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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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犯，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也被分别列为战犯名单的第七、第八位，这两位亲兄弟是43名战犯中唯一的一对亲兄弟，两人为了蒋家王朝可谓“呕心沥血”。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陈氏兄弟在蒋家王朝时代可谓权倾天下，他们的荣耀也使湖州这支源远流长的陈氏家族显赫一时。
湖州原名吴兴，风景秀美，气候宜人，人杰地灵。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迁徙越人于此，建乌程县。三国时，吴国置吴兴郡。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名称几经改动，民国时正式改称吴兴县，1949年后，改称湖州。湖州位于杭嘉湖平原的西端，北濒太湖，南眺天目、莫干（天目山、莫干山），是一个名闻遐迩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清末民初，中国的丝出口，湖州占了80%。1915年，“辑里湖丝”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奖。发达的商品经济，善于经营开拓的乡情，数千年来，在这样的环境中，名人辈出，如晋代的王羲之、谢安，唐代的颜真卿、杜牧，宋代的苏轼等都先后在此任郡守。到了清末民初，又出现了国民党一批重要的党政要员：张静江、朱家骅、戴季陶、钱新之、徐恩曾等等。
据国民党的官方史书认为，陈氏兄弟所属的吴兴陈氏，远祖为上古时的大圣人虞舜。在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陈果夫传》中就这样写道：“吴兴陈氏，出自妫姓。其远祖为仁君虞舜。”徐泳平：《陈果夫传》，正中书局1980年版，第1页。后来有个叫陈邦德的，迁居到了归安县东林山，距湖州府城东南五十里，这就是湖州陈氏东林支始祖。传到第十七世陈应恪（字敬山）时，迁居湖州府城内，住在学前街的“谷诒堂”。
陈氏在湖州府内的宅院也叫“五昌里”，意即五世其昌的意思。据传陈氏从十四世到十八世，都做过官，五世不衰，这在以官权为主的封建社会里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故名“五昌里”。可到了陈氏兄弟的曾祖陈绚时，这位在家排行老五的“五太爷”竟然无心从仕，一心隐居林泉。更令世人没有想到的是，“五太爷”在纵情山水之时，竟然热衷于公益事业，湖州城里有一座闻名的骆驼桥，当年就是这位五太爷负责修筑的。地方官为了表彰他，曾旌表他两方“圣门狷者之流”及“矜式乡间”的匾额。
可惜好景不常，1851年，太平天国的烽火也烧到了杭嘉湖一带，素来富庶的湖州在“长毛”的荡涤之下，许多富豪不仅家道衰落，而且人头落地。陈家也未能幸免，从家道殷实变成中落。太平天国天京沦陷之后，湖州一带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第二十五世陈延感于家道中衰，遂努力经商以自振。由于出生世家，加上陈延（字眷苍）为人勤俭谦和，生意蒸蒸日上。没有多久，陈氏家族重整旗鼓，又成为湖州一带的望族。但也有人认为，陈家在此时仍然未见起色，陈延最多只是一个小商人。因为，在他1891年去世以后，他的家业由其长子陈其业继承。1913年“二次革命”，陈其美在上海宣布独立，起兵讨伐袁世凯。失败之后，袁世凯封了陈家在湖州的财产，以报复陈其美。据陈果夫回忆，当时陈家的财产也就是一些新旧房屋和由二陈的父亲陈其业在家里开设的一间小布厂而已，而且被查封的五间新屋就是小布厂赖以生产的厂房。
陈延后来娶了射村书香门第的吴氏二女为妻，生有三子，长子陈其业，次子陈其美，季子陈其采。陈其业就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父亲。



第一部分：世家之后慈父严母 1

严父慈母，一直是中国家庭的传统模式。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妇女的三从四德，因此，家中子女的成长教育一般都由父亲来承担，而父亲为了“玉不琢，不成器”，不仅对孩子要求严厉，甚至加以棍棒。而善良的母亲，大多温和地操劳家中的日常生活，嘘寒问暖地关心着孩子们的生活。但陈立夫的父母却与传统的中国家庭迥乎不同，在陈立夫的心目之中，父亲不仅和蔼可亲，乐善好施，而且对孩子生气之时屈指可数，但是出身于名门的母亲对孩子的严厉呵责之声却常常不绝于耳。
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
陈立夫父亲温和的脾气据称不但与他天生的性情有关，而且与他年轻时的挫折有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传统的封建社会里，学而优则仕是许多中国人无法剔除的情结。对于世家出身的陈延来说，也未能免俗。1870年，陈其业呱呱坠地，及至一定年龄，陈延便督促其发奋读书，以求在科举上取得功名。从私塾到府学，陈其业不负父望，成绩一直遥遥领先，有时候还能得到府衙发给优秀学生的奖金，甚至得到了禀贡生的头衔。在上了府学，中了秀才之后。陈其业受当时风气影响，不满于满清的腐败现状，东渡日本，考察日本的工业，学习经济，以求以实业救国。可回到国内后，事与愿违，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于是，他便“自适恬淡、无意适进，唯以大义训迪子弟，教授乡里”。与此同时，他还开始致力于公益事业，譬如说，改良蚕丝以抵制洋布对本地蚕丝的冲击；降低典库利息，使农民免遭高利贷的盘剥，也有利于民间资本的流动；主张疏通河流，以便减少洪涝灾害的袭击；另外，陈其业还特别热心于帮助调解邻里之间的矛盾。这些行为都得到当地人的好评，赢得一定的声望。
当然，尽管陈其业好为公益，可他的主业只是一家当铺的主持，由于当铺离吴兴有12公里路，并且交通不便，往返困难，工作非常忙碌。陈立夫在晚年之际，曾写就一本回忆录。在陈立夫看来，其父陈其业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每天好像有用不完的劲儿，他的身体一直很好，并且始终都是精神饱满，当陈立夫在38岁那年担任教育部长的时候，他仍然没有见过他的父亲生过什么病。
本来，陈其业在政治上默默无闻，但是，父凭子贵，随着陈果夫和陈立夫在政治上的显赫，陈其业也开始步入政坛。他开始领导浙江省的蚕丝、典库、水利等事业，1931年，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陈其业被选为国民会议代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着首都南京的失陷，国民政府迁到重庆，这正是陈其业晚年时期，他只好随着儿子陈立夫逃难到重庆。在这里，他被选为国民参政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陈其业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之后他又任职全国工商联会常务理事和全国工联会理事等职务。1949年，国民党蒋介石逃到孤岛台湾，陈其业也随着陈果夫和陈立夫来到台湾，这时候，他已经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了。1961年，陈其业在台湾病逝，享年91岁。蒋介石明令表示褒扬，台湾国民党官方机构也肯定了陈其业的一生：
陈立夫的母亲何文娥
综其生平，其与人也恕，其律己也严，其宅心也厚，其治事也勤；盖诚存乎心，而仁显于外，故能表率子弟，成功成仁，睦辑乡里，以尊以亲，终甘澹泊，以乐天年。
陈立夫的母亲何氏夫人出身于吴兴的名门，名字叫何文娥，娘家可谓是新潮洋派。据陈立夫的哥哥陈果夫回忆，小时候他去外公那里，处处觉得新鲜，墙上挂着油画，柜里支着猎枪，还有很大的穿衣镜，照得出全身上下。大舅舅在上海的一家丝厂里任经理，小舅舅经营盐业，都很有钱。封建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何家的小姐一般都不上学，但何氏夫人却非常能干，深明事理，对古书很有造诣。
陈立夫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自己的母亲：
母亲在我们陈家，实际上是一家之主，照料我们这群小孩之外，大小家务事都由她管，包括家中的经济大权在内。我二叔陈其美先生，是一位个性很强的人，很少有人可说服他做任何事情，但他却很听家母的话，那是因为家母胸襟豁达，而且很有见解，所以每次二叔谈及当前政治问题之时，只有家母可与之深谈。陈立夫：《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6页。



第一部分：世家之后慈父严母 2

在子女教育上，何氏夫人认为对孩子，从小就必须养成勤勉刻苦、严谨朴素、慎言慎行的品格。因此，她崇尚那种“玉不琢，不成器”的古训，坚信那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严格残酷的教育方法。因此，从小到大，在言语、举止等方面，何氏夫人都以“厉言”和“大棒”作为监督方法，严格规范几个子女的行为。小时候，陈果夫相貌清秀，又是陈其业夫妇结婚多年生得的儿子，老辈人对他比较溺爱，据说当时前来认干亲的就不少。何氏夫人怕孩子被宠坏了，不止一次地对果夫说，“小时候应该多习劳苦，倘若舒服惯了，眼睛高了，长大以后决计做不好什么事。父母爱儿女，是教孩子成器，而不是溺爱。如果我溺爱你，就会害你一世。”徐泳平：《陈果夫传》，正中书局1980年版，第3页。
何氏夫人说到做到，她从不在旁人面前夸赞自己的儿子，也不求孩子吃好的、穿好的，大致清洁整齐就行。每天，她都有一件“例常之事”，这就是检查孩子们的衣服，且十分细致，如果发现有弄脏的地方，脸色就会“风云突变”，而孩子们也非常畏惧母亲的棍棒，于是从小陈氏兄弟就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凡是有恶浊的地方，他们都不去，即使是要好的小朋友来拉，被“强拉入伙”，也只是静立观望，从不介入。对此，其他小朋友们纷纷进行攻击，他们却置之不理。有时，小朋友们噘起小嘴生气，他们也不敢上前，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他们出了错，母亲就会对他们毫不客气地进行严惩。有一次，陈果夫与隔壁的张妈顶嘴，顺嘴骂了一句脏话，何氏夫人听到后，抓起笤帚就打，打完后，把儿子关进柴房里思过，直到有了认错的态度，明白了错在哪里，作出了以后不犯的保证，才放将出来。这件事给年幼的陈果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走南闯北，四处奔波，这件事一直印在心中，以至年纪大了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对小孩子的花销，何夫人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她认为“长大了自会用钱的，小的时候，不可弄惯，要吃东西要用东西有大人管，不用孩子自办”同上。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何氏夫人严格控制兄弟二人的一切经济行为。有一次，小果夫偷拿了10个铜钱买典链头，被何氏夫人发现后，一顿痛打。那一晚，陈果夫扑在床上睡觉，小屁股痛得盖不住棉被。半夜里，痛醒转来，看见母亲抚着自己的伤处在流泪，当即感动得抽泣起来，打那以后，陈果夫再也不敢乱花钱了。又有一次，父亲难得歇息在家，找上门来的人络绎不绝，都挤在厅堂里，等着解决问题，陈其业一直忙碌到天黑，才坐下来与家人吃饭，一脸的倦容，连说话的精神都不够了。小果夫很想和父亲亲近亲近，母亲把他拉了回来，等父亲睡熟后，母亲告诉他：“挣钱是很累的。男人长大了都要养家口，你是长子，责任更重，因此从小就要知道柴米珍贵，每个铜钱要算着花。”何氏夫人的这种教育方式，尽管在陈立夫的回忆中充满了温馨与甜美，可在其后的有些学者看来，并不显得那么的合适与正确。在《民国两兄弟》中，作者对何氏夫人的这种连打带骂的教育方式，给予了这样一段评论。
或许是过多的关于责任和义务的教诲以及诗礼经济并重的家教熏陶，陈果夫懂事很早，并且养成了勤勉刻苦、严谨朴素、慎言慎行的品格，做事不乖张，稳重笃实，十分的老成，这为他日后形成治事理财的能力，打下了基础。凡此种种好处，固然归功于何氏夫人的严厉管教，同时也埋下了隐患。她不容许孩子们参加体育锻炼，使得小祖焘本来就不强健的体魄变得日趋羸弱。说到原因，有点怪诞，主要归咎于何氏夫人爱清洁的习性，动不动要检查孩子的衣物，发现污迹，便训斥一通。小祖焘为了不弄脏自己的穿戴，惹母亲生气，尽量避免小伙伴的追逐打闹；到后来，别人也不跟他闹了。有一年春节，陈其业带着小祖焘去亲戚家拜年，发现儿子的动作十分迟疑，觉得奇怪，出门一问，才知道亲戚家的地面有不少鸡屎鸭粪，陈果夫怕跪脏了新衣裤，回家后挨骂。再一个原因，来自婆婆杨太夫人，她生性好静，听到孩子蹦蹦跳跳的声音，耐不住心烦，何氏夫人不希望和老太太红脸，就把儿子管得严严实实的。后来，健康问题困扰了陈果夫的一生，使他吃足了苦头，小时候对体育锻炼的疏忽，不能不说是何氏夫人的一大失误。李海生、张敏：《民国两兄弟陈果夫与陈立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9页。
不过，无论如何，何氏夫人的严格与古板，对于把陈立夫与兄长陈果夫塑造成为一个中规中矩、传统中国的“忠孝两全”的臣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母亲在兄弟俩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陈果夫看来，“她的一切萦绕在我的脑际，并不因为时间久远，而稍有淡漠”。何氏夫人的死因，据说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当时，她正有孕在身，一个亲戚来陈家拜年，走在黑咕隆咚的夹道里遇见何夫人，误以为杨老太太，当即跪下拜年，惊吓了何夫人，于是一病不起。临终前她对家人说：“我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两个女儿，我死后就没有人能照顾她们了。”对于立夫，“倒没什么可挂念的，因为他对人对事都将会应付和处理得很好，我很放心。”陈立夫：《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7页。话说完后，撒手人寰。
陈立夫的母亲去世后，陈其业又续弦娶了王氏夫人，生子祖蒸、祖烈和女祖思。



第一部分：世家之后三叔陈其采—文韬武略 1

陈立夫的三叔陈其采
陈其采，字蔼士，是陈立夫的三叔。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陈其采出生于1879年9月。他从小天资聪颖，九岁时，便能熟读《四书》《五经》，16岁的时候，进入当地的乡学学习。这时候，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危亡之秋。在二哥陈其美的劝说下，陈其采于1896年来到上海，考入中西学院，开始学习外语，后来又进入金陵国文馆，学习科学知识。1898年，已经风烛残年、朝不保夕的清政府向日本派出第一批学习军事的留学生，企图让这些人回来后支撑摇摇欲坠的满清大厦。陈其采有幸入选。
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有两件小事情对陈其采的思想影响很大。
第一件事情是：陈其采有一次和一个日本朋友聊天时，这个日本人提到他们国家的许多东西是从中国学习过来的，譬如法律、佛教，日本文字是借用中国的汉字，并加以改造之后才形成的，甚至日本的京城也是模仿中国唐朝的都城建造的。基本的生活方面也有很多来自于中国，像日本的茶道、书道等。但是，日本打败中国靠的是从西方国家学来的东西，而不是靠从中国学来的东西。这个日本朋友非常赞同明治天皇的变革维新，他认为是明治维新挽救了日本，使日本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危险，陈其采很赞成他的观点。但这个日本朋友又搞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不思进取，不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也进行变革。他更不明白康有为在中国变法图强，却不为中国当政者所容纳，最后跑到日本来避难，难道中国人不懂得变法求强图存吗！陈其采无话可说，但是，变法图强的思想却深深地影响了他。
第二件事情是：有一次，陈其采在一家书店里买书，店主向他介绍了两本关于中国民族英雄文天祥和岳飞的书，这个店主很崇拜文天祥和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他认为如果中国现在多出几个像文天祥和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中国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店主的话深深打动了陈其采，他觉得很有道理，暗自下决心努力学好军事知识，做好准备，以便将来报效祖国。同时，他也买下了这两本书。
陈其采在日本读书期间，非常用功，闲暇时间，别人外出玩耍，他则呆在教室里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02年，陈其采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成绩为当届毕业生第一名。由于绩优异，不久即任湖南武备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随后出任湖南新军标统（相当于团长）。1906年，陈其采调任南京第九镇（相当于师）参谋长，因剿匪有功，升任中枢军咨府第三厅厅长，掌握全国新军的管理调度，还兼任保定军校监督亦主办秋操。此时的陈其采，年纪还不到30岁，但在军界，已经是炙手可热之人。
在陈其采留学日本与服务新军期间，正是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革命，但从思想上，陈其采颇为同情当时的革命党，更何况他的二哥陈其美是革命党中的活跃分子。陈其美1906年东渡日本就是依靠着陈其采的资助，到日本之后，陈其美在信中曾对陈其采说：“兄在东费用，全仗弟处寄来。”世界上的亲兄弟知多少，但像陈其采与陈其美之间相濡以沫的这种兄弟之情，令人感叹。
清政府在得知这些之后，采取措施，逐渐排挤陈其采。
1908年春，陈其美受孙中山的委托回到上海，利用各种关系，策动革命。陈其采此时也离开军界中枢，由北京来到上海。兄弟相见，陈其采很快被陈其美的革命激情所感染，开始投入到反对满清的革命洪流之中，他利用自己在军界的威望，积极运动新军。上海道台刘燕翼得知之后，以阴谋推翻清廷之罪四处捉拿陈其采，陈其采闻讯逃往广州。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陈其采担任南京临时总统府参谋本部次长，协助参谋总长黄兴，策划军事以谋求中国统一。孙中山将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后，陈其采也离开了参谋本部次长的职位，于吴兴创办经武学堂，由于袁世凯对陈其采非常忌惮，不久便将经武学堂查封。从此，陈其采离开了军界。
陈其采在上海活动期间，做过一件以后对上海革命党人影响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是和上海的帮会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
20世纪初，上海滩帮会林立，而洪帮堪称上海帮会中的大哥大。一次偶然的机会，使陈其采与洪帮最高的老大范高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范高头原来出身于盐枭，后来接任洪帮老大的位置。他手下有四员大将，即黄金荣、刘福彪、潘钰卿和李超五，对外号称“四庭柱”。“范高头”是他的诨名，据说他脑门上长着一个很高的肉瘤子，好像头上又长了一个小脑袋，因此被众人称为“高头”。
1902年，陈其采刚从日本回国，便被清廷任命为驻沪新军统带，统帅当地新军，并负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责任。在此期间，他帮了范高头一个大忙。
有一天，范高头的一个手下名叫芮德宝的，在城隍庙一带，看到一个英国人正在殴打女招待。芮德宝虽然出身流氓，但对洋人却不敢胡来，就走上前去劝解。不料，英国人蛮不讲理，对芮德宝大打出手。芮德宝愤急之下，也不顾外国人是不好招惹的，就使出流氓打手的看家本事，将这个英国人痛打了一顿。这下可惹出了大麻烦。挨打的英国人回去后，向领事馆起诉，状告芮德宝打人。当时的上海，外国人有领事裁判权的特权，英国领事馆因此要求审讯并惩办芮德宝。如果芮德宝落到英国人手里，不死也要脱层皮。作为芮德宝的老师洪帮老大范高头，保护不了自己的徒弟，显然是件很丢人现眼的事情。但是他又不敢开罪英国人，不敢说不让英国人审理芮德宝，因此他心里非常矛盾。



第一部分：世家之后三叔陈其采—文韬武略 2

就在范高头左右为难的时候，陈其采受理了芮德宝这个案子，帮范高头解了围。英国领事馆要求陈其采引渡芮德宝。陈其采据理力争，坚持说中国政府有权审理这个案件，并要求惩办那个肇事的英国人。英国领事馆的官员理屈词穷，不得不让步，遂找人调停。最后结局是英国人赔礼道歉，并支付一定的经济损失费。
陈其采对芮德宝案件的处理，显示了他的民族气节，也给范高头挽回了面子，因此，范高头非常感激和佩服陈其采，从此，他们二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爱屋及乌，范高头也和陈其采的二哥陈其美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且，范高头要自己的手下都要拥戴陈其美，他自己也和陈其美结拜成异姓兄弟，范高头的年龄比陈其美大差不多30岁。因此，陈其美成了洪帮的二“老大”，比大流氓头子黄金荣还要高一个辈分。由于有这层特殊的关系，同盟会时期的革命党人和蒋介石时期的国民党人都和上海的帮会势力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上海革命党人和江浙财团关系密切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陈其采，陈其采在创办的经武学堂被袁世凯查封后，内心非常苦闷。就在此时，陈其采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期同学，冯国璋的亲信冯耿光在中国银行任总裁，写信请他到北京担任中国银行的总文书，陈其采接受了冯耿光的邀请，到北京就职，等到冯耿光辞职后，陈又应张謇的邀请，出任南通张謇创办的大丰公司总经理。以后，又接受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金百顺的邀请，出任杭州分行副行长。
从此，陈其采在金融界立足了脚跟。即使是这样，他对中国的政治仍然非常关注。例如，1923年，曹锟通过贿赂当上总统，浙江军阀卢永祥表示抗议，反对北京政府，断绝和中央政府的往来。北京政府命令江苏军阀齐燮元讨伐卢永祥，江浙战争爆发了。江浙地区是比较发达的地方，双方对该地区都很眼馋，齐燮元对浙江觊觎了很久。陈其采为了避免战争蹂躏浙江，他和当地的名流一起奔走，力图化干戈为玉帛。
陈其采跻身金融界后，凭着丰富的军事经历、经济阅历、人际关系和特有的政治关系，逐渐在金融界取得显著地位。到20世纪20年代初的时候，他已经成为江浙财团中的头面人物，与虞洽卿、张静江等人的地位相等。
1924年，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邀请陈其采到广东担任军职。陈其采以脱离军界长久为由，婉言谢绝蒋介石的邀请，不过，却答应为北伐军筹饷。他化名“陈安”，想尽办法，往返于上海、浙江和广东之间，筹集了大批款项，有力地支持了革命军北伐。
1928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陈其采在国民政府里担任职务。他先后担任浙江省财政厅长、江海关监督、江苏省财政厅长、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等各种职务。1934年，国民政府主计处正式成立，陈其采任主计长，之后又担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代理董事长等职务。1946年，由于气喘病发作，他只好辞去各种职务。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陈其采免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在重庆期间，签署的一批物资，运送去了解放区。遭此排挤，陈其采曾经写道：“昨日原是我，今朝却是伊；安知今日吾，又属后来谁？”足见他善处逆境之一斑。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编：《陈英士》，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页。陈其采担任公职达16年之久。辞职之后，陈其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的闲职。1948年，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实行“宪政”。为了容纳各党派势力，以取得反对派的支持，蒋介石将国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扩大，同时又将一部分亲蒋分子从中抽调出来，以便使各方代表都有一定的席位。在此情况下，陈其采被从中抽调出来，去总统府担任国策顾问，这样他更是有职无权。蒋介石兵败逃亡台湾后，陈其采也跟着去了台湾。1954年8月，由于心脏衰弱气喘病发作，医治无效，陈其采病逝于台北，享年75岁。
对于陈其采的个性，陈其采的寄女儿张蓉蓉曾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论述：
陈蔼士秉性实在，
温厚淳朴，从不趋炎附势；在生活作风方面，自奉节俭，夫妻恩爱和睦。他深受“经世济民”思想的影响，善心不泯，对于家境清寒的同乡亲友，解囊周济是常事。在他一生中，热情扶植品学兼优的年轻人更是不胜枚举。他的随从人员及其子女，在他的帮助下，大多得到各种深造的机会……他敬仰瑞典诺贝尔提倡和平，曾振笔疾书七个大字“一将功成万骨枯”，寄赠给他的日本士官学校校长。他生平不嗜烟酒，他曾写过一篇致吸毒者的劝世箴言，大意是：吸鸦片之毒，浪费自己的财力，伤害自己的身体，有百弊无一利，愚莫甚焉。接着他写下了带有一语双关的趣联：
若不撇开终是苦
各能捺信便成名
“若”字与“苦”字差一撇，“名”字与“各”字差一捺。这些词联同他的人品一样，淡泊里见质朴，诚挚里见淳厚。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陈英士》，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194页。



第一部分：世家之后五世其昌的家族

陈立夫先辈非常讲求家庭和睦。其祖父陈延是一个读书人，一位好好先生，为人忠厚老实。陈延不重视物质享受，他认为传统的“孝悌”才是真正的精神享受，远远超过物质享受。据说，陈立夫的曾祖父去世后，在分家产时，陈延的弟兄们互相争夺家产，陈延却不参与任何争夺，他很谦让地说：“财产有什么用呢？我只要儿孙好。儿孙好，是最大的财富。我只希望我的子孙五世昌睦有成就足够了!”他把从前他们吴兴老家前面的小路，取名为“五昌里”，就是“五世其昌”的意思。到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这一辈，陈其业、陈其美和陈其采兄弟三人也是和睦相处。陈其业和陈其采兄弟二人见面之后，彼此叫“阿哥”、“阿弟”，同时用手触摸对方的面颊，这和西方的拥抱完全一样。他们从来就没有分家，弟兄三人互助、互信、互爱，一大家人和睦相处，成了孝悌传家的楷模。
1914年陈立夫与祖父、祖母、父亲、二叔婶、三叔婶及兄弟姐妹们合影。陈立夫的继祖母杨太夫人也是一位非常和善的好人，她笃信佛教，在一个月中总有好几天要吃斋，同时，她老人家也是一位难得的好婆婆。当陈立夫的母亲在世当家的时候，她从不干预家务事，总是让儿媳妇做主，但是在儿媳妇去世之后，老太太当仁不让地接管了家务，把整个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对孩子们管教也是宽严有方，所以孩子们都很尊敬她，又因为她是一家之主，他们也有几分畏怕她。有一次过年时，老太太的小女儿得肺病死了，她悲痛异常。可是，中国人很迷信，总以为过年时哭哭啼啼，是不吉祥的，于是继祖母忍住丧女之痛，并且强装笑颜。由此看来，老太太的确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同时她对待陈立夫的父亲和叔叔，也真的看作是自己的儿子。后来，陈立夫的父亲就经常和陈立夫他们谈到继祖母的性格和她那慈爱的精神。陈氏兄弟的祖父陈延作为学子，半生失意，作为商人却相当成功，他亲手止住了家境的滑落，明显地改善了生活，等到陈氏兄弟的父亲陈其业继承家产时，陈家已经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当铺。由于当铺距城有12公里，因此，陈其业常常早出晚归，很少顾及家务。可这位先生却非常热心公益事业，因此，在家人和众位乡里人眼里，陈其业是个宽厚仁慈、助人为善的长者。对待孩子，从不棒打，如发现有错，也最多只是呵斥几声。陈果夫在回忆文章中，就说到了父亲这种近乎宽厚的严厉。“父亲教识字时，并不很凶，只是我不识的字的时候，非常害怕，父亲不用手打我，是用我最怕的声音从我耳朵里打动我的脑筋。所以每次遇到一个字不认识的当儿，经父亲‘括辣辣’的一声，竟连其他认识的字也会忘记了。”可陈氏兄弟的母亲则完全不是这样，在家人眼里，她完全是一个严厉能干、胸襟豁达的一家之主。
陈立夫共有兄弟姐妹四人，大哥为陈果夫，比陈立夫大八岁，大姐和二姐分别长他四岁和两岁，陈立夫还有一个弟弟名字叫陈民夫，去台湾时已经死去。陈果夫很早便离家求学，小时候，陈立夫和他大哥陈果夫很少争吵，他们两兄弟之间，相处得非常和睦，这大概是因为他们两人相差八岁，哥哥总是懂得爱护弟弟的缘故吧。兄弟俩长大成人从政以后，他们一起在党部做事，经常互相讨论有关党务的事宜，每当陈果夫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什么建议，一定先征询陈立夫的意见。尽管彼此有时意见不一致，但都能做到相互尊重，这也是受他父亲和叔叔们的影响，因为他们父辈相处得很融洽，从未发生过口角。陈立夫兄弟三人和上一代人一样，从来没有吵过架，也没有分家。在老家吴兴时，陈立夫兄弟姐妹之间相处得也很和睦，“悌”道长存于手足之间。陈立夫对大嫂朱明非常尊敬，陈果夫和朱明夫妇没有生过孩子，为了使他们的香火绵延不绝，陈立夫将他的大儿子陈泽安过继给陈果夫夫妇。这种优良的家风，一直延续下来。陈立夫也以早年祖父对儿孙们讲的话告诉他自己的儿孙们：“财产不重要，重要的是创造、服务、互助、互爱啊!”现在陈立夫的孩子们也是这样，他们学有所长，都能做到安居乐业。年幼的总会接受年长的建议，的确是兄友弟恭。
陈立夫的大姐顺夫精明能干、二姐敬夫体弱多病。小的时候，大姐自作主张的时候稍多。她们时常领着陈立夫外出玩耍。有一次，为了满足小立夫好奇的天性，姐弟三人偷着去一个好玩的场所，回来的时候，天色将暗，二姐敬夫怕母亲责怪，吓得不行，大姐却不以为然。小立夫喜欢大姐敢做敢为的作风，但凡有什么“出格”的设想，总是央求大姐帮忙实现，他知道求二姐是没用的。但是大姐喋喋不休的絮叨劲，又让小立夫心烦。静的时候，他乐意与二姐在一起。二姐脾气温和，心眼极好，不争不闹，十分谦让。就这样姐弟相依，玩伴相随似的生活了好几年，直到两个姐姐上了学，小立夫依然与她们形影不离。直到耄耋之年，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在回忆录中说：“我时常到学堂斜对门开杂货店的我的宋奶奶家里谈谈，直到两位姐姐放学出来找我才一同回家。”
如果从陈立夫的祖父这一代算起，他的祖父陈延、父亲陈其业、陈立夫以及陈立夫的子、孙，加起来已经是五代人，加上家人相处融洽，陈氏家族确实可以说是和睦昌盛。照这样说来，真的已经达到眷苍公陈延所说的“五世其昌”了。



第一部分：世家之后陈立夫的二叔陈其美

1.蒋介石的大哥
陈其美，字英士，生于1877年，是陈立夫的二叔。与温良恭俭让的大哥陈其业及兄弟陈其采相比，陈其美似乎多了些绿林好汉般的色彩。早年，陈其美也在乡间读了几年书。凭他的聪颖，成绩也颇为不俗。
少年时期的陈其美，可以说是一个聪颖而机警的孩子。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曾经讲过这么两个故事：陈其美八岁的时候，和其他孩子们一起到野地里去玩，大家调皮捣蛋，用火点着了一大片的枯草，一个小孩不小心，大火烧到了他的衣服。年幼无知的孩子们见到这个情景，都吓得面如土色，纷纷逃离，可陈其美看到后，马上跑上前去，迅速把被火烧到的孩子推倒在地，然后自己奋不顾身地扑在他的身上，用自己的身体将孩子的火压灭，一场可能的灾难由于陈其美的勇敢而避免。
另一件事是，陈其美十岁的时候，和孩子们一起驱赶着马到湖边小岛的空地上去玩，忽然一匹马朝着陈其美狂奔过来，其他的孩子大惊失色，目瞪口呆地吓在那里。可陈其美非常从容地跑了十步之后，快被马追到时，忽然趴在地下一动不动，狂奔的马失去了方向，有些犹豫不决地回转身，陈其美看到这种情况后，急忙起身狠狠地向马打去，马折转身跑回了马群，而陈其美与孩子们也幸免于难。
这两则故事的真实性如何，今天已无从考证。但国民党的史学家们对此深信不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两则故事还被收入了小学国文课本之中。1985年，台湾金兰出版社出版的《陈其美》，更就此事发挥说：
骇人听闻的事件迅即传遍邻里，陈其美因为私自携带火柴，出城放野火而挨了父母一顿骂。可是里巷轰动，父老议论，一致认为陈其美的胆识俱壮，应变有方，要比宋朝的司马光打破水缸，救出溺水玩伴还要更胜几分。吴兴城里的父老诸姑、少年子弟一概认定陈其美聪明绝顶，卓尔不群，将来一定大有出息。果不其然，以英士先生知名于世的陈其美，在十八年以后的辛亥（公元1911年）那年，便奋起沪滨，光复上海，出任民国第一任上海都督，终于由他在东南的一木擎天，作中流之砥柱，方使辛亥革命，终底于成，中华民国，从而建立。
陈其美少年这种快乐而无羁的生活并没持续多久，由于家庭经济状况日益拮据，使他中辍了读书——中举——做官这一传统的荣宗耀祖之路。当他15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经济状况更是每况愈下，据说有一年除夕，家里过年非常困难，继母杨氏只得褪下了腕上的镯子变卖，才算度过了年关。陈延在世时，已无力供养三个儿子同时读书，因此打算让长子其业、幼子其采读书，让其美继承父亲衣钵，习商贾之道。父亲去世后，陈其美不得不中断了学业，到石门县的一个典当做学徒。
在那个时代，当学徒是一种非常受苦的生计。每天，陈其美早起晚睡，烧茶煮饭、做菜洗衣等，还要伺候老板、账房先生们吃饭，等他们吃过之后，陈其美才吃一些残羹剩饭，如果有不周到的地方，还受到他们的打骂。但是，陈其美还是咬紧牙关，任劳任怨，完成任务。在习商之余，陈其美经常阅读报纸，十分关注世界大事、中国国情，对清政府的腐败，极为愤慨。在致亲友的信中，他“痛言清廷失败，须人民自图振作，二十年后方能重振国威，洗雪国耻”。并力劝弟弟其采东渡日本求学。
1902年春天，陈其采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向陈其美讲述日本的情况，认为日本能很快富强起来的原因，在于“变法维新、振兴实业”，这给陈其美教育很大，他想到自己在这家当铺做学徒已有12个年头，如今只从第12名学徒升到第3名，就是再熬三年学徒满师，也不过是终身坐坐柜台，打打算盘而已。终其一生，只能见闻孤陋、天地狭窄，难施其抱负。第二年，即1903年，陈其美辞去典当铺的职务，只身来到上海，在同康泰丝栈担任助理会计。那一年，他27岁。到上海以后，陈其美一边在同康泰丝栈做事，一边结识革命同志，上海在当时是救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是新学运动的中心，各方英雄豪杰云集这里，革命民主思想风起云涌。许多革命志士奔走呼号，组织集会，进行宣传反清革命活动。在上海，陈其美刻苦学习新知识，结交很多革命党人，如秋瑾、徐锡麟、谭人凤、张静江等人，并和他们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加上他行侠好义，为别人办事又很热心，所以很快便在上海结交了各路的朋友。在陈立夫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对陈其美的侠义是这样说的：
他的慷慨好义，饶有古侠士风，在朋友间也是有名的。譬如有一次，天津的李六更，母亲卧病，二叔和他并不是很熟的朋友，但他既有困难，又找上门来，于是就以济人之急的心情，毫不犹疑地送了他一百元。他的疏财仗义、好交朋友，使得在上海各个阶层，都有很好的人望，其中包括红帮和青帮里的人，也都成了他的朋友。陈立夫：《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19页。
1904年，陈其美进入理科传习所，研究西方科学知识，他“闻见益广，识见益宏，革命情绪，深植其基”，并因此感叹：“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于是陈其美放弃商业救国的理想，在其弟陈其采的帮助下，1906年，陈其美东渡扶桑，先入警监学校，后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



第一部分：世家之后踏上了归国的征途

这年冬，陈其美首次结识了孙中山，并加入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从而正式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参加同盟会后，陈其美更加广泛地结交中、日志士。因其古道热肠，许多人成了他的莫逆之交。在这些人之中，蒋志清（即蒋介石）便是其中的一位。蒋志清比陈其美小十岁。他于1906年4月东渡日本，在那巧遇了陈其美。对陈、蒋的相识，《蒋介石与陈立夫陈果夫》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有天早晨，陈其美起床后，前往东京的西片町散步。在走到一处小树林边，忽然看到一位二十几岁的中国青年在舞剑。陈其美见那青年长方脸、直鼻梁，面貌生得很英俊，立即产生了想结识的想法。于是走上前去一问，才知道他是清廷派往日本的官费留学生。可是不久，蒋介石便肄业东京清华学校并回到国内。是年冬，蒋赴保定肄业于陆军部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年终应考留日陆军学生获选。1908年，蒋介石再次东渡日本，入振武学校研习军事。由于清廷留日学习陆军名额有限，并且要求很严，像蒋介石这样的留日学生可谓凤毛麟角。因此，陈其美对蒋志清颇有些另眼相看，加上两人又是浙江同乡，关系很快便亲密无间。不久，两人又结识了另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士官学生黄郛。由于三人志趣相同，经常在一起议论天下大事，关系也日渐亲密。在陈其美的提议之下，三人义结兄弟，陈其美为大哥，蒋介石最小，为小弟。三人还互换了兰谱，盟约称“安危他日终须杖，甘苦来时要共尝”。蒋介石还特将誓言刻在两把宝剑的柄上，作为礼物，分送给两位盟兄。1908年，由于陈其美的介绍，孙中山先生单独约见了蒋介石，并吸收他加入同盟会。对于孙中山与蒋介石的相识，目前有至少四种说法，浙江大学的杨树标教授认为，两人相识于1907年。
据说会见之时蒋介石备受孙中山先生的称赞，夸奖他是个“很难得的人才”。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后来一些御用文人为美化蒋介石而杜撰的。但无论如何，蒋介石投身同盟会，认识孙中山是陈其美介绍的。蒋介石对这位早期的恩人和挚友也经常夸赞，自诩为陈其美“第二化身”蒋介石：《祭义兄陈英士文》，见《陈英士先生纪念集》，台北1977年版，第5页。陈其美早年的一些密友，例如张群、邵元冲、吴忠信等人，以后都成了蒋介石政权的骨干。
东京当时是留日中国学生的革命中心。留日学生多主张以鼓吹、起义、暗杀三种方式进行革命，陈其美也赞成这种主张。加入同盟会后，他就立即联络同学在东京组织了一个军事体育会，“热心倡率，从者甚多”。在陈其美留学日本的两年中，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放弃了改良的主张，开始在全国各地点起革命之火。惠州、钦州、镇南关、皖浙等等地方，革命党人纷纷举行起义，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都纷纷以失败告终。在激烈的斗争形势面前，陈其美已无法安心读书，1908年春，在同盟会的委派下，踏上了归国的征途。
2.青帮老大
3.光复上海
4.上海都督
5.肇和起义
6.惨遭暗杀
1.求学之路
1.1求签上学
1．2．少年时绰号“老太婆”和“道德经”
2.老蒋“伙伴”
2.1初识蒋介石
2.2蒋介石的救命恩人
2.3纵横洋场
2.4为蒋招兵买马
3.“教父”生涯
4.主政江苏
4.1.导淮入海
4.2.太太不得干政
4.3平时见面要鞠躬
5.进军金融界
第四章
1．初涉人生
1．1和尚的奇遇：滴水也能穿石青年时期的陈立夫
1.2上海滩的穷学生
1．3北洋大学的高材生。
2.远渡重洋
2.1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
2．2美国史可兰敦煤矿唯一的中国人
3从政之初
3．1蒋介石的机要秘书
3．2蒋介石的贴身心腹
4.中统后台老板
4.1调查科首任主任
4.2.用软刀子杀人
4.3.反省院政策与细胞政策
5．独立王国——中统局
5.1．由调查科到中统
5.2．独立王国——中统局
5.3．庞大的特务机构
6．最阴毒的特务组织
6.1.中统的训练方法中统对中共的研究
7．中统的衰亡
7．1．与戴笠结怨
7.2．中统的衰亡
第五章
1.独辟幽径
1.1与苏联和谈
1.2谈判使者
2抗战时期的教育部长
3“对付共产党，我什么都不怕”
3.1劝毛泽东信仰三民主义
3.2与周恩来正面交锋
4.风雨飘摇中的立法院副院长
1.没有陈其美就没有蒋介石
2.蒋介石报恩，一手栽培二陈兄弟
3.西安事变中站错队
4.权力之争与二陈受到限制
4.1以派制派，蒋介石玩弄权术限制CC
4.2蒋陈失和抗战结束后，蒋陈之间的关系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渐渐降到了冰点。
4.3无可奈何，仓皇赴台
5一朝见弃，辗转于台美之间
5.1陈诚：“陈立夫是个混蛋。”
5.2黯然离台
5.3新泽西州的养鸡人
1：陈氏已接受哥伦比亚大学之聘书，前往讲学半年；
2：陈氏养鸡事业，经历数年之艰苦经营，已经脱离险境入于康庄道上。且因能自造皮蛋与咸蛋，获利颇不鲜，故不必急求脱手。
5.5重新赴美
6.回台定居，与蒋和好
7.老蒋临终抚立夫
8与蒋经国、蒋纬国的兄弟友情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忠心跟随蒋介石

也许是陈其美这层特殊的关系，也许是从小便崇敬这位“蒋三叔”，也许是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几十年来，陈立夫与哥哥陈果夫两人可谓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没有丝毫的二心。可以说即使到了行将就木之际，蒋介石仍然在他们心中无人可以取代。陈立夫在自己晚年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确信曾经追随一位伟人，从事国民革命的大业，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击败日寇的侵略，赢得抗战最后的胜利，废除不平等条约，将次殖民的中国变成了世界五强之一，并奠定宪政基础——在整个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我只是接受这位伟人的领导，我的贡献极为微薄……
辛亥革命后，清帝被赶下台，皇帝没有了，传统的君臣观失去了依附，三纲五常也随之动摇，陈立夫的兄长陈果夫便根据形势的需要，创造发明了一套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理论，蒋介石为此非常欣赏，并且将其推广于整个国民党内部。但蒋心里也明白，那只不过是骗骗一般人的空洞的说教，在错综复杂的民国环境中，忠诚成了蒋介石选择部下的首要标准。相对于忠来说，才只是次要的标准。蒋介石曾有两位重要的军事幕僚何应钦与杨杰，何是庸碌的应付之才，杨却是杰出的军事家，杨极端看不起何，两人关系紧张，犹如水火。但蒋介石最后还是选择了无才但相对比较忠诚的何应钦，至于像汤恩伯、胡宗南等并无多大才干的军事将领，完全都是由于有所谓对蒋的忠诚，才得以晋升为国民党的高级将官。
陈立夫跟随蒋多年，心里完全明白蒋的这种标准，于是，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尽管军阀、党派林立，各种斗争残酷无情。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也是几起几落，但陈立夫始终为蒋介石鞍前马后，摇旗呐喊，充当其最忠实的部下与打手。因为他明白，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的政变，这意味着不仅分裂了国民党、阻碍了北伐战争的乘胜推进，而且污染了三民主义的旗帜，使得欣欣向荣的国民革命中途夭折。从长远看，他还严重地销蚀了国民党既成的进步性，正在把一个由孙中山缔造的革命组织演变成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组织。在这一行进的过程中，蒋介石自己从进步走向反动，堕入罪恶的深渊，而陈立夫也紧紧跟随蒋介石，宁愿走到历史和人民的对立面。在上海清党期间，周恩来曾去找过陈立夫，向他打听宵禁口令，周恩来原以为凭着五四时期缔结的友情（当时陈立夫在天津北洋大学，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大学），陈立夫未必让自己难堪，不料，陈立夫反问周恩来：谁需要口令？周恩来不能说，陈立夫就一口回绝了。当时，周恩来对陈立夫的表现十分失望，半是愤慨半是讽刺地说道：“你真够厉害。”陈立夫的心中此时只有蒋介石，他根本不怕得罪周恩来，因为他知道周恩来正“在闸北指挥工人”，一旦“得到了口令，晚间可以通行无阻，用工人来扰乱”政变，那就麻烦大了。陈立夫用自己的行动践履了他对蒋介石的“竭尽智能、接受指导”的诺言。
四一二政变之后，汪精卫等在武汉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宁汉在反共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可汪精卫操纵着国民党的中央，他不愿向蒋介石称臣，同样是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在帮助蒋介石发动政变，建立南京之后，也开始居功自傲，开始对蒋介石专制独裁、排斥异己的行为表示不满。于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多方联系反蒋势力，准备赶蒋下台。蒋介石意识到新桂系是在“逼宫”，他便以辞职相威胁。谁知蒋介石提出辞职后，不但李、白表示赞同，就是蒋的亲信何应钦等人也同意。蒋介石一时难以挽回局面，只得决定下野。8月14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一直到同年12月3日才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重新回到了权力重心。在这远离权力的阶段里，是陈立夫和他的哥哥陈果夫一道坚守“阵地”，与倒蒋的各种势力周旋、搏斗。11月22日，陈氏兄弟就通过精心策划，组织自己的喽——中央党务学校的师生在南京各界讨伐唐生智胜利庆祝大会上闹事，并在游行过程中，高喊“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特委会”、“改组国民政府”等口号，寻衅闹事，要国民政府主席李烈钧下台。李烈钧恼怒之下，命令首都警察厅对游行示威群众格杀勿论，一时间，枪声大作，导致三人死亡，轻伤者75人，酿成举世闻名的“一一二二血案”。血案之后，西山会议派被迫下台，陈氏二兄弟从而为困难时期的蒋介石制造了重返权力中心的机会。
在蒋介石与各种政治派别如汪精卫的改组派、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等的权力争斗中，陈果夫与陈立夫所控制的CC势力，可以说一直是蒋介石最信赖的派别，而陈果夫与陈立夫也忠心耿耿、殚精竭虑，为蒋介石一步又一步地将这些反对势力铲除出南京政府。
但随着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日益巩固，蒋介石与二陈兄弟之间的亲密关系开始逐渐被一种相对冷静功利的关系所取代。这对于思想上将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与理想、主义、民族叠合在一起的二陈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但他们仍然将对“党国事业”的高度负责和对蒋介石的赤胆忠诚融合在自己的心中，他们不怕为蒋介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怕失去效忠的机会。据《传记文学》第29卷的一篇文章介绍：
在委员长面前，说话能够尽言而无所畏惧的，只见过两个人，一是陈辞修（即陈诚），一是陈果夫。他们两人跟委员长见面谈问题，有时会使委员长很生气。委员长生了气，有时很不耐烦，甚至拂袖而起，表示不愿再听了，站起来转身要走。这时，他们两位先生都是同一脾气，会从后面跟上去，尽管委员长生气不爱听，他们还是要把话讲完，希望委员长注意他们的话。像这种务求进言，无所畏惧的，就只有他们两位。
即使到了国民党大陆惨败，逃避台湾之后，陈果夫、陈立夫也唯蒋介石的马首是瞻。对蒋的忠心可以说是二陈在民国时期长期处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尽管蒋介石也非常忌惮二陈CC势力的逐渐强大，数次对CC进行打压，但最终蒋介石明白，二陈永远不会觊觎自己的位置，是他最可靠的政治帮手与政治伙伴，这也是陈氏家族跻身于四大家族之列的原因。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任人唯亲 1

熟悉蒋介石的人都知道，蒋介石非常佩服曾国藩，常常将《曾文正公文集》放在自己的案头。曾国藩以湘军发迹，而湘军的体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各级军官都是曾国藩的学生、兄弟、亲戚，曾国藩以这种封建的血缘亲疏关系来编制自己的军队，从而达到政令、军令统一的目的。近代中国的政客，军阀，为了达到结党营私，独霸一方的目的，往往会自觉地运用封建传统的血缘、地缘和业缘三种关系。
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陈立夫
在上海文艺界集会上演说在三种关系中，血缘是第一位的。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血缘关系是最亲密的一种关系。凡属血缘关系中的人，存在着一种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关系，有信任而无戒备的气氛。在血缘家族中，年长者对年幼者具有强制的权力，而年幼者则对年长者则必须忠孝服从。而一直以来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宗法家族，对同一血缘的家族有着很强的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作用。血缘家族关系所反映出来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忠孝和服从的关系，也决定了政治人物可以轻易地将血缘家族中的团结和对个人的忠诚带进政治领域。中国历代有“厮杀无如父子兵”的说法。秦末农民起义中的项羽，就是和他的叔叔项梁一起在会稽郡起家的。唐太祖李渊起兵反隋，他的三个儿子就是他最得力的统兵大将。历代君主都实行传子不传贤的家天下制度，这种影响根深蒂固。近代政客在选择属下时，也同样将血缘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像曾国藩，在选择大将上，自己的弟弟曾国荃就是得力的助手。这一点，无须多言。
第二是地缘。一个政治领袖，如果仅仅将视野局限在血缘关系上，那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血缘家族有一个特点，就是相当固定地生活在一个狭窄的地域范围内。有材料统计，直至现在，中国农村的通婚圈不超过二十公里。于是，地缘就成为仅次于血缘的一种重要关系。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地缘关系有其相对性，邻近村落的人相对于其他村落的人，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一个地区的人相对另一个地区的人有紧密的地缘关系；同省的人相对于它省的人有紧密地缘关系。长期生活同一环境中的人，其大致相近的语言、风俗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亲切感，他们的情感容易沟通，有较强的乡土认同感。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阎锡山当权时就有“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挂”的民谚。而蒋介石肯定是不会忘记这种关系的，黄埔一期出身的宋希濂看出了这一点，他说：“蒋介石用人的标准第一是亲戚，第二是同乡，第三是学生。而他真正给以军权的，主要还是亲戚和同乡。”而戴笠的军统特务，其主力干将毛人凤、周养浩等人，都是浙江江山人。
第三是业缘。所谓业缘就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同学、同事、结拜兄弟等一种较为广泛的关系。这种业缘关系，虽有亲疏之分，但情感融洽，志趣相投的，也可以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甚至可以与血缘、地缘关系相提并论。曾国藩的湘军许多将领、幕僚，就是自己的同学、学生。蒋介石也非常重视业缘。他是从黄埔军校练兵起家的，著名军事家杨杰告诉郭汝槐：“委员长成功的秘诀就是‘作之君、作之师’。所以，至今他还兼任陆大、中央军校及各军事学校校长。”凡是从上述学校毕业的都是蒋介石的学生，蒋就可以以师生关系笼络他们，为他效忠。蒋介石深知这一点，他相信黄埔学生，但更相信亲戚和浙江人。不仅如此，蒋介石还经常与许多军阀、将军结拜兄弟，他与冯玉祥、张学良等都结拜过兄弟。
而陈立夫自然未能免俗，在其用人的策略上也采取这种注重血缘、地缘和业缘的任人唯亲的方针。
陈氏兄弟的CC王国，以同乡亲戚、同学同僚同门结党，是一个封建复合型的帮派团体。它大致可以分为三层：一层是身边的亲近人士，主要由同乡亲戚组成。比如陈立夫的四个秘书，就是清一色的同乡亲戚。陈果夫有三个秘书，除袁英林外，程世杰是他的外甥，梁渊是他的外甥女婿的弟弟。第二层是占据各处要当的高级干部，主要由同学、同僚组成。比如接替陈立夫主管国民党中央组织科的吴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都是陈立夫北洋大学和留美期间的同学。
中统局成立后，陈立夫下决心将中统建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更是将自己亲近的人都安插进了中统局。首先局长朱家骅，就与陈立夫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家骅，字骝先，浙江湖州人，本是陈立夫的湖州小老乡，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6年戴季陶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时，陈立夫把朱请到广州，推举他为副校长，以后升任校长。南京政府成立后，朱曾任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和交通部长。
陈立夫担任调查科长一职并不长，不久即由吴大钧和叶秀峰相继担任。1929年12月，徐恩曾暂时代理调查科科长，几个月之后正式任职。此后一直干到1945年2月，历时15年，成为蒋介石最得力的鹰犬。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军统特务组织对中共威胁最大，其实由于分工不同，中统特务才是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据统计，解放以前白区所有被暴露和破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主要是被中统特务组织破坏的，可见其危害之一斑。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任人唯亲 2

徐恩曾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电机科，后又赴美入康里奈斯大学学机电专业。他表面上颇有文质，戴近视眼镜，不爱多讲话，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一个白面书生。他不仅是陈立夫的表兄弟，更是陈立夫在美国读书时好友。在陈立夫自传里，就曾经说到在美国时他与徐恩曾的一段友谊。
（1924年）学业完成了，内心有着喜悦，也觉得轻松，正好徐恩曾兄这时买了一部新的福特蓬顶汽车，就在暑假中邀了我和一位在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就学的陆子冬兄，一齐从匹兹堡出发旅行，我们三人兴奋的准备好了一切，就由徐恩曾兄驾车出发，不料在到费城的途中，由于路标稀少，经验缺乏，车行过速，一个陡坡下去九十度急转弯，车子竟然翻倒在路旁，四轮向天，如再翻九十度，那就坠落千尺悬岩之下，不堪设想了。彼时三人都倒著盖在座位中，不得动弹，好在大家都未受伤，只有我的手指受了点小小的擦伤，这时蓬车之顶压扁，挡风玻璃全碎，一个车轮折损，方向盘也断了，我们只有猛按橡皮喇叭，希望有人来救，后来隔了二十分钟，才有一辆过路的卡车——才把我们救出。
我们二人且行且谈，一路游览风光，顺便参观工厂，第一站抵达费城，参加了中国同学会年会，好不热闹，接著就前往芝加哥，转回西北来到了波士顿，再南行至大西洋城、纽约、华盛顿等处。在大西洋城我们停留了好几天，正好遇上了选美会，那时的选美会虽不及今日的华丽壮观，但争妍斗艳的花车游行及泳装竞赛，却也使人目不暇接。华盛顿玩了之后，我们就去尼加拉瀑布，并且到了加拿大边界，接著南行到了底特律，参观了著名的福特汽车厂，该厂分工之细，生产之速，效率之高，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又二次到芝加哥……我们日行夜宿，大部时日在野地露营，自炊自食，真是个悠哉乐哉，在这两个多月的夏季之旅，确是使我啬了不少见闻和阅历。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34页。
由于有这层同甘共苦的经历，陈立夫在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之时，将中统局的许多事务都交与徐恩曾去处理。而徐恩曾也非常明白陈立夫在他仕途上的作用，在陈立夫等人面前，徐恩曾很会溜须拍马，表现忠诚，对陈立夫唯命是听，不敢违抗。于是，中统局内的人事安排完全攥在了陈立夫的手中，陈立夫通过各种关系，将许多忠诚于自己的人安插进了中统局。
叶秀峰，1945年1月24日，徐恩曾被革职后，由其主持中统。叶秀峰虽然是江苏扬州人，但他是陈立夫北洋大学时期的同学，在读书期间，曾与陈立夫在放暑假时期一起到湖州山区勘察矿产，并且还为此赚了一点小钱。采访股干事杨剑虹是陈立夫的酒肉朋友。杨为上海青帮骨干，曾当过日本洋行买办。五卅运动时，杨参与组织黄色工会，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时，杨剑虹率黄色工会积极参与，与陈立夫混熟了。后来杨剑虹经常陪着陈立夫吃喝玩乐，因此深获陈立夫的喜欢，将其收罗门下。整理股干事吴大钧也是二陈的同乡，曾留学美国学习统计，与二陈有多年的至交，因此也被重用。
CC王国的第三层是散布在各地的中下层干部，主要由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组成。陈果夫曾对CC骨干刘不同说：“我们办政治学校就是为全国培养县政人才。由县长可以升为厅长，逐渐就将全国各级政府抓到手里。”至于方法，一方面，陈立夫掌握大权时，把他们安插在自己所在的部门和势力范围之内，一方面则“多与各省主席发生关系，关系愈密切愈好，不但生活和他们一致，而且行动也要一致，最好能达到成为他们的亲信，不被视为外人，一直到被他们保荐为省政府委员、厅长或县长”。
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长一职之后，他便“发表了历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交通部和内政部次长的张道藩同志为常务次长，又发表了曾任河南省政府秘书长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张廷林同志为简任秘书”。对此，陈立夫并不掩饰派系色彩，公开承认：“这两位都是与我共事较久的同志”，他们“都曾任大学教授，也是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把部内的“日常事务交给他们”，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但是，为稳定教育界人士的不满，陈立夫又将政务次长、高等教育司长与总务司长交给完全和自己没有私人关系的人手上。事实证明，陈立夫这种手腕是高明的，至少把一部分教育人士担心“党化”的顾虑打消了，纷纷从彼岸觅舟渡津过来，与政府合作。在错综复杂的民国政治环境中，不任人唯亲、不结党营私，根本就无立锥之地，二陈深谙其中的道理。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期间，河南的段剑岷竞选中委失败，心中郁闷，写了一首嘲讽政治的打油诗，云：“剑岷革命二十年，中委不值半文钱。蒋家天下陈家党，愿你花好月长圆。”可见，陈家结党的事实，已在国民党内部人人皆知了。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

陈果夫在国民党内部，给人印象一向严厉、自律，而陈立夫在这方面也不逊色于其兄。在待人处事方面，陈立夫非常注重所谓的言传身教，他在政府机关作领导职务的时候，经常教导部下要以身作则，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其他人的信任和尊敬。
陈立夫在教育部长任上的时候，他总是比别人先上班，比别人晚下班。早上八点开会，他七点四十五分就到了部里。部长到了之后，司长肯定也到了，司长一到，科长也跟着到了。这样一来，用不着签到，大家都能按时上班。陈立夫认为，签到不是有效的方法，如果一个人签到之后溜掉了，主管也不知道。
陈立夫认为，凡是做领导主管的，一定要“爱”下面的部属。陈立夫做官从来不摆官架子，所以，做过他部下的人，都和他感情很好。但是有一点，就是一定要坚持原则，要公私分明，尤其是在钱财方面，一定要一清二楚，每个人都喜欢钱财，但是不能慷他人之慨或者挪用公款。比如说捐款，人家捐三千，陈立夫也许只能捐一百。但是，这一百元是从他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不像有些人捐款，他自己先垫出来，最后还是由公家出。陈立夫在晚年所兼任的会长、董事长等职务，都是挂名的，他并不兼拿薪俸。他说：“总统府资政的钱，已经够我用的了，我要那么多的钱干什么？！”
4.兄弟情深
1940年国民党政府偏安于重庆，陈果夫住在学田湾，额其居所曰“衡舍”，与陈立夫的居所“高庐”遥遥相对。平时，出来进去的贵客不少，都恭恭敬敬地称大陈为“果公”，称二陈为“立老”。掐指算算，陈果夫不过48岁，陈立夫不过40岁，这一“公”一“老”的称谓，显示出CC系对二人的尊敬，也体现出兄弟两人在CC王国的地位与两人苦心经营的作用。左起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1940年摄。
据圈内人士评述：他们兄弟之间，感情甚笃。据万峰青回忆，他们俩“遇事互相征询意见，其间大概阿兄多着重计划的策动，阿弟则着重在应付场面及纵横捭阖的工作上，后来阿兄患着严重的肺病，整天只能与药铛为伴，外面的一切，更只有仰仗兄弟了”。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部，兄弟两人非常明白自己所处的境况，倘若没有蒋介石这棵大树，所经营的CC王国便会瞬间毁灭，同样，没有兄弟间的紧密团结，一荣俱荣、一辱俱辱，也很易被对手各个击破，因此，兄弟二人刚开始一起在党部做事时，就经常互相讨论有关党务的事宜，每当陈果夫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什么建议，一定先征询陈立夫的意见。尽管彼此有时意见不一致，但都能做到相互尊重。到了以后，每逢大事，兄弟两人只要有机会，便共同商量对策，一致对外，比如在西安事变中对张杨的态度，比如在重庆谈判中对中共的反应等等，都同进同出，将两人拧成一股绳。
当年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曾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描写过陈氏兄弟：一个腐败的派别控制着国民党，它既有坦慕尼大厅的一些最恶劣的特点，又有西班牙宗教法庭的一些最恶劣特点。沉默寡言、神秘莫测的兄弟俩陈立夫和陈果夫……实际上通过恩赐、秘密警察、间谍活动和行政权力控制着全国思想界。哥哥陈果夫完全控制着通天的大门，送委员长的文件和备忘录，都要通过此人转交。
他弟弟陈立夫身体虚弱，面色清秀，比他更加重要。陈立夫工作起来孜孜不倦，刻苦、廉洁。他的带有神秘色彩且气魄很大的、貌似富有哲理的文章，几乎没有人看得懂。尽管在美国人眼里，两兄弟都非常的神秘莫测，可自小，两兄弟其实都有着迥然不同的性格特点。大哥陈果夫从小便沉默寡语，但被蒋介石的前夫人陈洁如评价为是个很有智慧的人；而弟弟陈立夫小时候便活泼好动，年轻时还养成了一个喜欢演讲的习惯。在政坛上经常以充满激情的演讲来发表自己的独特观点。
由于兄弟两人性格不同，两人在办事上也非常默契，双方分工明确，一个以精神德望凝聚组织，一个以追求实效发达组织；一个以沉静示其厚重，一个以干练显其迅捷，如此互助互补，把偌大的CC王国，经营得内外有序，日渐兴旺。
陈果夫、陈立夫这种兄弟情深的办事风格，还影响了他们的两位贤内助和家人。据《三C传》一书记载：陈勤士以及二陈的两位太太，都喜欢管管闲事。陈老太爷“只要人肯送礼”，不论是要官或求情，他提起笔来就“写上一封八行书”，寄于儿子。后来，二陈发现父亲的来信“太多”，介绍的人也杂，就渐渐冷了下来。相反，太太一门，仍然是条热线，“陈立夫之对孙禄卿”，“陈果夫之对朱明”大多是“言听计从”，因此“CC系上下，除了有所谓高庐路线外（直接找二陈），还有所谓内线捷径可走”。譬如，江西中正大学某校长有一个请拨经费的呈文送到陈立夫那里，渺无消息，于是托人走了“太太路线”，当时孙禄卿正在重庆璧山正则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授，信一收到，马上批了一行小字：“送立夫办。”陈立夫收到信，又在老婆的手批旁附上一行：“即送衡舍大哥一阅”，等陈果夫看过后，再批一笔，“果阅，交立弟核夺”，信重新转到陈立夫手里，“陈立夫并未实行核夺”，而是“送到璧山征求乃妻的意见”。
兄弟两人的情谊不仅体现在工作上，更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之中。陈立夫兄弟三人即陈果夫、陈立夫和陈祖烈从来没有吵过架，也没有分家。在老家吴兴时，陈立夫兄弟姐妹之间相处得也很和睦，“悌”道长存于手足之间。陈立夫对大嫂朱明非常尊敬，陈果夫和朱明夫妇没有生过孩子，为了使他们的香火绵延不绝，陈立夫将他的大儿子陈泽安过继给陈果夫夫妇。陈果夫去世后，陈立夫也将嫂子朱明接来和自己一起住，一直伴随朱明离开人世。这种优良的家风，一直延续下来。陈立夫也以早年祖父对儿孙们讲的话告诉他自己的儿孙们：“财产不重要，重要的是创造、服务、互助、互爱啊!”现在陈立夫的孩子们也是这样，他们学有所长，都能做到安居乐业。年幼的总会接受年长的建议，的确是兄友弟恭。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清廉的显贵 1

5.1四大家族之来由
国人对陈立夫最初的印象可能便是他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一个代表，四大家族在人们的心目之中是旧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那四大家族这一说法又缘于何处呢？从目前学术界研究来看，四大家族的说法来自于抗战胜利之后。１９４６年下半年，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挑起内战，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揭露国民党国家资本的实质、结果以及与内战的关系。１９４６年１０月，陈翰笙在英文刊物《远东观察》上发表《独裁集团与中国内战》一文，指出政治的独裁依赖经济的独裁，国民党对国营事业的统治，只是将资本集中在少数高级官僚之手。并第一次将官僚资本划分为蒋、宋、孔、陈、政学系五大集团。几天之后，陈伯达的《中国的四大家族》一书出版，这本小册子用大量的事实、辛辣的笔调揭露了官僚资本的实质，并为其作了如下定义：“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利益而在政治上当权的人物，他们在大地主大买办的经济基础上，利用政治的公开强制手段，一方面加速掠夺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工业而集中起来的金融资本。”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官僚资本最集中的代表。陈著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个战斗性、宣传性很强的小册子。
１９４７年４月，王亚南发表《官僚资本的理论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官僚资本的形态、形成过程和社会条件、作用及后果都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１９４７年７月，许涤新在上述论著的基础上，写了《官僚资本论》一书，吸收了陈著和王著的长处，从经济学的角度揭露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几种形态、活动方式及其反动本质。至此，“官僚资本”有了完整明确的概念，即官僚资本是一种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的国家垄断资本。从资本的所有权来看，它分为国民党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从资本的来源看，它是依靠政权和政治特权掠夺和剥削人民而积聚的，四大家族掌握的垄断资本是官僚资本的主体。同年底，中国共产党正式将“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首。
5.2清廉的显贵
但陈立夫对四大家族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在他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对于中国共产党将陈氏家族列为四大家族，可谓是有切肤之痛。吾兄弟二人少承祖训：“寿本乎仁，乐生于智，勤能补拙，俭可养廉。”故一生忠勤职守，廉洁自持，为众所周知者，唯对于国家财政金融制度之不合乎国情者，不得不建言改革，期能合乎三民主义之原理，而不为帝国主义用以剥削殖民地人民，其性质为纯粹商业，对于工业农业，毫无好处，我曾著文批判之，及蒋公在江西剿共，亲见农村无金融机构，始悟国家应有利农之金融机构，乃派家兄担任农民银行董事长，始将该行之百分之百的商业贷款改变过来，以利农民，中国之合作制度亦为家兄首倡，故又使兼合作金库董事长，其后复使兼任交通银行董事，共党遂利用此一机会攻击家兄在金融界之地位与力量，而在《蒋宋孔陈》一书中，陈家亦被列入攻击为四大家族之一，共党之恶毒有如此者。
那么，陈氏家族在资产上是否可以算作是官僚资本呢？是否该列入四大家族行列呢？就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俩的个人资产来说，将二陈算作是官僚大资本家，似乎是有些“冤枉”。
抗战后的重庆，人们流行这样四句话：“孔祥熙不祥，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子良不良。”对孔氏家族与宋氏家族对百姓的盘剥与掠夺，人们可谓叫苦不迭。蒋、宋、孔氏家族利用抗日战争发国难财，一下子集聚了巨大的财富。据当时的美国银行界人士估计，宋家和孔家有20亿美元的资产存在曼哈顿。美国联邦调查局还仔细观察了关于宋家的战时档案，他们发现，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的财产比较有限，到1943年1月，积累了7000多万美元，宋子文在纽约大通国民银行或花旗银行拥有7000万美元，宋蔼龄在其中一家银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在这两家银行或其中一家银行存了1．5亿美元。美国《镜报》编辑布朗发表一篇文章，说孔祥熙与宋子文两人在美国的私人财产达8．5亿美元之巨。
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二陈兄弟为首的国民党四大家族迅速崛起，与其他几大家族相比，陈氏兄弟名下虽说也有众多的产业，可兄弟两人却似乎没有富甲天下，相反，倒很有些“寒酸”，这其中道理，颇有些耐人寻味。
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之后，孔、宋、陈三大家族先后流亡到了美国，只剩下蒋家独霸台湾小朝廷。流亡到美国的孔、宋、陈三大家族的处境却大不相同，孔祥熙、宋子文不愧为“财神”，在跨台移居美国时，已将巨额的不义之财转移到了美国，过着超级富豪般的奢华生活。仅举一例，孔祥熙的二儿子孔令杰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开采石油。当美苏冷战高潮时代，孔令杰为了躲避原子弹袭击，在得州建立了能够躲避核子大战的防空避难所，花费1800万美元，比当年希特勒在德国柏林国会大厦地下修建的地下室还要大。孔令杰的防空避难所由加利福尼亚州的MX飞弹发射所工程师设计，上下两层总共3.8万平方英尺，钢筋水泥墙厚达两英尺，避难所内备有3套供电系统，3套灭火系统，500个简单床位，十几间卧室，1个急诊室，1间文娱室。房顶上面造有一个人工湖。仅此一例，就可以窥其财力。
而陈立夫兄弟与他们相比，在经济上则有天壤之别。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清廉的显贵 2

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刊物《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公开了1939年一份日本人所作的《关于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的调查报告》，根据该报告，陈立夫兄弟应当也有一笔不菲的财产，但是这些财产似乎只是国民党的党营财产，我们并没有找到陈氏兄弟化公为私、中饱私囊的直接材料。陈果夫担任职务虽然多，但其收入主要是薪金收入，而不是资本收益。陈立夫身边也未攒下什么钱，1950年他赴美国，是蒋介石在临行前赠了5万美元。到了美国后，他的主要生活费是台湾政府每月给他支付的薪金。由于美国生活费用高，最初他还能用以前的积蓄填补，但很快坐吃山空，只能自办一个小养鸡场，以此来贴补家用。
既然被称为四大家族，陈氏家族与其他家族的区别为何如此之大呢。
孔祥熙、宋子文是名副其实的金融巨子，靠发国难财成了中国的亿万富翁。而二陈虽在抗战以后也插手经济，并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他们个人却是囊中羞涩。二陈掌握的金融、企业、事业虽规模宏大，但和孔祥熙、宋子文不同的是，这些机构中，他们的个人股份非常之少。陈果夫担任职务虽然多，但其收入主要是薪金收入，而不是资本收益。
陈果夫出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只收出席费，出任农行董事长，主动将薪金由1200元降为后来的1000元，兼任交通银行董事也只拿出席费。兼任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和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前者只拿出席费，不支薪水，后者则一文不取。
按照当时的规矩，兼职兼薪，有多少个职位，领多少工资，人人如此，不以为怪，陈果夫不仅不多拿，反而少拿。陈果夫注重抓实权，但一直自视清高，视钱财为身外之物，他自称：“我看历史，又看到亲友中的人，只有做事业的，其事业永远留存，其他遗钱给孩子，或个人贪污的很多的钱，颇多不久消失。而且人总是会死，一朝消逝，存钱无意义，可惜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当我在交易所的时候，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三年中没有一个人真实赚得钱的，做生意亏本当然不好，有盈余者亦无好结果，因为他们不懂得用钱，赚钱亦无目的，就做什么用的目的，当然难得有好结果了。”
“我管过许多的钱，又常看到有了钱，其人常常为钱所用，为了安置这些钱，也是很麻烦的事，故不如无钱的好。所以，在民国21年以后，我决意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事业上，31年以后，我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写作上，有事业，有写作，那么，我的一生，无论对国家、对人类、对祖宗，以及自己的良心，可以无愧。”
陈果夫在《我的经济生活种种》一文中也称：一般人的落伍观念，以为做官的人一定有钱的，不贪污也贪污，民国19年，余任国府委员、中央组织部长时，就提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该年国民革命军在前线打了胜仗时，我因为到杭州开会，在两湖饭店开上房间，刚刚住下，即有杭州妇女会热心劝捐慰劳金的同志来找我。他们要我捐50元至100元钱，当时我带的钱因沿路捐款，剩下不过30元。当时我在中央任组织部长，每月薪水300元，除去所得捐等不过260余元，要顾家用。到杭州开会是自己贴钱的，所以，向他们直说，而他们竟不相信我的话，并且说某部长拿出100元，某某出了50元，他们弄不清楚我是什么部长。后来弄得我发起火来，他们才捐得10元而去，但是在外面还说了许多闲话。
第二天我在浙江省党部纪念周中谈了一番，就是要杜绝贪污，要先改变社会观念，如果不问其钱之来历，而认为捐钱多者为善人，那么，就无人可做好人，又无异鼓励贪污了，这事在我脑海中深植印象。
陈果夫一生经手公款不计其数，自诩清清白白，对于他的下属发现有贪污或其他不轨行为，只要让他发现，便抓住不放。
陈果夫在《我的经济生活种种》一文中还讲道：中财会自33年开始开展工作，至36年夏，即有很多事业。外间知者甚多，才引起共党之注意。说我为官僚资本家之一，其后又有经济通讯刊物，亦认为我有官僚资本，大致说我掌握若干金融及若干事业机构等等，这很容易引起若干谋职不到的人心理不平衡，更会引起搞政治而不规规矩矩的人眼红，就有许多政治上的暗攻。因此我们财会的工作，改变为整理原有事业，不再创造新事业的方针，其时各种事业大都已具规模，也无须多创新的。我很想为党树立经济基础，但在是非难分的环境中，恐怕做不到。我想来不是自己要舒服的，又不是自己要沾便宜，更不想发财与做官，只是要做事业，所以有些人说要搞些政治资本以及为将来生活资本，我从不去想。
就是目前要借政治和经济力量，图一时之利，亦竭力避免。因为照我这样一个人，有如此生活，在个人觉得也算满意，假使我们的政治、经济都使个个人都能达到我这样的生活水准，也可以说是好到极点。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清廉的显贵 3

在这种观念指导下，陈果夫的收入只有靠薪金来维持了，不过，陈果夫是个异常勤奋的人，喜欢写作，因此，稿费便成了他的另外一项主要收入。从1928年起，陈果夫便出过很多书，胡适曾就这一点谈起陈果夫，他说：“我觉得他是近代中国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以一个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能写出这么多的著作来，老实说，我们今天在北京大学的还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按照当时的收入水平来看，陈果夫的稿费还是相当高的。由正中书局出版的《卫生之窗》《儿童卫生歌》稿费16298．12元，《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稿费67200元，《医生漫谈》稿费3000元。但随着解放战争爆发，国民党统治区出现金融风波，陈果夫的这些稿
费很快贬值，成了一堆无用的废纸。尽管手中的钱不多，可陈果夫一般不接受别人的赠金，1948年，陈在上海治病，因费用过高，转医疗费相对低些的台湾治疗。临行时，一些CC分子去看他，问是否需用钱，被他拒绝。中央合作金库以出房租的名义，赠他4000美金，被他拒绝。
到台湾后，陈果夫居住的也是借台中市长的房子，以后想搬出来，好一点的房子竟出不起房租。因为当时台湾的医疗费太贵，他平时又不重储蓄，到台湾以后竟然没钱买药。无奈之下，陈果夫只好厚着脸皮写信给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向他要交通银行董事应付给的车马费。陈果夫入不敷出的情况传到CC大将洪兰友耳中，洪乃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立即命令俞鸿钧从农行中支出5000银元给陈作医药费，以解陈果夫的燃眉之急。陈果夫最终经济上陷于窘境，和法币的大幅贬值有直接关系，他一本书即可得六七万元的稿费，但到了1948年发行金圆券，六七千万元的法币只值金圆券十几元，而随后，金圆券跟着也贬值，甚至一文不值。所以蒋介石资助陈果夫，只能是给美金或银元。
与兄长陈果夫相比，陈立夫更是一贫如洗。
陈立夫一生基本未攒下什么钱，1950年他赴美国，是蒋介石在临行前赠了5万美元，到了美国后，他的主要生活费是台湾政府每月给他支付的薪金。由于美国生活费用高，最初他还能用以前的积蓄填补，但很快便坐吃山空，只能自办一个小养鸡场，以此来贴补家用。
陈立夫向来很注重节俭，家中的东西很少丢弃，总是一再修补。只要是自己能做的事情，他一般不麻烦别人去做。1958年，他的女儿陈泽容结婚，陈立夫夫妇几个月之前就开始自己动手做蛋糕、点心。做好之后，一盘一盘地堆积冷冻起来，一直到6月份举行婚礼时才拿出来，供应宴请300多位客人。
陈立夫回到台湾之后，蒋经国帮助他在台北士林区找一套房子居住。数年之后，这一套房子才属于陈立夫自己。在一百岁左右的时候，陈立夫把这套房子卖掉，将卖房子得到的钱分给他的子女，这时候他才算富有。
二陈没有什么家财，这为解放后清理四大家族资产所证实。建国后，人民政府曾专门在四川的重庆、成都、上海、南京等地严查“四大家族”所属官僚资本，但查出来的属于二陈个人的，几乎没有。二陈主揽的主管的各种经济结构，基本上都属于官方所有，一旦离去，即无所留。
除没什么资产之外，二陈的生活也颇有些节俭。
陈果夫的秘书袁英林曾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
二陈两家公馆，都各有秘书室。
陈立夫有四个秘书，都是他的同乡亲戚。
陈果夫有三个秘书，我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陈世杰，是他的外甥，还有一个梁渊，是他外甥女婿的弟弟。秘书的日常工作是办理来往函电，转送来往文件，接待来访客人，随从外出记录，我还另外办理中华教育电影制版厂指导委员会的事。各家秘书室，各自办理各家的事，互不相干，必要时也有些联系。
据我三年多时间的观察，平日两家生活，都比较俭朴，没有铺张浪费的现象，像一个普通家庭。门前无警卫，只有一名传达。外出时，一部小汽车，一个司机，一个随从副官。不像孔祥熙那样，每一个行动，小包车几部，随行人员一群，前呼后拥，夸耀示众。
陈果夫患肺病几十年，不管到哪里去，衣服袋里总是装一个特制的小痰盂，讲话时就摆在讲台上，随时吐痰，完了又装进衣袋。
我在他家生活多年，总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每天吃饭总是一桌人，陈氏夫妇，三个秘书，还有经常住在他家的小姨子朱畹芝，一个侄媳妇华慧君，一个外甥俞惠芳。
陈果夫除吃一般饭菜而外，有时单独给他做碗鸡汤。这个鸡汤，别人不动，总得两三顿才吃完。为了防止肺病传染，他们习惯地都是每人两副碗筷，一双是夹公共菜用的，一双是自己直接吃饭用的。每天晚饭后，陈果夫都习惯地到会客室坐一会儿，有时讲些往事和时事。听陈果夫讲故事，这是他们家人点的节目，也是一天中最轻闲最悠闲的时间。
因为陈果夫是老肺病，延至抗战后期，肺已溃烂得厉害，并在左后背穿孔，每天从穿孔
处抽脓，所以，每天有医生来治疗下药，还有从西藏来的一个修道女名叫于仞兰的给推拿按
摩。
尽管如此，陈每天总是坚持工作，该开会就去开会，该讲话就去讲话。他的日常工作中，除处理批阅函电文件外，每天要安排一定的时间接待约定谈话或临时来访的人员。
凡来访的人，都把名片递到秘书室，由秘书登记后把名片送给陈看，需要接见的，就在候客室等候；不需要接见的，由我们婉言辞却。
陈在会客时，有时时间过长，感觉疲倦，有时客人讲话过于冗长，听得不耐烦，陈往往利用名片背面，给谈话的人画像，这是消遣，也是不耐烦的表现。
秘书室有三件事，需要特别提一下，第一是密电码，共有二十几本，都是各省市的主席、厅长或做其他工作的人，约好与陈果夫直接秘密联系使用的特定的电报本。收发电报，都由我们翻译转出。这部分密电码本和陈果夫的私人印章，都装在一个手提皮包里，由我们保管。当时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空袭警报频繁，每次躲空袭，进防空洞，密电码提包就是我们不离手的重要物件。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清廉的显贵 4

第二是处理文件的分等，因为陈果夫兼侍从室第三处（人事处）主任，来往文件函电，大部分是有关人事更换制度及介绍工作的事，这里边有轻重缓急、重要次要之分。除了机密文件我们拆封，直接送给陈果夫处理外，一般文件均由我们着手处理，这些文件一般分三类，一是陈果夫的亲笔信；二是我们起稿誊清，陈果夫签名；三是我们起稿誊清，盖陈果夫的印章，这就是重要次要的分寸。第三是特别费，每逢年终，蒋介石就有一笔不公开的特别费，拨给陈果夫自由支配。凡是与陈果夫有直接关系的人，陈的头脑中有一本无形的账，除夕前，陈把特别费中的一部分，分别送给这些人，每人10元、20元、30元不等，不论多少，都由纸封好，送到每个人的手里，名曰“年赏”。
2001年4月15日，陈泽宠在台湾《中央日报》上发表了纪念陈立夫的文章《忆往述怀——追思我的父亲》，这篇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立夫待人处事的一些风格。
从小到现在与父亲生活，学做事、做人，忆想起，备加思念。
父亲最大的特色之一是不停的动脑筋。为任何事、任何人能服务的、能解决的，他一定乐于去做。做之前，想好大方向，便不怕困难去做，碰到困难，便想办法解决。这就是家人、朋友、亲戚等都认为父亲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9岁时，1950年蒋公（指蒋介石）要父亲带着我们匆忙去欧洲，再辗转到美国，在纽约度过两年四处搬迁的日子，最后选择在纽泽西养鸡，准备定居美国，以代表国民党改革派对国内政治的负责任。——当时我只11岁，父亲上了年纪，我又年少，每天养鸡，面对要扛每包重达100磅的饲料相当吃力，父亲便为我们想办法，设计出一个木造的饲料运输台，可以很轻松地移动饲料，没想到经美国饲料工人传播，而广为美国养鸡界采用。父亲给我的言教、身教，就是要学着解决问题做贡献，而且是利人、利己。
父亲向来节俭，家中东西甚少丢弃，总是一修再修，只要是自家能做的，都不假外人。一个小秘密就是1958年姐姐结婚，母亲与父亲自二三月份开始自己做蛋糕、点心，一盘一盘累积冷冻起来，直到6月婚礼时才拿出来供应300多人宴客，这可说是时下冷冻食品的前身。由于父亲节俭的个性，在蒋公三请父亲于1969年返国，三四年后，奉命接办中国医药学院，并于创办医院的过程中，由于苦于经费短少，医院设计的三部电梯不因为没钱而减少，只是按设计上的3个设备，刻苦地先安装一部，可见是父亲之发挥克勤克俭的精神，方能建立起今日台中学校、北港分校及附设医院这样的基础与规模。
父亲以身教、言教，让我明白了人不分贫富老少，都生而平等，使我一生处事、待人接物都能抱持谦恭的态度；而遇到挫折或不平、委屈，也都能尽量保持不生气，而且有相当信心的态度去面对，这种人格上的训练，使我一生受益无穷。陪伴父亲多年，父亲能长寿的秘诀是活到老，学到老，对任何新事物都感到新鲜好奇。父亲99岁时，我陪他经瑞士到德国参加“立夫国际中医学院”成立，他表示未到过北欧，我便再陪他往瑞典、挪威旅游，再到美国住一阵子才回台湾，99岁高龄还环游世界一圈，大家莫不惊奇、羡慕。
父亲早年以政治事务而驰名，但他始终以矿冶工程师的精神对政府、党、文化、医学的需要及根本来开发与治理，忘却了自己有时危险的可能。他一生待过的单位、做过的事极多，对民族、国家、社会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对我们而言，这位有丰富人生、精华智慧、活过3个世纪的父亲，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瑞，了不起的父亲。记得多年前香港转达周恩来先生曾托人对父亲赞许说：“陈立夫是一位值得被尊敬的敌人。”因为他是一位爱国家、爱文化、爱民族的正直中国人。
父亲常对我说，很多人做的事，以为别人会不知道，其实不对，无论任何事，不管好、坏事，时间到了一定会被知道的，所以父亲最相信的就是良心。父亲的名言就是要做一位“顶天立地”的人。梁肃戎伯伯对父亲的赞称是“人间国宝”。做儿子的我，在这里谢谢！以后有机会再向亲朋好友讲述一些父亲的事绩，谢谢各位对家父之敬爱，谢谢！谢谢！
父亲，我想念您！也舍不得您！
三子陈泽宠叩上



第三部分：坦言谈统一坦言谈统一

陈立夫坚决反对不利于祖国和平统一的思想和行为，他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己坚决反对“台独”的态度。陈立夫曾经说过：“蒋介石先生一生反共，但也没有提出台湾要独立，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台湾应该始终在中国的版图上。”
1.坦言谈统一
陈立夫92岁留影古谚说：“人生七十古来稀。”陈立夫一生的传奇经历，再加上他活到102岁，更可以说是稀中之稀。在89岁生日时，陈立夫曾经向记者说过：“我的一生，从来都是为了中国的统一，中国的命运而奋斗。”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为此，陈立夫做了很多努力。
1973年，陈立夫写了一篇文章，在香港的《中华月刊》上发表，要求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使用“辜君明”的化名。
陈立夫在文章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陈立夫认为，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文化发扬光大。陈立夫还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希望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民的觉悟。现在双方处于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面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上或在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然而，陈立夫的肺腑之言，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这是由于当时大陆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台湾当局方面对此也无动于衷。1975年，陈立夫仍然为推动祖国统一而不断地努力。他认为，国共两党曾经两次合作过，并取得很大的成功。第一次合作，是为了北伐；第二次合作，是为了抗日。特别是第二次合作，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利益，能把十年内战的血海深仇放在一边，重新合作。
1936年9月1日，在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时，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昆仲的信，陈立夫还一直保存着。信的原文如下：
果夫、立夫两先生：
分手10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定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在敌对，此不谨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不允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悴，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临颖神驰，伫待回教。专此，开颂
时祉!
周恩来九月一号
周恩来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值日寇入侵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内部日趋分化，联共的呼声渐高。现在，为了祖国海峡的统一，虽然两岸已经隔绝几十年，国共两党还是应该实行第三次合作。为此，陈立夫曾经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秘密地向中共中央发出信息，希望毛泽东能够到台湾访问。只不过当时大陆上正在搞“文化大革命”，陈立夫的努力没有结果。然而，陈立夫还是很积极乐观，虽然没有得到大陆中共反馈的信息，他又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他写的文章《假如我是毛泽东》。
在该文中，陈立夫希望毛泽东、周恩来能够到台湾访问，与台湾国民党领导人谈判，并要求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重新进行国共第三次合作，以便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陈立夫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他希望海峡两岸要加强接触和联系，为了促进“用中国文化统一中国”，更应该大力开展两岸文化交流。
1988年8月，当台湾《中国时报》记者采访他时，陈立夫说，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的统一，希望海峡两岸的政府和人民都积极为祖国的统一创造条件。同月，陈立夫在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的代表时，他表示希望联盟能够为中国统一多作贡献。他认为，如果海峡两岸能够通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的统一，中国必将在世界上壮大起来，发挥很大的影响。
当接受台湾《联合导报》杂志的记者采访时，陈立夫又一次希望海峡两岸要加紧接触，加深了解。他还说，假若邓小平先生请他去大陆谈一谈如何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话，他一定去。但是他又说，台湾的“三不政策”使他出不去。“文化大革命”之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重新走上正确的轨道。在台湾问题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首次放弃使用“解放”这个词，提出“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大业”，并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力图解决台湾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发表讲话，申明对台湾的态度和看法。



第三部分：坦言谈统一最根本的途径

1979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为台湾统一问题提供了契机。在这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为了表示诚意，《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1979年1月13日，邓小平在对台问题上表示：“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随后，在1月31日，邓小平再一次说：“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和完成祖国的统一……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诺我们根本不使用武力，结果只会使台湾当局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和平统一，这反而只能导致最终武力解决问题。”当然，使用武力只是针对台独势力而言，和平统一才是最根本的途径。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阐明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点方针政策：
一、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二、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
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之后不久，胡耀邦公开邀请蒋经国等台湾当局党、政、军方面的高层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希望他们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并表示，愿意谈和不想谈都行。胡耀邦还说，蒋家在老家奉化的茔墓已经修葺，庐山美庐也保持完好如初，其他在台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老家和亲属也都妥善安置。
1982年7月，廖承志向蒋经国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并希望蒋经国能领导国民党和共产党和谈，实现两党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的统一，共同振兴中华。
1992年2月，陈立夫的著作《四书道贯》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对此书大加称赞，还为该书作序。程思远认为，《四书道贯》的出版，有利于台湾与大陆的文化交流，有利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大陆高层领导人对台湾的讲话和措施，使陈立夫备受鼓舞，他看到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希望，随着年岁的日益增长，陈立夫也开始逐渐放弃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思想，并有了新的看法。
1981年1月，陈立夫为王恩诚主编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作序。在序言中，陈立夫曾经提出，他希望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序言上说：中国近百年来思想之演变，由传统进行现代革命化之改革运动，始自洋务运动，中经戊戌变法、维新，而成辛亥革命。每一运动虽有其时代背景而成败不一，唯其中心思想皆以中国传统思想之仁政为原动力，以救国救民为目标。故前此数十年，虽以内忧外患，相继不绝，政局未能稳定，人民生活困苦，而立国精神，尚未尽丧……余固确认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有其必然性，犹表之与影，答呼之与响，无可置疑，惟视国人努力何如耳。
陈立夫提出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认为祖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并看到了中国人的立国精神。但是，他没有看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局限性，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是不可能的。然而，陈立夫提出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却得到了台湾当局的肯定。1981年4月，台湾国民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案，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列入国民党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在台湾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响应。1981年11月，台湾300多各界人士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研讨会，讨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议题，还决定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
在此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1984年，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两国政府于9月24日签订了关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的协议；同时，中国政府又和葡萄牙政府签订了关于在1999年12月20日收回澳门的协议。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台湾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



第三部分：坦言谈统一长期低息贷款

随着形势的发展，陈立夫统一中国的思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8年7月14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会议期间，陈立夫联合34名中央评议委员，又提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自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这就是著名的“陈立夫提案”。
在这个提案中，陈立夫等人认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故仅为时间问题。”但是，“中国的统一必须以由中国人以自力达成之，非第三者所愿成所能助成者。”对于实现祖国统一的具体思路，陈立夫等人表示：“谋求统一，必先建立共信，有了共信，自信乃生。自信生，自会团结统一。”“中国文化为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因此以中国文化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基础。
陈立夫等人还设想了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在自信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台湾的科技潜力和大陆的人力、物力资源，取长补短，“共同成立国家未来计划经济委员会”，双方进行经济合作，消除二者的敌对行为，以此为基础，通过“政治整合之协商”，最后达到海峡两岸全面合作，从而实现两岸统一。陈立夫等人还认为：“惟若统一有望，有限度的接触，则不可避免。”这样才能建立自信。陈立夫等人在提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议案之后，又提出向大陆提供50到100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
陈立夫等人提出的“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提案，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个提案有力地冲击了国民党长期坚持的“三不”政策，表明陈立夫放弃了原来提出的“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并积极倡导祖国和平统一，主张经济合作，政治协商，建立共信。尽管在提案中还有一些不恰当的提法，但是，从总的说来，这个提案有利于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符合两岸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合乎历史发展的潮流。陈立夫首创的“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论调，奠定了他在海峡两岸关系上的特殊地位，因此他被台湾媒介奉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的“基磐”。后来，陈立夫又当选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因为这个提案主张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共两党以谈判促进和平统一大业，因此，陈立夫赢得了海峡两岸对他的共同尊敬。
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公布之后，尽管遭到台湾当局的否定，但是在台湾岛内外还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台湾岛内外和海外人士对这个提案反映普遍良好，已是垂暮之年的陈立夫，在大陆和台湾再次成为新闻人物。
1988年8月22日，台湾《中国时报》发表题为《陈立夫谈构想，希望重新统一》，副标题为《“三不”或“四坚持”莫如中国文化有力》。文章写道：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表示的，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案是个人的一个天真构想。他认为，现在海峡两岸，若透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在世界壮大起来，发挥无比的影响力。
陈立夫是在会见“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做上述表示的。“统联”派代表往访陈立夫先生，希望他就“中国文化统一案”举行演讲说明会。陈立夫以他所提此案政府不赞同为由，婉拒了“统联”的邀请。陈立夫及多位国民党“中评委”，月前曾于国民党十三全会时，提出来如果中国大陆当局能郑重宣言复兴中国文化，重振四维八德，以替代“四个坚持”，放弃武力犯台，则政府可以考虑，以外汇资金50亿至100亿美元贷款支援大陆经济建设。
今年89岁的立夫先生最近接受《联合报道》杂志的访问，访谈中还曾坦率地表示，假如中共大陆的邓小平请他去谈一谈“如何以中国文化来统一中国”的话，他一定去。他相信他有一套方法去说服邓小平。此举据悉曾引起陈立夫的秘书和家人的郑重否认。
陈立夫在接见“统联”代表时，特别赠送来访者一本《联合报道》，对他曾表示可以与邓小平谈谈的话，从他特别仔细校对文化一两个错别字，以及赠予别人参考的动作看，似乎他不否认愿和邓小平见面，也承认里面所有已表达的他的观点。不过，在问到陈先生如何愿意为中国统一问题，到大陆与邓小平会谈时，他客气地说：“三不”政策使他出不去。
陈立夫曾经在上一届国民党全会中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方案，此案被国民党中央采纳，但中共却不同意，认为“不合时宜”；此即构成他思考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新方案，因为他认为三民主义是中国文化的结晶。不料，新案海峡两岸都认为“不够实际”。
陈立夫最后特别向“统联”的代表感慨指出，他的一生从来都是为着中国的统一、中国的命运而奋斗，他真希望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
8月28日，台湾《新闻》发表了陈杰夫撰写的《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文章这样写道：最近真是陈立夫风光的时候，自从他在国民党十三全大会提出经援大陆的和平统一方案之后，国内报纸纷加反映，甚至“国民大会”，“监察院”里也有人以“立夫案”为指标而大谈统一新策；这位公众形象是长年满口孔孟，“道贯高中”中国文化教材的89岁反共守旧老人，一下又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激进的程度真让国民党开明自居的当权晚辈们瞠目结舌……



第三部分：坦言谈统一两岸互信合作

到底陈立夫在他这垂暮之年还想做什么呢？接近他的一些CC派立委都不得说他年纪太大，脑筋也不灵光了，怎么可能再度出马？大搞国民大会召开临时会的滕杰等人，从早年的“力行社”以来，似乎也是和他不对头的，怎么可能拥戴他。但是，陈立夫再度风光的意愿又是那般狂热：他的儿侄辈赵耀东只是有个构想，准备拿台湾钱去借给大陆，他就兴致勃勃地自撰3000字左右的经援大陆的方案，从四维八德讲到海峡两岸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行委员会”，而且在开会前亲自一一找人联署，开会期间手边还不时拿着案文，逢人散发，直到这两天，赵耀东已经觉得这件经援大陆提案，必须静下来检讨检讨的时候，陈立夫似乎仍然兴致勃勃。
从他早年撰写的反共文章似乎很难理解这位和共产党缠斗数十年老人，怎么如今竟会百般“容共”。他对记者说，他的“经援”提案是完全基于“爱和同情”而提出的，巨额贷款不是收买大陆民心，而是希望以台湾有余济大陆不足，发挥同胞爱，协助大陆人民脱离贫穷困窘。以前的陈立夫强调“中华文化是共党的第一号敌人”，现在的陈立夫虽然也强调，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为国共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但是，过去的陈立夫说中共是“暴政，暴政必亡”，中华文化复兴一定成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是第一个提出来了这口号的）一定胜利。现在的陈立夫虽然也说这些口号，但是胸怀是爱和同情的，尤其，手段不是反共抗俄，而是拿着台湾纳税人的钱去贷款给他过去所控诉的敌人。过去他真是反共反得铿锵有力，现在他似更“联共”联得理直气壮……
再看参与提案的其他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均是国民党元老，包括赵耀东、蒋纬国、谷凤翔、刘广凯、王叔铭、刘阔才、曾虚白、张宝橱、陶百川等党政军特各界名人。过去这些人大多以保守、顽固反共著称，现在却参与联署这一“大胆”、“开放”的提案，尽管其目的、动机各有不同，但却表明了国民党元老对中国统一的紧迫感正在增强，同时，也表露出元老派对李登辉今后的政治走向不放心，以及对自己生存危机的忧虑。香港《镜报》评论道：“老家伙们”提了，正儿八经地提了，实质他们不是提议案，而是向李登辉“发炮”。你要搞“实质外交”，逐步滑向“国独”吗？我就来个“加速统一步伐”，看看你是什么态度，也让台湾大众、让国民党全体同志看看你的面目。这一炮确实打了李登辉个措手不及。在政治民主问题上，元老派应该说是保守的，但在统独问题上，却表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强烈情怀。他们始终与分离祖国的种种论调格格不入，始终不能忍受各种“独立”的形式在台湾出现。
在大陆上，中国共产党对陈立夫等人的提案持肯定和欢迎的态度。1988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赞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全文如下：
两岸互信合作，促进祖国统一
——评国民党中评委陈立夫等人的提案
以陈立夫先生为首的34位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在国民党十三大闭幕后首次召开的中评委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关于中国和平统一的议案，甚为国人关注。
这项议案提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故仅为时间问题”，中国的统一“必须由中国人以自力达成之”。“谋求统一，必先建立共信，有了共信，互信乃生，互信生，自会团结统一”。统一的过程，应是先在中国文化基础上建立互信，继之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进委员会，开展两岸经济合作，进而通过“政治整合之协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项提案尽管仍有某些不适宜的提法，但主张祖国和平统一，提倡对话协商、互信合作，并有一些具体的设想，这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陈立夫等34位先生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
祖国的统一，是所有中国人面临的历史任务，也是我们向历史应有的交代。中国共产党为争取中国的和平统一，1979年以来，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诚意的主张，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这不仅缓和了台湾海峡的紧张气氛，并进而为两岸开展正常的经济、文化交往创造了良好环境。蒋经国先生去世后，中共中央曾发唁电表示哀悼，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发表谈话，期望“台湾局势稳定，社会安宁，经济继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李登辉先生当选为国民党主席后，赵紫阳又即发电祝贺，由衷期望国共两党与全国同胞一道，为早日完成中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7月15日，赵紫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表示：“实现国家统一，海峡两岸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传统上，都存在着不少的共识和深厚的基础。”这一切都表明中共出自民族大义的诚意。
海峡两岸都认定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和平统一，所有中国人，都对国家的统一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祖国的和平统一，是海峡两岸共同的最高利益所在，任何党派都不能把自己一党一派的利益或主张凌驾在这个最高利益之上，附加种种“前提”，设置种种障碍，人为地延误实现祖国统一的时日。邓小平主席不久前说：“一切爱中华民族的人都要联合起来，共同完成国家的统一。”负有重大历史使命的国共两党，应该本着“和为贵”的精神，尽早坐下来沟通对话，消除积怨，达成谅解，与一切爱国的政治团体和人士，共同促成国家统一。正如陈立夫先生等所言，中国的统一“必须由中国人以自力达成之”，“非第三者所愿或所能助成者”，“惟若统一有望，则有限度的接触，为不可避免”。否则，总不接触，总不对话，误会徒增，冰山难释，祖国和平统一大计将迁延时日，实现无期。我们认为，只要谈起来，一切问题都好商量，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妥善解决。国共两党可率先就和平统一达成谅解，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方案，与国人共商。凡是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提出积极、合理的主张和建议者，我们都表示欢迎，并愿意与之协商合作。



第三部分：坦言谈统一陈立夫对李登辉的认识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世界文明有过伟大的贡献。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是海峡两岸建立共信和互信的一个重要基础。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维系着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灭，是所有中国人的根。她藉中华民族的统一得以发扬光大。在中国历史上，凡对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优良传统有所贡献者，无不执著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国共两党都以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振兴中华为鹄的，通过对话、协商进而实现祖国统一就有共同的基础。
发展两岸的经济交流，是走向祖国和平统一的实际步骤。值得赞许的是，陈立夫先生等人的提案中，对此也有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目前，台湾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大陆的经济改革也进入加快和深化的关键时期。两岸经济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具有相当的互补性，当此之际，正是进行合作的好时机。我们主张发展两岸经济关系，在交往中平等互利，取长补短，互补互益，共同繁荣。我们欢迎台湾就参与兴建大陆港口、机场、铁路，开发资源、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高科技产品以及建设沿海经济特区等方面进行接触协商，希望两岸能在经济、文化方面开始实行合作，并愿就此问题与台湾方面在大陆、台湾或其他地方早日进行协商。
报载，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已交国民党中常委审核，海内外广大同胞正在密切注视之中。如果陈立夫先生等人的积极主张得以付诸实施，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积极影响。之后，陈立夫还多次发表意见，表明自己对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的态度，真诚希望国共两党抛弃前嫌，进行第三次合作，实行两岸有效的接触，尽快实现祖国的统一。1994年，陈立夫把他自己写的字赠送给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字是：“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至诚。
”深切表达了他的期望祖国统一的心情。
在台湾，要求祖国统一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台独的势头也逐渐抬头。李登辉上台之初，对台独势力的支持还半遮半掩，可在1989年初秋，李登辉竟然不顾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极力推行他的所谓“弹性外交”、“双重承认”的措施，公开奉行“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分裂政策，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为两岸局势的缓和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设置障碍。
陈立夫对李登辉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蒋经国生前，每有重大人事变动都要征求“立夫兄”的意见，如蒋经国先后提名谢东闵、李登辉为“副总统”，都事先征求过陈立夫的意见，陈立夫也是极力赞同的，在回忆录《成败之鉴》中，他说：“我看经国弟用人考虑之周详，至为心折。”但李登辉在权力巩固后，便开始露出了其“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面目，排挤蒋家势力，使宋美龄节节败退，蒋纬国被排挤出领导核心，蒋孝武被迫放弃中央委员竞选。其后，又打着贯彻蒋经国革新路线的旗号，不断清除反对派，安插亲信死党，并在内外政策上进行大幅度的修订，调整。李登辉的所作所为，立即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从1988年到1993年，李登辉改组“行政院”，将亲蒋的重臣一一赶下台。李登辉的最终目标是把国民党彻底搞垮，因此，他最后把打击矛头指向国民党内实力派人士。1993年8月，李登辉在国民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对非主流派全力压制，逼迫非主流派中生代骨干组织“新国民党连线”，这是国民党退踞台湾后的第一次分裂。1996年3月，在台湾的选举中，李登辉出尔反尔，不择手段，逼得林洋港、郝柏村、陈履安等人“违纪”参选，李登辉趁机把这3人开除出党，又引起党内和支持群体的分裂。1996年12月，李登辉又以“精省”为名，逼“外省籍”的最后一位实力派人物、台湾省省长宋楚瑜辞职下台。这样，外省籍的国民党元老、重臣及实力派人物全部被李登辉排挤而去。
李登辉在人事上削弱国民党的实力基础后，又全力宣扬“台独”理念，全面动摇国民党的政治理念。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两代统治台湾时，虽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陆充满敌意，念念不忘“反共复国”，但他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为此蒋氏父子曾经数次抵制美国政府分离台湾与大陆的阴谋。李登辉是一个极端狂热的台独分子，他为了使他的“台独”合法化，费尽了心机，为了否定“一个中国”的原则，李登辉多次试探地提出了多种经过伪装的口号。1992年初至1993年11月间，先后提出“分裂分治”、“中华民国主权及于全中国，但治权及于台澎金马”、两岸为“对等的政治实体”、“中华民国在台湾”、“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等口号，有意模糊“一个中国”的定义。1994年7月发表《两岸关系说明书》，1997年2月发表“一个分治的中国”说帖，公开否定“一个中国”原则。
为了压制陈立夫的统一主张，李登辉不顾多方阻挠，竟然撤去了陈立夫“总统府资政”的头衔。1999年4月，《财讯》杂志社采访陈立夫，当记者问到这件事时，陈立夫不满地说：“曾经有人帮我问过李‘总统’，为什么不让陈立夫做资政了？他说，因为我常常在美国。其实我没有，我去美国不超过3个月，每次都请假，回来也会销假。”陈立夫认为，李登辉找借口撤了他“总统府资政”的真正原因，是他想搞台独。2000年春天，国民党在台湾竞选“总统”时失利下台，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已经有百岁高龄的陈立夫一度再去美国。不过，陈立夫对海峡两岸的统一还是满怀信心的，他认为现在是中国要发展的最好时刻，美、苏两强都有困难，只要两岸把真话讲出来，统一还是很容易的。他相信，不需要多少年的时间，中国会在各个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



第三部分：坦言谈统一打击台独势力的方案

对于李登辉的种种行径，陈立夫一如既往地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己坚决反对“台独”、极力推行“用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主张。陈立夫说：“蒋介石先生一生反共，但也没有提出台湾要独立，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台湾应该始终在中国的版图上。”
在台湾独立问题上，陈立夫曾和梁肃戎共同提出国共两党联手打击台独势力的方案。
2000年6月18日，《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关于陈立夫坚决反对台独的文章。
［中央社台北6月16日电］中国国民党今天召开第十五届中央评议委员第
四次会议，中评委会议主席团主席梁肃戎、陈立夫等人向大会提案“国共第三次合作，共议和平统一”，主张藉由国共第三次合作，联合起来共同打击台独，防止分离主义分子的阴谋得逞。为了积极落实两岸政党交流，开创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历史新契机，此案共同提案人之一的梁肃戎对提案内容作出三点具体建议：第一：由连战率团亲访大陆，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进行高峰会议，发表声明，共同反对台独，朝向统一的道路前进。第二，加强国共两党间的合作，组成国家统一委员会，在两岸互设办事处，进行政治、经贸、文化、体育等各项交流活动。第三，在最短期间内积极推动三通，增进两岸人民感情，减少敌意，为两岸和平统一奠定坚实基础。
梁肃戎表示，他深知提出此案会引起社会舆论重视或有不同看法，甚至有人会质疑他在出卖台湾，然则基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基于2300万台湾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思之再三，必须突破危局，“虽千万人吾往矣”！
单靠国民党一己之力，事实证明难有功效，唯有与对岸真诚合作，国共两党联合起来反击台独，共议和平统一，这样台湾海峡才会有保障，国家民族也才可以免于分裂的命运。
这项国共第三次合作提案的另一位连署者陈立夫表示，他已满百岁，忧国共内战再起，忧台湾问题不能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国的统一终须诉诸武力，那就是两岸中国人的大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所以国民党必须挺身而出，与大陆当局商谈，和平解决两岸一切问题。
2.不遗余力地推动两岸文化交流
自从蒋介石父子在台湾政坛消失之后，陈立夫的活动空间也开始逐渐缩小，但是他始终认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是历史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陈立夫首先提出“三通未通，文化先通”，并且在他的领导下，台湾中医界率先迈出了与大陆进行文化交流的第一步。1988年8月，陈立夫担任主席的台湾中西医结合研究推行委员会认为：“大陆对中西医药的研究和发展异常重视，为了解其情况，拟组团前往考察，以资借鉴。”1989年3月，台北中医师公会第一个组成考察团，前往大陆考察。行前，陈立夫亲自拟定考察提纲，并在提纲中对大陆的中医药事业作出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国医药之弘扬全赖大陆。”由于陈立夫的鲜明态度，台湾第一个由58人组成的中医考察团到达大陆，从而拉开了海峡两岸文化实际交流的序幕。
随后，在陈立夫的倡导下，1989年秋天，台湾孔学界派出代表团参加了大陆在北京举行的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陈立夫还专门委托代表团将他的一篇论文送交给大会，他的这篇论文是《儒家教育思想与台湾经济发展之关系》。文化先通的大门打开之后，很快带来良好的效应，两岸交流的规模从此扩大了。
为了加强与大陆联系，促进海峡两岸人民相互了解，推动两岸文化交流，陈立夫和大陆许多文人、学者书信来往频繁。
陈立夫离开家乡几十年，又在美国居住过20年，但是他未改的乡音，令他总是想起远方秀丽的浙江老家。到了晚年，陈立夫说话时依旧带着浓重的湖州口音。一些与陈立夫一起来台湾的湖州老友先后死去，陈立夫在台湾很难听到亲切的乡音，他思乡的情绪越老越强烈，对家乡也更加关心。
1990年5月，陈立夫的老家湖州市铁佛寺举办海峡两岸书画展，陈立夫得到家乡的这个消息之后，十分高兴。为了表示对家乡的热爱，他们夫妇二人向湖州有关方面寄过来他们的绘画和书法。陈立夫写的字是：“大勇生于大智，求智原为求仁；不惑不忧不惧，全凭无间精诚。”孙禄卿画了一幅意味深长的山水画，上面还有陈立夫的题词：“高山藏古寺，飞瀑发雷声。”以此表达他们对故乡的真挚情感。
为了加强对中医学的探讨和研究，1991年，大陆在深圳举行中国第三届唯象中医研究会年会，陈立夫得到这个信息之后，便想参加这次会议，并借此机会到大陆看看，但是没有如愿。不过，在大会召开之际，陈立夫从台湾为年会发来电报，表示祝贺，电报的内容是：唯象中医学研究会邹伟俊先生暨全体会员公鉴：中医学源于易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人生于天地之间，象与形在变，人亦受其影响而变，变而失去中和则病，使之恢复中和曰医。
故中医之病名，都与天象气象有关，如风湿、温症、伤寒等，西医则不然。诸公如能在唯象方面，整理使之成一完整之体系，与西医之唯形方面之体系，相互辉映，合之则医学之全体大用明矣。
谨此祝大会成功，与会诸公身体健康。
陈立夫
陈立夫的贺电，清楚地表明陈立夫对祖国中医药学事业的关系和希望。
1991年，大陆开展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活动，陈立夫得到这个消息后，思绪万千，专门亲自为此书写一副条幅，并在条幅上书写了孙中山的一段话：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适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以行之者，未有不成者也。



第三部分：坦言谈统一实行第三次合作

陈立夫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适乎人群之需要，所以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响应，取得成功。现阶段，祖国的统一大业，也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适乎人群之需要的，因此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国共两党应该顺应人心，实行第三次合作，以便完成海峡两岸的统一。
1991年4月16日，中华中医学会在河南省南阳市举办张仲景学术国际研讨会。陈立夫向研讨会寄去了他自己撰写的论文，并附带一封信，内称：“大陆中西医携手并进，若干年后，世界新医学必然产生，集传统与现代之所长，共为人类造福，功德无量。”陈立夫还向湖北洪湖市“天下名人收藏馆”寄来他自己的手稿，向南京中医学院赠字等。
陈立夫不仅与大陆的名人来往密切，也和普通人相交甚深，甚至和十来岁的少年结成了忘年交。福州市英华英语学校14岁的陈立同学就和陈立夫来往密切，一时在海峡两岸传为美谈。1988年9月，陈立看过《人民日报》之后，她开始知道台湾有一个叫陈立夫的人，因为她的名字“陈立”比“陈立夫”这个名字少一个字，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1年春节前，台湾学者陈大络到大陆来看望陈立的父亲，陈立出于好奇，便请陈大络把自己的书画带到台湾送给陈立夫。陈立拿出一幅画有猫头鹰的图画，并在上面题了“独具慧眼”四个字，她还画了一幅《水仙花》，请陈立夫给她题字。
陈大络把陈立的书画转交给陈立夫之后，陈立夫的兴致很高，他欣然在《水仙花》上题款：“水有仙，火有神，人非水火不生活，神仙扶持可放心!”陈立夫在给陈立同学的回信中说：“你的名字比我少了一个字，而年龄相差七十九岁。”“你仅十三岁已能画出这样美丽的画，真是可爱。”他还在信中说：“你送来的‘独具慧眼’，装裱后就挂在我的书屋内。”从此以后，陈立夫和陈立同学书信来往不断。陈立夫给陈立同学写过很多封信，寄过很多字画。有一次，陈立在福州市第九届中学素描写生大赛和全国华夏作文首届大奖赛获奖，之后她把这个好消息写信告诉陈立夫。陈立夫很快回信表示祝贺，并要求陈立“再接再厉，多多获得殊荣。”还有一次，陈立在《海峡情》征文中获奖，她就用获得的奖金，买一个精美的小相框，托人捎给陈立夫。陈立夫在回信中高兴地说：“你花稿费去买这样一件可爱的小礼品送我，意义深远。”作为回礼和嘉奖，陈立夫专门买一盒精美的意大利巧克力糖果，托人到大陆时送给陈立。陈立夫生平仅画过两幅画，一幅是鸡冠花画，一幅是牵牛花画，这一次，他把这两幅画的复印本赠送给了陈立。陈立夫对陈立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教育陈立同学，要把忠心献给国家，把孝心呈给父母，把爱心献给家人和大家，把虚心和诚心留给自己。
有一次，陈立给陈立夫寄去一封信，在信中，陈立同学说她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希望有一天能在陈立夫爷爷的书房中作画。陈立夫对此深受感动。
陈立夫很活跃，他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不仅广交朋友，多方联络，和大陆各方面的人士保持书信来往，还和大陆来台人士进行广泛接触，以增进友谊和了解。
1994年6月，台湾正中书局出版了陈立夫撰写的《陈立夫回忆录》，陈立夫在书中叙述了他的家世、成长经历、政治生涯、退隐生活以及晚年在台湾时的生活，也公开了有关北伐、抗战、大陆沦陷等方面的珍贵史料。
无独有偶，和陈立夫同岁的大陆耆宿吴凯声，也在同期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吴凯声早年曾经担任过律师、考试院院长、驻联合国代表等职务，晚年居住在上海。这时，吴凯声的儿子吴立岗凑巧去台湾参加在台北举行的两岸小学语文教学研讨会，吴凯声就让儿子专程拜访陈立夫，并以一册《吴凯声传记》相赠，另外还附赠了两首诗。
第一首诗是：
倭寇侵华计八年，功成两党隔山川。
人民渴望和平久，遥看金门泪黯然。
第二首诗是：
山河兴废寻常事，历史斑斑带泪痕。
何日中原归一统，吾今翘首望金门。
陈立夫也将自己的几本著作回赠吴凯声，并答应，以后大陆版本《陈立夫回忆录》出版后，赠送给吴凯声一本。
吴立岗是上海师范大学幼儿教育专业的教授。他这次去台湾代表父亲吴凯声拜会陈立夫，认为陈立夫大力推崇和发扬中华文化，功不可没。在去台湾之前，大陆海协会的汪道涵曾经嘱咐吴立岗，让他问候陈立夫。为此，陈立夫特别书写一个“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矢至诚”的条幅，请吴立岗转交给汪道涵。当吴立岗问到陈立夫的出书心得时，陈立夫回答说：“出书很难，讲得太真实，则得罪人，讲假话又失去出书的意义。为此考虑了很久。也许死了以后，再出书就无问题……”虽然如此，陈立夫的书写得还是很客观，平和。
陈立夫还曾经为世界第一大佛开光题词，这个大佛的身长为一百零八米。题词是：“佛虽卧而常醒。”寓意深远，令人深思。1994年，大陆老画家万钟在四川省荣县收到陈立夫书写的“众蝶飞舞，一心为艺”的墨宝，他内心十分感动，立即送到照相馆拍照，之后分送给朋友，以分享他的喜悦。这年元月，香港卫视台的“中国一绝”曾经介绍了他的“梦蝶轩”。
这位老画家万钟大师，专攻蝶画，雅号“蝶痴”，以《百花百蝶》而一举成名。在此之前，万钟曾经为陈立夫绘过蝶画。原来，他早年毕业于成都美专时，陈立夫时任教育部长，曾经为他的画展题词过。当时的名人于右任、林森、冯玉祥游青城山时，曾经看过他的蝶画，并对他的画赞不绝口。冯玉祥将军曾在日记中提到过对此画的评价：“太好了，太妙了！”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万钟有幸接到当年教育部长的墨宝，真是喜出望外、百感交集。



第三部分：坦言谈统一接见大陆来访的客人 1

1994年元旦，陈立夫在孔孟学会接见了两位大陆的书画家，他们二人来自济南，一个是文联主席吴泽浩，另一个是文联办公室主任张国英。他们二位这次来台湾，是应花莲书画协会理事长詹明宗的邀请，来台巡回展览书画的。陪同大陆客人拜访陈立夫的有台湾的詹明宗夫妇以及作家郑向恒。为了表达对陈立夫的敬意，二位大陆客人特别呈献《郑板桥赏竹图》以及《鹏飞九万里，鹤寿三千年》给陈立夫。
陈立夫也回赠了吴、张二人两幅书法，这是陈立夫于元旦清晨在自己的寓所亲自书写好后，带到孔孟学会的。一幅书法的内容是：“艺以弘法而无止境，惟大德而有创造者能久享其名”，另一幅的内容是：“中国文字之构造，大半为形声字，故每一字为一幅有声之图画，故能成为美术品，非仅文以载道而已也。”这一年，陈立夫已经高达95岁了。在座之人对如此高龄的陈立夫能一口气写下这么多苍劲有力的字，都深表敬佩。同时，陈立夫又送给两位客人他自己撰写的《四书中的常理及故事》。
两位大陆客人看到陈立夫没有戴眼镜，问他的视力为何这么好时，陈立夫以浓厚的浙江口音说：“大概得力于常吃小鱼的效果吧!”接着，他又幽默地说：“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吃什么补什么啊!吃一百条小鱼，不就吃了两百只眼睛？”眼镜是和陈立夫绝缘的。
两位客人问陈立夫对海峡两岸的文字统一工作的看法时，他回答说：“大陆实行简体字，反对也没用，唯一补救的方法，是希望大陆在所有简体字的书籍后面附上简、繁两体的对照表，至少让两岸的人看得懂，以后的子孙也知道中国文字的原来构造。有些约定成俗的字，当然可以统一实施，如台湾的‘台’字。”当大陆客人提出请陈立夫前往孔子的故乡山东省访问时，陈立夫立即勾起了他对早年的记忆。在北伐期间，济南遭到日军的包围，陈立夫在那时担任蒋介石的机要科长，他要把所有的电报发出去，同时还要劝说蒋介石尽快离开济南。在枪林弹雨中，陈立夫差一点中了白俄飞机的炸弹，他是最后一位离开济南的人。回首往事，那已经是六七十年前的事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令人感慨万千。
吴泽浩告诉陈立夫，1995年8月，山东省曲阜要举办一个“儒学与文学”的国际会议，他又一次邀请陈立夫以贵宾身份前往参加，陈立夫很幽默地回答说：“只要你们的邓小平不阻止我到处演讲中华文化能统一中国的道理，我一定去!”
1990年8月，中国著名的中医学教授，肾病专家、天津医学院副院长张大宁到台湾访问。在这期间，张大宁应邀到陈立夫家去做客，他是第一位受到陈立夫接见的大陆访台客人，二人谈得很投机。陈立夫还邀请张大宁到中国医药学院讲课，并要求学院的全部研究生去听课。
1990年底，大陆文学家郁达夫的前妻王映霞，在女儿钟嘉利的陪同下，应邀去台湾访问。1991年2月，母女二人专程拜访陈立夫。
在陈立夫的家里，王映霞和陈立夫说古道今，兴致很浓厚，谈了很多话题。陈立夫谈起他和毛泽东的会晤，和周恩来谈判国共共同抗日的故事，并对没有见过邓小平显露出遗憾的心情。当得知钟嘉利是搞数学专业的时候，陈立夫就谈起他小时候学习数学的往事，他的数学很好，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都是考满分。陈立夫还谈起他想做工程师的旧梦。
王映霞母女临告别时，陈立夫赠送给王映霞他的三本著作：《我的创造、倡建与服务——九十忆往》《中国文化与世界前途》《真理不灭，孔孟之道永存》，陈立夫还在扉页上分别题有“映霞姐指正”、“映霞姐惠存”等字，王映霞也将她的自传回赠给陈立夫。
王映霞母女走后，陈立夫兴犹未尽，又写两幅立轴送给王映霞母女。陈立夫在立轴上给王映霞题的字是：
春花开得早，夏蝉枝头闹，
黄叶飘飘秋来了，白雪纷纷冬又到。
叹人生容易老，总不如盖一座安乐窝，
上挂着渔读耕樵。
闲来湖上钓，闷时把琴搞，
喝一杯茶乐陶陶，我只把愁山推倒了。
陈立夫为钟嘉利题的字是：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斯三者不易诘究，诘究之者惟科学能之，而其基础乃在数学。



第三部分：坦言谈统一接见大陆来访的客人 2

钟嘉利回到大陆之后不久，她就给陈立夫寄去刊登有他的照片的《团结报》《上海文史》等报刊，陈立夫接到之后很高兴，并在给钟嘉利的回信中说：“承将访台相片刊登，谢谢，大家对此感兴趣，因为我曾想尽办法促进和平统一之故。”1999年9月5日，为了进行新闻双向交流，第一批大陆记者代表团去台湾访问，并专门拜访陈立夫。陈立夫认为这是改善两岸关系的一个重大突破，因此对这件事情十分重视，并愉快地接受大陆记者的采访。
9月9日，大陆记者代表团到达阳明山陈立夫的住宅。陈立夫的客厅很宽敞，布置得也很高雅，洋溢着书香气息。大厅里挂有孔夫子的画像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条幅对联，放置着三凤开屏的壁雕，几尊古董器皿古色古香，兰花放在高几上，整个客厅显得幽雅别致。陈立夫西装革履，面带笑容，准时会见大陆来的客人。陈立夫的身体保养得很好，他显得比较白皙和清瘦，虽然是九旬高龄，还是腰背挺直，步伐稳健，精神旺盛。
陈立夫热情大方地招待来客，显得十分真诚。
在和大陆记者谈话时，陈立夫回忆了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交往，谈到第一次国共合作，他说：我和毛泽东先生、周恩来先生的交往至今记忆犹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我们共同目标是北伐，要打倒军阀。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抗日，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国共两党当时是目的一致，平等合作。现在，我认为我们的目标是要用中国文化迎接2l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目标更为伟大。我们应该抓住机会，争取在文化、经济方面为世界作出贡献。
正是由于当时国共两党目的是一致的，合作关系是平等的，两次国共合作才都取得成功。陈立夫认为海峡两岸领导人应该目光远大，在政治上有远见，以便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他说：“苏联强国已经解体，美国经济也日渐走下坡路，正是中国站起来的契机。等中国站起来以后，不仅可以在文化上帮助全世界，也可以在经济上帮助全世界。”陈立夫认为国共两党应该“先坐下来谈”，海峡两岸应该“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在文化、经济方面互相帮助”。陈立夫认为国共两党应该实行第三次合作，使祖国尽快统一起来，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强国希望中国统一，因此我们自己要胸襟大，不要在小问题上弄得情绪不好。”对于如何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陈立夫主张国共两党应该像前两次合作那样，首先应该坐下来平等地谈判，做到不计前嫌，胸怀坦荡，真正从民族的利益和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出发，双方应做到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真诚合作。这样才能促进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走向繁荣昌盛。
当大陆记者问到他是否想回大陆时，陈立夫非常动情，他表示：“很可惜我和邓小平先生没有见过面。若为了国家统一，只要两岸人民需要我时，我就会去大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安乐。”陈立夫和记者们谈到孔孟之道时，他的谈兴更高。陈立夫认为，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国古老文化的象征。作为—个真正的中国人，应该汲取孔孟文化的精华，并做弘扬中国文化的生力军。陈立夫相信，中国文化一定能够走向世界。
当记者问起陈立夫的养身之道时，他总结的秘诀是八个字：养生在动，养心在静。
陈立夫在这次会谈中，兴致显得非常高，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话，在秘书和其他人员的催促下，才停住话题。在结束的时候，陈立夫为每个记者书写了一个条幅，作为纪念，并和记者们合影留念。



第三部分：坦言谈统一剪不断的乡情

陈氏家人，尤其是二陈的近支至亲，在大陆解放前后，大都去了海外，与家乡的音信处于隔绝状态。但是他们的血肉乡土之情，总是藕断丝连，难以割舍。
1981年5月，陈立夫的外甥喻念祖(喻公鲁、陈敬夫之子，建筑设计师，这时已经加入美国籍)，首先来大陆“探路”。他到过广州、上海、南京、武汉、重庆、郑州等城市，又专程到湖州去了一趟，遍访旧亲故友，并且将湖州城的街道、民居、故宅、亲友和一般人的生活情景拍摄了几十个彩色胶卷。那时候，彩照在大陆还比较少见，即使在上海也很难洗印这些胶卷。在湖州时，喻念祖受到地方官员的热情款待，他的行动也只有亲戚陪同，吃住在亲戚家，并不像海外宣传的那样受到“监视”。回归美国时，喻念祖绕道经过台湾，告诉二舅陈立夫已经到过他所有想去的地方，访问了所有想见和能见到的人，并把照片给陈立夫和其他亲人观看。喻念祖的回乡探亲，深深地牵动了陈立夫的思乡之情。1983年，陈立夫的儿子陈泽安应南京农学院的邀请，来到大陆讲学，还顺道到湖州老家访问。只是当时的环境和陈泽安的身份比较特殊，他的那次行动是保密的，家乡很多人也不太清楚。随后，陈泽安又曾经三次到过湖州。
1985年，中共中央拨巨款，按原来的国葬规格和原来的面貌重建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炸毁的湖州南郊陈英士墓。工程共历时8个月，花费120余万元巨资（其中国家拨款90万元，其余30万元来自地方财政及捐款收入），修复后的陈其美墓比蒋介石原来修的墓还要大。据说，在祖国大陆国民党人的陵墓中，其规模仅次于南京紫金山下的中山陵。工程主持人向海外陈氏家人征得照片等翔实资料，即将完成时，又邀请陈立夫以及其他陈氏家人来参加竣工典礼和扫墓。由于种种原因，陈立夫无法前往，于是，他托子侄辈带去口信表示，这应该是陈家人筹办的事情，现在政府给办了，他表示十分感谢。从此以后，陈氏家人或者海内外的亲戚接踵而至，到英士墓去祭扫瞻仰。而去信向陈立夫问好或者索取他的墨宝之家乡人，陈立夫不论是否相识，是否过去有过政治恩怨，他都亲笔复信，题字幅等相赠。
1989年5月，已经达95岁高龄的沈百先，在他的儿子沈华祝、儿媳陈泽宝的陪护下，经过上海专程回到湖州省亲访友。他坐轮椅参观故居，访问当年老友谭建丞、李承威等湖城耆宿。恰巧遇到湖州市政协、英士书画社在铁佛寺举办海峡两岸书画展，书画展上陈列着陈立夫、孙禄卿、沈百先、陈其美的儿媳温淑静等海外陈氏家族人的作品，沈百先兴致勃勃地前往参观。沈百先于1990年病逝，这使已经90岁高龄的陈立夫的思乡之情与日俱增。1991年1月，中国第三届唯象中医研究会在深圳举行年会，陈立夫本想参加会议，顺便到大陆及家乡游览。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挠未能成行，只能遗憾地给年会发来贺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陈立夫已近百岁。随着年事的增高，陈立夫的大陆情结越来越浓厚。他极少写诗，在夫人孙禄卿的画中，有他写的一首题词，内容是：“小村人好静，瀑声恰如雷；久听不复闻，是谓心不在。”题词表达了陈立夫浓厚的乡愁和情真意切的乡情。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海峡两岸的各种交流进一步加强，很多人都通过不同的渠道盛情邀请陈立夫回老家看看，但都被陈立夫一一婉言拒绝。邓小平也曾经委托程思远请陈立夫到大陆看看，可陈立夫终于未能成行。究其原因，主要是台湾当局的种种设障与阻挠。陈立夫在公开场合曾说是“三不政策”使他不能前去，他对记者说，他不能回大陆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大陆上他没有一个近亲了；另一个就是他不想自找麻烦。
1992年9月29日，陈立夫夫人孙禄卿去世，安葬在观音山上。对于夫人之死，陈立夫极度哀痛，他表示：“内子葬观音山是暂时的，一旦水路交通恢复，即拟运回湖州与祖坟安葬在一起。”陈立夫的话真挚地表达了他的深深的大陆情结和浓厚的乡绪。
1993年夏天，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应邀来大陆讲学，想让陈立夫一起去，老人拒绝了。陈泽安临走之时，陈立夫要求儿子回老家看看，并让他多拍一些大陆和家乡的照片。陈泽安连声答应。在随后的几天里，陈立夫常常一个人沉思良久，一句不发。陈泽安回来之后，陈立夫赶紧看儿子带回来的照片。一边翻看着照片，一边听着儿子陈泽安的讲述，陈立夫简直陶醉了，情绪激动了好几天。他把照片分类装入相册，一有空闲时间，就一张张仔细地翻看，有时候还要问问陈泽安一些情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客逝台湾的陈其业、陈其美夫人及其儿子惠夫、陈其采夫妇、陈果夫夫妇、沈积夫（沈百先之父）、沈百先的遗骨，巳先后归葬在家乡湖州灵安公墓，乡情故土，叶落归根。每年都有“泽”字辈及其后代人回来扫墓，还有一些晚辈已经在湖州购买住房，作为他们省亲居留之所。亲情乡恋，缠绵不断。



第四部分：幸福的婚姻媒妁之言

陈立夫与孙禄卿在上海结婚时所摄
1.1媒妁之言
1926年年底，上海，英租界盆汤弄平安旅馆。冬天已经来临，户外尽管已有微微寒意，可户内却暖意融融，只见大红喜字高挂，宾客眉笑眼开。
两位新人在热烈的掌声中款款出场，男的英俊潇洒，稍带一些病容，女的文雅大方、神采飞扬。这位新郎就是日后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党务大员的陈立夫，而他身边的新娘就是与其相伴一生的孙禄卿。
婚姻乃人生大事，可这场婚礼，却是在仓促中举行的。原来，为了将婚礼办得热热闹闹，双方家人决定于7月5日在上海为他们成婚，并且一切都准备妥当。但是7月5日是北伐军即将出师的时期，他们的婚礼只好推迟。陈立夫打算到北伐胜利以后再结婚，但是，双方家长都不同意，他们盼望能早日为他们完婚，再说，谁也说不准北伐战争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胜负也不能预先定下来。
恰在此时，陈立夫患了病。蒋介石只好让他回后方养病。等他的身体康复以后，蒋介石已经打到江西。本来，陈立夫准备到江西与蒋介石会合，但是，蒋介石责令陈立夫必须养好身体之后，才可重新工作。于是，陈立夫在这期间来到上海，和他的未婚妻孙禄卿女士举行婚礼。这时，他的大哥陈果夫，抛下公务，也从广州赶回来参加陈立夫的婚礼了。结婚仪式虽然简单，但是又是新式的。在婚礼上，尽管当时是民国20年代，世风尚未开化，可新娘孙禄卿大大方方，只见她一时兴起，拿起画笔，很快画了一幅“桃柳蜜蜂”图。在画面上，桃花竞相开放，柳树翠绿。几只小蜜蜂在花间飞舞，点缀得画面更加生机盎然。孙禄卿的杰作，引得众人一片喝彩。大哥陈果夫看到这幅画之后，一时心血来潮，也情不自禁，欣然为孙禄卿的画题词：“桃红柳绿含春意，从此相亲蜜蜜甜。”又引来了满堂人的大声叫好。新娘孙禄卿的一幅画和大哥陈果夫的题词，把陈立夫的婚礼办得别具一格，一时传为美谈。
孙禄卿和陈立夫是同乡，同为浙江吴兴人。陈立夫和孙禄卿是同年出生的，孙禄卿比陈立夫还大两个月。孙禄卿的父亲孙蓉江和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共同在典当业当过经理，是同行。孙蓉江还是陈家的远房亲戚，二人关系甚好，后来成了至交。他们二人在地方上也都有很高的威信。二位先生也非常热衷于地方上的事务，帮助调解地方纠纷和邻里之间的关系。由于二人办事和说话讲求公道，一般情况下，人们只要听到他们的劝解，就平息了纷争和纠纷。
陈立夫夫妇40岁时合影
由于陈其业和孙蓉江两个人关系非常密切，于是，在陈立夫和孙禄卿两人13岁的那年中秋，双方父母为他们定下了终身大事。中国人在结婚方面的习俗是讲求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父亲陈其业把孙禄卿的照片拿给陈立夫看的时候，年仅13岁的陈立夫并没表示反对，在父亲的目光注视之下他同意了这桩婚事。当时陈立夫的心情如何，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并没提起，也不知陈立夫是淡忘了还是难以表述。订婚之后，陈立夫和孙禄卿两人曾在亲戚家里见过几次面，但从未说过话，因为那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比较保守。之后，陈立夫去上海读中学，中学毕业后又去了天津北洋大学，直至最后去美国深造。孙禄卿此后也进了上海美专读书。1923年，在陈立夫启程前往美国读书的前几天，双方的家长又安排陈立夫和孙禄卿正式会面。
陈立夫与孙禄卿虽然没有多少交往，但是双方见了面后，也可能是正值年少之时，他们很快都被对方所吸引。陈立夫在美国期间，就和未婚妻孙禄卿不断有书信来往。陈立夫回国之后，在陈果夫的鼓动下，很快去广东投奔了蒋介石，并担任其机要秘书。在这期间，尽管陈立夫工作繁忙，但闲暇之时，并没有忘记孙禄卿，双方书信频繁，表达各自的爱慕之心。
而孙禄卿在陈立夫离开湖州之后，也被外面澎湃发展的世界所吸引，在从吴兴女师毕业之后，也追随着陈立夫的步伐，来到上海，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当时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校长是著名的画家刘海粟。刘海粟对这个聪明的女学生悉心培养，使孙禄卿在画技上得到很大的提高，再加上孙禄卿有很高的绘画天资，以及她本人的刻苦努力，孙禄卿在毕业之后不久，就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女画家。孙禄卿尤其对山水画有很高的造诣。后来，著名画家王一亭也给予她不少的指教，使她的绘画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1963年，孙禄卿在纽约国际美术家展览会上获水彩画一等奖。



第四部分：幸福的婚姻恩爱的夫妻生活

陈立夫和孙禄卿结婚之后，由于当时北伐军尚未攻下上海，他们不敢到处乱逛，只是在一起看过几次梅兰芳的京剧。婚礼后第八天，白崇禧拍电报让陈立夫立刻回南昌总司令部，于是，陈立夫日夜兼程地从汉口赶到南昌，他和孙禄卿的蜜月也就结束了。
之后，直到国民党在南京定都，他才与孙禄卿真正团聚。可由于公务繁忙，陈立夫早出晚归，很少和孩子们见面，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家庭、管教子女，一切家务全靠妻子孙禄卿来支撑。
到1992年，陈立夫和妻子孙禄卿结婚已经有65个年头了，如果从订婚那天算起，已经超过了80年。在这漫漫岁月中，陈立夫和孙禄卿夫妻二人的关系达到很好的默契。孙禄卿聪明贤淑，并且想像力丰富。经常是说到这一件事，她很快能联想到那一件事上去。孙禄卿的管理能力也比较强，她能对家中的佣人做到恩威并施，赏罚分明。所以，佣人们也对她很服气，他们总是心悦诚服地接受她的要求和意见，尽心尽力地工作，主仆关系十分融洽。
孙禄卿爱好整洁，她总是把所有的东西放得好好的，做到井然有序，使家中一点儿也不显得凌乱。在爱好整洁这方面，他们的女儿陈泽容也深受孙禄卿的影响。当然，孙禄卿还有很强的个性，在这种情况下，一向温良恭俭让的陈立夫也不去干预她。即使他们二人意见不同，陈立夫也不当场反对她，更不和她争吵，他们在就寝时会心平气和地探讨。例如：在管教子女们的方法上两人的意见不相同时，双方都不当场反对，彼此都适当保留给对方的面子，这样，使子女们看到做父母的修养。实际上，陈立夫和妻子孙禄卿的性格有很多地方完全不一样，在这方面，陈立夫处理得很好，他总结为八个字：“爱其所同，敬其所异。”比如，孙禄卿的脾气很急躁，而陈立夫则倾向于温和，陈立夫就安慰一下自己：“我的温和也有缺点，如果有些事情需要急迫的时候，她的急躁也能弥补我的缺点。”这样想得开了，陈立夫认为妻子的个性未必非要同他一样。再比如，陈立夫花钱没有节制，只要身边带着钱，经常花得一干二净。但是，孙禄卿在用钱方面比较谨慎，她没有乱花钱的习惯。陈立夫心想，如果孙禄卿和他一样，花钱没有节制，大手大脚的，就谈不上储蓄了。
陈立夫认为，夫妇二人相处，要能够互相认识对方的长处，那么双方才能合得来，也才不会
发生口角甚至打斗了。
孙禄卿喜欢的东西，陈立夫尽量苟同，没有办法苟同的也没有关系。例如，妻子孙禄卿的身体不经常出汗，她不害怕伤风感冒，因此喜欢打开窗户通风透气。但是，陈立夫则恰恰相反，他经常出汗，并且常常因为吹风而感冒着凉，所以他不习惯打开窗户。然而，为了照顾孙禄卿，陈立夫从来不固执己见，去反对妻子打开窗户。有一次，陈立夫夫妇参加亲友邀请的宴会，走之前孙禄卿化妆打扮了一番，陈立夫就在一边做他的事，以便等她。而当孙禄卿梳妆好之后，反过来又催促陈立夫时，陈立夫就轻描淡写地说：“刚才我等了你半小时，我也没有催你，现在你不过才等我几分钟，你就连番几次来催我了。”这样轻轻地一笔带过，双方根本不会伤和气。陈立夫说：“丈夫要求妻子和他一样，这是人间最大的自私。”
陈立夫夫妇摄于1948年
陈立夫还有一个和他的妻子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孙禄卿是学美术的，对美有一种特殊的
敏感，她要求家中的一切都要合乎美的标准，如客厅的沙发、卧室里的家具甚至窗帘的色彩等，她都要布置得很协调，也就是讲求美观第一；而陈立夫是学工程专业的，他讲求经济实用，主张实用第一。这都是因为所学的专业不同所造成的。在这方面，陈立夫也不过于苛求，他对家中的一切陈列摆设根本不管。因此，妻子孙禄卿将她的爱好和所学，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经济方面，陈立夫也不过问，完全由妻子孙禄卿负责掌管。他们俩人共用一个银行户头，两人都可以随意取款，绝对不怀疑对方取款的用途。陈立夫和妻子孙禄卿结合六七十年，他们在生活中从来没有吵过架，双方都能做到相互容忍、互相信赖。有的亲友家庭出现了矛盾，就请陈立夫讲述他们夫妻相处的经验，陈立夫就把上述他们的夫妻关系经验提出来规劝他们，很能引起共鸣和反响。
陈立夫对妻子孙禄卿的娘家人非常好，这也是他们夫妻关系融洽的一个重要原因。陈立夫的岳父孙蓉江在抗战前就去世了，岳母吴氏很有能力，支撑着整个家庭，可惜也去世很早。孙禄卿的继母翁氏生有三个女儿，抗战时随陈立夫全家迁往重庆，和陈立夫一家住在一起。那时候，陈立夫正在教育部长任上，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和政治能力。陈立夫照料她们的生活，还供翁氏生的三个女儿（即孙禄卿的三个妹妹）读书，一直到她们大学毕业。岳父孙蓉江生前很喜欢陈立夫，好像他早就已经料到，在他死后陈立夫会照料好他的一家人。
和陈果夫一样，陈立夫在私生活方面也相当严谨，陈立夫做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几十年，从来没有寻花问柳，也没有移情别恋过，这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中是非常难得的。



第四部分：幸福的婚姻大哥陈果夫的婚姻 1

陈果夫订婚之后，他的父亲陈其业给他寄了一份定亲茶和几只糕点。陈果夫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订婚的事情，于是只分了一只糕点给一位同学，他把剩下的几只放在柜橱里，偷偷地吃了一个星期。对于这场婚姻，陈果夫开始时并没有太浓厚的兴趣。
2.1被称为“赤脚财神”的岳父朱五楼
陈果夫所娶的女子名叫朱明，是湖州当地的一位财主的女儿。朱明的父亲名叫朱五楼，为浙江省吴兴县和孚镇荻港人，1861年6月出生。祖上原籍在徽州(今安徽黄山市)，因为逃避战乱，才迁到湖州来，以后在荻港定居。朱五楼幼年时家里很穷，少年时他只身一人，赤脚手持一把雨伞，进入上海苏州程家钱庄当学徒，因此曾被老板戏称为“赤脚财神”。程家拥有福康、顺康、福源三大钱庄，为北市钱庄业的首领。在程家钱庄中，朱五楼经过刻苦学习和锻炼，在钱庄业方面逐渐变得非常精通，他有双手快速打算盘的技能，当时人们称他为“飞朱”，由于长期受程家经商的熏陶，很快朱五楼便自立门户，开始了他的金融业生涯，并且很快取得了成功。不久，朱五楼当选为会商处总董事长，1917年，上海钱业会商处改组为上海钱业公会，朱五楼又当选为首任会长，并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去世时为止辛亥革命后，陈其美担任沪军都督。为了筹集经费，陈其美曾经向朱五楼提出要提用上海道库银存款。但是，上海道台刘襄孙已经把存款的存折、前任移交清单等送交给上海领事团团长、比利时驻沪领事，自己逃入租界。比利时驻沪领事以西方各国没有承认革命政府为由，拒绝将存折等交给陈其美。陈其美和朱五楼洽商，希望能有一个通融办法。朱五楼则坚持上海钱庄章程的规定“认票不认人”，必须凭折付款。两人在闸北湖州会馆谈判多次，不得要领，陈其美便把朱五楼软禁在湖州会馆。陈其美、朱五楼两人同是湖州人，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是朱五楼的女婿，陈的哥哥是朱五楼在湖州的账户，双方关系一向很好，可是现在为了上海道库银而争吵不休。两天后，经过陈果夫在双方之间奔走，终于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即由中国银行出具借据，向福康等存有库银的钱庄借款，待存折归还都督府后，由都督府凭存折取回中国银行的借据。这场风波过去之后，上海各报对陈其美的评价很高，认为陈能大公无私，虽是姻亲也不徇私办理。而上海钱庄业更加信任朱五楼，说他在枪口之下，仍能照章办事。一场风波，却提高了双方的地位和信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方面支持北京的爱国运动，开始罢工、罢课、罢市，而罢市关键在于钱庄业。当时上海中小型商业来往大部分都通过钱庄，只要钱庄能罢市，上海商业就会随后跟上。朱五楼以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的身份签发了钱业罢市的决议，这样有力地支持了五四运动。停止罢市之后，朱五楼还提出停止使用外国银元的协议。
2.2曲折的婚姻
托尔斯泰先生在《复活》的开头曾对婚姻有精辟的论述：“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陈果夫的家庭生活也如托翁所说的那样，幸福美满。陈果夫为人老成，因此，他的婚姻生活也非常平凡普通，没有令人留恋的花前月下，也没有感人的悲欢离合，两人的相识相处皆是因为父母的包办。不过。他的婚姻虽然平实无华，可却也是一波三折。在十二三岁的时候，陈果夫在湖州当地一位名叫沈若臣先生的私塾里读书。他学习努力，成绩优秀，深得沈若臣先生的喜欢，再加上他相貌好看，聪明伶俐，沈若臣先生于是有意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陈果夫。沈若臣的女儿也很优秀，年龄也是十二三岁的样子，姿色颇佳。但是，陈家却不同意这门婚事。大概是沈若臣老师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乡村私塾先生而已，而陈家则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当然是门不当户不对了。
后来，有一家在当地很富裕的赵姓大户来提亲，赵家的姑娘漂亮贤惠，与陈果夫站在一起，可谓是一对璧人，并且从门当户对的角度来讲，也应该没有什么可挑剔之处。但是何太夫人嫌赵家的风气坏，一旦两家结亲之后，可能会有辱陈家的门风，这门婚事最后也烟消云散。过了一段时间，三叔陈其采从湖南省来信说，湖南省有一家贺姓姑娘很不错，贺小姐出身于大家闺秀，很有教养，并在当地是有名的富裕之家，本来，这桩婚姻应该不错，但是，陈家又认为湖南省离吴兴太远了，千里迢迢、路途遥遥，结亲以后双方来往很不方便。于是，陈家也把这门亲事退掉了。后来，又有几家亲戚给陈果夫提亲，条件也都可以，但是，陈家不想亲上加亲，因此最终也不了了之。光阴荏苒，很快，陈果夫已年满18，他的婚姻大事仍然未能确定下来。清末民初，农村以早婚为时尚，特别是殷实之家，18岁还没有定亲属于晚婚，并且会惹来一些流言蜚语。虽然陈果夫没有觉得怎么样，但是，他的父母却很着急，四处张罗着为陈果夫提亲。
这时，一位热心人将吴兴县荻港镇朱家的姑娘朱明介绍给了陈果夫的父母，朱明的父亲朱五楼在上海开钱庄，非常富有，是湖州的一大富豪。朱明小姐性格直爽，活泼可爱，深得其父的宠爱。只是美中不足的是，由于朱家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朱明小姐长期呆在深闺，终年从事女红，根本没有读过书，因此她一字不识，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女子。由于两家门当户对，两个年轻人也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双方很快答应了这桩婚事。



第四部分：幸福的婚姻大哥陈果夫的婚姻 2

陈其业夫妇将婚事定下来之后，去信给陈果夫，告诉他婚事已定。陈果夫由于长期在外读书，接受过新思想的洗礼，对这种旧式的包办婚姻并不满意。但是他又不想让父母生气，只好答应下来。不过，陈果夫写信提出两个条件，要求女方：一是入学读书，二是放足。
朱家人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两个条件。事实上，朱家倒也并不是很封建的人家，朱五楼长期在上海做生意，见识多广，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新思想影响，只不过他担心女孩子读书之后，怕以后男方不容，才没有让女儿朱明读书。现在男方主动提出来要求读书，于是朱五楼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并送朱明到启明女校读书了。朱明在学校读了五年的书，到22岁她出嫁时才辍学不读。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朱明学习努力，如饥似渴，再加上聪明伶俐，成绩在学校里总是名列前茅，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变成了一位知书达理的知识女性。
双方按照传统的订婚方式把婚事定了下来。之后，陈其业给陈果夫寄了一份定亲茶和几只糕点。陈果夫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订婚的事情，于是只分了一只糕点给一位同学，把剩下的几只放在柜橱里，偷偷地吃了一个星期。
在订婚之后，陈果夫从来没有见过未婚妻朱明的面。因此，在空闲的时间里，他就想像着未来的妻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长期陷于苦苦的相思之中直到结婚。
1914年，陈果夫和朱明正式结婚。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华民国已经颁布了新的结婚礼仪，主张婚礼去繁就简，反对铺张浪费，再加上陈果夫长期在外，接受很多先进的思想，于是，他提出来采用民国新定的礼制结婚，朱明也表示答应。民国新的结婚礼制是：奏乐、入席、证婚人宣读证书、新郎新娘交换饰物、相对行鞠躬礼、谢证婚人和介绍人、行见亲族礼、行受贺礼、来宾演说等。由于朱家家庭特别富有，不希望自己嫁女儿少了风光，因此朱明陪嫁的嫁妆非常丰厚，陈果夫的婚礼也算是符合了当时的时代特点。
陈果夫和朱明夫妇虽然是父母包办的婚姻，甚至在婚前没有见过一次面，但是他们的夫妻关系非常好，感情深厚。陈果夫一生不近女色，没有寻花问柳的劣迹。朱明也是一位好妻子，她不干涉陈果夫的政事，默默无闻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像国民党其他高官夫人那样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2.3贤惠的伴侣
结婚不久，陈果夫便来到了上海，帮助二叔陈其美从事革命工作。这时，在湖州老家，只有他的父亲留在家里，由于收入微薄，加上何太夫人两年前已经去世，经济境况变得非常艰难。整个家里的生活都由陈果夫的继祖母杨太夫人主持。朱明出身富家，来到陈家之后，突然之间，优越的生活环境消失了。但是，她并没有表现出来富家小姐的那种娇气，而是泰然处之，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朱明的性格磊落豪爽，在孝顺伺候长辈的同时，对陈果夫的小弟妹们也关心疼爱，一大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二次革命”前后，由于当时的革命经费很紧张，朱明曾经典卖自己的首饰戒指，以维持革命党人的生活。1916年，陈果夫的二叔陈其美被刺身亡，而他的两个儿子夫和惠夫都还是小孩子，陈果夫把照顾这两个小堂兄弟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对他们悉心教养，以便成才，继承其父的遗志，朱明非常体会丈夫的心意。夫长大后学习空军时，不幸飞机失事，坠机而亡。朱明和丈夫陈果夫对夫之死非常悲痛，所以以后对惠夫的学业和生活更加关注，虽然他们之间是堂兄弟，但是却情同手足。
1918年陈果夫在他的岳父朱五楼的推荐下，进入上海晋安钱庄，到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时为止，陈果夫在上海兢兢业业，无暇顾及家中的事务。朱明对于她丈夫的工作，非常支持，并且多次参与革命工作。她曾经代替革命党人秘密传递信息，当时由于审查很严，由男子送信都要受到很严格的盘查和搜索，而女子则不大搜身，她便将信件藏在贴身的衣服里，每次都能顺利地通过盘查。她的这种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令一些革命党人十分钦佩。
1933年陈果夫的异母小弟弟夫出生。就在夫六岁时，他的亲生母亲去世了，全赖嫂子朱明抚养长大，一直到大学毕业。长嫂幼弟之间的感情，非寻常所能比。
1911年，陈果夫在参加汉阳战役中，不小心伤了肺，造成了终身的疾病。此后陈果夫的身体一直非常孱弱，经常卧病在床，遇到天气稍微有一点儿变化，朱明就要为丈夫更换衣服和被褥，数十年如一日，她绝不让其他任何人插手，也没有麻烦过其他人。陈果夫经常称赞妻子朱明，说她动作敏捷勤快，办事果断坚决，而且很有耐性，可见妻子朱明在丈夫心中的地位。1948年，陈果夫在上海由于劳累过度，旧病再次复发，在医院里医治数月也没有痊愈，甚至肺膜从肋骨穿通。这时候，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反攻，国民党统治区内人心惶惶。陈果夫身在病中，蒋介石指示他去台湾养病。陈果夫与妻子朱明带着弟弟夫、女儿泽宝和二婶陈其美的夫人一同前往台湾。到达台湾后在台中市找到住处安顿下来。不久，二弟立夫全家也来了台湾，他们一同住在台中市。由于两家都住在同一个城市，来往很多，经常在一起叙叙话，拉拉家常，日子过得也很充实。



第四部分：幸福的婚姻陈立夫之后 1

朱明的健康状况要远远好于陈果夫，但是也有胃病和咳嗽的老毛病。1950年，陈立夫夫妇带着一子一女去美国居住，嫂子朱明心中不舍，寂寞牵挂之情油然而生，长期的忧虑使她的咳嗽毛病进一步加剧，医生在为她透视X光后，认为朱明的肺叶溃疡的严重程度已超过她的丈夫陈果夫。由于台中市就医购药很不方便，1951年元月陈果夫一家迁往台北市。这年的秋季，台北市的气候非常炎热，再加上陈果夫长年心情郁闷，病情开始恶劣严重。同年8月25日，陈果夫终于撒手人寰。妻子朱明强忍着悲恸，处理了丈夫的后事，并遵照陈果夫的父亲陈其业的意思，以二弟立夫的长子泽安为嗣。陈果夫夫妇平常几乎没有积蓄，陈果夫去世后，家庭的收入便没有了来源。台湾当局为此进行了一定的抚恤并且给予住宅，朋友们也不时有一些馈赠，朱明精打细算，总算使幼弟夫和女儿泽宝完成了学业，也使家庭生活能够正常进行。
1954年女儿泽宝和妹夫沈百先的儿子沈华祝，先后出国深造，朱明更加感到空虚寂寞，由于她根本就不喜欢各种应酬，所以在陈果夫去世后的十来年中，凡是陈果夫的故旧与内眷向朱明问安的，朱明最多只是偶尔回访一下。每逢她的生日，当有故旧提议聚宴祝贺的时候，朱明或者拒不参加或者先期回避，这主要是朱明和陈果夫伉俪情深，一朝诀别，创伤永远难以愈合。70岁以后，朱明有赴美探亲的意向，但是胸腔拍照后，肺部有问题，不能前行，她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嘱咐，每六个月拍一次照片，以便比较。两年之后，对照她早期的照片，竟然没有多大变化，经过检查发现，朱明的肺部早已钙化。1966年7月朱明终于启程奔赴美国，在与阔别多年的至亲好友畅谈叙旧后，朱明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美洲新大陆的各地名胜和新奇的事物。朱明在美国住了三个月，心情非常愉快。这一年，蒋介石80岁寿辰，于是，朱明于10月22日在二弟立夫夫妇的陪同下，一同回台湾给蒋介石祝寿。1970年，二弟立夫伉俪返台定居，朱明很感欢慰，开始在亲戚和朋友之间经常来往，郁闷情绪渐渐地开朗起来。但是在这一年的10月，朱明忽然患胆囊炎，住在荣民总医院，长达155天之久。
在医院里做了两次手术后，她的病才逐渐有所痊愈，但身体状况却大大不如以前了。1972年，朱明在80岁生日的时候，亲友们为她设立寿堂，“总统”特别颁赐了寿轴，幼弟夫也专门回台湾参加嫂子的80大寿庆典，朱明心里极为欣慰。这一年台湾当局推行“好人好事运动”，立法委员段剑岷认为朱明早年对她的丈夫陈果夫的革命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而且在丈夫做高官的时候，能始终坚持过平民的生活，因此，朱明足可以做移风易俗、表率后人的模范，结果，经过他的特别推荐，朱明当选了。虽然她表示谦让，可是心情却很舒畅。1973年6月9日，朱明在寓所的庭院里收拾报纸的时候，不小心失足折断了胯骨，被送进中心诊所治疗。经过开刀手术，并装置了钢球接骨，手术非常成功。7月26日朱明病愈出院，三个月后她已经可以勉强拄着拐杖行走。朱明在过81岁生日的时候，刚好她感冒才好，亲朋好友在她的寓所里吃饭庆祝，由于稍微多吃了一些饭食，朱明胃病再次复发，并伴有高烧。12月3日晚上猛然间又转成肺炎，情况非常严重，在半夜里被送往中心诊所进行急救，几天后高烧才退下来。之后，又突然犯脑血管阻塞的疾病，幸亏她的脉搏和心脏都很正常，四天后又慢慢地好转。当朱明感觉她的病好点儿以后，要求回家，医生恐怕她的精神受到影响，曾经两次同意其回家疗养。第一次是在2月3日上午，回家后，下午朱明再次忽发高烧，重新进入诊所。当时正是春天，天气比较寒冷，家中没有医院的那种设备，亲朋好友都劝她留在医院里进行疗养，而朱明则坚持出院，3月15日第二次回家。23日中午，朱明在寓所再次忽发高烧，导致中风昏迷，立即送往诊所抢救，经过多种治疗也没有清醒。4月4日上午，朱明的呼吸开始有了中断的现象，医生应用最新的压力式氧气管来帮助她呼吸，然而终难挽回，4月5日凌晨零时五十分她去世。朱明死的时候，神色安详，女儿泽宝和她的弟妹们及其他亲友都在旁边守着。
台湾当局对朱明的评价是：综夫人之生平，至性肫肫，克勤克俭，几相夫诚挚，笃于友谊，淑德昭昭，应足法式。谨状其略，藉志永念。
3.子孙后代
3.1陈立夫之后
陈立夫和孙禄卿夫妇共生有四个孩子。1928年，他们的大儿子出世，取名为泽安，二儿子取名为泽宁，第三个孩子是女儿泽容，第四个孩子是个男孩，名字叫泽宠。那时候，陈立夫发明了五笔检字法，即点、画、直、撇、曲。陈立夫按照这些笔画，分别为他的子女取了乳名，老大叫“点儿”，老二叫“画儿”，老三叫“直儿”，老四叫“羽儿”。老四本来应该叫“撇儿”，只是由于不顺口才把撇和曲合在一起，这样便成了“羽儿”。“羽儿”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羽儿”出生的那一天，日本的飞机正在轰炸重庆，那一天恰好是三国时期大将关羽的诞生日。陈立夫和孙禄卿夫妇打算生育五个孩子，孙禄卿生过老三“直儿”之后，她又怀孕了。这时期，陈立夫因公事去了欧洲，孙禄卿没有告诉陈立夫，就擅自堕胎了。
陈立夫全家福。前立者为幼子泽宠，后排由左至右为女泽容，长子泽安，次子泽宁陈立夫的大儿子是陈泽安，他娶的妻子是张哲惠的女儿张智真，张智真原来是陈立夫夫妇的干女儿。陈泽安夫妇生育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四个孩子分别取名为：绍虞、绍舜、绍玲（女）、绍瑾。孩子的名字都带有一个“绍”字，这是因为陈立夫的家族是虞舜的后代，陈氏家族的族谱辈分是延、其、祖、泽、绍、乃、家、声，按照排好的顺序，这四个孩子的辈分是“绍”字辈，所以他们的名字都有一个“绍”字。



第四部分：幸福的婚姻陈立夫之后 2

陈泽安是国立台湾大学园艺系毕业的，获得学士学位后，进入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农学院留学，攻读园艺专业水果学，获得硕士学位。他又在新罕姆息大学攻读植物病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在新泽西州的几个大学里任教十余年。陈泽安在植物病理方面是专家，有很高的学术成就，曾经在美国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过25篇以上的学术论文。1983年，仅仅以两票之差，他没有当选成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1984年，陈泽安三次到大陆的南京大学讲学；他还到浙江黄岩帮助农民种植橘子和提高橘子的质量，很有爱国精神。
陈泽安的妻子张智真，毕业于美国的西顿荷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曾经在家中教烹饪技术。陈泽安的大儿子陈绍虞，威斯康辛大学毕业后，获得硕士学位，又在加州大学研究动物病理，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他的指导老师（一位曾荣获诺贝尔奖的教授）的指导下，陈绍虞对人类癌症有突破性研究。在30岁的时候，陈绍虞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以及美国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过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因此他受到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哈佛大学准备以四万美金的年薪以及十万元的奖助金将陈绍虞挖走，但是他不为所动，婉言谢绝了哈佛大学的聘请，继续在UCLA从事癌症方面的研究工作。对于哈佛大学挖人才的行为，陈绍虞的研究单位UCLA表示：“如果有一所学校给你高薪把你请走，我们会给你更高的待遇留下你。”陈立夫支持陈绍虞留在原工作单位的决定，他的父亲陈泽安也鼓励儿子的事业，让他继续留在UCLA做他的研究项目。二儿子陈绍舜是新泽西州州立罗杰大学经济财政学士。女儿陈绍玲学的是农业工程专业。
陈立夫的二儿子是陈泽宁，他的妻子陈掬英，是陈广沅的二女儿。陈泽宁夫妇生育有三个孩子陈绍文、陈绍彬、陈绍杰。陈泽宁毕业于台湾大学，他是研究工科的，后来又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机械工程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的英格沙兰德总公司工作。陈泽宁的妻子陈掬英毕业于加拿大奥托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做计算机方面的工作。他们的大儿子陈绍文，在MIT学习机械工程，获得学士学位。二儿子陈绍彬毕业于哈佛大学。三儿子陈绍杰于史坦福大学毕业。
陈立夫唯一的女儿陈泽容，是学美术专业的。她曾经在纽泽西州湖林城的一所名字叫GEORGLANCOURT的私立学院读书，并获得美术学士学位，毕业后从事会计计算机工作，曾任职于鲁洲大学图书馆。她丈夫是俞润身，是俞鸿钧的侄子。俞润身是宾州大学化学专业的博士，后来他又读工商管理专业，获得硕士学位，在波登公司担任研究部的主任。2000年4月，俞润身曾应上海化工厂之邀来沪讲学。陈泽容和俞润身夫妇一共生育有三个子女，他们是：大儿子俞国平，毕业于波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女儿俞小容，毕业于波斯顿的一所音乐学院，获得音乐学士学位，小儿子俞季平获得法学博士以后，在新罕西州担任助理律师。陈立夫的小儿子陈泽宠，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获得航空工程专业的学士学位，又获得工业艺术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之后，他在台湾做进出口贸易方面的生意。他的妻子林颖曾，是林尹教授的女儿，毕业于西班牙马德里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是台湾外交部专员及科长。陈泽宠和林颖曾夫妇共生育有陈绍诚和陈绍仁两个儿子，还在读书。
陈家除了陈立夫的小儿子还居住在台湾以外，其他人都在美国生活。在陈家后代中，最出名的恐怕就是“二陈”共同的儿子陈泽安了。他是美国一家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植物病理学家。
陈立夫由于一生没有多少积蓄，因而死后并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再加上“二陈”在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就已被蒋介石赶出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因此陈家子弟一直靠自己的努力生活，并没有多少名门望族的感觉。
留在台湾的陈家子弟在岛内的地位可谓江河日下。2003年岛内有人要拆除陈立夫在台北市的故居。陈立夫的儿媳妇林颖曾虽然一再恳求对方“手下留情”，建议将陈立夫的故居改成陈立夫的文物纪念馆，但最终房子还是被拆除。在拆迁现场，独自抗争的林颖曾只好拿出相机，伤感地拍下照片留念。台湾东森电视2003年7月29曾作过以下报道。
已故的党国大老陈立夫官邸，即将在这个月30日拆除。这栋属于台银旧宿舍的房子，原本预定改建成陈立夫纪念馆，如今拆除作业在即，陈立夫的家人持续努力奔走，希望能将房子留下作为历史的见证。
陈立夫的三媳妇林颖曾拿着照片，诉说着党国大老陈立夫一生的荣耀，即使生前贵为朝野推崇的元老功臣，陈立夫死后，仍旧保不住自己的房子。
林颖曾在立法院由立委陪同召开记者会，控诉台银擅自串改公文内容，以致每月690元租金改为每月6万元，并与台银主管对质。但台银则反驳说，此案已经法院三审，都是台银胜诉，希望林颖曾透过司法管道解决。而林颖曾也指出，这一张法院公文，预告了陈立夫家人这一段日子的抗争，必须被迫结束。
林颖曾指出，新政府上台，四处催讨出借的官舍，师大路这一区的台银旧官舍，都是锁定的目标，陈立夫的故居就是其中一栋，陈家不愿阻挡城市繁荣的脚步，只是想保留一份历史的资产。
林颖曾指出，陈立夫位于师大路的官舍是国有财产局在民国38年配给，1981年国有财产局主动出函，通知住户申购房屋，当初被伪造签名的承诺书成了法院认定败诉，驳回再审的理由，台银因此吃上伪造文书的官司，还在检方调查当中。事情还没有查个水落石出，房子却已经保不住了。



第四部分：幸福的婚姻陈果夫之后

陈果夫和朱明夫妇没有生过孩子。1926年2月，陈果夫的二妹妹陈敬夫生了一个女儿，由于陈果夫夫妇二人没有孩子，陈敬夫把自己的女儿过继给陈果夫，取名为陈泽宝，后来和沈百先的儿子沈华祝结婚。陈果夫的女婿沈华祝，1929年生，字颂衢。沈华祝不是沈百先的亲生儿子，是沈家同祖同宗的一个孩子过继给沈百先和陈顺夫夫妇的。1949年沈华祝随父母去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在大学时学的是农业机械专业，后来去美国留学，在伊立诺州的州立大学获得机械工程博士学位，之后在伊立诺州的一个卡特比突柴油机公司担任工程师，并加入美国籍。“卡柴”是美国最大的柴油机厂之一，上海柴油机厂曾经与“卡柴”有订货关系。上海柴油机厂方面曾经派四个人去美国“卡柴”参观，就是沈华祝接待他们的。1989年沈华祝退休后，应邀到上柴讲授柴油机的设计、功能、操作等学术问题，为时两周。第一周讲完之后，沈华祝陪父亲沈百先、夫人陈泽宝到家乡湖州扫墓，受到湖州市领导的热情接待。在第二周回上海讲学的时候，当时正值上海发生六四学生动乱，市内交通混乱阻塞，他坚持步行到工厂上课，坚持讲完课程，深得上柴职工的敬重。有人曾经问沈华祝：“你是陈果夫的女婿，为什么教学还这样下劲？”沈华祝真诚地回答说：“我传授的是知识、技术，不是政治。”上海柴油机厂对沈华祝在混乱情况下仍然坚持上课表示非常感激。
陈果夫的过继儿子陈泽安，是陈立夫的大儿子，在上文已提起，不再赘述。
陈果夫和朱明在重庆时有一个使女，名字叫朱月琴，后来跟着陈果夫夫妇到了台湾，她为陈家做了多年的家务活，因此陈果夫对她很感激。当朱月琴找男朋友的时候，请陈果夫帮忙找一位至少是科长一级的官儿，陈果夫意味深长地劝告她：“我看还是商界的人好，政界的人不可靠。”所以，朱月琴最后嫁给一位在台湾和美国两处开珠宝店的商人，朱月琴出嫁的时候，陈果夫和朱明夫妇还认她作干女儿，使男方（新郎）觉得很有面子。现在朱月琴定居在美国。
3.3其他后人
陈立夫的大姐陈祖孝（字顺夫），丈夫是沈百先，陈祖孝夫妇有一个儿子沈华祝和一个女儿沈博爱。抗战时期，女儿沈博爱在重庆病死，未婚。
陈立夫的二姐陈祖恭（字敬夫），她的丈夫是喻公鲁。陈祖恭夫妇生育有七个孩子：喻冰华（女，丈夫是姚淇清）、喻念祖、喻桐华（女）、喻慰祖、喻应祖、喻中华。喻念祖在美国是建筑设计工程师，已经退休。还生有一个女儿陈泽宝，过继给陈果夫和朱明夫妇。
陈其业和王氏夫人生育有三个孩子。大儿子陈祖蒸（字民夫），他的妻子姓黄，陈祖蒸夫妇生育有三个孩子，即：陈泽鸿、陈泽鹤、陈泽鹭，陈祖蒸的子女都在四川绵阳，解放之后生活比较穷困潦倒，吃过很多苦。二儿子陈祖烈（字夫），其妻子是沈裴文，陈祖烈夫妇生育有三个儿子，即：陈泽宇、陈泽宙、陈泽寰，陈祖烈居住在台湾，1986年，他来过湖州扫墓，曾经担任台中医院的副院长，也是篮球运动员兼教练。女儿陈祖恩（字赞夫），她丈夫的名字叫金扶东，他们的具体情况不详。
1916年5月，陈其美遇刺身亡，由于去世过早，他死后家庭很萧条，幸亏他的义结金兰的盟弟蒋介石在中国政坛上崛起之后，能够做到妥善照顾陈其美的家人，因此其家人和后代的生活过得还比较顺利。他的子嗣及家属在台湾仍然有不错的成就。
陈其美死后，遗留下了两个稚龄的儿子，一个三岁，一个两岁，长子夫（字祖华），次子惠夫（字祖）。陈死后，夫人姚文英为他守节，并抚养着两个不懂事的小孩子长大成人，她一个妇道人家，尝尽了人生的千辛万苦。1921年以后，蒋介石在生活方面不时照顾和负担她们母子们的生活费用，使陈家的生活免于挨冻受饿。蒋介石不但负担他们的生活费用，而且出学费供陈夫、陈惠夫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为止。陈其美的长子陈夫在抗战以前投身于空军，不幸在一次空中飞行时飞机失事殉命，次子陈惠夫从此成了陈其美唯一的继承香火的子嗣。
陈夫是一个性格比较冲动的人，他很勇敢，但是又很固执，不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陈夫刚高中毕业，就想去当空军。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决定去杭州报考空军官校，当一名飞行员，谁也说服不了他。真是无巧不成书，在从上海到杭州的火车上，陈夫遇到石曼牛，石曼牛曾经在1932年1月驾驶飞机送陈立夫到过杭州。在火车车厢里，陈夫和石曼牛的座位相距很近，他们隔桌对坐，于是二人就一路上交谈起来。在闲谈中，石曼牛从陈夫的话语中得知他是陈立夫的堂弟，于是就向陈夫讲述那次他驾驶飞机送陈立夫去杭州并在空中遇险的往事。二人谈兴很高，无形中关系就很亲密了。石曼牛表示他是一个资格很老的飞行员教练，能帮助他去报考空军官校。到了笕桥机场之后，石曼牛和陈夫的关系已经是非同一般了。后来，一切顺利，陈夫考上空军官校，当上了一名飞行员。有一次，石曼牛和陈夫二人驾驶着两架教练机一前一后飞行。不料，陈夫驾驶的教练机的螺旋桨竟撞上了石曼牛的飞机的尾部，于是，两架飞机失去平衡，从空中坠落，石曼牛教练和陈夫都不幸在这场空难事件中死去。
陈立夫90岁生日，全家福陈惠夫是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后，随国民党政府一同来到台湾的。从小时候起，陈惠夫的身体就与他的堂兄陈果夫、陈立夫差不多，并不是很健壮。他在台湾从事过多项行业，曾经担任过台湾中华票券公司的董事长。陈惠夫的夫人名叫温淑静，他们夫妇共有子女五人，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大儿子陈泽祥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曾经在一家工程公司任职，其妻子是马平达；二儿子陈泽裕也获得了博士学位，在美国有相当不错的职业，其妻子是睐德；三子陈泽祯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担任过《联合报》驻东京特派员，其妻子是邓肃媛。陈惠夫有两个女儿，即大女儿陈泽乐和二女儿陈泽温。陈泽乐精通心理学，丈夫是孟宪章，他们夫妇一直居留美国。陈泽温则留在台湾，照顾她的父亲陈惠夫的生活，她在台湾的一所大学毕业后，获得硕士学位，丈夫是李乐文。



第四部分：幸福的婚姻从启蒙到留学

在台湾，陈惠夫在政治生活方面并不是很活跃，虽然有陈其美和蒋介石之间的特殊关系，也算是先烈的后代，但是他却不愿意以他父亲的余荫而抛头露面。他在台湾兢兢业业，从不出风头。有一年，台湾有一家电视台制作电视节目“大时代的故事”，要叙述有关先烈的革命事迹，电视台邀请陈惠夫公开在电视上露面，谈谈他父亲的伟大事迹，他才在公开场合上讲他父亲的事情。
陈惠夫很感激蒋介石对他的恩德，只要与人谈起自己的父亲以及自己的境遇时，他都会感激蒋介石对他的好处，他认为他的家人之所以能有今天，完全是受到蒋介石的照顾和安排。陈惠夫对他的父亲记忆最深的，是他父亲留下的两句话：“大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
陈立夫的三叔陈其采有两个夫人：黄氏和沈氏。陈其采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陈其采的大儿子陈祖平（字衡夫），夫人陆熙睿，陈祖平夫妇二人生育有两个孩子，一女一子，女儿名字叫陈泽丰（丈夫丁原标），儿子名字叫陈泽长，具体情况不详。陈其采的女儿是陈祖贞（字真知），其丈夫是华兴鼎，陈祖贞夫妇有一个女儿名字叫华家琳，具体情况不详。陈其采的小儿子是陈祖先（字汉夫），其妻子是周世瑞，陈祖先夫妇二人生育有两个孩子：陈泽明、陈泽运，具体情况不详。
4.姐夫沈百先
沈百先是陈立夫大姐的丈夫，他一生献身于水利建设，从政30多年，从教30多年。无论从政或者从教，他都没有离开过自己所热爱的水利事业。
4.1“百善孝为先”
沈百先名在善，字百先，其意为“百善孝为先”，他出身于吴兴县沈氏望族。他的夫人陈祖孝，字顺夫，是陈立夫的大姐。二人的结合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夫妇两人名副其实，对长辈很孝顺，尤其对他们的祖父渠汀公更是敬爱。渠汀公继承祖业，掌管典当业，对于地方上的公益事业，如育婴、养老、救济、修桥铺路等，都很尽心尽力。沈百先从小受到他祖父渠汀公的熏陶。1913年，沈百先在吴兴中学毕业后，他的父亲积夫公原来准备让他继承家业，学习典当业，但是，沈百先坚持继续求学，弃商学工。渠汀公不但没有责怪他，而且还对此给予奖励，并在沈百先考取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之后，亲自把家里珍藏的两本孤本书《东南水利略》和《五种遗规》交给他。《东南水利略》是凌家禧先生的遗著，这本书详细论述了太湖流域的来龙去脉。《五种遗规》是陈宏谋先生的遗著，是养正、教女、训俗、学仕、从政五大项目的言行准则。所以，沈百先经常说，他一生致力于水利建设和他的为人处世，好像在冥冥之中就已经决定了。
渠汀公教育子孙要勤俭、和睦、遵循道理，他们家的宗祠内有一副对联，上联是：“言易招尤，对朋友少说几句”，下联是：“书能益智，劝子孙多读数行。”他们家族还定下“文光在华国，德泽可传家”十个字，作为从96世以后，各代子孙取名的依据，周而复始。小时候，沈百先受他祖父的影响最深，他一生的为人处世都是遵循祖训，不敢稍有违背。
4.2从启蒙到留学
在6岁的时候，沈百先开始接受启蒙教育，12岁时他考入湖州的程安小学，15岁毕业，升入湖州中学，18岁中学毕业后，他又进入北京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科。但是他由于水土不服而得了病，再加上想家，于是便辍学回家。由于他的英语不是很好，于是，他在湖州老家补习英语，之后又到上海的复旦公学中学部读四年级。这时，上海万国函授学校有留声机这种设备，沈百先专门购买了留声机和法语课本，每天定时学习法语。20岁的时候，沈百先考入南京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校长是当时水利局的总裁张季直，这所学校的师资力量很雄厚，很多教师是当时水利界的知名人物。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后来扩大为中央大学，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沈百先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四年，毕业之后，他先后在江苏导淮测量处、上海浚浦总局及太湖水利工程局等地方任职。28岁的时候，沈百先与陈立夫一同搭乘美国邮轮赴美国留学。他先进入纽约州的康乃尔大学研究院，主科是水力工程、给水工程，副科是道路工程。后来听说爱荷华州立大学的水利工程学科很著名，于是沈百先又转学到爱荷华州立大学研究院，选修防洪工程与水工设计，仍以道路工程作为副科。沈百先是第一个进入这个系的中国人。后来，每年进入这个学校读水利工程的中国留学生很多，沈百先联合其他系的同学，筹建同学会。由于这所学校的中文译名很不一致，沈百先和同学们一起将这所学校的中文名字定为“爱我华大学”。这样，便和英文校名的发音相和谐，而中文的寓意则是爱我中华的意思。沈百先自己又取一个英文名字叫BAZIN，因为有一个法国人BAZIN创立了水力流速公式，他的名字和百先的发音相和谐，从此，沈百先就以字代名，表示以后要以水利建设服务国家。
沈百先在美国居留一年半的时间，获得了硕士学位。之后，他离开纽约，到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前苏联等国参观各项水利及都市的建设工程，准备作为以后建设中国的借鉴。沈百先出国期间的费用是靠亲友资助的，他的妻子陈顺夫为了筹措他的留学费用，经常四处奔走。回国后，沈百先辛勤工作，在七年内才将借款全部偿还。



第四部分：幸福的婚姻夫人贤淑 助人为乐

4.3毕生从事水利建设事业
沈百先从1915年进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到1973年退休，58年来，他目标坚定，矢志不移，终身从事于水利事业。沈百先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第一任中央水利事业机构的主管，后来他在太湖流域工作2年，在淮河流域工作18年，又督导全国各水系大约2年。在这期间，他两次担任江苏省建设厅长，一共4年半的时间，中心工作也是以淮河流域和太湖流域为重点的水利建设。抗战期间，沈百先在长江中游南岸支流兴建航运工程，并创建水泥厂。为了培养水利建设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他又与教育部合办，创立高级水利科职业学校，他自己兼任校长。在此期间，沈百先还在中央大学任教3年半，复旦大学任教2年，河南大学任教半年，专门讲授治河工程、水电工程、渠港工程、河工学等。抗战胜利后，沈百先又担任全国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后来改任水利部政务次长。1949年，他应台湾大学之聘，专任农工系教授，时间长达24年。在台湾大学担任专职教授的同时，他还在其他大学兼职。他在中原大学兼职21年，在中兴大学理工学院兼职2年半，在台北工专兼职2年，在文化学院实业计划研究所兼职大约1年，讲授水工学。直到1973年78岁的时候，他才退休。
1931年,沈百先和其他人一起筹划组织了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学会的宗旨是研究水工学术，协助倡导中国水利建设，沈百先任董事，1940年又继任会长。在50岁的时候，沈百先的很多亲朋好友集资，在中国水利工程学会设立百先奖学金。在这期间，沈百先又有好几次被选任为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的理事长。沈百先除了致力于学会的活动之外，还发表提倡水利建设的言论和著作，其中重要著作有：《太湖流域水资源开发计划刍议》《中国西北水利考察报告》《导淮入海开工纪念》《实业计划之水利建设》《河西视察报告》《战后导淮工程十年实施计划》《台湾水利视察报告》《中华水利史》《广东韩江治河概况》及《中南美各国水利建设述要》等。沈百先还主编过《台湾水利》季刊，时间长达22年，一直到他退休。
4.4夫人贤淑，助人为乐
沈百先在平时勤劳节俭，为人大方，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待人诚恳，尽力培养和提拔有才干的人。夫人陈顺夫知礼达理，自从进入沈家之后，受到上下人的尊敬，尤其受到祖父渠汀公的宠爱。沈百先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他们都比沈百先小好几岁，凡是有关弟妹们的教育、就业，甚至嫁娶，沈百先夫妇都是悉心照顾，不遗余力。几个小弟妹们跟随兄嫂在一起生活，亲如骨肉。陈顺夫还很关心和爱护别人，受惠之人都很感动。沈百先秉性刚直，但是他不善辞令，常常因此得罪人，全靠夫人陈顺夫善意规劝，从中周旋，最终使很多事情得到圆满解决，所以沈百先夫妇深得亲友、同事、学生的敬爱与称道。由于陈顺夫勤俭持家，悉心教养弟妹，抚育子女，使沈百先没有后顾之忧，对丈夫的事业和成就帮助极大，是一个典型的贤内助。
沈百先夫妇助人为乐的事情很多。在此，我们仅以两诗为例。第一首诗是他的同学章光彩写的，当时章光彩在台中工程处，受到中伤，当局准备将他免职查办。他的亲朋好友劝他早一点到香港避祸。沈百先认为这样不行，他仗义执言，为章光彩讨公道。后来终于查明真相，章光彩的冤屈得到平反，章光彩写诗以示感激之情。原诗如下：
章光彩
几人正义几同情，利害关头各自营，
落井无援还下石，见危莫顾任牺牲，
当仁弗让圣贤体，仗义不平侠客声，
色厉从来多内荏，刚强终究属书生。
第二首诗是汪胡桢先生1989年在北京面赠沈百先的。汪老先生是沈百先的老同学又是老同事，当时他已经是95岁的高龄了，他的诗如下：
赠老友沈公百先汪胡桢
少时窗友老相逢，万里归来诣更浓。
治水江淮成旧梦，梯航运道只书空。
连年战事天涯隔，不断飞鸿信尚通。
最忆犬儿蒙难日，承君援手得成龙。
当时沈百先不知道最后两句所指的是什么事，但他又不好意思问汪胡桢。后来沈百先同蔡作翔谈起这件事，蔡作翔说，抗战时在四川省綦江，汪胡桢的儿子汪胡熙，曾经一个人逃难过境，生活无着，处境十分困苦。幸亏得到沈百先夫妇的援助，休养生息好多天之后，才得以重整行装。事情过去40多年，汪胡桢竟然还记得补谢，而沈百先反倒早已忘记，这也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4.5返乡扫墓，探亲访旧
1975年，沈百先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他偕夫人陈顺夫女士离台赴美与儿孙们团聚，共享天伦之乐。那时，他的儿媳陈泽宝已经在美国伊利诺州定居，并且有三个孙子。大孙子沈国阳，二孙女沈国美，三孙子沈国安。沈百先的四弟全家也在美国西岸加里福尼亚州。他们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好几年，曾经几次返回台湾参加会议，探望亲友。
1989年春天，沈百先的公子沈华祝应邀赴中国大陆讲学，于是，沈百先由儿媳陈泽宝陪同返回大陆，他扫墓祭祖，探亲访友，完成了平生的心愿。这时，沈百先已经是94岁的老者，离开祖国大陆长达40年了。
沈百先因为年纪太大，行动很不方便，所以仅仅到过北京、上海和湖州三个地方。在北京，沈百先除了和堂妹在馀、表弟蔡作翔及大妹在晓的儿子全家欢聚一堂外，他还应北京水利界的邀请，举行座谈会。之后，他又与汪胡桢同餐，汪胡桢比沈百先大一岁，是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特科学生，沈百先主管太湖流域水利工程时，汪胡桢担任总工程师。后来，汪胡桢留在大陆，在人民政府内做水利方面的工作，曾经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



第四部分：幸福的婚姻心头夙愿

在上海期间，沈百先和五妹在义、七妹在珍全家欢聚，他住在五妹在义家，没有和外界接触。但是，闻讯来访的亲朋好友每天仍然是络绎不绝。之后，沈百先仍由儿媳及侄女(二弟的女儿)陪同，乘车返回故乡湖州，住在三弟在和家里。二弟在仁早已死去，三弟也在几年前亡故。三弟媳还健在，她有六个子女，都已经成家立业了。他们居住的达德堂房屋已经陆续收回。沈百先的故居始德堂在达德堂的左侧，大门及前厅的部分已经改建成为水上警察所，后面的住宅鸣应楼现在住着几户居民，年久失修。沈百先触景生情，感慨万千。沈百先在湖州的几天，三弟媳每天让他吃新鲜的鱼虾，湖州的地方官员及乡亲李承威、邵澄如等人更是盛宴招待，使他尝遍了湖州的各种名产。沈百先祭扫祖墓的那一天，因为通往坟墓的道路很难行走，于是专门找一把椅子当作轿子，晚辈们轮流用肩膀抬着他上山，他十分感动。到祖墓前，沈百先一一拜祭。祖墓已经修复，几年来都是由三弟媳及侄子辈祭扫。94岁高龄的沈百先，远渡重洋返回故里探亲扫墓，实现了他几十年来的心头夙愿。
在湖州时，亲朋好友用轮椅推着沈百先参观了湖州市的街道。湖州虽然是沈百先的生长之地，但是，经过几十年来的变迁，早已面目全非，幸亏有乡亲邵澄如随行指点。沈百先旧居前的关帝庙早已被拆除，他小时候的学校及戏耍的地方也已经荡然无存。但是，昔日的湖州公园仍然存在。沈百先看到陈英士烈士之墓已经照原样修复一新，飞英塔、铁佛寺等古迹也都修好，并且管理得很好。湖州市的工商业很发达，道路宽阔，市容整齐，亲友乡邻也都能安居乐业，沈百先对此感到非常欣慰。
湖州的丝绸、王一品的毛笔、诸老大的粽子、震远同的酥糖、丁莲芳的千张包等都是湖州的名产，沈百先专门到这些店摄影留念。沈百先还特别拜访了谭建丞先生，谭老先生是湖州的名宿，他的字画远近闻名。当时谭老先生正在午睡，他闻讯沈百先来拜访他，立即披衣起床，下到三楼相见。两位老人从小就是好伙伴，彼此40余年不见，乍然重逢，二人抱在一起欢呼雀跃不止，旁观者无不为之动容，被他们的真情所深深感动。互相说起往事，二老都欣喜不已，谭建丞请沈百先坐在轮椅上，由他在后面推着行走，并且拍照留念。当时谭建丞也已经是九十三岁的高龄了，他比沈百先小一岁，所以谭建丞对其他人说：“今日我见百先兄，犹孔子之见老子也。”一时被传为佳话。
1990年5月，沈百先在美国去世，享年95岁。



第五部分：先天的禀赋先天的禀赋

据目前医学论证，一个人是否长寿，往往与他的基因与先天的禀赋，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生七十古来稀。陈立夫可以说生长在一个有着长寿基因的家庭之中，祖父、父亲与同时代的人相比，都较长寿。而从先天禀赋来说，与一般人相比，陈立夫有着四种难能可贵的素质。
1.1能熟睡
陈立夫70岁生日时与省主席黄杰将军共切祝寿蛋糕
1999年台湾《财讯》月刊有一篇尹士英、田习如的《百岁老人陈立夫专访记》。在访谈中，陈立夫对于自己活到一百岁，这样感想：“我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会活到一百岁。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重点，我这个人睡觉睡得好，睡下去大概5分钟就睡着了。”对此，陈立夫的夫人孙禄卿经常说他有好福气。但是,事情都是具有两方面的辩证关系的，有利也有弊。因为陈立夫总是睡得很熟，他从幼年起就有“尿床”的毛病，这种毛病一直维持了很久。为此，陈立夫不知挨了母亲多少打，但是总是不见效，服药也无济于事，一直到二十三岁结婚前,他仍然偶尔会重犯老毛病。中医说这是肾亏的缘故，不容易治好，但是年纪大之后自然会好的。由于有这个毛病，陈立夫最怕出门到别人家过夜，将人家的被褥尿湿，幸亏23岁以后，“尿床”的毛病渐渐好转，最终不再复发。
那时候,陈立夫家里有一个陪他睡的年长表姐，骂他“尿出仔”，他也只好忍受。不过，小孩儿因为熟睡尿床不算毛病。但是，熟睡带来的好处则是受益极大的。现代人由于各种原因引起失眠,导致各种各样的并发疾病，已经引起医学界的高度重视。
1.2不发脾气
陈立夫每次遇到困难，往往只怪他自己，而不怪别人，他不会发脾气，更不会因此和别人发生矛盾冲突。在与记者访谈中，陈立夫这样说。“（我）很想得开。我不发脾气，我总共呆过180多个机关，所有共事过的人，从来没有看过我发脾气，这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小时侯小朋友都喜欢和他在一起玩。当担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时，陈立夫年仅27岁，他一个人在蒋公馆里办公，从早忙到晚，没有一位同事和他在一起，更没有发脾气的对象。后来升任科长进而代理秘书处长，也没有发过脾气。此后，在29岁的时候，陈立夫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32岁时担任组织部长等职务，下属工作人员都是前任留下来的人，陈立夫总是很客气地对待他们，他们也很恭敬地对待陈立夫，陈立夫没有发过一次脾气，所有的部下，都对他很好，上司和下属的关系非常好，因此工作气氛很融洽。
陈立夫不仅不对别人发脾气，也不允许别人对自己发脾气。陈立夫常常在蒋介石的公馆里，见蒋对学生和部属大发脾气。于是，陈立夫不仅要求蒋介石不准对自己发脾气，还劝说蒋能学一学德国的兴登堡将军，兴登堡将军在一生中都没有发过脾气，兴登堡将军说：“发脾气是自己责备自己”、“要做到常自责，才是修身之道”。蒋介石听了之后，默默不语。陈立夫又对蒋介石说：“校长如果对我发大脾气，我第二天就辞职不干。”因此，在陈立夫任职的25年中，蒋始终没有对陈发过大脾气，陈立夫因此也很感激蒋介石。“怒伤肝”，中医上最讲求这一点，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不发脾气”很符合中医上的养生之道。
1.3记忆力强
陈立夫的记忆力是非常强的。小时候在私塾中读书时，陈立夫便记忆超群。例如，一本《孟子》，其他同学需要半个月才能背熟，陈立夫只需要三四天就差不多背熟了。私塾先生沈若臣认为陈立夫是一个好学生，常常带他去南门外，做买动物放生这样的游戏。因为记忆力强，陈立夫平时往往不带书包回家，在私塾中便把课本背的滚瓜烂熟。后来到上海进入南洋路矿学校中学部，陈立夫除了英文学得很迟，比不上其他同学，国文课则常在班中其他同学之上。其他功课如数、理、化，考试时也在其他同学之前，总分数总是名列全班第一，每一学期可以得到一张奖状。陈立夫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一是由于他学习很努力，二则是由于他的记忆力强。陈立夫在四年中共获得八张奖状，他家的墙上贴满了奖状，其他人见了都赞美不已，夸奖陈立夫学业有成。
后来，陈立夫在北伐军总司令部担任机要科长，对前方拍来的军事电报，每日必须把回电发清之后，他才能休息，而且每晚必须干到十二点钟，才能睡觉。兵贵神速，陈立夫领导下的机要科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为协助加强记忆，陈立夫还发明了“五笔检字法”，按照五种不同的笔型，分成五五二十五类，将密码名称分成二十五类，一下子就可以找到，非常方便，也可以帮助记忆。后来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员姓名的排列,就是按照陈立夫的“五笔检字法”排列的，要从五百万党员中去找一个党员，只需要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找到，比原来的老方法快多了。
陈立夫夫妇70岁生日时合影
2.后天的保养
晚年陈立夫，在撰写自己的人生回忆录《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时曾将自己的养生之道用诗歌的方式做了一个总结：养身在动，养心在静；饮食有节，起居有时；物熟始食，水沸始饮；多食果菜，少食肉类；头部宜冷，足部宜热；知足常乐，无求常安。对这些养身之道，陈立夫还做了一些解释与阐述。



第五部分：先天的禀赋养身在动 养心在静

2001年1月，陈立夫在与中国学者陈秀惠畅谈中国文化时，曾对自己有关养身在动的观点做了一个解释，他说：“古人说的‘户枢不蠹，流水不腐’，这是因为常动的关系。人体亦然。”因此，早在年轻时，陈立夫就非常注意锻炼身体，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陈立夫也这样总结：我的健康良好，确是运动的功能。早年读中学时我就喜欢运动：举凡网球、篮球、游泳、足球、滑水、跳高、跳栏、赛跑等，我都参与活动，他如：形意拳、太极拳我也都打过。可以说各项运动，我都有浓厚兴趣。读大学时我也喜欢运动，主要还是为了锻炼体魄，我确认身体健康原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故有人邀我演讲时，如一时未特定题目，便作临时性的养生经验讲话，告诉大家如何运动。为了保持身体的健康，陈立夫对报纸杂志上有关介绍养生之道的文章也特别留心。
在美国居住期间，养鸡之余，陈立夫一次偶然在《华美日报》上读到一篇有关保健方面的文章，这是一个姓秦的中国妇女写的，她在报纸上说“内八段锦”有强身健体的功能，属于“中国功夫”中的一种。陈立夫读过这篇文章之后，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于是专门到纽约拜访这位妇女。陈立夫见到她之后，得知她是东北人，她告诉陈立夫，她做过“内八段锦”八九个月之后，发现这种功夫有三大好处：
第一，她的胃口变得特别好；
第二，原来她的耳朵经常流黄水，做过“内八段锦”之后便痊愈了；
第三，从前她的腿上有红筋暴出，现在也不出现了。
秦太太口授的“内八段锦”动作要领如下：
（一）头部
1用两手盖住耳朵，再用食指和中指打击脑后一百下。
2用双手的食指和中指在两方太阳穴处摩擦一百下。
（二）眼部用两只手盖住双眼，左右移动一百下。
（三）耳部
1用双手盖住两个耳朵，开开关关一百次。
2用两手的食指按住两耳朵上下一百次。
3用食指插入耳孔里旋转一百次。
（四）鼻部用两个食指在鼻子两边上下摩擦一百次。
（五）胸部和腹部
1以右手转圈，在右胸部同时用左手转圈在腹部一百次。
2用左手转圈，在左胸部同时用右手转圈在腹部一百次。
（六）腰部用左右两手同时上下摩擦腰部共一百次。
（七）腿部和脚部
1用双手摩擦左右两大腿及小腿各一百次。
2用右手摩擦左脚心，以左手摩擦右脚心各一百次。
（八）睾丸部
1用两手摩擦睾丸两边一百次。
2用两手搓阴茎一百次。
陈立夫很快学会了这些动作，而且，自己又附加一项运动，就是起立、蹲下，上下做二十次。
自获知这项运动后，陈立夫觉得很适合自己。于是他“三十五年如一日，每早起床就做，一直持续不断。运动毕即大小便，然后淋浴。此运动最初是在床上做，自十二年前开始，我就利用淋浴时一并做，那就是水冲到哪一部位，就用手摩擦那一部位。淋浴与运动并做以来，我感到效果更佳；因为在淋浴时做此运动，必更能促进血液循环，此就是我所创见。回溯自做这项运动起，我的宿疾腰疼，已完全痊愈，摄护腺不心开刀而愈”陈立夫：《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444页。
陈立夫自称不好政治，因为争权夺利，要采用各种卑鄙的手段，无所顾忌。陈立夫说，如果不是蒋介石强留他任职，那么他可能早已在中兴煤矿公司担任采矿工程师了。陈立夫认为，养心在静，静则主要在于淡泊明志，他自称确实不想在仕途中干，对于勾心斗角之争，非常讨厌。此外，陈立夫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心思能够做到非常集中，对外界听而不闻。即使有人在他旁边大声喊叫，高谈阔论，他也可以做到不受影响，照样思考，冷静地写文章。例如，陈立夫从家中到孔孟学会上班期间，在路上要花费大约四五十分钟，他便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在车中批阅公文，外界车辆的嘈杂声丝毫干扰不了他。陶渊明曾有一句诗句：心远地自偏，对于陈立夫来说，他的淡泊与心静使他常常超然于俗世之外，也使他的身体健康不会因为心情的起伏而受到伤害。
台湾《财讯》杂志记者曾采访陈立夫，发现老人的视力很好，看书不必戴眼镜，在护士的扶持下，缓步行走，根本不像一个百岁老人。记者好奇地打探养身之道，陈立夫说：“我有一个原则是‘不迷’。吃东西是，打麻将、看电影也是。还有就是‘淡泊’。”
2.2饮食有节，起居有时
陈立夫年幼时，与中国其他家庭相比，略显富裕。二叔陈其美在上海起事做了沪军都督之后，陈家的家庭境况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但是不久，由于陈其美反对袁世凯称帝，之后又遭到杀害，陈家的家庭境况每况愈下。陈立夫之所以能维持着学业而没有辍学，是因为他的三叔陈其采在银行工作，全力支持他的缘故。
古人说：“早起三天当一工。”在上海读书时，陈立夫每天很早起床，然后步行去学校，他不坐车。这样长期地早起步行，无疑对身体很有好处。70岁过后，陈立夫这样描述自己的健康生活：“我生活很有规律，早晨五时三十分起床，晚间通常九时三十分入睡，有八小时睡眠。起床后排便、淋浴、运动、洗脸等约占一小时（运动三十五分钟），至六时三十分就一切完毕。然后用早膳，早膳后开始散步五百步，庭院中花木很多，空气清鲜，漫步其间，颇心怡情悦目之效。每天晚饭后看电视，在家都是六时三十分进晚膳，然后边吃边看电视新闻和其他节目；但在插播广告时，我便利用此间隙在屋中散步：自客厅、厨房、卧室，来往踱著步子，合共约五百步。”陈立夫：《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444页。



第五部分：先天的禀赋多食果菜 少食肉类

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这一代，兄弟之间的关系友善，一直没有分家，加上上几代人又都做过生意，家里常有一定的积蓄，所以家庭生活在当地还是不错的，一日三餐饭食未曾发愁。陈立夫的祖母信佛,讲求吃素，家中每天买菜的花费大概是0.3元左右。一般是两荤两素，家里妇女吃素的多，这样的饭食自然也适合养生之道。陈立夫对饭食不挑剔，对任何食物都无所谓。其实，这样的饭食结构正合乎养生之道。由于陈立夫在家里受到宠爱，当饭里有鱼头、鸡头、鸭头这样的肉类时，大家一定让他独吃，而且她们还说，让立夫吃了，书会念得好，能考第一。陈立夫只好说声谢谢，但是素菜吃得还是很多。
对于饮食，陈立夫认为应当以素食为主：“我的饮食很清淡，喜吃青菜豆腐，油腻肉类较少；我的胆囊切除后，更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我有一点糖尿病，吃东西稍不留意，血糖就升至一百七八十度；一百二十较理想，过二百便须注射因素林。”陈立夫不仅以素食为主，还根据素食的一些特性自制了一个治疗心肌阻塞症的药方：
（一）用大白芹菜（降血压通血管）半颗，切成小块，用打果机打烂。
（二）加黑木耳（美国认为可使血小板不凝结）浸水后，一饭碗之量，加入打果机内打烂。
（三）加冬菇（日本的一个研究所认为冬菇是血管的清道夫）浸水后去蒂，一饭碗之量，加入打果机内打烂。
（四）加山楂粉（中国认为可平血压、通血管）二两和水若干，用打果机打烂成薄浆。
（五）加丹参粉（中国大陆治心肌阻塞的有效药）二两和黄耆粉二两，在打果机中加水，打烂成薄浆。
（六）加黄耆粉（中国大陆治心肌阻塞的有效药）二两和水若干，用打果机打烂成薄浆。
（七）将这薄浆倒在锅中煮滚后，倒在瓶中，放进冰箱里，分五六天与燕窝一块儿在早饭前煮着吃。
这是陈立夫自己的发明，使心脏不至于发生阻塞，他服六年之久。有朋友按照这个药方服过之后，认为确实有效果。当然，不吃油腻并不意味着绝对不碰荤腥，相反，陈立夫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吃动物的脑子。
我自小即有一偏好，总喜欢吃鸡、鸭、猪等的脑子，但不多吃，差不多两星期至一个月吃一次，也许有人不相信，比方到现在，我的视力仍甚佳，我觉得这和我喜欢吃小银鱼有关系，我用小银鱼炒蛋，每次总有一二百条吧。在旧时传说中，认为吃什么补什么，如果属实，那么我吃下一二百条小鱼，即有三四百双眼睛的营养，长期下来，便足以使我的视力保持良好，不能说没有道理。
我有一个理由很科学，即人的体内不是像农业社会的，而是像工业社会的，它自己能制造其所需要的原料，也就是说吃下什么东西，将经过消化系统供应人体内所需该类东西的部分，使之化合制造，不一定要吃什么补什么，只是到了老年时才需要，有如人在年富力强时，体内有似自己种棉，纺纱，织布，自制衣服穿戴，但年纪老了，已无此能力自力更生，即应花钱买件现成衣服以供内需，如吃鸡、鸭、猪脑。藉以补脑者就是此道理。
但这类补品因含胆固醇太高，实不宜多吃，要能恰到好处，即能供其所需分量，便不致有害了。比如我有时买一个猪心吃，通常一月吃一次，再加以隔一二个月吃个猪脑，自应无问题。因为我检查身体的报告中，我的胆固醇只有一百八十，自然可以吃的。
最近从瑞士回来的一位许先生，他说在那边有一家医院，发明了“吃什么补什么”的特殊医疗法，称之为“细胞治疗法”，他就是该院的副院长，但仍有些人不相信这个医疗法，事实上却医好了很多人，如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南斯拉夫铁托总统、德国首相艾德诺等政要名人，都是此种疗法的痊愈者，尤其艾德诺临终遗言更发人深省：“德国大学应研究以细胞补细胞的医疗法。如我不是经此医疗法医好疾病，则我不会为国家又服务了二十年！”根据那位许先生的说法，瑞士这家医院的医疗法，是从羊肚中取出羊胎，经过消毒后烤干、分类、解剖，将耳、目、口、鼻等各器官及内脏各部门一一磨成粉末，并制成针剂，予病人注射，其治疗效果奇佳。此一医疗方法，将来必因疗效之显著，而扩大施行。陈立夫：《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441-442页。
2.4物熟始食，水沸始饮
吃生牛肉、海鲜等目前已经成为许多人的饮食习惯。对此，陈立夫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现代社会，癌症之所以发病率很高，而且越来越多，其原因可能就在于此。古人说“病从口入”，这话很有道理。在菲律宾召开的世界医学大会上，陈立夫发表一篇论文，他的论文的名称就是《癌症成因的新理论》。在这本书中，陈立夫认为当代人易生癌症，与饮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喜欢吃未煮熟的食物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惜的是世界科学家们不重视这篇文章，陈立夫相信将来他的主张仍然是治疗癌症的方向。所以他始终信守着“物熟始食，水沸始饮”的信条，并为此从来没有破例过。
2.5头部宜凉，足部宜热
有一个美国老人活到120岁，新闻记者前往他家问他的儿子，他父亲活这么大岁数，不知道有没有关于长寿方面的遗著，老人的儿子答道：“有。”并愿意以一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他父亲的遗稿。第二天，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稿件。记者打开遗稿一看，里面则仅有一页纸，纸上写有两句话：“保持头部冷，保持足部暖。”此正和中国老年人睡眠以前用热水洗脚，不到非常寒冷的日子不戴帽子是同一个道理。陈立夫相信这个道理，并且长期保持了这个良好的习惯。



第五部分：先天的禀赋陈立夫92岁时留影 1

2.6知足常乐，无求乃安
古人说：“登天难，求人更难。”人们应该自立自强，好学博学，尽量不求人。换一句话说，就是“无求于人品自高”。有了独立的人格，就可以与其他人讲平等。所以，陈立夫从小就勉励人要好好学习。“好学近乎智”，“智者不惑”，自然没有求人的必要，所以说要“澹泊明志”。中国考试制度的建立，也可以使人求自己而不求别人，求别人则成败之权操在别人手中，而不是操在自己手中。求人时，常常心理不正常，使人心里惴惴不安，并且还受制于人，自己也不能独立自主。要想心里安乐，必从知足无求开始做起。心里安乐当然也能够长寿。为了做到这一点，陈立夫在一生中，特别是到了年老之际，尽量减少俗务,以寻求心灵的安宁。
陈立夫在国民党政府和社会上任职长达75年，认识之人，多的难以数计。如果在人事和礼仪方面不能够有所节制和约束，那么将整日沉浸于俗事中不能自拔，长此以往，不仅精力难以再继，身体健康也必然受到影响。为了避免俗事缠身，陈立夫从他80岁生日的那天开始，自己定下“不为”之事，具体包括：
一、不剪彩。
二、不证婚。
三、参加婚礼和寿礼时不发言。
四、不为比他年轻的死者盖党旗或者国旗。
五、不担任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六、参加寿宴时不发言。
这一决定，陈立夫从来没有破例过，即使他的外甥女结婚，他也不去证婚，台湾的中国医药学院和陈立夫的渊源很深，这个学校举行典礼时需要他剪彩，他也不参与。陈立夫这样做，减少了他不少麻烦，有了以上原则，再加上始终坚持不渝，这也是他能够活到百岁之年的原因之一，既有天命，又有人为的成分。
陈立夫的身体并不是特别强壮，从58岁开始，他不幸患上了糖尿病，他曾经因为胆结石和膀胱结石，动过外科手术，也生过其他的疾病，陈立夫居然能活到一百岁，他自己也说是天意。
3.老健、老伴、老友、老本
陈立夫夫妇钻石婚时所摄到了晚年，陈立夫主要从事于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医中药的研究，同时，他更加注重修身养性之道。在他83岁时，陈立夫发现自己患有恶性肿瘤。然而他遇事不慌，以顽强的毅力，采用中医中药、气功和西医药综合治疗，结果获得痊愈。
1990年，陈立夫与夫人孙禄卿二人同时共度90大寿，在热烈盛大的祝寿会上，他把自己健康长寿的四大要素总结成十几句话，馈赠给与会嘉宾，既蕴医理又富哲理。这四大要素是：老健、老伴、老友、老本。
一、老健。即：养生在动，养心在静。关于这条前已论述。
二、老伴。陈立夫认为，中国人对夫妇的观念，是要求“白头偕老”的，与现代美国人的观念不同，所以要慎择于始而和顺至终。对于如何才能达到“和顺”二字，就必须做到八个字“爱其所同，敬其所异”。
三、老友。陈立夫认为，人不能孤陋寡闻。友直、友谅、友多闻，是人人应交的益友。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不是酒肉之交，而是道义之交，所以应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为了维持长久的友谊，陈立夫也有八个字相赠送：“以诚相见，以礼相待。”
四、老本。老本者，指的就是老而有储蓄。陈立夫认为在经济方面应有独立能力，而不必求之于人，包括儿女在内。在这方面，陈立夫也有八个字奉献如下：“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4．天天写字，天天快乐
陈立夫的一生，也是勤奋的一生，他经常手不释卷地读书。他最喜爱文房四宝，从童颜到鹤发，他孜孜不倦地写字。其毅力和恒心，真可为世人的楷模。陈立夫说：“天天写字，天天快乐。”他把研习书法看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一个人经常快乐，就会长寿。写毛笔字需要运气、聚神，即使有人敲门打扰，他也不为之心动。陈立夫认为，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最好去写字，写字能使人心气和平、去掉私心、排除杂念，精神也有所寄托。中国的书法艺术，是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的。陈立夫的日常生活总是很忙碌，他每天要亲自写五六封信，还要多方应酬，替别人题字、作序等，整天和文牍为伍，总是有做不完的事。
陈立夫到94岁高龄的时候，看上去他还是步履稳健、精神抖擞，丝毫没有老态龙钟的样子。他的长寿之道，除了“养身在动，养心在静”的八字诀之外，还得益于他勤练书法之功，原来，书法也可以达到健身养性的目的。
每天清晨，陈立夫利用半小时的时间用毛笔字回复一两封海内外各地的来信。特别是近年来，大陆来函索字的人很多，陈立夫都一一回复。他说：“对别人没有损害，对自己又有益处，何乐而不为呢?”陈立夫的书法，独具一格，苍劲中带有浑厚。
1984年，陈立夫为台湾民间医师赵奕江所著的《中医药与保健》一书题词，题词的内容是：“养身在动，养心在静，保健贵先，医治贵速。”其笔法苍劲有力。
1993年5月，美国夏威夷大学罗锦堂博士和北京社科院王卫民教授应邀来台北参加关汉卿学术国际研讨会。会议期间，二人拜访陈立夫，并且每人向他索要一幅墨宝，他们如获至宝。陈立夫写给王卫民教授的是“播善于众，天赐其福”，写给罗锦堂博士的是“德常有邻，道不远人”。两位学者都很佩服陈立夫。
1993年7月，台湾有人去北京出席徐霞客研究会。在纪念徐霞客研究会的书法展上，台湾人士亲眼目睹了陈立夫为该会书写的字：“中华文化重人兼重德，优于今世其他重财或重物之文化，终为全人类所共仰。”陈立夫的题字寓意深远，凡是观赏到他的书法之人，都很钦佩陈立夫的手笔，因此，他更博得了大陆人士的敬仰。陈立夫虽然没有在展览会的现场，但是他的精神和思想已经为在场之人留下了深厚的力量，大陆也重印了他的《四书道贯》一书，这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



第五部分：先天的禀赋陈立夫92岁时留影 2

陈立夫在九十岁的时候，除了一头银发之外，一点也看不出老态龙钟的样子。他步伐稳健，两眼炯炯有神，思路非常清晰，不认识他的人还真看不出他是一位九十岁高龄的老人。
1999年9月6日，台北园山大饭店敦睦厅里喜气洋洋，在这里，陈立夫迎来了他自己的百岁生日。寿堂里放满了各种各样的礼品，包括台湾“总统”在内的贺匾、花篮、字帖以及寿桃、寿糕等。连战、宋楚瑜等台湾当局的党政要员和党国元老纷纷前往这里祝贺，台湾各界也纷纷热烈祝贺陈立夫的百岁大寿。台湾岛内书画名家举办了百家书画联展和陈立夫百岁华诞墨宝展，台湾政治大学校友会开办了40席的寿宴，中国医药学院校友会耗资新台币18亿建造的“立夫综合医疗大楼”落成剪彩，《中央日报》《联合报》等众多新闻媒体对陈立夫的百岁华诞进行广泛的报道，还专门开通了“立夫先生会客室网页”，真是盛极一时。百岁世纪老人陈立夫频频亮相，他神采奕奕，身上穿着笔挺的西装，端坐在轮椅上，接受众多贺客的祝贺。陈立夫对客人的答礼就是赠送给每位客人一册他的近作《我怎么会活到100岁》。
2001年2月8日下午8时50分,陈立夫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从他的出生日1900年农历七月二十七日算起，陈立夫共享寿102岁，积闰105岁。
据台湾中国医药学院附属医院表示，陈立夫在2000年10月就因为肺病住进医院，接着并发心肌梗塞病。11月份，陈立夫接受心导管手术，之后又因肺部积水导致病情更加危急，医院方面只好向家属发出病危通知。12月份医院再一次为陈立夫进行右心心导管手术，不料手术后发现伤口有霉菌感染，并且他的抵抗力不好，医院方面再一次发出病危通知。虽然陈立夫在如此高龄情况下进行两次心导管手术已经算是奇迹了，并且他的生存意志十分顽强，但是，医院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仍无济于事。陈立夫在度过他的102岁的最后一个春节之后，因多个器官衰竭而终于宣告不治。2001年4月15日上午10时，陈立夫的公祭仪式在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景行厅举行，由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主祭，场面十分哀荣。连战主祭之后，由中评会主席团主席李焕、马树礼、副主席吴伯雄以及中央委员秘书长林丰正覆盖党旗，前行政院长萧万长、立法院长王金平、考试院长许水德、监察院长钱复覆盖国旗，场内的气氛庄严肃穆。陈水扁、前“副总统”李元簇、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大老王建煊以及《中央日报》董事长兼社长邵玉铭等也前往致祭哀悼。公祭后，陈立夫随即被安葬于台北县五股乡观音山陈氏墓园。
主要参考书目及参考文章
一、主要参考书目
1.徐泳平：《陈果夫传》，台湾正中书局1978年出版。
2.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湾正中书局1994年6月出版。
3.陈立夫、陈秀惠：《陈立夫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4.李西岳、苏学文：《陈氏家族全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5.王炳林、刘晟、方克、田清：《陈氏家族秘史——四大家族秘史之四》，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
6.范小方、李永铭：《陈果夫与陈立夫》，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7.张学继：《陈其美与辛亥革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8.莫永明：《陈其美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
9.孙御：《蒋陈世家》，台湾群伦出版社1986年出版。
10.王学庆：《蒋介石和陈立夫、陈果夫》，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8月出版。
11.杨者圣：《国民党教父陈果夫》，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12.郑向恒：《江山万里情》，台湾学海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
13.李海生、张敏：《民国两兄弟陈果夫与陈立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14.张学继、张雅惠：《陈立夫大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15.陈立夫：《我怎么会活到壹百岁》自印。
16.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陈英士》，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
二、主要参考文章
1.刘作忠：《陈英士身后哀荣》，武汉文史资料1999年第10期。
2.陈梅龙：《陈其美与善长典》；戴学稷、徐如：《陈英士的死及其反响》；赵矢元：《孙中山与陈其美》；萧致治：《陈其美与黄兴》；张应超《陈其美与于右任》；沈云荪：《陈英士与沈缦云的友谊》；章念驰：《陈英士与章太炎》；王小安、章念驰：《陈英士与王金发》；张蓉蓉：《缅怀陈英士和他的胞弟陈蔼士》《陈英士》，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
3.吕孙才、朱近仁：《陈英士在崇德逸事》；沈云荪：《陈英士与沈缦云的友谊》，《湖州文史》第四辑，浙江省湖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4.沈华祝：《毕生从事水利事业的沈百先先生》，《湖州文史》第九辑，浙江省湖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5.姚辉：《追随孙中山的陈其美》，《孙中山与浙江》，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6.邵钰：《湖州望族之一——吴兴陈氏》《陈英士的上海住所》；凌以安：《赢得身前身后名》；韩锡曾：《陈英士与体育》；邱鸿：《重修陈英士墓经过》，《陈英士研究文集》湖州市统战部陈英士研究会编。
7.徐寿庚：《朱五楼》，《孙中山与湖州人》，民革浙江省委员会孙中山研究会、民革浙江省湖州市委员会编，团结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
8.张奚若：《我是怎样认识陈英士的》，《湖州文史》第一辑，浙江省湖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后记
本书的写作，承蒙很多同志的指导和帮助。浙江省委文史资料办公室的朱向农、湖州市政协的方动力等老师为本书的资料查找工作提供很大的帮助；民革湖州市委员会的沈石铭先生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湖州市的耆老邵澄如、凌以安二位先生回忆了陈氏家族的往事，也对本书的写作增添了很多新材料，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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