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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中国的土地上散发出异香。一百多年间，香港从中国的耻辱变成了中国的骄傲，从中西文化冲突之地变成中西文化交融之处。她有意无意牵动着中国的喜怒哀乐，在关键时刻爆发出能量。她很像一则中国寓言，不动声色地预示着中国下一步的动作、情绪与变化。
2000年12月31日晚，为迎接新世纪的第一次钟声，香港三十多万市民汇聚到维多利亚公园与时代广场，参加“除夕倒数”。洋装在身的香港人其实很传统，他们演绎的总是中国故事。那一天，维多利亚公园主舞台上的“十大中文金曲跨世纪慈善联播”最为抢眼，罗文、许志安、梁咏琪等香港歌手组成强大演出阵容，引得万人争睹。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家剧场里，刘德华、王菲、张学友、陈慧琳等歌手则进行着同一活动的异地演出。
凤凰卫视、香港电台、北京音乐台对这一群星灿烂的盛况进行同步直播。香港和北京市民可同时看到两地的演出，劲歌热舞把迎新气氛渲染得诗情又画意。人们等待着子夜的来临，却不知道子夜会给他们一个完全意外的消息。
子夜时分，人们的目光集中在了舞台上。音乐伴着变幻多姿的激光，伴着台上表演嘉宾和台下观众的齐齐倒数声，新世纪到来了!铜锣湾避风塘的午炮和北京大钟寺的永乐大钟在这一刻鸣响。许多感慨人生苦短的人远眺东方，准备彻夜不眠，等待一千年一个轮回的新曙光。
就在这一时刻，北京直播现场里，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他举起右手，放在一个触摸屏上，台上的大屏幕立刻闪亮，万乐齐奏，时空交织，三维空间转换，一个蓝色的地球和两只凤凰图案拼成的台标从屏幕上飞奔而来，像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直视着所有的人。紧接着，凤凰卫视的当红主持人吴小莉出现在大屏幕上，她坐在香港凤凰总部那个能旋转的主播台上，通过卫星向太空发出了“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呼号：凤凰卫视资讯台，我是吴小莉，从此刻开始，我们在香港，向全球华人播报……
此时，时钟指向2001年1月1日零时。华仔说，呵呵，凤凰卫视真会造势，没想到这时又露了一手。
一场争夺或维护华人话语权的博弈，以一骑红尘的通俗方式，显露出人文主义的峥嵘之气。凤凰资讯台从成立的那一刻起，就显示了一种特殊的才能和性格：借势发力。
名不见经传，没有人知道，没关系，草船能借箭，植桐引凤凰，借名人之气，借品牌之名，借天时地利，扬自我美名。
凤凰资讯台的台标据说也大有深意，它不是从凤凰卫视的台标上变形而来，而是加入了一个地球，表示要把世界融入凤凰的理念。这个LOGO把中国人喜爱的金黄色变成了世界级电视台通行的海蓝色，变成了一双观察世界的眼睛。它是流动的、自由的、宽容的、博大的，它有世界胸怀、中国视野。它的口号听上去有点狂：给我半小时，给你全世界!
那时，虽然无法猜测地球上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新生的24小时新闻频道，但是，这只雏凤还是自信的。他们相信，这呼号就像上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从太空发回来的“东方红”乐曲声一样，无论如何，总会有人听到。
有人说，中国叙事的严重困境在于，在政治管制放松之后，文化人不得不向市场作出自我献祭的一跃。但是，凤凰的“一跃”却是保持着尊严和身份的妥协，把一场慎密的、持久的、艰辛的博弈变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运筹与和谐。它有着野生的茁壮又有贵族的气质，有杂交的美丽又有融合的优势，有阳光的心态又有另类的思维。看似风雨不动安如山，回眸一笑却已走远。
俗话说，借力发力不费力。高明的拳师往往是最能掩饰自己攻防意向的拳师，在格斗中不做任何预备姿势，故意露出破绽，以“乘其无备而攻之，又其不意而出之”。以小搏大，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
那时候，电视24小时新闻频道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陌生的名词。他们习惯于自己的电视机到了夜深人静时，悄悄跳出两个不冷不热的字：再见。然后，屏幕上一片雪花点，发出嗤嗤拉拉的声音。如果这时候还有哪个电视台不睡觉，喋喋不休说东说西，反而让人奇怪。
然而，在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人们已经不能容忍电视节目的中断。他们要求电视机一刻不停地提供全方位服务，不能想象电视还像人一样需要睡觉。不仅如此，他们还把电视弄得很“专业”，爱看球的有体育台，爱唱歌的有音乐台，学问大的有国家地理和探索频道，想轻松的专门有搞笑肥皂剧在那儿侍候。
第一部分一只鸡可以孵两个蛋（2）
1980年6月，一个名叫特纳的美国佬异想天开，创办了一个每天24小时全部播报新闻节目的电视频道。好多人预言特纳这小子不是神经错乱就是吃饱了撑的。新闻既枯燥又短小，傻瓜才会一天24小时守着它呢。
然而，几年下来，特纳的动静有点不一样，新闻频道竟然大赚其钱，他成了令人眼馋的亿万富翁。眼馋的结果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24小时新闻频道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世界各地诞生。这时候，中国大陆暂时还没有什么动作，反而让香港这家名叫凤凰的电视台抢了先机。
凤凰卫视是大陆人刘长乐于1996年创办的。此人仿佛在不经意间，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一步跨到了中国新闻史的前排座位上。生在香港的凤凰卫视并不是一个乖孩子，他们以善打擦边球和敢于在钢丝绳上舞蹈而著称。令人惊奇的是，这一点竟然得到了大陆官方的默认。也许，不同时代、不同观念的人都会认可这样一个事实：有追求的人肯定是有个性的人，有个性的人差不多都是不听话的人，不听话的人多数都是有本事的人。刘长乐为自己的电视台起名凤凰，图的是此鸟一飞冲天，翻动扶摇九万里的气势。
刘长乐高大魁梧，身高一米八四，脑袋比一般人大一号。当兵时，人家最大的军帽是“特号”，可他硬是戴不上，只能放在脑瓜顶上。那时候，剃的是光葫芦头，大头小帽，不像军人，倒像个出家的和尚。操场上一走，给严肃的军营带来些许幽默和笑意。后来人出了名，来采访的记者不少，都为他脑子灵、反应机敏而折服。只是有一个颇为写实的女记者，节外生枝，描写起了刘长乐的面部，“大大眼镜，眯眯小眼，印堂发亮，耳垂面方，嗓音浑厚，彬彬有礼”。刘长乐看了，哈哈一乐，“我的眼睛不算太小吧，眼裂还很长嘛”，提笔改动一字，成了“眯眯细眼”。也算尊重记者的劳动成果。
2000年是个暖冬。那时候，创办了四年的凤凰卫视刚刚实现了收支平衡，刘长乐语出惊人：凤凰要办第一个横跨两岸三地、覆盖世界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频道——资讯台。
了解中国国情的人知道，在中国办传媒就等于走钢丝，最考验人的政治智慧。不少办媒体的人或因政治智慧欠缺，或因过度激进，不仅导致媒体夭折，甚至个人的命运也受到牵累。凤凰中文台办得好好的，何苦再投入一个新频道，无端去承担强大的政治风险，搞不好就会赔了夫人又折兵。而资讯台的昂贵投入，意味着凤凰卫视要停止刚刚开始的盈利之路，重新去过为钱发愁的日子。
刘长乐喜读兵法，推崇“胜在于算”的谋略。这种“算”，不是斤斤计较钱多钱少，而是算大账，算事业，算理想。小富即安，是他最看不上的。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出类拔萃，一个中文台岂能止住他的脚步？
当今天下，新闻力量之大，已有推动历史前进之感。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了人们的生活，西方甚至把传媒称之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后的“第四种力量”。刘长乐认为，对电视台来说，没有新闻频道就是一辆少了轱辘的车，而新闻频道的影响力如何，是衡量一个电视台能否成为世界大台的主要标志。如果说电视的综艺频道是气象万千的超级游乐场，新闻频道就是疾风骤雨般的F1赛车道；综艺频道是枝繁叶茂的大榕树，新闻频道就是笔直贯通的钻天杨；综艺频道是一群优雅飞翔的天鹅，新闻频道就是一只来去如电的山鹰。
刘长乐说，凤凰不走这一步不行，没有新闻频道的凤凰很难成为世界的凤凰。而且创办新闻频道不只是为了发展，更是为了生存。传媒市场日趋残酷的竞争像一场赛马会，所有人都在狂奔，即使累得口吐白沫也不能停下来。当时CCTV正在筹备新闻频道，福建电视台已经有了一个有线电视新闻频道（但是，该频道的负责人曾对程鹤麟说，其实福建的这个频道应该叫做“资讯台”，你们凤凰的资讯台倒该叫做“新闻台”），其他省级有线台和卫星台也对新闻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金钱，更有海外传媒机构扬言要进军国内新闻市场，并展开了积极的斡旋。
面对竞争和悄悄合围而来的潜在危机，凤凰只能搏命。依靠这个新闻频道，填补国内资讯频道的真空，为提高凤凰卫视的竞争力打下基础。
现在，凤凰卫视资讯台正式亮出了牌子，虽然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没有打出新闻二字，但业内人士已经体会到了他们奋不顾身的味道。
《纽约时报》记者以《擅于走钢丝的企业家在中国开办新闻频道》为题，记录了刘长乐当时的心态：
1月1日，刘长乐先生的公司——凤凰卫视启动了一个24小时以普通话播出的新闻频道。以极为有限的资源和远大的抱负，凤凰资讯频道看起来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中国版的CNN。
也许把刘与特纳相比在刘先生看来有些滑稽，因为他的合作伙伴是默多克，此人是特纳的宿敌。
5年来，刘一直在努力向420万户家庭输送新闻资讯节目，同时避免冒犯北京。现在他要24小时播送。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杨澜说，她曾经是凤凰的节目主持人，后来开办了自己的电视公司。“新闻节目在政治上的风险要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节目。”
第一部分一只鸡可以孵两个蛋（3）
刘清楚知道政府的敏感。“有些事情非常非常敏感，我们什么都不能说，”他说。“但是至少我们不会撒谎。”
撇开政治不谈，刘的这次大胆举动非常类似于特纳20年前启动CNN的情况。当时特纳必须以很可怜的钱：第一年250万美元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新闻网。凤凰已经在全球8个城市设立了分部，包括纽约，并在香港建了最先进的演播室。
刘对此充满信心。他指出与早期的CNN境遇不同，凤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知名品牌。“当特德·特纳启动CNN时，他必须从零开始，”刘先生说，“我们一只鸡可以孵两个蛋。”“We're making two dishes out of the same chicken.”
凤凰卫视位于香港九龙红勘海滨广场的九层，资讯台占了其中不大的一块。这是一间250多平米、没有柱子的办公大厅，里面摆了四十多张办公桌。办公区的最里面是一个主播台，与其他办公桌之间没有用玻璃隔开，据说这是“国际惯例”。
资讯台的办公区是一片悦目的蓝，如窗外干净的维多利亚湾。这里24小时灯火通明，机器运转，人影憧憧，声息相闻。新闻频道该是全世界最忙碌的地方。
资讯台有近200位导演、编辑、记者、摄像师，每天三班倒，每人八小时。多数人没有专用的办公桌，四十几张桌子轮流使用。铁打的桌子，流水的人，只可怜每张桌子上的电脑，永远没有休息的时候，除非死机，总是日夜不停地转。
资讯台的节目样式是事件现场画面+记者前方采访+专家评论+主持人后方播报和串联。并不复杂，却很好用。中国正走在融入世界的途中，每个人都需要学会与世界打交道，新闻频道就是一个教你学会打交道的，善良的，有点喋喋不休的邻家朋友。
简单地说，资讯台的播报方式就是“六化”：现场直播经常化，现场报道纪实化，事件报道同步化，全天新闻滚动化，播音主持明星化，新闻评论权威化。目标是向观众提供一种“知”的权利。
新闻之外，资讯台配以解读各类资讯的新闻评论节目：《总编辑时间》、《新闻今日谈》、《凤凰全球连线》（2005年移至中文台）、《有报天天读》（2005年移至中文台）、《时事辩论会》、《李敖有话说》、《新闻骇客赵少康》，还有气象资讯、《地球这一刻》和专题纪录片，从而构成一个天上地下，无所不包的新闻阵列，就像吴小莉那句口头禅：资讯使眼界放大、信息令世界变小。
有人认为，大陆人在香港办电视台，是不得已的“曲线生存”之路。如果他们翻翻历史书，也许就不这么说了。被大陆人称为“文化沙漠”的香港，其实是中华文化生存发展的“福地”。
香港传媒业是中国最发达的。1857年，世上第一份用活体铅字排版印刷的中文报纸《香港中外新报》出版。1874年，第一家由华人出资和经营的《循环日报》创刊。1900年，孙中山拨付专款，委派陈少白在香港筹办了中国第一份革命报纸《中国日报》，5年后，这份报纸响应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主张，连续10天刊载长文，并首次使用“三民主义”一词。此后，“三民主义”成为孙中山政治主张的代名词，流传世界。目前香港有各类报纸五十多种。
广播影视方面，1913年，香港华美影片公司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运往海外放映的影片《庄子弑妻》。编剧黎民伟还拍摄了近二十部与孙中山有关的纪录片，成为中国纪录影片的奠基之作。如果按照人口比例算，香港的电影大师与演艺明星是最多的。香港有电视频道二十多个。香港“亚洲电视”成立于1957年5月29日，是全球第一家华语电视台。香港无线电视成立于1967年11月，是全港首家商营无线电视台，每年的广告总额逾十亿港币。在香港630万人口中，有五百多万人天天收看电视，许多家庭能收到五十多个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内容的电视频道。香港观众发现电视屏幕上跳出新面孔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它们就是凤凰卫视与STARTV。
这两个电视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它们一出现，中国东南沿海的开放地区就能收看。这两家一起向往天空的卫星电视，也许都盼着自己驾着云帆，飞往地球的每个角落。当然，它们最先云游的地方是中国大陆。
第一部分月轮穿沼水无痕（1）
一个天生的新闻人，懂得伺机而动。
凤凰开始不做新闻，以娱乐开台，是刘长乐明白时机不到。他一直在静观香港第一个24小时新闻频道中天电视台的运作与成败。
凤凰的“战地玫瑰”闾丘露薇曾在三家香港电视台试过身手，从她的感受似乎也能看出凤凰管理层的一番苦心。她说：“凤凰卫视是个蛮奇怪的地方。我记得1997年5月份，凤凰卫视开始有了新闻节目。但它用了一个比较奇怪的方式，它没有成立一个新闻部，也不说我要做个新闻栏目，只有我们这些做节目的人知道自己是做新闻的。新闻栏目的名称叫做《时事直通车》，我当时觉得蛮奇怪，心想不管你叫什么名字，至少应该有新闻这两个字，但是他们当时刻意把这两个字回避掉了，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
在1998年之前，凤凰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有新闻节目。直到前国家总理朱基在记者会上钦点凤凰当家花旦吴小莉时说了一句：我很喜欢看她的广播。朱总理说的“广播”，指的是凤凰卫视的“时事直通车”节目。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凤凰原来是有新闻节目的。凤凰的决策者偏好“时事”而回避“新闻”，从最早开播的《时事直通车》的取名就可以看出，有点玩障眼法的味道。这个节目开始采用的方法是把一些有份量、有影响的事件报道拉长到3至5分钟，甚至10分钟，尝试进行深度分析和解读。这一招，除了让观众感受到一种新的播报方式外，还有一点给自己留退路的意思：这不是新闻，是时事分析。对于刘长乐的做法，好事者可以称为“鸵鸟政策”：鸵鸟把头插在沙子里躲避危险，在外人看起来很“傻冒”，其实很智慧。因为鸵鸟事后可以说，我什么都不知道。狮子也可以说，那不是鸵鸟。
刘长乐很了解中国国情。他称自己的人生经历是10年一个段落：为国家服了10年兵役，在大陆权威新闻机构做了10年记者，下海经商差不多也是10年，然后才办媒体。他在“文革”期间当过“狗崽子”、“黑五类子女”，下乡当过农民，在兰州一间工厂里当过机修钳工。他腰间斜挎一条宽皮带，屁股上咣当着一大串扳子、钳子、螺丝刀之类的玩意，一米八四的大个子在车间里一晃，真有点美国西部牛仔的味道。据说，当时给他赠送笔记本、赠送电影票的姑娘不在少数。还有一个家伙看上了他后来的太太小郭老师，跑到人家家里去玩，耍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小伎俩。结果有一天，开门出来的是一条门板那么高的壮汉，吓得他从此再不敢想小郭老师了。
刘长乐本人工农兵学商行行都干过，“文革”当中的“早请示、晚汇报、毛主席语录天天读”经历过，西北农民缺吃少穿的日子品尝过，唐山大地震的艰难抢险参加过，对中国社会底层的生活和诉求一清二楚。林语堂写过《吾国吾民》，沈从文写过湘西系列作品，毛泽东写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都是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深刻描述。而刘长乐则是一个亲历者，一个用命运、遭遇、躯体、心灵去感受现代中国的人。
凤凰卫视资讯台主持工作的副台长程鹤麟是个文章高手，深知办电视与写作完全不同。他说：“写作时，自己就是自己文章的上帝，你可以坐着写站着写蹲着甚至躺着写或者一条腿站着一条腿勾着写，你可以想写啥就写啥。”错。你写不发表的文章留给儿孙看可以，要想发表给大家看，非经过编辑如刀红笔的删改不可，编辑左一个圈右一道杠，你的文章不仅变了样，而且变了味儿。删改是一种痛苦，也是一种教育，刘长乐作为一个记者，稿子给人家改过无数遍，所以，对新闻稿中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能变着法儿说，什么连碰也不要碰，统统了如指掌。对于官方的政策与宣传口径的把握，他早已是“铭刻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刘长乐被称为是中国大陆现场口播新闻的开先河人物。现场口播，在欧美早已有之。美国记者爱德华·默罗在二战中的德军轰炸现场，站在伦敦一间民居的屋顶上说，“你好，这里是伦敦”。这句话后来成了世界名言。然而，中国广播电视并不习惯这种方式。他们每有大事，必播发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通稿。刘长乐刚入新闻圈，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上手就搞了口头现场播报。最有名的一次后来被写进了大陆的新闻教科书。那是1982年10月7日，中国在海洋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这一事件，本身就很震撼，刘长乐在现场的直播，声若洪钟，充满了感染力。不过事后引发了新闻学家的一些争论，大约是这样的播报万一出现口误，影响难以挽回云云。
朱基公开赞扬凤凰卫视的新闻节目，成为凤凰发展的一次标志性事件。
从那时起，刘长乐开始让凤凰卫视静悄悄地由娱乐向资讯转向。
在资本运作上，凤凰于2000年6月30日在香港创业板成功上市，集资近10亿港币，使资本实力大增。
当一切准备工作在看似漫不经心中完成时，刘长乐才真正亮出了自己手中的牌：成立凤凰卫视资讯台。刘长乐当时话说得特别利落：投资一亿港币，招募大陆、香港、台湾电视精英，为中国和全球华人献上一个24小时的新闻频道。在刘长乐的计划里，资讯台于2001年元月正式开播，第二年在大陆落地，第三年开始盈利。
第一部分月轮穿沼水无痕（2）
2000年12月8日，凤凰卫视资讯台开始试播，刘长乐在演示会上发表了讲话：成立资讯台，是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继成功开办凤凰卫视中文台、电影台、欧洲台、美洲台之后的又一新动作。资讯台的启播将在华语传媒界掀开值得自豪的一页。资讯台将透过亚洲三号S卫星覆盖亚太、北美、欧洲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近34亿人口。
透过凤凰卫视资讯台，你可以全天候24小时收看来自全世界和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可以收看到总汇全球的财经金融新闻；可以于第一时间找到世界各大股票市场行情的第一手资料；可以在大事发生时，和一线记者共同体验新闻现场，追踪事件变迁，感受目击的刺激；可以听到对热点事件和热门话题的评说、解析……
为配合老板的宣传攻势，凤凰资讯台“脑门倍儿亮”的副台长程鹤麟“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以钻研学问、创造一流业绩的苦心，写下了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八个第一。
1. 全球第一个覆盖了两岸三地的全天候华语资讯频道；
2. 第一个地处香港聚集了两岸三地及海外电视人的电视媒体；
3. 第一个跨洲进行同步联播的华语电视台；
4. 第一个每天在京、港、台连线制作电视节目的传媒机构；
5. 第一个在亚洲、欧洲、美洲拥有制作基地和记者站的华语频道；
6. 东南亚第一个采用光纤网络采集、编辑及播出系统播放节目的电视台；
7. 亚洲区第一个拥有低温照明系统、自动遥控摄录系统、全方位旋转式取景演播台录影棚等高科技设备的电视机构；
8. 荟萃于此用高薪聘用的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两岸三地人气极旺的主持人和资深评论员队伍，在香港、在亚洲、在整个华语传播界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他最后写了一句：一批新呈现的来自两岸三地青春靓丽的主播和资深权威的评论员汇萃于斯，尽显光华。当时公司里有一位律师是个港人，大约觉得这话念起来拗口，改了他一个字，把“靓丽”改成了“艳丽”。这使程鹤麟痛心疾首，不惜劳心费神地专门另写一篇文章批判人家。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不该改。然后，脸色一变，以温柔的心态，为自己的电视台写下了一篇情意绵绵的情书《你无怨无求的伴侣》：
电视是个既没有权利也没有感受和脾气的蠢货。有了电视，我不用顶风冒雪去看一场看完之后连呼上当的无病呻吟的现代戏；我不用长途旅行舟车劳顿去爬狭长险峻的华山道去看所谓的山水风光和尚庙尼姑庵，那些地方不仅千篇一律毫无新意，而且人满为患易受欺诈凌辱。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中国人说这句话时，资讯的传播还没有今天这样发达。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资讯爆炸的今天，人们还非要亲身经历所有的事。他们喜欢引用另一句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话相当可疑，有些东西是你一辈子都无法亲自体验的。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2000年12月在接受以色列电视记者采访时，突然激动发火，这场面你能靠“行万里路”来见到吗？巴拉克他见你吗？
还是让电视记者为你爬过巴拉克们高高的门槛叩开他们紧闭的大门吧，你只需要把电视打开，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看。像凤凰卫视资讯台这样的电视频道，是所有的电视频道里头脑最简单脾气最温顺的频道，没有口号抒情夸张包装矫情造作，有的只是短平快的资讯。你打开它，看上那么30分钟，然后就可以不再理它，把它当成你的一个声画背景；该干什么干什么，你可以批文件，算账，上网，思考人生，炒菜做饭，喝酒做爱，干什么都行，它绝不会来烦你。
从涉足电视，到办起24小时新闻频道，刘长乐韬光养晦整整四年。从中既可以看出其谋略之深远，也可以看出其新闻情结之深。这一年，中国的言论空间和新闻自由前所未有的开放，一位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当了279天党委书记的年轻人李昌平写信给国务院总理，直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随后，他辞了职。他大学时的导师得知这一消息后，平静地说，又一只站起来的猴子被咬死了。这一年，媒体还报道了安徽利辛县县委书记夏一松成为拒绝贿赂的英雄，把118个因造假而提拔的干部全部免职的消息。但是，在他所反对的贪官纷纷落马之时，他也被免去了县委书记职务。
竹影扫阶尘不动，月轮穿沼水无痕。
懂的人不说，说的人不懂。
刘长乐喜欢司马迁《史记》里的一句话：“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
刘长乐说决策：先知先觉 胜在于算
(刘长乐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1951年出生于上海，1980年代就读于北京广播学院。先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及高级管理人员。1996年创办凤凰卫视。现有中文台、资讯台、电影台、欧洲台、美洲台等五个频道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华语电视传媒之一。)
第一部分千年等一回的机遇
2001年1月1日，是人类世界一个新千年的开始。这一天，60亿地球人以不同的庆祝方式证明了一个事实，来自人造卫星的电视信号可以让我们与朝阳一起，“同步”地亲眼目睹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一时刻，距离1925年电视的发明有75年，距离第一颗与地球同步的通信卫星上天是35年。距离1980年世界第一个24小时新闻频道开播20年。在世界的旋转越来越快的这一天，凤凰卫视的24小时新闻频道也向太空发出了自己的呼号。对中国来说，这可能是一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也可能是一件值得载入历史的大事。因为这个覆盖了亚太、北美、欧洲、非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的开播，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一种中国信心、中国眼光和中国气度。
从大局观上讲，中国走向开放开明的大气候催生了凤凰新闻频道。1980年6月1日，CNN诞生，西方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闻频道，亚洲也有NHK、半岛的出现，成为了一个梯队。他们都是全局性的新闻频道，各有各的市场，都“活”得不错。还有互联网，它已经成为无遮拦、无屏障的全球新闻平台，其新闻披露的速度、篇幅和质量让所有的电视台获益。在凤凰资讯台成立之前，华语世界缺少全局性的、权威的新闻频道。当时，虽然台湾、香港已经有了多家区域性的、相对专业的、地方色彩很强的新闻频道，但这些频道很少关注全局性的新闻，不注重新闻评论或者说很少有新闻评论，缺少走向世界的视野。在中国大陆，当时也没有全局性的新闻频道。不过，我们知道，中国新闻界、特别是大陆的同行对此心仪已久，已经做了很多方案。中国的全局性新闻频道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刻。
从小气候上讲，我们凤凰中文台做得不错，上市了。上市后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事业企图心，从哪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呢？很简单，我们上市后，没有卖一分钱的老股，全部配的新股。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股东，包括新闻集团的默多克和我的公司都没有从中拿一分钱，资金全部用于事业发展。将近10个亿的港币呀，一分钱没拿回来，这样的情况在股市上真得很罕见。一般的上市公司都要部分地套现，我们没有。当然，也许默多克新闻集团财大气粗，人家不在乎你这点钱。那好，我顺水推舟，我巴不得用这钱做一个大事业。咱们就求发展，往前闯吧。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成立资讯台，抓住千年一遇的机会。
办这样的电视台，你没有志向不行，没有胆识不行，没有能耐不行，当然，没有钱更不行。这是硬件。你没钱，一切雄心壮志都是白扯。你的抱负只能是空中楼阁昙花一现。人没有钱，英雄气短，这种事儿咱们见得多了。那么，当我们有了十个亿资金的时候，我们的雄心就有了一个施展的空间，有了硬件的支持。我们的抱负，就是想在中国这样一片渴望融入世界的土地上，种出一棵新闻的参天大树，再一次让世人为中国的新闻变革而怦然心动。
第一部分我们的准备
孙子兵法讲：“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败，况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胜在于算。为了一开始就能先声夺人，我们做了认真准备，反复推敲、打磨方案，进行了世界范围的考察。先后去了美国、英国、日本，还有香港、台湾的相关媒体，对东西方新闻频道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仔细的、贪婪的窥密与探求。为什么是窥密呢？人家的关键部分是不会给你讲的，或者说，我们想了解的关键部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所以全靠我们自己全身心地去领悟，用自己心目中的目标去和他们碰撞。比如我们去FOX参观，看他们新闻主播的掌控过程。他们那种开放式的直播空间和CNN是一样的，他们的主播台、编辑平台和操作平台，都是完全开放的，全部连成一体的。这并不是道具的需要，也不是装潢、舞美、形象设计的需要，这是新闻频道的一种内涵，是快速反应下迅速展开的需要，是完全彻底适应直播的环境需要。一切都是直接的：直接切换、直接递稿，在同一屋顶下的流水生产，集体制作。
我们注意到，西方的新闻频道格外看重新闻评论。FOX就认为，“客观”报道是不可能的，因此决定不再遵循这一传统的新闻“定理”，代之以“公正和平衡”的原则。他们重金聘得名嘴大腕，设立了好几档评论节目，通过新闻评论公开宣扬其保守派主张，取得政治话语权和对自由派媒体的平衡。CNN、BBC等新闻频道都有重磅炸弹式的新闻评论节目。所以，从资讯台问世，我们就非常重视言论部分的比重。这一部分，我们在考察中有深刻的体验。新闻评论过去是港台新闻频道的弱项。华语媒体本身的话语空间是有限的，我们必须靠加强新闻评论节目拓展话语空间。
技术上，我们的准备也比较充分。我们的办公区域虽小，设备却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我们是华语媒体中第一个通过网络进行非线性编辑的新闻频道。是全球第一个用宽带网络传输节目、可以进行跨越各大洲各点位的24小时直播的新闻频道。我们这套设备开始运行并不顺利，但我认为，技术保障问题是可以改进的，方向上的问题是不能动摇的，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和故障而动摇紧跟最新科技的信心。
在细节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台标的设计、LOGO的蓝色基调的确立，都是煞费了一番苦心，不瞒各位看官，我们的总体形象设计和第一档的形象片，包括资讯台现场的整体布局，都是请美国顶级的新闻专家和设计大师帮我们设计的。虽然我们的办公区域并不宽敞，钱也不富裕，但在这方面，我们舍得花钱。资讯台的频道设计和中文台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要用蓝色基调和自成一体的形象设计风格呢？是为了保持一种权威性、庄严性，保证质量和档次。
在一切准备完成之后，我们成了一个后来居上者。是一个踩着巨人的肩膀——通过吸取亚洲、美洲、欧洲同行们的长处和成功经验，融会贯通的后来居上者。
作为一个商业电视台，一个上市公司，从经营的角度看，我们虽然不以赢利为唯一目的，但也要为生存发展保证收入，回报股民。从世界传媒业的现状看，媒体要想取得良好的经济收益，有两条道路，其一，是对新闻资源的垄断，有这种能力和地位的媒体，一定有丰厚的收益；其二，如果你没有垄断资源的能力，那就要先知先觉，把握先机，率先进入。占风气之先，也会有可观的经济回报。凤凰台是一个小台，只能走第二条道路。在选择商机时只能拾遗补缺，夹缝中求生存，避免与大台有正面的冲撞，不能去抢市场上已经分配完毕的份额。只能寻找新的商机，先声夺人。这就是我们下决心成立这个新闻频道的经济考量。
第一部分万丈雄心一瓢冰水
新闻频道的运营是很昂贵的。CNN在全球有4000员工，42个记者站，新闻全部要求拍第一手资料。这是很花钱的。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CNN的花销是2500万美元；在2002年的伊拉克战争中，花销超过3500万美元。其他几个西方主要电视台在海湾战争中的花销都超过1000万美元，凤凰卫视少一点，也有300多万港币。也就是说，伊拉克战争中的新闻大战，成本超过1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正是因为新闻频道昂贵的成本，使许多媒体人望而却步。但是，我们却告诉投资银行和股东，劝他们不要担心。我们提出一个观点，凤凰既要做新闻的采集者，又要做新闻的加工者。在新闻的采集上，全球有一大批通讯社在做，而且很专业。凤凰卫视要做的，就是从全世界的中英文频道、报纸和网络上收集新闻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博采众长，给不同的新闻一种华人的视角和华人的解读。有人可能说我们这是一个加工作坊，不管怎么说，我们就是以整合为主、以采集为辅这么一种方式，办起我们的新闻频道。对于商业运作的电视台来讲，不能不考虑核算成本。所以我们是精打细算，巧取不豪夺，搞新闻深加工，既节约成本，又包容百家。所以，凤凰办资讯台并不是一时冲动，只管玩命往前冲，其他什么都不管的。
可是，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凤凰资讯台创办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真的成了一个空中的凤凰，只能在天空上翩翩起舞，却落不了地。不仅在大陆落不了地，在台湾也落不了地。凤凰落地的故事，极富戏剧性，这出戏里的悲壮多于喜悦，挫折大于成功。能否在国内落地的问题上，我们不是傻大胆，也不是所谓的公关行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们在资讯台成立之前，与北京的主管部门进行了反复多次的探讨。由于凤凰中文台是第一批在大陆落地的境外媒体，有不错的口碑，所以，我们得到了比较乐观的回应。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计划赶不上变化，当我们信心百倍、激情满怀地准备在大陆落地时，因为国内有关部门的政策调整，我们落地的计划暂时被搁置起来。一时间，雪满长安道，空看时光老。
无独有偶，我们在台湾落地的计划也遭遇挫折。1990年代以后，台湾放宽了对电视的管理和限制，台湾电视业在一种狂热的情况下展开，他们有频道100多个，直播车大约80到100台。台湾电视从业人员的素质也是上乘的，电视人的采访能力、组织语言的能力非常好。但是台湾缺少大制作，总是炒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缺少有深刻思想的节目。根据凤凰的申请，2001年5月，我们的资讯台获台湾当局允许，以有线电视的方式播送节目。但不久，有人把此事捅到了陈水扁那里，台湾电视管理当局很快取消了原先的决定，不给凤凰卫视正式的执照。对此，我们不遗余力地据理力争，并按照法律程序上诉。当年的9月2日，台湾行政院称原则上允许让凤凰卫视在当地播送节目，但仍有一些程序问题需要处理。至于究竟哪些程序问题，他们没有说，而且“处理”起来好像有万般困难，一拖就拖了三四年，凤凰至今没有在台湾合法落地（所幸，台湾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凤凰。我们的记者、主持人在台湾也相当有影响，他们对于台湾，有一种天然的感情。吴小莉、刘海若、胡一虎、曾漪、周瑛琦、谢亚芳，都是台湾来的，他们对台湾的看法和评论，都是很到位的。我们的台湾记者站非常活跃，凤凰的许多优秀作品都出自他们之手）。
凤凰翱翔天空是美丽的，但如果无处栖息，则是痛苦无比的。凤凰卫视资讯台在海峡两岸都不能落地，真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新闻奇观。我们的万丈雄心被泼了一盆寒冷刺骨的冰水。虽然我办资讯台的决心从未动摇过，但每年1800万美元左右的开销，近200名新闻从业人员的生计，不是仅有决心就能解决的。当时的压力之大，如泰山压顶，心境之痛苦，如万箭穿心。
第一部分磨难痛苦是题中应有之意（1）
在资讯台亏损1.6亿港元的情况下，资讯台还办不办，当时有两种意见，一部分股东和投资银行的意见是关门大吉。说是既然不能在大陆落地，又这么大的花销，关门算了。但是许多人也给了我们特别的鼓励和支持。他们认为，中国新闻改革的推进，就在于你们这一代人能不能坚持下去。虽然你们有很大的困难，但你要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必须承受磨难和痛苦。这是前驱者的题中应有之意。
在股东的压力下，我们开了数次董事会，我做了很多诠释：一是不能指望一朝一夕的努力就能奏效。CNN创办时，以每月200万美元的额度亏损了好多年，我们还算好的，应该再给我们一段时间，以扭转被动局面。二是我们的资讯资源在中文台已经比较成熟，我们的新闻节目是一鸡两吃，可以效益最大化。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心中的委屈是无法说出来的，我对提高华语媒体世界地位的一片赤诚也是难以表达的。真是伤痕累累，血湿战袍。说到激动之处，不禁落下泪来。
让我非常感动的是，我们的两个独立董事对我表示了支持。两位先生鼓励我说，你无论如何，咬着牙也要坚持下去。他们本来应该是代表股东们的利益，在财务上、成本分析上进行精确的核算，确保公司不亏损的。但是他们更具有专业眼光，看准了品牌效益和长远利益，坚定地支持我。至今想起，仍然心存感激，佩服他们的胆识。
那两年，资讯台的落地成了我必须化解的心结。我们一刻也不放松地奔走于两岸三地，坚持把落地进行到底。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说，每天挖山不止的愚公最终感动了上帝。我们相信，以我们的善意和理想，也会感动上帝的。也许是为了一种哲学的追求、一种感情的期盼、一种情绪的疏导，有一次，我去了五台山的五爷庙，在那里，我许了两个心愿，一个是求受伤的凤凰女主播海若苏醒，一个是求资讯台落地。结果10天以后，海若醒了，又过了大约半年，资讯台被大陆批准有限落地。中国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了凤凰资讯台。
3.CNN:独霸世界15年的新闻频道
CNN是世界24小时新闻频道的开山鼻祖。
美国佬特德·特纳在没有创建CNN的年代里是一个帆船迷。他在一艘叫做“勇敢号”帆船上赢得了“美洲杯”的转播权，他也夺得了1977年美洲杯帆船比赛的冠军。一位队友回忆说：“特德一参加比赛，所有船只都得从黎明到黄昏进行激烈角逐。到了晚上，当别人休息时，特德还在继续战斗，并且彻夜不停。”但是，特纳却承认自己憎恶航海：“我会变得又湿又冷。”
这正好说明了特纳的性格，一旦开始战斗，就决不停下脚步。特纳的绰号是“暴躁的上尉”，他是一个叛逆的、魅力四射的人物。特纳的父亲是一个性格抑郁，充满控制欲的人。他一方面溺爱特纳，另一方面又会狠狠地惩罚儿子的叛逆行为。他对儿子最严厉的惩罚是他与24岁的特纳争吵后，自己开枪自杀了。但是特纳相信父亲是因为完成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而自杀的，所以他说自己要确保自己设定的人生目标要难以实现。他声称：我努力去创造一项空前的纪录，那样将会使你与许多伟人并列：亚历山大、拿破仑、甘地、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华盛顿、罗斯福和邱吉尔。
特纳的冒险心永远不会满足，他随时准备“掷骰子”，愿意输掉任何东西。他的风格是“继续寻找下一个挑战，如果你的机会不大，那也要尝试每件事情，不要停止，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直到你发现自己在与风赛跑。”特纳的另一个本领是对战略决定有一种内在的敏感，“我总会考虑下几步该怎么走，我为我能够洞悉未来而自豪，未来将会是怎样？我们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能做些什么？”并且他“总是想办法用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
特德·特纳自称“讨厌新闻”，把新闻报道说成是害人的“魔法”，其实他只是对他敌手的媒体作此评价。1980年，他创办了全球最大的新闻电视台——CNN有线电视新闻联播网，由于这三个词的缩写与鸡肉、面条、网络三个词的开头字母相同，他们的对头就这样对他们冷嘲热讽，把特纳气得半死。他最恨的就是STARTV的大老板默多克，威胁要把默多克像“臭虫一样压扁”。他评价说，默多克除了对他的家人好一点外，其他地方毫无人性。
极端的特纳造就独特的CNN。CNN的特色就是完全专注于新闻，以完全不同于他人的方式报道新闻。第一，它24小时不间断地播报新闻；第二，它的目标是全球性的，企图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点向全球播报新闻；第三，它的报道是现场的，它不是事后报道经过加工编辑的新闻，而是展示未经编辑加工的、正在发生的事件，形成一种及时、真实的印象，观众可以随时收看事件的最新进展。
美国有1800家电视台，CNN由于自己的理念而一枝独秀。
24小时新闻改变了一切人们关于新闻的认识，它把正在发生的事件呈现在观众眼前，使他们也成为一个参与者或一个现场的角色，它使人们获取新闻十分便利。
第一部分磨难痛苦是题中应有之意（2）
1981年3月30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2∶32，宁死也不放下摄像机的CNN记者报道了美国总统里根遇刺，比其他电视台提前4分钟。
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宇宙飞船空中爆炸的瞬间，在场的电视台只有CNN。
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出“禁共令”，宣布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的活动为非法。CNN对苏联剧变的系列报道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得到这个机会，是由于苏联1989年与之签订一个协议，允许CNN通过苏联全球卫星通讯系统覆盖印度次大陆、东南亚、远东及非洲。
1991年1月16日，海湾战争开打，所有媒体都被萨达姆勒令离境，唯有CNN因为提早数月和伊拉克政府沟通，得以留下直播“沙漠风暴”。CNN用连续17个小时的直播，向全世界展现了他们全新的新闻理念。
CNN当仁不让地成为世界领导人的信息媒介。萨达姆发给世界的一条又一条的信息表明，他希望CNN代他向西方说话。当时的美国总统新闻秘书告诉记者：“在报道的即时性和直接性方面，CNN开创了一个传播新秩序。”
战后，CNN已经成为向265个广播电视台提供新闻的每日新闻社和掌握600个分台的广播电台，它共有十项新闻业务，包括：国际频道、金融新闻频道、体育新闻频道、西班牙语频道、空港新闻网、广播新闻、广播简报、互联网络。其中全新闻频道占了一半。CNN在海外拥有42个分部，数千名员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最有效益的电子新闻和信息公司之一，成为全美第四位电子传媒巨人。收视率在欧洲也从15%弹跃至85%，2000年全球收入达到14亿美元左右。而这远不是CNN所得到的“战争利润”的全部，它和全世界的电视业共享了其中的最大份额：开始电视媒体的历史新阶段。
但是，从此之后，卫星电视的24小时电视新闻却不再是CNN独有的资源，想从他的手里分一杯羹的人开始行动了。
欧洲广播联合会在法国里昂成立了覆盖2300万观众的欧洲新闻电视台。
BBC WORLD：这是一个报道新闻和时事的商业国际卫星网络。它的覆盖范围更小，区域为欧洲和亚洲，在国际上也没有CNN出名，但是它从BBC强大的品牌和BBC遍布全球的42个分部、250名记者的非凡采编能力上受益。目前已经进入了很难进入的美国市场。
FOX NEWS：福克斯新闻频道。通过福克斯电视网提供24小时新闻服务。
FNN：财经新闻网。一个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晚期的以财经新闻为中心的网络，它后来被出售给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最后又以CNBC这一商业频道的形式重新开播。
MSNBC：由微软和NBC合办的MSNBC 24小时新闻频道。是世界上第一次重大尝试，以实现个人电脑和电视的融合所带来的商业潜力。MSNBC提供24小时新闻服务和因特网服务。
这些新闻频道共同的特征是：以CNN的模式，成为对CNN最具挑战性的对手。
世界各大新闻频道群雄并起，说明西方传媒力图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
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削弱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但是这也有好处，使中国能更好地向世界学习如何做一个大国。迄今为止，关起门搞现代化的还没有先例。
中国人必须做点什么了，如果他们想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话。
第一部分中国：电视的最后疆场（1）
卫星电视如同核武器一样，正在成为强国的标志，并将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
1940年，美国人最早看到了电视新闻。当然，这种初级阶段的新闻，除了播音员头像外，没有其他任何图像，其实就是一篇广播新闻稿拿到电视上念。人们称这种方式为“扯下来就播”。那时，电视新闻是刚出壳的丑小鸭，得到的是冷落与轻视，人们更愿意相信广播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电视新闻真正成为人类观察世界的眼睛，是20世纪60年代。那时电视新闻全面报道了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及葬礼（1963年）和美国对越南进行毁灭性战争场面（1965年），电视新闻立刻成为最具影响力和震撼力的新闻媒介。
新闻就这样一步一步占领了人心，成为能够左右世界的一种力量。几百年来，人们一直想弄清楚新闻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文字、声音和图像为什么会像龙卷风或地震、海啸一样，瞬间摧毁许多旧有的制度、思想和观念，让古老世界突然像个怀春的少年，充满了大胆的念头与行动的勇气。自命不凡的思想家和传媒学家绞尽脑汁，企图解释清楚这一历史现象或历史奇迹，但最终，他们谁也没有说服，世界上有多少人，对新闻就有多少种看法和说法。
一个叫奥特斯丘尔的人提出了所谓的“新闻事业七定律”：
(1) 在所有的制度下，新闻传媒都是政治和经济权力实施者的代言人，故此报纸、杂志和播放频道虽则可以独立行事，但都并非独立行事。
(2) 新闻传媒报道的内容通常反映经营者的利益。
(3) 所有人都信奉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的定义则大相径庭。
(4) 谁都赞同要向社会负责，都声称为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并愿意接触人民。
(5) 任何一种论说都认为，其他的论说都是离经叛道的。
(6) 所有新闻事业都在传递自己所在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不可避免地让权力继续对传媒自身进行控制。
(7) 新闻传媒的操作通常都有别于理论。
他说的太接近真理了，因此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但是，东西方的传媒学家却有一个共识：新闻的过度发达，尤其是在某一个地区过度发达，是有害的。
中国大陆最早的电视台是CCTV，成立于1958年。而中国大中城市真正能看到电视，是20世纪70年代，此前人们看带图像的新闻是在电影院，正式的故事片放映前加映10多分钟的“新闻简报”。那里面的新闻多是几个月前的。到中国希望打开国门的时候，他们蓦然回首，发现自己处在挨打的位置。
中国国情问题研究专家胡鞍钢说，当今世界，即使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媒体落后同样也会被动挨打。经济和军事是硬实力，文化和传媒是软实力，缺一不可，相辅相成。没有软实力，就必然受到软打击、软轰炸。
西方的媒体软实力远超过他们的经济硬实力。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新闻舆论和控制世界传媒市场，形成了文化霸权。
随之而来的危险是人们发现自己被封闭在了“国际化”的围墙中，对于每天接受到的信息不能说同意或不同意，因为它只有一种声音，它强制性地要求你接受，它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你，否则，你就什么也不知道。
有意思的是，最先意识到只有一种声音很危险的并不是那些受害最深的国家，而是西方知识界的有识之士。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份当代国际传播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文献：《多种声音，一个世界》。那些致力于为人类的未来提供历史框架的学者们，经过三年的调查，提出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主张。他们认为，现代跨国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会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后果。高度的独占和集中最终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在信息的单向流动过程中，受害者不仅仅是第三世界，甚至可能是欧洲和美国自身。
“美联社每天通过世界通讯服务从纽约向亚洲发送9万个单词，反过来亚洲每天只向全世界传送1.9万个单词。”
发达国家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新闻报道的信息量，只有很少量的部分。而即便是这些少量的部分，还大多是有关暴力，毒品，贩卖人口，冲突的报道。
在好莱坞电影中，偏有东方口音的亚裔表现的都是一些反面角色：犯罪、妓女、下层员工，而相反，能说一口纯正美语的人必定是一个上流绅士。
第一部分中国：电视的最后疆场（2）
联合国的专家们认为，照这样下去，美国最终也只能听到自己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并不一定能给美国带来好运。专家们告诫传播弱国，应该尽快放松版权法规，促进信息传播技术自由交流，鼓励出版业发展，改善世界只有一种声音的不平等的状况。
美国在1927年就宣布那种肉眼看不见但又确实存在于天空中的无线电波是“国有财产”。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却一直忽视它。他们不知道，丢掉了信息主权，比丢掉一块土地要可怕得多。
联合国的科学家说，现存的国际传播秩序维持并强化了国与国之间业已存在的不平等。这种传播结构当中暗含的逻辑还构建了南方对北方的依赖模式，该模式给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一个公平、合理的“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必须建立起来以取代现有的旧秩序。
但是，多元化的媒体格局不是靠西方学者建立的，不是靠那些倡导者建立的，而是靠那些身处弱势地位的有志者争到的。
如果只按块头大小来分级别的话，中国文化无疑是超重量级的：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中目前硕果仅存的文明，全球华人占世界人口的约五分之一，全球海外华人数量已达5000多万人，华语是世界四大语言之一，一切似乎都在显示中国的崛起与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中国之外的另一个地方再看，就发现情况不太对劲，在世界媒体业，“中央之国”的声音很弱小，地位很边缘，影响力基本没有。一方面，中国占世界传媒受众的20%，电视观众达到十亿人，潜在的文化消费能力达到5000亿人民币，号称是世界上传媒受众最多、市场潜力最大的王者之国。另一方面，中国媒体的实力还属于“超轻量级”。咱们把2100种报纸，8800种期刊，2000多个广播电视频道加一块，竟然还拼不过某一家西方通讯社。
路透社1998年的销售收入相当于325亿人民币，是中国所有报纸广告收入和发行收入总额270亿人民币的1.2倍。《纽约时报》2002年收入32亿美元，相当于近250亿人民币。2001年，中国图书、报纸、期刊出口额为1764万美元，进口额为6904万美元，进口是出口的4倍。而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更惨，进口是出口的14倍。人家一报打败天下，中国媒体的武林高手们除了冷汗发背，面面相觑，还有什么花拳绣腿可玩？
亚洲的上空游弋着十几颗西方发射的地球同步通信卫星，近百套境外卫视节目覆盖了中国的辽阔版图。尽管在政策上中国的天空没有开放，但在技术上已无险可守，“信息海关”至今尚难设立。西方电视广播的卫星飘在空中、信号“从天而降”、国际互联网穿境而入，目的就是为了努力开发中国大陆这块“电视的最后疆土”。
海外华语媒体军团也挺不容易。虽说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怎奈长安米贵，白居不易。艰难生存是他们唱的同一首歌。据中国新闻社的统计，海外较有影响的华语媒体（报刊、周刊、杂志、广播、电视）共有420余家，华语互联网站300余家。具体分布为：亚洲180余家，美洲150余家（其中美国60余家），欧洲37家，大洋洲37家，非洲5家。
中国媒体和海外华人的媒体虽然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小车不倒只管推，但对外传播的信息在对象国的主流社会，还停留在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上来的阶段，缺乏话语权和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咱们觉得香，人家不愿闻；咱们觉得臭，人家当宝贝。许多海外的华人媒体由于市场狭小和经济危机，陷入了饭碗不保的生存危机之中。2000年以来，创办了8年的澳洲《自立快报》停刊，有40年历史的香港《天天日报》停刊，香港历史上有名的《星岛日报》、《成报》相继发生股权变更。俄罗斯、新西兰、澳洲和香港的华文报章，有的打开了价格战，有的免费派送，有的减少版面、削减员工。仅2001年上半年，香港报章裁减采编人员500多人。更让人感叹的是，香港的主流媒体、号称有霸主地位的香港无线电视台也于2004年开始大量裁员，华语媒体理想中的豪情慷慨之气迟迟不见到来，反生萎顿之势。
毛泽东常用一句著名的话形容自己的对手：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当然，他的对手也都没有灭亡，不过换了一种方式生存。不愿把自己“羞煞”的中国媒体人面对强大的西方媒体帝国主义，还是得游击战、正规战一块上，采取“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胜利”的深谋大略。不过这里的“捣乱”是小试牛刀的意思，给那些企图让世界只有一种声音的人添点腻歪，大地有了两极才成球体，思维至少有二元才能成立。他们有一统天下的梦，我们有多极世界的梦，而且我们的梦更接近真理。于是，从不服输的中国人致力于让世界听到华人的声音。
中央电视台成立新闻频道的打算始于1999年。那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研究员孙旭培和《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武晋先发表文章，建议中央电视台成立新闻频道。次年，两人又发表文章，认为办新闻频道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中国新闻的自由开放度。中共高层对这个提议做了特别批示：“我觉得中央电视台开设新闻频道是重要的。”
2001年，美国911事件爆发，央视由于报道不力，受到来自观众和业界的批评，面临很大压力，成立新闻频道似乎迫在眉睫。然而，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又没了动静。
电视最后的疆场上，将驰骋谁的战马？
第一部分从如日中天到败走台湾
其实，中国早在1994年就有一个立志与“CNN”比拼的24小时新闻台。
那是一个名叫于品海的香港人创办的。他在CNN最走红的年代，在香港创立“传讯电视”，推出“中天”和“大地”两个卫星频道。其中“中天”新闻台为24小时新闻频道。
于品海时年36岁。因收购了香港著名的《明报》而财富五车。有人说，金庸把《明报》交给于品海，是因为于品海长得像金庸死去的大儿子查传侠。金庸对此不置可否。他说，于氏与他的大儿子同年，都属猴，相貌也有相似，可能在潜意识中有亲近的感觉。但另有人解释说，金庸一直在寻求一个聪明能干，热心于新闻事业的年轻人，以便将明报托付。而于品海正是符合这一条件的人。可惜武林里的一流剑客也有看走眼的时候，金庸悔不当初，已是几年后的事了。
1989年，得知金庸意欲淡出明报，新闻集团默多克、新加坡《联合早报》集团、香港和黄集团等多家公司纷纷与金庸接洽，意欲收购。《明报》当年赢利近一亿港元，炙手可热。但是金庸与他们无缘，把《明报》转给了于品海。1991年12月12日，于品海成为明报第二代业主。
两年后，于品海着手扩大他的传媒版图，斥巨资打造传讯电视。
于品海雄心勃勃，要把中天办成最具影响力的“华语CNN”，先立足香港，抢滩大陆，最终成为影响全球华人的电视台。中天在俄罗斯、英国、德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世界十几个主要国家都设有记者站，网络了一批优秀的传媒人才。现在已成为凤凰卫视主力记者、评论员、编辑的曹景行、闾丘露薇、吕宁思等二十多人都曾在“中天”就职。中天也打过一些漂亮仗，是全球第一家播出邓小平过世消息的媒体，比美国的CNN、ABC、NBC都早。当时，由于中天新闻频道是即时播出，于品海决定将邓公去世的消息放在凌晨1时的电视新闻中发布，同时请来在《快报》做主笔的杨锦麟做现场评论。邓公的声望注定了这一事件会引起世界的震动，中天因此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得意的一笔。为了表扬自己的这一胜利，中天电视不仅专门拍了一个专题，还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广告上只有一句话：“我们唤醒了世界”。
然而，中天台抢滩大陆的事儿始终没有着落。以于品海的经历和人脉关系，让他的电视台进军大陆是难为他。而在600多万人的香港，已有老牌的亚洲电视和无线电视瓜分市场，专播新闻、面对小众市场的“中天”找不到期望之中的盈利点。
传讯电视人员多达600余人，员工薪水动辄六七万港币，摊子铺得太大，出手过于豪迈，于品海还没有来得及回味有钱的幸福，就饱尝了无钱的痛苦。由于急等钱用，他只好低下头来，将明报企业35.9%的股权尽数出售给张晓卿，连该给金庸的钱都亏了进去。
痛极无奈，于品海与台湾的辜振甫家族达成协议，以60亿新台币卖掉了传讯电视和中天电视台。后来中天台又几次易手，换一个老板换一个主意，最终中天变成了一个地方新闻频道。让于品海最不开心的是，电视台竟落在他认为不懂新闻的人手上，变得政治取向过强，失去了原有的中立地位。
于品海当初做电视新闻网是想赚钱，“但结果输光了一个亿美金。”他总结教训说，在华人社会的媒体世界里，任何一个想赚钱的跨地域媒体若是缺少了中国大陆市场，最后都是要关门的。
曾在中天供职的资讯台主编程治平说，其实中天新闻频道在定位上和理念上，跟凤凰资讯台很接近，中天当时也是雄心勃勃要当华语CNN。但是怎么说呢？于老板对大陆的国情基本是外行，所以他的理念虽好，志向虽大，由于无法在大陆操作，最终一切都付之东流。待到台湾人来管这个台时，那就更小家子气了，那时我们就知道，中天的气数尽了。中天电视的LOGO是一个变形的“中”字，员工们说，它的造型很不稳定，像一根斜棍撑着一间快要塌掉的房子。而且不愿意听取来自大陆的员工的建议。最终，中天电视因为经营亏损，被台资收购，搬到台湾去了。
历史总是惊人地巧合。就在于品海意欲出售中天电视台的时候，凤凰卫视正式在香港启播了。又四年，他们推出了自己的24小时华语新闻频道。
第一部分新闻别动队
刘长乐至今没有任命资讯台的台长，美其名曰是“打造的自由空间”。他说，凤凰在用人上有一种另类的风格：让每一个人尽兴表演，甚至不告诉他怎样表演，只交给他一个舞台。这样，人的个性和才能得以充分发挥。我们着力营造的是这样一个管理公式：压力+动力+空间=出奇的效果……
实际上，资讯台的负责人是凤凰执行副总裁、中文台台长王纪言。这样才符合刘长乐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阐述的理念：一只鸡可以孵两个蛋。王纪言之下，设副台长5人，助理台长2人，总监2人。
从外形上看，王纪言像摄影圈子里拼出来的，体格魁梧，动作敏捷，步履如飞，目光如电。可一旦深度接触，就会发现此人实际上是一个诗人，他内心很柔软，坦荡又激情四射，脑袋里充满了奇思妙想。布置任务时，说出来的话全是一个连着一个的画面和镜头。他的想法每一个都是超一流的，但实行起来的难度也是超一流的。凤凰卫视在新世纪即将开始的时候走了“千禧之旅”，行动圆满结束时，王纪言设想了一个盛大的庆祝方案：凤凰的车队缓缓穿过长安街，驶过金水桥，进入中南海，然后开进天安门广场。这时，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铺上红地毯，国家军乐队奏响迎宾曲，欢迎的人群手捧鲜花、潮水般地涌上前去……他强调说，军乐队的演奏不是原地不动地吹号打鼓，而是走着正步，变换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队形。他不仅这样想，还要这样做，真的派人去跟有关部门联系，结果人家说，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铺红地毯，必须是国家首脑，而军乐队练队形，一般得练几个月，你们等吗？
王纪言说直播：与世界同步的能力
（王纪言 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兼中文台台长。1949年生于内蒙古，1974年入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此后留校在电视系任教。先后任电视系主任、学院副院长、研究生导师。从1995年起参与创立凤凰卫视至今。）
1994年晚些时候，我到四川去参加国际电视节，一位朋友请了很多艺术家给我们这些评委画画写诗。有一个四川的书法家给我写了四句话“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红雨满岸，风情万种。”
后来的情况很神奇，这四句话图解了我的人生。我是属牛的，“江南草长”，属牛的人可能向南方去。“群莺乱飞，”一种解释是有好些小姑娘围着你，但是也可能是另外一种鸟，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凤凰。“红雨满岸”，香港这个地方在97回归的时候下着瓢泼大雨，把香港冲洗一净，我想可以形容为红色的雨冲洗着维多利亚的港湾，而未来的世界也许真应该是“风情万种”。
而那时正好我后来的老板刘长乐给我一个电话，说正准备做一个电视台，让我和他们一起去筹备组建凤凰卫视。他的召唤使我的一个朦胧的念头变成了一份踏踏实实的追求。
就这样，在1995年的那个春天，我告别了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传媒大学）副院长的岗位，成为一个“下海”的电视人。
著名的国际电视传媒都是以新闻立台的，一个大台必定有影响力强大的新闻节目，而新闻节目的影响力又决定了该台的权威性。因此，把新闻做精、做强、做出影响力，是凤凰傲然独立和成为“主流大台”的关键所在。也是资讯台肩负的最大的使命。
从业务管理的角度，凤凰资讯台与中文台完全不一样。中文台是与新闻集团合办的，是人家原有的载体，融入了凤凰的理念。而资讯台是我们新建的，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在此之前，我们管理层没有人涉足过专业新闻频道。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对资讯台的管理与建设，可以用两句话六个字概括：建队伍、定方向。
我们资讯台主要有四支队伍：主编队伍、主持人队伍、记者队伍、技术队伍。
第一部分海归派为主的主编队伍
由于资讯台是从零起步的，主编队伍的选择和建设就变得非常重要。
凤凰中文台的管理方式是制片人负责制。通过制片人，按照电视节目的样式和要求，创造性地做好节目。而资讯台则是由主编管理的方式向前推进，这与报馆的编辑部有一点相似。比如资讯台的程鹤麟、阎立宏、吕宁思就是总编、副总编的概念。
凤凰在考虑主编的时候，重视了海归派。我们选择的海归派有三个标准：一、在大陆或港澳台受过高等教育，熟悉中华文化。二、有较长时间的海外生活、求学经历，熟悉西方文化和泛中华地区文化，掌握两种以上语言。三、曾经是新闻从业人员，在海外经历中，或受过专业培训，或事业有成，或品尝过成功，或遭遇过磨难。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样的人融汇东西、人情练达，感悟丰富，宽厚包容，对世界的观察、判断和解读，都非常到位，成为资讯台立台的骨干。
对主编我们强调了几个意识，第一是把关意识，无论是政治责任还是播出责任，都在他们头上；第二是选择意识，就是主编根据新闻的重要程度作出恰当的选择和摆位；第三是快速反应意识，因为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是直播，主编的反应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比记者还快。911的直播，是资讯台的首次新闻遭遇战，亦是大陆观众首次看到华语传媒对突发性灾难的现场直播，结果成为新闻主编快速反应的经典之作。主编刘荔在接到记者电话后，虽然无法判断事件的严重性，但在一分钟之内就报告了高层，并作出了正确处理。第四是预测意识。在华语媒体中，伊拉克战争的直播是谁先开始的？我们资讯台在美国对萨达姆最后通牒48小时结束的那一分钟起(3月20日上午9时)，进入直播状态。同时进入直播状态的有世界上若干个新闻频道。这时谁也不知道战争会在何时打响。直播了一阵之后，大约觉得没什么动静，许多电视台开始犹豫，并停下直播，改播正常节目。而事实上，10时45分(巴格达时间当日凌晨5时45分许)，美军向伊拉克巴格达市区发射了第一枚“战斧”巡航导弹。随后，11时许，美国白宫发言人弗莱舍站在白宫的某个地方，召开了新闻史上最短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他走到话筒前只说了一句话，“解除伊拉克武装的行动已经开始”。若干个电视台的摄像师还没把机器转动起来他的话已经说完了，但是我们非常完整地播出了。这一过程，华语媒体中只有资讯台抓到并直播了，因为我们的预测是：从最后通牒结束的那一分钟开始，战争随时可能打响，我们一直在坚定地进行直播。
这是一种执着，也是一种能力。快速反应的能力，预测的能力，与世界同步的能力。
一个频道的历史地位就是凭这个判断的。
第一部分万千宠爱在一身的主持人队伍
电视人常说，节目好坏看主播，我们所有的创意和想法，都是通过主播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持人可谓万千宠爱在一身。资讯台招主持人是继中文台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重点是从台湾选。标准是青春、靓丽、专业、有抱负。
台湾地区新闻业比较发达，台湾任何一家大型电视媒体新闻从业人都有数几百人之多；台湾地区的新闻竞争非常激烈，出镜的栏目主持人数不胜数，而且大多会采访，会写稿，懂画面，很专业。但台湾新闻的弱点是视野小、受众少。经常有观众问，你们怎么能一下子从台湾招来像胡一虎、刘海若那样一流的主持人？简单来说，就是小视野与台湾主持人的大抱负之间，有强烈的反差。台湾很多有志于为世界华人资讯服务的台湾主播，不满足于台湾那个很小的市场。在台湾，他们可能为2000万人服务，到凤凰来，则可能为20亿人服务。对凤凰来说，这也是天赐良机。
台湾主持人的特点是，受过较好的教育，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打拼过，专业能力强，理解力和执行力也不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有较好的合作系数和亲和力。这在整个华人世界里面都是有口碑的。我们完全是用公司的运作方式聘他们到凤凰的，两厢情愿，静静地来，静静地去，不会给台湾电视业带来大的震动。这些主持人在凤凰都有不俗表现，能力的提升有目共睹。
第一部分冲向第一现场的记者队伍
凤凰卫视有个著名的“三名战略”，打造名主持人、名评论员、名记者。如果说前两项是在中文台完成的，那么名记者队伍真正变成一个品牌，则是在资讯台完成的。我们记者队伍成长、提升的速度之快，势头之猛，在华人媒体业和国际媒体业中都是可圈可点的。凤凰卫视的记者一共68人，可能是记者最少的一个国际媒体，但几乎所有关注凤凰的人都会觉得凤凰的记者特别多。
我们的记者为什么能以小博大，造成人多势众的错觉？原因是斗志旺、激情多、能量大。这得益于我们对记者队伍的训练和提升。最关键和最有效的提升，就是让他们懂得凤凰的视野必须是国际视野，凤凰的舞台必须是世界舞台。用长乐总裁的话说，就是要上的了台面，出的了手。
我们原来的记者队伍参差不齐，一种是从香港总部派出去的，一种是从当地媒体转来或从政府外派记者中接收的，一种是像孙悟空一样，突然自己蹦出来的。当时这些人普遍的问题是，眼界不高，技能单一，虽不缺乏捕捉新闻的原始冲动，却有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的尴尬。有的人在当地华人圈里能混个脸儿熟，却上不了大台面，无法进入主流社会，或采访政府高官。
为了提升这支队伍，我们强调了五种能力：一是独立思考，发现问题的能力。不仅脑袋要比别人灵，还要比别人更用功。二是独家报道的能力。一招鲜，吃遍天。三是个体活动能力。单兵作战、千里走单骑，最显本事也最长本事。四是制作多种节目的能力。不仅会做新闻，还会做专题片，懂画面、会写词、会配音、会配音乐。五是驾驭技术的能力。电脑、网络、照相机、摄像机、编辑机、海事卫星、视频传输，十八般兵器，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一人能当几人用。
典型例子有三个，一个是战地玫瑰闾丘露薇。当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一定的高度后，我就问她，愿不愿意把记者的一个采访程序，变成多种劳动成果，多种节目样式。她说，愿意。愿意就要训练。我们训练她先做小专题，一个叫《香港今天》的节目，每天8分钟。这种训练锻炼了她驾驭现场和题材的能力，对她后来战争报道成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后来，闾丘到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战地报道，除新闻之外，先后做了时长达8个小时的专题片《一个国家的诞生》、《阿富汗战地日记》。
另外一个是郑浩。郑浩每一次出去拍完新闻之后，都要利用对现场的记录编出专题片。东帝汶建国时，郑浩是一个人去的，他自己采访自己拍摄，还跟人家的总统勾肩搭背地照了像。那些天，因为郑浩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国务委员唐家璇先生经常一早去敲郑浩的门，询问他对报道的想法。郑浩把东帝汶见闻编辑起来，自采自拍自编，自己撰稿，自己配音，做出了专题《一个国家的新生》。他后来以同样方式拍摄的《我们与以军零距离》更为精彩。
再就是卢宇光，这是一个自己跳出来的记者。此人血管里天生就有记者的血液，莫斯科人质事件时，我们正愁找不到人，卢宇光出现了。此人留学俄罗斯多年，人脉关系广，富有激情，不顾危险深入第一现场，报道非常出色。于是，他的身份三天三换：第一天，凤凰卫视特约记者；第二天，凤凰卫视驻莫斯科记者；第三天，凤凰卫视驻莫斯科首席记者。现在，他已从几年前的名不见经传一跃成为华语传媒中的著名记者。他编导的关于俄罗斯人在内战、恐怖主义双重阴影下生存与生活的专题片，充满了遥远的忧伤和理性的思考，令人百感交集。
以前我们的法国记者站上不了台面，我们利用中法文化周、文化年，一直策划凤凰记者如何进入总统府。现在，我们驻法国记者是在总统府里挂号的记者，希拉克总统有事，甭管跟中国有没有关系，都会通知我们。我们的记者能乘总统专机随希拉克到中国采访；能跟着阿拉法特采访，从他到法国治病，一直到在巴勒斯坦下葬。还有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直播，都是凤凰驻法记者完成的。
过去我们强调“大事发生时我在场”，现在我们要求记者的是“大事发生时我在第一现场”。第一现场的概念是，在事件发生时，人们在现场里面最早看见你的形象，最先听见你的声音，最快得到你的报道。这是一种很高的要求，也许对记者来说，这就是最高境界。
我们的记者还有一个自我提升的16字令：你无我有，你少我多，你慢我快，你板我活。有了这种本事，就不愁打不了胜仗了。
第一部分创意一流的技术队伍
我们的技术制作队伍是以港人为主的。香港影视业的发达，在国际上是有名的，电视节目里的一切剪辑、包装、渲染手段，香港都比大陆超前，有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也有出其不意的效果。香港的大学教育有一个特点，影视专业的学生出了校门就是一个熟手，很快就能上路。凤凰文化与香港影视制作技术的嫁接，使凤凰电视有标新立异之感。
给每个节目确立样式
有了好队伍，还要定方向。资讯台节目都是新创建的，必须给每一个节目确立样式，样式确立了，内容往里装就行了。
比如《时事辩论会》，是刘老板提出概念，就是把新闻事件发生过程中，人们对这个事情见解不同的一种社会形态反映到媒体上。它的典型样式，就是矛盾与冲突。围绕每天的新闻为热点进行冲突性辩论。由于我们已经有了《锵锵三人行》节目，这个节目就定为：四人小组合，深色背景下，人物大特写，节奏快切换，凸显冲突感。结果节目播出没多久，就有观众表示要打断嘉宾马一龙的腿。因为他担任辩论的反方，任务是替美国人说话。
《凤凰全球连线》是资讯台最成熟的一个节目。它的样式是：当前热点，连线方式，当事人物，多种声音，多个窗口，多样解读。不同的亲历者，从不同的角度，讲同一个故事。这个节目现在已经移到中文台了，说明它是精彩的、精辟的。
《有报天天读》是当初资讯台最受欢迎的节目。它的样式是：荟萃天下事，新闻麻辣烫。嘻笑怒骂时，风声鹤飞扬。神来点睛笔，圈在电脑上。
老杨往电脑上一画圈不当紧，无数大陆电视台也开始读报纸，也穿唐装，也往电脑上画圈圈，这也算一种影响力吧。
第一部分一竿子插到底的指挥部方式
凤凰对重大事件的直播，全部是用指挥部方式进行。这是从97香港回归我们首次“60小时播不停”的时候开始的。指挥部方式就是全台上下，一切工作都围绕大事直播运转。主要是解决几个问题，其一是整合节目资源。凡大事，凤凰中文台、资讯台都要并机直播，需要管理层拍板，对知名主持人的调配使用，也不是某一部门能协调的。其二是整合公司资源。技术、广告、公共关系、人力等部门的协调，由指挥部统一指挥，减少了上下环节，避免发生扯皮拉筋的事。其三，保证了与当事国和本国高层的沟通，便于把握尺度。而且我们这些资深记者、职业电视人出身的凤凰高层人士往直播间一站，浑身的血就会沸腾，所有的经验都在那一刻被调动起来，挡不住的激情和挡不住的奇思妙想都奔涌而来，往往能产生上佳之作。现在可以解密的是，伊拉克战争中，闾丘露薇为什么能在战争打响后，成功地从约旦进入伊拉克，就是公司高层反复分析战争形势后，从提高华语媒体影响力的角度考量，同意她冒险进入伊拉克。从她安全进入到几天后安全撤出，表明凤凰高层对伊战情况之熟悉，对报道步骤考虑之精细，对形势判断之准确。
凤凰卫视资讯台在香港大举招兵买马、网罗精英时，主考官是程鹤麟。
程鹤麟是典型的“报人”型媒体人。上大学时，学的是摄影摄像，可他从来就没有拍过一张好照片，床底下永远放着为胶片加厚或减薄的药水。他不为拍不出好照片而懊恼，却为在同学办的邮印小报上发表文章而欣喜。许多同学能记住他，不是因他容貌俊朗，也不是因他才学过人，而是因为他的一张大字报《喇叭裤礼赞》。那时喇叭裤只有小流氓们才敢穿，正人君子是不屑一顾的。程鹤麟把大字报贴出去，然后气势汹汹地穿上一条喇叭裤，不料，周围并没有产生他期望的效果。
由于总是喜怒形于色，并不单纯的程鹤麟会给同事造成“单纯”的错误印象。加入凤凰的头四年他起初负责《相聚凤凰台》北京制作部份，后来改做节目策划，写下了成千上万的文字，却没有得到老板的任何回应，更不可能指望得到采纳。搞得他灰头土脸，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样子。但是有一天早上，情况有点不一样，程鹤麟一进办公室就嚷嚷，嘿嘿，老板那么大的干部，昨天竟然把电话打到了我的手机上。问他老板说什么，他却嘿嘿笑着，并不说出，一副重任在肩的样子。后来，他调到香港办资讯台，据说每次大的直播下来，他都要上前拥抱一下主播（不包括男性主播），这让有些人很眼红，不平地说，凭什么整个凤凰卫视只有程鹤麟有权拥抱美女，而我们只有干看的份儿？
程鹤麟实则属鸡，但自称属狗。
第一部分程鹤麟说经历：“属狗的”（1）
（程鹤麟，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1957年生，福建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供职于福建电视台。1996年加入凤凰卫视）
我自己比喻自己是狗的性格，我觉得这个比喻太对了，虽然我不属狗，属鸡。狗是这样的：你对它好，它见到你就摇尾巴，见到你就高兴。它不一定会扑上来讨好你，它会站在很远的地方心里暖洋洋地看着你，如果你对它不好，打过它，它以后见到你绝对是绕着走，夹着尾巴。我就这样，我只要吃过谁的亏，我从此以后再不和他打交道了，咱们惹不起就躲呗。
狗的性格里还有一点，不像狼那么好斗。我这人在30岁以前，性子还挺火爆的，有的时候也会乱来，会和同事吵，会和台长吵，和不同的人吵，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30岁以后我越来越不好斗。有一次，上海电视台一个记者问我，说你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放弃的，我说除了我女儿，好象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除了女儿，当然还有女儿她妈妈。我随时准备着放弃一切，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我在我那本书里（《我爱女主播》）写道，如果有什么更体面的，赚钱更多的工作，我马上走，做电视多累啊。其实我的人生理想就是想做作家，看来这辈子难了。
我这个人不擅交际，来到香港以后，只要是没有公事，就不再和其他的朋友联络了，这是我比较差的地方，导致我不爱做记者。1982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分配到福建电视台的时候，我做了一年的记者就烦死了，然后我就自己改行。当时从记者改行后，在编辑部里面当编辑，是有一点反潮流的那种。办了个节目叫《新闻半小时》，类似后来央视的《焦点访谈》，是所谓批评性质的节目。那时候，办这样的节目比较得人心，但是犯错误的危险性大一些。果然，到1989年的时候就出了点问题，我被挂了起来。我就一天到晚睡觉，喝酒，我的酒量就那时候长的，从中午喝到晚上，而且有一群人和我一起来喝。这期间，我开过五六家公司，开过餐馆，与别人合伙开过茶馆。我那个餐馆一共摆四张台子，一张台子只能坐六个人，我们也没有什么本钱，就请两个服务员，一个厨师。福州人爱吃蛇，可是这个厨师由于给他的工资不高，很多活他是不做的。比如他说不会宰蛇，哪有厨师不会宰蛇的？但是他说不会。没办法，老子自己宰。福建卖蛇的人在路边放一个装满蛇的麻袋，弄一张蛇皮放在外面，你一看就知道是卖蛇的人。卖的一般是毒蛇。你挑选好后，他当场帮你宰。先把蛇敲晕，然后挂起来，拿一把削笔刀，绕着脖颈上割一圈，把皮割开，然后就像脱袜子一样，皮一扒，整条皮就非常完整地扒下来。我看几次就会了，就自己宰。我杀了几次以后，厨师不好意思了，说我现在也会了。
直到有一天，正在筹办凤凰的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王纪言，还有我的师兄钟大年想起我，我才到了凤凰卫视。
我从开始不认识刘老板，到现在干上了一个车间主任级的人物，始终很怕他。为什么怕他呢？第一个，因为他是老板。雇员都怕老板，这是一种对饭碗的敬畏，很正常。第二个，他是天生的新闻人，可以说我们凤凰卫视的领导人里，他是最懂新闻的一个。他所提议决定的事，都是很内行的新闻人的做法，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怎么干都不如他。本来应该我在这个位置上做好的事，他经常给你操心，这让我感到非常惭愧。比如说我们的新闻标题不怎么样，老板多次批评，我有一段时间专门去改造标题，但有时想了30分钟都想不出好的，最后还是想到比较原始的，像网络上的标题一样，长长的，基本上看一下标题就不想看后面的事了，就这样的感觉，没办法，很难过的。
第一部分程鹤麟说经历：“属狗的”（2）
还有一次，我们出了差错，我一看躲不过，就赶快给院长打电话自首。他已经气得哆嗦了，院长这人不会当面骂人，第二天他在办公室里说起这个事，他说，他妈的程鹤麟！一说起来就他妈的，我不在场，在场的人他都不骂。我们的主编就哭，说我明明把那个错改了，为什么又播出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我们对网络播出系统不熟悉，修改的片子不会覆盖以前错误的片子。后来，我在编辑部说了一句恶狠狠的话，“谁都不要相信，只相信自己”，意思是任何人发现了错误，马上就地解决，因为你想依靠的人可能正好想依靠你，然后咱俩全完了。
车间主任就够我忙了，可是，老板一声令下，还让我成了《时事辩论会》的主持人。唉呀，有辱斯文。做主持为什么不好呢？因为我的口才比较差，不会像文涛那样风花雪月地谈，也不会谈时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2005年，老板又命令我去做《总编辑时间》的主持人，我就更苦了。做辩论会还好点儿，那里有三个杠夫杠婆顶着呢，他们都抢着说话，我只要抽冷子搅和搅和就行了。这回，我跟前没人，得一人说够半小时。人家曹景行做了好几年评论员，早就口若悬河；好些专业主持人，离开播就两三分钟，他才悠悠哉哉地来，我不行，技不如人，得提前15分钟坐到台上，这才踏实。所以我觉得最好在幕后比较好。刘老板两年前设计《时事辩论会》这个节目的时候，负责对应的人是钟大年，我只是在旁听而已，我一直以为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后来没有想到春节回来“天”就变了，突然间说是我来主持，把我“吓”坏了。我去找王院长，我说，“你要是对我不满，可以直接说嘛，我有什么需要改进的，但是最好是不要用这种办法‘坑’我”。没想到，院长一脸严肃，根本不开玩笑，那就只好上了。《总编辑时间》是曹景行提议开办的，后来老板叫我跟曹景行轮流主持，我还以为只是个替班的。曹景行对我说，主要是你。我对他说，那不行，不能你生个孩子我抱走。老曹大笑。没想到，最后还是没能逃得了。
资讯台的架构使得中文台新闻节目的质量有一个很大的提高，除《凤凰早班车》、《时事直通车》外，又增加了《凤凰午间特快》、《凤凰子夜快车》，同时在全天增加9档90秒的《凤凰快报》。这“五趟车”让中文台多拉了不少观众。
虽然在资讯台的屏幕上看不到多少广告。2003年，我们每天做200条新闻，2004年已经300多条了，2005年会发展得更快，因为人手多一些。最让我沮丧的，是《时事辩论会》和《总编辑时间》都没有广告。可能节目没有卖出广告和写书没有人买，感觉是差不多的。
程鹤麟招兵也有过人之处，不笔试，不口试，完全凭目测，凭感觉，没一点儿科学根据。他的上司王纪言说，买西瓜还得拍两下呢，他可好，问不到三句话，就定了。
程鹤麟在一次网络聊天中解释了自己选人的独门秘籍：一、要有比较好的专业资格，如果念书念的是新闻院校，胜算就大一点；二、最好是一专多能，比如会一门外语，比如除了写稿还能做采访做主持人，什么都可以干两下子；三、不必名校，本科就可以，但最好要有工作经验；四、还要有缘分，所谓全凭感觉，对上眼就行。
按照这个思路，程鹤麟三五天内遍览人间春色，迅速把一批批俊男靓女、一路路英雄豪杰，招致麾下。
现任新闻总监吕宁思忆当年时说：记得那天，程鹤麟副台长坐在景色浪漫无比的维多利亚湾海水上方的一扇窗户的这一边。问：“可以上夜班吗？”答：“没问题。”又问：“会英语吗？”又答：“还行。”（时光若跳到现在，我们之间应该有第三个问题：“喝几两？”此是后话）然后通知我，除担任主编工作外，还要兼任《新闻今日谈》主持人。就这么简单，参军体检入党考察提干填表一揽子程序，三分钟内搞定，我唱个诺离去。而在同一天，程鹤麟谈话后不久，节目副总裁钟大年又打电话来说，考虑到《新闻今日谈》主持需要白天工作，夜班不便，重新任命我的职务为“新闻采编部副总监”。
第一部分吕宁思说采访：新闻别动队队长
(吕宁思 凤凰卫视资讯台采编部总监。1955年生于北京。先后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澳洲悉尼大学，主修过历史、俄罗斯文学和亚洲研究；当过海军和陆军，做过出版社编辑、报刊记者、电视编导与主持人，在海内外传媒界从业二十余年。)
先听听别人如何说我：
程鹤麟说，我们都叫他“驴”老师，故意把“吕”说成“驴”，他挺“驴”的，因为他住的很近，基本上每天上班十几个小时，包括他的休假日也经常在公司（理论上是休假，但是可以随时回来工作）。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他说话经常比较坏，不像我比较忠厚（奸笑）。他讲话很是刻薄，一不小心就被他装进去，你还不知道他是表扬你，还是批评你。
很久以前有一个讲英文的朋友说，你吕宁思是天生新闻之才。那个时候我在澳洲，那天正在开车，听着英文广播，突然听到一个词“苦迭打”，就是“军事政变”，新闻内容是克里姆林宫出事情了。当时呀，我顿时涌出一阵发布新闻的冲动和表达欲望，就是苦于找不到对象。就拨了一个电话，向最能和我产生共鸣的朋友“报告新闻”，那就是震惊世界的苏联“8月政变”。听到这个新闻，那种兴奋感，完全是一种要发泄的欲望。所以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新闻官员就说，你这家伙是天生的记者。做新闻有一点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可能就是所谓天意安排。比如早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人问我长大了想做什么，我不假思索的说我要当一个记者，还要当一个国际记者。
在西方经常讲这样的一句话，一件事情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时机的选择。资讯台就有一个一鸣惊人的天时地利。CNN第一次海湾战争打出名牌之后，实际上改变了一种观念，电视新闻是信息，也是能挣钱的东西。CNN从赔本到挣钱，花了5-10年。凤凰卫视资讯台在3年里就挣钱了。按照老板的说法，不是我们先赔钱，后挣钱，而是先投资后回收。我原来在中天新闻台做，那里面有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来自海外和两岸三地的华人，虽然后来败走了，仍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难忘的时刻，也锻炼出了一批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失败了，但是最后新中国成立了。
新闻的传达，实际上是比智商，比含金量。比如中国一些重要会议的报道，如果只有领导出来拍拍手，那就什么新闻元素也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向他们提问，请他们就一些问题作答，那就是新闻。这是我们现在能够尽力做好的。新闻的“新”，与新年和新婚的“新”是不一样的，新闻有时候一小时之后就不新了。因此，现场直播的意义才显得重要。我们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新闻别动队，我很荣幸，担任首任队长。
英国军队有一句谚语：上尉的表永远比中尉的准确。这话的意思是，你当上尉，我当中尉，那我听你的，这就是秩序。这非常重要。现在资讯台还有许多地方要立规矩。无论是个人、部门、还是整体运作，都要把规矩立清楚。我这一代大陆人受的教育是要“管的宽”，强调对整体的把握和责任心，香港的同事则更讲究责任内的事情尽责，责任外的事情不“捞过界”，决不淌混水。而我们的规矩就是要融合两方面的优点。
据2004年的统计，资讯台有近200名员工，其中港人占85%，大陆人（含后来在香港定居的大陆人）、海归派占15%。而在资讯台的管理层，这个比例调了个个儿，大陆人和海归占85%，港人占15%。
在媒体发达的香港，新闻人不过是像其他行业一样平凡的职业。跟大陆同行相比，香港记者更为吃苦耐劳，踏实敬业。
第二部分直播：无准备之仗（1）
大年谈地位：凤凰卫视是略等于无吗？
郭方说规矩：火凤凰 内火旺
——“时间到了，准备好了吗？”导演问。
——“好了，可以开始了。”主播台上，吴小莉已经正襟危坐。四五个摄像机从不同方位对准了她，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5、4、3……”
——“等等，等等，先别播，不是这一条新闻……”
——“不上这一条了，换那条。”
——“应该是这一条吧？”
——“换了，换那条了”……
时间已经到了，吴小莉必须开始说《正点播报》节目的开场白了，这样的混乱和笑话还在发生着。吴小莉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始。当她正对着镜头说话的时候，更令她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本应对准她正面的机器，忽然拐了弯，去照她的后脑勺了……
“天啊，这可是在直播的主播台上啊！我是该跟着机子转？还是不理它，继续播我的新闻？”口里播着新闻，脑子里飞速地抉择。最后决定不理它，保证直播正常进行。
等着看屏幕前自己丑态百出好了。
不要以为这是编排的笑话，2001年资讯台刚开播的前一两个月里，这是经常出现的一幕。
那时的资讯台，从开始招兵买马到播出，一共半年时间。160多人招齐了，三个月已经过去了，然后又是装修。到开始安装调试设备时，距离播出只有一个半月时间。当时，虽然有导播组，编辑组，外派记者，但大部分员工，都没有做过这种24小时直播频道。编辑、播出的电脑软件是国内大洋公司刚开发的，俗称大洋系统，没有录影带，完全是用光纤传送影片，播出系统虽然先进，性能却不稳定，经常在直播节目马上开始的时候，它断线了。
机器是新的，系统是新的，人员是新的，主播是新招来的，对于凤凰本身，资讯台也是新的，每个系统每个组织每个成员都需要磨合。香港人听不懂普通话，大陆和台湾人听不懂粤语，沟通要靠翻译，而普通话又分台湾式、港式、内地式三种，遣词用句上多有不同……
说来说去，怎一个乱字了得？资讯台在乱烘烘中锻炼，在乱烘烘中成长，企图乱中取胜。为了纪念这段难以忘却的往事，程鹤麟写诗一首，以示难忘：
《壮丁谣》
凤凰儿女好作风，
自带干粮去办公，
搭时间，先垫钱，
应急部队乱哄哄，
说你行，你就行，
实在不行倒栽葱。
（白）不行就别混！
忽然雨，忽然风，
忽上忽下忽西东。
指到哪，打到哪，
身经百战不倒翁，
凤凰个个是壮丁，
风烟滚滚唱英雄。
钟大年谈地位：凤凰卫视是略等于无吗？
(钟大年 凤凰卫视节目副总裁。1982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留校任教，曾任该院电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1996年加入凤凰卫视。)
第二部分直播：无准备之仗（2）
2004年下半年，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评价凤凰卫视：“凤凰卫视在大陆成功的唯一前提是大陆官方对它网开一面，使它有更宽松的新闻政策，一旦大陆媒体与境外其他媒体同场竞技，则没有凤凰卫视的立足之地。”“跟国内电视台相比，凤凰卫视可以高枕无忧。跟大陆民间报刊比，凤凰卫视主要是补充了现场画面。跟国外主流电视媒体比，凤凰卫视略等于无。”
我觉得说什么，怎么说，是别人的权利，我们管不着。但是凤凰卫视是有，是无，不是他说了算的。现在美国官员要对中国透一些敏感的信息，肯定找凤凰，他不找别人。比如鲍威尔，先后四次接受凤凰的专访，美国国会的一些要员也给我们发电子邮件，表示愿意接受凤凰的采访。还有普京、希拉克、阿拉法特、阿罗约等百余名外国政要都接受过凤凰卫视的采访。台湾政要想说话时，也会找我们。阮次山说过，外国政要接受采访看两点，一个是你的媒体的影响力，一个是采访者的影响力。如果你的媒体可有可无，让你采访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咱们这个台，我觉得对大陆新闻界的意义，一是推动了整个媒体业的发展与变革。比如把“读新闻”变成“说新闻”，先锐的新闻评论和深度报道，主持人的风格打造与明星包装，都对大陆电视业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二是推动电视节目形态的变革，凤凰的节目改变了国内电视节目的惯性思维，咱们每推出一档节目，马上就有人模仿，无形之中，节目的叙述方法、样式、包装有了大的进步。三是我们充分的、宽松的话语空间给国内媒体带来了一股清风，也带来了一种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改变。四是对重大事件的直播，也是我们一直在前面探索。
香港回归60小时播不停，是凤凰卫视在直播方面第一次试锋芒。中央台当时的直播基本以中方活动为主，对英方的活动报道很少，所以在整个回归报道中，让人家觉得缺一块东西。而我们比较最出彩的点，有这么几个地方：
一是我们博采众长，我们不仅有自己拍摄的画面，而且大量采用CCTV、香港无线、亚视、英国BBC的画面。谁的画面好我们就用谁的。6月30日下午，港督彭定康在蒙蒙细雨中主持港府降旗仪式，天气和人的表情都大有深意，我们的直播让人浮想联翩，回味历史。
二是我们有一些独家画面，比如江泽民、卓琳在海逸酒店里的镜头，就是刘长乐自己拍的，这些东西与官方的图像给人感觉就不一样。彭定康和妻子、女儿在添马舰上船时，其女儿伤感的眼泪和他回头招手的表情，给人印象比较深。
三是我们以一个平民化的角度去看这个大事，包括主持人的表现，跟国内的电视直播感觉就不一样。老百姓觉得亲切。中央台的记者和主持人说什么，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说完以后就冷场，经常大段的沉默，信息量显得比较少。而我们的主持人就比较放松，可以在大的框架下自由发挥。
再一个主要的差别就是咱们确实当时比较小，人比较少，指挥比较灵活，调头好调。不过我们问题也很多，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现场指挥还是有点手忙脚乱，乱成一团。
凤凰卫视能有现在的地位，是因为它有一批憋着一股气想干事业的人。媒体里面其实有很多人才，但是由于时代比较浮燥，有些人就是雇佣思想，能干就干，不能干转身就走。凤凰卫视的不同，在于它的人才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实现心中的一个梦想。凤凰卫视的老板、院长他们最难得的一种精神，就是扎扎实实、数年如一日地干一个事业。有这帮人在，要想撼动凤凰卫视的地位，恐怕比较难。
郭方说规矩：火凤凰 内火旺
（郭方 女性，凤凰资讯台采编部副采访主任。1992年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1998年获美国德州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理学硕士学位。曾在香港无线卫星电视(TVBS)、香港中天电视(CTN)供职，1999年加入凤凰卫视。）
我和凤凰卫视的渊源要回放到香港97回归。当时我正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趁放暑假回港找短期工。那时根本没听说过凤凰卫视，通过一位曾在香港中旅集团共过事的朋友介绍，进了凤凰做短期记者。上班第一天就发现，不少以前在无线卫星电视（TVBS）的同事都在这儿，像曾漪和闾丘露薇，而曾在TVBS招募过我的关伟，又将我招进凤凰，所以世事有时很有趣。
加入凤凰，发现除了剪辑机和一个录像厂能让我知道这是一间电视台之外，其他方面我真感觉不出和电视台有何关连。对于凤凰不说自己的节目是新闻，而是资讯，我也不能理解。另外，“不专业”的地方还表现在，除了记者是做新闻的，摄影师不是专拍新闻的，剪辑师并不专门负责剪辑，还要负责播出。
总之一句话，这里和我在TVBS新闻部的反差很大。TVBS那里文字记者是文字记者，摄影师就是摄影师，剪辑师就是剪辑师，壁垒分明，分工很细。进了凤凰，首先要调整自己的是：先降低制作要求，但不降低文稿内容的要求。
出外采访以及约访时，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没人知道凤凰，每次要费好一番口舌解释，有时还稍微夸大一些凤凰的影响力，以便说服受访者。好在97回归前后，香港聚集了许多全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知名的和不知名的，那些受访者也不大理会来约访者的底细，就当是多一次曝光机会。
第二部分直播：无准备之仗（3）
凤凰没有资讯台的时候，中文台的新闻时段只有一个时事直通车，就算增加了早班车，新闻量也没有增加多少，而且是到晚上九点才播出，所以活儿不急。但资讯台是24小时运作，新闻量要求很大，而且要求随时有新内容。因此资讯台开台时增加了不少人力，单是负责采访的记者就从四个增加到十几个，编译组，更是十几倍的增加。和凤凰的膨胀度差不了许多。
来自不同机构，做过媒体的，没做过媒体的，香港的，大陆的，台湾的，都有着各自的背景。不少人没有做过电视，或者说没做过电视新闻，令大家磨合起来，火花四溅，开句玩笑来形容的当时的情形的话，可以说我感觉那时的凤凰是只火凤凰，内火旺盛。
最大的挑战，是“报纸人”和“电视人”的磨合。
凤凰一下子扩张，不少在平面媒体工作多年的人转入了电视行业。我一毕业就做电视，对于平面媒体的经验只有校报记者那么一点儿。电视新闻画面的要求是最高的，细节内容可以慢慢再补充。而文字的运用，我一向不太执着，对编审（多是报纸出身）执着于文字用词的恰当很不感冒。心里总是嘀咕：干吗那么较真呀！有时在赶片子的情况下，对他们提出改词的要求更是反感，不免和编审顶撞两句。可是，在这种火花不断的情况下，发现原来遣词造句准确和适当，可以为一条新闻增色不少。
还有快和慢的冲突。电视新闻对时间的要求也是最高的。采访完毕一定要将新鲜热辣的东西呈现给观众，以满足他们的第一时间知情权。但现实经常是，记者紧赶慢赶，不断催着剪辑师快马加鞭，可是到了主编（负责编排一节新闻的次序）那里（他们多数都是报纸人），他却说出一句：排不上。而这时明明离开播还有5分钟，甚至10分钟。死赶活赶出来的片子播不了，这对记者士气打击很大。经过几次这样的情况后，很少有记者再主动赶写新闻。除非跟他说：这条片要赶几点钟的新闻。
后来才发现，这也不能完全怪主编。因为我们使用的大洋系统，无法配合。比如，剪好的片子，虽然同样在计算机里，但是主编要用这条片子，就要上传一次，才能到达播出系统，这些都需要时间。
说起大洋系统，这是转入资讯台之后的另一个大挑战。系统最初设计的缺憾以及计算机罢工（通常是在赶稿时），总能把人搞得发狂，却又不知向谁发脾气。结果公司负责大洋系统的三位同事最惨，不仅24小时随时被我们电召来修理大洋，每次还得听我们对大洋系统的严词批评。
三位同事的EQ都极高，帮我关机，重新开机之后，放软声音说正在提升大洋的能力。我想每个迈进计算机时代的人都有同样的经历吧。经过两次全面的提升，大家对大洋系统的咒骂声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的此起彼落了。虽然偶有死机情况，但也都学会了一手对付大洋的招式，就是重新开机；而下班之后，谨记熄掉计算机，让它在繁忙一天后，也有喘息的机会。
资讯台是24小时新闻台，要求采访回来马上写稿，随时完成随时播出，但“马上“是多长时间？也没人真正要求过，可以短到半小时，也可以长到数小时。因此限期是自己给自己的。我给自己的要求是一定要在活动结束后一小时内完成，所以经常是在坐车回公司途中就已想好了文稿架构，该怎样开头，用什么画面，用哪段同期声等等。有点像出差赶卫星传片。而当真正在预定时间内完成时，很有成功感。
记得资讯台开台不久，菲律宾发生民众不满前总统埃斯特拉达的腐败而要求他下台的集会示威，上万民众包围总统府，大有推翻政府之势。
凤凰决定派人采访。我和摄影师还有“小莉看时事”的撰稿人陈保聪，接到命令时是下午，而飞往马尼拉的最早一班飞机是当晚九点多。我马上回家拿了护照以及简单行李，再回公司取机票。陈保聪因为要完成第二天播出的小莉看时事后期工作，不得不劳驾他的哥哥将他的护照送到公司。
像这样一决定就马上出发采访对我是第一次，订机票和酒店可以有同事帮忙，但出差费用却不知向谁要。按一向的做法，我要填表，找部门主管和财务主管签字，再从银行取钱。而当时已经过了下班时间，财务主管签字了，但银行已关门了。大家只好东拼西凑。当时的上司伍淑娴用提款卡提了二万港元（每天的最高限提额度），吴小莉再提二万港元，再加上我自己的数千元（月底发薪日前夕，账户上没什么钱）和两张信用卡，在谁都不知道会在马尼拉呆多久的情况下，就靠这些钱了。
第二部分直播：无准备之仗（4）
我们到马尼拉已是午夜，放下行李就连夜赶到市中心广场。大批的示威者席地而坐，空气里弥漫着汗酸和食物混杂的味道。做完访问已是凌晨三四点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则先去了总统府，离闸门200米的地方聚集了不少示威者，但这次是支持和反对总统的两派人对峙。中间一大块空地是由军警用铁栏杆隔开的。只有记者能走进去采访。对于我们的采访，两边的人都很合作。到了下午局势急转直下。埃斯特拉达失去大主教的支持，黯然宣布下台。阿罗约夫人在大主教的见证下，宣誓成为新总统。两派示威者同时要冲进总统府。
当时我身处这股不断往总统府冲的人群中，心里开始感到有些害怕：其中不少人手拿着长棍，他们因为已等得不耐烦了，所以特别起劲地边叫边冲，不时打烂路边见到的东西，以发泄情绪。而当时我正在和香港总部做现场的电话连线，一边找地方躲一边报道所看到的现场情况。现在想起来还真有些狼狈。终于躲到路边一根电线杆后完成这个电话连线，这时才发现摄影师和陈保聪都不见了，打电话也不通。也不知道他们怎样，马上又担心他们的人身安全。只好跟着不断涌向总统府大门的示威者走，并且伸长了脖子找他们。后来还是他们打来电话才能汇合，原来他们爬上一个高处拍民众冲向总统府的全景。
那次事件的主播是胡一虎，我还是第一次和台湾主播做现场直播的电话连线，真让我见识到了为何他小有名气。
胡一虎提出的问题快让我招架不住了。因为我是临时受命采访这种国际性新闻，对许多背景的东西并不是太了解。我现在还记得他第一个让我打怵的问题是：阿罗约夫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幸好，我刚到马尼拉那晚，在坐车去市中心广场的路上，好奇地问了当地司机有关阿罗约夫人的一些背景。但因为司机所知也并不太多，只知道她是前总统的女儿，接受西方教育，曾在政府为官，政绩还不错，民众普遍较接受她。所以就将这些讲了出来。当时真是冒了一头汗，心里直后悔出发前没多找些资料。
自此之后，我再出外采访，就会带上自己的手提电脑，随时可以查找背景数据；而平时也多加留意国际新闻。连编译组的文稿配音也很乐意去做，因为配音的过程就是在了解国际时事动态。
经过这次之后，公司在采编部设立了一个”小钱箱”，若再遇到这种临时出差采访的情况，可以随时拿钱。资讯台开台后，一有重大事件发生就出发采访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做了记者，就会有心理准备面对阴暗，生离死别等等悲惨的事件。但当自己真正面对时，如何控制情绪，不影响工作，原来比我想象的难。国航2002年在釜山发生严重空难事件，中韩两国都有人丧生。我和摄影师王方宁又是连夜出发，赶去采访。在那次空难中，国航机长侥幸生存，但受了重伤。他的太太来探望他，成为所有媒体的焦点。我成功地对她做了独家专访。在专访时心里很同情她，承受巨大的压力，但是不得不一个接着一个地提出尖锐的问题。看着她偶尔红着眼圈来回答我的问题，心里真的很犹豫，是否还要追问下去，真有些憎恨自己的这份工作了。这让我又想起在美国读研时，教授在课上提出的讨论问题：是专业第一，还是人性第一。说实在的，到现在我都不能确定是否知道答案。
第二部分911,历史在我们眼前爆炸（1）
吴小莉说心愿：祝全球华人平安！
2001年9月11日，纽约，气温华氏80度，一个阳光普照的九月天。
美国东部时间早晨8∶30，纽约市消防局第一梯队第七消防车队接到报告：曼哈顿一个教堂附近的街上有煤气味，怀疑煤气泄漏，那里离世贸中心很近。消防车出动了，消防队长约瑟费法认为这不算太大的任务，他允许法国摄影师祖斯扛着摄像机随队拍摄，祖斯·劳迪特、格狄安·劳迪特这对法国摄影师兄弟一直跟踪拍摄这支消防队已经好几个月了，他们计划制作一部有关纽约消防队的电视纪录片。8∶46，消防队员到达现场，他们正在用仪器作检查，摄影师祖斯和街上的人一起听到飞机低空飞临的声音，大伙好奇地向楼群上空抬头张望。祖斯也随着声音将摄影机镜头抬高，这无意中的拍摄，使劳迪特兄弟立刻从无名小卒，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摄像师。他拍到的是一个改变了世界与历史的经典镜头：一架大型客机正对着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北翼撞去：一团巨大火球顿时从大楼撞击处喷出，浓烟弥漫曼哈顿上空。
同一时间，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记者庞哲正像平时一样，在曼哈顿区的纽约华尔街股票证券交易所进行例行采访，撞机发出爆炸声时，她还以为是什么庆祝活动，再一看人们惊恐的脸，知道不对，第一反应是迅速向总部报告这一新闻。
与此同时，《时事直通车》主编刘荔看到节目的一切工作就绪，吴小莉已经坐进了直播室，自己就走了出来，看看是不是还有什么事。这时，值班记者对她说，庞哲从纽约打来电话说发生了事情。刘荔跑了过去。电话里，庞哲特别紧张，有点语无伦次。刘荔说，庞哲你别着急，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庞哲说：“一架飞机撞上了纽约世贸大楼，现在我看到的就是漫天的纸屑和浓烟。”
刘荔即刻打电话给台长王纪言。王纪言指示，马上组织播出。然后把情况报告给刘长乐。刘长乐事后说，“不管是什么样的飞机，如果撞到世贸中心，都是比较重大的事件，即便是一个事故，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故，我当即决定用Live的方式播出，这件事情，从技术上反映出凤凰卫视一直处于一种准备直播状态，倚马可待。”
庞哲还在电话里等待，刘荔跑过来对她说，你把你知道的情况都告诉我。庞哲断断续续地讲述着，刘荔紧赶紧赶地记在了一张纸上。“这时候，我一看时间，离《直通车》播出只有几分钟时间了，我就跑步到了直播室，顾不上穿帮，直接把草稿纸递给了小莉。”
吴小莉说，我记得当时庞哲的声音高亢得让人意外，我告诉她，我随时准备接你进现场。几分钟之后，《直通车》开始了，我准备在“国际专列”版块做直播，把庞哲的电话连进来。
北京时间21点03分，资讯台新闻编辑在FOX新闻屏幕上眼睁睁地看见第二架飞机向纽约世贸大厦冲来，它划出一道弧线，然后一头钻进了世贸大厦南翼，又是石破天惊的一次大爆炸。
这时，主播台上的吴小莉在插播录好的新闻时，再次接通了庞哲的电话，只见她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啊？又撞了！第二架啊。知道了，继续。”她说，“我一面作着直播，一面在收着编辑的稿件，我印象很深刻，编辑就站在摄像机旁边，但还不敢穿画面。因为是直播，没有任何画面作衬底，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最重要的还是把最新的讯息告诉我们的观众。
此时，刘长乐和王纪言已经站在了主播台前，他们断定这是一次恐怖袭击，马上调集力量，命令做好直播的一切准备。
21时10分，《时事直通车》发出了凤凰卫视关于911的第一条消息：“美国纽约世贸大楼被袭起火”；凤凰卫视是香港、大陆乃至世界华语媒体对911事件的最早播报者。
21时30分，《时事直通车》结尾时，吴小莉再次插播最新消息及现场画面。并通报观众，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将全线并机，对此事进行直播报道。
21时40分，凤凰卫视的四个频道一起对911事件进行了直播。
约瑟费法是第一个进入被袭世贸大楼的消防队长。他一进大堂就听到尖叫声，只见两个人浑身着了火，后来才知道这是客机撞进大楼后，燃烧的航空燃油顺着电梯井流下来造成的。这时许多消防队员、警员都闻讯赶来了。被撞世贸大厦的大堂里，弥漫着烟雾还不算太浓烈，但四周的大玻璃窗全部破碎了，散满一地。大堂第二层漂亮的弧线型走廊，开始出现第一批逃出大楼的人，他们一脸茫然地在警员与消防队员引导下疏散出去。
第二部分911,历史在我们眼前爆炸（2）
尽管事先预感到了任务将十分艰巨，但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竟演变成灾难。大堂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混乱，被疏散出来的人群，从二层走廊绕走通往另一处楼的人行天桥出去。费法队长不让他们直接走世贸中心大楼大门，一方面是因为不时有爆炸的碎片砸落下来，更恐怖的是不时有人从几十层楼上绝望地跳下来。摄影师祖斯说：“在里面看不到，但知道是怎么回事，每次听到那撞击声就知道又有人死了，每次听到都很难过，声音很大，当时我想，上面的情况看来糟透了，坏到有人要不顾一切跳下来。”世贸中心大堂当时就像个蜂窝，一下子拥来那么多消防队，所有的队长们都手握通话器，与各自的队员们通话。这时，第二架被劫持客机又撞穿了世贸中心第二座南翼大楼，五角大楼也被袭击，炸掉了一个角，有谣传说还有第三架飞机又飞来了。那时，人们相信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此时，已经下班的主持人陈晓楠接到了程鹤麟的电话：快回来，出事了。陈晓楠说，我的第一反应是感觉他在跑，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的说话。我觉得一定是他的心脏病复发了，因为他是一个慢条斯理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着急的说话。
陈晓楠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样跑出房间，冲向公司的，只觉得路特别长，怎么也到不了。而实际上，她只用了5分钟，来不及化妆就上了主播台。“我把耳机插到耳朵里的时候，听导播说还有三十秒钟。从我在家里“腾”地坐起来，到跑到主播台上开始讲话，它是一个连贯的动作。所以，从到那个地方，坐上去，开始讲话，一直坐了七八个小时，好像觉得时间很短。后来很多人记得我当时说的那句话，“对不起我没有化妆，请大家原谅，因为现在出现了一件很大的事。”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会想到说那句话，我觉得我完全是下意识的，没有太多的想法，我已经没有任何思考的空间了，完全是下意识的。你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多久的事情。可能一个小小的纸条递上来，就是某个楼又塌了，某个飞机还在盘旋不知道去向，可能只是几个字，但是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这是新闻发生时候的一种震慑力。
胡一虎赶到公司，仅比陈晓楠晚三十秒。紧接着，陈鲁豫、董嘉耀、刘海若、简福疆，还有公司大多数的员工都跑回了公司。演播室里站满了人。刘长乐、王纪言全部在现场亲自指挥。
他们就站在那里，从自己的直播画面里，目瞪口呆地看着110层的世贸大楼慢慢塌下来，白色的烟尘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带着巨大的能量，滚滚升腾，然后，迎面向人们扑过来。
在爆炸现场，距离第一架被胁持客机撞击大约一小时后，消防队员大多进入大楼内救人去了，这时候北翼大堂显得空荡荡的，只有不多的几个指挥官还留在那里商讨对策，但情况越来越坏。突然，从世贸中心另一座大楼那边传来巨大的隆隆声响，南翼大楼开始倒塌了！人们惊慌奔跑逃生，尘土遮天蔽日。祖斯紧随人身后，慌不择路地爬上已经停驶的滚动电梯，刹那间伸手不见五指。不知过了多久，有人要灯光，祖斯凑过去看到，消防队麦克贾奇牧师躺在电梯底下，检查脉搏已经停了，电梯顶还有4个人不知生死。费法队长叫人背起牧师，他先冲出去看看二层出口人行天桥还能不能用，那里是最佳出口。逃出来的人个个灰头土脸，像一尊尊会动的泥塑。他们抬着麦克贾奇牧师的尸体，到了圣彼得教堂，将牧师放在祭坛上，这是第一具运到这里的尸体，麦克贾奇的死亡证上的号码是00001，成为第一个正式标明的罹难者。
逃出来的人互相搀扶，庆幸着另一座世贸中心大楼仍然屹立，但大街上已经面目全非，尘烟笼罩着一切，即使是打着手电筒，也只能在浓浓尘土中隐约摸索着行走，当时是早上10：28。突然又一阵隆隆的巨响越来越逼近，人们拔腿奔跑，世贸中心北翼大楼也倒塌了！巨大的冲击波扫向整个曼哈顿区。逃生的人都感到了背后扑过来一股巨大的力量，就像死神要紧紧抓住你。
大楼倒塌了，凤凰卫视的记者庞哲失踪了。她所在的位置，距离世贸大厦仅有一街之隔，她所在的美国证交所大楼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陈晓楠说，我们最先感到这件事和我个人感情有联系的时候，是因为庞哲。
庞哲原是香港中天电视台的记者，加盟凤凰后，负责纽约的财经报道。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大楼后，街上警笛大作，证交所的保安人员开始清场。她乘保安不注意，悄悄溜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向香港发回了这一惊天事件的现场报道。接着，她又不断地做电话连线，直至世贸南楼倒塌。“十点四十分左右，外面突然传来地震海啸一样震耳欲聋的隆隆巨响，长达十几秒钟，只觉得门窗在震颤，发出嘎嘎的响声，烟尘从四面八方向我扑来，我立即抱着电话，钻到了桌子底下，当时觉得心都要从口中跳了出来，闭上眼，屏住呼吸，等待最坏的事情发生。然后，就是无边的黑暗。”
在庞哲择路逃生时，世贸大厦北楼又塌了，她被逼逃进证交所的地下机房，后被救护人员救出。
北京时间9月12日早上六点钟，当陈晓楠得知刚刚从危险中脱身的庞哲，又要与她连线时，她对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姐妹充满了感激，不禁红了眼眶。
第二部分911,历史在我们眼前爆炸（3）
9月12日，刘长乐提出：加滚动条，帮那些内地亲友寻找在纽约失散的亲人，这是凤凰一贯的作法，一贯的人文关怀。
凤凰的总监、主编、助理、导播、助播、字幕、化妆、导控、主持人……全部投入了这场没日没夜连轴转的空前直播。担任英语同声传译的资讯台新闻副总监郑浩，连续值班十几个小时，最后累得胃痛发作。王纪言说，你知道我那会儿在干什么，我在给郑浩拍背呀。刘长乐则给他的这位爱将送来了胃药。
凤凰卫视对911事件连续进行了36个小时直播。见证了911恐怖袭击的全过程。
世贸中心大楼曾经是纽约人的骄傲，当年大富商洛克斐勒家族投下10亿美元巨资建造，筹划阶段就被称之为“20世纪第一建筑”，两座大楼竣工落成于1973年，总高415米。在恐怖袭击下世贸中心大楼倒塌了！几千生命就像吹熄一根火柴一样永远地消失了。大楼倒塌后的钢梁结构被堆放在哈德逊河岸边的堆料场里，足足有4万多吨，可以看出袭击的破坏力是难以想象的巨大。
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的几天，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每天都开着电视睡觉，从中了解他的城市正在发生着什么。他说，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像机遍布纽约的各个角落，他们会比军队、警察和特工发现更多的东西。24小时新闻频道就是他的城市监视器。
历史从此改变。2000年1月1日零时，美国第42任总统克林顿在新年演说中，充满激情地模仿先贤的声势对美国人民说：“这是正在升起的太阳！”而仅仅过了一年，911事件改写了历史，对于美利坚合众国来说，这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这件事情的影响，导致了阿富汗塔利班、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倒台，并使世界各个主要国家都改变了运行的轨迹。
对凤凰卫视来说，这是奠定历史地位的一次直播。华语传媒的业内人士认为，911事件对于凤凰卫视来说，犹如海湾战争对于CNN一样，使它一夜成名。
让凤凰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直播对中国的新闻改革起到强力的推动作用。《中国传媒报告》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
回顾国家主流媒体对911事件的报道，应该说，新华社的反应还是相当迅速的。事件发生当日，新华社便紧急动员，21时即发出第一条英文快讯。据我们到凤凰台去了解，他们播出第一条新闻的时间，比新华社整整晚了10分钟。但通讯社只是新闻之源，大多数刊载新华社电讯的报纸又都是第二天早晨才能和读者见面，急于在电视中看到现场场景的观众，一直等到24时的整点新闻时，才从中央电视台收到一则播音员的口播简要新闻。直到转天早晨，《东方时空》才在早新闻时段第一次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
电视节目频道选择器放在观众的手里，他们自己能决定对电视节目频道的选择。在大陆电视的节目频道上看不到这一爆炸性新闻的观众，当然要转身搭乘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新闻早班车”了。观众搭乘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新闻早班车”，这本身是件无可厚非的事——道理很简单，乘客急着乘车时，当然是哪辆车快上哪辆……
如果万人瞩目的新闻事件爆发时，我们的电视屏幕上“照唱照跳照哭照笑”，那就只好眼看着凤凰卫视的“专列”、“直通车”、“新闻早班车”把我们的受众都装走了。客观地说，保持“中国立场、华人视角”的凤凰卫视，还是相当公正的媒体，而那些直接从网络进来的西方媒体新闻，则掺杂着别有用心的揣测、无中生有的谣传，到时候“东方不讲西方讲”，那就麻烦大了。
吴小莉说心愿：祝全球华人平安！
(吴小莉 女性，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主持人。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1988年进入新闻领域，曾担任台湾中华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及主播，1996年加盟凤凰卫视。曾获“环球20位最具影响力世纪女性”，“最具职业精神的新锐人物”等奖项。2004年，与杨利伟、姚明、丁磊、邓亚萍一起被评为中华青春偶像。)
第二部分大事发生时我在场
凤凰资讯台从开播到现在有四年的时间了，刚开始只有北京、上海、深圳、台湾、香港、美国、英国有记者站，现在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中东、日本都有了记者站或特约记者。
新闻是人的行为，你必须要有高素质的，在第一线的队伍，可以使各地区最新的、最快的消息进行快速传播。比如911事件是全人类的不幸。但是，从工作的角度来说，它是凤凰资讯台诞生之后，是生逢其时的一个非常事件，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成长的另外一个标志就是直播时间。我们的直播时间从开始时每年一两百个小时，增加到现在的六百多小时。在新闻事件中，人们想看的就是现场，这是观众最大的需求。做资讯台，就要让观众如临其境。每一年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至于怎样把资讯台打造成一个品牌，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就是观众能够及时看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大事情。打开凤凰资讯台，能看到最新的消息，而且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和谈论点。由于我们每个正点都有新的资讯消息加入，24小时滚动直播，我们初步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与世界同步。
什么是榨汁机
2000年下半年，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开播前的筹备期。这期间，我和我的同事们度过了许许多多的不眠之夜。到了2000年12月，竟然疯狂到大家都渴望一天能够有48小时。
资讯台的摄影棚，它是实景，能180度转动，与资讯台办公区结合在一起。当它真正完工的那一天，离开播只有半个月了，可想而知，那后半个月我们几乎就没什么时间睡觉。尤其到了12月28日、29、30日那几天，从王纪言院长到钟大年、王酉年、程鹤麟等我们几个人根本就没合过眼，没完没了地看播出，检讨作业流程，主要就是纠错。事后，资讯台新台标的设计者彼尔布朗尼惊奇又兴奋地说：“这样的事在国外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只有凤凰才能做到化不可能为可能。”真的呢，当我在2001年1月1日零时零点的直播中，第一个正点播报后，大家都乐疯了，副台长程鹤麟、邱伟华和我热情拥抱，其他工作人员纷纷从导播室冲出来喝香槟，喊叫，那个高兴啊，就像生了一个BB一样，连我们自己都感到惊奇：原来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居然我们真这样活过来了!
2003年，凤凰卫视资讯台在度过了最初两年最艰难的日子之后，迎来了它的春天。这个只有两岁的华语新闻频道，它的受众面进一步在拓宽，我们的新闻内容和新闻理念也逐渐被众多中国人所认可。广告源源不断，节目内容也不断被充实。再也不会有阮先生“面壁而谈”的尴尬和感言了。就是这一年的春节，我的小凤凰也来到了人间……
每一个凤凰人都看到了资讯台的希望，见证了它的茁壮成长。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都很值得。
现在我自己还在主持《小莉看世界》、《时事直通车》两个节目，也会做一线采访，同时我们台里几个主持人都还必须不定期做《凤凰大视野》这个栏目，每个星期抓一个大的主题在做，从周一到周五天天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播放一个专题。因为身兼资讯台副台长一职，开行政会议也是我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工作的压力还是蛮大的，有时候也担心既做行政工作又要做主持人，还要做出镜记者，会有顾此失彼的情况发生。其实，经过四年的实践，我已经可以把这三者间的关系协调得很好。我在资讯台主要负责新闻内容方面的策划和统筹。当台长的一面就是开会做管理工作，做主播的一面就是在为主播新闻做铺排。现在做《时事直通车》这档一个小时的新闻播报，我可能会比导播、主编更了解整个新闻的脉络是什么，因为几乎所有策划等幕后工作我都参与过，反而更能掌控整个节目的流程了。因为扎根于新闻采播第一线，自然会有更多新闻的感觉和判断。到现场做采访和在直播室里观看录像带绝对是两种不同的感受。经常做一线的采访，培养了自己的敏感度和对新闻的敏锐判断。像我每年都要到北京采访两会，在现场的所见所闻会让我对这件事情了解得更深刻。
第二部分唯有勤奋方能成功
我在进行采访的前几天，会让自己静下心来准备功课。我感到，最值得我自豪的就是别人对我说：“吴小莉，你的提问很专业”！“新闻是中性的，没有阴，也没有阳。不能因为是女性，所以给自己找个偷懒的借口。因此，做新闻，就不要说到美貌。”
想起我在上大学时，台湾资深电视新闻人李四端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他的开场白就很吸引人：“电视记者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待遇高，也受人尊敬。以台视为例，每年年终奖金，就相当于一二十个月的月薪总和。”当时讲台下一片哗然。他的神色变得凝重，“社会上每个人都会认为你很不错。但是当每个人都来摸你的头，说你棒，说你乖，久而久之，你很容易满足现状，不思长进，渐渐会成为一只大肥猫。”
人的一生，仿佛都在与地心引力作斗争，向下的力量永远存在，而且在两个时段显得特别强大：第一个时段是人在面临困境时，能明显感觉一种拖拽的反力，或许能产生对抗或反弹去消解；第二个时段更可怕，就是处于太过舒服的生活状态时，被一种隐性力量向下。人没有压力，就像是青蛙在温水里游泳，当水温升高却早已失掉弹跳力，只能束手待毙。所谓死于安乐。我觉得，你必须时刻跟自己较劲，不断打碎、重塑自己。每当压力到来的时候，我总是咬咬牙，然后告诉自己，明天就会更好的。然后就能把压力给扛住了。这样，一次次地抵御住压力，很自然我们的工作质量和能力也就有了飞跃。
凤凰的资深评论员现在是很知名的一群人。我很感动他们的一句话：“我们这些老头子是凤凰里面最用功的”，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警醒，就是不要看这个平台怎么样，这不是平台的问题，平台再大，你都得用功。他们都是五六十岁临近退休的人，但他们是最用功的。我相信，中国会开始慢慢出现一些资深的评论员、主持人，而且大家会越来越赞赏他们的白发，那种魅力真是无法抵挡。年轻人出来很容易的，年轻人一大把。但是你要在某个行业熬成了资深的白发人，就是一种稀有动物，就会更值钱，因为这个行业是需要积累的。几十年风雨过去后，他可能成了一个化身，一个很公正、很有影响力的化身。
全球华人平安是我的心愿
资讯台开播的时候，因为公司的人员就这么几个，我们常常会进行脑力激荡。小时候我看过一个美国的广播剧，这个广播剧的主持在每晚广播结束时，都会说一段话：“Good night， Americans， wherever you are！”，“晚安，美国人，无论你身在何方。”我就想，现在中国人遍布世界各地，越来越多，那么我要在我的节目中对全球华人说：“Good night，Chinese， wherever you are！”。后来，由于兼顾时差的问题，我们改成“平安”的说法，因为你在香港说晚安的时候，美国正在早安，欧洲正在午安。资讯台第一年开播《凤凰环球播报》、改版后的《时事直通车》因为都是环球直播，我有了机会和全球华人道平安。911事件中，“平安”这句话突然变得非常重要，我在节目中说“祝全球华人平安”，心中有更深的感受。
第二部分玫瑰军团的伊拉克战争（1）
伊拉克战争前，为防认识不统一，观念不一致，程鹤麟专门写一备忘给所有部属：
一旦发生战争，立即：
播出滚动字幕；
主编通知程鹤麟、潘红星、阎立宏中间任何一人。导演通知邱伟华、骆北荣中间任何一人。
中断资讯台、中文台节目，立即启动直播。无论哪位主播当班，先播出，再找陈晓楠、何亮亮等同事。“中断”的概念是：无论两台正在播出什么节目，无论节目播到哪里，统统不理，立即停止，立即直播。
“海湾最前线”的片头、广告标榜，已经就位，随时可上线播出。请阎立宏再次落实。
对于华语媒体来说，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解决了大事发生时，我们在不在现场的问题。
2003年春节过后，虽然战争不知道何时打响，伊拉克境内已经一片备战气氛，凤凰资讯台抓紧部署报道第二次海湾战争。他们几乎讨论了从外围所有国家进入伊拉克的可能性，并且把可能上前线的记者队伍进行位置排列，包括每个记者所持有的护照类别，以及哪些国家可能对香港护照免签证放行，哪些国家给中国护照发签证最便捷。
第一个提出愿意上前线的是编译主任何明礼。这位个子不高但很强壮的香港人，对伊拉克武装力量部署颇有研究，在1月份就制作出了伊拉克外围地形图。他提出的上前线理由很简单：“我没有父母，也没有结婚，最适合进行战区采访。”
而真正第一个成行的是凤凰驻莫斯科首席记者卢宇光。2月15日，也就是中国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卢宇光离开莫斯科的家，飞抵约旦首都安曼，两天之后，他搭乘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团的飞机进入巴格达。
与此同时，华盛顿方面正式发布消息：五角大楼已经向各大媒体发出报名通知，将组织500到700人的记者团前往中东，分别安排记者到美国陆军第101师、第82空降师、海军陆战队和航空母舰作战群随军采访。凤凰卫视可以报名2人。但是最后，他们争取到了6个名额。
在卢宇光之后，郑浩于2月27日进入了巴格达。郑浩前往巴格达之前，曾经电话询问宇光需要带哪些物品，宇光提出的要求很细致：大米、火锅调料，最好带个小电炉子──这哥们虽然在国外混了多年，还是吃不惯西餐，最喜欢吃的是大米粥和咸鸭蛋。就是在形势紧张的巴格达，他也不愿意亏了自己的胃口！这小子在巴格达照了几张像，一张命名为《追悼会不知道何时开》，另一张的题目是《最好马上离开这里》。不久，卢宇光接到指示，返回莫斯科。他说，那一刻，我甚至有点高兴，老婆也很高兴，和我一起喝了酒，毕竟没有人喜欢战争。
3月4日，凤凰驻华盛顿记者站记者隗静和摄影萧燕这对男女搭档启程上前线。3月6日，他们抵达科威特城，并获得美军的许可，成为可以采访美军导弹部队的唯一中文电视台记者。他们在美军拟定的“生死状”上签了字——保证“理解战地采访的危险性，并且在一旦出事的时候不要求美国政府负责”。
3月7日，凤凰卫视驻美国西部记者沈玫绮飞往卡塔尔的多哈，也就是美军的中央战区司令部。同时，巴黎记者站的严明也作好了前往土耳其的准备。不久，华盛顿记者站又传来消息说，莫乃倩、赵宏也获得了美国军方的许可，将登上游弋于波斯湾的美国第五舰队航空母舰。
如此一来，就在伊拉克外围形成了一个信息包围圈。
谁也没有想到，凤凰报道伊拉克战争的五路记者中有四路是女将领兵，她们被称为伊拉克战争中的玫瑰军团。至今，还没有人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向解释凤凰卫视的女人们为什么总是在跑位中最先冲刺，一举成功。
3月6日至10日，郑浩多次打电话告急：接到北京外交部方面的通知，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将很快撤离巴格达，中国记者也必须随使馆撤离。
3月14日下午，早就向公司申请去战区的闾丘露薇在北京拿到了伊拉克大使馆的签证，这段时间她正在北京采访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
3月15日，闾丘露薇回到香港。
3月16日，闾丘和同事陈汉祥一道搭乘飞机前往安曼。公司领导出于对记者安全的考虑，决定他们抵达安曼之后原地待命。
3月17日，包括大使张维秋在内的中国使馆7名馆员、新华社常驻巴格达2名记者、中央电视台3名记者和香港有线电视台1名记者，撤离伊拉克，郑浩也奉命随团撤离。先后进入各自阵地的凤凰记者表示：有十足把握能够在第一时间向观众报道第一手新闻。
3月18日上午9时，布什向萨达姆发出限时“流亡海外”的48小时最后通牒，伊拉克战争进入倒计时。在最后通牒发布后，联合国一口气安排了多架飞机，分批将所有驻伊拉克人员撤退到塞浦路斯的拉纳卡。
3月19日，撤离的中国官方机构和记者抵达安曼。与此同时，安曼飞往巴格达的航班可能被取消。闾丘露薇和陈汉祥进入伊拉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二部分玫瑰军团的伊拉克战争（2）
在香港总部，刘长乐亲自制定的一份全方位报道计划立即付诸实施：这个计划的名称叫做《海湾最前线》，以现场直播、现场评论和现场翻译报道为主轴，通过《时事开讲》、《新闻今日谈》、《风云对话》、《有报天天读》、《时事辩论会》等言论、评论节目，带给观众深入独特的深度报道。此外，还专门开辟了《军情观察室》节目。同时，资讯台所有的新闻编辑、翻译、主播、剪片编辑和资料搜集员等均接到战时命令：全体人员在战争期间工作时间延长两小时。
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兼中文台台长王纪言22日对记者说：“为了揭示战争的残酷，本着注重人文关怀理念，凤凰卫视从战争爆发之日，开始推出战争人文关怀系列片，以此来呼唤和平。”凤凰卫视已经制作完成了《战争与和平》、《哭泣的伊拉克》、《战火巴格达》、《哀伤巴格达》、《文化巴格达》等专题。该台希望通过该系列片充分体现出战争的残酷，令人们真切感受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根据报道方案，凤凰成立了伊拉克战争报道总指挥部。刹那间，凤凰卫视的管理结构变身为军事统帅部、前方指挥所。
此时，全国各地的传媒都在关注凤凰，打进凤凰的电话应接不暇。他们对所有询问和采访电话的答复一律是，不便透露细节，只要锁定凤凰卫视资讯台，相信不会使各位失望。话虽这样说，心里其实在暗暗忐忑，因为央视4套、9套、新闻频道全面直播此次大战。专家评论说，这可视作新一届政府执意中国新闻改革的新气象，更应看作媒体开始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开端。许多观众手里的遥控器开始在央视和凤凰之间频繁切换了。
2003年3月20日上午，北京时间10：35，美国开始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10：41，央视第四套《中国新闻》“飞”出“伊拉克战争打响，巴格达发出爆炸声”的字幕，同时切出美国轰炸伊拉克的战争画面和同期声，10：43，央视第一套中断正常节目，播出《伊拉克战争直播报道》，10：50，央视第九套也及时加入，跟进直播战争。
凤凰卫视资讯台则是从最后通牒48小时期限届满时径直进入了直播。此后再没有停止过。王纪言说，因为从那时起，战争随时可能在下一分钟打响。他们一直坚持到白宫的新闻发言人站在白宫的某个地方，召开了可能是新闻史上最短的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解除萨达姆的武装的战斗已经打响。
战争爆发后，凤凰卫视中文台也同时进入直播状态。24小时之后，中文台停止直播，资讯台继续对伊拉克战事进行24小时滚动报道。到24日下午，凤凰卫视资讯台的连续直播报道突破100个小时(在香港回归时进行了60个小时的连续直播；在911事件当中进行了36个小时连续直播)，创造了华语电视直播最长纪录。
3月20日，闾丘和陈汉祥到达约旦与伊拉克边境采访，深夜返回首都安曼途中，遭遇沙尘暴，加上司机过于疲劳，汽车在公路上撞上一辆油罐车，汽车损坏，幸亏油罐车没有爆炸，否则还会酿成人命。事故造成闾丘下巴擦伤，摄影记者陈汉祥颈椎骨移位。总部立即把陈汉祥调回香港治疗，另派出摄影记者蔡晓江飞往约旦。
此时，收到来自北京高层的意见，要求中国记者（不论是中央电视台还是凤凰卫视）均不要进入伊拉克。3月22日，程鹤麟交待吕宁思，让他向闾丘转达公司高层的指示：告诫她不要进入伊拉克。当天晚上，吕宁思同已经到达约旦伊拉克边界的闾丘通了电话，他一字不差地传达了凤凰管理层的指示——伊拉克局势十分危险，公司高层很关注她的安全，请她留在约旦进行报道。——但在通话结束时，吕宁思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话：“如果是我，我的想法同你是一样的。”不久，刘春也打来了电话，他传递的信息更明确，“能不能进去，你自己定。我们支持你。”事实上，公司高层反复分析战争形势后，从提高华语媒体影响力的角度考量，已在原则上同意她冒险进入伊拉克。只是从策略上考虑，不能明说。
即使没有这样的暗示，闾丘照样会进入巴格达，这是她职业精神和个性决定的。这是一个靠个性与执着显示出美丽的女性。她早已暗中办好了进入伊拉克的手续，随时准备闯入战火纷飞的战场。
那是一个杀机四伏的黑夜，因车祸脖子上扎着绷带的闾丘乘车绕过一个个弹坑，从约伊边境向巴格达进发。她关了手机和卫星电话，把这些通信工具用胶布绑在小腿上，独自闯进了巴格达并迅速发回有关报道。
2003年3月23日下午，凤凰卫视的伊拉克战争报道出现第一个高潮：闾丘露薇和蔡晓江在与大本营失去联系24小时后，出现在巴格达！闾丘露薇说，她要把战争最前线的第一手消息报告给全球华人观众。她曾露宿约伊边境，是全世界记者中唯一采访到战后第一批逃离伊拉克难民的记者。
第二部分玫瑰军团的伊拉克战争（3）
当闾丘风尘仆仆的影像出现在电视画面上后，凤凰的同事们非常激动。当时，大家正在院长办公室里看闾丘在巴格达的现场报道，刘长乐走了进来，好一会儿功夫，什么话都不说，眼睛里滚动着泪水。根据他和院长的要求，闾丘从巴格达发回来的画面，不加任何修饰和改变，配上表现“战火中的青春”的音乐，被反复播放。
回想寻找闾丘的分分秒秒，刘长乐说，“当时我真是焦急万分，我与美联、路透的记者都联系过，还告诉具体负责人：闾丘一有消息，马上打电话给我，不管有多晚。”结果，闾丘打回来的第一个电话没接通，她留下号码后，刘长乐亲自打了过去。“当时我和闾丘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两人竟然在电话两头哽咽起来。”
战争进入第四天。
3月24日早晨，那一天，北京街头的报纸格外抢手，几乎所有报纸都刊登了闾丘露薇进入巴格达的消息，媒体称，这是战争打响后第一批进入巴格达的中国记者。
有记者在北京街头采访市民，了解他们的想法。市民们表达了对闾丘的赞扬与祝福。凤凰网上许多网友除了为她感动、祝福外，还批评凤凰决策层不应该让女记者上前线。国内媒体和互联网络则对中国的男记者发出了嘘声，以“中国战地男记者应该感到耻辱”、“我叹息、我无言、我失望、我悲哀”为题进行了讨论、争鸣，这场讨论最终引发中国新闻界关于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全面反思与反省。就在那一天，凤凰卫视用最快的速度播出了闾丘的形象片，将记者明星化做到了极致：誉之为“凤凰精神，华人先锋”的“战地玫瑰”。
而闾丘对这些显然有自己的看法。她说，这次去巴格达，我没有想到会引发关于是不是应该去的讨论。对于一名记者来说，到第一现场进行报道是自己的职责，也是一个传媒机构的职责。有的人说，一个传媒机构不应该为了自己能够有独家新闻而不顾记者的生死。我想，当一个媒体具备了一定的规模，而且受众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具备了影响力的时候，在大事发生时没有自己的声音，是非常不应该的。
有一个现象让闾丘心有不甘：伊拉克的政府官员对于西方媒体的重视度，或者对阿拉伯媒体的重视度要比华人媒体强得多。华人记者少，华语媒体形不成气势，所以他会觉得你不会给他带来太大的好处。因此，政府高官把接受访问的机会大部分给了西方主流媒体，像萨达姆的专访给了英国和美国，阿齐兹的专访也给了美国。一些比较重要的记者会，他们最关心的是英美的记者能不能来报道这些内容。
这也许不公平，在同等的机会面前，华人媒体遭到了忽视。这也许很公正，你的声音不能远播，被忽视也在情理之中。
在“闾丘方面军”的鼓舞下，好消息接连出现：
莫乃倩从地中海上的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发回连串现场报道。
沈玫绮从美军中央战区指挥部发回了现场报道。
然而，就在闾丘在约旦边境徘徊，随时准备闯入战火巴格达的时候，隗静和萧燕却差点打了败仗。
跟随美军导弹部队采访的隗静和萧燕一直全身披挂，跟踪报道，很是热闹。不料，萧燕有摄影的业余爱好，初次深入美军采访，自然挂着个相机，到处“咔嚓”。你想，那美军本来就对华人有戒心，他这一“咔嚓”不当紧，人家不由分说，下达了一个驱逐令。实话实说，萧燕是有点越位的嫌疑，但是根本不到被驱逐的份上。可是美军代表桑普特不管这些，友好的笑容换成公事公办的铁青：“你们违反了随军采访的规定，必须在午夜12点之前离开基地。”
隗静气得不理这个暗中打小报告的家伙，而萧燕却试探着问，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的记者呢?桑普特犹豫了一下说，以我个人的猜测，可能与你们的中国背景有关系。此时是香港时间凌晨两点，资讯台得到这个消息，相当震惊，台里表示，会立刻与美国大使馆和五角大楼联系，为他们“讨个说法”，并关切地问到他们的安全问题。接着，陈鲁豫与隗静进行了离开基地前的最后一次连线。隗静想到自己如此信任的美军却把自己当成必须防范的敌人，一阵阵心酸，忍不住哭了起来。哭，在隗静也是一种武器，在华盛顿的若干次采访中，人家给了冷脸或是对华人记者有歧视的时候，她常常会一个屁股墩摔出去嚎啕大哭。她的本事是，不仅有哭声而且有眼泪，所以很有效果。
刘长乐得知情况后，当场把电话挂了过去，当他听到隗静在那边带着哭腔“喂”了一声后，自己也哽咽了。人要做成一件事情真得很不容易，为了“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的目标，需要有多少人吃多少苦啊。半天，刘长乐才说，我马上与中国大使馆联系，先解决安全问题再说。
刘长乐说，认真的女性最美丽。那一刻，哭泣的隗静是美丽的。
第二部分玫瑰军团的伊拉克战争（4）
凌晨3点钟，一辆军用吉普将隗静等人拉出营地。在隗静的一再抗议下，美军在出了基地大门后，又多走了半个小时，把他们丢在一个叫阿卜杜拉的科威特警察局，绝尘而去。临走，桑普特再次道歉，说了对不起。隗静把头扭向一边，就是不理他。
事后，隗静以老板为坚强后盾，不依不饶地对驱逐她的美军基地进行投诉，坚持让美军就这件事情做出说明。美军说不出个所以然，又没有过硬的证据，只好认输，恢复了隗静的采访资格。这一次，隗静说，我再不跟导弹部队了。后来，她从伊拉克南部边境几度冲刺，终于进入乌姆盖斯尔港，后来又随着美军主力，一路进行报道，最后抵达巴格达。
未几，中央电视台记者也再度回到巴格达。其实，竞争不过是手段，它带来的是传媒进步。中央台和凤凰记者在不同的华语频道上对于新世纪这场战争的报道，共同向世界发出了华人的声音。
熟知人民战争的军事专家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伊拉克战争只打了一个月。萨达姆政权驻联合国大使阿尔·杜里告诉凤凰驻联合国记者罗晓莹：“游戏结束了”，然后就打起铺盖离开了美国。而萨达姆政权派驻中国的阿勒阿尼先生，则没有那么容易屈服。他的政权倒台后，这位曾经对凤凰的记者表示“我对我们获胜信心十足”的前大使长期拒绝离开北京的大使馆寓所，天天在大使馆院内手持短枪狂怒地叫喊，谁敢驱逐他，他就打死谁。巴格达新政权和中国外交部人员一时间对他都很头疼。
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是凤凰继911之后，打的又一场漂亮仗。传媒专家说，此次凤凰的战争报道有几个特点：首先，前线的力量非常强，自己的记者在战争前后三个月内分四个批次深入伊拉克采访，不断有第一手的东西；其次，在美国陆、海、空三军都有人，美军给了凤凰总共6个指标，凤凰派了5个；另外，凤凰在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这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所在地都有人，在海湾周边的几个主要国家都派有记者，每天必做连线和采访；这种全方位的出击所带来的直接财富，不仅仅是凤凰又攀越了一个山头，还体现在资讯台这支年轻游击队逐渐成长成了正规军，整体作战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更留下了两个经典节目《时事辩论会》和《军情观察室》。
伊拉克战争期间，刘长乐每天工作18个小时，整天围着伊拉克地图，亢奋地不得了，恨不得自己也“杀将过去”。然而，刘长乐并不只是个“欲饮琵琶马上催”的诗人，他更注重经验与理论的思考，每次直播，都让他对电视的理解更深一步：“直播已成为当今电视媒体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凤凰这次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播，它对主持人能力的要求、对直播的技术含量要求都非常高。对这场大战的报道也是新兴网络媒体、电视媒体、平面媒体之间的一场比拼。网络媒体因其容量大、快捷、互动性强的优势而备受关注。但是优势最大的媒体还是电视，它用画面说话，现场感比较强，而且完全是实时直播的，这些特点是其他媒体形式无法取代的。”
第二部分别斯兰，华语媒体冲上去（1）
卢宇光说危险：手雷买一送一
凄厉的枪声是在这时响起来的。
2004年9月3日下午5点25分，凤凰资讯台正常的播出突然切断，画面上出现了遥远的俄罗斯高加索地区，它颤抖、摇晃、充满惊慌。一场挟持与反挟持的枪战正在打响。正在现场报道的电视记者虽然非常专业，但是，透过镜头就知道他们心跳剧烈，呼吸急促，双手控制不住地发抖。枪弹不是尖叫着掠过，而是发出“噗噗”闷声，这是子弹打在身边的声音。枪战的原因是，别斯兰——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的一个仅有6万人口的小城里，有1000多人被恐怖分子劫为人质，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这是人类最无耻、最下流的武装挟持事件之一。
世界各大媒体的300余名记者拼命赶往别斯兰。还好，这里面有一名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不是想表达民族情绪，而是在这一行业的竞争中，中国人常常是被忽略不计的。而在以往发生的国际事务中的突发事件，华人记者迅速抵达现场进行电视直播的，更是凤毛麟角。现在有了一个凤凰卫视的记者，就让人兴奋，虽然那厮剃着光头，样子有点像大侠。王纪言说，卢宇光光头的含义深刻：一是说明俄罗斯局势严峻；二是说明要深入虎穴，必须与匪徒长得很像；三是说明秃顶的人留长发，以利地方支持中央，长发的人剃光头，以利环境卫生。见得宇光，仔细观察其秃瓢，才知其秀发虽然比正常人少一些，但远没有达到秃头之水平，剃秃头是为了受伤后便于包扎。这是俄罗斯的特殊环境决定的。没办法。
一千多名师生是9月1日上午开学典礼上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两辆诡秘的汽车驶近学校，二十多个黑衣蒙面的绑匪与学校保安发生了短暂的交火。保安十人被打死，绑匪壹人被击毙。别斯兰的学校保安荷枪实弹值班，足以说明当地的局势早已剑拔弩张。可惜，十名保安的生命并没有为孩子们赢来逃生的时间。
绑匪把人质全部赶进了学校的体育馆。这帮冷血居然带着摄像机。从他们的镜头中可以看到，他们把导线拴在两个篮球框上，一包包用塑料布和油纸包着的炸药，悬在人们头顶。一只穿着野战靴的大脚踩在引爆装置上，边上站着一个惊恐的男童。绑匪枪杀了十几个成年男子，尸体被拖出去时，鲜血染红了地板。人们惊恐地躲避着这道血迹，使它在拥挤的人群中成为一条路。绑匪提出的要求是俄罗斯军队撤离车臣。
如果说，在两次车臣战争中，车臣人表现出的是对俄罗斯人的仇视，那么，在别斯兰人质事件中，这些绑匪表现出的是对整个人类的仇视。
绑匪拒不接受外面送来的食物和水。有个绑匪看上去心软一些，他冲一个男孩笑笑说，你们不会死。他还拿水给一个小女孩喝。当那个女孩开始喝水时，另一个绑匪大声训斥他，他连忙将水拿走。
学校外面，人质亲属和整个俄罗斯情绪激动。最少的一半民众要求普京向恐怖分子让步。有人打出大标语：“普京！！！送出我们的孩子！满足他们的要求！”
9月2日下午4点左右，面容苍白，神情多少有些无奈的普京发表了讲话：“最主要的任务，是在复杂的形势下救助人质的生命和健康。我们拯救人质的所有行为，都要特别服从这一任务。”普京还呼吁约旦国王伸出援手解救人质。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穆斯林世界站在俄罗斯一边。
9月3日凌晨，一位瘦削英俊的男子手持麦克风出现在焦虑的人群中。凤凰记者卢宇光一眼认出，他是北奥塞梯总统新闻秘书祖加耶夫，自己的大学同学。祖加耶夫向记者和人质亲属说，政府一直在与绑匪对话，并要求人们冷静。
中午1点，祖加耶夫宣布，已经同恐怖分子达成协议，将运出早先被他们射杀的10到20具人质尸体。他同时承认：“根据最新情报，人质数字多于早先认为的354人。死者也比以前以为的多。”由于是同学，这一最新消息他提前一小时告诉了卢宇光。凤凰资讯台也因此提前一小时发布了这条“独家新闻”。10分钟之后，一辆设备车开进学校，工作人员开始搬运尸体。
突然，学校里传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接着又是一声，枪声大作。有人事后说，情况的突变是由于绑匪内部出现了变故，导致炸药爆炸，引起误会。但是特种部队强攻的时间如此之快，还是让人感觉他们的攻击时间就在此时。卢宇光看到，枪声一响，就有臂绑白毛巾的持枪男子往里冲，甚至比特种部队的士兵冲得还快。他说那是学生的父亲们，他们已经快疯了。而暴露在枪林弹雨之下的，是数以百计的他们的儿女。
第二部分别斯兰，华语媒体冲上去（2）
双方数百支自动步枪吐着火舌，几十公斤与铁钉、插销混装在一起的炸药包一次次爆炸。关押人质的体育馆在爆炸后浓烟四起，奇热难耐。
别斯兰惊天惨案，是世界恐怖主义者与反恐势力的角力，同时，对于极力推动世界反恐大势的媒体来说，也是一场角力。
恐怖分子劫持别斯兰人质是9月1日上午9点10分。俄罗斯国际文传新闻社当日上午10点发布了这一消息。美联社不愧为全球新闻界的老大，反应最快，约5分钟后已经把特急新闻电讯稿传给了世界：“武装分子在俄罗斯北奥塞梯地区劫持了一所学校……细节不详。”
几乎同时，凤凰资讯台的编辑在海量的新闻稿中立刻发现了这条信息，吕宁思马上打电话给凤凰主管节目的执行副总裁王纪言和程鹤麟，他分析说，现在互联网上还没有任何消息，但根据以往经验，俄罗斯的此类事件都是人数众多，何况这次还是学校。那边两人都是行家，马上明白了事件的严重性，决定立刻派凤凰驻莫斯科首席记者卢宇光前去采访。
卢宇光刚刚给香港传了8月31日莫斯科地铁恐怖爆炸案的电视新闻。那次爆炸导致8人死亡。听到吕宁思电话里的声音，他就知道没有好事。他预言过，车臣问题不解决，俄罗斯永无宁日，我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这个男人，似乎成了专职反恐报道记者，总是出现在俄罗斯恐怖袭击的现场。
卢宇光出发了。这个身体里混流着军人和记者血液的好汉，情况越危机心情越兴奋。还好，他还没脑袋发晕到分不清人民币、美元和卢布。这小子随身带了许多美元——还别说，美钞在许多关键时刻最管用——背上器材，与他雇来的俄罗斯搭档赶赴机场。
唯——架飞往别斯兰的飞机已人满为患，多是“嗅觉比狗还灵敏”的外国同行。你自以为你快，有人比你还快，这就是世界级传媒。
卢宇光开始拉关系，找熟人，企图混上飞机。期间，又接到吕宁思打来的电话：宇光，立功的时候到了！不过，如果这次搞砸了，老板一定炒你鱿鱼。
宇光智勇双全，就是口头表达有点那个……说穿了……就是……结巴……嘿嘿！行家评价：这小子平日播报表现一般，观众还没听明白怎么回事呢，他自己先激动得嘴唇乱颤；但是，一有大事，这种结巴就传神，特有现场感——紧张！
此时，香港那边每15分钟就有一个电话过来，问他是否已经上了飞机。卢宇光获悉下午1点另有一趟运送医生的专机——旅客就是那位赤手空拳，只身与恐怖分子谈判的心理医生罗沙利。
好男儿，卢宇光，一个健步，三箭齐发，百步穿杨！给你们1000刀（Dollar，美元），岂有搞不定的！果然，一步登机。
机场离别斯兰市区有25公里，道路被封锁，车辆只许出不许进。卢宇光与BBC、CNN记者租用的出租车一道被拦在半路。这时，事发现场，除了别斯兰当地媒体，只有一家外国电视台——半岛电视台在场。他们正好在当地采访。
好吧，车不让进，就走进去。卢宇光从车上卸下设备，与摄影师肩背手提，开始“土八路”行军。“土八路”有“土八路”的好处，轻装从简，灵活轻便。王牌部队BBC和CNN就惨了，太牛B，太高级了，什么稳定仪、编辑台，个个儿都有几十斤，新闻灯就装一箱子，家伙什齐全啊！除非再雇三个挑夫，不然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光头哥们儿绝尘去了！
不过，这支“游击队”没走远就进入了俄方新闻官员视线。老鼠见猫，规规矩矩。天黑了。卢宇光对俄国摄像安德烈说：你老乡不太注意你，你先溜。此后，卢宇光假装上厕所，也溜了。
北高加索高原初秋的夜色在他们脚下缓缓铺展，月光如泻，没有树也没有草，只有空旷的脚步声。
他们背了两台摄像机，5块电池，两支脚架，每人负重20多公斤。但是事情紧急，两人只穿了T恤，在高原的秋夜中有些发抖。两人12小时粒米未进，腿肚子转筋。幸亏飞机上给发了两块巧克力，不然，这会儿随时有可能瘫倒在地。一时间，真有不知身在何处，不知为何如此的茫然。
凤凰卫视身为一家商业电视台，并没有人要求他们的记者此时此刻必须赶往别斯兰。他们为什么非要冒着危险，费时费力，不惜血本，拼了命地向前冲？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是一个新闻记者，你就必须站在现场，不论是生是死。
真正的勇气不是在不知情时的无畏，恰恰表现在明明知道死亡就在前面，仍能正视自己内心的恐惧，带着对死的厌恶和对生的渴望，迎上前去。
卢宇光说，岗位有时候比生命还重要。比如军人在战场，比如医生在SRAS一线。你在那里，是应该的；你不在那里，是无法原谅的失职。
卢宇光在9月2日凌晨一时到达别斯兰人质现场，并于一小时后与香港做了连线报道。媒体到场的顺序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俄罗斯独立台、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罗斯地方电视台，第五家就是凤凰卫视。凤凰卫视成为第二家到达现场的非俄罗斯媒体。这对于一个立志成为世界媒体，立志向世界发出华人声音的商业电视台来说，这非常重要。
第二部分恐怖分子向我们这边冲过来（1）
9月3日下午，刘长乐和主管节目的凤凰卫视副总裁王纪言正在分析别斯兰的局势时，手机响了，编辑部报告，别斯兰反恐战斗已经打响。两人下令，凤凰卫视资讯台立即中断正常播出，开始了对别斯兰人质事件的直播。
由于事先已经预订了卫星线路，资讯台的画面立即切换到了别斯兰现场。那是一次中国大陆独家的、充满震撼力的现场直播。
据俄罗斯《权力》周刊的纪录：
BBC、CNN和欧洲新闻电视台从当地时间下午1点20分钟开始直播；
俄罗斯独立电视台从当地时间下午1点30分开始直播；
而俄罗斯两家国营电视频道，“第一频道”和“俄罗斯频道”仍然在播送原定计划中的节目，直到当地时间2点整，才进入直播状态。按照后来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俄罗斯媒体现状的长文章所说，“第一频道”报道10分钟后，又恢复播出巴西肥皂剧《恋爱女人》，“俄罗斯频道”则做了一小时报道。
相比之下，凤凰卫视的直播与西方知名电视台基本同步：资讯台从香港时间下午5点25分，即当地时间下午1点25分开始直播后，并持续了20小时。
子弹向卢宇光扫来。
跑啊！撤退！子弹是不长眼睛的！摄像机被拉在火力区。卢宇光跑丢了一部手机，另一部手机正在与香港总部连线。下面是他与女主播王菁现场连线的录音：
战斗是5分钟以前开始的，大概在现场100米的地方，能看到孩子不断地往外面送，我们的机器拉在火力圈里，我们撤到了一个墙角……
现在又冲出一批人，我们不知道是从哪个方向来的，躲在汽车后面。我们看到不断有部队往里冲。
现在情况可能松弛下来，部队行动有些缓慢。
唉呀呀！恐怖分子向我们这边冲过来。突围了，已经打伤了很多人。唉呀，我们现在正在跑（急促的枪声和喘息声）。
王菁：宇光，你要小心。
现在不要紧。
冲出了好多人，恐怖分子冲过来了。向我们开枪。打伤了好几个。现在有几个人都躺在地下，在我们周围。
王菁：你能判断出来的人是人质还是武装分子？
根本看不出来到底是谁，我现在趴在地下。现在有妇女和记者受伤……唉呀，太危险了。
王菁：宇光，你所在的位置安全吗？
王菁：宇光，宇光，听到吗？
……
电话断了。10分钟、20分钟、40分钟……电话那头一直是“嘟嘟”的断线声。国内正在看直播的凤凰人，心一下提到嗓子眼。电视画面上到处是血淋淋的伤者和死者。卢宇光凶多吉少？
刘长乐也急了：明天马上派人给卢宇光送防弹衣。
一小时后，电话线那头奇迹般冒出卢宇光的颤抖男中音：各位观众，卢宇光在别斯兰现场继续向你报道……
原来，俄方反恐机构屏闭了别斯兰的无线电话信号。
事后，有人说，王菁你问人家“所在的位置安全吗？”岂不有点傻！人都跑成那样了，喘成那样了，结巴成那样了，能安全吗？
也有人说，问得好！显示出中国传统女性对亲友那种不顾一切的关心挂念。王美人在那一刻已经忘了自己的主播身份！这就是凤凰卫视的人文主义精神。
第二部分恐怖分子向我们这边冲过来（2）
刘长乐从战略角度看待这次惊险的别斯兰事件报道。他说，911直播，解决了中国媒体在世界大事面前“有没有声音”的问题；伊拉克战争直播，解决了在国际大事面前中国媒体“在不在现场”的问题；而此次别斯兰人质危机，由于卢宇光充满了震撼力和恐惧感的现场播报，解决了中国媒体在报道世界重大新闻方面“行不行”的问题。虽然只有卢宇光一个人，一个声音通道，但这是一种姿态，一种精神状态。
卢宇光在战斗打响后的5分钟里的现场报道，被称为“中国传媒史上的经典声音”。而卢宇光记住的，则是枪响那一刻，一群孩子们从楼上的窗子探出身子，挥着白色的衣服，瞪着惊恐的眼睛大喊：“叔叔，不要开枪。”
敬业精神还是敬名精神？
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大陆一家新闻权威杂志在事后发表了署名文章《反恐报道中的新闻管制与媒体自律》。该文认为，此次反恐报道过度，其表现为报道现场失控，报道内容失控，机密信息失控，细节报道失控，血腥场面报道失控。文章结论有三：一是这样的报道危害国家利益，二是加重了反恐部队的伤亡，三是报道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恐怖分子的教科书。文章说，
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行业，媒体不能仅仅强调追求利润的职业精神、敬业精神。对媒体及从业人员来说，仅仅为了经济效益和个人名声的敬业精神，说穿了是“敬钱精神”、“敬名精神”。
多年来，由于这种被扭曲的敬业精神作祟，一些媒体及从业人员在面临重大事件时，往往唯恐天下不乱。于是，好事不是新闻，坏事才是新闻，大坏事才是大新闻，杀人、放火、强奸、抢劫往往成为某些媒体一味追求的新闻焦点。
不能将类似“千载难逢”的杀人事件，当作记者自己一举成名的阶梯……解救人质事件的报道中，一位活跃的电视记者被称为英雄，其实，这是新闻界莫大的悲哀。作为在场的新闻记者，面对326名死难者（当时公布的人数），面对那些失去孩子的家人，谁能坦然接受这一“英雄”称号呢？
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有了一种风气，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装蒜的。卢宇光拼死拼活冲向现场，是假英雄，恐怖分子的帮凶，这位连现场都不想去的记者却正义在手，真理在胸。但是，“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面对批评，凤凰资讯台通过《时事辩论会》，请香港的大学教授、学者和大陆的电视观众展开电视辩论。
时事评论员江素惠说：恐怖事件危及到每一个人的神圣安全，我们既然要揭发恐怖分子的恶行，同时要制止恐怖主义的行为，靠什么呢？靠新闻媒体的传播，把他们的恶行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里，让所有人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共同来制止。
博士谭志强说，对反恐报道一味强调限制，渐渐会影响到个人的基本权利，甚至公众的知情权，这才是我们最恐惧的事情。那位学者说很多记者是为了敬钱精神敬名精神来干记者，我想这个人假如是新闻工作者的话，我劝他赶快辞职，如果他是新闻专业的教授的话，他赶快向校长递辞呈。
凤凰中文台副台长刘春更是不屑：如果报道反恐就是对潜在恐怖分子的教唆，那报道矿难就是希望多发生矿难呀？
卢宇光也看了这篇文章，他无奈地笑着摊开手，“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英雄。我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记者，在最关键的时候我会逃命，只有保存自己才能完成工作。那些坐办公室的人要骂人，就让他们骂好了，反正他们不骂我也会骂别人。卢宇光强调，俄罗斯有专门的反恐法，里面对媒体报道的规定很清楚，违反了是要坐牢的。事实上，俄罗斯政府对凤凰的报道给予了肯定，还给咱们的光头记者一个表彰。
记者是什么？
2004年全球至少有53名记者殉职。其中19名记者和12名媒体雇员在伊拉克遇袭身亡，他们大部分服务于美国新闻机构。还有12名记者死于菲律宾和孟加拉国，死因是揭露腐败和缉毒。
——无国界记者组织2005年1月5日的上年度统计报告
和那些针砭时事的知识分子一样，记者是“社会良心”的看门狗，公众利益的守护者。
他们不直接享有社会权力，却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无论在全球哪个角落，普通人想要了解和判断世界，多少总要借助媒体和记者的力量。他们是资讯过滤器、环境风向标；是假恶丑的镜子，真善美的喇叭；是民声的解压器，社会互动的纽带；是善良、正义、理性、宽容、同情、公平、希望、勇气……
第二部分恐怖分子向我们这边冲过来（3）
我们理想中的“社会良心”，其实就是所有这些人类珍贵品质的表达，是靠近完美人性、人生、民族、社会、政府、国家的愿望。尽可能慎重地运用自己手中的“话语权”，把真相如实地传递给由各个阶层、行业、人群组成的社会。
现在的新闻和传播理论认为，新闻记者做到完全的客观、公正殊为不可能。因为我们是肉体凡胎，不是神。但是，一个优秀的记者还是会竭尽所能去“接近真相”、“说出真相”，而不论这真相的面目如何。这就是新闻记者的职业守则。所以，如果公众通过记者的真实报道，看到了不幸、痛苦、死亡和罪恶。请感谢上帝，因为你没有遭受愚弄。
一个优秀的记者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长期以来，人们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所有的“读书人”似乎都可称为知识分子，但实际上，“读书人”与知识分子有着本质的差异。
“读书人”是从身份的角度对社会上的文人学者的一种概称，它并不含有某种感情的倾向，或者它虽有某种感情的倾向，但只是相对于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终日挣扎在生活第一线的下层民众而言。他们之间仅是谋生方式或手段不同，在功能或价值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而知识分子却不同，它并不单单是一种地位的确认，而且还隐含着一种价值的判断。
知识分子应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拥有广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思维，能对社会的弊病一览无余；他们拥有开拓的视野和清醒的头脑，在社会陷入迷热状态时仍能保持冷静；他们服从良知的召唤，在正义与权威之间能作出正确的选择；他们没有自己的私利，总是通过批判社会来保持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批判的使命使他们具有了独立的品格——不仅独立于权势熏天的官僚阶层，而且还独立于对自己命运茫然无知的下层群众。
知识分子的首要职责是向社会揭示危机，“危机意识”应是其固有的本质属性，由于其人格的独立，它可以冷眼旁观社会上的各种弊病得失，为社会弊症提供有效的处方。它从不惧从于权势，权势只能压制其文字而无法干涉其灵魂，它也从不疏离民众，总是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上，呼吁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社会。总之，他们的功能是“批判社会的弊病并使之及早克服，抑制社会的非理性因素，使整个社会不致陷于狂热与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不仅应是社会的防腐剂，还应是公正的代言人，更应是良知的守护神。
所以康德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
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反战英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是美国政府差点判以115年徒刑的“政府叛徒”。
1971年，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将美国五角大楼有关越战真相的7000多页内幕文件泄密给《纽约时报》，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反战浪潮，促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彻底结束越南战争。而政府认为他的泄密行为和《纽约时报》的报道严重危害了国家利益，把二者告上法庭。
美国政府和新闻界打起了官司。而美国法院以6票对3票判新闻界获胜。大法官Potter Stewart在意见书里列举了总统和行政分支的强大权力后指出，唯一真正能够对这样强大的行政有所约束的是，经过启蒙的，获得充分信息的公民大众，只有获得充分信息的持批评态度的大众意见，能够保护民主政府的价值体系。他说，“没有一个自由的、获得了充分信息的新闻界，就不可能有脱离蒙昧的人民。”
电影《天下无贼》里有一个质朴的民工傻根，带了六万块钱坐火车回家，他不知道也不相信天下有贼，善良得让人心疼，结果他半道上帮过的一个女贼就一路暗中保护他。别的贼把傻根的钱一次次偷走，女贼帮他一次次弄回来，而且从不告诉他周围有一群贼正在暗算他，企图保住他的天真无邪。为此女贼甚至牺牲了男友的性命。故事曲曲折折地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对善良无知的人隐瞒真相，就是最大的欺骗。
第二部分卢宇光说危险：手雷买一送一
(卢宇光 1983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外语系，参过军，在大陆数家媒体当过记者。1994年赴俄罗斯求学，先后获得莫斯科莱蒙诺索夫大学新闻研究生、博士生学位。曾在俄罗斯公共电视台（OPT）和俄罗斯东方电视台的新闻评论部工作，现为凤凰卫视驻莫斯科首席记者。)
别斯兰事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别斯兰事件只是我在从事新闻事业中的一个小插曲。在世界各国的危险职业统计中，记者都名列其中。我们驻俄罗斯的记者，就面临这么一种状态，生命安全经常受到威胁。前不久，吕宁思和一位港人摄像师重回别斯兰采访，我们身后跟了一辆救护车，那位摄像师看不懂俄文，突然回头问我，这辆停尸车为什么老跟着我们？
从内心来讲，我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儿子，对生命应该非常珍惜，但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冲上去。这不是说我有什么样的境界，而是工作需要。职责需要。我当过兵，我知道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
不过，有的时候，你根本保护不了自己。2005年2月，伊拉克大选，我前去采访。在那里，我就不知道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觉得生和死几乎全在一瞬间。我是从安曼坐车进入巴格达的，从安曼到巴格达有上千公里，我们租了辆吉普车进去。车开到距离巴格达两百公里的时候突然有人拦我们车，我想这下玩完了，非当人质不可了。没想到这是一个穿便衣的警察，感觉拣了条命似的。
我的驾驶员是个秘密警察。他把我拉到巴格达后，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不买支枪防身呀？他带我到枪店，我买了一支AK-47冲锋枪，花了500美金，他问我手雷买不买？我说买手雷干什么？他说，你手里拿上手雷，恐怖分子不敢劫持，这个买一送一，一个手雷20美金，再送一个。
事后我才知道，一支AK-47冲锋枪在实际只卖250美金，一个手雷只卖5美金，我被那小子敲了竹杠。到巴勒斯坦饭店之后，因为我们没有事先订房，美军不让我进，当时我带了很多设备，还下雨，跟美军说了很长时间，那个意大利被劫持的女记者就跟美军说情，让我住下了。我住在6楼，两边都是美军特种兵，而且没有哪天晚上不响枪。我睡觉时也穿着防弹衣，戴着钢盔，子弹上膛的枪放在窗台上。我们到巴格达第18号选举站采访时，就有一发炮弹打到楼顶上，没炸，又蹦下来，炮弹头像皮球在地下蹦蹦跳。
为了采访安全，我还买一个假胡子贴在脸上，头上缠条大围巾，身上穿个大袍子。我也不敢到饭店以外的地方吃饭。怎么办？吃早餐时，乘人不注意，拿上20个鸡蛋，藏在大袍子里，一天就吃这个。
相比之下，意大利女记者斯格雷纳就非常大意。有一次我们到美军新闻中心去采访，因为我们有吉普车，有自己的保镖、摄像师和翻译，就带她一起去。回来时，她下了车，说我去买一个电话卡，我说我在路边等你，她说不用等了，你先走吧。胆子特别大。她被绑架前，对我说，咱们去巴格达大学采访去。我第一次去巴格达时，去过巴格达大学。我说那个地方不能去，太危险了。但是她不以为然，结果当天就被绑架了。
我们国内媒体有两个记者在巴格达常驻，我非常敬佩他们。我采访他们的时候说，过年了，对家里说点什么吧。男人轻易是不流眼泪的，但是，那一刻，两个人都哭了，说不出一句话来。在国内和平的环境下，不要忽视记者的劳动，忽视他们的处境。我觉得这种记者的素质和品德，是值得尊敬的。
我为什么在危险的时候要冲上去？我觉得凤凰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这拿钱是买不到的。一个人到了四十岁不容易，四十岁是一种积累，你的人生，知识，品德，都需要有一种释放，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平台。但是，凤凰给我提供了展示的平台，所以每到关键时刻，我如果不上，感觉到有负于凤凰。
我非常喜欢看《水浒》。我觉得一个男人对事业、家庭，对自己的子女、父母，应该知恩图报。正因为有这种心情，关键时候我是憋着一口气做新闻的。老板说，要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我觉得我们不会做得比别人差，你能做到我会比你做得更好。正因为这样的心情，我们在努力做自己的工作。
我在莫斯科，每天起来首先要看一下俄罗斯的新闻网，然后看一下国内的新闻网，然后要看路透社、美联社、BBC的新闻报道，寻找关于俄罗斯的报道。如果他们报了我没报，就是我的失职。莫斯科和中国有6个小时的时差，我每天晚上壹点要跟香港做连线，白天则要做两条以上电视新闻。我们资讯台没有给记者规定任务，全靠自己。我们凤凰有一个新闻发稿网，那上面记录着各个记者站的发稿情况，无形之中是一种相互比较，搞得我差不多是24小时干工作。在起跑线上追着别人走。
从巴格达返回时，我们的车要经过一段“死亡之路”，我们台里的头儿一直用手机与我保持联络，一直等我到达巴格达机场，他们才松了一口气。在机场，我对高价买给我枪的那位司机说，为了感谢你一路上对我的关照，我决定送你一些礼物。他问，是什么？我说，就是这支枪和买一送一的手雷。愿你永远平安。不过，这些事是不能让我母亲知道的。虽然她对我的事业非常理解，但是到关键时候还是忍不住担心。这时候，我妹妹就会悄悄做点手脚，让电视机出现一些故障。
第二部分呼叫台湾：那是我们的阵地（1）
丁雯静说台北：我在凤凰记者站这四年
2005年1月29日，人们忽然在凤凰卫视的画面里看见了久别的刘海若。海若穿件红色外套，戴副淡蓝色的眼镜，在北京飞往台湾的包机上，身处台商之中。抵达台北机场后，海若接受了台北多家媒体的访问。
自从在英国受伤后，海若做电视节目，这一次说话最顺溜，简直有口若悬河之感：这个航班，为了照顾台湾同胞，飞机上的主食是卤肉饭，就是很具有台湾特色的小吃，因而让人有家乡的感觉，很温馨。更有趣的是，在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空服人员对乘客致词，他们用的是台湾话，很特别。他们用闽南语问候大家，欢迎大家抵达台湾，很温馨。”
这一天，是大陆、台湾分隔56年来，首次历史性直航。
广州南方航空的波音777客机，搭载242名旅客，9时28分抵达台北，成为首班在台湾着陆的包机。
台湾中华航空公司CI581航班中午12时20分抵达北京。刘海若搭乘的北京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中午12时30分抵达台北。
为了两岸56年来的包机直航，双方都准备了欢迎仪式，台湾方面包括陆委会、民航局等将在机场举行欢迎酒会和记者会；大陆方面除了中央电视台在北京、上海、广州、台北4地卫星直播外，也将开放中外传媒采访北京包机首航仪式。
对于两岸直航，台湾陆委会要求“低调”处理，要求台湾航空公司在举行欢迎酒会时，不让大陆机员自由接受采访，仅能推派一位代表接受访问，且大陆机员致辞时，最好不要涉及政治话题，纯以商业内容为主。
中国国际航空为避免国航机身上的“五星旗”标志在台北出现，确定租用山东航空飞机，因此这次春节包机将看不到大陆五星旗标志在台湾机场出现。由此可以看出大陆避免节外生枝的良苦用心。
与其他电视台不同的是，凤凰资讯台从早晨7：15开始直播，一直到傍晚最后一架大陆飞机降落台湾。
刘海若在台北与凤凰资讯台进行直播连线时，人们一时有些惊讶。
她怎么上去了？
原来，凤凰最早决定做随航报道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怎么把自己的记者送上机。
刘长乐说：“凡是两岸三地的东西，只要能从头跟到尾的，我们都要跟，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去组织”。不仅要跟，还要像《生命20小时》的骨髓护送、佛指舍利去台湾那样，做到有能力“贴”。
一般的记者是上不了包机的。因为包机有很多的规定，最关键的一条，必须是台胞的直系亲属。大家把脑筋动到王菁锳的身上，她老公刚好是台商。把她找来一说，王菁说：“我老公已经回台北了”。希望的肥皂泡立刻破灭。
后来大家就把脑筋动到刘海若身上，她弟弟是台商。所以就悄悄给他们办了手续，上了飞机，然后给她弟弟一个小DV。图像就从她弟弟手上源源发回。但是，后来，资讯台的这帮家伙很快就认识到了一个错误：TVB有一个记者从广州混到南航并随机做了报道，让大家觉得自己还不够努力。
人家都随机了。那就是等于说，凤凰做得不够，不行，没“贴”上去。
台湾问题，是凤凰的阵地。
人家能做到随机，凤凰更应该做到。
机会很快就来了。
第二部分呼叫台湾：那是我们的阵地（2）
2005年2月1日上午，凤凰获悉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综合局局长李亚飞，以海协会长汪道涵个人代表名义，将于下午抵达台北，吊唁辜振甫。两人事先已从北京前往上海，接受汪道涵给辜家的亲笔信并面授机宜。下午将取道香港，转机飞往台湾。
天赐良机！这回的新闻报道，非得“贴”上去不可。
让谁去跟随采访呢？刘长乐说：曾漪!没人比她更合适的了。
阎立宏遵命操起了电话。由于老婆在澳洲的大学里担任终身教授，阎立宏一个人在香港干自己喜欢干的工作。单身汉，无牵挂，就象一棵树长在了公司。此公火气大，嗓门大，爱骂人，人又长得黑，很多人都怕他，送他个外号：黑脸阎罗。文雅点的，叫他阎长官。
现在，阎长官打通了曾漪的手机：“人在哪里？菜市场买菜？噢。你马上打探一下孙亚夫李亚飞到香港的时间和飞往台湾的航班，然后，你跟他们一起上飞机，随机采访。”——他问曾漪在干什么并无必要，那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反正曾漪就是有事，他也只当没听见。
放下电话，曹景行进来了，一听跟“二亚”去台湾？不行，他也要跟。阎立宏说：“程鹤麟休假没在香港，你的《总编辑时间》谁做啊？”曹先生笑了笑。有吕宁思那样的超级替补人才在，他才不怕呢。
曾漪马上飞跑回家。跟曹景行迅速搭上了飞赴台湾的航班。“二亚”想跑都跑不掉，被曾漪堵在飞机上，先做了一个专访。当凤凰的屏幕上，出现的是机舱里面的采访画面时，所有人的感觉都是新鲜的。
下机后，台湾有几百记者围过来。曾漪索性一跟到底，一直陪着他们回到香港。好像独家专访这事被凤凰垄断了似的。
资讯台这次的直播非常有现场感。一个是曹景行现场作评论，一个就是陈淑琬在现场报道，孙亚夫那边的情况，则又不时地有曾漪的最新消息，兵分好多路。曾漪跟他们随机一起回来时，又在飞机上做了一次独家专访。就讲他们这次行程的成就，以及贾庆林主席说的既往不咎，包含了什么样的含义，等等。这样作下来，节目变得相当完整，凤凰把“二亚”在台湾的24小时有头有尾地完成了。“这样的事情，不见得其他媒体都能做得到”，吴小莉这么说的时候，很有一点自豪和骄傲。
一个意外的插曲是，曹景行恋栈台湾，多待了两天，没有和曾漪一起回来。让吕宁思狠狠代了三天“总编辑”。他做得怎么样呢？有两个评价，一个是他自己私下里得意地炫耀：“现在，除了凤凰的女厕所，我没有没去过的地方了。”意思就是说，他替代的节目包罗万象；一个是刘长乐在春节联欢总结会上表扬了曾漪的成绩后，说：“我还注意到了吕宁思做的《总编辑时间》，和曹先生程鹤麟他们前面做的不一样，有自己的想法，有野心。我欣赏这样的野心，提醒曹先生要警惕了。”
由于两岸的政治现状，向大陆播报台湾新闻几乎成了凤凰的专利。吴小莉说，虽然我们现在做大了，很关注国际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做两岸三地是我们的强项，只有我们可以直播。
作为资深主播和资讯台的副台长，吴小莉显然对这个台的内容定位有着深刻的理解。事实上，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承认，都得接受一个事实：谁也没有对台湾事务的报道拥有凤凰这么便利的条件，这是最能体现凤凰的优势。台湾的所谓“大选”，对大陆来说，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很不容易拿捏，凤凰敢于对此进行直播，并牢牢掌控报道尺度和言论空间，其专业程度，绝不亚于职业政治家。直到今天，台湾新闻和两岸新闻仍然是敏感的“雷区”，台湾新闻局拒绝凤凰资讯台“落地”的主要理由，是凤凰的新闻主播把陈水扁称为“台湾领导人”，有故意歧视之嫌。但无论如何，台湾新闻已经成为凤凰时事资讯节目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台湾新闻和台湾节目，在大陆观众看来是耳目一新的。好奇，是最基本的原因，而陈水扁这几年也确实没让大陆人省心——眼花缭乱的小手段层出不穷，做人如同变魔术。因此，凤凰对台湾的关注，不仅仅是收视上需求，也是为提供两岸资讯平等互补，维护国家主权的责任与义务。
但是，活儿干得很辛苦。
曹景行说，最不容易的是凤凰台北分公司的十几位同事，他们全部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面向大陆和全球华人做台湾的新闻，完全是自己摸索经验。开始的时候甚至连界限在哪儿都没有底。这几年台湾社会巨变，政经动荡，大陆民众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更加关注岛内的事态变化，而凤凰由于坚持反台独立场，不但受到台湾当局的打压，还会受到少数极端民众的围堵。
但是，凤凰还是得到两岸多数民众和全球华人的认可。两岸政治人物、名商巨贾、演艺名流都清楚地认识到，凤凰卫视已经成了沟通两岸的一座不可替代的桥梁。
第二部分呼叫台湾：那是我们的阵地（3）
丁雯静说台北：我在凤凰记者站这四年
(丁雯静 台北人，凤凰卫视驻台北记者。主要作品有：王永庆专访，王永庆的韩国之旅，专访韩国前总理金泳三，台湾CEO系列报道、近代历史人物系列专题片。)
凤凰开台八年有余，台北设记者站，转眼竟已经4年。细数台北17名正式员工中，创台记者只剩下佳昕、明哲还有我。的确，这四年来，凤凰蜕变了，台北也转型了！
从寄人篱下于南京东路五段的一家名叫“非也”的工作室，到迁居于台北火车站前的东森电视大楼，台北办公室的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搬愈大。2005年为了提升台北直播品质，自制李敖、陈文茜和赵少康三大台湾超级名嘴的节目，总公司更斥资上千万台币，搭设摄影棚。
除了陈文茜在香港开棚，和台北连线直播外，李敖和赵少康的节目都是由台北记者站的首席游本嘉和执行制作林佳慧参与制作。游本嘉常说，自己侍奉李大师时，常觉得活像个“小李子”。台北开了新节目，当然也关了节目。陪伴华人观众，走过四个寒暑的“台北直播室”，在2004年底，开播1008集后，划下了句点。
直播室主持人从王尚智、林佳昕、刘静文、苏静芬、游本嘉到陈淑琬；制作群从早期的李宁、杨明哲到末代的詹佩琦，共大换血五次；期间，佳昕、静文和我，三人共同制作直播室节目内容和编辑工作。对我而言，这是个全方位的训练过程，以往干记者，只负责内容，从未想到如何包装和下标。当时王尚智开玩笑地说，“雯静，有了直播室的磨练，你就不怕失业！”现在想想，尚智所言不虚；但他只说对了一半，毕竟想离开凤凰，没那么容易，因为我对它有特殊的情感。
在尚未进凤凰前，我曾经待过台湾两家有线电视台，其中以中天最久，3年；凤凰是我目前的最高纪录保持者。节目统筹黄海波曾问我说，为何想待在凤凰？我说，因为凤凰给我新的成长；从新闻记者、台北直播室制作规划，到现在拍摄纪录片，每个阶段我都有新的可能，凤凰给我学习的机会。
依稀记得，四年前，曹景行和曾漪在远企饭店碰面，当时我对凤凰所知不多，只知道吴小莉在大陆很有名气，办了小黑飞越黄河和长城的大型造势活动；其余的讯息，全是当时凤凰驻台北特派陈真媛的二手传播。
初进入凤凰，感受最强烈的是，两岸新闻语汇大不同；由于面对的是全球华人市场，所有在台湾的生活用语，都须加以解释。脑袋里要转换的，还包括对新闻事件的判断。为此，我们常必须易地想象，如果大陆发生了相关的讯息，我会关心吗？我会在意哪些讯息？这是相当有趣的训练过程。记得刚进凤凰不久，有次在采访的回程路上，遇到某知名大厦发生火警，立刻打电话回报，结果当时坐镇新闻指挥的陈真媛说，“雯静，凤凰不报这种新闻！”从此，我对于放眼全球有新的感受。
一般观众对台北记者站的认识，除了透过每日新闻外，感受最深的是，每年台湾选举的现场直播，这是台北记者站的重头戏。4年来，台北记者站共直播了4场大型选举，其中以2004年的台湾大选最为经典。
台湾总统大选前3个月，台北首席记者游本嘉临时指派我，制作一部介绍台湾现今政治生态的纪录片，片名为“权心权力—纵观台湾政坛十七年”。刚忙完纪录片拍摄，还来不及喘口气，本嘉又说，“雯静，现在跑大选的人手不够，你得加入大选新闻行列。”于是我又从凡事娓娓道来的纪录片，立刻变身为每日新闻记者。
第二部分呼叫台湾：那是我们的阵地（4）
选举投票前一天（2004年3月19号），王纪言院长带着台湾主播群到台湾加入3月20号的直播行列；在此之前，小莉已经在台湾播了一星期的台北直播室，香港同事们回台湾，除了跑大选新闻，重点是返台投票，从此这里可反映出，台湾总统大选选情多么白热化。
3月19号下午1：30，台湾各家新闻以跑马方式发出，陈水扁疑似遭到炮击的讯息，半小时后，又订正为枪击；从2：00到晚上12：00，整整10个小时，台北和香港的连线未曾中断。当天下午，我到民进党竞选总部、淑琬到国民党竞选部、佳昕坐飞机到台南的枪击现场，其他的记者，包括孔繁菱、颜嘉璐、杨明哲，从各个管道接收新讯息，协助现场直播，并制作相关的新闻讯息。由于消息变化迅速，我和摄影两人几乎不吃、不喝、不尿，整整10个小时，等香港收线，我回到台北公司，已经是凌晨1：00。
凤凰在台湾跑选举，其实并不容易，尤其面对本土意识浓烈的民众。记得有次，我在中正纪念堂进行直播，一位四十出头的中年男子，看到凤凰的“麦牌”，就大声嚷嚷说，“大陆来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我立刻用闽南语跟他说，“这位老大，我是台湾囝仔，我住台湾，我是台湾人！”连续说3个台湾，立刻让这位激动的选民放下心防。
还有一次，李昌钰从美国到南台湾的枪击案现场进行勘验，我和胡一虎进行全球连线；南部居民将我团团围住，仔细听我的对话内容，他们的关注，不但让我小心言论尺度，也挡住了摄影镜头，于是我用闽南语跟他们说，“各位乡亲父老，如果你们挡住了镜头，在我连线时讲话，全世界的人就不知道李昌钰博士正在为阿扁办案。”这只是选战中，我遇到的小状况，台北记者站的同事们还有人曾经遭遇群众围堵，甚至惨遭殴打；电视里许多精彩的画面，其实是记者们冒着生命危险采访拍摄而来的。
如果从新闻激情的画面和我们遭到不理性的选民对待，来说台湾的政治现象，又和实际的台湾有落差。身为凤凰驻台记者，我常思索着，如何让全球华人，透过凤凰认识台湾，例如并不是所有台湾人都是政治狂热分子；又好比有本土意识的人，并不等同于台独，而所谓急统或急独的人，仅是台湾的少数，维持现状是绝大部分台湾人共同的想法。很多台商跟我说，他们在大陆都是透过凤凰和台湾接轨，听到如此的赞誉，让我们的责任更加沉重，因为作为台北记者站的记者，除了传递讯息之外，我们更希望能让大陆认识台湾，理解台湾，对台湾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
2004年12月11号，台湾举行立委选举，凤凰评论员杨锦麟到台湾参加选举观察。我负责制作杨锦麟的选观纪录片，期间我安排他看选举，玩选举，甚至认识统派和独派的选民。杨锦麟说，台湾的选举文化，从外向看起来激情，但实际上，却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脉络和传统文化色彩。这是台湾独特的民主特色，大陆想要理解台湾，必须要先喜欢台湾；同样的，台湾想要理解大陆，也要先认同大陆。
到了凤凰4年，我逐渐理解大陆，但这4年来，我却没机会到大陆出差。2005年，我因协力制作“凤凰大视野”，到香港和节目制作统筹黄海波开会，才有机会踏进凤凰总公司。这是个奇妙的际遇，所有从电话沟通的声音，忽然变成活生生的人，黄海波和魏开星，董嘉耀，文质彬彬的何亮亮，走阳光路线的姜声扬……，这趟香港行，见到的同事虽然不多，但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凤凰是个大家庭”。
4年前，凤凰台北记者站刚成军，刘长乐总裁和曹景行特别到台北和我们聚会，初见总裁，被他魁梧的身躯所震慑。平常采访新闻，看惯了达官显要，但面对自己的老板，想要从容不迫，谈笑风生，的确不易。其实，相较于我曾经待过的几家台湾电视台，凤凰的管理层，不但没有官架子，而且个个都是行动派。每次曹景行到台北，和我们一块跑新闻的劲儿，都不得不让我们怀疑，那满头白发，是不是自己染的；王纪言院长到台湾进行选举观察，拿着相机四处拍照的模样，让我感受到他对新闻的热忱；钟大年老师在电话中，指导我做纪录片的谈话内容，让我仿佛回到了校园。
海若车祸受伤后，在2004年4月首次回台，台北记者站为海若举行了一场欢迎茶会，刘总裁特别到台湾出席见面会。茶会当天，有许多记者私下问我，你们老板还会用海若吗？会不会放弃她？我说，“一位父亲，他不会用商业价值，来看他的孩子；你的问题，适合一般的老板，但绝对不是凤凰老板。”
我常觉得，虽然我们身处权力边陲的台北，但也能感受到凤凰羽翼的温度。这也是为何台北记者，虽然离权力核心遥远，仍不计代价，出生入死的原因。
第二部分电视的魅力在于过程的美丽（1）
刘春说策划：无事生非
这又是一个与台湾有关的电视直播故事。
2001年6月13日6点，苏州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病房。
陈霞醒来。
雨声停了。
想到梦中那个几个月前刚刚离世的病友，她心里涌上一阵莫名的恐惧。
陈霞是一名20岁白血病患者。今天，一位台湾的志愿者哥哥的骨髓，将飞越海峡，来到苏州拯救她出苦海。而在两岸三地，则要对此进行全方位直播。
2001年春季，苏州台找到资讯台请求合作：想做一个连接两岸三地骨髓捐献的直播报道。香港是最好的沟通平台，而凤凰又有沟通两岸三地的大量资源，双方一拍即合。他们商定，江苏台、苏州台、凤凰台分七个时段直播骨髓的抽取、传递和移植全过程，直播地点分设花莲、台北、香港、上海、苏州五地。大约五百多人参与这次直播，动用3颗国际通讯卫星，7辆卫星直播车，两辆数字直播车，将开创海峡两岸三地全程电视互动直播的先河。苏州提出：希望吴小莉去苏州现场。
吴小莉说：“我做过爱心大使，我非常乐意去。”但是刘长乐表示：“最好跟着骨髓走，跟着生命同行的感觉会很不同，有要安全地把骨髓送到陈霞手中的感觉”。吴小莉说：“行，那我就回台湾，跟着骨髓走”。刚刚答应完，不小心扭了脚，很重，人都坐上了轮椅。直播日期就要到了，大家心里虽然期望，却都不舍得来跟小莉讨论跟机转战两岸三地这个问题。
苏州骨髓移植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国，上百家媒体正在向苏州集中，许多报纸都报道吴小莉会去苏州。程鹤麟看着小莉：“看来，箭已上弦了。”小莉却迟疑了：“我能忍住疼痛，在13个小时内坐三趟飞机，乘三次长短程的汽车，赶五六次卫星直播，而不落队，不给其他人添麻烦吗？”但是，在陈霞手术前的那个周末，小莉跟程鹤麟说了声：“我去。”就坐着轮椅走了。
7∶00，苏州有线电视台《生命20小时》总演播室。
刘海若最后一次照了照镜子，神情庄重地走向主播台，与江苏电视台、苏州电视台的主持人一起，等待着总控室的命令。
香港已经大雨滂沱地下了几天了，没有丝毫停歇的迹象，刘海若担心：骨髓万一不能顺利到达怎么办？那个时候，海若绝想不到，几年后，同样牵动两岸三地许多爱心的却是她自己。资讯台开播半年，这还是海若第一次担纲主持这么大型的直播，毕竟跨两岸三地，说不紧张是假的。
这时候，总演播室外的空气忽然变得凝重起来。
7∶08，本来应该是吴小莉在台湾花莲慈济医院报道骨髓抽取情况的，没想到，用以传输电视信号的亚洲二号卫星，突然没有信号了。距离直播的时间已经很近了。“还有8分，5分……”催声阵阵，凤凰节目总策划刘春的头上开始往下流汗。天佑凤凰。还有3分钟的时候，吴小莉和台湾慈济医院的画面终于出现了。
资讯台的开播，等于给凤凰搭起了一个“及时反应”的平台。这个巨大的空间，给凤凰人提供了很多做事的机会和从容——因为没有广告，就没有频道拥挤嘛。随着资讯台几个月的直播历练，沟通全球华人这一理念的深入，以后，像这样主动找上门来的新闻事件会越来越多的。一想到这里，程鹤麟就兴奋得有点忘乎所以，也忘记了腰痛。
他其实不该忘记的，就在十几天前，他曾疼得躺在床上不能动，是同事踹开门，把他抬上担架送到医院的。
为陈霞捐赠骨髓的男青年家住台北，26岁，失业。在每一次求职中，他都告诉对方：自己可能随时会请假，捐献骨髓。因此，失去了很多就业机会。这次为陈霞捐赠，他再次推迟了求职时间，专门修养了半个月。
他是在偶然间成为捐髓志愿者的。两年前的一天，他在一家百货店前路过，看见慈济基金会的人在演讲，一行大字标语吸引了他：“全世界或许只有你可以救他”。他被爱心和奉献的精神击中，过去登记，验血。两年后，一个遥远而陌生的生命开始赴他的约会——兑现承诺的时候到了。
第二部分电视的魅力在于过程的美丽（2）
6月12日下午，他在母亲和邱师姐的陪同下，赶到机场搭乘最后一个航班去花莲，未料飞机客满。急得他们三人跪地，请求乘客让位出来。航空公司知情后，通过广播向乘客传达了事实真相，机场当时一片寂静。随后，乘客们纷纷含泪给他们让位。背对摄像镜头，这个志愿者说：希望陈霞早日康复……
按照国际惯例，捐赠骨髓者通常在一年之内是不能公开身份的。自1997年台湾同胞给大陆同胞捐献第一例骨髓开始，至陈霞，是第86例了。每一份骨髓后面，都是一个故事一份爱心一份血缘和一份亲情。海峡两岸本来就是割不断的血脉，而传递一份化不开的情，张扬一种剪不断的善，正是凤凰卫视的使命。
下午15∶38。香港赤腊角机场。
就在凤凰卫视采访组忙完了直播报道，送骨髓的台湾义工也办完了转机手续，都准备睡一会的时候，广播通知：由于天气原因，飞往上海的航班延时起飞，时间待定。正准备稍微休息一下的人们，马上丢下疲倦，开始了焦虑的祈祷。
骨髓在抽出后最好12小时之内送达，进入下一个手术。最迟不能超过24小时，否则细胞的活性构造就会降低。飞机再不起飞，就来不及了。大家赶紧跑去询问是否会取消航班，吴小莉坐在一旁拼命想如果有万一，如果……怎么办？而此时，苏州电视台的电话已经应接不暇，观众纷纷打电话询问：骨髓什么时候到？好消息来了20分钟后起飞。很多人一瞬间激动得哭了。
人们奔走相告。
晚上21∶00，苏州万人空巷。
大家在电视机前静静地守候着骨髓的来临，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置身救人的现场，是那份爱心的组成部分。
凌晨2∶08，骨髓终于注入了陈霞的身体。
一场直播，银屏前的一个镜头背后，究竟会有多少透支多少投入多少眼泪？凤凰卫视节目副总裁钟大年说：电视的魅力在于过程，过程是最美丽的。享受了美丽，升华了爱，不是很精彩吗？
有了这次大型直播后，信心愈发得足了。2002年供奉佛指舍利到台湾，2004年供奉佛指舍利到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都是全程直播。两岸三地那种万人空巷，争睹佛指舍利的景象，让人终于知道了什么叫血浓于水，什么叫一脉相承。那一时刻，资讯台的作用，就是喋喋不休地、一刻不停地带着你进入现场。你有事情可以先去忙，也可以看看别的电视节目，但是，只要你回来，我就在等你。这真是世界上最痴情的电视节目，他总在等你，而你不来，他亦不会报怨。刘长乐在谈到资讯台的意义时说：“凤凰植了一棵梧桐树，然后就有各地的鸟来这里栖息。”《生命20小时》算一次栖息，成全了凤凰的许多理想。而且最主要的是，这只鸟是自己飞过来的。
陈霞现在活得很健康很忙碌，她有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努力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刘春说策划：无事生非
（刘春 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1994年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毕业，安徽人。）
《生命20小时》这件事，实际上大部分工作是苏州电视台做的，咱们得感谢苏州电视台。凤凰在这次横跨两岸三地的直播中，作用有两个，一是拥有开放的理念，使大家的想法能实现。二是拥有协调台湾和香港媒体的能力与资源，这个优势非常强。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起的作用是“傻大胆”的作用。当时说需要有人坐镇，协调各关系。我比较敢拍板，就让我去了。
直播是早晨六点多钟开始的。开始的时候乱成一团，吴小莉的画面切不出来，病房的情况切不出来，三个主播坐在一起，彼此的交流互动也不行。当然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每个台都希望多出自己的画面和主持人。结果，互相指责的事就发生了。我一看情况不对，立刻站起来给大家讲了一番话，他们说我那时候脸色铁青，面色凝重。
我主要说了三点：第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不能互相指责。刚才的直播有点乱，问题很多，不要紧，现在是早晨，还没有多少观众看，从现在起，我们马上改进。但如果自己先乱了阵脚，互相埋怨，那就真的完蛋了。这个直播没什么大不了的，完全能够成功。
第二个，我们马上分析原因，找出问题，尽快解决。
第三个，需要我们凤凰解决的，我们一定全部解决。我现在就去打电话，一个个落实。
接下来的情况就比较顺利了。
第二部分电视的魅力在于过程的美丽（3）
那一次直播确实让我感到电视的魅力。使我对电视的表现力、影响力有了新的认识。只要策划得好，电视能表达出你内心的很多东西，因为它呈现出的状态与我们的生活最接近。它通过图像、语言、音乐、文字，四种信息触动人的感官，有点狂轰滥炸的感觉，想不被打动都难。
《生命20小时》，凤凰最大的贡献就是策划，什么叫策划？策划除了把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用好的角度表达出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无事生非。这是策划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我搞节目策划，一是敢想，二是敢说。老板和院长大人不计小人过，反而对我的建议比较看重。我这么做，一是性格使然，二是我跟院长很熟。凤凰卫视里喊他王老师的很多，但是要论这个师生关系最近的，那就是我。
为什么是我？我是他带的七八个研究生当中的一个，而我那一届，他只有我一个研究生。坦率地说，王老师虽然是我的老师，我也非常尊重他，但我们的出身、思想都完全不一样。王老师出身名门，我出身草根，有非常穷苦的童年。王老师热爱行动，我喜欢闭门思考；王老师是行万里路，我喜欢读万卷书；王老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懂很多东西，我最关注的只是人文情怀的东西。
我大学毕业后，在安徽省文联工作。我对哲学、美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感兴趣，写过很多东西，在20世纪80年代还编过一个思想比较激进的杂志，叫做《百家》，主要从事哲学研究和一些文学批评。我到了广播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没有分专业。我对电视兴趣不大，却经常在学校发表文章，在校报上写西方学科简介，每期一万多字。实际上是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符号学、叙事学，电视学反而学得很少。所以我在广播学院跟学院主流的路子完全不一样。他们扛着摄像机，胸怀全球，我恢复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自我，每天想的都是哲学理论。但是阴错阳差，我后来成为王老师的研究生，是因为他当时是一名年轻的老师，他把好的学生都让给其他的老师了。我呢因为不大着调，别的老师也没看上我，所以我们俩人走到了一起。王老师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刘春以后别老往社科院哲学所跑，那个东西已经有无数人在里面成功了，中国的电视却是一块等待开垦的处女地。
他说话一贯是那种气吞山河的样子。他感染了我，我对电视的兴趣大了起来。
做电视以后，我把人文情怀与电视的一些实施手段结合起来，反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体验到了欣悦的感受。特别在节目创意上，想出了一些好点子。《生命20小时》的直播故事，给我的启发就是，我们的生命在于创造，电视的生命也在于创造，设计策划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无事生非。我们直播中掺进了很多元素：两岸三地的元素，生命的元素，还有许多悬念。说书人讲故事为什么比普通人讲得好呢？就是有策划，什么时候让人笑，什么时候让人哭，什么时候抖包袱，都是根据人的情感变化事先设好的埋伏。你只要进入这个悬念的伏击圈，就必然中弹，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会被击中，成为策划的俘虏。
我越来越感觉到电视台的节目策划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电视台里面非常需要的是创造性的劳动，就是你必须有崭新的思维。要突破电视里既定的、固有观念。
第三部分没人看的时候月亮还在那里吗？（1）
邱伟华说求新：就像溪水流过山石
你不看它，它也在那里。
你必能看见它，因为它在那里。
在海滨广场九层，资讯台忙忙碌碌而又十分安静地在人们眼前展开。在主播台冷光灯的强烈映照下，办公区的暗淡变成一种悦目的蓝，像干净的海。这种明暗关系，恰好也暗喻了主播与主编的关系，一边是阳光，一边是大海，阳光不在，大海平淡无奇，显得沉闷；阳光明媚，大海气象万千，波翻云诡。资讯台像是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明暗关系，日复一日地运行。明亮的主播台就是他们的人造小太阳，他们每天对着自己的太阳顶礼膜拜，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这里就是程鹤麟形容的“所有的电视频道里头脑最简单脾气最温顺的频道”。对编辑们来说，它的确是一个声画背景，人们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开风气之先，在新闻史上写下“第一”二字并不难，难的是把这个开创性的工作进行到底，“我走的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而我的所作所为却会成为后人的前车之鉴。”没有人会告诉你怎么办，干什么，你要立规矩，搭框架，建立一整套运作模式。
经过一番折腾，资讯台不再是一个概念，一群人，一片办公区，而是一个有机有序的整体，一个初出茅庐的美少年。
据介绍，资讯台仅凭光纤网络采集、编辑及播出系统，就让一向自诩技术先进的美国、日本同行都来参观了几次。负责开发这套系统的凤凰卫视副总裁级人物王酉年一谈及此事就有点手舞足蹈。
列一大串第一当然痛快，问题是，扩大地盘，招募员工要花钱，天上买转发器，地下买新闻资源也要花钱。美联社、BBC、Fox News的画面和文字，哪一段也不吃素，都要白花花的银子买下。更让人难堪的问题还在后头，资讯台在大陆一直落不了地，也就是说，他们的信号发向天空，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四处流浪，自生自灭了。大把大把的银子撒到天上，就不见了，消失了，无影无踪了。
一个无法落地的电视台，无法争取广告，很难活下去。于品海早先就痛定思痛地说过，“在华人社会的媒体世界里，任何一个想赚钱的跨地域媒体若是缺少了中国大陆市场，最后都是要关门的。”
2002年6月，凤凰卫视的财务报表显示，亏损1.6亿港币，这恰恰是资讯台的资金投入数额。可以说凤凰的亏损完全由资讯台所累。
要求关闭资讯台的呼声是从凤凰内部最先传出的。董事局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暂时停止资讯台的运作，等大陆允许境外新闻频道落地时，再办起来不迟；一种是减少节目、播出时间和人员，让资讯台变成试播状态，静观待变。这两种意见刘长乐统统不同意。他的理由是，大陆的政策正在一步步放开，只要这个台在，它就能保持一种态势，就有落地的希望，但是如果资讯台不在了，或是处在休眠状态，这个事恐怕就结束了，连对话的基础都没有了。
生命中大部分最令人开心和大部分最令人失望的事，都是源自你对金钱的决定，究竟是体验心灵宁静还是焦虑不断，要看你是否能把钱用好。
把钱看成目的，还是把事业看成目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生观。刘长乐说，钱是什么？是流动的水。谁能把水留住？放在地上，它流走了；放在容器里，会干涸；即使喝到肚子里，它还会溜走。既然留它不住，何不顺水推舟，成全我们的事业？我们决不能因为图一时利益，而放弃原则。换个角度看，如果此时放弃资讯台，那么投进去的钱不就颗粒无收么？何况我们并没有穷到揭不开锅，我们还有9000万美元的现金，完全可以支撑一阵子。
那一阵子，凤凰资讯台的员工日子难过。刘长乐的日子更难过。程鹤麟回忆说，他的欢乐是能看出来的，他的痛苦是我猜出来的。当时，经营状况那么惨的时候，他在所有的大会小会上，只要提到资讯台，永远是一句话，办得很好。其实初创的时候我们办的不怎么样，但是他说，办得很好，高水平。所以我回过头去就会对弟兄们讲，老板对这个资讯台整个频道评价很高。我觉得他对资讯台就像对他的孩子一样，他50岁时得了这个孩子，那种钟爱，可想而知。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真想当这个资讯台台长。有一天，一个朋友对他讲，你这资讯台非常好，你得坚持办下去。我看见，他复述这句话的时候，眼圈红了。
事实上，2002年的时候，资讯台在强大的财务压力和舆论压力下，还是裁了一批员工。裁员的时候，刘长乐没有在家，有人说，他是躲了出去。有可能。刘长乐在为人上讲究义气又失之心软，看破红尘而不愤世嫉俗，三教九流都是朋友，四海之内皆兄弟，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出此下策。因为财务问题而裁员，在刘长乐的内心深处，是绝不愿意接受的。他事后对人说，以后我绝不再裁员！
有人问程鹤麟，如果资讯台不办了，你怎么办？程说，我还真没有想过自己怎么办，只是想，当时咱们招人，把理想说得那么光明宏大，弟兄们相信咱们，辞了职投奔咱来了，可是咱们突然说这个台不办了，叫我怎么有脸面对他们呢？他们的生计怎么办？
节目落不了地，自然就没什么广告。没有广告不是更好吗？节目永远干干净净，不会有那些大声小气，莫名其妙的东西打扰我们看电视、看新闻。不对。对于一个商业电视台来说，你的节目没有广告，就意味着别的节目在养活你，就意味着你碗里的饭是别人分给你的，在人家是慷慨，在你就是惭愧。
第三部分没人看的时候月亮还在那里吗？（2）
资讯台的哥儿们姐儿们有的时候想想，资讯台的屏幕最亲切也最残忍，干净得让人不忍面对。程鹤麟脑子灵，为大家想出一个自我安慰的借口：虽然名为资讯台的人，但与中文台是同一个老板，同一个节目主管，他们挣的钱也有我们的功劳，用不着自卑。
不过，借口带来的安慰是暂时的，勉强的。事实上，他们一直很自卑，心里充满了愧疚。特别是胡一虎，台湾来的一个“腕儿”级的主持人，在《凤凰全球连线》辛辛苦苦两年做下来，一毛钱的广告都没赚着，沮丧得不得了。美国《读者文摘》讲一个大器晚成的作家，他的第一本书出版时，书店安排他去签售。几个作家一人一张台子排过去，等着读者来请他们签字。别的作家面前排着长龙，而他面前却空空如也，那个滋味，和资讯台的难兄难弟难姐难妹感觉一样，残酷。
可是，胡一虎的《凤凰全球连线》在2005年放到中文台去做了，一转眼皇袍加身，身价3000万元。据说，还有人想加盟，要再加上200万美元，那这个节目就不得了。唉，这真叫资讯台的人欲哭无泪。
邱伟华说求新：就像溪水流过山石
(邱伟华 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传播系。早年在TVB做编导，后来转到STARTV，任制作经理。凤凰卫视成立时与STARTV制作部门一起并入凤凰。)
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最初我们港人跟普通话文化是有冲撞的，但通过沟通还是能够解决的。我们以前在STARTV的时候，也跟老外磨合。文化磨合是缓慢的，就像溪水，涓涓流过山石，在过程中相互渗透和改变。谁都没有永远的优势，任何优势也都存在于变化中。我必须学会判断，迅速区分出一种观念或方式的好处坏处各在哪里，能学到什么或者某些事不可以继续做下去的原因，这也是我们香港人工作中遵循的规矩。不同时代做事的方法是不同的。以前在STARTV做事，会用很长的时间做周详的准备，定下来以后，在执行的过程中就很少变化；而凤凰则是计划快变化也很快。双方的行事风格都有好处和不好处。凤凰这种经常改变的风格，对香港人来说是很不习惯的，尤其是开始的时候：怎么会这样子呢？刚刚定下来的事情怎么又变了呢？我就尽量解释，希望员工能明白我们现在接受的是新文化和管理风格。人必须跟着环境转变，我们的文化在转变当中，因此不能带着以前的方式来做事，要跟着凤凰的步伐走。资讯台现在做的是24小时的新闻，信息瞬间万变，假如公司不能及时调整策略，我们就会失去很多机会。
凤凰能在很短的时间取得一定成绩，和没有规规矩矩走专业道路有关，有的事情的确不能按部就班地去走。但这样下来，我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必须在它不规则前行的后面，用专业的规则去巩固下来，确保它根基牢靠。也就是说，凤凰文化在我这个部分体现出来的，就是许多事情的先后顺序需要互动，有的按照专业程序走，有的却需要先行做到，然后再去专业巩固。它的文化逻辑，似乎就是——凤凰不管你怎么做，只以成败论英雄。
做资讯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准备是从2000年年中开始的，最后几个月进入冲刺阶段。当时所面临的，除了新技术的挑战以外，还有制作条件的限制，以及具体系统设备的挑选。在我们有限的条件下，地点离不开现有的大楼，而无论楼高、承重还是那种狭窄的办公条件，都不适合做能支持24小时节目制作的电视平台。于是，我的问题出来了：怎么样在这个硬条件“不可以”的前提下，做到“可以”？这么小的空间里，我能提供多少角度给不同的节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参考了德国电视台，寻找到了灵感：做一个能够360度旋转的主播台，这样，当更换节目的时候，只需要转动这个转盘就可以了，不需要另行调整灯光设备，而外面的节目背景和摄像角度自然已经调换。经过反复设计推敲，楼高吊灯和转盘高度等多次测试，最后才成功。现在，直通车、正点播报、午间特快和全球连线几个节目之间相互切换，5分钟即可调整到位。
主播台的问题解决了，但更多的难题还在后面。
第三部分没人看的时候月亮还在那里吗？（3）
直到2000年底，香港用的都是传统制作系统，资讯台是第一家全面选用无带子新闻系统的电视台。通过比较，我们定下了大洋系统。这显然是一个挑战，也是时机和运气：没有人用过这些全新的技术和设备，我如何统筹整个过程？由于涉及到和其他部门的配合，如主编部、编译部、采编部、记者部等，他们也都是从不同的地方过来的，一些平面媒体过来的人不会做电视，没有画面经验，不知道文字怎样转换为画面。大家彼此不熟悉，他们对凤凰也不熟悉，新的系统更没有人熟练甚至有把握会使用。一句话，谁和谁都是南辕北辙。
当所有设备全装完的时候，已经12月中旬了。我们昼夜学习那些新技术——一批又一批地培训新招聘的员工，因为开台后，他们必须24小时连续作业，就要三班倒了。我们把公司可以利用的空间全利用上了，先行安装一些设备，培训完了一批，他们就去熟悉机器设备，接着培训下一批。如果等到把设备装到正确的位置再学习调试，已经没有时间了。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领导，同事，无论什么时候、也无论是在哪里见到我，最关切的都只是一句话：“1月1日，到底能不能准时开播？”终日被这样的问话包围，压力是可以想象的。我其实也没有把握，但我告诉他们说：“没问题。”人在做事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能想“那个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而是要去想“怎么可能让它发生呢?”人一定要有一个对自己确认信心的过程，虽然每天都会有很多很多问题，可是未来是个未知数，每天都在发生一些变化，还有两周的时间，变化的空间还很大，我自信可以搞掂。我当时没有什么很大的抱负，只是希望能先把它做出来，然后再从专业的层面把它巩固下来。如果一开始就要求符合专业的角度把它做出来的话，时间就过了，来不及了。很多事情跟凤凰走就是这样，当时不知道害怕，就急急忙忙做了，做完之后会有很多成就感。但事后当你回头再看的时候，不敢看，很害怕。假如再来一次，可能就不敢去做。
一个公司的财富究竟在哪里？不在于器材有多少，也有人说人才最重要，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凤凰，我最佩服的是老板刘长乐，跟他做事，总觉得有超越商业运作的理想在里面。院长也很棒，任何条件下，他都能找到把事情做下去的方法。我觉得工作跟结婚差不多，一个机构一个上司和下属的关系，一定要有一点崇拜的感觉，这样才能产生很和谐的效果。凤凰文化的核心价值是相信下属能干出奇迹、能做出超越平凡的事情来。老板院长这样对我，我也这样对下面员工。院长和老板周游列国，他们看到很多事情，很多东西，回来就说：能不能我们也做那个什么什么事情。仅听他们的描述，我不可能完全理解那是什么东西，怎么样做出来。但我知道他是在给我一个概念：他看到了一个东西，能让节目有新的表现方法。我能买到这种东西也好，能做出接近的效果也好，反正，节目要变化，不能按照常规在转播台继续那样直播了。因此，无论如何，我都要寻求一个千变万化出来。我和我的同事讲：“技术层面的工作也需要不断开拓和创新，上面不要求，我们自己也要主动去努力。不要把目光局限在凤凰内部的条件、设备、资金等方面，而是把目光放到外面，看香港，看大陆，甚至看世界，他们都有什么优势可以为我所用。”我们要开发其他资源，目的就是一个创新创意。平时我们也很注意跟同行交流信息，对于一些新的设备和技术手段，留心收集。
不是所有的效果都是花钱才能办到的，但用心和求变却一定是需要的。不断推陈出新做到第一，这是人做事时必须要给自己的一个交代。
第三部分契约精神（1）
闾丘露薇说敬业：对职业要有基本的尊重
盖会霞说融合：报纸拿到手还是热的
夏天的时候，资讯台调来了一个新人，叫郭丁丁。这个妹妹挺有才的，英语好的不得了，又是老资格做电视的。她原来在香港一个电视台做节目，后来，那个节目撤了，她就等于失业了。她的老总给王院长写一封推荐信，院长就说看看有没有可能收。人事部熟悉这个人，说，这个人能力的确可以。结果，郭丁丁就到了资讯台，开始上班。一个月过去，郭丁丁已经领教了资讯台的厉害，太累了。
也是她运气好，专题组调去一个人给窦文涛当助手，空一个位子，郭丁丁赶快求人把她调到专题组去。专题组并不轻松，但是不像资讯台一样机械化生产，可以有创作的空间和时间，也不会三班倒。在郭丁丁做资讯的最后一天，印度尼西亚发生了爆炸案。中午12点，程鹤麟进去问，1点钟的正点播报谁做？郭丁丁这个妹妹在那儿打字，脑子全在新闻上，根本没有时间回答问话，只举了一下手，表示是她做，眼神儿都没有离开屏幕。20分钟后，新闻做完，郭丁丁跑来向程鹤麟道别，说点不着边际的客气话。然后她说，这一个月在资讯台干得真是累死我了。程鹤麟指指办公室那一屋子人，你看看这些人，干了三四年了，就这么下来了。她如释重负地说，现在我算是脱离苦海了，不管你们了。
凤凰创业9年，敬业精神为什么不疲倦？凤凰式的“大跃进”为什么能屡试不爽？究竟是什么东西持久地支撑他们、构筑了整个公司敬业文化的根基？成功、成名、利益，这些让人眼热的东西毕竟只属于少数人，对于电视台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只是这些东西的旁观者。那么他们为什么激情依然，奋斗不止？
回答这些问题，杨锦麟显得很专业，他仅用了八个字：香港人的契约精神。
杨先生说，香港人是世界华人中素质最好的群体之一，在这里，工作认真、负责、勤奋、踏实、守规矩等职业化特点充斥了每一个角落。香港人的契约精神是完整和彻底的，例如一个出租车司机捡到10万元的钱包，无论如何，他要想办法找到失主或上交公司。但是，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不会告诉你因为世界上需要雷锋精神，香港人也不一定知道雷锋，但他陈述的理由里一定包括：“这是职业司机应遵守的规定。”公司有这样的规定，签约的时候他也接受了这个规定，那么他就应该遵守。
关于契约精神，日本的手岛佑郎在《犹太人为什么优秀》一书里，有过描述：
可以说，犹太人特有的思想就是他们的契约思想。人和上帝之间有契约，人和人之间也有契约。即使在结婚的情况下，新郎也要给新娘一份《结婚契约书》。
日本人之间没有契约思想。即使有契约，那也是为了消除当事双方的不信任，通过明文约定，使双方的责任最小化。这是对日本人契约最通俗的解释。
犹太人俭约有道，无论是商业还是实业，绝对不做无用的支出。他从不把自己的生活费和公司的经费混在一起，也就是说，他的生活费从不用公司的经费结算。当然，他也从不拖欠为他工作的日本工作人员和秘书的薪水。
对不言而喻的道理进行确认也是契约。
人和上帝之间可以建立契约，人和人之间也应该订立契约。契约精神代表的是一种规则，一种进步的文明。
在香港凤凰大本营的400多人里面，港人占了300多，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根基。他们和公司签订的合约是非常详细的，而他们执行合约的严肃和认真也是一丝不苟的。他们有这样一个规定：每个月都会把每部电话打出去的号码打印出来，由大家认领，把私人电话勾出来，然后该电话费将从个人薪水里面支付。香港雇员会规规矩矩地划勾，绝不蒙混过关，公私分明。餐费也是一样，香港雇员很少报销餐费，占公司便宜在他们看来是人所不齿的行为。契约精神，也体现在职位上恪尽职守。干活的时候他们很少攀比，当主持人走红的时候，他们也不妒忌和暗中挤兑下绊子。
所以，凤凰的文化根基，其实是由典型的契约精神构筑，而这种精神在大陆目前的文化基础和商业文明的程度上，短时期内还难以真正建立起来。
第三部分契约精神（2）
大陆文化为什么较少契约传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晨虹在《伦理法与中国德治模式》一文中，对契约精神的源起、契约精神与儒家的诚信做了说明和比较：
在西方，明文规定的契约概念大概是在罗马法中出现的，但作为一种精神，却可上溯到古代希腊。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在渐渐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分离后，就不再像中国古代哲人那样，用自然的“天道”来说明社会“人道”的来源，而是用契约来解释人类社会规范的起源。我们在智者文化中，在苏格拉底、伊壁鸠鲁等人的思想中，都能感受到西方人很早就存在的契约意识。
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也强调守信，“信”甚至被作为“五常”中重要内容确定下来，但儒家的“信”更多是在“诚信”意义上提出的，并不相似于西方的“契约”。
契约的存在必须是两方以上主体的共在，否则达不成共同的约定，而诚信则完全可以是对每个单一主体提出。诚信作为个体的一种道德品质，诉诸的完全是自律的良知，而契约则更多诉诸于外在制裁力量。在儒家诚信伦理中，违反信诺更多得到的是良心的自责，而不像西方基督教文化那样，违约者是要遭灾祸和惩罚的。
西方契约精神并不仅仅停留在古代的法和宗教文化中，还被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概念运用到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手段中。这一点在近代西方表现得尤为凸显。
可以说，西方传统的契约精神，是西方法律最终脱离伦理法走向形式化道路的重要背景因素。而中国古代“法自天出”、“圣人作法”观念，使中国法律失去了来自契约精神的内在推动。
简单地说，100年的殖民化过程，把西方人的契约精神深深根植在了香港人的心里，令他们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在香港办公司，有一点特简单：不会按人划线，不会这边处理一个，那边十个人过来说情。程鹤麟说，我是在代表刘老板来管理资讯台，我告诉你们，我每一句话，说这个节目该怎么做，说那个节目怎么做，都是有出处的，或者是老板，或者是院长，但是我没必要每天解释几遍，说这是老板的指示，那是院长的意图。我们一个台，要有灵魂，有风格，就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否则就一盘散沙。换句话说，就是刘长乐的风格要通过我们的劳动体现出来。程鹤麟说，其实我有很多东西和刘老板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工作量、新闻观，可是他说的，我就必须执行，就是这样。
长时间的英式教育对于香港人来说，起码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非常懂得规则，也懂得遵守规则。香港人在这一点上挺明白的，值得大陆人好好学习。资讯台的一个香港员工来工作了大约10个月的时候，突然生一场大病，休息了一个月，然后又来上班，一个月后又病了，第二次病愈再来就辞职了。说是内心愧疚，这样子给人家打工，一天到晚住院，老板不说，自己也不好意思。
糟糕的是，凤凰卫视有一些大陆过去的人常犯大陆人的毛病。他们并不是通过关系来的，是自己早期移民到的香港，原来在报纸，或者别的什么机构工作，看到凤凰是一个内地人做老板的电视台，就投奔而来。这些人在给真正的香港资本家打工的时候，会遵守那里的规矩，到这里一看，你刘老板是内地人，王院长是内地人，程鹤麟是内地人，就开始犯内地人的毛病，装傻充楞的事也时有发生。比如说泡病号，这是一个大陆专用词汇，用以形容小病大养、无病呻吟之人。有一个这样的人泡病号泡了足足三个月，已经不是养病，而属于钻法律的空子，有点吃大锅饭，不吃白不吃的无耻。程鹤麟气急败坏地跑到人事部说，这种人我不要他，我要炒掉他，但是我不知道这种“病号”能不能炒掉？人事部说，当然不能炒。如果把一个病号炒掉，是犯法的。程鹤麟忍气吞声地等了三个多月，才把这人炒掉。吃一堑长一智，以后遇到“大陆同胞”，老程先打“预防针”：这里是香港，不是大陆，咱们按香港的规矩办事。如果人家追问一句这话啥意思，程台俩眼一瞪：一句话，死得病不得。
第三部分对职业要有基本的尊重
闾丘露薇说敬业：对职业要有基本的尊重
（闾丘露薇 凤凰资讯台采编部采访主任，传播学硕士，国际关系硕士， 上海人。)
凤凰的框框比较少，自己想做一件事情的话，只要你的老板觉得是合理的，是对的，他会让你去做。人就是这样，你觉得自己的想法有发挥，或者说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做到的话，他也会给很多的动力。我想这些不是钱，或者说其他的东西可以代替的。我就听到大陆这边有人说，香港记者那么敬业，是因为他们出一条新闻就有奖金。我一听，哎，怎么这么小看我们？第一我们真的没有奖金，第二，一些额外的事我做不做老板不知道，我不做，老板也不会说。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努力去做，是因为我们对于职业有一个基本的尊重。这一点，我在和内地的同行接触的时候，感觉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这边会觉得既然让我做这件事情，我拿了这个工资，我一定要在能力范围内把它做好，这是一个很起码的对于职业尊重的精神，香港的整个氛围就是这样。
内地很多电视台为了提升员工之间的竞争力，生产效率，大家会用一个计件制的方法，就是希望你出好稿，出更多的稿件。但是电视新闻这个行业，是有特殊性的，它是一个团队的工作，一条好的新闻不是说我一个人去采访来了，我就能弄回一条好的新闻来。一条好的新闻其实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人，比如说事先的准备工作，资料的收集工作，即使是一条一分钟的新闻，我都希望有多方的观点。如果不是，观众会觉得你用的功夫不够。但是，这些东西是别的同事来做的。
我来到北京之后，发现北京记者站如果用统计工作量的方式，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比如说有的同事会抓住自己的资源不和大家分享，会说这条线是我的，有什么事情只能我去。这种事情在香港的任何一家电视台都不存在。我们是把一个新闻部看成是一个团队，我是采访主任，采访主任的工作就是每天晚上把第二天的工作安排好，谁跑主线，谁跑一些辅助性的新闻，谁去约人物访谈……让下面的记者非常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观众看新闻的时候，不是看谁在报道，而是会得到一个整体印象：凤凰的新闻做得好不好，或者是中央台的新闻做得好不好，而不会说闾丘的新闻做得好不好，或者是中央台某一个记者的新闻做得好不好。
还有一点，是我们把个人的想法和情绪与工作分得比较开，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觉得我在工作就是工作，我在工作得到的乐趣和生活的乐趣是可以分开的。这样，你反而觉得更能够更好地控制你的这份工作，自己的烦恼会少一点，大家的合作也愉快一点。
第三部分盖会霞说融合：报纸拿到手还是热的
盖会霞说融合：报纸拿到手还是热的
（盖会霞 女性，资讯台新闻编审，广东人。）
说到文化融合，我觉得在以香港人为主导的传媒里面，大陆人不说受歧视吧，起码不受重视，我们再优秀，文字再好，你没有办法升到部门主管之上，而港人他们很多小孩出校门没几年，就做到什么总裁助理、总编辑助理。
话说回来，我觉得凤凰能发展到今天，港人也做出很大的贡献，港人在很多方面蛮优秀的，做事情认真，一板一眼，自律，有规矩。对港人的管理反而比较容易一点，不像有的大陆人。大陆来上班的人，可能会说，我们家今天有人来修厕所，我晚来一会，你帮我顶一顶。但是香港人也有一些弱点，比较喜欢推卸责任，就是说殖民地那种的心态，不去承担，没有承担感。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和导演去吵架？出了错他不承认，说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建台初期，这样的事每天都在上演。港人导演切换镜头或者在决定下一步动作的时候，必须用普通话表态，可是他们国语讲不利索，也听不太懂，我们许多主持人又听不懂他们的广东话，节目正在进行，听不懂话就误事，搞得我们主编急得跺脚，很恼火。有时候大型直播一播就是几十个钟头，这样交流多累呀。后来我们在直播间搞了一个电话，不通过导演，直接告诉主播下一步干什么，后来导演就不满意，他们说，不能是你们告诉主播干什么，必须是我们决定主播该干什么。但是他们讲又讲不清楚，我们去告诉他，他再拿电话跟主播去讲，而时间只有几秒钟。有时候就懒得给他们讲，干脆自己走到前面去讲。
就为了这个电话到底应该主编控制，还是通过导演控制，大家争过一段时间。最后香港导演很坚持，他们通过高层拿到尚方宝剑，由他们控制，要不然会乱。大家这么去协调、去妥协，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
我原来在《北京日报》工作过四五年，后来就出国，在海外做传媒。在泰国、新加坡、香港，东南亚这一带工作。在泰国广播电视台做过播音员和主持人。虽然我的普通话不怎么标准，南方味儿重，但他们并不需要太标准的，何况我的口音比当地的人标准很多了。
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眼界开拓了很多，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政治观点，多了一种理解。懂得了不同的东西并不是截然相反的，而是相通的。我以前对别的文化是不认同的。在国外接触不同的人，不同政治理念的人，觉得能理解他们了。比如我接触了很多台湾人，他们有很多不同于大陆人的想法，对民族的概念，国家的发展，文化的传承等等，都有不一样的想法。在国外，你不能批判他，也不能强迫他，慢慢地就学会去包容，也学会了循着他们的思路，阐述自己的概念。
我们的流程是，采编部是负责把做菜的原料都弄过来，我们主编就要把这些新闻过滤、筛选，摘出最重要的新闻点，做头条。一般我们主编带来一个副主编，一个助理，一般两个人一个班。
作平面传媒，当文字记者，需要协调同事的地方不多，采访时，拿一只笔，我就走人了，最多带个摄影记者。我回来后自己写，写完东西属于个人的成果。但是在电视台里分工协作，大家集体合作，主编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很多像我这样的做平面传媒过来的人，欠缺合作的意识，也没有受过屏幕训练，对画面不会那么敏感。容易跟周围人的发生矛盾和冲突。有的时候发生问题以后，大家会推卸责任，有的时候会吵架，当然都是为工作的事情。
我们许多主播是台湾人，大家受教育的背景不一样，文化冲突很多。有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话，台湾人听起来却比较刺耳，不好接受。比如他有很多用词不一样，我们说水平，他喜欢叫水准，把游泳圈叫水套，我们说一颗钻石，他就叫一夥钻石，我们叫一座村庄，他就念一条村庄。我们讲挟持，他们念成夹子的夹，我把字典翻出来，说你念得不对，可是他有台湾的字典，就是念“夹”。还有台湾那些所谓“总统”、“国防部”之类字眼，都需要有变通的说法。最终大家也能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就像两个人谈恋爱，互相了解了，矛盾就少了。我们一个准则，基本上翻译的东西要以大陆立法为准，但是个别的词语，台湾的习惯用法，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的也接受了。
我从2001年7月做早班车，做了差不多3年。所谓早班车是4点起床，去到公司上班。主持人要5：30左右到，但是我们当编辑的就要4点半到。，我晚上睡觉不能睡太早，家里有小孩，休息也不是太好。4点是人睡得最香的时候，那时候被铃声弄醒了，很难受。尤其冬天的时候，天寒地冻，真的想多躺一会儿。有时我试着不响闹钟，多睡几分钟，可是不行，没起来，最后是别的同事打电话叫我起来。脸也没洗，乱七八糟地跑去上班。
为了做好早班车，我们专门请一个人，早晨到中环的报纸批发市场把主要的报纸买回来。我们到班上以后，这些拿回来的报纸还是热的，油墨香味还都在上面，刚从印刷机上下来我们就拿到了。早班车是一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直通车之外，可能是第二大重要的节目。我先后陪了鲁豫、陈晓楠、刘芳等主播。我们合作很愉快，有时候大家做完节目，早晨8点，大家一块喝茶，吃早餐，聊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放松。太阳刚升，别人刚刚起床，可我们的一天已经快结束了。后来，鲁豫出书送了我一本，她在上面写了几个字，说是“谢谢会霞”。
有一次8点做完节目回家，碰到程鹤麟来上班，他一看我吓一跳，说你怎么是这个样子。上午10点我赶回公司开会，梳洗打扮一下，精神了一点，他跟着我出来说，刚才的样子太惨了，蓬头垢面的。嘿嘿嘿，黄鼠狼给鸡拜年。
第三部分士的形象与情怀（1）
刘长乐开玩笑说，“凤凰聚集了一批怀才不遇的理想主义者。这里面也包括我本人。我在中央电台干了10年，做到部门主任时也才30多岁，待遇和前程都不错。我为什么选择离开呢？因为我觉得，由于当时的政策、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人们容易局限在自我设定的限制中，形成盲点，自我感觉良好。而事实上，10年按部就班的日子用一天就可以全部概括。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一次外事活动的采访中，认真考察了西方国家的传媒，受到了强烈的触动，最终我选择了离开。因为，只有离开，或许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而我的凤凰的同事们，也都多多少少有怀才不遇的经历，并不是说他们受过打击迫害，他们在原来的工作单位也干得非常好，许多人已经进入了管理层，但最终他们为什么选择了凤凰？因为凤凰在全球华人媒体里，是最适合有志的传媒人做梦、圆梦的地方。他们需要一个舞台。”
凤凰卫视正在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士”的形象。
被称为上海四大才子之一的学者许纪霖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里讲，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他多么脱胎换骨，但是他的内心总是包藏着一颗士大夫的心。就是说他的内心总是受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影响。“士以弘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士大夫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正面的历史精神传统。
按中国文化的惯例，士为读书人，大夫为官员，士是平民。不做官，就没有发言权。所以苏东坡一方面感慨“常恨此身非我有”，另一方面又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退出官场这个是非之地。为什么不能“忘却营营”呢？就因为士大夫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虽然苏东坡飘逸潇洒如同仙人，扬言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他终其一生，是并没有辞官归隐的。
为什么？他需要有人倾听自己的声音。
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士”终于能够通过卫星、电波，顺畅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这个传媒里，文人的“文骨”，文人的品格，可以得到最大的张扬。
刘长乐从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动机，甚至在他刚刚创办凤凰卫视时，就为它设计了政治目标。在某种意义上，刘长乐遵循了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政治情怀，或者说是士大夫式的政治理想，早在1996年，他在制定凤凰卫视的业务目标时，也为凤凰卫视定下了政治目标：为中华文化的弘扬，为两岸三地和整个世界华人的融合，为祖国大陆的开放，为中华民族的兴盛而效劳。因此，在某些涉及到国家利益的报道方面，凤凰卫视表现出的政治热情难免会让西方国家感到目瞪口呆。刘长乐说，我有一种使命感。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甚至包括中国的政治家们也希望凤凰带头去冲破一次一次的障碍。凤凰一次一次地挑战官方新闻的底线，使得这种空间变的越来越大。
尽管凤凰卫视的评论员常常语出惊人，但是大陆政府发现，凤凰卫视的评论直接、坦率而且富有建设性。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凤凰卫视没有招致官方的反对，反而受到他们的关注。2002年“四一五”国航空难发生后，中国政府代表这家航空公司出面处理。阮次山从政府发布的声明中发现了问题，认为不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看到了这个节目。很快，在第二天的国务院办公会上，中国政府调整了处理方式。在其后的博鳌论坛会议上，朱基告诉阮次山：我喜欢看你的节目。
如果用某个形象来比喻的话，凤凰卫视更像是这样一个男人，40岁，高大健康，开朗洒脱，干净而不媚俗，积极而不偏激，成熟而富有进取精神，宽容别人而不丧失自我，关心社稷多于放任自流，创造财富的欲望强烈但不以追求财富为目标，勤于思而敏于行，有超强的应变能力和公关能力，自强不息并厚德载物。实质上也就是新时代的一个“士”的形象。
2003年4月20日是中国新闻史上不平凡的日子。
北京非典疫情的真实情况，在这一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在这场最具新闻性的发布会上，细心的人们发现，只有凤凰卫视及时进行了现场直播：人们从画面上看到，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高强表明了中国政府直面危机、不许隐瞒任何疫情的决心。
为什么只有凤凰卫视的直播？
原来，因事先被告知此次发布会不能做实况转播，各家电视台无功而弃，收拾家伙打道回府。此时，只有凤凰卫视不肯放弃。为了申请这一直播，北京节目中心副主任潘力一整天都在进行各方联络沟通，同时还留了个心眼，没有撤消预定卫星国际传送信号。而他的背后，是刘长乐与王纪言的努力。他们一直在与国新办的官员探讨直播的必要性和意义，并在最后一刻达成共识。接下来的一幕非常经典：新闻发布会前三分钟，国务院新闻办负责人一脸涨红，冲出来问潘力：“凤凰卫视能不能直播？”话音未落，国务院副秘书长高强已经大步流星走向主席台。即使是成功垂青有准备的人，时间也还是稍嫌短了点。可就是这短短的两、三分钟里，潘力迅速打通香港总部、北京电信局等几个重要环节的电话，然后笃定地告诉对方——凤凰卫视已经启动直播！
这一次，央视用了凤凰的画面。
第三部分士的形象与情怀（2）
4月20日，既是中国大陆直面疫情的转折，也注定是凤凰卫视打赢这场抗击“SARS”战役性报道的良好开端。人们发现，凤凰卫视的播报战场已经从硝烟滚滚的伊拉克，转向了中国的北京抗SARS第一线，凤凰人在用镜头为中国的医务界谱写《新儿女英雄传》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不知不觉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4月29日下午才从伊拉克的巴格达返回香港的闾丘露薇在当晚就接到高层的电话：
“明天你去北京参加“非典”报道，怎么样？”
“没问题。”
当晚，闾丘没敢跟女儿告别，悄悄地离开了。尽管女儿戴着大口罩到机场去接她的模样儿让她有点心酸。
5月1日凌晨6∶30，北京街头悄无人迹。五辆采访车从凤凰会馆驶出，他们将分五路遍访正处在抗击SARS病毒严峻考验的北京城，报道北京市领导、普通市民、医务人员和患病者的一天。
闾丘这天的采访内容是，追踪报道代市长王岐山察看居民社区、学校，了解民情。8∶30，当王岐山代市长从车上下来，走进天坛公园，看望晨练的市民并不时跟市民打招呼聊天时，风尘仆仆的闾丘露薇刚刚把话筒伸向代市长，王岐山就像见到了老朋友，马上说：“我正关注你在伊拉克的事儿呢！”闾丘对答机智：“我关注的是你昨天的记者会呢！”两句话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有了这段铺垫，接下来的采访对话更是妙语连珠。
王岐山代市长边走边对左右说：“我今天犯一严重错误，想早上八点出发，结果因为我怕迟到，一紧张看错表了。六点三十八就起来了。”
闾丘露薇赶紧跟进一句：“那起床早了一个小时干点什么呢？”
王岐山幽了一默：“起床以后我就没办法，就看你们凤凰台吧。”
闾丘又问：“好像是昨天的记者会，北京市民特别熟悉您了，你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王岐山：“恐怕会有一点印象吧，熟悉还谈不上，真正的熟悉是有内涵的，不是一个形象的熟悉。”
看到王岐山边走边不断跟晨练的市民聊天。闾丘不放弃一个时机：“跟老百姓聊天什么感觉？”
王岐山：“说实在的，看见他们轻松，我就轻松了一大块儿。但同时我感觉到责任更大了，就是怎么能够真正把这些疫情，赶紧能够对付过去，能够战胜它，让我们这么好的市民，能够过一个非常好的生活。”
一个上午，王岐山跑了5个地方，他节奏很快，从天坛公园出来，又查看了两个居民小区，随后又从大运村学生公寓直奔清华大学。
闾丘露薇：“待会儿您想告诉学生们什么信息呢。”
王岐山：“我想问问他们，就是我接到的信息和他们对对号，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重要的主张，很多的规则，我要下来感觉一下，是不是落到实处了。”
中午2∶00，闾丘露薇又出现在小汤山医院，发回现场报道。
下午6∶30，闾丘露薇与香港连线报道。
午夜12点，在编辑室剪完一天的专题节目带后，闾丘露薇坐在地上，背靠桌子，沉沉睡去。周围十几个人的喧哗和节目播放的声响，对她来说，就像是渐行渐远的硝烟。
记者：到这里采访的感觉与在伊拉克有什么不同？
闾丘：“走进病房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它与硝烟战场有很大不同，因为在这里，你好象与每个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得了病，要牵涉到很多人，那我会感到内疚、自责的。在伊拉克战场上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所以，走进病房时，我总是提醒摄像要小心。”
记者：凤凰卫视的记者职业很适合你吗？
闾丘：“凤凰是最适合我的平台，能把我的外语水平、新闻理念和工作热情全部发挥出来。我喜欢我的工作，不但可以接触不同的人和事，更重要的是，可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保持客观的态度来对人对事。我一个朋友说，当你每天早上醒来，没有想到不想去上班。这就是我的现在的状态。
“以前曾在其他媒体作过，常常会觉得在采访题材方面受到制约，直至到了凤凰，我找到了一个最适合我的一个平台。我感觉在凤凰发挥的余地更大，看问题的角度更广，世界观也变了。我喜欢这份有挑战的工作。”
第三部分士的形象与情怀（3）
地坛医院是北京市指定收治非典病人的专科医院，累计收治非典患者二百多人。这是一个人们惟恐避之不及的地方，许多人宁愿绕道走也不从这家医院门前经过，“好象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SARS的味道，如果深吸一口院子里的空气可能就会致命”。而这个医院的临时工也因为害怕非典，集体逃跑了。凤凰卫视记者郑浩却在5月1日一大早，进入地坛医院SARS病房，开始了他一天10多个小时的采访。晚上11点半前，地坛医院将有17名病人转往小汤山，为了拍到病人的真实情况和记录这次转移行动，郑浩在这里守候了一天。他两次进入病房，与非典病人零距离对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这个过程是《北京一日》节目里的一个重头戏，节目播出的时候，人们惊讶地看见郑浩不仅坦然出现在病房，还帮助两个转移的病人收拾衣物，捎带着给一位山东口音的妇女做思想工作。
“要挪动了，俺病又厉害了？”妇女担心地问。
“不会的，那边是轻病人，你放心吧。”郑浩鼓励道。
“是吗，急煞了。”
“放心吧，有医生和护士呢！”
“吓人呢！”
“不要怕，戴上这个（黄色袖标）。”
“戴上这个做啥？”
“有信心啊，战胜非典。”郑浩一边说，一边协助妇女离开。
事后同事问郑浩：你怎么可能不害怕？你的家人又怎么会不担心？他笑了笑说：“有过害怕的瞬间，我的父母、妹妹担心极了，可是担心是他们的，工作是我的，不能不做，这是职业。既然来了，你就应该踏踏实实地把活儿干好，就这么一个信念，没有其他的。”
5月1日当天，因人手不够，郑浩自己扛摄像机自己采访。看见什么拍什么，有好的画面就抢拍，没有就拍素材，给其他节目准备资料。一个人自拍、自采，出镜时按下固定自动摄像，十八般武器一起上场。有几次，把消毒防范都忘了，拍到好镜头后才意识到。
与郑浩搭档的摄影师魏永林在5月1日深夜进入了小汤山医院的隔离病区，与非典病人零距离接触。直面重症病人的苦痛的时候，魏永林忍不住感慨生命的脆弱，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一刻被击倒。在拍完小汤山医院的最后一个镜头后，他在带子上贴了一个纸条：“这是用生命拍摄的带子，使用的时候请小心。”
当所有媒体把目光都集中在医务人员的身上时，凤凰卫视把报道的目光从疫情的源头——医院，延伸到源尾——垃圾处理厂。SARS病毒在垃圾物里存活的时间是最长的。那里的清洁工人都是穿防化服的，由于天太热，隔离衣不透气，还要扛着沉重的摄像机忙活，小魏和张煦都在现场中暑了，但当时不知道是中暑，只是惶恐地想：我们是不是非典了？可是，不管是不是，他们都得把东西拍完。凤凰卫视是第一家亲临这么危险的地方进行现场报道的媒体，垃圾厂的工人很感动。摄制组还把当时垃圾处理场因防化服不够用，洗干净重复使用的严重不科学的真实情况拍下来，并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经记者提问，把情况向北京市反映上去，问题马上得到解决。
一场灾难就是一面镜子，古希腊的哲人和现代的哲学家都说，人是一切的尺度。通过SARS危机对中国又进行了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育。必须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口号、事件、运动为本，更不能以一个团体、个人的荣誉为本，更不能用假大空来掩盖危机。SARS也给不同国界、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的媒体提供了一个毫无二致的标尺，用它可测出机制的灵敏与迟钝，检验措施的得当与错位，丈量人员的素质优良与低下，做的好是应该的，做的不好要迎头赶上。唯有真诚与理智最应珍视。
一位大陆记者在反思大陆的非典报道时说，大陆的非典报道只使我感到紧张、紧张、再紧张，煽情、煽情、再煽情，眼泪跟着流了不少，但记不住几个细节、几个面孔，只觉电视上天天泪眼朦胧，中国人仿佛林黛玉转世，北京城仿佛哭城。而凤凰卫视一个五一特别节目，把北京人抗非典的一天交代得清清楚楚，从书记、市长到大爷、大妈，从小汤山医院到居民区垃圾通道，从病人转院到小护士的眼泪，应有尽有。看了这期节目，我知道北京人是怎么过的，我知道是谁、是什么精神在支撑北京的运转。
而凤凰资讯台也在事后进行着反思：如何更好地做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媒体。
资讯台立足两岸三地，关注所有中国人的事务，无处不在的人文主义关怀，就是士的精神。凤凰在这个问题上，比大陆、香港、台湾媒体做得更好，角色定位是合适的。
第三部分人是一切的尺度（1）
2004年的岁末，当人们思索着谁感动了中国的时候，凤凰卫视的人们却把目光和思绪久久地定格在一个年轻女孩的身上。她叫张晓鸿，是凤凰卫视资讯台的一名电视记者。在距离元旦只有三天的时候，这个刚满30岁的女孩离开了人世，与我们阴阳相隔。想着她的笑，她的达观，她的努力，想着她如何让原本卑微的生命发出了绚烂的色彩，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找到喜悦和快乐，在最难以坚持的日子里洒脱地对待生命与死亡，凤凰人感到了生命的力量、文化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提升了自己生命的质量，就是提升了人类生命的质量。
张晓鸿留下了一本没有写完的书，她自己起的名儿叫《女道》。这个“道”是道家的“道”，道德的“道”，人生之路的“道”，领悟生命的“道”。后来出版时，考虑到发行问题，出版社将这部四万余字的、没有写完的书，改名为《爱在第九世纪末》。受张晓鸿临终的嘱托，刘长乐为这个凤凰卫视最基层员工的书写了序：
我认识晓鸿的时候，她26岁。那时她刚刚为国家服过兵役。据说现在不少中国的青年已经不屑于从军的经历了。但是，我在美国的公墓中却看到过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墓碑，那些墓碑只有一句话：“曾为国家服过兵役。”张晓鸿为国家服兵役10年，使她的聪慧、柔弱里有了许多坚毅，而这坚毅，是她以后生命中的主要支撑。
张晓鸿是从福建电视台转到凤凰的。人们介绍说，她在那里时间很短，却非常优秀。一次他们的主管给电视记者们上课，讲到了一些必须要做到的规则和要点。一些记者问，晓鸿为何没有按你说的做呢？主管说，她已经超越了这个层次。
晓鸿亲身参与了深圳凤凰影视基地和记者站的创建。从无到有，其中的艰辛自不必说。不幸的是，在她正要大展鸿图的时刻，她病了，是一种致命的、罕见的疾病——小脑髓母细胞瘤。2001年3月，她已经感到很不舒服了，才返回北京治疗。下了飞机，连家都没有回，直接去了医院，第二天就做了手术。术后一个星期，丈夫带她去肿瘤医院放疗，知道瞒她不过，把病情一一告诉了她。只是强调说，手术非常成功。张晓鸿听了，很安静，没有说话，也没有哭。许久，才有两滴泪晶莹地落下。但她的痛苦是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她曾在文章里这样描述别人：“抱在一起不停地痛哭，却又不敢放声，怕家人惊觉，但那种压抑着的痛哭是比任何苦楚都显得沉痛的。”
张晓鸿对自己的病情十分清楚。她详细地问过医生，也上网查了所有能查到的资料。资料说，小脑髓母细胞瘤起源于原始胚胎残存组织，发生在小脑蚓部或后髓帆，是高度恶性的胶质瘤，其肿瘤生长迅速；手术不易完全切除。肿瘤细胞有沿脑脊液向其他部位播种的可能。患者5年生存率不超过60%。但是，她却向疾病昂起了高贵的头颅。她在得病的4年里，经历了人世间所有能够想象的苦难。但疾病可以致她于死地，却不能打败她。小脑髓母细胞瘤会引起梗阻性脑积水、头痛、呕吐、视力减退、闭目站立时身体前后摇晃不定等严重的症状。后来，癌症又转移到了骨髓、肝、胰腺。她先后做过长达数年的放疗、化疗，两次骨髓移植。耳后和背上画着表示放疗区的红线，头发脱得一根不剩，还因为免疫力极度低下，身上长了带状疱疹，那种疼痛是难以忍受的。
然而，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晓鸿就在患上了脑部肿瘤后，开始了写作，并且坚持在凤凰上班。如此严重的疾病都不能摧垮她的激情。她甚至对我说，我觉得有些同事还缺乏新闻记者应有的冲动和激情。没有冲动就当不了好记者。当她带病拍摄的新闻在凤凰播出时，她高兴得像个孩子。
晓鸿自小天资聪颖，4岁就上了学，14岁已经读到高三。然而，她是那种偏科的学生，语文和作文总是全班最好的，数学又是班里最差的。老师曾忿忿不平地拿着她的考卷来找家长，那是一份几何，一份数学，两门课加起来不到100分。但是语文老师总是最喜欢她，因为她真的写得很好。好到让人不能不相信“天分”这个词。
晓鸿在肿瘤深深浸润她的全身时，开始写她的小说《爱在第九世纪末》。她年纪不大，却已有很深的人生感悟，知道人生需要静下心来，耐住寂寞去做事情。“无论大侠小贼，不怕刀头饮血，不怕火海险关，怕只怕一个烦字，只怕不能快意恩仇，只怕一个不痛快，不肯耐下心来做一件事，听一段话，看一朵花开。”
她的小说写了唐代末年一个小贵族女子与一个叫游的驸马恋爱的故事。是一幅唐末宫廷的风情画。小说幽默、轻松、俏皮，却又功力深厚，寓意深刻，极具现代感。有些段落是可以与文学名家媲美的。比如开篇第一段，她写道：“从小，我就住在长安。我小时候关于它的记忆，只有一个字‘乱’。那时我常常听人提到黄巢这个名字，说他快要打进长安了。后来，他终于来了。那一天，我们的街道很朴素，厚积着黄土，洒了水。我看到天空很蓝，我还看到了黄巢，大人们说他是贼，可我不觉得，因为他长得很斯文很端正。他也看到了我，为了表示对长安人民的亲和，他把我抱了起来，他抱着我走了一段路又把我放下。他可是占了大便宜了，如果他知道将来我是一个美女。”
第三部分人是一切的尺度（2）
她写爱情时的想象力让人惊叹，她描写与男主人公游的恋爱时是这么想象的：“我永远记得那一刻，我们席地相偎着。郡和她的夫君恶作剧了一把，他们把水阁四壁的机关一下子打开，这间书房立刻变成了四面临风的亭子，但我们并没有如他们预期的那样迅速分开。那个时候，我们的反应度和荣辱心都已经完全麻木，我只看到，在郡家的湖塘里，夏荷都还没有开呢。”“恋爱就是这样奇怪的东西，恋人之间只要轻轻的碰触，气息的互闻，就可以超过一切剧烈的迷幻药。恋爱吧，年轻时如果不恋爱真是……不知说什么好。”
她也预言了她的死亡，以她的聪明，她不会不知道自己以后的日子：“对于年轻人来说，生命是轻薄而美丽的，它的质地纯正，连尘埃都不沾，很容易飞上天，也很容易被撕破。如果要碎，让我碎在游的身上吧。在两辆马车交汇的刹那，在那电光火石般的一瞬间，如同书上说的，马车轻徉，我的魂灵儿已经跟着游走了。”
她似乎分析了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活下去：“我一死不足惜，我一死又何足惜呢？可我要死了，游势必不忍独活，游如果殉情，那他一家人都不要活了。”晓鸿坚强地活，也许是心疼把她养大的父母和深爱她的丈夫。“我自幼年起就以怪诞而闻名闾间，先是喜着男装，然后是喜爬树钻洞，与各种野物，或蛇或虫豸‘过从甚密’，再然后就是未曾从师即能识字看书，并能把书中故事搬演一番，以娱双亲。”此时此刻，为了他们，为了生命，活着，坚强地活，就是一切。
虽然晓鸿是凤凰最基层的员工，但是在凤凰卫视，所有的生命拥有同样的尊严。我先后几次到医院看望这个病重的女孩，她的微笑和信心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常想，这背后是怎样一种坚强？记得我最后一次去看她，是她去世前的第10天。我想到她可能已经视物不清，特意为她买了收音机带去。此时，因为癌症已经转移骨髓和腹腔，她全身都笼罩在巨大的疼痛之下，她的腿高高地搭在床上，眼角挂着泪，却不哭，也不喊疼。在病中，她的同学送给她一本索甲会波切的《西藏生死之书》，她认真读了两遍，说自己已经对生死有了全新的认识。现在她认真地推荐给我看。我说，你现在对待生命的态度，已经完全是一个智者。她说，还不是，因为我一直相信我的病会好，我想回凤凰工作，想和你们在一起。我们谈到了她即将出版的这本新书。我说，书出来，别忘了签上名送我一本。晓鸿说，那当然，如果我还活着。那一刻，我赶紧转过头去，掩饰就要落下的泪。
走时，晓鸿非常的不舍，眼神中，似乎知道已是最后一面。
死于癌症的弗瑞达·妮洛医生曾经勇敢地写下了临终日记：“我必须感谢癌症，让我有一些从未有过的经验，了解生命必死之后，让我变得谦卑，使我认识到自己惊人的心理力量，也重新发现自己，因为我必须在人生的跑道上停下来，重新衡量，然后再前进。”
晓鸿离开了，我们却在她的小说里看到了她生命的跃动，她在四年时间里一直坦坦然然面对死亡，这种彻悟弥漫在《爱在第九世纪末》的字里行间。遗憾的是她的书没有写完，按照计划，这部书应该是15万字的。但是，也许正是这种不完美才意味着“另一次生命的开始”，而并非绝唱。
第三部分人是一切的尺度（3）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凤凰卫视资讯台开播四载，已有赵群力、张晓鸿两人离开人间，刘海若重伤致残。他们的不幸，对凤凰卫视来说，悲极痛极。但是，互联网上又有人竟为此欢呼雀跃。赵群力作为一个职业航空摄影师，生前并非公众人物，网民们与他前世无冤，今日无仇，不幸坠机身亡后，怎么就落了个“活该”？而凤凰对刘海若英国翻车负伤，从“脑死”到逐渐康复的一次次报道，也被不少人斥为“做秀”，说是凤凰借机抬高自己的身价。
人是一切的尺度。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在人的死活界限面前，其他一切全都让位。如果说凤凰与人不同的话，这就是根本的不同。不论是自己的员工，还是遇难的矿工，都是凤凰最为关注的。
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爱惜生命这个主题长期缺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爱惜生命，是爱惜所有一切有生命的事物，不论是人还是动物昆虫。但在某些中国人看来，爱是有条件的，就是所爱的对象必须与我有关，而且爱必须有回报。爱父母兄弟朋友，爱同窗同事同侪，我爱他他也得爱我。与我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就管不了啦，死都是活该，哪来的爱？
这不由的让人想起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吴小莉和刘海若等人救助白血病女孩陈霞的直播《生命20小时》。“把这么多的钱直接用在治病救人上不是更好吗？”有香港报纸记者这样问。程鹤麟顺着慈济来了四个送髓志愿者的势反问一句：1025cc的骨髓血浆需要四个大活人护送吗？把那旅费直接捐给病人不是更好吗？
爱心，在很多时候需要用钱来体现，在另外一些时候则是一种观念的弘扬。中国慈善事业的落后，正是因为博爱之心的缺失。只要看看中国大陆在捐血捐髓上的困境，就知道海峡两岸的五家电视台不是在为自己沽名钓誉：中国包括骨髓捐赠在内的一切人体器官（包括血液）捐赠都饱受困扰。不少国人有心行善却欲捐无门。《中国妇女报》2000年5月报道说，一个名叫朱金的白血病患者和他的妻子胡敏热心地征集到四百多位志愿者的签名，表示愿意捐赠骨髓，但各地的骨髓数据库都表示无法接收。这里又暴露出建立骨髓库的另一个难处，没钱对志愿者的血浆进行检测，每做一份血样检测，得花费近五百元人民币。中华骨髓库宣传负责人吉成章说：“我们总不能让捐赠者又出骨髓又出钱吧？”由于经费困难，各骨髓库都无法扩大采血范围。
面对这样的现实，凤凰卫视能无动于衷吗？祭起“人是一切的尺度”这面旗才是他们的初衷。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不易察觉又总是对自身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的力量。由于这种力量无处不在又难以捉摸，有人称之为“一条变色龙——一条具有斑斓色彩的蜥蜴”；这种力量的名字叫文化。由于文化的内涵难说清楚，世界上关于文化的解释至少有100种以上。但有一点可能是共同的，那就是，文化左右着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行为与思想。
美国麻省理工斯隆学院教授、组织心理学和组织文化领域的创立者之一埃德加·沙因博士说，文化之于企业，就犹如性格之于个人。他认为，一个企业或组织的文化基础，实际上就是企业或组织创建者的信仰、价值观和理念。
换句话说，凤凰卫视的文化就是刘长乐等凤凰管理层共同创建的信仰、价值观和理念。这个文化的核心是：“人、人道、人的尊严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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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背后
- 更新日期：2024-03-25 08: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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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香港在中国的土地上散发出异香。一百多年间，香港从中国的耻辱变成了中国的骄傲，从中西文化冲突之地变成中西文化交融之处。她有意无意牵动着中国的喜怒哀乐，在关键时刻爆发出能量。她很像一则中国寓言，不动声色地预示着中国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