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家风

-

-
云结婚。在延安，曾在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深造。解放后，曾在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任政策研究室处长、植物研究所植物园副主任兼党总支书记。1969年至1973年，下放到中国科学院湖南衡东草市干校劳动，1973年至1980年，在中国科学院政治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1980年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科技组顾问。20世纪80年代后期离休。著有《于若木文集》、《于若木论学生营养》等专著。
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58年，除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头一年，中央派他先期到东北开辟根据地而我留在延安和“文化大革命”中间几年他被“疏散”到江西外，从没有分开过。
陈云同志是一位领导能力极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这既是全党公认的，也是我在和他共同生活的58年里最集中最深刻的体会。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打算盘非常熟练

陈云同志出身很苦，生下来后，母亲奶水不够，是靠喝米汤吃米粉长大的，可以说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从小就体质弱。父母去世得早，他四岁就过继给了舅舅。
他从小酷爱读书，但是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小学毕业就没办法再升学了。老师对他很欣赏，说这个学生学习这样好，应该继续深造。老师跟商务印书馆的一个人有亲戚关系，就推荐陈云同志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陈云同志那时候只有14岁，个子比较矮，连柜台都够不着，就在脚底下垫个小凳子站柜台。
在商务印书馆时，陈云同志因工作需要学会了打算盘，打得非常熟练。后来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有的时候计算一些数字，计算一些账目，算盘就派上了用场。他有时候还在家里给我和孩子们表演。陈云同志出去视察时，在商店里看到算盘，也拿来表演一番。这些都是他当时的基本功。
五四运动时期，陈云同志在小学里做一些学生运动的宣传工作，他还参加过话剧演出，宣传五四运动，所以他在小学时就接受了革命思想。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接触文化书籍比较多。他一有时间就读书，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上班之前就练书法，每天晚上还要进夜校学英语，非常勤奋。
我祖籍山东淄博，出生在济南市，在我出生之前我们家已经迁到济南了。我父亲在山东是做教育工作的，他教了一辈子书，做了一辈子校长。我是北平女一中的学生，读高中二年级时，“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没法读书，就带着党组织的介绍信，从山东老家到延安来了。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马克思送来了“天兵天将”

我第一次见到陈云同志，是1937年11月，我还是陕北公学学生，有一天忽然响起了警报，说有敌机来了，大家纷纷找隐蔽的地方，还没隐蔽好，又传来消息说，不要跑了，这是自己的飞机，大家准备去机场迎接吧。我们又往机场跑，正跑着，又传来话了，说大家不要跑了，欢迎会就在我们陕北公学操场举行。不久，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簇拥着被迎接的人，王明、康生、陈云及一些随行人员，到了陕北公学操场，当时就开了一个简单而热烈的欢迎会。
欢迎会大概有2000来人，主席台是由几张方桌拼起来的，摆了一些小凳子，领导人和被欢迎的人都在主席台上就座。非常巧，我离主席台很近，七八米的样子，所以一抬头，就能清楚地看到主席台上的人，王明、康生、陈云三个领导人，都看得非常清楚。他们都穿着黑色的马裤和长筒马靴，跟延安的服装不一样，看上去特别高大，特别有精神。
欢迎会是毛主席主持的，毛主席致欢迎词。有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就是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充满喜悦和激情地说：“今天，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真是喜从天降！”他不断地重复“喜从天降”四个字，在说这句话的同时，不断地把帽子抛得老高，抛向空中。陈云同志也讲了话。他的上海普通话的口音和他政治家的风采，我至今记忆犹新。
第二次见陈云同志，大概是12月初的一天晚上，成仿吾校长在他的办公室召开陕北公学党员大会，传达上级的指示。陕北公学当时有学员数千人，但党员只有三四十人，会议在校长办公室召开。校长办公室就是一个山洞，天然的，都是岩石，前面加两个门窗。我们正在开会，陈云同志进来了，他向大家问好，并讲了几句话。我记得，陈云同志在讲话中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广大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心向共产党，我们不能搞关门主义，要从他们中间大量吸收党员，革命事业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他还说道：“我是从新疆回来的，在这之前到过苏联。苏联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分给抽烟的人，说这是社会主义的香烟，大家尝一尝吧！
我第三次看到陈云同志，是在那次党员大会之后不久。那天，全校师生听陈云同志做形势报告。陈云同志报告大意是讲，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新形势下，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像朝山进香一样奔向延安，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欢迎他们。他还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列宁等都是大知识分子，马克思生前经常到伦敦的图书馆看书、查资料，以至他座位下的地面上都被他的鞋磨出一道沟。
陈云同志讲，他曾经问一位苏联的农民，十月革命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好处。那位农民说，现在住房里有了室内厕所，免得冬天上露天厕所受冻了。陈云同志的报告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大家都称赞这个报告深入浅出，形象生动。
陈云同志从新疆回延安以后，工作过于劳累，经常流鼻血，这是他的老毛病了。中央专门请了一个治流鼻血的苏联医生给他治疗。这个苏联专家回国之后，需要一个人照顾陈云。组织部就到陕北公学物色人。陕北公学首先要选择党员，政治上要可靠，我们女生队只有四五个党员，找一个党员，而且条件比较合适，也是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是正式党员了，就选到了我。我没学过护理学，好在去陈云同志那儿也不需要很多的护理知识，就是每天负责给他鼻子滴药水。在他窑洞的门口，给我放了一张桌子，没事儿时，我就拿本书看，当时看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后来，陈云同志说，这本书是定情之物，写上我的名字，签上他的名字，保留了起来。
在照顾陈云同志的过程中，他就跟我聊天，问我的家庭情况，问我的学历，我都如实告诉了他。有一次他跟我说，我们做个朋友好吗？我当然就同意了。后来他又跟我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你好好考虑考虑我的条件，我比你大14岁，年龄方面有差距，我是小学文化。他一再说这个事情，问我愿意不愿意。
我入党之前，就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了，对共产党非常崇拜，觉得共产党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好像神人一样，都是不平常的人。我觉得年龄差距不是问题，虽然他的学历是小学，但在革命过程中，他读了那么多书，有很大提高，经验又十分丰富，我跟他比起来，有自卑感，觉得还配不上他呢！
我们的关系确定了之后，陈云同志为了慎重起见，把当时在陕北公学男生队学习的我二哥请来，认真、坦诚地讲述了他和我相识的经过，郑重地征求我二哥的意见。我二哥对陈云同志的印象很好，当然同意了。陈云同志为了表示尊敬，还在街上饭馆要了菜，请我二哥到他住处吃了一顿饭。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一块钱的热闹婚礼

1938年初，我们结婚了。晚上，陈云同志拿出一块钱，买了花生、瓜子、糖果，在中央组织部的一间平房里，举行了一个热闹而简单的婚礼。
那天晚上也是麻油灯，灯光非常明亮。事后，消息传开，有些同志见到陈云同志，就说你得请客啊！他当时虽然手里有点钱，还有一点美金呢，请得起客，但他不愿意摆场面，所以没有请。一段时间后，周总理从重庆回来看望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跟李富春同志举行了一次宴席，那次宴席上喝了葡萄酒，很尽兴，我还喝醉了。这也算是婚礼的一个补充吧。
我跟陈云同志结婚之后不久，小平同志从太行山回到延安，他知道陈云同志结婚了，马上就做了一首打油诗：
“千里姻缘一线牵，鼻痛带来美姻缘，中山政策女秘书，先生路线看护员。”
“千里姻缘一线牵”是有根据的，我跟陈云同志相距非常遥远，是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我们连在一起。还有就是我们的婚姻是由党组织来牵线的。因为陈云同志有病，组织上需要找一个人来照顾他，就把我们两个人撮合在一起了。“鼻痛带来美姻缘”，就是流鼻血带来这么一段姻缘。“中山政策女秘书，先生路线看护员”，孙中山跟宋庆龄的结合最初是宋庆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陈云同志找我是做看护工作。先生就是指陈云同志。
婚后，我给在英国的大哥写信，说我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陈云同志是一个正直的人，非常和蔼善良，他从来不发脾气。我说，陈云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我在党校学习，一个星期回家一趟，就是这样简单，各人有各人的单位，家庭生活时间不是很长。有时候，我跟陈云同志说，我们两个这不像一个家。后来有孩子了，有尿片子，洗衣服晾衣服，他就问我，这像家庭生活了吧？
在给大哥的信中，我还特意提出来，请哥哥送给陈云同志一支钢笔，因为他没有。我想陈云同志很需要一支钢笔，他写东西一般都是用铅笔的。
我给陈云同志做了个土沙发，底下是个木箱子，后边靠背是块木板，上面垫一些棉絮，就算是沙发了。当时我们窑洞里有个书架，上面放有很多马列的书，为了防止灰尘落在书上，我用白布做了一个帘子，四周用拆开的黑袜子镶边，中间再绣上几朵六瓣花，陈云同志说很好看。
刚结婚时，陈云同志接连用三个晚上给我讲党史，讲到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到向忠发、顾顺章叛变后对党中央的威胁，讲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主席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婚后，我到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又进入马列学院学习。陈云同志也去马列学院讲党的建设课。一个星期去讲一次，一次差不多要两个小时。这门课内容十分严肃，但他的风趣幽默经常令课堂上笑声不断，气氛非常活跃。
记得有一次，他在讲党性与个性时，模仿一位喜欢歪戴军帽的学员，把自己的八角帽也故意弄得特别歪，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他后来对我说: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板着面孔，不苟言笑，大家见了你会害怕，只能敬而远之。而幽默可以使群众感到你很亲近，有话愿意向你讲，这也是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一种作风。
陈云同志做事总是坚持原则，不盲从。在延安中央组织部时期，王明提出来女子大学毕业的学员，绝大部分应该由女大来分配。可是当时中央需要多方面的人才，比如医生、护士，而女大是护士的主要来源。如果中央组织部没有分配女大学生的权力，怎么能满足医院的需要啊！所以陈云同志坚持继续由中央组织部来分配毕业生，寸步不让。他们僵持了很长时间，最后王明妥协了，不得不同意按照中央的意见，女大的学生大部分由中央组织部来分配。
陈云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同时还兼马列学院的党的建设课。陈云同志讲党的建设课，有一点给学员印象最深。比如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要革命到底，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直到死。他那时候用上海话说，叫翘辫子，一直到翘辫子为止才算完。
解放以后，有的同志给我写信，说他在最困难的时候经常记住陈云同志这句话。那个时候陈云同志还说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能够坚持真理，坚定信念，不怕孤立，他说叫“五不怕”，他说不怕孤立，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公职，最后一点就是不怕杀头。
他自己身体力行做到了这一点。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不收礼不自恃

不收礼，不吃请。不迎不送，不请不到。不居功，不自恃。这是陈云同志的“规矩”。
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同志跟我说，你看现在有些人工资很高，但买不到东西，那些肉啊、蛋啊，都是定量供应的。他提出卖高价糖果、高价菜，有东西总比没东西好，虽然贵一点但可以保证群众能买到东西，满足营养需要。推出高价糖果后，他亲自到百货大楼看销售情况，在家里，他每天打电话问姚依林同志，今天卖出多少糖果呀？收回了多少货币？
陈云同志对自己及家人要求很严格。他立下一条规矩“不收礼、不吃请”，身边工作人员也不得违反。
“不迎不送，不请不到”，这是陈云同志去外地视察和休养时，对地方领导同志提出的要求，意在不打扰他们，让他们集中精力抓工作。“不居功，不自恃”，这是陈云同志为人处事的准则。建国初期，陈云同志已是党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但他始终要求有关部门在待遇上、宣传上不能把他和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总理、朱老总并列。苏联政府赠送汽车，给五大书记一人一辆，陈云同志坚持把自己的那辆车退回。实行工资制，有关部门给五大书记定为一级，陈云同志把自己改为二级。党的八大后，丛书《红旗飘飘》要给每个政治局常委都登一个小传，陈云同志始终不同意登他的传。1959年，陈云同志去杭州、苏州休息。我陪了他一年多。他说，你陪我期间不能拿工资。所以我就没有领工资，但是我的工作单位还是给我领了存起来。我结束休息之后回到单位，他们把2200多元工资如数给了我。我按照陈云同志要求的，把这笔钱全部退给了单位。
20世纪60年代初，本来物资就缺乏，而且还号召每个人减自己的粮食定量，支援别人，我们都减了，从30多斤减到20多斤。我的一个孩子当时在科技大学住校读书，她得了浮肿病，我当时在国家科委工作，我们的办公室就有两个人得了浮肿病，这是因为热量不够，蛋白质不够。国家科委有一个内部刊物《科学实验研究动态》，上面有一篇文章，就解释浮肿病的原因主要是蛋白质不够，如果一天能有二两大豆就可以解决浮肿病的问题。我看了以后觉得有道理，就把这篇文章拿给陈云同志看了。他看了以后，毫不犹豫给东北打电报调大豆进关。后来国家为了解决处级以上干部的浮肿问题，就给每个干部每个月定量供应黄豆和糖，所以当时流行着一种说法，“这是糖豆干部的待遇”。
后来陈云同志又考虑到全国人民的营养问题，他了解到，每个人需要蛋白质最低限量是70克，按规定就是一公斤体重需要一克蛋白质，大体上平均体重70公斤。他就算这个账。他说首先解决大中城市人口的需要，然后再解决其他，因为当时大豆产量也有限，只能解决大中城市的供应问题。除此之外，比方一个月有两斤带鱼，还有几斤肉，这样加上小麦、大米等主食里头含有的蛋白质，就能够基本上满足城市人口的蛋白质的需要。他算得很细。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受到冷落后他沉默了

1957年，陈云同志和周总理提出经济建设要反冒进，毛主席又提出反“反冒进”的口号。由此陈云同志受到了冷落，他就不说话了，表示沉默，也没有怨言。
“文革”前，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时，每天骑自行车去香山那儿上班。每次要骑一个半小时，半路上饿了就吃块巧克力，有了力气再骑。为了少跑路，我平时就住在香山，周六回家一次。那时，我不光骑车到香山，还骑车到十三陵水库。1958年，中央号召干部到十三陵修水库，搞土方，都是手工操作，在那儿一个月。我去的时候住在昌平的一个信用合作社，就是一间平房，土的地面，一边用砖垒上炕沿，里边铺上稻草，一个挨一个睡，像沙丁鱼一样。早上5点钟起床，吃了早饭就出工，住的地方离工地还挺远的，中午是派车子送饭到工地，吃的是窝头、咸菜。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院部的落实政策办公室，也是骑自行车上班。有一次一个年轻人骑车把我撞了，我忍着痛爬起来，蹬上自行车就回家。不一会儿脚都肿了，诊断是脚面骨折，我不得不休息了很长时间。后来，陈云同志就不让我骑车了，把自行车“没收”，让给二女儿骑。
大女儿伟力开始上小学时，陈云同志便把她叫到办公室，对她说：你就要上学了，学校里有很多同学，你与他们在一起时，千万不能以为自己了不起，炫耀你的父亲。伟力上初中时，陈云同志对她说，做人要正直、正派，无论到哪里，都要遵守当地的规矩和纪律; 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说到做到，如果情况有变化，要如实地告诉人家。这些事看起来很细小，却是待人处事的很重要的原则。陈云同志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要求家人也要这样做。他说:“你们若是在外面表现不好，那就是我的问题了。”
1969年陈元给父亲写信，说要到他那里结婚。陈云同志看信后十分高兴，特地从住所腾出一间房做新房，还借了几床军用被子、褥子。当时正在照顾陈云同志生活的伟力，还用面口袋装进荞麦皮，用线缝起来，做了几个枕头。然后，买了点儿糖，做了比平日好一点儿的饭菜，自己家里人吃了一桌喜宴。当时，陈云同志觉得孩子长大懂事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能有个地方住就挺好了。
我们的儿女、孙子辈，在学校里别人看不出他们是干部子弟，他们比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还要朴素。我最大的外孙女叫陈茜，她曾在实验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离开了那里。她在校几年，别人都不知道她是谁家的孩子，后来报上登了一张照片，她正在用毛笔写“祝爷爷长寿”，陈云同志在旁边看着她写。同学们一见报才知道，原来陈茜是陈云的外孙女。她一点儿不特殊，和一般老百姓的孩子一样，自己骑车上学。那个时候，她放学回家复习功课，有时也到同学家里去。有的同学就说这次你到我家，下次我到你家，按理说这是对等的，但孩子老推托，说到我家不方便。
陈云同志过去是抽烟的，而且抽得很凶，一天要抽2包，抽得手指头都被熏成了黄褐色。解放后，生活安定了，我向他宣传抽烟的害处，劝他少抽并逐渐戒烟。他听了我的话，逐渐减量，由一天抽2包改为一天抽2支。后来，他说一天抽2支没有意思，嘴里发苦，嗓子发干，不如干脆不抽。这以后，他一支也不抽了。戒烟后，他的体重增加了，不像以前那样怕冷了，身体也比过去好了。他晚年曾说过，他能长寿，得益于戒烟。
陈云同志过去很容易感冒，常常第一场感冒刚好一点，新的感冒又来了。针对这个情况，他总是根据天气的变化，随时加减衣服。他十分注意听广播电台的天气预报，每次要大风降温时，都提前加衣服，以防感冒。记得“文化大革命”高潮时，大约1966年底1967年初，有一天我对他发牢骚说，批斗会什么时候到头啊，怎么没完没了？他听后回答说：“火还会烧得更旺的，你给我准备一下棉衣棉裤，要准备参加群众大会挨批斗。”于是，我给他翻拆了丝棉袄和丝棉裤，都加了厚。在江西青云谱住时，他坚持每天擦冷水澡，所以在江西居住条件虽然很差，他一直都没有感冒生病。
陈云同志还十分注意养精蓄锐。每当中央召开重要会议之前，他便把手头工作暂时放下，专门休息，吃好睡好，为参加会议做准备。他把这种方法叫做“先发制人”。到了晚年，他每年要去南方休息一个多月，每星期只安排少量会客，这些也是使他能长期坚持工作的重要措施。
陈云同志常常让我帮忙誊写各种会议的发言稿，我把字写得大一点，清楚一点，看起来方便一些。我对他的字迹非常熟悉，再潦草我都认得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有个中央工作会议，他当时的讲话稿就是我给誊清的，在那次会上，他的发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一天陈云同志把我叫去，他说有一件事情派我去完成，就是他给中央写了一个建议，中央要成立书记处，相应的一个机构就是成立书记处的政策研究室，他说他把提的这个建议已写成书面材料，叫我去小平同志家里，亲手交给小平同志。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非常乐意去完成。他就派了车把我送到小平同志家里。到了小平同志家里，我首先见到的是卓琳同志，我跟卓琳是中学同学，在延安也是同学，虽然日常接触不多，彼此还是熟悉的，我就跟卓琳同志说了这封信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国家科委工作。一次，科协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转交给陈云同志。这封信是北京航空学院一位教师写的，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
陈云同志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还从我女儿那里了解情况。我的大女儿伟力就曾经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她对科学院知识分子的情况很了解。伟力自己生活待遇也很差，生孩子后单位分给她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没有厨房，放一张床，一张桌子，就没空间了，工资长期是五十六块几毛钱。他们营养状况普遍不好，身体健康很差，居住条件非常拥挤，工作环境也不好。
陈云同志恰好又收到全国政协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调查组写的报告，也是反映同样的问题，所以他直接致信中央常委，指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大决心，在今明两年内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我们基本建设每年要用500多亿元，为什么不可以用十几亿来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呢?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应当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他说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抢救知识分子，抢救他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失意时不消沉得意时更清醒

陈云同志体弱多病，最后活到了90岁高龄，很不容易。我分析原因，他就是心态好，总是保持心态的平衡，这对他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他在失意的时候，心态能保持平衡。工作顺利的时候，也没有得意。他最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会感情用事，能客观地分析和处理问题。他也很少宣传自己。比方大家都公认他取得了很大成就，像“四保临江”战役。但是有的人写文章，写这段历史，陈云同志把自己的事情，全部都勾掉，他不要宣传。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他自己规定一个星期会客不能多于两次。他的事情很多，他能把事情分主要的、次要的，抓主要矛盾，这是他学哲学用哲学的结果。
关键的事情解决了，次要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他常说，多做少活就是少做，少做多活就是多做。为了保持健康的体魄，晚年他根据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编了一套健身操，简单地伸伸胳膊，伸伸腿。他也很幽默，时常讲一些笑话，使周围气氛非常轻松。
陈云同志原来也打扑克，我跟他结婚以后，他就不打扑克了。在延安时，他在星期天也偶尔打打麻将，作为一种娱乐，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打麻将时我就旁边观战，看他们打，或者给他们倒茶水，经常打麻将的有艾思奇同志、陆定一同志，还有王鹤寿同志，能凑一桌了。陈云同志特别幽默，喜欢开玩笑。
陈云同志还喜欢跟艾思奇同志交换意见。在延安时，陈云同志组织中央组织部干部学习，他们讨论理论问题的时候，都请专家来辅导，哲学问题就请艾思奇辅导，政治经济学请王学文辅导。曾经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同志普遍认为在延安期间学习哲学，对他们运用辩证法的思想指导工作、少犯错误非常有利。
在我和陈云同志一起生活的50多年中，陈云同志总是循循善诱，不断提高我的思想和觉悟水平，逐渐弥补我们之间因年龄、职务、生活经历的不同而造成的差距。也正是在这一共同理想和思想基础上，我总是不仅把自己当成他的妻子，而且当成他的学生和下级。我欣赏他的智慧和工作的果断，更敬重他那像水晶一般透明的党性和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家庭生活自然是融洽和谐的。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长女的情思

陈伟力，1942年生，中共党员，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技术物理系。1965年至1978年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1978年至1984年在国家科委工作，任副处长。1984年至1987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1987年至1998年任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副总经理，1989年至2003年任国资委下属的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2003年11月退休。
记得父亲第一次给我写信时，就提到那边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他喝青云谱当地的水过敏，闹肚子，所以经常要到南昌市内运水。他信里还提到，他们现在四个人，他、肖华光秘书、警卫员李奇和厨师王师傅，相依为命。我给他写信说，苏联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了，在九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在物理所外面挖防空洞了。父亲回信说，看来中苏还真是要打仗了。可见江西那边环境相对闭塞，很多信息都了解不到。
当时父亲已经没有中央文件了，只能订阅一些报纸，其中包括一份《参考消息》， 以了解国际上的信息。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向周总理请假

1971年8月，父亲的厨师发高烧住院，南昌天气又热，父亲向周总理请假，回北京过夏天，9月份又回到江西，我就向物理所所在的五七干校请假后，在那时候随着父亲一起去江西。我帮他做饭，在生活上照顾他，直到1972年4月下旬同他一起回北京。
江西不仅厨房条件差，居住和工作条件也很差。当时按照周总理指示，江西省一位负责同志把家里惟一一套暖气拆下来给我父亲安装上。但江西的房子密封性不好，屋里的温度仍然很低，我就给父亲做了一个丝绵背心。父亲原来那个丝绵背心穿了近30年了，上面补丁摞补丁，到处都是破口，已经不保暖了。而且他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又体弱多病，我希望他穿上新的丝棉背心，能够过一个比较暖和的冬天。
冬天到了，外面很冷，下大雪，不知什么时候，老鼠都钻到屋子里过冬。刚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有一天，我和爸爸在他办公室里看书，我们一人坐一个沙发，这也是房子里仅有的两个很旧的沙发。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不知从哪里发出一阵阵怪味，我觉得好奇怪。因为当时一个星期才能烧一次热水，洗一次澡，我说，是不是我身上有臭味？好久没洗澡了。爸爸说，不是你身上臭，再闻闻。后来把李奇叫来把沙发翻过来，发现沙发里有一窝老鼠，已经在里面不仅安家了，还生了一窝小老鼠。它们在里头拉屎、撒尿，臭味就出来了。后来我们发现，老鼠顺着暖气管子，一会儿跑到院子里找吃的，一会儿又回沙发里，就这么跑来跑去。后来我们把那一窝老鼠都消灭了，臭味才没有了。
父亲到江西去的时候，别的都没带，只带了三箱书，把马恩、列宁、斯大林全集都带去了，希望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好好读读这些书，研究些问题。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读《世界知识年鉴》

一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有关美国的报道，就很自然地聊起美国。因为父亲曾经送给我们兄弟姐妹每人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让我们了解世界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通过读书，我对美国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看到那篇报道，父亲就跟我对比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他说，两国纬度相似，面积相似，但是国家的自然条件相差很多。美国山很少，大片的平原，可耕地面积非常大；中国可耕地面积要少得多，大片的沙漠、荒滩，寸草不生，人也无法居住，还有戈壁滩等生活条件非常恶劣的地方。美国的石油、煤矿资源非常丰富，人口也很少；中国的人口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要每个人都有饭吃，有衣服穿，确实不容易。他对比了中国和美国的农业和农业的生产方式。
在江西那段日子，我跟他一起生活了大概八九个月，他跟我谈了很多很多，从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到对我家庭生活的关心。
他反复通读了马恩列斯的著作后，又反思了自己几十年的工作实践，对自己充满自信。他说，过去我只是有实践经验，现在我又有了理论。又有理论，又有经验，将来无论再遇到什么事，我都不怕了。
他总结他有关经济工作的实践，说他的经济管理经验完全是从实际工作中，根据中国的国情逐步积累起来的。他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经济政策的。从江西苏区开始到陕甘宁边区，到建立东北根据地，到全国解放，地域逐渐扩大，人口也逐渐增多，经济结构也逐渐复杂。他一直没有间断地搞经济工作，经验积累从简单到复杂，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全面。
他跟我们反复说过，全国人民吃饭穿衣的问题都在他肩上，这个担子非常重，责任非常重大，作为主管经济的他一定要让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改善，稳步前进，要一年更比一年好。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觉得共产党好，觉得共产党真是为他们的利益着想。他说，我管理经济的经验主要是从实践中来的，是根据中国的国情逐步发展起来、丰富起来的。
有一次，父亲和我讨论一个和汇率有关的问题，我们争论来争论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也没搞清楚。我记得回到北京后，父亲特地把当时人民银行的一位副行长叫到家里请教这个问题。副行长给父亲讲得非常清楚，父亲听明白了以后，又告诉了我。
父亲还提到香港问题，因为他一直主管全国经济工作，他很清楚香港在我国贸易中占有怎样的位置。解放初期，中国主要靠出口少量的农产品、工艺品换取外汇，购买国家急需的机械设备和药品，而香港在我国的国际贸易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他说，即便是到了香港回归的时候，我们也要保留它的位置，不改变它的性质，因为中国需要外汇，中国需要和国际上进行经济交流。我那时还不知道，父亲早在1938年就安排人到香港建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并开始利用香港进行国际贸易，为根据地解决一些药品和收发报设备，办事处就是华润公司的前身。
在江西那段时间，陈云已经在思考“文革”结束后，中国应该怎么搞，谁来主持工作这样一些大问题。他对女儿说：小平同志从能力上，从健康条件上，从经验上都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将来还可以出来为国家做事情。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国家机密怎么可以在家里讲

大概是1962年或1963年的时候，父亲主管国家经济工作，为了回笼货币，国家实行了高价商品，市场上销售一些高级点心、高级糖和其他高价商品。那年夏天，妈妈买了一床毛巾被，就是高价商品，买完以后还挺高兴的。等到第二天报纸登出来，因为我国经济已经恢复到一定水平，可以取消高价商品了，从今天起，所有的商品都降为平价。我母亲就有点抱怨他，怎么不说一声。爸爸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随便讲？我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
在江西的时候，正好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我们最初并不知道北京究竟出些什么事。国庆节前，听说北京不游行了，但不知道是为什么。10月份以后，这个事情开始从中央向地方逐级传达。有一天，父亲得到通知，到省里听传达文件，就是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他走后我就一直担心，怕他回不来。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下午去的，天快黑了还没回来，我在路口上看了好多次。他回来后，我就急着问，都说了些什么？爸爸说：“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这个事情会传达，但是要等到文件规定传达到你这一级的时候，我才能跟你讲。”这之后我又催问了好几次，他说还不可以，没到时间。我记得我还抱怨过，我说人家的爸爸都跟孩子讲好多事。他说我就不可以，我不是那样的人。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如果被敌人抓住了怎么办

有一天，在与父亲聊到“文革”期间，很多“叛徒”被揪出来的事，我问父亲，要是被敌人抓起来，先假装投降，然后出来还继续为党工作，可不可以？父亲马上非常严肃地站起来跟我讲，绝对不可以自己随便就这么做，一定要得到党的批准才可以。他说，过去确实有过这么一次特殊情况，薄一波等61位同志被国民党抓进监狱里去了，当时，党确实非常需要干部出来领导各个地区的工作，就开过一次专门的会议，同意他们集体自首，由党来安排他们的工作。这是经过党中央讨论决定，正式批准，有文件依据的。他非常严肃认真地告诉我，可能怕我真的出现这个问题。
父亲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时候，几乎每个干部调动都由他去谈话。他说只要跟这个人谈三分钟，就大概知道他是哪种类型的人，有什么特点，适合搞什么工作。
父亲从来不会把国家机密随便向孩子们透露，或者把这些事情作为聊天的资料来跟我们讲。他不允许我们随便到他房间，尤其是文件摆着的时候。他说，国家的机密你们不能知道，不该问的就不能问，不该知道的就不能知道，不该看的就不许看。
记得上小学以前，父亲很严肃地把我叫到办公室，把我当成一个大人一样跟我谈话。因为我没上过幼儿园，一直在家里，大概比较自由散漫吧。他就说，你马上就要上学了，上学跟在家里不一样，那是个集体，有很多同学，而且这些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出身都不一样，有的孩子甚至可能很穷苦。你到这个环境以后，绝对不许提父亲是谁，更不能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你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本钱，你是你，我是我。
20世纪50年代父亲穿的衣服，一年到头都是布衣布鞋。1952年他到苏联去，按照国家规定给他订做了一套深蓝色的毛料中山服，1954年他出国到越南去，又订做了一套毛料的中山服，他把这两套中山服当成礼服了，平时不穿，节假日或接见外宾的时候才穿。后来料子衣服穿得时间长了，胳膊底下、膝盖底下都磨破了，妈妈就同工作人员商量，是不是给父亲再做一套毛料的中山服。工作人员请示父亲，父亲说补一补还可以穿，不要做新的。工作人员只好利用父亲出差到上海的机会，把衣服带到上海去，请上海洗染店的老师傅给父亲补一下。
父亲以前是和全家一块儿吃饭的。后来因为他肠胃不好，改为自己一个人吃饭。他的饮食习惯很独特，定时定量，他一个星期的菜谱就是全年的菜谱，春节也不变。他饭量不小，但吃得很简单。早上不喝牛奶，而是一杯豆浆，两片面包，一袋果酱，一碗稀饭，六颗花生米。中饭一个荤菜一个素菜，晚饭青菜豆腐常年不变，而且油很少。他从来没有吃过燕窝、鱼翅、海参什么的，也没有吃过补养的人参。他就吃土人参，这是妈妈建议他吃的：每天最少两个胡萝卜，吃前蒸一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有两部车，一部吉姆，一部吉斯，这都是当时苏联产的，他规定家属不能用他的车，母亲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她当时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工作，有时候还得到香山去，早出晚归，早上她就带着饭盒，骑上自行车去上班。
父亲经常告诫我们不能脱离群众，他经常讲民以食为天，他是处处从国家的发展，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考虑问题的。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以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一段时间市面上女同志的发卡都买不到。父亲知道了，他说这怎么行，多少万群众，连女同志两个发卡都买不到。他就说，拨出一部分钢材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群众要骂娘的。
1961年，父亲在杭州开会时，亲自给商业部长姚依林打电话，说今年发给老百姓的布票绝对不能比1960年少。姚依林说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意见办。
那时候发布票，一年就几尺布。20世纪60年代人们穿的都是棉袜子，不结实。父亲听说可以用尼龙丝织袜子，就亲自给纺织工业部和外贸部打电话，说你们赶快研究尼龙丝，我们要解决老百姓穿袜子问题。他说你别看这些东西小，它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要是供应断档了，供应不及时，老百姓买不到，那就是大事。
他亲自给冶金部部长打电话，说你一定要调质量好的钢材给轻工部，用它生产质量好的针。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你没上班就要退回工资去

1971年9月，我去江西照顾父亲的时候，他就说过，你来照顾我，不能拿工资，你将来要把工资退还给公家。国家发给你工资是让你给国家做事，这段时间你没给国家做事，就不应该拿工资。所以，当我1972年回到物理所的时候，就把这一段时间的工资都退还给物理所，物理所财务处还给我开了一个收据。
有一个叫张廷春的警卫员，在东北期间就跟着父亲，一直到解放初期才离开。因为那一批人年纪都大了，应该有自己的归宿了。离开前他问父亲有什么要告诫他的。父亲说，无论你到哪里工作，都要记住一条，就是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动。国家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都要查的。记住这一条，你就不会犯错误。父亲告诉我，张延春一直牢记父亲的忠告，而且非常感激父亲。
父亲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他很爱我们，经常跟我们说说笑话，关心一些生活中的琐事，表现出父亲对孩子的深沉的爱。“文革”中，我母亲因为贴了江青的大字报，被下放到湖南的干校。我弟弟清华毕业以后分到湖南电池厂，小妹妹在军校毕业以后被分到西藏军区，在那里做卫生员。一家七口人，被分得七零八落。大妹妹被分到北京怀柔做老师，还算是能两个星期回一次家，我在科学院物理所工作。我爸爸那时候也经常跟我说，你每个星期一定要回来。每次到星期六下午，就盼望着我们，他需要有家里人跟他在一起。
我生孩子的时候，为了能帮我照顾孩子，他从万寿路搬回到北长街。他还交代家里人，把准备给我坐月子那个房间的窗户糊上，怕我受风，告诉我坐月子期间不能沾凉水。当时他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带孩子，就特地请秘书肖华光回去问老婆怎么带孩子，怎么坐月子。我记得肖秘书给我讲的时候，他也在旁边站着听，关心得非常细致周到。
我母亲因为贴江青的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送到了湖南的一所干校。大概是在1971年春节的时候，我去江西看父亲，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我父亲一直关心我母亲，还经常向我了解她那边的情况。我们1972年回到北京的时候，父亲还让我打听母亲的情况，是还在干校呢，还是已经回到北京了。后来听说我母亲已经从干校回到北京植物园了，父亲就跟我们说，你们赶快去看你妈妈，带点吃的，带一些东西，带些钱，看看她需要什么。我是第一个去看我母亲的。
星期六晚上，我带着女儿，骑车到香山去看她。我母亲那里条件特别差，炉子不好用，后来我就重新把她炉子里的瓦取出，给她重新搪一个新瓦，重新升火给她做晚饭。我记得那天大概11点多了才升上火，然后开始给她做饭。我女儿饿得要命，只好一个人在那儿唱歌。我们吃完饭的时候，大概已经半夜了，然后我又骑车回来。第二天我到父亲住的地方，向他汇报了我妈妈这边的情况。我爸爸就把孩子们都找来，给大家交代说，你们每一个星期去一个人，带着吃的，带着钱，看看你母亲有什么需要，帮她买一下。我们大家到周末的时候，就轮流到我妈妈那个地方去看她。


第一部分：我心中的陈云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听评弹

父亲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听评弹。他跟我说过，他年幼时就父母双亡，寄养在舅父家。舅父开一个小小的餐馆，白天比较忙，他就背着舅父的儿子，一边在灶头烧火，一边看书。晚上忙完餐馆的活儿以后，他就去隔壁不远的书场听评弹。没有钱，他就站在最后一排，靠着墙壁听评弹。他对家乡的评弹非常有感情，在战争时期，没有条件听评弹，他就拉二胡，休息一下自己的脑子。
解放初期，由于工作很忙，他也没有听评弹。直到1959年，父亲心脏病发作，养病的时候他又开始听评弹，有时候在家里听录音，有时候到书场里听。他听评弹的时候，挺专注的。
父亲说，评弹的曲调优雅，词非常美，弹词就像中国其他戏曲一样都是诗，而且诗的句子非常对称，都是经过多少代文人不断锤炼以后形成的。一直到病重住院，他仍然靠听评弹来缓解肉体的疼痛。
从来没把权力用在家人身上
父亲病重时，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来看望他，跟他讲到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父亲躺在床上说，你有一个数字说错了，应该是多少多少。后来那位领导同志回去查了，第二天特别兴奋，跟陈元说，老人家比我记得都清楚，那些都是经济上的一些数字，是财政税收。
父亲始终把党和国家的事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时刻想着自己肩上担负的责任。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从来不轻易使用手中的权力，从来没把这份权力用在自己或家人身上。他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要用于人民，要为人民谋福利。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父亲教给我那么多

陈元，1945年生，中共党员，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曾任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北京市委常委、商贸工作部部长，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副书记、副行长。现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理事，国际清算银行稳定金融学院顾问委员会成员，荷兰国际集团顾问委员会成员等。
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父亲是在农村长大的，只上过小学，后来进城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他跟群众的联系很多，对群众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很深，群众对他的影响也是终生的。把他推到革命队伍里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过湘江的时候，他率红五军团殿后，一天吃不上一顿饭，部队损失很大，很多早晨还在一起的同志，到晚上就牺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时期，牺牲的同志那么多，大家眼泪都哭干了，哭不出来了。这种情况下，是一种理想、信念和使命感在推动着他。
父亲能面对任何逆境，从不沮丧，因为他觉得比起牺牲的人，他算好得多。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

父亲多次遇到过危险情况。长征途中他曾经从四川回上海，按党中央的要求在上海重建地下党。当时苏州河上有十几个桥，每个桥头都有国民党特务，很多都是叛徒，认识他，而且很多地方都挂着通缉他的像。那一次，他不幸碰见一个特务，立即对特务说:“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早晚有一天要找你算账!”父亲做那么多年地下工作，特别能掌握叛徒的心理，果然那个特务被吓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压，一扭头，就装作没看见过去了。因为当时共产党的特科在上海已经名声大振，谁要跟共产党作对，过不了几天就被教训了，所以这些特务一个个都胆战心惊的。
父亲说，那时候，他常常弄个自行车运送党内的印刷材料，前面后面加一本普通的书作伪装，拿纸包住。到租界边上，外国兵就问拿什么东西。父亲说，那会儿你不能慌，你要一慌，外国兵就会打开书一本一本看。一般情况下，他们“哗”地一下把面儿上包装的那张纸撕开，扫一眼，一看你从容应对，很坦然，就会说，走吧，一挥手就走了。其实边上是普通的书，中间都是我们共产党的宣传材料。父亲就靠着这种机警和冷静，闯过了很多险关。
“文革”中，处境一下子变化很大，但父亲始终能做到随遇而安，不管在北京、去南昌，到工厂、企业或农村，无论别人说他什么，境遇如何困难，他都泰然处之，看不出有任何情绪波动。他说，有一些老干部，本来身体不错，就是“文革”中对于受批判没有精神准备，对自己被打倒、靠边站想不通，就郁闷，然后就生病，病情就恶化，结果病故了。
父亲20世纪70年代初回到北京，国庆节中山公园搞活动时，见到周总理。总理坐前排，父亲坐后排。周总理走过来和他握手寒暄，周总理说了一句话，使父亲特别得意。周总理说，你精神不错，还能坚持十年！
父亲十分重视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即使在下放江西的时候，他也非常注意观察接触到的人，注意培养和教育他们，包括工厂里的工人、办公室的干部，甚至是到外地时接触过的人。通过很简短的交谈，父亲就能了解一个干部的特点，发现弱点并帮助其提高。父亲对待干部，都是出于一种爱心、善心去帮助，从来不会抓人小辫子，也从来不整人，所以很多干部愿意跟他谈话。
父亲心胸极其豁达，眼界也极其开阔。“文革”中，有相当多的造反派做了坏事，其中不少是年轻人，但父亲认为绝大多数年轻人是好的，多数年轻人还是优秀的，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优秀的干部还是到处都有。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用干部的最高境界是“就地取材”

父亲一直有一个看法，就是用干部的最高境界叫“就地取材”，不要走到哪儿带一帮干部去，不要到哪儿调一帮自己原来单位的熟悉的人到这边来，要“就地取材”。父亲特别讲到，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年轻干部，不是一个两个，是成千上万个。有些地方可能装样子，就提那么一两个人，多数人都不动。父亲说，不能这样，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年轻干部，各级领导干部里都应该有年轻人。
20世纪80年代，父亲开始关注党风问题，关注党内的以权谋私问题。1980年11月，他严肃地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我觉得他对于反腐败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是来源于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
他眼看着这个党一步步成长起来，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和精神支柱，是来源于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只要有群众的支持和推动，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他最怕的就是脱离群众，最怕的就是群众不信任，怕走到苏联党搞特权的地步，成为官僚党、特权党。
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特别喜欢周末去公园走走，跟那些花匠和游人聊聊。后来忽然就不去了。家人感到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去公园了？他说，现在老百姓吃不上饭，我对不起老百姓！
当社会上出现腐败问题时，他深恶痛绝，觉得这是最大的威胁。父亲说，共产党员腐败将会失去群众的支持和信任，那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想象的事情，那就等于说，共产党变成毫无意义的官僚集团了。他们一辈子白干了，革命不能走到这一步！所以，他将党风问题提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提到不能再高的高度，这跟他一生的做人品格和信念以及他对全局的了解，都是连成一个整体的。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抓腐败先从高级干部抓起

父亲觉得对共产党来说，一丝一毫的腐败都不能有，要彻底地清除，并提出抓党风，抓腐败，首先要从党的高级干部抓起。他说，这些事情都是上行下效的，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下面就不敢乱来，领导要是自己开了口子，那下面就乱套了。
记得有一次，一个老干部的孩子出了问题，卷入一些案件里，那个老干部转着弯找到我父亲，想说情。父亲停了一下说，老干部的功劳是老干部的，子女做错的事情要自己负责。他没对这个事情讲任何一句话。
父亲外出从不坐专列，对各地领导提出的要求，就是不接不送，不请不到，以免干扰当地的工作。他每天吃饭就是四菜一汤，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20世纪50年代末，他参加郑州会议后，从河南上车，省里负责接待的人员给他那节车厢上装了两三只鸡。为了这个事情，他整整发了一个星期的脾气，觉得这是腐败作风，到下一站，火车停下来加煤加水，他把这几只鸡拿下去，让省里领导收回，这才算完。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在地震后裂缝的房子里

我们原来在北长街住的那个房子，地震以后，从上到下裂了，裂缝从里头能看穿过去，都透气了，已经被定作危房。当时我们也想翻修一下，设计和预算全都弄好了，最后一分钟，父亲忽然把所有的秘书叫来说，这件事不能做。他说，我管了一辈子国家的基本建设，我不能给自己盖房子。这一条街上，老百姓住的都是平房，我们已经是两层小楼了，不能再修。后来就给他在办公室搭了一个防地震的架子，是用铁管子搭起来的，上面铺着厚木板。他就坐在那个铁框框里，见了好多中央领导同志，如邓小平同志、叶剑英同志、李先念同志、姚依林同志。他们就在那铁架子底下谈话。
后来搬进中南海，父亲开始不高兴，老跟妈妈唠叨，说咱们还是回北长街住那个小房子吧。原来我们征求意见他是同意的，可搬进来后一看房子这么大，就唠叨说回去，足有半年。后来大家都劝他，还是在这边比较安全一点儿，他才同意。
对子女，父亲从不代替我们做任何决定，但他会对你工作当中的决定给予评价，你做好了的，他就给予鼓励，有时候对你也提醒一两句。
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去父亲办公室，他的大办公桌上都是文件，不准我们过去看。他的一个小沙发旁有个小圆茶几，上面放的都是报纸和《参考消息》，我到他那儿只能看这部分。当时我是小孩，发现报纸哪儿都看得到，《参考消息》只有他那儿才有，就很好奇地翻翻，因为那上面的事儿都是我不知道的事儿，比什么故事都吸引人，往往不一定看得懂。父亲看在眼里头，没说任何话，只有一种赞许的眼光，认为我看报纸好，后来在别的场合也说过，说陈元从小就爱看报纸，看《参考消息》。所以我以后就更觉得这是个好事儿，特别爱看，看了以后就开始想这里头是个什么事情，什么问题，怎么理解，慢慢地就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就是“文革”期间，我到江西看望父亲，看到他在《参考消息》上划出一些杠，或者标题圈一下，我知道他是提示，让我注意看。有一个我特别印象深的就是，他给我讲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当时叫沃尔克，他就说，这个人实际上是真正的美国的总统，经济上的总统，这个对我印象很深。我并没有理解很多更深的东西，但是这个使得以后我对这些问题更加关注。
我上中学住在家里，就天天去看《参考消息》，做完功课就到父亲那儿一直坐到晚上。有时候父亲在那儿办公，打电话、批文件，我就静静地坐在边上，看报纸，看《参考消息》，看完以后，一言不发就走了，好像是一天的功课一样。看报纸使我知道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事情。
父亲教我看报纸，教我看参考，教我开阔视野，了解世界上许多大事。但他从来不把党内的文件拿出来说什么，因为党内有纪律，他是非常严格遵守纪律的一个人，我们也从不敢乱问。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父亲一点拨就恍然大悟了

父亲买来《世界知识年鉴》，还有国内的各种年鉴，其实都是些最基本的各国情况介绍，很多人都觉得是枯燥无味的东西，他却看得津津有味，还叫我们子女都看。这样看多了以后，我们就慢慢明白了怎样观察问题，怎样看事情。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就是听父亲评价世界上的事情，因为每一个分析、每一个判断往往是你自己看不清楚的，他一点拨，你恍然大悟，明白了一些道理。如果他不说，你可能很久搞不清楚，他说了以后，马上启发你触类旁通，很多事情都理解了。一直到父亲重病住院，他都每天收听新闻联播，他要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精神食粮。
父亲看待问题是非常客观的，他往往从各个国家和不同阶段对比当中去看这个事情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他在党的八大上就提出来国家市场跟自由市场，国家计划跟自由市场的关系，提出来需要有市场作补充。他既看到社会主义在早期、在欧洲工人运动当中的一些主张，又看到在苏联时期的一些成就和教训，所以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怎么搞，他历来都有自己的看法，靠自己摸索，不照搬别人的。
他很得意的一件事就是，上世纪50年代很多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搞工业、搞计划等，但凡是他所抓的领域——财政、贸易、金融等，受苏联的影响是最小的，虽然也有一些苏联专家起了一定作用，但工作成果主要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取得的，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搞自己的一套。他一直奉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要有自己的特色：10亿人口，8亿农民，基础差，要考虑群众的生活问题，要使群众直接受益，我们的经济发展才有活力。
1956年的公私合营中，父亲提出，一方面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希望更多保留各方面的积极性，让经济能自己运转。1960年国家农业非常困难，1962年父亲经过调查研究，提出来可以用分田到户的办法改变农村政策，这在当时被称为修正主义路线错误。但父亲觉得农民有积极性，老百姓能够吃上饭，他把这个事情看得比天大，觉得这比什么事情都重要。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他一直在不停地分析、判断

父亲一生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他认为中国特色绝不是那些“大跃进”的东西。从北京到江西又回到北京，他始终在不停地拿中国跟苏联做对比，他看《斯大林全集》，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要了解他们怎么做的，做了些什么，当成历史来看，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吸收的。他极其关注世界各国的情况，包括美国的情况。美国的经济是怎么回事，美国的农业是怎么搞的，对他来说，是个专门的课题。他把《美国农业》那本书从头看到尾，非常感兴趣。
父亲不停地学习，吸收外界东西; 不停地分析、判断和比较，思考并找出其中的关系。这里有他对哲学的理解和应用哲学的方法，其中很重要的是他头脑里常常有一个不断地追求完美的对外界认识的图画。他要不断地修正这个图画，然后做出判断，进行新的归纳，让画面更全面、清晰、丰富。这就是他不断追求的目标，就是要随时全面掌握外面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说做分析判断的时候要下非常大的力气。
我们小的时候，妈妈和秘书常常说，首长在考虑问题，你们谁也不要过去。有时他一考虑就是半天，甚至是两天、三天，弄得我们都挺紧张的。他就是在屋子里头来回走，反复想，谁都不准去打扰他，哪怕是送水、送饭都不行，他就是在那里冥思苦想。
父亲之所以对事情的理解要比别人高出一大块，原因在于他总是在寻找事情内部之间有什么联系。他对重要问题的判断和决策上，从来不照抄套用别人的东西。当他未拿定主意以前，会请别人给他补充情况，或提出各种分析和看法，然后他再思索，把思索出来的东西讲给别人听，征求意见，直到修改满意为止。
父亲曾告诉我，建国初期他想得时间很长的就是粮食的统购统销，他说这是走得非常险的一步棋。当时全国粮食供应紧张，国家粮食收购计划完不成，销售计划又大大突破，全国刮起了一股抢购粮食之风，造成粮食牌价与市价脱节，问题严重，办法不多，难以为继。中国农业落后，产出很少，国家既要增加农业投入，又面临发展工业的形势，这对当时负责全国财经工作的父亲来说是个极其巨大的压力。他说自己挑了一担“炸药”，提出了八种选择方案，最后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确定采取了这种不得已的统购统销政策。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父亲喊了两句口号

父亲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没搞好，并不是搞社会主义不对。当然中国要想发展起来，还得靠中国人自己不懈的努力。他这个信念，是建立在多年的革命实践上。他觉得社会主义能代表群众利益，能为群众改善生活，发展经济，能够得到群众拥护，这件事他坚信不移。
1962年，他向毛主席反映情况，提出分田到户的建议，引起主席很大的不满意，但是我父亲认为必须这样做，这是他的职责。他跟主席谈话当中，主席问他说，要是分田到户，那人民公社怎么办？总路线怎么办？后来我父亲就说，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意思就是说，只要群众受益，国家最后会强大，党最后会强大，一时一事的政策是可以调整的，就是政策要围绕着全国人民的利益来调整，这样才能取得民心，社会主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是坚信这个能成功的。
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父亲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这是他毕生的追求。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核桃和评弹伴随生命的最后历程

陈伟华，1947年出生，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1966年于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1968年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县辛营公社，先后在三渡河中学、辛营中学任教师。1978年3月至1982年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曾在国家人事部干部局、政策法规司、考核奖励司工作，以后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任历史教师。曾任学校文科支部党支部书记、学校教研员。是北京市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上有些风声，说是要批判我父亲，街上开始出现一些小报、标语，甚至有些地方已经采取行动。
总理非常关心我父亲，安排他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居住。当时我19岁，刚刚高中毕业，没有马上分配工作，每天还要去学校，所以就住在家里。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我爸爸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

有一天晚上，我听见门口警卫战士说，红卫兵来了！造反派来了！接着就听到有人冲上楼。实际上我还躲起来了，但是没藏住，被造反派给搜出来。他们把我带到餐厅去，围了一圈，冬天我没穿多少衣服，确实有点紧张，有点害怕。他们问我，你知不知道你爸爸反对毛主席？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我爸爸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这是我现在能够记起来的惟一一句话。
当时造反派把我们家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还在我们家里里外外刷上打倒我爸爸的标语。他们说，你爸爸刚走，摸被窝还是热的呢！我心里觉得挺可笑的，我爸爸根本没在这儿住，你们摸谁的被窝啊！
爸爸后来问我红卫兵是怎么审我的，我给他描述了一遍，他就哈哈大笑说，没关系，如果红卫兵来了，我跟他们评理，我不怕他们，而且甩起双臂，做出走正步的样子。当时我心里特别感动，觉得父亲确确实实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早已把个人荣辱和生死置之度外，那种坚定的信念，不为任何风浪所打垮。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到江西的化工厂去“蹲点”（1）

父亲被疏散到江西一个化工厂“蹲点”，他带去了很多书，要利用这段时间全面系统地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父亲没有因为受到冲击或者职位降低了而消沉。在江西时，我们几个孩子都去过，他跟我们谈的全是读书的问题，他让我读《共产党宣言》，读马列著作，还教我学习方法。
江西的冬天天气很冷，除了暖气之外，屋里还有一个烧木炭的火盆，但仍然很冷。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父亲每天晚上读书到11点。那段时间，父亲除了到工厂搞调查研究，跟工人座谈之外，其他的时间，基本上都用来学习了。
“文革”中，我被分配到北京郊区怀柔县当乡村小学教师。最初学校开会通知我们要去怀柔县，后来怀柔县教育局又告诉我们，怀柔有靠近县城的地方，有山区、半山区、深山区。我回来就跟爸爸说了，还不知道能被分配到哪个公社呢？爸爸说，你要准备到喇叭沟门公社去，到碾子公社去，到深山去，到最艰苦的地区去。后来，我被分配到了长城脚下的辛营公社。
一段时间后，我回来跟父亲说，那个地方很冷，很多同事都有狗皮褥子，我也想让家里给买个狗皮褥子。父亲问我，这个狗皮褥子是不是真的很需要，是不是大家都有狗皮褥子？最后也没给我买。回北京上大学后，爸爸还说，看，没有狗皮褥子也过来了吧！
我第一次远离家，人生地不熟，常常产生想家的念头。有一次不是周末，我也没有向学校请假，就走了几十里山路，冒雨赶回家。没想到父亲看到我回来，并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而且知道我没有请假后，还严厉地批评了我，让我立即回去，说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让我在那儿安心教好书，育好人，鼓励我在农村好好干下去，干出好成绩。听了父亲的话，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回了怀柔山区学校。
由于公社离北京较远，我只能两个星期回一次家。每次回家，父亲都把我叫到身边，仔细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有一次，我从北京返回县城，正赶上下大雪，长途汽车停驶了。为了不耽误上课，我踏着雪，步行几十里赶回了学校。每次回到城里，我都要东奔西跑，为乡亲们代买东西。父亲知道后，高兴地和家里人说：“南南（我的小名）每次回来，还要为老乡买东西，她也成了一个怀柔人了。”
我曾跟父亲说过，乡下还很穷，老乡连手纸都用不起。父亲听了，十分认真地掰着手指头，给我算细账，他说一卷手纸要多少钱，农民一个月需要花多少钱买这些手纸，农民还很穷，北京郊区的农村生活条件还算比较好呢。总的来讲农民和城市居民相比在各方面都有很大差距。他叮嘱我，每月的工资都要省着花。
父亲从来不吃所谓的高级菜，也不吃山珍海味，就吃普通的菜，西红柿炒鸡蛋就算是好菜了。连厨师也说，首长一年到头就吃几样普通的家常菜，我这个技术也提高不了。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父亲经常工作到深夜，很劳累。肖秘书看他身体日益消瘦下来，就和保健医生研究，是不是中餐单独炒一小盘肉菜给他。后来就把这个主意报告给父亲，父亲说，我现在比在延安吃的好多了，不必单独炒菜。身边工作人员只好作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经常说两句话，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老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说在旧社会，旧政府对于广大的贫苦群众不关心，广大的穷苦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现在共产党当政，刚刚解放，经济不怎么发达，我们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你首先要解决老百姓的吃穿问题，最主要的是解决吃的问题。
他很关心群众的吃菜问题。那个时候卖大白菜，北方老百姓叫当家菜，他说大白菜是大多数人都吃的食品，冬天老百姓就是靠大白菜、土豆这两种东西，卖得太贵了他买不起，没法吃，他没菜吃不行啊！他要秘书告诉管大白菜的人，储存运输一定要搞好，每一个环节都要搞好。一直到他病重期间，还关心北方的大白菜。
在医院里，父亲用的点眼药的棉花球都保留下来，消毒以后再用。他的一件皮坎肩，是辽沈战役的战利品，穿了几十年。有一年冬天，已近11月中旬，北京的气温骤降。周总理去父亲那里，见他正披着棉被坐着办公。总理于心不忍，马上表示特许这里提前几天供暖，但父亲一再坚持说，11月15日开始供暖的时间是我定的，我不能破这个例！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到江西的化工厂去“蹲点”（2）

现在我们家的水池边贴着一个“节约用水”的纸条，提醒孩子们增强节水意识。不知是谁贴了这个条子，大家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太正常了。
父亲生前就常教导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浪费，任何资源都要爱护，这些东西都来之不易。尤其是北京市的水资源比较紧张，节约用水不光是我们自家的事，也关系到整个国家水资源的问题。
由于“文革”中教师被打成“臭老九”，教师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待遇比较差，师范学校招生困难。父亲了解这些情况后，专门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他曾经跟他的秘书透露过，说伟华是学师范的，应该回到教育战线去。父亲的这个想法也通过秘书透露给我，当时我恰巧也是难舍七尺讲台，留恋师生情谊，还想回到教育第一线。
做出这个选择后，我就回家告诉父亲，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举双手赞成。回到学校工作一段时间后，父亲又把我叫到身边，详细问我学校的情况怎么样，工作干得好不好，说你一定要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不管是政治生活中遭到冷遇，还是工作中遇到挫折，从来不曾动摇过自己坚定的信念，从来不去埋怨什么，始终乐观地面对一切。正如他自己说的，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
父亲给家人定下“三不准”：不准搭乘他的车，子女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
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不许搞特殊化，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核桃可以活动我的手指

到他老年的时候，就是一对核桃和评弹一直陪伴他走完生命的旅程。
那是父亲70多岁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医生建议他多活动活动关节。当时，我还在辛营公社工作，那里盛产核桃，我每年放假回家都带一些核桃。后来父亲就说，能不能从农村找两个核桃，用来活动手部关节。我回去跟我们公社的老乡说了，他们就从核桃里一挑再挑，百里挑一，选出两个特别匀的、个大的核桃送给父亲。父亲看了特别高兴，他说这两个核桃可以活动我的手指。
以后这对核桃就放在他的沙发旁边，听评弹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时候，还有秘书给他读文件、读报纸的时候，他手里都拿着核桃，最后都磨得发亮了。父亲也越来越喜欢它们，常常对家人讲：“这就是我的健身球。”
党的十四大以后，父亲过着退休的安静生活。在这段时间里，评弹和书法成了他最好的“伙伴”。父亲小时候就和评弹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闹革命、工作忙，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听，1959年养病期间，才又重新听起来。从这时开始，他主要是听录音。工作劳累了，听听评弹能使他得到放松和休息；身体不适了，听听评弹能使他忘记病痛。父亲病重住院期间，那台老式的录音机一直放在他的床边。每当我去医院看他，听到病房里传出一声声婉转轻舒的琵琶声，就知道他是安详的，舒服的。
父亲非常喜欢写毛笔字，他曾对妈妈说过，上小学时，每天都是晨起先练大字，然后再去上学。后来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当学徒，也是每天早晨先写一阵毛笔字，然后再到店里。到了老年，父亲就以练书法作为娱乐和锻炼身体的一种方法。我珍藏着父亲写给我的每一张条幅，每当展开条幅观赏那潇洒飘逸中透着刚劲的墨迹时，就想起他站在桌前悬腕挥毫的专注神情。


第三部分：为父亲而自豪《人到中年》牵动了父亲的心

1982年我在家里养病期间，有一次父亲的警卫员跟我说，今天家里放电影。父亲从来不在家里看电影，所以我也很奇怪，我去电影厅的时候，电影已经开演了，我就坐到后排。那天演的是《人到中年》，讲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经历，看完了以后，全场的灯都亮了。我就看到一名外科专家泪流满面，紧紧握住我父亲的手，我父亲没有说话。
后来他从放电影的地方走回办公室的时候，跟旁边的秘书讲，这部电影是放给我们领导干部看的。回到办公室，我问道，爸爸你觉得这个电影好吗？他说这个电影非常真实，不管是描写知识分子的感情还是描写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都是非常真实的，他又说了一句，这个电影是演给我们领导干部看的。后来我就离开了。我觉得他当时思想比较沉重，就是好像有很多想法，他好像是在考虑知识分子的问题，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就坐在沙发上。
陈伟兰，1949年生，中共党员，1963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1968年分配到西藏军区野战部队，1971年转业回北京，在工厂做工人。1976年从北京化工大学毕业后，回到工厂当工人、技术员。1982年调入北京市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历任副处长、处长。1988年调任北京科技干部局副局长，1989年调入中央组织部干部培训中心，历任副主任、主任。2000年至今，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八届、第九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父亲受到很大冲击，对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我感觉他不是很理解，但是他力图想去理解。我记得当时街上贴了很多大标语、大字报，说他是“叛徒”。后来我问父亲，你是叛徒吗？我父亲说，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绝不会做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叛变！


第三部分：为父亲而自豪18岁的我被分配到西藏

1968年，我被分配到西藏去，当时只有18岁。那会儿，我经常和同学到处去看大字报，去听外面的情况，因为年轻，心不是很静。父亲听说我要走，很舍不得，埋怨我说，你为什么老不回家来看我，你都要走了，还不回来？因为我是从部队院校分配到西藏去的，后来有人给我出主意说，你可不可以让你父亲跟领导同志讲一讲，别去西藏了。那时我也很天真，回去就跟父亲说了。父亲说，我不能给你讲这个话，别人能去，你也应该能去。
我离开北京的时候，父亲心里非常难过，他站在门口，让家里所有的人去送我，而且对我讲，再大的困难你也不要怕，别人能干，你也能干。
当时，父亲正遭受打击，身体很不好，经常拉肚子，吃不下饭。但是1970年的时候，我到江西去看他，感觉他的精神非常振作。后来我还问了一句，我说，爸，你身体好了？他说，一股精神力量支撑着我，你看我带了三箱子书，我在这儿过得非常有意思，我读书，而且思考着很多有用的问题。当时我不由得被他这种精神感染了。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经历过满街都贴着父亲的大标语、大字报，又经历过我们家三次被抄家的过程。我觉得一个人在逆境中，能有这样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自己非常不容易。
我在江西一共生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这种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看到父亲每天都在读书，这给我震动很大。一个人在政治打击下，能够静下心来，重新把思想集中到非常重大的问题上，集中到自己一生关心的问题上，而且从理论学习中寻求解决自己思想困惑的办法，我觉得这是要有一定能力和水平，要有一定毅力才能做得到的。
我到江西去的时候，我们俩分头打扫卫生，我负责擦地，他就擦桌子，拉窗帘，收拾他自己的桌子。另外他身体不好，吃的药也挺多的，像心脏病的药、安眠药，光安眠药就有好几种，他自己都标注得清清楚楚。他的生活非常有条理。他说，我身体不好，精力有限，就像一个木炭汽车，我这个木炭汽车要想多开，就得算计好。你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我帮父亲做饭，父亲就说，你留点时间，跟我一起读书吧，你先从马克思的著作读起。我第一篇读的是《共产党宣言》，觉得不是很复杂，能读得懂，而且讲的都是共产党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父亲又让我读《哥达纲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我越读越感到吃力。后来，父亲说，慢一点，你得停下来，我想想，你怎么才能把这些书读进去。第二天，父亲告诉我，现在给你安排的是先读《毛泽东选集》，你在部队读过没有？我说读过。他说，那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我说好啊！父亲最开始让我读《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第二天他问我，这篇文章主要讲什么内容？我说，这篇文章讲的是军事学，讲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父亲说，从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这篇文章是一篇哲学著作。毛主席在遵义会议的时候，就已经发表了这些观点，但是到延安后才把它写成非常有说服力的理论文章，之所以有说服力，就是里面处处充满了哲学观点。
父亲又带着我读了《实践论》、《矛盾论》。一边读，父亲一边给我讲，怎样从实践中看毛主席讲的这些道理。我感到跟父亲一起读书的时候，读得非常细致，哲学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变得不神秘了。



第三部分：为父亲而自豪“毛主席比我们高明!”

他带着我学完《毛泽东选集》以后，很长时间是读《列宁选集》和《列宁全集》。他讲到，列宁在苏联党内有很高的威信，但是在党的会议上，列宁是允许别人当面给他提不同意见的。列宁领导的这个党有很多人水平很高，有的时候列宁在会议上谈一个观点，还没有讲完，就有人站起来讲不同意见，列宁都能够包容，能够认真倾听。他说，列宁不仅提出民主集中制，而且在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上以身作则。后来，他就讲到，如果我们共产党能坚持民主集中制，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希望；社会主义国家有希望，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就一定能够成功。他把民主集中制看成是和党的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每次谈到这儿，都非常激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又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父亲特别欣慰，他说这是党内应该长期坚持的，好的风气又回来了。
父亲不希望儿女参与他的工作，不该听的、不该看的文件，不该听的事情，他不希望我们多问多说。
20世纪70年代末，父亲在杭州时，常常去书场听评弹，当时杭州警卫处派了工作人员跟着他，但是他要求只要一两个人跟着他，不要单独为他留位置，哪儿有位置就坐哪儿，不要把他和群众分开。一天，去书场听书回来，警卫员跟我说，今天一个老太太把首长的鞋都给踩掉了。因为跟群众一块往书场里拥的时候，别人也不知道他是谁，所以把他的鞋踩掉了。
到了1982年、1983年的时候，我陪着他在杭州公园里散步，他就在群众中走来走去。他最喜欢的就是人家不知道他是谁，他在那儿很轻松、很自如地走一走。他说不光是看风景，主要是看群众都在干什么，看群众安居乐业的样子，他心里很高兴。
父亲喜欢逛百货商场，他说一看商品的档次，一看货全不全，就知道现在经济发展得怎么样。所以一有时间，他就到大百货市场、小百货市场，包括杂货铺去看看。北京的东安市场、东单菜市场、西单菜市场，他全都转过。我们北长街那个杂货店他都去看过。他跟我讲，别看就五平方米的小店，老百姓可离不开，因为小孩的铅笔、笔记本，还有橡皮、墨水、毛笔，都在那儿买。对于周围老百姓来说，这个小店非常非常重要。父亲访问北长街文具店时，那个老板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就坐那儿看看老板怎么做，他说有一个人总是坐在后头拿着个水烟袋在抽，而且戴的是个瓜皮帽，他说这个人是在小店决定战略，他决定进什么货，出什么货，该给顾客准备点什么东西，后来他把这个例子到处引，他说我们需要有这种瓜皮帽、水烟袋的人，就是站在比较远的地方去看全局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一次我看到父亲拿着我哥哥写的一个纸条，上面写了我哥哥的一些观点，旁边有我父亲很多批注，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不对，而且把不对的地方拿红笔划得很重。我就问父亲，我哥哥这些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我说您为什么这么看，这么批评？后来我父亲就讲，他说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不容易，一个人能够正确地分析问题，认识问题，提出问题，这是一个很长时间锻炼的过程。他说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提出问题以后，经常听取反面意见，有的时候毛主席自己听不到反面意见很着急，有时候自己就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批驳自己的观点。他说我哥哥这些意见一定要有一些反对的意见来批驳，才能锤炼出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



第三部分：为父亲而自豪和父亲讨论“不唯上”

我听父亲讲过15个字。他说他在延安学习的时候，就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我对父亲说，在部队当兵，你这个“不唯上”恐怕行不通。父亲说，“不唯上”不是反对上级，但是上级讲的事情，上级有的时候可能跟你离得很远，或者并没有做这件具体的事情，所以你在对具体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时候，你一定要向上级真实地反映情况，即使上级不这么看，你也要能够真实地反映情况，这样能使上级全面地了解情况。他对“不唯上”、“不唯书”看得非常重，看做是终身的座右铭，这个对我们这些子女影响也很大。父亲跟我讲，毛主席在延安给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主席成功的经历中间都贯穿了这样一种精神。他说我自己做经济工作也是这个经验，只要我们实事求是，最后这些事情就能做好。如果我们不实事求是，这些工作就做不好，开始看起来大家都赞成了，但是最后可能还要翻车。他说事实是最硬的，关键就是事实，我们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拿到手。
父亲在做外贸工作顾问期间，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当时他请了很多经贸部的局长、处长，甚至处以下的干部到我们家里来。有时候座谈会一开就是半天时间，大概一个星期有三到四次座谈会，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笔记，每一项商品的进口是多少，换汇水平是多少，密密麻麻地记了很多数字。有时候一个公司的商品可能有几百种、上千种，他把主要的、大众化的商品都记在自己的本上。你如果看他的笔记，会觉得怎么这么枯燥，全都是数字，但是他告诉我，这些东西都非常有用，很多规律性的东西就在这些数字里。他总是通过第一线的人把数字调查清楚，再做分析比较。


第三部分：为父亲而自豪父亲一向反对宣传他

1983年春节，父亲接见烈士子弟，气氛很热烈。大家散了以后，我陪他走回办公室，他情绪很激动，脸涨得红红的。他跟我讲，中国革命特别艰难，成千成万的人都牺牲了。很多对中国革命有过重大贡献的人，我们都没有宣传过，或者说很少很仔细地宣传他们，这些人有些是我的上级，文化水平、工作能力都比我高，资历也比我老。中国有一大批老干部还在世，他们很多人对党有很大贡献，对这些老干部我们也没有很好地宣传他们。当时也还没有这个条件。
1984年的一天，父亲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谈话。他先问我在做什么工作，我讲在做干部工作。他就问我做些什么事情，我给他报告了以后，他想了半天没说话。后来他问，如果你工作中有了一点儿别人认为做得不错的地方，你怎么办？我说我就谦虚谨慎啊。他说你怎么才能谦虚谨慎？我说我时时记着，一定要在思想上保持警惕，谦虚谨慎。他说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一条是你要摆正你的位置，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是群众和领导一起做的，你不能把成绩算到自己的账上，要算到组织和群众的账上。
他还问我，如果工作有了缺点，别人批评了怎么办？我说那我就找批评我的那个人详细谈谈，他说这样好，共产党员就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了自我批评的精神，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后来我从他办公室走出来了，快出门时，他还在喊，你要摆正你自己的位置！
父亲在延安做了七年组织部长，他能记住的干部名字大概有将近3000人。他说，做组织工作要熟悉干部，了解干部，要体会干部的思想和心情。
父亲去世前的最后两三个月，躺在病床上，气管已经切开了。有一天晚上快十点了，我临走前，他要跟我说几句话，让我把塞子塞上。他说，如果我没有到上海，没有当工人，没有到商务印书馆，我就没有机会接触共产党。从青浦到上海，这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只有这步迈出去了，才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才有这样的一辈子。有时候父亲发着高烧，还说胡话，说，先念、先念，这个事咱们商量商量，小平同志是什么意见？我们在旁边看着他发烧还在想这些事，心里特别难过。


第三部分：为父亲而自豪为父亲而自豪

陈方，1950年出生，中共党员，1969年至1972年在北京第二通用机器厂当工人，1972年至1977年在福州军区服役，1977年至1980年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1980年至1988年在海军论证研究中心工作，曾任该中心科技部器材处处长。1988年至今在中国中山实业公司工作，现任公司总经理。
记得画册《陈云》出版前审定内容的时候，画册编辑委员会的同志请我们家属过去征求意见。看完后，我到父亲那儿去。我说我们看过画册的清样了，里面有好多您和其他领导同志的照片。父亲说，我对编这个画册有过交代，就是不能光突出我一个人，画册要真实反映历史，反映所处的时代。所有的事情都是大家做的，集体做的，不是某一个人做的，绝不能突出我个人。


第三部分：为父亲而自豪父亲的工资接济了许多人

建国初期，父亲的工资很有限，但除了供我们孩子受教育和全家的生活外，还要寄给很多人，如商务印书馆的老朋友、老同事，青浦乡下的姑姑和舅母，还有一些关系很远的亲戚，一些生活有困难的老邻居和孤寡老人。父亲每个月都按时给他们寄钱，持续了很多年。因为父亲每月的工资要寄给那么多的人，我们家的生活就很拮据。原来大哥大姐都在育英小学上学，那是为干部子弟办的住宿学校，学费较贵。后来，父亲跟母亲讲，家里钱已经特别少了，负担不起上育英小学的费用。所以，我们三个较小的孩子只能在附近的北长街小学上学，那是一所普通的学校，学费较低。
父亲教育我们要多读书读报，主动地思考文章中提出的问题、观点，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做出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报纸会不断地对某些事件和观点进行跟踪，并不断地深入报道新的变化。父亲说，你要记住这些过程，同时对照当初自己预测的结果与实际结果相比较有何不同，预测影响事件发展的因素与事实的因素有多大差距。找到这些差距后，再纠正、充实，提高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父亲传授给我的这个思想方法，像是一种活跃、锻炼思维的脑筋体操，使我在生活、工作中获益匪浅。
我上中学的时候，为了学习游泳，有一次买脚蹼，从生活管理员石长利手中要钱，超出了预算。父亲黄昏散步时知道了这件事，就找我谈话，问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说：“石头（石长利）那儿来的。”父亲又问石头的钱是哪儿来的？我说是你的工资。父亲问：“我的工资是谁给的？”我回答说是人民给的。父亲问：“人民给我的工资，你为什么用呢？”我当时说：“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爸爸。”父亲告诫我说：“节约一分钱是节约人民的钱，我看你的行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生们到全国各地搞串联。我也到过西北串联，后来回到父亲身边后，就跟他讲自己都去过哪些地方。他问我，那你们饭费、火车票怎么解决的？我说坐车都不要钱，吃饭有时候交点饭费，我带的钱不够，在新疆借了15元钱。父亲马上让我把这15元钱还给人家。我就到邮局寄了15元钱。一段时间后，父亲又问我，那15元钱你寄出去没有？我说寄了。不久，新疆接待我们串联的单位特意给汇过来几张收据。父亲说你一定要把收据保存好。“文化大革命”快结束的时候，新疆接待我们的单位催大家还钱，我就把这个收据寄过去了。
父亲从小对我们要求很严格，要我们做到公私分明，不要浪费国家一分钱。他原来有四台录音机，都是老式的。后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买了一台新的录音机拿给他用，他问，这录音机是哪来的？工作人员说，是机关的，你先用着，以后再说。父亲当即让工作人员把这录音机拿回去。后来我哥哥拿自己的钱给父亲买了个录音机。我父亲才愉快地接受了。
父亲的外衣一般都比较整洁，但他穿的毛裤、毛衣、秋衣都是补丁摞补丁。他的毛裤是1961年买的，一直穿到去世，足足穿了34年，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次建议给父亲换条新毛裤，他都没同意，说毛裤穿在里面，补一补没关系。
父亲对好多领导同志讲到，要治理环境污染，保护好环境，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做到了这些。比如说在节约用水方面，他每次洗脸都是先把香皂拿在手里，打开水龙头冲一下，就马上关上。打好香皂后，再把水龙头打开，冲一下。然后把毛巾沾湿，擦两下脸。他用的水很少很少，包括刷牙，漱口。他常说，如果不节约用水，将来子孙后代会骂的。直到现在，我们家里的水池旁，还贴着一个“节约用水”的字条。
父亲用的铅笔都是用到最后，手实在握不住了再换掉；他用的便条纸都是台历背面。另外父亲办公室原来安装的灯比较多，他就建议把灯泡换成功率小一些的，一般光线好的情况下，他只用沙发旁边的一个台灯就够了。父亲常提醒我们，要节约用电，要节约每一滴水，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的后代。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天我下班回来，父亲还没吃饭，正在洗手准备吃饭。看见我，就把我叫进办公室，他说现在社会上经济犯罪、刑事犯罪很多，一些高干子弟也参与了，影响很不好。这方面你得注意，而且不能跟他们一起去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自己管好自己。记住了没有？我说记住了，他才让我回去。
父亲虽然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但从不束缚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从不刻意让我们按照什么标准去生活，或是按照他设定的想法去工作，他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比如说，他从来不会对我们提出过高的要求，从来没有问过我们，考了多少分，学习成绩怎么样，应该达到什么水平，我们也没有这种压力。
父亲临终前很坦然，他要做的事情都有条不紊地做了，工作上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对自己的身后事，他觉得没什么可说，就是让我们好好照顾妈妈。



-

-


[https://www.renzhisiwei.com/renzhisiwei/view1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