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坡坡屋出来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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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了？”王思蜀问，“老钱出差了？”
“没有。”倪和平说。
“没有你怎么情绪不高呀？”
“欧阳健的事。”
“欧阳健怎么了？你不会跟他闹婚外情吧？”
王思蜀显然是想开玩笑，但是倪和平实在没有精神跟她开这个玩笑。
倪和平没有接王思蜀的话，而是对着话筒喘气。这样喘了一会儿，王思蜀就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电话。
“欧阳健怎么了？”王思蜀又问了一遍。问话的内容跟刚才一样，但是口气完全不同。刚才的口中含有调侃的味道，现在是比较关切。
“欧阳健要自杀。”倪和平说。倪和平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仿佛费了相当大的劲，话筒里给王思蜀的感觉是她几乎费尽了全身的气力。
“怎么回事？”王思蜀问。王思蜀在问这句话的时候，已经从床上坐起来。
倪和平这边又静了一会儿。王思蜀听着电话里面的喘气声，没有再敢催她。王思蜀这时候表现的非常能体谅人，她要等到倪和平喘气喘够了再问她，或者说她相信倪和平喘够了之后自然会说的。
果然，倪和平这样喘了一会儿终于又说话了。
倪和平说：“三言两语我跟你说不清，明天是大礼拜，你无论如何都要来深圳一下，我已经跟欧阳健说了，说是你自己想起来给他女儿过生日的。来了以后我们商量一下，一起劝劝欧阳健，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倪和平这最后半句话说的有点重。分量重，声音也比较重。
“好好好，”王思蜀说，“我来，我一定来，不是大礼拜我也来，行了吧。”
倪和平点点头，点头完了之后她才知道这是在打电话，光点头没有用，对方看不见，还必须说话，所以只好对着话筒说：“那好，明天见。”
倪和平虽然累了，累得连话也不想说，但是她并没有糊涂，她刚才对王思蜀说“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并且说的比较重，其实就是故意说给钱进军听的。
钱进军已经睡下了。钱进军在倪和平回来之前就已经躺到床上了。钱进军没有等倪和平回来就自己躺在床上，并且在倪和平回来之后也不打一个招呼，说明他肯定生气了，只不过他表达生气的方式比较含蓄罢了。然而无论他表达的多么含蓄，只要他表达了，倪和平就一定能够感觉到。这就叫默契，这就叫老夫老妻。
倪和平刚才进门的时候，见钱进军假装睡着了，将计就计，就真假装以为他睡着了，于是轻手轻脚地进来，连卧室的灯都没开，只是朝里面看了一下，然后又轻轻地将卧室的门掩上，自己再回到客厅里面打电话。刚开始故意压着声音，仿佛是怕钱进军听见，或者是非常体谅钱进军，怕把他弄醒了，等感觉到老钱的耳朵已经完全竖起来，倪和平才将说话的声音逐步恢复正常状态，给老钱的感觉是她说时间长了，说着说着也就放松了警惕，其实是倪和平体贴老公，怕老钱的耳朵老是那样竖起来难受，才有意大一点声，好让他不费力地就听清楚。这时候钱进军听见倪和平对王思蜀说“总不能见死不救”，一下子忘记自己是在偷听了，慌慌张张从里屋跑出来，问：“欧阳健真的要自杀？”
倪和平见钱进军这番表现，差一点就忍不住笑起来，但到底是快五十岁的人了，又当了多年的公务员，自控能力修炼的还可以，终于没有戳穿他。
倪和平发现，即使对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也不能完全随便，也要用心去体谅对方关爱对方，只有这样，俩人之间的感情才能长期维系。倪和平现在要求不高，夫妻之间的感情只要能维系就不错了，不要想着与日俱增或茁壮成长。人要守本分，在夫妻感情的问题上也要守本分，对五十岁上下的老夫老妻来说，维系夫妻感情就是守本分，一天到晚想着与日俱增茁壮成长反而不是守本分。只有守本分才能维持长久。倪和平现在要求的就是维持长久，与女儿天天唱的“只要曾经拥有”正好相反。
倪和平觉得其实天长地久比曾经拥有更不容易，因为感情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正因为如此，感情也是脆弱的，是经不起伤害的。倪和平甚至感悟，欧阳健和项茹梅其实就是因为当初的感情太好了，以至于他们都以为他们之间的感情坚如磐石了，既然坚如磐石了，那么就没有生命了，于是也就用不着费心费劲地去注意细心地呵护与培养，所以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但是现在倪和平已经来不及细想这个问题，现在她必须解决当前迫切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不能看着欧阳健真的去死，别说是老同学老战友和初恋对象，就是一个同事，一个老乡，一个非常一般的朋友，甚至是一个路人，只要倪和平知道他会死，她也不能见死不救。
“欧阳真的要自杀？”钱进军又问了一遍。
倪和平这时候才点点头。点的非常吃力，同时一点没有偷懒，点头的幅度很到位。
“那你还跑回来干什么？”钱进军问。语气当中包含一点责备。
倪和平没有说话，而是不解地看着钱进军，仿佛在问：不是你电话里吵着要我回来的吗？
“现在谁在陪他？”钱进军问。
倪和平摇了一下头。摇的幅度不大，但是速度蛮快，与刚才点头的动作正好相反。于是倪和平就发现，摇头其实比点头省力。
“那要是他现在自杀呢？”钱进军问。
倪和平愣了一下，眼珠子定格在眼圈中上方，不动。
“不行，”钱进军说，“你马上给他打电话，稳住他，然后立刻赶回去，我陪你一起去，无论如何我们也要让他坚持到王思蜀过来。”
钱进军说着就又返回卧室，换衣服。边换衣服还边催老婆赶快打电话。
“不会的。”倪和平说。
“你怎么敢保证不会的？”钱进军一边套裤子一边从里屋走出来。
“不会的。”倪和平说，“至少今天不会的。”
“怎么说？”钱进军问。
钱进军一边问一边系裤子，并且很快就已经将裤子系好，现在已经开始给前门拉拉链。
“他还没有绝望。”倪和平说，“至少眼下他还没有绝望。”
钱进军这时候已经把裤子完全穿好，但是是不是接着穿袜子他还没有拿定主意，因为倪和平的话还没有说完，如果倪和平说的话让他确信欧阳健今天肯定不会自杀，那么他就用不着穿袜子了，不但用不着穿袜子，而且连已经穿上的裤子也还要重新脱下。
“我已经对他讲了，”倪和平接着说，“我对他讲王思蜀明天就过来。我对他讲王思蜀过来的目的就是要帮渝丽过十五岁的生日，既然要给渝丽过生日，欧阳健现在就绝对不会自杀的，至少今天不会自杀的。”
钱进军一听，觉得是这么个理，于是决定不穿袜子了，重新回到卧室，脱掉西裤，再套上睡裤，一边脱着套着一边对老婆说：“赶快洗澡睡觉吧。”说的声音很大，像是怕倪和平听不见，也像是发泄心中的不满。


第一章真正的忘我

2
钱进军心中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天欧阳健和项茹梅俩口子闹离婚，俩口子都缠着倪和平，仿佛倪和平一下子成了调解员或者是法官，既要在两边调解，又要帮着评判。这下更好，不知道是调解的水平不高还是评判的不公平，其中的一方居然要自杀，倪和平又临时充当了消防队员，担负起阻止欧阳健自杀的责任。要是倪和平仅仅是一个热心人，钱进军也不至于心中有气，关键是这个欧阳健曾经是倪和平的初恋对象，现在他们俩天天搞在一起，即便钱进军百分之百相信他们之间绝对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事，但是心里面还是不舒服。至于为什么不舒服，老钱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不舒服就是不舒服。不舒服有时候不需要有理由，就像舒服有时候不需要有理由一样。
倪和平和钱进军是同学，是大学同学，准确地说是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进修队的同学。进修队也叫八队，八队的学员都是像他们这样即将退役下来的文体兵，他们当初是被“特招”到部队来的，后来要转业了，所在部队安排他们到院校进修，学习一技之长，拿个文凭，以便将来找个好工作，也算是部队对他们负责吧。
倪和平和钱进军是到进修队才认识的，那时候他们都是标准的“大龄青年”了，而且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一着就旺，很快就结婚了，但是钱进军并不是倪和平的初恋，倪和平的初恋是欧阳健。
欧阳健是六六届重庆二中毕业生。重庆二中的升学率是百分之八十五，欧阳健是年级的尖子。
欧阳健不但学习成绩好，而且多才多艺。歌唱的好，小提琴拉的更好。欧阳健本来是打算报考音乐学院的，但是父亲老欧阳不同意，老欧阳希望儿子把音乐当作一种爱好，而不像他自己一样拉一辈子小提琴。曾经有一段时间，欧阳健为报考志愿是事情跟父亲老欧阳还闹了个不愉快，好在这段时间并不长，因为很快中央就发出“五一六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既然“文化大革命”爆发，也就不存在考大学的问题，既然不存在考大学的问题，当然也就更不存在考哪个大学和考什么专业的问题。
不用考大学的欧阳健参加了学校的红卫兵团。其实那时候他们人人都参加了红卫兵团。在那种氛围下，人人都是积极分子。许多年之后，欧阳健感悟，人有时候是受氛围制约的。
欧阳健他们戴上了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题写字体的“红卫兵”袖章。袖章是鲜红的，袖章上“红卫兵”三个字是金黄的。与国旗的配色一样，于是，整个国家都进入了一种崭新的令人亢奋的状态。
欧阳健还翻出许多年前的红领巾，请父亲单位道具组的陈阿姨做了一个毛主席语录包。又向妈妈要了四块钱，买了一件看上去有点像军装的草绿色上装，再花一块五毛钱配了根中间带五角星的武装带，参加了革命大串联。
刚开始他们串联的路程还比较近，也就是从重庆到成都，再从成都回到重庆。后来跑的比较远，主要是到红军长征曾经走过的革命道路，到达一个一个革命圣地。他们有时候乘车，有时候干脆就真的学着当年红军的样子徒步行走。打着红旗，唱着歌曲，看见对面来了一队红卫兵，也不管他们是哪路人马，立即就要高呼口号，“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对方也呼喊同样的口号，欧阳健当即忘记了疲劳。其实疲劳了也没有关系，疲劳了他们就唱歌，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欧阳健就是在长征途中与倪和平走到一起的。走到一起的直接原因是他们俩都识谱。其实他们俩都是二中的，而且是一个年级的，以前也算是认识，或者说是面熟，但是不是很熟，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圈子的，并且他们这两个圈子的人之间互相还有点看不起对方。当初重庆二中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欧阳健这样学习好的，另一类是倪和平这样家庭有背景的。学习成绩好的看不起那些家庭有背景的，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二中不是凭自己的本事，而是凭父母的本事，凭父母的本事不算本事。家庭有背景的也看不起学习成绩好的，因为这些学习成绩好的身上的小市民味道太重。所以，欧阳健和倪和平实际上分属于两个互相看不起的群体。现在两个互相看不起的群体已经走到一起来了，并且欧阳健和倪和平还分在一个战斗队，而且两个人都识谱，想互相看不起都不行。
倪和平认识简谱，欧阳健不仅认识简谱，而且还认识五线谱，并且欧阳健似乎还更习惯用五线谱，因为倪和平发现欧阳健常常是先拿五线谱写曲子，写好之后再翻译成简谱，翻译简谱的目的是为了让倪和平看懂。于是，倪和平马上就有点感动，同时对欧阳健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是一种让倪和平脸上发热心跳加速的佩服。在“长征”途中，有时候他们俩在煤油灯下讨论曲谱，俩人挨得很近，近到倪和平能够感觉到欧阳健身上的体温，于是这种心跳速度又加快一倍。
那时候他们长征的队伍其实也就是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因为毛主席曾经说过，“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他们这支队伍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做不了播种机，但是做宣传队还是绰绰有余的。其实这样的业余宣传队，有一个真正懂行的就可以了，像他们这样有两个台柱子，实在是人才过剩了。事实上，当年红卫兵唱的许多毛主席语录歌就是欧阳健谱曲的。前几年“文革”歌曲回潮，倪和平还给欧阳健打电话，说你听见了吧，现在歌舞厅流行的那个歌曲还是你当年谱曲的呢。
“那又怎么样？”欧阳健问。
“打官司呀，”倪和平说，“要版税呀。”
说的欧阳健还真动了一回心，但是再往深一想：没有凭据，没有凭据连打官司都不会受理，只好作罢。
其实最让欧阳健激动的不是为毛主席语录谱曲，而是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欧阳健和倪和平他们一共两次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但是第一次只是他们看见毛主席，而毛主席并没有看见他们，所以说“接见”似不确切。那一次他们被安排在西长安街上，根本就望不见天安门，当然就更望不见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只是伟大领袖在来的时候，路过西长安街，欧阳健远远地看见伟大领袖站在敞篷车上向两边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据说欧阳健他们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东长安街上的红卫兵，连毛主席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只是通过广播喇叭听见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讲话。第二次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好在这一次欧阳健和倪和平他们面对面地见到了伟大领袖，但是他们光顾着喊口号了，忘了跟毛主席讲话，更没有跟毛主席合影留恋。就这也把他们激动的半死，真正地激动半死，不是装的，完全不是装的。根据他们后来回忆，那一天欧阳健曾经两次奋力托起倪和平，他们的身体进行了最紧密地接触，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零距离。当时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从来没有实际接触过异性，有时候排练偶然不经意地碰了一下对方，也会沸腾半天，但是奇怪的是，那一天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心事全部放在伟大领袖身上了，实现了真正的忘我。


第一章狐狸精！

3
从北京回来后，重庆的革命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倪和平的父亲作为走资派已经被揪斗，胸前挂一个大牌子，牌子是黑色的，上面用白广告色写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倪振威”，头上带着高帽子，高帽子是白色的，上面用红色写着“倪振威”三个字，并且还打了叉叉，像押伏刑场执行枪决的犯人一样。
家肯定是被抄了。红卫兵抄家的时候倪和平不在重庆，倪和平正跟着欧阳健他们一起投入革命的大串联，算是躲过一劫。但是名誉损失没有躲掉，不久，二中的红卫兵组织悄悄地流传一个秘密，说当初抄倪和平的家的时候，倪和平不在，却从她的枕头底下抄出一个塑料东西，至于是什么东西，大家不明说，任你想象，因为这种想象比明说更可怕。
这些变化对欧阳健的影响似乎不大，反正他本来就是平民子弟，但是对倪和平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相当于从高贵的公主一夜之间变成灰姑娘，连自己都讨厌自己。
倪和平已经被排除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之外，也没有人通知她，她自己就“自觉”地不去了。那时候倪和平恨不能把自己退化成甲壳动物，干脆缩在甲壳内，不出来，当然不能再去文艺宣传队这些地方抛头露面。
倪和平离开了文艺宣传队，但是欧阳健没有，欧阳健仍然是宣传队的活跃分子。这时候一下子冒出了许多革命歌曲，有些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歌，稍微改动一下歌词，当作新歌唱，有的是新写的。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反正都是革命歌曲，反正很多，多得连现学都来不及，根本就不用欧阳健自己写曲子了。不但不用欧阳健自己写曲子，而且也不用欧阳健拉小提琴。小提琴资产阶级情调太重，声音太小，不适合伴奏革命歌曲，革命歌曲需要手风琴这样朴实的乐器伴奏。于是，欧阳健就直接唱歌，好在欧阳健嗓子不亚于年轻时候的老欧阳，再加上乐理知识和乐感好的人发音准确，欧阳健竟然没用多长时间就唱出了名气，有时候造反派搞什么活动，竟然也请他们二中的宣传队去捧场。据说他们主要是冲着欧阳健的，特别是欧阳健唱的《赞歌》，两边的造反派都十分喜欢，成了他们这个宣传队的保留节目。《赞歌》前面的那一段“啊……”，九曲十八弯，把听众带到空旷博大而且离太阳很近的地方，没有一副好嗓子和乐理功底是唱不了的。事实上，不仅造反派喜欢听欧阳健的《赞歌》，其他人也喜欢听。比如项茹梅。
项茹梅比欧阳健低几级，年龄小，个子也小，跟欧阳健不在一个“档次”，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她对艺术的欣赏。事实上，项茹梅并不懂音乐，当然也根本就不识谱，但是艺术和科学一样，不懂科学的人也能享受科学带来的便利，同样，不懂艺术的人也可以感受艺术的魅力。项茹梅就属于那种不懂艺术但可以感受艺术美感的女孩。
项茹梅是在坡坡屋长大的。重庆的坡坡屋相当于北方的大杂院，里面居住的大多数是挑夫和纤夫，因此这里离码头不远，这就注定了坡坡屋的孩子虽然接受的教育不怎么样，但是见识并不少。和大多数坡坡屋的孩子一样，项茹梅从小并没有上过什么幼儿园托儿所。小时候的项茹梅最羡慕的就是那些穿着幼儿园制服的小朋友。这些小朋友坡坡屋没有，但是码头上经常有。项茹梅非常喜欢那种上面印着“小朋友”三个字的白兜兜，项茹梅曾经想象过自己穿上那种白兜兜的样子。想过，但是从来都没有穿过。许多年之后，已经成为深圳富婆的项茹梅回重庆探亲，跟父亲谈起小时候的事情，说到这件事，父亲还老泪纵横。父亲说：如果你当时提出来要，爸爸一定会给你买的。父亲这样说并不是马后炮，父亲是放木排的，放木排的人家虽然不富裕，但是家里面也偶然能有一两件好东西，就像他们家经常是咸菜稀饭，但是偶然也能够吃上大鱼大肉一样。听老辈说，放木排的人活一天算一天，所以平常没有什么积蓄，挣了一笔钱马上就花掉，如果当时项茹梅要是跟爸爸妈妈说自己想要一件印上“小朋友”三个字的小兜兜，没准哪一次爸爸放木排回来就真的给买了。
坡坡屋的小孩都在江边小学读书。那时候国家并没有强调什么几年制义务教育，但是那时候项茹梅他们全部都上学，好像没有见到哪个孩子不上学的。那时候学费便宜，学费每学期只有一块五，书本费更少。
上学之后，项茹梅就接触到坡坡屋以外的孩子，就是她以前在码头上看到的那些孩子。那些孩子和他们坡坡屋的孩子不一样。那些孩子不拖鼻涕，那些孩子下雨天有红色绿色的小胶靴穿，而坡坡屋的孩子没有。项茹梅下雨天穿的是元宝口的胶鞋，元宝口的胶鞋鞋帮子容易灌水，元宝口的胶鞋没有红色和绿色的，元宝口的胶鞋只有黑色的，而且项茹梅的元宝口胶鞋是哥哥穿旧的，因此是那种完全没有光泽的“土黑”，仔细一看，表面还有许多细细的小裂纹，一点都不好看。
“文革”前夕，项茹梅升入中学，并且进的是离家不远的重庆二中。项茹梅能够进入重庆二中，还得益于“文革”开始前的一些小的“运动”，这些小的“运动”提出了就近入学的新概念，所以项茹梅他们这些坡坡屋的子女也能够进入二中。不过既然他们都能进二中，那么此二中已经非彼二中了，正像如今既然花钱就能买文凭，那么此文凭已经非彼文凭一样。事实上，项茹梅在二中还没有正儿八经地上到一年，他们就不用上学了。老生们成立了一个一个战斗队，他们这些新生也跟着后面学，并且这些新生由于来自五湖四海，更有战斗精神，事事都不甘落后。特别是破四旧立四新，他们冲在最前面，反正做什么都是对的。
项茹梅是在欧阳健的《赞歌》中冷静下来的。因为她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整天瞎闹更美好的东西。比如《赞歌》，比如欧阳健。项茹梅发现欧阳健跟他哥哥不一样，跟他们坡坡屋的所有的男人都不一样，至于到底哪个地方不一样，项茹梅没有细想，也不知道，但是她知道欧阳健身上有一种她所喜欢的东西。
当项茹梅他们冷静下来的时候，毛主席发表新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本来第一批上山下乡是轮不到项茹梅的，但是发现红榜中有“欧阳健”这个名字，于是马上去报名，坚决要求上山下乡。要求上山下乡毕竟不是要求去当兵，只要你态度坚决，最后当然是获得通过的。
项茹梅上山下乡，他哥哥也上山下乡。父母是不敢反对子女上山下乡的，父母只是希望他们兄妹能下放到一起，而且就下放到重庆郊区。但是项茹梅不同意，项茹梅说她是有组织的，组织上说下放到哪里她就下放到哪里。项茹梅的“组织”是二中，跟欧阳健是一个组织。一想到能跟欧阳健一个组织，项茹梅就有一种莫名其妙地激动。带着这种激动，项茹梅在父母的泪水中依然决然地踏上了征途。系上红色飘带的汽车从重庆一直开往大巴山区。
那天项茹梅早早地就上了那辆属于他们的车，她不象别的同学那样跟父母依依不舍，她觉得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只要能跟欧阳健在一起，别说是到大巴山区，就是到天涯海角，她也不觉得那是一种苦，不但不会觉得那是一种苦，相反，她会觉得很甜，很幸福。再说，重男轻女的思想在父母心中根深蒂固，现在的表现就更加明显：父母跑到哥哥那辆车前面去依依不舍去了。
第一个上车的项茹梅坐到了最后一排。她想象那么高大的欧阳健上车之后一定会坐在最后一排。尽管她知道欧阳健并不认识她，但是只要坐到一起，总有说话的机会。项茹梅想：伟大领袖真好呀，要是没有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她就不可能跟欧阳健坐到一起。为了能确保能跟欧阳健坐在一起，项茹梅占了最后一排的最中间的一个位置，这样，只要欧阳健坐到最后一排，无论他坐哪一边，都跟项茹梅挨得很近，一想到马上就能跟欧阳健挨得很近，项茹梅又体味到了那种莫名其妙的激动。
大部分同学们已经上车了，欧阳健还没露面。难道欧阳健不上这辆车了？或者是欧阳健突然由于什么原因不去了？不会呀，名单上写的清清楚楚，这还能错？万一呢？假如万一欧阳健真的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不去了怎么办？我是不是也不去了？不去行吗？如果欧阳健去，但是不上这辆车，那怎么办？不上这辆车意味着不在一个县，不在一个县就等于相差十万八千里，那么自己怎么办？是不是也跟着下车，换到他那辆车上去？可以随便换车吗？她突然发现原来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的不确定因素，而且仿佛每一个不确定的因素都不是你自己能左右的。自己以前怎么不知道呢？
不会这么巧吧？项茹梅在安慰自己。
欧阳健终于出现了。看来自我安慰还是起作用的。
欧阳健是名人，谁都认识，所以他一路过来都是在不断地跟人打招呼。
项茹梅这时候把车子上剩余的座位看了一下，也就是她所在的最后一排还有两个空位，并且这最后两个空位正好均匀地分布在她的左右，无论欧阳健选择哪一边，他都必须跟她紧紧挨在一起。项茹梅不禁为自己的选择得意，她甚至从心里感谢那两个同学抢占了窗户边的两个位置，她发现同学们好像都喜欢窗户边的位置，不知道是为了现在方便跟亲人告别还是等会儿方便欣赏窗外面的风景。项茹梅不需要跟亲人告别，亲人都在跟哥哥告别呢，顾不上她。项茹梅等会儿也不需要欣赏窗外的风景，等会儿她欣赏欧阳健还怕来不及呢。
项茹梅已经开始设想等会儿欧阳健来的时候她该怎样打招呼。欧阳健是有教养的人，一定会主动跟她打招呼。怎么打？是点头一笑还是说“你好”？不管欧阳健是点头一笑还是说“你好”，项茹梅都打算回答“你好”。当然，在回答“你好”的同时，项茹梅还要点头微笑，要笑的热情一点，热情得仿佛他们是老熟人，这样，欧阳健就会问你是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如果欧阳健这样问了，我该怎样回答呢？如果按照项茹梅平常的性格，肯定会调皮地故意不说，而是让欧阳健自己猜，但是项茹梅不打算这样，因为如果这样，可能会给欧阳健留下一个做作的印象，这个印象是万万要不得的。项茹梅还是打算尽可能做到不卑不亢地回答，告诉欧阳健自己是初中三班的，叫项茹梅。如果欧阳健的反应热情，项茹梅还打算加上一句：其实我认识你，特别喜欢听你唱的那首《赞歌》。当然，项茹梅不可能说“我就是因为喜欢你才坚决要求下放的”，她甚至不能说“我就是因为喜欢听你唱歌才坚决要求下放”的，没办法，很多事情可以做，包括某种奉献甚至是牺牲，但是不能说。
项茹梅还打算往下想，想着欧阳健听了她的自我介绍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比如会不会和她握握手。这么想着，项茹梅就激动的有点不知所措，差一点就喊出来了。好在这时候欧阳健已经上车。欧阳健上车之后立即就有人跟他打招呼。大家在跟他打招呼的时候并不是喊他“欧阳健”，而是直接喊他的姓，喊欧阳。项茹梅知道欧阳是复姓，就和英雄人物欧阳海一样，但是她不明白为什么同学们不喊欧阳健的名字而是喊他的姓，假如是喊我呢，难道不喊“项茹梅”而只喊“项”？项茹梅现在在想，我是喊他“欧阳健”呢还是像大家一样喊“欧阳”？项茹梅想不清楚，再说现在也来不及想这个问题了。
欧阳健一面跟大家打招呼，一面往后面看，具体地说就是往项茹梅这里看，看得项茹梅顿时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跳，有点像拿水拔子拔水时候的感觉。
欧阳健已经开始往里面移动了。欧阳健这时候手里面有一个包和一个黑色的匣子，其他行李肯定已经放到车顶上了。项茹梅知道那匣子里面是小提琴。项茹梅不会拉小提琴，甚至没有摸过小提琴，但是她知道那是小提琴。项茹梅知道欧阳健会唱歌，但是并不知道他会拉小提琴。欧阳健就这样一手提着包一手举着小提琴往里面移动，只要在移动几步就到达最后一排了，只要到达最后一排，欧阳健就会跟项茹梅打招呼，并且会在项茹梅傍边坐下，只要一坐下，他们就算是正式认识了。
“欧阳，在这里。”
突然，一个声音划破了整个车厢。在项茹梅听起来，这个声音是那样的刺耳，但是欧阳健还真被这个声音叫住了，并且马上回头，向车厢的前面走去。
项茹梅这时候才发现，坐在第一排的那个披着军大衣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过头来，拿一张灿烂的笑脸迎着欧阳健。这是一张女人的笑脸，刚才项茹梅根本就没有发现她是个女的，或者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她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并且更没有注意到这个女的旁边居然还有一个空座，这个空座上放着一个箱子一样的东西，箱子一样的东西上还盖着一个大衣，如果不注意看，谁也不知道那是一张空位置。但是项茹梅现在看清楚了，看清楚这个女的现在已经把那个箱子一样的东西搬起来，原来它是一个手风琴。现在她把手风琴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腿上，把刚才放手风琴的那个空位置腾给欧阳健。不用问了，她是有意给欧阳健占位置的。
狐狸精！
项茹梅心里面恨恨地骂了一句。


第一章扎根一辈子

4
被项茹梅骂作狐狸精的女生就是倪和平。倪和平在父亲被当作走资派揪斗出来之后，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这时候不知怎么突然冒了出来。项茹梅不认识倪和平，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是现在想不认识都不行了。
车队在鞭炮和一阵喧天的锣鼓声中启动了。在他们这个车队驶出广场时，项茹梅听见有人喊她的小名。“小梅子，小梅子！”项茹梅听出那是她父母的声音。但是项茹梅没有回答，甚至没有抬头张望。项茹梅现在没有心情，再说她也不喜欢父母当作这么多同学的面喊她的小名，于是干脆低下头，装做没有听见算了。幸亏这一车子的同学都比她高两届，没人认识她，所以也就没有人知道车子下面那老俩口是喊她的。
在以后的行程中，项茹梅努力使自己不去看欧阳健，并且不断地告戒自己：不去看，不去看。但是欧阳健的后脑勺却总是在她面前晃，想躲都没有地方躲。尤其可恨的是那个狐狸精，跟欧阳健贴得那么近，而且俩个人好像一直在悄悄地说着什么。能说什么好话？
到了一个路边有厕所的地方，车子停下，让大家下车方便。项茹梅在厕所的门口跟“狐狸精”擦肩而过。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狐狸精”不仅比她高，而且比她漂亮，一看就是一副高贵相，肯定不是坡坡屋出来的，小时候一定上了托儿所，并且幼儿园的时候穿过印有“小朋友”字样的小兜兜，小学的时候下雨天穿胶靴，中学的时候冬天披军大衣。完了！项茹梅想，“狐狸精”是白天鹅，自己就是丑小鸭。
重新上车之后，大家的兴致不减，居然唱起了革命歌曲，是那种节奏感非常强的进行曲，一听就能鼓舞革命斗志。这些革命歌曲项茹梅还是能唱的，平常也没有感觉它们是好听还是难听，反正在走路的时候唱它们步伐自动就能走整齐，比体育委员喊“一二一”还管用。今天有“白天鹅”的手风琴伴奏，项茹梅发觉其实还是蛮好听的。尽管如此，项茹梅只是跟着大家后面哼哼，并没有认真地唱，不知道是没有心情还是因为讨厌“白天鹅”的伴奏。但是唱着唱着，项茹梅不知不觉地也放开了声音，一放开了声音，心情居然也好了起来，想着这个“白天鹅”跟欧阳健只不过就是认识，看她手风琴拉的这么好，以前肯定是一个宣传队的，只是认识罢了，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自己不能自暴自弃，机会还是有的。于是，再看见“白天鹅”，也不觉得那么讨厌了。
目的地终于到了，大家全部下车，先方便，然后又听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话，前面说的全是废话，最后才说到主题，说这里是前进人民公社，有一部分人就在这里下车，到了，其余的人还要继续向前走。接着，就开始念名单，念到名单的人就下车，没有念到名字的人继续留在车上。虽然大家热情高涨，但还是希望早点下车，仿佛早点下车离重庆多少会近一点，所以，那些听到自己名字的人个个欢天喜地地下车了，但是有一个人除外，这个人就是项茹梅。项茹梅这时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念：只要念到欧阳健的名字，她马上就装糊涂地跟着下去，只要没有欧阳健的名字，她就装糊涂不下去。名字念完了。有项茹梅的，但是没有欧阳健的。这时候欧阳健就坐在那里跟下车的同学一个一个地打招呼，甚至还跟几个同学握手拍肩膀。尽管这时候项茹梅非常希望欧阳健能跟自己也握手，但是她还是抵御了眼前的诱惑，为了今后长期地在一起，坚持没有下车。
不知是人太多了的缘故还是刚才大家争先恐后欢喜若狂的样子给带队的人一个假象，这个假象使他相信只要点到名的就肯定下车了，所以谁也没有注意到居然有一个人被念到名字却赖在车上不下来。当被点了名的“全部”下了车之后，剩下的人继续前进。汽车在土路上又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终于彻底停了下来，因为再往前已经无路可走。横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坐大山，一坐被云遮住山顶的大山。
下车后，他们被领进一个像地主家大院的院子，院子门口挂了一副牌子，牌子上写着“延安人民公社”。这里怎么是“延安”呢？延安是革命圣地，大串联的时候项茹梅去过，那里是黄土高坡，有宝塔山，有延河水，与眼前这个景象完全不是一回事。
管它呢，项茹梅想。
吃过饭，又开始念名单。二十来个人被分配在三个生产大队。名单全部念完了，没有项茹梅。
当然没有项茹梅，项茹梅的名字在前面那个公社已经念过了。没有名字往那里“分配”呢？项茹梅当然是往欧阳健那一组挤，但是很快就被清理出来。大队书记当过兵，接过这些“兵”之后，马上就让他们排队，一排队发现多了一个，于是就点名，一共只有六七个人，一点名就发现问题了。
“这位小将，你出列，你不是我们这里的。”
书记的普通话不比他们城里人差，从普通话水平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工作水平，这在当时边远的乡村尤其如此。
书记不但把项茹梅清理出来，而且还非常负责任地把她带到公社革委会主任面前，亲自交给他，然后再带着他领的那些“兵”走了。
这一次项茹梅没有办法再跟欧阳健在一起了，项茹梅现在所能做的就是要争取留在延安人民公社。项茹梅对带队的表示：自己就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里比刚才那个公社离重庆更远，因此也应该更艰苦，所以她不打算回到前进人民公社，坚决要求留下来接受再教育。后来她果然留了下来，并且果然分配到全县最边远的这个公社的最边远的下山弯大队。但是她无怨无悔，只要能跟欧阳健在一个公社她就无怨无悔。
下山弯大队确实就是一个山弯。山弯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峡谷。这里是大山的边缘，如果不看后面的大山，单看下山弯，倒更像是丘陵，因为大山在她的边缘突然分出两个隆起的土丘脉，两脉之间就是山弯，或者叫小峡谷。山上一条小溪正好顺山弯而下，在山弯的中央形成一个水潭，水潭呈橄榄形，两头窄，中间宽，潭的四周是茂盛的叫不出名字的植物，植物得溪流的滋润，又将水潭庇护于自己的阴影之下。山里的老乡说，村子背后的大山是他们的父亲，山弯中间的小溪以及由小溪汇集的水潭是他们的母亲，有了父亲和母亲，这里就人烟不绝代代兴旺。许多年之后，当年的知青们再返回山弯时候，其中一个已经成为某某学者的老知青说：山民是懂得美的，并且懂得含蓄的美。按照这个学者的解释，山弯两边的土丘脉和两个丘脉之间的小溪，加上小溪在山弯中间形成的水潭，以及水潭四周茂密的无名植物，正好组成了一幅人间最美丽的立体图案，这个图案的名字叫母性。而她背后那座连绵的大山，如果恰好从水潭这里看上去，就是一个挺拔的阳具。神了！
得益于父亲的庇护和母亲的养育，下山弯的老百姓生活倒也安逸。早年，这里的老乡是不种粮食的，他们靠山脚的毛竹和丘脉上的茶叶而富庶，并且他们发现，凡是能生长毛竹的地方就一定能够生长出上好的茶叶。毛竹是大山的儿子，茶叶是小溪的闺女。
下山弯的茶叶是野生的，不像家养的茶叶那样被人摆弄的跟城里面的冬青树一样。野生的茶树高大，采摘困难，并且牙头少，产量低。大约正是因为如此，老乡们对茶叶的采摘和加工都十分讲究。每年的谷雨一过，家家户户都要封锅，炉灶不能用来做饭了，而要腾出来炒茶。
采茶是女人的事，炒茶是男人的活。
谷雨前后的晚上，男人是不能到水潭边去的。女人在采茶的头一天晚上，聚集到水潭边，把自己脱的一丝不挂，然后用流动的溪水把自己洗净。如果哪个女人那天身上不干净，则她就要自觉地回避，回避的方式是往小溪的下游走五里地，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尼姑庵，女人就一直要呆在尼姑庵打杂吃斋，直到身上干净了才能回来。要是哪个不干净的女人混在干净的女人里面，或者哪个后生冒冒失失地在不该去的时候跑到水潭边，老天爷是要发怒的。老天爷一发怒，那一年的茶叶就会又苦又涩，卖不出价钱。
采茶是清早的事，必须就着晨雾才能采得好茶。野茶树高枝长，女人必须爬上树干，左手握住树干，保持身体平衡，右手挽一根枝条，把长满嫩叶的枝条弯曲送到自己的嘴边，然后咬下嫩叶，吐到胸前的篓子里。等大太阳出来的时候，露水退了，胸前的小篓子也正好装满，抖落出来放到锅里面，炒好之后正好二量。
早年下山弯的茶叶不论斤两，而论“锅”，一锅就是二两。
炒茶是男人的事。男人先在锅膛里烧一把火，这把火一定要烧透，烧到茶叶抖落进去的时候能听到磁啦一声。
炒一锅茶只能用一把火，绝对不能在往炉膛里面添第二把火，否则老天爷还是要发怒，老天爷这一次发怒是让炒出的茶叶有焦煳味，同样不能卖出价钱。
一把火烧到最旺的时候青叶子下锅，男人光着膀子，把头埋向锅底，双手不停地翻动，身上的汗水成了炒茶的作料。眼看着青叶子在自己的手里由脆发软，由青变黄，男人边炒边揉，叶子也由舒展缩成一团。直到火已经熄了很长时间，锅底也已经凉透了，身上也不出汗了，手中的茶叶又由软变脆了，一锅上好的野茶才出锅。
上好的野茶看上去是藏青色，表面是一层白色的雾状屋，老辈的说那是男人的精血和女人元气的结晶。这样的茶叶老乡是绝对舍不得自己喝的。如果家里有长辈，则在清明的那一天，用小溪的水在瓦罐子里面煨滚，弯上一壶，端给老人。老人喝了之后顿时耳聪目清，揭开茶壶盖，若能看见茶壶口子上面飘逸着两条青龙，一雌一雄，相互盘绕着直上屋顶，来年一定风调雨顺。
按照老辈传下的规矩，下山弯的野茶每年只炒十八锅，多炒一锅就要犯天条，因此下山弯的茶叶就非常名贵。据说长江边上的丰都最早就是因为下山弯的野茶而形成的。下山弯的茶叶担到丰都，一锅茶叶二两白银，茶商从丰都把茶叶贩到重庆或者是汉口，一锅茶叶二两金。
从下山弯到丰都要走九九八十一里山路。担茶是女人的事。每年清明一过，女人担着茶叶在前，男人背着毛竹跟在后面，要走九九八十一里山路赶到丰都。女人担的茶叶金贵，男人背的毛竹贵重，每节毛竹筒里面都灌满了清晨小溪的水。到了丰都，每卖一锅茶叶，都要陪送一筒溪水。下山弯的茶叶只有用小溪的滚水弯泡才能显现独特的味道。如果喝茶的是贵人，打开茶壶盖，马上就能看见两条青龙盘绕腾云驾雾，喝茶人必交好运。据说当年闹太平天国的时候，翼王石达开路过丰都的时候，不信这个邪，说拿什么水弯茶还不是一样，只要是开水就行，于是用江水冲了下山弯的野茶，冲好之后，打开茶壶盖，照样见到两条青龙，于是狂笑畅饮，得意非凡，但是下山弯的王家三叔不这么看，三叔回来说，他分明看见的是两条青蛇，而不是青龙。果不然，石达开入川之后再也没有出来。
项茹梅他们来到下山弯的时候，这段历史已经被当作封建迷信在批判了。上面指示要以粮为纲，下令要在下山弯的上面修一个拦水坝，然后在山弯里面种水稻。野茶树也被砍掉，改种产量高的家茶。家茶沿着丘坡一行挨着一行，已经全部长成小半人高，可见破旧立新早在“文化革命”开始之前许多年就已经开始了。多年之后，项茹梅他们当年的老知青再回到下山弯时，下山弯人又炸掉水坝，砍掉家茶，努力恢复下山弯的原始模样，仿佛这里的老乡都成了哲学家，都在不断地实践着否定之否定的理论。
分配到下山弯大队的一共是七个人，三男四女，据说本来是六个人的，三男三女，配好的，为的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这里扎根一辈子。既然要扎根一辈子，当然要开花，还要结果，所以就必须男女搭配好，不能破坏下山弯的阴阳平衡。下山弯已经够惨的了，再也经不起破坏了。果然，下来的七个人很快就分成了三对半，这个“半”当然只能是项茹梅，因为只有项茹梅比他们都小一拨，那时候小一拨就好像小了不少，既然小了不少，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跟他们相配。再说项茹梅也绝对不会跟他们相配，因为这个比他们小一拨的小丫头心里面已经有人了，这个人就是欧阳健。


第一章延安公社

5
延安公社共有三个大队，分别叫做南弯、北弯和下山弯。三个大队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围着大山。这座大山从下山弯看上去象是一座孤零零的冲天石柱，其实她是一条长长的山脉，是一条像土丘脉一样的山脉。但是比土丘脉高许多，宽许多，更长许多。事实上，这个山脉一直往西是没有尽头的，她一直连绵到青藏高原，哪里算是头？
山脉没有头，但是她有尾，她的尾巴的末梢就是下山弯。下山弯要是再往东就是湖北了。下山弯在山脉的最东面，按道理应该叫“东山弯”才对，但是她就叫下山弯。至于她为什么叫下山弯而不叫东山弯，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不仅项茹梅他们当年上山下乡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考证出来，就是那个已经成为某某学者的老知青在许多年之后荣归故里的时候，非常希望能给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一个合理的说法，但最终也没有能够如愿。
由于尾巴末梢伸的比较远，下山弯的位置相当于“丫”字的最末端，到上面两个端点都蛮远。沿着“尾巴”往西南方向走二十里是南弯，公社就在南弯，就是那天他们来的那个地方。沿“尾巴”向西北方向走二十里是北弯，北弯就是欧阳健插队的那个地方。南弯和北弯之间隔着一条“尾巴”，从北弯翻过“尾巴”就是南弯，所以北弯的人从来都不到下山弯来，北弯的人要是出山就直接翻越“尾巴”去公社，而不会绕到下山弯来。翻“尾巴”虽然路难走一些，但是只有十里路。谁都知道，走十里山路总比走四十里平路好，况且所谓的“平路”也并不平坦。现在项茹梅在下山弯，而欧阳健在北弯，其实从下山弯到北弯也就是二十里地，天气好的时候，比如刚好雨过天晴的时候，站在下山弯的土脉顶上，隐隐约约还能看见北弯的炊烟。事实上，项茹梅就经常站在那里向西北方向遥望。遥望那若隐若现的炊烟，和那炊烟下面隐藏的人家。
一转眼，项茹梅来下山弯已经三个月了。三个月里主要就是跟着老乡翻茶叶地，翻茶叶地的作用相当于大田里锄草，只不过大田锄草用的是锄头，翻茶叶地用的是钉耙。按说翻茶叶地是力气活，对刚刚满十六岁的城市女孩来说应该不算轻，但是项茹梅从小就不是娇生惯养，再说这翻茶叶地本来就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老乡们对翻茶叶地好像并没有什么积极性，本来就是糊差使，干一会儿说一会儿笑话，所以项茹梅并没有觉得多么吃力。到月底评工分的时候，其他女知青都是评了六分工，她年龄最小，居然还评了八分工。
老乡给项茹梅评八分工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她比别人多干了什么事情，主要是劳动态度。项茹梅干活除了从来都不叫苦之外，三个月里她一次都没有请假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生产队没有星期天，谁要是有事，跟队长打个招呼，该干什么干什么，反正不记工分就是了。除了项茹梅外，其他几个知青基本上一到星期天就请假，就是没有什么事情也请假，或许他们还是以为这是城里，还要休礼拜天，所以，相比较而言，老乡们就认为项茹梅劳动态度最好。
其实也不是项茹梅劳动态度真的比他们好，而是因为项茹梅根本就没有什么地方去。其他知青都有同学在南弯或者是北弯，他们休息都有地方跑，只有项茹梅一个熟人都没有，就是休息也没地方去，既然没地方去，还不如跟老乡们在一起，跟老乡们在一起不寂寞，而且能挣工分。虽然一个工分没有多少钱，但是项茹梅是坡坡屋出来的，懂得钱的金贵。
要说项茹梅一个熟人没有也不确切，至少她是认识欧阳健的，只不过欧阳健可能并不认识她。项茹梅也想过去北弯，如果她去北弯，那么她就能够见到欧阳健，只要能够见到欧阳健，或许她就能跟欧阳健正式认识，毕竟大家都是重庆来的下乡知青，而且说起来都是二中的同学。但是有什么理由去北弯呢？项茹梅想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想到一个好的借口，总不能什么借口都没有，就是这样跑到北弯去见欧阳健吧。项茹梅做不到。不仅项茹梅做不到，他们那个时代的所有的人可能都做不到。
项茹梅有时候想，偏偏就是这么巧，如果欧阳健不是在北弯，而是在南弯，或许项茹梅就有理由去了。因为南弯是公社的所在地，项茹梅要想到公社的所在地总还是能够找到理由的。
这一天又是星期天，又是星期天就又有两个知青请假。这两个知青当中有一个叫顾大尉，现在在广州工作，许多年之后，项茹梅从重庆到深圳路过广州的时候，还是顾大尉接他们的呢，直到现在，顾大尉跟项茹梅和倪和平她们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来往。几十年前的那个早晨项茹梅像无所谓一样地问他们去哪里？项茹梅已经想好了，如果他们说是去北弯，项茹梅就会问他们北弯好玩不好玩，然后不管他们说好玩还是不好玩，她都要表现出非常好奇的样子，最后项茹梅就脸皮厚一点，问他们能不能带她一起去。项茹梅为此是做了准备的，这个准备就是这些天她已经开始跟几个知青套近乎，凭着这些天的近乎，她相信只要自己脸皮厚一点，他们这些比她高两届的大哥哥大姐姐是不好意思拒绝带她去北弯的。可惜那天那顾大尉的回答令她相当失望，因为顾大尉明确地说：去公社。说完之后还主动问项茹梅：你去不去？项茹梅赶紧摇摇头，说不去。
当天晚上项茹梅就后悔了，可以说是非常后悔。因为顾大尉他们那天很晚才回来，而且不是从南弯回来的，而是从北弯回来的！
项茹梅克制了半天，终于忍不住了，质问他们：你们不是说去公社的吗，怎么跑到北弯去了？
“干吗我们就不能去北弯？”顾大尉问。这一问反而把项茹梅给问住了。
另一个跟项茹梅解释：没有骗你，我们确实是去公社了。我们在公社碰到欧阳健他们，于是下午又跟着他们去了北弯，在北弯吃过晚饭才回来。
“碰见欧阳健了？”项茹梅问。
“是啊。”
“你们跟他去北弯了？”
“对呀，怎么了？”
从那天之后，项茹梅星期天也经常请假，请假的理由是去公社。事实上她也真的是去公社，去公社的目的只有她自己知道。但是一连几次，去的时候她都是雄赳赳气昂昂，但是回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二十里地特别的长，比城里面说的十公里长多了。
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项茹梅在南弯见到了欧阳健！刚开始她还不太敢认，因为才几个月的时间，欧阳健变的比以前黑多了，要不是他背着“为人民服务”的挎包，项茹梅就真的不敢认了。项茹梅眼睛盯着欧阳健的后脑勺，猛一喊：“欧阳健！”
欧阳健吓得一叫，“哎！”再一回头，问：“你是”
“我是二中的，”项茹梅说，“二中的项茹梅。和你坐一个车来的。”
“哦，对了，对了，‘出列’的那个，想起来了。”欧阳健说，“项茹梅，对，对，你在下山弯，名字听说过，人没有对上号。”
“你听说过我？”
“是啊，”欧阳健说，“上个月也是在这里，碰到你们下山弯的几个人，他们告诉我你们下山弯一共是七个人，说了六个我都认识，就是‘项茹梅’我不认识，原来是你呀。”
“那是你架子大，”项茹梅说，“我可是在学校的时候就认识你了。”
“你在学校就认识我？”
“是啊，”项茹梅说，“我最喜欢听你唱了，唱那个什么《赞歌》。”
“是吗？”
“是啊。”
“你也喜欢文艺？”欧阳健问。
项茹梅点点头，表示喜欢。项茹梅当然要点头表示喜欢，因为欧阳健喜欢呀，只要欧阳健喜欢的她就喜欢。但是她只能点点头，而不敢大声说“喜欢”，因为如果她这么说了，要是欧阳健真跟她继续往下说，比如说她具体喜欢什么，是喜欢唱歌还是喜欢跳舞，或者是喜欢玩乐器，那么不是露馅了？所以项茹梅只能点头，然后必须迅速转移话题。
“哎，对了，”项茹梅说，“你是怎么来的？”
“坐11号呀。”
“做11号？”
“就是走路啊。”欧阳健笑着说，说着还抬抬腿，做了一个步行的样子，然后问：“你是怎么来的？”
“我们队正好有拖拉机来。”项茹梅说，“要不然这样，你跟我们拖拉机回去，去我们那里玩玩，然后再回下山弯。”
欧阳健想了一想，仿佛拿不定主意，于是又看看自己身边的那一位，像是在征求她的意见。
项茹梅这时候才注意到欧阳健原来不是一个人，他的旁边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狐狸精”兼“白天鹅”。尽管这时候项茹梅恨不能给她一脚，但是还是假装热情地上去挽住倪和平的手，说：“去吧，去玩玩，一块去吧。”仿佛她跟倪和平早已经是老朋友。
没办法，项茹梅要想接近欧阳健这时候就必须对倪和平表现出亲近，哪怕这种亲近是装的。
倪和平大约是根本就没有将这个丑小鸭放在眼里，或者是倪和平确实也想去下山弯看看，因为关于下山弯的许多美丽而神奇的传说他们也听过不少，所以这时候倪和平就笑着点点头。
在拖拉机上，项茹梅跟倪和平算是正式认识了。认识了之后项茹梅对“狐狸精”就表现出十分的友好，甚至比对欧阳健都友好。项茹梅这下开心了，因为她以后可以在任何时候冠冕堂皇地去北弯了，去北弯的理由非常充分——去找倪和平玩。
欧阳健和倪和平在下山弯受到顾大尉他们的热烈欢迎，几个知青像过年，兴奋摆在脸上，马上张罗着热情招待。无奈下山弯这个地方太偏僻，不但偏僻，而且自从拦了水坝砍了野茶树之后，消费水平极低，平常村里面的小卖部主要作用就是老乡用鸡蛋换盐，连吃点酱油都是一种奢侈，哪里有什么好招待？有个女知青想起来她来的时候从家里带来一刀腊肉，这刀腊肉上面的瘦肉部分已经被她吃完了，剩下的就是连着猪奶子的肚皮，本来想甩掉的，但是又舍不得，于是就这么一直放着，都放成古铜色了，但是上面的油还是能看出来的。这时候找出来，竟然成了主菜。
项茹梅心疼欧阳健，就像当年她母亲心疼她父亲，那时候他们家穷，但是再穷，只要父亲放木排回来，母亲就是借也能借两个鸡蛋回来，怎么着也会给父亲弄二两酒两个菜。现在欧阳健来了，尽管欧阳健跟项茹梅今天才算正式认识，但是在项茹梅的心中，她确实已经感觉到了那种如母亲对父亲一般的心疼。当初母亲专门给父亲炒鸡蛋的时候，小小年纪的项茹梅还有点想不通，现在突然想通了，难怪老一辈常说女儿大了自然会孝敬妈，主要是当女儿自己快做妈的时候，就能对自己的妈理解了。好在项茹梅平常节省，身上多少也有一点零钱，早早地已经从小卖部花七毛三分钱打了一斤酒。项茹梅自己从来都没有喝过酒，但是她知道酒是好东西，至少对男人是好东西，要不然妈妈为什么总是千方百计地给爸爸弄酒喝？这时候项茹梅又找出自己积攒的一条肥皂，拿去跟二贵娘换了十个鸡蛋，二贵娘用草木灰洗衣服已经洗了半年了，早就想拿自己积攒的十个鸡蛋跟项茹梅换肥皂，但是项茹梅就这一条肥皂了，要是换给她，项茹梅自己洗衣服怎么办？二贵娘没有肥皂还能用草木灰滤水对付，项茹梅连这个本事都没有，所以一直没舍得换，只是答应等回重庆过年回来的时候一定想办法给她带一条。今天欧阳健来了，欧阳健来了对于项茹梅来说比过年都重要，所以她也顾不得什么洗衣服不洗衣服了，先换了鸡蛋再说。
不知是不是白酒和鸡蛋的作用，那天他们九个知青都十分开心，不但欧阳健和倪和平开心，那些跟着他们沾了不少光的三男三女六个知青也顿时发觉项茹梅其实是十分可爱的。一斤酒九个人喝，居然还喝的满村飘香，连村里的狗都围过来不少。
那一天是项茹梅第一次喝酒，尽管只有一口，但是意义非凡，对女孩来说，凡是第一次的事情都意义非凡。那天项茹梅喝的那口酒是他们九个知青一起碰杯喝的，尽管碰的其实不是酒杯，而是搪瓷缸子，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搪瓷缸子除了平常刷牙和喝水之外，还能当作酒杯用。其实拿什么东西喝酒无所谓，关键是大家一起碰杯，既然是一起碰了，那么当然也就包括项茹梅跟欧阳健也碰了。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进展呀！从以前只能远远地看着欧阳健，到现在能够面对面地跟他讲话，刚才坐拖拉机回来的时候，拖拉机在土道上上下颠簸，有几次项茹梅跟欧阳健实打实地碰在了一起，假如说拖拉机上的碰在一起是无意识的话，那么现在的碰杯就是明明确确的，因为大家一起碰的时候，欧阳健还专门跟项茹梅碰了一下，在欧阳健跟项茹梅专门碰了一下的时候，欧阳健还专门看着项茹梅，看的非常专注，使项茹梅愈发觉得自己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项茹梅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你用心去做了，就一定会有所收获。
在他们喝的最高兴的时候，欧阳健向大家透露了一个消息：公社准备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这意味着他们又可以经常聚在一起，这意味着他们是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经常打牙祭。他们在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像一下子把项茹梅冷落了，因为他们谈的是以前的事，他们以前的事情项茹梅不知道，因为项茹梅比他们低几届，他们说是事情项茹梅根本就没有经历过，不但没有经历过，而且也没有听说过。他们说的人项茹梅也没有一个是认识的。他们说到他们去重庆起重机厂演出那一次，厂里面请他们好好吃了一次，说得项茹梅除了想流口水之外，根本没有发言的机会，而其他几个知青，哪怕他们当初也不是二中宣传队的，但是至少他们还听说过一些事，只要听说过一些事，就总有说话的机会。比如顾大尉，顾大尉就不是宣传队的，但是他也能插上话，他说：“听说你们吃的时候还有人偷偷地把肉包子放在琴盒子里面，带回来吃，是不是？”
“是的，”倪和平说，“是韩凯，上次去南弯还看见他了。”
“你有没有带？”项茹梅问欧阳健。项茹梅总算找到了一个说话的机会，与其说是“说话”，倒不如说是“问话”，其实问话也好说话也好，只要能开口就好。开口之后，项茹梅又感觉这句话问的非常不好，这样问不等于说欧阳健是贪吃佬了？于是就想把话吞回去，可惜说出去的话没有办法再收回来了，只是红着脸，等着欧阳健能够给她一个台阶。
“我没有带，”欧阳健说，“我没有带的原因是我并不喜欢吃那个包子。”
“那你喜欢吃什么？”一个女知青问。
“我最喜欢吃朝天门码头上卖的二娃子扒肥肠。”
亏他说的出口，二娃子扒肥肠哪个不喜欢吃？欧阳健说完，还不自觉地咽了一下口水，弄的大家都跟着咽，仿佛已经闻到那红红的扒肥肠的奇特的香味，已经伴随着这种香味对自己咽喉的滋润。于是马上就有人提议：等回到重庆，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朝天门码头，买上五斤二娃子扒肥肠，把自己的大肠好好滋润滋润。
从那天之后，项茹梅在自己的心里面暗暗地把成语“画饼充饥”改了，改成“想扒肥肠解谗”。她甚至经常做一个梦，梦里欧阳健把一节红红的肥肥的二娃子扒肥肠包进嘴里面的镜头。项茹梅经常想，到时候我一定把自己的那一份省下，省给欧阳健。
梦毕竟是梦。而人是生活在现实中的，这个现实就是：项茹梅必须能够进公社宣传队。只有进入公社宣传队，她才能跟欧阳健战斗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第二章那天以后

6
那天以后，项茹梅就偷偷地近乎疯狂地学习起音乐来。学习的方法一是天天听无线电，二是抓紧时间学识谱。项茹梅听收音机专门挑音乐节目听，一边听还一边跟着唱，多唱几遍也就能哼个八九不离十了。特别是钢琴伴唱红灯记，由于收音机里面天天播，这个台播完那个台播，有时候居然是一个台一天播好几次，听到最后，不但李铁梅的唱腔项茹梅能应付自如，连李玉和和李奶奶的唱段她也能哼了。至于识谱，项茹梅认为很重要，她甚至能想象出哪一次当着欧阳健的面，抓起一个新歌马上就能唱出来，欧阳健肯定会投来惊喜的目光。好在项茹梅在初中的音乐课上学过基本的音阶，基本音阶连起来从头唱到尾还没问题，但是如果从中间任意挑出两个，她就唱不准了。项茹梅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能通过这一关，只要能通过这一关就好办了。于是，项茹梅就勤学苦练，每天练一个音符，第一天练“1”，哆莱莱哆，哆眯眯哆，哆发发哆，哆嗦嗦哆，哆啦啦哆，哆嘻稀哆。第二天练莱，第三天练发，终于把音阶大高低大致掌握了。
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到公社图书站买了一本《乐理知识》之外，项茹梅一直都老老实实呆在下山弯，从来都不请假，每天除了出工就是学习乐理和听样板戏。项茹梅甚至没有去北弯，其实她几乎天天想着去北弯，而且现在她去北弯也有了理由，她可以说去找倪和平呀。她相信，如果她去北弯找倪和平，倪和平肯定是会欢迎的，不但倪和平会欢迎，欧阳健也会很欢迎，倪和平和欧阳健都觉得还欠着项茹梅的人情呢。但是项茹梅没有去。不是项茹梅不想去，项茹梅要等到自己有了一定的音乐水平之后才去。上次在南弯，欧阳健曾经问她，“你也喜欢文艺？”项茹梅当时是点头的，但是当时点的不是很肯定，这种不是很肯定的点头可以理解为谦虚，也可以理解为心虚，到底是谦虚还是心虚，关键就要看下一次见面时候的表现了。如果下一次见面的时候，项茹梅能够露一手，那么她上一次不是很肯定的点头就是谦虚。项茹梅想给欧阳健留下一个“谦虚”的印象，所以这段时间项茹梅不能去北弯，她要苦练基本功，等练的能出手了再去。
终于等到公社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一天了，文艺宣传队的队员首先要大队推荐，下山弯大队推荐名额是两个，一男一女。谢天谢地，女的是项茹梅，男的是顾大尉。其实在推荐的问题上项茹梅一点手脚都没有做，因为事先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就是知道了，项茹梅也不晓得该怎样做手脚。事实上，大队推荐项茹梅是因为她劳动态度好，劳动态度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她请假最少，二是她能够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不象其他几个知青，一天到晚他们抱在一起，跟老乡隔心隔肺，项茹梅跟他们好像不是一路人，既然跟他们不是一路人，那就是跟贫下中农是一路人。贫下中农把推荐到公社当宣传队员的事情当作是评好人好事，当然是谁跟他们贴心他们就推荐谁。再说到公社是一件占便宜的事，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却要生产队给全工分，所谓全工分就是拿劳动力的工分，每天十分工。如果是项茹梅去，等于生产队每天白贴给她两分工，而如果是其他知青去，生产队等于贴了四分工，因为其他女知青在生产队每天只能挣六分工，这个账贫下中农算得清楚得很。大约正是这个原因，所以另一个名额才给了顾大尉，因为顾大尉在水稻生产队，水稻队比茶叶队苦，早稻育秧的时候，冰碴子都能把脚划出口子，所以水稻队的工分高，再说顾大尉干活舍得出力，差不多就是一个整劳力，九分工，不推荐他推荐谁？
到了公社以后才知道，推荐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不用推荐的，不但公社里面的男男女女和学校的部分老师根本就不用推荐，就是像欧阳健和倪和平他们下乡的时候带了乐器的也不用推荐了，直接被公社调了上来。到公社礼堂一集中，黑压压地一片，少说也有二三十人，比他们二中那个宣传队都大。
头一天是开会，全部集中在礼堂开会。公社革委会好像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该来的不该来的头头脑脑全部都来了，主席台一排坐不下，在后面又加了一排。项茹梅不知道搞一个宣传队要来这么多大领导干什么。那时候项茹梅还比较单纯，还没有往不健康的地方想，比如想到这些头头脑脑其实是来看美女的，许多年之后项茹梅才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根据后来的回忆，当时差不多整个公社有点姿色的女人全部都来了。当然，项茹梅除外，因为项茹梅不是公社抽调的，而是下面推荐的，下面推荐的就不一定是最漂亮的。
不管来这么多领导来参加会议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但是既然来了，那么总是要说两句的，要是一句话不说，那么还真的让人怀疑他们是看美女的。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专门来看美女的，领导们都要发表讲话。而且这些领导几乎都非常有水平，居然每一个人都能说上一大通。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提高了这些人的思想觉悟，他们居然每个人都能把延安公社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事情与世界革命挂上钩。每一个领导说完，自己都要带头鼓掌，他一带头鼓掌，台上的那两排人就要跟着鼓掌，台上的人一鼓掌，台下的这些人马上就鼓掌。台上的人为什么鼓掌台下的人不知道，但是台下的人自己为什么鼓掌他们心里面非常清楚，因为他们知道，一鼓掌就代表这个人说完了，说完了就该下去了，等到他们全部都下去了，就该吃饭了。这里虽然没有重庆朝天门二娃子扒肥肠那样的美味佳肴，但是比他们在生产队的油水肯定要重一些。可见这些宣传队员的觉悟比台上领导低多了，领导想到的是解放全人类，他们想到的居然是自己的肚子。
下午自由讨论。所谓自由讨论可以理解为自由活动，但是活动的地点只限制在大礼堂之内。不知道是不是鹤立鸡群的缘故，公社的这个大礼堂看上去居然比重庆临江门的人民演剧院还要大，特别是门楼子上，一个画得不怎么象的毛主席像，在两边成放射状的三面红旗衬托下，显得光芒四射。为了增强这种光芒的效果，又在毛主席像的上方专门画了几条金光，这样，毛主席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太阳了。
礼堂的外表虽然雄伟，但是里面却差强人意，舞台上一块幕布都没有，光秃秃的，仿佛是为了证明从这个舞台上发出的任何声音都是绝对真理，因为只有绝对真理才不需要修饰，不需要修饰就是没有什么可掩饰的，用当时流行的话语说，就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既然台上是真理，那么台下当然也就不甘示弱，为了台上台下协调一致，下面的观众席上干脆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斜斜的土坡，革命得更彻底。其实这样也是为了给人民更加广泛的自由，真要是有什么演出活动，观众不仅可以省去对号入座的麻烦，而且可以选择坐，也可以选择站，甚至可以选择蹬，反正可供选择的姿势越多说明观众越自由，也说明这里的政治空气越民主。观众席上实行彻底革命的另一大好处是方便了宣传队员晚上睡觉，那时候公社还没有招待所，一下子集中这么多人来到公社，晚上睡在哪里？只有睡礼堂。事实上，昨天晚上就是女队员全部睡在舞台上，男队员全部睡在舞台下，如果公社的礼堂也像重庆临江门的的人民剧院一样，里面安装满了座位，那么男队员晚上怎么睡觉？可见，公社革委会的负责人在当初建设这座雄伟的礼堂的时候是具有预见性的，要是他当初在礼堂里面安装了座位，那么男队员可能就只好也睡在舞台上，如果那样，就很难排除男女混居的嫌疑。可惜公社领导的苦心并没有发挥长期的效用，事实上，他们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发现这样分居行不通，因为下面的坡度太大，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几个男队员已经顺坡滚到了舞台跟前，弄的几个坚守原地的男士觉得自己吃亏了，因为那是一个强调人人平等的年代，要挨女同胞近就必须大家都近。为了实现平等，最后他们全部住到台上，男队员在前台，女队员在后台，前台与后台之间隔了一道墙，男队员一般是滚不过去的。
这时候项茹梅和欧阳健、倪和平三个人在一起，他们好像都不知道自由讨论到底是讨论什么，因为他们的觉悟显然没有公社革委会领导那么高，主要是不会把公社组织宣传队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联系在一起。既然不会联系，那么就只好练习。反正在巴山话当中联系与练习差不多。于是倪和平搬来手风琴。手风琴好，一个手风琴差不多就相当于一个小乐队，就能够把一个宣传队闹起来。欧阳健很知趣，知道自己的小提琴比不了倪和平的小提琴，不仅在业务上比不了，而且在政治上也没法相比，当年苏联红军闹革命，与革命战鼓一起奏响的就是手风琴，而不是小提琴，小提琴一看就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于是干脆就不用拿出来了，直接拿嗓子唱，高唱革命样板戏。倪和平问欧阳健唱什么，欧阳健一下子被问住了，不知道唱什么。项茹梅说：唱红灯记吧。欧阳健说好，就唱红灯记。于是倪和平用手风琴起了一个头，欧阳健唱了一段《临行喝妈一碗酒》，唱完之后，竟然博得了一阵掌声，而且这个掌声比上午的掌声还热烈。项茹梅当然也使劲鼓掌，但是她觉得总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不知道是欧阳健唱的不对劲还是倪和平的手风琴伴奏不对劲，或者是这个手风琴到底不比钢琴，钢琴可以伴唱红灯记，而手风琴伴奏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尽管如此，气氛还是被带动起来，主要是项茹梅的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项茹梅在下山弯苦练了这么长时间，等着不就是这一刻吗。
“下一首唱什么？”倪和平问。
欧阳健好像又不知道唱什么了，于是这个时候看着项茹梅，说：你唱一段？
项茹梅脸红了一下，大约是激动的，不知道是终于能在乐器的伴奏下于大庭广众之中唱歌激动，还是因为终于能在欧阳健面前露一手了而激动，总之项茹梅当时红着脸看了一眼倪和平，说：“那我就唱一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降一调，D调太高了，唱F调吧。”
倪和平愣了一下，大约是没有想到项茹梅这么内行，绝不是那种随便瞎唱的，于是重新把手风琴移了一个位置，争取把手风琴拉得更接近钢琴。
项茹梅嗓子虽然一般，但是旋律和节奏掌握的都相当到位，唱完之后也获得了大家的一阵鼓掌，特别是欧阳健的掌声，项茹梅听的非常清楚，仿佛声声都拍打在她的胸口上。
本来这二三十个青年男女大部分都是以打情骂俏的方式在自由讨论，现在被欧阳健他们三个人一闹，居然把大家的热情都调动起来，于是也干脆不搞什么自由讨论了，全部都围过来，在最热烈的时候，韩凯还不甘寂寞地即兴翻了两个跟头。他们这么唱着闹着，终于惊动了对面院子里面的领导，于是领导也坐不住了。刚开始来了几个小领导，最后来的是大领导。小领导来的时候没声没响，站在靠近门口的地方远远地看着，同时也咧开嘴巴笑着，大领导来了就不一样了，大领导是人还没到声音先到，就像是样板戏里面主要英雄人物出场，先要鸣锣开道。
“呵吆，不错呀！”大领导说。
大领导一说，门口的几个小领导马上自动给他让开一条道，同时递上恭敬地微笑，仿佛是对大领导刚才这句话的喝彩。
大领导来了大家也都不打不闹了，仿佛刚才是自由讨论，现在是集中讨论了。大家都看着大领导，等待着他的指示。
“继续练，继续练。”大领导说。
大领导虽然说让大家继续练，但是大家还是不知不觉地都静静地立在那里，连倪和平也十分知趣地把手风琴扣上，等待领导的训话。他们相信，既然领导来了，那么就肯定是要训话的。领导对老百姓训话，就像老百姓对牲口驯化差不多，其实都是做思想工作，或者说都是让被训话和被驯化者按照他们的上头的意思去培养习惯，好在这些宣传队员早就已经被驯化的差不多了，已经习惯接受领导的训话。
大领导体谅大家等着他训话的心情，只好不负众望，清了清嗓子宣布：经公社革委会研究决定，由牛德望同志担任公社宣传队队长，项茹梅同志担任宣传队副队长。说完，自己带头鼓掌。既然大领导自己带头鼓掌了，于是其他人也只好跟着鼓掌。欧阳健韩凯倪和平还有项茹梅他们边鼓掌边纳闷，纳闷牛德望是谁他们不认识，纳闷项茹梅怎么当起了副队长，不仅欧阳健和倪和平他们没想到，就是项茹梅自己也绝对没有想到，或者说她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时候，领导怕大家鼓掌过于热烈，于是双手展开，往下做了一个压一压的动作，示意大家静下来，继续听他训话。
大领导说：“牛德望同志是从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刚刚毕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人民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牛德望同志苦大仇深，是党员，又是刚刚从部队退伍，政治上可靠，让牛德望同志担任队长革委会放心，贫下中农放心。至于革命小将项茹梅同志，是工人阶级后代，来到广阔天地之后，就是跟那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子女不一样，能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而且经常主动地给贫下中农唱革命样板戏，我们公社革委会就是信得过工人阶级的革命后代。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们公社宣传队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后代。”


第二章要扎根就要结婚

7
项茹梅莫名其妙地当上副队长后，突然感觉与欧阳健和倪和平他们一下子远了起来，特别是顾大尉，有一次竟然当面说：“你们说话注意呀，要不然有人向大领导汇报了，了不得。”明显是把项茹梅当成了奸细。项茹梅很委屈，很想向他们解释，但是又不知道怎样解释，于是找到牛德望，向牛德望推荐欧阳健和倪和平，说欧阳健和倪和平以前在重庆就是宣传队的，而她自己以前根本就不懂什么文艺，是到了下山弯之后才跟着收音机自学一点。
“那好啊，”牛德望说，“这说明你是我们广阔天地自己培养的文艺骨干呀。”
完了，越说越远了。
话虽然这么说，但牛德望遇到业务上什么事情还是能主动向欧阳健讨教的。比如马上准备排练什么节目的问题，牛德望和项茹梅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只好把欧阳健倪和平还有公社学校负责文艺的一个老师叫到一起商量。商量的时候倪和平一句话都不说，而那个老师则提了很多建议，说要搞就搞大的，最好能编排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最后，牛德望拿眼睛看着欧阳健，项茹梅也看着他。看着看着，欧阳健顶不住了，欧阳健先是迅速地看了一眼倪和平，然后又把目光回到牛德望和项茹梅这边，最后定格在桌子中央，说：“说我同意许老师的意见，排样板戏，排《沙家浜》，可以先排其中的一场，等这一场排好了，先演着，再接着往下排。”
牛德望与项茹梅对了一下眼，问：“先排哪一场？”
牛德望问完之后，除了倪和平之外，几个人又把眼光直直地盯在欧阳健的脸上，仿佛欧阳健的脸会变成一个黑板，并且这块黑板上能自动生出一排字，上面写着该排哪一场。
“排《坚持芦荡》吧，”欧阳健说，“这场戏我们在学校排过，而且我们这有这么多小伙子，正好全部都可以上场。”
牛德望听了眼睛一亮，说好吧，这场戏好，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郭建光，歌颂人民子弟兵。
“那么女同志怎么办？”许老师问。许老师自己就是女同志，但是她不好意思问“那么我们怎么办”，只好问女同志怎么办。
“对呀，”牛德望说，“这场戏我在部队也看过，好像一个女同志都没有，全是男的。”
这时候，几个人又盯着欧阳健，仿佛欧阳健既然已经出了一个主意，那么就有义务还要再出一个主意，并且后面的这个主意要能够对前面一个主意所带来的缺陷进行必要的弥补。
欧阳健不敢看大家，还是那样把眼光定格在桌子的中央。
“要不然再加一场，再加一场女同志多的。”许老师说。
“加哪一场？”牛德望问。
许老师想了半天，想不起来《沙家浜》当中哪一场能够一下子上十几个女同志。于是又把目光投到欧阳健的脸上，希望欧阳健的脸能够再次显示答案。
许老师盯着欧阳健后，牛德望和项茹梅只好也跟着她的目光盯着欧阳健。欧阳健这时候像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正等待着组织上处分，所以忐忑不安，努力躲闪着什么。但是躲是躲不了的，于是只好侧过脸，看着倪和平，或者是向倪和平发出求救。
欧阳健一瞪着倪和平，他们几个马上就齐刷刷一起瞪着倪和平。这样瞪了一会儿，或者说是等了一会儿，倪和平终于轻轻地叹了一小口气，然后说：“可以先排一场《坚持芦荡》，然后在配几个其他节目，比如一个舞蹈，《金达莱花献给毛主席》，女同志全上。”
“对对对，”欧阳健说，“这个节目好，随便上多少女同志都行。”
既然欧阳健都说好，那肯定就是好，因为牛德望和项茹梅根本就没有看过这个节目，而且许老师显然也没有看过，因为她听了以后没有说话，如果她看过，或者哪怕是听说过，她很可能都要说几句的。不过现在她说不说都无所谓，反正倪和平已经说了，“女同志全上”，反正欧阳健也说了，“随便上多少女同志都行”。
“金达莱花？”牛德望问，“是不是朝鲜的？”
“对呀，是朝鲜的，你看过？”欧阳健问。
“没有没有，”牛德望说，“电影《奇袭》上面有。”
这一天的收获很大，因为这一天拿出来节目单。
拿出节目单之后，牛德望就要去跟大领导汇报，要是大领导没什么意见，就可以开排了。
牛德望没有贪功，牛德望向大领导汇报的时候是带了项茹梅一起去的。项茹梅更没有贪功，项茹梅在得到大领导的口头表扬后告诉大领导，这些主意都是欧阳健和倪和平拿的。
“他们两个情况我知道，”大领导说，“基本上都属于能够改造的子女，你们要多帮助他们，特别是项茹梅，听说你跟他们关系不错，一定要多注意帮助他们，影响他们，而不要被他们影响。”
大领导的话在公社就相当于圣旨，他说了这番话不久，宣传队果然就搞起了“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牛德望对口帮助倪和平，项茹梅对口帮助欧阳健。对这种组合，项茹梅虽然觉得别扭，但总体上是高兴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她现在可以每天冠冕堂皇地跟欧阳健在一起，因此每天都沐浴在幸福之中。但是牛德望那一对好像闹得并不愉快，大约是牛德望感觉倪和平有点看不起他，不想跟他“一对红”，伤害了牛德望的自尊心，于是牛德望就找倪和平的茬，说倪和平追求资产阶级情调，谈恋爱，具体地说就是跟欧阳健谈恋爱。那时候谈恋爱是不允许的，那时候中国好像恰好没有法律，所谓“不允许”按照现在的标准基本上就属于“违法”的事情，所以领导上很重视，专门找欧阳健和倪和平谈话，倪和平态度比较好，承认他们拉过手，而且还抱过一次。欧阳健态度比较恶劣，不承认。
“难道你没有拉过倪和平的手？”政工组的同志问。
“拉过。”欧阳健说。
“不谈恋爱你们拉手干什么？”
“她害怕。”
“什么她害怕？说清楚一点。”
“那天我们从下山弯回去，回去的比较晚，路上倪和平害怕，所以就拉住我的手。”
“那么为什么要抱？！”
政工组的同志已经从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当中学会了斗争策略，把最重要的问题放到最关键的时候突然提出，相当于古代兵器中的杀手锏，可以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吓的。”欧阳健说。
“怎么吓的？说清楚一点。”
“路上，遇到狗，狗突然窜上来，她吓得一叫，一把抱住我，我没动。”
“真的没动？”
“真的没动。”
“真的没动还能记得这么清楚？”
政工组的同志很负责，又找倪和平谈了几次，最后还专门向项茹梅核实过这件事，并且提醒项茹梅要坚持立场。项茹梅证明那天他们从下山弯回北弯的时间确实是比较晚，天都黑了才上路。
大约是项茹梅证明的情况与欧阳健和倪和平他们说的基本上一致，而项茹梅又是公社的重点培养对象，所以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再后来，也不知道从哪年哪月哪天起，公社好像又鼓励知识青年在农村扎根，对他们谈恋爱又不怎么管了。不但不怎么管，而且跟项茹梅他们一起下放来的女知青王思蜀去年嫁给农村青年谢守宪，不但没有挨批评，还被公社作为扎根农村的先进事迹进行了大张旗鼓地表扬，那意思仿佛又支持谈恋爱了。这时候，牛德望真的想跟倪和平“一对红”了，事实上，要不是倪和平的父亲突然又重新被结合进了重庆的革命委员会，紧接着倪和平就被部队文工团特招去了，没准她就真的跟牛德望对上了。
倪和平走了之后，欧阳健仿佛就是项茹梅的人了。这时候他们年龄也大了，如果这时候他们俩公开谈恋爱，公社领导肯定也不会说什么，不但不会说什么，可能还会支持他们，因为这时候公社领导总的指导思想是鼓励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扎根。扎根当然就要结婚，不结婚怎么扎根？但是欧阳健和项茹梅的关系始终都没有挑明，欧阳健本身就比较内向，再加上他心里对倪和平还没有完全放下，他当然不会主动挑明，项茹梅虽然积极主动，并且能够豁得出去，按说她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但几次话到嘴边却不知道怎样开口。主要是她不知道该怎样挑明。那时候没有琼瑶的小说，项茹梅还没有学会怎样向对方开口挑明这种关系，而她所熟悉的革命样板戏中的女英雄基本上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没有可供参考的榜样。好在这时候连续发生了三件事情，一下子将他们的关系摆的清清楚楚，根本就用不着谁先“挑明”了。
第一件事是牛德望主动向项茹梅挑明，项茹梅当然不会答应，不答应的原因并不是她觉得牛德望有什么不好，而是她心里已经有了欧阳健，有了欧阳健就不可能再有牛德望，这大概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女人“心胸狭窄”吧。项茹梅虽然没有答应牛德望，但是却从牛德望对她的表白中学会了怎样对欧阳健表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项茹梅对牛德望还是心存感激的。
倪和平被特招到部队文工团之后，牛德望自知没了希望，于是就有点后悔，后悔当初没有选择跟项茹梅“一对红”。牛德望这时候思想上也成熟许多，他发觉倪和平虽然比项茹梅漂亮比项茹梅高贵，但是并没有项茹梅实惠，特别是在农村，还是项茹梅这样泼辣的姑娘更实惠，再说太漂亮太高贵了自己也配不上，于是牛德望就赶紧找项茹梅谈话，要项茹梅积极向组织靠拢，并且明确表示自己愿意做项茹梅的入党介绍人。向组织靠拢当然是好事，其实项茹梅早就写了入党申请书，而且每三个月都要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但是组织上似乎一直在考验她，现在牛德望这样一说，项茹梅当然是高兴的。
牛德望说：“现在关键是要从思想上入党，首先就要牢固树立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思想。”
项茹梅点点头，表示同意，或者说是表示决心。项茹梅这样点头不是在应付牛德望，更不是在应付组织，项茹梅那时候真的打算在广阔天地干一辈子革命，其实只要让她跟欧阳健在一起，扎根一辈子也没有什么不好。
牛德望见项茹梅已经点头同意，就进一步说：“你看王思蜀同志，嫁给了谢守宪，真正实现了扎根农村，组织上马上就吸收她了。”
牛德望说的也是事实，王思蜀也是他们二中的，在南弯大队，以前项茹梅并不认识她，但是后来认识了，后来他们都是一个宣传队的，当然认识，再后来王思蜀嫁给了南弯大队书记的儿子谢守宪，一下子成了扎根农村的典型，并且还入党了，这些事情项茹梅都是知道的。既然都是知道的，那么牛德望这样说当然没有错，于是项茹梅又点点头。
牛德望见项茹梅又点点头，就相信自己的话已经起到了作用，于是说：“其实你也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对象，这个时候你更应该向组织上表明你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
听到牛德望这样说，项茹梅没有再点头，没有再点头并不是因为她不同意牛德望讲的话，而是她正在对牛德望的话积极思考。项茹梅在思考怎样跟欧阳健挑明这件事情，等到挑明了，她就可以跟组织上汇报，汇报自己已经扎根了。
牛德望见项茹梅在认真思考自己的讲话，心里就非高兴，说：“你用不着马上答复我，你可以先考虑两天，考虑两天再答复我。”
考虑了两天，项茹梅对欧阳健说：“书记找我谈话了。”
“是么，谈什么？”
项茹梅停了一下，说：“谈我入党的事情。”
“那是好事呀。”
“他要我向王思蜀学习，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
欧阳健嘴巴动了一下，但是没有发出声音。
“要扎根就要结婚，要结婚我就跟你结婚。”项茹梅说。项茹梅是一口气说完的，她怕说慢了就说不完。
说完之后，项茹梅尽可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而且也不看欧阳健，显得自己非常胸有成竹，比牛德望对她说这件事情的时候还要有把握。
“我现在不想结婚。”
“那就再等等，等到你想结婚的时候再结婚。”
这一下项茹梅终于忍不住了，脸腾地一下红了，而且是那种非常彻底的红，连耳朵都感到发热。项茹梅不愿意让欧阳健看到她这个样子，所以赶快找个理由走了。
项茹梅直接找到牛德望，向他汇报：“我已经跟欧阳健说了。”
“说什么了？”牛德望问。
“说跟他结婚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事呀。”项茹梅说。项茹梅发现同样的话，她跟欧阳健说的时候耳朵都烫了，跟牛德望说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觉得不好意思，看来组织的力量是伟大，牛德望就是代表组织的。
“你跟他说干什么呀？”牛德望问。牛德望问话的声音很大，显得非常紧张，非常吃惊。
“我不跟他说跟谁呀？”项茹梅说，“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光是我说还不行，还必须征得他的同意呀。”
“他怎么说？”
“他觉悟低，说现在还不想结婚。没办法，我只好在等一段时间，请组织上继续考验我。”


第二章野狼坡

8
第二件事情是项茹梅那次从重庆回来，回来的时候真的带来五斤二娃子扒肥肠。项茹梅自己没有舍得吃，她要带回来跟知青战友们一起吃。当然，最主要的是跟欧阳健一起吃。
项茹梅到达公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左右，当时宣传队刚刚解散，知青都回到各个大队去了。项茹梅先就近到了南弯大队，韩凯他们是先闻见扒肥肠的香味然后才看见项茹梅这个人的，可见，那时候扒肥肠比人地位高。项茹梅要韩凯他们把王思蜀也叫来，大家一起吃。王思蜀虽然已经嫁给大队书记的儿子谢守宪了，但是她仍然是重庆下乡知青，仍然是他们老二中的同学。王思蜀自从嫁给谢守宪之后，马上就成了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楷模，很快入了党，并且当了妇女队长。王思蜀当了妇女队长之后，果然显示了非凡的工作能力，做事情有板有眼。由此可以证明，组织上对一个人的“培养”是十分重要的，即使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只要组织上把他放在一个领导岗位，时间长了他就真的具备一个领导的素质了。
王思蜀来了之后，韩凯他们已经开始咽口水了。王思蜀说：“少吃一点，尝两口就行了，项茹梅还要带到北弯去呢。”
到底是结过婚的女人，又是妇女队长，其他女知青想不到的事情她能想到，其他女知青不敢说的话她敢说。关于项茹梅和欧阳健的事，大家虽然都有感觉，但是谁都没有说破，既然他们俩自己都没有说破，其他人当然就更没有办法说破，所以今天被王思蜀这样一说，大家先是一愣，然后又齐声笑起来。当然，这种笑是友好的，并没有恶意，但项茹梅还是感觉自己的耳朵像鸡冠，毕竟是第一次听人公开说她和欧阳健的事情，不知道是激动还是难堪，其实就是难堪也是一种幸福的难堪。
“吃吧吃吧，”项茹梅红着脸说，“我还留着呢。”
“你还是赶快上路吧，”王思蜀说，“放到明天就有味了。”
到底是队长了，考虑问题就是比韩凯他们全面。从南弯到北弯，如果直接翻越大山的“尾巴”，则一个女孩走路夜路是非常不安全的，虽然那时候治安上没有问题，但是大山里面野兽也是有的，特别是野狼坡，据说真的有野狼出没。如果走下山弯，总共有四十里路，恐怕要走大半夜。
“你准备走哪条路？”王思蜀问，“如果走山路，韩凯他们就送送你，如果走下山弯，那就要快走。”
项茹梅当然想走山路，走野狼坡才十里路，两个小时就到了，但是现在被王思蜀这样一问，她反而还拿不定主意了，因为如果她说走上路，那么就要麻烦韩凯他们送她，而且送到之后还要回来。项茹梅不想这么麻烦别人，再说她也担心如果让他们送，说不定别人会理解她就是想让人送才请他们吃二娃子扒肥肠的。这样想着，项茹梅就说：“我走下山弯。”
“那就赶快吃一口饭，吃完了快走。”
说是吃口饭项茹梅就真的只是吃了一口饭，她几乎没有吃扒肥肠，本来就是人多大肠少，她要省酒待客。王思蜀给她碗里夹了一小块，真香呀！项茹梅似乎已经看到欧阳健嚼着扒肥肠的情形，于是赶紧扒拉几口饭，匆匆上路。
大家把项茹梅送到村口，挥手道别，等项茹梅大步流星地正式上路之后，韩凯他们顿时忘了斯文，一窝蜂地跑回去，把剩下的一点大肠一扫而光。
走到岔路口，项茹梅犹豫了。难道真的向右拐，舍近求远地先走二十里到下山弯，然后再走二十里到北弯？不行，项茹梅想，继续王前走，翻过野狼坡，一路下坡再走五里路就到了。一想到“到了”，项茹梅就什么也不想了，一心只想着往前走、往上走、往北走。只要在天彻底黑下来之前翻过野狼坡，剩下的路就好走了，再说“野狼坡”是老话，现在哪有什么狼呀，去年他们民兵训练的时候省下几颗子弹，顾大尉他们几个男知青张罗着去打猎，几个人在野狼坡守了一夜，冻得贼死，除了喝西北风之外，连狼的影子也没有见到，现在天还没有全黑，难道真的就那么巧？项茹梅不信邪，再说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赶紧走吧，走一步离北弯就近一点，离北弯近一点也就是离欧阳健近一点，等到见到欧阳健他们，再说出自己是独人夜闯野狼坡的经历，那多有意思？说不定他们还不信，不信没关系，王思蜀可以证明，证明我是快到六点钟才出发的，如果能够在九点钟左右赶到北弯，那就能证明自己肯定是走的近道，如果走平道，三个小时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到的。
人们总是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项茹梅此时觉得其实还是上山难，如果是下山，只要坡度不是很大，她甚至可以看着目标一路小跑，但是现在是上山，既看不到北弯，也没办法小跑，只能一步一步向上走。为了加快速度，项茹梅不时地用手掌按在自己靠近膝盖大腿上，这样可以使步子的跨度更大一点，速度更快一点。项茹梅想，只要过了野狼坡就好了，过了野狼坡就是下坡，只要是下坡，而且是这样不是很陡的下坡路，她就可以自动加速了。
天很快就黑了。刚开始是两边的树林发黑，后来是路面发黑，再后来就是只剩下小道当中那一点点白。这时候坡度已经明显加大，项茹梅知道，野狼坡快要到了。
上了野狼坡，是一段平路，这段平路其实还有点凹下去，相当于一个小小的盆地。走在这个小盆地当中，四周全是黑洞洞地，而且时不时传出一阵一阵的怪风声音，项茹梅不知不觉地警觉起来。于是干脆先停下，重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行装，取出手电筒，打开，幸好是新装的电池，照路壮胆都还行。项茹梅这时候后悔刚才没有带一跟棍子，既可以当拐杖，也可以当武器，以防万一，但是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她必须鼓足勇气往前走。
不知是有点害怕的原因还是心急的原因，项茹梅真的小跑起来。本来是边走边唱歌的，现在一旦跑起来，发现没有能跟得上跑步节奏的歌曲，于是就只好先停止歌唱，先跑过去再说，只要跑过这个小盆地，就能看见北弯了，只要能看见北弯，那就是肯定不远了。这么想着，项茹梅跑得就更快。等跑过小盆地，却发现面前不是下坡，而是一个高高的上坡。项茹梅用手电筒照了一下，高不见顶。项茹梅想照的更高一点，确认一下是不是偏向左面的大山了，但是未能如愿。项茹梅没有想到这手电筒的光照射的并不远，而且她发现黑暗非常能够吃光，一束手点光在老家的坡坡屋上上下下看上去蛮亮，怎么到了这里却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微弱呢？
项茹梅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想着没有什么大不了，最坏的结果就是顺着原路退回去，反正这小盆地也不过就是几百米，倪和平走的时候，项茹梅跟欧阳健一起陪着她回北弯，走过一次，根本不是很长。
镇静下来之后，项茹梅冷静地朝四周看了一看，她觉得没有必要退回去，只要向右拐过去，就能找到那个由人踩出来的小路，只要找到小路，向北走就是了。估计走不了几步，就会越过盆口，看见北弯。北弯是一个大队，有好几个生产队，不可能一点亮光没有，只要有一点亮光，从山上看下去也是非常明显的。
拿定主意后，项茹梅开始沿着斜坡向右走，一边走一边注意看脚底下有没有被人踩出的那条小路，还一边向远处了望，看能不能见到远处的亮光。但是她走了很长时间，感觉从路程上早就应该超出她到小路的距离了，可还是没有找到那条小路，也没有看到了来自北弯的亮光。
项茹梅这下有点害怕了。或者说是非常害怕了。因为“有点害怕”从一踏进盆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现在应该说是非常害怕。这时候，她突然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孤独与无助，她甚至发觉作为单独的一个人在大自然面前其实是非常渺小的，渺小到一个小小的直径只有几百米远的小盆地都穿越不了。正当她感到有点想哭的时候，突然，她有了一个豁出去的想法：干脆往坡上走，走到高处就能看见亮光了，管它是北弯的亮光还是南弯的亮光，先看见由人发出的光再说。
大约走上去不过二三十米，项茹梅就突然看见远处山下斑斑点点稀稀落落的亮光了。
项茹梅从来没有想到那本来极不起眼的微弱的亮光原来是那么的可亲。
项茹梅站在原地判断了一下，面对远处的亮光，自己的左边是上坡，右边是下坡，由此可以断定，亮光的地方就是北弯！再说南弯跟公社连在一起，南弯的亮光不会这么稀落。
项茹梅这时候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她不需要在围着圈子找什么小路了，那个小路本来就是人走出来的，不找也罢。项茹梅把手电筒打到固定亮着的位置，夹在两根大腿之间，重新审视了一下自己的挎包，见用荷叶包着的扒肥肠还在，又突然发觉挎包的一角还有一台崭新的短波收音机，于是眼睛一亮，马上把收音机打开，果然传出来自人类的声音。项茹梅现在一点也不害怕了。有收音机做伴，又眼看着北弯星星点点的亮光，项茹梅已经完全忘记世界上还有“害怕”这个词。
收音机是哥哥送给他的，哥哥已经上调，虽然上班蛮远，在江北的五里店，但是毕竟是领导阶级中的一员，夏天有汽水喝，冬天有劳保大衣穿，工资加补助合在一起不比爸爸少。哥哥已经谈女朋友了，女朋友跟她是一个厂的。哥哥高兴，一定要买一个礼物送给项茹梅，随便她自己挑，项茹梅就挑了这个带短波的收音机。带短波的收音机是稀罕物，以前他们这里只有倪和平有一个，后来还不让她听，说是能收听敌台。现在倪和平特招去部队了，如果能有一个带短波的收音机，不仅项茹梅自己可以听，还可以给大家听。当然，更主要的是能给欧阳健听。听韩凯说，以前倪和平就经常把自己的带短波收音机借给欧阳健听。
大约是兴奋的作用，项茹梅下山的速度很快，突然，项茹梅感觉脚下一个悬空，赶紧刹车，已经晚了。
还好，只是一个陡坡，不是悬崖。摔了一交，再也不敢图快了。一路小心翼翼，看清楚脚下再迈步。
当项茹梅终于赶到北弯知青点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一点。完了，没法证明自己是只身夜闯野狼坡了。好在北弯的狗可以证明，因为迎接项茹梅的狗叫是从上面先开始的，而不是下面。这一点，北弯的知青和老乡都可以作证。
后来，已经当上知青办主任的王思蜀对欧阳健说：“你以后要是对项茹梅不好，我们都不会饶过你的。”
话虽然这么说，但真正向世人明确证实他们关系的，还是不久以后发生的另外一件更重大的事情。


第二章保证不会变心

9
不久以后，大学来公社招生。招生跟招工一样，不用考试，要靠贫下中农推荐，然后到公社来集中。所谓“集中”就是最后由公社领导说了算，这就叫做“民主集中制”。
项茹梅被推荐上了。或者说项茹梅被“集中”上了。项茹梅被推荐或者是被“集中”上来都是必然的。项茹梅是工人阶级的后代，项茹梅能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项茹梅能团结同志，项茹梅是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副队长，其职位相当于一个大队的副队长；项茹梅是新党员。总之，无论从哪一条说，项茹梅上大学都是天经地义的。
项茹梅要上大学去了。项茹梅能上大学比倪和平能被特招还要光荣，因为特招多少有点走后门的嫌疑，而项茹梅上大学是上上下下一致推荐的。但是项茹梅并不高兴，因为她虽然被推荐上大学了，但是欧阳健却并没有被推荐上来。欧阳健没有被推荐上来也是合情合理的。欧阳健是旧职员家庭出身，相当于农村的“二地主”；欧阳健为人清高，不仅对贫下中农清高，而且就是在他们重庆知青圈子里面他也显得清高；欧阳健政治上从来都不要求进步，并且对别人政治上的进步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总之，除非推荐名额是百分之百，否则欧阳健是不可能被推荐上的。
推荐上大学名额当然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事实上，这一次县里面分配给他们延安人民公社的上大学名额只有两个，就是这两个名额，公社党委还决定搞一点“地方保护主义”，分配一个给重庆来的知青，另一个给他们本地的知青。这个本地的青年也是推荐的，推荐完了之后来公社集中。集中的结果是牛德望。牛德望是初中生，也算是回乡知识青年；牛德望是退伍军人；牛德望是党员；牛德望是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牛德望是公社一把手的亲外甥。总之，推荐牛德望去上大学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牛德望被推荐上大学当然很高兴，不仅高兴上大学，而且高兴能跟项茹梅一起去重庆。当时公社里面有人私下议论，说项茹梅能被贫下中农推荐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能够通过“集中”这一关还是靠牛德望帮的忙。这话有没有根据，是真是假无法考证，但是牛德望喜欢项茹梅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牛德望看来，既然全公社就是他和项茹梅两个人去上大学，那么项茹梅肯定就是他的了，尽管他知道项茹梅跟欧阳健是“一对红”，但是只要项茹梅跟他一起走了，离开欧阳健了，项茹梅属于他是早晚的事。牛德望甚至联想到他自己跟倪和平，他跟倪和平当初不也是“一对红”吗？但是后来倪和平的父亲又被结合了，倪和平的父亲被结合了之后倪和平就被部队特招了，走了，人一走茶就凉了，现在项茹梅的情况不是差不多吗？
这样想着，牛德望就更加春风得意胸有成竹。但是紧接着下来的一件事情，却差点断送了牛德望的美梦。
项茹梅提出：她不去。
项茹梅是跟公社知青办主任王思蜀说的。这事归知青办管。
“你发神经了？脑壳有毛病哪？”王思蜀先是把她一顿臭骂，然后过去把门关上，问她为什么。
“欧阳健不去，我就不去。”项茹梅说。项茹梅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脸红，看来她是真的豁出去了。
王思蜀听了之后没有着声。情况比她想象的好。按照王思蜀刚才自己的想象，还以为是牛德望跟她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比如说必须先嫁给他然后才能去上大学，如果那样，项茹梅提出不去也可以理解。但是现在是这种情况，这种能够情况王思蜀是没有想到的。
王思蜀现在在思考，思考着怎样给这个比自己小几岁的小老乡讲清楚道理，让她安心地去上大学。王思蜀知道，机会难得。
“你是不是怕自己上了大学以后会变心呀？怕自己会另攀高枝呀？怕自己会甩掉欧阳健呀？”王思蜀问。王思蜀已经学会做思想工作，所以故意这样正话反说。
“瞎说啥子呀？”项茹梅说，“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
“那你怕什么呀？”王思蜀说，“反正你们这批人是社来社去，上几年还要回来的。你是不是急着要生娃呀？”
“哎呀，你说什么呀？！”项茹梅这下脸红了。脸红了之后，她才对王思蜀说了心里话，说是她怕欧阳健变心，因为她知道倪和平还经常跟欧阳健通信。
倪和平跟欧阳健通信王思蜀是知道的，倪和平喜欢欧阳健王思蜀也是知道的，但是并没有项茹梅想象的那样严重，主要是欧阳健这个人比较高傲，不想被别人说他跟倪和平谈恋爱是想高攀，所以他现在跟倪和平的关系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关系。
王思蜀把这些情况说了，说完之后项茹梅更紧张了。项茹梅说：“那么如果我去上大学，欧阳健会不会也跟我疏远呀？”
“不会的。”王思蜀说。说的非常有把握，仿佛她自己就是欧阳健。
“你怎么敢肯定？”项茹梅问，“如果我上大学去了，欧阳健为什么就不会认为他跟一个大学生谈恋爱更是一种高攀呢？”
王思蜀这下有没有话说了。王思蜀想了一想，解铃还需系铃人，于是一方面先稳住项茹梅，一方面要广播站通知北弯的欧阳健马上到公社知青办来。那时候公社与大队之间虽然已经通电话，但是是那种手摇的人工转接电话，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才能接通，接通之后，十有八九那边没人接听，就是碰巧有人接听了，这边立起身子昂起头，扯了脖子喊上半天，对方愣是能够把“晚上看戏”听成“王书记放屁”。所以，王思蜀这时候干脆动用手中的权力，让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员直接用广播喇叭通知，广播喇叭通知效果最好，全公社的人都听见了，被召唤的人不管在哪里，马上就可以得到信息，并且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公社。
广播站通知欧阳健马上赶到公社知青办的消息马上在广大知识青年当中引起强烈反响。这个说：可能是欧阳健的父亲也被平反了，甚至是被结合进新的领导班子里面去了，所以他也被特招了。
那个说：不可能，他爸爸以前就是剧团拉琴的，平反就不错了，不可能一步登天地当上大领导。
这个又说：那就是他们家犯事了，公社要对他管制呢。
那个又说：那也不可能。如果是犯事了，公社民兵马上就会直接下来抓人，要是用广播喇叭通知，跑了怎么办。
其他知青在议论的时候，欧阳健正在做项茹梅的思想工作。欧阳健在做项茹梅的思想工作之前，王思蜀已经做了他的思想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欧阳健做项茹梅的思想工作非常对路子。
欧阳健说：“上大学机会难得，无论如何你都不要轻易放弃。”
“我不是轻易放弃，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放弃的。”
“你不要担心我。”
“我就是担心你。”
“只要你不甩掉我，我马上就去上大学。”
“真的？”项茹梅眼睛一亮，但是亮过之后马上又现灰暗。
“你骗我，”项茹梅说，“上大学是要推荐的。我已经问过王思蜀了，她说你们队根本就没有推荐你，再说就是大队推荐你，公社也不会‘集中’到你。”
“是不会推荐到我，”欧阳健说，“但是大学总是要考的，我是高中毕业，成绩也好，只要一考，我肯定就能考上。”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不会很长时间的，”欧阳健说，“实在不行我就把小提琴练练，我爸爸来信说了，艺术类学生还是要考试的。”
“真的？”
“真的，”欧阳健说，“最坏的结果是我考文工团，其实我要是考县上文工团绝对没有问题，只是我自己不想去罢了。”
最后，欧阳健当着王思蜀的面向项茹梅保证：只要你去上大学，我欧阳健保证不会变心。
项茹梅这才高高兴兴地走了。
项茹梅是跟欧阳健明确了恋爱关系才走的。项茹梅走的时候，把哥哥送给她的那个带短波的收音机留给了欧阳健，欧阳健用那个收音机用了很多年，包括改革开放之后用它来跟美国之音学习外语，直到后来欧阳健嫌它的样式太老了，希望它坏掉，坏掉之后他好换一个新的时候，它就是不坏。这么多年来欧阳健一直都不理解，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怎么能够生产出质量这么可靠的电子产品？
那一年春节，欧阳健回重庆探亲，项茹梅写信说了，如果欧阳健不回来，她就去。欧阳健就回来了。欧阳健回来之后项茹梅就把她带到自己的学生宿舍，那时候的大学里面没有现在这般热闹，放寒假就更没有什么人。那是一九七七年的春节，那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春节，那一年项茹梅二十六岁，欧阳健二十九岁。那是他们第一次知道异性的秘密，但是还没有知道全，因为正好一年之后，当欧阳健考上大学又回到重庆，他们再次相拥的时候，才知道一年前的那一次其实并没有进行彻底，只是打了一个“擦边球”，碰到了，但是碰到的只是一点皮毛，而不是问题的核心，既然没有找对核心，当然也就没有真正地深入。但是目的达到了，项茹梅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属于欧阳健的人了。


第二章不敢用也晚了

10
高考制度恢复之后，倪和平他们这一拨文体兵渐渐地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这些老兵都是特招的。但是特招的与特招的也不尽完全相同。在那些年部队特招的人员当中，确有一批地方上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被选拔到了部队，但也有一些并不是出类拔萃的人才，由于有着特殊的背景，也被“特招”进了部队。比如当时在延安公社，如果单纯考虑个人才能，那么被特招的应该是欧阳健，而不是倪和平。但倪和平是高干子女，欧阳健不是，所以只能是倪和平被特招。高考制度恢复后，部队需要的各种人才都有了更正常更科学的渠道了，这些当年被特招来的人就必须要分流出去。当初把他们特招到部队来是正确的，现在把他们分流出去也是正确的。但同样是分流，方式也不相同，就跟当初他们被特招来的时候一样。对于一般的文体兵，分流的方式直接转业到地方上。对于像倪和平这样有背景的文体兵，分流的方式是先送到部队系统的院校去学习一技之长，拿到一个大学文凭，镀上一层金，然后再转业到地方上。
倪和平当时被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进修。部队院校的系和班不是按专业分的，而是按照自然序列编排，倪和平在五系八队。八队的三十几个同学情况都跟倪和平差不多。他们都是来自于各部队，都是有背景的，都是在上山下乡年代被特招进部队的，都是在部队从事文艺或体育的，现在都落伍了，都需要寻找出路了，于是都被送到这里来，等镀金并取得护身符之后再转业，以便今后能有一个好前程。可见，部队对他们是负责任的，因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子弟兵”。
八队的学员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是大龄青年。不知道是那个时代过分提倡晚婚的缘故，还是他们都是贵人，很难找到能配得上自己的人。这也倒是好事，因为这样他们在这两年还可以顺便谈情说爱解决终生大事。倪和平就是在国际关系学院进修期间与钱进军相识并且结婚的。
八队的学员对自己当时的处境也是清楚的。按照社会上当时流行的说法，他们那也是一种待业。不但待业，而且待嫁或者待娶。所以学员搞对象的劲头比学习大。八队的女学员当中文艺兵吃香，文艺兵吃香的原因是她们比体育兵漂亮。女人一漂亮就显得温柔，并且漂亮是一种转换器，能够把一个女人身上某些缺点也转换成优点，比如把脾气大转化成有个性，把大大咧咧转化成大气，甚至可以把身体弱转化成娇贵，所以，搞起对象起来，女人的漂亮与否是非常重要的。
男学员当中体育兵吃香，体育兵身体好，身材高大。同样是搞对象，男人的身体好加上高大威猛就具有竞争优势。在男体育兵当中，又以篮球兵最吃香，因为篮球兵尤其高大，特别具有爆发力。钱进军不是篮球运动员，钱进军在部队是搞游泳的，但是搞游泳的钱进军个子大，可以以假乱真。
倪和平在部队文工团的时候，并不是最漂亮的，最漂亮的是那些没有背景而完全凭着自己的特长被特招进部队的，而漂亮就是她们身上最主要的“特长”。但是在八队，倪和平的漂亮优势就明显显露出来了，并且就跟她当年上山下乡在人民公社的时候一样，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这也难怪，十几个女学员当中，跳水的跑步的耍宝剑的投铅球打篮球的占了一大半，再加上一两个名花有主的，倪和平还不鹤立鸡群？就是在几个文艺女兵当中，倪和平虽不敢肯定比她们都漂亮，但至少比她们大方。女人的大方也是一种美，这种美在部队里面会被放大。所以，倪和平很快就被那几个篮球运动员锁定。
钱进军其实并不是篮球运动员，但是仗着自己个子高，加上老爹的职位最高，所以在几个打篮球的人堆里并不显弱。同样是高干子弟，职位高的与职位相对较低的还不一样，别的不说，单看教导员对各人的态度就能分出了高低来。
不知道是干柴烈火的原因还是钱进军穷追不舍的原因，反正倪和平很快就被钱进军俘虏了。说实话，男人的穷追不舍也非常重要，穷追不舍会给女人这样一个感觉：他是真心爱我的，只要他是真心爱我，那么即便他身上有一些缺点，为了我，他也会改的。很难说女人的这种想法是对是错，但是倪和平是经不起别人穷追不舍的。一个三十岁的老处女了，还能经得起高大英俊的高干子弟穷追不舍吗？被俘虏是必然的。俘虏之后，有一次他们队要跟校队举行篮球对抗赛的时候，倪和平才发觉钱进军不是打篮球的。但既然已经被俘虏了，也就认了。倪和平自我安慰：游泳运动员身材比篮球小子更匀称。
没等毕业倪和平和钱进军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强大的钱氏家族马上就张罗着把他们的关系从原来的部队调到基建工程兵。当时倪和平父母对亲家的这个做法还不能理解，想这不是要转业了吗，如此一番岂不是多此一举？没过多久，疑虑打消。倪和平钱进军刚刚去基建工程兵报到，马上就被集体转业到深圳。那时候深圳刚刚建设特区，急需各种人才，而他们正好符合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当即就被分配到对口的政府管理部门。并且赶上了好时机，通过配售的原始股顺利地发了财。
一九九一年，身为重庆江北区教育局小科长的欧阳健陪领导来深圳出差，倪和平和钱进军夫妇二人设宴款待欧阳健，款待他的领导。其实款待他的领导就是款待欧阳健，并且比款待欧阳健本人他还要高兴。欧阳健好不容易进入第三梯队，这次跟领导出来好好表现一番是非常重要的。
钱进军那时候正春风得意，老爹虽然退位了，但庞大的钱氏家族还足以为他避风遮雨，所以钱进军到了地方上之后进步的非常快，比在部队的时候快多了。钱进军有一次对倪和平说，说一个人进步快慢其实也是有遗传因素的，并以他老爹为例，说他老爹解放的时候资格并不是很老，但是抗美援朝的时候有幸进入空军，空军是新兵种，提升的速度比陆军快，并且在林彪事件之前正好因为一件小事而得罪了吴法宪，所以林彪事件中老爹非但没有遭受影响，还成了反对林彪反党集团的英雄。同样的例子现在又在钱公子身上重现，如果转业的时候不是来到深圳，而是在其他城市，比如在重庆，哪有机会让他发财？哪有机会让他平步青云？钱进军说的是实话，本来他一个游泳的，进修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国际关系专业，要不是靠着深圳是一个新城市，怎么能正好谋到好位置？最近这两年来，正当老钱感到危机和压力时，老天爷再次帮忙，公共关系竟然成了最热门的专业，比前几年的工商管理都吃香。你说这不是命吗？
钱进军主动请欧阳健和欧阳健的领导吃饭表明钱进军大度，表明钱进军对倪和平的信任，表明钱进军对自己的自信，还表明他作为老高干子弟所特有的豁达。这种自信与豁达把小男人的醋劲挤出了体外，使他还能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来对待欧阳健。
关于欧阳健与倪和平的初恋，早在国际关系学院进修的时候倪和平就对钱进军彻底坦白了，与倪和平当年对政工组坦白的一样，就是拉了一下手，并且在狗叫的时候吓得抱了一下。当时倪和平跟钱进军强调，欧阳健只是她的初恋对象，并不是初恋情人，因为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达到情人的程度。钱进军相信，钱进军跟她偷吃禁果的时候就相信了。倪和平不是钱进军第一个女人，甚至不是他的第二个女人，因此钱进军有经验，这个经验比社会上传说的那些经验还灵验。钱进军还没有“验红”就知道倪和平是第一次了。第一次的女人身上的肌肉是蹦紧的，不管她是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哪怕是她自己主动的，女人第一次的时候身上的肌肉都是蹦紧的，而不是第一次的女人，哪怕她叫的欢，哪怕她用鸡血造假，哪怕她假装非常害怕，但是有一样她装不了，那就是她身上的肌肉，浑身的肌肉。那天倪和平浑身的肌肉都是蹦紧的，钱进军从那以后就相信倪和平了，并且从相信到珍惜，从珍惜到专一。
钱进军甚至还跟倪和平分析，分析她跟欧阳健之间其实并没有发生爱情，理由是：他们在一起相处那么长时间，如果发生爱情，恐怕早就不止拉手了。
“不是爱情是什么？”倪和平问。
“是感情，”钱进军说，“是一种同志之间的朋友之间的感情，这种感情有时候会被人误解成爱情。事实上，感情是很容易被转化成爱情的。如果当初你们不是在那种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场合，比如换上一个能够让你们安居乐业的时间和空间，那么他或者是你就有可能把这种感情转化成为爱情。”
“那不一定，”倪和平说，“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场合，为什么牛德望就想把我跟他的‘一对红’转化成为爱情呢？”
倪和平对老钱非常坦白，连当年牛德望追求她的事都向他汇报过。
“那不一样。”钱进军说。
“怎么不一样？”倪和平问。
“同样的年代和场合，对你和欧阳健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但是对当时的牛德望就是人生的归宿。”
这下倪和平不说话了，倪和平觉得钱进军分析的很对。
既然老钱对欧阳健大度，那么倪和平对项茹梅也就大度。欧阳健回去的时候，倪和平没有忘记给项如梅捎上一套化妆品。倪和平有很多这样叫不出名字的外国化妆品。倪和平在一个有实权的政府部门工作，虽然没有钱进军那样显赫的职位，但也独当一面。深圳离香港近，香港人喜欢送礼，倪和平对行贿受贿还是非常警觉的，但是对诸如化妆品这样的小礼物她还是接受的。倪和平发现，水太清则无鱼，如果自己太廉正，廉正到小礼物也不收，反而让对方不塌实，对方甚至会以为他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以至于你准备为难他，这样，假如他在今后的业务中真的遇上什么麻烦，第一个就想到是不是你在整他。所以，诸如化妆品这一类的小礼物倪和平那里不少，根本用不了。化妆品不能吃，往脸上涂多了也未必是好事，还不如送人。
项茹梅在收到倪和平的礼物的时候，说不清是嫉妒还是感动，但是想到她和老钱能在深圳款待欧阳健和欧阳健的领导，感觉既然老钱都能那么大度地对待欧阳健，自己绝对不能太小家子气，于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并且还利用上班的时间花公家的话费往深圳打了一个电话，叙旧，感谢。
项茹梅用这些化妆品的时候，立即受到同事的关注。一个以前老是炫耀自己老公有钱的女人告诉项茹梅：这是世界顶级化妆品，每套价值超过万元。项茹梅算了一下，自己每天早上往脸上抹的那点东西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工资？不敢用了。
不敢用也晚了。纪委开始审查欧阳健，毕竟，一万多元一套的化妆品不是重庆一个像欧阳健这样级别干部的正常消费。
审查结束了，证明欧阳健清白无辜，但是他却错过了提拔的一次机会，要是等到下一次，天知道猴年马月，说不定就永远没有下一次了。欧阳健心灰意冷。但是项茹梅却从这件事情当中受到启发：既然倪和平能够做到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
项茹梅问欧阳健：你比倪和平家的那个老钱差吗？
欧阳健想了半天，说除了家庭背景之外，其他方面不见得，起码我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本科生吧。
“背景有什么用？”项茹梅说，“都什么年代了。”
项茹梅又问欧阳健：我比倪和平差吗？
欧阳健想都没想，马上就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欧阳健只能摇头，哪怕他心里觉得项茹梅确实比不上倪和平，这个时候他也会摇头。这是常识，一个男人在女人面前的基本常识。再说欧阳健也确实觉得项茹梅在许多方面比倪和平强。倪和平敢一个人夜闯野狼坡吗？倪和平能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欧阳健吗？如果能够，那么当初部队来特招的时候，她为什么不通过自己的父亲为欧阳健也争取到一个同等的机会？所以，欧阳健这时候的摇头至少有一半是真心的。
既然我们俩口子不比他们俩差，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
项茹梅给倪和平打电话，把欧阳健被审查的事情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倪和平听了之后感觉是自己犯了错误，至少是好心办了坏事。好心办了坏事心里面也难受。
“正好，”项茹梅说，“我对欧阳健说还要感谢你。”
“感谢我？”倪和平糊涂了。
“感谢你。”项茹梅说，“你说一个破教育局有什么干头？一个月才一百多块钱，天天忙的像孙子，不干正好，要不是遇上这件事情，真要是被安排了个不高不低的位置，想走还不好意思走了呢。”
“你们不想在重庆干了？”倪和平问。
“是的。”项茹梅说，“现在有门路的哪个不往特区跑。王思蜀现在也‘忘思蜀’了，跑到珠海去了你知道吧？”
王思蜀来珠海倪和平当然知道。倪和平不但知道她跑到珠海来了，而且还知道她到珠海之后跟老公离婚了。
“这事你要跟欧阳商量好。”倪和平说。


第三章工作还能自己找

11
项茹梅当然跟欧阳健商量过，去年王思蜀离开重庆去珠海的时候项茹梅就跟欧阳健商量过，但当时欧阳健刚刚从副科长提拔为科长，并且已经进入第三梯队，势头正旺着呢，项茹梅的话根本就说不进去，只好作罢。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欧阳健仕途受挫，仕途受挫对项茹梅说不定是好事，她正好可以说服欧阳健早日逃离苦海。
“要去你去，”欧阳健说，“重庆不是蛮好吗？青山绿水，早出晚归。朋友这么多，周末看父母，天伦之乐，干吗要走？”
项茹梅气得给倪和平打电话，不知道是诉苦还是求救。这一天倪和平往欧阳健办公室打电话，问欧阳健是怎么回事。
“没怎么回事，”欧阳健说，“她这山望着那山高，都四十岁的人了，折腾什么呀。”
倪和平做自我批评，说都是她那套化妆品惹的祸。
“快别这么讲，”欧阳健说，“这事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只是一个借口，欲加治罪何患无词。其实是我自己对当副局长一点兴趣都没有，根本就没有‘跑官’。当时你给我那套化妆品的时候局长在场，如果他要有意提拔我，这事还用‘调查’吗？如果我要是想当官，回头转手就送给局长夫人，不是顺理成章吗？”
“还是怪我，”倪和平说，“你说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想起来拿两套，一套给项茹梅，一套给局长夫人。”
“凭什么？”欧阳健说，“拍马屁也轮不到你呀。”
“也不是拍马屁，”倪和平说，“要说这化妆品我家里多得是，多拿几套也无所谓。”
倪和平这样一说，欧阳健突然似乎动心了。是啊，凭什么她家化妆品用不完，而我们家用一套就要被审查？项茹梅问的好，难道真是我们学历低能力差吗？不是。难道完全是家庭背景的缘故吗？也不是。王思蜀该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了吧，不也是去珠海了吗？同样是当科长，在重庆和在深圳的收入相差那么大。既然如此，我干吗一定要拒绝去深圳呢？
这么想着，欧阳健就问：“深圳也不是那么好进的吧？”
“当然，”倪和平说，“不过凭你的学历和专业，这边我帮你想想办法，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过了几天，倪和平又来电话。这一次是直接打到他们家，项茹梅接的电话。项茹梅在电话里面热情了半天，问：要不要找欧阳健说话？
“跟你说一样。”倪和平说，“要是过来只能当老师，你们考虑一下，如果行，就从区教育局开证明，证明欧阳健有实际教龄。”
“这个没问题，他本来就是当教师出身的。”项茹梅说。说完之后，觉得分量不够，又补充一句：“不用考虑了，只要能去就行。”
倪和平愣了一下，说你们还是考虑一下吧，这是大事，考虑好了明天答复我。
放下电话后，项茹梅把情况对欧阳健说了。
“教师的待遇怎么样？”欧阳健问。
“再怎么样也比重庆好。”项茹梅说。听口气她像是老深圳。
欧阳健没有说话。第二天上班给倪和平打了个电话。倪和平说：教师的待遇并不比科长差。
“那就去吧，”欧阳健说，“去了至少随了项茹梅的心愿。”
“那你自己呢？”倪和平说。
“我无所谓，”欧阳健说，“反正在哪里都差不多，饿不死一个科长，也撑不死一个教师。”
“行，”倪和平说，“你有这个思想到哪都行。”
在欧阳健正式调来之前，他们夫妇还专门来了一趟深圳。欧阳健要来面试和考试，项茹梅跟着过来看看。欧阳健的面试和考试当然没有问题，只要大学文凭没问题，考试一般都没有问题，至于面试，只要主考人员不是嫉妒他，欧阳健的形象到哪里都不会成为问题。项茹梅这边当然更没有问题，事实上，她一到广州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来深圳了。在广州，韩凯到车站来接他们，手里竟然拿了一个大哥大，想一想在重庆，BB机还是个稀罕物，他们科那个声称老公很有钱的女人买了一个，十天半月也不响一次，弄得她自己都不好意思，有时候干脆自己呼自己。
“你都有大哥大了？”项茹梅羡慕地说。
“这算什么，”韩凯说，“深圳那边已经有折叠式的了。”
说着，韩凯还把砖头一样大的大哥大递给项茹梅，并且告诉他怎么用。项茹梅当场用它给他们办公室那个有BB机的女人打了一个传呼，女人见大哥大呼她，顿时惊呼得整个科室像炸锅，一回电话，是项茹梅，呆了。
欧阳健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项茹梅的工作不好落实，项茹梅的学历有“污点”，前面加了“工农兵”三个字，曾经是多么耀眼的三个字呀，如今竟然也成了“污点”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专业不对口。项茹梅学的是炼铁，深圳没有炼铁厂，好不容易在蛇口找到一个“华美钢铁公司”，人家不炼铁，只做轧钢。在外行看起来，炼铁轧钢差不多，可是在内行人看起来，那完全就是两回事，就像学建筑学的跟学土建的不是一回事一样。再说，华美公司俏着呢，本科生硕士生能不能进来还两说，哪能轮到一个四十岁的女工农兵大学生。项茹梅跑了两个月，心有点凉了，大骂深圳是骗子，把她老公骗来了，却不能按解决夫妻分居的政策来解决项茹梅的工作。
“这正是深圳的优势。”欧阳健说，“要是深圳还搞内地哪一套，她怎么会开出比内地高那么多的工资？深圳政策是效率政策，只有高效率才有高速度，也才能有高收入，但是高效率就必然要破坏以前一些看似非常具有人情味的非常公平合理的规矩。”
“你少跟我说大话。”项茹梅说，“你站着说话腰不疼，要是你自己闲在家里两天看看。”
欧阳健说：“你要是能养得起我我巴不得闲在家里。在家里多好，看书写字拉小提琴，神仙过的日子，可惜没福气呀。”
“你少说风凉话！”项茹梅吼起来，“我项茹梅不是那种要男人养的人。”
欧阳健见项茹梅一吼，不敢出声了。欧阳健不明白，自己现在一个人的收入比他们当初在重庆时候两个人都高，项茹梅还那么着急上火做什么。
项茹梅给王思蜀打电话，项茹梅只能给王思蜀打电话，她不好意思跟倪和平说什么，怕倪和平误会，误会她是变相地埋怨倪和平没有为她的工作出力。
王思蜀说：你既然人已经来特区了，就要按照特区的现实去思考问题，不要老是想着铁饭碗。找工作是你自己的事，特区政府不可能包办这件事情。
“自己找工作？”项茹梅问。
“是啊，”王思蜀说，“自己找工作。我的工作就是自己找的呀。”
“工作还能自己找？”
“是啊，这里的工作都是自己找呀。”
“不对。”项茹梅说。
“怎么不对？”王思蜀问。
“欧阳健的工作是自己找的吗？”项茹梅问，“倪和平的工作是自己找的吗？他们不自己找，干吗要我自己找？”
王思蜀静了一会儿，说：“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项茹梅问。
王思蜀又停了一停，想着怎样说才能不伤害项茹梅，但是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方法。不明说项茹梅不明白，要明说就不可能不伤害她。
“你说呀，”项茹梅说，“你怎么不说了呀？”
王思蜀想，伤害是必然的，不是我伤害她，是她自己的思想与现实不适应，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既然已经走出这一步了，就必须面对现实。
王思蜀说：“你跟倪和平怎么能比？你是高干子女吗？你老公家是高干吗？当初倪和平能够被特招到部队，你怎么不去，欧阳健怎么不去？再说倪和平是什么时候来的特区？你是什么时候来的特区？今天的特区还是十年前的特区吗？”
“我不说倪和平，”项茹梅说，“我说欧阳健。”
王思蜀吸了一口气，说：“欧阳健怎么了？欧阳健是正儿八经的本科大学毕业，你是吗？欧阳健是师范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你是吗？特区有那么多的学校，他很容易就能找到对口的专业，你能找到炼铁对口的专业吗？”
王思蜀这番话确实是伤害了项茹梅，至少是短时期内伤害了项茹梅。项茹梅听完这番话，没有吱声，甚至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再见，就自己茫然地搁下电话。
项茹梅怔怔地坐在沙发上，她知道王思蜀说得对，她跟倪和平没法比，跟欧阳健也没法比。欧阳健是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的，而自己如果不是推荐上了工农兵，恐怕这一辈子都进不了大学的门。这就是差别，不承认不行，不服不行。再说欧阳健是男的，是男的四十多岁就是正当年，是女的四十多岁就是老女人了。这个社会一天到晚强调男女平等，甚至还专门为女人准备一个节日。其实越是强调男女平等就越是说明男女不平等，如果已经平等了，还要强调什么？联合国是最强调男女平等的地方，每次开会都说要保护妇女儿童，看，把女人跟小孩都归到一类了，女人在男人面前还有平等吗？再说联合国下面有差不多两百个主权国家，“平等”这么多年了，到现在有几个国家是女人当总统了？现在不是一天到晚说实事求是吗？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实事上求是？
项茹梅在这样发愣的时候，女儿放学回来。女儿喊妈妈好，项茹梅一把搂过女儿，说妈妈不好。女儿问妈妈怎么不好？项茹梅说妈妈不该把你生成女儿，应该把你生成儿子。女儿听了也糊涂了。
项茹梅想到了回去，项茹梅的关系还在重庆，现在要回去还来得及，但是她有脸回去吗？一说跟老公来深圳，在同事的眼里不亚于出国，一个个羡慕的不得了，连领导都立马露出一副巴结像，仿佛项茹梅不是去深圳，而是调到上级主管部门主管组织工作。那个天天声称自己老公很有钱的女人，在项茹梅面前自觉地矮了三分，见到项茹梅比见到领导都笑的灿烂。项茹梅现在能回去吗？再说欧阳健和女儿在深圳，她能回重庆吗？
项茹梅整整当了两天的贤妻良母，每天把老公和女儿的饭做好，等欧阳健和女儿吃完饭之后，既不跟欧阳健猜拳看谁洗碗，也不用女儿动手，自己就把碗收拾洗干净，一句怨言都没有了。前些天欧阳健都被她唠叨怕了，现在突然一点都不唠叨了，欧阳健一下子适应不了。那天欧阳健问她怎么了。她非常平静地反问欧阳健：什么怎么了？欧阳健没话说了。
第三天，项茹梅给王思蜀打电话，告诉她：我想通了。
“想通了什么？”王思蜀问。
“既然我肯定回不去了，就必须学会在深圳生存下去。”项茹梅说。
“这就对了！”王思蜀说，“你连野狼坡都敢闯，难道还怕找工作？”


第三章永恒的瞬间

12
找工作比只身夜闯野狼坡难。
项茹梅先是在家里看报纸，主要是看招聘广告。这也是王思蜀告诉她的。项茹梅在重庆的时候天天看报纸，来了深圳以后却从来都没有看过报纸。项茹梅在重庆看的报纸是公家的，在重庆她是国家干部，读书看报是国家干部的本分。到了深圳之后项茹梅什么都不是了，所以也就没有报纸看。项茹梅在重庆看的报纸从来就没有什么招聘广告，或许有，但是很少，少到项茹梅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在深圳项茹梅要自己买报纸看，而买报纸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看广告，具体地说就是为了看招聘广告。
买报纸其实也很方便，也就是早上买菜回来的路上花一块钱买一张《深圳特区报》。买回来之后，赶紧坐到窗户面前，认认真真地看。项茹梅没有想到深圳的报纸上面有那么多的广告，并且是分类的，比如招聘广告，就专门有一版。
项茹梅常常是绕开社论和新闻，直接往后面翻，直接翻到招聘栏，认真查看，感觉这个招聘内容与自己可能有点关系的，比如五金厂找技术员，项茹梅马上就照着报纸上的电话打过去。项茹梅感觉把握蛮大，因为招聘的是技术员，而项茹梅此时的技术职称是助理工程师，小马拉大车不行，大马拉小车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半个月下来，电话费花去不少，没发现一家合适的。首先对方所说的话她大多数都听不懂，其次是对方问她多大年龄，第三是问她什么专业，三关全过的一家没有。于是项茹梅开始改变策略，想着不一定要使劲抱着自己的专业不放，像自己这种年龄和经历，做管理其实也是行的。于是，再打电话的时候，项茹梅就留了一个心眼。首先是不管对口不对口的，只要是招聘管理岗位的，都打电话试试，其次是打过去之后，重点不是介绍自己的专业，而是介绍自己的经历，并且把自己的经历做适当的艺术夸张，比如说自己曾经是大队书记，然后上大学的，想着公社宣传队副队长跟大队书记也就差半截，这样的夸张并不离谱，所以夸张起来倒也理直气壮。可惜当时深圳在报纸上打广告招聘的单位大多数都是香港企业，香港老板不识货，并不知道大队书记曾经是个非常显赫的职位，所以项茹梅的这一合理夸张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项茹梅有点失望了，或者说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了。
项茹梅又给王思蜀打电话。王思蜀说：你老是打电话不行，干脆直接去人才市场，直接去跟人家面对面地谈。
“不管怎么说你是大城市来的，”王思蜀鼓励说，“不比那些乡下来的有见识？不管怎么说你是进过大学的，不比那些初中生强？不管怎么说你是党员，不比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可靠？不管怎么说你是当过领导的，不比那些刚从学校毕业的毛头小伙子会处理事情？只要当面一说，肯定行。”
王思蜀到底是做思想工作出身的，几个“不管怎么说”一下子就把项茹梅的闯劲又鼓动起来了。项茹梅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你要是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就好了。当然，王思蜀并不是用人单位的老板，项茹梅要想找工作还得靠自己。于是到街上好好做了一个头，穿上一身干净得体的衣服，带上毕业证和交党费的小红本子，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人才市场。
项茹梅的这身打扮和心态果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首先是她无论走到哪个摊位面前，招聘单位的人都会主动站起来与她打招呼。刚开始她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闹明白，原来人家把她当成人才市场的管理人员了。最后她只好向人家解释，说自己是来找工作的。对方的态度才有所转变，甚至是马上就变了，那脸仿佛变成了她上山下乡的大巴山区生长的一种含羞草，本来是热情奔放的，只要人手往上一碰，马上就耷拉下来。个别生命力旺盛的脸庞收拢不回去，假心假意地给她一张表格填写，并让她回去等通知，但那通知仿佛是王母娘娘的诏书，向来都是有去无回的。
这样又过了一个礼拜，项茹梅的脸皮变得厚了一点。再走到招聘摊位面前，如果别人主动跟她打招呼，把她当作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她也就将错就错，主动以管理人员的姿态帮着他们做点事情，比如帮着他们收表格，甚至对应聘人员发表自己的看法。先套熟悉了再说，人只要套熟悉了，就不好意思马上把自己的脸当作含羞草。她发现这一招果然有效，某些招聘单位的工作人员居然非常尊重她的意见，有时候她自己都被自己搞糊涂了，以为自己真的就是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了。尽管工作暂时还没有找到，但是心情已经好多了。
在这阶段，项茹梅对深圳的这些企业招聘人才的奥秘已经有了相当透彻的了解。当时港资企业比较多，香港老板在选用人才的时候，往往偏向于会说广东话的，在某些香港老板眼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广东人，另一种是北方人。还有的老板更直接，干脆将全世界的人归结为“说普通话的”和“说白话的”。项茹梅当然就属于那些“说普通话”的“北方人”，自然不在青睐之列。台湾的老板对讲普通话还是广东话倒不是很在意，但是在招聘女职员的时候，往往要求对方年轻，台湾老板对年纪大的女人不感兴趣。项茹梅无疑是属于年纪大的，说不定还是特大的，因为这里是人才市场，来的都是“人才”，什么是人才？根据项茹梅的实际观察，在这里，所谓的“人才”对男人来说就是要有高学历，对女人来说就是年轻漂亮。“女人才”首先要年轻，要是连年轻都谈不上，后面的一条或者是几条连看都不用看了。
其实这也不能说是深圳的老板都挑剔，更不能由此断定老板们好色，说到底，这也是有人才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也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固有规律。全国各地的人才都汇集到深圳，必然导致深圳的人才相对过剩，因此用人单位当然就要挑剔。以前在重庆的时候，项茹梅以为重庆的女人最漂亮，到了深圳以后，她才发现深圳的女人比重庆的女人漂亮。不是漂亮一点，而是漂亮许多。首先，重庆的女人是漂亮，但是并不是都漂亮，重庆的女人有漂亮的，也有非常一般的，甚至还有比较丑的，并且歪鼻子斜眼神经有问题的并不少见，但是深圳没有，至少来深圳人才市场的女人没有丑的，全部都是漂亮的。这样，对项茹梅就非常不利。项茹梅走在重庆的大街上，虽然不敢自称是漂亮的，但是绝对没有人说她丑，但是在深圳不一样，在深圳，准确地说在深圳人才市场，基本上可以说项茹梅是长的最不漂亮的。“最不漂亮的”是不是就是最丑的？不知道，自己想吧。其次，重庆的女人虽然漂亮，但是不能说重庆的女人年轻，事实上，重庆的女人既有年轻的，也有年纪大的，甚至还有老的不成样子的，但是深圳没有，至少说深圳的人才市场绝对没有，到深圳人才市场来的女人全部都是年轻的。这个现状对项茹梅更是不利。在重庆的大街上，在别人的眼里项茹梅或许并不年轻，但绝对不会有人认为她老，但是在深圳，尤其是在深圳的人才市场，项茹梅夹在一大批女孩当中，确实非常出众，出众到用人单位根本就没有把她当作是应聘者。
两个月下来，项茹梅已经不是失望了，而是绝望了。这个时候，她经常无缘无辜跟欧阳健发火，耍脾气。仿佛她今天的一切不开心都是欧阳健造成的。面对她多次的无端挑衅，欧阳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与她计较的，有时候实在过分了，欧阳健会跟她讲道理，问她到底有什么问题。但是项茹梅讲不出任何道理，是她自己坚决要求来深圳的，她怪不得欧阳健，她也不愿意对欧阳健说她在人才市场所遭受的那些屈辱。项茹梅是个要强的人，她不会让别人来同情她，甚至不愿意接受别人哪怕确实是善意的帮助。但是深圳太现实了，或者说市场经济太现实了。说实话，这个时候项茹梅甚至想到了死。但是就是死她也不愿意这样窝囊地死。
欧阳健是个不求人的人，但是为了项茹梅工作的事情，他还是求人了。准确地说他私下求了两个人，一个是他们的校长，另一个就是倪和平。求校长的时候直接一些，就是说希望校长为他老婆的工作问题想想办法。求倪和平的时候含蓄一些，电话里面说最近项茹梅因为工作的事情不是很开心。倪和平说：我放在心上。
这边校长和倪和平还没有佳音，那边项茹梅却意外地有了工作，而且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并且是对方老板上赶子求着项茹梅去上班，具体地说是担任公司的财务经理。这就叫做天无绝人之路。
那天项茹梅从菜市场买菜回来，路过书报亭，正在犹豫还要不要买一份报纸。买吧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项茹梅已经死心了，当了两个月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居然一无所获，难道还敢指望一份小小的报纸发生奇迹？不买吧似乎有点不甘心，想着万一呢？说不定呢？正在这个时候，一辆黑色小轿车从她身旁擦身而过，但是过去之后，马上又在路边停了下来，并且摇下车窗，从里面伸出一个脑袋，回头盯着项茹梅看了半天，一直看到项茹梅走到了轿车边上，那个人才喊：“项茹梅！”
项茹梅差点把西瓜掉到地上，定神一看，是车上的人喊的，等她看清楚车上的人是谁的时候，牛德望已经下了车，站在她面前。
不知怎么，当项茹梅看清楚是曾经热烈地追求过自己的牛德望的时候，一下子哭起来。项茹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起来，而且哭的那么伤心，那么控制不住，那么震撼人心。后来据牛德望跟倪和平说，那一刻，牛德望感到了一种空前的责任，感到自己对项茹梅有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所以他后来坚决要求项茹梅去他的公司担任财务经理，并且说项茹梅是最合适的财务经理，因为项茹梅可靠，因为项茹梅当初在他们班数学最好。
项茹梅自己也不知道那天为什么那么号啕大哭，事实上，在项茹梅的记忆中，自己好像从来都没有这么哭过，在夜闯野狼坡的时候没有，在这两个月遭受绝望和屈辱的时候没有，大约女人命里面注定就要哭的，如果前半生不哭，那么后半生就一定要哭，而且是大哭，要把以前的眼泪补回来。但是项茹梅为什么早不哭晚不哭，而恰好是在见到牛德望的时候大哭，谁也解释不清楚。但那天她确实是大哭，要不是牛德望及时把她引上了车，开走，就足以引起过路人的围观。其实即使那样项茹梅也无所谓，项茹梅是个敢做敢为的人，敢做敢为的人当然也敢哭。
牛德望后来对倪和平说，他一生感到最幸福的时刻不是上大学，不是挣到第一桶金，不是洞房花烛夜，也不是完全拥有项茹梅的那一刻，而是那天他看到项茹梅在他面前号啕大哭的那个瞬间。那是一个永恒的瞬间。那个瞬间改变了项茹梅的命运，改变了牛德望的命运，改变了欧阳健的命运，还改变了其他一些人的命运。


第三章牛德望

13
项茹梅和牛德望是同班同学，他们俩都是从大巴山区的延安人民公社推荐到重庆钢铁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并且同学们还知道他们俩以前就是搭档，一个是宣传队的队长，一个是副队长，而且牛德望还是项茹梅的入党介绍人。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班上同学还以为他们俩是一对，时间长了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确实不是这么回事。自打项茹梅因为欧阳健的事而打算放弃上大学的机会的时候，牛德望就已经完全放弃这个想法了。尽管他舅舅还一厢情愿地认为把他们俩同时推荐上大学会有利于他们的感情发展，但是牛德望已经不做这个努力了，或者说是牛德望已经被项茹梅对欧阳健真挚的感情所感动，再也不打算充当感情上的“第三者”了。在那个年代，“第三者”还是个新名词，并且是个非常不好的新名词。
牛德望后来跟他们班一个广东的女孩子好上了。那个广东女孩子是广东潮州人，叫于爱琴，听起来好像很喜欢某种乐器，比如小提琴，其实不是。于爱琴并不漂亮，黑，而且个子不高，腰细，屁股翘，两个颧骨突出，额头隆起，这样就显得眼睛很凹，看上去有点像越南电影《畛姑娘的深林》里面的那个越南姑娘，眼光有神，待人总是一张笑脸，因此蛮讨人喜欢的。
牛德望跟于爱琴两个的事好像还是女方主动的。首先是因为她听说牛德望是“延安人民公社”来的，因此就非常羡慕，觉得延安来的应当非常了不起。于爱琴比他们小一轮，没有赶上大串联，听说过延安，主要是在歌里面听过，知道“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但是没有去过，她有一次问同学，怎么延安是在四川呀？一时间被班上同学传为笑话。但是大家并没有因此而看不起于爱琴，反而还觉得她蛮好玩的。其实女人一旦犯傻气都让人觉得蛮好玩的。中国古代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话虽然偏激，但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像这样犯傻气的女人至少让人放心，让人觉得她不会有什么坏心眼，甚至觉得她蛮善良，女人一旦善良了，能不可爱吗。其次是于爱琴非常崇拜牛德望，觉得牛德望既当过解放军，又在农村当那么多年的基层领导，真了不起。在这种好奇与崇拜的双重作用下，女孩就主动与牛德望接近，比如谈心，要求进步，比如给饭票，说自己反正也吃不了，再后来干脆两个人饭票合起来吃，理由是她喜欢吃瘦肉，而牛德望喜欢吃肥肉，两个人合起来吃不浪费。等到他们俩合起来吃饭的时候，想不好都不行了。但是在毕业的时候，他们的爱情却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他们进来的时候，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健在，“四人帮”还没有倒台，他们那时候是中国当时最耀眼的人，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凯歌声中踏进大学的，他们不但上大学，而且还要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等到他们毕业的时候，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尤其是教育战线，变化最明显，一个“考”字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高考制度的恢复，振奋了全国人民，涉及到千家万户，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改革效果最明显的举动，其作用丝毫不亚于后来的“包”字。事实上，项茹梅、牛德望、于爱琴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毕业，欧阳健他们这批通过高考的新一代大学生已经踏进校门。各个学校发生新老学生闹矛盾甚至打架的事情并不少见。比如在当时重庆钢铁学院的学生食堂，排队的时候有学生插队，于是新同学就写出一个类似大字报的东西贴在食堂里面，说他们来了之后看见了一个与高等学府极不相称的现象云云，老学员一看，不愿意了，马上就写出另外一个东西，说在这些吃饭不排队的人当中，居然发现不少陌生而肮脏的面孔，等等。好在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扩大，因为老同学很快就毕业离校了。
老学员在毕业的时候遇到了相当大的麻烦，因为他们这批学员进来的时候说好是“社来社去”的，但是等到他们毕业的时候，“社来社去”已经是一个需要纠正甚至遭受批判的东西了，那么他们这些人到底往哪里分配呢？说实话，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国家当时对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明确的政策。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于是，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就有了不同的解决方式。一种方式认为这批工农兵学员是当年毛主席搞的，既然是毛主席搞的，能不动最好就不要动，那时候有一句话，叫做“照过去方针办”，甚至还有一些领导公开说他对“红卫兵”和“工农兵”都没有什么好感，所以，在一些地方产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招生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彻底改革，另一方面工农兵学员仍然还要社来社去。学员本人当然不愿意社来社去，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集体请愿的事件。最后，大多数地方采取了比较妥协的方法，就是改“社来社去”为“哪来哪去”，并且对这个“哪”字做适当地延伸。以项茹梅和牛德望为例，他们都来自大巴山区的延安人民公社，按说他们都应当回到大巴山区，但是只要将“哪”再往前面延伸一点点，回大巴山区的只能是牛德望，而项茹梅在来大巴山区之前是从重庆“来”的，所以这时候就应当再“回到”重庆。
牛德望们震怒了。据说他们临走的时候大骂社会，大骂学校，大骂项茹梅他们这些原本就是来自城市的同学，说这些同学利用了农村的同学，当他们自己能够留在城市之后，马上就抛弃了这些农村的同学。就像大家一起挤公共汽车，前面的人一旦自己已经挤上去了，马上就回过头来踩后面的人。
对于牛德望来说，现实更加残酷，因为按照这个分配方案，他必须回到大巴山区，而于爱琴则要回到广东潮州。所以，牛德望是怀着怨恨离开钢院的，并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跟他们班同学联系，包括项茹梅。
项茹梅后来还跟王思蜀打听过牛德望，据王思蜀说，牛德望大学毕业以后是回到了延安人民公社，并且还带回来一个女的，那个女的长的像越南人，但是心眼特别好，为了牛德望，居然放弃回广东，跟着牛德望来到大巴山区。再后来，王思蜀自己也顶父亲的职回到了重庆，对牛德望的事情也就不清楚了，但是她仍然跟原来的延安公社也就是后来的大弯人民公社保持一定的联系，所以她知道牛德望最后跟着那个女的去了广东。
那个女的当然就是于爱琴。于爱琴现在是牛德望的老婆。于爱琴身材矮小，但是生育能力不弱，本来在四川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到了广东潮州以后，一个孩子实在与周围的环境不协调，于是抓紧时间又连续生了两胎。三个小孩在项茹梅他们看起来已经够吓人的了，但是据说在当地还算是相对落后的，于爱琴的哥哥有六个孩子，妹妹也有四个，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她应当再生两个才行。
在于爱琴大量生育的同时，牛德望在拼命赚钱。这也是被逼的，牛德望跟着于爱琴来到广东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拼命赚钱才能获得安全感，只有赚很多钱才能心理平衡。牛德望毕竟上过大学，毕竟当过兵，毕竟当过领导，毕竟见多识广，所以，在赚钱方面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于爱琴哥哥的学生，很快就青出于蓝胜于蓝，成了他大舅哥的老师。再后来，深圳建立特区，牛德望来到了深圳，充分利用他的三重关系——潮州人的关系，四川人的关系，战友的关系，很快就成了最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当项茹梅在书报亭旁边见到他的时候，牛德望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牛德望见到项茹梅后，自然也就等于见到了倪和平和欧阳健，并且与王思蜀韩凯顾大尉他们也建立了电话联系。牛德望现在有钱了，人有钱了之后就喜欢跟过去的老关系相聚，这跟旧社会人发了财之后必须要衣锦还乡的道理差不多。
牛德望知道项茹梅的情况之后，马上表示：自己的公司正好缺一个财务经理，欢迎项茹梅屈就。
项茹梅说：我没有做过会计。
“别瞎说了，”牛德望说，“别的我不知道，数学成绩你当时在我们班最好。”
“那是两码事。”项茹梅说。
“一码事。”牛德望说。
倪和平说：“可以先上班再说，边干边参加培训班，凭你的基础，通过培训拿一个会计证书应该不成问题。”
项茹梅打电话跟王思蜀商量，王思蜀说：如果单从业务能力来说，你通过培训肯定没有问题，但是这里面会不会涉及到一些感情问题我就不好说了。
“那不会，”项茹梅说，“我们都是多大的人了？年轻的时候都没有闹出什么事，现在老了还能闹出那个笑话？”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王思蜀还是有点不放心，打电话给牛德望，探探他的口气。
牛德望说：自己是私营企业，暂时用不着学习国营单位的任人唯贤，在目前的情况下，像财务经理这样的关键岗位，还是任人唯亲利大于弊。请项茹梅当公司财务经理，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帮她，其实是她帮我，我正好需要一个像项茹梅这样精明可靠的人来担任这个职位。
“公司大了，与银行税务方面的事情少不了，你说我上哪里能找到比项茹梅更合适的人呀？”牛德望说。
王思蜀觉得牛德望讲的非常在理，并且好像与个人感情没有多少关系，既然没有，王思蜀自己就没有必要没话找话。
王思蜀后来还打电话给项茹梅，叫她不要轻易地放弃一个机会，并说她在深圳能够碰到牛德望也算是一个奇迹了，既然是奇迹，就不可能老是发生，碰上了就一定要抓住。当然，她没有忘记提醒项茹梅：这件事情一定要欧阳健支持，如果欧阳健反对，宁可不做。
欧阳健的态度是：随便，不反对，也不支持，无所谓。
牛德望说的对，财务运算过程确实比高炉里面的物理化学过程简单。项茹梅参加的那个财务人员培训班，里面大多数都是高中毕业或职业高中毕业生，项茹梅在里面又有了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但是这一次的鹤立鸡群不是年龄，而是基础知识。老师上课讲的一些公式，其他同学听起来都相当困难，项茹梅不仅能够理解，而且还知道它们的来历，并且知道用数理统计学来推导出来，最后，连讲课的老师都喊她“项老师”。
项茹梅又找回以前的感觉了。每天下班以后在家里忙家务的时候，居然能够边哼着样板戏边做菜。
第一个月开工资，一千，比欧阳健还高了两百。项茹梅不要，板着脸问牛德望是什么意思，是可怜我呀还是讨好我？
牛德望说：我这里财务经理就这个价，不相信你查一下以前的工资表。
项茹梅一查，是那么多。收了。回来的路上，顺便给欧阳健买了一双老人头的皮鞋。牛德望穿的就是这种皮鞋，既然牛德望能穿，自己的老公欧阳健也就能穿。她听说老人头皮鞋不仅结实，关键是穿了凉爽，不出脚汗，不黏脚。欧阳健并不知道鞋子的价格，也没有问，反正老婆买了他就穿。第二天到学校，同事发现了，很很地羡慕了一番，他才知道老人头的价值。回来之后，欧阳健问项茹梅这鞋多少钱，项茹梅说八百。
“八百？”欧阳健说，“你疯了？”
“你吼什么？”项茹梅说，“也不是你的钱。”
“谁的钱也不行。”欧阳健说，“再说什么你的钱我的钱？我们俩分家了？”
最后，欧阳健问项茹梅：你领工资了？
“是啊，”项茹梅说，“要不然靠你那点工资还敢穿老人头？”
“多少？”欧阳健问。
“什么多少？”项茹梅装糊涂。项茹梅一直等着欧阳健问，但是他一直都没有问。欧阳健一直都没有问，项茹梅自己就不好意思说。一是怕欧阳健说的显摆，二是这工资是牛德望给开的，既然是牛德望给开的，项茹梅就总觉得多少有点别扭，所以如果欧阳健不问，项茹梅就不好说，现在欧阳健问了，她好像还是不想说，仿佛这钱不是她的工资，而是牛德望给她的小费。
“我问你的工资多少。”欧阳健说。
“财务经理的工资是每月一千。”项茹梅说。说完之后自己都觉得罗嗦。为什么要罗嗦呢？是心虚？有什么可心虚的？以前的财务经理不也是每月一千吗？
“这么多？”欧阳健问。
在欧阳健看起来确实是多了一点。欧阳健是正经的大学本科毕业，有一个在深圳也是令人羡慕的教师职业，每月工资才八百，他以为项茹梅的工资应该是五百左右比较合理，现在突然知道有一千，比自己都高了两百，于是心里面就突然感觉被什么东西堵了一下，但是没有再说什么，他不想让项茹梅认为自己小气，事实上他也完全用不着小气，别的不敢保证，项茹梅对他的感情他是敢保证的，别的人他不敢说，牛德望他敢说，项茹梅再怎么着也不会看得上牛德望。项茹梅要是看得上牛德望，在延安公社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看上？在重庆钢铁学院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看上？现在的牛德望与以前的那个牛德望有什么区别？有钱了是不是？项茹梅是那种把钱看的比感情重的人吗？项茹梅是那种势利的人吗？如果是，那么当初在延安公社的时候，牛德望不是比现在还威风吗？
第二天到学校，欧阳健假装无意地问同事：如今外面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财务经理工资应该是多少？
同事们不知道他问这个话的用意，欧阳健并没有跟同事说过自己老婆工作的事情，所以几个同事就这个问题议论了半天，最后的结论是：大约一千二百元。并且为此发了半天牢骚，说一个教师的工资比社会上一个财务经理还要低，太不合理了。
同事们发牢骚，欧阳健还暗暗高兴，因为牛德望并没有对项茹梅特别关照。


第三章感觉好极了

14
牛德望给项茹梅一千元的工资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关照。牛德望在潮州人的堆子里混了这么多年，学的比潮州人还潮州人，知道什么时候该小气，什么时候该大方。不要说是对于项茹梅，就是换上一个其他人，只要他担任牛德望公司的财务经理，牛德望就绝不会对他小气。在牛德望看来，他是公司一把手，财务经理其实就是二把手，至于其他的人，包括他手下的两名副总，在牛德望心目中并没有比财务经理更重要。做企业做什么？不就是赚钱嘛。牛德望认为公司的一切活动最终都要落实到财务上。
财务经理的岗位确实至关重要。别的不说，每个月光是合理避税和减少财务费用这一块，财务经理只要肯动脑筋，做事上心，节约的钱就不止他工资的十倍。这就是中国当时的特色，避税还能合法合理，比如将把公司的利润做成资本的升值，这样企业的利润这一块就非常小，利润小了税就少了，而企业的资本增长就非常快，企业的规模迅速扩大。再比如财务费用，主要构成是银行利息，财务经理如果肯动脑筋，在什么时候先冲抵哪一笔帐，还钱的时候要避免出现日期零头，并且正好赶在押尾的那天，就能够将利息降到最低，还有诸如信用卡半个月免息透支等等，应用的好就能够节省一大批财务费用，并且能够应付企业短期支付，而支付能力是企业保持活力和显示公司实力的最重要的标志。在项茹梅的建议下，牛德望后来搞了几十个香港和深圳的信用卡，一次可以免息短期透资几百万，而且只要按期补帐，不但可以反复使用，而且还能确立良好的银行信誉。这种两性循环的建立不能靠老板自己操心，必须有一个愿意并且能够为他操心的财务经理，而项茹梅就是牛德望的最佳财务经理人选。
牛德望当初执意要请项茹梅来担任财务经理，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为了帮一把项茹梅，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牛德望对项茹梅信任，包括对她人品和性格的认可。牛德望知道，项茹梅要不然就不做，只要做了，她一定就会很上心，不用老板操心的，她肯定就能自觉地把事情做到最好。当初上大学的时候，他们班的基础良莠不齐，有些同学即使不是推荐，后来通过高考也能够上大学，说不定还能考上更好的大学，而有些同学，比如项茹梅，本来就是初中的底子，基础就差许多，但是在他们毕业的时候，项茹梅在班上的学习成绩居然达到了中上等。特别是数学，老师知道这批同学中相当一部分基础较差，所以事实上是从高中的对数和三角函数开始的，对别的同学来说是复习，对项茹梅来说是新学，但是说来奇怪，后来在学习微积分的时候，老师发现项茹梅的三角函数比其他同学还扎实。这就是项茹梅。关于项茹梅的这一段历史，倪和平和王思蜀都不知道，甚至于欧阳健也不清楚，但是牛德望知道。所以牛德望觉得，人与人之间做事情的能力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个差别并不大，其实有时候只相差那么一点点，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做事态度相差却非常大，并且这种做事情的态度主要是由一个人的遗传基因和后天生存环境以及特殊的个人经历造就的，已经变成了一个人的性格，因此是很难转变的，除非遭受特别重大的事件，才能发生裂变。如果牛德望当初不是从做事情的态度上高度认可项茹梅，而仅仅是看在老关系的面子上帮她一把，那么绝对不会把他认为最重要的财务经理这个职位交给项茹梅。牛德望当初跟王思蜀说的话也不完全是谦虚和客套，他确实是感觉到项茹梅来公司担任财务经理是项茹梅在帮他呢。要是换一个人，能够想起来用信用卡免费透资吗？
牛德望对于项茹梅的高度认可是逐步形成的。假如说在大巴山区的时候牛德望对项茹梅的认可还只是停留在他喜欢项茹梅并认为项茹梅适合做自己的老婆这个层面的话，那么在项茹梅敢于为欧阳健而放弃上大学的举动之后，牛德望对项茹梅就产生了敬重。这种敬重在牛德望得到于爱琴的爱情和项茹梅在学习上的后来居上之后，锤炼的更加坚实。然而人与人之间在情感上并不是对称的。牛德望对项茹梅的感情经历了喜欢、钟爱、敬重三个阶段，而项茹梅对牛德望可能正好要反过来。在延安人民公社的时候，项茹梅对牛德望毫无感觉，既没有好感，也没有坏感。牛德望当初跟倪和平“一帮一，一对红”的时候，项茹梅好像还没有开窍，并不知道牛德望这是准备追求倪和平，后来知道以后，还蛮高兴，因为如果倪和平真的跟牛德望好上了，那么她就不可能再跟欧阳健好。项茹梅知道，一个女人只能跟一个男人好。但是她当时就认为牛德望是自不量力，她感觉倪和平是不可能看得上牛德望这种人的。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反正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后来倪和平果然被特招走了，牛德望又反过来追求项茹梅，尽管这是项茹梅第一次被男人追求，但是她一点也没有觉得沾沾自喜或哪怕是丝毫的动心。项茹梅当时都没有正式思考过这个问题，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她心里面已经有人了，这个人就是欧阳健，而且欧阳健非常庞大，把项茹梅的整个身心塞得满满的。这样说并不代表项茹梅的心胸狭窄，其实项茹梅的心胸并不狭窄，而是欧阳健在项茹梅的心目中太庞大。当然，就是说项茹梅的心胸狭窄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当初项茹梅不是心胸狭窄，而是非常宽阔，宽阔到能够同时装得下两个男人，那不是麻烦了？
上了大学之后，特别是牛德望跟于爱琴好上之后，项茹梅对牛德望印象逐渐好起来，好起来的原因一是她被于爱琴的爱情所感动，她感觉于爱琴对牛德望的爱就像当初自己对欧阳健的爱。二是这个时候她才彻底放松了对牛德望的警惕，因为项茹梅认为，一个男人也只能爱一个女人，既然牛德望已经跟于爱琴谈恋爱了，那么他就不可能再对项茹梅有任何想法。这个状况是项茹梅所喜欢的，因为这样她就能跟牛德望保持思想上的清白。在项茹梅看来，思想上的清白更重要，就像思想上入党一样。曾经有一段时间，项茹梅因此还觉得自己以前有点对不起牛德望，因为不管怎么说牛德望曾经是自己的老领导，还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所以，当牛德望与于爱琴正式确立关系后，项茹梅跟牛德望的交往反而多了一些，甚至周末从家里带来的菜也主动分一些给牛德望和于爱琴。
大学毕业的时候，项茹梅正处于真正的热恋之中，这是她第一次真正的热恋。因为来得迟，所以来得猛。项茹梅把哥哥给的一点零花钱全部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成渝线。这时候，也只有这个时候，她跟欧阳健才算是真正的热恋，因为直到此时他们俩才有了亲热的举动，以前在延安人民公社的时候是没有的，几乎是一点都没有。尽管当时项茹梅也想过，但是也只是想着能跟欧阳健并肩在公园散步，甚至想象过将来他们有家庭而在一起生活的样子，但是就是没有想到身体的实际接触。在项茹梅他们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欧阳健仿佛突然之间开了窍，或者是因为自己考上了大学而得到某种放松，每次回重庆或者是项茹梅来成都，他都要主动与项茹梅紧密接触，使项茹梅感到了一阵从未体验或想象过的炽热，大约是由于太炽热了，所以毕业之前同学们因为分配去向的问题跟有关方面闹的那些事情，项茹梅一概没有参与，她只想着见欧阳健，根本就没有想其他的事情。直到离开学校了，她才想起来应该请牛德望和于爱琴到家里吃顿饭，但此时牛德望已经在返回大巴山区的公路上了。
在深圳再次与牛德望重逢之后，特别是在牛德望的公司担任财务经理之后，项茹梅对牛德望的看法才得到空前的升华。
临毕业的时候项茹梅虽然没有目送牛德望离开重庆，但是她能想象牛德望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情景。然而，当初那些因为本人出身是城市人的同学，包括项茹梅自己，虽然如愿以偿地留在了城市，虽然曾经因此而沾沾自喜，但是今天有几个人能够像牛德望这样拥有自己的公司的？他们班当时有一个同学在重庆倒是有一个公司，但是他那个所谓的公司跟牛德望今天这个房地产开发公司可以同日而语吗？什么叫成功？什么叫拥有自己的事业？项茹梅以前在内地的时候以为获得某某称号就是成功，比如某某某获得重庆市三八红旗手，某某某被重庆钢铁公司竖为标兵，这些就是成功。至于事业，项茹梅一直认为只有在学术上有建树就是事业。只是到了深圳之后，在深圳人才市场泡了三个月之后，见到牛德望之后，特别是被牛德望安排做了财务经理之后，项茹梅才突然发觉像牛德望这样才叫成功，才叫有自己的事业。而牛德望的这个成功和自己事业的建立，完全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这就不得不让项茹梅对他刮目相看。
项茹梅发现，牛德望身上有一种永不满足的性格，有一种不屈不挠勇于攀登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与性格，才是造就他今天辉煌事业的根本原因！
项茹梅甚至发觉牛德望身上的某些性格正是自己所喜欢的，但是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就像欧阳健身上正好缺少这种性格，自己以前也没有意识到一样。
项茹梅对牛德望有了新的认识之后，工作就更加开心。事实上，项茹梅现在比她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开心。在重庆的时候，项茹梅虽然衣食无忧，但那是混日子，自己所做的工作对单位对社会到底有没有意义自己一点也不知道。那时候项茹梅甚至想，如果单位没有我，根本就没有任何影响，说不定公家还能够节约一点水电费和电话费。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牛德望的公司如果没有项茹梅，情况可能真的不一样。前几天，一项工程决算拿到项茹梅的办公桌上，牛德望已经签了字，财务经理的职责就是也在上面签个字，然后就是按计划付款。但是项茹梅没有轻易地签字，而是利用中午休息的时候认真地看了一遍，看的目的倒不是对施工单位不放心，更没有想到替牛德望把关，只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无论无何要看明白了才签字。然而正是在这种学习的过程中，她发现的一个问题：既然施工单位的资质证书是三级施工单位，为什么在核算管理费的时候按照国家二级施工单位的标准？
项茹梅拿着决算找牛德望的时候，他正在跟对方的老板在讲笑话，而且肯定是讲了一个非常好的笑话，所以他们几个都在笑，笑的非常开心。项茹梅并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笑话，因为他们讲的是潮州话，潮州话比香港话还难懂，但是项茹梅看得出他们的关系非常不一般。
项茹梅在旁边立了一会儿，牛德望问项茹梅有什么事。牛德望在问项茹梅有什么事的时候，没有说潮州话，也没有说普通话，而是说的四川话。这让项茹梅感到有点亲切。项茹梅说明了来意。项茹梅说完，牛德望顺着项茹梅指出的地方来回扫了几眼，然后仍然像刚才那样开心地笑着把决算递给那个老板，说：肯定是你手下那个做决算的想升官了，居然提前把你们三级施工单位按二级施工单位核算管理费。
对方老板脸上略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然后说：“是吗？那我倒要好好表扬他一下。这样，我先带回去重新核对一下。”
第二天拿来的时候，少了几十万。
这就是自己在公司的分量。这种分量让项茹梅感觉好极了。


第三章自己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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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自己分量的还有欧阳健。
这一天，校长向欧阳健报喜：随着常住人口的迅速增长，英才马上要建立二中，他已经跟有关方面说好了，安排欧阳健的爱人在新组建的英才二中资料室工作。
欧阳健知道校长这个忙帮的分量，感到校长帮忙的分量也就等于感到自己在学校的分量。于是千恩万谢之后，马上打电话给倪和平，不知道是报喜还是叫她那边不用再费心了，同时向倪和平讨教，问这样的情况该怎样感谢校长。
倪和平半天没有说话，欧阳健纳闷，不知道自己哪句话没有说对，于是问：是不是你也为项茹梅找到工作了？倪和平反问：这件事情你跟项茹梅说了没有？
“还没有呢，”欧阳健说，“我这不是怕你那边还放在心上才赶快告诉你嘛。”
说完之后，欧阳健自己还是觉得哪个地方不对劲，于是补充说：“我是想晚上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
“你还是先跟她说了再说吧。”倪和平说。
晚上，欧阳健破天荒地自己从下面买了一些熟菜上来，顺便还带了一瓶啤酒。说实话，自打来深圳之后，他还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欧阳健确实给了项茹梅一个惊喜，只不过这个惊喜当中的“喜”字应该去掉，单单剩下一个“惊”字更好。
“谁让你求校长给我安排工作了？”项茹梅说。
“你这是什么话？”欧阳健说，“你以为这个安排容易吗？你知道校长这是给我多么大的面子吗？你知道学校会有多少人眼红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呀？”
“谁不识好歹那？”项茹梅说，“我现在的工作不是蛮好的吗？”
“就你那也叫工作？”欧阳健问。欧阳健这样问的时候已经明显带有鄙视的意思，只是不知道是鄙视项茹梅还是鄙视项茹梅的工作，或者干脆就是鄙视项茹梅的老板牛德望，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对项茹梅都是一种侮辱。
“怎么不叫工作？”项茹梅火了，“是职位比你低了还是工资比你少了？”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
“知道钱怎么了？”项茹梅说，“不为了钱你跑到深圳来干什么呀？放着重庆科长不做，跑到这里来当一个普通教师，不是为了钱你为了什么？”
“普通教师怎么了？怎么也是国家干部。你那个算什么，充其量就是一个给个体户打工的。”
“是打工的，又怎么样？是给个体户打工，又怎么样？你看不起个体户，看不起个体户有本事你住别墅呀，你坐小轿车呀，你让老婆不用上班呀。”
这是项茹梅和欧阳健第一次吵架，而且一吵就吵到心里面去了。欧阳健没想到表面温柔的项茹梅这么凶，心里想：真是坡坡屋出来的，本性难改。项茹梅没想到欧阳健原来这么看不起她，看不起她的工作，看不起她的老板。打工怎么那？现在这个世界上谁不是打工的？教师给校长打工，校长给教育局长打工，局长给市长打工，市长还是给人打工的。打工的怎么那？国家干部又怎么那？我项茹梅难道就没有当过干部？现在虽然不是国家干部了，但这个月工资就涨到了一千八百，那些施工队、包工头、买水泥的送黄沙的供应钢材的，哪个见到我项茹梅不是点头哈腰？你看不起，你看不起有人看得起！
第二天，欧阳健给倪和平打电话。倒不是想诉苦，只是想弄明白，怎么好心好意帮她找了个这么好的工作，项茹梅不但不领情，反而跟他吵呢？
“这事不能怪项茹梅。”倪和平说。
“怎么不怪她？”欧阳健说。
“她那个财务经理怎么就不是正经工作那？”倪和平问。
“我没有说她不是正经工作。”欧阳健说。
“不管你说没有说，其实你就是这个意思。”倪和平说，“既然你已经来到深圳了，已经是深圳人了，就应该按照新的环境来考虑问题，不能老是按照内地计划经济时代的思想来看问题。你说的那个资料室管理员每月工资多少？”
“不知道，”欧阳健说，“校长能把这个位置留给我我都感谢不尽了，怎么好问工资呢。”
“问不问也不会高到哪里去，至少不会高过你。”
“那肯定。”
“你知道她现在的工资是多少吗？”倪和平问。
欧阳健没有说话，他知道项茹梅以前的工资是一千，这个月好像涨了，涨到多少他真不知道。
倪和平见欧阳健没有说话，自己接着说：“其实这还不光是一个钱的问题，关键是感觉。如果她去英才二中，相当于是学校照顾你的家属。项茹梅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她是那种需要被别人当作家属照顾的人吗？况且据我所知，深圳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财务经理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不比一个在学校里面管资料的差。你不能老是想着‘国家干部’。”
倪和平还跟欧阳健讲了一个道理：在深圳，夫妻俩只要有一个在国营单位就行了。
倪和平最后说的这个观点欧阳健是接受的。想想前段时间自己一个人上班，一家三口过的不是蛮好吗，现在项茹梅既然自己觉得当财务经理开心，那就当呗，自己费不着杞人忧天，干脆过几天跟校长说：您还是把这个位置留给更困难的同事吧。欧阳健甚至想象出校长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的表情，那一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表情。欧阳健突然发觉，不求领导的日子真好。当自己用不着求领导的时候，自己就是领导的领导。
在欧阳健给倪和平打电话的同时，项茹梅也把电话打到珠海的王思蜀那里。
项茹梅是中午的时候在办公室里面打的电话。中午的时候办公室没有人。这样，她在电话打通了之后可以先哭一小会。项茹梅以前是不哭的，但是既然上次在牛德望面前已经莫名其妙地大哭了一场，现在遇上伤心的事情不妨哭哭，就像一个守节的女人，守了许多年，有一天突然失守了，既然已经失守了，以后只要遇上适当的机会干脆半推半就。
项茹梅这样哭了一会儿之后，才把自己的委屈跟王思蜀说出来。
王思蜀说：“你是不识好歹。再怎么说他也是为了你好，你就是不想去，也要好好说，应该说感谢话。再说他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都是四十往上的人了，干不了几年就退休了，学校里面工资虽然低一点，但是福利好，退休之后有老保。他这样考虑难道一点道理没有？”
项茹梅觉得王思蜀讲的有道理，其实这些道理她也不是不知道，如果不是欧阳健，而是其他人，比如说是王思蜀替项茹梅找了一份工作，哪怕她就是再不喜欢，肯定也是会要说谢谢的，怎么到了自己的老公身上就变味了呢？
“你说的也对，”项茹梅说，“但是我是不会去学校当什么臭管理员的。”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不为什么你干吗不去？”
“干吗要去？”项茹梅问。
项茹梅这样一问，王思蜀就不说话了，她突然发现项茹梅的脾气有点变了，是在重庆就变了还是来深圳以后才变的？
项茹梅见王思蜀不说话了，意识到自己说话可能失礼了，于是马上以比较缓和的口气跟王思蜀解释。解释说她现在感觉自己在财务经理的位置上干的非常好，事实上自己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这么有成就感，特别是一下子居然能为公司节省几十万，那种感觉是前所未有的。项茹梅还说她现在的工资已经涨到一千八，差不多是资料员的三倍。什么劳保不劳保，在这里干十年等于在学校干三十年了，三十年之后的情况谁能说的清楚？
晚上，项茹梅早早地就回来了。今天她特意卖来猪大肠，自己拿面粉揉了半天，感觉肯定比二娃子洗的干净了，用开水一浸，再趁热把它剁成一尺来长一段，然后放上白酒、生姜、八角、干朝天椒、盐、酱油、麻料、桂皮、茴香、干香菇等等，等到欧阳健到家的时候。两副比二娃子还正宗的“二娃子扒肥肠”已经摆上了桌子。
等欧阳健回来，项茹梅说：“对不起。”
欧阳健一笑，笑的有点不好意思，说：“是我不好。其实你现在的工作比学校好，如果在学校，你哪能这么早回来？如果不是这么早回来，我上哪里吃到这么正宗的二娃子扒肥肠？”
大约是扒肥肠引起了他们美好的回忆，吃过饭之后，已经得到和解的俩口子好好亲热了一番。
俩口子吵架，最后以亲热告终，这件事情按道理就算是彻底地过去了。其实不然。这件事情这么快就这么轻易地过去，说明欧阳健和项茹梅主观上都十分珍惜双方的感情，他们都极力地回避什么，甚至想掩盖什么，但事实上什么也回避不了，什么也掩盖不了。
在欧阳健的灵魂深处，对于项茹梅跟着牛德望打工是非常不情愿甚至是不屑一顾的，但是他又不愿意明说出来。其实不仅他不情愿，就是项茹梅自己一开始也是极不情愿的。如果一开始的时候欧阳健站出来坚决反对，或者哪怕是明确表示一下自己的想法，项茹梅肯定就不会去了，但是欧阳健当时并没有站出来反对，甚至没有表示自己的不情愿或不愉快，因为那时候校长还没有跟他说要组建英才二中的事，那时候如果欧阳健提出反对或表示自己的不情愿，不仅没有道理，而且还显得自己十分小气，甚至还给人一个印象——欧阳健害怕牛德望夺走项茹梅。欧阳健是不愿意把牛德望当成自己的对手的，不管牛德望变得多么有钱了，在欧阳健眼睛里，牛德望就是当年的那个牛德望，牛德望跟自己永远不是一个档次的人。欧阳健要是跟牛德望吃醋，那不是自作自贱吗？欧阳健原来以为项茹梅跟牛德望打工只是过渡性的，一旦倪和平或校长那边能够为她找到正式的工作，她马上就会欢天喜地地投奔新岗位，所以那天他才想着给项茹梅一个意外的惊喜。没想到项茹梅在牛德望那里做上瘾了，越做越有劲，这是欧阳健万万没有想到的。后来经倪和平一开导，欧阳健也就想通了，再加上项茹梅主动和解的表现，欧阳健也就算了，想着顺其自然吧。有一点欧阳健是绝对放心的，那就是项茹梅是百分之百爱他的，项茹梅是绝对不会跟牛德望发生什么故事的。既然如此，有什么放不开的呢？再说，项茹梅当上财务经理之后家里经济状况也确实大有改善，不仅自己穿上了老人头，女儿欧阳渝丽也顺利地进入了鹏城中学。深圳人谁都知道，鹏城中学比英才一中好多了，正因为好，没有钱能进得了吗？
欧阳健想的不错，项茹梅确实是非常爱着欧阳健，正因为她非常爱着欧阳健，所以不用欧阳健说，她自己就时刻注意保持着与牛德望的感情界限。工作归工作，感情归感情，项茹梅大事不糊涂。尽管项茹梅现在对牛德望的认识已经比在广阔天地和大学的时候都大大地进了一步，甚至从心里已经承认她喜欢牛德望身上那种积极向上的品格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但是这种认识还不是爱情，更不会是男女私情。这次项茹梅为公司一下子节省几十万，牛德望照规矩给了项茹梅三万块奖金，项茹梅非常警觉，坚决不要。
“不要误会，”牛德望说，“这是我做事情的规矩，如果不是你，是其他任何人，只要能为公司创造效益或者是减少损失的，我都要给予奖励。”
为了说服项茹梅能够接受这笔奖励，牛德望还给项茹梅讲了论语上的故事，说孔子在做鲁国的宰相时，定了一个规矩，鲁国的商人在其他地方只要看见有鲁国的奴隶，就要花钱赎回来，回来之后找国家报销。鲁国实行这个规矩之后，国人爱国热情高涨，发展很快，但是后来有个商人“学雷锋”，赎回奴隶之后拒绝国家报销费用，孔子说不行，如果这样，最终的结果就是将来没有商人再赎奴隶了。
“规矩是不能破坏的，”牛德望说，“如果这个钱你不收，下次其他人发生类似的情况也就不好意思收钱，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新的规矩——为公司节省或者是创收都是白干的，如果这样，最后的结果就是绝大部分人不为公司操心节省和创收了。”
论语当中的故事项茹梅是知道一点的，但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跟现实生活中的例子联系，今天听牛德望这样一说，她马上就想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以前提倡的大公无私客观上是不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晚上回去的时候，项茹梅向欧阳健讨教。欧阳健说胡扯，他牛德望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跟他一样自私。
话不投机半句多。项茹梅知道欧阳健对牛德望有成见，所以没有接他的话说，甚至有些后悔跟他说这些话。于是，项茹梅又给王思蜀打电话。王思蜀思考了半天，结论和牛德望一样，说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社会，如果过分地提倡无私奉献，听起来很阳光，但是实际效果未必好，因为在有限的时间内，绝大部分人价值观还是先己后人的。所以，现阶段提倡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社会还比较切合实际。
“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问题？”王思蜀问。
项茹梅愣了一下，还是告诉王思蜀：自己为公司节省几十万，牛德望要奖励她，但是她觉得这是一个财务经理的本分，所以不想要。
“没有这么简单吧？”王思蜀说。
“就这么简单。”项茹梅说。
“真的就这么简单？”
“真的就这么简单。”
“不是。”王思蜀说，“你是不是考虑这个钱是牛德望给的，所以你主观上就有一种顾虑，比如顾虑欧阳健会怎么想。是不是？”
项茹梅不说话了。项茹梅本来确实没有想着这么多，或者是她并没有想清楚到底有什么顾虑，现在经王思蜀一点破，觉得可能自己下意识里还真是这么想的。
“这事好办。”王思蜀说，“我来打电话给牛德望。”
王思蜀还真打电话给牛德望了。最后，按照王思蜀的建议，牛德望没有给项茹梅发奖金，而是增加工资，从一千直接加到一千八，并且为了使工资与职位相匹配，把项茹梅从财务经理提拔为财务总监，因为财务总监是副总待遇，工资一千八正好。从而使项茹梅在公司“二把手”的地位更加名正言顺。


第四章现在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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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坡坡屋有句老话，说人比人气死人。最近项茹梅就经常不自觉地拿牛德望跟自己的丈夫欧阳健比较。比较的结果让她非常沮丧，因为她不得不承认，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欧阳健跟牛德望已经不在同一个档次上了，并且档次的排列顺序与他们在广阔天地的时候正好相反。那时候，欧阳健与牛德望也不在一个档次上，当时那时候是欧阳健在高一个档次上，牛德望在低一个档次上，现在正好相反。所谓“现在的标准”还不单单是指钱，如果单单指钱，那么也未免把项茹梅想象的太俗气了。项茹梅没有那么俗。项茹梅所谓的现在标准是指一个人的整体状况，包括精神面貌，包括对最新事物的认识与把握程度，或者说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与能力，还包括大方与大气，包括自信与豁达等等。当然，所有这些都与金钱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金钱的全部。
这么一比较项茹梅就有点害怕。项茹梅自己知道，她是一个热爱英雄的女人，并且敢于追求超越的目标，而且常常是在超越目标的引导下真的达到超越的水平。项茹梅当初热爱欧阳健并且追求欧阳健，是因为欧阳健是当初那个时代的英雄，至少是项茹梅当初心目中的英雄，今天欧阳健已经不是英雄了，至少在项茹梅的心目中已经不是英雄了，今天牛德望是时代的英雄，这不单是项茹梅的看法，也是整个社会的看法，连国家的主流媒体都开始说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难道还不是时代的英雄吗？前两天牛德望还跟项茹梅商量一件事，说有关方面准备让他出任政协委员，他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接受还是不接受，想听听项茹梅的意见，项茹梅虽然也拿不出什么具体的意见，但是她知道，牛德望已经是个人物了，不是在当年的延安人民公社是个人物，而是在今天的深圳是个人物。项茹梅现在替自己担心，担心自己会不会经得起诱惑。所以，项茹梅现在格外小心。
项茹梅在欧阳健面前是小心的。比如跟欧阳健在一起的时候尽可能不提牛德望，比如说话尽量注意不要伤害欧阳健的自尊心，比如尽可能照顾好这个家，不管工作多忙都尽可能早点回家，特别是周末，总是早早地做好欧阳健和欧阳渝丽喜欢吃的菜。而且，由于自己的收入比欧阳健高，所以她还尽可能保持低调，从来不提钱的事，更是回避钱多钱少这个话题。如果自己想买什么东西了，总是先想着给欧阳健买，然后才给自己买，并且每次买东西回来总是说处理品，便宜。
至于在牛德望那边，项茹梅则更加注意，首先就是尽可能不单独跟牛德望出去应酬。但是这一条也是很难做到的。
牛德望手下现在有三个主要助手，一个是主管工程赖副总，一个是管公共关系的黄副总，还有一个就是项茹梅，管资金的财务总监。赖副总原来是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现在在公司里是副总兼工程部经理，基本情况别人应酬他的时候多，他应酬别人的时间少，他自己基本上不存在需要陪着老板出去应酬的问题。黄副总的姐夫就是市里面一个分管城市建设的领导，他所谓的公共关系主要就是攻他自己的姐夫，只要他姐夫的关过了，其他的人几乎就不是“关”，因此他虽然是专门负责公共关系的，按道理应酬最多，但事实上也几乎不要牛德望操心，基本上不存在跟老板出去应酬的情况。剩下就是项茹梅这一块了。尽管项茹梅已经由财务经理提为财务总监，相当于公司分管资金的副总了，但是真正涉及到重大的公关活动，一定要牛德望亲自出马，否则对方就觉得老板拿他不重视，甚至说老板看不起他。没办法，有时候是项茹梅求着牛德望单独跟她去应酬。牛德望不去，项茹梅的钱算是白花了，说不定还适得其反。而做房地产跟做别的生意不一样，与资金打交道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当遇到银行税务或者是应付债权债务的时候，项茹梅就不得不跟牛德望一起去面对。因此，不管项茹梅怎么注意，她跟牛德望单独出去应酬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好在牛德望还蛮正人君子，或者说牛德望的头脑里面一天到晚想的主要是怎么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所以项茹梅跟牛德望之间还没有发生过任何因男女之间的事情而引发的尴尬或不愉快。但凡事都有例外。
这一天，项茹梅和牛德望一起请行长吃饭。牛德望看好了深南大道竹子林旁边的一块地，牛德望打听到未来的深圳地铁的总编组站就在竹子林，因此这块地的对面就不可能在地铁编组站的上面再建高层，这样一来，这块地将来不仅交通特别便利，而且是将来深南大道上唯一的一块望海地，升值潜力不可低估。由于这是一个意外的商业机会，牛德望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储备金，所以必须求行长开恩。
事关重大，牛德望知道项茹梅搞不掂，项茹梅也知道这事不比夜闯野狼坡，凭的是勇气和胆量，项茹梅还知道这事不是去人才市场应聘，靠的是忍辱负重加运气，项茹梅经过这段时间的摔打，也明白这里面一定会有更大的学问，但不管是什么学问，老板跟行长之间建立信任是必要的，而建立信任的第一步是他们在一起吃喝嫖赌。
那天牛德望显得兴致非常高，高到他仿佛已经完全忘记他约行长出来是干什么的了。喝酒，讲笑话，揭露自己的隐私，以自我腐败的方式骂那些比他们更腐败的人。
那天牛德望喝了不少酒，项茹梅也喝了不少酒。项茹梅没想到自己居然这么能喝，看来人的身上确实存在许多自己并不知道的潜力。比如项茹梅的酒量。既然牛德望和项茹梅都喝了不少酒，那么行长也就喝了不少酒。因为牛德望和项茹梅的每一杯酒都是敬行长的。
边喝酒边讲笑话。牛德望说他们公社原来有个妇女主任，外号叫“睡觉”，有一次公社书记问她：为什么我们的工作老是得不到上面的肯定？妇女主任说：我们是寡妇睡觉，上面没有人。后来书记听取她的意见，经常往县里面走动，但是工作还是没有得到上面的肯定，书记又问妇女主任是怎么回事？妇女主任说：现在我们遇上了婊子睡觉，上面老是换人。
行长笑过了之后，问：那么我们现在是怎么睡觉？
牛德望指着一个小姐说：你跟她睡，我跟我的老同学睡。
行长听了眼睛一亮，因为这是牛德望在向行长暴露自己的隐私呢。
行长听了这话像是又喝了一杯酒，既获得了一种掌握别人隐私快感，同时也为自己跟小姐睡觉找到了充足的理由。于是看看牛德望，又看看项茹梅，然后开心地笑了。是男人之间那种坏笑。行长这样坏笑着说：“好好好，那我就不打扰了，我回避，我回避。”一边说，一边领着刚才叫的那个小姐到里面“回避”去了。
牛德望是当着项茹梅的面说这番话的，但是项茹梅并没有生气，她知道牛德望这样说是为了让行长更开心，要是牛德望在行长面前假正经，再漂亮的小姐也不能让行长尽兴。就好像你请别人喝酒，而你自己不喝，客人能尽兴吗？事实上，以往没有项茹梅在场的时候，遇上这种情况，小姐通常是来两个，既要给行长放松，牛德望也要给自己放松。只有自己也跟着尽兴了，行长才能彻底尽兴。但是今天情况例外，今天有项茹梅在场，有项茹梅在场牛德望就不可能也要一个小姐，牛德望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让行长开心和尽兴，另一方面也是尊重项茹梅。
行长进去之后，牛德望说：其实我讲的也是真话，你一直都是我的梦中情人。
“你喝多了。”项茹梅说。
“喝多了才敢说真话。”牛德望说。
项茹梅知道牛德望说的是真话，牛德望现在是什么人呀，哪有时间跟你玩感情游戏？像牛德望这样的大老板，用不着费心来骗她，他要是想“色”，马上就可以找一个十八岁的来满足。门外大把的小姐正等着呢。项茹梅因此就发现男女之间其实是非常奇怪的，以她自己为例，在老公欧阳健的眼里，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女人，平常到如果项茹梅今天晚上一夜没有回去，第二天欧阳健可能问都不问一声，平常到如果项茹梅不主动，欧阳健十天半个月可能都想不起来碰她一下，就是碰了，也就真的像自己的左手碰到右手，一点激情也没有。怎么同样还是自己，到了牛德望这里就成了梦中情人了呢？有那么一刻，项茹梅甚至想象出如果是牛德望碰到她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但是仅仅是想了一下，项茹梅不敢多想，不仅没有多想，而且还极力不让自己刚才荒唐的想法从脸上表露出来，于是赶紧把话岔开。
牛德望见项茹梅这时候故意转移话题，也就点到为止，并没有得寸进尺。后来项茹梅想，在那个远离城市的度假村，如果牛德望真要对她有什么企图，她好意思喊吗？一个四十岁的老女人了，如果指责牛德望强奸，恐怕会被别人当作神经病。
晚上回去，欧阳健已经入睡。项茹梅把自己收拾干净，躺在欧阳健的身边，却怎么也睡不着。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还没有过去，还是被牛德望“梦中情人”搅得没有办法入睡。本来欧阳健并没有真正睡着，这时候经项茹梅一折腾，也完全清醒了。醒来之后，先是去了趟卫生间，然后非常体谅地看着睡不着的项茹梅。看着项茹梅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样子，欧阳健终于想到了自己作为丈夫的责任，于是善解人意地主动与项茹梅亲热。项茹梅本能地想解释说自己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一想到如果欧阳健问“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自己该怎么回答呢？于是尽管一点兴趣没有，还要假装着正中下怀的样子，给予积极迎合。好在女人要装起来比男人要容易，即使心不在焉，一般也不会明显地影响迎合的质量，不像男人，一旦思想走神，马上就暴露无遗。
欧阳健在她上面例行公事地动作的时候，项茹梅在下面想：这就是夫妻，不管自己有没有这个想法，也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只要其中的一方需要了，另一方就必须“迎合”，哪怕对方的那种“需要”本身就是误会，也是如此。惟有这样妻子才是贤惠，惟有这样丈夫才是好丈夫。这合理吗？
大约是太没有激情了，欧阳健竟然这样动作了很长时间，中途甚至还出现过两次危机，好在欧阳健不想让项茹梅失望，又努力着起死回生。而项茹梅在欧阳健的长时间动作的过程中，最后也不知不觉地有了反应，反应的方式是把上面的人想象成了牛德望。而一旦想象成牛德望，竟然莫名其妙地爱如潮水。因此，项茹梅在后半截的表现得就比平常更有水准。欧阳健还以为是自己连续作战的功劳，或者纯粹是项茹梅体内酒精的作用，但是项茹梅却被自己的臆想吓出一身汗。欧阳健把项茹梅的汗水也理解为她内在激情的外在表达。
事后，欧阳健马上到卫生间去清洗自己，而项茹梅躺在床上自责了半天，甚至有一种罪恶感，想着自己以后再也不能这样了。
从此以后，每当项茹梅和欧阳健做这种事情，项茹梅都要事先告戒自己：千万别再想着牛德望。然而事与愿违，每次一旦欧阳健进入自己的身体，项茹梅马上就闭上了自己的眼睛，想象着正在上面动作的是牛德望。因此，她每次都要自责，每次都有罪恶感，每次事后都十分后悔。久而久之，项茹梅甚至有点害怕做这种事情了。
项茹梅很想摆脱这种状况，但是她不知道该怎样摆脱。项茹梅想到了跟王思蜀谈一谈，但是每次电话中话到嘴边上了又吞回去。项茹梅以前以为自己什么话都可以跟王思蜀说的，但是现在她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项茹梅现在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摆脱自己的苦恼。她还为此进行了认真地思考，思考的结果是：自己还是爱欧阳健的，欧阳健在很多方面都比牛德望强，自己之所以对牛德望有臆想，主要是牛德望现在事业上很成功的缘故，如果牛德望没有今天的事业成就，我还会欣赏他吗？肯定不会的。如果欧阳健也有如此辉煌的成绩，自己还会这样吗？同样不会。
项茹梅希望自己的丈夫也能成就一番事业，于是旁敲侧击地把这个想法跟欧阳健说了。欧阳健说：我现在不成功吗？
项茹梅无话可说。
有一次项茹梅无意当中对牛德望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苦恼，说欧阳健为什么这么不思进取呀？牛德望说：欧阳可能是没有碰上机会，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比我强。
项茹梅听了心里面舒服多了，对牛德望的信任与好感更加深一份。


第四章第一次打架

17
平安夜，公司搞活动，鼓励带家属。平安夜是圣诞节的前夜，过圣诞夜也就等于是过圣诞节，而圣诞节是西方人的节日，政府并不承认，所以各学校都没有组织师生过什么平安夜，而深圳最早的一批公司是香港人来办的，香港人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不浅，有过圣诞节的习惯，弄的深圳这边像牛德望一样的本土老板也跟着学时尚，过起了洋节。项茹梅作为公司核心领导之一，当然要动员老公和女儿都参加。算是自己捧自己的场吧。欧阳健本来是不想参加的，但是老婆和女儿的积极性居然都那么高，他不想扫老婆的兴，更不想扫女儿的兴，于是也就答应了。
女儿现在住校，难得回家一次，要不是看在这个洋节的面子上，可能还不回来呢。女儿不小了，已经有自己的圈子。
项茹梅替自己老公报的节目是小提琴独奏。项茹梅知道，就凭欧阳健的功底，根本不用准备，随便上去拉一曲，也足以把公司里面这些乡巴佬镇住。果然，欧阳健轻轻松松的一曲《梁祝》，立刻就打动了公司里面所有的人。也包括项茹梅的同事林俐。林俐禁不住说：原来项总监的老公这么有才呀！但是项茹梅自己却不这么看，项茹梅想：这算什么狗屁才。
牛德望专门向项茹梅和欧阳健夫妇敬酒，同时说：凭欧阳老师的才华，只要肯下海，一定能做一番大事业。
“哪里哪里，”欧阳健说，“比不上你们做老板的。”
欧阳健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你以为有钱就代表成功呀？当然，这只是他心里面的想法，他心里面的想法别人是看不出来的，不仅牛德望看不出来，连项茹梅都看不出来。
项茹梅这时候说：“就是。”
项茹梅的这个“就是”令欧阳健十分反感。但是欧阳健的教养极好，一点都没有露出声色。
“想做老板还不容易，”牛德望说，“我借你二十万，你开一个建材商行，我们公司的建材从你那里进就行了。保证你赔不了，赔了算我的。赚了钱我们对半分。”
“此话当真？”项茹梅问。项茹梅突然看到了一种机会，并且这种机会只有在今天这个特定的时刻、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气氛中才能产生，于是项茹梅想抓住。
“当真，”牛德望说，“当然当真。你知道，我们公司每年的建材费用支出就是几千万，买谁的不是买？我这是私营企业，也不想要回扣。”
“一言为定！”项茹梅兴奋的要跳起来，并且立即伸手要跟牛德望击掌。
牛德望显然比她清醒。此时的牛德望虽然把手举起来，但是悬在空中，并没有和她击掌。牛德望先是看看欧阳健，然后对着项茹梅说：“哎，有没有搞错呀，不是跟你一言为定呀，你不能走，你必须继续跟着我，我是让他做。”
牛德望说着还用身体语言示意，这个“他”是欧阳健。
“一样。”项茹梅说。
“不一样，”牛德望说，“欧阳还没有说话呢。”
项茹梅光顾着高兴了，并没有注意欧阳健的脸色。这时候听牛德望这么说，再看看丈夫的脸，才发现欧阳健的脸已经与二娃子猪大肠的颜色相差无几。
“对不起，”欧阳健说，“我先告辞了。”
晚上回到家，项茹梅拿出重庆坡坡屋女人的泼辣劲。
“你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是什么意思？”欧阳健反问。
“什么叫我自己是什么意思？”
欧阳健看着项茹梅，说：“他凭什么要白给我二十万？他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说什么关系？”
“你自己清楚呀，”欧阳健说，“别以为我是傻子，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看出来又怎么样？”项茹梅说，“是的，他以前追求过我，那又怎么样？”
“就这些？”
“就这些。”
“就这些他就白给我二十万？”
“不是白给你二十万，是借。”
“借？”
“借！”
“借钱不用还了？”
“这是投资行为，”项茹梅说，“你到底懂不懂？”
“我不懂什么投资行为不投资行为，”欧阳健说，“但是我懂得你经常晚上出去应酬。”
“那是公关的需要。”
“嗬，你什么时候成公关小姐了，恐怕是对内公关吧？”
“我让你瞎说！”项茹梅一下子猛扑上来。
这是他们第一次打架。
其实说“打架”还不是很确切，准确地说是项茹梅打欧阳健，而欧阳健只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推了项茹梅几下，但是就是这也不行。项茹梅感到了一种空前的愤怒，于是，打完“架”之后，项茹梅就跑掉了。
其实项茹梅也不是真跑，就是做一个样子。如果项茹梅在虚张声势收拾东西说要走的时候欧阳健说两句软话，或者是项茹梅在骑虎难下不得不提了自己的衣服跨出门的时候欧阳健能够阻拦一下，那么项茹梅肯定就一屁股坐到地上，号啕大哭一场，然后诉说着自己的委屈，等着欧阳健良心发现，出面哄她，那么这场风波也就过去了。但是欧阳健始终都是那样高傲地冷眼看着项茹梅，看着项茹梅边哭边自己收拾东西，看着项茹梅骂骂咧咧地提了自己的洗换衣服跨出了门。
出门之后，项茹梅真的伤心了。在项茹梅的想象中，当她真的要跨出家门的那一刹那，欧阳健肯定是要拦住她的，就是不能低三下四地拦，至少也要赌狠一样地拦。反正只要拦住就行，只要拦住项茹梅就不走了。但是欧阳健没有拦。
项茹梅小时候经常看见邻居家夫妻打架，打到最后都是女人哭着回娘家。每当女人哭着要回娘家的时候，总有邻居出面阻拦，邻居出面劝架其实是给夫妻双方一个面子，一个台阶。但是这里是深圳，深圳没有邻居的概念，即便是门对门，也互不相识，即便是楼上楼下，也从来都没有打过招呼，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邻居劝架这么回事。大约正是因为没有人劝架和看热闹的缘故，深圳人也很少有夫妻吵嘴打架的，不知道是深圳人文明程度高，夫妻之间根本就不会吵嘴打架，还是因为深圳这个地方既没有人看热闹，也没有人劝架，使夫妻之间吵嘴打架的乐趣荡然无存，因此夫妻之间根本就用不着吵嘴打架了，等不到吵嘴打架那个份上，恐怕早就通过律师办理离婚了。但是项茹梅显然是把这一条忘记了，她还沿用小时候在重庆坡坡屋看到的做法，从吵嘴到打架，再从打架到回娘家。只是在真的出了门之后才发现，自己的举动根本就没有人捧场。楼上楼下左右隔壁的邻居一个个大门紧闭，生怕噪音传入自己的领地而非礼自己的耳朵，自然也就根本没有人出面阻拦，甚至连伸头看一下的人都没有。既然没有邻居出面阻拦，那么就完全依靠欧阳健阻拦，但是欧阳健没有阻拦。欧阳健不但没有阻拦，而且还拿出一副冷眼观看和不屑一顾的神情，使项茹梅想回头都没有台阶。
出了大楼，凉风一吹，项茹梅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娘家”可回。娘家在千里之外的重庆，就是真的要坐飞机回去，也要等到明天早上。难道再厚着脸皮折回去？项茹梅的脸皮没有那么厚。
项茹梅只好一个人茫然地走在深圳的大街上。她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除了欧阳健以外，项茹梅在这个城市里就女儿一个亲人了，但是此时项茹梅不可能去找女儿的。女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个年龄段是最不能经受感情侵扰的。别说今天项茹梅不会去找女儿，项茹梅甚至希望永远不要因为她和欧阳健感情上的纠葛去麻烦女儿。她想到了王思蜀，如果王思蜀也在深圳，俩人见了面，或许项茹梅能把自己的心里苦对她诉一诉，但是王思蜀不在深圳，在珠海。在重庆人看起来，深圳跟珠海是紧挨在一起的，但是事实上他们之间的距离并不近，中间隔着一个珠江口呢。既然隔了一个入海口，那么就只能打电话，但是一想到专门打电话去跟别人谈自己的家务事，项茹梅立马就没了勇气。
项茹梅想到了倪和平，但是她跟倪和平之间总觉得不如跟王思蜀亲密，不知道是年轻的时候倪和平跟欧阳健有过初恋的缘故，还是她一直都认为倪和平比较高傲的缘故，反正现在无论如何是不会向倪和平诉苦的。
项茹梅这样一直游荡到下半夜，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必须先找一个宾馆住下来再说。
项茹梅现在持的是深圳本地身份证，因此在登记住宿的时候，总台小姐还投来几次奇怪的目光，幸好项茹梅是个中年妇女，看上去也蛮本分的，如果是位先生，或者看上去比较风骚，别人肯定会往歪处想。
住下来之后，项茹梅莫名其妙地想着应该往家里面打个电话，看欧阳健睡了没有。家里的热水器不太好用，有时候打不着火，也不知道欧阳健能不能打着，更担心欧阳健洗过澡之后自己忘记关煤气。这样想了半天，费了很大的劲，终于忍住了。想着欧阳健上山下乡和上大学独立生活那么多年，不至于离开自己一晚上就正好煤气中毒，于是不管那么多了，自己洗澡上床睡觉。
睡在床上之后，项茹梅又开始担心家里面的煤气，甚至想象着欧阳健已经煤气中毒，越想越害怕，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拨打了家里电话。听着欧阳健在里面“喂喂喂”了半天，知道欧阳健并没有煤气中毒死亡，才撂下电话，开始睡觉。这时候，差不多已经是清晨四点了。
项茹梅是在第二天上午被BB机呼醒的。
第二天是圣诞节，圣诞节没有得到官方认可，所以照样上班。项茹梅是公司的财务总监，财务总监跟其他领导不一样，其他领导一上午不来上班没人注意，但是财务总监如果一上午不来马上就有人嗷嗷叫，最后一直叫到牛德望那里，牛德望看看表，十点半了，于是打她的传呼。
项茹梅糊里八糟地洗了把脸，坐在的士上简单地化了一下装，匆匆忙忙赶到公司，一脸严肃地穿过财务室，径直走到最里面的小单间，然后通过内部电话对林俐说：把要我签字的单子先拿来，签完了我还要陪老板出去。
项茹梅这样跟林俐说话的时候态度非常亲切，也非常坦然，坦然到旁人根本就不敢怀疑她是因为昨晚上跟老公吵架了今天才迟到，甚至不敢怀疑她是迟到，而让人觉得她今天上午一定是替公司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去了，并且这是一件非常重要非常保密的事情，保密到只有老板和她俩人知道。
签完几张单据之后，项茹梅真的拨通牛德望的办公室，问：中午有没有空？
“什么事？”牛德望说。
“有空一块出去吃个饭。”项茹梅说。
“那好吧。”
公司里面有食堂，食堂里面还有一个小单间。平常中午在公司里面用餐，牛德望、项茹梅还有另外两个副总一起来小单间吃饭，边吃边谈工作，但是今天中午项茹梅肯定是要跟牛德望单独谈点事情，于是他们是到外面吃的。
牛德望问：干仗了？
“你怎么知道？”
“没干仗你怎么会迟到？”牛德望说，“我认识你二十多年了，你好像从来都没有迟到过吧？”
项茹梅点点头，突然有一种想抽烟的感觉。项茹梅以前对男人为什么抽烟非常不理解，不但不理解，而且很反感，现在突然理解了，不但理解了，而且自己也想抽了。
项茹梅只是想了一下，并没有真的向牛德望要烟抽，而是猛地喝了一大口水，仿佛喝水能够代替抽烟。喝完水之后，使劲点点头，说：“我已经搬出来住了。”
“有这么严重？”
项茹梅又点点头。
“住哪里？”牛德望问。问的非常关切。
“宾馆。”项茹梅说。
在以下的过程中，项茹梅向牛德望叙述了昨天吵架的经过。
项茹梅在叙述的过程中，心情已经不象刚才那么糟糕，因此胃口也变得很好，那顿饭居然吃了不少，连早餐都补上了。


第四章原来是在做梦

18
项茹梅对牛德望的叙述也是有所保留的，并没有把欧阳健怀疑她跟牛德望“内部攻关”的事情说出来，只是笼统地说欧阳健侮辱她，无端地怀疑她，所以她才发怒的。
其实也用不着项茹梅明说，牛德望一听说他们夫妻打架，马上就想到这件事情与他有关，并且具体想到了昨天晚上说下海办公司的事情。因此，牛德望此时并没有在他们夫妻之间感情的问题上多问什么，因为本来就是没有的事情，如果问的太仔细好像是他故意挑逗似的。
牛德望说：“说真话，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欧阳健为什么不接受，为什么不高兴，是不是他已经有更好打算？”
牛德望这样问也不单是想岔开话题，他确实也一直都在纳闷，纳闷看上去这么精明的欧阳健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做出明显不合情理的反应。
在牛德望看来，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即便欧阳健怀疑项茹梅跟他之间有什么，也不用拿钱撒气。既然来到深圳了，那么就应当按照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来思考问题处理问题，否则干脆别来。像欧阳健和项茹梅夫妇这样，双方父母都在重庆，俩口子也都有体面的工作，欧阳健还大小是个科长，不管遇上什么样的不顺，职位总会越做越高的。现在倒好，来到深圳做一个普通中学的普通教师，发疯了？所以牛德望认为，欧阳健肯定是把教师当成一个跳板，等站稳脚跟之后，比如全家户口迁来深圳并积累了一定的关系之后，逮住机会，马上下海大干一场，但是当这个机会突然从天而降的时候，他为什么又毫不犹豫地主动放弃了呢？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机会？这也说不准，欧阳健那么聪明，又有倪和平钱进军帮着他，说不定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路子等着呢，所以才对我这个建议不屑一顾。
这么想着的时候，牛德望甚至感到有点惭愧。
“屁！”项茹梅说，“他能有什么更好的打算。”
“那不一定。”牛德望说，“欧阳比我们都有头脑，说不定他早就在暗中准备呢。”
“算了吧。”项茹梅说，“他要是有什么准备我还能一点都不知道？再说如果他有什么准备还会求他们校长把我往学校里面塞？”
项茹梅这样一说牛德望又糊涂了。他承认项茹梅分析的十分有道理，俗话讲知夫莫过妻，如果欧阳健真的有什么大的举动，事先项茹梅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再说关于欧阳健准备把项茹梅安排进英才二中的事情，牛德望也是知道的。他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曾经觉得欧阳健太不了解自己的老婆了，项茹梅是那种甘于被当作照顾对象在一个二流中学里面做一个二等职工吗？现在把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似乎又自相矛盾，唯一的解释是：欧阳健吃大锅饭吃惯了，根本就不打算下海，他就想呆在国营单位。是这样的吗？
想到这里，牛德望试探着问：“是不是欧阳根本就不打算下海，就想在国营单位吃一辈子大锅饭？”
“是啊，”项茹梅说，“难道你到现在还不知道？”
牛德望摇摇头，心里想，我怎么知道。
“所以我才恼火呀。”项茹梅说。
牛德望还是摇摇头，这次摇头表示不可思义。
“哎，”项茹梅说，“我哥哥怎么样？”
“什么你哥哥怎么样？”牛德望问。
“建材商行呀，”项茹梅说，“我哥哥来开建材商行呀。”
牛德望愣了一下，笑笑，没有说话。
“我哥哥比欧阳灵光多了，”项茹梅说，“哪像他这样猪头脑子。”
牛德望仍然笑笑，还是没有说话，但是这一次的微笑当中夹杂着幅度不大的摇头。
“不行？”项茹梅问。
牛德望又笑了一下，笑的幅度比刚才大了一些，同时摇头的幅度比刚才也大了一些。
“为什么？”项茹梅问。
“我这不是找麻烦吗？”牛德望说，“我们做房地产的眼睛肯定不能盯在建材的利润上，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利润空间，如果什么钱都想赚，最后什么钱也赚不到。我让欧阳做纯粹是想帮他一把，我自己并不打算赚那个钱，再说对欧阳的为人我知道，交给他做我不用操心，换个人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哥哥你还不放心吗？”项茹梅说。
牛德望又愣了一下，看着项茹梅，这样看了半天，才说：“我连你哥哥的面都没有见过，凭什么放心？”
“他是我哥哥呀，”项茹梅说，“我的亲哥哥你还不放心？”
这下牛德望彻底愣住了，像不认识一样看着项茹梅，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这样愣了很长时间，直到项茹梅都被他盯的不好意思了，才说：“我哥哥在工地看场子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呀，”项茹梅说，“牛德海嘛，谁不知道。”
“那我让他做行不行？”
“不行不行，”项茹梅说，“他怎么行？”
“你凭什么说我哥哥不行你哥哥行？”牛德望问，“难道我的亲哥哥你还不放心？”
这下该项茹梅不说话了，不但说不了话了，而且脸都红了，简直有点无地自容。
项茹梅突然发现，牛德望其实比她和欧阳健强多了，至少从一个做老板的角度来说，牛德望比她和欧阳健俩个加起来都强。但是她不知道牛德望是因为智慧超群才当上老板的，还是因为当上老板才智慧超群的，正像她不知道世界上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那一刻，项茹梅感觉自己非常的蠢，不知道是本来就蠢还是跟牛德望比较起来才显得蠢。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牛德望问。
绕了一个大圈，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上。项茹梅约牛德望出来吃饭，显然不是讨论他们谁的哥哥能够当老板的问题。
“我还没有想好。”项茹梅说。
“那你也不能总是住宾馆呀。”牛德望说。
牛德望现在觉得自己非常为难，对于项茹梅的事情他既不能撒手不管，又不能管的太多。他甚至后悔昨天晚上自己多的那句嘴。他发现虽然眼下国家已经公开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公开宣称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不是整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已经理解并接受了这个思想，比如欧阳健。在牛德望的眼里，欧阳健绝对是个素质非常高的知识分子，既然他都这么保守，那么中国保守的人还少吗？有句话说“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牛德望看来，关键的问题不是教育农民，而是教育知识分子，教育干部。
“要不然这样，”牛德望说，“这个事情你跟倪和平和王思蜀她们商量一下。”
“为什么要跟她们商量？”项茹梅说，“为什么我不能跟你商量？”
牛德望听项茹梅这样说，心里就有点高兴。因为这说明项茹梅对自己比对她们还信任。同时他也喜欢项茹梅这种说话方式，一点不绕弯子，一点不做作。在牛德望看来，只有地道的重庆女人才有这样的自信。这种自信他的老家大巴山区的妇女是不会有的，他的老婆潮州女人身上也很少有的。这样想着，牛德望的心情就复杂起来。
“我是为你好。”牛德望说。
“怎么是为我好？”项茹梅问。
“你想呀，”牛德望说，“如果欧阳健知道你跟我商量，那还不是火上浇油？他连我给他的赚钱机会都拒绝接受，我还敢给你出主意？”
“出出看嘛，”项茹梅说，“反正他也不知道是你给我出的。”
牛德望想想也是。于是说：“我的主意还是老话，这事你找倪和平和王思蜀。找她们的目的不是让她们给你想办法，而是让她们给你和欧阳找台阶。说白了，你就是要让她们出面，逼着欧阳向你认错，来请你回去，只要欧阳健来向你认错了，请你回去了，你还不就回去了？”
“要认错他自己来认错，要请我回去也是他自己来请。我变着法子让倪和平他们来逼着他这么做有意思吗？你觉得我那么贱吗？再说他请我回去我就肯定回去吗？”项茹梅说。
项茹梅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已经带有发火的性质，不知道是发欧阳健的火还是发牛德望的火。或者是对他们俩都有火。
牛德望见项茹梅不高兴了，想着下午还要上班，于是找个理由说马上要回去见客户，趁早结束谈话。
晚上项茹梅躺在宾馆的床上，心里感到非常的不平衡，主要是欧阳健居然一天一夜没有主动找她。项茹梅现在有传呼机，欧阳健如果要想找她还是非常方便的。即使在单位的时候碍于面子不好意思打传呼给她，那么现在到家总该打了吧，但是还没有打。其实就在项茹梅踏刚刚进来的时候，她还想着，如果欧阳健这时候打她的传呼机，她一定要克制住自己，不要马上给他回机，要等他打第二遍、第三遍甚至是第四遍的时候，她才假装非常不情愿的样子给他回机，然后假装不注意的时候透露出自己住在哪个宾馆，等着欧阳健来接她。项茹梅甚至想到，如果欧阳健来接她，她是不是马上跟她回去，想了半天，觉得还是暂时不跟他回去，反正今天的床位费已经交了，而且已经住进来了，既然已经住进来了，钱也就不可能退了，不如干脆在这里再住一晚上。假如欧阳健赖着不走，更好，半夜的时候欧阳健肯定回主动来找她，如果半夜的时候欧阳健主动从那个床位爬到这个床位上来，那么她就假装自己睡着了，让欧阳健进入自己的身体。在宾馆里面做这种事情应该别有一番情绪吧？
大约是昨天没有睡好的缘故，项茹梅这么想着的时候居然就真的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着之后，她感到欧阳健真的来了。欧阳健是悄悄地进来的，所以进来的时候项茹梅并不知道。当项茹梅知道的时候，欧阳健已经进入她的身体了。欧阳健这一次进入她身体的时候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以往每一次欧阳健都是小心翼翼，非常文明，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但是这一次欧阳健有点急不可耐，还没有等她准备好马上就强行进入，进入的速度很猛，力度也很大，像“强奸”差不多。项茹梅虽然没有被强奸过，但是她还能想象出自己被强奸的样子。此时尽管是被“强奸”，但是给项茹梅带来的感觉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好，特别是在最后阶段，当欧阳健龇牙咧嘴使劲发力做最后冲刺的时候，项茹梅居然情不自禁地叫喊起来。项茹梅知道女人在特别快乐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叫喊起来，但是这只是以前在重庆的时候听他们科那个老是说自己的老公有钱的那个女人讲的，项茹梅自己却从来没有体验过，只是偶尔有一两次发出轻微的哼哼声，就是这样，也还遭到欧阳健的讥笑，后来连轻轻的哼哼声都没有了。但是现在她居然叫喊起来。一旦意识到自己已经叫喊起来，项茹梅就想看看欧阳健的反应，具体地说就是想看看欧阳健是不是又要讥笑她。睁开眼一看，吓了一跳，原来进入自己身体的不是欧阳健，而是牛德望！
这个该死的牛德望，怎么能趁人之危呢？！于是项茹梅就非常气愤，快感顿时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恼火与愤怒。恼火牛德望未经允许擅自侵入，是对自己的极大的不尊重。于是项茹梅用尽全身的力气，猛地一下把牛德望掀下去。
醒了。
原来是在做梦。



第四章下定决心

19
醒了之后，项茹梅马上就冲进卫生间，把淋浴打开，使劲地冲自己，仿佛要把这两天欧阳健带给她的委屈全部冲刷掉，或者说是刚才她真的被牛德望强奸了，现在要把牛德望留在她身上的痕迹全部冲刷掉，因此，项茹梅在冲刷的时候，还下意识地对敏感部位进行了重点清洗。
项茹梅在卫生间里面冲刷自己的时候，她的BB机响了。可惜此时她并没有听见。
冲洗完毕，项茹梅并没有马上出来，而是在抽水马桶上坐了一会儿，与其说是要排泄，不如说是要定神。这时候，BB机又响了。项茹梅猛一个激灵，来不及穿衣服，用内衣遮住自己的胸口，光溜着跑到卧室，一把抓起还在叫唤和眨眼的BB机，一看，是牛德望的，当即冷下去不少。
既然是牛德望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可激动的，于是先不忙回机，又重新回到卫生间，穿上衣服，把自己收拾好。
项茹梅在卫生间里面给自己画眉毛的时候，传呼机又响起来。她知道肯定还是牛德望打的，于是也不着急，干脆等画完了再说。但是心里面老是不安，总想着万一是欧阳健呢？搞的眉毛画了两遍还是不成样子，越描越黑。项茹梅不想让自己的眉毛搞的那么黑，现在已经不是公社宣传队的时代了，搞那么黑了反而觉得不自然，所以越描越黑并不是自己所希望的。还是先回机吧。
“怎么到现在才回机呀？”牛德望说。
项茹梅本来心情就不好，现在又听他这样说话，本打算说“我干吗要给你回机呀”，但是立刻意识到这样不好，这不是财务总监跟老板的口气，倒像是情人之间的说话口气，于是马上在心里做了调整，说：“哎呀，不好意思，我正在洗澡呢。”
说完之后又有点后悔，觉得一个女人对男人谈自己洗澡好像也不太好。
“吓了我一跳，”牛德望说，“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怎么，”项茹梅说，“你还怕我自杀呀。”
“那倒不是。”
“那你害怕什么呀？”
“我也不是害怕什么。”
“不害怕什么你为什么要吓了一跳？”
牛德望发觉自己进入了一个语言怪圈，或者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其实还是很关心项茹梅的，而这种关心已经超出自己作为一个老板对公司财务总监的那种关心，因为作为老板，在今天这个情景之下给项茹梅打个电话是应该的，事实上牛德望刚才第一遍打项茹梅传呼机的时候确实也就是这么想的，当时想：我是老板，她是我的财务总监，相当于我的一个副总，现在她家里面出事情了，她今天可能没有回去，而是继续在外面住旅馆，我应该关心她一下。但是，当他打出传呼而项茹梅没有立即回机的时候，牛德望感到有点奇怪，因为以前只要牛德望传呼一打，项茹梅马上就回机，今天怎么了？大约过了五分钟，牛德望又打了一个传呼，这一次项茹梅又没有回机。牛德望莫名其妙地有点担心了。难道自己中午的态度让她生气了？应该不会，项茹梅不是小女孩，而且也不做作，因此即便自己中午的态度确有不妥之处，她也不会使什么小性子。那么是什么原因呢？难道她一时想不开？更不会。于是又第三次打传呼，这一次项茹梅才回机，项茹梅一回机牛德望马上就问“怎么到现在才回机呀”，没想到问着问着竟进入了语言怪圈。
“晚饭吃了没有？”牛德望问。牛德望这样问并不是真的关心她到底有没有吃饭，更没有想着如果她没有吃饭自己就会请她，因为牛德望自己其实已经吃过饭了。牛德望现在这样问，仅仅是为了从刚才的怪圈之中跳出来。
被牛德望这样一问，项茹梅还真的感觉肚子饿了。
“哎吆，”项茹梅说，“你不说我到忘记了。怎么，你想请客呀？”
“那，好吧。”牛德望说。
“在哪里？”
“随便。”
项茹梅略微想了一下，说：“那就在我楼下吧。”
“你楼下是哪里？”
项茹梅这才想起来，牛德望并不知道她住哪个宾馆，于是隔着电话抱歉地笑了一下，告诉他自己住在荔枝园酒店，并且说好半个小时后在三楼中餐厅见面。
半个小时项茹梅重新化装和换衣服足够了。
俩人见面的时候，项茹梅已经焕然一新，仿佛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饭，而是一次重要的商业会谈。牛德望见项茹梅这样郑重其事，突然有一种自己被对方重视的感动，于是就有点后悔自己太随便了，连跟领带都没有打。
牛德望问项茹梅吃什么，项茹梅也没有客气，说：今天我们自己请自己，喝点酒吧。
牛德望迟疑了一下，问什么酒。
项茹梅说：泸洲老窖吧。
牛德望又迟疑了一下，说好吧，就泸洲老窖，并问领班有没有半斤装的泸洲老窖。
“怎么，省钱呀？”项茹梅问。
“不是不是。”
“不是那就来一斤。”
“好好好，来一斤。”
泸洲老窖是家乡的酒，也是当年他们在大巴山区能喝到的最好的酒。那一年他们宣传队去别的公社演出，演出完了之后对方招待他们喝酒，上的就是泸洲老窖。那时候牛德望是队长，既要接受对方的敬酒，又要回敬对方，而且还要应付内部的各种挑战，喝了不下一斤半，要不是对方实在拿不出酒来了，可能还能喝。回来之后，泸洲老窖在他们嘴巴上香了半年，只要有合适的机会，马上就说：“上次在某某公社喝泸洲老窖的时候-----”。因此，在项茹梅的印象中，牛德望能喝酒，并且最喜欢喝泸洲老窖，而且一个人喝一斤是一点不成问题的。
一杯酒下去，项茹梅的脸就红了，不知道是心情不好的缘故，还是与牛德望对斟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刚才梦里面被牛德望“强奸”的事。这时候，项茹梅想：如果牛德望真的强奸我呢？还没有来得及想出结论，自己就把自己封住了，马上说：来，牛队长，我敬你一杯。
项茹梅的一声“队长”，又把牛德望拉回到大巴山区。于是就发现，自己跟这个项茹梅真的是有缘分。
第三杯酒结束的时候，项茹梅哭了。这是牛德望第二次看见项茹梅哭，于是他就发觉这个项茹梅其实是很爱哭的。奇怪，以前在大巴山的时候生活那么艰苦，他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姑娘哭过，现在深圳生活这么好了，她怎么老是哭。但是他不得不承认，项茹梅在哭的时候更有女人味。
“我伤心呀。”项茹梅说，“整整两天了，他连一个呼机都没有给我打。”
“或许他不知道你的呼机号码，”牛德望说，“要不然就是忘记了。”
“你别安慰我了，”项茹梅说，“我的呼机号码写在挂历上呢，他经常打，怎么能不知道或者是忘记？再说就算真的忘记了，他打到我办公室也行呀。”
牛德望想想也是，欧阳健真要找项茹梅肯定是能找到的。
“他压根心里就没有我。”项茹梅说。
“不会吧。”牛德望说。牛德望好像确实能喝，三杯泸洲老窖下肚没什么反应，现在清醒着呢。
“怎么不会，”项茹梅说，“他骨子里面是看不起我。”
“瞎说了。”
“不是瞎说，”项茹梅说，“你不知道，我是坡坡屋出来的。”
“什么坡坡屋出来的？”牛德望问，“你们不都是重庆的吗？”
“是重庆的，”项茹梅说，“但是重庆人跟重庆人也不都是一样的。倪和平是机关大院出来的，欧阳健和王思蜀是居民楼出来的，而我是坡坡屋出来的，不一样的。”
牛德望好像明白了一点，就像他们大弯的人，虽然都是大弯的，却也有住瓦房的，住草房的，就是草房与草房也不都是一样的，但是彼此之间并没有多大差别，最多就是结亲的时候有点讲究。
“你知道吗？”项茹梅说，“其实他根本就没有看上我，他当时看上的是倪和平，是我自己上赶子找欧阳健的，自做自贱，活该！”
项茹梅说着又哭了，而且哭的比刚才还伤心，好像边哭还边打了自己一个嘴巴。
牛德望仿佛也被她感染了，说：“那又怎么样，你好歹还得到了他，不象我，追倪和平没有追上，追你也没有追上，该伤心的应该是我。”
说着，牛德望一昂头，把剩下的一点泸洲老窖干了。
服务生大约是有提成，这时候及时地鼓励消费，热情地问先生小姐要不要再来一瓶？牛德望稀里糊涂地点了一下头，于是，又一瓶泸洲老窖变戏法一样地被打开。
“得到个屁！”项茹梅说，“要是真得到了他现在能不找我？我自己作践自己呀！”
项茹梅哭的愈发伤心，边哭边说后悔。说多了，牛德望稀里糊涂答了一句：“后悔什么呀？”
“后悔没有嫁给你。”项茹梅说。不知道是说真话还是说酒话。但是不管是说真话还是说酒话，在牛德望听起来效果是一样的。
哪天他们到底喝了多少酒，什么时候买单的，又是什么时候上楼的，后来他们俩都记不清了，但是那天他们肯定是一起上去的，因为项茹梅醒来的时候，发现他们俩确实已经“奸”了，但是谁“强”的谁不知道。
昨天晚上他们谁“强奸”谁的已经没有办法考证了，但是第二天早上肯定是牛德望“强奸”项茹梅的。因为当他们醒来的时候，双方都发现自己赤身裸体的，项茹梅的第一个反应是拿衣服遮住自己，但是已经晚了，因为牛德望已经死死地盯着她，而且眼睛里面冒着火，项茹梅从来都没有见识过这种冒火的眼睛。项茹梅跟欧阳健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来项茹梅只跟欧阳健一个人，但是欧阳健的眼睛里从来没有这样冒过火，欧阳健的眼睛好像根本就不会冒这样的火。那是一种足以让项茹梅忘记羞耻的火，烧的项茹梅当场晕了。当她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牛德望正急不可待地贪婪地在吻她的身体，吻的非常急，好像恨不能从身上一下子长出一百个嘴巴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吻遍项茹梅的全身。项茹梅从来没有被人这么吻过，她也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身子对另外一个人是如此的重要。牛德望那一刻就像阿里巴巴进了堆满宝藏的山洞，这个想要，那个也想要，简直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当牛德望进入项茹梅身体的时候，他想进入的绝不止是自己身上的某个器官，而是自己的全部，牛德望恨不能把自己的全部融入到项茹梅的身体里面去，一点都不要保留，包括自己全部的身体，包括自己的灵魂，甚至包括自己的资产，包括自己的公司。项茹梅由此感到了自己的魅力，项茹梅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这么有魅力。项茹梅还由此看到了自己价值，项茹梅从来都没有认为自己这么有价值。项茹梅叫喊了，叫喊的比梦里面更高亢。这一次项茹梅也把自己叫醒了，但是不是从梦里面醒来，而是从现实中醒来。当牛德望把自己全部的情感从自己的身体内喷涌到项茹梅的身体里面的时候，项茹梅体会到了一种自己从未体验过的满足，那是一种最彻底的满足。那一刻，项茹梅终于下定决心：离婚。跟欧阳健离婚。


第四章世道真的变了

20
项茹梅说的对，欧阳健是有点看不起她。项茹梅明明知道牛德望喜欢她，她还要去他公司里面做事，这让欧阳健看不起。这一次吵架，吵着吵着项茹梅就先动了手，然后又哭又闹，并且虚张声势地离家出走，这更让欧阳健看不起。在欧阳健看起来，也只有她们这些坡坡屋出来的小市民能做出这种事情，像倪和平这样的大家闺秀是绝对不会这样的。
项茹梅说的对，欧阳健本来是看上倪和平的，虽然当初并没有捅破这层关系，但是双方心里面应该说都是有数的。只是后来倪和平被特招去部队了，一下子让欧阳健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差距，而且是倪和平被特招走的时候，跟欧阳健商量都没有商量一下，更唤醒了欧阳健的自卑意识，才使他们的关系疏远了。
项茹梅说的对，她跟欧阳健之间是项茹梅自己上赶子主动的。倪和平被特招走了之后，作为副队长的项茹梅明显地对欧阳健表现出好感，特别是夜闯野狼坡和放弃上大学举动，与当初倪和平对欧阳健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让欧阳健感动，也在整个知青当中造成了一种影响，在这种影响之下，如果欧阳健不跟项茹梅好，那么他就会被大家看成是当代的陈世美，就会天理难容。再说项茹梅上大学之后，仍然保持着一贯的主动，使欧阳健感受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美，一种真情的美，善良的美。当一个男人感到一个女人美的时候，爱她就不是什么难事情了。再后来，欧阳健也上了大学了，这时候他内心深出的某些本能的东西才得到释放，于是对项茹梅产生了一种渴望，一种冲动。终于，他们结婚了。
结婚之后，欧阳健并没有觉得项茹梅好还是不好，反正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就跟他看待自己的生活与事业一样，无所谓。但是有一条，那就是欧阳健从来没有想到过搞什么婚外情，更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要跟项茹梅离婚的事。即便是这一次吵嘴打架，使欧阳健对项茹梅产生了一种厌恶和鄙视，但是他仍然没有想到跟她离婚。所以，当项茹梅正式提出要跟他离婚时，欧阳健的反应是：又搞小市民的这一套。
然而，项茹梅这一次不是搞“这一套”，而是来真的。
首先，项茹梅趁白天欧阳健上班的时候回去一趟，把自己生活的必需品全部拉走了，拉到了公司的一间宿舍，并且还专门给欧阳健留了一张纸条，正式提出离婚。其次，她专门找女儿谈了一次话，告诉欧阳渝丽：妈妈是爱你的，爸爸也是爱你的，无论妈妈和爸爸是不是生活在一起，他们都是爱你的，但是妈妈爸爸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爸爸妈妈在做出任何选择的时候，都已经充分考虑到这种选择对你的影响了，但是他们仍然要做出这样的选择，说明他们不得不这样，希望你能谅解。
项茹梅对女儿说的这番话是经过反复推敲的，这番话的基础是她不把欧阳渝丽当作孩子看，她觉得如今十五岁的女孩已经不是孩子了，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她们事实上已经是成人，传统的“十八岁成人”观已经过时了，至少在项茹梅看来已经过时，所以，项茹梅必须以跟成人说话的方式来跟欧阳渝丽说话。当然，项茹梅这时候产生的这个观点可能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几天前她还认为女儿是个不大不小的孩子，现在由于情况的变化，她认识问题的角度变了，所以处理事情的方法也随之改变。
虽然不能肯定欧阳渝丽是个成人，但是她肯定已经不是孩子了，因为她马上就从妈妈的谈话中做出了这样一个判断：爸爸妈妈要离婚了。然后，欧阳渝丽在第一时间内给父亲打电话，问：你跟妈妈是不是要离婚了？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
“这是谁在你面前胡说八道了？”欧阳健说，“没有的事。”
“爸爸你就别瞒我了，”欧阳渝丽说，“妈妈都已经对我说了。”
“什么？！你妈对你说了？说什么了？！”
欧阳健怒不可遏，马上重新抓起了电话。
这是他们在半个月以来欧阳健第一次给项茹梅打电话。这个电话不是欧阳健向项茹梅道歉请项茹梅回家的电话，而是一个质问的电话。
“是我对渝丽说的，怎么了？”项茹梅说，“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当然应该告诉她。”
“谁说跟你离婚了？”欧阳健说。
“我说的呀，”项茹梅说，“我这么多天没回去你不知道吗？我把自己的东西从家里面搬走你不知道吗？我给你留的那张纸条你没有看见吗？没有看见没关系，我现在正式跟你说了。”
“那也不行。”
“什么不行？”项茹梅问。
“我不同意。”
“没关系，我们已经正式分居半个月了，只要再坚持几个月，法庭上见。”
说完，项茹梅把电话撂了。
欧阳健傻了，他知道项茹梅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女人，说得到做得到。其实这些天来欧阳健并不是没有想过要主动给项茹梅打电话，但是他始终相信项茹梅对他的感情，他相信用不着自己给她打电话，项茹梅肯定会自动回来的。不但会自动回来，而且会在哪一天自动为他做二娃子扒肥肠在家里面等着他，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今天没有回来，那就是明天回来，明天还没有回来，那肯定后天就一定回来，没想到这样明日复明日，已经过了半个月。
欧阳健思想斗争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从大局出发，再次把电话打过去。这一次不是质问，而是准备忍让一下，给项茹梅一个台阶，让她回来。不，应该说是求他回来。
“什么事？”项茹梅问。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欧阳健怔了一下，像是吸一口气，说：“你回来吧。”
“回来？”项茹梅问，“回到哪里？”
“回到家呗。”欧阳健说。欧阳健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努力在笑，或者说是努力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笑。
“那是你的家，”项茹梅说，“至少房改之后就是你的家了。我看你干的那么辛苦，我也不打算跟你提出一半房产的要求了，全部归你，行了吧？“
说完，项茹梅又把电话撂了。这一次欧阳健没有再打过去。他不是坡坡屋出来的，他有自尊心，他要顾及脸面。有什么了不起？！
到了晚上，欧阳健认真地分析了项茹梅的举动，感觉这次她不是使小性子，而是来真的，肯定是她跟牛德望搞上了，所以才彻底变心了，不然不会的。欧阳健虽然没有经历过婚外情或者是离婚这一类的事情，但是这些年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报刊杂志甚至把这类题材作为吸引读者的重要佐料，相关的文字并不少见，有时候同事们在一起也议论议论，所以欧阳健间接的经验还是有的。根据这些间接的经验和自己的分析，欧阳健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凡是夫妻双方闹到要离婚的份上，基本上可以肯定有第三者插足了，对于像他和项茹梅这样有一定感情基础并且有了一个共同孩子的夫妻，凡是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说是百分之百与第三者有关。既然自己这边没有什么第三者，那么问题肯定出在项茹梅那边，而且不用问，肯定是牛德望。而且欧阳健突然感觉到项茹梅现在就和牛德望在一起，并且可能正在和牛德望亲热。这么想着，欧阳健就感觉到了什么叫悲恨交加了。于是，连续呼了项茹梅三次，项茹梅还没有回机，欧阳健给传呼台留言：丈夫死了，速回。还是没有反应。欧阳健想到了留言说女儿怎么怎么了，但是终于不忍心伤害女儿，放弃了。
这时候，欧阳健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孤独，非常希望找一个人倾诉一下。他想到了倪和平。这时候他也只能找倪和平。但是当电话拨到一半的时候，终于还是忍住了。想着现在已经是下半夜，这么晚给倪和平打电话，既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也会让钱进军产生想法，算了吧。
第二天，欧阳健抽空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把情况对倪和平说了。但是他说的比较有保留，并没有把他自己关于项茹梅和牛德望之间的猜想说出来。
“这件事情问题不大，”倪和平说，“项茹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受不得委屈。待会儿我打电话跟她说说，找机会让你认个错，很快就没有事了。”
说的欧阳健心里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倪和平很快就打通了项茹梅，说：“我已经把欧阳健很很地骂了一顿。臭男人，耍什么威风呀，搞了半个月才跟你道歉。是该好好整整他，不认错坚决不要回去。”
“认错我也不会回去了。”项茹梅说。说的非常平静，一点委屈都没有，甚至没有愤怒。
倪和平一听，知道这事麻烦了。马上说：我们俩吃个饭？
项茹梅迟疑了一两秒钟，说好。
晚上见面的时候，还没有说话，倪和平就知道不是闹着玩的了。
几个月没见，项茹梅已经仿佛换了一个人，一身的打扮加上脸上飞扬的神采，俨然已经变成特区一个高级职业女性。特别是脸上的表情，丝毫没有一个正在经历感情变异的女性常有的那种憔悴与惶惑，相反，好像还很开心。倪和平知道，这说明感情变异的过程已经结束，现在已经有了新的爱情，因为只有正在经受爱的滋润的女人才会这样光彩照人。但是欧阳健跟她分居已经半个多月了，是谁在滋润她呢？欧阳健没有说，倪和平也不好意思问。
“过的不错嘛。”倪和平说。
倪和平这样说并不是客套或者恭维，项茹梅现在一看就过的不错，连折叠式大哥大都用上了，倪和平那时候还没有这东西呢。
“马马虎虎吧。”项茹梅说。边说还边把大哥大放在桌子上，搞不清是为了接听方便还是特意展示。虽然用大哥大才一个礼拜，但是项茹梅已经知道在吃饭的时候大哥大应该摆在哪里。即便这样摆在桌子上是一种显示，那也很正常。现在不是人民公社时代了，人民公社时代是越穷越光荣，现在是越富越光荣。富表示你有地位，有能力，表示你成功。在今天这个场合，富还能让项茹梅在心理上保持对倪和平的一定的优势。说实话，项茹梅现在已经取得一定的心理优势了，因为她已经感到自己在气势上已经压了倪和平一筹，这是她们认识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
“你真的要跟欧阳健离婚？”倪和平问。
“当然是真的。”项茹梅说，“这种事情还能开玩笑？”
“你都想好了？”
“想好了。”项茹梅说。
“女儿怎么办？”倪和平问。
“随便。”项茹梅说，“女儿终归是我的女儿，也是欧阳健的女儿。女儿愿意跟我我欢迎，愿意跟他爸爸我也没有意见。”
“你不觉得这样对渝丽是一种伤害吗？”倪和平问。
“假如一定要有伤害她也只好承受，我们当初承受那么大的伤害不也是过来了吗？”
“那不一样。”
“是不一样，”项茹梅说，“世界上没有两种伤害是完全一样的，但伤害就是伤害，但人总是要学会承受伤害的。”
倪和平没想到项茹梅这么会说，而且是那种建立在严密逻辑基础上的会说，不是胡搅蛮缠或者是油嘴滑舌的会说。
倪和平承认，项茹梅说的话有一点的道理。看来欧阳健要想用女儿来套住她不那么容易，因为关于女儿的问题她显然已经想过了，并且想通了。
“其实你们俩还是有感情基础的。”倪和平说。
“是有感情基础，”项茹梅说，“但感情是变的。时代不同了，场合也不同了，感情发生变化是必然的。再说你也知道，以前我们之间的感情说白了是我对他的感情，而他对我到底能有多少感情？远的不说，就说这次吵架，他要是对我有感情，或者说他能以一个正常的丈夫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妻子，能够半个月不找我吗？”
“这一点欧阳做的确实不对。”倪和平说，“不过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也是你自己把他惯坏的。”
“没有不好听，”项茹梅说，“你说的非常正确，确实是我把他惯坏了，所以我现在想通了，从现在开始我不惯他了，我不伺候他了，我付出的已经够多的了，够了。”
项茹梅突然提高了嗓门，倪和平下意识地朝四周看看。还好，大家各顾各，并没有人注意他们。
“他是不对。”倪和平只好又小声地嘀咕了一下，仿佛是对项茹梅的安慰，或者是对项茹梅刚才那么大声音的一种平衡。
“这不是对不对的问题。”项茹梅说，“这是他真实思想的反应。其实他并不喜欢我，甚至根本就看不起我。我知道，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真傻，我以为只要自己舍得付出真爱，他就是一块铁我也能把他捂热的。”
“他最终还是娶了你。”倪和平说。
“是娶了我，”项茹梅说，“或者说他是被我捂热了。但是我不能总是捂他，现在我有我自己的事业和情感，我不想再捂他了，我一旦不捂他了，他马上就冷下来，冷得像一块冰。我也是四十的人了，我已经捂了他二十多年了，难道你还要我捂他一辈子？我还有自我吗？我还有那么大的能量吗？饶了我吧，趁我身上的热量还没有散尽，允许我为自己活几年吧。”
倪和平无话可说。她没有想到她会在项茹梅面前无话可说。她没有想到项茹梅这么会说，就像她没有想到牛德望那么会赚钱一样。这世道真的变了。


第五章“谁是谁？”

21
既然没有完成任务，倪和平就不好在电话里面跟欧阳健说，而是约欧阳健见面吃个饭，并且电话里面还故意假装没有什么坏消息的样子，只是说有半年没聚了，吃个饭吧。
见面之后，倪和平把大致的情况说了。
倪和平尽可能说的平静一些，说事情比她想象的复杂，说看来这一次你是把项茹梅心都搞凉了，说人的思想都是会变的，说现在时代不同了，人的思想变化比以前快，还说在深圳人的思想变化更加快。
倪和平在平静地诉说，欧阳健在平静地流泪。倪和平还是第一次见到欧阳健流泪。在倪和平的印象中，欧阳健好像是不会流泪的，所以当倪和平看见欧阳健泪流满面的时候，吓的不敢说话了。
“完了？”欧阳健问。问的非常平静，边问还边用餐巾纸擦眼泪。
“完了。”倪和平说，“你要想开一点。”
“你上当了。”欧阳健说。
“我上当了？”倪和平问。
“你上当了。”欧阳健说。
“上什么当？”倪和平问。
欧阳健停了一下，把眼泪尽可能擦干净，并且用一张大餐巾纸把整个鼻子捂住，抿住嘴巴，使劲一出气，那鼻孔里面的液体也清理出来。然后才说：“什么时代不同了人的思想要变？什么环境变了人思想要变？这些都是项茹梅跟你说的吧？”
倪和平愣了一下，想摇头，但是还是实事求是地点了头。
“借口，”欧阳健说，“纯粹是借口。主要原因她回避了。”
“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
“什么主要原因？”倪和平问。
“闹离婚的主要原因。”
“是什么？”倪和平问。
“第三者插足。”
“第三者插足？”
“对，第三者插足。”欧阳健说，“这你还看不出来？凭我和项茹梅的感情，加上一个宝贝女儿夹在中间，如果没有第三者插足，绝对不会吵一次家就一定要离婚的。而且这一次她绝对不是做做样子，也绝对不是吓唬吓唬我，她是铁了心要离了。”
倪和平这时候不由自主地点点头，她也觉得项茹梅是铁了心的。
“是啊，”倪和平说，“你们一直蛮好的呀，怎么说要离婚就要离婚？而且一点余地都不留。你知道那个人是谁？”
“还能有谁？”欧阳健说，“牛德望呗。”
“你知道？”
“瞎猜的。”
“这种事情可不能瞎猜。”倪和平说。
“不瞎猜怎么办？”欧阳健说，“难道我还去捉奸？”
“那你也不能瞎猜，”倪和平说，“反正不能瞎猜。”
“那怎么办？”欧阳健说，“要不然你问问她？”
“让我问她？”
“对呀，”欧阳健说，“你可以问问她呀。”
“她会说吗？”
“可能会的。”欧阳健说，“她这个人敢做敢为，说不定你一问她就真敢承认。”
倪和平想想也是。于是答应试试。
第二天，倪和平再次给项茹梅打电话，邀请她吃饭。
“又吃饭呀？”项茹梅说。
“是啊，”倪和平说，“昨天本来是我请你的，最后还是你抢了买单，如果我不回请一餐，不是变成骗吃的了？”
二人在见面的时候，倪和平特意打扮了一番，但是往项茹梅旁边一站，还是觉得低了一截。没办法，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也不是来比美比阔的。
“能告诉我是谁吗？”倪和平问。
“谁是谁？”项茹梅反问。
“那个男人是谁？”倪和平问。
“哪个男人是谁？”项茹梅继续反问。
“那个促使你跟欧阳健离婚的男人是谁？”倪和平问。
倪和平今天不打算在输给她了。倪和平今天是有备而来。
“离婚是我自己的事。”项茹梅说，“与任何人没有关系。”
“你怕什么，”倪和平说，“你的目的不是跟欧阳健离婚吗？只要能离婚就行。说出来怕什么？说出来好让欧阳健死心呀，不是更好？”
“是你要问还是欧阳健要问？”项茹梅说。项茹梅这样说的时候，表示她的嘴已经有点松动了。
“都一样。”倪和平说，“其实你瞒也瞒不住的。就这么大一个深圳，就这么大一个圈子，最多瞒到你跟欧阳健离婚了，大家还是要知道。你不如说出来，说出来欧阳健也就死心了，事情处理起来还更快一点。说出来大姐还能帮你参谋参谋，看跟你合适不合适。”
倪和平这样说带有点开玩笑的性质，目的是要轻松轻松气氛，不要搞的太紧张。按照倪和平的经验，这种事情越是在紧张的气氛下对方越有可能不说。
大约是为了进一步轻松气氛，倪和平又说：“参谋参谋有好处。如果当初你要是找我参谋，我就不支持你跟欧阳健，免得今天闹得这样。”
“是吗？”项茹梅问。
“是的。”倪和平说，“其实你当初不应该嫁给欧阳健，应该嫁给牛德望。”
“嫁给牛德望？！”项茹梅感到自己胸口扑通一下，问：为什么？
倪和平见项茹梅已经上钩了，不免有点得意，说：“不成熟的女人选择男人的时候，选择自己喜欢的，成熟的女人选择男人的时候，选择喜欢自己的。当初你喜欢欧阳健，但是牛德望喜欢你，如果你考虑问题成熟一点，是不是应该嫁给牛德望？”
项茹梅不说话了，瞪着大眼睛看着倪和平。
“告诉我，”倪和平说，“那个男人是不是牛德望？”
项茹梅没有说话，只是有点惶恐地点点头，算是答复。
“你糊涂呀。”倪和平说。
项茹梅还是没有说话，继续瞪着倪和平，像是专门等待她的训斥。
“牛德望有老婆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项茹梅说，“他老婆于爱琴是我们班的。”
“知道你还做这种事？”倪和平说。
项茹梅被倪和平说愣住了，仿佛倪和平的话是一根大棒子，趁项茹梅没有注意，猛地一下子砸在项茹梅的头上，把她砸懵了，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足足等了大约一分钟，项茹梅才说：“你不要以为我是看上他的钱，我真的是喜欢牛德望那种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而欧阳健缺少的正是这种精神，再说我是女人，只有在牛德望面前我才是个女人。我不在乎婚姻。你说的对，成熟的女人应该找一个爱自己的男人，而不是找一个自己爱的人。我当初是不应该找欧阳健，现在仍然不该跟他，因为他现在仍然不爱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倪和平赶紧说。倪和平刚才那一番话虽然起到了效果，这个效果就是项茹梅终于承认那个男人是牛德望，但是效果好的话往往副作用也大，现在这番话的副作用已经显现出来了。
“我是这个意思。”项茹梅说，“欧阳健确实是不爱我，如果爱我他就不会让我在外面住了十五天，后来还是我给他留了条子，并且跟渝丽谈了，他才找我的，要不然可能到现在还不找我。”
“那也不是，”倪和平说，“其实欧阳还是非常在意你的，否则他也不会求我来说合。你知道，欧阳健轻易不求人的。”
项茹梅从鼻子里面“哼”了一下，说：“那他就自己来呀？在这种时候遇上这种事情他自己都不敢面对，这种人我还有必要跟着他吗？”
倪和平又没有话可说了。她现在不得不承认，今天的项茹梅已经不是当初人民公社时候的那个黄毛丫头了，不能总是以“坡坡屋”的尺子来丈量她。看来这些年项茹梅没有白过，那个工农兵大学也没有白上，甚至深圳她也没有白来。
倪和平没有话说了，但是项茹梅还有话说。项茹梅说：“你说的非常正确，女人是该选择喜欢自己的男人。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现在的选择比你说的还要正确。我现在跟欧阳健分手，是因为欧阳健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而我现在也不喜欢他了。我现在跟牛德望，是因为牛德望一直都喜欢我，而我现在也喜欢他了。所以无论从那一头说，我肯定是要跟欧阳健分了。既然是他求你来的，那么就请你告诉他，让他趁早死了这份心吧，不要做无谓的努力，不要让他在我心中最后一点点尊严也完全消失。”
完了。倪和平想，看来自己刚才那番话的副作用太大了。规劝没有成功，反而还给项茹梅找到理论根据了。


第五章真正的哭了

22
既然项茹梅态度坚决，倪和平就只好反过来劝欧阳健。但是欧阳健不是那么好劝的。
项茹梅说的对，欧阳健可能从来都没有像她爱欧阳健那样爱过项茹梅，但是毕竟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就是没有爱情也有感情。男女之间的感情与爱情有时候是很难分得清的。再说这么多年欧阳健跟项茹梅生活在一起，虽然没有觉得项茹梅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今天项茹梅突然提出要离婚了，欧阳健又发觉其实自己是离不开项茹梅的。不错，项茹梅是坡坡屋出来的，身上是有一种小市民的俗气，但是仔细想起来，小市民的俗气有什么不好呢？不就是过日子吗，过日子有时候需要这种小市民的俗气。倪和平倒是不俗气，但是倪和平能够像项茹梅这样能够为我奉献一切吗？能够为我夜闯野狼坡？能够为我放弃上大学？能够把她哥哥用一个多月的工资为她买的带短波的收音机留给我听？能够用心地去学习做我喜欢吃的二娃子扒肥肠？能够一天到晚跟我亲亲密密？能够毫无保留地跟我说七说八？能够时时事事都先替我着想？总之，当现在项茹梅真的要跟欧阳健彻底分手的时候，欧阳健想到的全是项茹梅的好处，越想越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能离开项茹梅。
欧阳健哭了，真正的哭了。是那种倪和平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来自男人的号啕大哭。
“你不要以为我是想赖上她，”欧阳健说，“我是想报答她。这些年她为我做的太多了，而我从来没有为她做任何事情。我欠她的太多了。我要补偿，加倍的补偿。就是真的要分手，要离婚，那么也要让我跟她在生活一段时间，让我好好照顾照顾她，也让她尝尝被丈夫心疼的滋味，让她尝尝能在自己的丈夫面前撒娇的滋味。以前我太自私了，太糊涂了，太不会珍惜她的感情了。”
倪和平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女人，但是面对欧阳健的哭诉，倪和平还是被感动了。晚上回到家，倪和平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以及欧阳健的哭诉跟钱进军说了。说完之后倪和平问钱进军：“男人怎么都是等到即将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惜呢？”
钱进军看看倪和平，不敢确定她这话是不是有所指，所以不敢轻易接腔。刚才倪和平说的这些，多少也使钱进军感动，但是感动归感动，钱进军不想因为感动而引火烧身，把自己也陷进去。
“要不然这样，”钱进军说，“让欧阳健去做做牛德望老婆的工作，只要牛德望老婆那边后院起火，就是对欧阳健的最大支持。”
倪和平听了眼睛一亮，说：“对呀，我怎么没想起来。”
事不迟疑。倪和平当即往欧阳健家里面打电话，电话刚响一声，欧阳健就像神经质一样一把抓起。
倪和平把钱进军刚才的主意说了。
“这样不好吧？”欧阳健说。
“什么好不好的，”倪和平说，“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你现在关键是要看效果，暂时不要在乎手段。”
倪和平的话起到了鼓励作用，欧阳健说好，我明天就找于爱琴。
尽管费了一些周折，但是欧阳健还是搞到了牛德望家里的电话号码。瞅准一个牛德望肯定不在家里面的时间，欧阳健把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居然是一个四川老太太的声音，而且是当年自己上山下乡那地方的四川口音。欧阳健以为自己打错了，但是很快反应过来，一定是牛德望家里的什么人，于是对老太太说找于爱琴。
“谁呀？”于爱琴问。
“我是欧阳健，项茹梅的爱人。”
“噢，你是欧阳大哥呀，你好，牛德望没有回来。”
“不不不，”欧阳健说，“我不是找牛德望，我找你。”
“找我？”
“对，”欧阳健说，“我找你有点事情。”
“找我有事情？”
“是，找你有事情。”
“什么事？”于爱琴问。
欧阳健愣了一下，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这样吧，”欧阳健说，“要不然我们见一面，我当面跟你说。”
于爱琴好像很为难，说：“就在电话里面说吧，我不方便出门。”
欧阳健不知道不方便出门是什么意思，但是他知道于爱琴有三个孩子，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出门可能是不太方便。上次项茹梅在书报亭碰见牛德望之后，他们大家在一起聚过一次，那一次于爱琴也来了，欧阳健和于爱琴只见过那么一面，就是那么一面，于爱琴还是中途退场的，当时牛德望还跟大家解释，说没办法，老三太小了，离不开母亲。所以，欧阳健知道于爱琴有三个孩子，至少有三个，因为他不敢肯定上次见面后于爱琴是不是又生了一个或者是怀上了一个，反正牛德望有钱，不怕罚款。
欧阳健不知道在电话里面该怎样说。其实也不光是电话里面不知道怎样说，就是当了面他也不知道该怎样说。但是不知道该怎样说也要说，硬着头皮说。
“是这样，”欧阳健说，“我老婆项茹梅在跟牛德望做事。”
“是啊，是啊，我知道的，谢谢了，幸亏项大姐帮衬德望了。”
“但是现在项茹梅要跟我离婚，”欧阳健说，“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于爱琴在电话里面愣了一下，说：“不知道，德望回来没有说。”
“你知道项茹梅为什么要跟我离婚吗？”欧阳健问。
“不知道。”于爱琴说。
“她跟我离婚的目的是为了跟牛德望结婚。”欧阳健说。欧阳健觉得自己跟于爱琴说话非常费劲，不知道是自己紧张的缘故还是自己跟潮州人说话本来就费劲。欧阳健感觉潮州人跟四川人考虑问题的思路不一样。欧阳健的学生中有不少的家长是潮州人，每次跟他们交流的时候都觉得有点别扭，主要是考虑问题的思路不一样。有次他们班一个学生谈恋爱，家访的时候欧阳健间接地跟学生家长提起这件事情，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注意。按照欧阳健当时的思路，他只要点那么一点，学生家长马上就会往下问的，果然，那个家长真的往下问了，家长问：我儿子女朋友的家长是做什么生意的？
同样的对话今天可能还要出现。
“婚姻法规定不能娶两个老婆的呀。”于爱琴说。
于爱琴这样一说欧阳健又感到与自己的思路不一样，于是心里面又别扭了一下，但是他很快做了自我调整，觉得不一样是很正常的，干吗也跟你一样？中国人跟美国人思路还不一样呢，正因为不一样，所以才要多交流多沟通。
欧阳健说：“所以我担心呀。”
“担心什么？”于爱琴问。
“担心这边项茹梅跟我闹离婚，那边牛德望跟你闹离婚呀。”欧阳健说。
“牛德望跟我闹离婚？”于爱琴说，“没有呀？”
欧阳健还是感到别扭，这样的对话听起来像是自己在挑拨人家的夫妻关系，但是顾不得那么多了，倪和平说的对，现在关键是看效果，为了达到目的，宁可做一回小人也无妨。
“他现在虽然没有跟你闹离婚，但是他过几天就要跟你闹离婚的。”欧阳健说。
“过几天就要跟我闹离婚？”于爱琴说，“你怎么知道的？大哥你是不是喝酒了？德望跟我过的好得很，每个月给的家用我都用不完，也从来不在外面包二奶，你怎么突然跟我说他会跟我闹离婚？有没有搞错呀？”
说完，于爱琴把电话挂了，而且挂得蛮重，一听就知道是生气了。是啊，无缘无辜说人家老公要跟她离婚，能不生气吗？
欧阳健哭笑不得，把情况向倪和平做了如实汇报。倪和平想笑，但是不敢笑，回去跟钱进军一说，俩口子终于忍不住了，大笑一场。
“实在不行让渝丽做做工作？”钱进军又出主意。
“好像没用，”倪和平说，“我上次跟项茹梅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她好像已经想得非常开通。”
“不一定的，”钱进军说，“她可能是虚张声势，先把你压住，不让你出这张牌，所以才说不在乎。”
倪和平想想觉得钱进军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于是又给欧阳健打电话，但是这一次她说的比较含蓄，只是提醒欧阳健：既然项茹梅已经对女儿说过了，你自己不妨主动再跟女儿谈谈，说不定女儿一反对，项茹梅可能就动摇了。
欧阳健像溺水的人一下子抓住了一根木桩子，管它有用没用，先抓住再说，于是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倪和平的这个建议，并且说：“你看我，我都急糊涂了。”
放下电话，欧阳健马上就跑到鹏城中学，找到女儿。
女儿就是女儿，会心疼父亲，一见到欧阳健，欧阳渝丽的眼泪马上就下来了，说爸爸你瘦了。欧阳健说：“你说的对，你妈妈是要跟我离婚了，而且是动真个的。”
“为什么呀？”渝丽问，“是不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妈妈的事？”
欧阳健不想在女儿面前流眼泪，使劲控制住自己，说：“要说对不起那就太多了，从我和你妈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她照顾我的多，我照顾她的时候少。但是这一次你妈要离婚不是因为这些事。”
“那是什么事情？”欧阳渝丽问。
欧阳健实在不想在女儿面前说项茹梅的坏话，别说是现在还没有离婚，就是将来真的离婚了，他也不想在女儿面前说她母亲的坏话。
“你妈妈现在有钱了，”欧阳健说，“你知道吗？”
“知道，”欧阳渝丽说，“妈妈昨天来了，给我送这个月的生活费，给了一千块，还要我别节省，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没钱了就找她，直接打她的大哥大。”
欧阳健心里面咯噔了一下，以前女儿的生活费每月是四百，每次给女儿的时候，项茹梅都要嘱咐女儿要节省着用，不要乱花钱，不要跟有钱的同学攀比，这下倒好，每月给一千，而且还叫女儿不要节约，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这样不会把女儿带坏？但是想在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现在关键是要处理他和项茹梅之间的事情。
“人一旦有钱了思想就要变化的，你知道吗？”欧阳健说。
女儿显然不知道这个问题，又好像有点知道，所以这时候既没有回答欧阳健说知道，也没有回答说不知道，而是瞪着大眼看着欧阳健，仿佛是在等待欧阳健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女儿的这双眼睛让欧阳健欣慰，因为这是一双信任的眼睛，这是女儿对父亲的信任。如果这时候欧阳健告诉欧阳渝丽说“是”，那么她就会认为“是”，如果欧阳健说“不是”，那么女儿就会认为“不是”。
欧阳健说：“妈妈现在有钱了，所以她的思想就发生变化了。比如以前她要求你节省，现在要求你不要节省，是不是。”
女儿点点头，说是。
欧阳健又说：“按照你妈妈以前的思想，她是爱爸爸的，所以她跟爸爸结了婚，而且还有了你，但是现在她的思想变了，变得不爱爸爸了，所以就要跟爸爸离婚。你希望爸爸妈妈离婚吗？”
“不希望。”女儿说。
“好，”欧阳健说，“那你就找你妈妈，明确地告诉她你反对我们离婚。离婚意味着我们这个家庭的解体，而这个家不是她一个人的，是我们三个人的，不能她一个人说解体就解体，你说是不是？”
欧阳渝丽说是。
“那好，”欧阳健说，“那你给她打电话吧。”


第五章那我就跟妈妈吧(1)

23
从女儿那里回来，欧阳健心情好起来。在楼下还顺便提了一瓶啤酒和四分之一个烧鹅上来。欧阳健对自己今天的表现非常满意。既没有伤害项茹梅，又让女儿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了。这时候说不定女儿正在跟项茹梅讲道理呢。
欧阳健相信，项茹梅不是那种本质上很坏的女人，她这是一时糊涂，即便自己的态度不能打动她，女儿的态度她绝对不会完全不考虑，她可以对自己绝情，但是不可能对女儿绝情。
欧阳健已经看到了一线希望。这时候他有理由自己放松一下。就着啤酒，啃着烧鹅，看着电视，静候佳音。说实话，这将近一个月以来欧阳健的心情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松过。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
欧阳健以最快的速度稳定一下情绪，往反的想，想着是女儿或者是倪和平打过来的，然后才去接。根据他的经验，这时候往往事与愿违，如果你想着是项茹梅，它偏偏就不是项茹梅，但是如果自己想着不是项茹梅，结果恰好就是项茹梅。
欧阳健抓起电话，心都跳出来了，真的是项茹梅！
“欧阳健，你给我听着。你还是男人不是？丢人显眼。就知道靠女人。你找了倪和平还不够，又去找于爱琴，现在更是打起女儿的主意。你还打算找谁？是不是还要到珠海去请王思蜀？我告诉你，就凭你这个没出息样子，这个婚肯定是离定了！谁都可以证明我们已经实际分居了，我明天就上法院，你等着吧。丢人显眼！没有出息！你越是这样我越是恶心。恶心！知道吗？！”
一连两天，没有欧阳健的消息，倪和平自己都有点沉不住气了。虽然钱进军对她最近这段时间老是陷在这个事情当中已经颇有微词，但是倪和平还是想知道欧阳健去找欧阳渝丽后的实际效果。不管怎么说，这个主意是她提醒欧阳健的，行还是不行，总该给她一个结果吧。再往远的说，欧阳健项茹梅夫妇来深圳的起因还在于她倪和平，如果不是倪和平，他们也不会从重庆跑到深圳来，而如果他们不来深圳，也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所以，不管钱进军有没有看法，倪和平对他们的事情不可能完全不管。
第三天，倪和平打电话找欧阳健，问他怎么样了。
“完了。”欧阳健说。
“什么意思？”倪和平问。
“离婚呗。”欧阳健说。说的蛮轻松，至少不像前几天那么悲伤。
“我已经想通了。”欧阳健说，“或者说是被项茹梅骂醒了。我他妈的是没有出息，离开女人还不能过了？既然这么多年我一直欠着项茹梅的，既然现在我想报答她，那么同意与她离婚或许就是对她最好的报答。我想通了，真的想通了。我一个人带着女儿过挺好。女儿已经知道心疼我了。见了我的面就说我瘦了，还流了眼泪。我知足了。有这么一个懂事的女儿我知足了。”
“渝丽是什么意见？”倪和平问，“她跟项茹梅说了吗？”
“女儿当然不希望父母离婚，这还用说吗？”欧阳健说，“她当然跟她妈说了。但是没用。算了，项茹梅说得对，我不应当让女儿夹在中间为难，更不应当利用女儿的感情。离婚算了。我要高高兴兴地离婚，让女儿认为我是愿意离婚的，我并没有痛苦。我要让女儿高高兴兴地生活。我已经不是一个好丈夫了，所以我一定要做一个好父亲。我这个月已经涨工资了，我一个人也能让女儿生活的很好。我给不了一个月一千块，但是我可以给六百块。如果再涨工资，我再给女儿加钱。不要让女儿太节约。”
“想通了就好。”倪和平说，“需不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暂时不需要了。”欧阳健说，“谢谢你了，谢谢老钱。”
离婚比项茹梅想象的顺利。要不是在最后关头出了一点意外，可能当天就离成了。但是偏偏在最后关头又出了意外，命该坏事多磨。
其实欧阳健一点也没有再纠缠项茹梅，不但没有再纠缠她，甚至还反过来安慰她。欧阳健说对不起她，说让她自己多保重，说让她多给女儿打电话，说女儿大了，有些事情父亲不好说，还希望项茹梅多费心，说他并不恨她，只希望她幸福。
关于财产的分割，他们也没有任何分歧，欧阳健说她要什么拿什么，项茹梅说她什么也不要。
关于子女问题，他们的意见也完全一致：尊重女儿本人的选择。法官当场征求欧阳渝丽本人的意见。欧阳渝丽回答：随便。
“这可不能随便。”法官说，“你必须做出选择。”
女儿不说话。看看欧阳健。欧阳健说：“说吧，说出你心里想说的话，爸爸绝对尊重你自己的意见。”
欧阳渝丽还是没有说话，又看看妈妈。项茹梅说：“没关系，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你都是爸爸妈妈的好女儿。不管你跟谁，妈妈每个月都会给你一千块钱。妈妈绝对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一定要我自己决定吗？”欧阳渝丽问。
欧阳健、项茹梅还有法官都点点头。
“那我就跟妈妈吧。”欧阳渝丽说。说的非常清楚，一点都不含糊。
既然欧阳渝丽明确表态了，那么就该当事人双方按手印了，只要一按手印，离婚过程就彻底结束了。这时候项茹梅还想，婚姻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俩个本来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就凭这一张纸，就能把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要厮守终生，但是同样还是凭着一张纸，就可能让一对最亲的人马上变的没有任何关系。比如她跟欧阳健，如果不是中间夹着一个欧阳渝丽，那么按了手印之后他们可能就是路人了。这么想着，项茹梅就多少有点悲伤，不知道是为自己，还是为欧阳健，或者是为女儿欧阳渝丽。但是她很快调整好自己，想着任何女人在离婚的那一瞬间可能都是多少有点悲伤的吧，哪怕是像她这样自己主动要求离婚的。于是，项茹梅还是定了定神，坚定地在那张纸上按下自己鲜红的指印。
项茹梅按过手印之后，法官就把那张纸推向欧阳健。突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张纸仿佛有巨大的魔力，一下子把高大的欧阳健重重地推倒。
欧阳健是直挺挺地倒下去的，轰隆一声巨响，像一个装满稻谷的麻袋从马车上面被重重地抛在地上。
法官一下子从椅子上面站了起来。
项茹梅本能地拉了欧阳健一把，可惜根本就没有使上劲，没拉住。
欧阳渝丽“哇”地一叫，像是给整个画面配音。
欧阳健晕倒了。


第五章那我就跟妈妈吧(2)

倪和平接到项茹梅的电话的时候，有点不情愿。倪和平本来就不怎么喜欢项茹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是从坡坡屋出来的人，后来因为欧阳健的关系，才对她尽一个朋友的礼节，现在既然她已经无情无义地把欧阳健抛弃了，倪和平就打算把她们之间的关系降温。
项茹梅请她到她家来一下。倪和平问哪个家？项茹梅愣了一下，说还是原来的家。倪和平说你们不是离了吗？项茹梅说你先来吧，来了就知道了。倪和平虽然不是很情愿，但还是答应吃过饭就过来。
倪和平到达欧阳健家里的时候，项茹梅正在收拾屋子。看来她已经收拾一阵子了，但是还是没有达到原来的整洁程度，这屋像是好长时间没有住人了，现在主人突然从国外回来，不得不重新收拾。
“欧阳健呢？”倪和平问。
项茹梅笑了一下，把头上遮灰的毛巾取下，一边拿它掸自己身上的灰，一边给倪和平让坐。
“带着渝丽在下面吃饭呢。”项茹梅说。
等倪和平坐稳了，项茹梅才把刚才法院的一幕告诉倪和平，并且反复解释，自己绝对没有事先跟渝丽串通好，自己一直想着女儿跟欧阳健，她每月都准备去学校看她，并且每月都给她一千块钱，没想到在最后时刻渝丽突然说跟她，她真的没有想到，真的。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项茹梅说：“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我已经觉得对不起他了，绝对不会在女儿的问题上耍什么手腕。如果那样，我也太不是人了。再说女儿都这么大了，什么跟我跟他，反正也是住校，就是跟他，我也能随时去看她我，我没必要一定要女儿跟着我。”
“但是渝丽这样做对欧阳健伤害就大了，”倪和平说，“欧阳健没有你这么想得开，他可能会把这件事情看的非常重要。”
“是啊，是啊，”项茹梅说，“所以我才请你来。请你来劝一劝欧阳健。我知道，他听你的。”
倪和平皱了一下眉头，说：“他听我的？他跟你结婚是听了我的？他现在跟你离婚是听了我的？他刚才在法庭上晕倒是听了我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项茹梅说，“我是说他比较尊重你的意见。”
“你还是要离婚？”倪和平问。
“已经到这个份上了，不离也得离了。”
“那个牛德望就有那么大的魅力？”
“这不是魅力不魅力的问题。”项茹梅说。
“那是什么问题？”倪和平问。
“你看，”项茹梅说，“我都已经跟人家这样了，如果再不离婚，不是更对不起欧阳健吗？”
倪和平觉得这话虽然荒唐，但不是一点道理没有。
俩人正说着，欧阳健已经带着女儿回来。
“倪阿姨好。”渝丽说。
“渝丽都成大姑娘了，”倪和平，“越长越漂亮了。”
渝丽确实是个大姑娘了，看上去至少比他妈妈上山下乡那时候大。
欧阳健对倪和平笑笑，笑的不是很自然，仿佛有点尴尬，但总算是打了招呼。
欧阳健坐在沙发上的时候，渝丽一屁股坐在他的腿上，这个动作仿佛是在向几个大人表明：她其实只是一个孩子。
项茹梅对倪和平说：“要不然你在这坐一会儿？我先送渝丽回学校。”
倪和平点点头，算是应承。
她们走后，倪和平问欧阳健是怎么回事。欧阳健没有说话，变戏法一样取出一根烟，然后又到厨房拿来一个小碗，并且在碗底下接一点点水，放到茶几上，权当烟灰缸用。
倪和平不记得欧阳健什么时候已经学会了抽烟，而且看来业务蛮熟练。
“怎么回事？”倪和平又问了一句。
欧阳健吐了一口烟，又在烟灰缸里面弹了一下烟灰，所答非所问地说：“你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吗？”
尽管他还没有回答倪和平的问题，但是倪和平还是不知不觉地考虑起他的新问题。然而这是一个倪和平回答不了的问题，说实话，倪和平从小长到这么大还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啊，人为什么要活着？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是谁能回答的了。至少倪和平回答不了。于是只好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没有想过。
“再想想。”欧阳健说。
欧阳健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悲伤的东西。好像是在茶余饭后闲扯，也像是在研讨学术问题。总之，与悲伤无关，与他自己的处境无关。
“本能吧。”倪和平说。倪和平发现“再想想”很重要，有许多看似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只要“再想想”，马上就能有答案，哪怕不是非常准确的答案。
“不完全是这样。”欧阳健说，“因为本能里面不包括自杀，但是人类有自杀，而且越是有思想的人越容易自杀。比如写《老人与海》的海明威，能写出这么富有哲理光芒小说的人，最后也选择了自己主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难道你能说他们是本能吗？如果是本能，你见过动物自杀吗？”
“那是本能的退化，”倪和平说，“越是有思想的人离本能越远，所以才越可能自杀。”
“是啊，”欧阳健说，“有思想的人其实是为思想活的，或者说是为理想活的，而一旦理想破灭了，感到绝望了，理性就引导他们的躯体跟着自己的思想一起消失。比如海明威，比如老舍。”
突然，倪和平感到了一股凉气，是那种在地下室里面略微带有一点霉味的凉气。
他该不会自杀吧？倪和平想。
倪和平虽然这么想了，但是并没有这么说。倪和平知道欧阳健是个爱面子的人，如果把这层纸捅破了，可能就真的逼着他自杀了。
“王思蜀给你打电话了吗？”倪和平突然问。
“王思蜀？没有。怎么了？”欧阳健说。
“她这两天要过来。”
“要过来？她要过来做什么？谁让她过来的？”
“你们的事情我已经跟她说了。”
“跟她说了？”欧阳健说，“跟她说干什么？”
欧阳健生怕项茹梅又怀疑是他搬救兵。
“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不告诉她？”倪和平说，“其实就是我不告诉她项茹梅也会对她讲的。如果她给你打电话，你难道不告诉她？”
“是她主动给你打电话的？”欧阳健问。
“是的。”倪和平说。
“打电话说什么？”欧阳健问。
“说她准备过来给渝丽过生日。”倪和平说，“她说以前女孩是十八岁成人，现在的女孩十五岁就成人了。渝丽过两天就是十五岁的生日，难得王思蜀有心还准备过来祝贺她的生日。”
“是啊，渝丽是大姑娘了。渝丽过几天就要过生日了。”欧阳健说。欧阳健说这些话的时候，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可能确实也就是自言自语。
倪和平趁热打铁，说：“不管你跟项茹梅怎么样，都不要委屈孩子。王思蜀来了也好，把这个生日过的热闹一点，要让孩子感到比以前更好。好不好？”
“好好好，”欧阳健说，“一定要过好，我明天就去订蛋糕，订那种十五层的大蛋糕。”
“那我就先回去呢？”倪和平说。
“对对对，不早了，你先回去吧。我送送你。”
“不用了，不用了。你也早点休息。”
走到楼下，倪和平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像是挽救了一个生命。她要赶快回家，回家给王思蜀打电话，真的要请王思蜀过来，过来劝劝欧阳健，过来给渝丽过一个生日。


第五章良性循环过程

24
王思蜀是乘早晨头班双翼快艇过来的。双翼快艇从珠海的香州到深圳的蛇口差不多只有一个小时，所以倪和平跟钱进军实际上是从睡梦中被王思蜀叫醒的。
“这么早？”倪和平说。
“还早？九点了。”
倪和平把情况跟王思蜀说了。王思蜀说：“难怪呢，这俩口子差不多一个多月没跟我汇报情况了，我还以为发财了，不愿意认穷朋友了。”
“是发财了，”倪和平说，“你见到项茹梅就知道了。”
“鬼做！穷人乍富才鬼做。”
“不管怎么富，反正富就是富，不服不行。要不然渝丽怎么最后会选择她呢？”
“这也怪了呀，”王思蜀说，“我觉得渝丽一直都是跟欧阳亲的呀。难道这么点鬼大就知道嫌贫爱富？”
“难说。”倪和平说。
二人见到欧阳健的时候，欧阳健说：“你们别费心了，我什么都想通了，孩子做什么我都会原谅她。我会好好生活的，我要每年都给女儿过生日，直到把她托付给一个可靠的人为止。”
王思蜀看看倪和平，嘴上没说，心里骂：大惊小怪！
“不过我还要谢谢你们，”欧阳健说，“为了你们我也要好好活下去。说实话，人活着有时候是为了别人的。比如像我，现在活着就是为了渝丽，为了我老父亲，为了你们这些关心我的朋友，要是为我自己，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其实昨天我已经崩溃了，我已经想到了死。想到了海明威，想到了老舍。其实我一直很担心，担心项茹梅把她身上的一些恶习传给女儿。当女儿在最后一刻选择项茹梅的时候，我的这种担心得到了证实，所以那一刻我的心死了，我感到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是昨天我想了一晚上，最后想通了，真的想通了。传给女儿又怎么样？不错，项茹梅是坡坡屋出来的，身上是有许多恶习，但是像你们这样不是从坡坡屋出来的、身上没有那些恶习的人，这一辈子的生活真的就比项茹梅好吗？项茹梅至少敢爱敢恨，当初她爱我，就可以不择手段地嫁给我，按照今天的标准我落伍了，她照样可以不择手段地抛弃我。你们能做到吗？你们做不到。打死你们你们也做不到。所以你们不如她幸福，至少不如她生活的自在，不如她活的潇洒。假如女儿像她那样，而不是像你们这样，那也是她的命，说不定还是她的福分。你们说是不是？”
倪和平跟王思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又一起看看欧阳健，她们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欧阳健比她们期望的还要想得开。说实话，如果让她们做欧阳健的思想工作，她们可能还说不出这一大套话来。
为了照顾王思蜀专门跑过来，他们决定提前给欧阳渝丽过十五岁生日。生日派对在银湖山庄举行，欧阳渝丽还邀请了她自己的几个好朋友参加，有男有女，大家都很开心。在大家最开心的时候，欧阳健悄悄地把项茹梅拉到一边，对她说：“放心，星期一我就陪你去法院，这一次我不会再晕倒了，我一去马上就按手印。”
欧阳健说话算数，星期一上午特意请别的老师代了两节课，专门陪项茹梅去了法院，以最快的速度把手印按了。一式两份，每人一张。
出了大门分手的时候，项茹梅觉得有点对不起欧阳健，想说点什么，但是又说不出来，或者说是一时想不起来说什么。
欧阳健说：“什么也不用说了，你没有对不起我，我能够跟你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我已经非常知足了。实话告诉你，我真的很爱你，只是我们俩表达爱的方式不太一样，你可能不知道罢了。其实我从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就很爱你，一直到现在，而且会到永远。如果你愿意，下一辈子我还要娶你。”
一席话，说的差点又有人晕倒，不过这一次要晕倒的不是欧阳健，而是项茹梅。
一席话说的项茹梅差点晕倒，但是并没有改变项茹梅追求新生活的决心。项茹梅与欧阳健正式离婚之后，就与牛德望公开住在了一起。现在项茹梅无所顾及了，她已经是自由人，想跟谁住一起就跟谁住一起，谁也管不着，谁也不能说什么。
牛德望专门为她在海边买了别墅，筑起了他们共同的爱巢。这里俨然已经成了项茹梅和牛德望的家。别墅一共三层。严格地说是三层半，因为天台上还有半层。牛德望与项茹梅俩住在三楼，二楼空着，或者说是专门留给女儿欧阳渝丽的。欧阳渝丽其实也很少来，但是一旦来，必定是一大帮子同学一起，仿佛专门是来参观的。项茹梅还没有学会开车，但是别墅下面的车位里已经停了一辆崭新的本田雅阁。
项茹梅跟牛德望在一起觉得很幸福，至少比跟欧阳健在一起幸福，项茹梅小时候就非常羡慕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现在她终于比那些有钱的人还有钱。项茹梅所住的别墅旁边，就是当时被称为中国第一女富豪的刘晓庆的别墅，能够跟中国第一女富豪成邻居，还不幸福吗？
牛德望跟项茹梅在一起也感到很幸福，至少比跟于爱琴在一起幸福。早年牛德望当兵的时候，曾经路过重庆，看着重庆街上那些漂亮、洋气、风骚的女人，曾经暗暗地想过：这一辈子要是能搞一个重庆市的女人，他妈的就是指导员用枪抵着脑壳，老子也不下来。现在他果然搞到重庆市的女人了，而且不是搞一次，可以天天搞，想搞几次就搞几次。牛德望发现，搞女人也是一种能力，并且人的能力是相通的，搞女人的能力强往往赚钱的能力也强。牛德望的这个发现来自于实践。自从于爱琴生了老三怀上老四之后，牛德望基本上就阳痿了，偶尔跟朋友一起出去打野，也是逢场作戏。牛德望对外面的小姐没兴趣的原因是他讨厌那种一手交钱一手脱裤子的交易方式。小时候，牛德望家里面养了一头种猪，经常有四乡八邻赶着母猪来他们家配种，配种一次给他们家一块钱，那时候的一块钱是大钱，比现在人手中的一百块钱还显多。这种儿时的记忆使牛德望产生了一种条件反射，每次只要给小姐钞票，牛德望就想起他们家种猪与别人家母猪配种的情形，于是就觉得自己吃大亏了，因为小时候他们家种猪骑在母猪背上一次，他父亲还能收回一块钱，现在他自己每爬在小姐肚子上一次，自己还要往外掏钱，难道自己连家里面的种猪都不如了？！恶心。久而久之，阳痿是必然的，不要说是人，就是牛德望工地上的打桩机，如果闲置在那里长期不用，肯定也会锈死的，所以房地产公司都不买打桩机，打桩机由专门的桩基公司经营，原因就是要打桩机不停地工作，只有不停地工作，打桩机才不会锈死。
牛德望的“打桩机”是在跟项茹梅共同跨越雷池之后才恢复工作的，恢复工作之后也就逐步恢复功能，恢复功能之后就要不断工作，只有不断工作才能保持功能。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过程。
工地上的打桩机只要一响，预示着老板就要进账了，牛德望身上的“打桩机”一动，财源也就滚滚而来了。打桩运动不仅保持了牛德望身上的激情，不断地给他冲动与灵感，而且被打的土壤也能给他直接的回报。就像地皮能够给开发商丰厚的回报一样。
牛德望发觉项茹梅是个旺夫命，至少是旺他的命。自从与项茹梅公开同居以来，生意做的更加顺畅。后来有人说那不是项茹梅的功劳，而是恰好赶上1993年前后房地产大发展的那个大好时光。但是牛德望认为，即便是好时光，如果没有项茹梅，他也不会取得那么大的发展。即便是巧合，那也是天翁作美。
比如深南大道竹子林那块地，只交了一笔订金，后面就跟了一大堆开发商要求合作。按照项茹梅的建议，牛德望跟下家采取的是“固定回报式合作”，就是不管下家最后是赚是赔，赚多少还是赔多少，牛德望只要固定回报，并且“固定回报”是在合作开发协议书签定之后一个月内付清，具体地说是合同签定当日付百分之三十，一个星期之内付百分之五十，一个月之内付足百分之百。也就是说，事实上牛德望是把那块地卖了，但是卖不说“卖”，而说“合作”，既可以避税，又没有“倒卖土地”的嫌疑。你能说这里面没有项茹梅的功劳？
另外还有牛德望手上储备的一块海滨地，这块地到了牛德望手里之后，价格已经翻了一番，但是他还没有出手，而旁边当初跟他一起买地的几个潮州的朋友在价格涨到百分之五十的时候就已经出手了，所以牛德望很得意。牛德望这天带项茹梅来看这块地，看的目的就是想在他亲爱的女人面前炫耀一下，炫耀自己做生意能沉得住气，而不象他几个朋友那样早早地出手了。项茹梅仔细看了这块地之后，建议：马上出手。
“为什么？”牛德望问。
“听我一次。”项茹梅说。
牛德望想了一想，说：“行，就听夫人一次，反正已经赚一倍了。”
出手之后，那块地果然大跌。牛德望问项茹梅怎么知道会跌价的，项茹梅说：“旁边都已经开始填海了，你没有看见？”
“看见了，怎么了？”
项茹梅说：“既然已经开始填海了，那么这块地就不是临海地了，既然不是临海地，还能搞成‘海景花园’吗？既然不能开发‘海景花园’了，还能维持那个价格吗？”
事后牛德望想：要不是项茹梅，这块海滨地绝对不可能在最高价出手。牛德望那天简单的算了一下，仅直接得益于项茹梅的帮助，起码多赚了上千万。因此，牛德望认定项茹梅是他的财星。
既然认定项茹梅是他的财星，那么牛德望就天天跟项茹梅在一起，早把于爱琴抛在一边。有时候不得不回去一下，主要目的也就是看看自己的父母和儿女，最多也就是顺便看一下于爱琴。就是这样，也把于爱琴喜的不得了。每到周末，知道牛德望有可能回来，便早早地跑到客家人那里买来土鸭，自己动手退毛，然后用瓦罐子煲上，等着牛德望回来。牛德望的老母亲说：不用自己退毛了，那么费事，花两块钱人家就包退毛。
“那不一样，”于爱琴说，“机器退毛容易把鸭皮打烂，德望是最喜欢吃鸭皮的。”
牛德望的老母亲对老伴说：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贤惠的女人。
于爱琴的贤惠还不仅表现在这个方面。关于牛德望跟项茹梅的事，于爱琴也知道。于爱琴的哥哥是小老板，都在外面包了二奶，而且那个二奶还跟她哥哥生了孩子，在外面赚了钱总是先给二奶，剩下的才拿回来。而牛德望是这么大的老板，还没有在外面包二奶，更没有在外面生孩子。牛德望跟项茹梅主要是生意上的合作。牛德望没有跟项茹梅之前，每月给于爱琴的家用是一万元，跟了项茹梅之后，现在每月给两万元，于爱琴花不完。男人只要给家用，就说明他心里还有这个家。如果给很多家用，就说明他心里面很有这个家。牛德望心里就很有这个家，所以于爱琴心里面就很满足。
总之，项茹梅跟牛德望正式同居之后，项茹梅、牛德望、于爱琴三个人居然都觉得很开心，很满足。这种情况是欧阳健所没有想到的。不仅欧阳健没有想到，就是倪和平和王思蜀也没有想到。有一次倪和平跟王思蜀通电话，俩人谈起这个问题，倪和平说：“或许真像欧阳健说的那样，项茹梅确实比我们潇洒。”
“未必，”王思蜀说，“搞不长的，不相信你看。”
“真的？”
“真的。”
“为什么？”倪和平问。
“项茹梅是那种甘心当二奶的人吗？”王思蜀反问。
王思蜀这样一反问，倪和平就觉得可能是要有什么问题。果然，没有过多久，问题出来了。而且果然出在项茹梅身上。具体地说出在项茹梅的性格上。


第五章失落和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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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王思蜀的总结，项茹梅是永远不会满足的。项茹梅的这种性格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不断进取的精神，这种不断进取的精神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一种优秀的品格，但是即便是优秀的品格，也不能过分，一旦过分就变成孽根性了。
项茹梅眼下需要满足的是跟牛德望正式结婚。
项茹梅在跟欧阳健离婚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一定要跟牛德望结婚。项茹梅跟倪和平讲的那番话也是心里话，她当时坚决要跟欧阳健离婚的原因是不想太对不起欧阳健，或者说是不想整天背着沉重的十字架生活。在项茹梅的灵魂深处，如果自己是欧阳健的老婆，那么她跟牛德望在一起的时候就非常不塌实，非常不安心，甚至有一种罪恶感。只有跟欧阳健离婚了，她是一个自由人了，她才能心安理得地跟着牛德望。跟着牛德望驰骋商场，跟着牛德望享受荣华富贵，跟着牛德望疯狂地做爱。事实上在牛德望之前，项茹梅从来就不知道做爱是一件这么令人神往的事情。牛德望每次跟项茹梅做爱都非常投入，因为他每次都想到项茹梅是重庆市的女人，是个能够给他带来财运的女人，因此做起来就特别地投入，并且经常创造出许多新的做爱方式，常常令他们俩都耳目一新。
然而，当项茹梅一个一个愿望都实现了的时候，她又开始追求新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跟牛德望正式结婚。但是她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实现的目标。原因还是于爱琴当时在电话里面回答欧阳健的那句话：婚姻法规定一个男人不能同时娶两个老婆。当时欧阳健听了于爱琴这句话觉得很好笑，甚至觉得于爱琴那个工农兵大学白上了，居然这么没有文化，现在看来，于爱琴当初说了一个真理，而且是绝对真理，一个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逾越的真理。除非项茹梅愿意当二奶，否则她也过不了这道坎。但是项茹梅是那种甘心当二奶的女人吗？
这一天牛德望跟项茹梅疯狂做爱之后，项茹梅一边用手指在牛德望的胸前画着图画，一边说：“我现在什么都不缺了，就缺跟你正式结婚。”
牛德望听了心里一咯噔。这么多天以来，牛德望一直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问题，他知道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但是还是想着回避一天是一天，因为牛德望知道，一旦项茹梅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牛德望就左右为难了。说实话，牛德望不是没有想过跟项茹梅结婚的事，但是要跟项茹梅结婚就必须先跟于爱琴离婚，他有什么理由跟于爱琴提出离婚呢？牛德望自己都找不出任何理由。于爱琴是那种只有中国的潮州才有的那种特别贤惠的女人，贤惠到允许老公在外面吃喝嫖赌，只要牛德望不跟她离婚，只要牛德望给她家用，她就心甘情愿地在家里生儿育女，孝顺公婆。牛德望的父母是于爱琴主动提出接到深圳来想清福的。再说，牛德望现在生意的圈子主要是在深圳的潮州人，因为有于爱琴这层关系，牛德望也算是“潮州人”，而按照潮州人的规矩，男人在外面无论做什么都没关系，但是绝对不能回家跟自己的老婆离婚，否则就是大逆不道，没办法在圈子里面混了。所以，现在牛德望听项茹梅这样说，就只好打岔，装糊涂，说前几天他看见某老板从香港给他太太买了一根钻石项链，随便拿一个在玻璃上一划，马上就能划出一道印子，然后说明天我们去香港，也给你买一根。
项茹梅知道牛德望有意打岔，也就没有戳穿他，想着这种事情今天只能点到为止，欲速达而不成，于是说好，明天去香港。
但是躲过了这一次，却躲不下一次。项茹梅的各种高级首饰和私房钱已经不少了，项茹梅现在已经不稀罕这些东西了。项茹梅在公司是管资金的，现在又跟老板是这个关系，钱对项茹梅已经不是问题。男人有钱想着吃喝嫖赌，女人要那么多钱和首饰做什么？项茹梅现在想要的就是牛德望做她的正式老公。
项茹梅知道让牛德望跟于爱琴离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采取了步步逼近的方法。首先是把这件事情摆上议事日程，让牛德望始终记起这件事，然后是不让牛德望回家见他老婆让他跟于爱琴逐步疏远。现在第一步目标已经实现，牛德望果然是一天到晚都想起这件事情了。想起这件事情牛德望就感到一种内外压力。牛德望不是孤立的一个人，牛德望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一大帮亲戚朋友，无论是自己的父母还是儿女，包括中间的这些亲戚朋友，可能就没有一个人会支持牛德望跟于爱琴离婚跟项茹梅结婚，更不要说于爱琴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于爱琴在深圳有一个强大的家族，这个家族也绝对不会坐视牛德望抛弃于爱琴不管的。另一方面，从项茹梅这边说，她认为既然自己都已经为了牛德望而离婚了，那么牛德望迟早都应该为了她而与自己的老婆离婚，否则就是对不起她。牛德望现在就是在“对不起”中生活。既对不起项茹梅，也对不起于爱琴。
项茹梅现在已经开始实施她的第二步计划，就是让牛德望疏远于爱琴。但是她这一步计划受到了阻力。
本来牛德望每个星期跟项茹梅在一起六天，只有一天回去看看自己的儿女和父母。但是，就是这样，项茹梅也十分有意见，因为牛德望看望父母和儿女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看到于爱琴，只要想到牛德望能看到于爱琴，项茹梅心里面就不舒服。因此牛德望每个星期天回去，走的时候总是要闹不愉快，回来又要向项茹梅赔礼几个小时，闹得牛德望烦死了。而于爱琴那边正好相反，不管牛德望什么时候回来，不管牛德望回来的时候是什么难看的脸色，于爱琴总是早早地褒好了自己亲自动手退毛的老鸭汤，让大女儿端到牛德望的手上。
牛德望有一次对朋友说，我是贱命，不喜欢吃鲍鱼，就喜欢吃老鸭，但是外面的大酒店要么根本就没有老鸭汤，要么褒出来根本就不是那个味。朋友说：要说做老婆，嫂子真不错，项茹梅做情人或许还行，但是如果做老婆，我不知道伯父伯母能不能接受，你儿子和女儿能不能接受，你自己时间长了能不能接受。
一番话说得牛德望半天没有吭声。
项茹梅的计划并没有因为牛德望的态度而发生动摇，现在已经进展到电话跟踪阶段。只要牛德望一离开自己的视线，项茹梅马上就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地跟踪过去，特别是周末，变本加厉。牛德望是生意人，手机是不能关闭的，有一次项茹梅竟然在一天之内打了他二十次手机，终于，那天晚上牛德望没有回到他为项茹梅买的那栋别墅，并且坚决不接她的电话。
那一夜，项茹梅失眠了，失落了。失落和失眠的项茹梅想起了欧阳健临分手的时候说的那番话，那番让她差点晕倒的话。那番话引起了项茹梅对美好过去的种种回忆。这些回忆有些是清晰的，有些是模糊的，但不管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都是那样的温馨，都是那样的亲切。项茹梅甚至怀念起了下山弯，包括下山弯的晨雾和下山弯的晚霞。听王思蜀说下山弯的水坝已经被炸掉，家茶已经被砍光，下山弯人正努力恢复很久以前那遥远的下山弯，真的能恢复吗？如果下山弯都能恢复她往日的风采，那么项茹梅为什么不能恢复她与欧阳健的情感？
项茹梅动心了。动心了的项茹梅认真思考了什么是幸福，思考了金钱与幸福的关系。思考的结果是：金钱是为幸福服务的。假如一个人已经很幸福了，那么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金钱而放弃自己已经拥有的幸福。自己跟欧阳健离婚是为了幸福还是为了金钱？假如是为了幸福，那么离婚之后得到幸福了吗？假如是为了金钱，那么为了金钱而放弃幸福值得吗？


第六章平衡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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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茹梅跟倪和平和王思蜀之间的走动突然之间频繁起来。除了经常打电话之外，项茹梅甚至还主动拜访她们，并且还送给他们俩每人一部最新式的手机。项茹梅在送给倪和平手机的时候，甚至还想到了两年前倪和平送给她化妆品的情形。才仅仅两年呀，项茹梅已经反过来给倪和平送贵重礼品了。这么想着，她又记起跟牛德望的种种好处。比如花不完的钱，比如令她癫狂的床上生活，比如那种掌握全局的感觉，比如众人仰慕的目光，这些东西难道不正是自己所渴望的吗？项茹梅心里又矛盾起来。
项茹梅专门到珠海去看望王思蜀。项茹梅现在已经会开车，那时候虎门大桥还没有修好，项茹梅又不愿意绕到广州，于是直接把车子开到蛇口，连人带车一起过去，尽管花的钱比坐飞机还多，但是感觉好多了。项茹梅现在需要的不就是感觉吗？
尽管项茹梅给王思蜀带去了手机，王思蜀还是骂她，骂她钱多了烧的难受，并且故意把“烧”说成是“骚”。然而不管是“烧”还是“骚”，项茹梅都不在乎。项茹梅是学炼铁的，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知道无论是“烧”还是“骚”，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内能过高需要释放的意思。
项茹梅跟王思蜀比跟倪和平更贴心一些。项茹梅跟她说了自己心中的苦闷，或者说是自己内心的矛盾。其实苦恼也就是由内心的矛盾引起的。
王思蜀说：甘蔗没有两头甜。跟牛德望肯定很有钱，但是由于牛德望跟于爱琴很难离婚，所以你感情上肯定要遭受折磨。跟欧阳健虽然没有感情上的折磨，但是生活得很平淡，而你恰好又是不甘过平淡生活的人，比如过平淡生活的人不可能到珠海还把自己的车子带过来。
“你这不是废话吗？”项茹梅说，“我不是来听你分析大道理的，我要实实在在主意。”
“搞了半天你送手机是有目的的呀？”王思蜀说，“赶快拿走，这个主意只能你自己拿，别人帮不了你。”
“我求求你了！”项茹梅说。项茹梅说着还摇起了王思蜀的胳膊。这一摇，又把王思蜀摇到了二十年之前，于是心肠软了。
“其实我一直都是蛮担心的。”王思蜀说。
“担心什么？”项茹梅问。
王思蜀看看项茹梅，仿佛是不敢确定该不该对她说。
“说嘛，没关系。”项茹梅又开始摇起王思蜀的胳膊。
王思蜀的心肠又被她摇软了，说：“我担心你跟牛德望毕竟没有任何保障，万一哪一天他有个三长两短，或者他突然不喜欢你了怎么办？”
“他敢！”项茹梅说。项茹梅在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还咬牙切齿，仿佛牛德望真的已经不喜欢她了，并且现在就站在她的面前。
王思蜀没有说话，仍然像刚才那样看着她。王思蜀这样看了一会儿，项茹梅自己就有答案了。为什么不敢？怎么不敢？王思蜀对谢守宪不是敢了吗？我自己对欧阳健不是敢了吗？
“你的意思是”
“我没有任何意思，”王思蜀说，“要说我有什么意思，就是我当初并不赞成你跟欧阳健离婚。说实话，除了钱以外，欧阳健哪一点比牛德望差？关键是人家牛德望有老婆呀，而且他老婆于爱琴还是你同学，你这样做的时候怎么就没有考虑欧阳健的感受？没有考虑于爱琴的感受？再说欧阳也不是穷得养不起这个家。钱是没有止境的东西，欧阳健算没钱吗？牛德望算有钱吗？看跟谁比罢了。”
“那你的意思”
“我现在已经没有意思了，”王思蜀说，“现在你跟欧阳健已经离婚了，我还能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也晚了。”
王思蜀觉得什么都晚了，但是项茹梅并没有这么认为。项茹梅认为，只要用心去做，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上做不成的。就像自己当年喜欢欧阳健的时候，欧阳健身边已经有倪和平了，但是自己锲而不舍，最后不还是达到目的了吗？再说牛德望当年追我，我完全不屑一顾，但现在不是天天睡在一张床上吗？事在人为。
从珠海回来后，项茹梅给欧阳健打电话，约他出来谈女儿的事。既然是谈女儿的事，欧阳健就没有办法拒绝。
项茹梅把欧阳健约到一间咖啡屋，没有说话，直接把一包东西交给他。
“什么东西？”欧阳健问。
“存折。”项茹梅说。
“存折？”欧阳健问。
“存折。”项茹梅说，“这是我给女儿留的私房钱，存折上名字是欧阳渝丽，密码是她的出生的年月日。”
“什么意思？”欧阳健问。
项茹梅知道欧阳健会这么问。项茹梅就等他这么问。只要欧阳健这样一问，项茹梅马上就流出眼泪。项茹梅知道女人眼泪的力量。只要项茹梅眼泪一出来，欧阳健就会很紧张，就会问她怎么了。当欧阳健问她怎么呢的时候，项茹梅打算不回话，只是把自己的泪腺开得更大。等欧阳健的好奇心被充分调动起来之后，甚至有些焦急了，项茹梅才慢慢诉说自己的不幸和忏悔，然后再表达自己想和他重归于好的心意。项茹梅相信，如此这样，欧阳健马上就会与她重归于好的，因为她清楚地记得欧阳健在法院门口跟她分手时刻说的那句话：我从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就爱你，我们只是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下辈子我还娶你。真傻呀，当时干吗鬼迷心窍一定要离婚呢？
虽然已经计划好了，但是真的到临场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项茹梅没有按照自己事先计划好的思路行事，而是说：“放在你这里存着，放你这里我放心，将来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这钱你替我交给女儿。”
说到这里，项茹梅真的哭出来了。看来感情这东西不会总是按照人事先计划的路线走，感情有她自己的发展规律。像现在，该流泪的时候不流泪，不该哭的时候哭出来了。
哭出来不是项茹梅事先所计划的。项茹梅本来不打算哭的，只打算默默地流泪。项茹梅认为，默默地流泪应该比哭更能打动欧阳健，更能调动欧阳健的好奇心，更能唤起欧阳健的同情心，更能引导他问“为什么”。但是项茹梅还是哭了。看来项茹梅作为演员是不合格的，当年在加入宣传队之前，下苦工夫恶补的是音乐，不是表演，所以现在她控制不住自己的真实情感，哪怕她事先经过周密的计划也没有用。
果然，欧阳健并没有关心地问她为什么要哭，而是直接就事论事。
“我不要，”欧阳健说，“你还是直接交给女儿自己吧。”
“她不是还小嘛，”项茹梅说，“如果我现在把这么多钱给她，她就不会上进了。”
项茹梅不但没有引导着欧阳健，反而被欧阳健引导着了。
欧阳健想想也是，只好答应暂时代为保管。
既然牛德望不可能跟于爱琴离婚，既然项茹梅打算跟欧阳健重归于好，那么当她在跟牛德望在一起的时候，自然就少了往日的热情，跟牛德望在做爱的时候，也显得非常的勉强，非常的不情愿。并且男女之间的事情是互相的，随着项茹梅的热情递减，牛德望也少了往日那种激情。这时候，深圳的房地产受北海和海南的影响，也雄风不在，明显地出现了疲软，仿佛是印证牛德望关于男人做爱能力与赚钱能力是同步的高论。
项茹梅打算跟欧阳健复婚的努力还在继续，但是欧阳健似乎一直在回避着什么，自那次在咖啡屋分手之后，项茹梅又约过他几次，但每次他都推说忙，没有空，有事实事你就在电话里面说吧。项茹梅打电话给王思蜀，讨教原因，王思蜀本来不想再掺和他们之间的这些事情了，但是经不住项茹梅的锲而不舍，只好实话实说：“你以为欧阳健也是坡破屋出来的呀？你晚上跟牛德望睡在一个床上，白天又跟欧阳健谈复婚，你不觉得荒唐吗？你把欧阳当作什么人呢？”
王思蜀说话虽然很难听，但是项茹梅还是得益非浅，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电话里面跟王思蜀千恩万谢了半天。后来王思蜀跟倪和平说起这件事情，倪和平说：也亏你当过公社妇女主任，这样的话打死我我都说不出口。
“你说我讲的对不对？”王思蜀问。
“对。”倪和平说。
在得到了王思蜀的启发后，项茹梅就对牛德望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跟于爱琴离婚，跟我结婚，要么彻底分手。
牛德望对项茹梅虽然已经没有当初的那份激情，甚至也想到过跟她分手，但是当项茹梅这样正式提出来的时候，他却又犹豫了。毕竟，项茹梅是他多年的梦中情人，毕竟，项茹梅给他带来从未有过的激情燃烧的日子，毕竟，项茹梅在事业上给了他莫大的直接的帮助。而且牛德望这个人还有点迷信，他跟项茹梅最红火的时候，恰好也是他生意最红火的时候，现在项茹梅跟他关系冷了，他的生意也就冷了，如果项茹梅跟他彻底分手，那么他的生意会不会彻底黄掉呢？牛德望有点害怕了。房地产是个高利润的行业，正因为利润高，风险也就大，特别是他最近在关外买的那三百亩地，有一半的资金是从银行贷的款，本来想好了做完三通一平之后，把生地变成熟地，马上就以翻一番的价格出手，还是以“合作开发”的方式，卖给香港老板秦春泉做恒基工业园，有钱大家赚，谁知道国家对房地产降温的政策一出台，深圳的房地产业就跟断线的风筝一样，一直往下掉，要是那三百亩地不能及时出手，还清银行的贷款，光是利息就能把自己拖跨。一想起这件事情，牛德望心里就发毛，就更加不敢跟项茹梅分手。牛德望记得，当初他向信用社以一分二的高息“协议贷款”的时候，项茹梅就坚决反对，但是当时牛德望被自己曾经有过的成功和当时全国房地产形势一片大好的情景所迷惑，认为项茹梅毕竟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于是坚决那么做了，如果当初能够听取项茹梅的意见，也不至于有今天的困境了。这么想着，牛德望就不打算跟项茹梅分手。不但不打算跟项茹梅分手，而且还想跟项茹梅变本加厉地亲热，并期望通过与项茹梅变本加厉地亲热来带活自己的生意。
这么想着，牛德望就对项茹梅说：我对你的感情你是知道的，我何尝不想马上就跟于爱琴离婚？但是这件事情急不得，毕竟我跟她有四个孩子，说离婚哪能那么容易？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再困难我也要与她离婚，跟你结婚。我马上就回去跟她说，什么条件随便她说，我只要你。
说的项茹梅又晕乎了，稀里糊涂跟牛德望进入了云里雾里。牛德望这些天没有跟项茹梅好好亲热，体内的荷尔蒙积攒了不少，加上一心想着要让项茹梅叫起来，项茹梅好长时间没有叫了，只有项茹梅叫起来他的生意才能旺起来，所以打起桩来特别卖力，不仅铿锵有力，富有节奏感，而且一下一下结实的很，终于让项茹梅又欢快起来。项茹梅欢快起来，牛德望就更加欢实，俩人又在新的高度上达到了新的平衡与统一。


第六章善有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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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蜀发觉项茹梅有一段时间没有找她了，也不知道她到底是跟牛德望彻底分手了还是马上就要结婚了。心里惦记，但是又憋着劲，想着你不打电话给我我还打电话给你？这一天，突然收到一张从深圳寄来的请贴，心里想，这个鬼东西，怎么也不先来个电话？一边想着一边拆，边拆边想，是跟牛德望结婚还是跟欧阳健复婚？如果是跟牛德望结婚，自己去还是不去？不去肯定失礼，怎么说自己以前跟项茹梅和牛德望都是一个公社的、一个宣传队的、一个支部的，这种关系现在在特区的能有几个？如果这样的关系都不给面子，那么不是太没有人情味了？但是如果去，是不是太伤害欧阳健了？王思蜀暗暗希望是项茹梅跟欧阳健复婚的请贴，如果是项茹梅跟欧阳健的复婚请贴，王思蜀就没有任何的顾虑了，准时出席。
拆开一看，傻了，请贴是欧阳健的，但不是他跟项茹梅复婚的请贴，而是他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的请贴，具体地说是欧阳健跟一个叫林俐的女人的结婚请贴。
怎么回事？王思蜀马上打电话给倪和平。倪和平说她也刚知道。但是她答应马上问问欧阳健。
林俐就是项茹梅一个办公室的那个出纳，今年二十九岁，还没有结过婚，甚至没有谈过恋爱。林俐也是四川人，出生在四川广元一个小镇上。小时候的林俐聪明、漂亮、活泼，但自从十三岁那年被流氓强奸之后，就变得日益封闭，而且对男人产生了恐惧心理。在认识欧阳健之前，林俐本打算一辈子不结婚的。
林俐到深圳来的基本目的并不是想干一番事业，而仅仅是逃避。一是逃避父母，二是逃避环境。逃避父母的原因是父母老是为她操心，不是唉声叹气就是张罗着帮她介绍各种各样的男朋友。逃避环境的原因是家乡那个小镇上的人差不多都知道她小时候被流氓强奸过。尽管现在人们的贞操观已经有很大转变，不管多大的女孩都可以谈恋爱，不管多大谈恋爱都可以做爱，那种新婚之夜验红的风俗早已成为过去完成时，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对像林俐这样的无辜受害者却不肯轻易放过，仿佛女人的失去贞操原本就是一个罪恶，但如果是自愿跟人上床的，就相当于在主动坦白自首，自然宽大处理，甚至被广泛原谅和认同，而像林俐这样不是自愿的，是被流氓强奸的，就相当于被动承认犯罪事实，属于拒不坦白交代，所以要严惩，过了多少年也不会放过。没办法，林俐改变不了社会风气，因为社会风气其实是一种社会文化，改变社会文化比改变社会制度还要难，自然不是林俐之力所能达，于是只有选择逃避。
本来林俐这一辈子不打算结婚的，既然不打算结婚，那么也就不打算谈恋爱。有人说谈恋爱的理性原动力是为了将来结婚，感性原动力是为了满足对异性的渴望，而林俐既不打算将来结婚，也从来都没有对异性有过什么渴望，不但没有什么渴望，反而还有点厌恶，所以当然也就不用谈恋爱了。幸好深圳女多男少，在公司里面只要女人自己不主动孔雀开屏，一般不会遭受围剿。林俐喜欢深圳，特别喜欢深圳这种宽松的环境。宽松到女孩身边有男人没人注意你，女孩身边没有男人也没有人注意你，绝对不会发生家乡那种如果到了该结婚的年龄还没有男朋友就会被人背后议论甚至当面被刨根问底的尴尬。所以林俐在深圳觉得很开心，至少比在家乡开心，开心到她慢慢已经忘记了十三岁那年发生的悲剧。但是，林俐的安宁在一个平平安安的夜晚被打破了，那个平平安安的夜晚就是平安夜。
平安夜那天，林俐注意到了欧阳健。林俐注意到欧阳健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欧阳健是她顶头上司的老公。女孩注意到自己顶头上司的老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注意到欧阳健之后，林俐就深深感觉到他的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不仅在于他的外表，外表像欧阳健这样体面而温文而雅的男人林俐也见过。欧阳健的与众不同甚至还不仅在于他的气质，气质像欧阳健这样文质彬彬不卑不亢的人林俐也遇见过。林俐所注意到的欧阳健的与众不同在于他的安静，这种安静是从内到外的，是彻底的心静。这种安静是林俐所喜欢的，也是林俐很难见到的。
林俐喜欢深圳，喜欢深圳的宽容，喜欢深圳人不打探别人的隐私，不关心别人的秘密。林俐认为这也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只有在深圳这个特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才能产生。这是一种林俐所渴望的文化。林俐有时候天真地认为深圳是专门为她而打造的。林俐打算在深圳生活一辈子。但是深圳也有林俐不喜欢的地方，林俐不喜欢深圳的快节奏。深圳的吃饭是快节奏，走路是快节奏，做事情是快节奏，甚至交朋友都是快节奏。深圳提出的标语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林俐认为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分，一旦过分了就变味了。林俐发觉深圳人一天到晚都急吼吼的，好像来深圳的目的就是赚钱，快快赚钱，越快越好，赚到手之后马上走，不是回内地就是去国外。仿佛每个人都是一部赚钱的机器，整个深圳就是当年美国的旧金山。这里没有人养信鸽，深圳人养鸽子是为了杀了吃的。这里没有人斗蛐蛐，没有人遛鸟，没有人唱大戏，没有纯粹是为了爱好而摆弄乐器。总之，这里缺少玩家，缺少悠闲，缺少安逸。这一点林俐不喜欢。林俐不是把深圳当作一个驿站，而是当作生活的乐园，既然是生活的乐园，那么就不要那么急吼吼，就应该尽情享受生活，就应该悠闲自得，就应该有田园般的安宁。林俐认为她才是真正地热爱生活，真正地热爱深圳。林俐认为，只有把深圳当作生活的乐园而不是把她当作淘金场的人才是真正热爱深圳的人。林俐自认为她就是这样的人。
林俐也需要金钱，但是林俐不需要很多的金钱。林俐需要金钱的目的是在深圳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然后安心地生活。林俐发觉租房子住没有安全感，租房子的人老是要搬家，不仅自己烦，而且别人对你也缺乏信任感。林俐已经打算明年按揭一个一房一厅的小房子，然后慢慢供楼。林俐的目标虽然并不宏伟，但是非常实际，实际到只要不发生意外就肯定能够实现。所以她并不需要额外地挣钱，更不需要急吼吼地快速赚钱。
林俐本来是个活泼的女孩，但是十三岁以后她就变的很少与人交往了。林俐不认为是她自己封闭自己，而是周围的人把她当作另类看，久而久之，林俐也就学会了耐住寂寞。来到深圳之后，在新文化的滋润下，林俐的本性得到了释放，也开始与人交往，但是她发现很难找到知己，因为大家都忙着赚钱，一切都是从赚钱的目的出发，连交朋友都不例外。这里的很多人交朋友首先考虑对方对自己的将来有没有用，有用的就使劲巴结，没用的就尽量少来往。所以，除了与他们有业务往来的几个公司的有关人员外，林俐在外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朋友。平安夜那天欧阳健的出现，算是让林俐在茫茫沙漠中看见一片绿洲。林俐发现，欧阳健就是那种心静如水的人，这种人在内地并不少见，特别是内地的一些文化事业单位里面，这种人更不稀罕，但是在深圳就十分难得，难得他在深圳这样一个喧闹的环境中还能保持一个悠闲自得的心态，还能保持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安宁。
那天晚上欧阳健的一曲小提琴独奏《梁祝》，更证实了林俐对他的看法。林俐相信，只有保持心静如水的人，才能奏出这么舒缓悠扬的乐曲。林俐虽然自己并不会拉小提琴，但是她能够从演奏者的优美旋律中感悟他的心境。那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心境，那是一个能纳百川的心境，那是一个宠辱不惊的心境，那是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境，那是一个高尚的心境，那是一个纯粹的心境。林俐悲叹，这是一个只有她能读懂而她的顶头上司项茹梅根本就读不懂的心境，但是偏偏欧阳健就是她顶头上司项茹梅的老公。
从那天之后，凡是项茹梅跟别人当面或者是电话里谈起自己丈夫的时候，林俐就自然而然的支起耳朵，从项茹梅的这些谈话和抱怨中，林俐知道项茹梅不喜欢她的老公，不喜欢的原因是欧阳健不求上进。林俐对此一点也没有吃惊，因为欧阳健跟项茹梅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林俐同时也感到了一种不平。什么是上进？难道只有拼命赚钱就是追求上进？像欧阳健这样安居乐业就不是追求上进？
在项茹梅跟欧阳健闹离婚的那些日子里，项茹梅跟别人的谈话或者是电话中关于欧阳健的信息多了起来，林俐也从这些信息中获知他们要离婚的事。林俐觉得项茹梅很傻，这样的好老公还要闹着离婚，不是很傻吗？但是她又暗暗地为欧阳健庆幸，觉得项茹梅实在是配不上欧阳健，这样的老婆不要也罢。
有一天中午，欧阳健打来电话，找项茹梅。项茹梅不在，项茹梅跟牛德望出去吃饭了，电话是林俐接的。那是林俐第一次跟欧阳健对话。
“项茹梅吗？”
“不是，”林俐说，“她不在。您是欧阳老师吧？您好。”
“你好。”欧阳健说。
“我认识您的。”林俐说。
“是吗？”欧阳健说。
“我听过您拉的小提琴，”林俐说，“您拉的非常好。”
“哪里。”欧阳健说。欧阳健显然没有心思接受别人的恭维，但是做人的礼貌使他不得不应付着。
“只有非常高尚非常纯粹非常坦荡的人才能演奏出那种行云流水般的优美音乐。”林俐说。
欧阳健心里动了一下，尽管他根本没有打算接受任何人的恭维，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到位的评价，欧阳健还是舒坦了一下，仿佛这些天他一直被乌云笼罩着，现在突然出现了一缕阳光，使欧阳健的心里终于亮堂了一下。
“谢谢！”欧阳健说，“你叫什么名字。”
“林俐。”
“谢谢你，林俐。现在能够懂得欣赏音乐的人可不多呀。”欧阳健说。
“懂得欣赏人的人更少。”林俐说。
欧阳健愣了一下，不知道是一下子没有听懂林俐的话，还是听懂了她的话而想起了更多的东西。
“您和项总监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林俐说。说的声音非常小，仿佛并不想让欧阳健听见。但是欧阳健肯定还是听见了，因为林俐从电话里面听到了他轻轻的叹气声。
“其实，”林俐说，“其实项总监能够嫁您那是她的福分。”
欧阳健没有说话，还是轻轻地叹气。
“其实谁嫁给您就是谁的福分。”林俐说。
林俐和欧阳健到底是什么时候好上的，以及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好上的，没有人知道。倪和平和王思蜀不知道，项茹梅和牛德望也不知道，他们都是在欧阳健和林俐结婚的时候才知道。好在结婚是他们俩自己的事，与别人知道还是不知道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他们俩觉得好就行了。而事实上，他们俩结婚之后的感觉非常好。直到林俐跟欧阳健正式结婚了，她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并不都是强奸犯，她才知道两性生活其实也可以是非常美妙的，也可以是给双方都能带来愉悦的。婚后，丈夫欧阳健总是小心翼翼，生怕伤着她，连新婚之夜床上的事情都小心翼翼。林俐受过伤害的事情欧阳健已经听说了，是听林俐自己说的。在深圳，除了林俐自己以外，好像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情，至少在欧阳健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欧阳健只能听林俐自己说。欧阳健听说她的这些遭遇之后一点没有看不起林俐，相反，他觉得林俐是世界上最纯洁的姑娘。连王思蜀也跟倪和平说：是啊，二十九岁了，有过一次，还不是自愿的，当然纯洁。
欧阳健下决心要好好保护林俐，好好爱护林俐，要让她开心，要让她幸福，要让她心里充满阳光，要让她从此过上再也没有委屈的生活。
新婚之夜，林俐说：“我嫁给你是我的福气。”
欧阳健说：“我能娶到你是上帝对我的关照。”
王思蜀跟倪和平说：这叫善有善报。


第六章彻底的失败（1）

28
欧阳健是利用学校放寒假的日子来筹备他和林俐的婚礼的。这次结婚对欧阳健来说是第二次，第一次结婚的时候条件有限，非常简单，第二次他不想再简单了。再说这次结婚对林俐是第一次，为了林俐，欧阳健不打算马虎。既然欧阳健不打算委屈林俐，那么这次婚姻他就要好好操办一下。
不管项茹梅怎样装作若无其事，自己的部下和前夫结婚对她来说都是一件难堪的事。难就难在她现在跟牛德望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如果项茹梅跟牛德望已经结婚了，是正式的夫妻了，那么欧阳健跟林俐结婚，项茹梅一点都不难堪，不但不难堪，说不定她还很高兴，没准一高兴送他们一个贵重礼物也不一定。但是现在她跟牛德望没结婚，不但没有结婚，而且好像还根本就结不了婚，这就不能不让项茹梅感到难堪，甚至还感到难看，并且这种难堪和难看还导致她的愤怒。
在欧阳健和林俐筹备结婚的日子里，牛德望也变得小心翼翼，生怕项茹梅借故跟他歇斯底里。最近项茹梅在牛德望面前已经两次歇斯底里了。好在这一次项茹梅还保持了理性，或者说人在大悲的时刻反而异常的冷静。
项茹梅向牛德望建议：我们带着女儿欧阳渝丽回重庆耍一次吧。
“好。”牛德望说。
倪和平也觉得项茹梅这件事情处理的还比较有水平。既可以回避，也可以获得心理上的某些平衡。
牛德望现在对项茹梅好像惟命是从，他这种表现不仅是怕项茹梅歇斯底里，也确实是对项茹梅心存感激。
要说牛德望的迷信也有碰巧的时候。前段时间牛德望跟项茹梅重新和好之后，深圳的房地产果然又有所回升。香港的秦老板说话倒也算数，还是把牛德望关外的那块由生变熟的地买过去。秦老板买过去的目的是做工业区，做工业区的目的不是他自己要在那里开很多的工厂，而是把自己的建设的标准厂房租给他香港的朋友开工厂。秦老板做生意的观点与牛德望一样，只赚属于自己的那一段利润，不要眼睛盯着合作方的利润。在秦老板看来，牛德望赚地皮的钱，他赚出租厂房的钱，他的那些朋友赚加工出口产品的钱。各得其所，有钱大家赚。秦老板以前在蛇口跟鱼工贸合作过，在蛇口南山脚下的沿山路开发了一片标准厂房，并由此引来一批香港客商。这些客商把写字楼放在香港，把工厂建在蛇口，生产同样的产品，成本比在香港低许多。秦老板现在又把眼睛盯在了关外，认为在关外开工厂比蛇口更合算。关外的限制更少，人工费用更低，所以在关外建设工业区更有市场。秦老板的开价比牛德望原来预想的低了许多，如果按这个价成交，刨去银行“协议贷款”利息和平整土地的费用，牛德望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润了。于是他就有点犹豫，想着不赚钱做什么生意呀？这时候项茹梅苦口婆心，建议他马上出手。基于“迷信”，想着项茹梅是自己的福星，牛德望照办了，谁知刚刚出手，房地产马上进一步回落。牛德望觉得是项茹梅帮着他又躲过一劫，于是就高高兴兴陪着项茹梅和欧阳渝丽回到重庆。
回到重庆之后，欧阳渝丽住到爷爷奶奶家，项茹梅和牛德望则住进重庆大酒店。虽然项茹梅的父母早已搬出了坡坡屋，住进了嘉陵新居，完全有能力安排他们的住宿，但是项茹梅和牛德望还是选择住大酒店。
住大酒店而不住自己父母的家似乎已经成了深圳有钱人回内地的习惯做法，这也是深圳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习惯有它的合理性。住酒店方便，随意，可以享受服务，便于接待朋友。如果是住父母那里，一方面不好意思让父母照顾自己，另一方面如果有朋友来探望，是探望他们还是探望父母大人？是带礼物还是空手？但是，这种好习惯这一次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方便，不但没有带来方便，反而还带来了麻烦。他们没有想到当时的重庆还执行旧的治安管理与处罚条例，住宿登记的时候还问他们是不是夫妻。他们愣了一下，说是夫妻，但是说的不是理直气壮。晚上查房，别的房间没查，直奔他们这个房间来。其实那天牛德望跟项茹梅还真没有睡在一个床上，但是就是这样，也被警察隔开询问。询问他们是做什么的，询问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询问他们知道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好在他们当时还没有糊涂，回答还算基本一致，既然基本一致，就证明他们不是卖淫嫖娼，再加上牛德望声称自己是来重庆投资的，于是教育了一番，从轻发落。
虽然从轻发落了，但是这件事情给项茹梅心理上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把他们本来想极力掩盖和回避的事实一下子全部斗落出来，并且斗落得清清楚楚，能不恼火吗？恼火的后果是提前返回深圳。
回到深圳后，项茹梅把满腔的悲愤全部发泄到牛德望身上。发泄的方式不是歇斯底里，而是非常冷静地跟牛德望摊牌：要么跟老婆离婚，我们正式结婚，要么分手。并且项茹梅说到做到，马上就跟牛德望分开，碰都不让牛德望碰了。
牛德望哄了几天，没效果，也烦了，感觉到这样也确实是太委屈项茹梅了，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于是想着长疼不如短疼，再说总不能老是在“对不起”中生活一辈子呀。既对不起项茹梅，也对不起于爱琴，搞的身心憔悴，体力不支，算了，分手算了。
“怎么分？”项茹梅问。
“随便你。”牛德望说。
“什么叫随便我？”项茹梅说，“我说公司给我一半的股份你同意吗？”
“别墅给你，”牛德望说，“另外再给你一百万。”
“一百万？”项茹梅说，“打发叫花子呢。”
“那你说多少？”牛德望问。
“感情上的账就不算了，”项茹梅说，“算也算不清楚，你就把这些年我给你节约和额外赚的钱给我吧。”
“那是多少？”牛德望问。
“多少你自己难道不知道？”项茹梅反问。
“那就再给你加一百万吧。”牛德望说。
“没门！”项茹梅火了，“这些年老娘帮你偷的税也不止这个数！”
牛德望听出项茹梅的话里面带有威胁的成分，他没想到项茹梅说出这样绝情的话，也很气愤，差点想找黑社会把她杀了。但项茹梅早有准备，项茹梅已经写了几份遗嘱分别放在几个朋友那里，而且遗嘱上都附上牛德望这些年违法乱纪的凭据，牛德望没办法，把柄捏在项茹梅手中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五百万现金和一套别墅的代价彻底分手。
与牛德望分手之后，项茹梅自然不能再在牛德望的公司里担任财务总监了。事实上，她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别墅里发呆了一个月，思前想后，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彻底体会到了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的滋味，最后，决定放下架子，主动找欧阳健重归于好。



第六章彻底的失败（2）

决心是下了，但是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主要是不好意思转弯，于是，借口商量女儿的事，约欧阳健见面。
既然是商量女儿的事，欧阳健当然不能拒绝，只好如期赴约。
见面的地点是咖啡厅，咖啡厅暧昧的灯光和舒缓的背景音乐总能与人的情感发生联系，最能引发旧梦重温。但是，无论是项茹梅如泣的叙述还是灯光音响的烘托，都没有能唤起欧阳健的旧梦。最后，连这样的约会欧阳健都不给予了。欧阳健说：有什么事你电话里说吧。
怎么能电话里面说呢？项茹梅其实就是想见见欧阳健，只要能见面，哪怕是什么话都不说，就是看看欧阳健坐在那里静静地喝咖啡，项茹梅都觉得心里舒服。但是，就是这样的机会欧阳健也不能给她了。欧阳健现在与林俐恩恩爱爱，形影不离，一点机会都不给项茹梅。欧阳健在电话里面明确地对项茹梅说：你可以不对我负责，但是我不能不对林俐负责。
项茹梅只好进一步放下架子，直接找倪和平和王思蜀，电话里面哭，当面哭，对她们说自己当时是一时糊涂，现在已经非常后悔，如果现在欧阳健能够再回到她的身边，哪怕要她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哪怕当牛做马，她也愿意，并且反复强调，她现在对欧阳健的感情比当年在大巴山区还要强烈。
倪和平和王思蜀交换了看法，她们相信项茹梅说的是真话。
“也真是她，”倪和平说，“我做不出来。”
她差点就说“只有坡坡屋出来的人才能做的出来”，但是还是忍住了，怕伤及无辜。
“我也是。”王思蜀说。
尽管她们都相信项茹梅情感的真实性，甚至都有点感动，但是在“帮忙”的问题上，实在是无能为力。
“你们怎么了？”项茹梅哭着问，“不是说劝和不劝分吗？”
倪和平和王思蜀互相看看，然后又看看项茹梅。
“是劝和不劝分，”王思蜀说，“当初你跟欧阳健是夫妻，我们劝你不要离婚，现在欧阳健跟林俐是夫妻了，难道你让我们劝他们分开？”
“他们是夫妻？”项茹梅问。问的声音很大，特别是“他们”两个字，做了重音处理，听起来仿佛是指责王思蜀胡说八道。
王思蜀不敢再说了，她担心项茹梅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怎么连欧阳健跟林俐已经结婚，他们是合法的正式夫妻这个事情都不知道。
三个人这样沉静了一会儿，倪和平说：“我们都是中年人了，也都受过高等教育，每个人都有对自己行为负责任的能力。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酿的酒只能自己喝。”
倪和平说的非常平静，但是说的也非常坚定。她既不想伤害项茹梅，同时也想告诉项茹梅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倪和平本来还有话要说的，说如果谁都可以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这个世界不是乱套了？维持社会平衡的不光是法律和制度，更多地是依靠伦理和道德。但是她只是心里这么想了，而并没有真说出口，她觉得项茹梅自己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项茹梅当然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她仍然不甘心，于是，打出了手中最后的一张牌，就是女儿牌。
项茹梅希望欧阳健看在女儿的分上，重新考虑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威胁说：女儿是判给她的，凭她现在的经济实力，完全有可能把女儿带到国外，让欧阳健永远见不到欧阳渝丽，并且说到做到，马上就张罗着给女儿改名字。
这张牌果然威力巨大。项茹梅打出来之后，欧阳健就真的重新考虑了一番，但考虑的结果是仍然不能跟项茹梅重归于好。
“我是要对欧阳渝丽负责，”欧阳健对倪和平说，“但同时也要对林俐肚子里面的孩子负责。手心手背都是肉呀。再说，欧阳渝丽已经大了，而林俐肚子里的孩子还没有出世，我不能让他一出世就没有父亲。”
当倪和平把这段话原原本本地转告给项茹梅的时候，项茹梅感到有点绝望了。她摆出可怜相，求欧阳健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无论无何再跟她见一面。
欧阳健不想做得太绝，答应了。当项茹梅看见欧阳健是与林俐手挽着手来到咖啡屋来赴约的时候，项茹梅彻底绝望了，她知道再恢复与欧阳健的感情已经不可能，于是当着林俐的面，摆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说拉倒，把钱还给我。
“什么钱？”欧阳健问。
“我存放在你那里的钱。”项茹梅说。
“你存放在我这里的什么钱？”欧阳健问。
“准备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留给欧阳渝丽的钱。”项茹梅说。
“你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肯定会对女儿负责的，”欧阳健说，“有钱没钱我都要负责。但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存了什么钱在我这里。没有。绝对没有。”
“你说什么？！”项茹梅问。这一次项茹梅的声音更大，并且对重音也做了特别加强，但是重音放在了后面，即放在“什么”上，仿佛她根本不相信欧阳健会说出这样的话。
项茹梅确实不相信欧阳健能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欧阳健确实说出了这样的话，而且说的非常坚决，非常肯定，非常坦然，以至于有那么一刻，项茹梅甚至都怀疑是不是自己记错了。
项茹梅清醒过来之后，找到倪和平，找到王思蜀，找到顾大尉，甚至把他们在深圳、珠海、广州、香港的那些当年插队的所有知青都找到了，请他们评理。但是欧阳健一口咬定没有这笔钱。王思蜀以及其他朋友当面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背后都异口同声地说：欧阳健绝对不会是这种人，肯定是项茹梅自己疯了。
项茹梅真的疯了。不是因为那一百多万块钱，而在于她的绝望，彻底的绝望。在于她做人的失败，彻底的失败。在于她失去了朋友和亲人的信任，彻底的不信任，包括自己的女儿对她的不信任。女儿欧阳渝丽承认父亲有怯弱的一面，但是她绝对不相信父亲欧阳健是那种辜负母亲的信任而把委托保管的钱财占为己有的人。女儿虽然没有说，但是她跟其他人的观点差不多，也认为项茹梅疯了。既然女儿都认为项茹梅疯了，项茹梅跟真的疯了有还有多大的区别呢？事实上，当周围的人都认为一个人是疯子的时候，这个人就等于是疯子，管她实际上到底是不是疯子。


第六章刻骨铭心（1）

29
人们常说世界上最可怜的病就是精神病，因为精神病相当于一个人大脑坏了，或者说相当于一个没有了思想，人得了其他的病，不管是什么病，他总还是人，比如一个人没有腿，或者没有手，甚至没有眼睛，他总还是人，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了思想，那么他或者是她，还是人吗？或者说他还有人性吗？
项茹梅虽然“疯”了，但是疯的不是很彻底，因为她还有人性，至少还有“性”，甚至比以前更加有“性”。可能为了证明自己还确实是人，自从“疯”了之后，项茹梅更加张扬自己的性。张扬的方式是不断地找人性交。反正她已经“疯”了，既然已经“疯”了，那么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不想做什么也可以做什么。“做什么”当然包括“做爱”。
项茹梅发觉，做“疯子”的感觉真好，好就好在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不负责任。其实这也是一种解脱，甚至是一种超脱。许多正常人不敢做的事情，疯子可以做，正常人不敢说的话，疯子敢说。项茹梅自从“疯”了之后，就非常敢说，也非常敢做。比如她敢说其实从人性上来说，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男人喜欢玩年轻漂亮的女孩，女人，特别是像她这样的中年女人，其实也喜欢玩年轻英俊的男孩。项茹梅就曾经公开地说，当他看见年轻英俊的男孩的时候，她就想跟他们做爱，并说她最喜欢看见年轻英俊的男孩在她身上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样子。每当这个时候，她就感到自己非常成功，甚至比当年的武则天还要成功。武则天当年身边不就两个少年吗？老娘现在一天就可以换两个。
项茹梅不是瞎吹的，她真的常常玩年轻英俊的男孩。她发现，男人只要有钱，不管多老，不管多丑，照样可以玩年轻漂亮的女孩。她说女人也一样，女人只要有钱，不管多丑，也不管多老，照样可以玩年轻英俊的男孩，况且她感觉自己并不老，也不丑，所以更有资格玩年轻英俊的男孩。项茹梅甚至发现，这个世界上的贪钱的男人并不比贪钱的女人少，有多少敢于为金钱出卖自己的女人，就有多少敢于为金钱出卖自己的男人，说不定还更多，至少给她的感觉更多。项茹梅就经常把一些年轻英俊的男孩带到自己的那栋别墅里面玩。这个别墅曾经是她和牛德望的爱巢，现在爱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巢还在。为了让巢重新充满爱，恢复“爱巢”的本来面貌，她必须把一些敢于出卖自己的年轻英俊的男孩带到别墅里来。反正女儿住校，反正自从牛德望从这里滚出去之后，她就跟女儿调换了楼层，把三楼作为女儿的闺房，反正她只要记着不允许男孩上三楼就行，因为三楼是女儿闺房，项茹梅不能让这些敢于出卖自己的男人沾污女儿圣洁的闺房。从这一点上看，项茹梅是疯而不糊涂。
其实到项茹梅别墅来的男人未必都是冲着她的钱来的。项茹梅为此还专门做过实验，实验看看她不花钱，就是凭自己的魅力，到底能不能吸引男孩。
那天项茹梅去海边餐厅喝早茶，看上了一个鼻梁挺直的男孩。不知怎么，项茹梅一看到那个男孩笔直的鼻梁，马上就联想到男孩挺拔的生殖器。本来项茹梅是打算直接拿钱来交换的，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不给钱，也能跟这个男孩做爱，那么就说明自己还是有魅力的。于是，临走的时候，项茹梅问老板娘：你们这里送不送餐？
“当然送。”老板娘说。
“好，”项茹梅说，“马上给我送一份排骨饭到四十七号别墅。”
说着，当场就预付了餐金，项茹梅在预付餐金的时候，指着那个鼻梁挺直的小伙子说：“让他送，好吗？”
老板娘愣了一下，马上就说，没问题。
大约一刻钟之后，当小伙子把排骨饭准时送到别墅的时候，项茹梅已经变戏法一样穿了一件白色的浴衣来开门，并且头发是湿的，像是刚刚洗澡洗了一半。
“哎呀你来的正好，”项茹梅说，“我刚洗了一半，喷头坏了，正好你帮我看看。”
小伙子随项茹梅来到洗澡间后，果然见喷头掉了，并且在帮着项茹梅一起把它重新安装上去的时候，还发现项茹梅身上的浴衣也掉了，于是，小伙子慌了，赶紧说对不起，仿佛项茹梅身上的浴衣是他扯掉的。
“不行，”项茹梅说，“你已经看见了。”
“我不是故意的。”小伙子说。
“不是故意的也不行。”项茹梅说。
“那怎么办？”小伙子问。问的声音有点颤抖，不知道是紧张的颤抖还是有点控制不住的颤抖。
“除非你也让我看看。”项茹梅说。说着，就动手脱小伙子的衣服。
当项茹梅把小伙子的内裤脱下来的时候，果然见到一个比他鼻梁更直的东西猛地弹了出来。那一刻，项茹梅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不知道是因为证明自己成功的激动，还是生理本能的激动。但是有理由激动，因为她确实成功了，而且也确实得到了生理的满足，因为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几乎每天都去那个海边餐厅喝早茶，并且每天都要一份送餐，而且老板娘非常识趣，每天都指派那个小伙子送，更重要的是，小伙子每次来了之后都直奔主题，连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让项茹梅充分感觉到了自己的魅力。
这个小伙子给项茹梅的感受还不是最刻骨铭心的，最刻骨铭心的是一个在证券公司做投资顾问的小伙子。那个小伙子亲口对项茹梅说：他最讨厌那些年轻的小姑娘，一点深度都没有，不象项茹梅，成熟，稳重，懂感情，有深度，如果项茹梅愿意，他宁可一辈子守在项茹梅的身边。小伙子不但说，而且做。所谓的“做”，就是亲身测量项茹梅的实际深度。
那一天，项茹梅闲的无聊，决定开车出去转转。项茹梅发现，车也是有生命的，养车就跟养狗一样，也经常带它出去转转，要是车子老是放在车库里面不动，它也会生病的。于是，项茹梅实在没有事情的时候，经常开车出去转转。或许是天意，那天项茹梅转着转着就转到了一个证券公司营业部的门口，还没有想好是不是停下，就看见一个小伙子跑过来热情地引导她停车。如果这个小伙子是保安，那么项茹梅可能就没有什么奇怪，因为项茹梅无论把车转到哪里，哪里的保安都是这样热情地跑过来引导停车，但是今天这个小伙子不像是保安，不仅穿衣服不像，而且气质也不像，于是就引起了项茹梅的好奇，于是本来并没有打算在这里停车的项茹梅就干脆在这里停车了。
车子停好之后，小伙子热情并没有减退，而是毕恭毕敬呈上自己的名片，名片上的职务是“投资顾问”，果然不是保安。不是保安就好，不是保安就说明项茹梅的判断是正确的。既然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她就有点得意，得意也是一种惬意。带着这种惬意，项茹梅跟随投资顾问到证券营业部看看。
投资顾问很热情，大姐长大姐短的叫个不停，并且不厌其烦地回答项茹梅提出的各种问题，当项茹梅离开的时候，小伙子不但一直把他送到楼下，而且还主动帮她交了停车费。虽然五块钱在项茹梅眼里根本就不是钱，但是项茹梅感觉到了自己的所受到的尊敬与尊严。项茹梅现在需要的正是这种尊敬与尊严。
项茹梅是个不愿意占别人便宜的人，第二天再来的时候，主动请小伙子吃了个饭。
吃饭的时候，小伙子说：做股票是最省事最安全的投资。
“为什么？”项茹梅问。
小伙子说：“省事就不用说了，没有任何部门任何个人能找到你任何的麻烦，有的就是别人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


第六章刻骨铭心（2）

小伙子说的没错，这个项茹梅相信。项茹梅以前在牛德望的公司里当财务总监，充分体验到了政府个部门对企业不厌其烦的“服务精神”，不要说工商税务了，就是劳动仲裁机构、残联和卫生检疫这样的部门，都体现了对企业的热情关注，关注的方式是给企业找麻烦，让企业充分意识到他们每个部门都重要，企业都不能小瞧他们，都要重视他们，至于怎样“重视”，作为财务总监的项茹梅最清楚了。相比较起来，做证券投资可能确实没有这么些麻烦事。项茹梅来证券公司营业部才两次，还没有做任何实际的投资，就已经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热情服务。不仅停车有人抢着买单，连中午吃饭都是免费的。关键是态度，有时候态度能给人关爱，能给人尊严。项茹梅现在特别需要这种关爱和尊严。
“这个我知道，”项茹梅说，“为什么说是最安全的呢？”
小伙子说：“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你在这里开户，一定要用你自己的身份证来办理股东代码，您可以自己买卖股票，也可以委托我们替您买卖股票。但不管是您自己买卖股票还是我们帮您买卖股票，钱永远是您自己的，只有您本人拿着身份证来，才能提取和转走现金。事实上，钱放在证券公司相当于放在银行里面，是绝对安全可靠的。”
大约是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说法，小伙子在吃过饭之后还专门把项茹梅引见给了他们的老总。老总是个跟小伙子年纪差不多大的大小伙子，名片上注明的学位是国际金融博士，从气质上看不是博士就是硕士，反正是“士”就行。小伙子很知趣，在项茹梅跟老总谈话的时候，还有意出去了一会儿。
老总告诉项茹梅：“安全是没有问题的，钱放在这里跟存在银行是一样的，连利息都一样。但是真要做投资，我建议您谨慎一点，先看看，不要急于做投资，现在外面骗子太多了，凡是要投资的事情，宁可慢一点。”
听的项茹梅当场就对他们产生了一种信任。
当项茹梅把三百万保证金放入证券公司之后，老总又对项茹梅说：“您是新手，我建议您先看三个月。”
项茹梅说好。
老总又说：“这三个月我可以帮您做短期放贷，就是您跟我们签一个委托理财协议，三个月内我保证按每月千分之八的回报给您，年息就差不多百分之十了，比存银行合算。”
项茹梅是做财务总监的，这个账她当然会算，但是正因为会算，所以她更加不放心。
项茹梅问：“本来我的钱就是存在你们这里的，你们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干吗还要跟我签什么委托理财协议，不是多此一举吗。”
“碰到行家了，”老总说，“小姐您一定是学财经的吧。”
“不是，”项茹梅说，“但是我做过财务。”
“难怪呢，”老总说，“别的小姐一听能多拿利息，连问都不问。好，我就喜欢跟聪明的人打交道。既然您是内行，我就实话告诉您。这个钱不是我们用的，我们证券公司其实只充当了一个中介作用。您借给我们的钱，我们其实是反过来再借给其他大户的，我们借给其他大户的利息是千分之十，我们还赚两个点呢。”
“借给其他大户？”项茹梅问。
“是的，”老总说，“借给其他大户。这种做法叫透资。”
透资项茹梅懂，项茹梅两年前就帮着牛德望做过信用卡透资。
“那么要是大户到时候不能还呢？”项茹梅问。
“没关系，”老总说，“从您那边讲，你的钱是委托我们证券公司理财的，所以不管大户还还是不还，我们都必须按时还您，不但按时还您，而且还要按时支付利息。从我们这边来说，反正大户的钱是在我们掌握之中的，他不还钱我们就不让他把钱转走，必要的时候可以强行卖掉他的股票，这种情况叫平仓。”
最后，老总还向项茹梅解释：签协议的原因是对双方一个约束，否则你中途就把钱转走或者要拿钱炒股票怎么办？
“那么签了协议我就不能拿这个钱炒股票了？”项茹梅问。
老总愣了一下，说：“原则上在协议期限之内这个钱您是不能动的，否则我们干吗要给您那么高的利息？所以我建议您只存三个月。”
后来，项茹梅还是没有贪图那点利息，没有搞什么协议存款。既然想来炒股票，眼睛就不能盯在千分之八的利息上。项茹梅听从了投资顾问的建议，直接拿这三百万炒股票。当项茹梅拿这三百万炒股票的时候，投资顾问对项茹梅的热情由地面发展到了床上，并且说了那番让项茹梅刻骨铭心的话，于是，项茹梅干脆把交易密码交给了投资顾问，反正股东代码是项茹梅自己拿身份证去办的，并且做了特别说明，任何提取现金和转帐行为都必须她本人持身份证才能办理，如此，即便小伙子有什么不良企图，也绝对动不了她的资金。
大约三个月之后，项茹梅感觉投资顾问对她的热情有所减弱，减弱的标志是小伙子对项茹梅的深度已经彻底了解了，所以不需要再测量了。项茹梅是敏感的，敏感的项茹梅决定提前收回操作权，于是偷偷地更换密码，同时顺便查一下自己的帐户。
一查，吓一跳，才三个月时间，三百万资金就剩下八十万了。怎么回事？项茹梅找到证券公司，证券公司打出对帐单，没错，是只剩八十万了。
“炒赔了？”项茹梅问，“能赔这么多？”
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看了一下对帐单，说：“没有赔多少。”
“多少？”项茹梅问。
工作人员计算了一下，答复：“总共大约赔了三十万吧。”
“那还有将近两百万呢？”项茹梅问。项茹梅当过财务经理和财务总监，这个帐她会算。
“全部消耗在交易费和印花税上了。”工作人员说。
“不可能！”项茹梅说，“我知道，这些费用才千分之六。”
“是千分之六，”工作人员说，“但是你每天都来来回回满仓买进卖出，三个月下来就是这么多。对帐单在这里，您自己看嘛。”
项茹梅看了，是这么多，同时她还知道，证券公司将这些费用大部分返还给那个拉来客户的小伙子了。项茹梅再找那个只喜欢成熟女人的小伙子，已经不见踪影，再说就是找到又怎么样？


第六章清醒

30
一下子损失两百多万之后，项茹梅清醒了，或者说项茹梅不疯了。
项茹梅冷静地思考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她不怨任何人，包括不怨牛德望和欧阳健，甚至还不怨她自己。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至少是自己的性格决定的，而性格是不容易轻易改变的。她甚至觉得性格也没有好坏之分，只存在更适合做什么的问题。项茹梅从这些年自己所走过的路入手，仔细客观地分析了自己的性格，觉得自己的性格可能更适合做独当一面的开拓性工作，或者说做需要不断进取性的工作，具体地说就是更适合做生意，因为做生意不进则退，更容易激励人的奋进精神。
项茹梅把自己手上的资金和资产盘算了一下，决定卖掉别墅，套回现金，然后在国商大厦买了一个可以居住带办公的商住楼，并且叫正好已经下岗的哥哥过来帮忙，自己开一家建筑材料公司，就是当年牛德望要欧阳健开的那种公司。
项茹梅在牛德望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干了这么多年，知道深圳是个正在建设中的城市，过去建设，现在建设，将来还要继续建设下去。
项茹梅认为自己非常适合做建材生意。项茹梅跟着牛德望这些年，认识了很多做房地产的朋友。项茹梅坚信这些朋友将来都是她的客户。当然，第一客户还是牛德望。
项茹梅在正式开张之前，想找牛德望谈谈自己的想法。她有一种自信，自信牛德望肯定会支持她。果然，牛德望发现项茹梅不“疯”了，非常高兴，又听说项茹梅想跟他做生意，当然是满口答应，不但答应他自己的生意跟她做，还答应帮她介绍做房地产的其他朋友。
项茹梅不但找了牛德望，而且还找了倪和平，找到王思蜀，找到顾大伟，找到当年他们插队的所有的知青，但项茹梅是这次找他们不是诉苦，也不是评理，而是请他们关照生意。大家见项茹梅不“疯”了，当然高兴，能关照处皆关照。特别是倪和平，不但自己是“老处级”了，而且丈夫钱进军在局级的位置上也坐得很稳，顺便关照一下项茹梅不是什么大问题。
倪和平还对王思蜀说：真佩服项茹梅，到底是坡坡屋出来的，拿得起放得下，连牛德望都敢开口求。
大约正是这种拿得起放得下，加上项茹梅不服输的性格和不让朋友吃亏的处世态度，业务发展得果然很快。
钱多了之后，项茹梅就有了一个想法，或者说有了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有朝一日在回重庆，投资改造她小时候居住的坡坡屋。
项茹梅有了理想之后，做生意就更加尽心，更加努力，人也精神多了，而且一旦精神，仿佛也年轻不少，一个深圳女企业的形象很快就确立了，至少在朋友圈子里是确立了。
项茹梅有了明确的理想之后，胸怀也开阔不少，比如对欧阳渝丽，本来她是想着改名字的，但是现在也主动放弃了。觉得欧阳这个姓蛮好，和上官、司徒、端木一样，有一种贵族血统的感觉。想着名字不过就是一个代号，不换对谁都没有妨碍，换了反而会增加女儿的精神负担，等于是女儿向全校宣布自己的父母离婚了，不如干脆不改了。
这一天，又到了欧阳渝丽的生日，是十八岁的生日。十八岁是个大生日，朋友们自然要操办一下。并且现在项茹梅是大老板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不操办还不行了。
欧阳渝丽征询项茹梅的意见：能不能请爸爸？
“请，当然请。”项茹梅说，“不要忘了，你还跟他姓着呢。”
欧阳渝丽抱住项茹梅，做了一个十分亲热的动作。
女儿好长时间没有这样跟她亲热了，所以项茹梅竟然被女儿搞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她心里还是高兴的，是那种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把办法替代没有办法比拟的高兴。比做了一笔大买卖赚了一笔大钱还要高兴。
生日晚会在南海大酒店举行。项茹梅并不是故意铺张，也不是因为女儿的那个亲热动作让她忘乎所以，而是想借机会感谢一下客户和在生意上关照她的朋友。结果，说起来是女儿的生日晚会，最后项茹梅自己倒成了那天晚上真正的主角。
项茹梅最大的感触就是：老板跟普通人绝对不是一回事。或许很多人并不稀罕这种做老板的生活，但是她喜欢，或者说她更适合这种生活，这大概也是因为她是从坡坡屋出来的缘故吧。
那天晚上最低调的要属于欧阳健。欧阳健躲在最不显眼的地方。
项茹梅主动过去跟欧阳健打了招呼。
“不好意思。”欧阳健说。
“什么不好意思？”项茹梅问。
这样一问，反而把欧阳健给问住了。
“我对不起你。”欧阳健说。
这下项茹梅没有再问他怎么对不起她了，而是非常大度地笑笑，说：“应该是我对不起你。”
“不是不是。”欧阳健说，“是我对不起你。”
“林俐好吗？”项茹梅把话岔开，“听说欧阳渝丽有小弟弟了？叫什么名字？”
于是，欧阳健就从难堪当中走出来，告诉项茹梅，林俐很好，欧阳渝丽的小弟弟叫欧阳鹏飞。“鹏”是深圳的简称。并且问项茹梅过的怎么样，最近在忙什么等等。
本来欧阳健可能就是出于礼貌随便问问，并不是真的关心项茹梅最近忙什么，或许根本就不要这样问，因为项茹梅最近肯定是在忙着赚钱，并且成果显著，这从今天晚上的气色就应该能看出来。他没有想到，他这样随便问问，还真引起项茹梅一番滔滔不绝。
项茹梅正儿八经地把她准备回重庆开发坡坡屋的想法描述了一番。
“好，”欧阳健说，“这个想法非常好。不过要快，时间长了这个项目就会被其他人抢先了。那个地方靠嘉陵江，而且是层层往上的，视野非常好。”
“那是，”项茹梅说，“可这是个大项目，眼下要是开发，我可能资金跟不上。”
“好办，”欧阳健说，“拉上牛德望一起干呀，他肯定愿意干。如果不嫌弃，我也算一股。”
说完，欧阳健的脸又红了，这次是真的红，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因为他的那些资金正是当年项茹梅托他保管并且最终被他占为己有的钱。
“好主意。”项茹梅说，“我们去找牛德望商量商量。”
说着，就真的拉着欧阳健去找牛德望。
坡坡屋改造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欧阳健的判断没有错，牛德望果然积极参与了。不但积极参与，而且唱起了主角。搞房地产开发跟当年搞宣传队不一样，谁的资金最雄厚谁就是主角。不用说，牛德望的资金肯定比项茹梅雄厚，比欧阳健更雄厚，事实上，在他们注册的大渝房地产开发公司里，欧阳健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份，最小，项茹梅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中间，而牛德望有百分之四十五的股份，最大，所以，他是法定代表人，是理所当然的主角。并且，牛德望也愿意当这个主角。只有当上了这个主角，才能彻底消除当年在重庆和重庆人面前的自卑，才能有一种彻底扬眉吐气的畅快。为了这个畅快，投资再大牛德望也再所不惜。
在去重庆的飞机上，牛德望说：我真佩服你。
“佩服什么？”项茹梅问。
“能受得起委屈。”牛德望说。
“这话怎么讲？”项茹梅问。
“我是听倪和平说的。”
“说什么？”
“说上次他们都冤枉你了，”牛德望说，“说如果当初欧阳健不是讹了你的钱，他这次怎么会有钱投资？所以，上次肯定是真的讹了你的钱。”
“你误会了，你们都误会了，”项茹梅说，“欧阳健比你们想象的高尚。他没有讹我的钱，他那是报复我，是我伤害了他，他才报复我，但不是为了讹钱。”
牛德望笑了笑，说：一样。
“不一样。”项茹梅说。说的很坚决。
“怎么不一样？”牛德望问。
“你知道他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吗？”项茹梅反问。
牛德望愣了一下，说：“是啊，他也是股东呀，现在是放假，他应该来呀。”
“他不需要来了。”项茹梅说，边说边从包里取出一个文件，递给牛德望。
牛德望疑惑地看着项茹梅，然后接过一看，是欧阳健的声明，声明他的股份全部换成“欧阳渝丽”的名字和身份证注册，在欧阳渝丽大学毕业之前，这部分股份全权委托项茹梅行使股东权益。
“还你了？”牛德望问。
“不能说还，”项茹梅说，“是给他女儿欧阳渝丽，我只不过是代为行使股东权益罢了。”
说完，笑笑，把声明重新收进包里，然后把话岔开，说：到了。
牛德望顺着飞机的眩窗往下看去，山城重庆就在脚下，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正好就是那片拾阶而上的坡坡屋。这里即将成为一片高尚的沿江拾阶小区。
突然，牛德望反应过来，欧阳健的声明是不是意味着项茹梅股份高于我了？她现在是我的老板了？于是，牛德望感觉到了一阵眩晕。
飞机降落了。牛德望在心里默默地祷告，祷告愿项茹梅不要提出法人代表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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