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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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文明对日本发展的影响
据考古学家分析，日本列岛原与东亚大陆山水相连，是大陆突出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半岛。大约一万两千年前，由于地球的一次剧烈变动，日本和大陆完全分离。在漫长的原始时代，日本文化开始萌芽。
大约公元前二百年前后，大批的汉人和朝鲜人移居日本。这些人被称为“渡来人”，“秦汉归化人”或“新汉人”。成书于公元815年的日本《姓氏录》记载，仁德天皇时，流徙在日本的秦人92部有18760人，赐首领姓秦酒公，分制置于适宜养蚕的地方。这是早期中国大陆向日本的移民。秦氏繁衍有很多子姓，如羽田、羽太、波多、幡多、八田，其发音全部相同，他们是中国人的血统，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据《姓氏录》作者调查，日本京都市右京区有一个地名为“太秦”。如今在名古屋到神户的高速公路上，还有一地名称为“秦庄”等，皆系当时大陆移民的聚居地。2000年12月，笔者在日本熊本浅草进行学术交流时，日本一位姓金的议员告诉我，他的先辈是中国人，是唐代从大陆到朝鲜、日本北海道，又转道南九州的。
在中华文化宝库中，既记载着华夏的光辉史迹，又蕴积了友好邻邦丰富的历史资料。世界上最早用文字把日本历史记载下来的应该是中国。战国时代成书的《山海经》里，就有关于日本的记载。其后，在《史记·秦始皇本记》中又记载了徐福携童男童女入海求仙、东渡日本的史事。至今日本九州还流传徐福的许多历史故事，供奉着祭祀的神庙，每50年大祭一次，1980年4月还举行纪念徐福登陆2200周年的隆重祭奠。如今在熊本到长崎的高速公路旁，还建有祭祀徐福的神庙。
大陆人东渡给日本带来了中国发达的文化。他们带去了中国的水稻栽培、养蚕、制陶、冶铁技术，也带去了儒家思想、道教和佛教，加速了日本向文明社会的发展。
在公元五世纪以前，日本古代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汉字的传入，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并为后来的日本文字（假名）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中国古籍东传日本，有文字记载的是在公元712年日本的第一部书面文献《古事记》。该书记载了有《论语》10卷、《千字文》一卷送给日本天皇的史事。据考证，公元4世纪，中国的古籍已传入日本。在公元604年，日本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不仅深受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不少条文的遣词造句直接来自中国的文献典籍。中国文化以汉籍为载体，随着中日间的人员交流而传入日本。这种传播的速度随时间而越来越快。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汉字成为日本语言的记载符号。
中国文化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文化发展的营养素，乃至影响了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茶道、面条、汤元、豆腐等是通过僧人传入民众的。奈良时期，中国的音乐歌舞——散乐传入日本，与日本传统歌舞结合，演变成“能乐”。书法等艺术也为日本人所喜爱和摩写。中日两国文化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当时都是农耕民族，都受儒教的影响，都使用汉字，都使用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甚至许多传统节日也一样。这些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
从公元645年起，日本进入“大化革新”时期，日本开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新政府效仿中国唐朝的长安，建造国都，公元710年迁国都于平京城（奈良）。全面引进唐朝的政治体制、法律、文化，“百事皆仿唐制”。连皇宫四周设12门，也是效仿中国建造的。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日本派人留学中国，又请中国扬州高僧鉴真和尚东渡传授。许多有特色的寺庙和佛像面世。
以南京为例，分析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耐人寻味的。因为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制造血腥大屠杀的同时，又制造了一场“文化大屠杀”。而历史上的南京，对日本的文化却有着深远的影响。南京是三国时期吴国的首都，并且是1700年前长江下游与海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港口，当时对日本有相当大的影响。古代日本人称中国人为“秦人”、“汉人”外，更多的场合和更长的时间称中国为吴国，称中国人为吴人，称中国话为吴音，称中国人在日本的居留地为吴原。从中国传过去的物品名称往往都要在前面加上“吴”字，如“吴织”。“南京”在日语中也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查阅《日本国语大辞典》的南京词条，除表示中国城市南京外，还表示：中国人的别称；从中国等外国来的输入品、进口货，稀奇可爱的东西等。在日语中，冠以“南京”词头的名称则比比皆是：“南京烧”(中国瓷器)、“南京钱”(中国铜钱)、“南京口”(中国方言或南京方言)、“南京米”(中国或印度大米)、“南京锭”(洋锁)等。日军在被摧毁的南京中山门城墙上狂叫
——采自《南京大屠杀图集》据史料记载东晋安帝时(公元397年—418年)，日本遣使来建康，以后又在公元412年、415年和430年，多次派人来建康学习南朝的纺织技术，现在作为日本民族服装的和服在日语中又称为“吴服”。南朝的建筑技术传至日本，在日本“飞鸟时代”(公元528—544年)一段时间中，日本重要建筑大多采用六朝样式，并特别采用“梁式”(梁为南朝的第三个朝代)一名，如今六朝样式已成为日本“文化财”(历史上文化活动的产物)和“国宝”(最高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日本最著名的古寺、法隆寺，就是南朝建筑技术的结晶。
在元代到过中国并史册留名的日本僧人220人中，许多到过南京蒋山寺。他们学成回国，在京都开寺(公元1339年)，仿南京凤凰台，取山名为凤凰山。明清时代更是日本南京交往的极盛时期。仅到南京谒见明太祖或拜访天界寺者，留下姓名的日本僧人就有无我省吾等7人，在天界寺的日本留学僧椿庭海寿还担任了明朝赴日使节的翻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页。
千百年来，中日两国的学者、僧侣、官员、商人和平民，孜孜努力，历尽艰辛，将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日本人以他们对于中国大陆文明的渴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向中国寻求知识。中国典籍文物传入日本，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日本的汉学者大宫真人潜心研究楚辞屈赋，于1994年出版了《屈赋与日本公元前史》一书。他发现屈赋许多词语的上古音与日本九州一些地名读音相近，把这些成对应的地名按屈赋诗句的顺序排列起来，地图上竟然呈现为有序的行路图。于是，他得出结论：屈原被放逐期间到过九州，《离骚》、《惜诵》、《抽思》、《怀沙》等作品既是作者忧思情感的抒发，也是他在日本经历的记录。此论新奇大胆，也是见仁见智。但从这有趣而富有想像力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日本学者的影响之深。
二中日文化交流的挫折
1543年，一艘葡萄牙船飘流到九州南面的种子岛，日本人才知道白种人的来历。明治维新后，日本文化也纳入法西斯侵略文化体系。
然而，近代以来，随着日本国力的增长，军国主义也愈演愈烈。先是日本依其在中国的强权地位，对中国的文物典籍强行杀价“购买”。那时，他们虽心存劫夺，但还能演出“买卖”的场面。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日本全面灭亡中国的图谋付诸实施，并发动了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中国文物典籍进行洗劫，公然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全面的破坏。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2节 中国文化受灾区范围(1)

在日本发动的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中，中国文化遭受一场大破坏、大浩劫。中国的国土一半被践踏，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绝大部分被侵占。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本就强占我国东北4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军全面侵华的八年中，我国长城以南、大江南北的千里河山蒙受战祸，其战区之广，实属惊人。战后国民政府初步统计指出：
“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为第一期，计1年4月，已遍及13省，北起黄河流域察、绥、晋、冀、豫6省，中达长江流域苏、浙、皖、鄂、赣5省，南及珠江流域粤、闽2省。经过剧战的地方达256市县。第二期起自27年秋末，截至（民国）32年7月6日，计时总达4年又8月。战场仍以第一期被侵占各省为主，另增湘、桂、滇3省，各省遇战县数多少不一，山西省特多，计61县。次则浙、鄂、粤、赣四省均在30处以上。再次如豫、桂2省亦各有约20处，其他皖、湘、苏、闽、鲁、绥、滇、冀8省则有15处至1处不等。合计15省295市县。第三期自32年7月6日起至34年8月14日止。敌后游击为制敌有效战术之一，自僻野山谷以至城市据点经常皆在战斗中。概言之，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南京市内中山路用卡车、骡马车、自行车，以及儿童车等装载抢劫的财物。
——采自日本每日新闻社秘藏《不许可写真集1》
山西境内不独争斗频繁，规模亦特巨大。其次冀中及冀西地带每为敌军扫荡中心。余若鲁南、豫北、苏北、淮东乃至地形复杂区域如苏、浙、皖边区，豫、鄂、皖边区及太湖等处，亦为互争之地。择其较著者计有84市县作过游击战场，计黄河流域50处，长江流域32处，珠江流域2处。
八年来全面曾蒙战祸区域共467市县。”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四）［台北］1981年9月出版，第31页。
不过，“蒙受战祸区域共467市县”之说是不准确的。此数实际上是1937年7月至1943年7月共计6年中我方蒙受战祸的区域。抗战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韩启桐就编制统计出抗战6年中我国蒙遭战祸区域为467市县。这467市县还不包括“七七事变”前陷敌的冀东21县。自然也不包括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被占的146座城市。
灾区范围并不仅仅是上述直接蒙遭战争侵害的地区，它还应包括未经战事即告沦陷的地方及敌我两军交错的地带。就文化损失而言，它还应包括敌机深入中国腹地轰炸所造成的损失。韩启桐统计出抗战时期前6年被敌侵占市县城区（包括一度沦陷后又收复的地区在内），至少应在751处以上。如是，加上冀东21县和豫湘桂战役中被占的146座城市，则八年抗战中灾区约有918市县。
应该指出，此数是按国民政府当时行政区划统计的。战时中共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出于抗战需要，在其统辖区又重新设置划分县治。战后据中共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中，中国的九百三十余座城市被日军占领，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被侵占的大城市占全国的80％以上。《中国的人权状况》，载《光明日报》1991年11月2日。而据国民政府估计，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14年的艰苦而漫长的岁月中，我国受害区域占全亚洲沦陷地区的45％。
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中国文物典籍流入日本，但那是作为中国人民遭受掠夺的屈辱的象征而进入日本的，源源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遭到了严重挫折。
在战时，日本国内一大批日本中国学的研究者受法西斯意识熏陶，自觉地充当战争的喉舌，他们从“学术研究”、“文献处理”到“考古调查”，完全采取了帝国主义的强权形态，从而为谋求天皇政体的最高利益服务。
要摧毁一个民族的反抗力，就要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意志，摧毁支撑这个民族脊梁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从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开始。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的目的，是为巩固法西斯统治服务，为经济掠夺服务，为扩大侵略战争服务的。
由于文化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特殊意义，因此，在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者采用种种卑劣手段，甚至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大肆摧残被占国的文化遗存和教育设施，进行奴化殖民教育。如日本1895年占领台湾后，就大力开展殖民教育。1937年4月1日，台湾殖民当局明令废止中文，报刊只准用日文发行。同年9月，又根据近卫内阁“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使日本的国民精神渗透到岛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1932年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在文化方面，则明令日语为伪满洲国“国语”，中文却被称为“满文”。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军人甚至学者，自发地、有组织地进行文化侵略，轰炸、损毁古建筑，焚烧、劫夺文物典籍，破坏中国原有的教育体制和设施，进行奴化殖民教育。其破坏灾难之重，规模之大，也为人类文明史所罕见。“同文同种”、“共存共荣”这些伪装的真面目，在日本所造成的文明浩劫面前统统暴露无遗。日军对中国图书典籍、古物古迹和教育事业的破坏，其性质远远超出一般战争意义上的理解。
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表现形式来看，有实物和文献的形式。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积累实践经验，保存有价值的材料，反映各种研究成果，不断创造和发展了各种类型的知识体系。记载、反映这些知识的文化典籍和文物，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成果，并在民族发展中产生巨大的作用。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及所造成的损害，打断和迟滞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来说，日本对中国的文化损害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
从广义上讲，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特指精神财富，它主要包括文学、艺术、宗教、法律、思想道德、教育、科学等。文化就形态而言，有有形与无形之分。本书所作的文化损失研究，主要是从文化的有形损失即物化损失而展开的。
为了叙述和阅读的方便，本书主要是按专题分述的。而专题分类也是相对的。文物是指历代遗留下来的对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价值的实物。如与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旧图书资料等。本书是将古建筑损失、图书典籍损失和文物损失作专题阐述的。内容上会有一些交叉。战时图书典籍之损失
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精神成果的东西，就是一个民族长期积累的文化典籍。
历史上出现的记载文字的典册，称为典籍，也称文献，它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之意。人类有了文字以后，才能用文字记载知识和经验，积累文化成果，从事文章和著作的编撰。我国文字起源可上溯到夏代，商代有了记载文字的实物。殷墟甲骨所记载的知识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我国早期文字的主要载体。春秋战国时期，图书形制为竹木简牍。不仅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也开始出现。宋代印刷术的发展促进了文化学术的繁荣。记载这些知识体系的文化典籍，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成果，并在民族发展中产生着巨大的作用。
中国古代悠久灿烂的文化，依靠图书文献典籍作为主要媒体传播于域外，对于人类文明的进程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汉籍向日本的传递，无论其历史的久远，或是规模的宏大，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仅见的。它构成中日两国独特的文化关系。据日本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四世纪，汉籍就传到日本。汉籍不仅对日本文字的产生和文化的发展有影响，而且对于日本社会生活发展的各个层面都有重要的作用。
正因如此，日本国人喜爱中国文化，吸收和保藏中国图书典籍，这本无可厚非。然而，近代以来，随着日本国力的增长，军国主义愈演愈烈，日本先后单独或伙同其他列强发动了四次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74年侵台战争、1894年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1931年至1945年的侵华战争，日本先是依其在中国的强权地位，对中国图书文献典籍强行杀价“购买”，如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的大量汉籍，是1907年仅以10万元的价格而囊括江南的“十万卷楼”和“守先阁”等处秘藏。进而，又以所谓“庚子赔款”在华购书。而在1931年至1945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则公然对中国的图书文献典籍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和全面洗劫。中国文化典籍遭受空前的劫难，蒙受巨大的损失。
我国战时损失的各种统计工作，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就着手进行了。战后国民政府要求各学校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按统一格式填写上报因日军破坏而蒙受物质损失的具体情况和确切数据。这些数据都是确实可靠的，战后也曾向国际社会公布过。本文着重就中国图书典籍损失数字作一扼要的介绍。
一全面抗战前的公共图书损失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4个半月就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战火祸及东北的图书。1931年10月，日军在哈尔滨市区开枪射击，黑龙江省立图书馆西库中弹起火，大火吞没了整个书库，许多从关内辛苦征集得来的珍善本图书被焚。
日本占领东北后，搜缴与焚毁一切具有抗日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的教科书。据伪文教部记载，仅1932年3月到7月的5个月中，焚烧书籍达650余万册。据《满洲年鉴》记载，1935年至1938年，禁止发行的报纸为7445份，扣压56091份；禁止发行的杂志为2315份，扣压13644份；禁止发行的普通出版物3508册，扣压924852册。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14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页。
1937年，“日满文化协会”曾在日本东京影印沈阳故宫崇谟阁《清实录》，为掩盖日军在中国的侵略罪行，乃挖改实录中他们认为有碍的字句，仅光绪二十年和二十一年这两年的实录就被山村勇造等挖改“一百六十处”之多，卜维义：《资料工作管窥》，载《沈阳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4期。日军的这一做法，显然是想毁灭华夏文化，削弱人民的抗日意志，使东北沦为日本永久的殖民地。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3节 中国文化受灾区范围(2)

1932年1月28日，位于淞沪地区的高校或遭炮火袭击而毁，或为日军占领。此次遭受破坏的16所高校中，就有12所学校（除复旦大学图书损失较小外）的图书资料遭到了全部或部分的破坏。2月1日，商务印书馆附设之东方图书馆除早年已存入银行保险库的图书免遭焚烧外，其余藏书46万册全部付之一炬。上海全部被焚毁破坏的书籍和资料总数当在七八十万册左右。损失严重的高校有：
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校舍全部被毁，图书4万册（内有宋明善本）被毁；
国立暨南大学，校舍被毁，图书损失颇多，其中“海外文化事业部”历年积存的五百多种图书杂志等珍贵资料荡然无存。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暨南校史1906—1949》，1983年版，第178页。
私立持志学院及附属中学，校舍大部被焚，图书馆版书33000余册（中文21000册，外文12000册）损失殆尽。朱庆祚：《上海图书馆事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私立中国公学，校舍及图书等全部被毁。
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舍被毁，藏书损失过半。
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图书的损失：该馆善本书多为历代珍本或抄本秘本，弥足珍贵，价值连城，且多出自国内著名藏书家，如会稽徐氏、长洲蒋氏、太仓顾氏、丰顺丁氏、江阴缪氏等。该馆总藏书488395册，多数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这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其中仅有1/7的藏书，因事前转
创办于光绪二十三年的我国历史悠久的出版机构之一，商务印书馆在一九三二年被日军炸毁。
——采自日本《亚东印画辑》
移得以幸存。东方图书馆是中国文化精华荟萃之地，五层大楼的书库中藏有各类图书近50万册。根据商务印书馆1931年的书目统计，该馆藏有中文书籍268万册，外文书8万余册，图表照片5000余幅。特别珍贵的是，经史子集之善本书3745种35083册。其中有宋版129种2514册，元版179种3124册，明版1449种15833册，清版138种3037册，抄本1460种7712册，批校本288种2126册，稿本71种354册，杂本31种382册。此外，刚购进的扬州何氏藏书40000余册，也同时遭毁。上述近8万册古籍善本，除5000册一直寄存于金城银行保险库外，全部毁于一旦。东方图书馆善本室还藏有全国各省整套省志，计22省2641种25682册，其中有元版本2种，明版本139种。除省志外，还藏有全国府厅州县志1753种。该馆还藏有极为珍贵的全套中外杂志。如荷兰出版的《通报》、英国亚洲文会出版的《学报》、德国出版的《大亚洲》，以及《中国汇报》、《哲学评论》、《中国》等。国内著名的报刊杂志有《时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益世报》、《新闻报》、《国闻周报》等。
据统计，东方图书馆共损失各类书463083册。编译所损失中文书3500部，外文书525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商务印书馆善后办事处编印，1932年7月版。转引自张铨等著《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9页。
日军海军陆军战队在进攻闸北过程中将中国公私建筑物彻底破坏。图为商务印书馆被破坏的情形
——采自《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
二八年抗战期间的公共图书损失
1937年的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开始，日军又掀起了一浪破坏中国文化教育设施的狂潮。无论是滞留在沦陷区还是迁至内地的图书馆，都不同程度遭到破坏。遭受劫难的情形大致有以下四种，有的甚至遭受两种情形以上的破坏：（1）在当地毁于日军炮火；（2）沦陷后遭日伪劫掠；（3）在转迁徙途中受损；（4）迁移到大后方后再遭敌机轰炸。下面以时间为序、按区域记述公共图书之损失。
1北京地区
七七事变后，在日军占领的八年间，北平被劫夺、焚毁的公私图书达586428册，其中公共图书448957册另5箱，私人书籍137471册另4箱。王聿均：《战时日军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台湾）《近代史研究集刊》1985年6月，第14期，第342页。各图书馆遭劫的具体情况如下：
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七七事变后，抢救出的图书约有500余箱。沦陷后日军将馆舍改为外科医院，书库成为手术室及药库，阅览室成为病房。该校的图书遭受两次浩劫，一次是1937年日军侵驻清华园后，把未及运走的约20余万册图书劫夺一空；另一次是1938年运存汉口继又转运至重庆北碚的图书仪器400余箱，战时遭敌机轰炸，损失严重。1940年再次被炸，被炸毁的图书计有中文书5838种10660册，另28605函又50包；西文书3288册，期刊97种，计4904册。在这些书刊中有极珍贵的善本中文书10074册和西文书62册。劫余的图书共23000余册，运至昆明。战前馆藏中外文图书33万余册，期刊合订本3万余册，战后复原时仅收回中外文图书165000余册，期刊合订本2万余册，损失达65%以上。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4页。但战后《北平市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中，清华大学在北平沦陷时损失中西文书籍34900余册。差距所在，可能是内迁途中损失和在新校舍被炸损失数有关。如1940年6月24日，遭日机轰炸的清华大学图书馆迁藏重庆北碚的珍本古籍，其中包括杭州杨氏丰华堂原藏全部宋版书和大部分元版书。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原藏书20余万册均落入敌手，1937年伪教育部取走政府公报248册；次年伪新民会运走中文期刊2万余册。后又取走党义书126册，未编俄文书3700余册，这些图书后被敌宪兵队变卖；1941年伪教育部再次检查违禁书约3000册予以没收。《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
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损失图书32794册，师大附中图书馆损失图书2886册，挂图323幅。
私立民国大学图书馆，中外书籍及杂志59836册（内有极珍贵版本之图书）被敌伪掠夺而去。
私立中国大学图书馆，损失图书19535册。
私立朝阳学院图书馆，损失图书25110册。
私立中法大学图书馆，损失图书1996册。
私立辅仁大学图书馆，损失中文图书226册、西文图书18册。
私立燕京大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占领，图书仪器遭受摧残，战后图书大部分追回。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国立北京图书馆（北京文津街1号），接收后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关于国立北平图书馆损失概况，1943年代理馆长袁同礼呈文教育部指出：“钧部所属之京师图书馆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办之北海图书馆合组而成。计京师图书馆藏书20万册，北海图书馆藏书10万册。自民国16年至26年6月底，历年增益中外文图书15万册，共45万册，此七七事变以前之大概情形也。职馆所藏图书，如善本部甲库之宋元明旧扎，乙库之清代精刻批校以及罕见之本，久津阁本四库全书、敦煌唐人写经以及内阁大库明清图，皆为国家珍宝，非仅能以货币价格估计。除宋元旧刊一部分于24年冬间运往上海妥慎保管，并于30年10月奉令运往美国，商妥该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订有契约外，其余北平全部馆舍建筑及设备未及运出之藏书于26年7月底北平失守后，悉数沦陷。分设之工程参考图书馆于26年12月亦随首都之沦陷而全部损失。职馆在长沙设立办事处、积极进行复兴工作。复派员在香港设立通讯处，征集图书，因运输困难，大部分暂存该埠，30年12月，太平洋战事爆发，此项图书亦沦入敌手。先后沦陷损失，估计约值战前国币1000万元，依照战前汇率，折合美金约330万元。至北平馆舍建筑及现存该馆图书将来敌军撤退时，是否遭遇毁坏，未能预卜。其现存昆明重庆两地图书，将来运回北平，所需运输费用，以及工作人员回平旅费，约需100万元，依现时汇率折合美金5万。”《国立北平图书馆损失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5，案卷号1632。
北平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分馆曾被日本宪兵两次搜查，致被搬走、撕毁历年新购之书籍杂志多种。1938年6月被日本宪兵搬走书籍314册、被撕毁书籍26册，撕毁杂志4131册；1939年3月被日本宪兵搬走杂志6551册。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为函送本院历次被敌军征去铜铁品清单及历次被宪兵搬走撕毁书籍杂志清单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2天津及华北其他地区
1937年7月23日，天津市立图书馆遭日机轰炸，炸毁馆舍5间，损失图书5万余册、报刊五十多种。《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6年20卷1—3合期，第11页。
1937年7月29日，日军飞机轰炸南开大学，该校木斋图书馆被炸毁。之后，日军又纵火焚烧教学楼、图书馆及师生住宅37栋，损失图书近10万册，其中不少是珍善本，西文图书45万册。《日军毁掠南开暴行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战后，日本京都大学曾返还给南开大学图书15566册。
河北省立工学院图书馆（保定）此前有图书2万册，战后只收回4994册，损失15000余册。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天津），共计损失中文图书57000册，其中外文图书9000册，中文期刊210种。
河北省立农学院图书馆（保定），战时图书7万余册全部被毁。
国立河南大学，损失图书15000册。
私立齐鲁大学，战时被日军焚烧损失的图书计12万余册。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4节 中国文化受灾区范围(3)

3华东地区
1937年8月，日军开始对上海、南京等六十多城市狂轰滥炸，且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教育文化设施为破坏目标，仅上海一地就有92所文化机关和学校遭日机袭击，其中遭全毁的占75％。现主要就上海、南京、杭州三地的损失作一概述。
上海的图书馆损失：
在空袭和炮火中，上海图书损失严重。如于1936年9月开馆的上海市立图书馆新馆被炸。上海最大的区级图书馆南市区文庙图书馆书库被炸毁，藏书5万余册损失近3万册。上海商学院图书馆藏书两万余册，被敌炮火击中，大部分书刊被毁。复旦大学仙舟图书馆藏书五万余册，馆舍被炮火击毁，损失严重。《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第6期，第6页。
另外，上海法政学院损失中文图书4575册，西文图书420册，中西文杂志1994册。私立诚明学院损失图书杂志五万四千余册。私立新华艺术专科学校馆藏图书全部被毁（内有不少古今书画）。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上海医学院、私立东南体育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等学校的图书馆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摧毁。
战后统计，八一三战争以前，上海有公共图书馆一百余所，战后尚存的较大图书馆仅十余所，共劫走并烧毁图书290441册，其中私人书籍25726册。
南京的图书馆损失：
战前南京比较有规模的图书馆有中央图书馆、国学图书馆、中央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南京市立图书馆，以及国民政府、中央党部所属部会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西撤时留有大量图书多遭损毁劫掠。战后统计，图书损失初步调查就有书籍类，公共图书406461册另156箱1725种，私家53118册另1790种840部59箱。具体情况如下：
中央图书馆于1933年筹建，抗战初期尚在筹备期间，至1937年已有藏书15万册，由于日军的侵略，本来选择的263箱重要图书，只运出130箱，1938年开始西迁，途经汉口、长沙、岳阳到四川重庆，初在重庆设办事处，翌年3月又迁至江津白沙镇，西迁时仅带走图书120箱计一万多册，其中存放朝天宫库房的有4万册，战后封存时只有3万册。王长喜：《抗战胜利后金陵文物的封存与清理》，载《南京档案》1994年第3期。存馆本部的也多为敌劫。中央图书馆存香港冯平山图书馆的善本典籍35万余册，日军占领香港后，为日人竹藤峰治劫运日本，分藏于东京上野公园帝国图书馆及伊势原等处（1946年追回）。该馆所有国学书局刻片、版片150余种七万余件全部遗失。
国学图书馆损失。该馆位与南京清凉山麓的虎踞路龙蟠里，最初为清道光两江总督陶澍的惜阴书院。“惜阴”二字，原出自东晋陶侃“大禹圣人，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陶侃以此自勉，也以此励人。光绪年间，两江总督端方就在南京龙蟠里的“惜阴书院”的旧址，建造了前后二幢古式藏书楼，成为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里面有钱塘丁氏的“八千卷楼”藏书以及其他许多的珍贵版本。辛亥革命后，改为江南图书馆，1937年已有藏书24万余册，日机轰炸时，仓促“选宋元精刊及孤本等善本装110箱藏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地库。地库隐匿，日伪多次悬赏发掘，1940年2月敌伪冲破地库，将该馆善本移竺桥伪图书馆专门委员会开辟专库贮藏，战后封存接受，缺少善本书184部1643册”。《省（江苏）立国学图书馆呈报该馆善本书损失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685。该馆存清代江南各公署档案6484宗及尚未整理者六十余大篓，装订成册的各种日报1894大册又19束，被日军作旧纸出售或焚毁。丛书及地方志，舟运苏北兴化的罗汉寺及北门外观音阁，计3万余册。兴化藏书大部为日军焚毁、劫掠，小部散失。战后调查，该馆损失图书167923册。被日军劫走中国古文献141种，其中元刊本30种，具体为：严绍：《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
四书通义大成周易本义尚书集传仪礼图（残本）春秋左传补注春秋师说汉隶分韵续资治通鉴松漠纪闻陆宣公奏仪扬子法言中说（元刊二种）伤寒百问歌图绘宝鉴石屋和尚语录颂风俗通义古今源流至论冲虚至德真经纂图南华真经骆宾王文集王摩诘诗集王荆文公诗注范览良文集白玉蟾上清集宋雪斋文集范德机诗集居稿古文苑唐诗鼓吹古乐府
邻近夫子庙的南京市立图书馆毁于战火，损失无算。
金陵大学图书馆以藏地方志著名，中国古代农业与动植物书籍独有珍奇。其中有日本、朝鲜刊本，也有元、明刊本、宋代殿本。这部分古籍被盗去不少。
此外，科研文化单位的藏书损失也十分惊人：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损失中文书籍33319册，西文书籍7923册；
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损失书籍40571册；
中山文化教育馆（总理陵园内）损失中日文书籍58735册，西文书2654册；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战前馆藏中西文图书十万余册，战时除带出数千册外，均为日伪所掠，战后收回2万多册。被抢的重要图书就有1700册，包括湖北官书局版之十三经注疏毛边纸本王应腴玉海、古香斋本史记、汲古阁本汉书、竹简斋本三国志、扫叶山房本资治通鉴正续编、扫叶山房本子书33种，汉碑30种；
金陵大学图书馆战时损失中文图书21353册，西文图书4373册，中西文杂志合订本73928册。
国民政府文官处及各部会的图书损失，估计不下60万册。如1946年11月1日国民政府考试院秘书处函件指出，“查本院图书馆抗战前收藏图书在10万册以上，二十六年政府西迁，因交通关系所有图书并未迁移，本年复原，曾由南京区清理文物委员会发回图书若干，但截至最近综合仍不及原数五分之一，即收回图书亦多残缺不完，损失之巨概可想见”。如此考试院一处就损失8万册以上。内政部图书馆也损失图书92146册。国立编译馆图书，“因前后二者相距之数目太远，原始清册或遭破坏，或遭销毁，已无从查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685。然抗战胜利后该馆回迁时，因“怡康轮”于长江中失事，所载运之精要图书37箱全遭损失。
南京的图书损失究竟有多少？这恐怕已成为历史之谜。其实，上述统计是极不完全的，统计在册的公方损失为四十余万册，但本文所列举的中央图书馆、省立国学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中山陵园、内政部、考试院所损失图书的翔实可考数51万册，再加上南京各高校、国民政府部会、南京市立图书馆的损失数，结果必定惊人。
1937年10月12日，江阴县南菁中学图书馆被炸，馆藏清代著名学者王先谦的大量宋版珍贵图书一万多卷全部被焚毁。《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第4期，第20页。
苏州图书馆的损失，战后检点发现，图书损失3038种，12798册；杂志期刊927种，15136册；报纸合订本26种1747册；版本损失22种，18179片。此外，苏州东吴大学校舍破坏严重，图书散佚甚多。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原有图书8万册，战时损失过半。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1940年5月，日本中支那派遣军胜字第4218部队长田清清郎陆军少佐在江苏省嘉定县外冈镇，劫走地方志535种、《图书集成》及殿版《二十四史》各一部。《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浙江省立图书馆藏书有清朝文澜阁四库全书及许多善本书籍。1937年至1945年，该馆为保存四库全书，历尽艰辛，迁徙于浙江、贵州、四川等省。因馆舍被毁不能使用，藏于龙泉的善本、方志，以及留在杭州的报纸、合订本杂志等，多被盗卖，或散落于外省。该馆损失国学书局版片十余万片。
国立浙江大学战时先后六次迁移，损失图书31880册，期刊1000种3500卷。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战时图书损失过半，1946年迁回杭州时只存7394册。浙江省图书馆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图书馆志》，中国图书出版社1994版。
私立之江文理学院图书馆，战前中文图书34354册，西文图书9248册，战时只运出西文图书约1500册，其余图书落入日军手中。沦陷期间日军将部分图书移藏于上海亚洲文会图书馆，战后学校才得以领回，其余则不知下落。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浙江省嘉兴图书馆规模不大，也被劫走古文献274种，该馆所藏稿本13种全被夺去。13种稿本名为：半间偶录、石经阁日钞、会同县乡土志、芷村手记、冯柳东诗稿、官同苏馆遗集、疑症汇纂、关岳事迹考、愫庵遗著五种、骈体通义、小暴书亭吟稿附焚余稿、古瓶小草、花土苴附小种字林柱铭。《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
安徽省立图书馆1935年已有藏书17657种，94515册，包括本省方志八十多部以及春秋楚器718件。抗战军兴，该馆首将馆藏善本图书及线装古籍三万多册运藏桐城罗家岭，普通图书四万多册运六安，拨给第一临时中学使用。1938年6月，临中遭日本飞机轰炸，图书散毁殆尽。1940年安徽省立图书馆在立煌恢复，搜集皖北各地残余图书，又从桐城罗家岭藏书中选运一批善本及版本较好的图书，馆藏已达四万多册。1943年元旦，日军入侵立煌，全部藏书毁于日军之火。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5节 中国文化受灾区范围(4)

4华南地区
1938年10月日军登陆广东，并占领广州。广东省被日本劫持或毁于战火的书籍，公藏624008册，私藏13865册。
广州仲元图书馆藏书新旧藏书四万余册，损失不少。景堂图书馆1934年藏书达42143册，抗战爆发，该馆古籍迁运香港。香港沦陷，经费中断，于1943年停馆，图书星散。惠阳丰湖图书馆，有藏书三万余册。抗战时该馆被炸，惠州沦陷，藏书损失惨重。
抗战开始，广州中山图书馆预先将善本及重要资料四万余册，疏散市郊龙归镇，后又运至广西象县。未运走的一般书刊近10万册被日军囊括而去。馆舍被日本海军武官府霸占。战后，追回被日军劫运香港图书840册。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战前是国内藏书最多的大学图书馆，1938年有藏书35万余册，其中有善本82639册，另碑帖三万余幅。战时图书在搬迁中被劫，损失图书杂志二十多万册。梁山等编著：《中山大学校史（1927—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私立岭南大学图书馆，战前藏书162693册，有期刊4050种，报纸182种，广州沦陷后迁香港、曲江、梅县。战后，图书损失约3/10，香港沦陷后，该校贮存于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室的书刊约11000册，包括《大清实录》及地方志等，全部散佚，寄存在香港岭南分校的善本书也失去6箱。
私立广州大学图书馆，1935年有图书40054册，战时只运出部分，其余被敌伪掠夺，另有一部分万余册图书，在曲江沦陷时也散失殆尽。广东省立图书馆运船被炸沉，损失15639册。
1938年7月1日，汕头遭敌机轰炸，市立图书馆损失40000余册。
1938年8月，广西大学梧州校区被炸，损失书刊四万多册。
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1937年有藏书20多万册，1944年日军侵入桂林，该馆仅保存了重要的图书70000余册，其余20万册书刊均遭损失，馆舍全部被焚毁。谢灼华：《中国的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第289页。
香港的图书损失。日军侵华之时，人们认为香港安全，纷纷将贵重物品移入，图书也在其中。1942年2月2日，日军南支那派遣军特别调查班在日本谍报人员竹藤峰治指导下，查抄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班长肥田木指挥劫走该馆所存图书：中华图书馆协会210箱书、岭南大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又零散文献3787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5箱、王重民东方学图书3箱。香港遭劫夺的文献中，有28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1946年2月，在东京国会图书馆（原帝国图书馆）发现从香港劫来的图书25000册，在伊势原乡下一村长家中发现10000余册。
中山大学图书馆“总馆香港存书凡25708册，其中善本及志书各占半数，另有碑帖3万张为希世珍品。自离粤后，曾经数次电请运回内地，但以时间及经费关系，当局一再延误，至香港沦陷后，遂遭损失”。《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888。1949年3月1日，从日本运回在港被劫书籍两批，计刘文典教授之书籍646册分装3箱，岭南大学书籍278册、手册400册装6箱。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5（2），卷915。1949年6月28日，兴安轮从日本运回中山大学之归还书籍594箱。《关于兴安轮运回中山大学之归还书籍缺少情形函请查照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7。
国立湖南大学图书馆，1938年4月10日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该馆所藏包括岳麓书院之宋元版本在内的图书四万八千余册一并被毁，其中有珍善本21000余册。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略（自清末至抗战胜利）》，台湾枫城出版社1983年版。
1938年10月19日，湖南省立图书馆定王台馆舍被炸起火，馆藏5万余册书刊和三十多种版本全部被毁。
在华中的武汉，国立武汉大学42080册图书杂志于1940年3月4日遭日军掠夺；武汉大学图书西运宜昌时，木船被炸，141箱图书沉入江底，在巴县三峡触礁，又损失20000余册；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战前图书十余万册，西迁时仅携出万余册，留武昌者悉为敌伪攫取；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学校西迁时留在汉口的22000多册图书全部散失；
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战前图书四万五千余册，战时只运走十之一二，余者后毁于盟军的空袭炸弹。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1944年10月，福州第二次沦陷时图书遭敌军洗劫，无一幸存，另有文物3600余件被劫，损失达三十多万美元。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1938年5月22日，厦门集美学校图书馆因敌机轰炸，书刊被焚30000余册。
5西南地区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于重庆。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学校纷纷内迁，散居于川、滇者数以百计。由于日军旷日持久的战略轰炸，许多高校遭日本法西斯的破坏。
1940年6月24日，清华大学寄存在重庆北一山洞内的224箱珍贵善本图书被日机投下的炸弹击中烧毁，只抢得残卷一千余册。黄建国主编：《中国古代民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48页。
1940年7月4日，重庆大学图书馆馆舍被炸，图书大半毁损。1941年8月的两次轰炸，中央大学损失图书10万余册。1941年8月14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被炸，损失不少书刊。此外，云南大学、浙江大学、武昌文华图书馆专修学校等已内迁的高校都遭到日机轰炸。
由于日军狂掠中国图书，一时间中国教育用书都感困难，中国政府不得不吁请国际援助，对这类图书日军也予以拦截。1940年，日军就在印度支那拦获作为美国“援蒋物资”的图书6000册。
此外，1939年10月，甘肃省立图书馆被炸，损失图书8000余册，期刊22万册，日报67万份，珍贵的宋版《五经》、《四书》及明刻《甘肃通志》版片被焚85块。
1938年7月，开封河南省立图书馆遭敌机轰炸，损失书刊15000册、挂图5000张、档案300卷。《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6年20卷1—3合期，第6页。
6图书西迁中的损失
战时中国图书西迁转移中，因种种困难，途中损失不少。1937年，山东大学图书在青岛沦陷前西迁四川万县，因途中火车被炸，损失古籍善本10000册以上；复旦大学图书馆西迁重庆时运出图书365箱，遗失34箱；1938年春，厦门大学图书迁移中，在汀江被洪水冲走53箱；浙江英士大学6次搬迁，250箱图书损失近100箱。1939年2月4日，武汉大学图书馆用木船第二批运抵万县的图书被炸，损失50多箱；广东省立图书馆1944年疏散粤桂边境时，运书船被击沉，损失书刊15639册；1939年河南大学图书馆迁信阳、嵩山等地途中，损失图书60多箱；1944年春，南宁图书馆西迁百色山区，途中几十个书箱掉下悬崖，损失书刊20000余册；1944年5月，广西大学图书西迁榕江，遭山洪冲击，损失20000余册；唐山工学院图书馆迁徙途中，大批图书散失。东北大学图书馆九一八事变前藏书十余万册，南迁北平途中丢失二百多箱，到北平时只剩六万多册，再迁陕西时运出近3万册，到陕西时只有两万册，1939年迁四川三台时，全部书刊不足15万册。战时估计，高等院校图书西迁共运出图书1107478册，未迁出的仍有1923380册。农伟雄、关健文：《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破坏》，《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
7图书馆损失概况
中国的图书馆是日本侵略者破坏和劫掠的重要目标。日本侵略者从“一二八淞沪事变”起，就开始破坏图书馆。在这次事变中，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藏书四五十万册，“收藏之富，名闻海内外”，但在日机轰炸引起的火灾中化为灰烬，仅有1／7的藏书，因事先转移方得幸存。林尔蔚：《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载《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
1936年度到1946年度中国图书馆数年度图书馆数年度图书馆数1936—193718481942—194311351937—193811231943—19449401938—193911781944—19457061939—194010021945—19467041940—19418721946—19478311941—19421066
从上表可以看出全国图书馆事业受日本侵略者摧残之严重。全国图书馆数量也从战前的1848所减至战争结束时的704所，减少了62％。据台湾皮哲燕教授统计，战前大学图书馆藏书约590万册，抗战到1937年，损失图书约280余万册，可见损失之惨重。陈剑光、周文芳：《抗战期间中国高校图书馆之损失》，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另有统计，抗战时期，沦陷区和战区共损失图书馆2118所，民众教育馆839所。损失藏书总数在1000万册以上，其中南京被破坏的图书馆43所，北平61所。谢灼华：《中国的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9页。
1946年11月，中国代表团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的一份材料说：战前全国图书馆计有1848所，“抗战发生，图书馆事业受影响最大，或被摧残，或被掠夺……至各省市之公私立图书馆，因战事影响，损毁停顿者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其能幸存者亦均损失甚多。后虽逐渐恢复，据1943年之统计，全国亦仅有图书馆940所，约占战前5086%”。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1937年以来的中国教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1695。
图书馆的破坏和图书损失，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长沙合办临时大学时，中外文图书仅有6000册，无法满足教学需要，不得不与南迁长沙的北平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书籍管理部门商定供书办法。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中外文图书总数只有48000册。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6节 中国民间藏书之损失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图书典籍丰富，民间收藏颇丰，尤以江南为甚。个人收藏，也为日伪夺取的目标。私家藏书如浙江海盐、南浔、镇江、苏州等地，或被捆载而去，或失散无踪。上海王绶珊的杭州九峰旧庐入藏地方志3000多种，吴兴嘉业堂刘氏、常熟铁琴铜剑楼、苏州滂喜斋、天津木犀轩等著名私人藏书也都遭到劫掠。现以北平、浙江、江苏等地为例，作简要的介绍。
在北京，李鸿文被抢38000册；李维界被夺走7000册。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损失为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顾只身前往重庆，而留北平家中的书籍、古物悉被日军所掠夺，损失计有：普通书及杂志30000册，明及清初善本书6000册，抄本书500册，小说唱本3000册，史料500册，稿本书300册，信扎30000件，稿本及印本讲义2箱。
1938年3月，济南日本宪兵营接日本国内函，查抄陈名豫住宅，搜走宋版《淮南子》、元版《蔡中郎集》等中国宋元古版书13种。
至于南京民间藏书损失之惨，已无法考证。试举几例，大石坝街50号老中医石莜轩家，“藏书丰富，闻名当代”，仅珍贵的宋版医书就有十几部，早年军阀孙传芳曾出价7万银元求购石家藏书，被石家所拒。此次被日军劫去名贵书籍4大箱、字画古玩两千余件。最后，整齐的三进宅院也被烧成废墟。又如中华门外卢冀野先生（原名卢前，国立编译馆大学用书编委会秘书，曾任《中央日报》某副刊主编），“其住宅内所藏书籍不下数十万卷多有旧籍，自其祖云谷太史遗留者，悉为倭寇焚窃”。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教育工作者个人收藏图书损失也为数不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市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记载，有金陵大学的王绳祖、李小缘、林尉人、范谦衷、倪青原、倪尚达、徐益棠、陈恭禄、陈纳逊、高文、张济华、崔毓俊、程淦藩、焦启源、潘廷光；中央大学的戈宗瀚、李学清、朱浩然、艾伟、金毓黻、吴蕴瑞、吴世昌、胡小石、耿以礼、孙本文、许士骐、陈正祥、张贵永、赵廷炳、蒋志超、缪风林、肖孝嵘、龚启昌；中央研究院及所属所的汪敬熙、岑仲勉、周仁、徐丰彦、张香林、傅斯年、郭宝钧、鲁子惠；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的姚渔湘、徐文珊、秦凤翔、盛学明、郑瀚吾；国民政府文官处的陈名豫；中国农民银行的梁庆椿、赵锡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曾昭燏；立法院的陈长衡；国民革命遗族学校的钱用和；合作事业管理局的寿勉成；中央图书馆的缪镇落；国立音乐院的储师竹；尚没有标明单位、但有地址或没有地址的吴慰祖、吴睿明、林本、俞厚田、俞熙祖、曾昭符、程式、杨世泽、赵廷为、杨琢如等68人的图书古物损失。如金陵大学教师孙本文损失中文书4267册，西文书800册，倪青原损失中西文图书8000余册（在金陵大学女生宿舍被劫），中央大学教师肖孝嵘损失图书5000种，龚启昌损失书1300余册。
文化名人郑振铎所藏3000册元、明版书在香港遭劫。
1938年12月，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从广州沙面黎氏家，劫去宋版《十三经注疏》、《韩昌黎文集》、《欧阳文忠公文集》、《王安石集》等宋版书11种。
承明清两代江南私家藏书炽盛之风，民国时期浙江的私人藏书事业群星争辉，收藏丰富，珍籍汇聚。日军所到之处，则书楼毁塌、典籍湮没。平湖葛氏守先阁藏书楼，抗日战争爆发时藏书已达十余万种、四十余万卷，其中包括宋、元刊本及海内孤本四千余种，各地方志两千余种，宋元明清历代名家书画376轴。1937年11月日军侵占平湖时，先后三次纵火焚烧，藏书及金石书画“劫前概未运出，尽为煨烬”。
龙游余氏寒柯堂，收藏其二十余年搜罗的典籍十余万卷，其中仅浙江省各府县乡村新旧方志即达四百三十余种。杭州沦陷时，藏书连同大量手稿被劫掠一空。其后，藏书主人余氏将藏书处改名为“劫余书寮”以志哀仇，并将劫余的八千余卷残籍缺典捐赠给家乡龙游县立图书馆。
诸暨陈氏授经堂，其藏书始于晚清，至民初鼎盛期已达30万卷，诸暨沦陷后，授经堂所存10余万卷藏书遭日伪抢劫焚毁，十不存一。
南浔刘氏嘉业藏书楼，系近代中国著名藏书楼之一。30年代初该楼藏书开始散出，但抗战前仍有十余万册。南浔沦陷期间，该楼一度成为日军驻所，后又遭日伪军多次骚扰，盗匪几番偷窃，损失不少。书楼主人刘承干1951年11月19日致函浙江图书馆时提及：“嘉业藏书楼庋书十余万册，以供专门学者参考研究。会遭倭寇肆虐，遂致停顿，藏书也散失一部分。”
杭州王氏东南藏书楼，藏书家王绶山不惜重金四处搜购，于1935、1936年托人在北平收集方志，“其选择之精为全国藏书之最”。所藏1100种方志中，有一二十种抄本或孤本，弥足珍贵。杭州沦陷后，所藏皆遭日军劫掠。
吴兴周氏言言斋，建于上海闸北寓所的藏书处，以线装古籍与西文书并重为特色。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书斋毁于战火，其中有中文古籍160余箱约3000种，西文图书16橱约5000册。
浙江不少著名文学家、学者的个人藏书亦惨遭劫难。
郁达夫藏书损失。郁达夫的藏书生涯始于中学时代。杭州沦陷后，其藏书全部被劫掠一空。郁达夫痛惜不已，每每将藏书损失与老母及胞兄的惨死、爱妻的离异相提并论。在《图书的惨劫》一文中，郁达夫写道：“我个人之损失而论，在杭州风雨茅庐所藏之中国书籍，当有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明以来，及至清末之类书。……风雨茅庐所藏书籍，除中国线装古籍外，英德法日文书更有两万余册。”
丰子恺在桐乡石门镇缘缘堂藏书、茅盾在故乡乌镇藏书甚丰，也都毁于兵火。
上述列举的浙江私家藏书的损失只是冰山一角。诚如郁达夫在《图书的惨劫》中所言：“江浙两省，小藏书家比别处更多。藏书及数万卷的人，光在浙西一隅，亦有数十家以上，此次事起仓卒，大抵都不及搬走。这一笔文化损失的巨账，恐怕要数百年后才算得清。”姜丽华、袁逸：《抗战时期浙江私家藏书的损失》，《江西图书馆学刊》第32卷第3期。
山西省沁县吴靖涛的“半野圆”藏书，元王卫家祠堂收藏的全套《渡世宝笺》木刻原版，城北关大悲寺珍藏的《鋼革是语录》木刻原版，清乾隆六年的《沁洲志》，光绪年间《沁洲复续志》的木刻原版920多块，华山老君堂、南里一如寺分藏的折扇式古版大藏经，清代诗人王省三的《草根轩诗抄》木刻原版200余块及王氏“巨槐堂”藏书等，这些珍贵文物典籍，都被破坏无遗。
在广州，私人藏书如南洲书楼徐信符的藏书，颙园陈协之的藏书，绝大部分没有搬走。日军搜括了颙园的书籍，其中有佛经一套达数十箱之多。陈伯衡的《粤东笔记》一书，为清代提学使李调之所著，十分珍贵，被日军崛部春幌“借”去，屡索不还。
有价值的地方性历史资料也会遭劫夺。如粤北乳源县被占后，清康熙26年张洗易编纂的《乳源县志》被掠夺，致使中国国内失传，1981年北京图书馆在日本发现此志，才从日本影印回来。官丽珍：《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1937至1945年日军侵粤述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7节 战时日军对中国图书的掠夺

掠夺中国图书的组织机构
“同文同种”的日本侵略者，在为摧毁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而大肆毁灭中国文化的同时，还公然掠夺中国的珍贵的图书典籍。日本掠夺中国图书由来已久，早在1894年中日战争时，日本宫廷顾问九鬼隆一，为使日军能从战败的中国夺取更多的文献和文物，曾亲自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
为了有效的对中国图书进行掠夺，日军曾组织专门机构。其主要有：
“满铁调查部”，主要搜集有关苏共和中共的情报资料。以A级战犯里见蒲为首，至日本投降为止，该组织共“购买”、劫夺25万册有关共产党及其活动的图书。里见蒲，1897年出生于福冈，1916年毕业于上海同文书院。后任天津日文报《京津日日》记者及主编。1928年改任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九一八事变后任关东军第四课的宣传工作，于1932年成立“满洲国通信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的指挥下工作。日本投降后，在东京国际审判法庭上受审。专事搜集“散乱图书”和文物的日军特科科“图书委员会”（1938年摄）
——采自《南京百年风云（1840—1949）》（南京出版社）
“满洲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要活动于东北地区，任务是搜集各种中国古旧书。
“新民会”，1937年12月24日成立，主要活动在华北一带。表面上是民间组织，实际是受日本特务机关控制与操纵，搜集有关抗日图书文献是其主要任务之一。
设在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主要搜集政治、经济方面的图书。
日军“中支（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该机构于1937年12月13日成立。以“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三个单位，由军特务部主持下组成，故全称“军特务部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其任务是收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即限定在华中地区，故冠有“中支”字样日军的特务部等单位为骨干组成。
“学术资料接收委员会”，以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为中心所组成。负责在南京、杭州等地学术标本的接收和保存工作。
此外，还有军方各种组织（如调查部、宪兵队等）及私人劫夺中国图书组织。胡发贵：《日军侵华期间对中国图书的劫掠》，载《民国春秋》1993年第6期。
图书掠夺的个案——南京的图书“整理”
日本对中国图书的掠夺，是长期的、大规模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行为。研究日本对中国图书的掠夺，意义十分重要。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大都根据国内的资料进行研究，缺乏加害方的资料，由于种种原因，如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几亿人的流离颠沛，战后内战烽火又起，因此，图书损失的调查和统计，难以全面而翔实。对于加害方的资料，知之甚少。
如关于日军劫掠南京图书文物的情况，是从日本东京一位77岁老人青木实于1986年8月17日在日本《赤旗报》刊登《日本侵略军进行的南京“文化大屠杀”》一篇回忆，才知道有这回事，我们甚至对这场浩劫的惊人数字产生怀疑。因此，运用加害方的资料进行确证，就十分必要。1985年，北京大学教授严绍在任日本国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期间，留意在日本的汉籍之考查，于1991年出版《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一书，该书第五章“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文献典籍的劫夺”概要介绍了日本军队对南京的“文献扫荡”。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建民先生对此十分关注，并在国内介绍了他数度赴日访问期间所目睹的若干图书文献资料，深化了对日军图书掠夺问题的研究。赵建民教授介绍的资料表明，中国图书的巨大损失，完全是日本政府有计划和有组织的行为，是其侵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综合赵建民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以日军掠夺南京的图书之个案研究，揭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掠夺中国图书的真相。
为收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1937年12月日本在上海成立“中支（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也称“军特务部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此外，还有以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为中心所组成的“学术资料接收委员会”负责在南京、杭州等地学术标本的接收和保存工作。1938年8月25日，在上海举行的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的三省派出机关会议决定，上述机构解散，同时，于9月设立了“中支文化关系处理委员会”，并在其监督指导下设立了“中支图书标本整理事务所”。因此，原来的“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的工作，即由“中支文化关系处理委员会”继承，图书整理等实务工作由“中支图书标本整理事务所”承担。
占领南京后，“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在日军“通力合作下”，有计划地开展“文化大劫掠”，搜寻鉴定珍善本，送往日本。1938年1月22日，9名文化特务从上海赶来南京，对南京七十多处可能有重要书籍和文献的地方进行调查。3月6日至4月上旬，他们在日军特务机关、宪兵的协助下，将搜掠来的散乱图书文献用卡车运往珠江路地质调查所内。地质调查所是一座石砌的三层大楼，二百余堆图书像小山一样，堆积至天花板。参加此次行动的有特工230人，士兵367人，苦力830人，动用卡车310辆次。然后，由专设的“图书整理委员会”，从满铁株式会社、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调集了有图书整理经验者，加上东亚同文书院的5名学生，一行二十余人在6月30日到达南京。从7月1日开始，至8月底结束，此次整理总共调集的整理员达1098人，军队士兵420人，苦力劳工1902人。经过两次图书整理，将60余万册图书，均按事先分类上架。直到1939年2月末，日本内阁的东亚研究所还派出后藤贞治、小川要一等10名研究员赴南京整理被劫图书。《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日军在文化掠夺的同时，于1939年9月成立编译部，着手翻译、整理工作，并编出一系列目录，诸如“全国经济委员会刊行目录”、“中国经济财政金融资料目录”、“中国水利资料目录”、“中国矿业资料目录”、“中国公路资料目录”等。他们文化掠夺的目的之一在于，掌握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等重要情况，为其占领中国作战略决策之依据。
对南京图书整理和劫收后，写就了一份《军特务部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报告》。该《报告》中的第五部分《图书整理报告》，详细记述了图书整理班子的组织、成员配备、所动员的兵力和苦力人数之众，以及整个整理过程中的分类纲要、整理纲目、语种以及数量等。从中可知，“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在南京的成员即专家是：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上野太忠、福冈重德、西村舍也、梅田洁、外山八郎、菊地三芳等7人；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大家令三、大佐三四五、田中清、吉植司、原田四郎、青木实、奎士元、徐炳南、津田六郎、与谢野麟等10人；东亚同文书院的小竹文夫、福崎仪太郎、寺田仪三郎、大森毅、岛善次朗、原光次等6人。此外，还有东亚同文书院学生野田久太郎、稻野达郎、市村克考、山元静夫、松浦春男，以及临时参加者合原忠。以上3团体共29人。
经整理后列出的分类主纲目共11类，具体开列为：
A洋书单行本，各类合计27740册；另外欧文定期刊行物（装订本）计17549册，未装订的定期出版物有：国际联盟出版物1924册、中国税务出版物1027册。
B．洋装本，总计160869册。计开：①总论6510册；②精神科学18090册③地理历史12424册；④政治外交18552册；⑤法律12117册；⑥经济11126册；⑦社会10587册；⑧自然科学7701册；⑨工学3861册；⑩军事6702册；产业14560册；交通906册；美术音乐画艺运动3202册；语学3076册；文学7660册；万有文库19194册；大学丛书1319册；文化史丛书281册。
C．定期刊行物（支那、日本刊行）：①公报11829册；②杂志11872册（支那杂志约500种，日本杂志约6500册）；③报纸，总数150余种（其中支那报纸约130余种，外文报纸15种）；④报告书类，装订良好、已上排架的，约1050册。以上所列的①②③④的各类定期刊行物，只是指已装订成册的，尚不包括大量尚未装订的在内。
D．汉籍，因数量众多，如按经、史、子、集四部，只能作出概数：经部3万册；史部12万册；子部5万册；集部10万册；合计30万册。当时，是按书目类、地理类、会典类、一般法律类、九通类、丛书类等，分别配列上架，为待后再作整理用，并列出了四部分类的子目。即：经部（易、书、诗、春秋、礼、考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史部（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传记、史钞、载记、时令、职官、政书、史评、地理、目录）；子部（儒、兵、法、农、医、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类书、小说、释、道）；集部（辞、别集、德集、诗文评、词曲），共计42项。
此外，尚有《清朝实录》约3000册、书画轴物4箱、8000卷旧楼藏本等，还未列入分类。
E．杂志：档案类（含国民政府档案、内政部档案、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特种出版物（全国经济委员会刊行物）约80种、地质调查所的刊行物约40种。
中日学者研究得出，由25位专家负责清点分类出的图书文献计880399册。其中古籍42万册，多为善本珍籍，有宋版本400余种，有《清朝历代皇帝实录》3000多册，10套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日本学者松本刚氏的统计数，参考了战后中国政府递交的《抗战时期南京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南京一地被劫掠的图书就超过了当时日本最大的帝国图书馆的85万册的藏书总量。
自1938年9月起，日本先后成立的东亚研究所、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帝大）、东亚经济研究所（东京商大）、东亚风土病研究所（长崎医大）、东亚图书馆、民族研究所等机构，它们以亚洲和中国为中心，对中国的古典和现代课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对了解中国的国情，建立殖民统治，确实发挥了作用。可见，对图书的劫掠确实是日本领土掠夺的扩展，也是对其他民族的生命和财产掠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图书整理报告》充分暴露了日本损人利己，灭他国而图自强的侵略本质。②赵建民：《从“图书整理报告”看侵华日军对南京图书的疯狂掠夺》，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最新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究竟有多少图书古籍运回了日本国内，现在还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1946年3月20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向日本终战联络中央事务所发出命令，要求将公共搜集物及藏书的疏散、现在的位置及其状态迅速向司令部报告。此命令列举了从中国掠夺去的图书收藏在宫城、宫内省（含宫内省所管的帝室博物馆）、游就馆（靖国神社）、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美术学校、坪内纪念演剧博物馆、钱币博物馆、书道博物馆、帝国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史料编纂所、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日比谷图书馆、东洋文库、东方文化大学、大桥图书馆等17个单位。上述各单位究竟藏有多少战时从中国劫掠的图书，没有日本政府配合查证，那将是个谜。但我们知道，战后中国从帝国图书馆和伊势原就追回从香港冯平山图书馆掠夺的珍贵图书古籍35000册。②
现在从东洋文库一处，就可以看到中国图书古籍在日本的惊人数量。东洋文库位于东京文京区，与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园林六义园相连。1917年，曾任中华民国袁世凯大总统府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乔治·欧内斯特·莫礼逊归国，他把在北京等地收藏的大批珍贵中外书籍，转卖给日本三菱财阀巨头岩崎久弥。岩崎久弥建立东方学图书馆。1924年，便由他发起成立了财团法人东洋文库，扩大收藏范围。现在有藏书80余万册。印象最深者为：
莫礼逊旧藏。有清朝各帝典籍及明清两代官、私版文字、方言古籍500余册，17至19世纪以介绍中国为主的西文书籍、图册6000余种约24000部。有1485年（明成化21年）出版的意大利文《马可波罗游记》。其中有300余册日俄战争期间交战双方对中国东北的地理山川、人文风俗的原始调查资料；
日本僧人河口慧海法师于民国年间，从中国西藏带往日本的藏文文献。刊刻印行年代均为元、明、清三朝，在藏学界有世界级精品之誉。其中大藏经达10373件，经外的政、史、文、医、农等类文献3100件。此外，1931年，日本浪人潜入西藏、蒙古，无偿劫走西藏藏经丹珠尔一部103函，蒙经甘珠尔一部102函，蒙文佛经225种，母珠尔一部225函，并于1936年在上海劫走满族镶红旗文书从雍正至清末的资料共2402函。《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页。
抗战前后由原北平国立图书馆等公私藏家搜罗去的宋、元、明等朝的珍稀版本300余部。其中包括经史子集各类书。难以释怀的是，这里有原江南陆氏“皕宋楼”所藏的罕见珍品。它于抗战时期由日本版本学家岛田翰斡旋，被陆氏后人卖给了三菱财阀。这批书经重新鉴定，有宋、元、明版各为约百余部。与这批藏书先后流入日本，并形成为一大特色的是，它拥有的一批中国明清方志、丛书和家谱族谱。该文库藏有中国各类方志、丛书四千余种，家谱族谱八百六十余种。方志几乎包括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府县。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8节 中国图书损失统计概要(1)

战时对图书损失的初步估算。1938年8月6日，夏颂明所作的报告估计，“以藏书的数量而论，南京53所图书馆除去10所不详外，其余43所共藏书1712238册，平均每馆约藏4万册。上面所列我国一年来损失的图书馆计共2166所，即使每馆藏书仅及南京每馆藏书平均数的十分之一——4000册计算，2166所即达8664000册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抗战一年来图书馆的损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报告，中国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在1000万册以上。1940年3月，美国在华人士考察后出版了《日本在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指出中国的图书损失在1500万册以上。（THE AMERICAN INFORMATION COMMITTEE：《JAPANS CULTURAL AGGRESSION IN CHINA》，美国国会图书馆藏。）1946年，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认为，从七七事变起，东南各省图书馆损失书刊在1000万册以上。当时的估算，将留置在沦陷区而未及搬迁后方的图书均归入损失。
中国战后对图书损失经过调查和统计，于1946年编制《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查证了全国除西藏、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等省外，中国的图书损失为：公方2253252册另5360种411箱44538部；私方488856册另18315种168箱1215部。由于种种原因，上述调查和统计是不完全的。现将三市六省的图书损失列表如下：省、市公共图书损失（册）私家图书损失（册）南京88646153118北京448957137471上海26471525726江苏6185170419浙江3940031213湖南222769077湖北10486793917福建96833576广东62400813865
资料来源：《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
由上表可见，三市六省的公私图书损失就达2984750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数字部分来源于《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部分采自日本档案和日本学者的研究。如南京公共图书损失886461册，是日本学者松本刚氏的统计数，他参考了战后中国政府递交的《抗战时期南京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而中国政府递交关于南京公共图书损失数为406461册。这或许是松本刚氏计算有误所致。日本所归还的中国图书，仅占中国战时损失图书的529％。“归还之书籍共计158863册。其中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籍先后分两次空运船运回国，其余多为普通书籍。我国在战时损失之书籍，据国内调查，不下300万册。”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团：《在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页。
综上可见，触目惊心的图书损失，绝不能理解为是一般战争中对文化财产的破坏。日本的破坏和贪婪，是有其险恶用心的。从中国掠夺图书就是为其进行对外战争和建立殖民统治服务的，是妄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重要措施。从长远来看，日本在中国的图书劫掠，就是要毁我中国文化，灭我中华民族。根据1946年6月统计而未发表的《全国各级学校及教育机关战时财产损失数量统计》显示，图书共计损失72951388册。这庞大的数字是否包括了教科书的损失，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除图书损失外，图书馆馆藏旧档案、政府部门因战争无法运走的档案，也损失惊人。如前所述，中国政府留南京的许多文档被劫被焚，清凉山省立国学图书馆藏大量清季档案被日军烧毁。又如因日军进攻山西省，省府将明清以来档案装五十余卡车，存太原城东山沟一土窑中。太原沦陷前，担心落入敌手，除从中运出两卡车分藏临汾、隰县两处，其余燃烧三十多堆炭，让检查人员烧了一个星期，全成灰烬。运出的两卡车，战后也片纸无存。
战时古建筑之损毁
古建筑是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年代比较久远的建筑物。本章所指古建筑，大凡为清末以前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建筑物。我国古建筑种类十分广泛，举凡宫殿、寺庙、道观、祠堂、陵墓、碑塔、城墙、堡垒、炮台、园林、牌坊、亭台、水榭、祭坛、别墅、驿站、码头、烽火台等实用性、观赏性、纪念性的场所及其附属物，与重大历史事件或著名人物有关的建筑物，以及风格独特的民居等都属于古建筑范畴。本章将古迹也归入古建筑的范围。中国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遗存深厚。虽历经沧桑，迭有兴废，但直到抗战爆发前，中国古建筑无论种类，还是数量仍十分丰富。
古建筑作为人类历史的见证，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实物资料，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由于古建筑是不可再生的，不可复制，理应得到全人类的广泛尊重和保护。根据海牙陆战法规惯例第27条规定，一切有关文化方面，如宗教、美术、学术及古物的机关与财产，如不作为军事用途，交战国必须尽力保全，不得施以破坏。即使1940年8月至10月的“不列颠之战”，德国空军猛袭英国重工业区和雷达站，最多时德国空军一次便派出千余架飞机，从伦敦直炸到英格兰，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内的著名古建筑则完好无损。又如1944年盟军对德国大举轰炸，科隆几乎夷为平地，然而有数百年历史的双尖塔科隆大教堂则安然屹立。
然而，在日本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中，中国古建筑或因轰炸、焚烧所致，或为日军抢劫、肆意捣毁，或被改作军用等，而遭到空前的劫难。本章在揭露日军采用种种手段破坏中国古建筑的同时，对受害最深地区的惨状和典型案例作简要的介绍。
一古建筑损毁概况
1轰炸和炮击所造成的损失
日军对中国各类城市的反复空袭，以及在逼近某一城市时施以猛烈的炮火攻击，各地城墙及标志性建筑便成为日军攻击的目标。现举数例：
全面抗战在北京打响后，北京卢沟桥地区的古建筑受损首当其冲。卢沟桥始建于公元1189年，在中国建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卢沟晓月”为金代“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桥以东200米即为宛平城，原名拱极城。该城修建于明崇祯十三（1640）年，是当时全国最小的城池。宛平城建有高大的城墙、坚固的城堡、威严的城门。该地区虽然地域狭小，但古寺庙众多，除城墙等高大建筑外，较为著名的古建筑有：宛平城东门外北侧的龙王庙，南侧的药王庙，卢沟桥南侧的河神庙，西侧的大王庙，北侧的迥神庙以及宛平城内的兴龙寺、观音庵、城隍庙、马神庙、九神庙等数十处。这些建筑大多修建于明代及清朝前期。1937年7月，日军大举进攻卢沟桥和宛平城，除卢沟桥受损较小外，该地区有数十处古建筑被毁。
1937年11月28日，日军炮击常州城区，打掉了文笔塔顶的铜葫芦，塔身中弹起火，塔内楼梯、柱梁及外边的飞檐全部焚毁。天宁寺的观音殿被飞来的炮弹炸毁。
1937年11月28日清晨，6架日本飞机沿镇江都天庙到河滨公园的运河轰炸，都天庙前的石牌坊被炸倒，南门越城被炸毁。
1937年12月8日，日军飞机轰炸和炮击镇江焦山，海西庵中弹燃烧，鹤寿堂、枕江阁、伊楼等相继毁于炮火。
1937年12月初，日军飞机对南京城区实施狂轰滥炸，并对南京各类建筑物施以猛烈的炮击，南京古城墙遭受的破坏不堪目睹。明朝初年修建的砖石城墙堪称世界第一，因日军炮火摧残，中华门城堡箭楼、光华门城墙、中华门城墙大部分被毁，所剩古城墙约二十公里，大多也伤痕累累。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中华门，图为被日军炮火摧毁的南京中华门城堡箭楼
——采自新华社藏片
位于南京南郊南朝陈武帝万安陵前的石麒麟，也横遭日军炮火攻击，这一公元六世纪的石刻艺术瑰宝被摧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页。具有历史蕴涵的重要桥梁如文德桥、利涉桥、淮清桥、大中桥、九龙桥、毛公渡桥等或被炸或被焚。
1938年农历8月14日，日军派重型轰炸机轰炸北京云居寺，有一千两百多年历史的古寺被夷为平地，仅剩下唐代的石浮屠和辽代的北压经塔。
1938年4月22日，日机三架轰炸江苏宜兴张渚，将当地重要古迹城隍庙后宫夷为平地。
1938年5月24日，日机在江苏宝应黎城镇上空投弹，清朝建筑衡阳司官厅被炸毁。
1938年7月6日，三架日机空袭汉阳，对汉阳名胜古琴台俯冲投弹四枚，“该建筑前半部炸毁，所珍藏的古文物，顷刻化为灰烬”。
在广东，同年2月14日，多架日军飞机先后窜至广东省花县，名胜古迹孔庙、关岳庙、宋大夫祠等都被炸毁。3月27日，日机炸毁了广州杨箕村龙潭古庙。6月26日，炸毁了韶关关帝楼。农历六月三十日，炸毁了明代建筑曲江三界庙。10月2日，日本飞机轰炸紫金县城，将太岁庙夷为平地。抗战8年，仅粤东丰顺一县因日机轰炸庙宇损失一项就达6878万元。官丽珍：《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1937至1945年日军侵粤述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
1939年4月28日和6月9日，日机空袭广东兴宁，尊经阁、文昌祠、大成殿、崇圣祠等建筑被毁。
1937年11月至1941年6月，日军飞机先后38次1700余架（次）对甘肃各地特别是古城兰州进行大规模轰炸，炸毁各类建筑十余万间，数十处古代建筑葬身火海。如1937年11月30日，日机二十余架空袭西安，有四座清真寺被毁。《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3页。
万里长城迭经日军炮火攻击，在喜峰口、忻口等处已是千疮百孔。日军盘踞期间仅山西省方山、襄坦、汾阳三县即有279处颇具价值的古代建筑被烧毁。戴雄：《侵华日军对中国古建筑的毁损》，载《民国档案》2000年第3期。
1940年1月17日，日本飞机轰炸泰州城，北山寺二殿被炸毁，光孝寺二殿被炸坏，永宁寺亦被毁。
1940年2月，日机九架空袭老河口机场，市内十余处遭轰炸，房屋损失不计其数，始建于唐代的古刹宝麟寺也于此次空袭中被炸成废墟。
1942年5月4日，日本飞机各27架先后两次空袭云南保山县城，整个城区房倒屋塌，烈焰熊熊，众多古建筑被炸毁，太保山麓的元代建筑法明寺，只留下一堆废墟。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9节 中国图书损失统计概要(2)

在内蒙古，日本飞机炸毁了达拉特旗的寿旨召，轰炸并破坏了营盘召、释尼召、树林召和准格尔旗的新召等著名召庙。
千年书院被摧毁。湖南大学，位于宽阔清澈的湘江西岸，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岳麓山麓。它的前身是闻名遐迩的岳麓书院。岳麓书院由漳州太守朱洞创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为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历经北宋、元、明、清等朝代，至1903年，晚清政府实行“新政”，将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1938年4月11日，午后2时左右，27架日机由北而南呼啸着闯入长沙，径直飞往岳麓山上空，盘旋，俯冲，投弹。湖南大学校区内，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湖南大学有珍藏典籍的传统，从书院的御书楼到藏书楼，到图书馆，历经千年，绵延不断，藏书十分丰富。其中不乏历朝经典、珍本、善本、孤本。1933年11月竣工落成的新图书馆，藏书量在全国图书馆中屈指可数。可是，这样一座图书馆，霎时变成了一片废墟。
在湖南大学遭到毁灭性轰炸的同时，岳麓山风景区的名胜古迹云麓宫、自卑亭等处也遭到了日机的严重破坏。后来，爱晚亭、白鹤泉的遮亭、古麓山寺的前殿、云麓宫殿宇神像碑刻等，先后被日军所毁。
千年重镇成废墟。衡阳，地处湘江中游西岸，南岳衡山南麓，粤汉、湘桂铁路在这里交会，水陆交通十分便利。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就把侵略的目光投向了这里，他们利用空中优势，妄图控制这个战略要地。1937年9月，日机首次空袭衡阳，以后不断轰炸多达一百多次。一个繁华的古城被炸成一片焦土。
1939年4月6日，日机18架窜入衡阳上空，分批轮番轰炸。从11点多钟一直炸到黄昏。大半个城区被毁、长约两华里的长街全部化为灰烬，停泊在万寿宫河面的木船、木排全被烧毁。据统计，这一次全城烧毁房两千余幢。当时冒着浓烟赶往灾区采访的《大公报》记者写道：“但见折椽断柱，裂壁断垣，凡所经历，触目酸心；而残墟余烬之中，我受创同胞之血肉模糊，尸体焦灸，尤属惨不忍睹！”无家可归的难民，“在夕阳西下，暮烟四起的傍晚，有成干上万的人群在寻觅栖身之处，只是找不着”。他们能到哪儿去找呢？他们的家“已变成了焦土”，“只有暮后的黑神，给他们一群一群遮盖着”。
衡阳市繁华区中山北路被炸后的断垣残壁。
——新华通讯社藏片
1940年8月10日，一场更大的灾难又降临在衡阳人的头上。日军出动90架飞机，对衡阳实施毁灭性轰炸，把三年来对衡阳的空袭推到了顶点。三个多小时内，在衡阳城里投下了七百多枚炸弹和燃烧弹。熊熊大火，燃烧了数日。从南正街到九门外的五里长街，变成了一条大火龙，学前街、铁炉门河街、康湘门河街、泥湾河街，只剩下断壁残垣。江东岸，日机投下了几十枚重磅炸弹，整条马路全被炸毁，所有的居民住房和店铺都毁于一炬。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了号称“一号作战”的“豫湘桂战役”，并进攻衡阳。据战后统计，衡阳市五万多栋房屋被毁，完整存在的仅有5栋，尚能住人的也不过60栋，其余几乎全部被毁。1946年衡阳市参议会议长杨晓麓在致国民政府关于请建衡阳抗战纪念城的呈文中所说，“比诸德之汉堡，尚有过无不及之处”。美国总统代表哈里逊在视察了市区之后说，衡阳“灾情惨重，甲于全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日军侵华罪行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页。衡阳的古建筑劫数难逃。
2焚毁所造成的损失
在焚毁所造成的中国古建筑损失中，当以战争初期为祸最深。日军每攻占一地，必纵火焚烧各类建筑，古建筑也不能免。现举数例如下：
1937年10月2日起，数日之内日军烧毁山西省宁武县8座古代寺庙。山西崞县一千余间古庙亦被烧毁。
1937年11月9日，日军自京杭运河北上入侵吴江盛泽地区，焚毁了历史悠久的蚕花殿、圆明寺。
1937年11月25日，日军攻占江苏无锡，自次日起，日军四处放火，大火延烧十余日，烧毁工厂厂房18537间、商店店房54268间、机关、团体、医院、善堂用房1626间、校舍8614间，“祠堂，名胜建筑2105间”以及“名胜古迹场所保留的文物都毁于大火”。江苏《无锡文史资料》第4辑，第93页。
1937年冬，日军在常州乡郊放火烧掉了始建于明代的通乙观（小茅山）内的三茅殿、灵官殿等10间，以及东缶殿以南的房屋。
1937年12月1日，日军在丹阳皇塘镇烧毁平房356间、楼房21间。其中古庙宇一座9间，公房祠堂（荆大宗祠、元五公、十三公、启佑祠）计平房134间，楼房11间。
1937年12日，镇江焦山沦入敌手，日军在法堂放火，方丈楼、石肯堂付之一炬。驻碧山庵日军，夜间以天寒烤火，至天明竟纵火而焚之，由是松寥阁、水晶庵等处亦遭焚如。焦山定慧寺被烧毁古建筑119间。镇江沦陷后，竹林寺、鹤林寺、招隐寺、甘露寺等庙宇也被烧。
丹徒东乡的张王庙、愣俨禅寺、东岳庙三大寺院，为名胜古迹，为敌所毁。尤其是愣俨禅寺，规模很大，寺中有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塔”的明朝崇祯时建的报恩塔，1938年春的一天，日军因追逐、搜寻躲在寺中的妇女不成，恼怒的日军便在寺中放火，大火三日不绝，这座明代古建筑化作灰烬。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实行灭绝人性的焚烧和屠杀政策，南京的古建筑也遭受空前的劫难，古城墙三分之一被毁。夫子庙之棂星门、大成殿与所有配殿、楼阁、静海寺、朝天宫等遭到破坏，南郊牛首山历代寺庙与满山古树，九龙桥、长干桥、赛虹桥、白鹭洲公园被炸毁，著名园林愚园之清远堂、春晖堂、水石居、无隐精舍、分荫轩、松颜馆、渡鹤桥、栖云阁等36景被毁灭，以及秦淮一带大片明清民居和古井等在日军侵犯和占领期间沦为废墟。抗战期间南京地区古建筑至少有数百处被日军破坏。季士家、韩品峥：《金陵胜迹大全》，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
1938年2月2日，日军在上海青浦地区烧杀，著名的元代古建筑颐浩古寺被烧毁。上海市青浦县县志编篡委员会编：《青浦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532页。9月1日傍晚，日军杀气腾腾地开进江苏省句容县元符万宁宫，放火烧毁三清殿和西斋院许多楼宇。10月6日，日军再次窜到茅山道院杀人放火，“从乾元观开始，先烧松风阁和宰相堂，后烧殿宇和住房”，次日凌晨，日军兵分两路，“一路烧仁佑观和德佐观，另一路烧玉晨观和白云观”，经日军连日焚烧，天下闻名的茅山道院基本毁灭。
1938年3月19日，日军侵占如皋城，纵火烧掉北门外将军庙一带的建筑，如城有名的古建筑文峰阁被毁。一个月后，东门外僧庙菩提舍，系如皋名刹之一，庙中有珍贵的唐塑佛像，也被付之一炬。南门外地藏庙（即大觉庵）同时被毁。
1938年，日军在河北阜平县烧毁了著名古寺普佑寺。
1939年1月1日，日军在山西稷山纵火焚烧民房和古建筑，富丽堂皇的五龙宫顿成灰烬。
1939月4月，日军侵占山西省沁县县城，这座具有2600年历史的古城蒙受空前浩劫。4月19日，日军在沁县县城放火，城中古代建筑非毁即损。日军侵占期间，该县被故意毁坏的明代以前较为著名的古代寺庙庵观就有：北魏时期的乔村永泰寺、开村普兴寺，唐代的南景圆通寺、仁胜广济寺、福村法云寺、松交大悲寺，宋代的乌苏大明寺、龙门山柏林寺、北河大觉寺、凤凰山隆福寺、南陈洪济寺、窑上普净禅院、山西光明寺、城关天灵寺、故县明星寺，金代的北漳延寿寺、北寺上灵感寺、羊庄福兴寺，元代的端村永庆寺、云梦山白鹿寺、花山静业庵、康公延庆寺、南里一如寺、城关元妙观、尧山圣明寺、册村福严寺、庶纪集贤观，明代烟立福兴寺、杨安隆兴寺、青修崇兴寺、蟠龙山洪厢寺、景村天灵寺、徐村无量寺、南泉太虚观、良基白衣庵、段柳永兴庵、南关广生禅院、南仁仁寿寺、北漳石佛寺等竟达36处之多！清代建筑亦鲜有幸存者！据调查，该县七十余所古寺庙庵祠被焚毁或拆了当柴烧的，就达44座之多。《沁县文史资料》，转引自《侵华日本暴行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171页。
山西沁县被毁的古建筑中，伏牛山的龙泉神庙被毁，令人痛心。龙泉神庙自唐宋以来不断修葺，巍巍古寺，隐于古松苍柏、茂峰崖涧之中，前后四进，古色古香，正殿、后殿、西楼、鼓楼、桥楼、穿云楼、破雾楼、八角楼、道士院等二百五十余间，间间宏伟，处处古朴，塑像、雕刻、彩画、祭器布满殿楼。龙泉神庙为上党游览胜地。然而，1939年6月8日，日军扫荡时，先炮轰，后火焚，龙泉神庙的全部建筑化为灰烬。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10节 中国图书损失统计概要(3)

介休县绵山“云峰古寺”被日军焚毁后的惨状
——采自《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暴行》（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在介休、灵石和沁原三县交界处的绵山，又名介山，相传春秋时晋臣介子推曾隐居于此。绵山的主建筑抱腹崖云峰寺建于唐代，建筑群巍峨壮观，奇特无比，寺外石级长梯直通山门，抗战前，每奉农历三月十五至四月十五，举行盛大庙会，远近数十县，前来朝山拜佛者络绎不绝。1940年1月10日，日军在该寺捕捉隐藏的抗日战士后，用燃烧弹点燃焚烧，火苗冲起三十余丈，把抱腹崖顶的石头都烤落下来，寺内铜钟也被烧化。大雄宝殿、千佛殿、子孙殿、介云祠、老君堂、伽兰殿等十余处精美的古代建筑，泥佛神像，以及许多珍贵的匾额、楹联、绘画、墨迹等都化为灰烬。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暴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1939年8月28日，日军血洗江苏连云港花果山，著名古刹三元宫被焚。该古刹以三元宫为主体，计有南天门、武圣庙、九龙庙、茶庵、灵观殿、自在天、长生庵、乌云阁、大悲庵、屏竹社、团圆宫、海天洞、艺松堂、玉皇宫等13处房屋，形成有175间殿宇的建筑群，经日军的三次放火焚烧，除灵观殿尚未烧掉，其他都毁于大火。三元宫和各庙中供奉的精致木雕三元大帝（尧、舜、禹）、十八罗汉等上百尊佛像，以及珍藏的佛经千卷，也被烈火吞没。江苏：《连云港文史资料》第4辑，1986年。
1939年12月15日，日军在江苏省扬州地区大肆纵火，著名古建筑金寿公所葬身火海。该公所位于江苏扬州市泰兴口岸镇西北福星桥东侧，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公所西南有大门楼3座，门楼上均镶嵌石浮雕，房屋基础用4米长原木夯打梅花桩。正房、大厅均系九架梁翻卷结构形式，四周回廊，均雕梁画栋，正屋内墙绘有彩色壁画，该建筑群计有各类房屋一百一十余间。日军在泰兴地区抢劫屠杀之余，复以大火焚烧，金寿公所不复存在。
1940年5月9日，新安镇日伪军突然袭击新沂五华顶，把五华顶上的古寺——全潮律院付之一炬。古寺在新沂是首屈一指的梵王宫殿，光绪年间，挂单僧人经常有五六百人之多。火从大雄宝殿放起，一步楼、藏经楼、方丈、祖堂、板堂、腰殿、东西配殿、前事禅房、香积厨等随之起火。庙中几十棵合抱的古柏，也着起火来，火光烛天。殿宇僧寮尽成瓦砾，文物经典化作灰烬。毁于这次兵火的，还有宿邑名士徐用锡（翰林）、臧锡略、张鹤舫等人在一步楼上书写的墨迹；有石涛和尚的四幅山水，这更是无价之宝；有慈禧钦赐的半部《藏经》；有大雄宝殿上的三世佛，丈六金身，妙相庄严。
1941年5月，日军第二次入侵惠州，放火烧毁了西湖周围的名胜，如栖禅寺、永富寺、元庙观等古迹。
1941年8月，日军在江苏东台白驹烧毁庙宇165间。
1943年3月10日，日军进攻湖南省华容县南山，将有2000年历史的大禹殿和文昌阁烧成了一片废墟。
1945年2月13日，日军第五师团坂田旅团侵犯广东始兴地区，日军百余人火烧东湖平窖背大围楼。大围楼建于清乾隆年间，年代久远，规模宏伟。日军用几十桶火药点烧，烧了一个通宵。日军撤出后，在村民的尽力抢救下，仍被烧毁房子30多间，围楼四周走廊、楼梯、炮楼全部烧毁。
日军在沦陷区扫荡、清乡，许多颇具价值的古建筑也因此遭殃。如日军盘踞山西方山期间，就有76座古寺庙遭焚毁。
在焚毁中国古代建筑的背后，往往有日军不可告人的企图。伴随日军占领或扫荡而来的必然是疯狂地抢劫，中国古建筑中往往附有价值连城的文物，日军受其贪欲驱使，四处抢劫，搜括中国文物，为掩盖其抢劫中国文物罪恶行径，在大肆抢劫之余，复将古建筑或文物收藏所付之一炬，日军对内蒙古召庙王爱召古建筑的毁坏便是一例。内蒙古召庙王爱召，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建筑，是鄂尔多斯草原蒙古族人民宗教与文化中心。该庙气势恢弘，整个建筑吸取汉、藏各族寺庙之精华，占地约50亩，庙亭259间，正殿49间，正独瓜（蒙语，意为法轮殿）81间。两旁建有钟鼓楼，山门口有四大天王殿，北面有十殿阎君。正殿后面有喇嘛塔3座。院墙外建有9座大庙，内供奉伊克昭盟七族祖先等共13座塔坟，各塔坟大小不一，形式各异，全部采用银质建造，并镀金裱。此外，庙中还存有吉农汉使用过的银制镀金的马鞍和弓箭。1941年2月9日（农历正月十四），日军铁蹄踏进王爱召，疯狂搜索各种文物，经日军三天洗劫，嵌有宝石的释加牟尼银质佛像，珍贵的经卷，银制镀金的马鞍、弓箭，以及各式壁挂、地毯等被抢劫一空。为了掩盖其抢劫王爱召的罪行，18日清晨，日军在召庙各建筑物上浇洒汽油，堆遍干柴，进行焚烧。这座我国内蒙古民族文化、宗教中心，中华瑰宝遂成一片废墟。孟国祥、喻德文：《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安徽人民出版杜1995年版，第108页。
为防止日本人怂恿德王盗取成吉思汗陵寝，中国国民政府决定于1939年6月8日起移陵。同年7月1日，运抵甘肃榆中兴隆山。
3拆毁或改作军用所致损失
日本侵略者在焚烧、轰炸中国建筑物的同时，常常将一些较大型的古建筑物拆毁或改作军用。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持久，日军源源不断地从日本本土及其殖民地入侵中国，日军对兵站、机场、医院及辎重、粮秣存放场所等需求急剧增长。于是，中国为数众多的宫殿、庙宇、祠堂等古建筑和学校校舍也成为日军强占的目标，日军占据这些建筑后，往往对其结构进行破坏或改造，日军撤走时或加以毁坏。
1938年11月，日军侵犯湖南陆城，将当地久负盛名的古建筑拆毁。
1939年3月，日军第16师团第18联队入侵湖北钟祥郢中镇，在这“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镇上大拆民房，大毁文物，使这个小镇成了堆堆废墟”。
日军将中国大型古建筑改作军用的作法屡见不鲜。在南京，日军占据和平门（神策门）后，将其瓮城改为汽油库。中央博物院被日军占领，作为防空司令部驻地，一些院厦被任意拆毁和改建。
1937年7月27日，日军飞机猛烈轰炸北京南郊大兴县团河行宫。团河行宫是清乾隆年间在北京名苑“南海子”里修建的四座行宫中最豪华的一座，它汇集了中国古代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在历代帝王行宫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而且保存基本完好。行宫占地约两平方公里，四周筑有土山。宫中分东西两湖，中间有桥梁相连，宫门三楹，内有前殿、后殿和配殿，宫中别宇、亭台众多。在各宫堂之间，共有游廊124间，雕梁画栋，金碧辉煌。1937年7月，日军第20师团之一部在空军支援下向团河方向行进。行宫在饱受战火摧残后被日军侵占，宫中所有文物被洗劫一空。1942年，日军为修南苑飞机场，便将团河行宫完全拆毁。
古老曲江城楼的劫难。清代以前，荆州城雄踞江渚，故而西有安澜门，南有曲江楼。其时登城放目，但见“孤峰烟中落，长江天际来”，山川竞秀，美不胜收。曲江楼建于宋代，其后数百年间，城垣几度毁于兵火，又几度重筑，城上古物荡然，惟曲江楼幸存下来。曲江楼飞檐流丹，翼然欲举，虽不及唐代楼徽的浪漫夸饰，却极尽宋代建筑的典雅俊逸。登高览胜，可见白帆点点浮天际，落霞曼曼染巷里，远畴近陌，一览无余，荒村野树，星罗棋布，俯仰之间顿觉胸襟一亮，心旷神怡。1940年6月8日，日军自襄北南践，荆沙沦陷。日军为修建兵营，公然拆毁二十余处名胜古迹。曲江楼也未能逃过一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日军侵华罪行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01页。
1941年春，日军为在荆州修建飞机场，拆毁了具有1500年历史的承天寺。
位于江苏吕四镇南市的灵佑侯（原名土地堂），重建于1763年，有殿堂等45间，供奉佛祖及土地像，为吕四镇著名的大庙之一。1943年，该庙被日军拆毁。吕四镇最大的庙宇城隍庙，创于明代，有五百多年历史，殿堂住房108间，占地二十多亩，四周有围墙，三个庙门并排，“佛殿轩敞，梵宇沉沉，香烟复郁，鸟语声声”的这样一座古庙，战时被日军拆毁72间。建于1874年的慧海寺，1941年被拆。日军为修据点，1944年拆毁建于1881年的娘娘庙。建于1877年的镇安寺，1943年为日伪拆毁。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11节 古建筑损失的调查与统计(1)

1946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基本完成文物损失调查工作，最终形成《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该文件列举了除东北、台湾和中共领导的解放区以外，全国各地文物损失情形，其中古迹被毁741处（公705处，私36处）。
与图书古籍、文物珍宝的损失统计相比，古建筑损毁统计明显失之偏少。如日军轰炸、焚烧、屠杀和抢劫最为严重的南京市竟无一处古建筑损失统计！所列江苏省古迹损失为119间，而这119间也仅为镇江焦山定慧寺一处的损失。而溧阳一县据1992年所修之县志统计，其被毁古建筑即达497处之多，其重要者如文庙、文昌庙、史侯庙、二员烈庙、张巡庙、浣纱庙（内有戏楼一座，宫殿一座）、文昌阁、太白楼、鲁仙宫、坎离宫、文武殿、邬公寺、三皇寺、吴公祠、尚公祠、昭公祠、尊经阁、史玉阳公祠、明伦堂、书院等。《溧阳县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719页。江苏宜兴被日军毁坏的古建筑如龙池澄光寺、磐山崇恩寺、邑城东门外中隐寺、南门显亲寺和城南南岳寺等几十座庵观寺庙，总计毁房就达1500余间。
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长江以南的古迹要少得多。江苏江南地区古建筑损毁就如此之众，则中原地区的损失当可以想见。关于寺庙、碑塔、庐墓之破坏，则以山西、山东、河南为最烈。山东之章邱、高密、海阳、邹平、蒙阴、平阴、菏泽、沂水、济宁、郯城等地，可谓寺无庙不毁，最著名者为各处孔子庙，或将礼器、乐器损毁，或将房舍拆除。高密之晏子像、菏泽之僧格林沁像、郯城之孝昌碑和郯子墓，沂水之古塔毁损殆尽。山西之太原、河津、解县各地之佛教、道教庙宇，如纯阳宫、菩萨庙、大佛寺、三清殿，其他神庙诸如城隍庙、文庙、娘娘庙、大禹庙、关帝庙等，非被劫掠，即被炸毁、拆除。河南安阳之玄庙观和诸葛庐所有的古物、古迹、建筑，分别于1938年春及1945年2月被毁；洛阳龙门、巩县石窟寺，于1944年部分被毁；泌阳县古迹5处，于1941年2月被毁。开封、郑州等地，也有不少损失。王聿均：《战时日军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4期，1985年6月。
关于古建筑之损毁，从战后六十年来各地有关古建筑损失资料可以发现，日军侵犯过的市县，古建筑损失少则几处、几十处，多则数百处，而损失在十处以下的县市为数较少。八年抗战中日军侵占过近千个县市，加上被日军侵占的东北广大地区以及遭受日军飞机轰炸的四川、陕西、宁夏、青海等省，全国遭日军侵犯过的县市和历史名镇当在数千以上，其古建筑、古迹损毁数大大超过741处。当然，古建筑、古迹损毁数的多少，也与其划分计算的标准有关。
日军大规模破坏古建筑和古迹，显然是处心积虑摧毁中国的历史传统及根植于人心的信仰和伦理观念。战时中国文物损失
文物是文化的结晶，是文化的延续，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延续。保护文物，就是保存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国土丧失了，可以夺回来，文物损失了无法挽回。然而，文物又是人类智慧的凝聚，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它从不同的侧面和领域反映历史上人们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实物资料。因而，文物又不仅仅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属于全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因此，必须得到全人类的广泛尊重和保护。为保护文物，近代国际战争法规都有明确的规定。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出了古代人类最高的文明成果，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文物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文物所包含的种类很多，如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字画、图书典籍、标本、古物等。
日本侵略者抢劫和破坏中国文物，有计划和有规模者可追溯至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其时，日本宫廷顾问九鬼隆一就亲手制订“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掠夺中国文物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烧杀劫掠，抢走大量文物，仅日本联队长栗屋大佐除抢银元宝、银块外、还掠走文徵明绘画1卷，明代铜制香炉1个，玉器10件，及香炉、手箱等。庄建平主编：《国耻事典》，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页。
1902年至1914年间，日本侵略者曾先后三次派遣以净土宗本愿寺派第22世门主（住持）大谷光瑞为首的中亚西亚探险队，深入中国境内，从事名为考古，实为盗窃历史文物的活动。大谷光瑞等人在中国西部地区先后窃取了大量的历史文物，其中较突出的是9具人体标本（木乃伊）和5块方砖形彩墨书墓志铭（最早的是北魏延昌四年，最晚的是公元662年），以及公元500—640年间墓葬中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娲交身）图”。这批文物共7531件，部分被盗运到日本的京都恩赐博物馆。
1911年，日本海军旅顺镇守府司令长官富冈定恭，把中国东北地区三大古代刻石之一的唐代旅顺黄金山麓的“鸿胪井”刻石，盗藏于日本宫内省帝室博物馆。“鸿胪井”刻石是关于唐朝与渤海关系的一件珍贵信物，说明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顾明义等主编：《日本侵占旅大40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4页。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扶植傀儡溥仪建立伪满洲国。日军为霸占东北，极为关注所谓“满蒙问题”，竟以“保护为名”派宪兵闯进沈阳故宫，掠走清代文溯阁的《四库全书》。日本投降后，由苏联接收，才归还我国。《四库全书的命运》，《人民日报》1958年1月31日。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掠夺、摧残中国文物进入有计划和有组织的阶段。日军师团一级一般专门配备“文物搜集员”，这些人大多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日本政府还不时派遣所谓“考察团”分赴各区，对散落各处或一时难以判明其价值的文物、书刊等进行搜索和甄别，确定有一定价值后，或运回日本，或予以毁坏。本章对战时文物损失的情况作一概述。为便于深入研究起见，本书对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图书类损失另辟专章叙述。
一横遭摧残的公共文物
1937年，日军自踏上中国领土之日起，就轰炸中国文化机关，抢劫中国文物，直至日军战败投降，其以轰炸、焚烧、抢夺为主要手段的破坏中国文物的罪恶活动一刻也未停止过。战时中国公私文物损失十分惊人。
全面抗战爆发前，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博物馆37家。战事起后，故宫博物馆所藏之文物珍品多迁至四川、贵州各地保藏。国立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也迁四川李庄继续筹备。但各省设立的博物馆则以战事影响，或迁移，或停办。如广西省立博物馆三度改名，文物四度迁移，损失严重。1944年全国仅存博物馆18家，较战前减少一半以上。其他如附设于学校或图书馆中的博物馆则有四分之三被毁。
文物、古物的损失十分严重，仅江浙沪一带，就有多家博物馆被毁。上海博物馆于八一三事变中为日机所炸毁。日军占领上海后，破坏和掠夺文物书画之事时有发生。1942年8月，同文书院的日人铃木率领二十余人前往上海世界学校，破门窗而入，企图将藏书和乐器运走。该校存有古乐器二百余件，中国经史子集数千部，名人书画数百件，外文书籍数千册，如果上述文物被劫，将是重大损失。后经多方交涉，才未被运走。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档案史料文献。据《申报》报道，1940年12月20日，日军用斧头劈开房门，将上海市财政局档案强行抢走。同月30日，又劫走上海市公用局档案12箱。齐卫平等：《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日军占领南通后，对南通博物苑肆意破坏，一次日军竟枪杀苑内珍禽白鹤煮以下酒，陈列室和文物也遭破坏。战后，苑内一片颓垣破壁，陈列品仅剩少数鸟兽标本。
江苏无锡县立博物馆有金石、雕刻、书画等各类文物，两千多件文物于1939年11月被日军洗劫一空。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文物、标本被日军多次“光顾”，历史文化部损失尤多。此外，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文物、标本多次遭到日伪劫掠，历史文化部损失最多。
1938年5月，日本飞机轰炸南阳，河南省图书馆运藏该地的部分图书、文征明书画及明代地图两箱被炸毁。
曾被日伪从故宫劫走的铜缸
——采自《中国抗日战争图讠志》（广东旅游出版社）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12节 古建筑损失的调查与统计(2)

河南省立博物馆被日军占驻，馆内文物、设施遭到破坏，日军强索暗劫，文物和拓片碑刻被掠夺难以数计。在搜刮金属为日军制造军火的“献金运动”中，该馆被日军东第2935部队野津敏迫献铁炮7尊；被东第2935部队兵器部陆军兵技曹长保刈实迫献铁炮36尊；被开封市伪政府迫献铜钟1个；被开封日本陆军联络部迫献铜炮2尊，铜云牌、铜锅、铜炉、铁鼎各1个，古钱3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南开大学被日军摧毁之后，学校原有大钟寺赠送的一口大钟，重18000斤，钟面刻有全部《金刚经》，是罕见的历史文物，也被日军拉走，熔做枪炮子弹。
1938年7月6日，日军飞机轰炸汉阳古琴台，所珍藏的古文物，顷刻化为灰烬。同年9月，日军先后两次侵犯山东牟平县城，将大型建筑烧毁，大批图书档案化为灰烬。
1939年6月23日，日军连续两日轰炸湖南湘阴县城，千年历史古镇，被炸成了瓦砾场，众多文物葬身火海。
山西文物损失，为数不少。如沁县樊村南里地段上的一块巨大陨石，栋村出土的金属佛像（高3尺许），也被日军劫运回国。
1941年2月9日，日军闯入内蒙古召庙王爱召，疯狂搜索珍贵文物，经日军三天洗劫，召庙内嵌有宝石的释迦牟尼银质佛像、珍贵的经卷、银质镀金马鞍、弓箭，以及各式壁挂、地毯等被抢劫一空。
1942年5月4日，日机先后两批轰炸云南保山县城，保岫公园的中山礼堂、图书馆、阅报亭均被炸毁，嵌于壁间和展列于入口处的历代石碑无一完整，太保山麓元代建筑法明寺内所保存的文物毁坏严重。
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崖州古城的观音阁，后为田中商社株式会社所用。阁中有一口大铜钟，铸于唐代，是珍贵的历史文物。1941年，田中商社株式会社用卡车把这口铜钟运往榆林港而潜移东京。广东西江肇庆七星岩、德庆悦城龙母庙等风景胜地，被盗走一批文物。广东名砚也损失不少。
1944年洛阳沦陷后，日本人盗走了龙门宾阳洞的四个菩萨头及宾阳南洞的二力士像。
1942年8月至1945年6月，日军在华北屡次向各机关及商民征集铜铁料，仅在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内搜刮金缸金屑和铜铁器等就劫得二百二十余吨。1945年12月7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报告，“案查本院被征用之铜品2095市斤外，计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此外，尚有历史博物馆铜炮3尊，本院之铜缸及历史博物馆之铜炮系由北支派遣军甲第1400部队河野中佐于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运协和医院，该部队过磅后，运赴东车站，闻系装车运往朝鲜。本院之铜炮和铜灯亭由伪市政府工务局专员齐昌复、职员张伯齐偕同昭和通商株式会社（在本朝阳满内北小街）日人佐仓于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来院启运。据闻系运往北新桥北支工厂”。《为函达本院被敌军征取铜品之经过情形请转行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设法追究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历次被敌军征用铁、铜品清单
铜品品名起运年月日件数原存放地重量（市斤）搬运部队运往地点废铜1933年1月6日故宫博物院2095甲第1854部队朝鲜铜缸33年6月19日66故宫博物院83677强第1400部队朝鲜残破铜灯亭1934年6月22日91故宫博物院10862强金品献纳委员会北平北支工厂铜炮1933年6月19日3历史博物馆5514第1400部队朝鲜铜炮1934年6月22日1故宫博物院金品献纳委员会北平北支工厂
以上铜品共计重量102148市斤又9两合5107吨强。
铁品铁炮1934年4月15日1369历史博物馆443160强甲第1800部队北平北支工厂
以上铁品计重量合22158吨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为函送本院历次被敌军征去铜铁品清单及历次被宪兵搬走撕毁书籍杂志清单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日军搜刮军用物资，对公园也不放过。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中山公园石牌坊（今“保卫和平”石坊）北边，为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烈士王金铭、施从云树立铜像2具。1941年，日军强迫献铜，即将2座铜像抢走。
抗战初期，中国考古机构的文物多数西迁，留在原地的部分，很难得以保全。如北平研究院发掘陕西宝鸡斗鸡台所获文物分存北平、陕西两处，北平部分被日伪移到午门历史博物馆，结果被盗走三百多件，而藏陕西的文物因陕西考古会房屋被日本飞机轰炸，损失不少。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北京大学文学院为日军所驻，1937年10月，该院隔壁之国学研究所遭袭。战后，北京大学校产保管委员会致函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北京大学研究所前被敌人占用。敌人桥川时雄及栗田等侵越监管。胜利后本会派员点查损失文物极多。”并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为日人占据期间遗失物品要目》，清单如下：
金石古物类古钱206件铜矛2件古铜镜14件天马葡萄镜，位至三公镜，李儒起造方镜，夏津县官造镜上方镜，三羊镜，见日之光镜，白虎在右镜，家堂富贵镜，及其他汉宋镜古铜印7件张未央印，封丘县印，骑部曲将印，西夏文印2件，金正大印，交汀县僧会司印金类车饰6匣孟津出土之车器400余件封泥48件甲骨20余片金石拓片类风堂拓片千余件内有龙门石刻造像全部拓片
北平碑志百余件
文献类
明永乐大学士湖广总督进祠臣献颂1件
明兵部提行稿三百余件
清多尔衮命多铎取南京满文诏书1件
顺治五年十一月初八冬至祀天恩诏1件
又十八年七月十三日擒斩郑成功悬赏诏1件
又敕谕6件顺治二年七月九年四月八日十四年二月
十八年二月三日
康熙廿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移住乾清宫诏1件
康熙间敕谕4件元年四年三月八月廿年六月
贡表12件内有暹罗国王郑明表
贺表12件李鸿章左宗棠表
谢表5件平西王奏表1件
太平天国收据1件拳匪降坛1件
大明通行宝钞6件兵部诏款1件
顺治题本1件
新疆地图1幅
其他地图10余幅《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为日人占据期间遗失物品要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国立北平研究院损失。该院原址有4处：中南海怀仁堂，东四条，西四所；东皇城根42号；三贝子花园陆谟克堂；沧子河观象台。七七事变后分别为敌军及伪机关占用。图书仪器除大部于七七事变前及已运至上海昆明外，其不及运出之图书仪器古物家具等为15个伪机关所瓜分。图书一万余册，也被伪机关所瓜分。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存于北平并由王振铎保管文物，计书籍拓本字画类、器物类共88件，书籍多乾隆刊本，器具多绣花屏风，宋、清瓷器及洪宪茶盖碗，原由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北平研究院代管，北平沦陷后被劫。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13节 古建筑损失的调查与统计(3)

据1945年8月31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致国民政府教育部呈文所附《我国历年被日本掠夺文物清册》记载，日本公开收藏掠夺来的中国文物的公私机关即有东京帝室博物馆、东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御影嘉纳白鹤美术馆、东京细川侯爵府、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陈列室、东京大仓集古馆、关东厅博物馆、伊势征古馆等63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文物即有骉氏编钟、战国式铜壶、殷墟出土的白陶、彩陶、居庸关石刻等各种文物501类，日本公私收藏者收藏的大量文物，实为“我国家博物馆……无上妙品”。
南京文物损失。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六朝古都南京，在进行灭绝人寰的大屠杀的同时，日军又开始了疯狂的“文化大屠杀”，仅图书、文物方面，日本当局先后指使三百三十多名日本专家，动用日本士兵三百六十余人，中国劳工八百三十余人，卡车310辆次，进行大肆抢劫。为支撑侵略战争的需要，日军大肆抢劫铜、铁等战略物资。他们将南京“僧寺之大钟铁鼎”也用车运至日本。“同文同种”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字画古物、经像法器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入侵中国后他们就疯狂地掠夺中国文物。普德寺的500铁罗汉，在日军侵华期间，3尊被盗运往日本，后代之泥塑。当时在南京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于1938年3月编著的《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一书中以自己的亲身见闻揭露道，日军在南京的疯狂抢劫，从城外到城内，从城内各角落抢到难民区，凡日军所到之处，无地不抢，从12月中旬到翌年2月中旬，长达两个月之久。“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占领的或未经占领的，大的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1938年2月，国际救济委员会委托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史迈士（S.C.S mythe）主持历时3个月的对南京灾情的调查，其结果表明，南京住户损失：52％由于纵火，33％为日军抢劫所致，而市区损失63％由于抢劫，“值得注意的是，城内大部分房屋，甚至在烧毁之前，已经被彻底地、有组织地搜掠了里面财物，而实际幸存下来未毁的11％，也毫无例外地闯进士兵，遭到同样的洗劫”，“字画及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成了他们掠劫的对象”。在这场大规模的洗劫活动中，文化古物在劫难逃。
中国难民郭岐在《陷都血泪录》中写道，仇英的山水画，赵子昂的马，董仲舒、陆润序的字画，岳飞的亲笔题字，八大山人的字画，古版《西厢》，古官宦的瓷器及历代的各种瓷瓶古物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传世之宝，如今散乱于市，遭日军搜罗劫掠。日军在南京分散的抢劫每日每时都在发生。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浅海一男揭露道，某报记者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时就怀抱着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工艺品。
日军不仅在占领区抢，还到英国、美国、德国等国使馆区的“安全区”抢。安全区内一位美国侨民诉说，12月16日，日本兵闯进英国使馆抢劫，连中国外交官王正廷博士所赠的雕刻精美的麻栗树屏风架也抢走了。使馆内外交官将所见所闻的日军在使馆区的暴行，逐一记录，向日本外交当局抗议。这些揭露日军暴行的抗议材料，1939年编印成《南京安全区档案》。其中也有日军抢劫中国文物的记录：
“第87件，12月29日，北阴阳营47号，一天内被日本兵洗劫7次，很多文物全被抢走。”
“第166件，12月27日下午，三名日本兵闯入宁海路33号……抢走了贵重文物多件。”
被劫公私文物十分惊人，其准确数量无法统计，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例中窥见一斑，南京库存古物原共19634箱，南京失陷前运出16681箱，城陷时存京库未及运出者2953箱，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和国立美术馆。1938年6月，日军特务打开575箱，清点文物数为8096件。抗战胜利后，从敌伪手中只接受回文物2776箱。《接管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概况》，载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解放》，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损失古物1679种。如由曾昭燏在南京傅厚岗34号所藏者，计古物类86件又一箱，书籍类55件又2柜，及古服饰衣物等被日军搜掠一空。其中书籍以湖北官书局和金陵官书局刻本及碑帖、法帖和各种拓本为多，古物有南齐刻石佛一尊（栖霞山齐塔内出），山西赵城县佛寺壁画四块，乾隆五彩瓷笾豆等八件，同治五采瓷盖碗20件，及古墨砚、对联、字画等。另有书籍两箱，运至越南海防，因滇越路被炸断，1941年日军侵据越南时，也被抢走。
日军还进入宁海路8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宿舍，抢去书籍、古物、字画甚多。其中古物玉器金石，约五十余种。包括星云镜5面、蟠螭镜3面、菱花镜3面、宋镜4面、玉质素壁一具、玉璜玉珩10个、铜质汉印3方、铜质六朝印5方、铜质唐印5方、石质虎符1个。铜器部分有夔凤纹尊1个、夔龙纹角尊1个、青铜剑一柄、青铜戈4具、青铜带钩2具。该校另存于南京阴阳营23号的古文字、经典、器物等，计有殷墟龟甲兽骨文字183片，原为刘铁云藏物，极为珍贵。另有敦煌千佛洞唐人写四分戒经一卷（长丈余，装成卷轴），壁画天女像一幅、缂丝山水画一幅、大理石插屏、康熙瓷器及不少山水画，以及周伯矩郎、唐狮子、宣德炉等著名文物尽为日军劫走。王聿均：《战时日军对中国文化的破坏》，载台湾《近代史百年集刊》第14辑。
国学图书馆损失字画、古玩计472件。
中国农村建设社损失古物407件，银币等1728种。
令人痛心扼腕的是，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所的古物、拓片损失更无法统计，所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陶器，大部分留存南京，日军劫得后竟然用箱装陶器、标本垫铺路基。
凡是能得手的文物，日军都要劫走。甚至连朝天宫屋脊上的建筑装饰物“吻鸱”也被拆运日本。吻鸱，也称鸱尾，是安装在屋脊两端，用来“禁压火灾”的。此种装饰起源于六朝东晋时，后传入日本。唐代鉴真和尚传到日本的那对鸱尾，至今奈良唐招提寺的正殿金堂屋脊两端的一件还是原物，在日本被视为国宝。而比日本“国宝”还古老得多的朝天宫鸱尾被拆走，除了文化掠夺，还能有何种解释！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
1939年5月19日至6月18日，日本占领军对存放于南京的故宫文物进行“清理”，参加人员有日军司令部人员、招聘专业人员和办事员等一百二十多人，日军士兵405人，对2272箱文物进行“清点、整理”，内中包括玉碟、红档、实录541箱、普通档案1271箱、图书类475箱、地图类15箱，其他25箱。其中重要者有清实录、圣训、玉雕300件，御笔、书画34件，玉、象牙、珊瑚、砚墨。陶瓷器、铜器317件，御案、御玺11件，以及颐和园部分文物99件，计761件，其他如档案、器具、兵器、图书、绸缎、首饰等不计其数。戴雄：《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概况》，载《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
其实，被日军当局“整理”过的遗留南京的故宫文物中价值连城者远非这区区七百余件，仅字画方面如“兰亭人柱帖”、“唐太宗御笔”、“宋徽宗御笔牡丹”、宋徽宗御笔荔枝山雀图真迹”、“马远江山万里图”、“苏东坡墨迹”、“宋·刘松年群仙图”、“米芾尺续”、“御临争座帖（颜真卿）”等等。上述这些都是日本当局“整理”时留下的部分文物目录。
日军占领后，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所存的清季江南各公署档案6484宗与未及整理的六十余大篓，或作废纸处理，或干脆付之一炬。
日军占领南京期间，毁坏古建筑数百处，对南京紫金山天文台陈列的明清天文仪器大肆破坏，其中明制三件、清制二件。明制三件为浑天仪、简仪和圭表，均系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所造。浑仪是用来测量星体在天空中位置和运动规律的仪器；简仪则是浑仪改进型，不仅操作简便，测量精度更加准确；圭表乃圭与表的合称，用于测量日影长度的变化，确定一年四时八节的准确日期，从而制定出合乎天时并能指导农业生产的历法。明制浑仪、简仪和圭表至清时仍保存完好。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德军抢走明制浑仪和四件清制天文仪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收回德军抢走的天文仪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不断进逼华北，为保证国家珍贵文物的安全，中央研究院奉命将北平古观象台明清天文仪器运抵南京，陈列于紫金山天文台。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上述天文仪器落入日军之手，“仪器受损严重，许多零部件损失殆尽，浑仪、简仪龙角、龙爪多处破损”。季士家、韩品峥主编：《金陵胜迹大全》，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南京市抗战期间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统计，南京地区战时文物损失，查明有据者至少有古字画两万八千余件、古玩七千三百余件，尚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所的古物、陶片等和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954箱文物。上述文物虽不能断定多少为日本侵略者所劫夺，但确实是因为战争而造成了损失。《南京市抗战期间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710。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14节 重要文物的失踪或毁损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造成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损失。北京猿人即“直立北京人亚种”，1921—1923年发掘于北京市西南郊周口店镇西的龙骨山，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1929年12月2日，著名历史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首先发现了第一个保存完整的北京猿人头骨，这一重大发现震动了整个国际学术界。北京猿人化石是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成为举世公认的瑰宝。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京人遗址被迫停止发掘，“北京人”化石不得不转存于北平协和医院实验室。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协和医院将“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代为运出，后来传说该文物在秦皇岛附近遭日军截夺。从此，“北京人”化石便下落不明。抗战胜利后，虽经国民政府及民间组织多方查找，最终也一无所获。关于“北京人”失踪之迷，本书将专章讨论。
庐山标本化石损失。战后，据庐山森林植物园负责人荣仁昌函报，“以庐山植物园植物标本图书79大箱、及中央研究院奇珍图书及岩石标本一批约200箱，均为日军运走，拟恳查明当日驻牯日军长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696。
中央研究院殷墟古物、拓片、书籍损失未列详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损失1052箱标本，内有考古组的人兽骨、陶片等珍贵标本954箱。
1945年11月11日，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接受保管员夏纬琨呈报该所损失，“查静生生物研究所建立于中华民国17年，以调查研究中国动物植物，发扬中国学术为宗旨，为一纯粹学术机关。历年搜集动物标本三十余万件，植物标本约22万号，多系罕见品种，购置图书十余万卷，欧美杂志三百余种，尤多绝版文献。家具仪器设备完善，楼房建筑宏壮，开辟以来，成绩卓著，研究工作，世界驰名。不幸于民国30年12月8日被日军第1855部队所属之篠田部队强行占据，索取建筑图案及一切物品清册，并将原有职员一律解散以蛮横之日军进住所内秘密行动，不知作何阴谋。4年之间该所设备破坏不堪。日本投降消息传来之后，该罪首篠田统将其阴谋证据及文件焚烧数日，畏罪潜逃，仅留兵役数人打扫房屋。职于上月17日奉令接受检查，结果损失奇重。”《教育部平津特派员办公处关于各机关学校赔偿损失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32。
清废帝溥仪被赶出故宫时带走的大量珍贵文物，其下落是我国文物史上的又一不解之谜。1924年12月24日，溥仪被冯玉祥将军驱逐出宫，溥仪随从带走大量所谓“私人财产”，其中包括经过精心挑选的众多国家级文物。溥仪出宫后，躲进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溥仪秘密潜往天津，在天津日租界内设立“行宫”，仅密藏在日租界张园内的故宫文物和珠宝即达七十多箱。战后，溥仪自己提供的材料承认，从宫中盗出的文物，“记得的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夏珪及马麟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的作品；古版书籍方面，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都被我盗运来了。运出的总数大约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这批东西移到天津，后来卖了几十件。伪满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又把这批珍品全部运到东北，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落了”。
1931年11月10日，溥仪在日本人的策划下秘密逃往东北。1932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存放在天津静园的部分书法名画、宋元善本、珠宝玉翠约70箱运至长春伪宫内，书画木箱存放伪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小金库18个存缉熙楼客厅，内有6匣装汉玉一百余件，余则为古玩金饰。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当时伪满都城新京（今长春）一片混乱，转移各种物资准备最后逃亡。在溥仪仓促出逃的三天两夜里，溥仪指使随从将原故宫文物和后来搜括来的大批珍贵珠宝装载七十多辆汽车，其中有价值连城的顶珠冠、镶金猫眼石坠、清代龙袍等，溥仪的嫔妃们也收拾数十箱宝物首饰。8月11日，几辆日本军车满载文物珠宝而去，伪满皇宫小白楼剩下一些文物被毁损，字画被警卫伪宫的伪军哄抢。有个叫金香蕙的士兵，一人就掠夺书画三十余卷。有些墨宝在争抢中被撕残。如范仲庵亲笔《二札帖》，被残而为二，元人杨桓、赵孟頫等三家合书的《尚书·无逸篇》，在争抢中一分为三。
1945年8月13日，溥仪在一群日军护卫下，逃进通化大栗子沟，在大栗子沟停留期间，变卖、散失不少珍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民间发现唐人韩干的《神骏图》、宋人赵伯驹《莲舟新月图》、明刘锋的《罗汉图》等卷。不忍言说的是，散在民间的珍贵字画有的因被埋藏地下而腐坏，有的付之薪火。杨仁愷：《国宝沉浮录（增订本）》，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溥仪最后挑出一些体积较小的文物继续随日军逃跑，后被苏联红军俘虏。溥仪随身携带的468件故宫文物最后回归祖国。1946年2月13日，平津区副代表王世襄呈报“满洲伪宫佚出赏溥杰之书画1000余件，请派员密查收归国”。1946年7月，追回了溥仪在天津的部分文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685。遗散的国宝，有很多通过各种渠道流到国外，仅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就藏有17件。其中，有北宋郭熙的《树色平远图》、米芾的《吴江舟中诗》、南宋江参的《林峦积翠图》。还有不少文物则不知所踪。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15节 私家文物惨遭蹂躏

中国是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文物收藏历史悠久，历朝历代都有大量收藏场所：皇家或私人文物收藏所，以及贵族苑囿。到宋代，搜求古物与古物鉴赏之风大盛。皇室建有稽古阁、博古阁、尚古阁，同时还出现了欧阳修、赵明诚等著名收藏家，以及《考古图》、《宜和博物图》、《集古录》、《金石录》等文物著述，极大地推动了私人文物的收藏。清代文物收藏鉴赏之风更盛，并涌现出一大批著名收藏鉴定家，中小收藏家更数不胜数。到民国时期，虽经战乱和社会动荡，但文物收藏仍为官宦、文人之时尚。即使一般居民家大多也拥有一两件诸如古币、瓷碗、花瓶、家具等文物。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祸及私家文物。如在1932年日军制造的一二八事变中，原中华民国农矿部部长易培基，就损失“书籍207箱，内有宋元本7种，精抄本40余种，明刻本450余种，殿本50余种，碑帖1300余种，内有明拓20余种，故宫铜器拓片200余种；瓷器7箱，内有明瓷及乾嘉瓷40余件；铜器30余件，内有楚宫钟及汉鼎彝弩洗17件，六朝唐造像10尊，元权4件；石器13件，内有汉石经13方，魏唐墓志3方，魏唐造像4方；雕漆器24件，内有明嘉靖大瓶4、屏风2，嘉靖小瓶6、小盒2……以上各项尽成灰烬”。《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2年4月。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英文专家周越然，时任教育部华侨教育设计委员会的刘士木等的私藏，也在劫难中化为乌有。
抗战八年期间，由于日军抢夺、盗窃，私人文物收藏者和普通居民所保存的文物也蒙受空前的劫难。
1937年11月14日，日军占据江苏太仓县城，“城中金银珠宝，字画古玩，被掠一空”。11月19日，苏州沦陷。日军入城后大肆抢劫、放火，华中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大将在苏州地区抢到一份古物字画目录后便指使爪牙按图索骥，一一加以抢劫，劫夺之余，实施纵火，苏州城内许多文物连同古建筑一起葬身火海。《苏州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
同年12月，江阴要塞失陷。日军进入城内以后，肆意纵火淫掠，以至城厢夜间到处火光灼天，钱财、字画及文物被掠一空。
1938年4月8日，日军谷国元治郎部一千余人入侵山西襄垣县城后大肆抢劫，“唐代古屏两对和金佛、玉塔、古画”等众多文物被抢夺。政协山西省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办公室：《山西文史资料》第56辑，第94页。
1938年5月11日，日军在厦门地区，“进入民居抢劫财物古玩字画，一见即拿，洗劫一空”。
1938年11月8日，日军侵犯湖南临湘陆城，抢劫并拆毁古建筑观音阁，而城内藏书最多为葛、易、教、丁、吴数家书楼，各有典籍累千册。其中善本书不少，还有海内孤本。名人手迹以及名贵文物，这些在日军铁蹄之下被付之一炬。
1938年6月，日军土肥原贤二所属合井部队在开封查抄冯翰飞住宅，劫走《吴道之山水》立轴一幅、宋画《儿童戏水图》立轴一幅、《王石谷山水》立轴一幅、《戴醇士山水》立轴一幅。《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1944年1月17日，日军兵分三路冲入广东南雄县城，将广东省银行、南雄县银行、粤光茶楼、丽华金铺、南华旅店、雄华书局、保行钟表店、元亨利布店内的财物及古玩、字画等“尽劫一空”。同年秋，日军侵犯广东怀集，大肆抢劫财物，“图书、古玩损失2210千元”。
南京民间私家收藏被劫不可胜计。如陆禹云先生“半生喜著古钱，精鉴别，所藏不下万金之价值。此钱在仓促间未携出，悉被贼劫”。吴蕴伟损失古物93件，龚启昌损失古物200件、字画300件，肖孝嵘损失字画27件、古物44件。1945年5月，日军中支那派遣军镜字第6806部队楼井信二，从原教育部官员王鲲楚家中，劫走郑板桥书屏4幅、郑板桥中堂花卉1幅及曾国藩所书对联2幅。
杭州王鲲徙收藏甚丰，仅著名文物就有东周长方鼎、梁代观音石造像、秦镜、汉镜、端砚、香炉等多件在日军占领期间被洗劫。
福州左赋才，1944年10月，被劫去宋明古玩、瓷器、花瓶等多件。
桐乡范文治，1937年11月被掠去各式细瓷花瓶、瓷佛、朱红碗、陶器、古钱等四五十种。
至于学者被掠夺的古物，可以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为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顾颉刚前往重庆，而留在北平的书籍、字画、碑帖、金石及信札、手稿等，全部被掠夺。其中，有印章150方，照片1000帧、古钱650枚、古镜3个、石刀2柄、古经2卷。王聿均：《战时日军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台湾《近代史百年集刊》第14辑。中央大学教授金毓黻损失字画60幅、古物112件，金陵大学崔敏俊损失古物85件，赵廷炳损失古物34件，胡小石损失字画206幅（在金大图书馆被损），碑帖3000种、古物900件。
私家文物损失除私人收藏家外，更多的应属普通民众家庭存留的如器皿、家具、钱币、香炉、金银首饰等古物，而这类文物往往作为普通物品使用，申报损失时也仅仅作为一般财产。如日军侵占浙江东阳期间毁坏家具六万五千余件。浙江吉安战时损失家具农具三十五万二千二百余件，广东三水被日军掠夺杂物110019件，山西保德县损失首饰4137件、家具农具271490件，日军盘踞山西柳林期间抢劫金银35447两、贵重器物716件，山西方山有16990件家具被毁，日军在河南辉县掠夺金属101万公斤，山东乐陵县有3360733件家具被毁坏，1624757件金银首饰遭劫掠，山东宁津县损失各类首饰92808件，山西原平县遭日军抢劫的金银珠宝及贵重物品折价2454900银元。全国各地此类损失比比皆是，其中，也会有相当数量的文物。戴雄：《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概况》，载《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16节 盗掘式考古之破坏

考古发掘是一项非常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需要考古工作者进行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努力，通过科学发掘和对地层学、类型学等进行研究，揭示发掘对象所包含的文化面貌、特征、性质及其经济、文化特点，以及当时社会发展阶段和文明发展历程。在沦陷区，一些日本考古学者无视中国主权，对中国各地墓葬、遗址进行劫掠式考古调查和发掘。
早在日本占领大连时，东亚考古学会、满铁会社、满蒙文化协会等对大连地区的主要历史遗址，进行发掘与掠夺。1927年他们发掘了貔子窝先史遗址。1928年“调查”了汉代牧羊城址。1931年发掘了营城子汉墓，临摹了古坟壁画，收罗了许多文物。［日］春山秀夫：《满洲之文化》，1943年版，第196页。
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的宫殿遗址。此次共发掘宫殿址6处、寺庙殿堂址1处、门址2处、陵墓1座，清理了禁苑的两处亭榭址、1处殿址及外城墙垣，获得了大批珍贵的渤海遗物。
1935年和1939年，日本考古队还对我国辽代遗址进行发掘，在辽祖阿保机寝陵等地发掘的珍贵文物，如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也被盗运东京。
1937年，鸟山喜一调查了吉林延吉地区的渤海时期城址和其他遗迹，包括北大古城址。同年，日本人发掘吉林珲春的八连城的3处宫殿址。1942年春、1942年7月，鸟山喜一、驹井和爱等又对八连城进行盗掘，这使保存状况不佳的八连城址遭到很大破坏。1943年，又发掘了吉林和龙的西古城。渤海国遗迹，特别是都城址，如东京城（上京）、八连城（东京）、西古城（中京）的宫殿址都被发掘了。朱国忱、朱威：《渤海遗迹》，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1936年起，原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开始对中国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进行调查。结果，他们从中国陆续取回了有关龙门、云冈的石窟资料5600件，石刻资料8000件，数量之巨，实属惊人。这些文物，现在仍保存在该所东洋文献中心。他们曾因此获得1952年日本学士院“恩赐赏”。此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中国甲骨文片3609片，大部分是从罗振玉处购买的。其中一部分是原刘铁云所藏的初期出土品，大部分是1925年与1926年的小屯出土品。《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页。
1938年，原田淑人等调查了北魏平城遗址。1940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日本东亚文化协会在华北活动，由原田淑人主持发掘了邯郸赵王城遗址。1940至1941年，关野雄调查了齐国故城遗址及滕、薛二国故城遗址。1942年到1943年，原田淑人又发掘了曲阜汉鲁灵光遗址、商都殷墟遗址等。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高井冬二等人则在北平周口店遗址发掘。一些日本人还在大同等地对古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关于山东曲阜县汉灵光殿遗址被盗掘，1949年6月23日，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电告，“关于山东曲阜县附近汉灵光殿遗址被发掘古物案，兹据驻日代表团电陈交涉归还经过情形略以准照盟总复函开，该项古物现存东京大学（即东京帝大）正研拟报告已成百分之八十，得明年12月可成。为文化事业计，拟请暂由东京帝大学保管，待报告完毕即应归还等语，查该项古物原系攫得资料理应令日方立即归还，惟鉴于各方面现实情形拟准许日方展现至明年一月归还，届时并缴纳报告50份，以备我学术界参考等情相应电请查照核复等由。”《关于日人在山东曲阜县汉灵光殿遗址盗掘之古物即应归还之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1。
这些考古发掘，是在别国土地上掠夺历史文化财富，他们只注重搜寻文物精品，对发掘工作的严肃性与科学性、文物的安全性及发掘对象（遗址）的完整性等完全不予重视，也不会严格采用国际考古发掘惯用的探方或探沟法。这些盗掘考古，不仅掠夺了中国的文物，而且也严重地破坏了遗迹。
从战后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调查所作的《战时文物损失登记分类目录（古物类）》（副本一）的部分统计，便可窥日本劫掠式考古所致损失之一斑。《战时文物损失登记分类目录（古物类）》，1939年3月13日制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910。
物主名称著者及其年代（版本）件数被掠经过、备考国有徐宁周妻张氏墓表延昌4年郭恩子妻解氏墓表延昌20年贾买苟妻索氏墓表延昌22年贾买苟墓表延昌26年4月郭恩子墓表延昌29年11月记崇庆墓表延昌32年闰正月残墓表延昌32年2月鞠孝嵩妻张氏墓表延昌40年闰3月续表物主名称著者及其年代（版本）件数被掠经过、备考侯庆伯墓表延寿11年5月侯君夫人张氏墓志仪凤□年12月17日张君夫人毛氏墓志龙翔2年11月鞠孝嵩墓表延和9年正月孙仁德等残造像年月缺康居士缮经记残石中有武后制字上14种皆太谷光瑞在高昌故址盗掘之品白鹤观残碑（行书）成残石六太谷氏在济木萨北四十里盗掘所得房山刻经残石贞观8年□月乙卯朔15日巳□太谷氏自河北省盗走居雍关刻经残字4行，存全字8，半字3太谷氏自河北省盗走司马温公告身1件民18年日本古物商人江藤涛雄盗买，现存日本侯爵细川立友汉熹平石经残石1件（400余字）由某氏盗买，现存日本国有铜盉壶商代3件，2件兽把参考日本商会中国历代太医院物铜人俞穴像宋代额题“天圣5年10月制”庚子之役被掠去，现藏日本帝室博物馆辽宁海城县三觉寺石狮1对，高丈数尺甲午之役被掠去，现立于东京博物馆前热和省文庙周铜彝器10件民24年被驻热和行宫日本司令官盗运日本清雍和宫人面蟠龙雷纹鼓（铜器）1件庚子之役后被掠去，现藏京都佳友二成氏家屋续表物主名称著者及其年代（版本）件数被掠经过、备考国有羊头洼先史居住址调查（民22年5月）资料现存日本京都帝大文学部考古学教室顾乡屯旧石文化遗址调查（民22年6月）资料现存日本，岩波书店出有“满蒙学术调查团报告书”6册热河省新石器文化调查（民26年8月）同上红山后石铜过渡期古墓住址调查（民23年6月）部分资料在日本京都帝大考古学教室，东考古学会曾刊“红山后”一书间岛古迹调查（民26年）石器时代资料在京都帝大文学部，伪文教部古迹“间岛省古迹调查报告书”一册热河省滦平附近古迹调查（民26年6月）主要新石器时代同上，刊“热河滦平县附近遗迹”一书延吉小营子新石古墓调查（民27年）部分资料存朝鲜京城帝大法文学部，伪满文教部古迹保存协会曾刊“延吉小营子遗迹调查报告书”一册辽永庆陵调查（民27年7月）资料在京都帝大文学部考古学教室，请与四村实造接洽收回吉林市附近古迹调查（民29年）主要渤海国物资料存京城帝大法文学部抚顺县高句丽新城调查（民29年9月）资料存京城帝大法文学部考古学教室辽阳市汉墓调查（民32年9月）资料存京城帝大法文学部考古学教室，请与负责人驹井和爱收回旅顺营城子积石古
墓调查（民33年8月）黑陶时代部分资料存京城帝大藤田亮策处续表物主名称著者及其年代（版本）件数被掠经过、备考辽阳市壁画古墓调查（民31年）资料存东京帝大法文学部考古学教室，报告书原稿请驹井和爱交还珲春半拉城（渤海东京龙泉府址）调查（民31年3月）辽阳市林产化学会社附近壁画汉墓调查（民32年3月）资料明器部分存东京帝大文学部考古学教室，请与驹井和爱交涉辽阳州城址调查（民32年5月）资料存东方文化学院岛田正郎所，又报告书原稿一并收回和龙县西古城子（渤海中京显德府址）（民34年4月）资料存京城帝大，请与岛山熹一交涉追回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17节 文化珍宝大迁徙

1筹备南迁，首迁京沪
1931年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三省以后，又虎视华北，北京已处在侵略者的炮口之下。为了不让文物沦入日本人手中，当时的国民政府制定了周密的抢运文物计划，决定转移故宫及北平文化珍宝的决定。北平故宫博物院决定先将最珍贵的古物、文物装箱，准备南迁。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及时买来木箱、棉花、稻草、纸张、绳子、钉子等用品。经过一段装箱实践，采取以棉花垫底、隔离，用纸包好，包与包之间再用稻草、棉花隔开，四周塞严，上下垫满，最后钉好箱子加封。古物馆除留下陈列室的文物供游者参观，其余从库房内的文物装起。北平的文物、古物的挑选，历时一年多。
1933年初，长城抗战开始，日军攻占热河，平津地区面临直接威胁。2月6日，这一天揭开了人类艺术史上罕见的艺术大迁徙的序幕。深夜，首批文物装上两列火车南行，由故宫博物院秘书处秘书吴瀛为押运总负责。3月15日，故宫博物院又开始装运第二批箱子。同时帮助颐和园鉴定并代运文物。至5月15日共装运五批。故宫博物院三馆一处共计13491箱。其他各机关文物装箱数：古物陈列所5415箱，颐和园640箱，国子监（石鼓）11箱，共计6066箱。总计19557箱。这些箱子里装有242592件中国古代艺术品。其中包括自秦朝以来的6411幅书法和绘画作品，商代的4402件青铜器和3894件玉器，23780件南宋时期的瓷器。这是一批价值无法估量的稀世之宝，是中华悠久文化的精粹，是中国古代艺术的代表作。当这精选的24万多件国宝离开北京的时候，无论是计划的制订者，还是组织者、执行者都未曾料到，此一去竟是天涯海角，何止千万里，许多艺术珍品60余年仍不还。
鉴于南京没有库房，国民政府决定将南迁文物暂存上海，在南京选定地点修建库房。1934年12月，王世杰理事在故宫博物院第四次常务理事会议上，提议把南京朝天宫一地全部划归故宫博物院，作为成立南京分院及建筑仓库地点。朝天宫库房建筑延至1936年3月开工，8月竣工。
满载国宝的6列火车离开北京后，经平汉、陇海、津浦、京沪铁路运往上海，将国宝存放在上海的英、法租界里。1935年6月，曾从中精选出80箱，赴英国举办了一次中国艺术展览。1936年底，由于中日关系更趋紧张，故宫博物院遂将上海的文物珍宝陆续运存南京朝天宫地库的新库房。
2为避战祸，再迁西南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八一三上海烽烟又起，南京的机场和军工厂连遭日军飞机的轰炸，南京危在旦夕，转移国宝又迫在眉睫。于是，来自北京的国宝，连同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馆的收藏一起，除二千九百余箱仍留南京外，其他文物分为三批，又踏上漫漫西迁路。从南京运出的文物计16699箱，其中内政部古物陈列所占5303箱，其余均属北平故宫博物院藏品。《内政部关于战区内古物文献移转情况的报告》，1940年7月。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00页。
西迁文物分水陆三路运往西南大后方。
北平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曾于1936年参加赴伦敦展览的一批文物，加上一些重要文物，共80铁皮箱运往西南。1937年8月14日，首批西迁文物80余箱由招商局“建国轮”运达汉口，此行的目的地是长沙。船先到武昌，然后转汽车抵长沙。押运人员与湖南大学商定，将文物贮存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马衡院长曾计划在湖南大学图书馆附近的山边，开一个山洞来贮存文物。但不久长沙即遭空袭。国民政府认为文物不能在长沙存放，有必要再向后方迁运，故宫博物院准备将文物迁至贵阳。文物离开长沙一个月后，日军飞机便轰炸长沙，炸毁了湖南大学图书馆。
由于湘西一带时有土匪抢劫，国民政府行政院指定绕道桂林，并由湖南公路局派10辆汽车装运。到广西边境后，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到贵州边境，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1938年1月，车到贵阳，把文物存放在城里六广门内一个花园。为防空袭，1939年2月改运偏远的安顺，又将这批文物存入贵州安顺的华严洞，并成立故宫博物院安顺办事处。1939年4月13日，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五箱计有秦汉古剑等珍贵文物118件也移藏华严洞。对此，南京古物保存所主任及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舒楚石函告，“奉令监同故宫及本所文物运湘存储，以时局关系，复由长沙经桂移黔，近因避寇机空袭，由贵阳运存贵州安顺县华严洞，此地不虞轰炸，并有滇黔绥靖主任公署派兵一连驻守”。《为奉令将经管南京古物保存所运黔物品点交贵州教育厅代为保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686。于是，这批国宝在这个山洞里沉睡了6年。
陆路文物（加上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622箱）7288箱，于11月10日分三批从南京由火车运出。行车路线是北走长江，往宝鸡，并自宝鸡，再以卡车护运，经汉中至成都。此路由故宫博物院之庄尚严、那志良协同抢运。这是三条西迁路线中最艰苦的一趟旅行。火车一出南京，就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但未造成损失。第二天到郑州后，又遭敌特放火破坏，幸亏车站人员及时让车从大火中开出。当南京陷落时，专列已驶抵宝鸡。在宝鸡火车站卸车时，由于难民潮涌，秩序混乱，撞车事故时有发生，部分文物被震毁。这批文物运四川时值早春，秦岭经常下雨，路面窄而滑，经抢修才于1938年3月12日修好路面，当时从宝鸡到汉中只能用卡车运送。以一卡车装20箱计，往返三百多次，从宝鸡到汉中，直线距离一百多公里，他们却费时48天才把七千多箱文物运到汉中，暂存文庙。1938年6月28日，押车卫士随身携带的手榴弹不慎爆炸，炸毁文物4箱。在汉中立足未稳，当地的飞机场就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不久，转移的命令又传下来，要乘汽车间越秦岭山脉。运输队不敢怠慢，马不停蹄地向四川进发。四川公路局派出5辆汽车接运，5月26日开出首批车。他们走的正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当年攀援入川的古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由于车辆少（后减至2辆），路基、桥梁不好，且管理不善，满载国宝的汽车队在蜿蜒崎岖的蜀道上艰难缓行，直到1939年3月，费时10个月才告完成。陆路文物运抵成都。同年7月，文物从成都运到峨眉，木箱寄放在一个古庙里。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那志良：《故宫文物疏散到后方》（一）台湾《传记文学》第37卷，第3期。在峨眉曾遭遇大火，幸好化险为夷。
在陆路装运文物去西安、宝鸡的同时，也装船从水路运往汉口，然后从宜昌到重庆，最后迁至乐山。从水路入川的文物9369箱分两批西上，由杨师庚及中英文教会部分职员暨故宫吴玉璋等协同抢运。水路文物搬迁由杭立武主持。杭立武受命于危难之际，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护送这批文物至抗战大后方。杭夫人回忆道：“上船的时候，因为难民太多，他上不去，最后只好用吊绳把他吊上去。”1937年11月9日和12月2日，招商局“江安轮”、英商“黄埔轮”载运9250箱先后运抵汉口，在汉口码头卸船时破损瓷器类文物一箱，所有文物暂存于英商和平洋行仓库。因武汉地区笼罩着战争阴云，国民政府向重庆转移，为确保安全，存汉口文物不得不仓促运往宜昌，后又分批运抵重庆。
首批运达重庆的文物存放于四川禁烟局仓库。1938年2月23日，该仓库严重坍毁，压损文物7箱。后在重庆南岸沙坪坝建仓库贮存。上述文物历经磨难，不断辗转于途，曾先后存放在王家沱、羊角滩、陕西街余家巷等处，由于仓库简陋、储存条件恶劣，部分文物发生霉变，其中一箱殿本图书集成彻底毁损。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屡遭日军飞机空袭，存放于重庆的故宫文物只得再度搬移，决定选取乐山为这批国宝最后的避难所。途经宜宾转运乐山安谷场，在转运途中，数箱文物失手坠地、滑落水中，数艘装运文物货船迭遇触礁、船舱进水没及双脚，遭受雨淋等现象也有发生。但是，由于乐山地处岷江中游，运送国宝的轮船到了宜宾就开不上去了。1939年5月底前，这批文物从重庆运抵宜宾，其间，故宫博物院职员朱学侃晚察看舱位大小时，失足跌入未盖的舱口内，重伤身亡，是为保存文物献身的第一人。从宜宾到乐山的水路运输比较困难，每年只有6、7、8这三个月可以行船，水运从8月中旬开始至9月中旬，总算平安运抵乐山，马衡院长为此致书慰问工作人员说：“自泸州被炸（九月十一日），忧心如焚，数夜不眠，得来电，知兄大功告成，急嘱厨房备酒，痛饮数杯。”在乐山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运抵乐山后，储存条件恶劣，常遭白蚁危害和仓库渗漏，部分文物损毁严重。
因日本飞机轰炸，1939年6月，中央博物院移存重庆的文物分3批迁往昆明，小部分存四川乐山。1940年8月，日机轰炸昆明。于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再迁四川南溪李庄镇。
3抗战胜利，文物东归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西迁文物首先集中重庆，然后运返南京，在运回南京途中，不时发生撞车、颠覆、遇雨、落水等事故，严重受损文物达120余箱。曾涛：《国宝大迁徙》，载《扬子晚报》1995年8月27日。
文物东归又涉过千山万水，经历诸多困难。如为将西迁的四库全书运回杭州，不仅费时费力，还遇到不少险阻。1946年春，内政部警察总队长任建鹏率押运车辆6部，从重庆赴贵阳抢运四库全书之大部。1946年6月2日，任建鹏途中报告遭遇：“此次押运四库全书，自渝至衡曾渡江3次，以军车过多，故每次渡江，均须二三日，闻至杭尚须四番渡江，（以原桥均因战事炸毁）时日恐更须拖延，原预计一月，恐难以到达，5月30日向邵阳出发，下午1时过赤水铺东约二公里，发现股匪约二十余名，携带手枪十余支，正抢劫筑衡客车一辆。当匪见职车开至，乃举枪射击。当时为自卫计，即令押车警士予以还击，相持1时许，始将车保护行过该处。”《有关运送四库全书的函电和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650。四库全书是1772—1790年间由乾隆御定编纂的一部大百科全书式的丛书，它收录我国18世纪后期以前的图书3503种，成书之后共36315册，约997亿字，共230万页。该书按照古代传统分类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故称四库全书。全书当时共用毛笔抄了7部，用香楠木匣装存。分藏北京紫禁城皇宫之文渊阁、圆明园之文源阁、热河行宫之文津阁、奉天行宫（今沈阳）之文溯阁、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和杭州孤山圣因寺的文澜阁。扬州所藏毁于太平天国战火，镇江所藏毁于1842年英军进攻镇江，圆明园所藏毁于英法联军侵华，沈阳文溯阁所藏当时落入日军之手。而杭州所藏在太平天国第二次攻占时散失，1880年重修文澜阁时，陆续收集一些和补抄了残缺部分，到1925年，这部书才大体上补齐，实属不易。因此，战时保存杭州文澜阁所藏，具有特别的意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抗战期间以及战后，中国文物精品，经历了空前的劫难，先后南运、西迁、东归，历时15年，行程十余万里。可见，物力、心力损失之巨大。
至1946年3月底，经过各地查报和综合，民国政府教育部编制的《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按地区即分：南京、上海、浙江、江苏、河南、湖南、湖北、陕西、东北、安徽、河北、福建、广东及香港、广西、江西、其他各省等共17个省、市、区，分别记述其图书、文物、字画碑帖、古迹古建筑等的被掠夺和破坏的情况。该目录所列战时中国被劫、遭毁公私文物，查明有据者计有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之谜
一“北京人”的发现及其价值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标本，在抗战时期不知流落何处，这是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损失之一。1945年12月4日，当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著名历史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在天津大公报发表《“北京人”在哪里》一文，他感慨道，这是一个谜！也许不久即可解答，也许永远不能解答。战后60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关注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1998年8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等1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发出倡议信——《让我们继续寻找‘北京人’》，认为“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有这样一件事始终不能忘怀”，并希望“在本世纪结束前，大家携起手来，做一次全人类共同的寻找”。但其下落，至今仍然是个谜。为便于国人了解这一失踪事件的来龙去脉，现综合有关资料，进行追踪。
裴文中抱着经石膏加固后包裹好的头骨准备运往北京
——采自《纵横》（2004年第1期）“北京人”是中国猿人北京种的俗称，也称“直立北京人亚种”。它生存于第四纪初期，距今约有数十万年。按照形态上说，它介于现代人与猿过渡的一种原始人类，与现代人的关系十分密切。龙骨山是北京西南郊房山县周口店镇的一座石灰岩小山。采石工常常在洞穴和裂隙的砂土中发现化石。老百姓将此山称之为“龙骨”，并将它们卖给中药铺。1918年，来华担任矿政顾问的瑞典人安特生来到龙骨山。1923年，安特生等人在发掘的化石中有一颗人类的牙齿，这引起了考古界的注意。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然而，接下来几年的发掘，并无重要发现，安特生等人便离开了周口店。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许，太阳将要落山，在昏暗的烛光下，有人大叫：“这是什么？人头！”主持发掘的专家裴文中小心翼翼将这个保存完整的猿人头骨取出。裴文中当时欣喜若狂，用他仅有的一床棉被和被单包裹着这珍贵的头盖骨，冒着严寒，护送到北京城。当时拍照者抑止不住激动，目光集中于化石，以致照片中只留下了裴文中的半张脸。
“北京人”化石和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表明，“北京人”会使用火，对石器工具加工技术有了改善，穴居，会采集和狩猎，有相当程度的社会适应性，平均脑量1059毫升（现代人为1400毫升），肢骨比头骨进步。它代表了“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为“从猿到人”学说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一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全世界学术界的注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便成为世界人类学的宝库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摇篮。1987年12月11日，该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
鉴于中国猿人研究的重要性，当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决定，在地质调查所内成立新生代研究室，负责在周口店发掘中国猿人的工作，并在中国境内从事有脊椎动物化石及古人类化石的采集和研究。美国方面的有关人士也予以关心，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经费上给予资助。中方与该董事会签订合同，其中规定：研究室的经费由董事会补助；所采集的一切标本，为中国国家财产，永远保存在中国，不许运到国外，标本也包括中国猿人化石；洛克菲勒基金会推举一位人类学家，担任中国猿人的研究，并为研究室名誉主任，中国委派一位地质学家担任地质古生物及考古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任研究室副主任。担任中国猿人的研究者先是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1936年起为美籍科学家魏敦瑞教授（Prof Franz Weidenreich）。魏氏又是北平协和医学校解剖系的教授。经过十数年的发掘，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共发现了中国猿人的头骨7个，下颚骨12个，牙齿数十枚，体骨10余件。这些标本都存放在协和医学校解剖系办公室的两个保险柜内。魏氏研究的时候，常常用石膏模型，不肯轻易取出真标本，也不轻易示人。七七事变后，曾两次送到花旗银行的保险库，以防万一。《中央地质调查所检送“北京人”化石被美国劫走经过及有关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4。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18节 “北京人”的转运及失踪

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时，“北京人”化石仍留存北平协和医学校。随着战争的持久，太平洋风云日紧，美日关系恶化，中国方面担心“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1940年12月26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致函北平的裴文中，“现存协和之猿人标本以及重要石器等，似以运至西南安全地带为妥。若有特别困难不能南运，亦应设法托美国友人运往美国学术机关暂存，一俟和平恢复，再行运回。请兄转为面商关系人员决定方针，俾至必要时间，即可实行”。《尹赞勋致裴文中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28（16），卷134。1941年1月10日，翁文灏致函北平协和医院院长胡顿（H.E.Houghton）和魏敦瑞，希望将“北京人”化石转运美国。1941年4月17日，胡顿复函翁文灏，认为“企图将这批化石转移出北京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理由是，地方当局和海关必定会直接插手检查所有这类物品的进出。这批科学物品是民国政府的财产，将它们运出中国或日本占领区很易遭到被没收的危险”。“由于这批标本的所有权归中华民国政府，想求助美国政府某些部门将它们转移也不可能。即便美国官方同意转移，驻华使馆也不敢承担违反日伪政府及海关法规的责任。”胡顿及一些顾问主张存放原地，“即便将来形势恶化，这批标本也不可能受损，没有任何理由使它受损。它们没有出售价值，最坏的情况莫过于不再在北京（或中国）保存而被分散在世界其他博物馆罢了”。《胡顿致翁文灏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28（16），卷134。1941年7月15日，已回到美国的魏敦瑞致函翁文灏，陈述没有将化石随身带到美国的理由：在海关发现，肯定被没收；不能让这珍贵的物品在这危险的时刻暴露在一次没有护航的航行中。“让化石原物放在它现在的位置即北京协和医学校解剖系大楼内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柜中是明智之举”，“在可能危及化石标本的情况下，最好什么也不做”。《魏敦瑞致翁文灏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28（16），卷134。
但据裴文中战后回忆，1941年初，日美关系紧张，美国大使馆劝告美国侨民离华。魏敦瑞决定于4月份回美国，在纽约天然博物院继续研究，希望将中国猿人标本带到美国去。离开中国前，魏和裴文中曾两次到美国大使馆交涉，但因合同的限制，在得到中国政府允许之前，美方不便单独行动。
1941年8月间，翁文灏代表中国，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交涉，请他设法将中国猿人标本由北平协和医学校取出，运存美国，战后再运回本国。11月中旬，詹森大使致电北平，令他们照办。
据当时最后接触化石的中方人员胡承志战后报告，在珍珠港事变前，大约在十八至二十一日间，北平协和医学校总务长博文（Bowen）匆匆来到实验室，要求胡承志速将“北京人”等装好，要在极秘密之下送到他办公室。“余当时将早经备妥之木箱拿出应用，并将房门锁住后装箱。该二箱均为白木箱。”“至装箱之情形，颇为华贵。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由具有弹性之黄色瓦垅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两木箱书以CadⅠ和CadⅡ。两箱内骨骼化石数为：“北京人”头骨5个，头骨片5片，牙齿约130枚，下颚骨约10个，上颚骨1个，及其余零星碎块之肢体骨等，约数十块；上洞史前人头骨3个，未成年头骨1个，肢体骨十余个，牙齿数十枚及零星小骨多件。
装箱完毕，胡承志“旋即派工友用车亲自押送至博文先生办公室，当面交彼。彼即立刻将两箱送到‘F’楼下四号之保险室，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珍珠港事变前，知道北京人装出的有胡顿校长、博文先生及息式白小姐（Miss Clair Heirschberg，彼为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不久之秘书）”。《胡承志报告“北京人”失踪经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4。自此，“北京人”化石便下落不明。
关于“北京人”化石失踪之谜，有多种解答：“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代运出，传说该文物在秦皇岛附近遭日军截夺；在天津调包，流落美国；埋藏在北京；沉没在海中；在中国民间。现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档案，裴文中先生与遗失事件相关人员的中英文通信，包括11封信件和7份剪报附件，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学者的研究作简要的介绍，以期进一步探究真相。
关于“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代运出等情，有资料显示，美国方面原计划由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带到美国。1941年12月4日，两箱化石标本，连同美军人员的行李27箱，由火车专列从北平运天津转秦皇岛，当时由菲利军医负责接管。当天，行李在天津下卸，部分行李存巴斯特研究所，部分行李存瑞士在天津的一家公司内。当天，在天津还为海军陆战队员举行盛大告别会。不幸的是，来接美国陆战队的哈里逊总统号船(S.S.President Harrison)在马尼拉赴秦皇岛途中，即12月8日，为日本战舰追捕，在长江口外触礁沉没。
“北京人”的运送，当时是悄悄进行的。1942年9月10日，被日军驱散回非洲、原北平协和医学校的负责解剖和新生代方面研究的教授佛腾，在给翁文灏的信中指出，“北京人”头骨原物等“原拟随美国驻平海军陆战队一道送往美国。日美开战后不久，美国陆战队队员在秦皇岛当了俘虏。上面提到的化石与美国陆战队队员在一起。这个情况我们是从一位陆战队队员那里得到的，这位接受委托的队员在北京关押时恰好阑尾炎发作，在北平协和医院作手术。他瞅准机会把消息透露给大夫。从此以后，我就不知道这批物品的下落了”。佛腾教授对其下落作了分析，“12月9日我去解剖系和魏敦瑞博士的研究室，在那里遇到一些日本军官，但没被询问。我判断日本人完全清楚这些物品的下落。但在7月份，我意外地被日本人召到北平协和医学校，问我是否知道‘北京人’在什么地方。我当然回答‘不知道’。从这次谈话中我判断，‘北京人’或许已被悄悄地运往日本了，所以并非每个对此关注的人都知道。或许它确实在秦皇岛丢失了。”
佛腾在信中还谈到日军破坏的情况，“当日本宪兵队要用洛克哈特大楼时，他们把地质调查所的物品和图书统统装上卡车运到城外空地给扔掉。这些物品很快被老百姓哄抢一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也许值几个钱。后来福格森博士还买了些上门叫卖的骨骸，……这就是您在任时曾付出巨大心血的那项研究工作的悲凉结局”。《佛腾致翁文灏函》1942年9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375，卷846。有研究认为，新生代研究所的其他标本损失达67箱之多。
1943年3月30日，翁文灏致函文森特，希望美国国务院和海军部帮助追查。他还指出，“我们迄今尚未公布这件事是为了避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
其实，日本人早就注意了。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及其助教高井冬二来到北平，高井要求到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两周，被获得同意。12月8日清晨，日本人侵占协和医院，立即派员到解剖系迫使管理人员将铁柜打开，检视所有一切后进行封存，并派兵守护。过了几天，日本占领协和医院的负责人田冈大尉和裴文中面谈，追问中国猿人标本存放何处，并说明保险柜中所存放的全是石膏模型。1942年8月下旬，长谷部言人和助教高井冬二再次来到北京，组织周口店调查所，继续开掘。高井带了一名日本宪兵，向裴文中追问中国猿人的下落。由于化石标本装运是悄悄进行的，裴文中并不知情，当然也就无从回答。
此时，在北京的日文报，以及《朝日》、《大阪每日》等报刊，在重要新闻栏内发表这样的新闻：长谷部言人发现中国猿人标本已被美国人偷去，协和解剖系保险柜内的东西是假的，是石膏制作的模型。这种贵重的东西，原不许运至国外，但美国人不讲信义，把它偷走了。也许长谷部言人等人在北平没有什么成绩，住了一个月，又回东京去了。
1943年4月，日本宪兵密探锭者繁晴（英文名Goargia）找到裴文中，明确表示受日本军部的命令，负责寻找中国猿人标本。锭者繁晴连续在3天内质询了全体有关人员。特别是博文因此被日本宪兵队囚禁了五天，追问没有结果。裴文中认为，日本军方插手此事，是因为长谷部言人在东京运动了要人，令日本军部找到“北京人”化石。军部认为锭者繁晴很能干，而让他承办此事。《裴文中关于“北京人”化石标本被劫及失踪经过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4。
大概在1943年5月至6月间，忽然有消息说“北京人”在天津找到了，并要息式白小姐去天津辨别其真伪，但很快又让她回来了，说天津发现的东西与中国猿人无关。从那以后，直到日本投降，日本官方就再也没有提起“北京人”这件事。据此，裴文中战时就猜想，日本可能已经找到了它所想要的。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19节 战后追寻“北京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及民间组织立即多方查找。裴文中先后于1945年8月28日、11月26日致函中央地质调查所原所长翁文灏和现任所长李春昱，称“猿人标本前曾装二大箱交美国大使馆，惟未能运出，战争即行爆发。一年后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平，拟继续研究曾找过胡顿问话未果。后日人至秦皇岛、天津及北平各处寻找，谓未找见，此后亦再无人追究……胡顿等猜疑标本或为日人得去，而故作不知”。“我请准至秦皇岛察访……请赴日调查团注意中国猿人事。”《裴文中致李春昱等人函》，1945年11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28（16），卷134。9月28日，裴文中通过红十字机构转信在美国的魏敦瑞，希望魏氏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保管委员去寻求麦克阿瑟情报参谋的合作，并在《纽约时报》发表有关中国猿人标本失踪的文章。
为了发动更多的人寻找失踪的“北京人”，裴文中应《大公报》记者徐盈之请，撰写《“北京人”在哪里》一文，于12月在重庆、上海、天津三地发表。1945年12月4日北平版大公报及1946年1月2日北平英文时报路透社讯，被劫持之“北京人”已在日本发现。听到消息后，翁文灏于1946年1月19日致信美国马歇尔将军，请求把“北京人”化石归还中国，并随信附上周口店文物被掠清单。然而，空欢喜一场，实际上发现并归还的是“取自周口店上洞及第一、第十五层的石器、骨器和骸骨”、“周口店发掘的照片和文件”，而“北京人”仍杳无影踪。《中国驻日代表团致盟军总部备忘录》1946年4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375，卷846。
中国政府指令中国驻日代表团切实追寻，教育部并派“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专家李济前往日本协助。1948年3月4日，日本外务省民间财产局给盟军总部民间财产管理组的报告写道：“本局调查显示，a1941年12月在秦皇岛及其周围驻扎的日本部队是第27师团之第15联队。由于有关材料丢失，该部队人员姓名和现在的地址不详。b未查清该部队是否与‘北京人’化石遗失案有关。c复原局对前华北派遣军3位参谋中村由治（Yuji Nakamura）、塚本正代（Masayo Tsukamoto）、岛贯竹三（Takeji Shimanuki）进行过询问，没有获得任何与化石骨骸遗失案有关的情况。d遗憾的是，根据现有情况无法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1948年12月6日，裴文中给李春昱写信，对寻找“北京人”茫茫而无结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弟前于李济之先生赴东京之时，曾函他，请询问高井冬二和长谷部言人，因他二人寻找之时，距遗失之时甚近，且曾询问在丰台集中营之美军陆战队官兵，更加利用日军军力寻找，当有所知。然而据李先生到平时云，美军总部以不知二人下落为辞，竟求与二人一见而不可得。现高井冬二仍在东京帝大地质系任助教，岂能以不知下落回答之”。“日方之复函，谓曾询问日军中之在秦皇岛者，彼等当不知之，即知之亦否认之。故弟认为，关键仍在东京之盟军总部。如询问高井和长谷部及当时之日宪兵‘锭者繁晴’，更为有力，且可得确实消息。”裴文中“对化石之下落推测，则为日人所得（即长谷部），因何以彼于寻找后，即不再寻找？协和之胡顿，亦如此想法；惟博文则认为不可能。然无论如何，则询问高井等，可得第一手资料，则无疑问。高井现对人表示（现弟之一学生在彼处读书），曾寻找数月，毫无结果。纯系搪塞之辞。我们应知者为：曾于何处、何人寻找过，所得结果如何？要他历述所找之经历，他不能否认没有找过！”裴文中最后认为，“惟找到之希望甚微，我始终认为，关键在‘盟总’”。《裴文中致李春昱函》1948年12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375，卷846。
那么，盟总和美国方面为何不热心呢？我们可以作些推测，本书《战后对被劫文物的查证和追索》一章，对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作了分析，由于冷战局面的形成，美国要扶持日本，使之成为“东方反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这不能不影响到劫物归还政策。但也不排除化石流入美国的可能。美国科学家和陆战队员毕竟是当事人，美方人员是化石在中国遗失的最后的见证人，对化石的去向是清楚的，至少，应该知道它是在何时何地丢失的。可迄今为止美方人士没能提供化石遭劫的确切地点。为什么不调查被俘的陆战队员，也不愿中国方面会询高井？
1951年，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曾寻找过“北京人”。七十年代，寻找“北京人”又成了热门话题，有关“北京人”下落的书籍和报道不断面世。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20节 “北京人”流落谁家

从时间上看，几乎可以排除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运抵美国途中遗失说”。因为哈里逊总统号在马尼拉赴秦皇岛途中，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该船在长江口外触礁沉没，当然不可能将远在秦皇岛或天津的化石运出。但不排除中途藏匿的可能。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一位古人类学家夏皮罗出版了《“北京人”》（Peking Man）一书，他认为在天津的地下室就被掉包了。
认为“北京人”在美国的也大有人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打破中美长期敌对的坚冰，尼克松想找到“北京人”作为礼物送给中国，但没有成功。随尼克松访华的嘉纳斯悬赏5000美元寻找“北京人”，获得的线索很多，但都不是要找的标本。一女士说自己藏有“北京人”，并约定和嘉纳斯在帝国大厦102层楼见面，双方如期而至。当该女士取出照片时，嘉纳斯眼睛为之一亮，认为这简直太棒了，这正是他最想见到的！接着讨价还价，正谈话间，看到有人拍照，该女士拿着包飞跑，嘉纳斯没能追上。1993年3月8日，美国海军某部军官、历史学家布朗认为，“北京人”头骨化石可能在纽约，并在《纽约邮报》上发布消息，悬赏25万美元寻找“北京人”头骨化石。
“北京人”化石是否在日本呢？如果化石和美国陆战队队员确实在秦皇岛落入日军手中，那么可能性就在日本。如何理解战时日本方面的搜寻呢，一种解释是为了掩人耳目，一种解释确实不在日本手中。还有一种说法是，装中国猿人的两个箱子，当时在秦皇岛的库房中，该库房曾被日军抢劫两次，在战乱中难保这两个木箱不被日军摧毁了，而日本方面还不知道。
战后，也有人认为化石在日本的可能性不大，如博文等人就持这种观点。长期研究“北京人”去向的中国学者、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李树喜认为，化石在日本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其理由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两国无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都就头盖骨失踪问题交换过意见，日本方面坚决否认在日本。”“从常理来推测，‘北京人’头盖骨之所以珍贵，主要在于其研究上的重要价值，关注的人多才有意义。假如在日本，无论是在政府手中，还是在民间，都应该将它公布出来，没有秘而不宣的道理，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据李树喜所说，著名人类学家贾兰坡在世时曾说，他也不相信“北京人”头盖骨在日本。上述分析，也是有道理的。这和1941年胡顿反对将“北京人”化石运藏美国有相同之处。文物，是人类发展的见证，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应该得到保护，共享研究成果，而不能据为一己私有。然而，现实中还不能完全做到。战时日本从中国掠夺大量文物，战后日本方面不配合、并极力阻扰劫物归还中国之事时有发生，这又如何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古生物学家周兴国到东京举办“恐龙展”，他想进一步了解“北京人”的情况，要面见高井冬二，可高井冬二婉拒了见面的要求，并捎来一封信，信中否定化石到过日本，而断言“由海上运到了美国”。周兴国认为，相对于美国而言，在日本的可能性更大。日本当时是侵略国，有很强的掠夺性。在二战期间，日本人曾窃取过一具在爪哇发现的梭罗人头骨化石，直到战后才被追回。毕竟，它是在日本人控制的局势下发生的。
对“北京人”去向猜测种种，另有一说是，当时一个守护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相通的便门口的卫兵，曾看到半夜有两个人抬了一箱东西，埋在大使馆门外十几米的后院里。这个卫兵推测，这一箱东西不能排除是“北京人”。该后院现在建成一个仓库。对此，李树喜认为，起初美国方面并不愿代为保管，后来中美就保管头盖骨化石事宜达成官方协议才起运的，不存在私埋的可能性。
也有人认为遗失的头盖骨化石就在国内。对此，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助理张双权解释道，经常有人打电话来说见过北京人头盖骨，但是进一步的追寻发现，99％都是子虚乌有，我们似乎都习惯了，但是每个线索我们都不会放过。也许，这1％就是希望。
1996年初，有一位日本人在临终前对他的朋友嘉滕刚清说，据他所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被埋在距北京城外东2公里的地方，在一棵松树的树干上还作了记号。嘉滕刚清将此事告诉了好友仰木道之。仰木道之向中国方面提供了信息，引起了重视。1996年5月3日，各路专家商讨对北京日坛公园“埋藏”地点的“地表探测”方案。以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进行两次电震探测。6月3日上午，发掘正式开始。遗憾的是，近3个小时的发掘，依然一无所获。曹家骧：《考古发现漫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在种种谜团无法解开的情况下，“北京人”头盖骨随葬“阿波丸”一说，无疑又燃起大家的希望。这一说法是由上世纪70年代美国方面提供的资料率先披露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希望中美两国共同打捞。“阿波丸”是日本的一艘万吨级巨轮，1945年4月1日23时，返回日本途中在牛头岛海域遭到美国海军重创，沉入我国领海，船上2009人中只有三等厨师下田勘太郎一人生还。有关资料曾表明，“阿波丸”号上装有金锭40吨，白金12吨，未加工钻石15万克拉，工艺品40箱，锡3000吨，橡胶2000吨，铝2000吨等。约值50亿美元。遗失的“北京人”头盖骨也极有可能在这艘船上。当时，一些国家的打捞公司先后向中国政府提出合作打捞“阿波丸”的要求。在“阿波丸”沉没三十多年后，我国于1977年初开始对其进行了打捞，在已经打捞的沉船所载的部分物品中，成功取回了3000吨锡锭，这说明美国方面提供的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由于当时打捞技术条件的限制，潜水员只能下潜到水下50米左右，而“阿波丸”号的船底在水下70米，结果未能作全面打捞。但在“阿波丸”初步打捞中，竟然发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玉印）及郑孝胥安葬时分赠后人的圆砚，砚上有“郑公孝胥安葬纪念”字样，而历史记载“阿波丸”乘员全部是日本人。这说明，日本人搜罗携带了中国北方的文物宝器上了“阿波丸”，这也是“阿波丸”可能装载“北京人”的旁证。正因为此，一些研究者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对“阿波丸”号重新打捞。但这一推测也有疑点，如果日本人1941年已得到了“北京人”化石，为什么不将化石直接运送日本，反而绕道东南亚，一直等到1945年才装上“阿波丸”运往日本呢？
“北京人”失踪，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全人类不可估量的损失。解开“北京人”失踪之谜，是中国乃至世界关心人类发展和学术进步的人们的愿望。文物损失的调查与统计
抗战期间，迭经日军侵略炮火的摧残、纵火焚烧和疯狂掠夺，我国公私文物损失极为惨重。这些文物中，有典籍、字画、珍宝、古玩、碑帖，更有价值连城、无法计价的文化古物。其品种数量之巨，在人类战争史上亦实为罕见。为了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和准备向日本索赔，中国政府开展了对抗战时期各类损失的调查。其间，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和人员从事文物损失的查证和劫物的追索。调查统计的结果表明了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本质和凶残。本章就文物损失调查，以及损失概况作简要的叙述。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21节 文物损失调查的组织机构

卢沟桥事变后，为了以事实揭露日本侵华的野蛮罪行，国民政府教育部即着手对中国文教事业损失情况进行调查，至1937年10月，教育部所作的文化教育机关受灾情形报告及资料中，列举了开战以来日军对中国，特别是对上海地区文化机关破坏所致损失的情况。
为了清算日本侵略罪行，一俟战争结束即可向日本索赔，并“将此空前惨痛之事迹，翔实记载，昭告后世”，1938年11月，在重庆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黄炎培等人提出议案，建议国民政府从速设立抗战公私损失调查委员会，“调查前方、后方、直接间接公私损失，填具表式，报告政府”。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页。1939年7月，行政院制颁了《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及《调查须知》，通令中央各机关各省市县政府分别调查具报，并指定国民政府主计处审核汇编所有材料。但由于战事迅速蔓延，文化事业损失查报工作进展甚微。
由于文物的特殊性，战时大都关注生命财产的损失。面对战时我国古物的惊人损失，1943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研究战争损害的专家韩启桐呼吁，“陷区古物如何彻底清查，实为我国损失调查重要问题之一，应从速慎筹计”。1943年10月14日，蒋介石手谕指示行政院和教育部，“我国各种文化事业横遭敌军之摧残，应于战事结束时向敌提出赔偿之要求，希即会同有关各机关共同组织一要求赔偿文化事业研究会，一面搜集各种材料与证据，一面研拟具体办法呈报为要”。《蒋介石关于组织对敌要求赔偿文化事业研究会的代电及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580。
1943年12月29日，由顾毓琇约集杨云竹（外交部）、张平群（行政院）、周还（司法行政部）、吴复林、蒋志澄（军政部）等人在重庆教育部会商，会议认为，文物损失“原拟与敌军罪行调查委员会并案办理，嗣奉院长指示：敌军罪行调查委员会之职掌与对敌要求赔偿文化事业研究会之任务各别，目前办理步骤与将来提出之要求也各不相同，仍应分别组织”。为此，教育部设立“向敌要求赔偿文化事业研究会”。
1944年1月22日，蒋介石照准“向敌要求赔偿文化事业研究会”并入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鉴于文物损失调查的专业性，1945年4月1日，教育部成立“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从事战区和后方的文物保护工作，并为战后文物调查预先准备。但直至战事结束，国民政府教育部及有关部门对战时文物的损失调查工作并无实质性进展。可见，战时对被敌毁、留置陷区以及被日劫运日本的文物情况，并无详细而准确的统计。
日本投降后，我国人民要求尽快追回被劫文物的呼声十分强烈。1945年8月31日，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蔡邦华致函教育部，建议调查我国文化机关之损失以责令日本赔偿。同年9月，四川省温江县临时参议会电呈行政院“请索还被日掠夺之我国文物”。同月，张道藩向蒋介石提交《请组织清理日本掠夺中国文物委员会案》。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有关战时文物损失调查工作才真正开始运转。10月5日教育部“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拟具归还劫物初步意见，其中提出“拟由本部派专员驻东京盟军总部，协助调查我国文物被劫夺情形”。
为了适应战后文物的接收，以及调查文物为敌劫夺或破坏所致损失的详情，以备向日本搜寻和追偿，1945年11月1日，行政院训令教育部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改名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该会分设建筑、古物、图书、美术四组。由军政部、外交部、内政部各派代表一人，另有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北平研究院院长、国史馆馆长、中央图书馆馆长，以及教育部部长特派的高级职员和聘请社会热心美术保存古物的人士充任该会委员，主任委员杭立武，副主任委员李济、梁思成，委员有马衡、蒋复璁、袁同礼等18人组成。《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组织规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682。该会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文物损失调查工作。
原沦陷区为敌伪劫夺的大量文物，战后为最先到达的军队和政权机关接收，并会同有关部门予以封存。由于多头接受，不免混乱，极易散失。教育部担心敌伪产业中之文物在接收时散失，遂于1945年12月27日呈请行政院会商军委会分饬收复区军政有关机关，将已经接收和尚未接收之敌伪图书文物等一律通知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接收在案。行政院军委会1946年1月30日训令各有关机关，收复区敌产业应依法通知各该有关机关特派人员统筹处理，以免散失，而清权责。教育部为慎重起见，复于1月24日鉴呈主席，主席于1946年2月5日代电指复由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接收。《“接受敌伪文物审查委员会组织规程”及有关接收图书文物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583。
当时因交通未复，清理战时文物委员会设立平津、武汉、粤港、东北、京沪五个调查区，浙、闽、皖、冀、豫、鲁等省也先后成立办事处，抽调各方面的文物专家，派赴实地访察指导。于是，金毓黻调赴东北，徐玉森、蒋慰堂派往京沪，沈兼士、王世襄负责平津，简又文负责港粤，郭子衡兼顾河南，傅振伦兼管山东，汪彤侯、程演生分别调查皖南、皖北。清理战时文物委员会主要负责各地敌伪文物的封存清理，以及文物损失的调查和追偿。
要搞清被劫文物和索赔，文物损失的调查至关重要。自1945年10月26日起，举办全国公私文物损失登记。“全国公私文物损失登记办法”规定：（1）申请登记所称文物包括一切具有历史艺术价值之建筑器物、图书、美术品；（2）申请登记必须列表详细说明文物名称及其重要性、损失的时间地点及敌伪负责人姓名或机关部队名称，该文物目前下落等，附送文物照片或图样；（3）个人申请登记另须附送当地有关机关或团体之证明书；（4）登记时间于1945年12月底截止。《省市公私文物损失登记公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682。
教育部又于1945年12月养日041759号电开：“查历年以来我国公私所藏文献古物为敌人掠夺或损毁者甚众，战事现已胜利结束，亟应从速调查详列清单以作将来同日本索赔之根据，仰于电到10日内遵办具报为妥。”因时间紧迫，广西、安徽、山东、江西等省登记时间暂缓到1946年3月底。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22节 文物损失查报概况

经清理战时文物委员会和全国战后的初步调查，大致掌握日本侵略给中国文物所造成的损失。
就博物馆而言，抗战前夕，全国博物院（馆），除国立者外，其独立设置及附属于学校或图书馆者约80余所，战时大半被毁被劫，战后虽积极恢复，为数尚不足四分之一。
古建筑损失概要。寺庙、铸像、钟楼、碑塔、陵墓等的破坏损失也十分严重。统计在案的古迹损毁有741处。山东的章民、高密、海阳、邹平、菏泽、沂水等地，均是无庙不毁。沂水古塔，摧毁殆尽。山西境内的纯阳宫、大佛寺、三清店、关帝庙、大禹庙等寺院，非劫即毁。
在国内调查文物损失的过程中，初步掌握了一些重要文物被劫的情况。如原存于北京协和医院实验室中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在1942年日军侵占期间突然失踪的情由；北平研究院发掘宝鸡斗鸡台所获文物分藏北平部分被盗三百多件的情况；日伪从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馆运走铜缸、铜炮、铜灯亭损失情况；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移藏香港冯平山图书馆的珍本被劫运日本情况；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北平和南京两批珍贵文物被劫情况等。
此外，还掌握了一些日本考古学者无视中国主权，大肆进行劫掠式发掘的情况。如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东亚文化协会的原田淑人等发掘北魏平城遗址、邯郸赵王城、齐国故城、膝薛二国故城、曲阜汉鲁灵光殿遗址、周口店和殷墟遗址，以及东京帝国大学在大同等地的发掘。仅在辽宁、吉林等地，就有为数达17起之多的盗掘。《战时文物损失登记分类目录（古物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910。
封存和清理了日伪劫夺分藏的文物，追回部分散佚在中国和被日人藏匿的文物。如追回溥仪在天津的珍贵文物一千余件；追缴在杭州被日人坂原道直劫藏的东周长方鼎，梁代观音石造像、秦镜、汉镜、端砚等古物43件。
调查并统计出全国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尤其是上海、北平、浙江、江苏、南京等重灾区损失状况。战后统计，北平市损失公私书籍586万册，古物2800余件，碑帖21万余件。上海市损失公共图书约30万册。天津、济南、杭州等地，约各10万余册。据不完全统计，江苏省公私文物损失为：书籍132270册另3部，字画984幅，碑帖642件，古物1334件，古迹119间，杂件3箱，共计135376件另119处3箱。《江苏省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701。南京市的文物损失为：书籍公共部分406461册156箱1725种。私人图书53118册1790种840部59箱，字画7720件另6箱，碑帖3851件，古物26584件，仪器990件另63箱，标本20614件另1165箱，杂件648368件，合计1180982件另1449箱，按战前价值估价为2330430元。《南京市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710。南京市文物损失统计数尚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所的古物、拓片、古籍损失，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考古组的人兽骨、陶片等标本954箱，因价值卓特而无法估列。
经过各地查报和综合，民国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汇编了《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它先阐明中国损失的数量及其估计价格，然后按地区即分：南京、上海、浙江、江苏、河南、湖南、湖北、陕西、东北、安徽、河北、福建、广东及香港、广西、江西、其他各省等共17个省、市、区，分别记述其图书、文物、字画碑帖、古迹古建筑等的被掠夺和破坏的情况。该目录所列战时中国被劫遭毁公私文物，查明有据者计有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为方便读者明了和研究起见，将江苏省及南京市的文物损失统计表也予以介绍。
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全5（2），卷913。
类别损失数量估计价值书籍公2253252册另5360种411箱44538部3804014元私488856册另18315种168箱1215部1204766元字画公1554幅185490元私13612幅另16箱555035元碑帖公455件37135元私8922件170764元古物公17818件1035888元私8567件另2箱318246元古迹公705处1620600元私36处65000元仪器公5012件另63箱626658元私110件另3箱40025元标本公14582件另1204箱77369元私17904件15000元地图公125件480元私56003件13926元艺术品公私2506件39721元续表类别损失数量估计价值杂件公648368件65429元私3箱10000元合计3607074件另741处1870箱9885546元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23节 对中国文物损失调查统计的分析

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制的《我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凡例》，对调查统计的可靠性及估价等项作了说明：“一、本目所列材料，均系根据本会各区各省办事处实地调查所得，以及公私机关个人申请登记，经本会严格审查之文物损失，其他不属文物范围，以及虽系文物而乏证件者，均经审阅后退回原处，或转送教育部统计处，及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核办；二、本目所列损失估价，系由本会延聘文物专家及业书肆及古玩者共同议定，均照失主原报价削减甚多，并遵行政院指示，各项损失估价，悉依战前标准；三、本目仅列文物类别及损失估价而以地域分之，俾便查考与统计；四、本目根据本会办理文物损失登记办法第4条，专案呈报政府转令日本赔偿。”
从要求日本赔偿中国文物损失角度观察，所进行的调查登记工作是严谨负责的。由于下文涉及的种种原因，故而《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虽可视为极为珍贵的资料，但却远非是中国战时文物损失的全部。中国战时文物损失统计失之偏少。
战时我国被劫被毁的公私文物，查明有据的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惟以公私收藏家对于文物损失之申报均不踊跃，此数未能尽括战时实际之损失。”《第二次教育年鉴》，文海出版社，第1129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九编》。事实也正是如此：据《南京市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记载，南京地区各项公私文物损失约40000件，但在公私文物损失统计所涉及的字画等七大类中，私人文物损失只有69人申报，而在文物杂件损失中其调查统计数据更令人震惊，竟无一人申报。如南京市公私文物损失统计中占半数以上的杂件损失中，竟没有一件为私家所报，在字画等其他七类损失中，私家所报者也仅列王绳祖等69人；公私申报者尽系市区。而江苏省全省文物损失统计更是离奇，全省查报的文物损失数量仅为135376件，其损失不足南京市区损失的七分之一。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所列，大多为公共文物损失数字。而在整个文物损失中，私人文物损失应占相当比重。
其实，私人收藏者乃至普通居民文物损失也有包含于家具、器物等杂件之中者。江苏省溧阳县在对大量被劫毁的杂件进行仔细清理，发现许多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经认真辨认、清点和统计，抗战期间全县共有608389件文物、古玩、字画被抢遭劫，户均损失在十件以上。《溧阳县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719页。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作为经济发达、文人荟萃的六朝古都，其调查所得文物损失数只及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远落后于南京的溧阳县的十五分之一，实在让人难以置信。而更有甚者，江苏全省查报的文物损失数量远低于其属下的溧阳县的文物损失数。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的河北省，其古物损失登记数只有区区52件！戴雄：《抗战时期中国文物损失概况》，载《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24节 影响文物损失查报的原因

国民政府教育部文物损失查报所得数字与实际状况相去甚远，还在于该项调查存有很大局限性所致。
其一，从地域上看，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查报范围仅局限于国民党统治区，统计资料只涉及全国部分地区。广大的解放区、东北全境和港台地区未能涵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晋绥、冀热辽、晋冀鲁豫、山东、苏皖、中原等七个解放区及东三省和港、澳、台等广大地区并未涉及。上述地区人口众多约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地域约占被日军侵犯过的全国土地的一半以上，而该地区遭日军侵占时间最久、被日军抢掠最烈。同时上述地区除港、澳、台外，大部地区自商代直至明清，中国历代大的王朝大多建都于此，也是各封建王朝中央政权的主要统治区域。因此，这里文物古迹集中而繁多。日军对东北地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即解放区）的一切公私物品、建筑设施肆意摧残、疯狂掠夺，各项损失极为严重。1946年6月30日，中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向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提供的报告中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中原等七个解放区在抗战八年中共损失家具、农具等各项物品222696081件，毁坏房屋19518708间，首饰宝物等损失约值217630万美元。广大解放区和东北地区的文物损失，必定为数不少。
人去楼空难以查报。日军占领期间，实行疯狂的屠杀政策，很多居民被杀光，绝户者乃至一村一庄、一街一巷比比皆是，文物损失无人知晓，更无法及时申报。
其二，从时间上看，日军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大举侵略中国，直至1945年8月战败投降，为祸14年之久，因在战后赔偿问题上，远东委员会规定中国抗战损失从1937年起算，所以教育部的文物损失调查是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调查起始时间，而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长达六年的时间内，日军对东三省、上海、热河、绥远等广大地区进犯和抢劫，必定会有文物损失。这在教育部文物损失调查数据中没有得到反映。
登记时间仓促，很多损失未及申报。八年抗战期间，人民颠沛流离，背井离乡。据战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统计，战时流亡民众达95448771人。1945年底至1946年初，战争硝烟尚未散尽，各地盗匪猖獗，道路毁坏严重，交通工具奇缺，远走他乡的广大民众很难及时返回故里，加之难民居无定所，要按时申报文物损失，实属困难。
文物损失调查手续过于繁琐，要求过于苛刻。各地文物损失调查工作力量薄弱、资金严重不足，绝大多数地区只有一些表格供人们领取填报，甚至一些地区连调查表格也不能提供，通常情况下很少有人给予实际指导，文物损失查报工作难以彻底推进。而国民政府文物损失调查表格要求的严肃性，如不具备一定的文博知识或得到有关专业人士指导，恐难以完成。根据教育部文物损失调查工作的有关规定，在申报被劫文物损失时，不仅要填报受损文物的名称，尚须提供文物照片、图样或票据，损失的时间、地点，更要填报文物遭损失时施暴者即日伪机关或部队名称、日伪负责人姓名以及文物目前下落等，并附有当地有关部门的证明。日军入室抢劫，绝不可能开具收条，居民躲避尚恐不及，岂能强求日军报告其部队名称和长官姓名。因而“公私收藏家对文物损失之申报均不踊跃”，乃至无人申报（详见附表一）。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第25节 高校内迁及遭受轰炸所受损失(1)

高等院校内迁及其损失
1937年7月前，中国计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计大学42所，独立学院34所，专科学校32所。大学分文、理、法、工、农、商、医教育8个学院，凡具备3个以上学院者，即成为大学。但这3个学院必须包含理学院或农工商各学院之一，不足3个学院之学校，为独立学院，得分两科办理。
抗战前的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一样，也十分落后。学校本来就不多，且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和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如全国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其中北平14所，上海25所，河北（主要指天津）8所，广东7所，占去一半。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先发动于我国文化名城北平，继肇事于学校林立的淞沪，接着又深入长江和沿海一带。在日军挑起战端，狂轰滥炸，掠夺焚烧的过程中，中国的高等学校遭到极大摧残。南开的被毁，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第一个损失最重的高等学府，初步统计财产损失300万元（法币），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战争损失的十分之一。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南开大学校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根据当时教育部编定的《敌人摧残我文化事业录》载，截至1937年10月，除北平的14所大学被敌盘踞而未被轰炸外，三个月来全国计有23所高校被炸。到1938年8月底，108所高校中有91所遭受敌人破坏，其中25所被迫停办。
战前，中国高校的布局很不合理，容易遭到敌人攻击。为保全中国文化教育计，将面临被摧毁和被敌占领利用危险的高等教育，尽力迁移就是惟一的选择。有识之士在七七事变以前就已预料，战火必将迅速向中国腹地蔓延。为谋学校安全和保存固有设备，为延续中国的文化命脉，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等，规定战区学校处置办法，分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及专科以上学校为选择比较安全地区以便转移之准备，中小学也作了一定的安排。从1936年夏天及1937年春天起，中国华北和东南部的一些高等学校就开始筹划内迁。战事既起，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学校，纷纷西迁，流离转徙，散居于川、滇者数以百计。
中国战时高校内迁运动，历时八年之久。1937年至1939年，就先后共有69所高校内迁。内迁的高校，有的是一步到位，直接抵达目的地，如中央大学。有的是随着日军侵略的扩大，战区继续扩张，而被迫不断搬迁，如浙江大学在抗战中迁校达六七次之多。也有办学条件不具备而不断迁移的，如江苏医政学院等。因战时多种因素，高校内迁历程中一些学校进行了整合。内迁各校虽路线、时间、地域差异而有所不同，但大致可分内迁西南昆明地区、四川、西北地区和广西、贵州等四个地区。本章在对高校内迁情况作概要叙述的基础上，介绍高校遭轰炸惨状及所受损失。
1高等院校内迁概况
（1）迁往西南昆明等地的院校
1937年七七事变起，华北的学校被迫向西和南流亡迁徙。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中坚。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1937年11月1日开始上课。迨上海南京失守，武汉震动，长沙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1938年4月26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5月4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1938年增设师范学院。1940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教育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是内迁最远的学校。
内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即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的师生步行团到达昆明时，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街头迎接，与步行团团长黄师岳握手。
——采自《中国抗日战争图讠志》（广东旅游出版社）
中山大学原名广东大学，是孙中山于1924年创办的一所多科性大学，1926年改名中山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山大学屡遭日本飞机轰炸，特别是1937年8、9、10三个月和1938年3、4、6三个月，中山大学校舍被敌机轰炸10余次，投弹50余枚，部分校舍被炸毁，死5人，伤10余人，图书仪器损失很多，学校被迫停课3周，文、法、理3学院一度迁入广州市文明路附中上课。梁山等编著：《中山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中山大学仓促西迁，最初拟迁往广东西部的罗定，因日军已侵占广东大部，遂于11月中旬，改迁广西龙州，正往龙州途中，又奉命再迁云南，定址澄江。一部分师生经广州、澳门、汕头等地，走香港经海防及河内入滇，共15批，750人；另一部分师生经由其他道路，约于1939年3月下旬到澄江。还有少数学生，辗转沿连江西行，步行赴滇。
因仓促搬迁，中山大学的图书、仪器设备损失很大，仅理、工、农、研各院，两广地质所、广东通志馆未能迁移而损失的图书、仪器、标本、模型等就达604箱，图书杂志20多万册。《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截至1939年2月底，各院系共到教职员245的人，学生1736人。学校于3月1日开学，共设文、法、理、工、农、医、师范7个学院，并设有一个综合研究院。校长为邹鲁，但他并未到校理事，代校长为许崇清。教师有音乐家马思聪、经济学家黄元彬、教育家崔载阳、文学家吴康、西医内科专家叶少芙、图书馆学家杜定友等。中山大学于1940年秋由云南澄江迁回广东坪石。
同济大学前身是德国医生于1907年在上海创办的德文医学堂，1912年增设工科后改名同济医工学堂，后经本国人接办改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7年改为国立同济大学。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同济大学已成为一所具有医、工、理三个学院的多学科大学。抗战八年中6次迁校，辗转于沪、浙、赣、湘、粤、桂、滇等省市。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在战事发生后也多次搬迁。1937年11月底，该校迁至钱江以南的诸暨，不久杭州沦陷，学校被迫改迁江西贵溪县。1938年迁至湖南沅陵，与南迁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定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长沙大火后，湘域形势吃紧，学校迁至昆明。1939年夏，又迁至滇池东岸安江村，借村中5座祠堂、庙宇为校舍。1940年秋，战局发展一度危及昆明，学校又迁至四川璧山县。1942年夏，又迁至重庆沙坪坝。自1937年11月至1946年秋，学校辗转浙、赣、湘、黔、滇、川6省，行程6000公里，历时9年。
这一时期迁滇的高等院校还有中法大学、华中大学、中正医学院等校。
战时迁入湖南的院校有国立商业专科学校、北平民国学院。
（2）迁入四川省的高等院校
抗日战争期间，由外地先后迁入四川省的高等院校共计48所，占战前国民党统治区全部108所高等学校的44％。1937年至1939年，有31所高校（少数为分校）迁川。这些学校入川，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一条由汉口溯长江而上，经宜昌，入夔门，过万县，再到重庆。水路入川较为近便，但船少客多，甚为艰难。第二条路从湖北过安康，入汉水，走汉中，取道川北。第三条路多为八一三事变后从上海来的，他们到汉口后溯湘江而南入湖南、广西，从桂林经贵州入川。宋大鲁、程世平：《抗战时期迁川学校与四川文教事业》，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53页。
中央大学是内迁最迅速而完整的学校。该校前身为两江师范学堂，建于1920年。历经南京高等师范及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32年罗家伦出任校长，使学校逐步发展为具有7个学院和37个系的多科性综合大学。八·一三事变后，罗家伦函电催促正放暑假的学生返校。8月15日，罗家伦召集在校生于四牌楼大礼堂，他语气沉重地说：“现在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了，这场中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大战；这个仗不打则已，一旦打起来，就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能够结束的。我们这一代人打不完这个仗，下一代人还要打下去，一直打到日军被驱逐出我国国土、收复全部失地为止。”刘敬坤：《抗战中的中央大学》，载《江苏文史资料集粹》（教育卷），1995年版，第9页。
早在1935年冀东事变时，学校总务处就打好550只大木箱，以备迁校之用。淞沪战事爆发不久，罗家伦就派请教育学院教授王书林、法学院长马洗繁、经济系主任吴干等分赴鄂湘川各处选择地址，综合各项报告考察结果以重庆大学地点为合宜。9月，罗家伦呈文教育部建议中央大学迁校疏散：
“自被空袭以来，家伦未当一日离校，以身殉职，理所当然。但考察客观事实及为国家保全文化与维持教育事业之有效的继续进行计，似不能不作迁移打算。其简单理由为：
（一）不必将三千以上教职员学生置于易受及常受轰炸之地。
（二）不必将价值四五百万之图书、仪器置于同样之境地。
（三）为教育效率计，应置文化训练机关于较安全地点方能督促其加紧工作。”
罗家伦对选择迁移地点和必须注重的各项作了安排。在淞沪中日大战犹酣之时，提出搬迁在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学，有动摇人心之嫌，因此，需要胆识和勇气。为表明心迹，他表示“至于家伦个人，拟于一切迁移手续办完，如期开学后即将校务委托妥人暂代，请求允许赴淞沪前方军中待命，以免学校安全与个人安全混为一谈，转增良心上之不安”，最后，他呼吁“为国家大学教育打算，为一未全摧毁之完整大学打算，甚至为树立一后方技术训练机关打算，甚愿钧部加以采纳施行此种打算”。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呈教育部该校被炸情形及建议迁校疏散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7。结果，重庆大学理工学院建筑和学生宿舍借与中央大学，可容学生600余人；医学院及牙医专科学校因重庆大学无相同院系及教学设备，特商借成都华西大学开课；教育学院艺术科音乐组因原有教师外籍居多，不能随同入川，加之各项设备无法搬动，决暂停办一年，所有该组新旧各生准其转学或借读于国立音乐学院以及立案之公私立大学音乐系；专任教授讲师因罗致匪易，除因事实困难不能赴蜀自动请辞者外，一律请其同往兼任教授讲师，因其事实上无法兼顾一律解聘，助教及职员均经大事裁减，计裁去助教59人、职员83人；图书、仪器凡可装运者均尽量装箱启运入川，计共1900余箱，10月初已有1700箱运存汉口。
1937年10月上旬，学校教职工开始迁徙。学校决定，学生和教师及家属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各自设法购买船票，分散而行。最后一批学生于11月中旬到达重庆。12月1日，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新址开学。
1941年8月，罗家伦调任他职，顾孟余继任，后蒋介石、顾毓琇出任过该校校长。1945年8月，吴有训任校长。1945年12月，该校全部搬回南京。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第26节 高校内迁及遭受轰炸所受损失(2)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迁。该校创立于1913年11月，由美国传教会创办，原名扬子江流域妇女联合大学，1914年11月改名金陵女子大学。1928年由金女大首届毕业生、留美博士吴贻芳为校长。1930年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英文、历史、社会学、数理、化学、生物、体育、医预科、国文等10个科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分散在上海、武汉、成都三地办学。1938年1月，集中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原址招生开学。《南京师范大学志（1902—1992）》，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金陵大学内迁。1937年全面抗战随即展开，首都南京各校相继内迁。当时美国在中国有治外法权，金陵大学的西方人士对迁校无所谓。10月4日，该校在南京仍照常开学。但因局势恶化，淞沪、苏州、常熟先后沦陷，学校只得闭校停课。乃匆于11月25日，11月29日，12月3日，分批西迁。慌乱之中，教育部无法提供运输工具。1937年11月19日，校长陈裕光致函教育部，“惟政府机关纷纷西移，交通工具一时不敷支配，致本校员生300余人及全部设备均停滞校中。钧部对于本校素极爱护，拟恳设法商拨船舶，俾能及早成行而免危及员生安全。苟钧部未能设法，则恳转呈军事委员会或迳电钧部发给放行护照二纸，俾本校自行觅得船舶时，沿途航驶不致发生困难”。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为本校迁蓉继续上课拟恳钧部商拨船舶不致困难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7。12月30日，校长陈裕光在汉口又求援于教育部，“在京人员业于上月杪陆续脱险到汉，并已先后转宜虞轮赴蓉，筹备复课。图书仪器亦由京运抵宜昌。刻下该埠交通拥挤，本校图书仪器400余箱约125吨及全部随行员生300余人，均无法再行西进。恳祈钧部念国家培护高等教育之艰难，转咨运输各关系机关特予本校运输便利”。历近三月，经汉口、宜昌、万县、重庆而抵成都华西坝，承四川省政府及华西大学之协助与合作，理学院设于华西大学内。1938年3月1日正式开学。此时在校教职员共计145人，学生计387人。理学院之一部分为学生实习便利起见，移在重庆借用上清寺求精中学校舍上课，并逐渐发展成理学院事实上的分院。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私立金陵大学要览及概况报告简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藏，全5，卷2145。西迁中，师生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严峻考验。第一批师生曾在轮船上4天4夜只吃两顿饭，15天才走到重庆。
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的西迁。该校原设于南京白下路，校舍系租借而就。1937年9月2日，该校校长孟目的呈文教育部，“窃因国难严重，军事紧急，首都为全国重心，自抗战以来无日不为敌机袭击。因之本校新生考试，旧生续学均受影响，长此以往则我国与国防至关重要之药学教育将无由发展，兹为各学子免除失学计，拟恳钧座准予暂迁武昌定期开学，谋救国之分工作长期之抵抗。”之所以选择武昌，是考虑“武昌为全国中心，交通便利，若为教育输取器材或补充后方勤务等在调动上俱亟易行，倘国难平服，顺流而下指日返京，异时自无长途跋涉之虞也”。并申请迁移费5500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关于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呈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7。鉴于“前方救护工作端赖医药，方今抗战伊始，而此项人才已大感缺乏即医药用品来源杜绝罗掘已空，不敷尚巨，故目前造就药学人才较之平时更为重要，制造急需药物尤为当今迫切事业。职校为惟一国立药校，对于造就药学人才职无旁贷”。于是，1937年9月10仍在南京继续办理招生事宜，同时派员赴武汉租赁房屋，着手将校址迁安全地带。9月15日，校中应用家俱及仪器药品，已装箱搭楚英差船运赴武昌知关。
学校迁武汉历时3月，教育部即于12月25日通知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以敌军深入，势将危及武汉，着即日迁渝开学，以免学业中辍，并着令陆军卫生材料厂合作利用川省土产制备急需药品以利长期抗战”，于是，该在武汉举行临时考试后，公文、校具等装箱启运，各项手续结束后全体员生遂于1938年1月12日分批西上。因客运拥挤须在宜昌万县停留，故迟至2月10日除少数学生拟候差轮停滞中途外，均抵达重庆职校，借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部分校舍，于2月2日正式开学，并与陆军卫生材料厂合作，落实学生分批前往实习。
1939年秋，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将校舍收回，药学专科学校开学在即，便急租瓷器口黄葛坪一号民房，作临时授课之用。当时，鉴于“一年合同行将期满，续租每月租金五百元过高，且瓷镇日渐繁荣，工厂林立，几成军事重镇空袭之虞，在所难免，本校既永久留川，自应建筑校舍，因提出第24次校务会议讨论，结果咸以疏散固有必要，但永久校舍与临时校舍，性质不同，距离大学区过远，参考书籍之借用，兼任教员之聘请，行将永感困难，为目前计，时间经济亦均不许可，因议决迁附近江北县地带，现已在该县石马乡觅得相当地点，计四十亩，环山依水，竹木丛生，可资空袭之掩护，且交通便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5287。因而于暑假期中兴建校舍，秋季开课。
武汉地区的高校内迁。1938年初，武汉的大学还没有迁移。1938年2月21日，武昌中华大学还准时开课。北平的朝阳学院也在湖北沙市恢复。随着日军侵略的深入，武汉的大学也开始了搬迁。1938年4月31日，在校长王星拱的率领下，武汉大学被迫举校西迁至四川乐山。武汉大学发端于1893年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1912年发展为国立武昌高师，1924年更名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7月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战时，该校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度过了8年。1946年10月，武汉大学回到武昌珞珈山。
1938年6月，武昌中华大学决定迁宜昌三斗坪，华中大学决定迁桂林，后迁西南。1939年春，武昌中华大学迁重庆南岸觉林寺旁。1941年11月3日，已经迁川的朝阳学院自成都再迁巴县兴隆场。
这一时期迁川的高校还有山东大学、东北大学、牙医专科学校、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东吴大学法学院、中央工业职业学校、戏剧学校、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朝阳学院、山东医学专科学校、中央政治学校、复旦大学、蒙藏学校、北平师范大学劳作专修科、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齐鲁大学、江苏医政学院、南通学院医科、铭贤学校、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吴淞商船学校、国立音乐院、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内迁及其分布统计表》，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接着日军侵占东南亚国家，危及我国华南各省，迫使部分原设租界，或在沦陷区勉强维持的教会大学，以及原迁云南等地的高校再次内迁。如上海交通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从上海租界迁往重庆；滞留北平的燕京大学迁到成都；迁到昆明的上海医学院、同济大学、国立艺专等校内迁四川；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上海法学院等也迁往四川。
（3）迁往西北地区的院校
东北大学内迁。该校创建于1923年，校址在沈阳。张学良曾任校长。1931年该校成为有文、法、理、工、教育5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沦陷，学校迁入关内，11月在北平复课。1936年2月，工学院和补习班迁西安，成立西安分校，校址是前陕西农林职业专科学校。1937年5月，学校改称国立东北大学，臧启芳任校长。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北平的部分该校学生，流亡到后方；部分学生奔赴延安。1938年3月，东北大学迁往四川三台。以三台草堂寺等地为校舍，5月复课。不久工学院并入西北工学院，设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至1942年，学校共10个学系，教职员158人，学生649人。丘琴：《东北大学迁川记》，载《抗战时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348页。1946年，东北大学迁回沈阳，恢复了农学院。
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令以西迁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不久，成立筹备委员会，聘任李书华（未到任）、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修、周伯敏（陕西省教育厅厅长）、臧启芳、辛树帜等为筹备委员。又指定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和教育部特派员陈剑修4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合组后，各校仍保持各自的特点。北平大学医学院的部分师生在院长吴祥云的率领下来到西安，10月下旬成立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西安临时大学于1937年11月开学，设6院、23系（医学院不分系）。对内地及辗转千里迁至内地的大批学校，日机仍经常袭击，不予放过。1938年3月，日军侵占山西风陵渡，日机频繁轰炸关中，西安常受敌机侵扰，西安临时大学再迁往汉中。4月初，将校本部设在城固考院小学，在文庙、小西关外、古路坝设分院。1938年4月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令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1938年6月，教育部决定撤销西北联合大学，并要求在原来基础上分别成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等五个独立的、由教育部直接领导的国立院校。7月，在古路坝的工学院分出，与北平大学工学院、北洋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已迁至甘肃天水）和东北大学工学院（已在四川三台县）合组国立西北工学院，校址在陕西城固县，院长赖琏，抗战胜利后迁至咸阳，即现在的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抵达汉中后，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医学校，1939年8月分出独立，改称国立西北医学院，设于汉中市东南黄家坡。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改称国立西北农学院，在沔县，战后迁武功。原教育学院（由北平师范大学改组而成）独立设置，改名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设11个专业，院长李蒸，1944年7月，该院迁至兰州，后迁回北京。将原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两院，连同法商学院共3院12系组建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1939年9月在陕西城固开课。1945年抗战胜利后，该校即迁至西安。余笃信：《西北大学在城固》，载汉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汉中》，1994年10月。
迁到陕西的还有私立山西川至医专。
（4）迁往广西、贵州等地的院校
迁往广西的院校有浙江大学、中央国术体育专科学校、江苏教育学院、无锡国学专科、广东教育学院等院校。
浙江大学前身是“求是书院”，是清末杭州太守林启于1897年创建的。1901年改名为浙江高等学校。1927年由蔡元培等倡议，将浙江工专、浙江农专分别改组为学院，合并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正式改名为浙江大学，设有文、理、工、农、医、法、师范7个学院。1937年11月，日军在距杭州100多公里的全公亭登陆。浙大决定搬迁，竺可桢校长认为不要迁到内迁大学过于集中的大城市，而要搬到那些从未接触大学生活的城镇或农村，使大学的内迁与中国内地的开发得到结合。1938年至1939年，浙江大学在广西宜山。浙大经6次搬迁到大西南。
迁往贵州的院校有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交大唐山工程学院等。
江苏教育学院原设于无锡社桥，以养成民众教育、农事教育服务人才为要务。1937年在炮火声中开课。同年11月无锡岌岌可危，该院师生和部分设备匆匆离锡，间道西行，经芜湖、汉口到长沙，借湖南农民教育馆及福湘女中复课。1938年1月迁桂林，先借广西大学文学院复课。1938年在七星附近建校舍4幢，借部分公屋和民房应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统局关于江苏教育学院概况的调查报告》，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37年9月20日，上海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四所私立大学决定在长沙、贵阳各设联合临时大学一所。10月12日，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一度联合在庐山勘定校址，次年2月3日才在贵阳花溪建立永久校址。先前内迁云南的中正医学院1940年后又迁贵州。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失利，法西斯阵线濒临崩溃，1944年春日军垂死挣扎，孤注一掷，妄图发动湘桂作战及黔南战役挽回败局，迫使原内迁在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的部分高校再次内迁。1944年夏，之江文理学院、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华侨工商学院、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东方语文专科学校迁往四川。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迁往贵州。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第27节 高校内迁及遭受轰炸所受损失(3)

（5）抗战后就原省迁移的院校
在广东，广东省艺专、私立广州大学等院校进入粤北和粤西山区，广东的一些高校南下避乱于香港，或在香港设分校，香港沦陷后迁往广东内陆，如岭南大学和广东国民大学青山分教处等，中山大学1940年由云南迁回原省。在广东省内迁移的还有省立文理学院、勷勤商学院。在浙江，有浙江医药专科；在江西，有江西工专、江西医专；在湖北，有湖北农专；在湖南，有湖南大学；在福建，有厦门大学、福建医学院、福建协和学院、福建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河南，有河南大学、河南水利专科等院校。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内迁及其分布统计表》，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辗转迁移，历尽艰辛
抗日战争时期的高校内迁，西北达陕甘，西南及云贵，中部溯江而上至四川各地，途中交通不便，许多学校一迁再迁，颠沛不堪。师生在随校内迁过程中，辗转迁移，历经磨难。
在长沙遭空袭后，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内迁昆明。从长沙到昆明，既无直达铁路可通，原来的简陋公路汽车又不便通行。只有一条乘粤汉路火车到广州，出香港，从海路取道越南海防，再改乘滇越路火车到昆明。当时准备赴滇学生为820人，分成两路入滇，一路是女生和身体较弱的师生及教职员眷属，走上述这条路线；另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参加旅行团的学生244人，教师有闻一多等11人。2月20日，旅行团出发，几天后到益阳，离船开始步行。渡沅水走常德、桃源。旅行团翻山越岭，晓行夜宿，行路艰难。3月7日更被暴风雨雪困在沅陵。不久，过湘黔交界处的鲢鱼铺，走贵州玉屏、镇远，3月30日到贵阳。4月4日旅行团冒雨离贵阳，乃经安顺、镇宁等地，过胜景关入云南境内，经曲靖、马龙等地，4月28日至大板桥，然后到昆明。经过68天长途跋涉，行程3360华里，旅行团师生于4月末到达昆明。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南通学院医科三迁西南。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成立于1934年9月，设镇江北固山麓大教场，陈果夫（时任省政府主席）兼任院长，胡安定为教育长。招收卫生行政科、医科、卫生教育科学员。抗战爆发后，陈果夫辞去院长职，由胡定安继任院长。11月23日学生乘船溯长江西迁抵汉，转道长沙，再由长沙溯沅水直抵沅陵。抵湖南学生135人，运出图书1200余种，仪器标本2600余件，药品卫生材料2000余份。当时借沅陵油漆职校校舍之一部，并临时搭建草房，租用民房，匆匆开课。
南通学院医科，1912年由张謇创设，初名南通医学专门学校。1927年8月，改为南通医科大学。1928年农、医、纺织三科合组为南通大学，1930年改称南通学院。抗战爆发，南通医科因靠近淞沪战区而停课，师生于扬州改办第七重伤医院，救护前线转来的受伤将士，后转迁湖南衡阳并复课，由洪式闾主其事。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和南通学院医科在沅陵和衡阳复课后，因经费无着，同感艰困，分别多次请教育部救济，教育部以统筹计，令两院科合并。1938年8月9日，在沅陵合并改组为国立江苏医学院，改属教育部领导，胡定安为院长。
国立江苏医学院成立不久，因长沙会战，沅陵逼近前方，非安心教学之所，乃于11月24日迁院贵阳。设驻筑办事处于贵阳东门内湾弓街第12号。1939年1月25日临时在贵阳达德学校校舍上课。苦无适当院舍，复作迁重庆之计，3月23日，院址勘定北碚，购北碚地方医院为院舍。4月14日贵阳停课迁院。5月23日，在北碚开课。1940年6月24日，日本飞机二次炸碚，附属医院三等病房中弹被毁。1945年10月4日，接洽镇江院址之接收与保管。1946年9月19日，学院从重庆北碚迁返镇江原址复校。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教育部函复各方询问及各类专科以上学校名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2137。
同济大学六次迁校。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同济大学将学校原在吴淞的主要教学仪器和图书等，分批抢运到上海市区，迁入地丰路静安寺路口（上海公共租界内）121号房。8月末，日本飞机轰炸吴淞地区，将学校的大礼堂、办公室、工学院、理学院、电机馆、解剖馆、生理馆、材料试验室、实习工厂、图书馆及教授与学生宿舍等建筑，尽数破坏。
1937年9月，学校决定暂迁浙江金华。10月20日，在金华正式上课。未及一月，日军进犯杭州湾。11月，因日机不断空袭金华，同济决定第三次迁校，由金华迁江西赣州。1938年1月底在赣州开课。医学院从上海迁到江西吉安。
1938年7月，九江危急，局势突变。同济决定第四次迁校，新校址设在广西贺县的八步镇。学生分两路：一路从赣州过大庾岭到韶关，然后乘火车到广州，再乘船沿西江到广西梧州，尔后背负行装，翻山越岭，步行几百里到八步镇；另一路从赣州步行至韶关，转车去湖南衡阳，再到全县，然后步行至桂林，再乘船由漓江而下至平乐，步行到八步镇。行程两个月。同学们忍受饥饿和疲劳，翻越荒无人烟的山岭。同年12月，学校决定第五次内迁，校址设在云南昆明。迁校分为两路：一路是毕业班、女同学、患病学生和教职工乘汽车经柳州、南宁到龙州；另一路是男同学组织的步行队，先步行至柳州，休息一段后再步行至南宁，然后乘船到龙州。两路人员在龙州集中后，再乘汽车经凭祥出镇南关（今友谊关），至越南同登，经凉山、河内、老街至河口，进入云南。1939年春节前分批到达昆明。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1940年夏，日机施行“疲劳轰炸”，经常侵扰昆明，威胁师生安全，学校组成以周均时校长为主席的迁建委员会，决定第六次迁校，迁往四川南溪李庄。10月启程，经川滇公路和滇黔公路入川，由于山陡路险，行程艰难，装运测量仪器的卡车在贵州威宁附近翻车。1941年3月，同济才得以在南溪开课。
浙江大学在抗战中多次搬迁，不得稍安，先后达六七次之多。1937年11月，日军迫近杭州，全城大震，1937年11月该校先是分三批迁浙西天目山、建德。12月，杭州沦陷，浙江大学又从建德分批入赣，刚到金华，遭遇敌机轰炸，火车停开，师生水陆两路并进。步行师生，一路风雨兼程，有时遭遇敌机轰炸，白天走路，饥肠辘辘；有时晚间倒卧干草中睡觉；坐敞车的学生，因夜间结霜，冻得浑身麻木。整个行程历时25天，行走752公里，到达江西吉安。1938年3月，浙大南迁泰和县城郊上田村。1938年夏，日军侵占九江等地，江西全省震动，浙大被迫迁徙桂北。教育部原要浙江大学迁贵州安顺，后学校决定先迁广西宜山。正在湘桂道上为迁校奔忙的校长竺可桢，忽闻次子和夫人因病相继逝世，他忍住悲哀，以学校事务为重。教工、学生将26吨计300件行李装船起运，航程艰难，货船曾遭空袭，遇触礁，历经劫难才到宜山。另有400余件图书仪器当年夏启运，1939年春，才抵达宜山。1938年10月底学校复课后受到疟疾的威胁，仅两个月患病者达146人。1939年2月5日，日机18架．轰炸浙大宜山校部，投烧夷弹、爆烈弹118枚，炸毁浙江大学之标营宿舍、礼堂、教室多间，弹坑直径一丈五六左右。该年9月15日，又遭敌机轰炸一次。1939年11月，南宁失陷，浙大决定迁往贵州遵义、湄潭等地。黔桂路上山峦重叠，又逢冬季，行路十分艰难。旅途中有时连打地铺的地方都没有，竺可桢校长见此情景，就把自己的床铺让给学生，自己悄悄地挤进汽车里过夜。1940年2月，浙江大学在遵义开课，设文、工、理、农、师范5个学院，其中农学院、理学院、师范学院迁到湄潭，各院一年级也同时赴湄潭。浙大还设有永兴、青岩分校。李华超等：《浙江大学在湄潭》，载《抗战时地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125页。这样，浙大师生经过三年颠沛流离，辗转五省，终于在贵州找到一个立身之地。从1940年入黔到1946年返浙，在此度过了长达6年多的时间。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八年中八迁校址。先由广州迁至广西梧州，再迁藤县，三迁融县，四迁广东乳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八迁罗定。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大学各项统计表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2048。
内迁西南、西北的高等院校，大都历尽艰辛，一迁再迁。也有在内迁过程中，一直以演剧宣传为主的，如国立艺专。国立艺专的前身——国立艺术院，创建于1928年，由蔡元培创办，林风眠任院长，院址在杭州，设有绘画、雕塑、图案、音乐4系。1931年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7年抗战爆发后，西迁至湖南沅陵，与北平艺专合并，改名国立艺专。西迁途中，艺专师生组织“抗敌宣传车”，每到一处，便及时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经过长途跋涉，国立艺专于1938年底到达昆明，校舍暂借昆华师范。1940年，艺专新增设的建筑系并入西迁的国立中山大学。同年，国立艺专迁往四川壁山，校长几次更换，最后由潘天寿主持。抗战胜利后，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分别恢复原校，杭州艺专仍称国立艺专。《国立艺专在昆明》，载《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111、116页。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第28节 高校内迁及遭受轰炸所受损失(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大学农学院一批家禽、家畜的内迁。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校长罗家伦到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道别。罗走后，农场职工认为畜牧场的这些马、牛、羊等都是饲养多年的良种家畜，决定把这些家畜、家禽搬迁到大后方去，并推举王酉京为负责人。王酉京和职工们在行程中，有时还碰上国民党军队的骚扰！经过在六安到叶家集之间十个山村的短期休整，1938年3月又继续西征。路上死了一些病弱牲畜，加上有的道路野狼成群，有的地区因雨季来了只得绕路，有时走乡间小道。经过千辛万苦，历时一年，于1938年11月上旬到重庆，仅剩有荷兰种乳牛二十余头及少量家禽，进入沙坪坝中央大学畜牧场。罗家伦晚年回忆，当他看到这群中大畜牧场的家畜、家禽时，“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的‘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王酉京也因护送家畜，被誉为学校的有功之臣。罗家伦：《逝者如斯夫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8页。
内迁西南、西北的高等院校，面临的是生活条件的艰苦，教学设备的简陋。先后内迁四川的48所高校师生，多受国破家亡之痛和远道迁徙之苦。初入川，多数学校只能借用旧庙宇、祠堂作校舍。如武汉大学曾借用嘉定文庙、崇圣祠、三清观、大佛寺等处；东北大学借用三台草堂寺等旧址，校舍很分散，学习生活很不方便。中央大学、光华大学等校，虽建临时校舍，却因条件所限，一间宿舍住300人以上，闹嚷拥挤，空气混浊，很难安歇。江苏医学院、国立医药专科学校等校，也因校舍困难多次搬迁。
西南联大校本部和文、理、法、商四院的校舍是在刚搬走的坟地上建成，房屋潮湿阴暗。雨季房屋漏水，学生要打伞睡觉。中山大学迁至云南澄江后，部分学生住翠竹庵等处寺庙，学校用土坯和木料搭就简易的校舍。广西大学迁贵州榕江后，还在两湖会馆、江西会馆、贵州会馆及演武厅礼堂等馆庙的大殿、戏台和酒楼的上下，用木板隔成简单的教室。
内迁学校教学设备简陋，或因敌机轰炸，一路流离颠沛，图书仪器无法运出，或损坏散失。西北联合大学图书馆刚开馆时，只有两千多册图书，师生平均每人一册。
各高校在内迁途中，因医疗条件差，师生发病率高。如内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根据1942年统计，每天有40人患疟疾，而医务所仅有10支奎宁。武汉大学学生死于地方病的达60人。一些极富才华的教授如黄方刚、吴其昌、萧君绛等，因贫病而英年早逝。而西北联合大学，据校医室1939年3月8日至29日20天的统计，全校800人左右，生病就诊者达2177人次，其中肺病和心脏病者占的比例最大。《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
院校师生在迁徙离乱中的身心折磨和精神损害，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在回忆内迁广西情景时写道：“余雇小艇四，与眷属、生徒，踡伏其中。道出武进、丹阳，飞鸟之音，照明之弹，吾民号哭流离之状，震耳、刿目、怵心。抵京口，寓大华旅社。登英公司德和轮船溯江而上，山哀浪咽，离愁万端。过芜湖夜，忽舟中人惊相语曰：铁鸟在檣上回旋矣!于是灯火尽息。数时始去。抵长沙未旬日，忽同人竞相告曰：京口之大华、英公司德和俱被炸矣，死者约二千余人。闻之惶駭。旋转湘乡……未几，伤兵集湘乡，不得已又迁桂。”
即便在省内迁移者，也是历经磨难。如河南大学于1939年因开封沦陷，迁入伏牛山处的嵩县县城及嵩县潭头镇。1944年5月，日军陷洛阳后，校方疏于防范而没有及时组织转移，等到日军到时才仓皇出走。5月15日，日军逼近潭头，大雨滂沱，山洪暴发，在急难择路中，有5人遭遇日军，当场中弹身亡。女生李先知、李先觉姐妹及李先知之夫刘某，逃避不及，共投一井自尽。医学院院长张静吾被俘，其妻被杀害于杨坡岭。农学院院长王直青等师生二十余人被日军关押，罚作苦工，常遭毒打。王院长不堪受辱，跳崖而受重伤。
3战时对内迁高校损失的统计
1938年8月底，全国有25所高校关闭，继续维持的83所中，37所迁入内地，15所在敌机轰炸中勉力支撑。全国原有大专教师7500多人，职工4300人，学生42000人，因战争而失学者超过2万，占了一半，失业的教职工也达2000人。据北京大学、北平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46所高校统计，师生死伤不知下落者108人，财产损失3360余万元。其中有些图书仪器，可谓为价值连城。如南开大学关于华北经济之研究资料、清华大学收集的中国近代史档案、北京大学关于中国地质之资料，“均为极珍贵之物，故不能徒以金钱数字为之表现”。毛磊等：《武汉抗战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教育主管部门对西迁的69所高校财产损失进行调查。1939年据统计，这69所高校由于在西迁途中辗转搬运，图书设备损坏严重，直接财产损失22491867元。1940年，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在《中国季刊》上撰文称，截至1939年12月底，全国公立专科以上77所院校总损失达90451000元以上，国立23所院校共损失37013000元，省立16所院校共损失9276000元，私立38所院校共计损失44171000元。1943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学者韩启桐对高等院校财产损失进行分析研究，将南开大学损失数内的中学部分减去不计；补充了陈立夫报告中没有的12所院校的损失，这12所院校为：东北大学、贵阳医学院、福建学院、湘雅医学院、戏剧专科学校、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华西大学、燕京大学、江苏教育学院、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大同大学及广西大学；根据教育部1943年统计，对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东吴大学、上海商学院、民国学院、南通学院、广东光华医学院、音乐专科学校、同德医学院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12校损失进行了修正；扣除校园土地价值部分，初步估计89所院校的损失为74750000元，即国立26所院校损失35970000元；省立20所院校损失7700000元；私立43所院校损失31080000元。韩启桐：《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1943）》，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55页。对照可以发现，韩启桐的统计并没有将1940年、1941年日军对内地高校轰炸所致损失计算在内。
事实上，有些学校也作了西迁损失的调查和统计。如1944年私立金陵大学统计，截至1941年8月，金陵大学共计损失146785008元，其中，校舍损失2999000元，设备损失1479500元，林场损失10200000元，折合美金4448028元。《为查报抗战损失金大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649，卷13。以金陵大学战前每年预算100万中国元计算，其损失相当于14年的预算。金陵大学战前图书已达317839册，而据1938年5月31日的统计，仅剩16946册，这里面还包括1938年添置的603册。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金大1926—1937学年度学校概况统计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649，卷68。
1943年10月，国民政府指示行政院和教育部，迅速成立“向敌要求赔偿文化事业研究会”，专门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损失调查统计工作，并形成了一些统计资料。但由于战事仍未结束，统计局限于一时一地，无法完整地反映抗战中高等院校损失的全貌。
抗战胜利后，内迁69所高校的大部分又千里迢迢迁回原地，撇开物质和精神损害不论，这往返的搬迁费用就很惊人。1946年统计，专科以上学校间接损失中，迁移费为503 120 695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584。
战后调查统计，1937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计有108校，七七事变后应战时停顿及先后迁移后方者达2/3以上，其后陆续增设至1945年8月，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42校，其中受战事损失者共115校，占总校数80%以上，其未受损失者仅后方新设之少数学校。同上。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第29节 高校遭轰炸惨状及其损失(1)

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以轰炸、纵火等种种暴虐、野蛮手段，极力毁灭中国大中小学校、科学研究机构、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摧残至为酷烈，给中华民族文明造成深重的创伤。中国的各级学校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受损失极其严重，本节仅就战时中国部分高校遭受空袭、轰炸所受损失作简要的叙述。
1东南沿海沿江地区高校损失概况
中国战时损失的各种统计数字，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就着手进行了。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就开始对中国教育文化进行肆意破坏。1932年1月28日，密集沪市的各大学多遭劫难。事后，上海各大学联合会主席、交通大学校长黎照表于4月10日致教育部报告称：
“自日军犯境，淞沪沦为战区，所有各大学或遭炮火轰击而毁坏无余，或为敌军所占领，虽房屋仅存，而书籍木器供其炊薪。”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形的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2。具体情况如下：
同济大学位于吴淞。“全校房屋15幢均被炮弹及炸弹轰毁，无一完整者。大礼堂被日飞机掷弹炸穿七个大洞，医学院生理研究馆、中学部、教室宿舍及新筑将竣工之宿舍共被日飞机掷弹炸穿12个大洞，此外，被日军炮弹攻穿与机枪打破之板壁窗户尚不知其数。屋瓦横飞，梁崩栋折，尤以附设工厂大部分竟至塌为瓦砾场。”
持志学院位于江湾水电路。2月10日下午，新建二层楼教室、图书馆及办公室，三层楼宿舍，全部被日军机关枪队纵火焚毁。所有图书（3万册）及运动器具、校具等，概遭焚毁。中学部此前即被日军放火焚烧。
上海法学院位于江湾路。新建房屋为日军纵火焚烧，经两昼夜全部被毁。所有公私财产均付之一炬。
中国公学在台湾。校舍十分之六毁于炮火，校具、图书、仪器及教职员、学生之行李书籍等，被焚毁损失惨重。
私立复旦大学位于江湾。学生损失惨重，约有1000人行李被劫，书籍被焚。其后日军长久侵占校舍，附中学生宿舍改作马厩。其中简公院、子彬院、女生宿舍已成废墟，图书馆藏书尽成灰烬。
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与复旦大学一墙之隔。2月22日被焚起火，新建教学楼、办公楼及宿舍全部被毁。图书4万册（内有宋明善本）被焚。
1932年6月3日，教育部报行政院秘书处《淞沪受灾专科以上学校所报损失表》载，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国立暨南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劳动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大夏大学及附中、私立东吴大学法律学院、私立上海法学院、私立持志学院及附中等14校，在日军侵沪之役中，所受直接、间接损失，总计7438187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形的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2。事实上，此时上海全被日机炸毁的暨南大学大礼堂。
——采自新生画报号外《抗日画报》第十号市共有高校33所，其中16所遭受战火的破坏，占全市总数的50%。
从七七事变到南京陷落的短短数月，日军掀起破坏中国教育文化又一狂潮。
1937年7月29日，日机连续轰炸天津四小时，“其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这是因为日本军队认为南开大学是抗日运动的据点”。两架日机飞到八里台南开大学上空投弹，至8月1日晨，“火犹未息”，南开“已成瓦砾场”。日军将军车开进学校，把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纵火烧毁。南开大学部的秀山堂、本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和教授宿舍楼，均被夷为平地；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学楼，也成了一片废墟。《申报》1937年7月30日、8月1日。
半月以后，日军又在上海挑起战端。日机首先轰炸位于真如的暨南大学和东南医学院，炸毁暨南大学的化学馆、大礼堂、学生宿舍等；1937年8月23日，日军飞机轰炸同济大学，“校舍等各项建筑均被破坏，所有校具等机械设备，亦均被炸毁无余”。复旦大学体育馆被夷为平地，子彬院（科学馆）及学生宿舍等也被炸毁。日军在上海破坏中国文化教育机关，8月13日至10月15日，同济大学、上海法学院、吴淞商船学校、东南医学院全部被毁；复旦大学、同德医学院、持志学校大部被毁；暨南大学、大同大学、正风文学院等局部被毁；沪江大学、音乐专科学校、上海商学院、市立体育专科等校舍被日军占据。10月24日，日机轰炸大厦大学，“巍巍校舍，在日机轰炸与炮弹烧毁之下，多半成为灰烬”，“全部损失约在200万元以上”。欧元怀：《抗战期间大厦大学的苦斗》，载《教育杂志》第39编第4号。位于沪西梵王渡的圣约翰大学大部被炸毁。大同大学在南市沦陷后的大火中全部被毁。
由于日本飞机对上海夜以继日的狂轰滥炸，遭日机袭击的文教机关和学校就有九十多所（高校14所，小学44所，中学27所，社会教育机关8处），其中全部被毁的占75％。在战火中，上海社会局对文化教育事业遭受的损失作了初步调查，至1937年10月的三个月中，上海全市文化教育事业损失达10942242元（国币），其中高等院校损失6623159元，中等学校损失2199954元，小学校损失259129元，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等损失1860000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八一三”后上海教育文化机关遭受日军破坏情形调查统计表》，1937年10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自1937年8月15日日机首次轰炸南京，到同年10月13日的两个月中，日机对中国61座城市实施了轰炸，“大部分空袭都以无防备的城市为对象，特别是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澳］哈罗德·约翰·廷伯利：《侵华日军暴行录》，马庆平等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其中首都南京罹祸尤巨。日本军方曾公布如下数字，从战争开始到南京攻陷，日本海军飞机袭击南京五十多次，出动飞机超过800架，投弹160多吨。1937年8月15日至26日，中央大学遭日机三次袭击。第一次为8月15日下午，敌机的机关枪扫射图书馆及实验学校各一次；第二次为19日下午，在大学本部投250公斤炸弹七枚；第三次为26日深夜。对此，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报告指出：
“窃查8月19日下午6时许，敌机进袭首都投掷炸弹。本校计共落弹七枚：一在图书馆后身距离建筑仅丈许，一在牙医学校后身；二在大礼堂后身，一在建造中之牙医院与科学院馆之间，一在女生宿舍中部，一在无机化学教室东边。二十六日夜，本校附属实验学校又着一弹。事后检查计损失：（一）牙科学校（原昆虫局平房）全部震塌；（二）女生健身房局部震毁；（三）无机化学教室着火被焚；（四）女生宿舍旧平房大部分炸毁；（五）大礼堂后墙炸穿数处，礼台部分全毁；（六）实验学校办公用平房炸毁两边。女生宿舍亦毁；（七）此外如图书馆、大礼堂、科学馆南高院、生物馆以及实验学校各处教室之门窗玻璃、隔间木壁多被震毁；（八）本校校工死一人，建筑牙医院之厂方工人死五人。至于内部设备除化学教室内尚有一部分普通仪器药品，临时不及抢救外，因事前早有准备，所有重要图书仪器文卷成绩等项，均已转运，故损失甚微。”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央大学校长呈报该校8月19日、26日先后被炸损失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藏，全5，卷5287。
“9月25日下午本校中山院又中敌弹一枚，该建筑之西北角被其炸毁墙壁，完全震塌，损毁较重，将来修复颇为困难。所幸原在内办公人员已先一日转移三牌楼农学院内办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5287。
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恣意摧毁中国各级学校及其他种文化机关之行为，1937年11月5日，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本破坏我国教育机关的罪行。声明说：“北自北平，南至广州，东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方破坏者，大学、专门学校有23处，中学、小学则不可胜数……诚所谓中国30年建设之不足，而日本一日毁之有余也。日方此种举动，每以军事必要为藉口，殊不知此种教育机关，分布各地，往往距军事区域非常遥远，且绝与军事无关。日人之蓄意破坏，殆即以其为教育机关而毁坏之，且毁坏之使其不能复兴，此外皆属遁辞耳。”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1页。
1937年12月底，中国政府教育部对开战以来中国教育机关所受中国教育机关被日军破坏之区域、数目及其估计之损失作了初步的总结：
“自战争开始迄今三月有余，日军连续采取其一贯之残酷行动，以大炮飞机摧毁我国各大学及专科学校。当撰写此文时，我国专科以上学校之被全部摧毁，或局部摧毁者已达23所。此外尚有无数中小学及他种学校也遭同样厄运。”
“日军以炮火炸弹破坏中国教育机关而最使人注目者，厥为区域之广阔。北至平津，南至广州，东至上海，西至内地江西，各地学校校产、校舍及图书仪器等设备，付诸一炬者为数甚大。日机轰炸实尽量以自其根据地所能达到之地点为惟一止境，彰彰明显。
教育机关之被摧毁者，在上海及其附近有国立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私立大同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上海法学院，持志学院，东南医学院，正凡文学院，国立上海商学院，同德医学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私立体育专科学校，共计14所学校，大多数均曾受日军炮火多次摧毁，现所遗者，仅一片瓦砾而已。截至12月25日，上海共有27中学，44小学几化为灰烬，此外，市立博物馆、图书馆和体育馆也均遭摧毁，而其他文化会社及与教育有关之机关，如商务印书馆等，姑不具述。但教育文化机关所受物质损失估计非常困难，且正确之估计，在短期也非可能。在昆明的同济大学学生同济大学是战时迁移地点最多的大学。从上海江湾至浙江金华、至江西赣州、至广西八步，最后在昆明上课。这是该校学生和昆明各大学学生为抗战献金时的情形
——采自《中国抗日战争图讠志》（广东旅游出版社）
天津之私立南开大学，尽毁靡遗，其中学男子部与女子部及小学近全毁；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及河北省立工业学院之遭遇亦同。保定之河北省立医学院及河北省立农学院也均受重大损失。北平及河北境内之专科以上学校物质损失虽不如上海及天津之各校，现在环境下，已失去中国教育上之效用。但在北平区域内，有专科以上学校14所，在河北区域内有8所，约占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总数五分之一。各该学校校舍，现已多数为日军所强占，充日军营房，最显著者如国立北京大学，及国立师范大学等。
日军之残酷行为并不限于上海及天津，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曾两度被炸，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曾四遭日机袭击，其实验学校及小学几乎全部被毁，该校牙医专科学校亦为日机轰炸目标之一。远在内地之南昌，亦有数校遭日机轰炸，及省立乡村师范学校，省立医学专科学校，省立第一中学及葆望女子中学。凡此诸校，均距离战区至远，且绝无借口涉及任何军事目标之可能。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第30节 高校遭轰炸惨状及其损失(2)

津沪横被摧毁之学校及北平强被日军占据而失去教育效用之学校，内有全国学校之最优良者，不仅代表中国人民文化幸福之寄托所在，且代表中国树立教育制度过程中数十年来，无数国人惨淡经营与努力之效果。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设立于1898年，复旦大学设立于1905年，南开大学本部于1919年由前期之中学扩充而成，而就中若干学校，平昔所搜罗者颇多全世界最优秀之师资。各地被毁及被占之专科以上学校约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总数二分之一。此种学校在教育文化方面之损失，自不可以数计，且不能与其物质损失相比拟。各校校舍、校产设备及图书馆之损失，根据1935年之值估计损失约为国币5700万圆，国立中山大学尚不在内，其新校舍实值1000万圆以上。各校受日军直接间接行动之损失确数估计至为困难。”
教育部的报告还以事实揭露日军的暴行是有计划、有系统之破坏行为：
天津南开大学被日军轰炸后情形
——采自良友图画杂志社《战事画刊》第七期
“中国被毁学校所受物质及人命之损失既如此重大与酷烈，然吾人设一思及日军设施此种暴行之方式，则此种恐怖景象本身已属无关重要。据可靠消息，日军飞机师所携带地图，显将中央大学列为轰炸目标之一，该校之于8月15日、19日、28及9月25日四遭空袭者，其解释均可由此项消息中探求之。该校迭遭多次空袭，日本机师自不能狡辩误认该校为军事机关。国立中山大学距离广州市若干里以外，自成一孤立地位，四周并无任何其他机关之房屋。上海许多学校也具有同样情形，如国立同济大学，在被轰炸时，距离军事行动区域若干里以外。凡此学校，均未为中国军队所占。南昌被毁各校，实际上在战区数千里外。根据此种事实，不能逃避下列结论：即中国教育机关之摧毁，实不外日军有系统的计划之一部分。
日军所欲摧毁者，已竭尽其力为之。世人如当有对日军之真实企图与坚决目的表示疑义者，可用南开大学被毁之一例释之。日军之摧毁该校，曾使用一切可能之破坏之工具，属于机械的，人工的，如炸弹，炮火及煤油等等，其残酷行为，曾经事先周密计划。7月29日清晨，日军开始炮击该校图书馆及其他部分，是日下午炮击尤密，日军并以飞机指示大炮轰炸地点，直视该校为一军事堡垒。在此继续不断之猛烈炮火下，该校图书馆及其他主要建筑物均付一炬，全校已成灰烬。次日下午，日机复前往轰炸该校中学男子部、女子部及小学。7月31日后，复派遣日鲜浪人多名，携带煤油前往该校，焚该校残留部分。在该校全毁后，复抢学校之设备品及教职员与学生之私人所有物而去。单就该校而论，其损失已达国币数百万元。南开之被毁，将使后世人常常回忆日军毁文化机关而无顾忌之一种例证，且为日军采取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方式摧毁能事之一例证。要之，日军对于南开所摧毁之范围，及所使用之方法，实行之方式，可用以衡量其他同样被毁各校之损失，倘其暴行不受抑制，并可用以衡量日军对于其他无数中国教育机关所能摧毁之程度。”
上海晏摩氏女学被日军轰炸后情形
——采自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日寇暴行实录》
教育部的报告进而剖析日军此举的真实企图与政策，“日军对于中国各级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所施有计划之广大摧毁，仅有一种意义，即日军指挥者意欲本其有计划之企图与政策，摧毁中国教育，使其几无救展之可能，即复兴亦须经过长久之时期。日军摧毁中国教育文化机关之暴行仅可以此解释之”。
“10月20日东京方面曾有一种因内心惶恐而发表之卑鄙报告，谓中国最高军事领袖蒋委员长，因日机轰炸，致中国军队营房感觉缺乏，拟将各学校校舍改为军用，并谓蒋委员长，经与学校当局详密会商后决定对学校学生实施军事训练。末又称，因中国学校实际上已改为军事组织，故日本军事当局可无须辨认学校与军事机关区别，而日机对于中国任何学校均可施以轰炸。此种露骨论调，并无足惊异，因日军从未承认此项区别；惟吾人所惊异者，即日军除以极幼稚之遁词狡称中国军队缺乏营房，并与学校内实施军事训练外，现已公开暴露其政策，欲使中国之教育及其他文化机关永久毁灭。
日本军人及舆论久已认为中国在进行抗日阵线之组织，并认为中国学校系此种敌忾情绪之发源地。日军之决心毁灭南开大学者，即因该校为反抗日军侵略华北之舆论中心；日军之亟欲以最迅速最周密之途径消灭中国之知识与文化生命者，其故亦在此。”
“日本政府及其侵华军队曾迭向全世界狡称，彼之军事行动乃对中国政府及其军队，非与中国人民为敌。惟自本年7月开战以来，日军行动已屡自证所言之伪诞，其尤为显著而酷烈。战争继续发展，势将更有其他多数教育机关横遭同样厄运。日本此种行为，除演成大量物质损失及人命牺牲外，其意义实超越单纯战争之性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教育部草拟中日战争中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之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2），卷581。
21938年以来，部分高校损失举要
中山大学损失。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山大学屡遭日本飞机轰炸，特别是1937年8、9、10三个月和1938年3、4、6三个月，中山大学校舍被敌机轰炸10余次，投弹50余枚，部分校舍被炸毁，死5人，伤十余人，图书仪器损失很多，学校被迫停课3周，文、法、理3学院一度迁入广州市文明路附中上课。梁山等编著：《中山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9、97页。
1943年11月6日，中山大学代理校长金曾澄报告该校财产损失统计情形，“1938年10月底广州沦陷损失校产及器材经于1940年2月20日天字第765号呈送各院部财产直接损失汇报表，其由港运回一部分器材在1939年12月底在海防沦陷敌手，亦以列具详细清单，在九龙沦陷器材并经造据清册，附同统计表于1942年4月22日汇集呈送。计本校在抗战期间直接损失共1497628305元，惟所列损失总额系照当时国币价值。”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584。
广州中山大学被日军轰炸后情形
——采自良友图画杂志社《战事画刊》第五期湖南大学被日军轰炸后起火
——采自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日寇暴行实录》1938年6月8日，广州岭南大学遭敌机轰炸，学校遂告关闭。
1938年8月11日，日机轰炸武昌华中大学，三幢教学大楼被夷为平地。死伤60余人，正在武汉参加救亡活动的中山大学教授林诚厚也殉难。
湖南大学损失。1938年4月10日，日机27架空袭长沙，在岳麓山地区投弹1000余枚，其中湖南大学被30余枚炸弹袭击，该校图书馆全部、科学馆三分之一被毁，众多珍贵书籍、标本及仪器设备等被炸毁。事发当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政治部等部委电文云：
“今日十四时半，敌机27架侵袭长沙上空，于岳麓山湖南大学投弹卅余枚（内燃烧弹十余枚），查湖大为本省最高学府，设备较善，敌人本其破坏文化机关及轰杀平民之一贯政策加以重大毁灭，此种暴行，实为文化恶魔，文（人）类公敌。”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情形及迁校舍建筑、复原等问题的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322。
湖南大学自治会4月12日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快邮代电”称：在中国军队台儿庄大捷之后，日人“挟其报复心理，不问设防地带与非设防地带，文化慈善机关与非文化机关，肆意轰炸，罔惜人道。本大学既非军事机关，亦无军事机关，乃本月十日下午二时卅分，突有敌机27架，窜入本大学上空……事后调查，共投烧夷弹50余枚，爆炸弹30余枚，其重者在千公斤以上。……总计此次损失，其价值当在300万元以上”。该校在这次空袭中，图书馆、第五学生宿舍全毁，科学馆仪器损坏殆尽。学生死2人，工友死1人，员生伤约40人。湖南大学旋迁湘西辰溪，又遭日机两次轰炸。校长皮宗石1939年4月21日给教育部称“本校西迁，费时九月，用款十万，在辰开课。”可谓历尽磨难。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情形及迁校舍建筑、复原等问题的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322。
1941年7月17日，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于电呈教育部，报告麓山校舍1940年3次遭轰炸财产损失情形：“查本校长沙麓山校舍于去年3月3日遭受寇机轰炸损失奇重，业经呈奉钧部在去年4月高字15529号马代电饬依照院颂表式将损详情翔实填报等因，遵即转饬长沙留守员遵照办理，去后，旋据该员电报4月18日10时，又有敌机7架来山投弹30余枚，轰炸本校一院校舍，部分损失等情当即电示该员，依照前项办法迅速照报，正拟办间，复据电告，寇机9架，忽于5月7日午后分3次来袭，投重磅炸弹数十枚，一院及文庙全部被毁，损失较前两次更大等情，前来比饬，一并汇报。兹据该员造具，各次共有损失报告单列，核查3月3日损失357000元，4月18日损失118000元，5月7日损失402600元，三次共计损失财产877600元……查麓山本校校舍具有千年之历史，经过若干人之经营，始能大具规模，奠定学府宏基，一旦损毁，几无全瓦，殊堪痛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电呈本校麓山校舍去年三次遭受寇机轰炸财产损失报告清单请予备案并拨款修复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847。
1942年，湖南大学对抗战以来财产损失数目与复原经费作一统计，从中可见轰炸所造成的损失之巨：
“战时损失：本校自抗战以来，麓山方面先后被敌机轰炸5次。辰奚方面被炸两次。就战时之物价估计，两处损失，约计国币100万元左右，由长沙西迁辰奚，旅运各费，共计20余万元。以二十七、八九年物价与现时之物价相较，有超过数十倍或数百倍不等，就现值计算（照以前物价与现时物价普加20倍计算），共计损失国币2400万元之谱。
复原经费：本校麓山本部，经历次轰炸，教室宿舍及其他重要建筑，毁损三分之二，其存者百孔千疮，非大加修理，不足以资永久，而壮观瞻。关于仪器、图书、机械、材料，以及其他设备，历次损毁甚多，均须尽量补充，俾资应用。将来由长沙迁回麓山本校，公物运输，固由公款开支，而抗战期间员工学生，含辛茹苦，共维大业，复原旅费，亦应由公家负担，以示抗战普天同庆之意。查复原经费内，计分三部分，（一）建筑费共需国币二万万一千万元。（二）设备费共需国币2700万元。（三）旅运费共需国币300万元。以上战时损失，与复原经费，共需国币二万万六千四百万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抗战以来教育机关学校财产损失统计表及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2），卷584。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第31节 “疲劳轰炸”造成的损失(1)

“疲劳轰炸”，即日军所说的“神经轰炸”，是指1939年至1942年间，日军发动的对以重庆为重点的西南地区的轰炸。由于内迁聚集在这里的高校较多，因而损失也大。
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营参谋部下达了“345号大陆作战令”，要求侵华空军组织“航空进攻作战”，矛头直指中国战时的政治军事中心——重庆。作战令要求空袭重庆的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中枢机关，甚至直接袭击市民，“给敌（中国）国民千万极大的恐怖”，袭扰中国抗战后方，使军民丧失抗战意志，生产生活难以为继。1938年12月26日，22架日军重型轰炸机，在陆军航空兵团团长寺仓少将指挥下，自汉口直扑重庆，揭开了大空袭的序幕。
1939年5月3日13时17分，45架日本中型轰炸机分两批轰炸了重庆。5月3日晚6时许，又有27架飞机轰炸重庆，并投下燃烧弹。两次轰炸，共造成平民6000多人伤亡，在4日的轰炸中死亡即达2000人。
1940年春夏之交，日军发动了代号为“101”的更大规模空袭，空袭频率加快，调集300多架飞机。从1940年5月18日当年的第一次轰炸，到9月20日之间，日军飞机大规模出动有30次，平均4天就有一次大轰炸。日方公布的资料显示，出动飞机2023架次，投弹1404吨。可以推算，每次空袭，出动飞机近70架次，投弹22吨。8月19日和8月20日，轰炸达到高潮。19日出动飞机190架，第二天是170架。这年轰炸，不仅针对商业区、居民区，还对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等教育设施、医院进行了轰炸。
1941年夏季，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轰炸（代号102），7月21日至8月31日共42天，对重庆轰炸14次，出动飞机2389架次，投弹1500余枚，即每3天就有一次空袭，每次出动飞机170架次，投100多枚炸弹。8月7日后的一星期，轰炸“无六小时间隔”。
现将“疲劳轰炸”，特别是1941年轰炸所造成的损失作如下介绍：
（1）重庆地区高校所受损失
1940年5月20日，日机轰炸南郑的同日，又在重庆肆虐。日机出动70架，将重庆市区变成火海，大火燃烧七八天之久。余烬尚温，日机又集中轰炸重庆的文教机构。5月29日，日机向沙坪坝重庆大学周围投弹70余枚；又炸北碚复旦大学，炸死教务长孙寒冰及职员、学生4人，伤4人。同日重庆沙磁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被炸，死学生7人，伤数人。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专科以上学校呈报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情形的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4。
1940年7月4日，日军飞机猛烈轰炸重庆大学和内迁的中央大学，两校主要校舍均被炸毁。
1941年7月5日，日军轰炸重庆川东师范学校，该校大部分被毁。《档案史料与研究》，1994第3期，第8页。8月23日，日军飞机再度空袭重庆沙坝学校区，各校均损失惨重。此外，西南联大、复旦大学、四川教育学院、西北农学院、云南大学等先后遭日本飞机轰炸，损失严重。
重庆大学的损失：
1941年10月31日，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洪元向教育部报告：
“案查去年8月10日及21日敌机常扰陪都师部，本校西屋被炸，公私损失惨重……兹查明8月10日敌机轰炸时，本校作育所中弹一枚，附近落弹一枚，炸毁办公室一间，并震毁全部寝室、试金石及饶家院教职员宿舍。21日再度被炸，理学院门首中弹2枚，该院一、二、三楼门窗墙壁屋瓦器具多被震毁。饶家院教职员宿舍中弹一枚，炸毁舍屋10间，余均震坏。运动场中弹两枚，试金室中弹一枚，附近落弹一枚，新生宿舍附近落弹一枚。前后中弹计有11枚之多炸毁大小房屋，震坏校舍校具按照？估计，修复校舍约需国币545000元，添置校具约需国币156800元，合计共需国币70万元。又查上述两次轰炸时，教职员遭受损害者计有蒋梅笙等12人，据报损失各物约值国币22240元。”
1943年9月9日，国立重庆大学校长张洪元呈文教育部，汇报该校抗战以来所受损失情形，“查抗战期间，本校所受损失，关于仪器及化学药品方面，计31年2月在仰光随时测量仪器，电气仪器，采矿冶金仪器，及其他化学药品36箱，当时值20余万元。此项仪器、药品系于民国26、27年间向德商兴华洋行订购，始因交通梗阻，寄存港栈，嗣因欧战发生，被港政府扣留，中经函托香港中央信托局代为交涉，始准提货，不意30年4月，经凭财政部免费内运护照，由香港运抵仰光，承运之利安公司即倒闭，致未能赓续起运，时局吃紧，本校于41年2月电请中央信托局抢运，及中央电台住腊代表张慈涵就近协助，率以抢运不及时，全部损失，估计现值2000万元。关于校舍方面，本校于29年5月29日被敌机轰炸，中弹50余枚，工学院及教员院第3号楼房均被炸毁，行字斋、气象台、绘图室、农场房屋、男女生宿舍及教员院第1、2、3单元各幢，大部均被震坍，或震毁。理学院瓦及玻璃，亦均损坏。工学院仪器各系均有损坏，尤以电机系损失最大，其他校局具损失亦多，当时约值25万，现值800万元。又30年8月10日及21日复遭轰炸，计10日体专科办公室一间全毁，课堂寝舍多被震坏。21日饶家院教职员宿舍炸毁10余间，余均震坏。理学院第一二三楼门窗墙壁屋瓦校具，亦多被震坏，当时估计约75万，现值1200万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现值约4000万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584。
国立中央大学损失：
1941年10月29日，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呈文教育部，并附损失清册七本，统计了1940年8月两次被炸所受损失，“案查本校于去年8月2日及8月4日两次被敌机狂炸，损毁情形已经于8月29日及9月4日发电呈报在案，关于全校两次被炸之损失，当即分别从事调查，兹将已调查完竣者，先行开列于后，计房屋675800元，图书10万册7631元，材料62690元，车辆10万元，用具22051076元。物品52077元，以上共计121800876元”。
1941年8月中央大学连续遭两次轰炸，其被炸情形及损失为：
“兹查是日（28日）校区以内，共中炸弹23枚，计总办公处前着重磅炸弹1枚，屋顶全部震坏。化学馆航空系教室各着弹3枚，房屋全部炸毁。法学院、理学院、林学院办公室教室及建筑系教室均被波及，塌毁一部分；艺术系教室着弹2，屋顶门窗全部震坏。学生第四宿舍第六宿舍教职员饭厅及教职员第三宿舍各着1弹，屋顶门窗全部或一部被炸毁。开水房以及学生第二厨房各着弹2，房屋全部被炸毁。学生饭厅着1弹，屋顶门窗墙壁被炸一部分。第二教室、第十四教室各着1弹起火，全部焚毁。校门口着1弹，校传达室电灯房警卫室及材料室震坏。第二防空洞顶上及第二球场各着1弹，尚无损失。惟并屋瓦被震落者计算在内，则全校房屋已无一完整，多被震坏，当时估计约75万，现值1200万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现值约4000万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中央大学电呈该校八二八被炸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847。
“8月30日敌机袭渝，本校又遭轰炸，共着弹15枚：计警卫队储藏室、办公室、本校材料室、汽车房，共着燃烧弹3枚，起火燃烧，储藏室公物及材料，全部焚毁，损失甚重……图书馆、学生第四、第七宿舍、学生第一厨房、学生大饭厅，各着1弹，房屋炸毁或震坏一部分。工人厨房着1弹起火，幸即扑灭，教职员宿舍着弹2枚，房屋毁坏大半，教职员第三宿舍尚未修复，又落弹3枚，马路侧着1弹幸未炸发。”
1941年9月19日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呈报8月23日敌机轰炸损失：
“财产损失情形：查是日轰炸东山之敌机，共计九架，投掷燃烧弹及爆炸弹约百余枚；在本校及其切近周围区域，约有四五十枚，致月塘第一男生宿舍新建之楼房一栋，全被炸毁，经查原造价值约373625元，该宿舍其他部分屋顶之同被震毁者，估计原价约450元；又白塔街本校女生宿舍一部分被毁，并震坏门房及其他部分之屋顶，估计原价损失约270元；总计房屋损失共为原价445625元；该两处一切应用公物，如写字台、自习桌椅均被炸毁，原置价值约共4038元。其中住宿学生之书籍衣物，尽被炸毁，损失情形至为惨痛。惟详细数目，尚难作精确之估计，计损失较重者，女生有谢云清等9人，男生有石真球等34人。至各教职员因职务关系，与个人经济情形，不能遵令疏散移往乡间，仍散居城市各处者，此次被炸，所住房屋，或被焚烧，或被炸毁，书籍衣物之损失，亦极惨重，当经详细调查，计有倪德修等13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849。
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呈报该校磁器口附设实验药厂1941年8月23日被炸损失情形：
“本校磁器口附设实验药厂，于本月23日午后全部被炸。查是日敌机27架，于午后滥炸磁器口，投弹约100枚，本校附设药厂四周，落弹数十枚，房屋全部震毁，所有一切原料成品玻璃仪器及各项生产器具等，共计损失约8万余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校长陈思义为呈报附设实验药厂被炸损失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849。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第32节 “疲劳轰炸”造成的损失(2)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1941年8月两次被炸损失为：
“查本院于8月11日惨遭敌机轰炸投弹30余枚，炸毁总办公厅女生宿舍及作物组房屋各一部。复于23日向本院投弹数枚，幸落隙地但仍震坏房屋多处。是月30日复将本院男生宿舍、第四教职员宿舍及女生部澡堂炸毁各一部，并炸死工友杨精益一名，炸伤工友蔡子光一名。本院有财产损失统计已达126562元之多，员工财产损失统计已达34155元。现恢复建筑之维修费应需52652490元，而赔偿损失之购置费应需款123481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颜歌呈报被炸损失及维修购置计划仰祈鉴核惠拨巨款救济员工损失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847。
（2）西北地区高校被炸损失
国立西北农学院1940年8月30日遭敌机轰炸。1941年8月又遭日机轰炸，此次轰炸财产损失为：
“查本院于本年8月5日上午8时30分被敌机7架轰炸，投弹20余枚，本院大楼东北隅图书馆即印刷室附设高职办公室合作社等处均中弹被毁，房屋门窗水管玻璃图书仪器电料等损失约8万余元。训育员王文英、一年级学生宋肃孟、投考高职学生张杰仁被炸殒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849。
甘肃省立甘肃学院院长宋恪呈报该院1941年8月被炸情形：“查8月31日，敌机袭兰，本院竟遭惨炸，（当晚）……本院共落弹11枚，所幸师生工友尽皆无恙，惟交通部会计训练班，借本院房屋办理，死学生2人，炸毁教室2座，共计8间，办公室3座，共15间，学生宿舍12间，贮藏室2间，此外大礼堂前檐全毁，图书馆南墙亦倒，防空洞一部亦遭塌陷，至实验室及其他所有房屋，概受波及除门窗屋顶墙壁悉数破裂外，即什物器具亦大部损失，……恢复以前，最低估计，非15万元莫办，前请钧部准拨救济费5万元，俾资补助一节，恳祈准予从速拨发。”《呈报本院被炸情形及修理开课经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案849。
1940年5月29日，国立西北医学院向教育部报告：5月20日，日机袭南郑，在该校上空投弹40余枚，炸死教授兼教务主任杨其昌及两名学生，该校损失惨重。《专科以上学校呈报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情形的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5284。
1943年9月11日，国立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报告该校搬迁、被炸等各项损失为：“查本校原设辽宁沈阳，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校舍及各种设备均沦入敌手，约值过去之银币1070余万元。嗣于同年10月18日在北平复校，经过5年于之惨淡经营，粗具规模，26年七七事变起全校徙至西安，所有北平校舍及设备约值银币82万元，亦均陷入敌手，27年春以敌机空袭频繁，西安校舍密迩机场，无法继续上课，乃迁至四川三台，所有西安校舍虽在，但不能利用，本校不能不列入损失，而迁费约值银币7万元。在三台遭受敌机轰炸及历年防空设备之损失约合银币5万元。是本校在抗战前后共计损失，约合银币1214万余元。”
1943年9月，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赖连向高等教育司报告该学院变迁及损失，该院系于1938年秋奉令合并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改组而成。“本院前身各院校于抗战开始时由平津各地几经南移，图书仪器等物有未及抢运出险者，有既经搬运而于途中遗弃者损失甚巨。该院校等直接所受损失亦即本院间接之损失，迨至本院成立后数年来锐意经营而设备仍欠充实。缘抗战中所遭损失有以致之兹经查明，图书仪器损失现值亦即系本院于抗战后期待复原所需用，计中英文图书约值332000元，各工程学系仪器约320万，总计共需美金35320元”。
1943年10月，私立焦作工学院根据行政院政务处函“以联合国订立战后救济及复兴协定，美国政府将于今秋召集会议讨论一切，饬查明抗战期间损失估计战后复原费用分列清单具报，以便汇转提案等由”，对抗战以来学院损失进行调查，附清单二纸，“查本院图书仪器机件等在焦作未沦陷前已运出一部分，展转新乡郑州许昌西安天水南郑等地，或被轰炸，或被颠覆，或经潮湿，或经散逸，损失较重。尚存国立西北工学院借用之数，其余一部均属不急用之件，或太笨重之件，未及运出焦作即被沦陷，尽为敌有，留有房屋家具亦均为敌所毁没。现查明，抗战期间损失之现值约计美金174万元，又以战时教育计划力量集中，奉令与国立西北工学院合并，战后准予回焦作复校，将来图书仪器之装运及购置房屋家具之修理及建设需款甚巨，估计战后复原需要之费用约计美金179万元”。
（3）西南地区高校损失
西南联合大学的损失：
日军空袭昆明从1938年9月28日开始，持续至1943年底。其中以1940—1941年最烈。其后随着“飞虎队”的投入战斗，空袭的威胁渐趋稀。敌机直接轰炸到联大校舍的有两次。一次是1940年10月，另一次是1941年8月14日。1940年10月13日下午2时左右，敌机27架飞入市区，投弹百余枚。这次轰炸主要以联大和离联大较近的云南大学为对象，俯冲投弹，联大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毁，该院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也多震坏。该院校舍系租自省立昆华中学之一部分，其中昆中北院中数十弹，损毁甚巨；昆中南院也有震坏。此次轰炸中，清华大学在西仓坡设的办事处也遭2枚落弹，屋顶遭到严重损坏。办事处后院中用于存储重要卷宗的防空洞被炸弹震塌，两名工友被埋在洞里，以身殉校。
1941年8月14日的轰炸所致损失比上次更为严重。“本校于本月14日被敌机轰炸，校舍被毁，业于当日以急电呈报在案。兹查本校新校舍被炸毁房屋64间，震坏房屋210余间。计常务委员会，教训总三处，事处出纳2组，图书库全部毁坏。生物及地质实验室各毁一所。此外各办公室教室宿舍或全部被炸毁或毁坏一二间不等。房屋部分按照时价，损失35万元，家具部分损失11万元，电料等项损失15万余元，三共统计62万元。图书及仪器部分……不过22000余元。又师范学院及附属中小学系租借云南省立工业职业学校校舍，此次被炸毁房屋89间，女生宿舍系租借昆华中学校舍，次此被炸，倒毁房屋48间，上述两处被震毁者共约190余间，倘照原样修复，所费必更不赀，但即简单修葺，俾可勉强应用亦需20余万元”。《西南联大电呈被炸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849。学校教室只好作为宿舍。
国立同济大学代理校长周均时1941年8月30日报告：“查本月11日上午9时敌机狂炸宜宾，本院门诊部后座中一弹，库房膳食厨房炸塌，办公室右首板壁一座震坏，并震破窗户多处，经于十二三日停诊两天加以整理。”同济大学附设医院门诊部被炸，计六类别物品损失共33500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849。
在1941年8月23日的空袭中，国立交通大学分校的损失，计屋瓦墙壁灰顶竹篱课桌方凳各项估计合共12997元。
此外，在原省的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1943年12月22日报告，该校财产间接损失，自1938年至1942年，计191920365元。又原复计划必需费用，依照现值最低估计，需215万元。
相比有形的损失，“疲劳轰炸”对市民和师生的精神摧残更难以文字表述。时时响起的防空警报，使人闻之如惊弓之鸟，是人们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梦。人们正常的生活作息完全被打乱，饮食无常，席不暇暖。躲避空难时，在防空洞里一躲就是2小时，最长达9小时，洞内人多空间狭小，空气浑浊，潮湿难耐。时间一长，再有耐心的人都会烦躁不安。空袭对中国民众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折磨和煎熬。1941年6月5日的重庆校场口“大隧道惨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此次惨案中，共死992人（儿童151人），伤八千多人（重伤二百多人）。轰炸增加了物价上涨的速度，恶化了师生的生活状况。跑警报也给人们的身心以很大的伤害。警报有3种，跑警报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根据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1942年毕业生徐泽物统计，自1940年5月2日至1941年12月24日昆明共有预行警报95次，空袭警报72次，紧急警报52次。在这些警报中，自空袭至解除，共约300小时。警报声声，人心惶惶。文浩：《日军空袭威胁下的西南联大日常生活》，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
应当指出是，在国土沦丧，敌机狂轰滥炸，中国教育机关备受摧残的情况下，广大教育工作者不辞千辛万苦，大部分大专院校迁至大后方，坚持办学，使中国的教育事业没有中断，这对于国民教育的维持，传统文化的延续，现代知识的传授，人民素质的提高，以及抗战所需的技术人才和建设人才的培养，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第33节 沦陷区奴化教育及其危害

日本在占领区，以武力为后盾，日伪积极推行奴化教育，为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服务，对中国的教育事业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摧残，成为中国教育史上黑暗的一页。日本在海外的殖民教育和奴化教育，是其对外侵略扩张罪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建立“大日本帝国”长远国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比军事侵略更深层次的侵略。其危害更是不可忽视的。
一殖民奴化教育体制的建立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对中国原有教育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实施奴化教育。伪满洲国在国务院下，先由民生部下设教育司，后改设文教部，作为掌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先后任文教部长官的有郑孝胥等人，但实权在日人次长手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将殖民奴化教育推行到关内。首先，在各级伪政权中普遍设立了教育行政领导机构。1937年12月，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老牌亲日汉奸汤尔和出任教育总长。1940年11月，汤病死后，周作人、苏体仁、苏刚、王克敏等先后充任此职。1938年3月，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教育部长先后为陈则民、顾澄、赵正平。1940年3月，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教育部由赵正平、樊仲云、戴英夫、李圣五等出掌部务。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积极推行教育制度改革，大力模仿欧美先进的教育制度，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全国教育行政机构初步建立。大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更为科学合理，崇尚科学文化知识渐成风气。1937年7月，日军大举侵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较为发达的江浙等地尽入敌手。占领区内一切原有教育行政机关被彻底出线。各级各类学校或为日军焚毁，或为日军占用。日本占领当局在沦陷区摧毁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同时，大力破坏中国教育体制，大肆推行奴化教育。
日伪统治我国东北的初期，教育政策的着重点，是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内容和教材，代之以日伪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并竭力散布殖民主义的教育观点。德富正敬在他1940年出版的《满洲建国读本》中狂妄的宣称，“以大和民族的优秀的国民性和它的文化作为中心，结合土著民族固有的文化，建设新的大陆文化”。伪满教育司长田村敏雄在他1940年出版的《满洲建国在文化上的意义》一书中更为露骨地说：“新满洲国的文化的真髓，实际上是日本的文化。换句话说，是大陆版的日本文化建设。”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
1实行“新学制”，全面降低文化水准。
日伪于1937年在东北开始实行“新学制”，并逐渐推广到关内。该学制的特点：
（1）缩短学制。在小学教育阶段，仍采用四二制，头四年初小改为“国民学校”，后二年高小改为“国民优级学校”。中学教育缩短为四年制，改名为“国民高等学校”。在高等教育阶段，改为三年制，全部学程13年，比当时日本国内的学制缩短了整整5年。缩短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学习年限，实际上是限制了中国青年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2）中等教育职业化。“新学制”废除普通六年制中学，改为分科的四年制中学。男子国民高等学校（中学）分为农科、商科、工科、水产科、矿科等。以1940年的统计为例，在160所中学里，农科占102所、商科34所、工科22所、水产科2所。可见，日本统治者实行中学职业教育，就是将教育任务定位于培养专供日本殖民主义者驱使的初等技术人才。学校的课程以理科为主。伪满文教部次长田中义男曾说：“满洲国的教育内容是以实业教育为主。”中小学“却偏重于古代的课程，但是以六经为主，因为惟其六经才能使他们做圣人”。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4页。
文化知识各科，尽量压缩减少，所占学时极少，却大量增加为日本侵略者卖命的“勤劳奉仕”、“实务终日实习”、“体炼终日训练”及军训等内容。
日伪控制的高等教育尽量压缩能培育爱国精神的专业和科目。以东北为例，专科以上学校计大学13所，学院8所，养成所3个，共23校；其中公立者计20校，私立者3所；医、工、农、师范科多，而少文科、理科，其为施行殖民地奴化教育，更无疑义。
（3）学科混合，加强殖民思想教育。由于害怕学生可以从地理、历史等科目中感到祖国的存在，敌伪将小学历史、地理、自然等科混合成为所谓“国民科”。后来干脆取消“国民科”，改为奴化训练的“建国建设”课。中学除灌输奴化思想的“国民道德”课外，还将历史地理合为“地历”课。后“国民道德”也改为“建国精神”。所谓的“建国精神”，讲的不外是“日满一心一德”、“中日亲邦”、“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东西。取消原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党义课”，代之以宣传封建道德的“修身”。
（4）在大学中，实行“日满共学制”。日本学生利用特权大量入学，占总学生数的55%以上，中国学生只占39%。充分反映了伪满教育的殖民性。建国大学兼收日、韩、台、满（中国）、蒙、俄中学毕业生。日生必修汉语，其他学生必修日语。实施混合教育，以养成其所谓“建国精神”，用心至为恶毒。根据伪满有关方面统计，1943年各大学在校学生只有6000余人，教员1000人，而日本学生竟占了55%。伪满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在《教育之再认识》（1940年版）一书中得意扬扬地说，在中国东北日本人教育的普及程度高过日本国内。他还说，在东北的“所有的日本人都要上大学”，“在满洲国的日本人应该注意的事，是一方面要保持作为日本人的自尊心，同时还应该认识到满洲国是自己创造的，自己乃是它的最后负责人。”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
降低东北民众所受教育修有学问的水准，是日伪控制教育的目标之一。田村敏雄认为，“在满洲，对于全体的观念尚未彻底，也没有推爱报国的观念，试观社会的意识状态，愈是受过教育修有学问，推爱及物、谢恩天地的观念也愈见浅薄。”［日］田村敏雄：《教育与经济》，载《建国教育》第5卷第12号。
2在学校系统外，还设有进行特殊奴化教育的机构。
如伪满设立的王道书院、建国大学、大同大学等。建国大学和大同学院，直隶伪满洲国的国务院，不归“民生部”（即文教部）管辖。它们是专以培植高级汉奸的高等学府，同时又是制造种种殖民主义舆论的中心。日伪还特设了“大陆科学院”。建国大学成立于1938年5月，修业六年。在前期3年中，有所谓“精神训练”、“军事训练”、“武道训练”和“作业训练”。在后3年中，分为政治、经济、文教三科，但“神道及皇道”、“武道及武术论”、“民族协和论”、“东亚联合及国际团体论”等课程则在必修之列。凡入学者一律公费，毕业后无条件地任为高等官。可以说，这完全是日本一手操揽的学校，1941年有日本教官71人，日本人以外的教官只有9人。该校设有大学院和研究院。研究院的教育内容，基本集中于所谓“建国精神”的研究。它有“建国精神研究班”、“日本精神研究班”、“国土研究班”、“东亚及世界秩序研究班”、“皇学研究班”及“共产主义批判研究班”等。［日］山根幸夫：《“满洲”建国大学与日本》，载《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所谓研究院，专门从事炮制殖民理论。一是用“独立的新国家”的谬论，来掩盖日本殖民统治的傀儡性；二是用所谓“新国家”实现了“王道乐土”、“五族共和”的“政治理想”，来掩盖日军刺刀林立的血腥统治；三是用“日满不可分的关系”，来为日本侵略者吞并中国东北制造理论依据。这些颠倒黑白的谬论，就是要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要东北青年忘记自己的祖国。
在社会教育方面，在华北地区，日本占领者利用其控制的新民会，面向社会推行以“反共兴亚”为重心的教育。新民会在省、市、县占领区各地普遍设立新民学校、通俗讲习所、新民教育馆、新民茶社、新民问事处等组织机构，并广泛利用电台、电影、标语、集会进行汉奸宣传。从上到下，从学校到社会，建立一个广泛深入的汉奸教育体系。
在华中，除官方教育机构外，汪伪政权运用大民会，以及名目繁多的民间教育团体，如中国教育建设协会等挂着民间协会招牌的奴化教育机构，以贯彻“和平反共建国”为己任。
在河南郑州，日伪设立“中原自治学院”，挑选各县青年，强迫受训，3个月后分送各县，担任教育、宣传等汉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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