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第一章我被选入中央纪委工作

　　一 我被选入中央纪委工作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被选为重建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当报纸公布名单时，我是毫不知情的。不仅我不知情，连新派到我院工作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孙萍同志，也毫不知情。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我说“不知道！”他才亲自打电话问中共北京市委。市委领导告诉他，报纸上发表的汪文风，就是你们二外院的汪文风。即使这样，有的同志问到我和我的家人，我们也不敢认准，甚至不敢点头。因为问题太严重了，如果同名同姓，如果有了其他差错，历史经验可鉴，不仅会闹出天大笑话，而且还可能发生预想不到的事端。我们手头除了一张报纸，是什么文字的东西也没有的。直到中央纪委的开会通知发到我的手里，看到通知上的大印，我们才敢认真。
　　1979年1月4日至22日，我出席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我们终于打听到了开会地点京西宾馆的所在。3日晚，二外院总务处长楚文彬同志找到我的家里，一定要派个小车送我去开会，我谢绝了。4日清晨，老伴和孩子们送我到公共汽车站上路。到了京西宾馆，我问门卫的一个军官，“请问，这是京西宾馆吗？”他十分严厉和警觉地问：“干什么！”我说“来开会的”，然后萎萎缩缩地敬上了开会通知。我当然不了解这是比列席人员、工作人员更硬的一种通知。他立即“啪”地立正、敬礼。我已经二十七八年不着军装，不精军道了，倒是虚惊了一下。然后才一路通行无阻地报了到，领了贴上照片的红色出席证和有关文件，上楼进入房间准备开会。
　　重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共有委员100名，绝大多数是曾经担任过中央和国家机关正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正副书记的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像我这样比较年轻的同志，只有五六个人。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同志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中央纪委第二书记邓颖超同志，第三书记胡耀邦同志，常务书记黄克诚同志等都在会议上讲了话。胡耀邦同志对当选委员中参加会议的97名委员，一个一个地叫着姓名请他们站起来，向出席会议的同志，各部委办局列席的负责同志，其他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同志介绍这些委员。
　　当介绍到我时，他叫的是江文风，可见当时中央的同志没有一个人了解我。邓大姐立刻纠正他说：“不是江文风，是汪文风。”胡耀邦说：“是江文风”。邓大姐说：“不不不，名单我是看清楚了的，是汪文风。”胡耀邦同志又拿起名单，仔细查找，才笑着说：“对对对，是汪文风。”然后说：“这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编印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童怀周’小组所在的汉语教研室主任……”接下来说了一些对我们的鼓励之词。领导同志们讲话之间，邓大姐接过话筒说：“汪文风同志，会议结束后不要离开，我有话对你说。”会议中途休息时，邓大姐就在中央组织部干部陈文伟同志的陪伴下，来到我的座位，拉着我的手，一起到了会议厅的后台。气氛当然是非常亲切、欢快的。当邓大姐问“你来北京前在哪里”，我答在重庆时，邓大姐突然严肃地问：“皖南事变时你在哪里？！”我说我当时只十岁，在街上流浪。邓大姐才又笑了。又问我认识新华日报哪些同志，并说她很忙，抽不出身来，要我代替她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找到张友渔同志，到中央统战部找到于刚同志，向他们问好，转达周恩来同志生前和她二人对他们的怀念。这嘱咐我执行后，专门向邓大姐作了汇报。在我们住会的京西宾馆，我跟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中央纪委委员平杰三同志分配在一间房子里。
　　平杰三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我原来所在的单位属统战部管。那个单位的主要领导人要打一个反党集团，我不同意，与之发生了矛盾。他倚仗有康生、曹轶欧撑腰，又要把我打成反党集团的组织者。并且搞了许多材料，追到我新调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我所在的支部，开了一个会准备批评我。经过我说明矛盾的来龙去脉，同志们都推说不了解情况，批评无法进行下去。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要我到农村搞“四清”。我已经到了河北新城县北方中村，领队的一位厅长才告诫我，不要跟那位领导去争斗了，他有康生、曹轶欧支持，“你是斗不过的”，他要我“销声匿迹”，“算了！”平杰三同志等统战部的领导，认为当时的我还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一般干部，在那个单位的所谓“反党集团”中，好几个人比我的革命历史长，水平也高得多，我这个人实在没有资格和才能成为这么一个“集团”的组织者。这么生拉活扯，岂不是大大的笑话吗！不赞成他们那么整我，说了一些公平话。殊知“文化大革命”一来，我原所在单位那位主要领导人，竟在康生的保荐下当了“中央文革”的成员。康生还在我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信上，作了相当长的一段批语，声言他对那位领导是支持的，他们之间的来往是密切的，全力支持那位整我的领导。我所在单位的那位领导人还在报社宣扬，说我反对他，是中央统战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维汉”支持的“反对中央”的活动。造反派还把康生的这段批语和出处，在北京市到处传抄，印在各种红卫兵小报上。这样，不仅我本人，连平杰三等为我说过话的高级干部，都受到了批斗。而今素不相识的一老一少，竟然住在一个房间里，提起往事，谈了个没完没了，深夜尚不肯入睡。这是我到中央纪委以后能够娓娓而谈的第一个同志。
　　一天晚饭后，中央纪委副书记、秘书长魏文伯同志叫着我的名字，找到我们的房间来。刚一坐下，他就对我说：“决定会后把你留下来，在中央纪委机关工作。我特地来征求你的意见。”我说，目前我知道有几个去处，一是教育部打算留我；二是兵器工业部张珍同志已派人到二外院调我；三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陈荒煤同志要我到文学研究所去，而且荒煤同志已经同我谈了话。按照我的爱好，我还是想到文学研究所去。魏文伯同志当即沉下脸来，轻声地但语气却是相当重地说：“把你留下来，是黄克诚同志在中纪委常委会议上提出的，是经过常委决定了的。”我一看形势如此严重，立刻表态说：“我服从党组织的决定！”魏文伯同志这才转颜为笑，说：“这就对了，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我又讲到从第二外国语学院转行政关系、党的组织关系的问题。魏老说：“由我们给北京市委打个电话，要他们通知二外院，不就行了吗！”在座的平杰三同志，原对外文委副主任、中央纪委常委曹瑛同志，都表示赞成我留在中央纪委机关工作，说中央纪委也需要比较年轻一些的同志。
　　在会议期间，老同志们对我都很关心和爱护。邓大姐对我说：“我们这里，都是一些老同志，你不要拘束。该说就说，该玩就玩，该吃就吃，该乐就乐。”部队的唐天际同志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为我削了一个大大的梨，硬要我吃，还对我讲了他所亲身感受的在南昌起义时期、湘南暴动时期，林彪究竟有些什么表现，“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怎么不符合实际。并说：“你们反对林彪、反对江青，我全力支持你们。不过，现在有人想借机反对毛主席，这是要不得的，是错误的，不要上他们的当。”在小组会上，由于许多老同志都是从监狱、管押所出来的，谈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罪恶事实，无不义愤填膺，发言也长。主持会议的王从吾同志说，你们就短一点说好不好，也让(他指我)小青年们说说(其实当时我已近五十岁了)。这个时期，有的造反派头头扬言，他们年纪轻，“试看十年后的域中，竟是谁家天下”。为此，帅孟奇大姐专门把我叫到她的房间里，谈防止林彪、江青搞的这种反革命路线由别的野心家、阴谋家改头换面地进行复辟的问题。我说，我们可以培养更年轻的同志，来代替受毒害较深的人。她说：“很好，我见到上头的同志，把你这个意见说一说。”



第一章十年的周旋(1)

　　二 十年的周旋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是1964年秋才建校招生的，院址在北京东郊的定福庄。我是1965年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调到二外院工作的。
　　当时的本科学生加上干训部学员还不到一千名。1966年新学期一开始，虽然还在上课，但领导班子的精力都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上了。校领导发动学生批判二月提纲；学习“五·一六通知”，批判“反动路线”；看“有问题的电影”，批判“反动电影”。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人心惶惶，莫衷一是。究竟谁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谁也说不清楚。康生、曹轶欧伙同北京大学聂元梓搞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一出笼，又传说毛主席批判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大家似乎知道点情况了，但终究还是不明白事情的真相。《人民日报》的文章是针对宋硕、陆平、彭云的，还针对谁，大家还是不明白。在第二外国语学院，从怀疑院党委是黑帮党委，到“向夺权者开火”的大字报，从保卫院党委的游行示威，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派了一位副主任来，宣布院党委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黑帮”，“政治部、教务部、院务部是反革命司令部”。
　　很短时间内，就举行了几次彻夜的批判大会，揪出了一大批院、系、教研室的领导，把他们定为“黑帮分子”。这样，全院很快就分成了两大派。
　　从1969年7月24日到29日，周恩来总理五次来到第二外国语学院。他来时，总是清晨天还未亮，就让人打着手电筒看大字报；他在辩论会上，听取各种不同的发言；他在学生食堂吃饭，把菜汤都喝个精光，还交了伙食费。最后一天，他讲了话，说“只要革命，就有前途”；“你们大家要团结起来”；“是他(点那位外办副主任的名)把你们带错了路”；“至于你们学院的领导干部嘛，你们大家来看吧”。至此，二外院已经逐渐平息下来。
　　但紧接着，江青来到了二外院隔壁的广播学院，宣称那里的党委是坏的，工作组长也是坏人。戚本禹抵达离二外院只有两站公共汽车路程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东郊分院，找群众组织的头头谈了话。东郊分院很快又重新乱了起来。“文化大革命”中外事口的运动，指向了陈毅同志。但是，周总理却一直坚持说：对陈毅同志要批评，要帮助，要支持他的外交工作。陈伯达、江青、王力、戚本禹都先后出马，要打倒陈老总。他们煽动一些人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说不打倒陈老总誓不罢休。他们纵容姚登山夺了陈毅同志负责的外交部大权。从这个时候开始，上面的斗争，逐渐显出眉目来了，真正形成了“站队”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到处揪斗“走资派”，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恶行。
　　这一恶行影响所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二外院西边，有个商业小区，小区有个猪肉案桌，一个组长，两个组员，总共三个人。有的人，往往把好肉藏起来，把猪肝猪肚藏起来，卖给他的亲朋好友、关系户，或自己弄回家去。这样，肉案上只有“丹顶鹤”(大肥肉盖了薄薄的一点瘦肉)，“白天鹅”(全是大肥肉)了。这里的顾客以知识分子居多，对此很有意见。当时，在那三个人中，还就数那位组长耿直、正气，总是把别人藏起来的好肉搜索出来，一边骂藏肉的人，一边卖给大家。可是在公布打倒刘少奇同志那几天，我去买肉，却见肉案那里，挂了红布为底、黄字显著、姓名打了大叉叉的横幅，大书“打倒××、××、××刘少奇在我案的最大代理人×××”，最后叉的是那位组长的姓名。看到这些，人们都有口难言，因为当时江青一伙就是提倡“矛头向上无害论”的。乱抓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江青集团的又一个恶行。
　　二外院下放到河南明港期间，我们的医务室只有两个医生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医科大学毕业生，医术较高。其中一个在对学院问题的一些看法上与院革委会、特别是革委会的某常委不一致。有个星期天，那位医生并不知道那天会全体加班参加积肥，老早就去了明港镇。有人见到她在一家商店门口啃烤白薯，就向上级作了汇报。黄昏时，医生刚从镇上回来，就被罚站在桌子上搭的凳子上，左右前后直摇晃，吓得她面色苍白。当时批判这个知识分子的“理由”是：不肯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某常委为了利用这个“典型”，“教育本人”，“教育群众”，亲自出面追问她：“你吃的白薯是从哪里来的？”按当时流行的逻辑推理，她应该答“是贫下中农种的”，可她偏偏哭泣着说：“是我用钱买的。”于是，那位常委又问：“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按当时的处境，她应当说：“是工人、贫下中农创造的。”可她偏偏说：“是财务科发给我的。”那位常委再问：“财务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企图要她说出的语意是工农创造的，我要接受工农再教育，可她偏偏说：“是从银行里取出来的。”那位常委厉声追问：“银行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意在步步深入，逼对方说出他认为贴边的话，以便作下面的文章。殊不知，那位医生偏偏不能理解这位常委究竟要怎样，急得直哭，泣不成声地答：“我不知道，不知道，的确不知道。我哪里晓得他们银行是从哪个印刷厂拉出来的钱呢！”这好像是个笑话，但确是事实。开钢铁工厂、帽子工厂，任意上纲上线扣帽子，其目的就是整人。这是江青集团的重大罪行。
　　江青等人的恶行影响所及，闹出许多笑话。我们学院有个总务处长，过去在部队时，为林彪站岗放哨。一天，他与一些同志读报纸，看见上面宣传说，祝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无意之间冒了几句：“林彪哪里健康呀，他是见不得太阳的，汽车都要开进屋子里才出来，又怕阳光又怕风。”这个同志说这些话，顶多是有点逞强好胜，摆摆自己有点亲身的经历罢了。可有人把他这些话向上级作了反映，他又跟院革委会另一位常委不和，立即被专案组立了专案，打成恶毒诬蔑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九·一三”以后，传达了林彪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的事情，按说，这位原来的总务处长，该解放出来了吧！不然，专案组又揪住人家，强令这个林彪的老警卫员交代林彪、叶群、林立果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怎么搞阴谋的。说这是保卫“中央首长”的大事，不交代不行。这位同志十分委屈地说：“我为林彪站岗那段，他还没有当国防部长和副主席呢！我在外面站岗，哪知道谁来了，谈了些什么呀？”“那时还没搞‘文化大革命’，我怎么交代他们的阴谋活动啊！”这位总务处长，最后终于被逼成半身不遂，瘫痪了。还有一次，康生在接见几个造反派头子时，号召他们抓特务。他说：“主要是从一些通外语的人当中去抓。他们里通外国，说的话别人又不懂，你知道他们说些什么，搞些什么呀！”在康生的煽动下，当晚，外事口各单位，就发生了乱揪乱斗的事情，打死了好几个无辜的同志。“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量罪恶事实，擦亮了人们的眼睛。虽然大家闷在心中，敢怒而不敢言，但群众心中蕴藏的愤怒，犹如一堆干柴，一丁点儿的火星，就可以引发熊熊烈火。
　　1976年，已经完全不同于1966年了。十年斗争，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判断真善美与假恶丑了。1月8日，中国人民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经历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昼夜操劳，忍辱负重，为平毒焰，积劳成疾，仍辛勤工作，竟与世长辞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亲眼得见，亲身体会到了周总理所一贯主张的搞好生产建设，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反映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周总理被江青反革命集团阴一句、阳一句批判的所谓“经验主义”、“经济主义”、“用生产压革命”，实际就是在为人民谋取利益。周总理号召搞好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已经渗透到群众的心里了。周总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及他在个人的思想品质上、道德风范上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长期以来就为人民群众所赞颂和景仰，因此，人民群众是热爱周总理的。但江青等人却处心积虑要整周总理。
　　1967年，“中央文革”江青、康生那伙人暗指周总理也提出和执行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74年以后，又诬陷周总理搞“复旧”、“复辟”，“继绝世、举逸民”，手段一次比一次毒辣，用心一次比一次歹毒。他们先是以“5·16兵团”的名义公开炮打，后是用“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手段影射攻击。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起到有利于他们的作用，相反，周总理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望却越来越高，越来越受广大群众的热爱。江青反革命集团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江青等人整周总理，反而使群众觉悟了。不管在群众运动中对反周总理是坚决抵制、坚决反击的人们，抑或是曾经上过当受过骗的人们，都觉醒了。周总理逝世，亿万人民痛哭失声。悲痛不已的群众，纷纷要求扩大瞻仰周总理遗容的范围，加强全国哀悼的气氛。
　　盘踞在中央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却与广大人民群众尖锐对立。他们一方面咒骂沉痛悼念周总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哭丧妇”，是搞“四旧”，是“孝子贤孙”；另一方面他们也预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他们不能够再骗人了，他们也骗不了人了。于是，他们就疯狂叫嚣：要警惕人民群众“用死人压活人”。江青迫不得已走到周总理的灵前，向周总理的遗体三鞠躬，但她故意在鞠躬时不摘掉帽子。她玩的这个卑劣的小动作，当即就被广大群众识破了，在许多人集体观看电视的场合，人们当即就发出了愤怒的吼声：“把帽子摘掉！把帽子摘掉”！江青等人不许群众自发地戴白花，戴黑纱，不许所谓“私设灵堂”，企图把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缩小到他们能够容忍的规模上。但是，人民群众偏要戴白花，偏要戴黑纱。当时全国城乡白花点点，全国各地黑纱片片，有人的地方就有灵堂，山河大地同悼伟人。他们说对了，人民群众就是要用逝者之圣，压倒他们这些生者之魔！
　　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悼念周总理的同时，一个更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就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展开了。许多人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出来，立即又参加进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山人海的悼念活动中。在周恩来总理灵柩移送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的当天，人们早在凌晨一两点钟，就扶老携幼，自发地冒着凛冽的寒风来为总理送行。从人民大会堂至八宝山几十里路的长街上，组成了几十万、上百万人的两道厚厚实实的人墙。人民群众翘首以待，为自己的好总理送行。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心情，其实此时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来了。
　　1976年春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两个毕业生——邮电部的吴江(增权)、军委总参谋部测绘局的乔文祥，各自抱着自己的孩子，回到第二外语学院，到我家来串门。这两个青年和跟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几十个青年，是一批出奇的青年。早在1967年七八月份，他们就贴出大字报，认为第二外语学院的全体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志，要求不论参加哪一派的干部，都要一律“解放”出来，按照“文化大革命”前的职务安排工作，在学习中要“有私批私”，“有修斗修”，用提高思想觉悟的办法来解决干部问题。这在当时那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形势下，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聒噪干部都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培养出来的人，不可靠，要大换血的形势下，的确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创举。我跟他们在运动前毫不认识，但是，当第二外语学院发生乱批滥斗、胡抓乱揪的情况下，在我被斗时，才认识他们的。当时，每当我遭到揪斗围攻，他们就主动站出来保护我。因此，我与他们建立了友谊。这次，他们带来了清明节与“四人帮”进行大搏斗的信息。他们不是干部子弟，更不是什么高干子弟，而是普普通通的农民的儿子。由此可见，林彪、江青之流搞的那套东西，在人民中是不得人心的。接着，我们在一起商量了在邮电部群众中怎么办，在总参测绘局群众中怎么办，在第二外语学院怎么办的问题，并决定动员从第二外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科学院外文图书发行所、三机部、新华社的学生，邀约他们参加清明节与“四人帮”进行大搏斗。
　　十年内乱之前，我是第二外国语学院政治部办公室的负责人，担当了工作，还未及正名，就受到冲击，被打成“保皇派”、“保皇狗”、“保皇党总书记”、“小爬虫”、“变色龙”。由于我被国民党逮捕过，坐过牢。当时，坐过国民党的牢而没有死，还出来的人，一抓“叛徒”，不是叛徒也是“叛徒”。我又被组织派去对国民党特务进行过调查工作。“文化大革命”起来后，一抓“特务”，看到我有那么多关系，不是特务也是“特务”。因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是连连升级的。这依当时的许多搞法来说，的确是“合乎逻辑”，也“顺理成章”的。有的红卫兵娃娃看了我的档案，听了介绍我的案情，特别好奇，偏偏争着要军宣队、工宣队、院革委会派他们参加对我在重庆的历史进行调查。可是每次调查回来，我的情况恰如我过去的自传中讲的，专案组提出的疑问一个个地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但军宣队、工宣队、院革委会还是怕漏掉了大鱼(大叛徒、大特务)，又专门先后三批派出调查人员，排除了学院内部的人，每次出发前都专门要我向他们交代全部历史全部工作。甚至我提出介绍可以，不要说我“吹嘘自己”，即使以后也不能用我“吹嘘自己”来讽刺挖苦我的意见，他们也接受了，他们允许我尽情地说。这种调查本来应该是特殊保密的，但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混乱的情况下，调查人员回来，有的对我竖大拇指，有的对我说：“你年轻的时候真棒”，“调查你的情况我们好像看了一部惊险小说”。这样，凡是加给我的帽子，经过调查研究，不得不一顶一顶地给我摘掉了。军宣队还在内部专门召开过一个比较大型的介绍我的案情的会议，承认我是苦孩子出身，小时候是与狗争食的。自幼跟随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总也不能放过我，说我解放后是“变了”、“修了”，其根据是我家被子堆了一大叠(我有五个孩子)，星期天节假日总要炒个回锅肉，喝二两二锅头。这样宣布了对我的第二次“解放”，还发给我“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得到过的“红宝书”和毛主席纪念章。经过如此梳过来篦过去，反反正正，正正反反，我倒成了第二外语学院这块小天地里的一个“名人”了。在反对我的人们当中，我在啧啧议论中成了“名人”。在同情我的人们当中，我在点头微笑首肯中成了“名人”。
　　吴江、乔文祥同志回到第二外语学院来，也就是想利用我这个被栽上的“名”，又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的地位，发挥一些影响，在与“四人帮”的大搏斗中起一些作用。我把清明节与“四人帮”大搏斗的消息，暗暗告诉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同志，并叮嘱暂时要不露声色，等到运动起来以后，就趁势制造舆论，制造声势。在我主持工作的汉语教研室，有二外院原来的同志，也有从别的学院新调来的同志。在原二外院的同志中，原来分别参加三派组织的人都有。但是，在大家体察出“批林批孔批周公”是影射攻击周总理之后，在要维护周总理一生光辉声誉问题上，大家都默默地考虑到一处来了。群众组织的各派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用心，都逐渐看清楚了，甚至小学生都窃窃私语小胡子(康生)不是好人。一股汹涌澎湃的狂潮，在人们心里躁动着。
　　1976年3月份，我们在学院内部以汉语教研室的名义，贴出了悼念周恩来总理和悼念陈毅元帅的两个白色大专栏，引起了全院的瞩目。4月5日，北京天安门运动被“四人帮”镇压下去了。7日，公布了颠倒是非的两项决议。殊不知，8日凌晨，第二外国语学院北食堂(教工食堂)，就发现了反对“四人帮”的小字报，写的是：“毛主席万岁！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打倒江张姚三家村！”这张小字报充分反映了天安门运动的主要精神。其实后面还有一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但学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不知是害怕大家怀疑他们执行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呢，抑或是担心大家把小字报及其作者认作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了，以后他们在其内部查对笔迹的大量工作中，也一直不敢公布这第四句话说的是什么。当然，“文化大革命”扶起的当权派也不是十足的白痴和笨蛋，他们不好明说谁谁谁写了这张小字报，而是采取了内部搞笔迹鉴定。公开查核3月下旬至4月上旬谁去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干了些什么，看到了些什么，以及追查学院内部和社会上存在的抨击“四人帮”的所谓“反革命政治谣言”等办法，来紧缩包围圈。
　　我所写的文章的原稿都被强行要去，退回来时，许多字的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以及各种偏旁字头，都用铅笔画了圈圈，是来不及将铅笔印迹擦去呢？抑或是故意留下一个心理上的威胁，就不清楚了。我是搞过公安报道工作和检察工作的，既有一些技术知识，又懂得一些政策。我想，与其默默无声地吃个闷胡芦，不如公开摆出来让多心的人莫衷一是。我就抓住这点，高举毛主席一再教导政法干部不准用特情侦查手段对待党员、干部的指示，直接找军、工宣传队和专案组理论。他们没有做过专门工作，情知公安专业知识和政策水平不如我，只能答复说“那是随意勾画的”，“谁敢对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搞笔迹鉴定、搞特情侦查呀”，弄得他们只能推卸赖账，尴尬不堪。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泄了气，输了理，降了格。当然，他们在广播大喇叭上的威胁、恐吓、挤压、诱导，声嘶力竭的狂呼乱叫，每天几次搞半夜突袭，矛头针对的就是汉语教研室。



第一章十年的周旋(2)

　　他们的这些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在召开的有全院几百人参加的党员大会上，院工宣队长和革委会主任，以追查天安门广场活动和“反革命政治谣言”为名，声色俱厉地对我进行了当众审查和追询。工宣队长：(叫我的姓名要站起来)你说，你参加了天安门事件没有？！答：我是4月3号那天，从那里路过，去看了一下。这些，在小组会上，不是每个人都说了吗？工宣队长：我没有跟你谈每个人，我是问你。你在天安门，干了些什么？！答：我……我看了看花圈，有许多花圈很大，有许多花圈做得很精致。我在想，如果靠我这个手艺，笨手笨足的，一定做不出来。(全场一片哄笑)工宣队长：(对大家)不准笑！不准笑！严肃的斗争么！(转对我，严厉地)我是问诗词，问诗词，反革命诗词？！答：这个嘛，人山人海的，挤得很，有一个人把我的腰都撞痛了。啊，诗词，我看见有的人在朗颂，有许多许多的人还在拍巴掌。我想，算了吧，不去看它了，听又听不大清楚，就回学院来了。(两位领导同志气得鼓鼓的，全场又大笑。)工宣队长：(高声地)我问你，为什么你那个教研室，查反革命政治谣言不积极？答：是那样么？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很积极的。但是，有的是在公共汽车上听说的，有的是在大操场放电影时黑咕隆咚地听人说的，有的是在男厕所里听女厕所那边的女同志说的，有的是在女厕所里听男厕所那边的男同志说的。唉，我倒是在想，应该专门学习好追查的技术，追查起来……可能就好些了。(全场禁不住的再一次哄笑)院革委会主任：我说，你，说来也是学院里的一个中层领导干部了嘛。师傅好好问你，你为什么老这么嬉皮笑脸地打哈哈呀！答：他们要笑，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又没有笑嘞！(又是一片哄堂大笑)。
　　汉语教研室的同志，参与了天安门的写诗、抄诗、藏诗。诗词的少部分副件，作为抄录来的，按清理规定上交了，大部分原件藏进了蜂窝煤炉的夹层，用塑料纸包好埋进了花盆，卷进了绵线团，用绵线缠了数十百层，作为线团存放起来。至于“反革命政治谣言”，我们不仅听见过，还加过工。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为了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派了两个人，一男一女。这一男一女说话和气，从不生气，从不赌气，但都是惯于打小报告的人物，他们善于探听到别人难以探听到的内容。他们到了汉语教研室，找了一个大家都认为是“快嘴”的同志，问她知道多少“政治谣言”。那位同志说：“我倒听过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想知道的，我不敢说。”派去的人说：“你说吧，在这里说说可以不追究，不算在传播之列。”于是，她说了：“这是领导上要我说的，不是我自己说的。”经点头承诺之后，她说：“有人说毛主席骂中央首长，你是‘上海帮’，‘四人帮’，你不要搞了，为什么还搞呀！你只代表你，代表你自己，你不代表我。不过我没有相信，我怎么能够相信呢？”“有一天，毛主席要许世友和王洪文，把自己的拿手的本事显一显给他看。许世友站在一堵墙根下，运足了气，平地身体竖着上升一尺许，几分钟悬浮空间，然后轻轻落下，面不改色心不跳。主席说，许世友表演过了，王洪文，你会什么呀？王洪文说，我会打猴拳。主席说，打猴拳也好嘛，你打一套来看看。王洪文就猴子舞爪地打了一套。主席鄙夷地笑了，说：我看哪，还是许世友是真功夫。你不行。”她紧接着表白道：“不过我不相信，主席日理万机，你说哪会有功夫看王洪文打猴拳呀！”“这可是领导非要我讲的，不是我在腐蚀领导啊！要不是这样，机关枪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讲。”当时的事实说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康生等人，与广大人民群众完全处于对立的状态。他们睁开眼睛是瞎子，张开嘴巴是疯子，竖起耳朵是聋子。他们看不见，听不到人民的声音，他们说的话也没人听，实际上，他们已经陷入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虽然还在滥发淫威，但他们的日子长不了。有一天，教研室的一个同志来找我谈他的政治观点。对这个同志，我们本来没有把吴江、乔文祥来和我串连在清明节要与“四人帮”进行大搏斗的情况透露给他。但他是强烈反对江青等人的，因此才来找我。他谈到天安门运动中，他写过一首《请示》的诗：“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诗的政治倾向是鲜明的，遣词造语也简洁。他说，他准备被捕，坐牢，枪决，说如果发生那样的事，要我们照顾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态度十分诚恳。我俩沿着学院的办公大楼转悠，又在大操场走了一个大圈还不忍分开。“四人帮”的穷凶极恶，逼得我这个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地下工作人员，重操了在重庆进行斗争的手段。我告诉对方，以上对我说的话，到此为止。只要没有人揭发检举，查笔迹的技术鉴定，是搞不出什么东西来的。因为笔迹不像指纹，在技术上就不能单纯具此认定。即使因此被抓了，只要矢口否认，抵死不认账，对方也难以定性定案。关键是善于隐蔽自己，额头上又没有刻字，怎么可能就找到你的头上来？这个同志的妻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我专门骑车进城，到广播电台宿舍找他。遍寻不着，只能向他的邻居打听，人家说，已经好几天不见他家的人了。我更着急，担心他出了事，心急火燎地满处找。最后，总算在复兴门修建中的立交桥下，发现这位同志和他的小女儿，在一块塑料布搭的篷子里休息，才放了心。这个时期，“四人帮”还在抓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学院提出大震大批判，小震也批判，不震更批判。但这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工、军宣传队和院革委会的新贵们，把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而飞黄腾达的命，看得比我们更有价值，生怕房子被震塌下来，把他们好不容易短期增值的性命给葬送了。因此，他们既要搞批判，还要防地震。要搭地震棚子，开始时又没有材料。我们就建议拆大批判专栏。这一建议，居然获得造反派领导们的同意，人人动员，个个动手，把原来那些用高级木料、崭新席子搭起来的大批判专栏，拆了个鸡零狗碎。为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势就大大减弱了，对那张反“四人帮”小字报的追查，相对地也放松了。但是，他们还要组织会议，还要批“三项指示为纲”，批三个文件。当时的领导专门点名让汉语教研室的领导和教师要发言。他们这样做，也是要看看我们的态度究竟如何。我们经过研究，觉得完全拒绝批判不行，要批。于是，有的同志说，听人说邓小平家包包子，买了两斤猪肉馅，我们家包包子才买一斤肉馅。这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什么呢！工、军宣传队的一位领导说，他们家人口多，买两斤肉馅包包子，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另一个同志马上插话说，那可不是这样，我们食堂卖的包子，咬两口还见不到肉馅，这怎么不算什么呢！弄得那位领导眨眨眼睛，只能留下苦涩的笑。有的同志说，我要为我们妇女同胞说几句话，你看，方海珍、江水英、李铁梅、阿庆嫂、柯湘、白茹、李奶奶、阿妈妮，都是我们妇女中的佼佼者，谁否定革命样板戏，谁就是否定我们妇女，这能够容忍吗？一位院领导说，也不能单说是对妇女怎样怎样。我们另一个同志又插话道，马克思说过，所有妇女的彻底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怎么能够不把妇女的英雄放到主要地位上呢！那位领导也无可奈何。院工、军宣传队和院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对汉语教研室的同志下了一个结论：这些咬文嚼字的知识分子呀，看问题抓不住重点，就知道旁敲侧击，打哈哈，政治思想水平总是提不高。逐渐地，也就对我们失掉了兴趣，丧失信心了。以后，召开全院性的、部门性的批判大会，他们也就不组织我们发言了。
　　1976年10月初的一天，写《请示》那首诗的同志从城里来到学院，悄悄告诉我们两三个人，广播电台被接管了，负责接管的主要领导人是耿飚同志。这可是杨、罗、耿(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啊。听他讲了这个情况后，我们感到整个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我无法平静下来，赶忙向宣传部的陈明灿借了一辆自行车，蹬车进城，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光明日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有老同志、老朋友在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公安部到处打听，终于得到了确实消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全部被逮起来了。我买了卤猪头肉、二锅头、鞭炮，邀约了几个互相信得过的同志，晚上在我家喝酒放鞭炮，以示庆贺。这时，学院军、工宣传队和院、系、大组两级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还蒙在鼓里。
　　第二天，院革委会的主任碰到我，问我昨晚为什么闹腾。我只笑笑，未做回答。正式一级一级往下传达逮捕了“四人帮”，大概是在10月10日。这以后，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的领导同志们对我们客气多了，生怕我们“闹腾”。但是他们手里又握了两张王牌，一是两个“凡是”，一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仍然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逼近了，我们只有冒险一搏了。于是，我们把隐藏的天安门诗词挖掘出来，找一个印刷厂钢板字刻得好的同志，油印了近二百份《天安门革命诗抄》。出版诗抄，要有一个名义。“四人帮”已经粉碎了，我们明人不做暗事。起初，大家说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名义，正式打出招牌来。后来，考虑到教研室有两三个同志，与主持搞这件工作的同志，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而是由于个人之间的芥蒂，总是合不来。于是，我们采取了出榜招兵，签名参加的办法，完全自愿。签名参加者，有李先辉、白晓朗、黄林妹、胡连朴、刘兰英、蒋士珍、黄玉文、罗丹、杨昆明、张润今、石淑兴、赖梅华、刘志宽、赵寿安、朱清颐、汪文风，共十六人。其实，徐政良、张敬棠、宋来魏、胡锡珍、徐祖武以及新来的一个同志，虽未签名，也积极参加了选诗词、编辑、核对，参与鉴定是否是在天安门广场贴出和经历了战斗的硝烟的诗词，他们也参加了校对、印刷等工作，工作中也很积极。已签名的，我们商议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起初说叫“佟怀周”，后又考虑到“佟”字不通俗，干脆叫“童怀周”，这是共同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意思。
　　1977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周年纪念，我们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名义油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贴上了天安门广场。由于周总理在国际国内的崇高威望，由于天安门事件从悲天恸地到血腥恐怖，我们的诗抄一贴出，就轰动了北京，轰动了全国，轰动了海外。每天，我们都要接待来第二外语学院川流不息的来访者。来访者都要求铅印出版，让更多的人共享天安门的战斗氛围和美好词章。但是，我们对于那种要求扩大“童怀周”的组织，把它推到全社会，以及建议“童怀周”选出几个领导人的意见，却开会予以否决了。我们开始筹备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铅印本。由于受到两个“凡是”和“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压力，原来答应给我们帮助的单位纷纷退缩了。这样，不得不由我们自己来印刷出版。按照第二外语学院原来的规定，系和公共课教研室主任，是有权批准印刷教材和阅读参考教材的。我就将《天安门革命诗抄》作为“汉语阅读参考教材”签字发排。但印刷厂的领导，既支持我们这项工作，又胆小怕事，说：“这明明是天安门诗词么！”我们只得找到一贯支持我们反对“四人帮”的原副院长翟良超同志和教改组的一位副组长李越然，加签了字，排版是没有问题了。要铅印，哪来那么多纸张呢？我们还有一位被赶下台的副院长彭平同志，过去在延安就有组织这类工作的经验，他各方面人事关系也熟悉，我们找到他，立即从北京市二轻局搞到第一批纸；又通过被二外挤走的另一位副院长唐恺，经中央宣传组的王揖同志，从人民日报搞到第二批纸。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上下下和院外许多单位、许多同志的热情支持。一谈到是编印“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天安门诗词，被我们求到的同志无不大力协助。铅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以汉语阅读参考教材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编辑的名义出版了、发行了。汉语教研室变成了全国各地、各单位派人来购书和议事的场所。中央电视台专门为我们“童怀周”小组拍了《敢傲严寒绽春蕾》的电视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我们拍了新闻片。日本各通讯社、各大报社的记者团，西德的作家，都对我们进行了访问。我们在接待外国记者时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功绩是不能够抹煞的”。他们也如实地进行了文字和图片报道。韩先楚同志派来的同志开玩笑说，韩司令员说了，“如果你们因为编辑出版诗抄还受到什么威胁，他可以派两辆坦克车来摆在你们教研室的门口，对你们进行保卫。”宋庆龄副主席，也来信对我们表示感谢。
　　一天晚上，我背一大袋《天安门革命诗抄》，闯进了我工作过的公安部大院，去到办公厅负责同志陆石的家里。我说，“我给你送书来了。你要抓人，我就在这里。”他问：“什么书哟？”我说，《天安门革命诗抄》。他一下子紧紧地抱住我，说：“我的好同志啊”！以后，我们每次出书、出画册，都通过陆石同志，送给罗瑞卿同志一份，席国光同志一份，凌云同志一份。罗瑞卿同志问到我的情况，听了陆石同志的介绍，然后说：“好嘛，闹天安门事件的，有我的干部；抓天安门事件的，也有我的干部。”“这些青年同志，冒了那么大的风险，不容易呀！”在一次彭真同志主持召开的会议上，有人向凌云同志介绍到我，他一面点头，一面笑着说：“神交已久！神交已久！”胡耀邦同志在一些报告中，多次谈到天安门诗抄，谈到“童怀周”小组。有一天，第二外语学院原副院长彭平同志找到我说：“邓楠同志要到学院来看看你，问你的意见如何。”我说“欢迎！欢迎！”这时，小平同志还没有出来工作，但我无所顾忌。不几天，邓楠来到二外院，来到我们教研室。我们四五个人和她一起聚谈。邓楠说，“你们敢于组织‘童怀周’，听说是这里的党委书记支持你们。”我们的同志哈哈大笑，有个快嘴姑娘说：“他不支持我们，他支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楠又问，“他是不是我爸爸的老部下？”我们的快嘴姑娘说，“没听说过。我们主任才是你爸爸的老部下。他在周总理逝世周年，还写了一首长诗《无题》，是反映小平同志一生的战斗经历的。”并问邓楠要不要抄走。邓楠说，“不要抄了。你们贴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们家就抄了两三份。”又问到我什么时间是他爸爸的部下，我说：“在中央西南局的时候。不过，你爸爸是西南局第一书记，是一号，我是新华日报的记者、编辑和校对科科长，隔得太远。一批判，有的人就硬给拉近乎了。”大家又哈哈大笑。在我们讲了一些反对王、张、江、姚的“反革命政治谣言”之后，邓楠问我：“你有什么话对我爸爸说，我可以带回去。”我说，“我们的意见，以后千万千万不要瞎闹腾了，大家齐心合力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吧！”临走时，邓楠给我们留下了她家的电话、住址，要求加强联系。从二楼下楼梯时，我请邓楠同志站着让大家看一看，像不像她爸爸。她站着了，挺了挺胸。大家说：“真像！”以后，小平同志就出来工作了，但他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重要，我们也就不好意思去加强联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被选为一百名中央纪委委员之一，是陈云同志建议的，他说：“要从反对‘四人帮’的群众中选一个人到中央机关来工作。”据说，中央组织部派了两个老同志到二外院了解我的情况，负责接待的同志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相当强烈，对来调查的人说，“他呀，哈哈哈哈，是个一保到底的老保。”去调查的同志后来说，当时他们正在找老保，就碰上了个一保到底的老保。还真要谢谢第二外语学院那位接待调查组的同志，她的用意是贬低我，却说出了实情。在那段时间，我们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小组的名义，先后编辑、出版了《天安门革命诗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正、续编，《天安门诗词一百首》，《天安门诗词三百首》，《“四五”运动纪实》，《天安门运动画册》等。这些书，在华国锋同志题写了书名并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前，即在海内外已经发行了二百万册以上。我们的书，都收了一点工本费，除购买纸张、印刷发行的支出外，税务机关曾向我们提过收税的问题。当我们把情况如实报告以后，他们也表示可以不收我们的税了。余下的二、三万元钱，全部交给了第二外语学院的财务部门。“童怀周”小组的每个同志，赠送《辞海》一部，作为对大家辛勤工作、搬运扛抬的酬谢。



第二章着手审理“两案”(1)

　　三 着手审理“两案”(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重新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问题。林彪虽然早在1971年“九·一三”就自我暴露、自我爆炸了，但是当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还盘踞在中央。江、张、姚、王为了保护自己，极力阻挠对林彪集团的错误和罪行彻底清查。并且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采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手段，不准审查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同时利用搞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机会，又继续陷害一批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军队里的一些好同志和虽然有一定错误、但不属于林彪集团的同志。他们以此来排除异己，插手军队，继续他们的篡权活动。
　　江青集团是1976年10月6日被粉碎的。但是，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有些同志，本身在十年内乱中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他们也没有能彻底解放思想、消除顾虑，也不同意采取坚决的措施，彻底清查林彪、江青集团的错误和罪行，反而一方面说清查“四人帮”的罪行只能清查到1975年1月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顶多只能清查到1973年8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画框框，定调调；另一方面，又沿袭十年内乱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在对林彪、江青集团的“揭”、“批”、“查”中，虽然打击了一批林彪、江青集团的残余分子，但也伤害了一些不该伤害的干部、群众。他们在对江青集团主要成员的逮捕、预审中，既不去追查他们的主要错误和罪行，又采取了乱批乱斗的方法，甚至沿用了开批斗会的办法，以致给江青以口实(尽管她干这些事情的时候干得特别起劲)，用以对审查进行反咬。老实说，“四人帮”虽然被逮起来了，当时还没有一条实事求是的方针政策。“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大量的冤、假、错案暴露出来了，怎么查处？怎么查证落实？每个案件的责任何在；被诬陷、被伤害的广大干部、群众，不仅从人身上、政治上予以解脱，还要从精神上、思想上给予解放；对冤死的、伤残的，又怎么办？林彪、江青集团，十年当中采取了一些“造反”标准，“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人员，有的是属于造反起家的分子，打砸抢分子，坚持错误路线不改的分子。必须把他们调离领导、要害部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理，直到开除党籍，有刑事罪责的还要依法追究。但的确也有些表现较好的同志，需要分别对待。所有这些问题，靠原来的中央专案组，是难以解决的。
　　我曾到云南、河南等地对那几个地区的“揭、批、查”进行过实地考察，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不能说是不重要的。主要是打击面太宽，不少是完全搞错了的。我曾经亲手转呈中央纪委主持日常工作的王鹤寿同志两个大案，一个是北京的“李冬民案件”，一个是江西的“李九莲案件”。鹤寿同志作出坚决查清的批示以后，在各方的艰苦努力下，都作了平反处理。李冬民原来是北京中学“红卫兵”两派中一派的头头，因此被吸收进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并当上了常委。他嫌北京市当时的主要负责人许多事情不跟他商量，甚至有时开常委会也不让他参加，因此在林彪案发以后，对这位主要负责人贴了一张大大的大字报。1976年三四月，北京天安门爆发了“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 ‘四人帮’”的斗争，他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就有所觉悟，进行了一些反对江青集团的活动。殊不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却伙同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之流，派人与李冬民会面，提出了一个“抬邓保王反华”(诬指抬邓小平、保王洪文、反华国锋)的问题，被李冬民拒绝。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仍炮制了一个“抬邓保王反华”的反革命“李冬民集团案件”，并由当时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层层传达，北京市更做到了家喻户晓。逮捕了当时已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李冬民以及他的许多亲朋好友。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冬民提出了申诉。这时北京市纪委筹备组的甘英等领导同志，认为这是一大冤案，主张坚决平反。但北京市的主要负责同志却以此案经过了中央工作会议，北京市无权平反为由，几经反复，拖延不理。李冬民把申诉材料送到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宿舍的家里。王鹤寿同志看到材料后，指示我一定要见一见李冬民，仔细谈一次话，关键是看他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态度。我遵照他的指示约李冬民在第二外语学院大操场谈话，后来向鹤寿同志作了汇报。他批示北京市纪委筹备组彻底调查。有中央纪委的大力支持，北京市纪委筹备组把“李冬民集团案”查了个水落石出，写出了平反决定，由中央批准。
　　事隔半年以后，当我在京西宾馆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粉碎“四人帮”以后还逮捕了反对“四人帮”的干部、群众时，公安部的一位领导同志仍不认账。对此事，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在会上说了话，支持了我的发言。黄火青同志并命我们整理了有关李冬民案件和其他案件的材料，那些同志才无话可说。李九莲是江西的一个女青年，由于反对江青之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被逮捕入狱。应该说，错的是当时颁布的“公安六条”。问题是，在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有的人出于派性，竟在提审李九莲时蓄意提到林彪，采用诱供方法。李九莲由于长期在押，不了解外面的情况，担心上当，就说了不许污蔑林副主席等话。而有关部门竟以她在林彪集团垮台以后，还吹捧林彪，罪加一等为由，残酷地处决了李九莲和她的几个同伴。鹤寿同志把此案批给中央纪委办公厅朱利同志，几经周折，才使李九莲的冤案得以昭雪。
　　所有以上情况都说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后，在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案件，首先在党内进行审理，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从而分清是非、分清罪行与错误，只将确有严重罪行的重大罪犯移交并建议国家司法机关起诉判刑，达到教育挽救绝大多数的目的，是多么的必要和重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建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百名委员。我也是在这次会上由基层选拔出来，经过全会选举担任中央纪委委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制造十年内乱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它们首先是反党集团，由于搞阴谋，有大量祸国殃民的严重罪行，因此也是反革命集团)的案件，交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审理，是完全正确的。重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接受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交给的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的任务。
　　开始，建立了以副书记刘顺元为首的一组，审理林彪集团案件；以副书记张启龙为首的二组，审理江青集团案件；还建立了王鹤寿同志直接领导、以副书记章蕴为首的另一组，审理康生、谢富治的问题。当然，三个组都由王鹤寿同志抓总。在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王鹤寿的统一领导下，负责具体审理工作。我被分配到张启龙同志领导的二组，审理江青集团案件的工作。二组的成员有张启龙、曹瑛、刘鸣九、汪文风、刘丽英。王鹤寿同志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1958年8月16日，毛主席发出了“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号召。确定1958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向世界公布了比上年翻一番的数字。尽管冶金部在测算时也曾表示过困难，但后来还是执行了。这就是全民大炼钢铁的历史。因此，王鹤寿被从冶金工业部部长调任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革命”领导小组和造反派召开的批斗王鹤寿同志的会议达500多场，但广大干部消极，群众消极，全国著名的工业劳动模范消极，因此总是形不成批斗的气氛。他们把这情况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指示说，“这是王鹤寿拥兵自重，越是这样，越要狠斗，一定要把他斗臭。”真乃“不是冤家不聚头，”现在是轮到王鹤寿同志来领导对她进行审查了。还有一个康生，早在延安时期，王鹤寿同志就因为他的极“左”，搞两面派，拒不接纳中央组织部调往他所管辖单位的干部，与之发生过争执。问题直闹到陈云同志处，才获得解决。这次，也是由王鹤寿同志领导来审查康生、谢富治问题。有人说康生在敌占区有被捕、叛变的问题，后专案组未查到确凿材料，鹤寿同志仍坚持，不确凿的材料，不能写到审查报告上。张启龙是红军初创时期的老干部，原来是个小学教员。朱德、陈毅同志领导南昌起义的部队到湘南的时候，他发动群众，参加朱德等领导的湘南暴动，后又跟随部队到了井冈山。他为人正直正派，敢于仗义执言，疾恶如仇，但说话也直。从井冈山开始，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在延安担任高级党校一部主任，建国以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但康生这个家伙的幽灵一直紧跟着他，从在井冈山时期开始，就一直诬陷他是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向康生索要的准备打倒的领导干部的名单上，就有张启龙，还用铅笔画出一条线，批注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第二章着手审理“两案”(2)

　　在我进入中央纪委机关工作以后，有一天，我原来的工作单位给我送来一个平反决定，主动纠正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对我的错误批判。我把它交给了张启龙同志，他看完后开心地笑了笑，说：“这没什么的嘛，我们两个是一样的。”这才把康生为江青开的那个名单给我看，并说：“你送给人事室吧，有个东西也好……”江青在延安时是张启龙的学生，他常抱怨：“嘻嘻，我教出了这么个学生……”可他仍想劝她悔过认罪，交代陷害大批干部的真相，拉她一把。张启龙同志的耿直，是令人敬佩的。有一次，他叫我写一个材料，他逐句逐字地审阅那个材料，阅后对我说：“哧哧，你这个大学中文教研室的主任，还让我这个乡村小学教员来给你写的文章改标点符号，嘿嘿嘿。……”对王鹤寿、张启龙这样1925年就参加革命、参加党的高级干部，我原来以为他们的生活不知有多么好。有一次，王鹤寿同志来到办公室就提到他新雇了一个保姆，专门照顾他的生活，给他炖了一只鸡，真好，赞不绝口。我却不以为然。像他那样炖一只鸡吃，我自己当时作为一个科级干部，每月98元，真是每个星期天都可以做到。他一个人单独生活吃一只鸡，竟感觉无比幸福，可见其生活的简朴。我跟张启龙一起住在万寿路中央组织部大院里，他们全家住在一幢别墅式的房里，每到傍晚，我从他的门前经过，他常爱叫住我，跟他喝上一杯白酒。菜，也就是四五个七寸盘的小菜，只有一个是带荤的。他老给我挟，也挟不了几下子就光了。后来我到广东、浙江、福建，碰到一些对我左尊一个“首长”，右尊我一个“首长”的部长、局长，餐中却是鸡鸭鱼蛇齐全，海鲜大菜满桌，真是感慨万千。曹瑛是原对外文委副主任。以前担任过驻捷克斯洛伐克等一些国家的大使。人们常议论，要说干部资格老，曹老真算一个，在共产党建立之前，人家就干革命了。据说，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是当地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位老人家耿直、坦率，对党、对同志披肝沥胆，但正如他自己说的，说话常犯忌。他对任何人的错误都敢于批评，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我到东四报房胡同他家去过几次，在他家吃过一次青菜熬稀饭就四川的白菜豆腐乳，对他家的古玩、陶瓷、玉器那么多，曾在思想上产生过疑虑。直到曹瑛同志逝世后，得知他立下遗嘱，将他所有国内外亲友馈赠给他的古玩、陶瓷、玉器，一件不留，全部捐赠给国家，才认识到他不仅平易近人，对同志肝胆相照，而且高风亮节，显现出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文化大革命”中，张启龙、曹瑛都被“四人帮”投入了监狱。刘鸣九也是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同志。他比张启龙、曹瑛的党龄要晚十年以上，是警卫员出身，在冀南当过王从吾同志的警卫员。据说，在他少年时代，有一次去冀、豫、鲁三省交界的河中游水，回家时正遇上敌人到他家里抓他。他老远老远就发现了敌人，于是，他穿着短裤，光着身子，就跑到八路军驻地参加了革命。“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国家建设部担任监察工作，军管领导人一看他的情况：贫农家庭出身，自小参加革命，又是在解放区，没有做党的地下工作那样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决定结合进部的革命委员会，而且过两天就要召开大会，宣布鸣九为主要领导人。正在此时，造反派抄另一位部领导同志的家，发现几个部领导在一起，议论江青，骂江青，其中就有刘鸣九，而且他骂得最凶。
　　这可了不得了，根红苗正的人，原来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有关部门立刻将他投入监狱。他又“不老实”，“四人帮”的审问官审讯他时，骂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却偏着脑袋反问：“我怎么现行了？你说我怎么现行了？我说了些什么？怎么反革命”？“四人帮”手里拿到的材料上都是他斥骂江青的话，是不敢重复的，弄得僵持不下，只得殴打他，折磨他。他个子大，在监管中吃不饱，每逢放风，就到管理人员种的地里挖白薯、摘辣椒生吃，一被发现，又是挨打受侮辱。“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刘鸣九为重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到山东、河北、河南检查工作，由于要求严格，常与当时的省委书记、省长们(有不少是他的老朋友)发生争议。争议时，他一时火起，总是说：“你们山东这么不肯认错，我不做山东人了”；“你们河北这么坚持错误，我不做你们河北人了”；“你们河南简直没有一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我坚决不做河南人。”他这样说，是因为他家所在的县，他家所在的村，处于三省交界。我们二组有的同志曾跟他开玩笑说：“你跟这三个省的领导都闹翻了，看你今后在什么地方安家？”他哈哈哈哈地笑着说：“只要我坚持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我就不信三省的群众会不要我刘鸣九！”在二组的成员中，排排历史，还算我跟刘丽英，是解放式的。在重建的第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百个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当过部长、副部长，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的，都是老一辈的革命工作者。我与刘丽英等四五个人，虽已是四十七八岁，却是当时最年轻的委员。刘丽英原任沈阳市公安局的人事科长。她的爱人是公安局的刑警大队长，遭到坏人的仇恨，“文化大革命”一来，就被打死了。紧接着，她的公公、婆婆也相继而死。她是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来清算林彪、江青集团的错误和罪行的。综上所述，二组这么一个班子，是不弱的。
　　但是，当时江青集团的案件，堆积了大量的档案材料要看，还有大量的揭发、控告、申诉信件，还要找一些人查实其主要错误和罪行。一组负责审查的林彪案件，情况也相仿佛。有一次，张启龙同志布置我和刘丽英同志找康生的原秘书来谈一次话。因为他是负责整理“四人帮”罪行材料的(指第一次在干部、群众中广泛层层传达的那个罪行材料)。人来了，坐在我与刘丽英办公室的沙发上，脸色苍白，好像双腿有点筛糠，屁股还不敢坐到沙发里面去，挂一半在沙发边上。我们那个沙发是很旧的，边上都成斜坡形了，害得他几次几乎滑在地板上。但他一口咬定他没有包庇“四人帮”的罪行。我们肯定了他负责搞出的材料，在揭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丑恶的历史、复杂的社会情况方面，是下了工夫的，是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在揭露“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方面，则严重不足或根本没有涉及。同时还说明这也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责任，而是在搞这些材料时候的受条件局限。他还不服。我就拿出他搞的材料，指出他的一个标题是“四人帮”诬陷周总理和康生，而下面引用的材料，却没有揭露诬陷周总理的内容，只有有利于康生的东西。我说，“这里，被塞了私货么！”他这下紧张起来了，面红耳赤，不得不点头说：“是那样……是那样……”。谈话完了，我们叫他想起什么新情况和问题，再找我们谈。他竟畏畏缩缩地不肯离去。我们诧异了，问他：“你是不是没有车？我们可以派车送你回家。”他又说他是有专车的，是坐专车来的。这样才放心地离开了我们的办公室。后来，我把这些情况对张启龙同志说了，启龙同志鄙夷地笑笑说：“康生他们过去就是这么搞的，找干部来谈话，问上几句，说你走吧。干部一出门，就被战士押走了。他以为你们也会这么干。嘿嘿嘿嘿！”



第二章着手审理“两案”(3)

　　我们既要看堆积如山的材料，又要不断找人谈话，接待来访，实在负担不了。同时，要把“两案”办得更认真，更扎实，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需要集思广益。经请示中央决定，成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中央纪委牵头，组织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军委的几百名同志参加，负责林、江两个集团案件的具体审理工作。这个办公室，对外也叫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先后参加“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会议的人员，据我的回忆有：胡耀邦(时已任中央秘书长)，黄克诚(中纪委常务书记)、宋任穷(中央组织部长)、王鹤寿(中央纪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江华、曾汉周(最高人民法院)、黄火青、李士英(最高人民检察院)、黄玉昆、史进前(军委总政治部)、曾志(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刘顺元(中纪委副书记)、张启龙(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中纪委副书记)、于桑(公安部副部长)。第二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是：曹广化、刘文、刘鸣九、彭儒(负责二办机关党的工作)、汪文风、刘丽英、郝志伟、包玉山、高建昌、张泰臣、吴斌等(先后分别担任主任、副主任工作)。二办下设一组(审理林彪集团案)、二组(审理江青集团案)、审理组、秘书组。在二组下，设审讯组(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公、检、法尚未及整顿，当时党内讯问与司法审讯也划分得不够清楚)，其成员先后有汪文风、陈伦、吴信传、刘澄清、刘瑞珍、熊传勤、龚世贵。我在担任光明日报社公安记者的时期，虽曾参与过对蒋介石集团保密局头子毛人凤亲自派出的在浙江温州梅沃登陆的刮苍山行动队队长周庆宝、电台长潘舟弘等一干罪犯的预审。参与过对政治骗子李万铭的预审。对华北一个横行平原的响马的预审。但对于曾在党内担任了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的人物进行审理，还是存在着内心发怵的情况的。
　　但是，有党和人民的支持，我鼓励自己，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为了彻底查清所有事实，调动一切力量搞好“两案”审理，中央又成立了一个向汪东兴、吴德、纪登奎、倪志福、陈锡联、王海容、唐闻生、张玉凤、章含之调查江青集团的错误和罪行的讯问组，决定由王鹤寿领导和主持这一工作。其下属人员有汪文风、张忠海、熊传勤、刘瑞珍。讯问组根据档案文件和讯问所得材料，经过反复印证，编辑出版了《毛主席批判江青、江青对抗毛主席指示》的文件摘要汇编。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四人帮”的祸国殃民的罪行，都表现了极大的愤慨，纷纷要求公审，严办，打击的力度要大，打击的层面要宽。不仅对着“四人帮”，而且对着“帮四人”。天安门有一幅漫画，题名“哥德巴赫猜想”，对跟“四人帮”干了坏事的人，讽刺为“弹簧脖子轴承腰，头上插个大风标”。说这种人只是没有头脑、没有立场地执行“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指示。有的人，对直接伤害过自己的对象，其仇恨甚至超过了江、张、姚、王。可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会造成这么个结果，却没有予以澄清。有的人还在搞两个“凡是”，是要把干部、群众压下去，维持“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对“四人帮”的审查、审判，正可以给全党、全国干部、群众一个回答，使大家了解真相，真正起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审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主张，既然要清查林彪、江青集团的罪行，就必须对十年动乱中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都彻底查清楚，弄个水落石出，分清是非，分清是罪行还是错误，不论涉及到哪一级、哪一个人，都应该尽量查清。另一部分人却说，清查只能清查到四届人大或党的十大前后为止，不能再往前查，否则就会产生“清查谁？矛头指向谁？是否要砍旗？”的问题。
　　这个前提定不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不能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贯彻，清查提纲就无从拟定，清查工作就难以进行。当时搞两个“凡是”的同志还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而这个矛盾和分歧，不论从内容和所面临的形势来看，都是必须加以解决的。王鹤寿同志的秘书、中纪委办公厅副主任凌华将这一情况向王鹤寿和胡耀邦同志作了汇报，经过领导小组讨论，支持了前一个意见，即对十年内乱中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律查清其来龙去脉，在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以后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案件审理的结果也证明，查清问题，清查的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行。斗争的矛头，指向的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办事，并不存在什么“砍旗”的问题。反倒是事实本身，说明了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但也有警觉，他老人家的一些主张，是公开的。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却是在背地里搞阴谋的，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早在1964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在当时外患(来自北方的霸权主义，挥舞导弹、原子弹，跃跃欲试)、内忧(思想分歧、政治分歧)夹逼的情况下，在党内的高层，对形势就产生了过分的估计。毛泽东认为，有三分之一的政权，可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有的同志甚至认为有一半的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所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开展之初，才说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发动了“自下而上”的“革命”。这就导致了错误。显然，这跟林彪、江青搞乱全国，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篡党夺权，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但毛泽东在估计形势、采取措施和用人上的错误，的确为林彪、江青集团，提供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借口和条件。



第三章了解主要对象(1)

　　在中外的历史上，儿子背叛父亲，妻子背叛丈夫，其实是不乏先例的。对此，莎士比亚的剧作，我国先秦及以后的历史著作，也都有所反映。从历史发展来看，有的是开明的儿子反对暴虐的父亲，革命的后代反对腐朽的先辈，是正确的进步的；有的则是腐朽的、反动的背叛了英明的、功勋卓著的先人。由于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丰功伟绩，使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不得不装扮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方法，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妄图实现其篡党窃国的迷梦。
　　从江、张、姚、王对付审查的态度上看，江青主要是一方面摆出夫人的谱儿，端着架子，显现出她是何等的重要，甚至骂人、训人，高抬自己；另一方面，在她的这一招碰了壁时，也说一些软话，乞求询问不要追得太紧，松一松“绑”。姚文元是尽量以“良好的态度”，力图以他三寸不烂之舌，把他们的罪行栽到毛主席身上，把一切祸国殃民的结果都推到执行上。王洪文则是在一般问题上侃侃而言，“吐吐吐吐吐”。在重大实质问题上，他就假装“健忘”。张春桥真有一副老牌特务的嘴脸，在询问中还哼哼哈哈，言语不多，还都说在要害上。江青有重大叛徒嫌疑。她在山东入党以后，又脱党，1935年到上海，与“复兴社”特务崔万秋拉上了关系，是被崔万秋捧出来的话剧和电影明星。崔万秋是个惯搞两面派的人物，因此也允许江青参加一点进步活动。江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逮捕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主办她的案件的人，是先大启、赵玉珊、阎松年。但是直接与江青交往的是赵玉珊。赵玉珊又称黑大汉。在江青刚入“中统”监狱时，起初还有些名演员的傲气，被赵玉珊一耳光打掉了，从此她低声下气，经常陪“中统”特务饮酒作乐，拉拉唱唱，往往深夜才被送回监房。她的自首和出狱手续，是由赵玉珊负责办的。“中统”释放了她，她就到革命圣地延安，组织上未作认真审查，由当时的社会部长康生代她隐瞒了这段历史和她在上海的腐朽生活作风。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康生的包庇，所以她跟康生的关系也格外密切。“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的大批干部和众多爱国民主人士受到污蔑诬陷，其名单就是由康生提供给江青的。全国解放以后，江青急匆匆地跑到华东地区，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查找赵玉珊的下落。后来查出，赵玉珊因为其反革命特务罪行，早被我公安机关处决了，她才作罢。但是，江青万万没有想到，赵玉珊当时所在的“中统”特务机关的上级领导先大启，却落入了我公安机关之手。这个先大启，早在1958年5月19日，就在狱中交代了“李云古”在上海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向赵玉珊、阎松年自首的问题。1968年2月20日，又交代了一次。然而这时先大启还不知道“李云古”就是当前赫赫有名的江青的别名。以后，先大启被释放出狱，而且在四川省人民政协当了委员，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又多次揭发了江青的叛变行为。
　　毛泽东很高兴学生听他讲课。他在延安讲课，江青总是专心地听，仔细地作笔记，而且她专门练就的那一笔狂草，也模仿毛泽东。后来我把江青的字与毛泽东的字迹相对照，感到的确颇有相似之处。哪里知道，人家早就起了这个心呢！但是，我们的广大干部，则对江青毫无好感。早在建国之初，我在西南局新华日报工作，就听一些老同志骂江青，还说元帅、将军们早就有意见，了解主要对象说她不配……当然，到“文化大革命”时，人们只有把骂埋到心里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用煽动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来诋毁分配上有差别的政策，并以此为来攻击和陷害大批革命老干部，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的高级民主人士。她把在生活资料分配上的差别，骂为搞“特权”、“特殊化”、“反革命修正主义”。而在实际生活上，她却是真正在大搞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特权、特殊化，十分腐朽。在北京，单她所占的住处，就有中南海的春藕斋，钓鱼台一幢楼房，颐和园一处小院。还把旧中国封建军阀、官僚买办也不敢据为己有，解放后一直为人民群众游玩的场所——北海公园——关闭，供她个人跑马、游乐、享用。她把大批描写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群众在旧社会的苦难、在新中国的幸福生活的小说、诗歌、戏剧、绘画、电影打入“反动”、“反革命修正主义”之列，凭空提出建国后十七年存在一条“不写正确路线、尽写错误路线”的文艺黑线。把许多写红军、解放军、地下革命斗争的作品打入另册，诬陷作者、导演、演员、层层经手和审稿的同志是“黑线”，而她却耗费国家大量外汇，专门进口大批淫秽、黄色的影片、录像带，以内部放映为名，满足她自己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以及她在政治需要上拉拢的人们的荒淫无耻的需求。江青及她的亲信和帮派人物动辄大排盛宴，而平时却无孔不入地占中南海工作人员食堂的便宜。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老同志还偷偷地给我看了几张照片，这是江青等人身着游泳衣裤的照片。照片上，江青左手扶着姚文元，右臂缠着张春桥，在游泳池旁边嬉戏，丑态百出。
　　据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揭发，有一年春节，江青对她的秘书、护士、警卫人员说：“今晚我请客，你们到食堂去把自己的那份饺子皮、饺子馅打来，在我这里做，大家过年，我出火。”人们不得不按她说的办，但在场的人们后来说没有一人过得愉快。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有一回她突然心血来潮，想到在青岛吃的雪里蕻味道鲜美，就叫大师傅给她买。大师傅买了，用香油味精拌好放在桌上，她只夹了一筷子，却硬说这个雪里蕻，不如她当大车店老板闺女吃的那个雪里蕻味道好，用筷子头使劲把盘子一戳，生气地说：“我不出钱，这个钱不准记在我的账上！”结果还是大师傅掏钱结的账。据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分析，当然江青也不是在乎这几分钱，她就是要在人前逞霸道，耍权威，以折磨他人为乐事。所以毛泽东曾经多次骂她是个“流氓”，是“女流氓”，是“政治流氓”。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不是忍气吞声地在她那里工作的。江青不仅没日没夜地无理训斥他们，谩骂他们，甚至殴打他们。她诬蔑护士小周给她拿的药不对，就硬给人家加上一顶“特务”的帽子，扬言非把小周送入大牢不可。此事竟然闹到周恩来处，周总理想尽办法把小周保下来，送到了别的工作岗位。江青自己享受着高级待遇，享受“特供”。她起个意，张张嘴，就可以搞公款宴请。但她却说她的钱不够用。
　　毛主席写了大量著作，按照规定，这些著作的稿费，是属于老人家自己支配的。但毛主席一生简朴，平时两菜一汤，一个豆豉红椒，顶多加个芷菇红烧肉。他把稿费放在中央办公厅，由他批准支出。他曾用它来资助亲友，偿还因留法勤工俭学同志欠下的“人情债”。江青瞅准了毛主席的这笔稿费，向毛主席要。主席同意了，让她写张领条。她写了十三万，主席没同意，只批了五万，这在当时也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江青却嫌少，生气不领。毛主席说，不要就不要，摆在那里……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毛主席的稿费一度交由二办保管，我们都亲自看过这个申领十三万而主席只批五万的条子。原来她对毛主席，就是这么个态度。江青，就是这样一个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从十里洋场中浸透了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最腐朽的思想作风，又在黑社会、国民党特务机关之间鬼混，长期浪迹江湖的一个怪胎。她要讨好一个人、拉拢一个人、想利用一个人，可以处心积虑、费尽心机，施展各种手段，以各种假相来达到目的。一旦爬到了一定地位，她就要役使别人，折磨别人，显示她是掌握了对别人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物。她搞投机，到延安后，以追随进步、追随革命的假相，获取了暴利；但骨子里还是那些最丑恶的品质，一碰到适宜的条件和气候，她就要出来兴妖作怪了。她野心很大，“文化大革命”中，她到处煽风点火时，就经常利用她攫取的特殊地位，利用社会上存在的封建残余思想，在会见干部群众时，到处说：“我代表毛主席，问你们好！”(毛泽东说：“你不能代表我，你只代表你，代表你自己”，就是针对这个而言的。)江青到处招摇撞骗，还大肆吹捧吕后、武则天，鼓吹汉承秦制，吕继汉统。
　　实际上，她这是意欲步其后尘，跑出来抢位抢权，为使自己成为中国的封建女皇制造舆论。她心毒手狠，凡认为妨碍她的，不管过去的、当前的，或者以前是她的亲爱者而今天反目的，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她善于拉帮结派，只要有利于她，哪怕明知道这个人有罪恶的历史或品质恶劣、流氓行为，她也讨好，笼络，与其紧密勾结在一起，共同为非作歹。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本来是她的合作者，一看不行了，就用“是我亲自把他们端出来”的丑态表功，把对方打入地狱。而对她所能利用的对象，只要还可为其所用，就举行宴会，了解主要对象请他们看“内部电影”，以达成结伙的目的。她脸厚心黑，惯于当面说谎，当众造谣，撒泼放刁，反咬一口。明明是她干的坏事，她却嫁祸于人，对之施行镇压。甚至在隔离审查当中，她当面说过的话，马上就可以赌咒发誓地进行抵赖，矢口否认。她深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选拔出来审查她的人员，都是共产党培育多年的干部，对毛泽东在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中的丰功伟绩，是有相当认识的，对毛泽东本人，是有深厚感情的。她为了逃脱当前的不利处境，以备来日之图谋，竟几次低声下气地提出：“你们打狗么，也要看看主人嘛！”企图摆脱审查者对她的错误和罪行的追询。以后在国家司法机关公开审判她的时候，审判长在宣判：“江青，判处死刑……”时停顿了一下，把她吓瘫了，而当审判长继续宣判：“缓期执行二年，以观后效”时，她松了一口气，又跳了起来。她对在隔离审查时看管她的管理干部说：“我大概一辈子都要住在这里了，以后这里的一切，就要听我的安排……”她是想在毛泽东说过的工厂要以工人为主，学校要以学生为主之外，另立一条，一口咬定隔离审查机关也要以被隔离审查的对象为主。她成为隔离审查的对象，竟然还想主宰这里的一切，活脱脱儿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这就是我们工作中碰到的第一个对象。
　　张春桥是一个具有老牌国民党特务劣迹的人。早在1932年，他在济南正谊中学上学时，就一方面伪装积极，参加抗日学生运动；另一方面，暗地里向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正谊中学校长徐伯璞密告了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曾、郑庆拙等学生，使这几个学生被开除了学籍。程鸣汉在逮捕入狱、遭严刑拷打后，被国民党判了无期徒刑，死于狱中。1935年张春桥到上海，也是立即与捧江青出名的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相勾搭的。他办刊物，写文章，领崔万秋发的津贴，并在1936年3月15日化名狄克，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攻击鲁迅。1937年，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在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的组织下，通过复兴社另一个特务赵福成(君弼)的掩护，在1938年1月混入延安。张春桥的老婆叫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工作时，被日本侵略军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军特务，到处为日军做策反工作，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斗争。文静交代说：“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1946年结了婚。”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一方面诬陷我们的许多干部是叛徒、特务，另一方面却利用他篡夺的权力，伙同姚文元、王洪文，竭力包庇叛徒、特务、汉奸文静，让文静担任了“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的负责人，抓动态，管专案。由于张春桥与江青关系密切，常常深夜不归，文静又了解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许多丑事，出于这种完全是属于个人的原因，对张春桥不放心。张春桥就安抚文静说，他要通过接近江青，去接近“最高”，他准备成则为王，败则砍头。由此可见，江青、张春桥之间的勾结，是一种什么样的勾结。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又受到了一些什么人的摆布和利用。



第三章了解主要对象(2)

　　在司法机关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犯时，有的人看见张春桥拒不回答特别法庭的讯问，气愤地骂：“真顽固透顶”，“真是十恶不赦！”但是，也有个别人受到“土匪挺着胸被砍头也是一条好汉”的流氓意识的影响，不分是非，不分善恶，不分良莠，不分敌我地说：“张春桥毕竟还是有傲骨的！”前者是义愤，后者属荒唐，然而都是以偏概全，并不了解审查工作的全过程。事实上，张春桥被抓起来以后，对当时审讯他的人，是交待过重大问题的。早在1974年10月1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就借口风庆轮问题，在政治局闹事。事实是，我方制造的一艘风庆轮，在远航欧洲当中，发生了严重故障。按照国际惯例，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发出请求支援的信号的。风庆轮这么做了，但在国际救援尚未到来之前，轮船又修好了，开了回来。这本来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情。然而，江青集团却利用风庆轮发出过请求支援的信号，就说这是什么“崇洋媚外”的典型，是“卖国主义”，要抓“反革命分子”，要严惩风庆轮的领导，追究交通部的领导。江青作了长长的文件批示，要求传阅她的批示，逼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表态。在会上，她又攻击邓小平同志只圈阅了这个文件，没有表态。邓小平当即表示，他对风庆轮问题还没有经过调查，不能表态，从而顶撞了江青。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就大吵大闹，张春桥甚至恶狠狠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这伙人在会上的表演，虽然是形秽意毒，但是终究是在会上发泄的，是公开的。问题在于，政治局会议刚一结束，江青就拉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钓鱼台十七号楼连夜密谋策划，并决定派王洪文在次日背着正在北京医院养病的周恩来同志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秘密调飞机去长沙，诬陷邓小平要搞复辟，诬陷周总理在医院见到许多去探望他的老同志“大有庐山会议之势”。但是，这次他们没有达到欺骗的目的，他们的恶毒用心受到了毛主席的斥责。毛主席说他们是“上海帮”、“四人帮”，说早就叫他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搞呀！”毛主席还是坚持在周总理生病期间，由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她是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在讯问中，问到他们去的目的，姚文元、王洪文都作了交代，是看见周总理因病不行了，要“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江青在答问时虽然故作不知什么是钓鱼台十七号楼，但提到王洪文从长沙返北京时，带回了许多桔子，还有王海容、唐闻生也一起吃桔子的事，也与其他人谈到的事实吻合。后来，我们又对老奸巨猾的张春桥进行询问。我们先从风庆轮的问题谈起，谈得很平和，很随意，忽然平和地问：“你们准备在搞了周总理、邓小平以后，由谁来当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替总理呢？”张春桥吞吞吐吐地说：“他们(指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的意思是要我……。”张春桥正是在这次交代以后，就心情沉重，不大说话了。我们分析，对“文化大革命”中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张春桥是都可以上推下卸，说成是对“造反”精神的“领会”，试图推个一干二净的。但这次，却在急切间交代了以他们的班子来代替原来的国家领导人的班子，暴露他们篡夺国家领导权的意图，他感到性质严重了。如若加上他历史上的罪行，新账老账一起算，他就完了。因为这样一来，只说是认识上的偏差，只是执行中的错误，就都说不过去了。姚文元是叛徒、中统特务姚蓬子的儿子，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大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干儿子。
　　姚蓬子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2月在天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1934年叛变出狱后，在徐恩曾的手下做特务，每月领取津贴费100元(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姚家与徐家从此相好。徐恩曾是叛徒特务分子，徐的姘妇费侠也是叛徒特务分子。为了达到两家政治上的勾结，徐恩曾、费侠收了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为干儿子。像姚文元这样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只要放在他不断发迹的历史条件下来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在那段时期，我们的党和国家坚持了用干部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的正确的方面，但在某些工作上也受到了“左”的影响，水求至清，人求至察。在对干部的任用中，一看家庭出身是否清楚，实质上要求的是必须三代清白，搞唯成份论。二看社会关系，要一点不带渣子的。三看是山沟里出来的抑或是城市里长大的，认为山沟里出来的受资产阶级影响小，山沟里出马列，而在城市成长起来的就复杂。四看过去的工作是属于在第一条战线上拿枪拿炮跟敌人面对面作战的，还是属于做白区城市工作的。前者容易得到信任、重用、提拔，后者则要受到不断的怀疑，运动来了总容易成为审查的对象。这些虽然都是错误的和具有片面性的，但那时有的地区和单位往往是这么搞的。以姚文元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成长环境，生活地方而论，他当个普通干部、小学教员，都难以在政治上受到信任，怎么他就能青云直上，不仅当上了“中央文革”成员，中央委员，而且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岂非咄咄怪事！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大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审干等政治运动中，就其主流来看，是应当肯定的：清除了大量混杂在革命队伍中的敌人，查清了许多人的问题，把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调离了领导机关和要害部门，纯洁了内部，保卫了政权，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保障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但那段时期存在的问题，一是有的单位的工作还不够过细，漏掉了坏人和误伤好人的情况都有发生；二是有相当一批单位和部门，没有认真执行“历史问题看现在，社会关系看本人”的方针，出现了要求“水至清、人至察”的偏差，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桥梁作用领会不够，在处理和安排使用上有毛病。这是就我们今天总结经验来说的。但是，不论如何，像姚文元这样一个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人，弄到那么高的地位，只能解释为是适应了反右派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时的需要，适应了江青、张春桥之流篡党夺权的需要。姚文元变成了他们的所谓“金棍子”。
　　在这次审查中，我们对姚文元进行了讯问，他一直把他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桩桩件件都推到毛主席身上。我们指出了他们背着毛主席、周总理、中央政治局在钓鱼台十七号楼的密谋与次日的行动，指出了他们对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运动，隐瞒真相、歪曲事实，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批判了他们在毛主席在世时打着老人家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攫取名誉地位，而毛主席逝世后尸骨未寒，则把一切推给老人家。这是一种恶劣的思想品质，是剥削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在把王洪文弄出来当党的副主席的时候，有一种说法是，王洪文出身贫农，当过兵，做过工，是工农兵三者得而兼之，因此算一个“好的接班人”。这种说法本身，反映了一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唯成份论的观点，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也是在事实上不符合实际的。王洪文在家里，还是一个娃娃，没有干过什么农活；在部队，他是在文工团吹黑管的；从部队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他不愿当工人，整日里游游逛逛，打扑克，下象棋，混日子，聊闲天。后来混上个工厂保卫干部。“文化大革命”一来，王洪文就以所谓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为幌子，造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当时在我们国家，真正从农民到战士、到工人的，何止千百万。讲德，王洪文是个流氓习气浓厚的家伙；讲才，他胸无点墨，毫无政治文化素养，怎么能具有作为党的领导人的条件呢。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在他被指定为党的副主席之后，他见论地位他比不上江青，搞阴谋诡计不如张春桥，舞文弄墨搞不过姚文元，就成天吃喝玩乐，给他看的文件也让别人为他圈阅，以混日月来待变。
　　王洪文是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的流氓打砸抢分子。“文化大革命”建立群众组织，需要红布做红袖箍，他就带人抢了布店，抢了红布，解决了做红袖箍的问题。他以此起家，然后，又搞了上海安亭事件，上海柴油机厂的大武斗，康宁路大武斗，在武斗当中出了名。在他的手下，搜罗了金祖敏、祝家耀、陈阿大这么一大批打砸抢分子做“小兄弟”，拉帮结派，横行霸道，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器重。当然江、张、姚实际上也看不起他、轻贱他。说器重，无非在利用王洪文及其小兄弟打仨擒五的能耐而已。在名义上，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在江、张、姚之上，实际上，四个人绑在一起，他是听喝的。王洪文往往被江、张、姚骂为不干“正事”，但王洪文在挥霍国家财产搞生活享受上，却是占上风的。他一个人在北京和上海，就占有九辆汽车。当时，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要求派国内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为他推拿一两个小时。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他一日三餐，顿顿鸡鸭鱼肉尚嫌不够，还要吃燕窝，法国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汤等。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他的秘书廖祖康则为他看文件，替他在文件上画圈、批字。他的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玩牌、下棋、钓鱼、打鸟、打猎、看黄色电影和淫秽录像上头。有时还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反正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钓鱼，要有好几个女护士服侍左右，为他打伞遮阳，剥了橘子一瓣一瓣地喂进他的嘴里。他在北京设宴，要用飞机从上海接来专门做法国菜的厨师。他在上海宴请他的小兄弟，这伙流氓分子酒足饭饱之后，还要每人拿两条高级香烟。就是这么一个流氓分子，暴发户，却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嚷嚷着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在审查讯问的过程中，王洪文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同伙的一般罪行和错误，谈得很细，很具体，竭力想表现出似乎很能“悔过自新”的样子。但接触到实质问题，重大问题，他就当面扯谎，抵赖，装得傻而糊涂，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具体地叙述。
　　毛远新是在新疆为革命牺牲的毛泽民同志的儿子，毛泽东的侄儿。他的母亲，在毛泽民同志牺牲以后，与江西省一个老革命同志方志纯结了婚。他这个革命的后代，却不认自己老革命的母亲和继父，而去拜江青为妈妈。毛泽东就曾多次斥责毛远新叫他“爸爸”，指出“我是你的伯伯”。这些，都反映出了毛远新的投机性。“文化大革命”之初，毛远新在黑龙江省的伊春市。当时他还是反对打砸抢抄抓的，还是主张对干部的问题要实事求是的。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思想与毛泽东错误估计形势所形成的思想有矛盾，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又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他的“看法”就改变了。因此，当他去吉林延边时，就指挥造反派和军队，血腥围剿和镇压了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狠整朝鲜族的革命领导干部，成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罪魁祸首之一。他因此当上了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负责人，实际上成了东北地区的太上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对毛远新审查的一段时间里，当时的专案组在审讯毛远新时，袭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做法，对他大轰大嗡，硬挤硬压，严厉斥责。尽管毛远新过去是搞这套名堂的老手，但别人用类似的这些他熟习的手段对付他，他也受不了。在那时的审讯中，他一言不发，采取了硬顶的态度。
　　我们接办这个案子后，严格遵照领导上的指示，采取党内审查的谈话方式。对问题，一律从他们犯错误和罪行时候的条件出发，实事求是，不强加于人。在与之谈话的过程中，采用探讨的方式，说理的方式，既耐心听取他的意见，也说出我们的看法。当我们与他有不同的观点时，我们宁可等待下次、以后继续谈清楚，也不与他顶牛，不与他争吵。经过若干次交锋，毛远新不仅开口说了话，而且动笔写了交代材料，他自己得出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错了，完全错了，彻底错了。”“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贯穿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群众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与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是公开讲话中就有差异，更多的时候采取各人都引用毛泽东的话，但引用的内容不同，说出的道理不同，结果是以各说各的，各干各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颠倒了，使国家落后了十五年到二十年，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害遭殃，使党和国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第三章江青其人其事(1)

　　在我们审理江青案件的时候，她虽然已经六十四五岁了，并且在隔离审查中过了三年多，但她还是很注意自己的仪表的。江青的头发是又黑又亮的，很多，很浓，完全不是外面所流传的说她是个秃子，戴的是假发。她的体态丰满，看上去只有五十多岁，也不是像外面所流传的她在自己身上，这里用了橡皮垫子，那里用了橡皮垫子。社会上流言之谬误，社会上流言之不可信，虽然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对江青的仇恨，但终归是不合乎实际的。有时候，我到京西宾馆参加文娱活动，因为有的同志知道我是审江青的，总有三三两两围着我来询问。凡是有关案情的，我都“无可奉告”，因为还没有结案、定案，但对于涉及到人身侮辱性的，我还是予以说明。
　　我认为跟“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法西斯的斗争，是政治斗争，是很严肃的事情，我们不能跟“四人帮”一样，搞那些败坏对方形象的小动作。江青是“文化大革命”中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罪魁祸首(林彪是另一个集团的罪魁祸首)，他的罪行，绝不止于直接诬陷了一些高级干部和高级民主人士。其影响所及，造成了大量的干部群众的被批判、被斗争、被抄家、被打伤打残甚至丧失生命。江青提出了一个“文攻武卫”的口号，挑动了全国性的派性斗争。在武斗中，双方使用了铁棍铁杖，大刀长矛，冲锋枪手榴弹，大炮火箭筒，甚至使用了坦克和军舰。武斗中虽未使用飞机进行空战，但用飞机撒传单进行煽动的事是有的。武斗造成了大批人员的伤亡。“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是打“黑帮”。“黑帮”就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于是，各大区，省、市、自治区，地、县、区、乡，各部、委、办、局的系统，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每一个小单位，都按照1957年反右派的经验如法炮制。从文化、文艺工作人员中抓出一大批“三家村”“四家店”，当作“黑帮”来批判斗争。平时喜欢说点怪话的，对党委、行政领导有点意见，贴了一张两张大字报、小字报的，甚至完全符合组织原则向上级写了书面意见的，一概被包括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列。接着又是主要整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瞬之间，上面派出的工作组(不包括陈伯达那样派到人民日报社的工作组)，把各个单位的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几乎通通打倒、打瘫痪了。不管是红军时期的干部也好，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也好，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也好，建国时期的干部也好，一个一个都要“过刀”，被送到“牛棚”关押起来，随时接受批斗。
　　再后来，又说派工作组是执行“反动路线”，工作组的领导人又挨批挨斗。当然像陈伯达那样的“中央文革”组长，不在其内。紧跟其后，就是在所谓批判“反动路线”上发生意见分歧。你说我是反动路线，我说你是反动路线。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群众组织应运而生，拉帮结伙，三个人五个人也搞个战斗队，要求在“革命委员会”中有他们的席位，甚至“夫妻店”也开了起来。这个时候，已不只是批斗领导干部了，形成了群众之间的互打互斗，打砸抢抄抓，抢办公室，抢大楼，抢广播站，抢地盘。每个群众组织都宣称自己是最最“革命”的，而“革命”，就在批斗领导干部和所谓牛鬼蛇神的“坚决性”和“残酷性”上表现。“中央文革”把持下的各种舆论工具，往往为搞阴谋而互相矛盾，互相冲突。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宣传毛主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老人家早在二十年代说过的诸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写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等话搬出来。于是，遭到批斗的人被戴高帽子，从纸帽子变成了布满铁刺的帽子；挂黑牌子，从纸板制作的黑牌子发展到挂暖气片、大铁板；从站着弯腰接受批斗，演化成坐所谓“喷气式飞机”。私刑拷打盛行，刑讯逼供成风。再后来又刮起了一个抓叛徒特务的风潮，许多过去在国民党监狱、法庭上大义凛然，革命气节直贯长虹的同志，由于没有死在敌人的监狱和集中营，跑了出来，或者被党营救出来，却一律被当作叛徒批斗。许多在革命战争中被俘过的同志，连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未暴露，仍然被整得死去活来。过去在敌人的搜捕、围剿中幸存下来的同志，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千方百计地要捕杀他们，没有能够达到目的。可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却打着红旗反红旗，在几十年之后，完成了敌人未了之宿愿。说是要抓间谍特务，就把做过外事工作的，与外国人有来往的，懂得外语的，都作为追查对象，有的被逼死逼疯，有的遭刑讯毙命，有的留下终生伤残。更加不能容忍的是，有的国际友人，万里迢迢来到中国，承受着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参加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竟然也遭到残害。
　　可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我们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等人，在被隔离审查中，我们给他们定的伙食费标准是每月30元，约高于当时我们这些干部在机关食堂所需伙食费的两倍。由于隔离的住所，是处于背靠青山，林木环绕，泉水汇湖，鸟语花香的地方，周围又是农村，农产品和鱼肉鸡鸭价格都很便宜，所以这些人的生活环境和物质待遇，都是相当好的。每餐，是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给二斤水果(苹果、或梨，或桃，或橘子)，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和白馒头，任其挑选，管饱。我们在隔离房外的望孔多次观察江青用餐，看她吃得好不好。她总是用瓷勺盛了白米饭，再用筷子夹一箸荤菜，一箸素菜，盖在碗里的饭上面，大口大口地吞食，颇似上海饭馆里吃盖浇饭一样的香。我们对此也很放心。江青对我们说，她所以要吃好养好，为的是跟我们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其实，我看她这也是属于心虚嘴皮硬之列，还有，也是胃肠的需要，她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容颜。在此前，外面社会上流传江青绝食等等，全是无稽之谈。江青等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犯下了如此严重的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我们还给他们这样大大超出于一般工作干部的待遇，不仅外面的工农兵群众、机关干部知道了会想不通，就连我们这些担负审查工作的同志，心里也有疙瘩。
　　有的同志向领导上抗议说：“在我们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白色区域地下斗争的老党员、老干部被他们诬陷入狱的时候，我们的同志在狱中每顿被扔给两个窝窝头，一碗白菜汤，水都不让喝够。为什么这么优待他们呢？是不是太宽大了点儿？”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坐了十年牢房的领导同志总是开导我们说：“隔离起来了，就是俘虏，要优待俘虏嘛！”“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么，如果我们也按照他们整我们的办法来对待他们，岂不是跟他们类似了么？”“共产党人嘛，心胸要开阔一些，我们不仅要改造他们，还要改造整个的世界，哪能计较这些呢！”黄玉昆同志用摆龙门阵的办法来教育我们。他说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了一个AB团，打入苏区和红军内部，进行策反和捣乱破坏。那时候我们那里也受“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到处乱抓AB团。嘿嘿，我就被抓了，还绑出去要枪毙。临刑前，问我多大岁数，我说十七岁。那时规定十八岁以上才枪毙。就忙叫拉回来，拉回来。我这样捡了一条命。其实我只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中国字都认识不几个，哪知什么AB团嘛！我们每次调江青进行讯问，她都要穿上干净的衣服。据管理的同志介绍，江青刚被隔离审查时，连自己穿脏了的内衣内裤都不洗。自己用脏了的手绢十几块、几十块地堆了一大堆，外衣、袜子更是这样，宁肯任其在她住房里发霉发臭，也不顺手摆在白瓷盆去冲一下，搓几搓。几十年来，她已经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何曾动手洗过一件内衣，一块手绢。她能在隔离审查中动手洗洗自己的内衣，搓搓自己的手绢，有这么点稀微的进步，还是担负警戒工作的女战士“压迫”出来的。她们跟她吵：“你一会儿说这个‘修’了，一会儿说那个‘变’了，我看你才是‘修’了‘变’了。自己的手绢、内衣，自己不洗，堆在自己屋里发霉发臭，这算个什么？”
　　我们每次找江青谈话，她都是一手持水杯，一手拿学习材料，还要轻轻点一下头，微笑一下，装模作样地，显出高傲而不失礼的样子。然后就是在问答中的大发雷霆，骂人训人，污蔑诬陷别人，指指戳戳，挥舞手臂和拳头。因为她知道，她吵，我们不会跟她去吵；她闹，我们不会跟她去闹。而担任警戒的女战士们，可不管她那一套，有时要讽刺她几句，弄得她无言以对，很是难堪。有时江青骂人，女战士们还要训她一顿。管理方面的几个领导同志向我们反映，江青最恨我们的女战士李红了。江青也几次向我们提出，一定要我们把李红从她的身边调走，说李红威胁了她，谩骂了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有一次，江青对李红说：“搞修正主义，主要是你们上头的人搞的，至于你们下面的，是个执行的问题，我对你们并没有什么意见。”紧接着，她大肆污蔑诬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党中央领导，说如某某某，“就搞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那还不是修正主义吗”？李红当即批驳了她，责令她老老实实交代罪行，好好改造自己。这就触怒了江青，她张口大骂：“我看你就是个参加天安门事件的小反革命分子。”李红气不过，也骂她：“你才是个流氓、无赖、叛徒、坏东西！”江青岂能容忍这么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如此批她骂她，就要撒泼抓扯。李红对她说：“你敢再胡闹，我就把你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江青一见李红自卫地动了怒，也吓蒙了，马上软了下来，告饶说：“好了好了，我刚才也是跟你说着玩的。我们有意见分歧，但还是好同志么！”李红咕噜说：“谁跟你是同志！”自此以后，江青又常常嬉皮笑脸地对李红找话说，十分畏惧李红。但是背地里，却提出不要李红当班，否则就不放风，不吃饭。管理人员没有理她那一套，轮到李红值班，仍让李红值。而江青的放风、吃饭，也没有耽误，也是说说而已。这次，她又到我们这里来告李红的状，我们当然也不理她。我还专门去看了李红同志，跟她握手，对她同江青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表达了衷心的慰问之情。
　　有一次，我们把江青叫来，跟她谈话。她象往常一样，先把水杯、学习材料放在台子上，端坐在专门为她准备的凳子上头，然后用双手理理头发，搓搓面颊，还以两手的食指用力地在鼻沟处挤了挤。接着，就发动进攻说：“毛主席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你怎么看？”我们说：“林彪是你的好朋友吧，你跟他一起搞了文件，你还专门为他拍了假装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你怎么说呢？”她说：“我是反对林彪的！”我们说：“那是因为后来你们互相争夺权位！”她发了好一会儿呆。我们又说：“按照你讲的，你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你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呢？”她急促地喘着大气，不服气地自言自语地说：“哼，这是毛主席说我的话，你们又用毛主席说我的话来整我！”接着，她发狂似地叫嚣说：“我还是有朋友的，我还是有知心朋友的！”我们问：“哪一个算得上你的知心朋友呢？”她就撒泼了，耍赖了，说：“我不能告诉你们，我不能告诉你们！我告诉了你们，你们又可以去抓人啊！刽子手！”其实，我们只不过是几个文弱书生。“四人帮”这些人，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被抓起来的。当然，我们由组织上分配担负审查他们的工作，但我们的审理，目的也是要经过教育，解脱犯错误、有罪行的大多数，把打击面缩小到最低限度。有一次，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成员刘顺元、张启龙、曾汉周、李士英、于桑要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江青。
　　张启龙同志是延安时期高级党校一部的主任，八十多岁了，也是江青的老领导和教师。去的目的，也是想劝一劝江青坦白交代自己及其同伙的错误和罪行，让她争取宽大处理。殊不知，当张启龙刚一开口，谈到要她实事求是地认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时，江青突然蹦起来，伸出拳头高呼：“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我就是要打倒你这个老走资派！”她很清楚，张启龙原来是湖南的一个小学教员。在秋收起义前参加革命参加党，以后参加朱德、陈毅同志在湘南领导的暴动，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后来他参加长征，到达陕北，一直在红色地区工作。叛徒、特务的帽子都是扣不上的，所以她只用了个走资派，并疯狂地往几位老人身前扑。我怕她狗急跳墙，伤害了老人，立刻下令：“把江青带下去！”几个女警卫战士进来，抓住了她，她又恶狠狠地朝我蹦过来，气势汹汹地叫嚣：“我还要打倒你，打倒你这个官老爷，打倒你这个大官老爷！”毛主席批评江青开了两个工厂，一个钢铁工厂，对别人说的话做的事，任意歪曲篡改，无限上纲，意图致对方于死地；一个帽子工厂，用诬陷人而不许申辩的手段，给人家戴上反革命的大政治帽子。“文化大革命”中，我在一个高等学校工作，见那些造反派就是这么干的。这次见到江青，感到她与那些造反派头子，真是一脉相承。回顾我们初次见到江青时，江青一看我们几个人其貌不扬，衣冠平常，说话不夹哼声拖腔，无重要人物之威严，乏智慧奇才之聪颖，很不起眼。因此，她一上场，就摆着谱儿，端起架子，眼睛半睁半闭地说：“你们要问‘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么？告诉你们吧，我所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务，我所经历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治生活，这些都是高级政治人物的活动。这些，你们能问么？敢问么？我说出来，你们敢听么？所有这一切，你们敢干预么？敢管么？！敢么！敢么！敢么！”她说了一连串的敢么。
　　我们想，不打掉她的嚣张气焰，谈话还怎么进行下去呢！于是，我严厉地叫了一声“江青！”倒令她一震。我说：“我们，是中央派来审查你这个案子的，这个问题你首先必须认识清楚。因此，有关你和你的同伙的一切罪行，你都必须老老实实地向我们交代。你不交代别人要交代，别人交代了就不算你的交代了。凡是涉及到你们所犯罪行的一切事件，一切人物，所有情节，我们都有权力问，有权力听，有权力管。”这一下，才算把她的气焰压下去了。尽管她在以后的交代中，仍不承认犯罪，可是她不得不承认她是有严重错误的。



第三章江青其人其事(2)

　　有一次，我回北京城里汇报工作去了，江青就嬉皮笑脸地向我们留下来与她谈话的几个同志打听：“你们的那位权威呢？怎么不见你们的那位权威呀？”我们的同志顶她说：“他是审理你们这个案子的负责同志。你不要胡乱猜测，你无权打听他的活动，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你们的问题吧！”这番话说得江青瞠目结舌，沉默不语。又一次，江青向我们进攻说：“你们总自称你们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试问，你们见过几次毛主席？你们了解毛主席多少？你们熟悉毛主席吗？我，哼哼，再不肖，也跟毛主席生活过三十八年。是三十八年哪！”我立刻反驳她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过若干反对马克思、反对列宁的人，那些人，有的是曾经跟马克思、列宁相处过很长时间的，是曾经当着马克思、列宁的面赌咒发誓地要忠于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和事业的，对马克思、列宁也是熟悉的。但是，他们最后成为了歪曲、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对马克思列宁本人的凶恶敌人，这有什么奇怪？相反地，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尽管他们也许从来没有见过马克思、列宁，但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马克思列宁的事业，终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现而抛头颅洒鲜血。对我们之间的这种不同的立场，你有什么奇怪呢？”这番话驳得她满脸通红，如坐针毡。
　　不两天，我又回城汇报工作，江青又到处打听：“你们的那位理论家呢？你们的那位理论家怎么不在啦！”当然，江青所说的“权威”也好，“理论家”也罢，在她那个字典里，都是加了“反动”、“修正主义”的头衔的，是贬而不是褒，甚至是包藏了祸心的。只不过，在现实里，她终究是一个被审查的对象，她还不敢贸然地把心里的诬蔑我们的“头衔”给我们加上而已。原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谢富治等规定，审讯人员在审讯当中，审讯者与被审讯者都不得有一言一语一句一字，损伤到他们的那个“无产阶级司令部”—— “中央文革”的成员陈、康、江、王、关、戚等。否则，就要同样问罪。这个荒唐的规定，闹出了许多笑话。有的审讯人员，昨夜还在审讯别人，由于一句问话被他人认为不当，或者对被审讯者的所谓“攻击言论”疏于“立刻猛烈回击”，第二天就变成了“利用审讯炮打”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大政治罪犯，其中有人因此而被关押好多年的。有的人由于被审讯者说了一句话，自己脑筋迟钝没有反映过来，及时驳斥，立刻被打成“伙同犯人攻击×××××”，也就锒铛下狱。这种事情真是不胜枚举。
　　正因为如此，有的人甚至不敢临审。特别是1976年天安门运动前后，他们捕了三百多人。那些青年继承了中国人民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怕杀头、不怕把牢底坐穿的传统，是公开反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们祸国殃民的罪行的。一到审讯时，被审讯者开口就是骂江、张、姚、王、康生之流，审讯人员耳朵里灌满了骂他们的“首长”的言论。因此，当时的审讯室，除了被审讯者的痛骂，就是自我表白的回击：“你反动！”“你炮打！”“你污蔑！”“你造谣！”要不就是拳打脚踢皮鞭响，还有谁敢接触到所谓案情的内容呢！“你污蔑中央首长！”“你诋毁无产阶级司令部！”“你罪大恶极！”“你罪责难逃！”“你死有余辜！”这么一来一往的对骂，一句一句地紧跟，相互交织，弥漫在审讯室的空气中。书记员记了许久，下来只能哭丧着脸向“领导”诉苦说：“这，这这这，怎么能作为材料呢！”“领导”只能难堪地说：“压下吧，可不能毁掉，查起来要负责任的！”我们跟江、张、姚、王、毛远新的谈话，主要是查清事实。我们坚信我们的领导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指导，是信任人民群众、信任自己的干部的。决不像江青、康生之流那样，神经衰弱，丧失信心，怀疑一切，草木皆兵。因为广大群众和干部对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的忠诚，同时也就是对自己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我们的领导同志对自己干部的信任，同时也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一定会得到绝大多数人拥护的自信。江青一伙虽然窃踞高位，显赫一时，但他们崇尚的是封建主义加资本主义，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所以他们空虚得很，恐惧得很。这就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们永远不可逾越的心理状态。
　　江青在与我们谈话中，最害怕提到的几件事是：一、诬陷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问题。这个问题，纯粹是在江青、康生领导下，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搞出来的。被逼供者在轮番几天的折磨下，弄得神智恍惚了，上午被逼说了不实之词，下午就推翻，以后又十数次的推翻。周恩来同志指示要重新查证和研究，被江青大骂了一通，逼得周恩来以后在钓鱼台召开的研究会也拒不参加。结果，他们就是按这个已被十数次推翻了的所谓证言，写了诬陷材料，上报毛泽东下批。这件事是江青与康生勾结的结果，是他所想要上推下卸也推不了的。二、陷害大批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著名民主党派负责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名单是江青向康生索要的，是他们两人的私下交易。三、1975年“一·二四”、“一·二五”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的大会。实际上，江青、迟群、谢静宜是当着周恩来同志的面，以批周公、批宰相之名，把矛头对准周总理。这完全是背着毛主席搞的。毛主席知道此事后，斥责他们是“三箭齐发”。很关键、要害的一个问题，是1974年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相约在钓鱼台十七楼，经过密谋，背着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派王洪文密调飞机到长沙见毛主席，诬陷周恩来、邓小平。但这次他们的阴谋被毛主席识破，毛主席斥责他们搞“上海帮”、“四人帮”，毛主席说：叫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要搞呀？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当我们问到江青此事时，她装聋卖傻地说：“什么什么10月17日，那天晚上是中央政治局开会……钓鱼台十七楼，我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个放电影的楼，下面是放电影的……什么什么？王洪文第二天调飞机去长沙，我我我不清楚。”“哎呀，记起来了，是这么回事：王洪文从长沙回来，带了许多桔子，我们都吃桔子。吃桔子，还有王海容、唐闻生……”
　　实际上，这是一个严重的篡党篡政的事件。当时，“四人帮”经过密谋，背着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调了飞机让王洪文去长沙，对周总理进行了诬陷。这件事情，被毛主席制止了，周恩来、邓小平才得以摆脱了刘少奇、贺龙同志那样被害的命运，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但是，他们这次搞的阴谋如果成功，恐怕会株连成千上万干部、群众，危及他们的身家性命。同时，封建法西斯一旦得逞，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的问题了。
　　江青还向我们告状，说在她被隔离审查中，对她搞了武斗。我们十分重视这件事，严肃地对待这件事。经了解，原来是他们被隔离不久的时候(当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当时负责审查他们案件的同志，组织了原来在江青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人员、医生、护士、厨师、司机等，对她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揭发批判。这些同志，当然揭不出什么江青有哪些严重的政治问题，无非是说她平时如何跋扈，压迫凌辱身边工作人员的丑事。但是，我们究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不论江青爬上了多么高的地位，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只要我们政权的基础还是社会主义的，她欺侮凌辱别人的行为，一旦公诸于众，总还是很丑的，很不得人心的。不像在封建主义社会，有权有势的人欺侮凌辱劳动人民，是天经地义的“合理合法”的。这一揭发，弄得江青很尴尬，很难堪，无地自容。另一方面，江青对她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过去倚仗其流氓习性，是骄横惯了的。她是一个封建法西斯，时至今日，这些她眼中的“下人”，竟敢“犯上”，来揭发她，岂能不火冒三丈。因此，当她的秘书刘玉真站出来揭发她的一些恶劣的作风时，她伸手就打了刘玉真一个大耳光。殊不知，这些同志，过去对她的恶劣作风虽然十分气愤，都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容忍她，让着她。毛主席对这些同志，一直是和蔼亲切，宽厚仁慈的，即使谁有了缺点错误，也是循循善诱的，谁家里有个困难，也是十分关心爱护并给予帮助的。江青当着毛主席的面，也不敢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尽情地耍威风。这次，江青变成了被揭发者，动手打人，岂能容忍。领导开揭发会的同志，由于事出意外，也疏于防范。江青一动手打人，大家一拥而上，在群情激愤下，发生了撕扯。由于揭发者人多势众，我们设想，江青反正吃了点亏就是了！可是，的确是她首先动手打人的，我们只能作为一个教训，再不开这种对江青面对面的揭发批判会了。
　　但是，对于江青和其他被隔离审查对象的正当的、合理的要求，我们还是遵照领导上的指示，尽量予以解决。我们不仅在谈话时，问他们吃得怎样，睡得怎样，学习怎样，还有什么需要，而且叮嘱管理他们的同志，把他们的生活按规定标准搞好一些，晚上要注意关掉刺激眼睛、影响睡眠的强光灯。管理当局也经常征求这些人对伙食、卫生、医疗方面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我们了解到他们对报纸、杂志的需要，就增发了报纸和杂志。许多重要的审查对象，对此都表示感激，党一方面对他们在生活、学习上关怀、照顾，另一方面也痛恨他们过去对我们许多老红军、老干部、高级民主人士的折磨，但总是设法为他们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一时难以马上解决的生活上的问题，也向他们说明。例如，江青提出奶粉冲的牛奶不好，希望改成鲜奶，当时鲜奶还不能立即解决，我们即向她作了说明。然而，对她提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则说明情况，不予同意。如江青提出：她住的房间，休闲活动和晒太阳的场所，各十四平方米，太小了，她要扩大到各二十八平方米，共五十六平方米，我们则告知她，这办不到。她用的床、桌子、椅子，比一般人用的低矮，电灯又太高，要用跟一般人相同的，我们则告知她，这是为了保障她的安全，希予克服。对于她扬言自己是这里的主人，我们则坚决予以批驳。但是，对于她要求从家里拿些衣服来穿，拿些东西来用，我们还是满足了她的要求。在讯问当中，一般情况下江青说什么话，我们都不打断她。甚至她讲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话，我们也让她讲完，看她是怎么歪曲、怎么颠倒的，我们只是在充分掌握事实、掌握证据的问题上，在关键时刻点她一下，使她自感蒙骗不能得逞的难堪，自感狼狈。对她对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陷、谩骂，我们则予以严肃批判，用事实予以批驳，据理打掉她的侥幸心理。对她说的挑拨的话，甚至对我们意欲搞思想上“策反”的那一套，我们则给予回击。她这个人，从过去上海的十里洋场，帝国主义分子、冒险家的乐园熏陶出来，脸色善变，不论在讯问的过程中她显得多凶，撒泼何等厉害，临到一次讯问末了，她总是站立起来，抻平衣服，端上水杯，夹上文件，改颜为笑，向我们一一鞠躬，一一道了“谢谢，谢谢！”才转身离去。可背地里，她却向管理她的女战士说：“对我，换了好几批人。以前的那些，态度很厉害，喜欢发火。这批，不发火，那个头头，别看他幽默，微笑，是个最凶恶的刽子手，笑面虎！”
　　1976年10月6日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隔离开来的时候，是以他们的职务来排列“四人帮”的。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虽然也有人认为张春桥最为阴险，老奸巨猾，万一他们得逞，他一定会弄死江青的,说毛远新可能当他们的头子。但从历史事实来看，根据当时国内、国际上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江青以她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份，正像她所吹捧的汉高祖的吕后，唐太宗、唐高宗的武则天一样，她和他们是以这种传统的方式，来进行篡党篡政的夺权活动的。其他人在那段时间里，实际上是围着江青转的。经过询问和大量事实的印证，证明广大人民群众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张春桥、王洪文在公开的职务上虽比江青高，但他们都尊江青为他们的“中央首长”。她这个“中央首长”，在他们那帮人当中也是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是最大的，是定弦的。诚然，这里存在着这帮坏家伙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去达到自己目的的问题，他们心里不一定看得起她。不过，从政治能量上来掂量，她毕竟是他们的“中央首长”。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经请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照实际情况，在“四人帮”中，让江青挂了头号。张春桥作为“智囊”和“军师”，挂二号。姚文元制造篡党篡政的舆论，算三号。王洪文以流氓打砸抢活动起家，虽当上了副主席，但一直是个吃喝玩乐无心过问“正事”的分子，放在第四位。这样排还是符合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实际，是合情合理的。把江青反革命集团称作“上海帮”、“四人帮”的，首先是毛泽东。这始于1974年7月见诸文字的材料，以后，这种叫法也就沿袭下来，直到1976年三四月间发生在北京的“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天安门运动，方才广泛传开。不过，这里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称“四人帮”，漏掉了重要人物康生、谢富治。尤其是康生，他在“十年内乱”中所起的破坏作用，可以说仅次于江青，是极其严重的。他在共产党内，长期挑拨离间，阴谋陷害别人。曾经有不少同志检举他可能是叛徒，是带着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任务，从内部来破坏我们共产党的。但经过中央纪委章蕴同志所领导的审查小组的审查，没有查出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此事，所以没有作这个结论。但可以肯定，康生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个思想品质极端恶劣的家伙。二是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的勾结，共同搞阴谋活动，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有了，并不是1974年才开始的，而那时王洪文还没有冒出来。三是毛主席也说过一个“五人帮”，把一个有严重错误的人算进去了。究竟怎么个算法好。后来，把“四人帮”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还是比较确切，比较符合实际。



第四章江青及其同伙们

　　六 江青及其同伙们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同志宣传的是十七年我党所执行的革命路线，认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要进行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的四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林彪、江青等人却不断煽动要打倒“黑线专政”，胡说什么各级党和政府都“烂掉了”，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要闹得谁也不睡觉”。对“修正主义”的势力要进行“文攻武卫”，要打倒“旧政府”、破坏“旧秩序”，造“修正主义”的反。对这种情况，即使是在基层单位，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段历史是不容歪曲的。
　　在1975年，江青一伙搞“一·二四”、“一·二五”，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被毛主席斥责为“三箭齐发”。此后的一天夜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谢静宜等在一起，前四人一面放大会录音、修改录音带，妄图欺骗毛主席，减轻他们的罪责；一面就互相逗趣，合伙谩骂周恩来同志是“老保”，是“救火队长”，是“保旧政权”的，胡说他们与周总理之间的斗争是什么“新文革”与“旧政权”的斗争。谢静宜在隔离审查中，一句一泪地向我们交代了这件事情。周恩来同志的确是披肝沥胆，保卫着无产阶级经过长期奋斗建立起来的红色江山，保卫着党、政府、军队、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中的高级干部，保护着许许多多受害的人民群众，到处扑灭着林彪、江青集团所纵的漫天漫地的烈焰毒火。毛主席似乎是居中的裁判。但他老人家深怕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掉，往往是偏袒纵火者一方的。只是在林彪、江青集团闹得实在不成样子了，例如王力发表了“八·七”讲话，造成了恶劣影响，他们一伙还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国际上的大问题，他们搞“揪军内一小撮”，触发了整个形势的恶化，毛主席才出来说几句公平话，压一下林、江的气焰。
　　这种纵火与消灾的两种思想、两种势力的斗争，其实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显露出来了。就其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而言，在南方，有南京大学师生员工起来支持匡亚明同志的游行示威。在北方，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师生员工起来支持院党委的游行示威，都造成了气候。这以后的一些派性斗争，如北京的“天派”与“地派”，都是在当时“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们的策划下，时而支持这边，时而支持那边而造成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这些坏头头，都是围着“中央文革”的坏人的指挥棒打转的。两种形势判断完全相反。周恩来同志宣称的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与江青一伙所说的这个大区烂掉了，那个大区烂掉了，这个省在专革命的政，那个系统的革命群众受到专政，是截然对立的。在外事系统，这种斗争集中反映在对待陈毅同志的身上。
　　在当时那种具体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当然不能说对陈毅同志不能批评，但他一直强调：毛主席说过，对陈毅同志要“一批二保”，“批是为了保”。而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则主张“打倒”陈毅，还策划、纵容姚登山篡夺了陈毅同志对外事工作的领导大权。不同的口号之争，形成了不同的势力之争。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群众团体，造反的坏头头们，其实对于自己依靠的是谁，反对的是谁，心里头是清清楚楚的。只是因为一边是周恩来总理，德高望重，在国内国际上都有崇高的威望；一边是“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而陈、康、江等人则正在得势，因此，他们要投靠陈、康、江，按他们的意图，搞什么安营扎寨，搞什么火烧，甚至在人民大会堂的“8·11”大会上要抓走陈毅同志。对此，周总理曾愤慨地说：“你们要抓陈毅同志，你们就从我的身上踩过去。”直到毛主席批判了王力煽动群众要打倒陈毅同志的“八·七”讲话，他们的揪斗，才算告一段落。以后，又发展到一些人进驻中南海的西门、北门，要想威胁周总理离开中央的事件。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目的，是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造反司令”，搞打砸抢抄抓，是“顺潮流，赶浪头，逞威风，成一霸”。王洪文是什么理论基础都没有的，即使在他被隔离起来，进行审查的时候，他也说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什么叫作修正主义，怎么样算“左”倾，如何才属于右倾。把他弄来当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仅广大干部、群众认为荒谬，连他自己也说感到“莫名其妙”，“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都没有，从广播上听到、从报纸上看见几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的字句，接过来喊叫，就当上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岂不荒唐可笑。在王洪文的历史上，据他说出现过两个想不到，一个是青云直上“想不到”，一个是转眼变成被审查对象“想不到”。在审查中，他说他得了一种癔病，时而千军万马，时而冷寂心慌，时而静得可怕，时而两耳雷鸣。大约就是这种暴涨暴落留下的后遗症。
　　不过，据我们观察，绝大多数时间，他的神智还是清醒的。在谈话中，王洪文在一般情况下的表现，还是装得愿意交代问题，比较老实，比较温顺，很有愿意悔过认罪的样子。他也交待了一些问题，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他把邓小平在江青的质问下如何顶撞江青，江青怎么样大发雷霆。张春桥污蔑邓小平“又跳出来了”。他们四人如何相约，去钓鱼台十七号楼举行秘密会议，作出了妄图阻止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决定。当晚回去就寝，他接到了好几个电话，怎样密调三叉戟飞机飞到长沙，毛主席如何斥责他们。以及他因此心情不舒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长沙多住几天，买了许多桔子，就飞回北京，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王海容、唐闻生一边吃桔子，一边发牢骚，都说得很清楚，很详细。但是，他对这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诬陷周恩来，说什么“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却不正面答复，只是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地耍花招说：“我那次谈到了周总理吗？我没有提到周总理吧？我会说周总理吗？好像我只说了邓小平跟江青吵架的事似的……”当问到他为什么在去长沙之前，不就近在北京向住在医院的周总理汇报时，他也故作吃惊地说：“哎哟，这么重要的问题，我怎么当时就想不到呢？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我们看见他那副既要装个老实，又很狡猾的狼狈相，都禁不住心里在骂：“这个流氓！”大概因为有“批周民必乱，反周民必反”那句话，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江、张、姚、王都回避提到周总理，矢口否认自己反对周总理，把罪责推给受他们蒙骗的群众。谢静宜对于他们在修改“一·二四”、“一·二五”大会上的讲话录音时，肆无忌惮地诋毁周总理、诬陷周总理的交代，算是对他们的防线炸开了一个缺口。口子一开，他们也就难以堵住了。
　　有一次，我们就所谓的“伍豪事件”问题，找王洪文谈话。伍豪是周恩来同志的别名。1931年在上海，由于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为了保卫当时的党中央，周恩来下令处置了一些危害党的分子。顾顺章怀恨在心，就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策划下，在1932年2月16日、17日的《时报》，20日、21日的《申报》上，连续刊登了一个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妄图以此瓦解我们的党，破坏周恩来同志的名誉。这时周恩来同志已去苏区，上海的领导同志就在同年2月22日的《申报》上登出启事，意在辟国民党特务机关前一启事之谣。2月27日，又在我党办的《实报》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伍豪启事》，指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那个启事，“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本人自己的造谣污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3月4日，我党再度在《申报》上刊登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进一步辟谣。这本来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人把它拿了出来。对此，江青集团如获至宝，他们要用国民党特务机关制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经破产的谣言诬陷周总理，从而达到制造出一个打倒周恩来所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型炮弹”。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有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用事实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和江青从不同的角度诬陷周恩来的问题，给予了有力的批驳，并且点着当时正装着闭目养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这才承认了事实，点了头。毛泽东下结论说：“这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是国民党制造的谣言”。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死心，王洪文竟在毛主席已经作了结论以后，还下令给他在上海图书馆的小兄弟，要他们继续搞有关“伍豪事件”的材料。在谈话中，王洪文对他们整周总理，对毛主席已经对此段历史作了结论后还整周总理的事实，矢口否认。他赌咒发誓、捶胸顿足地说：我“绝对不会反对周总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结论的政治局会议以后，他本人还要搞“伍豪事件”的亲笔批示，他紧张得大汗涔涔，尴尬不堪地自言自语说：“我……我……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还……还还有这样的……批示呢？我我我……怎么会……”我们问：“这是不是你自己写的呢？”他又说：“这这这……倒是我我我……我的字……”如此，就把王洪文在重大关键问题上耍流氓无赖的嘴脸，彻底揭了出来。姚文元的特点，是竭力把他们的一切问题，都推到毛泽东身上去。他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完全被动地思想、被动地行动、被动地执笔的人物。他总是说，毛主席怎么指示他的，他就是怎么做的，说他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去写的，写的文章，都是送给毛主席修改的，毛主席对文章是大段大段的增删的。因此，煽动十年内乱、乱中夺权的错误和罪行，似乎都不是他存心犯的，他只是个执行的问题。他故意在我们的面前表现得对党、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利益十分关心的样子。他听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粮多了，肉多了，鸡鸭鱼蛋丰富了，一律敞开供应了。不像“文化大革命”后期那样，全国没有肉吃，全国保障北京，北京一个人一个月也只发二斤肉票，一个人排队只能买两毛钱的肉。就关切地说：“请代我向中央领导同志转达转达，这样可不行啊，可不能敞开供应啊，敞开供应，几个月吃光了，怎么办呢？不要造成形势不稳啊！”“可不能出现1958年以后和文革后期那种情况啊！”
　　针对姚文元的假面具，我们有一次专门以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和天安门运动为题，找他谈话。我们问，“把许许多多的人参加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你说是不是错误？”开始，他说：“是错误，当然是错误。”他还发挥说：“特别是还栽到邓小平头上去，跟他无关么，更是错了。”他话题一转说：“当时，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大家都遵照毛主席的去说，去做，也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究竟是毛主席的错误决定影响了他们，抑或是他们的行为影响到了毛主席做出错误的决定，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关键性问题。毛主席不能够直接进行调查研究，因此不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和材料。毛主席当时完全是靠“四人帮”所汇报的内容来判断情况的。由于“四人帮”汇报的情况，提供的材料是错误的，以毛主席那样英明，也不可能作出正确判断，得出正确结论。在“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运动上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诬陷群众、无中生有的错误结论，正是这样作出来的。
　　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毛主席善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实践经验，又用这些经验去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因此，他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原来是四、五亿人口的国家，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蒋介石政权，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无愧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不可能“洞察一切”。当他对一些虚假的事物看不清楚的时候，当他听信了假的汇报的时候，当他的指导思想脱离了实际的时候，他也可能产生片面性，产生偏执，产生把假相当成了真相的问题，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采取错误的决策。毛主席为中国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功勋，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可能犯错误，因为他是人，而不是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毛主席自己就说过，一个人一辈子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在判断天安门运动上犯的错误，正是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存在偏执，又听信了歪曲事实、造谣污蔑的假汇报而发生的。
　　据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的交代和一些当事人的揭发，1976年4月4日的下午和晚上，华国锋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些人惶惑不安，时而在会上说几句，骂几句，时而透过大会堂的巨大玻璃窗，观看天安门的现场。到夜晚时，“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的鲁瑛所派出的记者反映，广场上有人发表演说，痛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祸国殃民。江青听后，又哭又闹，还拿一根棍子在会议厅东挥西打。张春桥、姚文元紧跟着张牙舞爪，要求镇压。王洪文奔来跑去，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华国锋定了性，说天安门运动是“反革命分子的捣乱破坏”。会议决定由毛远新、华国锋按这个调子，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才做出了把天安门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把邓小平定为这个事件的总后台的结论，要吴德去讲话，发布了两项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决议案。对天安门运动，起初是准备派部队进行镇压的。后来，才决定由×××调动民兵、卡车，组成棒子队、棍子队，四面包围，进行毒打和搜捕。姚文元说他们完全是在毛泽东指示下干的。但姚文元的说法，就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而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为了揭穿姚文元的谎言，我们当场出示了他在三月下旬所写的日记。在那些日记里，姚文元就把早在天安门运动发生之前，在南京爆发的人民群众痛斥当时《文汇报》造谣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要把另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从而恶毒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斗争，故意与北京天安门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活动混在一起，一并斥之为“反革命”。姚文元在日记中还恶狠狠地写道：“要镇压！”“要杀人！”我们还出示了4月4日晚华国锋、毛远新在向毛主席汇报之前，姚文元亲自批改的人民日报内部情况的文章小样，这里也早就把天安门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我们指出，正是他们这些歪曲事实真相的材料，才导致了毛主席在这件事上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我们拿出这些事实后，姚文元满面通红，头上热汗淋淋，瞠目结舌，支支吾吾，语不成句，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罪行严重，罪行严重”，思想上是早就与“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人民群众对立的。
　　还须说明的是，在整个审查工作的谈话当中，姚文元虽则是口吃而不能畅言，但他在答问时，不仅每句话都字斟句酌，而且是吐字清晰的。他一直只承认自己有错误，只有这次，他才提到自己“罪行严重”。“文化大革命”中，在江青的麾下，还有两个打手，前者是戚本禹，后者是迟群。戚本禹原来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他写的评论太平天国后期忠王李秀成的文章，指斥忠王不忠，适应了要从思想深处挖出“忠与不忠”的阴谋的需要，因而被搞个人崇拜的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所赏识。李秀成这个历史人物，在他被清兵俘获以后，究竟是坚持了革命者的气节，用生命保护了群众免遭清兵杀戮；抑或是晚节不忠，出卖革命，沦为叛逆，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不仅当时可以讨论，而且今天、今后，也还是可以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展开争鸣的。但是，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拉到现实中，拉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中，说赞扬过李秀成的人，就是搞叛徒哲学，是为现实生活中的叛逆辩解，甚至本身就是叛徒；而把指斥李秀成的人，说成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左”派，实在荒谬已极。例如欧阳予倩曾写过一个剧本《忠王李秀成》，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和“抗建堂”上演。从该剧的演出效果来看，绝不是迎合了蒋介石的“曲线救国”论调，绝不是适应消极抗战准备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相反，该剧还用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陈玉成、李秀成的内部倾轧，反映出内部争权夺利，会导致事业败北的道理。



第四章江青及其同伙们(2)

　　历史有时会发生惊人的相似或雷同，但是，历史终归是历史，终究没有完全的一致。历史人物终归是历史人物，是不可以把历史人物跟现实人物划上等号，甚至用来指导现实政治斗争的。康生之流却抓住李秀成这个事件，设下一个政治圈套，罗织罪名，用来整处于敌我之间犬牙交错、与敌伪顽进行了艰苦斗争的原北方局和南方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领导干部。这是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大阴谋。按照江青、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作为，似乎是主张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作者，在被捕、被俘以后，不能跟敌人斗智，只能赤膊上阵跟敌人拼命的。是不能针对敌人内部的矛盾，加以利用，进行分化瓦解，只能跟敌人对骂、对打，搞全武行的。不这样做，就是叛徒。按他们的观点，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者在敌人的统治区和营垒里活动时，不能有应付敌人的一面，只能挂着招牌，呼喊口号，否则就是有妥协之罪。可惜，恰恰是江青自己，竟在敌人的特务机关跟敌人去拉拉扯扯，唱戏喝酒。他们的这些主张，即使单纯从党的指导思想来说，也是“飞行集会”错误的翻版，根本违背了毛主席在《论政策》中提出的白区工作要“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违背了毛主席指示共产党员在日伪区、蒋管区工作时，要以和谈为斗争手段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对敌人战而胜之的理论。他们的这些歪论，就是在常理上也是荒唐的。
　　由此可见，“四人帮”、康生之流利用戚本禹批判李秀成“忠王不忠”的文章，并不是要在学术上、历史上、政治上立什么论，而是要用它来对准领导过北方局的刘少奇同志等一大批革命家，领导过南方局的周恩来同志等一大批革命家。人民群众说林彪、江青之流是“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是十分入骨的。因为林、江他们十分明白，北方局和南方局的工作范围，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白区的地下工作和与敌伪顽犬牙交错地区的工作，他们就要用李秀成这个历史人物来破题。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他们的所谓抓“叛徒”、抓“特务”，说什么“武汉缴枪”，说什么“伍豪事件”，无不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不然，为什么明明有严重叛徒嫌疑的江青，明明有特务劣迹的张春桥，他们根本不准碰一下。群众只要提点意见就要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呢？为什么像张志新、李九莲等坚持正确立场的人，却被他们杀害呢！戚本禹实际上是为他们的阴谋“建了头功”，因而才成了曾经显赫一时的“中央文革”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一露头角，就表现得异常地猖狂。在许多群众场合，他对各位老帅、老将军和副总理、部长们，可以随意指斥，任意诋毁诬陷。在私下里，他可以利用其操纵的红卫兵组织，一会儿抄这个中央领导人的家，一会儿抄那个部长的家。有时又用北京红卫兵的“天派”，进攻“地派”，有时他又反转过来，用“地派”，围攻“天派”。甚至连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在群众场合讲话，他都敢打断，当面顶撞周总理。
　　1967年七八月份，戚本禹在江青、康生的指挥下，利用“中央文革”的名义，恶毒攻击周总理，还与王力、关锋等人以打倒陈毅同志为突破口，合伙掀起了第一次反对周总理的高潮。他们组织一些人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在北京西直门、天安门到处贴大字报，刷大标语，以“5·16兵团”的名义，恶毒诬陷周恩来同志，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烈反对，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斥责。1968年，“中央文革”又无中生有，造谣说什么“5·16”兵团是整“中央文革”的，是反对江青的，借此在全国掀起了大抓所谓“5·16”分子的运动，诬陷广大干部和群众。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打击一大批群众。当时戚本禹趁毛主席不在北京之机，在中南海组织了揪斗刘少奇、王光美，邓小平、卓琳，陶铸、曾志的多次大会。他借口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去过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造谣说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他们操纵该校的所谓“老八一”、“新八一”两个造反派组织，以争先批斗刘少奇同志为钓饵，互相打斗，进行练兵，然后发动了全市性的群众运动，煽动部分群众包围中南海，妄图把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同志逼走。戚本禹一会儿在北京支持“天派”，一会儿又支持“地派”，让两派互相争斗。他们还纷纷派出联络站、联络组、联络员、记者，搞乱北京，搞乱全国，冲击人民解放军，冲击军事机关，冲击党政军要害部门，想以此达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乱中夺权的目的。戚本禹其实是一个当代中国最为人类所不齿的裙带风的崇尚者，他心目中只有一个“女皇”和“上帝”。这个“女皇”和“上帝”就是他们的“中央首长”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所以敢于反对周总理，就是因为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的汇报会上，公然骂周总理为“老保”。之后，他们立即响应，开始着手整周总理。当然，戚本禹等人即使在林彪、江青篡权最盛的时期，也没有得到什么好的下场。戚本禹等人鼓励造反派在外交部安营扎寨，指使姚登山在外交部夺陈毅同志的权。此后，他们又向各驻外使馆乱发指示，火烧英国代办处，抢劫中央统战部的机密档案，在国内和国际上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大乱子。这些都极大地震怒了毛主席，毛主席命令杨成武把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一干罪犯，通通抓了起来。此刻，连江青、康生也保不住他们了，于是他们来了个舍车马保将帅。
　　江青竟恬不知耻地胡说，她所倚仗为心腹的这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凶恶打手，是什么刘少奇的第二套班子。她还在群众面前假惺惺地宣称：“中央文革里面出的坏人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是我把他们端出来的……。”江青这样做，既是推卸责任，又是想捞个“大义灭亲”的名誉。在我们与戚本禹谈话的时候，他起初以为我们不太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于是，他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仅仅是被“林彪、江青集团迫害”的人物，大叫“冤枉”。他见我说话带着浓浓的四川口音，就拉近乎说他认识我，“你原来是四川省委的办公厅主任，是不是？”到了这个地步，他还在以自己所具有的拉同乡的帮派思想来套近乎，岂不可笑。不过，他还是交代了一些林彪、江青集团如何迫害朱德总司令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当戚本禹被抓起来后，江青集团就起用了另一个走狗，作为他们凶恶的打手。这个人就是8341部队宣传科的副科长，被派到清华大学支“左”的军宣队头子迟群。迟群当时被封为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但是，就总体的情况而论，谢静宜不仅是校党委副书记，还是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中央委员，而且是明显的通天人物，按说是高于迟群的。但是，“迟、谢”两人，迟群更为凶恶。能起主导作用的，还是迟群。我们查阅了迟群、谢静宜共同署名向毛主席，以及江青、王洪文写的一些诬告材料，这些材料也多是迟群的笔迹，署名也是迟在前谢在后。迟群在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以其本身所具有的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都敢干的恶劣品质，以及他暴烈的性子和骄横的神态，跟戚本禹简直如同一个人。江青集团会同林彪集团，制造伪证材料，排除了周总理提出的对刘少奇一案要“再查”的意见。打倒了刘少奇同志之后，他们为了排除其进一步实现全面篡党篡政篡军以夺取权力的障碍，千方百计要陷害的人，就是周恩来总理及其所代表的大批党政军干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1967年七八月间，他们以“中央文革”名义，诬蔑周总理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制定、执行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他们又利用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三十年代初期意图瓦解我们党的“伍豪事件”，来诬陷周总理，从而妄图证明他们所捏造的所谓制定和执行反动路线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这一时期，他们的主要打手就是戚本禹。当所有这些捏造和阴谋都破产后，他们则以迟群、谢静宜所霸据的清华大学为基地。1973年至1976年天安门运动前后，他们在清华大学搞的阴谋活动连续不断。开始，他们的阴谋活动是针对周恩来同志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恢复学校教学，恢复基础理论科学研究，恢复工农业生产的。他们污蔑周恩来的这些主张是孔夫子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是“回潮”。他们叫嚣要“反回潮”，“反复旧”，“反复辟”。诬陷周总理执行的是“修正主义”的外交路线。他们不批林，假批孔，搞影射，批宰相，批周公。紧跟下来，他们针对周总理起用曾被错误打倒的老科学家、技术专家、老管理干部、老劳动模范，恢复对基础科学的研究，大反所谓的“经验主义”。
　　在周总理逝世以后，他们则大反“哭丧妇”，造谣说“党内最大的一个走资派把另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扶上了台”。要以猛烈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解决，要加强“批林批孔”“批周公”。江青们也预感到“批周民必乱，反周民必反”的情况，所以他们不断地叫嚣，要警惕广大人民群众“以死人压活人”。他们十分害怕人民群众以死者之圣，来声讨他们这一伙生者之魔。在这段时间里，江青的主要打手就是迟群和谢静宜。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以周恩来、叶剑英、谭震林、陈毅和以后复出的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斗争是异常艰巨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错误估计形势、信用了某些坏人、采取了错误的方针和方法的情况下，亲自发动起来的。以后，由于受人生自然规律的影响和精力的不足，毛主席对许多事情已经不能够亲自领导了。林彪、江青集团正是利用了毛主席的错误，打着他老人家的旗号，进行大规模的篡党篡政篡军的祸国殃民的活动。
　　林彪、江青集团本身，有一个逐步演进，逐步暴露的过程。对他们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明确，逐步深化的过程。加之他们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进行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是将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引向极端以售其奸的，这就必须要求我们不断地观察、分析、判断，来弄清是非敌我。搞清楚是好人过偏过激犯了错误，还是坏人蓄意破坏党、政府、军队，侵害人民群众利益。这是需要以事实为基础，经过缜密思考、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这就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大干部和群众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斗争，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存在着的。好在毛主席的著作和讲话，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来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说了一些脱离实际的错误的话，也说了许多正确的话。毛主席的主要的正确的著作和讲话，就是我们所说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语录战”，反映了相当复杂的情况和问题。当然，其中不乏打派仗的人，不乏用毛主席的语录来互相攻讦的内容。但是也有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来与林彪、江青集团片面引用、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进行斗争的同志。周恩来同志就曾巧妙地引用了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主要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话，来抵制林彪、江青集团污蔑、诬陷十七年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说法。批判了这个他们据以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根据”的。
　　林彪、江青集团不是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吗？不是说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吗？不是大批特批认为“毛主席的话过时了”的那么一种观点是“反动的、反革命的”吗？那么好了，你引用毛泽东的话，我也引用毛泽东的话。你引用毛泽东晚年有错误的讲话，并将其推向极端，我也可以引用毛泽东大量正确的理论和正确的讲话，与你抗衡，并尽可能把错误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我不便公开说你们所说的毛泽东的话有错误，你也不敢反对我所说的毛泽东正确的话。这样，除掉毛主席晚年对具体事件(如所谓“二月逆流”)、具体人物(如刘少奇同志)上说了错话，大家都无可奈何之外，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上，在“老九不能走”上，在许多对于形势的评价上，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可以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来与林彪、江青之流抗衡。在这场时而我强，时而你弱，时而我占压倒优势，时而你又反扑过来的斗争中，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干部、群众与林彪、江青集团的不断斗争，既为林彪自我暴露、自我爆炸奠定了基础，也在此后积累了批判“左”、实质上是批判“文化大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做好了理论准备。这场斗争，也为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团而掀起的群众运动做了准备，为粉碎江青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发生在南京的、北京天安门的、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斗争，就是在这些基础上出现的。由上可见，不论林彪、江青集团怎么猖獗，怎么不可一世，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具有十分旺盛的生命力，党和人民同他们的斗争，使这两个集团彻底灭亡了。



第四章林、江从合伙到分裂(1)

　　七 林、江从合伙到分裂
　　为了揭穿林彪、江青集团之间从相互勾结到相互争夺的事实，揭穿江青所谓她是与林彪集团做斗争的谎言，经与中央“林彪、江青集团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一组联系，我们专门与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谈了话。吴法宪是个既矮又胖的老头，简直看不出人们心目中的将军形象。在隔离审查期间，他吃得不坏，活动又少，大概也是无所用心，就发展成一个滚圆滚圆的圆球体。他的态度倒是不错，承认自己的确是罪大恶极，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灾难，说党和政府怎么办他也不过分。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他能够本着事情发生发展的逻辑，一个一个地说清楚。他说得很耐心，很仔细，我们也感到，他没有耍花招。他尽量地要跟我们拉近乎。
　　通常，谈话与谈话者之间除隔着一张桌子之外，还有四五步的距离，这是因为管理方面担心发生行凶的事才这样安排的。而每当提审吴法宪时，他都一边回答我们的问话，一边挪动木椅。经过吴法宪几次挪动木椅，逐渐使他坐的椅子紧靠上了我们的桌子，跟我们伸手可及了。吴的情绪总是很好的，说话像讲故事一样，还伴随着微笑。他有时嘲笑他们那一伙和他本人的荒唐，有时讽刺江青集团那些文攻武卫人物的可耻，当涉及到他自己，他又表现出很难堪，很难以启齿的样子。吴法宪跟江青集团那些人还是有所不同的。他曾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南征北战，冲锋陷阵，跟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进行过浴血斗争。他对于“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干部、群众遭到陷害，而其中追究起来竟有他本人的过错和罪行，谈起来还是比较痛心的。这是他真情的流露。吴法宪的问题主要是一个“变”字。他从人民的功臣变成了人民的罪人，不完全是出于对衣食住行的求奢，而是出于对权势的欲望。他巴结林彪，巴结叶群，巴结林彪、叶群的儿子林立果，甚至他这位年过花甲的老将军，还去搀扶身强力壮的林立果登长城。这是他头脑中的一种封建依附意识在特殊条件下所起作用和恶性发展的结果。
　　林彪与江青的勾结，大体上始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所谓林彪委托江青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当时，林彪要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江青也要利用林彪的特殊地位(当时，林彪虽是国防部长，但是他是不能随意调动我们所有的部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口口声声说要请一尊“神”，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江青与林彪相勾结的暴露。紧接着，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经过密谋策划，又搞了歪曲、篡改党的历史而为其篡党、篡政、篡军夺权服务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吴法宪说，这件事原来是交给他去组织写作班子的，事先曾说明只许写什么，不许写什么，谁谁谁可以写，谁谁谁不可以写，谁谁谁应该写成个什么样子等等。他们要搞的，完全是一部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脱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脱离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实的杜撰的东西。这部臆造的所谓历史稿，后来竟成了林彪、江青集团据以打倒谁、保护谁的蓝本和护身符。吴法宪说，连这么一个东西，林彪、江青集团也搞了两手。他们除让吴法宪组织了绝密班子写作之外，又在高级党校搞了另外一套写作班子，写了另外一个东西。自从江青、康生伙同聂元梓搞出的第一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实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字报)之后，到1967年1月他们又搞了所谓“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风从上海蔓延至全国，由此江青集团的羽翼逐渐丰满起来了。他们利用这一形势，广泛安插亲信，夺取权力。
　　而在夺权之中江青集团由于与林彪集团分赃不均，又引起了林彪集团内一些主要人物的不满。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见到江青、张春桥把他们能够掌握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头子、打砸抢分子、流氓分子，纷纷塞进了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当中，而没有把林彪集团掌握的造反派头子、打砸抢分子弄进去，就更加愤慨。于是，黄永胜、吴法宪就暗中串联，邀约一些人不投江青集团某些头面人物的票。到点票时，江青、康生一伙发现他们的得票都少了。康生大怒，就把汪东兴同志叫去，追问是怎么回事，要查票，查对没投他们票的人的笔迹，看看究竟是哪些人，闹得乌烟瘴气。这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从违法乱纪，合伙篡党篡政篡军夺权，到分裂开来，正式竞相抢权的开始。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如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是江青、康生安排的，没有一个听陈伯达的。不仅如此，江青还利用“中央文革”的会议，给陈伯达小鞋穿，让陈伯达当面难堪。处在相当孤立无援状态下的陈伯达，情知林、江两个集团的矛盾终会导致破裂，就投靠林彪去了。林彪说过，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的是这两杆子，巩固政权靠的也是这两杆子。当时林彪认为，在他的麾下，枪杆子是不成多大问题的，缺乏的是笔杆子。实事求是地说，陈伯达还是写过几本书的，并不是像后来有些文章说的文句不通(当然陈伯达写的东西中个别的也可能有过不通的文句)。所以陈伯达投靠林彪，林、陈一拍即合，彼此都有需要，各人都很高兴。因此陈伯达在林彪支持下，到一些部队去讲演，进行活动，由此结下了林、陈集团。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以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并裹胁部分中央委员为一方，故意不理睬毛主席六次说过的自己不当国家主席的，而硬要设立国家主席，并且把这一条提到了赞成不赞成这个主张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的高度，提到了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的高度。当然这些人的情况不同，有的是阴谋家野心家，名为树毛主席，实为树自己，或者为自己找个靠山。有的则是上了林彪、陈伯达的贼船。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从大多数干部的情况来看，他们还是属于上当受骗的。
　　另一方，是以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主的。他们知道毛主席多次说过不当国家主席，也情知他们几个人这时难以当上国家主席，于是，他们顺着毛主席的话，也反对设国家主席。由此，两个罪恶集团之间展开了明争暗斗和互相坑害。林彪、陈伯达虽然说毛主席是天才，应当就任国家主席，但是早就有人暗地里宣扬过，林彪是个天才(林彪自己也说过他的儿子林立果是天才)，应该当国家主席。叶群就对她的同伙说：“不如此，把林彪往哪里摆”。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但是，尽管如此，林彪、陈伯达公开打出的旗号，还是歌颂毛主席是天才，拥护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这就把江青、康生们置于十分尴尬的被动地位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的斗争格局，像一个天平，重心在往林彪集团的方面倾斜。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出来说话了，表面上看，毛主席批的是陈伯达，实质上，他也是在批林彪“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第四章林、江从合伙到分裂(2)

　早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广大干部对前几年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等问题，就进行了批评。这成了大会的主要精神。刘少奇同志提出了一个天灾人祸的论点。他指出，天灾人祸，人祸是为主的。毛主席虽然接受了，但思想上看来还是不大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发表了与大会批评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等精神相对立的讲话，博得了毛主席的好感。然而，自从他担任国防部长，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弄巧反拙。他对毛主席的过分赞誉，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什么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特别是他广泛搜集的“政变”经，当然骗不了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毛主席。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毛主席早就在给江青的密信中，对林彪设下了一个大疑问。他虽则继续给予林彪以高位，甚至给他更高的荣誉，却时时刻刻都在观察着他，研究着他。毛主席对陈伯达，从延安时期开始，就有所不满。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要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反掉，使江青也不好过，这是当时毛主席所不愿意的。因此，毛主席予陈伯达以狠狠的一击，实质上打的还是林彪。这一下，使林彪集团溃不成军，一蹶不振。
　　至于对这一斗争，后来说天才论是林、陈集团的理论纲领，设国家主席是政治纲领。他们的目的在当时就是抢毛主席的班，夺毛主席的权，看来这只是一种发生问题以后定下的调子。因为谁如果反对毛主席，就必然激起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极大仇恨。只说是他们反对江青、康生一伙，是达不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愤慨的效果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还没有任何力量，敢于公然与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威望、智慧和力量相抗衡，更不要说反掉毛主席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都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以售其奸的。林彪和陈伯达的所作所为，主要还是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搞个人迷信上作竞争，在争宠争权。在争取更加优越的地位和条件上削弱对方，以便在身体多病、年老体衰的毛主席身后，夺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各自都意欲要求对中国进行封建法西斯的统治这一罪恶目的上，是完全一致的。林彪要搞父传子那一套，说马、列、毛、林，他的儿子林立果是第五个里程碑。这是要实行封建加资本的封建法西斯的罪恶统治。江青肆意地鼓吹吕后实施了汉高祖的政策，武则天继承了唐太宗、唐高宗的善政。实际上江青是想要当女皇，也就是要搞封建法西斯的统治。
　　他们在庐山会议上撕破脸皮，打得头破血流，同样是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迎合毛主席当时某些“左”的思想，以取得信任。他们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企图搞父传子，妻袭夫的封建皇权那种继承方式。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到南方各省视察，召集地方、军队的领导人开会，就林彪的问题向一些同志打招呼。这是因为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是当时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他抓住了主要矛盾。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也密切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政变计划，是在林彪探得毛主席的行踪和措施以后，狗急跳墙搞的一个孤注一掷的反革命罪恶行动纲领和计划。前一部分，是他们也看到了搞极“左”的人必然脱离群众，不得人心，是为了在阴谋一旦得逞之后用以笼络人心的。后一部分，才是他们实现阴谋的行动指南。
　　但是，在粉碎林彪集团之前，《“五七一”工程纪要》仅是一个未见天日的东西。大概除了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余新野等人外，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交代时，都说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从事实和时间上推算，这种说法，可以认为是合乎情理的，是比较可信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虽然猛烈地攻击了一些过去的“左”的东西，攻击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正像一句俗话所说的，撩开了他的屁帘，难道还会看不出那条狼尾巴吗？林彪、叶群、林立果，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以极“左”的手段来祸国殃民吗？显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达到欺世盗名的目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很清楚，弄得国弱民穷(当然主要是从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历代的统治者、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但也有我们工作上的错误，不能推脱其责，更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捣乱和破坏)，陷害大批干部和群众，在国际上搞孤家寡人政策。这些，林彪集团比之江青集团干得并不逊色。所以，后来在林彪夫妻、父子自我暴露、自我爆炸于蒙古的温都尔汗后，党内外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之时，尽管其中从文字叙述的意思来说，有挞伐“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东西。群众一下子就看透了那无非是林彪集团为了笼络人心，实现其篡党篡政篡军的目的，搞的一场欺骗而已，因此群众是对之深恶痛绝的。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都是利用毛主席的“左”的错误，将其推到极端的“左”，以达到搞乱全国、篡党夺权的目的。因此周恩来同志主张批林、陈，要批“左”，以清除“左”的影响，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一批判林彪、陈伯达的“左”，就会联系到江青，就会联系到“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不会同意的。毛主席说林彪篡党夺权是右，是右得不能再右。毛主席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许多内容来看，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依我所见，要把思想倾向上的错误与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开。就反革命阴谋集团来说，它是“左”也“左”得，右也右得的，它无非是随着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出现，并利用这种错误思想倾向以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已。而错误的思想倾向，则多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对错误思想倾向要循循善诱，指明危害，使大多数人从中解脱出来，而且是自觉地解脱出来。



第五章诬陷周恩来的罪恶活动

　　八 诬陷周恩来的罪恶活动
　　林彪夫妻、父子自我暴露、自我爆炸，他们是自取灭亡。林彪从他以前制造的那么多最忠最忠最忠的“副统帅”的形象，从载入《党章》接班人地位的高峰跌下来，最终暴露出他们是策划反革命政变、要谋害毛主席的凶恶敌人。林彪、叶群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表演，受到毛主席的批判，但当时毛主席还是要保林彪的。毛主席只点了一个陈伯达的名字，对林彪的事，除很高层的少数几个人，广大干部、群众在“九·一三”事件公开之前，是并不知情的。以后，虽然拿出了毛主席给江青的密信，来证明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仍然难以让群众信服。毛主席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了。老人家不仅公开露面的机会少了，即使党内的高级干部，也难以见到他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的指示，要靠老人家戏称的几个“小人物”来转达。毛主席了解情况，要靠“小人物”来汇报。别的中央领导同志要见见毛主席，“小人物”一个“主席还在安睡”，“主席身体不适”，“主席不见”，就给回绝了。“小人物”掌握了许多条例规定之外的特殊权力。“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主席就厌恶见到江青，两个人就不住在一起了。江青要见到主席，也得通报“获准”。她哪怕是在毛主席熟睡时，在毛主席身边站一会儿，出去也仍然借用毛主席的旗号胡说一通。在这种状态下，江青竟拿出欧洲一个皇帝送给清朝帝王的珍贵的蓝钻石手表，送给在主席身边工作的一个“小人物”，以对之进行拉拢。几个“小人物”，为争夺最靠近主席身边的那个地位，就是在主席面前说别人的不是，你争我夺，把主席气坏了。有一次毛主席特别下令，不许那两个“小人物”到他那里去，还叫毛远新收回了存放在这两个“小人物”处的亲笔手稿。
　　有一件严重的事情发生在1973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到北京来，谈判中美关系问题的时候。毛主席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陈兵百万，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动辄扬言和挥舞他们的导弹核武器，十分震怒。同时毛主席出于改善中美关系，免至腹背受敌的考虑，愿意与美国缓和关系。在他的决策下，中美高层开始接触。1973年，毛主席会见基辛格后，指示由周总理接着与基辛格谈，由毛主席身边的两个“小人物”担任翻译。周总理在与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提出了一个防止北方的霸权主义，中国可以利用美国的核保护伞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向来思维敏捷，但对问题的处理又非常慎重，一时未便置理。殊知两个“小人物”当天就车不停轮地赶到了毛主席处，控告周总理没有立即批驳回击这个“核保护伞”。这就引出了毛主席说的“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必定搞修正”那段话。紧接着，在外交部使节会议上，在军委会议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批判周总理。但是反周不得人心，“曲高”和寡，除江青集团那些人和几个“小人物”外，各驻外大使们，各位元帅、将军们，都默而不应。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还闹了一个大笑话。当时，江青一上场，好家伙，手舞足蹈，不可一世。但是，她并没有弄清楚要批周总理的什么问题，而是申斥总理没有跟美国搞友好，是对修正主义如何如何。急得一个“小人物”悄悄拉了她一把，说把问题弄反了，搞颠倒了。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一直打招呼，说这次批评，是内部的，不许外传，不许去贴大字报，刷大标语，不许搞“打倒打倒”。可是，江青不听毛主席的，把此事说成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上到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纲上。毛主席深知“批周民必乱，反周民必反”。所以，他在一次接见高级干部时说：“是这两个小娘儿们，把总理、叶帅整得好苦，话也不敢说了”。而且还叮嘱，要把他的这段话，写进记录里面去。一个“小人物”说：“主席，不能啊，你的这段话，不能写进记录。”主席还是坚持说：“写上，写上，就是这样。”这两个“小人物”也怪鬼的，见毛主席的身体一天天不行了，就往平反复出的领导人身边靠。毛主席知道了，说：“这两个小耗子，看见我这只船要沉了，就跑到别的船上去了。”当然，这两个人，也顶住了江青要派迟群插手他们所把持的阵地的命令，算是做了好事。可是，在以后的批林批孔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毕竟还是以迟群、谢静宜所在的清华大学为依托的。他们一面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从不点名地酝酿，到公开地点邓小平同志的名，一面又搞“批林批孔批周公”，搞影射，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并演出了“一·二四”、“一·二五”两次批判大会的丑剧。这场混乱，一直延续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四人帮”垮台后，有的人还断断续续地搞了相当长的时期。



第五章实事求是落实政策(1)

　　九 实事求是落实政策
　　对“文化大革命”，有人称作“十年内乱”，有人称做“十年浩劫”。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缺点说过两句话：“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既然一切都打倒了，还不是内乱、全面内战，还不是浩劫吗？从中央到省、市、地、县，甚至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商店，都分成两派、三派，甚至许多派。各派互相打砸抢抄抓，搞纵火、爆炸，还不是全面内战吗？
　　至于各级领导干部，包括中央的一些领导干部，各大区的领导干部，各省、市、地、县、乡、镇的领导干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商店的领导干部，各系统、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属各部、司局、处科股组的领导干部，还有三个人一个肉案的商店组长那样的“领导干部”，只要有人贴两张大字报，刷两幅大标语，拉上一条横幅，就要被斗、被打、被游街、被关禁闭、被坐“喷气式”、被挂暖气片。他们还大整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整科技界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高等学校的教授、讲师，文化艺术体育各界的著名作家、导演、演员、运动员，甚至仅仅是一个学校的医生，也要挨整。有的人虽是权威，但并不反动，有的根本不是权威，也被当做权威来批来斗。至于抓“小爬虫”、“变色龙”、“走狗”、“黑手”、“叛徒”、“特务”，更是无尽无休地扩大打击面，甚至株连许许多多的无辜群众。在林彪、江青集团煽起的派性斗争中，从动木棒铁棍，到动大刀长矛，枪支大炮，坦克军舰，用飞机撒传单，还发射火箭弹，造成了数十万人的死亡、伤残……造成这些严重问题的原因是：毛主席脱离实际，根据一些错误的汇报，错误地估计形势，采取了错误的措施，信用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坏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篡政、篡军的需要，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把它推到了极端，企图搞乱全国，乱中夺权。有极少数“小人物”，为了迎合潮流，充当“左”派，攫取好处，兴风作浪。干部中的极少数，正像一幅漫画的题诗中所说的：“弹簧脖子轴承腰，头上插个大风标”，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违背良心，紧跟着林彪、江青的指挥棒打转。社会上的确有些坏人，趁机捣乱破坏，趁火打劫。
　　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异常复杂的。有的单位，领导班子一换再换，有换了几个，十几个，几十个的。有的干部，这个月结合，下个月又被打倒，前一段结合，后一段又被批斗。他被打倒，别人批他斗他；他上了台，他也批别人斗别人……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邓颖超同志、胡耀邦同志和黄克诚同志，都亲自领导、过问了对江青集团案件的审理，发出过一系列的指示。他们指示的精神，就是要从“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条件出发，把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江青集团活动的人，定为建议交付司法机关起诉判刑和开除出党的数量，缩小到最低限度。当然必须坚决清除靠造反起家的分子，打砸抢分子，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不加以改正的分子。对这些人，要把他们调离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
　　对这些人中罪行严重的，也要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王鹤寿、黄火青、黄玉昆等同志负责具体的审理工作，执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审理工作碰到的主要问题，是广大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干部群众，痛定思痛，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的罪行，仇恨满怀，纷纷要求多惩处、重惩处。这当然是合乎情理的。而从党的、国家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又必须扩大教育面，尽量缩小打击面，使处理的结果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由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主持召开的五次全国“两案”工作会议提出，需要建议起诉判刑的名单，由五百多名最后缩减到中央只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一名主要罪犯移交司法机关建议起诉判刑。每减少一个人，都是经过了大量艰苦的调查工作和循循善诱的说服解释工作，才取得一致意见的。
　　五次全国“两案”工作会议每次都研究如何对待审理对象的问题，主要是考虑中央与各个地方在定性、定量、定人上的平衡问题。为了拿出一个典型，说明可以考虑不交司法机关建议起诉判刑的政策界限，就要选一个具体人。我们选定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谢静宜。谢静宜是河南人，“文化大革命”前，由专门从事机要工作的学校毕业，分配在毛主席身边担任机要员，主要负责文件的收发送阅。“文化大革命”中，谢静宜同迟群一道，作为8341部队派出的军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担任该校的党委副书记。她在领导清队、整党、斗批改等工作中，参与了对学校许多干部、教授、教员、学生的迫害，后来飞黄腾达，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她所具有的一个特殊地位，就是“通天”，并且跟江青过从甚密。在北京市委，甚至市委第一书记也要看她的脸色行事。这也反映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有段时期，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正所谓小人得志便猖狂。谢静宜这么一被抬举，就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了，她仗恃其特殊的身份，积极搞江青集团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篡政篡军的一套东西。在作风上，则飞扬跋扈，任意训人骂人。她对原来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政府的副总理、军队的元帅将军们，都不放在眼里。她同迟群一起，以清华大学为基地，搞反“回潮”，反“复辟”，“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完全都是按照江青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方针步骤行事的。她搞所谓批林批孔是假，诬邓诬周是真。《林彪与孔孟之道》第二批材料，就是她秉承江青的旨意炮制出来的。
　　在1975年的“一·二四”、“一·二五”万人大会上，江青纵容她出来当打手，在台上发言，对周恩来同志搞突然袭击，明目张胆地整周总理。她还率领一批 “打手”，冲进中央政治局会场，公然指着鼻子诋毁邓小平同志出来后的“抓整顿、批派性”，是所谓搞“右倾翻案风”。她什么坏事都干，广大干部群众提到她就咬牙切齿，因此她民愤极大。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谢静宜作为江青安插在北京市的两个黑干将之一，被隔离起来进行审查。许多干部群众都要求对她进行严厉惩处。谢静宜被隔离审查以后，反省了十年内乱给党、国家、人民造成的灾祸和不可弥补的损失，逐渐认识了江青、王洪文的丑恶面目和灵魂，基本上把她经历的“四人帮”搞的坏事都揭露出来了。
　　特别是她交代出在1975年“一·二四”、“一·二五”诋毁邓小平抓整顿、整周总理的万人大会以后，毛主席追究了江青等人“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三箭齐发”的事，揭露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在一起，一边谋划如何涂抹录音带，如何修改记录，并拉拢谢静宜说，“这件事你们没有责任”；一边继续在言谈话语中继续污蔑诬陷周总理，怎样想方设法欺骗毛主席的一系列问题。她对这些问题交待得比较具体。我们考虑了这样一种情况：谢静宜在十年内乱之初，还是一个世事都不大懂的小青年，容易上江青这类在身份上和阅历上都跟她相差悬殊的江湖骗子的当，接受他们那一套伪装革命而实质上是败坏革命事业、摧残革命成果的东西。例如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说，造反有理。可是，毛主席原来的话是“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造反有理”。在无产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把这个前提抽掉了，变成了凡是对党的、人民政府的、人民军队的领导和干部，都可以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不是反革命吗？而且江青等人那样做，是不分优劣，不分良莠，这还不是“打倒一切”吗？又例如江青他们说的抓叛徒、抓特务。我们暂且不提他们本身隐瞒了自己的叛徒嫌疑、特务劣迹来从事捣乱和破坏活动。仅就他们把被俘过的、被捕过的、奉命打入敌人内部的、懂外语的、与外国人有过来往的同志，都抓起来进行批斗，实施肉刑这种做法来说，简直是把毛主席关于敌占区和白区的工作方针是“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和要打入敌人的各种机关，采取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以及团结国内外一切力量，争取国内外一切力量，利用国内外一切力量，去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等一系列指示精神都违背了。他们搞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实质上是蓄意对当时国内的阶级矛盾已经转变了的事实进行抹杀。



第五章实事求是落实政策(2)

　　从当时情况来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成为中华各民族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矛盾。在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后，中央决定说服六十一个同志略备手续，出来参加抗日战争。这些都经过毛主席点头同意了。江青等人连这一事实都否定了，无非是想达到诬陷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老干部的目的。有一个人，原来跟六十一个同志是在一起的，当时决定把他留在狱中，以进一步观察国民党监狱内的动向。后来，他也出来了。但“文化大革命”一来，他却把别人都说成“叛徒”，说只有他是“坚贞不屈”者。这个人自然就成了“四人帮”诬陷别人的“证人”和打手。江青等说的打“黑帮”、打“反革命”、搞“走资派”，是故意混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发展的阶段论，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承认有差别才能发展的理论，而是用貌似革命的极“左”的言词，利用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心理，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上述所有这些，像谢静宜那样的青年，是难以分辨清楚的，是容易上当受骗的。因此，在谢静宜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方面，有上当受骗的一面。当然，谢静宜也不是完全上当受骗的问题。她所以陷得那么深，还有其本身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原因。这就是她作为一个机要员，却处心积虑地往上爬。正因为紧跟江青一伙，才爬上了全国最高学府的党委副书记、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中央委员的地位。她在参与江青搞的许多活动中，要表现得更突出，更凶残，以便沿着江青递给她的梯子往上爬。对谢静宜这样的审查对象，我们建议国家司法机关免予起诉，不给判刑，这体现了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处理“两案”时关于“教育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对“四人帮”手下分子宜宽不宜严，要重在挽救的方针。这样做，对于彻底分化瓦解江青反革命集团，震动大，意义深。对于谢静宜本人来说，也给她提供了改恶从善、悔过自新的一次机会。对于国内外，也昭示了我们党和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的胸怀和敢于放宽政策改造犯罪者的胆略、说到做到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因此，这样做是有深远意义的。这件事，领导决定由我在第四次全国“两案”工作会议的大会上去讲谢静宜的案情和我们处理的意见和建议。
　　那天一大清早，王鹤寿同志叫人把我找到宾馆大礼堂的一处休息室。我见黄克诚同志早就坐在那里了，赶忙上前问好。黄老要我把当天讲的内容先讲给他听。我讲时，他仔细地听着，有时笑一笑，有时又提点意见。最后他说，还是选得好的，如果弄出个普通的人，就起不到从宽处理的标竿的作用了。我在第四次全国“两案”工作会议上讲完后，鹤寿同志说了几句话。之后，大会分小组进行讨论。殊不知，讨论中，与会者都群情鼎沸，议论纷纷。本来，对“两案”犯有错误和罪行人员的处理方针是：教育挽救绝大多数，打击惩处极少数。对这个方针，经过长期说服工作，大家都接受了。可具体一提出谢静宜，就产生不同意见了。省、市、部委的领导同志们，那些无端遭受“文化大革命”摧残的同志们，一个一个发表意见说：“谢静宜都可以不起诉、不判刑，这是从何说起”，“迟谢迟谢，本来就是放在一起的，为什么要分开呀？”有的还在会议休息时间讲风凉话说：“‘四人帮’有几个小娘儿们呀？”有人就呼应说，“一个，就是谢静宜！”提出问题的同志说：“我看(这)一个(小娘们)就应该判，罪行累累么！”面对这一情况，只能再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不仅要做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同志和中央、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同志的思想工作，还要做“两案”办公室一些同志的思想工作。
　　在紧张工作的1979至1981年的一段时期里，我们几乎每周都要开几次会，白天上、下午开会，晚上还经常加班加点地开会，一个人一个人地讨论，一件事一件事地掂量。那些七八十岁高龄的老人，常常一天是三段工作时间。在会上，一般是主要领导同志建议要从宽，其他同志要求从严。老的同志要把建议起诉判刑的人数往下压，中年的同志则主张，减下的人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发言都有根有据，每个人都举出事实，各抒己见。讨论中，大家都从事实、材料出发，谁也不以势压人，不给别人扣帽子。但研究是认真的，讨论是热烈的，争论是激烈的。许多情况下，中年的同志列举一个对象的严重错误和罪行，老人们就说他还做过什么好事，有过什么功劳。中年的同志列举某个审查对象罪行十分严重，老人们就说他还存在盲目执行的方面。双方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有的中年同志为了尽可能地多判几个，重判几个，有时慷慨激昂，很动感情。他们说：“老人家，您知道您是怎么被他们诬陷投入监狱的吗？”“老人家，我可掌握这家伙的全部材料，他常常对被害的老同志向他的打手们布置，要开导开导他。这个开导，就是武斗的意思。”被提问的老人却豪迈地哈哈大笑几声，然后坚决说服大家研究问题、处理问题要从中央的政策出发，不要从个人的感情出发。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嘛！”有时为了讨论如何处理一个被审查对象，讨论被审查对象的一个问题，竟有争论几个小时、两三场会议的。我自己虽然赞同中央处理“两案”一些人员的方针政策，其实在有的具体问题上，我还是属于少壮派。例如有一位体育冠军，人们都知道他是周恩来同志一手扶持起来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却与江青打得火热。在社会上，人们非常恨他。中国人民对这种忘恩负义之人，是极端鄙视的。我对他也有这种情绪。可是王鹤寿、黄火青同志却认为，他几度当冠军，对国家荣誉还是做出过贡献的，要建议免予起诉，不要判刑。我们不同意，就跟老人们吵，老人们则力图说服我们。为此在会上常常争执不休。我是中央纪委派到二办的干部，黄火青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对我比较客气。我们虽然争了，但他说不服我，就笑一笑。王鹤寿同志可不同，他同我争了几次，就有点急了。有一次，他有点生气，就说：“不管怎么样，他是当过几次世界冠军的，这就是贡献。”我随口说：“他第二次当冠军，是别人让给他的，这个让给他的同志才是高风亮节。”这一下把鹤寿同志弄火了，他说：“那你去替我拿两个冠军回来看看！”搞得我与他最后有点不欢而散的味道了。后来，我当然还是听了他的。处理结果也证明效果是好的。
　　我讲这个事情的意思在于：第一，毛主席关于审查干部，不要看一时一事，而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是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可惜，在老人家生前，从反右派开始的历次运动中，并没有完全执行这一方针，所以造成了扩大化，甚至完全错了的情况。在老人家身后，在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中，我们却执行了这一方针，教育挽救了绝大多数可以挽救的同志，把敌人孤立、缩小到了最小的范围给予打击。第二，在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工作中，的确是发扬民主的。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进行讨论，进行争论，对事不对人，不伤和气，不影响同志之间的感情。大家都对事不对人，不管发表的意见最终判定是错是对，真正做到了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谁讲了自己的意见，对则取之，错则弃之。亦对亦错，则取其对者，弃其错者。大家没有伤人之心，也没有被伤之虞，说错者也顶多是受了某种思潮的影响，说过了也就算了。这才是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么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记得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些人，是否应建议司法机关判几个死刑、立即执行的问题，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进行过讨论。从我们掌握他们的罪证材料来看，一些人的确是罪大恶极，罄竹难书的，我们判其死刑也不过分。但王鹤寿主张，要按照“一个不杀”的方针来处理。王鹤寿等老同志都是“四人帮”的直接受害者，但他们为了坚持中央的方针，却毫无个人情绪。这就比较能说服大家。但说服工作也相当艰苦，得相当具有耐心。
　　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主持工作的负责同志，对于审查中询问被隔离审查对象的工作，过问是很细的。王鹤寿同志不仅在我们对被审查对象的每一轮询问以后都要看笔录。他还要把绝大多数的笔录送给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审阅和提意见，请中央领导作出指示。中央领导人也很关注审案工作，他们要听审案工作汇报。他们特别对我们如何执行中央政策，十分关注。有一次我们在城外工作，领导同志看见管理部门的一个简报，反映在午夜十二时后还在谈话，立刻电召负责审理谈话工作的我，马上专车进城，进行汇报。他担心我们对江青集团的那些人也采取了他们整我们干部的办法，白日黑夜进行了轮番谈话，搞疲劳轰炸。对这件事，我们当面负责地向领导作了说明，我们工作人员是一日夜主动安排三段工作时间，而被审查对象一日夜一般是一段时间，偶尔有两段时间，绝无三段时间之事。如发现审案时间过头，我们甘愿领受处分。我还说：“其实，他们在那里很寂寞，是很愿意我们找他谈话的。你不信问问管理部门的同志。”王鹤寿同志听到这里，才满意地笑了。
　　1980年，中央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领导小组与中央政法小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把“两案”主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江腾蛟、王维国、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共十一人，逐步移交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审理，起诉判刑。其中没有一个建议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两案”审理领导小组领导同志决定由我在联席会上进行全面汇报。彭真同志对我汇报中提出的两个问题特别重视，一是毛主席是否在1967年至1968年间，就有意结束“文化大革命”，后来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老人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说过一些过头的话，也就难以收拾了。二是毛主席是否在康生、江青他们搞出污蔑、诬陷刘少奇同志的材料以前，说过刘少奇以后还可以当中央委员。我当面回答了彭真同志的询问，一是毛主席提倡搞“大联合”，“三结合”，以革命领导干部为骨干，就是要准备结束“文化大革命”。二是毛主席的确在江青、康生他们搞出的污蔑、诬陷刘少奇同志的材料之前，说过刘少奇以后还可以当中央委员。彭真同志要我查出有关材料送给他。会后，我们查出了有关材料送到彭真同志处。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在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中，共查阅了一百多万件材料。据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和九十一个中央、国家机关部门以及军队系统的不完全统计，全国立案审查了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十七万七千七百八十名，其中地、师级干部三千一百七十五名，省、军级以上干部一千一百零六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依据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既审理清了一些主要对象的严重罪行，又照顾到“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赢得了全国、全世界的赞誉。



第六章中流砥柱(1)

　　十 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3条所提出的：“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是毛主席在外患(两霸挥舞导弹核武器，扬言要消灭我们用以自卫的、刚刚兴建的核基地。其中北方霸权主义者表现得尤为突出)、内忧(思想上、政治上的分歧)共存的情况下，对形势产生了过分的估计(当时，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估计得更过分)，因而期望从对内部的清理，来达到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目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又采取了错误的方式和方法，信用了一些坏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把错误推到了极端，妄图实现他们篡党、篡政、篡军，全面实现封建法西斯专政统治的罪恶目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我们的许多干部、包括党政军高级干部，对此没有思想准备。
　　在整个社会上，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一般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抱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来参加运动。但是，他们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认识，只能从一个一个的严重问题所造成的损失上，逐渐地积累起来，最后看到他们反革命活动祸国殃民的实质和罪恶目的。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掺杂其间，兴风作浪，混水摸鱼。这就形成了斗争的艰巨曲折和极其复杂。“文化大革命”是从内部搞起来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他们的真相隐蔽起来，而用假相来迷惑人们，的确篡夺了部分甚至是十分重要的党权、政权、军权。然而，大乱十年，而至于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依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并且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蓬勃发展。这充分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以这一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能够自我完善的拨乱反正的内在力量。共产主义思想是一定能够扎根于世界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诚然，斗争是极其艰难曲折又相当尖锐复杂的。从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案件中，从面对面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罪犯的工作中，我们感到，毛主席对江青打着他的旗号招摇撞骗是有所察觉的，所以他指斥江青说：“你只代表你，代表你自己，你不能代表我。”但是毛主席的这些话，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只有最高层的核心的几个同志知道，广大干部、群众并不知晓。林彪那个说是以史为鉴的“政变经”，讲了中国历史上的儿子篡权杀老子，老子要求吃了熊掌再死，儿子却告之以“熊掌难熟”。兄弟杀掉哥哥篡权的“烛影斧声”等等，大肆渲染，报刊大登特登。毛主席对此是早就有警惕的。但毛主席的警惕，却是林彪夫妻父子自我暴露、自我爆炸于温都尔汗以后，广大干部、群众才得知的。而林彪搞“政变经”的目的，是诬陷别人要搞政变、觊觎最高权力。最后的结果却恰恰是他们夫妻、父子，真的是为了觊觎最高权力而处心积虑，并且还要用突袭、爆炸暗害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在上面起中流砥柱作用的，有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叶剑英同志、陈毅同志、谭震林同志等众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下面，则有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论如何大树特树林彪、江青集团及其主要成员的威信，但即使在他们炙手可热之际，在他们诬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老干部达到登峰造极之时，除了那些别有用心的帮派分子、打砸抢分子之外，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心目中，仍然信任着那些为解放中国、为建设中国浴血奋战、挺立敌人法庭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老干部。而对那些搞了几出戏(这里就不谈还是一种剽窃了)，参加打砸抢，唱了一个戏、跳了一场舞的新贵们则不屑一顾。这本身就是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巨大压力。即使在林彪势力最盛的时候，人们也暗地里这样说：“南昌起义时他还是一个排长，在三万多部队的起义中，他怎么能称得上是什么正确路线的代表？”“井冈山的扁担明明白白是朱老总的，怎么一下子又变成林彪的了呢？”即使在江青大肆鼓吹吕承汉统，武继唐法，剽窃京剧现代戏的成果，将其改称“样板戏”的时候，人们也私下议论，“难道搞吕后、武则天的统治，与建设社会主义吻合吗？”“江水英、方海珍、李铁梅、柯湘，不是水，就是木，干脆姓李、姓江好了！”我以为，不能轻看了这些议论，实际上这些议论早就成了为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坚实群众基础。
　　1978年邓小平、陈云同志在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一种思想发动。党和人民同“左”的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发生在中央的，就有1967年2月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怀仁堂会议上以及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老帅、老将们的斗争。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同志主张批“左”的斗争。1974年毛主席批判“上海帮”、“四人帮”的斗争。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后批派性、抓整顿的斗争。以及毛主席逝世后1976年华国锋、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党和人民同林、江集团的斗争，更经常、更频繁的，是林彪、江青集团谓之“革”与“保”的那种斗争。当时广大干部、群众虽然处于相当不利的情况下，但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的老干部，能保一个就保一个，能保一双就保一双。这实质上是反诬陷与诬陷的斗争，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与要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斗争，是坚持生产建设与捣乱破坏、乱中篡权的斗争。这种斗争，从中央到各地，全国的每一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大量发生着。只有充分地估计了这些斗争的作用，才能够解释1976年3月底至4月初以北京天安门为中心的全国规模的为埋葬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群众运动酝酿、发生、发展的思想基础。
　　在与“左”的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周恩来同志是当之无愧的。他是在呕心沥血地保卫着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保卫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一切成果，保卫着党，保卫着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的斗争是那么有力，斗争的艺术又是那么的高明和巧妙。以至于使惯于拉大旗当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林彪、江青集团，也难以寻出破绽抓到口实向他下手。当然，这不是说在整个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同志没有违心地说过一些话，没有违心地做过一些事。但他的最主要、最根本的方面，是在维护党的团结，保证国家不致分裂，保护干部，保护人民群众。而且，也只有他所具有的地位和威望，能够起到这个中流砥柱的作用。周恩来同志以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运用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不仅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篡党、篡政、篡军和搞乱全国、乱中夺权作斗争，而且还要在维护毛主席的前提下，与毛主席晚年的一些错误作斗争，其艰难曲折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陈云同志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的斗争，我们这些人，都不知会怎么样啊！”江青们曾经声嘶力竭地咒骂周恩来同志，说他“保”，说他是“老保”。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同志就是“保”。他昼夜不停地、废寝忘食地工作，就是在保。他保毛主席，保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们。保政府的副总理、各部正副部长们。保老帅、老将们。保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们，保各民主党派的负责同志和高级民主人士们。保历来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著名教授、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们。他甚至对一个高等学校的党委书记、正副院长、教研室主任，也长途奔波去保他们。他保的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脉啊！对于有的同志，他经过各种努力，采取各种办法保护。实在保不了了，为了顾全大局，他才不得不把苦果吞进自己的肚子里去。周恩来还要保生产，保建设，保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基础。周恩来同志的“保”和“革”是辩证的统一。他是坚持民族民主革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是坚持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罪恶统治的；是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剥削和压迫，以便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律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他反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反对打砸抢抄抓，反对反军乱军，反对在国际关系上搞孤家寡人政策，反对无端的批斗和打倒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路线问题被提到不能再高的程度了，可是周恩来同志说，路线重要，政策同样也很重要，如果政策都错了，那还有什么正确的路线呢？现在，有人说我们党没有能在毛主席生前拿掉江青集团，并采取更加激烈的斗争手段，来纠正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因而责备我们，甚至诋毁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是什么岳飞对宋高宗的所谓“愚忠”。提出这种指责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起码是一种完全的无知。须知，宋高宗只是一个偏安的封建皇帝，他的皇位是从他的父兄那里继承下来的。



第六章中流砥柱(2)

　　而毛主席是领导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蒋介石在大陆的罪恶统治，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人民领袖。这本身就不能相提并论，相提并论就是一种荒谬。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当中，绝大多数的时间和绝大部分的精力，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他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当中，的确创造了许多别人难以领会的革命战争、革命斗争的范例，并将其提炼为革命的理论，用以教育干部群众，指导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重灾难中解放出来，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他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中国革命是在挫折失败中绕过许许多多的激流暗礁走出来的。因此，即使在老人家晚年犯错误的情况下，人们也还在猜测，是不是又是一个四渡赤水，是不是又是一个声东击西、出奇制胜。因为以一定的牺牲为代价，去换取大的胜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指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同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也有一个逐步结合的过程，有一个逐步暴露的过程，他们之间也有分裂火拼的情况。广大干部、群众，包括毛泽东同志本人，对林彪、江青集团，也有一个逐步观察、逐步认识，并且把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时机不到，要拿掉林彪、江青集团，是有困难的。而时机不到，要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来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不仅不会为广大干部、群众所理解和接受，而且还可能造成党的分裂，军队的分裂，国家的分裂，人民群众的分裂。设若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不是十年内乱了，其严重后果，将给党、国家、人民、军队造成的灾难，给以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所造成的困难，当是难以设想的。周恩来同志既要代表广大干部、群众的利益与“左”的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又要全力维护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人民群众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这种斗争，就不能不是艰难曲折的，就不能不是呕心沥血的。这是历史使然。由以上情况可见，周恩来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对“左”的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进行的斗争，只能够在维护毛主席的思想体系，以抵制、减轻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林、江反革命集团的危害的范围内来进行。只有这样，才符合党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北京天安门运动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伟大群众基础的斗争，从形式上来看，当然比上面的斗争要激烈得多。譬如说，它明确地提出了要清除危害党、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群众的妖魔鬼怪。这是把林彪、江青集团用以陷害干部和群众的“牛鬼蛇神”还掷给他们。但是，没有上面的多次斗争，就没有下面的运动。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林、江集团的斗争，实际上是上上下下，从思想上、政治上完全结合在一起的。虽然这个规模空前的全国性的伟大运动，并不是由党的组织一级一级地向下传达布置搞起来的，但是党的正确路线起着巨大影响作用，是无疑的。
　　例如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的四个现代化这一正确主张在思想、政治上的影响，使要搞四个现代化成了反对林、江集团的群众运动的旗帜。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在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这一点是不能够否认的。同时，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解放军战士、文化艺术界人士、大中专学校师生，都参加到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所以，要把1976年以北京天安门为中心的全国性的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伟大群众基础的斗争，说成是没有党在思想、政治上的领导的、完全是一种自发性的斗争，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非常荒谬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天安门运动为中心的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群众基础的斗争，是以毛泽东批评江青与维克特谈话而产生的《红都女皇》，批评“上海帮”、“四人帮”，并且明确向江青指出：“江青，你只代表你，不能代表我。你只代表你自己”等话语作为锐利武器的。因此，曾被毛主席否定的以天安门为中心的群众斗争，无疑是包含了以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去发动群众，动员、宣传、组织群众，来反对“左”的错误，反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内容的。当然，国内外的敌人和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正在歪曲这段历史，他们妄图把以天安门为中心的全国规模的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伟大群众基础的斗争，说成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而天安门运动本身，以及天安门运动当时的思想政治动向的忠实纪录《天安门革命诗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正、续编，以及我党对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审查的实录，已经彻底戳穿了这些谎言，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唐朝的杜甫有两句诗：“颠狂柳絮随风去，轻薄桃花逐水流”，算是对歪曲者、说谎者的一个绝妙的写照。



第六章后记（1）

　　后记
　　这部稿子，不是党组织按组织系统从上到下布置我写的。在中央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我的工作主要是参与审理。我是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组长，工作基本上是在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集体会议精神的指导下进行的。
　　我当时虽然说是审讯组长，那是因为当时对党内的审理与在司法意义上的审讯，还一时分得不够清楚。更确切地说，是党内的审查、审理，也就是一种谈话。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的具体负责人是王鹤寿同志。其办公室的负责人虽有好几位，但抓日常工作的是刘鸣九同志。刘鸣九同志主要是不时地询问一下审理谈话的情况，工作进展的情况。他在办公室的工作头绪较多，平时不大具体管我工作范围的事。王鹤寿同志则须将每次审理谈话的记录、他的意见，及时向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耀邦同志、邓大姐、黄克诚同志报告，并且把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传达给我们，以便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贯彻执行。有的中央领导同志有时也看我们审理谈话的现场转播，作出指示。我们接手办理“两案”，是坚决要按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办事的，是坚决唾弃康生过去在审查中央干部时采取逼供、诱供，谁交代得越多，惩处得越重的错误作法的。
　　张启龙同志、刘顺元同志、曾汉周同志、李士英同志、于桑同志等人以七十开外、年近八十的高龄，还风尘仆仆地赶到监管场所参加审理工作，不止一次劝江青他们彻底坦白交代，把事情谈清楚，争取给予宽大处理的。尤其是张启龙同志，在延安时期当过江青的老师，行前上车，他也是告诉我：毛主席说过，对一个犯了错误、哪怕是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的人，是好心帮助或者存心不好，是对一个同志党性纯粹程度的试金石。谁知，他在与江青谈话的时候，刚动之以情，劝导了江青几句，江青就蹦了起来，举手高呼：“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我就是要打倒你这个老走资派!”我担心她借机拼命，伤了几个老人，乃下令：“把江青带下去!”几个女战士进来，扭住了撒泼的江青，她还狠命地冲着我说：“我还要打倒你，打倒你这个官老爷，打倒你这个大官老爷!”其实，我是个什么“官老爷”、“大官老爷”呢?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下的重庆，我自幼父母双亡，当过苦力，做过学徒，卖过报刊，充过纤夫。以后跟新华日报发生关系，被介绍进由周恩来同志支持，由陶行知、李公仆、史良出面办的夜大上社会大学。以后全国解放，又一直做新闻记者、高等学校语文教员。因为长期跟党在文化方面工作的同志们在一起，那些同志又是毫不保留把他们的学识、写作技巧，都一点一滴地灌输给我。
　　在我担负审理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之时，虽然我当选了中央纪委委员，“两案”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但还是一个刚从一所高等学校汉语教研室主任调到中央纪委工作的干部，行政十七级。大概江青是以其身份之高，把我们这种经办她的事情的人，也要吹到九霄云外吧!中央纪委常委曹瑛同志，原是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曾几度出任驻外大使。以前，他长期跟陶铸同志一起，被关在国民党的南京监狱。周恩来同志费尽心血，把他俩一起营救出来的。曹瑛是一个老同志。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因此有的同志戏说，要说老，曹瑛同志是当得的。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前，他就是湖北省有名的学生运动领袖。曹瑛这位同志，我看真是毛主席所说过的，襟怀坦白，忠诚，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的同志。对党内出现的坏人坏事，不论是牵涉到谁，他都嫉恶如仇，敢于揭发，敢于批判，哪怕是要冒着非常大的风险，他也无所畏惧。他在一些会议上，激昂慷慨，倾述意见。鹤寿同志有时怕他说话“走火”，就说：“曹瑛同志，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当时，他对鹤寿的劝说还很生气，顶鹤寿说：“你还叫人说话不说话?”鹤寿同志无可奈何，只得陪笑说：“好，好，好。你说，你说。”好在他们是老同志，彼此知根知底，过了也就算了，谁也不计较谁。曹瑛同志在中央纪委，一开始也是专门审理江青案件的二组的成员，名字排在张启龙同志之后，刘鸣九、我、刘丽英之前。建立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之后，他主要做中央纪委纪律检查方面的工作，也参加“两案”会议，参与对案件审理工作的领导。他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给党、国家、人民群众造成的巨大损失的愤激之情，难以遏止。他知道我写过一些报道文章和长篇小说，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汪文风，你一定要把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恶写出来，让后人作为教训。否则，你就辜负了党、国家、中央纪委对你的教育培养。”当然，这不能算正式向我布置任务，但表达了一个老一辈共产党人对我的殷切期望。
　　由于我是长期搞纸纸片片的，工作当中，习惯作点记录，搜集一些材料。当时不能记的，就在脑子里有意识地多过几遍，狠记一些重要事实和情节。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仍当选中央纪委委员，那是因为我的生日是8月20日，还未跨过六十五岁。会后不久，我就超龄了，退居二线了。这使我有时间来思考问题，进行写作。写出了初稿，我把稿件送给王鹤寿同志。因为只有他了解全部情况。老人家很高兴，以年近九十的高龄，白天在办公室看稿，晚上还装进皮包里，带回家去审阅。他看得很仔细，甚至把稿件中有笔误的字和标点符号，有的改正过来，有的打上疑问符号。但是对于文稿的内容，他却不改，而是在旁批里写上意见。最后批上：“是一部很好的记录。但体裁上很不得体，如发表，尚须大的修改。”遵照他的意见，也参考别的同志的意见，我把稿件从头到尾改写了两遍。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多次去中央纪委机关鹤寿同志处，讨论稿件中的一些问题。我与他有时也有不同看法，有时还有激烈争论。好在相处十年了，我跟他是争论惯了的，他从不因此而不理睬我，我也从未因此而有什么思想上的芥蒂。鹤寿看完最后的稿件，对我说：“可以了。这样的东西，可能出版机关、有关部门，还要进一步斟酌。在我们这里，就行了。这也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工作。”鹤寿同志很赞成我的这么一个作风：写什么东西，对事实，一定要力求尽量符合实际，哪怕是在某次会议上，绝大多数同志偏听偏信了某种传闻，也要予以说明，加以澄清，不怕被扣上“为坏事辩护”、“为坏人说话”的帽子。但对一件事情弄清事实以后，则应允许有不同的分析，不同的看法，大家进行讨论。例如“文化大革命”前，为什么对当时的形势会发生过头的、过“左”的估计，曾有一些人一度把这一点完全归咎于毛主席。我却坚持说，过头的、过“左”的估计，在内忧外患并存的情况下，不止毛主席，还有别的中央领导同志估计得更过头、更过“左”。我还对此举例加以说明。争论来争论去，大家有点动感情。后来一查，我说的是有事实根据的。又例如对江青有些不符合实际的言谈，我也予以澄清。在我与鹤寿同志之间，也多次发生过争论，有时候老人家发了急，赌点气，我还是坚持我所了解的情况。直到事实弄清为止。有时候我记忆有错，我就认错。这部书的初印稿出来以后，有同志打电话问我，是否有为了维护领袖而在叙述事实上有隐笔、曲笔之处。我答复，我是尽量地使之符合事实的，至于对事实怎么分析，那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第六章后记（2）

　　我最先知道江青这个人的名字，是在1945年至1946年之间。当时，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新华日报在民生路营业部门口，贴了许多照片，宣传解放区的情况，其中就有江青骑马的照片。后来，有人告诉我江青过去叫蓝萍，是电影明星。不过，蓝萍在重庆，似乎不如白杨、黎莉莉、舒绣文、黄宗英那么著名，好像比后起之秀的张瑞芳都比不上。但是，没有听到过别人对她有什么恶感的说法。旧社会炒作的电影明星很多，无非就那么一回子事。重庆解放以后，我就听到人们对江青有些议论了，有人说她“不配”，说她在上海时生活上腐败。我还说过电影明星嘛，哪能用“贤妻良母”、“从一而终”去要求。1954年大区撤销后，我调到北京工作，传说江青招待了文艺界的老人。招待会上，江青对毛主席的称谓左一个“我们家老爷”，右一个“我们家老爷”。我听说后，感到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这种称谓有失检点。但又觉得人家家里的称谓嘛，多管闲事干啥，也许是一种“谐用”、“戏称”，不必鸡蛋里头去挑骨头。在批判《武训传》时，江青奉命搞了那个对黑旗军和武训情况的对比调查。说实在的，我还真同意她的意见。虽然我对武训原来是有好感的，我是重庆社会大学的学生，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陶行知是提倡过武训的兴学精神的。对批判《武训传》，我有三点疑问：一、提倡武训的兴学精神，跟提倡全盘学习武训，是否是一回事?二、在封建统治时代，要兴学就要靠有钱人，在那种历史情况下，有钱人当然是地主阶级中的人。好人是否只有参加黑旗军一条道路才算好人?三、赵丹这些同志都是我心目中的进步演员。这一批判，使他们好像还不如有的政治立场反动、没有演过《武训传》的人们了，这样公平不公平?我这些心里头的话在一定场合是说过的，但是当时既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受到批判。尤其是后来涉及到对陶行知先生的批判，我不满意。然而，对电影中赵丹表演的“三个钿，打一拳，两个钿踢一脚”，我还是感到不恰当的。真正对我的上规模的批判，是我在成都说话得罪了一个领导同志。当时还出了一个典型——刘介梅。刘介梅幼小时穷得叮当响，靠党的阳光雨露成长，却“攻击社会主义”。这是“忘恩负义”。但他们批我时，总算一箭中“的”，我被称为我们那个单位的刘介梅，“入了彭德怀的花名册”。直到1979年我进入中纪委工作后，那个单位才主动发文件给我平了反。我对江青真正在感情上产生厌恶和仇恨，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老实说，我感到他们(尤其是江青和康生)是从“左”的角度，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新中国在十七年工作的评价上，在对干部、群众的看法上，得出了惊人的一致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应当灭亡，应当打倒。毛主席是坚持十七年要以红线为主的，是坚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观点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这么说过。
　　周总理总是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与林彪、“四人帮”进行艰难的、艰巨的、不懈的斗争的。而林彪、江青、康生及其爪牙们，却总是说这里烂掉了，那里烂掉了，都烂掉了，都应该打倒。打倒。打倒。以后，对于毛主席指示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群众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周总理是坚决执行的。而他们却总是竭力反对，百般阻扰，捣乱破坏。他们要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既成事实肯定下来，固定起来，一次又一次地反“回潮”，反“复辟”，反对所谓孔丘先生的“继绝世，举逸民”，实际上是几次把矛头对准广大干部、广大人民群众热爱、信任的周总理。江青用心狠毒，为了掩盖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电影界、文化界鬼混那段丑恶的历史不致败露，她可以对过去的同事、朋友、亲密者、亲爱者狠下毒手，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甚至对稍有知情者也不放过。江青品质恶劣，对于她自己发指示、发命令干的坏事，凡是被毛主席察觉了的，她都可以嫁祸于曾经效忠于她的走卒，撒谎也不脸红地说什么这些人是刘少奇的第二套班子，“是我把他们端出来的。”江青野心勃勃，她大肆吹捧吕后、武则天，其实是在效仿封建王权，竭力想继承“大统”。
　　毛主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她是想让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当党的主席。江青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旗手”“露峥嵘”的。“文化大革命”中她把历来歌颂共产党、歌颂新中国的戏剧、电影都打入黑线之列，自己却耗费大量外汇，购进大批黄色、淫秽的拷贝、录像片，供她和她的政治搭档们享受。她着力拉拢一位才高欠德的外交部副部长，一是为了共同反对周总理，二是为了抵制她的可能的竞争者，三是为她与国际接轨铺设通道。她又是摆设家宴(她个人的家)，又是招待别人看黄色电影，搞得热热火火。她集中天津的能工巧匠，为其订制了青丝银花、用四个以上的“宫娥彩女”托起裙裾的法式“皇后服”，这充分说明了她的灵魂是一个封建法西斯主义分子的灵魂。她效法吕后、武则天，她的封建意识就已被证明了。那么，她的法西斯意识呢?她是要所有的“臣”、“民”见她都要“下跪朝拜”的，谁敢抬起头来，就用罗马帝王家使用的大棒子(法西斯)狠狠一击，把你的头打下去。这完全是支持希特勒德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克虏伯式的统治。江青是一个怪胎，是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历史瞬间的一个怪胎，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时期的上海孕育的一个怪胎。以后，她用假相蒙蔽了我们，借“文化大革命”显现了她的狰狞本质。
　　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立志最终要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江青则是封建法西斯的代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方向的代表，而江青则是没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代表。我们是为谋取绝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而江青则是谋求个人当女皇、奴役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虽然江青曾经几度加入共产党，甚至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她跟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作风，却是毫无相同之处的。同志们，要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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