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名湖到还剑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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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酵臣疲?000年到越南旅游的中国游客达48万人。他们在河内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活动就是参观胡志明主席故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胡主席的高脚屋。我任驻越大使期间曾多次陪同我国重要的代表团前往参观，其中仅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就有11位。每次都是由故居管理处负责人陈曰环亲自出面接待，并担任解说。因此，我已记不清总共听他解说了多少次。但每参观一次，我都为胡志明主席那艰苦朴素的高尚情操和清正廉洁的道德风范所深深打动。　　现在的越南主席府在法国对越南进行殖民统治时期，曾是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府。1954年抗法战争胜利后，胡志明主席于当年12月住进了主席府，但为了保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胡主席并未住进主席府的主楼，而是把当年法国电工居住的三间平房打扫干净，分别作为胡主席的办公室、卧室和用餐间。夏天屋外的水泥地面被烈日照晒得发烫，炙热的空气反射到屋内，使屋内更加闷热。胡主席只得不停地用芭蕉扇扇风。外交部领导从国外采购了一台空调机送给胡主席。一天上午，主席府的管理人员趁胡主席外出活动，便把这台空调机安装在胡主席的屋内。等胡主席回来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房间里为什么有一股臭味儿？"所说的"臭味儿"，并非真的臭味儿，是因为空调机内有一个香水的自动喷放装置，打开空调机后，雾状的香水便会跟着散发出来。听到胡主席这样问，管理人员只得如实地作了汇报。管理人员看胡主席未再说什么，以为没什么问题了。但下午，胡主席把管理人员找去说："请你们把这台空调机给河内面粉街医院里的伤病员送去。那天我去看望他们时，感到那里很热。至于这里，我还不需要。而且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还没有，我为什么要有？"于是，管理人员只好遵照胡主席的意见，把空调机送给了伤病员。　　1958年4月，越南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主席府内为胡主席建造一栋新的住房，经过三个多月的施工，胡主席于5月17日搬了进去。这就是胡主席的高脚屋，它是一座木质结构的两层建筑，长105米，宽62米。根据胡主席的意见，外形与抗法战争期间胡主席在越北根据地住过的高脚屋十分相像。楼下没有墙壁，只有几根木柱支撑。中间放有一张长桌和12把木椅，是党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四周砌有同板凳一般高的水泥矮墙，上面铺有木板。胡主席说，这样，当少年儿童到主席府看望他时，孩子们便都有地方可以坐下。　　如今的高脚屋仍保持了胡主席生前的原貌。人们看到，楼上两个房间分别是胡主席的办公室和卧室，每间的面积只有11平方米。办公室内有一张小办公桌和一把藤椅，没有沙发。任何国内官员和外国尊贵的客人到胡主席的办公室，都是宾主一起席地而坐。还有一个书架，上面摆放着各种书刊杂志，其中还有20世纪60年代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学习》杂志和中国的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书架上还放有一台旧打字机，胡主席就是用这台打字机亲自打出各种书信和为报刊撰写的文章。特别要说明的是，办公桌上放有一只花瓶，里面插有白色的玉兰花，尽管胡主席逝世已30多年，但故居管理人员仍像当年胡主席健在一样，每天都为这只花瓶更换新的玉兰花。卧室内只有一张木板床，上面铺有凉席，放有白布枕头和被单。床头小柜上放有一个小暖水瓶和一个小闹钟，都是中国产品。枕头旁边放有一把葵叶扇，那是首任中国大使罗贵波送给胡主席的。　　这就是高脚屋内的全部陈设，甚至连卫生间和自来水都没有，更不用说厨房和餐厅。陈曰环介绍说，胡主席每天仍要从高脚屋走到当年法国电工的平房内用餐。遇到下雨天，工作人员劝说胡主席不要下楼，让服务员把饭菜端到高脚屋楼上，胡主席不同意，他说："这样做，我虽然不会被雨淋湿，但服务员同志却要被雨淋湿。"结果，还是坚持下楼走到平房用餐。衣柜也仍然放在平房内，里面只有一套黑色毛呢制服、一套棉衣、一双用汽车轮胎制作的"抗战鞋"、一双木拖鞋和几件越南农民常穿的棕色无领布衫。胡主席日常的穿着和普通农民没有什么两样。接待外宾时，也只穿一套浅黄色咔叽布中山装。时间久了，中山装的领口和袖口已经磨破。工作人员建议给胡主席更换一套新的中山装，胡主席则说："如果我们的同胞都能穿上这样的衣服，那就太好了。我为什么还要更换一套新的呢？"


那些难忘的人胡志明的高脚屋(2)

　　1967年，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正处于激烈时刻。越南领导人考虑到胡主席的安全，决定在高脚屋后面修建一栋防空掩体式的平房。胡主席获悉后说："国家还很穷，又有战争，应该把建筑材料拿去给老百姓修建住房和防空洞。"越南领导人看到无法征得胡主席的同意，便趁着胡主席在当年七八两个月到中国访问和度假的机会，抢修了这栋防空掩体。胡主席7月20日回国后看见这栋房子，很不高兴，便问这是谁的主意。范文同总理报告说，这是政治局的主意，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主张。胡主席说："如果这是政治局集体的主意，我只好接受。但既然是政治局修建的房子，就作为政治局开会使用，而我则不会住进去。"从此，这里便成为了抗美战争期间政治局开会的地点。直到1969年8月17日，由于病情加重，根据医生的意见，胡主席才从高脚屋搬到这栋防空掩体式的房子，当年9月2日，胡主席就在这栋房子里逝世。如今这栋平房也作为故居的一部分对外开放。参观者还可以在这里观看胡主席临终时的实况录像。　　胡志明主席身为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却过着如此简朴甚至清苦的生活。他没有妻室子女，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财产。正因为这样，胡主席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在国内外都享有崇高的威望。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前去参观胡主席故居。根据越方的资料，从1970年到1997年，来自越南国内和150多个国家的参观者就达2100万人。仅1997年一年，参观者就有近102万人次，其中外国参观者为19万人次，外国领导人和高级代表团55次。　　为了保护这一革命文物，越南政府在高脚屋外围修建了一座铁制阶梯，参观者从铁梯上同样可以看清高脚屋内的一切。只有重要的外国代表团，才获准穿上布制套靴，登上高脚屋的楼梯，进入胡主席的办公室和卧室。　　1994年12月和1998年12月，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先后参观了胡主席的高脚屋，并在留言簿上题词。江泽民同志的题词是："革命的一生，廉洁的楷模。"胡锦涛同志的题词是："业绩垂青史，廉洁育后人"。我想，这些题词也是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胡志明主席的一致评价。　　199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庆红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访越期间，参观了胡主席的高脚屋，我也陪同前往。负责人陈曰环说，他们每年都接待大量中国代表团和各方面中国客人，却一直没有机会访问中国，亲眼看看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曾庆红同志当即表示欢迎陈曰环率故居管理处工作人员访华。1999年10月，应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的邀请，陈曰环率团访问了中国。双方表示要加强交流与合作，为进一步发展毛主席和胡主席亲手培育的中越友谊作出贡献。　　前面提到，我曾陪同中国代表团多次参观过胡主席的高脚屋。但受代表团活动日程的限制，每次参观大体都只在40分钟左右。为了更多地了解胡主席在主席府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曾向陈曰环同志表示，可否为我一个人单独安排一段较为宽松的时间，请他向我作一次更详尽、更充分的介绍。陈曰环同志一口答应，并让我提出具体时间。但由于各种工作缠身，直到2000年7月离任回国，也未能实现这一愿望，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那些难忘的人胡志明和中国大使馆

　　胡志明主席早年曾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又多次访问中国，对中国很有感情。他身为越南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作风却异常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没有丝毫"大官"的架子。凡是见过他的人，包括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人员，对此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1965年春，我第一次到驻越使馆工作。使馆的老同志就曾向我讲过不少关于胡主席和大使馆的故事。他们说，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胜利后，中国大使馆准备从越南北部太原省的抗法根据地迁入首都河内。当时胡主席表示，中国大使馆的人员可以在市区任何地方物色大使馆馆址，然后向他报告。近半个世纪来，坐落在河内巴亭郡黄耀街46号的中国大使馆，就是当年胡主席亲自批准的，至今仍被外交使团公认为河内最漂亮、最宽敞和地理位置最佳的大使馆之一。建馆后，罗贵波大使首次在大使馆举行宴会，招待胡主席等越南领导人。本来，在抗法战争期间，罗大使和越南领导人在越北根据地几乎是朝夕见面，不讲究任何外交礼节。但进城后一切都要按正规外交礼仪办事，确实不大习惯。宴会当天，胡主席和长征、范文同等领导人步行走到中国大使馆门前，但谁都不肯走在最前面。彼此你让我、我让你，谦让了好半天，才一起走进大使馆。还有一次，何伟大使在大使馆宴请胡主席。胡主席到大使馆时，并没有特别着装，仍像平常一样穿着拖鞋。宴会桌上，胡主席吃饭较快，不一会儿就放下了筷子。这时，胡主席表示想到大使馆院子里随便走走。何伟大使马上起立，要陪同胡主席一起到院子里去。胡主席执意不肯，坚持让大家照常用餐。何伟大使只好尊重胡主席的意见。但胡主席出去后，发现脚上的拖鞋只剩下了一只，于是又回到了宴会厅。大家正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见胡主席走到餐桌前，并弯下腰去，伸手从餐桌下面取出另一只拖鞋。这样的小事，让任何人帮助去做，都是完全应该的。但胡主席不愿惊动任何人，坚持自己去做，这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作风，使在场的人无不深受感动。　　1965年春夏之交，我到大使馆工作不久，中国铁路杂技团到越南访问演出。一天，朱其文大使在大使馆为胡主席举行专场演出。那时河内的天气已经很热，我看见胡主席身着越南农民常穿的褐色无领布衫，脚穿用橡胶轮胎制作的"抗战鞋"，由朱大使陪同步入会场。在场的大使馆工作人员、中国专家和留学生近200人起立鼓掌，欢迎胡主席。朱大使请胡主席在前排沙发上就座，但胡主席没有马上就座，而是挥手让大家先坐下。谁知大家非但没坐下，反而鼓掌更热烈了。胡主席面对大家，索性一下子坐在了地上。这时，大家才不再鼓掌，坐了下来。　　使馆的同志对胡主席都非常敬重。使馆院内种有几棵荔枝树，其中一棵的果实分外香甜。每年摘取荔枝时，朱大使都叮嘱有关同志务必要挑选出一些最好的荔枝，首先送给胡主席。1966年，为准备"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使馆特意从北京采购一批水蜜桃，空运到河内，也是先挑选出最好的水蜜桃，用红色玻璃纸包好并系上红色缎带，送给胡主席。平时，使馆还负责向胡主席提供熊猫牌香烟、崂山牌矿泉水和由北京特制的燕麦片。胡主席用时都十分节约。一支香烟要分两次吸，吸到一半时，便将其放到一个盛放青霉素注射粉剂的小空瓶里，让其自行熄灭，过一会儿再吸另一半。对矿泉水，胡主席也要求改成小瓶装的，因为一次喝不完一大瓶，剩下的存放时间一长，气泡就跑光了，造成浪费。此外，胡主席冬天穿的棉衣、棉裤也是在北京用浅黄色丝光府绸和丝绵特制的，来年开春，再通过大使馆送回北京干洗。　　胡主席不仅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关系十分密切，而且对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老大姐和毛主席的夫人江青也很关心。每逢她们的生日，胡主席总要让秘书把他的贺电送到中国使馆，再转发到北京。1968年秋的一天，胡主席让秘书瞿文烁来到使馆见我，转达了胡主席的一个想法。他说，外电报道说邓颖超同志已经去世，但又未见中方发消息，不知是否属实，特来中国使馆打听一下，如情况属实，胡主席肯定要发唁电。大使馆虽从未听说邓大姐去世，断定是外电在造谣，但由于胡主席如此关心，并亲自询问，还是如实向国内作了报告。几天后，国内指示使馆转交一封邓大姐给胡主席的电报，我记得第一句话是："敬爱的胡伯伯，我还活着……"接下去说，她现在的身体比前一段时间要好一些，还能做些工作，感谢胡伯伯的关心，祝胡伯伯健康长寿，希望有机会在北京和胡伯伯见面。　　胡主席还十分关心中国留学生学习越语的情况。1965年和1966年，已有数十名中国留学生在越南正规大学学习。但胡主席提出，再为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办一个学习越语的"半工半读学校"，胡主席亲自担任"校长"，朱其文大使担任"教务长"。学生共有10余人，半天在越南的工厂劳动，半天由越南的大学老师上课。每隔一个多月，胡主席便把这些半工半读学生召到主席府，亲自检查他们的学习有没有进步。这些同学毕业后，在各自岗位上为发展中越关系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其中有两位同学曾任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和副武官。　　1969年胡主席逝世后，胡主席的秘书武奇和瞿文烁先后担任胡志明博物馆馆长，当年为中国半工半读留学生授课的老师阮辉欢曾任胡志明博物馆副馆长。他们继续同中国大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我本人曾多次参观胡志明博物馆，双方也多次相互宴请。彼此见面时的主要话题，甚至是唯一的话题，就是胡志明与中国。2000年春，新任胡志明博物馆女馆长阮氏情请求中国大使馆帮忙办一件事。她说，博物馆有四件展品已经老化，需要更新。这就是1933年胡主席在香港为躲避港英当局侦探的跟踪，化装成华人教授从香港逃往福建厦门时，所穿的一件长袍、一顶呢帽、一双布鞋和一副墨镜，希望大使馆帮助解决。我立即让使馆文化处三秘彭世团去找阮氏情馆长，逐一详细了解具体要求，量下尺寸，拍下照片，报告国内。外交部亚洲司领导也十分重视，指定专人在北京抓紧落实，选用的都是最好的材料，加工制作也都最为精细。四件展品做好后，大使馆作为礼物赠给了博物馆，就像当年大使馆给胡主席送去熊猫牌香烟和崂山牌矿泉水一样。


那些难忘的人周总理给胡志明送烤鸭

　　20世纪60年代中期，胡志明病情逐渐加重,中共中央派出了由最高水平的中西医专家组成的医疗组，一直在河内精心地为胡志明治病。1969年6月初，胡志明的健康状况相对稳定，便对医疗组的同志说，大家来河内的时间不短了，这里天气又热，现在让你们回国休息三个星期，然后再回来。临行前，胡主席还亲自设茶点为医疗组送行。医疗组的同志感谢胡主席的关怀，表示一定按时返回河内，并询问胡主席需要让他们从北京带回什么东西。胡主席笑着说，什么也不需要，只要一只北京烤鸭就行了。　　6月底的一天，医疗组返回河内，我作为大使馆年轻的翻译，随同政务参赞陈亮前往嘉林机场迎接。当医疗组人员走下飞机时，我看见有两个人抬着一个白色的搪瓷水罐，当时以为里面装的可能是什么医疗用品，也就未留意。而且当时医疗组的行动绝对保密，更不便随意打听。　　6月30日，越南主席府给大使馆打电话说，明天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胡主席定于中午12时在主席府请王幼平大使吃饭。第二天中午，我作为翻译，跟随王大使准时到达主席府。胡主席的秘书武期将王大使和我迎至一间小平房，也就是胡主席平时用餐的地方。武期秘书笑着说，胡伯伯今天将请大使同志吃北京烤鸭。我一面给王大使翻译，一面心里琢磨，哪里来的北京烤鸭？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武期秘书可能看到了我的表情，便趁着胡主席还未到场，给我们讲述了从医疗组那里听来的关于烤鸭的故事。　　武期说，医疗组成员返回北京后，周恩来总理详细听取了关于胡主席健康和治疗情况的汇报。当得知胡主席想吃北京烤鸭时，周总理十分重视，当即指示说，一只烤鸭不够，要送两只，而且要把甜面酱、大葱和薄饼一起配齐。这件事在北京办起来很容易，但要在炎热的夏天把烤鸭送到河内，并确保新鲜不变质，则难度很大，因此最重要的是，必须解决好冷冻保鲜问题。为此，周总理亲自把外贸部长副部长李强找来，研究解决办法。但李强同志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最后又找冷藏专家来研究，决定将烤鸭和各种配套食品严密包装好，放在一个搪瓷水罐内，四周放置一种化学粉剂，可保持温度在摄氏-30℃以下。现在烤鸭已经运到河内，胡主席决定将一只送给医疗组，另一只要和王大使一起享用。讲到这里，我才知道医疗组带来的那只白色搪瓷罐里原来装的是烤鸭。　　不一会儿，胡主席由工作人员搀扶着走进小房间，穿的是浅黄色布料长裤和无领布衫，脚上穿着白色布袜，没穿鞋，看上去身体已相当虚弱。但精神依然很好，谈话兴致也很高。胡主席还风趣地问王大使，大使馆内的蚊子多不多，并说如大使馆的蚊子不够，主席府可以支援一部分，说得大家都笑了。席间，胡主席和王大使谈笑风生，就像一家人一样。最后，胡主席举杯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48周年。王大使随即起立祝胡主席万寿无疆。胡主席说，人活在世上是不可能万寿无疆的，并用手势比划说，总有一天会倒下去。宴会结束时，王大使一再感谢胡主席的盛情款待，并目送胡主席回卧室休息。　　1969年的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周总理一面要同林彪和"四人帮"周旋，一面要苦撑局面。但就在那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对胡主席的病情仍非常关心，就连一两只烤鸭的事还亲自作了如此精心、细致的安排，充分体现了两位革命老人之间的深厚友情和周总理对中越关系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周总理那种兢兢业业、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更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至今虽已过去30多年，但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心中仍然久久不能平静。我任驻越大使期间，曾不止一次见到年近八旬的武期同志。每逢谈起烤鸭的事，他都十分激动。他告诉我说，至今他仍珍藏着当年那只盛甜面酱的陶瓷小罐，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


那些难忘的人胡志明来中国避寿(1)

　　胡志明主席生于1890年。他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淡泊名利，甘当人民的公仆。由于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每年5月19日胡主席生日前后，越南领导人和干部、群众都要通过各种形式为他祝寿。而胡主席则不赞成这样做，1965年5月，他曾对前来为他祝寿的越南领导人说："我感谢大家有这份心意。但在我们全民正艰苦抗战、各项工作都十分紧张的时候，却来为一个人组织这样的祝寿活动，是不应该的。"为此他曾多次到中国避寿，这里讲述的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1965年5月15日清晨，胡主席秘密离开河内，前往中国度假、避寿，随行的有越南中央保健局局长茹世保和秘书武期。身为国家主席，但出国的行李只有一个小手提箱。胡主席本人则仍穿着那套熟悉的棕色丝绸衣裤，外面加上一件咔叽布中山装。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飞行，专机抵达广州。1924年至1927年，胡主席就曾化名阮爱国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这次来到广州就像回到家里一样，而广东省委迎接胡主席也就像迎接一位远方归来的亲密朋友。在短短的一天中，广东省委请胡主席在白云山疗养院下榻，为胡主席举行了欢迎宴会，还安排了一场小型的文艺演出，参加表演的有著名的粤剧演员红线女。　　5月16日上午，胡主席离开广州前往长沙，同正在长沙的毛泽东主席见面。当天中午，毛主席为胡主席举行家宴，两位领袖就越南的抗美斗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胡主席说，我这次来有三个目的。第一是问候你和中共中央其他同志的健康；第二是感谢你们给予我们抗美斗争的各项援助；第三是祝贺中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毛主席说，第一点、第三点我接受，第二点不接受。全世界都要感谢你们，感谢越南，而不是感谢我们。胡主席说，我们要感谢你们，不只是我个人这样看，全体越南人民都这样看。胡主席表示，越南人民知道，不打败美国是抬不起头来的，我们准备打五年、十年、二十年。毛主席说，我们是一家人嘛！你说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说到这里，胡主席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这是一幅示意图，上面标绘着越南河内以北需要抢修的十二条战略公路，请求中国党和人民予以支援。毛主席当场答应了胡主席的要求。就在这次会晤中，毛主席还决定中方将为越南南方的战士每人配备一顶蚊帐。　　下午，湖南省委请胡主席到避暑胜地白鹤泉游览。当地群众认出胡主席后，都围了上来。胡主席用流利的中文同大家亲切交谈，介绍越南的抗美斗争，并逐一解答人们提出的问题，气氛极为热烈、融洽。　　5月17日上午，胡主席离开长沙飞往北京。中国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亲自到专机旋梯前迎接，并请胡主席在西郊玉泉山宾馆下榻。下午，朱德同志夫妇和陈毅同志夫妇陪同胡主席散步。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和胡主席举行会谈。晚饭后请胡主席观看电影。　　第二天吃早餐时，胡主席看见宾馆的人员跑来跑去，像是在忙碌什么重要的事情，便让秘书武期去了解情况。武期秘书报告说，是在准备为胡主席过生日。这时，胡主席便将宾馆负责人请来说："我在这个时候到中国来，就是为了躲避国内的祝寿。因此，我请你们也不要安排为我祝寿。"接着，叶剑英同志前来陪同胡主席去参观中国的武器展览。这时，胡主席再次提出，希望不要为他安排祝寿。叶剑英同志表示，中国同志很理解胡主席的心意，不会组织什么祝寿活动。　　但周总理却为胡主席在北京期间的日程作了极为精心和细致、周到的安排。　　中午11时，胡主席步入餐厅就餐时，只见里面坐着许多女同志和少年儿童。大家看见胡主席，马上起立，热烈鼓掌、欢呼。其中有毛泽东主席的夫人江青、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李富春副总理的夫人蔡畅、陈毅副总理的夫人张茜等。而且每位夫人都带来一两个孩子，使这次聚会更增添了家庭气氛。在整个午餐期间，没有人提到祝寿的事，没有人致欢迎辞，也没有献花。但每张餐桌上都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摆有寿桃、寿面。人们欢声笑语，感情十分亲切、真挚。特别是孩子们的到来使胡主席格外高兴。胡主席走到每张桌前，同女同志握手，同孩子们亲吻，同许多人开怀畅谈，度过了一个愉快而有意义的中午。　　晚上，中方又安排了一场宴会，出席的有全体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夫人，谈话中也没有人提及胡主席的生日。饭后还有一场文艺晚会，但主持人说，这是为了庆祝越南南方人民的胜利。其中，反映越南南方抗美斗争的歌舞剧《椰林怒火》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所有观众。演员们身穿越南南方妇女的衣服，头戴越南南方妇女的围巾，感情十分投入。胡主席两次用手帕擦拭眼泪。演出结束时，胡主席走上舞台，向演员们献花，同大家亲切握手。


那些难忘的人胡志明来中国避寿(2)

　　5月19日，即胡主席生日的当天，越南《人民报》和《人民军队报》都在头版套红刊登了胡主席的照片。同日，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祝贺胡主席75岁寿辰。贺电称颂胡主席是"越南劳动党的创始者和久经考验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老战士、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祝愿胡主席健康、长寿，祝越南人民在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伟大的抗美救国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加辉煌的胜利。　　当天上午，胡主席由董必武副主席和夫人陪同飞往山东省会济南，下午乘火车到曲阜参观孔子故里。早在1921年，年轻的胡志明（当时名阮爱国）就曾在法国《共产主义杂志》发表文章，论述孔子的学说。他写道："伟大的孔子提倡世界大同和财富的权利平等。孔子认为天下太平只能产生自世界大同。"阮爱国还特别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可见，胡主席很早就对孔孟学说怀有浓厚的兴趣。　　下午2时，胡主席步履矫健地走进孔府，只见这里的气氛极为庄严、肃穆，周围安静得几乎连自己心跳的声音都能听到。走到三关，胡主席在院子中间停下脚步，同秘书武期谈起了孔子的身世。胡主席说，孔子的父亲有三个妻子，第一个妻子生了九个女儿，第二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第三个妻子也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孔子。胡主席说，中国宋、元、明、清历代王朝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对孔府进行维修，连慈禧太后也曾献礼朝拜。这些都证明孔子的学说经过各个时代，早已成为具有生命力的和正统的思想体系。我们不能排斥一切，而应该有选择地接受和吸取美好的东西，用来丰富自己和子孙后代。　　站在孔庙内一棵据说是2400年前孔子亲自栽种的古树下，胡主席继续说，孔子主张财富和生活平等。他说，当年他引用过的孔子那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完整的语句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离开孔庙，胡主席来到孔林。他一面漫步，一面说，孟子发展了孔子"以民为本"的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胡主席告诉秘书武期，他在1921年曾把孟子的这三句话翻译成法文，意思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利益次之，君主的利益无足轻重。"说着，胡主席把这几句法文又背诵了一遍，并问武期秘书："你看我这样翻译可以吗？"　　经过三个小时饶有兴致的参观，胡主席于下午5时返回济南。在火车上，望着远处山坡上渐渐淡漠的夕阳，胡主席轻轻地读着他刚刚写完的一首汉文诗：　　　　五月十九访曲阜。　　古松古庙两依稀，　　孔家势力今何在，　　只剩斜阳照古碑。　　　　1946年，胡主席在一次会见记者时说："我丝毫不贪图功名富贵。""我只有一个愿望、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使我们的国家完全独立，我国人民能获得完全自由，每个同胞都有饭吃，都有衣穿，都能上学。""至于我自己，我将造一间小屋，那里有青山绿水，可以钓鱼、种菜，终日同打柴的老人和放牛的儿童结为朋友，与名利不发生任何关系。"我想，胡主席不赞成为他祝寿，就是这种崇高精神境界的具体表现。


那些难忘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外籍将军--洪水(1)

　　1955年9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当时被授予军衔的高级将帅包括元帅10人、大将10人、上将55人、中将175人、少将801人。在上述所有1051位将帅中，有一位唯一的外籍将军，他就是来自越南的洪水少将。　　　　一、 少年时即投身中国革命　　　　洪水1908年10月1日出生于越南河内市郊嘉林县。他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房产主兼地主。由于思想开明，时常同一些爱国志士和革命领袖保持密切联系，并在物质上给予革命者很大帮助，因此不断招致土豪劣绅的讥讽和谩骂。一气之下，他依次给五个儿子都取了十分奇怪的名字。越南人相互称呼时，一般只叫姓名中最后一个字。于是五个儿子的名字分别是"我"、"吾"、"俺"、"伯"和"师"。这样，如有人再骂，他们自己便会感到，那是在骂"我"、骂"俺"、骂"伯父"……洪水在五个儿子中排行第四，故名为武元伯。　　武元伯在五个儿子中学习成绩最好。中学毕业后又考入了北圻①师范学校。一次，河内一所中学的学生同法国人开办的阿贝萨露中学②的学生发生冲突，厮打起来，事情闹得很大，法国警察四处搜捕为首的学生武元伯。为此，武元伯常常要到深夜才敢悄悄地回家。直到有一天，武元伯真的失踪了，再没有回家。家人在悲痛之余，便把10月26日这一天作为他的忌日。　　其实，武元伯于1924年底同一些越南爱国青年来到了正处于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广州。而胡志明也受共产国际的委派，于1924年11月到达了广州。胡志明化名李瑞，公开的身份是为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当翻译，但更重要的任务是培养越南青年革命力量，同时还要跟踪了解亚洲各国革命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的情况。当时，为表示追随李瑞（胡志明），有10名在广州的越南青年都改为姓李，如后来成为越南总理的范文同改名为李宋。武元伯遂也改名为李英嗣。但鉴于反动派常常攻击共产党为"洪水猛兽"，李英嗣很快又改名"洪水"，以表示自己同反动派针锋相对斗争到底的决心。在广州，洪水参加了李瑞创办的政治训练班和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26年3月，洪水由李富春、蔡畅等同志介绍，同林彪、刘志丹等人一起成为了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员。1926年10月，黄埔四期学员毕业，大部分北上参加北伐。洪水遵照胡志明的指示，继续留在黄埔军校工作。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正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洪水便加入了国民党。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洪水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便毅然脱离国民党，于1927年8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洪水和当时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的30名越南青年一起参加了起义。起义失败后，为了保护革命的有生力量，洪水随叶剑英、聂荣臻等起义领导人撤到香港。随后经叶剑英、聂荣臻同意，洪水暂时离开香港，前往泰国，在旅泰越侨中开展革命活动。　　1928年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同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时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的聂荣臻通过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同洪水取得联系，希望他再次到中国来参加武装斗争。当年6月，洪水第二次来到中国，希望在中国学习军事理论，提高指挥能力。经聂荣臻介绍，洪水被派到由彭湃、古大存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工作，先后担任连队指导员、团政委等职务。　　1930年初，红军12军团在福建成立，洪水从东江被派到福建，先后担任红军12军团34师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1932年，已经是师职领导干部的洪水，被调到江西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担任教员。同他一起担任教员的还有伍修权、张爱萍、罗贵波、李一氓等同志。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经党中央提名，洪水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后，洪水被"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打成"高级特务"，并被粗暴地开除了党籍。


那些难忘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外籍将军--洪水(2)

　　二、 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瑞金开始长征，洪水所在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编入中央干部团，在朱德、刘伯承的关心和保护下，洪水被编入直属队，负责直属队在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纵队党委撤销了对洪水的处分，并恢复了他的党籍。洪水激动地说："遵义会议不仅挽救了红军的命运，挽救了中国的命运，也挽救了我的命运。"从此，洪水更加斗志昂扬，革命信心更加坚定，作战更加勇敢顽强，受到刘伯承的表扬。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洪水跟随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北上。左路军到达噶曲河边的日干乔，在即将过河的关键时刻，张国焘寻找种种借口反对北上，要率部南下。洪水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的正确主张，并同张国焘当面争论起来。结果张国焘恼羞成怒，将洪水打成"国际间谍"，再次将他开除党籍，甚至妄图将他杀害。多亏朱德、刘伯承的保护，洪水才幸免于难。　　长征途中，洪水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他孤身一人继续北上。一路上，洪水靠讨饭、给人放羊、放骆驼为生，终于在1936年初到达延安。当时洪水骨瘦如柴、蓬头垢面，身穿又脏又破的藏袍，大家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同志们都为他这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在延安，党中央再次撤销了对他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对此，洪水坦然地说："这就是革命。如果一个人决心参加革命，就必须经受得住各种磨难和打击，包括被自己的同志误解，否则怎么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呢？"　　1936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开学，洪水是红军大学的第一批学员。这期学员中还有后来成为新中国开国将帅的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张爱萍、谭政、刘亚楼、王平、耿飚、莫文骅等40人。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学员们在自己用石块搭砌的桌子和凳子上进行紧张的学习。在红军大学，洪水听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一次，毛泽东在参观学员们住的窑洞时对洪水说："小洪，你这个南蛮子，对北方的生活习惯吗？"洪水笑着答道："报告主席，一切都习惯。"　　1936年11月底，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来到延安。朱德看到洪水比他先期到达延安，便高兴地说："小洪，听说你们的队伍被打散了，这么长时间没见到你，想不到你比我早到延安了。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洪水笑着对自己的老首长说："我现在能在红军大学学习就是后福。"　　1937年1月，洪水从红军大学毕业。这时，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新学员被编为抗大二期。洪水在抗大二期又学习了一段时间。　　　　三、 从延安到晋察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8年1月建立的以山西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1937年夏，洪水从陕北被调到五台县，担任东冶镇四区区委书记。1938年3月，洪水又被调任晋察冀《抗敌报》社社长。　　为了适应抗战初期游击战争的形势，洪水一面努力搞好报纸的编辑、出版工作，一面抓紧报社技术装备的更新改造。随着晋察冀解放区的扩大，《抗敌报》也越来越广为流传。后来，《抗敌报》改为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报《晋察冀日报》，由邓拓接替洪水、舒同任社长。邓拓十分敬佩洪水的战斗精神，特赋诗一首《赠洪水同志》，为洪水送行：　　　　回首红军创痛深，　　人间从此任浮沉。　　北来壮志龙仙运，　　南国诗情天下心。　　十载风波三万里，　　千秋血泪一生吟。　　东方望眼浪潮急，　　莫道飘蓬直到今。　　　　在晋察冀，洪水遇见了加拿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医生。洪水会讲英语，两人能直接交谈。白求恩对洪水说："你来中国已十几年，是老战士了，我才是新兵。"洪水则说："要说当八路军，咱们都是新兵。"从此，来自不同国度的两位共产主义战士，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一年，洪水的痔疮犯得很厉害，白求恩为他做了手术。当时根据地的药品十分缺乏，为了把麻醉药留给前线下来的伤员，洪水再三恳求白求恩在手术时不要使用麻药。白求恩同意了。手术过程中，洪水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直往外冒。他咬紧牙关，攥紧拳头，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手术结束时，白求恩竖起大拇指称赞说："洪，好样的，你真勇敢。"　　1938年12月，党中央决定派一部分抗大的教职员分赴晋东南、晋察冀根据地，建立抗大第一、第二分校。洪水被调到设在河北省灵寿县的抗大二分校担任政治教育科长和政治教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越南。1942年，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提出希望在中国党和军队中工作的洪水和其他越南同志，能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中共中央认真研究后，决定先调洪水回延安，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经过一番休整后再动身回越南。洪水遂于1943年7月回到延安。


那些难忘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外籍将军--洪水(3)

　　四、 回国投入抗法战争　　　　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前，越南共产党再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希望洪水等越南同志尽快回国参加斗争。为回国后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洪水和其他即将回国的越南同志抓紧作好各方面准备。洪水还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翻译成越南文。　　临行前，洪水前去向毛泽东、周恩来辞行。洪水向毛主席行了一个军礼后说："报告主席，洪水同志即将返回越南，特来向您辞行，请您指示。"毛泽东紧握着洪水的手说："小洪，我们和你依依惜别，只能同意你走，那里是你的祖国嘛。条件艰苦，就得艰苦奋斗。我们了解你，你是个好同志。可你到了越南，一定要和越南同志搞好团结。"毛泽东又风趣地说："洪水的性格是执着、透明的。这样的干部使用得好，是驰骋千里的骏马，否则就是爱尥蹶子的马。使用不好，他还会踢人哩。"周恩来也嘱咐说："现在中国革命的条件一天天好起来，可你要走了。越南的条件仍然十分艰苦。从国外回到越南的干部有两种，一种是从欧洲、苏联回去的干部；二是穿过草鞋的、从中国回去的干部。你回去后要注意团结，注意解决问题的方式。"洪水把中央首长的教诲牢牢记在了心里。他还去看望了朱德、任弼时同志。　　洪水于1945年11月初回到河内后，立即去看望胡志明主席。胡主席高兴地对洪水说："山弟，好样的，祖国正等着你呢！"这时，为适应越南的斗争和工作环境，洪水改名阮山。　　很快，阮山被任命为越南南方抗战委员会主席。1947年初，又临危受命，到连接北南战场的四联区担任司令兼政委。在这里，他要完成两个使命，既要坚守越南中部的战略要地，又要承担支援全国抗战的重任。洪水虽在中国从事了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有着丰富的经验，但他不是机械、盲目地照搬中国革命的理论教条，而是根据越南的国情和每个战役的特点，灵活地指挥作战。阮山还撰写了不少军事著作，特别是《战术》和《越南革命的战略力量--民兵》两部著作，为越南的革命军事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战斗的环境中，阮山深切感受到越南需要培养大批军事干部。1946年，阮山在胡志明的支持下，在广义省创办了越南人民军历史上第一所正规的军事学校--广义陆军学校，并担任校长。为保证教学质量，他亲自上课堂讲授军事理论，着重讲解如何带兵、如何练兵和如何搞好后勤保障。阮山对学员们说："遵照胡主席的命令，我将努力在几个月里，把过去二十年的经验传授给你们。"　　二战结束后，当侵越日军奉命撤离时，日军高级军官井川向越南革命政府表示，他希望留下来，同越南人民一起抗击法国侵略。一起留下来的还有一些日军官兵。当时广义陆军学校共有400名学员，分成四个大队，但面临教员奇缺的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阮山大胆地启用四名日本教官，分别担任这四个大队的大队长，其中井川的翻译中原充伸就是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后来中原还加入了越南共产党，并在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任职。　　这期间，阮山还创建了少年军校和越南南方第一个广播电台。　　1948年，胡志明主席颁布向军队领导干部授予军衔的政令。在授予武元甲大将军衔的同时，授予阮山少将军衔。阮山在中国曾南征北战，带兵打过许多大仗、硬仗，对于授予他少将军衔可能有些想法，便给胡志明主席发了一封急电，推说自己还很年轻，希望把少将军衔让给其他同志。胡主席接到电报后，便在自己的名片上写下了如下十二个字：　　　　赠山弟：　　胆欲大，心欲细，智欲圆，行欲方。　　　　胡主席的这几句话引自中国隋唐时期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写给他的友人刘照林的赠言。其中前两句的原文是："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胡主席把这两句稍加改动，将"心欲小"改为"心欲细"，既肯定洪水胆大心细，考虑问题周全，更是勉励他要事事顾全大局，既有表扬，又有希望。　　写完后，胡主席派后来担任越南卫生部长的范玉石医生，带着胡主席的这张名片，专程赶往战区，单独为洪水举行授衔仪式。洪水明白了胡主席的用意，愉快地接受了胡主席和党中央的安排。授衔仪式在清化省寿春县隆重举行，洪水特意换上一套新军装，显得十分英武。后来，洪水对与他一起被授衔的黄文泰少将说："胡主席很重情义，考虑问题周全，学识渊博。即使在遥远的越北，胡主席仍非常了解我。接受军衔时，我感觉胡主席就在我身旁，就像是胡主席在亲自给我授衔，当面叮嘱我一样。虽只有十二个字，但对我却是深刻的一课，促使我思考许多问题，终身不忘……"此后，胡主席的这张名片一直摆在洪水的桌子上，如今已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物，收藏在胡志明博物馆。


那些难忘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外籍将军--洪水(4)

　　五、 重返中国　　　　1950年1月，胡志明主席秘密访问中国，请求中方对越南的抗法战争提供支持。当时尽管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仍满足了胡主席的要求，决定向越南人民提供全面的援助，并派罗贵波作为中共中央的联络代表赴越工作，了解情况，为援越事务做好准备。胡主席在会见罗贵波时提出，希望派洪水回中国，以加强越中两党、两国、两军的联络，更好地了解情况，协调援越抗法事宜。　　1950年5月，洪水再次来到中国。5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洪水，并请他住在中南海，这样可以同中国领导人经常见面。不久，洪水被安排到中央统战部二处担任越南组负责人。1951年1月15日，南京军事学院成立，洪水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一期一班，进行正规、系统的学习。1954年夏，洪水以优异的成绩在南京军事学院毕业。起初在中央军委条令局任副局长，年底又调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直属《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一天，朱总司令亲自到杂志社去看望洪水。朱老总说："小洪啊，你的工作很重要。《战斗训练》杂志面向全军，甚至要下发到连队，对全军部队的训练、战备都有具体的指导意义。一定要把这份杂志办好。"洪水激动地说："请总司令放心，我一定尽力。"这时，朱老总亲自为杂志的封面题写了"战斗训练"四个大字。　　这期间，每遇越南抗法战争的重大战役，中央领导常请洪水去介绍情况，为中央的援越决策提供更全面的依据。每当中方派军事顾问团到越南工作前，中央也请洪水去给他们上课、介绍情况。洪水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为祖国的抗法战争作着自己的贡献。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由于洪水是黄埔军校的学员，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在评定军衔时，有关部门为洪水上报的军衔是中将。但由于他是越南同志，考虑到两国、两军关系，中方特征求了胡志明主席的意见。胡主席认为，洪水的军衔与级别仍以同他在越南人民军中的军衔与级别一致为好，所以，洪水最后被定为少将。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仪式在中南海隆重举行。洪水在接受少将军衔的同时，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洪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千多位战功赫赫的开国将帅中唯一的外籍将军。　　10月1日是新中国国庆六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身穿佩带军衔的军装，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毛主席在接见观礼的将帅时，询问洪水的定衔情况。当得知他被定为少将时，毛主席对有关领导同志说："这不合适，洪水同志是黄埔时期参加军队的，是否可以改为正军级？"于是，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洪水被重新定为正军级少将。


那些难忘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外籍将军--洪水(5)

　　六、 身患重病，英年早逝　　　　1956年初，洪水突然咳嗽不止，经检查，确诊为肺癌。党中央对洪水的病情极为关注，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卫生部："要请最好的医生为洪水同志做手术。"著名胸外科专家吴英恺教授和张大为医生在手术台上发现，洪水的恶性肿瘤已大面积扩散，在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下，已无法手术，只好将刀口缝合。　　为了延长洪水的生命，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用钴放射治疗。但洪水知道，钴放射对他的晚期癌症作用不大，再加上苏共二十大刚刚开过，中苏两党的分歧已渐显端倪，从政治上考虑，他表示坚决不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洪水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回越南去。　　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了洪水的回国事宜。他请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副总参谋长黄克诚批给洪水3万元人民币现金。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有关同志向洪水表示，今后有什么困难，还可以再同中方联系。　　临行前，洪水把中国人民授予他的勋章、肩章和帽徽都小心包好，把他用心血撰写和翻译的文章，以及各种书籍逐一打包装箱。他要把它们带回越南作为永久的纪念。　　9月27日，中共八大胜利闭幕。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等领导同志在政协礼堂为洪水送行。当身体虚弱的洪水身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走进会客室时，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迎上前去，紧紧握着洪水的手，请洪水坐在他和周恩来的中间。毛泽东说："小洪，去年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你的时候，你还挺好，身体挺结实的，怎么现在出了毛病？我们没有照顾好你，没照顾好。"洪水连忙说："哪里，主席和中央一直非常关心我，对我照顾得很好了。我和彭总、黄总经常见面。彭总还到家里探望过。叶帅是我的老领导，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谈话中，大家回忆了过去几十年的战斗岁月。毛泽东说："小洪，你回去后要好好治病，病好了，我们希望你还回来。"　　洪水动身前，彭德怀又亲自对护送洪水回国的韩守文秘书说："洪水同志病了，你们把他送回去。见了胡志明主席，要汇报清楚，洪水同志对中国革命有很大贡献，是积劳成疾，中国人民永远感激他。"　　9月27日，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萧克、孙毅等200多名开国将帅和外交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领导同志以及越南驻华大使馆的官员聚集在前门火车站，为洪水送行。中方为他安排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乘坐的专列。送行的人们同洪水一一握手、拥抱，祝愿他战胜疾病，再回到北京。战友们昔日个个都是铮铮铁汉，此刻都不禁流下了热泪。列车启动时，洪水用尽全身的力气，挥手向人们高呼："再见了，战友们！中越友好万岁！"　　洪水于9月30日回到河内。第二天，即10月1日，他坚持要去越南主席府看望胡主席。两人互相拥抱，都流下了热泪。洪水和胡主席先用汉语交谈了一个小时，然后才开始讲越语。遵照胡主席的指示，洪水住进了河内最好的捷克红十字医院。　　20天后，即1956年10月21日，洪水在越苏友谊医院逝世，终年仅48岁。　　越方为洪水--阮山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活动。成立了以黎铁雄少将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成员包括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陈贵海、总政副主任黎廉、总后副主任阮清平、军训局副局长高文庆、国防部办公厅主任阮文孝。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和副部长谢光宝、黄英以及人民军高级军官都前往医院向阮山的遗体告别。　　阮山的灵柩安放在国防俱乐部。21日至22日，人民军总司令部的代表和仪仗队昼夜在灵柩旁守卫。　　22日上午，胡主席前往吊唁，并向阮山敬献花圈。之后，范文同总理、潘继遂副总理、武元甲大将、国会主席长征以及各党政机关的代表和阮山工作和战斗过的第四、第五联区的代表纷纷前往吊唁和敬献花圈。　　22日下午3时30分，在武元甲大将主持下，追悼会开始。国防部副部长黄英代表军委和国防部致悼词。悼词高度评价阮山"不懈奋斗的一生"，称赞他无论在国内和国外，都"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深厚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凭借这种精神，阮山同志为越中两国和两国军队的友谊作出了贡献。悼词号召全军官兵学习阮山同志深厚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和不知疲倦的斗争与工作精神，不断提高自己的战斗意志，为人民的事业多作贡献。追悼会后，洪水的灵柩在河内市郊的梅易革命公墓安葬。为表彰洪水的功绩，越南政府追授他二级军功勋章。


那些难忘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外籍将军--洪水(6)

　　七、洪水的中国夫人和孩子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洪水在山西五台县认识了一位名叫陈玉英的妇女干部。通过工作接触，两人产生了感情。陈玉英觉得洪水虽是外国人，但在中国革命这么多年，经受了这么多的磨难，仍非常乐观，革命意志仍非常坚决，是个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　　随着感情的发展，洪水和陈玉英于1938年春节前夕在五台县东冶镇举行了婚礼。当时，八路军干部马致远赠给新婚夫妇一首藏头诗：　　　　洪浪汪洋灌台东，　　水萍邂逅话长征。　　玉人素抱抗日志，　　英雄早怀游击心。　　恋君单矛出安南，　　爱侬双刀劈日本。　　纪功统一思壮志，　　念念不忘八路军。　　　　把每句的头一个字连起来，就是"洪水玉英恋爱纪念"。这时，根据洪水的意见，陈玉英改名陈剑戈，意思是又有剑，又有戈，同洪水一样，革命到底。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洪水和陈剑戈的第一个孩子在大风雪中降生，但小生命在六个月后夭折。　　1944年，陈剑戈生下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为了纪念延安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洪水给孩子取名小丰。当时陈剑戈没有奶水，洪水便给朱总司令写了个报告，希望帮助解决这个困难。于是，朱总司令亲自批示，每天给小丰一小瓶牛奶。　　1945年洪水回越南后几个月，陈剑戈又生下一个男孩。她给孩子取名小越，表示对身在越南的丈夫的思念。为了解决缺奶的问题，陈剑戈给任弼时同志打了报告，任弼时同志也批给了一小罐牛奶。　　这期间，陈剑戈担任延安第二保育院的指导员，正带着136个孩子辗转在三千里的艰难征程中。　　就在这时，洪水托一位到中国来的越南同志给陈剑戈和两个孩子捎来一封信。这位越南同志没有见到陈剑戈和孩子，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听说她们母子三人都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死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如晴天霹雳，使洪水的心灵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为了照顾洪水的生活，越南的党组织考虑要为洪水重建一个家庭。1948年夏，洪水在抗法战争的丛林中，同21岁的女青年黎恒熏结婚。







　　1950年洪水来到北京后才知道，陈剑戈和两个孩子都还活着。他带着极为复杂和愧疚的心情，接连两天把在"六一幼儿园"工作的陈剑戈和孩子们接到中南海。但陈剑戈除了哭泣和静静地坐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思想斗争极为激烈。从感情上说，她自然不愿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拆散。但她知道洪水已在越南重新组织了家庭，对方比她年轻十多岁，革命的经历不如她，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即将出生。如果要对方离婚，将来怎样生活？陈剑戈最后下定决心，牺牲自己成全对方。她作出决定后，便带着孩子们返回"六一幼儿园"。临行时，洪水趴在汽车门上说："把孩子们送走后，你就回来吧！"陈剑戈没有同意。后来洪水又去看望陈剑戈和孩子们几次，但在陈剑戈的要求下，洪水在中国的几年，未能再见到陈剑戈和孩子们。1956年洪水患病回国前，曾去看望陈剑戈。两人相对，默默无言。临分手时，洪水问陈剑戈："你怎么不结婚呢？"陈剑戈说："我能给孩子们找个后爸吗？"这是洪水同陈剑戈的最后一次见面。　　后来洪水曾对他的越南妻子黎恒熏说："我对得起六万万中国人民，却对不起一个中国妇女。"　　陈剑戈同洪水分手后，她忍受着巨大的心灵伤痛，把全部精力扑在工作和抚养两个孩子身上。50年代至60年代，陈剑戈先后担任六一幼儿院副院长兼党支部书记、北京市教育局科长兼办公室主任、市妇联常委、市机关党委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陈剑戈被打成"叛徒"，遭到多次批斗，直到1981年1月才恢复工作，任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1983年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这期间，两个孩子虽处于极为困难的环境，但都很争气。小丰长大后取名陈寒枫，先后在北京四中和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陈小越也先后在北京四中和北京师范学院化学系毕业。两个孩子都已成家。陈寒枫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陈小越现任北京升龙国际交流与合作咨询公司总经理。陈剑戈说："我的这几个孩子做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作，他们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丰厚的收入，但他们都在勤勤恳恳地、尽心尽力地为人民工作。他们靠自己的艰苦努力，一点一点的进步着。""孩子们知道我一生坎坷，受过不少打击。无论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对我都很孝顺。"2001年，87岁的陈剑戈老人，身体健康，精神焕发，正安度幸福的晚年。有人问陈剑戈，她一生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她说："对我来说，最大的安慰是我的两个孩子健康地长大成人了……他们老实、正派，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那些难忘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外籍将军--洪水(7)

　　八、洪水的越南妻子和儿女　　　　黎恒熏于1926年生于河内市，是一个温柔、善良的越南女性。1948年，为照顾洪水的生活，越南党组织介绍黎恒熏同洪水结婚，婚后生有三男一女。1950年，黎恒熏和孩子们来到中国，与洪水一起先后在北京和南京度过了六年安稳、美好的时光。洪水逝世时，她只有30岁，最大的孩子八岁，最小的只有一岁。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黎恒熏努力把孩子们拉扯大。当时黎恒熏每月的工资为越币70盾，每个孩子每月可领补贴12盾，全家每月的吃、穿、房租、水电和孩子上学，全靠这点收入。每个孩子只有两套单衣，轮流洗换。如遇下雨天不能洗换，只好继续穿脏衣服。　　洪水从中国带回的3万元人民币，折合成越币为3000万盾，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当时用100万越南盾便可在河内市中心购置一栋漂亮的房子。洪水用其中的200万盾购买礼物，赠给亲朋和部队战友。洪水逝世后，黎恒熏将这笔款项全部上缴了国家。当生活遇到困难时，孩子们说，如果当初把钱留下一点，日子也不致如此难熬。黎恒熏则说："要学会靠自己的劳动过活。你们只要好好学习，将来好好工作，什么都会有的。这样，你们的父亲才会高兴，才会更爱你们，你们这样才是阮山父亲的孩子。"　　每当孩子们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时，黎恒熏都极为高兴，都要给阮山的遗像上香，报告孩子们的成长和进步。后来四个孩子都读完了大学，其中三人是部队军官。　　抗美战争期间，黎恒熏的一个孩子上了前线，三个孩子都在部队服役。1968年，大女儿阮清霞高中毕业，因为品学兼优，国家决定派她出国留学，随后又决定派她的儿子阮岗去苏联留学。但都被黎恒熏婉言谢绝了。她说："国家正在打仗，大家都在为保卫祖国、打击侵略者而战斗，阮山的孩子更应该对国家有所贡献。"孩子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家里只剩下黎恒熏孤零零一人，但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告慰九泉之下的丈夫。　　1991年，黎恒熏因患胃癌去世，时年65岁。


那些难忘的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外籍将军--洪水(8)

　　九、 洪水将军的革命精神永存　　







　　洪水将军离开我们虽已40多年，但中越两党、两军和两国人民并没有忘记他为两国革命事业和两国友谊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胡志明主席生前对洪水一家十分关心，每年都要同黎恒熏和孩子们见面一次。黎恒熏当面向胡主席报告孩子们的进步，胡主席便用糖果来奖励他们，然后同全家一起用餐。胡主席边吃边看每个孩子狼吞虎咽的神情，十分高兴。每逢过年、过节，历任越南驻华大使吴船、吴明鸾、阮仲永、邓严衡、裴洪福都要代表越南政府邀请陈剑戈一家到大使馆共同欢聚。来中国访问的越南领导人，如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国家主席黎德英、国会主席农德孟、外交部长阮孟琴、国防部长段奎大将等，都要在越南驻华大使馆亲切会见陈剑戈一家。中国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越南访问时，也都到洪水墓前凭吊。中国政府对洪水的两个孩子非常照顾，小丰和小越18岁以前，一直享受政府给予烈士子女每人每月20元的生活补贴。　　1993年12月，越南史学会、越南社会科学院所属史学院举行了"纪念阮山将军诞辰85周年"大会，各界人士300多人与会。武元甲大将到会讲话，高度评价了阮山将军光辉的一生。1995年8月，越南劳动出版社出版了回忆录《阮山将军》，作为向越南人民军建军50周年的献礼。当年6月，洪水的大儿子陈寒枫应越南国防部的邀请，对越南进行了五天的友好访问。武元甲大将在会见陈寒枫时说："你的血管里有中国的血液，也有越南的血液，你完全可以担负起促进越中友好的重任。"　　近几年，中国的不少杂志、书籍如《人物》、《中华儿女》、《知音》、《作家文摘》、《炎黄春秋》、《开国将帅和他们的儿女》等都相继发表了关于洪水将军革命业绩的文章和纪实文学。200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了86岁的陈剑戈老人的长篇回忆录《黄河恋、红河情--我与两国将军洪水》。2003年初，为纪念中越两国建交53周年，云南省委宣传部、越南电视台、越南河内广播电视台和云南红河电视台联合摄制了大型纪录片《两国将军》，全面介绍了洪水将军在中国和越南的戎马生涯，以及他对中越友好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纪录片先后在云南和北京电视台多次播放，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997年7月，越共总书记杜梅访华时，在北京会见了陈剑戈和她的两个孩子，当面邀请陈剑戈在方便的时候，携子女到越南访问。1998年3月，陈剑戈和两个儿子、儿媳访问了越南，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和十分周到的接待。在十天的时间里，陈剑戈和孩子们瞻仰了胡志明主席的遗容、前往河内市郊的梅易烈士陵园祭扫了洪水将军墓、参观了胡志明博物馆、游览了著名的风景区下龙湾。我作为大使，有幸参加了陈剑戈老人在河内的部分活动。鉴于洪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表示，希望他在中国和在越南的孩子们能够有机会见面、团聚，这次，陈剑戈和两国的孩子们终于在他越南女儿阮清霞的家里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聚会。3月26日，越共总书记黎可漂亲切会见了陈剑戈和孩子们。总书记询问了陈剑戈一家此次访问的情况和每个孩子的工作、生活情况。他说："越中两国的革命战斗友谊是胡志明主席、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起来的，阮山将军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你们到越南来访问就像回到家里一样，是一家人走亲戚，欢迎你们以后常来越南。你们这个家庭是越中两国一家人的代表，更应该经常来往。……通过这样的友好往来，越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一定会得到加强。"　　　　从1924年洪水第一次来到中国算起，已过去近80年。这期间，中越两国人民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始终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洪水将军的一生就是这种友谊的生动写照。尽管两国关系曾经出现了一段不愉快，但那已成为过去。2002年春江泽民总书记访问越南期间，曾响亮地提出，中越两国人民要永远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2003年4月越共总书记农德孟访华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再次强调，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把中越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关系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使两国和两国人民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在这种形势下，重温洪水将军的光荣业绩和革命们精神，将激励我们更加珍惜中越传统友谊，以实际行动为之添砖加瓦，使中越两国的睦邻友好和全面合作关系更加牢固，结出更加绚丽的硕果。


那些难忘的事追忆援越抗美的日子(1)

　　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结束后，法国军队于1955年撤出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按照1954年《日内瓦协议》规定，越南以北纬17度为界，暂时分为南、北两方，两年后举行全国普选，组建新政府，实现国家的统一。但美国力图取代法国，控制印度支那三国。在越南，美国一面大力扶植南越吴庭艳傀儡集团，一面肆意破坏《日内瓦协议》，策划新的侵略战争。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越南南方人民奋起武装自卫，同美国侵略者和南越傀儡集团进行了殊死斗争。中国作为越南的近邻，对形势的发展极为关注，一面及时揭露和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一面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给予了坚决和强有力的支持。1960年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中国是第一个宣布承认它的国家，之后该阵线在北京设立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代表团，享有与外交使团同等的待遇。　　到1964年，侵越美军数目已增加到2?郾3万人。同年8月5日，美军出动大批飞机疯狂轰炸越南北方的广宁等地，一手制造了所谓的"北部湾事件"，图谋将侵略战火进一步扩大到越南北方。中国政府于8月6日发表声明，严正指出："美国点起了侵略战火，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取得了反侵略的行动权利。""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　　1965年2月7日和8日，美国空军连续轰炸和扫射越南北方广平省和永灵特区。中国政府于2月9日、2月13日和3月4日三次发表声明，庄严宣告："中国人民是早已做了准备的，并且懂得如何援助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赶走侵略者。""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随着侵越战争的不断升级，侵越美军的数目也逐年增加。1965年侵越美军为18.43万人，1966年增至38.5万人，1967年达到最高峰，约54.4万人。这期间，美国飞机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也愈为变本加厉。1965年出动轰炸机2.5万架次，1966年达7.9万架次，1967年更进一步增加到10.8万架次。投弹量也随之增多。最高年份达到22.6万吨。美国为整个越战支付的军费共达2500亿美元。　　面对美国如此嚣张的侵略气焰，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多次发表声明和谈话，阐明中国人民坚决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的决心。　　1967年4月25日，中国外交部就美国飞机轰炸越南北方城市海防市发表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中越两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七亿中国人民，"永远同越南人民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同年5月21日，中国外交部就美国飞机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河内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是下定了的。中国人民支援兄弟的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决心也是下定了的。越南人民必将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取得最后胜利。"　　当时全国上下，几乎人人都能熟记毛主席的两句最高指示："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五二○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再次重申："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1971年3月9日，正在越南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大会上讲话说："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越南、老挝、柬埔寨是中国的近邻，我们决不允许美帝国主义在那里为所欲为。如果美帝国主义硬要沿着扩大侵略战争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全力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直至打败美国侵略者。"　　在给予越南人民强大的道义支持的同时，中国还向越南提供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援。1964年4月，越南领导人请求中国增加对越南的援助，并派出工程兵、铁道兵和高炮部队支援越南北方抗击美国的军事侵略。根据越方的要求，从1965年10月到1968年3月，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总计32万余人。他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同越南军民一起，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越南北方的领空，保证了越南北方交通线的通畅。中国援越各高炮支队和各工程支队的防空分队在越期间共作战2153次，击落美国飞机1707架，击伤1608架，俘获美国飞行员42名。中国工程部队不顾炎夏酷暑，昼夜施工。越南交通部长潘仲慧说："你们修路大军整整战斗了三年，为越南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劳。"中国援越部队在圆满完成国际主义任务后，于1970年7月全部撤回中国。为支援越南抗美，中国援越部队共伤亡5270人，至今尚有1442位中国烈士安葬在越南北方的土地上。　　党中央对支援越南的抗美斗争极为重视，专门成立了以李先念副总理为首的"援越领导小组"，负责统一指挥、协调援越工作。周总理更是为支援越南昼夜操劳，呕心沥血，许多问题都考虑得十分细致、周到。为更具体地了解越南的实际需要，周总理亲自指示李强和方毅两位同志到越南南方进行现场考察。为了解决越南南方战士长途行军的口粮携带问题，中央决定让上海益民食品厂停止生产原来的产品，全部转为生产越南南方前线需要的压缩饼干；为保证战士的必要营养，后来又决定在每份压缩饼干里，再增加一袋肉松。毛主席对援越工作也十分关心，亲自提出要为越南南方的战士每人配备一顶蚊帐，为每个连队配备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中国每天都有240辆汽车专门负责运送各种援越物资。中国援助越南的物资总额，按当时人民币同美元的汇率计算，总共超过200亿美元。　　越南领导人一致高度评价并衷心感谢中国给予的援助。1967年7月初，胡志明主席在会见中国修路工程部队代表团时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最及时、最巨大、最真诚、最宝贵，对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代表越南劳动党、越南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1968年，中国路工程部队提前完成修筑7条公路的任务。胡主席在接见路部队负责同志时说："事实证明，中越两国的关系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牢固的。我曾说过：´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越南人民的胜利也是你们的胜利。为此，我赠给你们一个荣誉称号：你们是来时人人敬爱、走时人人想念的革命部队。"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在1973年6月访华期间说："中国党、中国政府和人民，本着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一向给予越南人民以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为有效地增强越南人民的战斗力、国防和经济潜力作出了贡献，鼓舞我们不断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国人民所给予的形式生动和丰富的支持和援助，体现了你们对越南人民的深切诚意，这一切将永远不会磨灭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1975年4月30日，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一举攻克西贡，至此越南南方完全解放，从而宣告了抗美救国斗争的彻底胜利。同一天，毛主席、朱德委员长和周总理联名打电报给越南领导人，最热烈地祝贺越南人民彻底摧毁南越傀儡政权、解放西贡的伟大胜利。5月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分别前往越南南方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代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英雄的越南南、北方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谈到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时，周总理在1971年3月访问越南时，曾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刚才黎笋同志和范文同同志说了许多感谢中国援助的热情的语言。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看来，国际间的援助从来都是相互的。在我们两国之间，实际情况也就是这样。而且应该说，首先是你们援助了我们，越南援助了中国。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革命的艰苦岁月里，以胡志明主席为代表的越南战友为中国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中国人民也清楚地知道，越南人民在反美前线浴血抗战，这对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民是何等有利的支援，中国人民应该感谢你们。至于中国人民对你们抗美救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支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是完全应该的。"越南全国统一后不久，中越关系出现裂痕，直至公开破裂。若干年后，曾任驻越大使的老红军王幼平同志在谈到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时说："我们不后悔，我们和越南一起打败了美国。"


那些难忘的事追忆援越抗美的日子(2)

　　1964年，我为访华的多起越南代表团当翻译时，所到之处都感受得到全国各地支援越南人民抗美的热烈气氛。我记得，当时越南有一本十分畅销的书，名为《来自祖国最前线》，书中收录了越南南方人民寄往北方的一封封真实的信件，用活生生的事实控诉美国和南越吴庭艳集团的残暴罪行，同时也生动地反映了越南南方人民的英勇斗争。该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后，更名为《南方来信》，一时在各地书店都极为抢手。一些文艺团体还根据书中的情节改编成话剧，公开演出。那年10月，越南总理范文同访华期间，在北京观看了话剧《南方来信》，为剧中的内容深深感动。演出结束时，范总理走上舞台同演员们热情握手。当他走到女主角面前时，激动得一下将她抱住。由于范总理已是满面泪水，女演员脸上化妆的油彩便沾在范文同的脸上和衣服上，中方工作人员赶忙用卸妆纸为范总理擦拭，好让他同演员们合影留念。1964年11月，我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到越南访问期间，也直接感受到越南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决心。　　1965年春，我作为年轻的越语翻译，第一次被派到驻越使馆工作。当时美国正逐步把侵越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根据国内的指示，使馆的工作也相应做了调整，以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首先，使馆内所有的夫人和女同志全部撤回国内，留下的男同志也都做了必要的准备。在支部大会上，我和其他党员同志一样，表示一定要坚守岗位，不怕牺牲，誓死同越南人民并肩战斗到底，以实际行动接受祖国人民的考验。不久，使馆武官处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同志赴越南南方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临行前，他将一封写好的家信交给我说，如果他回不来，就让我把这封信替他寄出去。我接过信，我感到它分量的沉重，我在心中默默地说，如果组织上让我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也一定会做得和他一样，决不后退半步。　　当时，河内市的备战气氛越来越浓。到处都修建了防空洞和个人掩体。市中心的还剑湖四周修起了一个巨大的环形防空壕。全市各条街道都装有广播喇叭，可随时向市民通报美国飞机的行踪。中国援越工程部队在使馆院内修建了四个钢筋水泥的防空洞，每个都可容纳约20多人，并能承受敌机投下的700磅重的炸弹。使馆办公室和宿舍的玻璃窗都糊上了纸条，以防一旦被炸时玻璃片四处飞溅。此外，还准备了蜡烛和火柴，防备停电。使馆的同志每人都准备了一件蓝色棉大衣和一个手电筒，便于夜间钻防空洞时使用。　　不久，美国飞机便开始对河内和越南北方其他城市进行大规模轰炸，使馆的正常工作秩序也随之被打乱。每当听到广播中说"同胞注意，敌机距河内50公里"时，大家便要放下手中的工作。当广播中说"同胞注意，敌机距河内20公里"时，便要马上进入防空洞。有时还未来得及进入防空洞，就已听到敌机投下炸弹的爆炸声和越南防空部队的高炮声。待美机轰炸过后，广播中便说"同胞注意，敌机已经远去"。这时，我们再走出防空洞，继续工作。即使夜间，美机也会经常轰炸。为此，每天从晚上11时到次日清晨6时，使馆都安排两个人值班，主要任务是当有空袭警报时，负责催促没醒的同志赶快进防空洞，并关闭所有电灯。为保证一旦使馆被炸后仍能继续工作，越南政府在和平省一个偏僻的山脚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疏散的基地，里面装备有同国内保持通讯联络的电台，并派两名年轻的工作人员驻守。　　我从小在和平环境中长大，没有经过战争的锻炼，虽已在支部大会上表示了不怕牺牲的决心，但起初精神上仍不免有些紧张，夜间跑向防空洞时，听到附近越南高射机枪震耳欲聋的响声，看到它们喷出的一道道火舌，把天空染得通红，不由自主地只觉得心跳得很快。但几天过后，便逐渐适应和习惯了。以至于有时出于好奇，还在钻防空洞前将使馆仅有的一台录音机放在一个露天的地方，让它录下敌机的轰炸声和越南的高炮声，然后拿来听听，觉得很有意思。当时中央电视台派到越南的军事记者周居芳同志，每遇到敌机轰炸，便扛着摄像机向最高的地方跑去，以便摄下越南高炮击中敌机的场面。他的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我在使馆工作的五年中，已记不清总共钻过多少次防空洞。　　为了让中国援越部队及时了解越南抗美斗争的形势，越南中央统一委员会每月都向中国使馆提供一份介绍材料。使馆领导指示我负责将材料翻译成中文，用油印机印出100多份，按时发给援越部队各单位。为了保密，当时援越部队不称师、团，而称"支队"、"分队"，一个"支队"就是一个师，一个"分队"就是一个团。中央为援越部队规定了铁的纪律，其中强调不能损害越南的一草一木，不能伤害越南的野生动物。当时，工程部队施工都是昼夜三班倒，夜间照常施工。一次，一名战士下夜班回营房，刚刚打开房门，只见一只老虎睡在战友的床下，战友也正睡得香甜。这位战士意识到，一旦老虎醒来，很可能会把战友吃掉，至少也会把战友咬伤。但部队的纪律是不得伤害越南的野生动物，因此这位战士也不敢擅自向老虎开枪。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跑去请示上级首长，得到同意后又赶回营房。幸好老虎和战友都还没有睡醒，战士向老虎开了枪，保住了战友的性命。　　那时河内市区只有一座横跨红河的大桥，即龙边桥，它自然成了美国飞机轰炸的重点目标。每次大桥被炸，都由中、越两国工程部队共同抢修。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外交信使来河内时，使馆前往迎接的人员都要带上橡皮筏，以防一旦大桥被炸，可以保证信使能乘筏安全到达使馆。我们每次外出，最担心的也是大桥被炸，只要能顺利通过大桥，心里便踏实了许多。一次，我和石秉毅同志送何克强等两位信使去河内嘉林机场。为争取时间，便从一条小路穿过。不料当汽车行至小路中间，只见有一颗炸弹横卧在面前，挡住了去路。炸弹的半截埋在地下，半截露出地面。我们无法判断它是否定时炸弹，更不知道如从它上面越过，会不会由于震动而引起爆炸。但如从原路退回，肯定会耽误信使的航班。时间已很紧迫，容不得多作考虑。经过两三分钟的商量，我们一致决定从炸弹身上冲过去。幸好炸弹没有爆炸，我们几个人都活到了今天。现在，已经退休的何克强同志和我同住一楼，是我的邻居。不久前我同谈起当年那次经历，他说，那时年轻气盛，一心想着赶上飞机航班，顾不得去考虑其他。这也是当时我们几个人的共同想法。


那些难忘的事追忆援越抗美的日子(3)-(图)

　　美国飞机对河内和越南北方的轰炸，自然有它的重点目标。中国是支援越南抗美的大后方，对中国驻河内大使馆，美国飞机自然不会放过。在河内举办的一个抗美战争战利品展览会上，我曾亲眼看见一幅缴获的美国飞行员随身携带的军用地图，上面标有一个个轰炸目标的具体位置，其中就有中国大使馆。1966年12月14日午后3时许，美国飞机多批轰炸河内。先有4架美机在中国大使馆附近上空活动，其中两架在使馆上空盘旋两圈后，于3时24分向使馆俯冲，发射一枚空对地导弹，炸毁了使馆电影厅大楼西南角，楼顶近一半被摧毁，门窗玻璃全部破碎。与使馆一街之隔的大使官邸和新华分社的门窗也大部被炸毁。多亏使馆的同志及时钻进了防空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下午6时15分，胡志明主席来到大使馆，向朱其文大使表示慰问。朱大使、陈亮参赞和陈皓武官陪同胡主席视察了被炸现场。此前，越南外长阮维祯，副外长黄文利、阮基石和河内行政委员会主席（市长）陈维兴也前来使馆表示慰问。第二天，朱大使在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和谴责美国对中国大使馆犯下的罪行。12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向中国人民蓄意进行的严重挑衅行为。"声明说："美帝国主义竟然明目张胆地向中国驻越南的外交代表机构开火，妄图用战争的恐吓，试探中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的决心。美帝国主义真是瞎了眼睛，看错了对象。越南人民是吓不倒的，中国人民也是吓不倒的。""中国大使馆和新华分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对美帝国主义这一严重的战争挑衅行动表示极大的愤慨和最强烈的抗议"。他们表示："一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支援兄弟的越南人民争取抗美救国斗争的最后胜利，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以完成祖国人民交给的任务。"

　　对于安葬在越南北方各省的一千多位中国烈士，中国大使馆一刻都没有忘记。大使馆武官处对每位烈士的墓地都有详细的记载。几十年来，每年清明节，使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要为烈士扫墓，并用援越抗美的事迹对馆员进行革命传统和国际主义教育。近几年，有一些烈士的家属到越南为亲人扫墓，使馆武官处都派人陪同前往。我担任大使期间，每次也都安排时间同他们见面，一起吃一顿饭。越方对中国烈士墓也十分重视，每个墓地都有专人看管。越南的烈士墓碑上刻有"祖国记功"四个字，中国烈士的墓碑上都刻有"世代铭记烈士的恩情"的字样。每年我们去扫墓时，越南外交部、越中友协和当地的党政官员也都和我们一同前往。1999年适值新中国成立50周年，越方专门拨款对所有中国烈士墓进行了全面维修。越共中央委员、主席府办公厅主任、越中友协主席阮景营亲自陪同我前往越南河北省陶美乡，为中国烈士扫墓。2000年清明节，我和使馆部分同志到越南北部的高平省祭扫中国烈士墓，越共中央委员、高平省委书记农鸿泰、省人民委员会主席（省长）谭香和省人民议会主席、省祖国阵线主席一起出面接待，和我们一起为烈士们上香并敬献花圈。农鸿泰书记三次和我们一起用餐。当我对高平省精心保护中国烈士墓表示感谢时，农鸿泰说："越南和中国是近邻，高平省和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更是近邻。中国烈士为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斗争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烈士就是越南烈士。保护好中国烈士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农鸿泰的一番话再次说明，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　　牺牲的中国烈士，都是中华民族风华正茂的优秀儿女，他们的年龄和我也相差无几。烈士们为了越南人民反侵略的正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每次站在烈士墓前，我心情都格外激动。在高平省，当我把一份礼品送给越南的看墓青年，向他表示感谢时，我禁不住一下将他抱住，热泪夺眶而出。我感谢他和所有的越南看墓人，让中国烈士静静地在越南的土地上安息。　　时隔30多年，当年援越抗美的一件件往事，仍然历历在目。在驻越使馆工作的第一个五年，是我一生中的一段重要经历，对于我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对于如何对待生与死的问题，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些难忘的事周总理回延安(1)

　　1973年6月4日至11日，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和政府总理范文同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中方给予了十分隆重、热情的接待，除毛主席亲自会见、北京市举行欢迎集会外，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同越南代表团进行会谈、举行欢迎宴会，并亲自陪同客人到西安和延安参观访问。我作为外交部亚洲司干部、越语翻译，有机会参加了接待工作。　　当时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正处于重要的转折关头。1973年1月，越战敌对双方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简称《巴黎协定》。同年3月，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12个政府代表团聚会巴黎，通过了《关于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决议书》，一致表示确认、赞成、支持和彻底尊重《巴黎协定》，"郑重承认并彻底尊重越南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即越南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越南南方人民的自决权"。根据《巴黎协定》，美军及仆从军于3月29日全部撤离了越南南方。至此，越南战争虽尚未最后结束，但战事基本上停了下来。这时的周总理可谓思绪万千。十几年来，他代表大后方中国，为支援越南抗美，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而且总理知道自己已经患了重病，今后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这种心态下接待来自抗美前线的越南领导人，周总理显得格外激动。在欢迎越南代表团的宴会上，周总理发表讲话，高度评价《巴黎协定》的签订。谈到中越关系时，周总理说："中越两国人民是同甘共苦的亲密战友和兄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互相鼓舞，互相支持，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我们高兴地看到，经过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锤炼，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变得更加巩固了。"周总理庄严承诺："在越南停战后的新时期中，中国人民将继续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直到取得彻底胜利。"我看到，宴会结束后，周总理亲自把客人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外，并走下台阶，一直送到汽车前。　　在北京的活动日程结束后，周总理亲自陪同越南领导人乘专机到西安和延安参观访问。这是建国后周总理第一次回延安。当时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　　专机抵达延安机场后，越南代表团成员和中方陪同人员的车队缓缓进入延安市区。尽管事先并未报道周总理要去延安的消息，但不知怎的，至少有十几万延安各界群众不约而同地涌上街头，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致使车队无法前进。北京陪同前去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不得不走出汽车，站在人群里，像警察一样疏散交通。大约半小时后，车队才抵达宾馆。当时，我作为翻译，坐在代表团成员、越南副总理黎清毅的汽车里。他对我说："看得出来，延安人民是在欢迎周总理。"　　下午，在客人们听取介绍延安情况前，周总理对中方人员说，中午趁大家休息，他悄悄地登上了延安宝塔山。为了不让群众发现，再造成交通堵塞，周总理换乘吉普车前往，并绕道从庄稼地里穿过。不料吉普车陷进了泥里，是地方的同志和警卫人员一起把车抬出来的。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总理已经患病。现在回想起来，那次周总理登上宝塔山，可能是在向延安城和延安父老乡亲作最后告别吧。　　接着，周总理陪同客人参观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旧居和延安革命纪念馆。在参观毛主席住过的窑洞时，周总理边听解说员讲解，边插话补充。周总理说，一次，毛主席接受一名美国记者采访。这名记者在毛主席面前大放厥词，毛主席很不高兴，便站起来，一面用手打开窗户，一面说，这是哪里来的臭屁，怎么这么臭呀？使美国记者十分难堪。走出毛主席旧居，客人们希望看看周总理的旧居，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只见周总理旧居的门用锁头锁着，不对外开放。但客人们还是隔着门缝往里观看，周总理便离开了现场，站到一处较远的空旷地方。当时，刘少奇同志的旧居自然更是被彻底封闭了起来，里面已空无一物。我听到周总理指着刘少奇同志的旧居说了一句话："那毕竟是历史嘛！"我还看到，站在旁边的一位警卫人员手里提着周总理的浅色中山装上衣，领口处已近乎磨破，泛起了绒毛。


那些难忘的事周总理回延安(2)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当一位年轻的女解说员讲到延安人民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打退了胡宗南军队的包围时，还现场演唱了一首地方小调，其中有一句唱词是"气得那蒋介石吧嗒吧嗒直眨眼"。唱到这里，周总理风趣地问那位小解说员："你怎么知道蒋介石吧嗒吧嗒直眨眼？"说得在场的人都开怀地笑了起来。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当看到1949年10月26日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电时，周总理停下脚步，指着电文中的几句话说，毛主席早在20多年前就嘱咐延安人民要"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但这一条我们做得很不够，很不够。当晚，延安革委会宴请越南客人，周总理和陕西省、延安市领导同志出席。宴会上还准备了当地的土特产如煮玉米、煮土豆等。客人们吃得很香，范文同总理说，他一口气就吃了两个土豆。宴会进行到将近一半的时候，周总理站起来面对大家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延安的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人民生活还这么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今天要当众作自我批评。说到这里，在场的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马上站起来说，党中央、国务院和周总理对延安的工作和经济发展始终十分关心，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他表示一定记住周总理的指示，要尽快把延安的经济搞上去。　　20多年后的1995年，我任驻老挝大使期间回国述职、休假，外交部组织我们部分正在北京的驻外大使、参赞到延安参观学习、考察。旧地重游，想起周总理抱病回延安的情景和在延安的讲话，我思绪万千，无比激动。周总理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党和人民，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深受人民的衷心爱戴。正像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在一起，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那些难忘的事河内外交使团(1)-(图)

　　迄今越南已同16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首都河内的外国大使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只有60多个。当然美、俄、英、法、日等大国都在河内有大使馆。总的说来，大使们都能讲英语或法语，懂越语的没几个。其中，罗马尼亚大使瓦里留的越语讲得很棒。随着越南对外关系的拓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一些大使明知在越南工作时间不长，也在努力学习越语。我本人除越语外，还可以讲些法语，这对我参加外交使团的活动很有帮助。如论在越南工作的时间，我算最长的，所以遇到驻在国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愿意听听我的看法。我在老挝工作期间，澳大利亚大使迈克曼和缅甸大使蒙蒙莱就已同我有不少来往。我到越南后，他们俩也都调任驻越大使，彼此自然更为亲近。冷战结束以后，意识形态问题显得不像过去那样突出，使团间的活动多属联谊性质，大家都注意求同存异，很少有尖锐的交锋或争论。如有问题需要深谈，多采取双边接触的形式。所以同使团朋友的聚会，气氛都相当宽松。罗马尼亚大使瓦里留和我都曾在河内综合大学留学，他岁数比我年轻很多，但仍把我看成校友，好像感情上又增加了一层亲切成分。他住的地方离我很近，走路只需两分钟。星期日，他经常约我到河内市郊看看，在外面野餐。他虽是欧洲人，但却只邀请我夫妇俩同他夫妇俩一起过圣诞节。他离任回国后，委托我们作为他在越南留学的儿子的监护人。此外，我同韩国、土耳其、西班牙、荷兰、意大利、新加坡等国大使的交往也较多。我还不时邀请一些比较熟悉的大使们到大使馆品尝中餐。他们则开玩笑地说，河内档次最高的中餐馆不在别处，就在中国大使馆。　　在同各国使节的交往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美国大使彼得·彼得森（Douglas Peter Peterson）　　1995年7月，越南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97年5月，美国首任驻越大使彼得森抵达河内赴任。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物，外电对他的"戏剧性"经历作了颇多的报道。　　彼得森大使时年61岁。他出生在佛罗里达州一个工人家庭，在十个孩子中排行第九。越战期间，彼得森在美空军服务。1967年9月的一天，当他第67次驾驶飞机准备轰炸越南北方一条铁路的时候，被越南防空部队发射的一颗导弹击中。他立即跳伞，但降落伞被挂在一棵芒果树上，结果他摔在地上，腿部、肩部和手臂骨折。当时他曾想用手枪自杀，但出于好奇心，很想知道此后的命运如何，终未自杀。越南民兵发现他时，他正躺在树阴下，已昏了过去。民兵首先脱掉了他的皮靴，因为美国大兵光着脚便无法走路，自然也就无法逃跑了。就这样，彼得森成了俘虏，被关进河内的监狱达六年半之久。直到1973年关于越南停战的《巴黎协定》签订后才获释放。离开越南前，他发誓永远也不再返回这个"倒霉的地方"。回到美国后，彼得森仍在空军中服务。1981年转而经商。1991年至1996年是佛罗里达州民主党议员。彼得森有三个孩子。这期间，他的妻子和17岁的儿子相继去世。1996年5月，克林顿总统提名彼得森为美国首任驻越大使，但直到1997年4月，此项任命才获国会参议院通过。彼得森抵达河内机场时说，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越南，第一次来时没有护照。他说："我相信，我们将不再彼此视为过去的敌人，而当作是好朋友。"不久，他同澳大利亚驻越南大使馆的越裔女商务参赞结婚，并在河内举行了颇为隆重的婚礼。　　彼得森的经历和他到任后越美关系的发展动向，普遍引起河内外交使团的浓厚兴趣。就我个人来说，越战期间我曾在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工作五年，对美国飞机狂轰滥炸越南北方的情景记忆犹新。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好奇心，我很想同彼得森这个人有些交往。但彼得森的表现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他到任后一直不来拜会我，在各种外交场合，他见到我也故意装作看不见，从来不打招呼。1997年11月，越南政府举办越南--东盟粮食安全问题研讨会，越方安排在潘文凯总理讲话后，由中国大使和美国大使相继发言。我发言后走回座位时，彼得森正向讲台走去，两人擦肩而过，也如同没看见一样。1997年和1998年我举行国庆招待会，都给彼得森发了请帖，但他均未出席。而且，1997年他还在我举行国庆招待会的同一时间，举行另一个招待会。我怀疑他是有意拉走一部分理应参加中国招待会的客人。我想，近些年来，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两国元首也实现了互访。照理说，两国的驻外大使也应该相应地有所交往。但既然彼得森如此傲慢和无理，我作为中国的大使，也要表现出中国的尊严。1998年美国国庆招待会时，我虽收到了请帖，但本着礼尚往来的原则，我没有出席。同时，我还把对彼得森的印象和不满告诉了罗马尼亚驻越大使瓦里留和越南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武频少将，有意让他们把我的想法告诉外交使团的朋友和彼得森本人。


那些难忘的事河内外交使团(2)-(图)

　　1999年5月8日凌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导弹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我馆舍严重毁坏，3名记者不幸遇难，使馆20多人受伤。我国政府当即发表声明，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最强烈的抗议。接着，首都北京和许多城市的学生和各阶层群众纷纷在美国驻华外交机构附近举行游行示威，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5月10日上午，美国使馆打来电话说，彼得森大使准备在当天下午到中国大使馆来见我，并面交一封他个人的信件。我估计他来送信可能同我驻南大使馆被炸有关，不管这是不是美国政府对所有驻外大使的统一要求，我很想听听他说些什么，便同意会见。因为这样还可以当面阐明中方的严正立场，驳斥美方的谬论。以往我会见别国大使都是在官邸，还要摆上些干果之类的食品。这次我有意安排在大使馆客厅见他，不摆任何食品。我想，在当时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又是对于彼得森这个人，没有必要表现出什么热情。　　下午3时，彼得森来了，面交了他的信。信中说，上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北约军队误炸，对于由此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悲剧性的损失，我表示最大的遗憾。我想向你特别是向这次可怕事件的受害者家属，表达我个人和所有美国人的最深切的哀悼。在过去几年里，我们两国持续的建设性对话和不断改善的双边关系令我深受鼓舞。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在共同致力于更加繁荣与和平的世界方面，合作关系潜力很大。我衷心希望，今后我们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进行建设性的对话。请允许我再次向贵国和贵国人民因这次事件所遭受的损失表达我最深切的同情。　　我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是对国际关系准则的肆意践踏。中国政府已发表严正声明，对北约的这一暴行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所谓中国大使馆是被"误炸"的说法，令人完全不能理解。三枚导弹同时击中同一目标，怎么可能是"误炸"？我还说，1966年12月14日，美国飞机发射火箭，准确地击中了中国驻河内大使馆，难道那也是"误炸"吗？中方正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看看美国和北约如何就此作出交代。彼得森说，他尚未能详细了解事情的始末，不想作什么解释，但他认为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充分的理由对此表示愤慨。会见进行了10多分钟。分手时，我指着大使馆的电影厅对彼得森说，1966年12月，美国空对地导弹击中的就是那栋楼。本来我还有一句潜台词，就是"不知那栋楼是不是由你发射的导弹击中的"。但为了给彼得森留点面子，没有脱口而出。彼得森说，这件事他当时就知道了。这是彼得森到任近两年来，我和他的第一次对话，给他留下了什么印象，不得而知。　　2000年2月上旬的一天，越南总理潘文凯为各国驻越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举行春节招待会。招待会快结束时，彼得森夫妇主动走到我跟前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在不断发展，我们两人在河内没有理由不加强交往。希望今后我们能经常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我表示愿意同他加强交往，但说话时态度仍比较严肃，未表现出多大热情。因为我还要看看他的实际行动。　　3月上旬的一天，彼得森夫妇在他的官邸宴请我夫妇俩和另外五六家大使夫妇。他坐在长桌的中间，安排我坐在他的对面。整个宴会期间，主要是他和我对话。我告诉他，30多年前我在河内综合大学留学时，宿舍就在彼得森官邸的隔壁，门牌是12号，他官邸的门牌是14号。彼得森说，这样看来我们就是邻居啦。他希望除了两国大使之外，两个大使馆的其他外交官也要多多来往。我说，我的同事告诉我，每次去美国大使馆，进门手续都非常复杂，还要由你们的保安人员带路，穿过好几道安全门。这样，我去美国大使馆就不方便了。彼得森说，这一点还要请大使谅解，美国人在越南所处的环境与中国人完全不同，安全上不能说已有了保证，因此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至于大使阁下，什么时候你想到我们大使馆来，请告诉我，我一定提前到大门外迎候。席间我还说，最近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刚刚访问越南，希望能安排时间，请你给介绍一些有关情况。他说，完全可以，只是已经有好几位大使提出要我介绍，我想找一个时间，请他们到我们大使馆来，一起介绍。至于中国大使，我一定要专门安排时间单独向你介绍，而且要到你的大使馆去介绍。3月17日中午，彼得森果然来了。这次我把会见地点安排在官邸，但仍只是放了茶水，未摆干果。我同美国人打交道没什么经验，心想还是不要太热情为好。介绍完科恩访越情况，已是吃饭时间。出于外交礼貌，我问他可不可以一起到外边的饭店吃个便饭。他说，非常感谢，只是中午已经有了安排。他很喜欢中国饭菜，希望能有机会到中国大使馆吃正宗的中国饭菜。　　4月21日晚，我和夫人在大使馆新装修过的宴会厅，宴请韩国、澳大利亚、奥地利、以色列和美国共五对大使夫妇。彼得森夫妇提前到达，还带来一瓶美国酒。鉴于客人不少，他们对中国都很友好，所以我没有专门同彼得森谈什么问题。宴会气氛很热烈，还拍了不少照片。　　2000年7月上旬，我离任回国。彼得森也于一年后回国。　　这就是我同美国大使彼得森的交往经过。但对他前后态度变化的原因，我在很长时间都未搞清。最近我向外交部一位对中美关系很有研究的老同志讨教。他说，彼得森知道自己曾在越战期间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而当时中国是全力支持越南的，因此他对同中国大使打交道，可能多少有些心虚。北约袭击中国驻南使馆后，克林顿总统和美国政府竭力辩称那是"误炸"，并千方百计向中国示好，而彼得森作为由克林顿提名的驻越大使，对当时中美关系总的背景，肯定会了解得十分清楚，这可能就是他对中国大使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那些难忘的事驻越使馆的今与昔(1)-(图)

1991年清明节张德维大使为中国烈士扫墓

　　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结束后，中国大使馆便同越南党和国家领导机关一道，从根据地太原省迁至首都河内。但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作为大使馆馆舍。当时，胡志明主席对罗贵波大使说，河内刚刚接管，你们可以到街上去了解、物色，看中了什么地方再向我报告。现在的中国大使馆就是当年罗大使选中后，经胡主席亲自批准、同意使用的。它坐落在巴亭郡黄耀街46号，占地两万多平方米，共有7栋小楼和一个电影厅。门前是一个小公园，地理位置适中，环境优美。越南和外交使团的朋友都认为中国大使馆是河内最漂亮的大使馆，至少也是最漂亮的大使馆"之一"。

　　但大使馆内部设施却相当落后，工作和生活条件颇为简陋。1965年我第一次到大使馆工作，被分配到研究室（现在称为政治处）。办公的房间没有空调，头顶上有一个悬挂的电扇，始终不停地旋转，吹得脑袋发胀，同时由于蚊子过多，椅子下还要放上一盘蚊香，点着后散发出的"六六六"药粉气味，很是刺鼻。住的地方基本上是集体宿舍。由于我爱打呼噜，便被安排在一个最小的单人房间。墙壁外面是越南某机关的猪圈，喂猪的泔水和猪的粪便早已把墙壁浸透，所以我的房间整天都能闻到猪粪的气味。河内的气温很高，湿度又很大，到梅雨季节，墙上满是水珠，屋里的地面上都长满了白毛，走在上面不小心很容易滑倒。衣服也很容易发霉。奇怪的是，白衣服的霉点是黑的，黑衣服的霉点却是白的。　　越南抗美战争期间，各方面商品供应都很缺乏。许多大使馆需要的东西只能到国内采购。河内买不到鸡，只能到广西凭祥解决。一次，大使馆派我到凭祥，运回100只活鸡，在大使馆院内喂养。每逢有宴请活动，便杀掉几只，用完了再去凭祥。平时大使馆的伙食自然相当单调。一次，援越部队给大使馆送来一卡车他们自己种植的扁豆，大约有3000斤。这固然是对我们的热情帮助，但在此后很长时间内，我们的伙食就是扁豆包子、扁豆饺子、炒扁豆、凉拌扁豆，以至于一闻到扁豆的味道就倒胃口。20世纪80年代初期，越南的经济十分困难，当地供应给大使馆的大米和面粉多有霉味儿。一次，到曼谷去采购的管理员买回一包泰国大米，当天晚上就给大家吃了一餐。人们还没走进食堂，便闻到了扑面而来的香气。事后炊事员说，那一次投放的大米比平时整整多了一倍。在"大锅饭"时期，大使馆的伙食是地地道道的大锅饭。记得菜汤就放在一个大桶里，任凭大家去打捞。调皮的小伙子为了多捞一些鸡蛋，还编了几句顺口溜作为经验之谈："勺子要沉底，轻轻往上提，心中不要慌，否则全是汤。"


那些难忘的事驻越使馆的今与昔(2)-(图)

　　在计划经济时代，大使馆人员的工资主要用人民币支付，只有很少的比例可以兑换成美元，并获准在香港购买一些衬衣、背心等生活用品。但驻越南、朝鲜、蒙古三个大使馆的人员，因为可以乘火车回国,便不能享受这种待遇。一次，朱其文大使设法从香港采购了一部分半导体收音机，作价分配给大使馆外交官。我刚刚到大使馆工作，还不是外交官，自然分配不到我的头上。看见外交官们把收音机挎在肩上，潇洒地在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收听新闻，煞是羡慕。　　当时越南处于战争环境，为保证信息灵通，国内决定每天给大使馆通报重要消息。由于没有传真，更没有E-mail，外交部新闻司的同志只能用长途电话逐句念读消息稿，大使馆的同志便逐句听写。线路不好时，声音根本听不清楚，每次听下来都弄得一身大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级指示所有驻外外交人员一律不得再穿西装，在正式场合只能穿中山装。这还不算，对我们驻越大使馆又增加了一条，就是不得穿毛料中山装，只能穿咔叽布中山装，意思是要同抗美斗争中的越南人民同甘共苦。新的咔叽布中山装还有一点上浆后的亮光，但水洗以后就变得软里叭叽，既没型，又没样，很是难看。此外，在1966~1967年还有一项"革命化"措施，即驻外外交机构取消国外工资。按新规定，国内工资保留，在国外吃饭不要钱，同时发给少量零用钱，从大使、参赞到司机、厨师，每人每月发人民币40元，目的是体现一律平等，"消灭等级差别"。但在当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革命精神。　　大约在1968年，国内决定为中国驻苏联、朝鲜、罗马尼亚、越南等大使馆配备国产红旗牌大轿车。当时我正在国内休假，外交部供应处便让我和也在国内休假的大使馆工勤班小孙，负责将车押运到河内。我们从广安门火车站出发，轿车固定在货车车厢上，两人坐在轿车里，走了将近三天三夜。供应处的同志说，我们的伙食是实报实销，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实际上，每到一站根本不敢下车，最多是跑步灌上一暖瓶开水，便马上赶回，生怕火车上的汽车开动，把我们甩下。就这样，我们两人在火车上的汽车里还坚持了"早请示，晚汇报"。　　驻越大使馆历来以艰苦朴素著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知为何，好像一股风，大家都以穿破旧衣服为荣。那时人们还没有外出旅游的概念，活动范围就在大使馆的院落内。晚饭后，年轻小伙子们就光脚穿着拖鞋和背心、短裤，在院子里散步。有的背心破出了大窟窿，也不去理睬，照样穿着散步。经过大门口时，让外人看见也毫不在乎。那时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极为单调，好像主要的文娱活动就是打克郎棋。年轻人还组织了一个篮球队，不时同其他国家的大使馆进行友谊比赛，中越关系正常化以后，还经常同越南外交部的朋友进行比赛。我本来不会打篮球，也穿上别人打球的运动服，拍张照片作纪念。　　但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下，大使馆的同志们都能凭借高度的责任心，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地完成各项任务，没有人叫苦，更没有任何怨言。可以说，这已成为驻越南大使馆的传统。


那些难忘的事驻越使馆的今与昔(3)-(图)

　　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使馆的面貌才慢慢开始改变。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财力的增强，驻外机构的条件不断改善。经过10多年的努力，现在我们大使馆的面貌已大为改观。办公楼改建后，设施都进行了更新，每人都配备了电脑打字机。所有宿舍都配备了空调、电冰箱、吸湿器，并正在按照较为超前的标准进行改造。院子里除了原有的游泳池、篮球场外，又增建了漂亮的网球场。有了电视接受器，大家可以收看国内和香港几十个频道的节目，文化生活也较前丰富了。　　20世纪60年代曾遭受美国飞机轰炸的电影厅，现在重新加固装修，颇为壮观。我国领导人到越南访问时，都会在大使馆电影厅同大家见面，或发表讲话。　　从大使馆这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国家几十年来走过的足迹。


那些难忘的事离任回国之前(1)-(图)

　　大约在2000年5月中旬，外交部通知我说，让我适时安排辞行拜会，于7月上旬离任回国。我计算一下，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一方面要抓紧时间写好我的《离任报告》，同时请大使馆办公室安排向越南党政领导人和各部门辞行拜会。越南朋友得知这一消息，都争取在我回国前同我见上一面。那一段时间，活动一个接一个，日程相当紧张。　　　　一、辞行拜会　　

　　在一个多月内，我先后拜会了越共总书记黎可漂、国家主席陈德良、政府总理潘文凯、国会主席农德孟和政治局委员陈庭欢、张晋创。有些同志把我辞行拜会同对方的宴请饯行结合了起来。作为纪念，我愿记下为我饯行过的人们，他们是：《人民报》总编洪荣、友联主席武春洪、工业部长邓武诸夫妇、计划投资部部长陈春价、河内市委副书记陈文俊、河内市友联主席范利、越南妇联主席何氏洁、外长阮怡年夫妇、国家政治学院河内分院院长阮菊、越南社科人文中心主任阮维贵、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杜进森、文化部长阮科恬、监察总署总监察谢友青、越共对外部长阮文山、越南记协主席洪荣、越共政治局委员阮德平、副总理阮功丹夫妇、公安部长黎明香。此外，提出为我饯行而无法安排的还有贸易部长武宽、司法部长阮庭禄、越共中央财管部部长朱文易、越共中央科教部副部长范明鹤。





　　在这样的场合，话题几乎不约而同。首先是为几年来中越关系的顺利发展感到高兴；接着是对我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保持经常联系。不少同志很动感情。前面已经提到，黎可漂总书记说，希望我常来常往，我在大使的岗位上，他可以见我，我不在大使的岗位上，他照样可以见我。政治局委员张晋创说，此时此刻他不知应如何表达他的内心感受："想挽留你，挽留不住，为你送行，又不愿让你走出这个房间。"计划投资部部长陈春价表示，他过去对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确实不够热心，今后将"努力纠正"，分手时还同我紧紧拥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黎明香早就提出要为我饯行。由于日程已排满，大使馆表示有些困难，但黎部长仍坚持要请，结果安排在我动身前一天的中午。由于过去黎部长同我有过不少接触，两人很说得来，那天他很激动，起身祝酒时说："我们两人是同龄人，今天请允许我称呼你为李哥。"《人民报》总编洪荣宴请时，我说，离任前我打算写一篇告别河内的文章，不知《人民报》会不会采用。洪荣马上表示，一定全文照登，而且要登在头版。果然，我的文章在离开河内的前一天登在了《人民报》的第一版。


那些难忘的事离任回国之前(2)-(图)

　　二、授 勋　　







　　6月9日上午，外交部长阮怡年在政府宾馆举行仪式，代表陈德良主席授予我友谊勋章。越方出席的有主席府办公厅副主任阮文碧、越共中央对外部常务副部长范文章、越中友协副主席丁如廉、政府办公厅代表黎孟俊和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黄如理、新闻司长潘翠青、条法司长阮伯山、礼宾司长丁春留。我夫人和大使馆的主要外交官也应邀出席。阮怡年部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在用很大篇幅评价我的工作后说："我们热烈祝贺李家忠同志在越南工作期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被授予越南友谊勋章。这是越南对曾为促进各国同越南的友谊与合作作出重大贡献的外国各单位和个人授予的国家级的崇高称号。""李家忠同志即将结束在越南的工作任期，但我们相信，不管在任何岗位上，他都将继续为培育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积极贡献。"我也相应发表了讲话，对陈德良主席授予我友谊勋章表示感谢，还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大使馆所有同志的光荣，退休后仍要为增进中越友谊作出我的努力。


那些难忘的事离任回国之前(3)-(图)

　　三、拍照留念　　













　　虽说我在越南工作了很长时间，也陪同国内代表团或因工作关系去过不少旅游胜地和风景区，但都顾不上仔细观赏，更没有想到要拍照留念。眼看回国的日期逐渐临近，我和夫人便利用早晨上班前的时间，请大使馆文化处的年轻人彭世团为我们拍些河内的景点。就这样连续两天，每天清早6点出发，小彭又是开车，又是照相，拍了不少照片。像河内大戏院、主席府、外交部、还剑湖、龙边大桥、政府宾馆、胜利饭店、巴亭广场、玉山祠等，过去都去过多次，但这时却有不同的感受。被人们称为"河内王府井"的钱场街，不知到过了多少次，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而现在从这里经过却感到非常留恋。几年后的今天，翻开这些照片，觉得那样熟悉，那样亲切。我心中默默地说，再见了，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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