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想象：陆毅写真

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定下俄罗斯，主要原因是十年前，我参加拍摄的第一个电视剧《血色童心》，就是在莫斯科，拍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那是我少年时期第一次离家去国外度过的最长的一段拍戏生活，所以，潜意识里对于俄罗斯这个国家，内心是存留着一份特殊情感的。

　　7月3号,《情人结》一杀青，我就飞回了上海。休整了两天，收拾了一些前往俄罗斯所必需的物品后又赶到北京。接下来的两天，与写真集的主要工作人员开会，确定一切有关此次拍摄的策划案，确定服装、行程等等必须事项。7月9号，我们一行七人简装上阵，正式启程。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莫斯科 我又回来了(1)（图）

　　被梦惊醒的时候，飞机已进入了俄罗斯的上空。从舷窗望出去，云层又厚又密，远处云层断裂的地方，有阳光呈线状射出，像是一幅很具印象派的版画。头等舱里只有零星的几个人，很静。低头看表，已飞了近六个小时了。北京时间已是晚上七点，空中服务员开始第三次送餐，前方电视显示屏上标出的飞机位置，已近莫斯科。

　　本想小睡一会儿，没成想居然已过了几个小时，真快。头一清醒，就觉得肚子有点空。于是要了份牛肉味的俄式航空餐，猛吃起来。几口下肚，觉得味儿还不错。更重要的是，肚子一饱，心里也觉得实了许多。放下椅背，想着马上就要到达的莫斯科，心里有些说不清的期待。十年了，那里的变化会有多大呢？我的思维有点不受控制了。

　　1994年的8月15日，我只身一人飞往莫斯科。而在此之前的一个月，《血色童心》的剧组早已到达。之所以我最后一个归队，主要是因为我的护照问题。当时小，不知道护照有因公、因私之分。在来北京前，我去过一些国家，身边有一本因公的护照，所以在剧组最初办护照时，我告诉说我有不必办了。直到临行前剧组统一办签证时才发现，我的护照根本没法用，必须重新办理。就这样，我一个人被迫留了下来，一边等护照，一边等毕业证书。不得不数次往返于北京与上海之间。总之，登机时，我几乎是一无所有，我的行李就是随身携带的一小包衣服。所以，俄航上提供的食品对那时的我来说真的是美味极了。八小时内的三餐，总是服务小姐送什么，我面前一会儿工夫就没有了。下飞机的时候，我还记得服务小姐一直眼光疑惑地看着我，她奇怪是因为她发现我每餐连餐具也同样的一点不剩（当时的餐具不是一次性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些被我边吃边偷偷装进了包里的餐具，是我初到莫斯科时随身惟一的生活用品。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莫斯科 我又回来了(2)

　　那是一趟既兴奋又孤独的旅程。兴奋是因为终于在飞往莫斯科前拿到了上海儿童艺术学院的毕业证书，终于熬过了在北京孑然一身的日子。现在想起来，当时如果没有父亲的探望，我坚持下来的决心，会不会动摇？许多事情，你总想找到它当时的缘由。可十年前的我，并不清楚面前的路，只是出于本能地喜欢。更确切地说，我其实是一个内心里不允许自己妥协的人。

　　机舱的播音器突然叽里呱啦地说起了俄语（俄航是不用英语的，很有性格，听不听得懂是你的事）。抬眼一看，电视屏显示飞机在下降，空中服务员已开始例行检查安全带，莫斯科就在脚下了。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好像心里有什么落下了似的。这是我一直的习惯吗？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那年我八岁，接拍了一部叫《匿名电话》的戏，其实那个戏里我的戏份只有几分钟，不过还是让我坐了飞机。我记得很清楚，那次是妈妈带我去的，那也是她第一次坐飞机。那时的飞机可不像现在这样又大又舒服。记得乘飞机的前一晚，我怎么也睡不着，老在想飞机里面会是什么样子？直到上了机才发现，椅子下面并不是我所想的那样：是透明玻璃的底舱，可以直接看到地面。而且，那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以后工作，飞行会成为不可避免的内容。

　　飞机在下降，从窗口望下去，是大片大片的绿，浓浓密密的，让人心旷神怡。久违了的莫斯科一点点地在向我靠近。我突然发现自己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激动，是这个城市让我有了陌生感？还是我……

　　无论怎样，在飞机触地的那一刹那，我还是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莫斯科，我又回来了。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幸福的苦恼(1)（图）

　　抵达莫斯科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北京时间是晚上八点）。我们一行七人随着人流走到了海关口，一个不过三百平米的空间里塞满了排着长队的旅客，灯光昏暗，墙饰陈旧。

　　完全十年前的老样子啊！

　　这一句感慨刚刚冒出，突然发现心里有股酸酸甜甜的东西在向上涌。有些熟悉的温暖，又有些直接的失望。

　　从北京出发时，旅行社就再三交代：莫斯科的工作效率极慢，工作态度与中国八十年代初“大锅饭”时期很相似。过海关时很可能会没有任何理由地让你站上几小时，如果遇上这种情况，千万别问为什么，就安静地等待。最后都会过的。

　　远远一看海关检查员如慢动作的办事方式，我们知道旅行社的交代得以应验。再一看大家的表情，哈！一个字“颓”。无可奈何地排了近一个小时的长队，又一个个地被扣留下护照，干等了一个小时后，终于分别被放出了关口。

　　走出机场大门，立即感觉阳光灿烂，迎面走来一位中国女孩子，笑容可掬，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是我们此次的导游：李真。

　　一上车，她就开始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起来。她的热情与我们刚刚经历的冷脸服务形成了极大对比。

　　“莫斯科的名字来源于古斯拉夫语中的‘潮湿’一词。据说可能与莫斯科周围都是沼泽有关。莫斯科的人口约一千三百万，整个城市的布局像打靶的靶子一样，中心为克林姆林宫、红场，依次向外分别为林阴环形路、花园环形路、以及大环，大环的总长度为109公里。莫斯科的绿化面积占整个城市的三分之一，有‘森林中的城市’之称。所以，你们沿途都会看到大片大片的森林和浓密的灌木林。这些是地上部分的主要情况。那地下部分呢，莫斯科地铁是很值得一提的。它虽不及巴黎那么宏大，但却是全世界各大城市中属最豪华的。它修建于1935－1937年间。当时修建的目地是出于军事考虑。现在拥有十三条线路，每天有八千七百辆地铁在运行。基本解决了交通问题。并且每个地铁站都像一个地下宫殿，几百个地铁站的装饰风格完全迥异。尽管莫斯科目前还存在体制改革的问题，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但消费水平却排在全球第二，仅次于纽约。莫斯科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异，所以治安情况也很不好，你们千万不能一人出门……”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幸福的苦恼(2)

　　没等她完全介绍完，我们就已到达了下榻的酒店——宇宙宾馆。

　　宇宙宾馆是标准的七十年代俄式建筑，简洁的大板楼，幅面特别宽，很大气。只是一进室内，就发现了差别。酒店大堂的三分之一处摆满了“博彩机”（就是赌场用的水果机、老虎机等），另三分之一全是商铺，琳琅满目地全是俄罗斯的手工艺品。看样子经济改革真的是让俄罗斯人的经济头脑大开啊。

　　“陆毅！陆毅！”

　　我还没回过神来，就发现身边多出了三个学生。

　　“陆毅，我们是你的影迷，能给我们签个字吗？”

　　“你们是在这儿上学，还是……”我很诧异。

　　“是的。我们前天在网上，还有电视上看到了你今天会到莫斯科来拍写真集的消息。”

　　“啊！传得这么快。这儿能收到国内的台吗？”我边给他们签着名边问。

　　“能收到三四个台。像CCTV4，安徽卫视，浙江卫视，你们住的这个宾馆也可以收到。”

　　“是吗？”一听能收到国内的电视节目，突然感觉亲切了许多。

　　“我们与你合张影吗？”

　　“行！”

　　刚到莫斯科，就遇到自己的影迷，心里真的是有股说不出的亲切与开心。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我在国内的那些铁杆影迷和歌迷。他们总是能在我参加的每一次活动地点出现，支持我，鼓励我，从不图任何回报。他们自发集资为我成立了“陆毅网友俱乐部”，网站做得有声有色。我所参加的所有电视、电台活动，平面报道，在那儿都能找到。尽管我总会找时间定期与他们进行交流，可相对于他们为我所付出的心血，却少得太多。所以，除了感谢外，我想我能回报他们的，就是尽一切的可能演好的作品，唱好的歌。

　　人们常常问：什么是幸福？在我的影迷身上，我确实感受到了一种被宠爱的幸福。这让我既幸福又苦恼；感觉开心的同时又背负了一份更重的责任。一种做“好人”的责任。是啊！从小我就被老师夸，被邻居夸，被朋友们夸：“陆毅是个好孩子，好人。”二十多年的好人意味着什么？又有谁知道我心中的负累呢？

　　推开房间的窗，晚风柔柔地吹了进来。放眼望去，工人、妇女和集体农庄社员纪念碑的标志在夕阳下像一张定格的图画。十年了，居然一点没变。记得十年前，我还特意在广场的“国际友谊喷泉”那儿留了一张影。只是那时是冬天，现在是夏季，这难道是巧合吗？十年前的气息扑面而来，所有的记忆在一瞬间被打开，我知道，我无法阻止它，索性就让那些原以为忘记，现在却清晰可见的人或事重新上演。

　　首先我要说的这个人，就是我在莫斯科的“干爸”。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干爸”杨亚洲

　　十年前，我飞抵莫斯科见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导演杨亚洲。一个改变我艺术命运的人。而莫斯科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城市很大，树木茂盛。

　　认识杨亚洲导演是在1994年初。当时他到我所在读的上海儿童艺术剧院为《血色童心》挑演员。在那以前，我还没有接拍过一部电视剧。但试戏、试镜对于我来说，也算是家常便饭的事。所以，有一天，老师说有导演来选演员，我也没有特别的兴奋感，只是和同学一起例行公事般地去了。

　　杨导是西安人，看上去高高大大的，剪了个平头，挺平实的样子。当时他是一个人来的，向我们介绍了一下戏的内容，并强调这部剧是要出国拍摄的。然后就是很惯例的挑选。杨导的这次到来，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将会成为我艺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更确切地说，这次的面试，我觉得挺不靠谱的。心想真的还是假的啊，出国拍戏也是件大事，怎么可能没有一个大的剧组来看人呢？因为在此以前我已随儿艺去过英国、新加坡几个国家拍戏。每次来学校都弄得很隆重。后来，叶大鹰导演和全剧组的人都来了，又定装啊什么的，才觉得是真事。1994年5月1日，我正式收到剧组的通知，确定我演谢廖沙。6月，我飞往北京接受俄语培训。

　　初到莫斯科，与剧组一起住在靠近威登汉地铁站旁边的一个旅馆。那里离莫斯科市中心不远，出入很方便，组里的人也并不陌生，所以并没有太多的身在异地的感觉。而且那时年纪小，对各种东西都充满了好奇。常常是一个人随心所欲地到各处游走。很奇怪的是，我是当时惟一一个不恋家的孩子。至于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因为我是男孩子中属于比较晚熟的那种；也许我性格的潜意识里就有着某种天生的独立性？总之，18岁的我第一次在一个异国他乡的集体中一点也不觉得有任何的不适应。反而有着更多地在享受着自由的感觉。

　　一个月后，剧组决定“转景”。我一听说要换地方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我几乎是抱着欢天喜地的心情跨上了前来接剧组的大巴车，可是这份欢喜在行驶了五个小时后终于消失殆尽。在安静下来以后，我终于知道将要前往的疗养院离莫斯科需十几个小时的车程。直到到达目的地才发现，这个坐落在森林中的疗养院实际上更像是一个孤老院。室内一切空空如也，我们几个孩子住的房间大得怕人。一百平米的房间只放了两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感觉特别得空荡。再加上房间的高度有四五米高，所以站在房间里说话都会有回声。

　　那时和我同住一屋的是贾林。他曾在《三毛流浪记》中主演三毛。他那时在我们中属小有名气的一个，特别好动。我俩经常会在空荡荡的疗养院过道里玩耍。尽管疗养院很偏僻，但因为剧组的中方和俄方的小演员加起来有十多人，所以并没有感觉孤单。其实在那群孩子里，我的性格是最内向的。刚到的时候，剧组是发餐补给我们，自己打理。我为了省钱，就买了一大筐的土豆，用白水煮熟，然后蘸盐吃。每天如此，一吃就是一个月。直到有一天杨导叫我去他那里，说是教我做饭，让我去帮他打下手。那是我第一次干家务，杨导和他的夫人都是格外温和的人，所以干得特别来劲。杨导的厨艺很棒，我的胃口又好，所以那天晚上我是毫不客气地吃了四大碗饭。而也从那次起，我和杨导他们夫妇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几乎天天去帮着打下手外带蹭吃蹭喝，我现在做饭的手艺也是那时打下的基础。后来日子长了，不知从哪天起，他开始叫我“干儿子”。我开始叫他“干爸”。

　　《血色童心》是我在国外拍摄时间最长的一部电视剧。整整拍了半年。之所以拍摄时间拖得那么长，并不是因为内容多，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工作人员的生活习俗和生活态度的原因决定的。他们是到点下班，雷打不动。任何的节假日也决不加班。如果你让他们加班，他们会回答说：这是我的假期，我有权利享受。我不要钱。这样一来，拍摄的进度自然快不了，一晃就从夏转到了冬。不过，这不紧不慢的节奏，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却一点也不是坏事。要知道，疗养院虽然地处远郊，但风景却是美极了。所以，我们也学会了自己找乐子。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裸 浴 ·冬 泳(1)（图）

　　疗养院的四周，生长的全是高大笔直的杨树、松树和桦树，几乎是“被森林掩埋”。夏天的时候，阳光只能从浓密肥大的杨树叶的缝隙中透过来，光束落在地上，一点一点的，像斑点狗的皮肤。穿过疗养院的大门再往前走，有一片绿茵茵的草场。那是我们游戏的好地方。再往前走十米的样子，就可以看见一个清澈透明的湖。湖水清凉清凉的，很是诱人。

　　盛夏的时候，常常有许多俄罗斯人在湖里裸泳。我们国内去的孩子一见，自然是羞得不行。我记得有一次大家打赌要一起试一试裸浴。于是我们先是一个个在草丛里脱光了衣服，然后像模像样地平躺在湖面阳光下。其实那时心里都紧张得要命，谁也不敢看谁，彼此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结果，僵持了大约两分钟后，不知是谁大叫了一声，所有人一起跳起来，抱着衣服分头逃跑。整个裸浴从策划到实施，不到十分钟就宣布以失败而告终。

　　冬天的时候，那儿的情况又会大不相同了。气温大多在零下三四十度左右，四周的树木被厚厚的白雪所覆盖，白雪皑皑，湖面也结着厚厚的冰。这个时候，我们最爱玩的就是学俄罗斯人冬泳。他们会先在湖面的冰上打一个能钻入一人的洞，然后在湖边的小木房子里升起火，烤得热热的，那是俄罗斯人的浴室（其实与芬兰浴很相似）。一般是先拿雪将全身擦热，擦得全身皮肤的颜色像胡萝卜一般，然后“啊”的一声跳进冰洞里一两分钟，钻出来就直冲进小木屋将身体蒸热，然后再跳再蒸。我试过几次，真的是冰与火的历练，很过瘾。不过，后来听剧组中的翻译介绍，俄罗斯传统的方式，是先在皮肤上涂上蜂蜜，然后用桦树编成的笤帚抽打，更刺激。我一听这话，想想自己逃过了“皮肉之苦”，不禁心里暗自庆幸了一番。

　　回国后，有一段时间，上海特别时兴桑拿。受朋友之邀，在上海洗过一次，却完全找不到那种“冰与火”的感觉。很是失望，也从此没了兴趣。

　　莫斯科的第一夜，夜，被白昼隐藏。而我，在过去与现在的交替中与自己对话。

　　——2004年7月9日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裸 浴 ·冬 泳(2)

　　莫斯科的第一天拍摄，我们选择了离市区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路程的察里津诺庄园。之所以选择那里而没有选择市区里的风景点，是因为我们不希望这本写真集成为一本俗套的旅游风景片，我们只是想借这次异国风情的地点，从另一个侧面来体现俄罗斯深厚的文化底蕴。公司更希望我在整个片子的感觉中多一些成熟、硬朗和帅气。有了这样的定位，在选择景点的时候就完全放弃了常规的游历路线。更注重拍摄地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精神。

　　为了抢早上的光线，早上六点，我们简装出发。

　　一路上，我发现在清晨的莫斯科大街上开车真是很舒服，马路宽敞不说，两旁几乎没有什么行人。一问才知道，原来俄罗斯人没有早起的习惯。这倒成全了我们。我们决定，接下来的拍摄时间全部选在早上和傍晚。避开中午人流的高峰时间。

　　车窗外飞快地掠过莫斯科的街景，导游的声音在早晨的车厢内显得格外的清脆：“我们现在路过的是特维勒斯基大街，也称高尔基大街，是莫斯科市中心最主要的交通大道，那边是普希金广场，这边是莫斯科市政府大楼；那些你们看到的像洋葱顶的建筑大多是东正教教堂，它们也是莫斯科城市的重要景观和点缀。1812年，莫斯科大火后，仍有相当一部分的古老建筑幸免于难而被保留了下来，所以也称为旧莫斯科，而这其中又以莫斯科的私家庄园最为著称，成为莫斯科城市建筑独具风格和气质的所在。现在我们去的察里津诺庄园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听着介绍，很快我们就发现车开始进入郊区。

　　沿着小路往里走，不远就看见一座用红砖砌成的拱桥。这个拱桥很有名，设计得很独特，很美。整个桥是用红砖排列成不同的图案砌成，取名为造型桥。穿过拱桥，庄园的样子开始显露出来。

　　到达察里津诺庄园的时候，正好八点，整个庄园似乎还在睡梦中，显得格外的宁静。平整的草地，修整过的植被，绿树青草掩映下的庄园建筑，无一不散发着古朴而凝重的气息，我们一下子都安静了下来，害怕打扰了这份恬静。

　　大家的准备工作开始了。摄影师冯海带着小雄各处去选景，其他人留在造型桥的一端，Diavd开始为我做造型，楠岚、刘婷忙着准备为我拍摄写真集工作花絮用的相机和摄像机。一切都在静静地开始，一切都静得像一幅画。

　　我发现远处一对俄罗斯恋人正向我们走来，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就像是从一个定格的镜头中走出来的一样。我的记忆像突然被叫醒了一般，我想起了卡列尼娜——那个黑发的俄罗斯女孩。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俄罗斯黑发少女(1)（图）

　　《血色童心》这部戏，讲的是二战时期，在莫斯科学习的一群中国孩子遭受“纳粹”非人性的伤害的故事。片中需要的许多小演员，除了我们几外主角外，大部分都是莫斯科当地的孩子。

　　片子开拍的时候是夏天，那天副导演李宗伦带了十几个俄罗斯孩子来到现场。一个个金发碧眼的，长得像洋娃娃一样，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在现场的每一个人的目光。我自然也不例外，站在导演的后面，伸长着脖子，好奇地向那边张望。我的目光最后落在了一个有着一头黑黑的长发的女孩子身上。她看上去大概十五岁的样子，个子挺高，大概有一米七○左右，五官精巧，皮肤白皙，浓浓的睫毛下有一双褐色的大眼睛。正在我傻傻地看着她的时候，她突然一抬头，目光与我碰了个正着，我突然感到脸一下子热了起来，急忙转过头。

　　“陆毅，你脸怎么红啦！”我身后的美工笑着说。

　　“天，天太热啦！”

　　长这么大，第一次为一个女孩子脸红。这让我自己都觉得有些诧异。那天晚上，我没有能像往常那样早早入睡，总觉得有一双眼睛盯着我。我对自己说：陆毅你是不是出问题了。不就是被她看了一眼吗？真没出息。然后开始在心里数数。

　　戏按部就班地拍着。很快，大家就玩开了。她告诉我，她叫卡列尼娜。我说，那不是和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同名嘛，她一听，特别的高兴。出国前，尽管剧组让我们进行一个月的俄语培训，但那也只是一些简单的俄语对话，所以，我和她的交流基本上是相互打着手势，夹着单词来表达的，不过，我发现她很聪明，很快我们发现了另一种交流方式：用眼睛说话。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俄罗斯黑发少女(2)

　　卡列尼娜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当她想表达不同情绪的时候，就会用不同的眼神来看我，快乐的、高兴的、羞涩的、伤感的、委屈的……

　　秋天的时候，我们会在拍戏的空隙，一起去桦树林散步。她常常会一路唱着歌，像只快乐的小鸟。有时候，我们会在树林里玩捉迷藏，谁被捉到了就要表演。当然被捉到的多数是她，所以，常常是我坐在落满金黄色树叶的林子里，欣赏着她的舞蹈，听着她的银铃般的声音……

　　那是一段懵懂不安的日子，也是我在俄罗斯最美的一段日子。每天，我都期待着那一头黑黑的长发出现，每天，都想知道那双大眼睛会对我说什么。

　　不久，俄罗斯小演员的戏就全部拍完了。结束的那天，卡列尼娜特别安静。中午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到了我们常去的桦树林，让我坐下，然后她对我说：再看我跳一次舞吧。

　　那天，她一边哼着节奏，一边舞起来。那是秋天阳光灿烂的午后，阳光透过高大的桦树叶射在她的身上，她穿着一件白色带花边的连衣裙，阳光下，就像一朵盛开的白莲花，她乌黑的长发长长的飘在身后，像黑色的瀑布。她就这么哼唱着，旋转着，我看到了有一串泪落在了她的脸颊。我突然觉得心里特别的难受，起身抓着她的手就往回跑。

　　整个下午，我们都没有说任何的话，我第一次感受到，当离别近在咫尺的时候，语言反而是那么的无力。后来进上戏后，读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我才真正地明白那天的卡列尼娜。但是，那一天，那个下午，我是恍惚的，我记得自己傻傻地对她说：别难过，我们还会见面的。那口气，活像小时电影中的英雄人物。

　　在卡列尼娜忧怨的眼神中，我貌似坚强地与她告别。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那会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回国后，我从来没有跟人提起过她，她变成了一个秘密，存在了我的心里。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没有对任何一个女孩子动心过，直到我遇见她。

　　我相信，人的一生中，有许多事都是冥冥中注定的，就像我注定会遇上她……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第一次亲密接触(1)

　　1998年，我顺利地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开学的那天，特别的兴奋。在走向教室的路上，我满脑子里都是对即将开始的校园生活的幻想。虽然都是些很不具体的想象，却让我为此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最为具体的期待，就落在了与自己将要共度三年的同学身上。而作为男生，心里暗自希望的，当然是班上能有美女出现。

　　第一天上课，我去得很早，走进教室的时候，还没有几个同学。我个子高，就找了一个靠后的位子坐下。心想，这下进来的女生一个都不会错过了。

　　课开始了，班上的同学也到齐了，养眼的女生没有发现，心想也好，这样我就一定不会分心了。

　　因为是从艺校直接考的上戏，开学一个月后，我发现，我的文化课是班上最差的，而班上文化课最好的是从哈尔滨来的女生鲍蕾。可能是出于对成绩好的同学的敬慕吧，我开始注意这个女生。我发现，她长得虽不是特别漂亮，但五官极为端正秀气，很古典；个子挺高，身材有些纤瘦，是个很纯朴的女孩子。半学期下来，她的成绩一直是遥遥领先，也因为这个原因，许多男生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了她。

　　有一天，我和宿舍的几个男生在侃大山，侃着侃着，话题就不知怎么地转到了鲍蕾身上。一个男同学说：“哎！听说你们班上成绩最好的那个女生刚被挑中拍XXX丝袜广告。”“你是说鲍蕾啊！”“没错，我认真地观察了一下，别看她打扮土土的，没发现吧，其实她才是上戏的第一美腿！”我们几个在场的一听，都纷纷议论起来。

　　第二天正好是小品课，鲍蕾穿了一条小碎花的短裙，露出两条修长的小腿，哥几个一上课就开始盯着鲍蕾的美腿看，然后又用眼神加以肯定。我们几个的小动作，鲍蕾是完全不知情的。轮到我和她搭戏，她小声地对我说：“陆毅，一会儿打饭，你能帮我带一下吗？”“没问题。”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一个机会，总之。从那天开始，她中午打饭的任务基本就这么交给了我，而我也乐此不疲。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第一次亲密接触(2)

　　接触多了，我发现我和鲍蕾的性格极为相向。都是那种做事认真，好强，喜欢安静的人。她是我们班上惟一不懂英文的人（她在哈尔滨的学校教的都是俄文）。当时上戏有规定，像她这种以第二外语考进来的学生，必须在毕业前过二级。我们学校没有俄语课，她就偷偷报了复旦大学的俄语班，每个星期六、日骑着车去上课，从没有间断过。英语课她也坚持上，一个学期下来，她居然跟上了班，令我特别佩服。

　　尽管我们俩来往得比一般的同学要多一点，但大多是学习的事，彼此对对方的好感，多多少少也有感觉。这一点，与我同宿舍的几个男生似乎比我更明白。他们提醒我说：“陆毅，你平时可要多看点书，不然小心你和她在一起会有距离的。”这些话，倒没有丝毫影响我的自信。不过，期末考试，我的成绩上来了，与她还是有点原因的。

　　我们俩就这样心照不宣地正常交往着，文化课鲍蕾比我强，每天下了课，她总找时间帮我，我呢，会主动地帮她打好饭。表演方面我比她轻车熟路，所以她向我讨教比较多，上表演课的时候，也很自然地选我做搭档。这么一来二回的，自然让我有了绝对的机会。最重要是我发现我俩的性格特别像，都好静，喜欢简单的生活方式，都属细心的人等等，总之，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我俩的想法看法都是极为相似的。我发现，对同一件事情的相同感受和体验，对于恋爱中的男女却似乎是一付上好的粘合剂，那种不谋而合所带来的欢愉，把我们的心悄悄拉近。这种不明不暗，不紧不松的状态，让我暗自窃喜。我发现自已开始注意每一件与她有关的事和每一句与她有关的话，我好几次假装不经意地偷望，却与她的回眸撞了个正着，尽管当时两人都飞红了脸，但私底下，我的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终于，在期末的一个中午，我在几个好事的男同学的动下，终于对她喊出了那句话：“鲍蕾，我爱你！”然后在众男生的起哄声中，仓皇而逃。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冬日凌晨的初吻（图）

　　大一快结束前的那个元旦，高年级的同学组织了一个新年舞会，地点定在学校的形体教室，因为是元旦的前夜，大家都在学校，我邀鲍蕾一起去，她同意了，这让我很开心。

　　我记得，那天去的人很多，鲍蕾是作为我的女朋友兼舞伴出现的。而在这之前的两个星期，由于我当众喊出了：鲍蕾！我爱你！也由于鲍蕾的赧然默许，一时被传为上戏“追友经典”。所以，那天到场的人一见我俩，投来的目光大多意味深长。其实，我当时心里挺虚的，在舞会开始前，我和鲍蕾还没拉过手，跳舞又不是我的擅长，心里多多少少有那么点没底。我记得第一个曲子响起的时候，我没有马上起身，而是假装若无其事地与她说话，等到舞池里的人多了起来，我才对她说：我们跳个舞吧。

　　鲍蕾那天表现得特别大方，这让我一下子轻松了不少，她几乎一直是在顺着我的步子，跟着我瞎走。我的个子很高，鲍蕾只到我肩，可她腿长，腰细，我左手放在她腰部的位置特别好，怎么带都轻盈，是最好的舞伴。可我不太会跳，什么曲子都踩着一种步子，鲍蕾还都跟得很好，让我特别放松。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鲍蕾早就看出我很紧张，也知道我水平差，为了减轻我的心理压力，所以表现得特别大方。用句俗语来形容就是”冰雪聪明”，逗人喜欢。那支舞曲，其实是我俩第一次最贴近的接触，当时我握她的右手的手心直冒汗，心跳得很快。然而，整个晚上，我们始终跳得很开心。

　　快到新年钟声了，突然有主持人通过话筒向大家宣布：新年倒计时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最后一声钟响后，灯会熄灭，大家想抱谁就可以抱谁。在场的人一听，马上欢呼起来。大家开始大声地倒数：5、4、3、2、1，就在灯黑的那一刹，我出于本能地一把把鲍蕾搂在了怀里。

　　舞会很快就宣告结束了，我们两个一同走出教室。那天晚上，天特别的冷，我送鲍蕾回女生宿舍，边走边聊，我下意识地去拉鲍蕾的手，她没有回绝，于是我们就这么牵着手，慢慢地走着。在快到女生宿舍的前一个路口（这个路口通常是男生送女生的停止线），我们停下了，手牵着手站在那儿，相互对望着，什么话也没有说。

　　冬夜的上海，天很冷，露在棉服外的手冻得凉凉的，路灯远远的光照在小路上，投下一对人影。那天晚上，她的眼睛就像一泓湖水，沉静明澈，在那个湖水的中心，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就那么傻傻地，傻傻地对望着，那一刻，时间好像被凝住了。我想我们是用目光锁住了对方，并且在目光触电的那一刹，我们接吻了。初吻的时间是1998年1月1日凌晨。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情定哈尔滨

　　第二天，学校放假，我醒得很晚，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鲍蕾打电话。

　　“醒了吗？”

　　“醒了。”

　　“睡得好吗？”

　　“还行。”

　　我觉得自己是在没话找话，但心里的感觉却很甜蜜。电话那头，她也有些不自然，我们的通话出现了几次空白，很有些尴尬。然后我告诉她，我一会儿回家吃饭，没有任何甜言蜜语，电话就这么挂断了。

　　第二天我在家又跟她通了电话，话题大多聊的是即将开始的考试。而最有意思的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真的是各自忙着复习考试，反而不像原来那样有时间频繁接触了。

　　一个月后，放了寒假。她回了哈尔滨，我回了家。我发现，我们的个性很像，我是个慢热型的人，她也是。寒假的这一个月，我俩天天通电话，突然一下子像放开了一样。在电话里我们聊各自小时候的事情，聊喜欢吃的东西，聊以后的打算，东南西北地侃，觉得有说不完的话。她告诉我，我第一次给她的印象：长得很帅但没有安全感。后来，接触久了才发现，我这人其实挺踏实，因为班上搞什么活动，只要交给我做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出过差错。还是班上的全勤生。再后来在一起的机会多了，私底下就想，我俩可能会好，哈！

　　总之，那个寒假过后，我爸爸交给我一张一千多元的长途电话费用的单据，他一句也没多问。可我心里知道，我俩的关系这才算是真正地确定下来。

　　1998年年底，也是我大二的时候。有一天，我俩在我家的附近逛街，一回头见我妈妈正看着我们，慌忙向我妈妈介绍：这是鲍蕾，我的同学。我妈也没多问，但显然心里明白。两个星期后，我对父母说：我能带我女朋友回来吃饭吗？我父母没反对。鲍蕾就这么自自然然地走进了当时我们那个简陋而拥挤的家。

　　1999年春节，我跟鲍蕾回了哈尔滨。鲍蕾的妈妈是个典型的北方妇女，特别热情。也是那时我才知道，鲍蕾妈妈年轻的时候因为药物中毒而导致了耳聋，完全听不见。但她却可以通过嘴型来判断你说话的内容。鲍蕾当时想考的也不是上戏而是服装设计专业，结果在朋友的推荐下考了“上戏”。她在学校拍广告挣的第一笔钱就是给她妈妈买了一台中文传呼机，这样可以通过发信息来交流。

　　鲍蕾家不大，我住一间房，鲍蕾和她妈妈住另一间。那一个星期，感觉过得很快，我发现鲍蕾比我想象中的更懂事，更细心，是个不爱慕虚荣的孝顺女儿。这点让我心里特别的美，“找一个和自己特别像的人”这是我心里选择另一半的标准。因为你不可能不喜欢自己，所以一定不会错。总之，那个星期里，我决定了我人生的选择。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我笑不起来

　　第一组镜头，选择的是庄园内的“宫殿”。冯海兴致勃勃的情绪，把我从十年前拉了回来，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早醒的阳光，早已迫不及待地钻出了树丛，露出了一张温和调皮的脸。天蓝蓝的，光线好得喜人。“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看样子我们运气不错啊！”刘韬鼓着士气，大伙一起朝“宫殿”走去。

　　说是宫殿，却不是大家想象中金碧辉煌的那种，而是一个呈半圆形，横面距离近三百米，全部用砖头砌成的宫殿式主体建筑，确切地说，是一座废弃的“殿”。从庄园的简介上得知，整个庄园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75年选定的皇家夏宫之预定地。兴建工作由建筑师巴热洛夫设计完成，采用了许多的俄罗斯民族花纹，并结合了当时欧洲哥特式的建筑风格，让整个建筑设计极具民族特点。据说这个带有童话色彩的庄园设计，当时的反响很大，女皇在整个建筑修建到一半的时候前来视察，她不满意这种民族特点，后来又加上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便下令停工。整个建筑就这么摆放了下来，一摆就是近二百年的时间。

　　放眼望去，这个幸存下来的主体建筑已是破旧而残缺，它屹立在那里，像一本展开的历史画册，美丽而凝重，发人深思。据介绍，俄罗斯政府为了保护其原貌，下令不得拆除与修复建筑的任何一部分。这不由地让我联想到国内那些被拆除的历史古迹，北京的胡同、西安翻新的城墙……多少的宝藏经功名利禄的手一挥，顷刻间化为了灰烬，多少历史在我们还没来得及哭泣的时候就已经荡然无存了。这些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我笑不起来，有一些沉重的东西压在心里，阳光正打在脸上，光线很强，我突然期待这阳光能更强一些，直透我的心，把那些沉的东西带走。

　　“陆毅状态很好，就保持这样的感觉。” 冯海很兴奋在镜头后面说，Daivd举着大大的反光板，其他人有的拿衣服，有的拍素材，全沉静在工作状态中，我不停地换着各种姿式，相机的咔嚓声在空寂的宫殿废墟旁发出清晰回声。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最帅的中国男人(1)

　　上午的拍摄应该说是相当顺利，除了挂衣服的架子被保安误以为我们在风景区卖衣服外，我们终于抢在旅游团到达之前完成了拍摄。当然，大家自然没有忘记在这美丽的地方合一张影。

　　驱车返回莫斯科时已是正午，冯海说这个光线拍人物很不好，还是等四点后再拍，于是我们决定到城里吃饭休息，大家一致要求吃中餐。

　　没想到在莫斯科还能吃到那么味正的中国菜。也兴许是饿了，反正大家多少吃得有些狼吞虎咽，一会儿工夫就将一桌子的菜扫荡得干干净净。

　　吃饱喝足了，大家的精神头儿又提了起来。

　　“我们现在能去哪儿玩玩？”负责统筹的刘婷问李真。

　　“可以先去列宁山那边看看，下午三点后再去库斯科沃庄园拍摄。”

　　一听地点，大家又兴致勃勃起来，莫斯科可看的地方太多，我们只能抢时间，尽可能地挑选到好的场景。地点一决定，大家说走就走，直奔目的地。

　　列宁山并不是一座简单山头，它地处莫斯科城市地理位置的最高点，所以冠以此名，也足以看出人们对列宁的崇敬之情。凭栏四望，真的是一眼将莫斯科尽收眼底。

　　“真美啊！我们拍几张吧！”冯海提议到，于是大家又开始各自进入状态中。

　　因为是抓拍，所以拍得很快，我们突然发现广场上有好几对的新婚夫妇也在合影拍照。而且，每一对新娘新郎都会在同伴朋友的叫喊声下热烈亲吻，气氛自然而热烈，欢声笑声不断。于是就问李真：这儿是不是在办集体婚礼啊！

　　“不是，这儿的人不信这个，他们大多是挑选节假日办，而且俄罗斯人的婚礼分两种。传统一点的就是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在教堂里举办，很隆重。现代一点的就是找几个好朋友，上午到婚证处办理证明，下午找一个风景地大家一起拍照留念，晚上一般是请家里的亲戚朋友一起吃个饭庆贺一下就行了。”

　　“陆毅，导游说那边有对新婚夫妇特别想和你合张影，他们说你是他们见过的最帅的中国男人，说你长得像明星。” 写真集的策划人楠岚一边诡秘地笑着一边对我说。

　　“哈！是吗？那就当回明星吧！”我一听也乐了，爽快地答应下来。

　　那是一对很和善的新娘新郎，在我与他们合影完后，他们的摄影师指着我说：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摄影模特。李真把他的话翻译过来，我们一听全乐了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最帅的中国男人(2)

　　列宁山的另一面，与莫斯科大学的主楼与花园广场相连。莫斯科大学的主楼实在是很棒，完全是一个标志性建筑经典作品，让我们赞叹不已。当我们得知这栋主楼居然是学生宿舍时，楠岚发出了感叹的声音：“这简直就是住在宫殿里嘛！真让我羡慕嫉妒加恨。”大家一听又乐起来。

　　因为还要赶下一个拍摄地点，所以我们没能认真地参观莫斯科大学，这是遗憾。

　　前往库斯科沃庄园的路上，我们认真地了解了一下这个庄园的背景。

　　库斯科沃庄园是十六世纪初期贵族谢列梅捷夫公爵的私家庄园。他本人当时曾是俄罗斯帝国中身份显赫的重要人物，他将这座庄园命名为“快乐宫”，经常在此举办盛大的庆典活动。庄园内有各种各样的艺术收藏品，其中瓷器馆最为出名。收集了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期间的精美陶瓷作品，共有一万八千件之多。1918年国有化运动，庄园收归了苏维埃政府所有。

　　库斯科沃庄园有“小凡尔赛宫”之称，因为它的整个部局完全参照了凡尔赛宫的形式，很标准的巴洛克的建筑风格，由于保留得很完整，所以它与察里津诺庄园的残缺相比，彰显更多的是完美的华贵。

　　在这里的拍摄，我们决定找一些空间感的镜头，因为相比“察里津诺”，这里复制上的完美反而显得过于平淡，少了建筑所应有的个性特点与内容。可冯海还是在他的镜头里找到了视觉上的对位，我们的拍摄又继续进行。

　　“陆毅哥，你十年前来莫斯科一呆就是大半年，想家吗？” 趁着拍摄休息的时间，王辉问了一句。他是来自莫斯科大学的学生，随母亲来这十多年了，这次也是来义务为我们帮忙。

　　“不想。”我答道。

　　“啊？！我们国内来的同学到这儿一个月就都嚷着想家，你那么小就能扛住了。”

　　“咳！可能是我从小就经常在外拍戏的缘故吧，习惯了。”我说。

　　话虽出口，脑子却没有停下来。细细想来，这么多年的闯荡，我的确算是个比较独立的人，仅有的一次想家的经历，还是在北京。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1995 孤单 北京(1)

　　1994年12月底，我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在上海家里呆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就接到了北京时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电话。大意是，如果你在上海没事就早点来北京，公司有住宿的地方，还要安排你和梅婷去中戏听课。我一听挺好。过完了19岁的生日，我就返回了北京。

　　在这插一句，北京时事文化发展公司是由叶大鹰导演和王朔等人一起合办的。关于这个公司成立的具体背景情况，我也是后来看了冯小刚导演的那部《我把青春献给你》后，才知道其中的原委。当时，叶大鹰导演找我和梅婷谈，让我们与公司签约，大意是以后公司有什么戏优先考虑由我们主演，同时答应一个月给我700元工资。除此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特简单。我一听能优先拍戏，觉得挺好的，没想太多，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应该说当时他们的想法挺前卫的，算是当时国内第一家有意识从事演员经纪业务的文化公司。

　　公司的地址当时在虎坊桥附近，中国舞蹈学院的后边。虎坊桥周围都是老胡同，沿着胡同走到尽头，有一个大铁门，进了大铁门，眼前就有一块类似停车场大小的空地。铁门的左边是收发室，右边是传达室，正面对着的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房子很旧，墙面有些斑驳，一层楼的左边，屋内装满着各种器材，整个二楼的房子都是空的，没有人住。

　　我拎着一个装满衣服的箱子走进二楼宿舍，进屋一看，心里就凉了半截。说是宿舍，其实除了两张席梦思床，一张写字台，一盏台灯，一条凳子，其他什么也没有。同样的空荡，让我想起了莫斯科的疗养院。我的行李简单，丝毫不能给这空荡荡的房间增添什么生气。所以，我进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张席梦思拼在一起，我想，床拼大一点，起码能睡舒服一些。

　　其实去莫斯科拍摄《血色童心》之前，我就曾在这栋楼的二楼住过，不过那个时候，住的人非常多，一点没觉得整栋楼那么空。可现在偌大的二楼就只有我一个人住（梅婷签约没住在这），感觉就完全变了样。

　　初到的几天，公司没有什么安排，每天就只能傻呆着。周一到周五的上午还好，公司有人在上班，院子里也显得热闹。可一过五点钟的下班时间，公司所有的人一走，整个一栋楼和整个楼房前面空荡的院子便一下子静了下来，除了传达室的两个看门人外，整个大院里实际住的就只有我一人。而周末就更可怕，整个院子静得让人发慌。那时候穷，没钱买电视，没钱买录音机，除了可以跟看门的两位老大哥穷聊两句解闷外，别无选择。也是那个时候我知道他俩一个来自内蒙古，一个来自安徽。

　　因为没钱，公司又没食堂，也没有厨房，吃饭便成了每天很重要又很头疼的一件事情。我听说菜市场离得很近，就在虎坊桥后面。于是，我每天步行去市场，买两根一块钱一根的火腿肠，再买一根大葱，再用电饭煲煮上一锅白米饭，每天吃一顿饭，天天这样吃着。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1995 孤单 北京(2)

　　当时在北京，我没有任何朋友，没有一个亲戚，真的是“人生地不熟”的。想来想去，我想起了和我一起拍《血色童心》的贾林，他曾告诉我他在中国戏曲学院上学，还没毕业。我一打听，那儿离虎坊桥很近，走五分钟就能到。于是我就去找他玩。说是玩，其实也就是在附近公园转转，聊聊天，侃侃大山什么的。凡是需花钱的玩乐，我们想都不敢想。后来他的事多起来，加上还要上课，没法每天陪我，慢慢地，我也就少去了。

　　终于公司来了通知：去中戏听课。想到终于有点事可做，心里特高兴。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向看门的师傅问了路，就直奔公共汽车站（当时没钱，也不会拿钱去打的）。上车坐到前门时，才发现坐错车了，一看手表，离上课的时间只差五分钟了，肯定是迟到了，这样一想有些犹豫起来。从小我就是个极有时间观念的人，上课从没有迟到过，第一天去中戏就迟到，觉得自己的脸很有些挂不住，犹豫来犹豫去，我作出了逃课的决定。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现在赶去，到了也快下课了，本来我就属旁听生，老师一定没有好脸给我。与其在全班同学面前“现眼”，还不如逃课，明天早点到，再向老师补上假。我觉得自己给自己找的理由很充分，于是就打定主意逃课。尽管那天我逃课的目的与“小弗朗西斯”完全不同，可心情却极为相似。我首先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的四处逛了好大一圈，然后，我在路边的一个快餐店花了五元钱买了一块小蛋糕吃，那是我来北京后第一次花钱解馋，觉得那块小蛋糕的味道特别香，别提有多好吃。这么晃荡了一下午，我估计差不多到了放学时间，就开始往回走。

　　回去路上，我发现了一个小书店，店里有很多很全的武侠小说，这让我特别的兴奋。店里的书是可以外借的，一本书借一天两毛钱，我借了一套金庸的《天龙八部》，晚上的时间一下子好过了许多。我很快地成为了那家书店最为忠实的顾客。

　　第二天的课，我一早就到，老师对我的缺课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意见，心里暗自窃喜。可上了三天课后，我开始明白，我是旁听生，老师根本就不在乎你。不会布置作业让你回家做小品，更不会让你有机会在课堂上演小品。接着听了几次课后，我发现一点收获都没有，就决定不再去了。

　　不上课，我的时间又多了起来。公司没有安排拍戏，也没人管我每天做什么，我是既自由又寂寞，既无聊又无奈。这个时候，我开始想家，我也不知为什么，从小到大，我在外拍戏很多，出门在外的时间也很多，就是在莫斯科那么远的地方，我也不曾想家，可1994年在北京的这一次，我特别特别的想家，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那一次，我身边没有一个朋友的原因，总之当时是想家想得急切，想得出乎自己的意料。

　　我住的房间，没有电话。最重要的是，我的钱除了生活费的开支外，所剩不多。那时打长途的费用很贵，我住的附近又没有邮电局。我不好意思跟公司的人说，就闷在心里想。为了能跟家里人通上电话，我开始想各种办法，琢磨各种方式。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1995 孤单 北京(3)

　　我知道转达室里有电话，但是内部电话，不能拨外线。我不记得是从哪儿听人说过，只要把内线电话的一头拔出来，在两根铜丝上面，别上一个大头针，然后找一个可以接外线的插头，插进去，就能打外线了。于是，我开始主动跟看门的师傅套近乎，主动帮他们看门，让他们有时间出去转转。师傅当然高兴，而我也趁机试了几次，有一次真的拨通了，可一听“嘟”的声音，又心虚起来，怕被人发现，赶紧重新放回去，没敢再做。

　　越是困难，想家也越强烈。那段时间，我的脑子里每天想的都是要想办法给家里打电话，哪怕听听他们的声音也好。怎么办？想家的情绪让我有些疯狂，我觉得心里像是有一只手在挠似的，让你坐立不安。电话，我眼里的目标就是电话，于是，等公司人一上班，我就开始到各个办公室内转，和办公室的人聊天，我最终的目的，是在找能打长途的电话。终于，我发现了一间办公室，不但有电话，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有一个窗户没插销。

　　那天晚上，办公室的人一离开，我就兴奋地跑出了房间。办公室的窗户特别高，好在我的个头也高，我从外面爬上窗台，推开窗户，再钻进屋里，不敢开灯，只好摸黑找电话，找到电话，就着窗外的月光，给家里拨电话。电话"嘟"的声音一响，心情就变得特别的复杂，听到爸妈的声音后，又不知说什么好。来北京之前，我还曾向我父母豪言壮语了一番，说自己在北京一定要做出一些事情再回上海。而现在这个样子，哪好意思告诉他们。所以，电话里我总是一个劲地对他们说：我在这儿很好！你们不用担心。可一挂上电话，我就大哭起来。心里那份孤单、无助的滋味，没有机会向人诉说，不得不积压在心里，转化成对家的想念，可千辛万苦地和家人通上了话，又说不出口，还要假装坚强地扛着。那时的我到底还小，扛着扛着就扛出了眼泪。这一哭不得了，竟成了我当时想家的一种发泄方式，每次只要给家里人打完电话，说完自己在这里过得很好，一切都很好的话，挂上电话，就会趴在办公室的桌上大哭起来。哭完，头脑还清醒的时候，还会一边抽泣一边用纸擦干净脚印再离开办公室。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个星期，公司一直没说有什么戏让我拍，似乎也没把我呆在这里当一回事。我决定要结束这种生活状态，我知道再这么呆下去我非想家想疯了不可。于是偷偷买了一张火车票，决定回家。为了给公司一个交代（自己毕竟是公司签约演员），我对他们说：“我回上海去看同学的演出。”留下这样一句话，我就离开了北京。

　　回到上海，我在家里闲呆着，整天没事可做，心理压力很大，又怕父母看出来着急，更不敢问父母要钱出去玩，那段日子过得真的很难受。终于，四月份的一天，小明星艺术团搞聚会，我去了。聚会上，听方超问了一句：“上戏，北电招生，你去不去？”

　　"在哪里？”

　　“上海。”

　　一句不经意的问话，却改变了我的艺术生命。

　　结束了莫斯科的两天拍摄，我们转向下一个目的地——圣彼得堡。晚七点，我们登上了开往圣彼得堡的直达列车。

　　在这，我要先介绍一下莫斯科的火车站。它很有意思，是以到达地点的方向来划分的，所以火车站很多，东、南、西、北都有。每一个火车站都修建得很有特点，远远看去，你会以为是什么大会堂或艺术馆。

　　车厢都是软卧席，很旧，很窄，像七十年代的国内列车。我一直纳闷，按理说，俄罗斯人论个头都不小，为什么宾馆也好，车厢的卧席也好都又那么窄小？问导游，说是以前俄罗斯有一位民族英雄，身高二米多，却偏爱睡窄床。后人因为崇拜他都改睡窄床了。

　　“这么说，侧身弓腿一定是俄罗斯人的标准睡姿了。”一听到身高一米九的刘韬这么一发感慨，大家都笑了。估计他这两天只怕是没伸直过腿。

　　“你有很久没坐火车了吧？”

　　“嗯。大学毕业以后就没坐过了。坐得最多的时候是1994年，我来莫斯科之前，那时为了考上戏，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往返于北京—上海两地。到后来，列车员都认识我了……”

　　那段日子，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

　　车起动了，大家都累了，早早地关了灯。车厢内变得黑洞洞的，眼睛一下子不能适应。窗帘不严实的地方有零星的光一闪一闪地掠过，车厢有节奏地摇晃着。可能是因为很久没有坐火车的缘故吧，我没能很快地入睡，而是开始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起来。

　　如果我不是今天的陆毅，我不做演员，没有成名，那么现在的我会在做什么呢？我能做什么呢？

　　可能会像我父母一样，成为一名工人。我小时候就喜欢拆家里的钟表、电器，而且乐此不疲，（尽管有时候拆完了又按原样装上了，却用不了。）反正我在这方面有兴趣，很有可能让我选择成为一名技工的职业。

　　如果我现在是某一个厂里的技工，我的生活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1995 孤单 北京(4)

　　每天朝九晚五地上班，这一直是我喜欢的。下了班，回家与家里人一起吃晚饭，然后一家人聚在一个小客厅里看看电视，不时评价几句电视剧中走红偶像明星的表演。周末，陪女朋友一起逛逛街，找一个小馆子解解馋或到一家咖啡厅聊聊天，或者去同学、同事家串串门……然后结婚生子，做父亲。

　　也有可能我会成为一名网站工作人员。因为我小时候的另外一个兴趣是打游戏，后来，又很喜欢上网。无论是什么职业，我想我的生活大致会是一样的，至少和现在的样子不一样。

　　我不会很有钱，每月必须为房贷、为购车、为其他七七八八的杂费开支而计划着生活。

　　但我会很自由，我不用带着墨镜去公共场所，不用担心被媒体跟踪，不用担心自己的生活成为别人的饭后消遣，不会有人假借是你影迷，与你的合影。他们其实是目的不纯的商业目的，第二天把合影放大20倍，挂在某个娱乐场所的门口当招牌，以至于现在我与人合影，有心理障碍；不用早上五点起来化妆，凌晨三点才能下戏。不用减肥，担心上镜的问题，不用一年中十个月的时间在旅馆中度过，没有节假日可言……

　　当然，反过来，如果我不是我，不是现在的陆毅，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人为我的写真集忙前忙后，我不可能享受如此周全的照顾。我不可能得到那么多人的爱护与期望，但是，我想我会是个简单快乐的人，过着平凡简单的生活，我可能会是个文艺积极分子，我也许不会太富有，但是我会很快乐。我会因为家里能换一部电视而高兴，我会为能多存点钱而兴奋，我会为能给女友、父母买一件他们想要的衣服而开心……

　　我不会学喝酒，不用掩饰什么，我可以随意地生活，是有个性的生活，单纯的生活，那是我想要的生活。

　　如果我不是我，如果当年儿艺的那位王老师不帮助我，给我毕业证，我就不可能考上上戏；如果我没有考上上戏，我就不会遇到赵宝刚导演，那么，我今天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命运就是由这样那样的偶然组成，当它走过你的身边时，你抓住了，可能就是你的一生。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晨露中的圣彼得堡

　　到达圣彼得堡的时间是清晨五点，来接我们的导游，是一位看上去很和善的中年男人，我们称他老张。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位本地的司机，长得特酷，一张积满了深仇大恨的脸，标准的俄罗斯电影中工人阶级代表人物的形象。“演员呀！”不知是谁发了一声感叹，我们几个都乐了。这么一路笑着，出了站口。

　　圣彼得堡前一夜下了雨，地上湿漉漉的，空气中透着清凉。天还没有放亮，四周静静的，大街上空无一人。我们的车向市区驶去，张大哥开始向我们介绍：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最美的一个城市。也是目前全世界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名城，所以整个城市被定为“世界文物保护遗产”。圣彼得堡建于十八世纪初，当时彼得大帝以此打开俄罗斯“朝向西方的窗口”，同时为感谢他的庇护神，以德语发音命名了圣彼得堡。后经历过两次更名。一次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沙皇尼古拉二世，曾改名为彼得格勒。一次是1918年十月革命后，为纪念新国家的缔造者，1924年更名为列宁格勒。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而重新复名。

　　建立之初，彼得大帝是要建成一个可以与欧洲其他的伟大城市相媲美的城市。所以他邀请了欧洲各地的有名设计师，对整个城市进行了大胆规划。采用了建筑对称的设计。尽管他的这个想法在当时被人嘲笑，但最终，圣彼得堡还是成为了今天俄罗斯人的自豪，是一个环境优美的样板城市。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房子都是密密严严，高低对称的……

　　圣彼得堡还是许多名人的居住地，像作家伊万·屠格涅夫，写《钦差大臣》的果戈理，芭蕾舞演员尼津斯基，音乐家李姆斯基，科萨科夫等等……这就是著名的萨基铺斯基大教堂，前面是彼得大帝的雕像，它取材于普希金长诗《青铜骑士》，所以得以命名。”

　　“干脆，趁着早上游人还没有出来，我们不如在这赶拍一组片子吧。”大家在车上商量了一下，最后停在了涅瓦河边的小广场。

　　很快，大家都各就各位，清晨的圣彼得堡，就这样披着晨露留在了我们的镜头里。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冬宫 夏宫（图）

　　“来了圣彼得堡，冬宫、夏宫，你们是不能不看的。”听导游老张这么一说，我们顿时好奇起来，决定前往一游，并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好景致。

　　冬宫因为在涅瓦河和宫廷广场的中心位置，所以也成了我们的首选。

　　我们顺着参观的人群走进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一路听着导游老张的介绍，我发现，眼睛很快被淹没在一片艺术作品的海洋中。

　　“统称的冬宫，其实是由冬宫，小艾尔米塔什，新旧艾尔米塔什四幢建筑组成。这座巴洛克式宫殿，是1754年，建筑师巴托洛米奥·拉斯特列里，遵照当时执政的伊丽莎白女皇要建造一座“纯粹是为了全俄罗斯的荣耀”的旨意而兴建的。冬宫最为出名的，是它独有的收藏。现在命名为国家藏品馆的前身原本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私人藏馆，馆中的许多艺术品极为珍贵，

　　我们沿着著名的“约旦楼梯”拾级而上，立即被整个宫殿无比的华丽的气势所震慑。踏在由白色的大理石和黄金相间的阶梯上，我们不得不为其中的精美绝伦而叹服。继续向前，每一个展厅都是风格各异，珍宝无数。达芬奇的“圣母像”，梵高的《亚耳的女人们》，莫奈、毕加索等艺术家近四千多件绘画和一万余件图画珍品和真迹，让人目不暇接。希腊厅中的大理石雕像，金器馆内从公元前七世纪塞西亚人的作品到东方短剑、珠宝、无所不有。据介绍，这个艾尔米塔什内拥有三百万件藏品，它也成为了俄罗斯人引以为豪的艺术财富。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通往希腊厅的走廊。整个长廊从上至下，是用金粉彩绘的圣经全集故事，它让我们想起了北京颐和园的长廊，很有异曲同工的亲切感。我们选择了在那里集体留了张合影。

　　时间有限，我们无法细细品味，只能算是走马观花地参观了一遍，很有些遗憾。匆匆告别了冬宫，顶着烈日，我们赶往另一个宫殿——夏宫。

　　夏宫，位于涅瓦河对岸。比冬宫早建40年（1710年），它是一座两层楼的私人宅邸，一层属于沙皇，一层属于皇后。窗上绘制的图画都取材于神话传说，也包括一些关于北方战争的比喻性的图画。夏宫的一些设施保存完美，风采依然。而最吸引我们的，还是夏园。据说，夏园是圣彼得堡最古老的花园，园内绿树成荫，园林修剪得极好，我用自带的相机给同事们拍了几张照片，背景精致得就像是印制的明信片一样。园林中有两个方正的喷水池，池内、池旁都配有威尼斯式的雕塑，最为著名的是童话寓言家伊万·克雷洛夫的雕像。

　　穿过夏园，进入到彼得豪夫大宫，一下子，我们被眼前的壮观的喷泉“震”住了。

　　呈阶梯状的喷泉，没有任何动力设备，完全靠水的自然落差而造成，五十个神态各异的镀金雕塑，以不同的姿态作为喷口，整个大宫在水声中显得格外气度非凡，这座在一片水中的金色宫殿，令人叫绝。而站在大宫的顶部凭栏远眺，泉水汇集深处，直入大海，更有一种天地融合之美。

　　整个下午，我们的拍摄一直没有停下来，我换上了一件印有俄罗斯风情图案的白色T恤，配了一条黄绿色的马裤与高靴，我们不停的换景，恨不得把所有的美丽都收入到镜头。

　　回酒店的路上，我们都在为这一天有些走马观花的游览而感到遗憾。

　　我突然想起曾看过的一篇文章，叫《建筑的灵魂在那儿？》，当时觉得有些费解，心想北京的故宫、北海不是保存得好好的吗？可现在，我明白了。冬宫、夏宫给予我们的感慨，不只是雄伟的建筑，更多的是来自那些代表着俄罗斯文化艺术的作品，它们原原本本地留在那里，向我们显现着历史当年的风貌，它们给予了建筑灵魂。而我们许多地方的名胜古迹，它们的魂在哪儿呢？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莫斯科日记

　　今天，是拍摄的最后一天，拍摄地点是莫斯科民族科技国际展览会场，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巧合。

　　十年啊！日子真的快得吓人。十年前，我曾来过这里，并且在国际友谊喷泉前留了一张影。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是怎样地怀着兴奋的心情，借到别人的相机，拍下了这张留影，笑容灿烂。今天，我特意挑在十年前的同一地点，让冯海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想看看自己十年的变化。

　　普拉片出来了，他说：很酷！而我，心里却有些异样，就像当时的天气，阴沉沉的，很重。

　　回到酒店，我一直在看照片上的自己，思绪却在十年间穿梭。

　　十年前，我穿着妈妈为我织的一件白色毛衣，真的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温暖是在心里；十年后，我有专业造型师订制衣服，时尚对我却如过眼烟云。

　　十年前的那天，虽是冬季，阳光却少有的明媚，不知世事的我满脸天真，风华正茂；十年后的今天，虽是夏季，却是阴雨；就像我走过的这一路的风风雨雨。

　　十年前，那样的天真单纯，生活的目标只是为最基本的生存努力，能生存就快乐；十年后的我，生存早已不是问题，金钱给生活带来了莫大的改变，却买不回过去，找不回那种简单快乐的感觉。

　　看着自己十年前和十年后在同样一个地方，同样的背景下拍摄的两张照片，却是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感受。当时的那种欢喜、兴奋与满足感，真的是难以言表。现在想起来，依然记忆犹新。那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单纯得不能再单纯的生活，却带给了当时的我怎样的快乐。

　　十年前，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拍摄留影的地方，十年后还可以再次回来。我也不可能想到，自己能住在当初不敢奢望的宾馆里，更有这么多的同事为自己的写真集忙碌着。买一双最新款的运动鞋对我来说已是小儿科的事情，可我却没有了当初的那份欢喜，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回当初那种怀揣单纯期望的心情。

　　一切还恍如昨天，可生活却已走得很远。我发现，失去的与得到的其实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在时过境迁之后，许多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惟一没有变的，就是照片上我身后的十二座雕像，依然是金光闪闪，给人希望。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被迫”辞职(1)（图）

　　上海戏剧学院毕业那年，我得到的毕业评语都是：形象好，演戏好。这让我很意外。因为当时我们班是学校的优秀班，虽说我的专业成绩在班上一直比较突出，但我自己觉得平时排戏算不上是最认真的那类，没想给老师们留下的印象还都不错。心里确实很美。

　　拿到了好的评语，我就开始考虑我的分配问题。考上戏的时候，我的愿望就是，毕业后能进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下面简称：上海人艺）。我想，这个愿望在当时，应该是所有上戏学生最大的愿望，因为从专业对口的角度考虑，进上海人艺当然是最佳的选择（不像现在学话剧的学生，拍影视剧多了，也可以分到上影厂）。另一方面，学校里许多师姐师哥毕业后都去了上海人艺，我觉得能进这样的单位，熟人比较多，会没有陌生感。于是，我将自己演过戏的一些片断，毕业评语以及参加演出过的剧目制作成一份毕业档案，亲自送到了上海人艺，其他的单位我没有送，也没有考虑。

　　我记得面试的那天，上海人艺的领导都来了。一切很简单，只是例行公事地问了几个问题，然后他们说：你的戏我们都看过了，形象不错，其他方面都不错。然后让我回去听消息。人艺的回执很快就送到了我们学校，回执的内容大意是通知学校，人艺愿意接受你们学校的某个毕业生。因为我是上海户口，上海人艺跟我签了五年的合同。五年合同规定，如果我要离开单位，按每年一万元钱交给单位。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被迫”辞职(2)

　　就这样，1999年9月我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获得了表演系学士学位。11月顺利分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进入上海人艺的第一年，我参加排演了一部以澳门回归为题材的朗诵剧，单位安排我在其中担任了一个跑龙套的角色。朗诵剧去了很多地方演出，我在每场演出中只有两句台词，基本上来说属半闲人。从澳门演出回来，没多久，我在校时主演的《永不瞑目》开始在各地电视台播出，反响很好，电视剧一下子火了。一个月后，各种影视剧导演、制片都来找我，我一下子忙起来。按照院里的规定，凡参加外单位拍摄的演员，每个月必须向单位交劳务费。我也不例外。尽管我在单位属于闲人，但也必须用这种方式来换取自己的自由时间，不然单位是不会放你的。只是单位没想到，我会一下子火起来，一连有几部戏找我，一部接着一部，完全没有空档期。

　　这时候，单位领导也开始注意我，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来？说单位给你量身定制一部戏，决定由你来主演。语末，领导特别提醒了一句：“你也是我们单位的人啊！”我一听当然明白什么意思，回答说：“行。我会回来演的，上海人艺是自己的单位嘛。”

　　影视剧一部接一部地拍，实在是抽不出整段的时间。在无锡拍《包青天》的时候，单位又给我打电话，并派了一个人过来告诉我，说单位给你选了一个剧本《牛虻》，剧本很好，你来主演。当时《包青天》已让我拍到体力透支，于是就跟来人商量，等我看完剧本，再具体定时间行不行。我这样说是有我的考虑的，我担心单位只是想借用我的明星效应，随便找一部戏，而我只是露个脸而已。可来人态度很生硬，说：就这样定了。我说：不行，不行，你先别和领导说我一定出演，我还定不下来呢！可没想那人扔下一句话：就这样定了。然后转身就走，让我愣了好半天。

　　又过了几天，单位给我打电话：“我们决定《牛虻》这部戏的男女主角由你和鲍蕾来演。”我一听让我和鲍蕾出演，心想完了，果然是为了炒作。当时的念头就是，我肯定不能这么演。电话那头问：“有没有档期？”我说：“没有时间。”（其实我当时也真的没有时间）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出戏会与我的“辞职”联系在一起。

　　《牛虻》是爱尔兰女作家艾·丽·伏尼契的作品，这个剧的内容大家都很熟悉（据说，梁羽生写《七剑下天山》这个剧本的时候，就很受这部作品的影响）。总之，这部戏最后上海人艺没有能承办下来，主要原因是单位没有人能把这个剧本改编好。所以这个剧本最后送到上戏，由我们上戏重新改编由毕业班的学生出演。其实原因是这个戏“上海人艺”没办法接下来，可他们对媒体说的理由却是：陆毅不想演，所以我们这个戏就只能这样（当时上海的报纸这样报道）。关于这些报道，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很是委屈。这个戏上不了，跟我不主演有什么关系？我一直只是单位一个跑龙套的演员，一不小心在外火了，责任就落我头上了？这也太没道理了呀！这事过去后不久，我拍完《包青天》回到上海，单位领导给我电话：陆毅你来单位聊一次吧。我知道是要找我谈话，我就回了单位。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被迫”辞职(3)

　　一进院领导办公室，杨少林院长很客气地让我坐下，然后一脸严肃地对我说：“陆毅，我们给你量身定作的一部戏，你也不愿意演。”我说：“不是我不愿意演，是这部戏让我和鲍蕾演，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其实，这个话剧并不在乎是谁演，你把它送到了我们学校，由我们毕业班来演，你看他们演的效果大家都说很不错呀！”院长一听，马上转入了主题：“那不行，你不排戏，这样，你让单位其他的人……”我一听这话，心想是不是自己的事让院长为难了，于是就特别诚恳地对院长说：“院长，我在单位原来一直只能演个小配角，现在外面有一些机会给我，单位就放我两年，单位有那么多比我演得好的人在。我是单位的人，我一定会回来演戏的。”没想我这话还没说完，杨院长忽然打断我的话说：“你以为你现在红了，就不想在单位演戏，你不红，我们单位不会要你的！”我一听这话，火噌地一下子就蹿了上来。我说：“院长，你什么意思。”他说：“陆毅，我想你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更好。”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这人，平常温吞吞的，什么事都不会跟人计较，也没什么多话，可真把我惹急了，牛脾气上来，没人能挡。我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单位同事和演员队长，我一下站起来，很干脆地对他说：“好，我明天来辞职。”说完转身就离开了办公室。

　　第二天一早，我让鲍蕾给单位送了二万五千元（因为我在人艺工作了两年半），办理了辞职手续。2000年我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

　　办完手续的那天，我给比我早辞职离开上海人艺的一位师哥打电话，告诉他：“我辞职了，交了二万五千元。”他说，你还交钱，我是连钱都没交就走了。我问他，你是为什么走的。他说，我接了一个戏，演主角，院里无论如何不愿意放我走，你想我总不能为在人艺当“龙套”而放弃主角吧。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卖奥迪还房贷(1)（图）

　　小时候，我家住在上海虹口区跟闸北区交界处，就是现在靠近石库门的那一片。

　　提到石库门，提到上海的巷子，可能许多人都会自然地联想到王安忆《长恨歌》中大段关于上海弄堂的描述：这种弄堂的房屋看上去鳞次栉比，挤挤挨挨，灯光是如豆的一点一点，虽然微弱，却是稠密，一锅粥似的……” 字里行间，流露着浓烈的小资情怀，掺杂着少许的媚味，也不是张爱玲笔下《倾城之恋》的“白公馆”那样的气派奢华。我们家住的不是老洋房，而是那种老弄堂里的旧房子，破旧、脏乱、阴暗不说，而且治安不好。

　　从街口窄窄的巷子走进去，里弄的房子确实是密密实实地紧挨着的。走进一个很高的石头门，穿过一楼的门厅，然后拐上二楼的楼梯，就到了我家。家里只有一间房，房子很小，大概只有十五平方米，没有卫生间、厨房。一张床，一个五斗柜，一个长沙发，一张饭桌兼书桌，几件简单的家具就已经把家里塞得满满的了。小的时候，我跟父母一起睡，也没有觉得家里很拥挤，碰到去剧组拍戏，住的房子一大，反而会很不习惯。可后来大了，就开始感觉有些别扭。冬天还好，夏天热的时候，因为房子小，就只能换着法睡。不是我睡在地上，我父母睡床上，就是我睡在床上，我父母睡在地上。后来大了，谈恋爱了，女朋友来了，没地方睡，就只能睡沙发。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我大学毕业。总之，24岁之前，我和父母亲都是睡在一间房子里。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卖奥迪还房贷(2)

　　住的弄堂，没有厨房，没有煤气，我爸爸就只好打楼道的主意，找了一个施工队，从楼下接了一根水管到二楼楼梯的拐角处，再砌了一个小水池，架了一个煤气炉，这样算是有了一个厨房了。做饭时，只要有一个人上来，自己马上就要先进到屋内，不能挡着人家上下楼，等人家过去了再接着做。尽管条件如此，仍让我妈妈好一阵欢喜。解决完了厨房问题，我爸爸又开始为厕所问题伤脑筋。

　　我十岁前，家里都一直用马桶。每天早上，总有推着收粪车的人，摇着铃来到巷子里，这时各家就会提着马桶去到大石门外，交给收粪人。我发育得快，越长越高，又和父母同居一室，到我上中学的时候，父母开始有些发愁了。家里条件稍好一点，父亲就买了一个电动马桶，装在阳台上。终于算是有了一个厕所，也算是解决了家里的一个大问题。

　　大学毕业那年，我突然听家里人说打算买房子。我父母做这个决定，主要是家里有亲戚在“万科”买了房子，虽然是属于上海郊区，可价钱比市区便宜很多。我怎么也想不出我父母是怎么省吃俭用存的钱，但我知道，我父母毅然决定将所有的积蓄拿出来买房，一定是觉得儿子大了，又有了女朋友，总不能老是这样同居一室吧。

　　最后父母买下的是位于“万科”对面的“南国”的房子。八十平方米的房子，总价十八万。我们把家里所有的钱凑起来，刚够交首付的六万，装修的钱就全靠向亲戚借了。房子贷款，父母选了最长的时间，二十年。这样的话，房子的月付算下来是一千多元。

　　买下房子不久，我妈所在的毛纺厂因为效益不好，一刀切裁员。我妈面临着下岗，下岗后的工资就只有五百元了，当时我爸的工资是一千元，两人工资加起来一千五百元，刚好能勉强还贷。我当时刚毕业，还没分到上海人艺工作，正在家中赋闲（分到人艺工作，一个月也是两百元工资）。一看家里出了这种情况，我突然有了一种责任感，我觉得我应该帮助父母分担一些经济压力。为了挣钱，我开始频繁地去接戏，接广告。几百元一条的广告，同学不拍我去拍，一心只想着能多挣点钱，帮家里减轻点负担。

　　《永不瞑目》播出后的第二年，也是我们家买房子的第二年，我获得了第17届金鹰节最受欢迎的男演员奖，奖了一辆“奥迪”。现场宣布的时候，我心里别提有多开心，第一反应就是我可以帮我父母还债了。

　　回到上海，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车行卖掉了“奥迪”，然后把卖的钱交给我父母，把房子按揭全部还清。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包青天》让我“呕吐”的一部戏(1)（图）

　　拍戏对我来说一直是件快乐的事情，尽管拍摄的过程也很辛苦，但我仗着自己身体底子好，属能熬能吃苦的那种，所以从没有过怨言，在各剧组的口碑都很好。可拍了《包青天》这部戏，我终于知道什么叫拍戏能累死人。

　　《包青天》是我接拍的第一部古装戏。开始找我的时候，我根本没想接。后来，剧组托了一个我很熟悉的朋友来劝说我，并且再三强调这部戏将会在香港的黄金时段播出，将会有如何如何大的影响。可我还是没有动心，为了不拂朋友的面子，我当时表了一个很含糊的态，答应考虑考虑。既没答应下来，也没有不答应。没想这事过了三四个月，制片方又叫那个朋友来问我，我对朋友说：我不想演。朋友劝说：人家一直在死等你，为你拖了这几个月，你再不答应总不好吧。我一听这话，心就软了，觉得不答应吧，有些过意不去，就勉强接了下来。

　　2001年2月，我进了剧组。开拍以后 ，我傻了，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一种拍法。演员没日没夜地工作，我觉得自己完全成了一个“机器”人。

　　事情是这样的。

　　《包青天》一共分为六个单元戏。第一和第二个单元剧本在开拍前已经全部完成，全部是以“包青天”这个人物为主，剩下的单元剧本还在慢慢写。这两个单元是由两个导演分别带领两个拍摄组（日景组、内景组），同时开拍。都是“包青天”的戏，而演“包青天”的就我一个人。也就是说，日景组每天早上六点钟出发，我早上五点钟就要被叫起来化装，然后一直拍到晚上五六点，天黑时收工。接着我被转到内景组。晚上七点开拍，一直拍到凌晨四点钟，才能回宾馆休息。中间我只有一个小时的吃饭、补妆加休整的时间。晚上说是休息，其实就是睡一小时再被日景组叫起化装，然后再重复同样一整天的拍摄。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包青天》让我“呕吐”的一部戏(2)

　　我每天都是凌晨四点才回到宾馆，洗完脸，头发还没干，在沙发上迷糊不到1小时，就又回到了化装间。整整一个月的拍摄，我没有脱下衣服睡过。开始的时候，没在意，以为最多这样拍一个星期，想着自己身体好，能撑，也就没向剧组提什么要求。没想这种状态一拍就是一个月，剧组完全当我是铁打的。

　　那段时间，整个人是空空的，虚肿得一塌糊涂。我的助理小军，也是个能扛的小伙子，跟着我起早摸黑的，也受不了了。我记得，拍摄内景戏时，棚里有一把躺椅，每拍完一场戏，我就赶紧坐在躺椅上眯一会儿。可电视剧一场戏拍得很快，每次在躺椅上躺不到两分钟，就被叫醒。但那时半分钟我也能睡着。在现场，常常是我刚睡着两分钟，小军就在我耳边上说：“陆毅哥，该拍你了。”我站起来，定定神，看一眼剧本，对导演说：“好，开始拍吧。”我拍的时候，小军已经在躺椅上睡着了，等我一拍过，就轮到我叫他：“小军，起来，起来，该我睡了。”我能挺过那一段日子，现在想来，一是身体能撑，二是我的记忆力特别好，从小就能做到过目不忘，所以虽是颠来倒去地拍，我也没有出过错。

　　可这么撑了一个月后，我终于撑不住了。有一天，照例是拍棚内的戏，拍到凌晨四点，终于能收完工了。大家都累了，一拍完，发电车就关了，没了灯，那还能卸妆。我换了衣服，带着妆，头套还不能卸，就跟着大伙往出口走，准备返回酒店。刚走出无锡拍摄场景地的大门，突然感觉头又重又疼，身体虚得像是被掏空了一样，眼前一阵一阵地发黑，我知道自己挺不住了，忙喊小军扶着我走到墙角。我感到胃里一阵翻山倒海般的痉挛，我大口地呕吐起来。因为什么也没吃，肚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吐的，就这么干呕，吐了半天，什么东西都没吐出来。等那阵剧烈的恶心过后，我晕沉沉地被小军扶进车里，送回宾馆。回到宾馆，我对小军说，你给监制打电话，说我要休息两天，什么人都别来找我。

　　第二天，监制来敲了我的门，我一点感觉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听见。这一觉，我睡了整整两天，第三天醒来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活了过来。也是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内分泌失调。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没法再撑下去了，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那时我还没有经纪人），我对我爸说：我拍不动了，我想回来。我爸一听，问我要了电话，马上给主管人打去。我父亲是知道我的，如果我不是实在挺不住，决不会说“不”字。所以，当时他在电话里语气完全是愤怒的，他对剧组主管说：“你们还把人当不当人用啊！明天我就把我儿子接回来。”

　　就这样，强行休息了两天。那时年轻，底子好，所以一休息好，就觉得人也缓了过来。监制来看我，和我聊天。当时的那位监制，非常有名气，周星驰的大部分戏包括《少林足球》都是他监制。我们聊得非常愉快。我知道他的心思，就对他说：“我没事了，再开始吧。”他很抱歉地对我说：“出了这样的情况，我们真的对不起，我们也没有想到，你要是早点和我们反映作些调整就没事了。一二单元你的戏确实太多，第三单元我们就不写你的戏，你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我说：“那太好了！”这样，在第三个单元中，我就只演了一下配角，几乎全是任泉的戏（他扮演的是孙公策），等到了第四单元才又写我，第五单元再写展诏。这样我交叉的在第三单元和第四单元中表演，感觉就轻松多了。


第二部分：沉默篇—我不是“阳光男孩”《包青天》让我“呕吐”的一部戏(3)

　　后来，我和任泉熟了。有一次，我们聊天，聊到拍《包青天》的时候（在学校时，任泉读大三，我上大一，但在上戏上学的时候，我们并不熟。），任泉对我说：“小陆，你那个时候拍戏怎么那么厉害，每天那么熬，我没见你睡过觉。”我半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师哥，你是我师哥，你那时不喊累，我怎么敢喊累。”任泉一听大叫道：“你是主角，你扛着，我也得扛着呀！” 当然这是后话。

　　不过，尽管这部戏是我拍戏以来最累的一部，但在我记忆里也是最难忘的一部。因为在《包青天》剧组里，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份难得的收获。

　　我记得杀青前的最后一场戏，是我一个人的戏。内容是我从船上摔到湖里。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先是试拍，我“摔”一次，浑身湿透地上来，到化装间补装，然后等实拍时再重“摔”一次。

　　当我湿漉漉地走到化装间门口时，我没想到在《包青天》里演王朝、马汉、展诏的几个兄弟那天都来到了现场。他们站在我化装间的门口，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看着我补妆，看着我拍完最后这个镜头。然后大家一起回到宾馆。那天，大家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可我心里特别的感动。我知道，大家心里都藏着同样一份不愿说出口的心事：戏拍完了，我们兄弟几个就要……当时的那份沉默，那份难以表达的感动与不舍，几年过去了，仍让我记忆犹新。

　　有趣的是，第二天，大家去机场，才发现都回上海。（当时在戏组，大家可能是因为相处了几个月，都忘了其实这些哥们，大多都是上戏的校友。平时人都在上海，聚会其实是很容易的事。）于是，商定到上海后大家一起聚聚。

　　第二天的聚会，大家都玩得很疯，喝了很多酒。尽管如此，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或许在心底里，大家更喜爱的是那份“此次一别，从此天涯”的壮士豪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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