少写历史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通常不能甩脱个人的观感，而且感情用事，容易小心眼，用寻常人的眼光去议论非常之事与非常之人，也就是容易忽略后面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他提醒史人“务必放宽胸襟，增广视野。读史的人也要和创造历史的人物一样，认清自己在时代内的使命。尤其今日之年轻人既已崇慕自由，则更要孕育各个人对公共事务判别之能力，而读史是增进这种能力的最有效之捷径”。
他称鲁迅为“过激之人”。尽管我也敬佩鲁迅，但同时我也曾质疑过鲁迅的存在，尤其是他的过激我归结为婚姻情感方面严重失衡而导致了潜在的心理问题。我甚至讨厌杂文这种文体，谁称呼我为写杂文的我就觉得是骂人。当然鲁迅不仅仅是个写杂文的，鲁迅先生的孔已己和阿Q给他奠定了文学的光辉地位。
“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诸书仍为当今治史者的原始资料......办法是将每一主要朝代的兴起、最后的覆亡，和当中重要的转变，分作三五个大题目，而用原始资料充实之。因为我注重从技术角度检讨历史，所以曾花了相当的时间披阅二十四史的《食货志》”。说到中西方对比，他推荐英国历史为首选。进而研究西方历史他希望从政治哲学着手，例举了解这些西方思想哲人的重要性：柏拉图、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以及马克思。他说假如不了解这些人的思想，就可能对西方造成种种误解。
威尼斯是黄仁宇历史对比中的一个重点。他主要拿威尼斯做商业与城市文化的代表。在《为什么威尼斯？》这篇中也有许多有趣的话题。“写中国历史，不一定要复履中国，写欧洲历史也不一定要自己游历欧洲。不过在可能的情形之下，还是亲眼看过自己笔下的题材较为稳妥”。比如伦敦，到了当地才会知道古代的伦敦与今天的伦敦不太是一个地盘。


第八部分：阅读黄仁宇之一海湾战争

另外一个趣闻是，说到法国著名的鲍德尔教授，他说“我所羡慕的是他的眼光，而不是他说人叙事时一笔一句的真切。他曾把湖南写成一个滨海省份......中国的明朝则于1644年至1680?我知道这方面比较粗疏的还有一个大人物，福柯，假如苛刻一些几乎可以说在论证时漏洞百出了，但是依然不挡他思想的万丈光辉。也说明，只要你有创新，哪怕你用胳肢窝书写，历史也会为你留下一席之地，四平八稳而庸碌的文字在西方是没有地位的。这时候我还想起了尼采的散文哲学。最后是黄仁宇的大白话最终在中国学界摧开了一道门槛。贵在第一，贵在奇特，哪怕你用平淡的语言。插图《释迦牟尼》19 杂画图册 无法可说 中国画 陈洪绶
在本书中黄还谈到许多知识分子的话题。“本来知识早就应当全民化，虽说当中也有粗细深浅之不同，却不能为一群所谓分子者所独占。知识分子，英文为intelligentsia,据我所知道的今日还只能适用于苏联及中国。即有知识分子,也必有无知细民。这也是此世界上两个泱泱大国至今落后而不能民主化的症结所在。这两个国家企图民主化，其方针不在加强知识分子的地位”。他例举了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可是“到底不成器”，原因是没有结构的改革（unstructured reform）。
我则认为中国传统上并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含糊说有倒也没有问题。而今天认识到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之重要，既然不能循西方道路建立独立知识分子队伍，则中国人必须想办法逐步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阵营，而这个阵营是现代化社会所必须的。知识分子的第一步就是做到客观，不能有过分的倾向性，把有知识的政治家要坚决地从知识分子队伍中清理（当然这个清理只是概念上的）。而黄仁宇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可惜他已经入籍西方，并且也已于上个世纪末上了西天极乐世界。
黄仁宇自称：“五十年来的胡闹瞎闯，我获得了一段将世事纵横曲折前后左右上下观察的机会。我既非忠贞谋国之士，也并非投机分子。只因介入两者之间，才能保持着作史的主观和客观。一个国家与社会与时代完全脱节，并非任何人之过失。只是这种情形必招致革命”。
对于“革命”的长短，实则是变革我想。他说“近代国家的革命，统有共同的程序，即上面要重创高层机构，下面要翻转少则三五十年，多则近百年或超过一个世纪。......经过最近十年来......则更觉得惟有此说才能贯穿中外的历史，而且才能将书本上的知识和个人人身经验穿插成为一气”。“如果要知道各种情势在大时代的意义，则只将眼光放宽放大，相信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我自己认为，并非所有可以看来合理性的事物一定都是人们主观努力的结果，我以为歪打正着的事例会很多，但这些事物中却一定包含着这样的因素，那就是历史本来有其一定的规律性。
至于“为什么威尼斯”，黄说“我提倡的世界史观则注重从以农业习惯作社会骨干代之而以商业精神为主宰之一大转变。威尼斯实为这个世纪牵涉全球一个大运动的出发点。”“提及威尼斯则是表现我从技术角度看历史，不从道德观念检讨历史。”顺便在这里说一下，这样的历史观正是一个西方学者的典型态度，而黄仁宇投向中国的历史眼光正是一个西人的眼光。偶尔我会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差别。伦理道德实际上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题，而中国学者也通常用道德比量一切，历史学更是如此。但西人面对历史的时候却更愿意不动道德那根弦。
那么西人那边为什么形成了他们重客观重事实的习惯而不动情感与道德呢？
我思索过这个问题，只找到一些这样的答案。西人由于哲学、宗教等传统习惯，行为上不爱撒谎，不讲人情，没有宗法习惯，喜欢讲原则，思维上讲逻辑与理性。久而久之，在学术上或者在知识分子群体特征上，中西方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西方是冷冰冰的客观，东方则是热情洋溢的道德感。后者的不良后果是容易离开事实的本原，在历史评价上更是如此这般。许多人误解粉饰历史、新闻作假等习惯是现代政治的工具需要，但我作为一个相对了解中西方差异的人很愿意坦白地说，这不是事实，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作风与习惯在现代社会的一种必然延伸。假如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对中国的将来过于乐观，并且会认为暴力革命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以为制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重游剑桥》与《英伦鸿爪》是两个小游记。这些稍显琐碎的文字其实可能正是社会学者与文化学者喜欢的作品，里面透出许多一般人不易觉察的细节，而我相信不管是历史还是文化都最终落实于“细节”。比如黄仁宇先生很细致地描写剑桥人或者说伦敦人对于传统和建筑的维护与耐心，实际上这更是体现于英伦三岛的一种循序渐进在保守中步步为营稳步前进的典型英国模型，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是无论怎样都不能理解开明的英国人同时细细把玩传统的那种悠然自得的。而中国人，看似内敛保守却是一点就着的革命派，并且敢于彻底革命，这就经常忽悠于两个极端。
很意外地看到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黄仁宇先生竟然写过一篇《萨达姆》。在巴格达的硝烟尚未散尽的今天读来有一种格外的“亲切感”。对于阿拉伯和伊拉克黄仁宇先生肯定也会用他的大历史观来做一个交代。我把他最?愈非任何人可以掌握，所以此绝非单纯之军事问题，也不能有直接而完美的解决方案。”


第八部分：阅读黄仁宇之一康有为传

《克伦威尔》一篇也比较有趣。黄先生上来就说，最权威的克伦威尔专家Ashley曾经写过两本克传，第一本叫《克伦威尔——保守的独裁者》，第二本叫《克伦威尔的伟大》。两本书之间相隔的不仅是作者漫长的一段岁月，肯定还有他曲折转还的艰难思考，否则不会同一人得出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关键在于你拿什么眼光来看历史。假如你看他的残暴，那么他就是独裁者，假如你看到他给英国奠定的现代化基础——将政教比较彻底地从他这里分开，那么你就不奇怪为什么议会给他新做的一个塑像大过国王了。我稍微诧异的一点是，在黄先生的书中我刚刚得知克伦威尔在内战结束时并不是总司令，原来是Sir Thomas Fairfax。但是克伦威尔的声望当时却远远超过了Fairfax。并且在后来判处国王“叛国罪”并执行死刑的时候因为Fairfax不同意这个做法，所以他马上离开了这个团队。克伦威尔成为独裁。他留下来比较有名的一句话是：“这里（指议会）需要一个贵族（nobleman）一个士绅（gentlemam）一个小自耕农（yeoman）和一个庄稼人（husbanman）。此乃事理当然。”黄说：“其所谓伟大，乃是应付当日艰难局面不顾局部矛盾之气魄。.....这当然不是说他所作所为完全功德无亏，而更不是一切都应当为今人效仿。”插图《宽容》214 克伦威尔
《霍布斯》这篇老先生上来就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理性？”这篇值得仔细研读。
他说：“今日中国一般人士尚未完全了解的，西方之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不以人性之善为基础，而以犹太教、基督教之性恶论为基础。于是承认个人最初的基本之过失（原罪）作出发点。因为人类最基本之天性即为自存。如果要让这天性尽量的发展下去，可以作出无限损人利己的事情。在组织民主与自由之政体时，其第一步工作即是限制各个人自存的企望之过度发展，而不是被鼓励各人自行其是”。无疑霍布斯有关这个话题有许多高见，而那一切都表现在一本西方相当盛行的《海中怪兽》（Leviathan）中。这是一部17世纪的著作，据说今天美国的一些大学里把它列为必读书。
霍布斯的真实身份是教师，并且是数学教师，是国王的私人数学教师。权利、财产等观点都在他的著作中得到阐述。当时的时代是克伦威尔时代，皇室正在遭殃。黄仁宇说：霍布斯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他书中对国王派及议会派都不同意。他不断受人攻击，皇帝也经常劝他的老师不要发表犯众怒的言论，但他却江山不改。他活到91岁，最后一本书中对两派都有批判。我想到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的翁同和老师，尽管他生活在霍布斯之后200年，但他也没有这样做的勇气，这就是中西方知识分子的差别，独立性得失都在其中了。西方如霍布斯这样的大有人在，而中国一定得抱团才能存在，没有人敢在左右无人支持的状况之下发表自己的主张。凡这样的不是被视为疯子就是被视为异端。即便在今天呼喊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也一样，多有抱团的渴望，知道自己不孤单才能上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多有霍布斯这样的人在中国出世并确立，才会有实质独立的文化出现。
在本篇的最后黄说：“我不主张中国全部模仿西方，尤其不主张在西方支持之下模仿西方。只是一向醉心于西方之人士务必对西方更有深切之了解，霍布斯之《海中怪兽》也是增进了解门径之一。”最后一篇是叙述著名美国汉学家和新闻记者的《白修德》。有关白修德记录的美国与国民党在二战中的相互勾心斗角，后来在美国有人问起当时曾经在部队作战的黄仁宇，他说“有时事实上全部存真的报道，可能得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并举例后说：“可见得局部之正确，并非全书的正确”。作为美国记者的白修德这段话更让我想起伊拉克新闻部长撒哈夫的行为来：“实际上我被雇去左右美国舆论。美国对抗日之支持，是这（国民党）政府生存的一线希望。操纵美国新闻至为重要。所以要用说谎和欺骗，用任何方法去传说美国，中美合作共同抵制日本乃是前途之希望”。这时候的白修德假如真的如他所言去做了，不知道该说他为中国人民立下了公德还是应该得到虚伪与欺骗的责难。正在抗日的中国人民会感谢他的虚假新闻吗？
读《康有为传》



第九部分：读《康有为传》变法革新

《康有为传》的作者是童强，1997年出版。距今已有6年，这个时间段就中国来说是够长的了，因为这是中国翻天覆地飞速变化的一段时间。一般来说，涉及历史，我尽量找21世纪出版的新著作，上个世纪的靠不住。当然我不是说作者不成，是时代不成。
除了“戊戌变法”之外，我并不了解康有为，这就是我为什么读这本书的目的，其实也就是说我想了解“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的人生两端：他的生与他的死。
康有为出生于广东南海县，故而他也常常被人称做“南海先生”。1858年他出生于苏村的一个农户家中，这是个大家族。康有为的父亲是位科场不得志的人，曾经投笔从戎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并且康家不止一位英勇参战，立下赫赫战功。这样说来康家的保皇似乎是家传的。
年幼失父，康有为一直被做学正的祖父带大，饱读诗书；又加上他们家族有人经商成功，以商养学，竟然藏书几万。
小小年纪康有为便显示出过人的聪慧与远大抱负来，有人出上联“柳成絮”，他对“鱼化龙”。他自己写的一副对联是：“大翼垂天四万里，长松拔地三千年”，可见胸怀之大。
14岁的康有为开始参加童试，但一再名落孙山。尽管他聪明好学，但并不好八股，所以这个惨痛的经历或许给他日后变法中废除八股埋下了伏笔。
十几岁的时候他在自家的几万藏书中发现了魏源编写的大量介绍西方社会的书籍，使他眼界大开，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曾经跟随祖父游历，其后他主动跑到香港去考察香港社会，从此对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成为他学业的重点。八股离他越来越远。
1877年康有为经父母安排与第一位妻子结婚。康有为一生共娶5位妻妾，最后一次是在62岁时纳的20岁小妾。据说康有为对此女一见钟情，非娶不可，经再三说合才迎进家门。他的第四位夫人是一位日本姑娘。
凡伟人大圣，可能都得有些惊世骇俗的行为。康有为绝对是位怪人，并且在当时人们一谈怪人就是康有为。先是他反对人们在他婚礼上的粗俗闹洞房习惯，然后他有女儿之后联合大家放天足，之后是变法时提出的剃发，最后是废除科举等等。这些事情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别出心裁，而是带有鲜明色彩的对抗当时的“意识形态”，尽管他并不想反清，但他崇洋就必然产生这个矛盾。要知道在清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是生死问题，无论是脚还是头，都牵涉到政治思想观念。从这些大胆行为也不难看出，康有为西化观念已经至“病入膏肓”。
1860前后是中国巨变的时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冲击一波强过一波，整个社会在思考：中国的社会将走向哪里？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一半人看到了革命的机会，另外一半人意识到向西方学习。这个情形很有点与1980前后的中国相近，刚刚被打开眼罩的人们以惊奇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迷惑与兴奋同在。
25岁时依然没有中举的康有为因为考试甚至跑到了上海，那里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给他以更大的震撼，他购买了大量的西方书籍。那时江南制造总局共印书1.2万册，康有为就购买了3000册。
从康有为的成长过程以及交往状况看，南方沿海一带相对于北方开放得早一些，所谓“天高皇帝远”只是自由开放的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商业经济模式的冲击也会极大改变人们的观念；从方方面面解构旧的生产关系，尽管没有质的改变，但是南北的政治差异已经显示出来。北京的压抑在广州的康有为他们是感觉不到的。而这时候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出现便也是顺理成章的了。说实在我觉得张之洞是个迷，至今我没有读过张之洞的传记，不知道市面上是否有，总之不会多见。这是中国那个过渡时代的典型历史标本，假如读懂了张之洞这个体制内的开放者，从他的“为”与“不为”大致也就可以了解中国的那个社会。康有为与张之洞一生有许多联系。康有为变法名声大振时曾经与张之洞有过联系；最终他在日本领导中国国内起义时也仰赖张之洞，结果一行学生却被张一网打尽，全部杀头。
20多岁的康有为一次次考试，一次次落榜，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变法革新的名气却越来越大，他不仅上书皇帝，抨击时政，而且结交大批名流。这些活动耽误了他的学业，直接给他的科举事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大学士徐桐专门命人把康有为的名字从乡试榜上清除。这时康有为已近30岁。但他在朋友的帮助下获得了在国子监旁听的机会。或许这时候科举功名只是面子问题，康有为的心中其实只有变法与革新。这时候他的革新名声已经传遍大江南北，京城里他也算是个名人了。其时，政坛上保守派和革新派的斗争与磨合也愈来愈剧烈。中国的变革势在必行，只是大变小变，快变慢变的问题。
教育在康有为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北京名落孙山，回到家乡，康有为首先想到的依然是变法革新。他认为他的主张为什么得不到人们的赞同，就是国民素质低下，愚昧无知，他决心自办教育，为维新培育人才。
一个秀才身份的人开办的学堂竟然渐渐引来了许多学生，其中就有已经是举人身份的梁启超等人。这个学堂一直开办到康有为将近40岁时。
尽管康有为反对科举，但他认识到改革必须从内部开始，所以他不仅鼓励他的学生继续科举进取，以功名打进政坛掌握主动权，而且他自己以身作则也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同时这也是给自己的家族一个说法。这是改良主义最典型的特色：在妥协中前进。36岁时康有为答应家人最后一次参加乡试，假如不成就从此断了科举之念，没有料到竟然意外通过。


第九部分：读《康有为传》“卖国贼”李鸿章

回到自己的学堂，康有为潜心写出了两部惊天怪论《新学伪经考》
与《孔子改制考》。以往康有为从外部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与方向，而今他要从中国经典著作中找到改革的前例和参考。前者通过考证说明两千年来人们奉为金科玉律的都是伪经，而后者则证明孔子就是改革家！这两本书引起举国震惊，甚至西方图书馆也纷纷收藏。张之洞因此而接见康有为，但是他对康说：现在变法的时机尚未成熟。张之洞说没有成熟想必是真的不成熟，毕竟他是个成熟而开明的体制内人。北京这时候下令严查这两本与意识形态严重背离的著作，最后遭到毁版；而康有为却因为居住广州，北京的严令下达南国时已如强弩之末，康有为只是受到了思想环境的压力，并没有人真正动他毫发，他跑到桂林讲学去了。
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赴北京参加会试，途中在上海与革命党人代表陈少白第一次见面。
《马关条约》签订引发了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北京的政局更加不稳定，谣言与恐吓并行。但考试却继续进行。
这次考试的总裁是保守派徐桐，他特意叮嘱人把一篇才华横溢、“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试卷从广东卷中抽出宣布作废，以为那是康有为的无疑。谁知最后发现康有为依然名列会元第一，而那份先前废除的却是梁启超的考卷。殿试有人主张康有为应该排名第一，在徐桐阻挠之下才列二甲四十六名。就这样在38岁时康有为终于中了进士，一下就官至六品了。
康有为几次上书都不能上达天听，但是却感动了翁同和。翁竟至于亲自登门拜访康有为，碰巧的是康有为出去与朋友喝酒了。此后，根据该书作者的意思，翁同和因为革新变法而被太后嫉恨革籍回乡。翁俨然一位开放急先锋。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实，不知道是否这两位人物因此而惺惺相惜：康、翁皆是中国的著名书法大师，至今日本人都很崇尚康有为的字，并且著名画家徐悲鸿和刘海粟都曾经是康的弟子。
接触到翁同和，康有为这个书生才体会到一点改革的艰难与复杂，在体制外看问题与在体制内看问题完全是不同的风景。这是一般革命家很难体会到的。
办教育、开学会与办报是康有为改革道路中最卖力发展的三件事。《万国公报》开印了。强学会成立了，翁同和也是其中的成员，康有为拒绝了“卖国贼”李鸿章。他结识的京城名流中不仅有朝中大臣，并且也开始有外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和他多有联系，这些人在他今后的生活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后来强学会势力渐大，张之洞等也介入，内部形成权利斗争，最后演变为政府出面查禁，康有为南下。后来康有为回到北京在翁同和的引见下终于见到了皇上。
我先跳出来说个题外话。康有为看似保皇党改良派，但与孙文那样的决绝革命者却有着本质区别。康是个激进的改革派，甚至是个理想主义改革派，书生意气，浪漫天真。从他老年时写下的《大同书》中可以看出他思想的不成熟，做思想家可以，做实地的政治改革家则终究会失败，而让他在30几岁时带一帮20几岁的学生和思想稚嫩的皇上则更是失败得快些而已。我十分怀疑他在“戊戌变法”中的策略失误是因为过于急切，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就下手，在可以渐进的时候选择了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致使革新全盘皆输，导致了其后的一发不可收拾，从而把中国的历史引入一条更加凶险的路程。好心是好心，但急切而导入坏结果是不能原谅的，因为改革不是自己闹着玩，牵涉到亿万人民。
最初皇帝开始革新的时候，也是西方列强与中国矛盾愈加深化的时候。这时西太后无论出于何种考虑，表面上还是把权力下放给了光绪。在康有为的变法中，第一大项便是废除科举制。要知道这个制度已经在中国畅行千年，并且一系列相关制度叠加其上，但不料经过说服科举愣是被成功废除，连西太后都批准了！就连整体变法太后也说过：不阻拦。
我认为，康有为这个书生后面的一系列举动太卤莽，一口想吃个大胖子，这也是中国人的理想浪漫主义通病。废除了八股之后开办西学也得到朝廷同意，本来可以循序渐进深入改革，但康有为却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他一鼓作气提出无数的改革措施，大到呼吁改维新元年，他还曾经倡导过孔子纪年，建议迁都上海，改制为君主立宪，小到改衣冠、剪发辫等。而康有为根本从来就没有在体制内有真实的政治体验，所以实践上当然也缺乏经验。只是国难临头，大清临时抱佛脚听之任之，但如此大规模而急切的猛药，终于要了变法的命。极度亏虚的病人猛补死得快。连后来命断菜市口的其胞弟康广仁生前都说他“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
这一幕惨痛教训，这个历史经验，所有中国人都不应忘记。不善于耐心的中国人，学一点英国人的保守渐进吧。磨刀不误砍柴功。一个社会与一个制度和任何物质一样，都有自己特殊的结构与规律需要了解，它的韧性是有限度的，只要达到临界就会出现意外而不可逆转。
在检讨中国人好激进的同时，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偶然因素，当时的两个权力中心并行是这次失败的最大隐患。如若没有西太后，很难说光绪是否会真的变法成功。但是不可忽视的另外一个事实是，每当社会发生巨变时，上层的权力斗争是必然的，即便不是皇太后与皇帝之间的斗争，也会有保守与革新两派之间的斗争，这时候的输赢不是看谁是国家名义上的首脑，而是看实权掌握在谁手中。所以即便没有西太后，李鸿章与荣禄等人?所以说，我认为康有为的过于急切是毁掉这次变法的最突出原因。
历史中充满了偶然性，比如袁世凯的摇摆，比如恭亲王的去世，比如八国联军，等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都给这个变法造成不能预见的结局。但是，时机的成熟与否是最关键的。这需要一个资深政治家敏锐的眼光来判断局势，而康有为根本不具有这个能力，他仅只是个满怀报国之志的思想家或者书生而已。插图《释迦牟尼》124 寒山拾得图 绢画 蒋贵 中国明朝


第九部分：读《康有为传》时代领导者

按照这本书的记载，太后还政时并不知道康有为曾经准备必要时杀她，是后来袁世凯向荣禄坦白之后西太后才了解了一切。之前27岁的光绪为了保护康有为以备“留得青山在”，让康提前一天离开了北京，以至于他在天津溜达时还不知道皇太后已经下令逮捕他。结果清兵在北京扑了空，随后一路追到天津。最后是英国朋友帮了康的忙。西方人是欢迎中国革新的，所以也愿意保护维新人物。也有人认为是中国体制内的某些开明人士故意放他一马，同时在程序上谁也看不出来是谁的手脚。具体的历史事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复杂。政治的复杂，就是人的复杂。插图《太后》46 八国联军在紫禁城的照片
尽管英国人尽力保护他安然到达日本，但是西方人对康有为有着冷静的认识，英国领事班瑞德说：“我认为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领导者。很显然，他被爱好西法的热心所驱使......他的提议改变中国服装至少是不合理的。在目前的中国的情况下，他这建议不是被忽略就是惹起反抗......”我想这位领事倒是会认为孙中山是个“时代领导者”。
从此康有为在海外走上了保皇之路。孙中山派人与他联系，商谈联手革命，被他拒绝，并且屡次倨傲地说：孙中山是什么人，我学问比他大多了。即便在形势发生根本改变之后他依然以光绪和他之间的情谊代替政治判断，并且这一感情一直深入到他以后的政治与思想中不能自拔，也与梁启超等学生在思想上分道扬镳。以后的许多年中由于清廷追捕，他不得不流落到更为遥远的地方，这也给他提供了更多考察西方社会的机会。他总共游览过欧美31个国家和地区，并且有的地方是反复来往数次。在这个阶段他把保皇会开到了全世界，并且为以后的维新募捐。他曾经募捐到100万美金的巨款。而当时诺贝尔奖金不过是区区几万美金。有了这些资源，为他今后的复辟打好了基础。
无论过去多长时间，西太后健在的日子里始终也没有放松对康的刺杀活动，这使康在晚年性格暴戾、多疑而刚愎自用，不仅与众学生发生误会，同时也与许多朋友因误解而彻底断交，包括孙中山。
1900年前后，闻听西太后要废除光绪另立太子溥仪，康有为准备起兵勤王。他在新加坡坐阵指挥起义，但他对国内的许多判断都近乎幻想，最终导致许多弟子人头落地。而光绪也在1908年去世。光绪是否为西太后所害也成为一桩公案。实际上康有为一直想的是光绪那么年轻怎么也可以抗得过慈禧，所以幻想他还是有机会在光绪临政后继续他的变法大业。但光绪的死让一切都灰飞湮灭了。袁世凯是康有为的死敌，康认为是袁世凯害死了光绪帝，所以在袁世凯权倾天下之际，他在国外对袁口诛笔伐，最终摄政王也顺势请袁世凯回家养老去了。
康圣人著名的《大同书》是在1901年的印度写就的，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结合。即便在100年后的今天看也是超前得不能再超前，完全是浪漫主义幻想。也可见这样一位热血沸腾之人一旦从政所带来的灾难。著名的“革命还是改良”的大辩论应该提上一笔，那发生在早几年的日本，康有为当然是改良一派。
我很奇怪地看到，在1911年清廷解除党禁。这是一系列矛盾和斗争的结果。首先，作为有重大影响的君主立宪派领袖康有为一直在国外为解除党禁而奔走呼吁，武昌起义更是让清廷认为要争取各界支持就必须开党禁。但就在这时，君主立宪与革命的赛跑来到了终点。起义后各地很快纷纷宣布独立，清朝彻底垮台，中国陷入长久的军阀混乱。长期被康有为看不起的孙中山竟然一夜之间成了临时大总统，真是让康觉得苦涩。尽管妻妾成群，儿女绕膝，弟子如云，在豪华优美的大宅中聚庆56大寿的康有为依然掩饰不住嚼葡萄一样的苦酸。
其时，康有为依然没有停止对共和国的非议。他对光绪的感恩看来要终生为伴了。“皇帝情结”就是康有为对现实政治一切思考的开端。
袁世凯再次上台，邀请康梁联手，遭到康有为的拒绝，同时康严厉谴责梁启超对袁的宽容，说他忘记了光绪的恩典。他要与袁世凯斗争到底。接近老年的康有为政治触觉竟然敏锐起来，很早就预见到袁世凯一定会称帝。他及早鼓动冯国璋准备好抗袁，并且蔡锷抗袁也得到康的支持。同时他写信给袁世凯劝他退位，称：无论帝制还是共和，如今都可以救国，但袁世凯没有足够的威望称帝，只会天下大乱。
康有为一生给中国开过许多“药方”，它们是：变法、保皇、立宪、虚君共和，最后一招是倡导孔教。
对于儒教到底是理论体系还是宗教之争，我觉得没有多大意义。尽管一般的宗教是超验的，但是当一种思想被抬高到不容质疑的地步用来指导约束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时，其实这就是宗教。以宗教治国当然是落后的。1913年孔教会成立，而康有为成为当然的会长。但此时全国正在清算儒教在中国教育界的一切痕迹，甚至从小学课本开始清理，康有为与现实社会发生严重撞车。变法他是超前，这次他是落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夜已经悄悄到来。康有为已经越来越脱离时代。
1916年康有为号召张勋出来主持复辟，1917年正式复辟，康有为心满意足。但好景不长，全国各阶层都齐声反对，最后段祺瑞出来收拾残局。而段祺瑞当初支持复辟不过是为了赶走政敌黎元洪而已。这一次康有为又遭到当局的通缉。他躲在美国大使馆5个月不敢出门。对于复辟的失败肯定有时代的必然，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清朝是少数民族，许多革命党人正是以“驱除鞑虏”为口号的，让清帝上台他们怎么能答应呢。
晚年康有为仍然一心想着皇上和帝制，据说70大寿时还一定要穿上已经没有人穿的清朝官服照相留念。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费力革新呢。1927年，康圣人在青岛逝世，葬在李村像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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