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人物毕竟是我的主课。 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她成了我的朋友和人体模特儿。她说：“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别人不能知道的，你要向我保证。”
我用力点头，说：“我保证。”按理说，我本该疏远她，至少不该画她的裸体，但我没有。相反倒更有了一种欲望，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亢奋。
她真漂亮啊，哪儿都好，腿丰满修长，皮肤跟蜜一样……事情急转直下。余小慧唱歌唱出了一点小名气，经常跑场子唱歌。遇上晚一些或路远一些的时候，她就事先打电话叫上我，请我给她做伴。
那天吃完夜宵，我送她回到剧团已很晚了，她让我进去坐坐。我心里突突地跳起来。她们的宿舍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破楼，楼里黑咕隆咚。
她一进门也不开灯，而是抱着我，也许是我抱住了她。反正我们抱在一起，就像两贴膏药似的，紧紧地粘住。具体过程和细节都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那张窄窄的木板床，老是在叫。
我感到很幸福。可她脸上的红潮还没有退下去，就说：“徐阳你不会当真吧？我不会和你结婚的。你该走了。”
我愕然，心就像有一千只尖牙利齿的虫子在咬。住余小慧隔壁的矮个子武生陆东平揣了两部毛片，说是奥斯卡获奖影片，鬼鬼祟祟地要在我家看。我同意了。
我不知道这是个阴谋。片子放了一半，陆东平借故走了。他刚走不久，就来了三个人破门而入。他们对我大打出手，又搜出了余小慧的那幅裸画，像游街一样把我押到了派出所。
街上很多人，人们的目光从四面八方飘过来，集中在画中的余小慧身上。
余小慧没脸在剧团露面了，她在上海的未婚夫也和她解除了婚约。洪广义拿钱把我保了出来。他是我初中同学，一家大酒店的老板。我对余小慧充满了愧疚。可我到她父母家去找她，她却躲着不见我。
倒是她爸出了个主意，让我们去领结婚证。只要有了结婚证，别人说什么都是白说。
我有点发蒙，觉得自己像一个盗贼，不但偷了人家的东西，还要逼着人家心甘情愿地把东西送给我。
终于余小慧把我痛骂了一顿，骂得又泼又野。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
我涎着脸跟她说话，她动不动就用白眼珠翻我。她的爽快和热情都不见了。
我不怪她，我有什么资格怪她呢？那天，余小慧的弟弟余东突然找到我，说余小慧不见了。如果她出点什么事，他非要我的命不可。
余小慧离开了南城，不知去向。不久，领导找我谈话，让我交出工作室钥匙，到一所新办的少儿艺术学校教书。
就在此时，《南城晚报》就“徐阳事件”展开了一场精神文明的大讨论。我真是出了“名”了。
我努力教学生。可学生家长对我的品德不放心，他们联名给学校写信，一句话：让徐阳滚蛋。
这一年的雨季来得很晚。空气潮湿得跟水一样，散发着潮乎乎的霉味。
打鼓佬赵明冒雨赶来告诉我，我被抓是陆东平花钱雇打手刘昆干的。那天晚上我和余小慧弄出的声响让睡在隔壁的他难受到了极点。他因此竟恨死了我和余小慧。
两天以后，余东捅了陆东平一刀。刀子是我的，切小纸卷用的。陆东平命大，没伤到要害。我总共赔了他一万多，这钱又是问洪广义借的。
因为我自愿为余东揽罪，说人是我捅的，结果，我被判了一年半。我从长湖农场出来后，只能住在我妈那里，整天闭门不出。我妈认为我混到今天这地步，全是因为没有老婆。于是，她给我找了一个叫冯丽的女人。比我大九个多月的冯丽在南城批发市场有两个店，前年离的婚，有个四岁半的儿子。她虽个子小了点，身上还是挺紧扎匀称的。
冯丽觉得我人不坏，我肯为女人跟人动刀，这点反倒让她很动心。这年夏天，我们结了婚。她很心疼我，常给我吃补品。她还想把节育环拿掉，给我生个孩子，我说无所谓。
我常跟冯丽到店里去，只是呆呆地坐在那儿，事情都由伙计做。听余东说，她姐在广州挺好的，给家里寄了不少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脸上都是没有表情的，喜怒哀乐跟我都不沾边。我的脸就像一块板结的土地，什么草都长不出来。
冯丽叫我画画。我摇摇头，说：我不想画了。我是真不想画画了。至于我为什么不肯承认自己的画家身份，我也说不清。好在冯丽不再问我为什么。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大学同学吕萍。吕萍拉上相好丁本大，和我一起合伙开了一家平面设计公司。可丁本大和吕萍都是有家室的人，公司很快在一次次的家庭纠纷中散了伙。
冯丽不希望我继续开公司，她害怕我手上有两个钱会忘乎所以。可我总要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啊。当时正值又一个雨季，大雨使城市变得模糊不清。我心里像长满苔藓似的，既荒凉又芜杂。直到这一年年底，我才还清了欠洪广义的那笔差不多已借了五年的钱。对于我来说，这实在是一笔沉重的债务。它不光是钱，还有许多说不清的东西，像一团乱麻似的窝在我心里。
洪广义邀我吃饭，吃饭时还不断说我们小时候的一些事，说我因为到处乱画画儿挨老太太追骂。不知道是酒还是洪广义的话，我的鼻子一阵一阵地发酸。
喝酒的时候，洪广义说要请我到他的娱乐城当总经理。我没想到洪广义真的来请我。他说他的娱乐城一直经营不好，要我帮他。我怎么能不答应呢？我甚至都不知道怎样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但洪广义的一番话让我瞠目结舌。“一个人只要出了名，不管什么名，都值钱。比如你吧，在南城谁不知道你呢，谁不会想到那幅画呢？你的眼光是没说的，只要你在这儿，你就是活广告。现在你明白了吧？”
我成了什么东西！但我没有怪洪广义，他是个生意人，他说的是实话。既然是生意，就没有什么好计较的。
我发现“生意”两个字很神奇，就像解围之神，一想到它所有的问题便迎刃而解。
我抽身去了广州。去广州是洪广义安排的，他让我去学习怎样当一个娱乐城的总经理。
冯丽知道后对我很愤怒，但仍把我送到火车站。她冷着一张脸，一句话都不说，连手都不挥一下。在广州第五个月的一个晚上，我遇到了余小慧，就是那种所谓的不期而遇。她在一家夜总会歌舞厅里唱歌。我远远地看着她，灯光明明灭灭变幻不定。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了一起，我请她喝啤酒。她只说了一句话“早认出来了”，就什么都没说。
没想到这之后她会问我借钱。有一回她唱完了歌，便向我走过来。第二次从我这里借钱后，她邀我出去走走，我跟她去了。带海腥味的风微微地吹着，她突然说：“我们在这儿开个房间吧。”我呆愣了一下，但立即明白了，明白之后我便不敢看她。
我问她为什么改名叫阿美，为什么人家说她吸毒。她冷漠地看着我说，关你屁事。
从余小慧到阿美，这期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跟我有没有关系？无论如何，这样的现实都太残酷太歹毒了啊。我成了南城“绿岛娱乐城”的总经理。洪广义还给了我一辆奥迪，打手刘昆也来巴结我。
我看起来像个扬眉吐气的男人了。我总是低着头走路的毛病也改掉了。我很快就学会了开车，然后便开着它到处跑。虽然有些路面坑坑洼洼，颠得厉害，但我的感觉已经飘起来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好的感觉了，或许我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我学会了做两面人、三面人或者多面人，学会了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学会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乱话。
第二年春天，冯丽生了一个男孩，脸上不那么冷了。可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始终很不稳定。在孩子快两岁时，我们离婚了。为了分割财产，我们争了许久。
我的钱在大幅度地往上涨。可我总会感到心里有一团黑暗。我一直想驱散它，可它却在不断加深，越来越浓重。我买了新房子，但我还是住在绿岛。只有在绿岛，我心里才会安静下来。
那段时期，刘昆常让一个湘西妹子李晓梅来照顾我，我渐渐喜欢上了聪明伶俐的阿梅。
我跟阿梅好了，这在绿岛成了一件很轰动的事。人们在背后议论纷纷，我没想到会这样。
为我跟阿梅好了这事，洪广义专门来找我。我说，那我辞职吧。洪广义说，现在他一时抽不出那么多钱来给我，暂时还无法将我入股的钱退出来。我不好说他故意压我的钱，只有苦笑。那些日子我过得很糟，阿梅也躲起来了，我怎么也找不到。绿岛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火。从我的认识来说，这完全是一次偶然，或者是命中注定的一个伏笔，一个劫数，就在那儿等着我，并且把我等到了。
那天晚上，我是被烧醒的，我立即将窗帘撕成一条条接起来，从窗口往下滑。窗帘被大火烧断，我摔了下去……
大火烧坏了我的腿，脸也被烧得面目全非。从医院到拘留所，我疯了，真的疯了。除了“洪广义”这个名字，我什么都不记得。
我在精神病院住了大约一年以后，我妈就死了。等病好出院，我已身无分文。入股娱乐城的两百多万，洪广义死不认账。
他先是对我的身份表示怀疑。他说：“你是徐阳？你能把头发撩起来让我看一下你的脸吗？”他始终不承认我就是徐阳。
我满脸是疤，跟鬼一样。就这样，我什么都没有了。我没有一点准备，从未想过自己会落到这个地步。
我成了乞丐，靠捡垃圾过日子。我磨了一把螺丝刀，伺机找洪广义拼命。可他进进出出都带着几名保镖，别说杀他，就连靠近他都难。
洪广义见我老纠缠他，就让刘昆来找我，给了个极低的价格，让我为娱乐城的包厢画些画儿。我又开始画画了。我一点都不敢耽搁，现在钱是最重要的。我画了两百多幅画，不但有钱了，还攒了一些画，自己开了一家画店。我因此画得更加勤奋。
我的伙计是两个我画过的小姐，其中一个便是湘西妹子李晓梅。我想李晓梅大约是没有认出我来。她知不知道这个满头长发、胡子拉碴的人就是我呢？她看我完全像个陌生人，只希望我一直这样画她。
我从没跟她说我是谁。那句话就像一只受了伤的怪鸟，总在扑腾，却怎么也飞不出来。
我也不在店里露面。我在所有作品的右下角都写了两个小字：老疤。
以前的经历使我懂得了如何炒作自己。当地媒体对我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南城美协的人还热情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画展。
这虽然有点像在做梦，可我并没有被从天而降的“大画家”、“大师”砸得神魂颠倒。我依然没有抛头露面。我把一切都交给阿梅去打理。
我越神秘，我的画卖得越好。但是我没有买房，也没有买车。我把钱都存在银行里，是分许多折子存的，我把它们藏在一些画框里。这些画框我永远都不会用来画画，我钉它们就是用来藏存折的。我老想到死亡，特别是在雨季，心里动不动就有掉进一个黑洞的冰凉的感觉。我想这是不是一种不好的预兆呢？
然而李晓梅对我是越来越好了。有一回，她对我说：“你说过喜欢我啊，作数的话，我就嫁给你算了。”她看着我的眼睛，自己的眼泪大滴大滴滚落下来。我一下子明白她原来知道我是谁的。我满脸是泪却对她笑着，这大约是我这一辈子笑得最认真的一次。
雨季来临，我准备好好治治身上的伤。我要和阿梅过一种新的生活了。
天阴沉沉的，大雨就悬在头顶上。在看病回来的路上，我意外地被一群人疯狂追打，失足跌入了一个深深的窨井……
第一部分第1节 这是我的职业习愦
小时候我父亲就对我说，你要做一个好人。他说的好人就是要循规蹈矩，反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标准。我是从来把他的话当耳边风的，可有一段时间却老是冥思苦想，连睡觉都皱着眉头，我想我和余小惠算不算偷情呢？我是一条光棍，她有未婚夫，这算不算是偷情呢？如果算的话，从这时候开始我就不是一个好人。其实好人不好人我并不是很在意，我想弄清楚的是，我们两个人到底算怎么回事？
我们还是从那年秋天开始说吧。－－那年秋天，我在一个剧团里帮忙搞布景，我不是剧团的人，但剧团没有美工，又碰到要演出，便由他们领导找我们领导，要借我去帮忙。我们领导很爽快，满口答应了，说徐阳闲着也是闲着，既然兄弟单位要用，叫他去就是了。领导当即就来找我。领导来时我正在那间堆满杂物的狭小工作室里画苹果。我喜欢苹果。小时候我常用木炭头画树，我随便画一棵树，却偏说这就是苹果树。其实我根本没见过苹果树，南方没有苹果树。那时候大家都用木炭烤火，冬季一到，人们就用卡车从山区拉来许多木炭，卸车时炭篓子里会漏下许多小木炭头，我就蹲在地上捡这些小木炭头。我把它们揣在兜里，走到哪儿画到哪儿，经常把人家墙上画得乌黑一团，三天两头被人追得屁滚尿流。那时候南城就到处积水，小街小巷里总是水渍渍的，因此我的裤脚和鞋子也总是湿漉漉的，糊满了污黑的泥浆。我妈王玉华看见我的脚就会大呼小叫，洗衣服时，翻开我的衣兜，她的叫声更吓人，天哪，你是怕累我不死呀！她简直恨透了我。她说你闷着头害人，你跟徐文瑞是一样的德性！徐文瑞是我爸爸，他们早就离了婚，所以我不大清楚徐文瑞是什么德性。说到底我是在我妈的叫声中长大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她人越来越干瘦，声音却越来越大。不过后来稍稍好一些了，不会天天都扯着喉咙叫了。我也不大画苹果树了，我的兴趣转向了树上的果实，它们的颜色和弧线能使我感到某种安慰，因此我动不动就把它们拿来当静物画着。
那天我用一只陶罐和几本旧杂志给苹果作衬景，刚画了几笔，领导就阔着一张大脸来了。他说别画苹果了，去帮剧团画布景吧。领导说话中气很足，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味道。我就这样临时成了一名布景工，在那个很大也很破旧的排练厅里，用一根竹竿绑着一把大排刷，往绷好的景布上刷房屋天空河流和树木。
就在那个排练厅里，我认识了余小惠。
现在我已经忘了那是一出什么戏了，只记得余小惠是花旦B角，戏份不是很重。排练厅很破旧，气窗玻璃没有几块是好的，麻雀在窗洞里飞进飞出。两块大毯子已经看不出颜色了，老鼠把它的边咬得弯弯曲曲跟地图上的海岸线一样，几个人一走戏，灰尘便团团地蓬起来。余小惠走着走着就偷懒，捂着鼻子从尘雾里跑出来，端着一杯茶看我画布景。有一回我没注意，洒了点颜料在她裤子上，她把一条腿绷到我面前，说：“你看你看！”于是我便看她的腿。虽然隔着裤子，但我想我看见了一条很美满的腿。我就开始注意她的腿。那两条腿裹在白色练功裤里，练功裤的质地相当柔软，使大小腿和腰臀之间的曲线若隐若现，生动得让人没有办法。画布景枯燥乏味，幸好还有两条生动的腿。她有时候还跟我开玩笑，称我为“刷墙的”，而且是韵白，在“的”字头上略拖一拖，落下来珠圆玉润，使人会没来由地去想象一条尖细玲珑的鸟舌。
她对我的长头发有点好奇。她说你为什要像女人似的扎个马尾巴？又说你的目光怎么是空空的？比如你现在看我，我就觉得你在看我又不像在看我，不像在看我嘛眼睛又明明看着我，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是不是心不在焉？
我自然没法回答她的问题。我喜欢她的腿，她感兴趣的是我的心不在焉和马尾巴，这就注定要有故事了，而且还是一个比较通俗的故事。那时候留一条马尾巴的男人很少，但我以为自己也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艺术家，而做一名那样的艺术家没有感觉是不行的。长发本来就是一种感觉，人一旦有了点感觉就容易心不在焉，这似乎是没办法的事。于是我心不在焉地说：“你的腿很好，腰也很好。”
她吃吃地笑起来，说：“你怎么老看人家的腿和腰？”
我被她说得不好意思，便解释说这是一种职业习惯。有一天我顺手用一根小号笔在景布上给她勾了一个造型，她很惊喜，说：“呀，是画我吗？”其实我只勾了几根线条，大致上有她的味道。她要我认真给她画一个。跟开玩笑似的，我又用小号笔和水粉颜料给她画了一幅速写，她很高兴，说比她穿了行头的剧照还好看。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她就成了我的朋友和模特儿。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有未婚夫，我根本没想过这个。有一回她在我那儿翻画册，翻到那些裸体女人，就说她们真漂亮，又目光闪烁地看着我说：“你不会给我画这样的吧？”我不置可否。说老实话，我心里是想画的，画人物毕竟是我的主课，我还没碰到过身材像她这么好的，这么匀称的，不画真是可惜了。但我拿不准她让不让我画。人家又不是专业模特儿，怎么好一丝不挂地让你画呢？所以我不敢随便张口。她接着又问我，“如果画了你会拿出去吗？”我心里猛地跳了一下，愣愣地看着她，说：“不拿，拿出去干吗？”她说：“一定不拿出去吗？”我说：“当然一定。”她说：“那你发誓。”我便发誓说：“如果拿出去我就是王八蛋。”她笑了笑说：“想占我便宜是吧？我有未婚夫的，你当什么王八蛋？”
我听了又是一愣。她有未婚夫？她怎么好好地冒出个未婚夫来了？
不管我内心的感受如何，按理说这时候我就应该疏远她，至少不应该再画她的裸体。但我没有。相反倒更有了一种欲望，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亢奋。
第一部分第2节 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事情就这样急转直下。事情每发展一步我内心的快感就多了一分，就像在一个被水草覆盖着的泥沼里走着，每一步都咕哧咕哧地响着，都感受到一种松软和震颤，都提心掉胆心慌意乱，真是又紧张又兴奋又好奇，想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多远，会不会掉下去，真掉下去的话，会陷多深？会不会没顶？我也不知道自己怕不怕掉下去，想不想掉下去？她大概也一样。起码她让我觉得她也一样，否则我们怎么会这么默契？而且，她怎么会脱衣服？我们这样做本身就有些说不清，很过份，也很暖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简直连空气都是暖昧的，酽稠的，弥散着一种蠢蠢欲动的膻味。她目光闪闪地问我，你嫦牖？我点点头。我的脖子都似乎有点发硬。她咬一下嘴唇，松开，又咬一下，什么也没说，就开始脱衣服。她的衣服从她身上到了她手上，又从她手上飘落到了一只靠背椅上。她脱胸罩和内裤时又咬了咬嘴唇，并且很尖利地看了我几眼?
她说：“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别人不能知道的，你要向我保证。”
我用力点头，说：“我保证。”
我喉头发紧，声音都有点发颤。我想我的喉咙大约充血了。
我住的是顶西边，所以我房间里有两个窗户。左边窗户的窗帘被我拉起来了，只留了一宽的地方，让光线侧进来；右边的窗户是敞亮的，光线扑向她和她后面的衬景。衬景是一块从衣帽架上垂下来的灰蓝色绒布。我看见她皮肤上爆出了像痱子一样的小疙瘩。她双手抱着胸，侧着身子，微微低着头，眼睛也低垂着，过了一会儿才把身子朝我转过来，缓缓地把手松开，乳房就从她的手臂下突了出来，或者说弹了出来，接着她又把脸抬起来，开始脱牛仔裤……我听见我心里叫了一声，我想我看见那个要命的泥沼了，沼泽里正在冒着美丽的胰泡，我还听见了它们细微的哔哔噗噗的叫声。我觉得全身都抖起来了，就像有一瓢凉水猛地激在脊梁沟里。我以前也画过裸体，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抖过。今天是怎么回事？我一边抖一边拿起一根炭条，指头却不听使唤，叭地一声，炭条被我捏断了。我又拿起一根，这回不敢捏得太紧，就那样松松垮垮地捏着。我还很做作地把眼睛眯起来，企图获得一点专业精神，使自己不致于陷落在那些诱人的局部或细节里。可是尽管我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还是无济于事。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我都没有办法，即使只用一根抽象的钱条来表现，那也是滑腻的，是一根婀娜的极其性感的钱条。我开始有点怕了，我说不清自己怕什么。我怕什么呢？这有什么不好吗？她真漂亮啊，她的乳房真好，她的乳房天下第一，她哪儿都好，她的脖子，她的肩，她的手臂，她的腰，她的腿，都好……她的腿丰满修长，她的皮肤跟蜜一样……她这么好，难道我不应该画她吗？她说：“你怎么还不动手呢？你怎么还不画呢？”
我说：“画，我怎么不画？”
我画了一根线条，我画得差极了。我画的线条简直不叫线条，像一条长虫，而且还是一条抖抖抖索索断断续续的长虫。我画出来的每一根线条都是长虫。我画了许多这样的长虫。我气得扔掉炭条，直接用油画笔，用颜色去铺，我想把她一笔一笔地铺出来。我尽量少看她，看了便用脑子记住，像默写似的。她说：“你怎么不看我？不看我你怎么画我？”我恨恨地说：“怎么没看？看了！”我觉得我不是在画画，而是在受刑，在受煎熬，或者干脆就是一块放在火上烤着的曜飨斓娜狻Ｎ以缇捅豢窘沽丝眷瘟耍她还要不断地跟我说话，她说：“我觉得你没看。”过一会儿又问我画到哪儿了？如果我说胸，她就下意识地把胸挺一挺。我说：“挺什么？放松！”她便吃吃地笑几声。声音颤颤的，亮亮的，忽高忽低。她怎么这样笑？这有什么好笑的？她的乳房本来就挺，还用挺什么挺？我真要把持不住了，我的欲念就像废墟里的野草那样疯长，还有我的呼吸，急促得就像一条缺痒的鱼。我连那儿都膨胀起来了。我太不雅观了。我只好弯着腰，把外衣脱下来，用袖子反绑在腰上，让它像围裙似地罩在那儿。
她说：“你这样穿衣服的呀。”
我说：“我喜欢这样穿。”
她咬咬嘴唇，又松开，又那样吃吃地笑。
我说：“这有什么好笑的？”
我很生她的气，更生自己的气。我想徐阳你还装模作样画什么鸟画！我像赌气似地画着。我一边画一边想，我是不是把画笔扔掉？我终于把画笔扔掉了。我没办法坚持了，没法细细地画了，我非常潦草地画完最后一笔，然后一甩手扔掉画笔和调色盘，大踏步走过去，从她侧面伸手把那块作为衬景的灰蓝色绒布从衣帽架上扯下来。我扯绒布时她又用手臂护住胸脯，但她站在那儿没动，用眼角一直瞟着我。“你干什么？”她说。我用绒布盖住了那幅画。我的动动很大，抛绒布时像撒网似的，带起了一股风。我一边盖画一边说：“穿衣服吧，画完了。”她抱着胸脯走过来，要看看那幅画。她身上的味道真好闻，说不清是什么味道，反正好闻。她的皮肤简直亮得刺眼。我低垂着眼睛，不敢让目光再碰她的身体，更不敢和她对视。我觉得她看穿了我，否则她护住胸脯干什么？我很窘迫。我咬咬牙又说：“画完了，快穿上衣服吧，穿上衣服再看。”说完我就躲到卫生间去抽了一根烟。
我在卫生间对自己说，徐阳你真是在画画吗？狗屁！你骗谁呢你？你不能再往前走了，就到此为止吧，到此为止，你听到吗？你赶紧回头吧你！
第一部分第3节 别弄出那么大的声音
我出来时见她正在扣衬衫扣子。她一边扣扣子一边看我，看了一会儿，忽然问我：“你好好的生谁的气呢？”
“我生气了吗？”我装出茫然的样子说，“我没有生气呀。”
她斜我一眼，说：“不老实。”
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画过她了，她也没工夫去我那儿让我画她。她到歌厅唱歌去了，而且很快就唱出一点小名气来了。最初她是跟他们团里其他人出来唱歌的，反正一年难得演三场戏，不如出来唱唱歌，多少也有些收入。因为经常跑场子唱歌，遇到晚一些或路远一些的时候，她就会预先打电话到我单位上，请我给她作伴。这样的电话一般都是由传达室老胡接的，老胡便经常屁颠屁颠地往我那儿跑，满脸邪笑地说：“嘿，今晚上又有人叫你去呢！”
我问余小惠：“为什么叫我陪你？”余小惠说：“愿陪吗？”我笑了笑。余小惠说：“笑什么？说呀。”我心里在犹豫。我说愿陪不愿陪呢？我不是再三对自己说，到此为止，不要再往前走了吗？现在我怎么对她说？我用力咳了一声，说：“愿吧，愿。”话一出口，我的心便狂跳了两下。她说：“你好像很勉强似的。”我说：“不勉强。”她说：“既然这样，那你还说什么？想要我说我喜欢你陪？”
不知道是她唱得好还是别的原因，请她唱歌的地方很多，有时候一个晚上我要陪她跑四五个场子。那天晚上吃完夜宵后，我送她回剧团，已经很晚了，她让我进去坐坐。我心里就突突地跳起来。她们的宿舍是一栋七十年代的破楼，从排练厅旁边的小巷子往里走，小巷子里黑咕隆咚的，楼里更是黑咕隆咚的，上楼时我差点绊了一跤。她一把扯住我，用指头在我腰眼上轻轻捅了两下，她腿挨着我的腿，手紧挽着我的胳膊，胸脯挤在我的胳膊上。我的心便像一只惊鸟一样飞出去了。我的感觉像一片透明的羽毛那样，跳来跳去，从她的腿跳到她的手，又跳到她的指头，又跳回到我自己的腰眼上，再忽忽悠悠地跳到她胸脯上，然后就被粘在了那儿。那是我画过的胸脯，我知道它们是什么样子，现在我又感到了它们的温度和弹性。我还知道接下去要发生什么，但我管不住自己了。在这样的情形下谁管得住自己呢？
她开门时很慢，把着门沿一点一点地往里推，免得它发出声音，然后又一点一点把它掩上。掩上门后她也不开灯，而是抱着我。也许是我抱住了她。反正说不清楚，反正我们抱在一起。我们一开始就像偷情，我们都不说话，都知道不要弄出声音来。我们很默契。我们就像两帖膏药似的，互相紧紧地粘住了，扯都扯不开。我们摸黑干的那件事。我们都浑身滚烫，都把对方烧得晕晕乎乎的。起码我是晕晕乎乎的，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只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具体过程和细节却都不记得了，我忘了我们是怎样上的床，怎样脱的衣服。印象最深的是那张窄窄的硬扳床。那张床老是在叫，地板也在叫，咯吱咯吱，像满满一屋子欢快的老鼠。
我记得她还喘着气问我，你为什么早不动手？你是不是早就想动手？我说我是个拿不定主意的人。她说你现在拿定主意了吗？我说拿定了。她便在我肩膀上咬了一口，然后她便叫起来了。她叫了两声便不叫了。她咬着嘴唇，可没过一会儿又把嘴唇松开了。她说我忍不住了。她叫起来像哼哼，从嗓子里憋出来的，她高高低低地哼着，变着音调哼着……她边叫边像一匹马那样一纵一纵，我觉得我要被她颠下来了，同时又觉得真像骑着一匹马。我眼前既迷蒙又开阔。马在奔跑。我也在奔跑。我们跑过原野，跑过河流，跑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跑到了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跑到了天边。跑到天边的时候她的哼哼变成了喊叫，变成了嘶哑的响亮的垂死的没命的喊叫。她的嘴对着天，把一天的云彩都喊乱了，像一群色彩斑斓的大鸟似的，四下里乱飞。最后一切都沉寂下来，沉入了黑暗。我就那样瘫软着，天上的云彩似乎还在眼前飘着，过了许久，我才像一朵懒洋洋的云那样，又一点一点地飘回来了，落在了床上。我惬意地吐了一口气，然后扭脸看着她。
光线似乎比我们进门时亮了一些，我能隐约地看清她的脸。她也吐了一口气，软绵绵的，过了一会儿，她说：“徐阳你不会当真吧？不会想要跟我结婚吧？”我幸福地说：“你想不想？”我确实感到很幸福，我的脑子有点发涩，眼睛也涩，涩得我都想睡了。我涩涩地看着天花板，从街上洇过来的灯光映在那儿，像月光似的。她说，“你千万别这么想，我未婚夫在上海读研究生，他毕业了我就跟他结婚，我不会跟你结婚的。”她这么说使我感到愕然。我的睡意就像一只受了惊的兔子，一下就蹦掉了。我没想到她会在这时候说那个该死的未婚夫。我早把那个未婚夫给忘了。我还说什么呢？我什么也没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那样傻傻地躺着，像个尸体一样。躺了一会儿，她推推我说：“嘿，别睡着了，你不能在这里过夜的，你该走了。”
我便爬起来。我还是懒洋洋的，摸索着穿了衣服，开门出去时，她嘘一声，说：“你轻点，别弄出那么大的声音。”
我把脚高高提起来，轻轻地放下去。那天晚上我真像一个私通者，一个乘隙而入的奸夫。我蹑手蹑脚地摸黑从那栋破楼里溜出来，在楼门口被一只猫惊出了一身冷汗。那该死的猫眼亮闪闪的，突然喵一声，又薄又亮，像一把白亮的尖刀似地划过我的空空荡荡的脑子。我不由得浑身一抖，汗毛都乍了起来。
第一部分第4节 醋意难平
我发现我陷进那个泥沼里去了。我拔不出来了。我大约也不想拔出来，我似乎没想过要拔出来的事。她似乎更无所谓，她都能在那种时候说起她的未婚夫，她身上还汗腻腻的，脸上的红潮还没退下去，怎么好意思跟我提他的未婚夫呢？可我却不能悬崖立马，不能把自己拔出来，我是不是一个特别没用的人？那些日子我脑子里总在兴奋着，我只想不断地重复这种兴奋。在单位上班时我的耳朵是竖着的，只要传达室的电话铃一响，我就眼巴巴地盼望老胡跑过来。我的心思全在这件事情上了。
老胡见了我，嘿嘿地笑两声，说“我知道你怎么回事。”
老胡曾经当过“最可爱的人”，但据说他花得一塌糊涂，所到之处花迹斑斑，要不也不至于沦落到我们单位来看大门。这么一个花人，想来总有些特别，就像一条猎狗，眼睛和鼻子都比别的狗灵便。于是我就疑疑惑惑地看着他的眼睛和鼻子，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你是看出来的呢，还是闻出来的？”
“哎呀徐阳，我开玩笑的，胡说八道，你就当我放屁行吗？”
老胡急得把老脸皱成一团，他以为我生气了。我坚持要他说。老胡被逼无奈，便小心地笑着说，反正就那么回事，说也说不清楚，比方你这儿，这儿……都跟平常不一样，让人觉得就是那回事。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自己的脸，额头上比划一下，眉眼那儿比划一下，他比划了整张脸。我的脸一点一点地灼热起来。我想我这张脸还是脸吗？但我相信老胡说的都是真的。我怀疑自己的体味都腥膻刺鼻，站在别人面前或者走在大街上，我浑身发毛，像没穿衣服。这种感觉很不好，让我心里莫名其妙地窝着一股火。下班回家后我一把扯掉那块绒布，把它抛在一边，拿起画笔，在画面上加了一只蟑螂，然后我愣愣地看着这只蟑螂。－－我怎么画了一只蟑螂？我肯定不是要画一只蟑螂，我大约是想涂掉这幅画吧？可是却画了一只这么龌龊的东西。我还把它安排在衬景褶子的明暗交界线上，和余小惠构成一种紧张的对应关系——离余小惠很近，只要继续向前，它最先到达的地方就是余小惠的胯。我愣了半天。我想我就是这只蟑螂吧？
我把这幅画藏起来，把它塞进了床底下。然而刚把画塞进去，一只蟑螂就爬出来了。我呆呆地看着这只蟑螂，看着它驮着一小片栗色的光亮，以为是我画的蟑螂活了，心想还有这种怪事？我心里悸跳着，又把画抽出来，看见蟑螂还在画面上；再看地上的活蟑螂，却早已不知去向。莫非它们还真是一只蟑螂？我抓起一瓶颜料对准画面上的蟑螂一挤，接着用大拇指一捺，它就连影子都不见了。
我决定要消灭所有的蟑螂。我消灭蟑螂就是消灭自己。我在和自己作斗争。我翻箱倒柜，趴在地上，把大半张脸塞在床底下。床底下有一股浓郁的干霉味，我的喘息使灰尘很迷乱地飞起来，飞了我一头一脸，塞满了我的鼻子，弄得我大声地打着喷嚏。接着我又挪开柜子，移开书橱，把那堆画搬来搬去。我嘁哩嘎喇地折腾了一个晚上，结果只找到了七只蟑螂。我向它们宣布，现在我来消灭你们！我踩死了两只，用一本书拍死了两只；有一只逃到了顶板上，我脱下一只皮鞋砸过去，一连砸了三次，终于把它砸死了。剩下的一只从窗口飞走了，一只从门缝里跑掉了。我拿从窗口飞走的没有办法，只好追从门缝里跑掉的。我拉开门，一股风冲进来，过道上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我气咻咻地说，今天先饶你一命。
这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打扫了蟑螂的尸体，又忙着打扫自己。我浑身是灰，里面的衣服被汗湿透了。
第二天我两个眼睛红红的，不住地打呵欠。可是一到单位上，我两个耳朵又竖起来了。我竖起耳朵不是为了听跟我住一个单元的同事骂我，他们说昨晚上被我吵了一夜，徐阳你嘁哩嚓啦地干什么呢？像拆房子一样？我只是朝他们笑笑。我由他们骂，什么也不说。我用耳朵专心地关照着传达室的动静。我的工作室离老胡的传达室有五、六十米，就是世界百米冠军冲刺也要五、六秒钟，可只要他那里电话铃一响，我却每一声都听得清清楚楚，一声不漏。每一次电话铃响过之后，我都眼巴巴地盼望着老胡向我跑过来。我盼了一天，又盼了一天，什么也没盼到。我便忍不住跑去问老胡，“有没有我的电话？”老胡嘿嘿地笑两声，说：“你还怕我把你的电话给吃了？”
我想余小惠她怎么能这样呢？为什么不打电话？为什么不找我？我觉得我被冷落了。这情形就像两个人合骑一匹马，正在狂奔着，她轻轻一拨，就很无情地把我拨下来了。我重重地落在尘埃里，既茫然又无措。
我下马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要上马。要上马的是她那个王八蛋未婚夫。那个未婚夫回来了。他回来干什么呢？他真是个王八蛋，不好好读书跑回南城来干什么？余小惠也做得出来，未婚夫一来便抛下我，天天陪着他，两人成双成对地进进出出。这不是要人的命吗？虽然余小惠有言在先，跟我说得很明白，我也不能说自己不明白，但事到临头我还是受不了。我想这种事放在谁身上都一样。我心里就像有一千只尖牙利齿的虫子在那儿咬着，我动不动就想，他们在干什么？是不是正在床上？
就在我醋意难平的时候，剧团里那个矮个子武生陆东平鬼鬼祟祟地找到我，他怀里揣着两部毛片，但他说是奥斯卡获奖影片，问我看不看？我一点也不怀疑，说看，为什么不看？我还问他，看个录相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第一部分第5节 为什么踢掉我的门？
其实陆东平用不着骗我，他就明说是法国毛片，我也照样会说，看，为什么不看？为什么不看呢？不看我干什么呢？或许我想看的就是毛片。陆东平说最好在你那儿看。我说就在你家看不行吗？陆东平说，片子有些毛，我老婆在家怎么方便呢？我说那就到我那儿去吧，我那儿方便。陆东平他们便抱个录相机跑到我那儿去了。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阴谋。在此我要先说说余小惠的叫声，－－她究竟是怎么叫的，其实我也说不清，我只是觉得她叫得湿润而粘连，叫得人心里又痒又飘，至于具体怎样，我一点也说不出来，更没想到会对另一个人形成致命的伤害。这个被伤害的人就是陆东平。这谁想得到呢？在那样的时候，谁还会去想隔墙有耳？那个人会因此而发狂，并且精心设计了一个阴谋？
事情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过来的。事情来了我却一点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看毛片。片子一放我就知道是毛片，而且是法国毛片。我心里咯登一下，喉咙干干地说，怎么是全毛？陆东平一脸的无辜，也说，怎么是全毛？然后我们就直着两眼看下去了。我不知道阴谋已经开始了。在第一部片子放到一半，一男一女正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陆东平的呼机响了，他煞有介事地看看呼机，边看边说店里有点事。陆东平说得很自然。其实也没人管他自然不自然，都面红耳赤地盯着那一对嗷嗷直叫的男女。他也确实有一个书店，店面就在城东书市里。他拍拍一个跟他同来的姓陈的花脸的肩，说老陈跟我走吧，帮个忙。姓陈的花脸还显得不大情愿，但陆东平还是把他拉走了，陆东平说你看不够呀？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一个叫赵明的打鼓佬。他们走了没多久，就有三个人来找我。他们不是敲门，而是飞起一脚，把我的门踢得歪在一边，一块板子飞了起来，哐当一声落在床前，破茬白白的，很狰狞的样子。
我吓得跳起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呆呆地看着那块板子，然后就看着那三个破门而入的人。打鼓佬赵明反应比我快一些，他在跳起来的同时已经把录相机关了，然后也脸色煞白地看这三个人。窗外的阳光很明媚，那三个人的脸都亮晃晃的。
他们把亮晃晃的脸对着我，点着下巴说：“你就是徐阳吧？”
我点点头。我说：“你们是谁？为什么踢掉我的门？”
他们都冷笑一声，把录相带拿在手上，二话不说就伸手过来抓我。三个人六只手，像抓小鸡似地把我抓住，抬脚就踢。我说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凭什么踢我？！他们板着脸不吭声。他们都穿着硬梆梆的皮鞋。他们的皮鞋恶狠狠地落在我全身每一个地方，我的嘴肿了，脸上在流血。我觉得我的手断了，肋骨断了，腰椎断了。我觉得我到处都断了。我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双手抱着脑袋窝在那儿。他们的脚像暴风雨一样，疯狂而密集。我听见我的身体像一面鼓似的嘭嘭乱响。我的血流到嘴里去了，腥咸腥咸的。我想我到处都在流血。我的脸贴着地，旁边是那块破门板。
我眼前黑黑的。我看见的东西都是黑黑的。门外站着一些人，也是黑黑的，像一些影子。我认真地看了一会儿，觉得这些影子像是我的一些同事。我的同事怎么站在那儿呢？他们怎么一声不吭呢？那三个人在我房间里到处乱翻，我的颜料画笔丢得到处都是。他们一幅幅地看我的画。一个瘦高个把身体弯得像只虾米，把我藏在床底下的画抽了出来。他歪着头看着画中的余小惠，噗噗地吹两口灰，嘴里发出湿漉漉的啧啧声。接着他们开始收拾地上的画，用一根塑料绳子把画都绑起来。
我说：“你们不能拿我的画。”
他们不理我，一个人抱着画，两个人弯腰抓住我的胳膊，把我从地上提起来。门口那些人让出了一条路。我看清了他们真是我的同事。同事们都不吭声，脸上没什么表情，就那样看着，眼睛都瞪得很大。我发现他们不是在看我，也不是看那三个来历不明的人，而是看着裸体的余小惠。那幅画被摞在最上边，抱着画的是瘦高个，他有着两条长长的手臂，他故意慢慢地转身，使我的同事们能够看得更清楚。我看见我的同事们的眼睛像兔子的眼睛，都是红红的。
我想抓住楼梯上的护栏。但是我抓不住，他们一用力我的指头就像要断了似的。我又把一条腿插进护栏里。他们冷笑着，像拖一只麻袋一样拖我。我听见我的腿发出吱吱恋纳音，都快要别断了，我只得大声地请他们等一等。我疼得发颤。我颤着嘴唇说：“等一等，我把腿拿出来。”他们又冷笑，往后退了半步，看着我呲牙咧嘴地把腿从护栏中抽出来。
我嘴里唏唏地响着，看着我的正在冒血珠子的腿，这才发现我只穿着裤衩。我对他们说：“我怎么能穿一条裤衩跟你们走呢，让我回去穿条裤子吧？”他们说：“你还怕羞？这样正合适。”他们一边说一边把我拖下了楼，拖到了大街上。
我只好夹着两条腿。我弯着腰夹着腿，就像一个憋着尿的人。街上全是阳光。南城街上绿荫如盖的泡桐树早已被人们连根拔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小樟树。对于铺天盖地的阳光而言，小樟树显得可怜兮兮的，它们连自己的那一点影子都被阳光穿透了。我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强烈的阳光使我把眼睛眯起来。
我问瘦高个：“你们是什么人？”瘦高个说：“问什么问？有本事以后跟我算账吧。”我又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因为你是个流氓。”我把脸皱起来，说：“你说谁是流氓？”他说：“你。”我问他我怎么流氓？他说：“你还装傻。”我说：“我装什么傻？你说我是流氓，我流氓了谁呢？”瘦高个说：“嗦什么？快走吧，你去跟联防办说吧。”我说：“你是联防办的吗？”他拉长了瘦脸说：“你管我是哪儿的！”
我又对打鼓佬赵明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打鼓佬一个劲地摇头，“谁知道呢？”他吊着两条眉，哭丧着脸，一副倒霉透顶的样子。
第一部分第6节 我不是流氓！
街上很多人，但是没有人看我。我大可不必夹着腿。人们的目光从四面八方飘过来，集中在画中的余小惠身上。阳光使油画散发出一种很好闻的气息。人们的目光又红又亮，比阳光还亮，还刺眼。这么刺眼的目光使我感到了一种酸涩和疼痛。我觉得我的画马上就要被他们的目光烧着了。他们不断地围涌过来，像蚂蚁一样一团又一团，从人行道上挤到了街两边，蠕动着塞满了一条街。我眼前全是黑鸦鸦的人头和从他们头上飞起来的目光，满街乱糟糟地响着叫声和榧子。南城已经很多年没有过这样的景象了。瘦高个异常亢奋，他踮起脚把画高高地举过头顶。
我对瘦高个说：“我求求你，别举那么高行吗？”他根本不理我。我又说：“你能不能脱件衣服遮住她？”他我一眼，哼一声，像叫卖一样吆喝着：“看吧看吧看吧，大家都快来看吧——！”
有几个交警忙前忙后地跑着，仍然无济于事。交警发现了阻塞的原因，他们朝那幅画看了看，很快便有一名交警挤过来，指着瘦高个说：“你疯什么你？！”交警命令瘦高个把画放下来，并且飞快地脱下警服盖住了它。交警说：“你游行呢？啊？小心我叫人来铐你！”这名交警便跟在瘦高个后面走着，不住地推操他，叫他快走。人群还不肯散去。临近黄昏的时候，这支队伍来到了一个联防办。交警推着瘦高个，瘦高个和另外两个人推着我和打鼓佬，一起从挂了块大牌子的门口走进去。
一个看起来像警察的中年人看看门外蚂蚁一样的人群，又看看我，用鼻子哼了一声。我对他说：“我不是流氓。”一路跟来的交警对他说：“还有那个瘦高个，也不是好东西，别他把放走了。”瘦高个不服，直着脖子说：“我抓流氓还犯法了？”交警说：“你抓不抓流氓我不知道，但我看见你制造混乱妨碍交通！”
我没有看见人群是什么时候散去的，也不知道那个瘦高个被关在哪里。我和打鼓佬赵明被留在一间屋子里，我的画也留在这里，却是在另一间屋子里。打鼓佬赵明在黄昏来临之前也被带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晚上他们团里来了人，把他领走了。瘦高个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在这儿我没有再见过他。
呆在拘留室里的只有我一个人。我眼巴巴地看着打鼓佬走了，心里希望我们单位上也来人，把我也领走。但我的希望落空了，单位上那么多同事看见我被人家带走了，却没有一个人管我的死活。我全身很多地方都肿起来了，到处紧绷绷的，泛着青紫色。我的裤衩沾满灰尘，白背心上的血渍已经干成了几点黑红色。我用力弯着肿胀的指头，用指甲刮着背心上血渍；另一只手则被一副手铐吊在窗栅栏上，手铐和钢筋栅栏不时地磨碰出粗糙而坚硬的喀喳声。
当时一切都乱糟糟的，他们把手铐铐住我的手腕时我没什么感觉。我平生头一回戴手铐，居然没什么感觉。他们铐得很快很专业，抓着我的手的同时，喀嚓一声，手铐就被铐上了。我扭头看了一下，发了一会儿愣，觉得这东西很陌生，戴在手腕上不怎么舒服，又凉又硬。我说为什么铐我？他们说例行公事。这是一个很强硬的理由，我还能怎么办呢？我就这样接受了一副手铐。我觉得很委屈也很窝囊。那三个人到底怎么回事？从哪儿冒出来的？我真的就这样成了一个流氓？
我开始摇晃手铐，想让它跟铁栅栏碰出更大的声音，但没摇几下，它就紧了起来。这是谁发明的手铐，它怎么这么缺德呢？它发出轻脆的咔咔声，咔一下紧一点，没咔几下就吃进肉里去了，血顺着手臂往下流，流出了一条细长的红线，停留在我的胳肢窝里，滋润着我的液毛，许久之后，又从液毛上滴落在刚被刮干净血渍的妆承纳稀Ｎ铱醋虐妆承纳系暮焐血渍缓慢地洇开来?
“啊！啊！啊啊啊啊——！”我哑着喉咙喊着。
我换了一口气，又喊。我发现大声喊叫会使人的情绪越来越激烈。我把我的喉咙喊破了，我的声音里有一股热乎乎的血腥气。
我终于把他们喊来了。他们先从窗口朝里看了看，接着把门打开了，把灯也打开了。灯光刺得睛眼很疼。中年警察用一根指头轻轻地揉着眼睛，在一张小长条桌前坐下。他们把我的手从窗栅栏上放下来了，用铐住栅栏的那半边铐子铐住了我的另一只手。一个胖子替我把吃进手腕里的铐子松了松，然后跟中年警察并排坐着，从抽屉里拿出一沓纸和一支钢笔。中年警察说：“说吧，喊什么？”我张了张嘴，却没有说成话，只发出了一些叽叽喳喳的声音，像破棉絮。我发现我只能喊不能说话了，一说话喉咙里就像有许多针在那里扎着。我骨碌碌地蠕动着喉结，想使喉咙变得湿润起来，可是忙碌了半天，我还是只能这么说话：“我、不、是、流、氓。”
中年警察皱着眉问：“他说什么？”正在旋笔帽的胖子说：“他好像说他不是流氓。”说着他问我，“是不是这意思？”
我用力点头。中年警察笑了笑，说：“看来你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聚众看毛片，你还不是流氓？要怎样你才算流氓呢？”他说着站起来，“把他带到那边去。”他们便把我带到了另一间屋子里，我的人体画一幅幅都在那儿靠墙摆着，像展览似的。灯光很亮，比刚才的屋子里的灯亮多了，有几只虫子围着灯光飞来飞去。我看了很久才看清了它们是虫子。我的眼睛有些不适应。他们说你画得真不错。我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看着我的画，看着画中的余小惠。那坨盖住只蟑螂的颜色现在看起来像一块极不和谐的补丁。
第一部分第7节 你搞了她吗？
中年警察说：“你还说你不是流氓吗？现在我问你，她们怎么肯脱衣服呢？这儿、这儿，”他比划着自己的胸脯和裤裆，“都脱？”
我说：“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谁知道？”
他们叫我脸朝墙站着，说：“你不老实，那你就面壁思过吧。”我刚按他们说的站好，腿弯里便挨了两脚，噗嗵一声跪在地上。接着他们就用鞋掌搓我的腿肚子，用鞋尖踩我的脚板心。他们真会整人，用鞋尖往我脚板心里一点一点地锥，疼痛就从脚板上走到我心里去了。我疼得把脑门挤在墙上，哟哟哟地大声叫着。我说哟哟哟你们刑讯逼供！他们说：“这么文雅还说刑讯逼供？说吧，你是怎么让人家脱衣服的？”
我说：“哟、哟哟！”
“你跟她们发生了性关系吗？跟哪几个，一个个都指出来。
“哟哟、哟！”
“她呢？这个唱戏的呢？你搞了她吗？”
“哟哟哟－－”
他们说我是一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喉咙都撕裂了，连吐了两口血痰。我的血痰稠乎乎地粑在墙脚上，他们皱着眉叫我擦掉，我用脚上的拖鞋往那里踏了几脚。我的头很疼，耳朵里嗡嗡地响着。中年警察点着一支烟，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嘘出了一口烟，说：“怎么搞的，都搞了谁？男人嘛，敢做敢当是不是？”过一会儿他又说：“要不要抽支烟？”我点点头。我很想抽一支烟。拿钢笔的胖子走过来把一支烟插在我嘴里，给我点上火，一边劝我说：“好啦，现在说吧。”我用心地抽着烟。但是烟并不能缓解我的头疼，也不能使我耳朵里的声音消失。中年警察说：“你烟都抽了你还不说话？”我说：“我头疼。”
中年警察又笑了起来。他总是动不动就这样笑，看起来似乎很开心。他说：“这确实是头疼的事，又看毛片，又乱搞男女关系。这都是自由化思想在作怪，现在知道头疼了吧？说吧，怎么搞的？我们慢慢来，一个一个来，好吗？”
我说：“你们问我看毛片的事吧，我到这儿来是因为看了毛片，跟我画画有什么关系呢？”我说着说着喉咙又堵住了，像谁往那儿塞了一把又干又硬的草。我大声地咳嗽起来，咳完了又说，“你们不应该问不相关的问题。”
中年警察说：“我们怎么问还用你教？再说这是不相关的问题吗？毛片和女人，是不相关的问题？她们在什么情况下脱的衣服？你是不是一边看毛片一边脱她们的衣服？是不是？嗯？你又是怎么跟她们搞的呢？嗯？”
我说：“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
我的白背心变成了灰背心，裤衩像一块抹布，浑身又脏又臭，那些肿块和青紫都分不出来了。最让我难受的是我的嘴。我紧闭着我的嘴。因为嘴臭，所以我就不断地朝墙上吐痰。后来我又朝窗外吐痰。从窗外斜看出去是一个大门，门外是大街，可以看见人和车辆。我数着来来去去的车辆，大约数到五十几辆的时候就睡着了，醒来后我又接着数，数着数着又睡着了。我就这样打发着时间。
一天下午，他们对我说，你实在不说就交罚款吧。我问罚多少？他们说五千。我一听就懵了。我一个月才七八十块钱，一年不过千把块钱，到哪儿去给他们弄这五千？我好说歹说，嘴唇都磨出泡来了，他们才勉强给我降到三千。他们说你一个画家，三千总拿得出吧？我说那你们要先让我出去，否则我哪有钱给你们？他们说出去是不行的，你可以打电话，叫亲戚朋友送来。我说我想想吧。我想了一个晚上，把能想到的人都想了一遍，最后想到了洪广义。想到了洪广义我很犹豫，洪广义是我初中同学，那时候大家都叫他包子，我们住的隔着一条街，常在一起玩，但大家都很久没有联系了。我对他们说，我想到了一个人，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帮我。他们说那你打电话呀。我说我不知道他的电话，只知道他是一家什么大酒店的老板。他们说老板？是谁？我说他小名叫包子，大名叫洪广义。他们说，哦，洪广义呀，我们给你找我吧。过了一会儿他们跑来说，电话给你打通了，你自己去说吧。
我对着话筒喂了一声，便听到洪广义在那头笑。我觉得我脸上火辣辣的，这么多年没联系，突然打一个电话，叫人家拿钱来赎你，这怎么开口呢？他要是问起来，怎么好说呢？洪广义在电话里喂了两声，说，徐阳是你吗？我讷讷地说，包子呀。洪广义嗬嗬地笑了，震得我的耳膜一跳一跳。他说哎呀徐阳，多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啦。我咬咬牙打断他说，包子，你有没有三千块钱？洪广义没问为什么，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他说你等着吧，我马上让人把钱送过去。大约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我见到了那个送钱的人，是个又高又瘦披着一头长发的女人，眼睛很大，在窗口站了几分钟，隔着铁窗栏对我说，我们洪总问你好，叫你有空过去坐坐。我说谢谢。我当时非常尴尬，窝着背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把双臂弯在腿膝上，企图遮住一点什么。我看见她嘴角往上翘了翘，分明想笑，又忍住了。我这副样子好笑吗？我冷着脸说，你走吧，过两天我会去还钱，会当面感谢洪广义。
站在联防办门口，我像个被关押了几年的人一样，抬眼环视着天空，双眼湿漉漉的。我问他们，“现在我还是流氓吗？”他们说：“不服是吧？还想再罚五千？”
我在街上走着。街上的人都看着我，我这副样子没法让人不看。我们的城市虽然不像我们说的那样美丽，但大街上基本上还过得去，我走在这样的大街上就显得有些碍眼。我走得很快，走着走着我就跑了起来，我想尽快逃离大街，逃回我的住所。
然而我跑了一会儿就被人叫住了。
第一部分第8节 你们才是精神病，是疯子！
“喂喂喂！那个长头发的，站住！”
我便站住了。我站在广场旁边，纪念碑巨大的影子罩着我。几个人气喘吁吁地向我跑过来，阳光在他们头上和肩膀上一跳一跳的。
“是从彭家桥跑出来的吧？”
这真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我是从彭家桥跑出来的，他们这么跟我说话是不行的。彭家桥是关精神病的地方。他们抓住我的手臂，说：“我们要把你送回彭家桥。”有一辆带着车厢的小货车开过来，两扇车门一齐打开。我用力甩着我的手臂，用两个肘子撞他们，用身体撞他们。我说：“莫名其妙！你们是干什么的？要到彭家桥去你们自己去，你们才是精神病，是疯子！”
我挣脱他们，拔腿就跑。我脚下是一双人字型拖鞋，但是我跑得像兔子，风在我耳边呼呼地叫着，我的背心像破布片似地跟着我飘，可是最后我还是被人家抓住了。我还没跑过广场就被抓住了。一只手从后面抓住了我的背心，我的背心哗啦一声破掉了，那只手顺便又抓住了我的裤带，从脊沟里滑落下去，松紧带被扯断了。我不能再跑了，我用双手捂住裤子呼哧呼哧地喘着。他们呈三角形包围了我。他们也喘得很厉害，一边喘一边抓住我的手臂。我的手和手臂现在是我的裤带，他们很聪明，抓住了我的手臂我就不敢动弹了。我的肚子鼓鼓的。我的样子很滑稽，头发像乱草般披散着，背心像破布片似地挂在一只肩膀上，两只手提着裤衩，肚子一鼓一鼓。阳光使结满垢泥的肚皮泛着灰光。我这些天真是碰到鬼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大声喊起来，“疯子！精神病呀！抓人哪！”我又蹦又跳。广场上的鸽子扑啦啦地惊飞起来，一些细碎的毛屑在阳光里飞舞。阳光很淡。黄昏快来了。下班的人流和车辆塞满了街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交通又堵住了。抓我的人对着人群说：“看什么看什么？从彭家桥跑出来的，这也好看？”人群发出了轰轰的笑声。有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抓我的人说：“市政收容处的。喂，帮忙搭把手吧！”
人们七手八脚地把我弄上了那辆小货车。我拼命喊叫，但谁也不听。那几个人也上了车，他们在车上一直抓着我的手臂。车跑出大街，拐进一条小路，又拐向直通郊区的大道。我的喘息稍稍平稳一些了，我对他们说：“你们搞错了，我是一名画家，在群艺馆工作……”我还没有说完他们就笑起来了。他们说：“哦，你是画家，好了，画家，好好地坐着吧。”我说：“我真是画家，不信你们可以打电话问我们单位，我叫徐阳，你们问问有没有这个人。”他们还是笑，“行啦行啦，我们没说不信，你是画家，行了吧。”我怎么说他们都不信，只信我是个精神病。我没办法解释。我不想对他们说我是从哪儿出来的，怎么弄成了这副样子，不过我想我说了也是白说，既然他们巳经认定我是一个精神病，而一个精神病最合适的去处就是彭家桥——精神病院——那栋座落在城东排渍道旁的脏污破烂的建筑。
天色变得灰青的时候，我作为一个精神病人被人送到了彭家桥。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瘦瘦的、脸色苍白眼窝深陷的副院长，他的眼珠转得很慢，半天才转一圈，显得有些茫然和呆滞。“没有呀，”他说，“我们这儿没有病人跑出去呀，我们的看管是很严格的，我们是有制度的。我们的制度就贴在墙上，你们可以看一看，我们怎么可以让病人跑出去呢？你们看到了我们的门吗？用钢板焊的，关得紧紧的，院墙高高的，谁跑得出去呢？”他的声音尖细而干巴，说话时脖子上的皮上下扯动着，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抓我的人面面相觑，然后一齐看着我。我把脸仰起来，用鼻子哼了一声。
他们对副院长说，“你可不可以看看，他是不是一个病人？他说他是一个画家，有这样的画家吗？”
副院长便把他的眼窝对准我（我觉得他没有眼睛，只有眼窝），大约五六分钟之后，他才问我：“你多大了？家里住哪儿？几口人？父母姓什么叫什么？你叫什么？”我非常想吐他一口，我的嘴里已经准备好了一泡痰，就在我要用舌头把它弹出去的时候，我忽然改变了主意，我对他笑了笑。他往后退了一步，很敏捷，但眼窝还是对着我。他被我的笑吓着了。我把笑容收敛起来，尽量让脸上的表情平和一些，说：“你能给群艺馆打个电话吗？”我说，“我给你报号码，你打了电话就知道了。”副院长很犹豫，看看电话机又看看我，再看看那几个人，他对那几个人说：“听他说话不像个病人，不过我还是没有把握，有人是一会儿清楚一会糊涂的，要不，打个电话试试？”
“那就试试吧。”那三个人中的一个说。
副院长终于打了电话。我报的是传达室的号码，接电话的是老胡。副院长放下电话之后朝那几个人点了点头，说：“他真是一个画家。”那几个人又面面相觑，然后又一齐看着我。他们的手还抓着我的胳膊，我晃了两晃，他们才把手松开，然后就拼命地甩手，揉搓指关节。他们也不容易，抓了我一个下午。他们的手指巳经僵了。我的手臂上全是他们抓捏出来的红印子。
“没想到，你真是一个画家，可是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了呢？”
我不理他们。我提着裤衩朝那部电话走去。我按键的时候指头一个劲地哆嗦，我的嘴唇也哆嗦起来了。我全身都在哆嗦。
老胡在电话里说：“喂。”
我说：“老胡，快来吧，带条裤子来呀……”
我的眼睛唰一下就湿了。我已经多久没有流过泪了。我的泪水非常汹ァ
老胡赶到彭家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老胡叫了一辆红色的士来接我。他没要那些黄色的绿色的，专门要了一辆红色的士。他说红色驱邪祛晦气。他还给我带来了一件衣服和一条裤子，衣服是一件园领老头衫，裤子是草黄色斜纹卡叽布的，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樟脑气息。老胡说这是他的最后一条军裤，是他从箱子里翻出来的。“我没有什么像样的裤子，只好把它翻出来了。”老胡不好意思地说。
第一部分第9节 我想她，我想搞她
老胡还带了一包烟，一路上不断地给的士司机递烟。进了市区后，他找了一家小酒馆停下来，说：“我们喝两杯。”我说我不会喝酒。他说：“今天要喝，酒有煞气，知道吗？酒一煞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你的运气就变好了。”我们坐在墙角边的桌子上，老胡又是点鱼又是点肉，说是要给我补一补，他端起酒杯，说：“喝！”
我很感动。我的喉咙发粗。我用力说：“喝。”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烧酒。烧酒很辣，我需要这么辣的酒。我感到它们像火一样穿过喉咙跌进肚子里，肚子里立即发出哔哔剥剥的燃烧的声音，一股焰气直往上冲。我大张着嘴把焰气哈出来。老胡看着我皱成一团的脸，快活得哈哈笑。 “你有酒量，”他说，“你是没喝开，喝开了酒量就出来了。”我们就这样吃着喝着，把一瓶酒喝干了，老胡问我：“没糊涂吧？”我晃了晃脑袋，我觉得脑袋很大。我说：“谁糊涂？我没糊涂。”老胡说：“还能看报纸吗？”我说：“什么都能看。”他真从身上摸出了一张折叠得像一只钱包似的南城晚报，在我面前铺开，说：“我给你留着的，你看看吧，我想来想去觉得你还是应该看看它。”
老胡用一根精瘦的指头在一个标题上戳着。我先看老胡皮皱皱的指头，然后看指头戳着的字，一边看一边念——交通堵塞为哪般，画家原来是流氓；旁边有一幅照片，照片上主要是那幅画，余小惠的乳房和下腹被贴上了封条似的网纹。我的神情大约有点木讷，既不愤怒也不惊讶，看看照片，又看标题下的文章。文章说一个叫徐阳的青年画家怎样被群众检举揭发，不仅聚众看毛片，还有以画模特儿为由勾引玩弄女性之嫌。文章花了大量笔墨描绘人们怎样蜂拥围观一幅人体画，并且心怀叵测地点了一笔：据说画中人就是本市某剧团一位颇有姿色的青年女演员。
我看报纸的时候，老胡说：“这事按理说应该过去了，你看这张报纸就当看一个笑话，就当它是一个下酒菜，别往心里去。”
我说：“他妈的南城晚报！”接着我又说他妈的！真是他妈的！我用力敲着桌子。我看见碗和筷子都哐啷哐啷地跳了起来。我敲了一下又一下，说，“怎么回事？”
老胡说：“唉，报纸嘛！”
“怎么回事？”我盯着老胡的脸。我觉得他的脸老在晃动，皱纹像蚯蚓一样满脸乱爬。我把身体向他倾去，逼住他的脸问他，“你怎么不说话？”老胡晃着满脸蚯蚓说：“唉！你让我说什么呢？”
“他妈的！”我捶了一下桌子。碗和筷子跳得很高。我又捶了一下，它们跳得更高。“他妈的！”我要再捶桌子的时候，老胡把我拉住了。他跌跌撞撞地来到我身边，捉住我的手。我说：“老胡你小心别摔跤。”老胡说：“我会小心，我会小心。”我说：“你放开我的手，扶住我的肩膀。”老胡笑道：“还是你扶着我吧，要不我会摔跤的。”老胡真没用，这点酒就不行了，抓我的手抓得那么紧，我说：“老胡你松开我的手，我要捶桌子，我很生气。”老胡说：“好吧，你再捶一下，捶了我们就走。”
老板和端盘子的姑娘在一旁咧着嘴傻笑。我说你们笑什么笑！？老胡说老板别见怪啊。老板说不见怪不见怪。老胡说那我们走啦。老板说不坐啦，那你走好呀。我说老胡你走不走？你真哆嗦！
街上的一切都在歪斜，楼房、树木、车辆和人群都是怪怪的，都跟老胡一样脚下无根站立不稳。灯柱子也是那样。灯光紫莹莹的。老胡的脸膛发黑。左边好像是一个公园，黑黑的，比老胡的脸还黑。街狭窄起来，两边店面的门脸都很矮，里面的灯光像血水，殷红殷红的。歪斜着的门脸里都有一些女人，她们也是红红的，脸是红红的胸脯是红红的，大腿也是红红的。她们把大腿放在门口，把红脸朝着我们笑。她们的红脸和大腿都忽远忽近，像荡秋千似的。她们说老板呐洗脚吧？老板呐洗头吧？老板呐按摩吧？老板呐……我觉得她们像鸡叫。我说鸡窝。老胡也说，鸡窝。
我们继续走着，走过了好多歪歪斜斜的街，走过了广场，走过了民德路中山路。老胡说我们不回去吗？我说不回去。老胡说那我们去哪儿呢？我说去找余小惠。老胡说明天吧，你明天去找余小惠，今天你先回去洗个澡。我说我不洗澡，我要找余小惠，我要跟她说对不起，我对不起她你知不知道？老胡的鼻孔嗤嗤地响着，说你身上的味道多重？不洗澡怎么行呢？你闻闻你的头发，你闻到了吗？我说闻到了。老胡说臭吗？我说不臭。老胡说可是人家余小惠会觉得臭，人家会说呀，徐阳怎么这么臭呀。我说不会，你胡说，她喜欢我，她不会嫌我臭。
老胡嗄嗄地笑了起来。他的黑色的脸一笑就变了形，像所有的东西一样，歪的。
我说：“我想她。我想搞她，我还想揍她未婚夫。”
老胡说：“想她就想她，别胡说。我也知道你想她。我们这不是找她来了吗？你看看是不是这儿？我们是不是到了？”
我看见了那个大门。两根砖柱歪得像要倒似的。我说：“到了。”
老胡真不懂~，还跟着我。他走不稳。他扶着我走。我说老胡你回去吧，你走不稳就打个的回去。老胡说不急。他还扶着我，弄得我晃来晃去，脚都虚了。砖柱后面的练功房里有老鼠吱吱吱的叫声。小巷里黑得什么也看不见。老胡叫我走慢点。他像一只破风箱那样喘着。他说你看着脚下。我说你都走不稳啦，你回去吧。他还是说不急。他怎么这么不懂事！他的手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抱着我的腰。他怕摔跤。他简直是吊在我身上。他就这么一直吊着我走进了那栋破楼。楼里有灯。大概他们把坏灯泡换了。灯光黄黄的，光亮一丝一丝，老在飘动，像被风吹了似的。我看见老胡在出汗，满脸都是汗。我说老胡你走这么一点路就出这么多汗，呆会儿让余小惠拿毛巾给你擦一擦。老胡又笑起来，说老皮老脸的，别脏了人家的毛巾，我还是回去自己擦吧。我说就让她擦！老胡说好好好，让她擦。
第一部分第10节 余小惠真不在这儿!
“余小惠，”我对着余小惠的门说，“我是徐阳！”
老胡说：“轻一些，轻一些。”
“你怕什么？”我说，“余小惠你开门，我是徐阳啊！”
老胡说：“别人都睡觉了，我们吵了别人就不好了，对吗？”
我说：“对。”我又说，“余小惠……”老胡说：“再轻一些，再轻一些。”
老胡皱着脸叫我再轻一些，他唆着嘴说，要不我来帮你叫吧，你越叫声音越大。我说你叫她不会开门，我叫她才会开门。老胡说要不还是明天再来吧，她已经睡了。我说她睡觉我还不知道？她不会睡得很死的，我一叫她就会醒的。老胡又笑，他说你又胡说什么呀？我不理他，继续叫着，一边叫一边敲门。老胡说你要把人都吵醒吗？我说谁让她不开门？她不开门我不要叫？
后来有人骂我，很多人骂我，声音闷闷的，但是过道上却没有人，也没有哪扇门打开来了。他们这是躲在哪儿骂我呢？我听不清他们骂什么，我问老胡，老胡说人家说你是徐阳你了不起呀，你不就是刚刚游过街上过报纸吗？人家还说你叫魂，人家说人不在，你叫什么叫？我说他们骗我！我直着脖子喊，余小惠——！老胡说唉！我又喊，余小惠，我是徐阳！我不是流氓——！
我闭着眼睛叫。我的耳朵里只有我自己的声音。老胡在用力拽着我，同时在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拽我的不只是老胡一个人，老胡没有这么多手。我睁开眼，看见了许多人。我还看见了武生陆东平和打鼓佬赵明。他们的脸都是歪的。他们的手都像藤条似地长在我身上。我被那些藤条吊起来了。我的脚悬空了，离开了地面，离开了余小惠的门。我说：“你们干吗？”
我使劲喊：“余小惠！”
我离她的门越来越远了。我看不见那扇门了。我在他们手上拼命地挣扎。一切都摇晃得很厉害，楼梯、灯光、人，人的影子，都摇晃得很厉害。“老胡，”我叫道，“你在那儿？你帮我把他们赶跑！”老胡说：“我在这儿。”
老胡原来就在我脑袋旁边，我一转脸就看见了他。他脸上的汗更多了。他的脸泡在汗里。他说：“徐阳，你听我说，余小惠真不在这儿，不信你问他们。”几张歪着的脸像鸡啄米似地点着。他们凭什么点头？他们全是胡说八道！我说：“胡说八道！”老胡说：“不是胡说八道，是真不在。”
“就是胡说八道——！”我说。
老胡现在不跟我说话了，他跟那些人说话。他说：“各位，对不住啊。”
我说：“老胡你这个叛徒，你为什么不让我找余小惠？我们说得好好的，可是现在你让人把我搬走！”
老胡说：“各位受累了，不好意思啊。”
他们在楼门口把我放下来。脚一挨地我又往回跑。我跑起来像是在飘。他们的木楼梯像一只船一样摇来晃去，一下就把我晃倒了。老胡说求各位再帮帮忙，帮忙帮倒底啊。他们又七手八脚把我搬起来。我挣脱不了他们的手。那么多手，像爪子似的。老胡这个叛徒！我说余小惠！余小惠……我看见了余小惠的窗户，黑黑的，她怎么不开灯？她睡得真死。
那个黑黑的窗户一直在我眼睛里晃着，越晃越远，晃到黑黑的天上去了。
我进了一辆的士。他们把我搬进了一辆的士，像塞麻袋似地把我往里面塞。老胡跟着我进去了。他还吊在我身上。他的手真像缠着树的两根藤条。他把我当成了一棵树。我说：“你放手，你要回去自己回去呀！叛徒！”他不理我，在跟司机说话。这个司机我不认识。的士怎么老换司机呢？这个司机说：“你抱得住吗？万一弄开了车门不是好玩的，人命关天哪！”老胡说：“抱得住抱得住，快走吧！”
我说：“余小惠，我不是流氓啊——！”
那天晚上余小惠确实不在。从我出事的那天开始，她就没在宿舍里住了，也没在剧团里露过面。她巳经丢尽了脸，她没脸在剧团里露面了。那个下午发生的事像风一样传遍了南城的大街小巷，再加上南城晚报的照片和文章，她等于光着身子游了一次街，而且游遍了南城，说句夸张一点的话，她连身上长了几根毛都被别人看清了，她哪里还有脸呢？
那个未婚夫第二天就回了上海。未婚夫已经不再是未婚夫了，婚约已经解除了，他明白自己是个王八蛋了，他什么都明白了。估计他也不用说什么，只要说一句算了吧，余小惠便无话可说。除了在心里骂我，往死里咒我，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她只能尽尽地主之谊，把那个戴着近视眼镜、神情沮丧的研究生送到火车站，面无表情地点点头作为告别，转身便回家去了。
她家住在城西老铁街。老铁街是南城最古老最原始的老城区，盘曲着许多密密麻麻的小巷子。小巷子潮潮的，狭窄逼仄，两边都是年代久远的青砖高墙，门洞都是灰冥幽暗的，门条石上爬着黑色的苔衣，给人一种阴沉沉的感觉。我从一个这样的门洞里走进去，看见有四个人正在天井里稀哩哗啦地打麻将。一个脸上贴着黄瓜片的女人问我找谁？我说找余小惠。女人用肉泡泡的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一边朝搂上叫着：“老余，有人找你们家小惠。”
我看见从更加幽暗的楼梯口伸出了一个灰白的脑袋。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能囫囵地看见一个脑袋。脑袋问我是谁？我说我姓徐。他大约沉吟了一会儿，说：“上来吧，小心一点，楼梯不好。”我上楼时四个打麻将的人在嘁嘁喳喳地小声说什么，估计是在议论我们。我跟余小惠巳经被一根舆论的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了，尤其是我，巳经是在南城晚报上有名有姓的人物了。我听见身后的声音说，姓徐，他姓徐呀……我觉得如芒在背。我匆匆地踏着摇摇欲坠的破楼梯往上跑。
第二部分第11节 这也太便宜他了！
上楼以后我才知道，我见过老余，大约是在文化系统的大会上。老余退休以前似乎在戏剧创作室工作，不过没听说写过什么戏。大家都在一个系统，见面都是熟人。他朝我点点头，把我让进门。他家在楼上第二个门，我进门后没看见余小惠。靠窗的沙发里坐着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正瞪着两眼看我。我觉得她的眼睛很像余小惠。
老余对她说：“这是小徐。”女人听了又朝我瞪一下眼，说：“小徐？是徐阳吧？”我点点头。她的脸一下子就歪了，而且歪得很厉害，她说：“你这个臭流氓！你来干什么？你还有脸？你还找上门来？！”
老余急忙张开两只手，像乐队指挥似地用力向下一压，压着喉咙，严厉地说：“叫什么叫？不会小声点？”
女人不服气，说：“你好脾气！他是谁？还小声点？！”
老余说：“不好脾气怎么办？那你叫呀，你破开喉咙去叫，你让大家都听见！”
女人白他一眼，气哼哼地把把脸扭到一边去。
我像挨了耳光似的，脸上麻麻的。老余让我坐在一把小竹椅上，自己则坐在女人旁边的沙发上。我和他们的距离大约在两米到三米之间。我背后就是刚刚关上的门，右边是个鞋架子，看起来像是老余自己钉的，上面放着他们一家人的鞋。我看见余小惠的鞋也放在上面，接着我又看见了余小惠的衣服，那件大圆领花格春秋衫就挂在胖女人左边的衣帽架上。老余用下巴指指胖女人，对我说：“这是余小惠的妈妈。”
我在小竹椅上欠欠腰，说：“伯母好。”
余小惠妈妈扭扭脸说：“谁是你的伯母？”
老余叹了一声：“唉！”
我很尴尬，真想赶紧逃掉。我嗫嚅着说：“余小惠在家里吗？有些事我对不起他，我感到非常内疚，但当时我没有办法，我想向她当面解释一下。”
余小惠妈妈说：“不在，她这两天在她舅舅家里。”她说话时下巴扭来扭去，我当时就有点怀疑，这个女人是不是在撒谎？事后知道她果然在撒谎，余小惠就在房间里，房门还开着，她妈妈只要往左瞥一眼，就能看见斜靠在床头上的余小惠。
她妈妈又说：“解释什么？事情都这样了，还解释什么？解释了就没事了？也怪我们小惠自己，怎么跟你这种人交往？”
老余则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点点头，吧哒一下嘴唇，说：“也是，再解释也没用了，我看这样吧，想点挽回的办法倒是必要的。你们都还年轻，将来日子还长，要工作要做人，不能背个坏名声过一辈子是不是？所以你也不要先急着见我们家小惠，还是好好想想，看有没有一个挽回的办法？”
我不知道老余什么意思，自然也想不出办法。我问他有没有办法？老余说他有一个办法，问我想不想听一听。我当然说想听。老余说：“那好，你们去打结婚证吧，只要打了结婚证，别人说什么都是白说的，一天的云都散了。”
余小惠妈妈用力扭着脸，说：“这也太便宜他了！”
老余说：“唉，还说这些有什么意思？”
老余对我说，这些天他一直在想这事，把头都想大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个办法。”他说，“别的我也不问，也不好问，作为长辈，有些话我想问也问不出口。现在我只问你，打结婚证这事你同不同意？”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有点发蒙。这事来得也太突然。我轮流看他们的脸。他们背对着窗户，窗户外是另一个房顶上的瓦片，阳光从那些年代久远的老瓦片上耀起来，亮得刺眼，把他们的脸衬得黑黑的。我咽了一口唾沫，想压住内心的慌乱。我本来是想让余小惠指着鼻子骂我一顿的，骂得越狠心越恶毒越好，哪怕给我几个耳光，一边打耳光一边骂流氓。她最有资格骂我流氓。我心底里真的对她充满了愧疚，觉得她杀了我都应该。可是，我哪知道会是这样？等着我的不是骂，而是一桩婚姻。她爸爸竟然会要我跟她打结婚证？她爸爸不会是气糊涂了吧？
我说：“我没……没敢这么想。”
老余说：“现在你可以这样想了。”
老余这话一说，我脸上就烧得更加利害了。我知道他们心里肯定嘀嘀咕咕的，就像闹肚子似地，非常不舒服。在他们眼里我肯定是个流氓，是个无赖，只是事已至此，也就顾不了许多，只能先顾了脸面罢了。这使我觉得自己像个盗贼，而且是个既不要脸又不讲道义的恶贼，不但偷了人家的东西，还要逼着人家心甘情愿地把东西送给我。我低着头，红头胀脑地坐在那里。老余一直在看着我，看得我心里乱成了一团麻。我努力地想了想，对他们说：“她呢？余小惠呢？这事她知道吗？她同不同意呢？”我这么说的时候，心思就转到余小惠身上去了。我的心思一到了余小惠身上我就管不住自己了，我就变得寡廉鲜耻起来，我暗想这个主意倒真是挺不错的，能跟余小惠结婚还有什么可说的？她的腿多好，她哪儿都好，她在床上简直能把人化掉。我甚至感到有一股躁热从腿胯间升腾起来。我又咽了一口唾沫，厚着脸说，“我就怕她不同意，如果她同意的话，我当然也同意。”
“这没问题，”老余爽快地说，“她的工作由我们来做。”
那边房里有一阵响动，像是谁把一本书摔在了地板上。我便扭脸看着那个房门。他们两口子却跟没听见一样，老余朝我点点头，叹一口气，接着刚才的话说：“本来嘛，这也是应当的，你们已经到了一起了，结婚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觉得……我很不好意思。”
“哎，”老余摇摇头说，“不说这些了。”
第二部分第12节 越是这样，对她的欲望越强烈
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出来时老余把我送到楼梯口，看着我下楼。他说：“小徐呀，我还要叮嘱你一句，新房呢简单一些无所谓，不要太铺张，差不多就行了。”顿一顿，又说，“小余呀，有事没事你都过来说一声啊。”
他把声音吊得那么高，我想他是说给他的邻居们听的。他怎么不想想，我才头一回来，怎么就说到新房呢？怎么就把我当一家人似的？如果他这一辈子都这样编戏的话，那真要漏洞百出。不过也真难为他，事情一急，难免顾此失彼。
后来余小惠告诉我，那天她就在房间里，她还往地上扔了一本杂志。我说你为什么不出来呢？她说她爸爸不准她出来，怕她骂我，反而会把事情弄僵。我说你怕你爸？余小惠无所谓地笑笑，“我会把他当回事？”我便问余小惠，那你同不同意呢？余小惠一脸茫然，说：“不知道。”我说：“这怎么不知道呢？”她马上就生气了，“我怎么知道？我知道你会把事情弄成这样？我知道个屁！”
她到底还是把我痛骂了一顿。就在我从她家回来的当天晚上，她便冲到我那儿去了，用脚踢我那扇刚刚修补过的门，进门之后又用脚后跟猛地将门磕上。她说他妈的憋死我了。她把一只手撑在蝴蝶状的后臀上，另一只手指着我，一边骂一边在我面走来走去。她的腿绷在一条洗得泛白的牛仔裤里，走来走去的特别像一匹健壮的母马。她说他妈的你王八蛋，流氓！她一口一个他妈的，骂得又泼又野。－－你他妈的自己臭了还要搞臭我，还半夜跑到宿舍楼去，还装疯卖傻大喊大叫，怕别人不知道是吧？想弄成既成事实是吧？好了，现在我跟你臭到一起去了，要嫁给你了！你得逞了！你以为你真得逞了？你知道你头上有几顶绿帽子吗？我告诉你，就是跟你结了婚，我还会叫你再当王八！叫你把王八当到底！
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按理说一个戏曲花旦本应是程式化的，温婉而优雅的，但我理解一个愤怒的人。因为她总在走来走去，那种令人激动的震颤就在我眼前，就挂在我的睫毛上。我又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我伸出一条手臂，等她走过来便拦在她腰上，把她搂上了床。她并不管我的手在做什么，也不管自己是不是在床上，她的心思似乎只在嘴上。她的嘴不停地骂着。她不管她的身体。我解她的纽扣她就让我解，我给她脱衣服她就让我脱。我推她的肩要她把背扭过来，她便顺从地把背扭过来，等我松开胸罩搭扣之后才扭回去。我解她牛仔裤时让她躺在床上，用手托着她的腰，她自已把腰抬起来，又伸直两条腿，使我脱得非常顺利。我们各做各的。我摩弄她的时候她还在骂我，但语气已经不连贯了，不断地被自己的喘息声打断，如同一个一边说话一边奔跑的人。我的手像一根鞭子似地驱赶着她，使她的喘息越来越急促，使她的身体像蛇一样扭起来了。她想拨开我的手，但自己的手却绵软无力。她似乎这时候才明白过来，她说你、你干……干什么呀，你……别、别动，人家，正在、在……骂、骂你呢！我说你骂吧。我用膝盖分开她的大腿，进入她滚烫的湿漉漉的深处，她浑身一挺，闭上眼睛，边喘边说，噢！你这个，流……氓！
现在余小惠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老铁街，呆在她那个房间里。白天不去剧团，晚上也不跑场子唱歌。我去了她也不愿意出来，老余叫她，她才出来，见了我也是不冷不热，懒洋洋的。老余说你们今天去办结婚证吧。她皱皱眉头说：“急什么？改天吧，今天我不想动。”老余再说，她便把脸跌下来，转身就回房里去了。老余没办法，便对我说：“要不你先作些准备吧，铺的用的，该有的总是要有的，这事反正都说好了，就是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要紧的。”
我去过几次，基本上都是这样，余小惠都是懒洋洋的，不是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电视，就是有一页没一页地翻一本娱乐杂志。我涎着脸跟她说话，她动不动就用白眼珠翻我，说，无聊。要不就冷冷地哼一声，把脸扭到一边去。她的爽快和热情都不见了，都从她身上溜走了。当然，我不怪她，我有什么资格怪她呢？
她没到我那儿去过几次。我觉得在去不去我那儿的问题上她似乎很矛盾，她是想去又不想去，不想去又想去。有时候老余要她去她却偏不去。老余说你应该去，看看房子搞得怎么样啊，还要添些什么东西啊，也免得小徐一个人忙不过来。她说我去了他才忙不过来呢。老余大约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是一片苦心，认为我和他女儿应该像一对恋人，大大方方地到处走一走，不但要去我那儿，还要去剧团，去商场，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在恋爱。但余小惠说，演戏给人看呀？我偏不去。
老余又生出了一个主意，他说要不我们先订一个婚吧？办几桌订婚酒，把亲戚朋友都请来，把你们双方的领导同事也请来，吃一吃喝一喝，大家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是不是？谁还会说什么呢？人家还会像以前那样看你们，不会低看你们的，是不是？但余小惠又不同意，她说还是演戏。老余说我是为你们的名誉着想啊。余小惠说，演戏就能把名誉演好了？我不演。
我想她骨子里还是不愿跟我结婚，她巳经很讨厌我了。然而出人意料的，她又会突然跑到我那儿去。这样的事大约有过两次，两次都是晚上十点以后，她轻轻地敲我的门，轻得只让我刚好能听见。我开门后她便飞快地闪进来，带着一股风，像做贼一样。我真搞不懂她。我当然希望她来，她越是这样，我对她的欲望越是强烈。
第二部分第13节 我哪知道新娘子是谁
但我确实拿不准我们会不会结婚，我心里没底，一点底都没有。不过我还是叫人把我那套一室一厅贴了墙纸，买了一张双人床和两条大被子，又买了些枕套被套垫单什么的。在这方面我完全外行。我只有一个想法，不管结果怎样，我都要作好准备。只要余小惠愿和我结婚，我便立即和她结婚，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没有理由在这桩婚事上讨价还价。
本来我可以请我妈帮我操办这些事，可那天回家我还没开口，我妈王玉华就情绪激烈地跟我说她自已的事。显然她不知道我的事。差不多全城都知道的事，王玉华却不知道，可见她是怎样深深地陷在她自己的事情里边。她的事总是和我父亲徐文瑞有关。她嫁给徐文瑞不到一个月，徐文瑞就做了右派，她作为一名代课老师，眼看到手的转正机会也泡了汤。她因此恨死了徐文瑞，也恨死了徐文瑞让她怀了我。她一直犹豫着，要不要把这个孽种打掉？结果犹豫来犹豫去，最后还是在一个雨季里把我生了下来。因此我的生命比别人更多了一层侥幸的成份。小时候我常听她说，我怎么会把你生下来了？说这话时她总是怔怔的，似乎还没有回过味来。虽然她和徐文瑞后来还是离了婚，但她的境况却一直没有好起来。而我父亲徐文瑞摘帽以后就像一棵枯木逢了春，一个本来蔫不拉叽的人一下子鲜活起来了，经过几年苦心经营，成了一个什么速记学会的会长，到处讲学，并且在师院谋了个客座教授的头衔。他不但有了事业，还收获了新的爱情，那女人据说是个政府里的副科长。
王玉华看不见我心不在焉，她坐在我们扁担巷老家窄小灰暗的屋子里，满怀幽怨地说：“什么副科长？不过是个四十来岁的寡妇罢了。”她嘴边有一道短短的、年深月久的皱褶，生气时皱褶就会变成一个凹坑，现在这个凹坑又出现了。她两眼直直地看着我，“你给我说句公道话，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跟他离婚是为什么？是不是为了你？可你是我一个人的吗？难道他没份？现在他倒好，又直起腰来啦，就把过去丢得干干净净啦，和别人打得火热啦……”她忿忿不平，怨气冲天，但她说着说着忽然不说了，疑惑地问我，“你在听吗？”
“嗯？”我说，“嗯。”
“你会为我说句公道话吗？”
我说：“嗯。”
“你脸上怎么有一块青？你摔跤了吗？”
“嗯。嗯？”
“你怎么老嗯？”她厉声说，“你在敷衍我！你嫌我烦是吧？你讨厌我是吧？可这种事我对谁去说呢？我不对你说，我对谁去说呢？我只有指望你啊，我这样一个女人不指望儿子你还让我指望谁呢？可是你却敷衍我！”她激动得站起来又坐下去，但目光却始终对着我的脸，“你听都没听，嗯啊嗯的，你敷衍谁呀？我不是你妈吗？你看你一副心不在焉神不守舍的样子！”
王玉华又哭了起来。她在我面前老是要哭。她变得特别爱哭。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怎么跟她说我的事？怎么跟她说余小惠？我说：“你不要哭，你哭什么呢？”她骂道： “你说我哭什么？我怎么能不哭？我指望谁？你叫我指望谁？”
我不知道王玉华能指望谁。我只知道，除了我自己，我谁也指望不上。好在现在商场的服务特别热情，你只要说买什么，做什么用的，他们便会头头是道，跟你说得一清二楚，让你一点也不感到为难。我就像燕子衔泥一样，一点一点的把结婚所需的物品买回来。我连当尿盆用的痰盂都买了，是那种带一朵大红花的盘口痰盂。我挑痰盂时，人家说脚盆买了吗？我说那就买一个吧。人家又问，用水的盆子呢？我说用什么水？那是个白净的三十多岁的女人，侧过脸去笑了笑，自作主张地给我挑了一个，粉红色的，盆底用工笔画着几根水草和一条鲜活的鲫鱼。她说你别问那么多，只管买回去，没错的。
单位同事见我不断地买东西，便问我是不是要结婚了？新娘子是谁？我不知道他们这么问是好意还是恶意，所以我总是含糊着支吾过去。我说还早还早，丈母娘还不知道生出来了没有，我哪知道新娘子是谁？
现在看来，我在结婚这件事情上的谨慎是对的，否则真是无法收场。就在我从商场抱着两个鸭嘴暖瓶回到宿舍后不久，正点着煤油炉准备给自己下面条时，余小惠的弟弟余冬来了，一看他姐姐不在我这儿，便板着脸问我知不知道他姐姐去了哪里？我说我都两天没见到她，我怎么知道？余冬扭头就走。我追出去，问他怎么回事？余冬劈面揪住我的领口，用有一层薄茧的大拥指捺住我的喉结，把我顶在楼道墙壁上。余冬在商业局开车，身上有一股机油味。他长得不像他姐姐，他五短三粗，脖子像一截桶一样。我看见像桶一样的脖子上突起了一棱棱青筋。
“姓徐的，你听着，”余冬压着喉咙，声音不大，“我早就想动你的手，现在我姐姐不见了，要是她有点什么事，你就准备用篮子捡骨头吧！”
余冬下楼后，我靠在墙上发了一会儿愣，然后便往老铁街跑。余冬还没回家。余小惠妈妈看见我又骂臭流氓，而且大着嗓门，骂得毫无顾忌。老余也不管她了，由着她口无遮拦大声寡气地骂我。老余的样子非常沮丧，垂着脑袋坐着，长吁短叹。我问他们是什么时候不见了人的？老余说上午他去单位开离退休干部会，她妈妈买菜回来就没见人了，以为去你哪儿了，刚才收拾东西，才发现她把自己的衣服什么的都带走了。我说她有可能去哪儿呢？老余说不知道，过了一会儿，又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谁知道呢？”
第二部分第14节 余小惠真的走了
我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我甚至不敢看他们的脸。这都怪我。我确实欠揍。我抬手便掼了自己一巴掌。我还能怎样呢？只有给自己一巴掌。老余抬起头，吃惊地看着我，嘴唇翕动着，但我听不见他说了些什么。我耳朵里全是刚才那一巴掌的声音，咣咣的，一波一波地放大；接着我又感到嘴角里有热乎乎的东西往下流，伸手抹一把，才看见是血。
余小惠真的走了，离开了南城。她还是恨我，她真不愿跟我结婚。可是，天下这么大，她究竟去了哪儿呢？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就那么走了。我厚着脸皮跑到剧团去，心想她总有平常玩得好一点的同事，或许他们知道。我在办公室没看到人，那个办公室总是空荡荡的。我又去练功房和排练场，也没看到人，只看到了几只快活的麻雀。我便跑到宿舍楼一家一家地敲门，问知不知道余小惠去了哪儿？人家一脸愕然地反问我，她去了哪儿？
最后我还是在陆东平那里得了一点消息。其实我怀疑过这个矮个子武生，但我又觉得他没有理由要害我，他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干呢？
陆东平就住在余小惠隔壁，正在睡觉，他近来总是一副缺觉的样子，把嘴张得很大，蔫蔫地打着呵欠，哑着喉咙说：“你去找团长吧，听说他那儿有她的一张纸条。”我又说团长呢？刚才我敲门他家里没人。陆东平说：“这时候你还能在家里找到他？到他老婆店里去找吧。”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团长，团长正在搬一只纸箱子，纸箱子里全是电器开关。他满脸油汗，在口袋里左掏右掏，掏出了那张纸条，“这张条子她还是托别人转给我的，我哪里知道？”他后面小店里的一个女人在叫他。他笑笑说：“没办法，要过日子。”他弯腰抱起纸箱子，像一只磨盘似地磨进店里去了。我站在那儿看纸条。在这张皱巴巴的纸条上，余小惠鬼画桃符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走了，算长假还是自动辞职，随便。
团长忙完了又跑出来。我把纸条还给他。他把纸条夹进一个卷了边的小电话本里，很小心翼翼的样子，使人觉得这张纸条非同一般。
后来我在广场纪念碑下呆呆地坐着。南城的广场总是热闹的地方。四周全是车。几个女人和孩子在那儿喂鸽子。空气很肮脏，灰尘厚厚地粘在鼻毛上，弄得像马鼻子似的老是嗤嗤作响。虽然已近黄昏，阳光仍很嚣张。这是一个阳光嚣张的季节。我看着它渐次变红变淡，成为一抹虚缥而轻俏的水红，最后完全消失。我又看着所有的灯亮起来，看着南城变得璀粲和透明。
广场上的人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到最后都走了。没有了人的广场一下子变得黯淡起来，像蒙了一层铅黑色的透明的雾。一个卖茶叶蛋的妇女推着小铁架子车从旁边走过，到我时身边停了一下，说她还剩几个蛋，问我要不要？我摇摇头说，不饿。她说都到下半夜啦，还不饿吗？我说不饿就是不饿！广场似乎还在黯淡下去。卖茶叶蛋的妇女悻悻地走了，小铁架子车吭啷吭啷地响着，人走得不见了，吭啷声还依然响亮，仿佛是整个南城在静夜里发出的声音。
我在越来越远的吭啷声中站起来，麻着两条腿往回走。
回家后便弯腰从床底下去抽那幅画。把画从联防办拿回来以后，我还是将它塞在了床底下。我抽出了一半便发愣，想想又把它塞了回去，并且将那几个刚买的盆子也踢进了床底下。盆子发出的声音比小铁架子车的吭啷声还响亮还空旷。
因为我一天到晚老是恍恍惚惚，老胡便说我的魂魄丢了。他说：“看得出来，你的魂魄丢了，你魂不守舍。”
看来我真成了一个丢掉了魂魄的人。一个人丢掉了魂魄就会萎糜不振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和该干什么，除了吃喝拉撒，别的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一个丢掉了魂魄的人就是一个没用的人，只是一个人形，一具会走路的躯壳；就连走路也不能好好的走，而是虚浮着，飘飘忽忽的，像踩着棉花似的。那些天我走路就是那样的，就跟别人看我时的目光一样。别人看我时，目光都是飘来忽去的，表情也是怪怪的。我们领导也一样，那张酱色的、肥胖但很干燥的大脸上堆砌着乱七八糟的表情，使人觉得他心事重重满怀惆怅。
“小徐，你过来，到我这儿坐一坐。”
领导的目光飘忽着，但口气很亲切，站在他办公室门口向我招手。他的手跟他的脸一样黑，一样肥胖而干燥，干燥得泛着灰白色，远远看去像一只大猩猩的脚掌。我朝猩猩的脚掌走过去。他的身体跟他办公室的门一样宽，站在那里像挤嵌在那里。“来。”他说，声音很厚，容易使人想到一条旧棉被。我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笑了笑，嘴咧得很大，两排假牙闪着瓷器似的白光。他就这么笑着把我让进了他的办公室，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
“抽烟吗？”他说。我摇摇头。他说：“哦，对了，你不抽烟。”他掏出一盒烟，“这烟好，我认着它抽。”他点上一支烟，抽一口，烟从鼻孔里出来。鼻孔很黑很大。“唔，这烟就是好，要不玩一支？”我又摇摇头。“不抽好，”他说，“你是对的，我是没办法啦，有一些领导关心我，总是要我戒烟，说我早晚要把自己抽垮的，可我怎么戒得掉呢？我到底还是个文人哪，要思考呀。”他又笑起来。他的笑是没有声音的，准确地说他只是用脸在笑，或者更准确一点，只是嘴在笑。
“还好吧？”他问我。
“嗯。”我说。
“怎么样？现在弄清楚了吗？”
“嗯。”我说。
第二部分第15节 摔跤不要紧，关键爬得起来
“这就好，这就好。年轻人嘛，摔跤不要紧，关键是摔倒了要爬得起来……”领导呱哒呱哒地说着，可说着说着就扯到别处去了。这是他惯常的毛病。他从前写过小说，写得不多，很通俗。不但小说通俗，人也通俗，却把自己打扮得很像一个非常受宠、非常有地位的文化官员，喜欢戴一项紫色毛线帽，形状有点像贝雷帽的那种，顶上还竖起一点点，像根细细的秃p，然后再穿一件淡色花格休闲西装。现在他不写小说了，间或写一点杂文，杂文也通俗，比如骂骂南城人的素质，说他们不懂五讲四美，诸如此类。不写杂文时就吹牛，他的牛吹得很大，可谓无边无际。我曾经怀疑他得了癔想症。喜欢吹牛的人大都容易得这种病。他动不动就把自己和市长市委书记或省长省委书记扯在一起，说他们春节时都去看望他，跟他如何探讨一些问题。他常常是说着说着就把话扯到那儿去了，今天也是这样，从我这里说到前些天某某书记请他吃饭。这话大家都听他说过好几次了，大意是某某书记征求他的意见，要把他往上挪一挪，而他则觉得没什么意思。他撇着阔嘴，脸上很神往地问我，“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现在不挺好吗，是不是？”大约发现我有些恍惚，愣了一会儿，才把肥手一挥，“好了，不扯这些，我们还是谈点正事吧。”
他抻了抻脖子，又正了正脸，说：“小徐呀，你看看，我这是和你商量，你看现在大家都开放搞活，我们呢，也打算办一所少年艺术学校，你呢科班出身，所以我们想把你抽出来，这是征求你的意见，你呢可以考虑考虑，考虑好了呢就跟我说一声，好不好？”过一会儿他又说，“这两天你就收拾收拾一下工作室吧，收拾好了，把钥匙交给办公室就行了。”
“为什么？”我说，“我为什么要把钥匙交给办公室呢？”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商量过了嘛，是不是？”
“嗯？”
我看着他的大嘴。他的嘴唇也是黑的，而且是酱黑色，因此分不出什么唇线。可是他的假牙真他妈的白，永远泛着瓷器般的光泽。这张由黑白两色构成的大嘴刚才都说了些什么？我觉得我只听见了一大堆跟旧棉被一样又厚又硬的声音，他跟我商量了什么呢？我问他：“我们商量了什么？”他依旧咧着大嘴，大嘴突然合拢，小眼睛变得很亮，“徐阳，你怎么这样？这样不好吧？明明跟你商量了嘛，怎么还反问我商量了什么？有意见可以提嘛，学人家扯蛋算怎么回事？既然你要扯蛋，我就没时间陪你扯啦，我还要到市委去谈工作呢，你跟办公室去扯吧，就这样啦，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我们单位是一幢很有点沧桑感的老房子，中间是个大院子，长满了杂草，杂草里有棵树，四周是用木柱子撑起来的回廊，从领导那儿出来之后，我在回廊上走着，经过了老胡的传达室。老胡把他的脑袋从窗口伸出来，同时伸出一只手，手上拿着一张报纸。他说：“你看看这张报纸。”他怎么又让我看报纸？我还看什么报纸？我把他的报纸推开。老胡说：“你不看？人家在嚼你，你也不看吗？”我半天才反应过来，嚼我？谁的舌头又发痒？但我还是摇摇头。我看着老胡满脸正在深下去的皱纹，对他说：“我们来猜一猜，她到底是往北走了呢，还是往南？”
老胡锁着眉头问我：“你说谁呀？”
我说：“余小惠呀，她是往北呢，还是往南？”
老胡说：“唉！”
那天老胡要给我看的是一张晚报。不知为什么，南城晚报瞄上我了，他们把我拿出来讨论，把那点事情上升为一个事件。他们头一天就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画家应该在哪儿画人体》，另一篇是《论徐阳事件及精神文明建设》。两篇都在言论版上，还有编者按。编者按说：“这似乎是一件小事，一段生活中的小插曲，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小事不小，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观点和问题，比如今天我们编发的这两篇文章，提出来的一些说法就很有意思……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并且热切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使这场讨论更加丰富多彩意味深长，也更具有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
我是一个什么人呢？不就是个流氓吗？居然引发了这样一次讨论。就像南城晚报所希望的那样，许多人都踊跃地参与了讨论，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文章，弄得非常热闹。日报、经济报，甚至电视报、妇女报等等都赶来凑热闹，就像苍蝇叮臭肉那样，蜂拥而上。我真是出了名了，我成了大名鼎鼎的流氓，每天只要随便翻开一张报纸，我的大名必定赫然纸上。
老胡说的一点不错，人家确实在嚼我。老胡真是个天才，知道用一个“嚼”字，这么一“嚼”，真让人有一种粉身碎骨的感觉。
可是我不知道人家在嚼我。老胡每天上午把报纸送到各个科室，下午下班前又到各科室转来转去，把能收回来的报纸都收回来，存在那儿。他给我存了那么多报纸，而我一张都没看，我不屑一顾，这让他很失望也很沮丧。他说：“你都让人家嚼碎啦，你还不看吗？你呀你呀！”他用一种忧郁的、痛心的样子对着我。
老胡的样子让我很感动。我便硬着头皮看那些报纸，但看了很久还没看出什么名堂。说实话我看不进去。我头昏脑胀。我觉得他们似乎是在说我，可又不是在说我。他们也不说我看毛片，而是说我画画，说一个画家和一个模特儿在一起，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他们又说我们是五千年文明古国，基本的道德标准还是要的吧？画模特儿可以通过一定的机构安排嘛，自己一个个找到家里去画，孤男寡女的，算怎么回事？像两个小孩斗嘴，一个说白，一个说黑，白白白！黑黑黑！黑黑白白，无休无止颠来倒去，如果不是频繁地出现我的名字，跟我真没有多大关系。可他们吃饱了没事干，老把我挂在嘴上干什么呢？
第二部分第16节 你！怎么这么粗鲁？！
我把报纸还给了老胡，说：“我去找他们。”
负责讨论“徐阳事件”的言论版主编叫江南生，我还没来得及找他，他却先打电话找我，约我在一家宾馆的咖啡厅里见面。我们坐在临街的大玻璃窗边上，他是一个长着一张黄脸的人，鼓着两个金鱼眼，看起来很疲惫，一见面就问我看没看由他主编的那些文章。他说：“我想你肯定都看了，今天我就是想听听你的看法。”我告诉他我几乎没看，至于看法，就是想狠狠地揍你一顿。他感到不可思议，一副很困惑的样子，“怎么这样呢？你居然没看？而且，还要揍我？”他再三问我，“你能说说这是为什么吗？”我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欠揍。”
江南生的黄脸上出现了犹豫不决的神情，“你让我感到意外，把我搞乱了，本来想听听你的看法，现在看来不行了。”他叹了一口气，犹豫又挂在了脸上，像一块脏布帘子似的，“我只好跟你说实话了，这件事也不是我想做就能做起来的，我只不过是负责一个版面，什么事都是有呼应的，上下呼应，你明白了吗？当然，提是我提出来的，人人都要出主意嘛，是不是呢？大家讨论一下，反正是无关痛痒的事，无关痛痒啊是不是？大家都精力旺盛，总要弄出点事情来让他们干干。我原来的意思是想请你也写篇文章，谈谈你的看法，或者就直接谈你和模特儿是怎么合作的。这对你也有好处是不是？你也许不知道，很多人都想这么弄，一弄就出名呀；就是发篇文章，还有人给我们送礼塞红包求我们呢。至于我们呢。当然希望这场讨论能继续下去，希望能够添一把柴，把火烧得旺一些。这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可我没想到你会反感，你怎么会反感呢，不应该呀……”
他的嘴角上堆了两坨黄乎乎的痰沫。很多会说的人都这样，痰沫特别丰沛。但我不喜欢这样的人，我觉得很恶心。我盯着粘在他嘴角上的黄色痰沫，又盯着他的脸，然后看了看我面前的咖啡。我一口都没喝它，我把它端起来，浇在了江南生那张轮廓模糊的黄脸上。咖啡真香。咖啡的香气大面积地漫溢开来。
江南生嗷叫一声，“咦！呀——！”
咖啡在江南生脸上脖子上缓慢地流着。他摸到一把x巾纸，像防洪抢险似地抢救他的脸和脖子，好不容易才擦出了一片黄色。他顾不得他的衣服，擦完了脸又忙着擦眼镜。他的眼镜没擦干净，还粘着咖啡，他重新戴上眼镜之后，透过擦得花花搭搭的镜片看了看我，又看看自己的杯子，用一只手扶着它，再看着我。
他愤怒地说：“你！怎么这么粗鲁？！”
我说：“操你妈！”
我又说：“我要告你们！”
我本来就想告他们，现在我更是下决心要告。我请了一位姓何的律师，由他将诉状递到了区法院。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南城所有的报纸都把这件事当作不得了的新闻，纷纷报道，而那篇《交通堵塞为哪般，画家原来是流氓》作为背景材料，被各报反复介绍引用。真是事与愿违，雪上加霜。这个官司打的还有什么乓庖迥兀课叶院温墒λ担骸耙不我们撒诉吧？”何律师说：“你信不过我？”我想想也是，已经闹成这样，不打又怎样呢。我叹口气说：“那就打吧。”
老胡跟我的看法不一样。老胡说：“这事也许闹一闹才好，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既然清不了，不如干脆下死劲把水搅浑，搅成了一锅粥，事情也就算了了。”我被他说得疑疑惑惑。他又说：“要不叫余小惠也去告吧，他们不是还登了那张照片吗？叫她也去告，告他娘的！”
他不知道余小惠走了。我也懒得说。我说：“算了，有我告就行了。”
在我看来，这件事情惟一的好处，就是让我妈知道了我的事。她偶尔在报摊上看了一张报纸，便买了许多报纸抱回家，戴着老花镜一篇篇地看，看完了便皱巴着一张脸来找我。她说：“徐阳，你看了毛片？毛片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很下作的东西？还有，人家为什么说你是流氓？你流氓了谁？”我跳过她的第一个问题，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对她说我没有流氓谁，那是人家闲得无聊说着玩的。她瞪着眼说：“流氓啊，这是好玩的吗？你要当心不要学了你爸！”
她真是驴头不对马嘴，这怎么也扯到我爸呢？再说我爸从来不流氓。
有时候我还会到余小惠家里去看看，问问余小惠有没有消息。她妈妈已不再骂我臭流氓了，她没心思骂人了。女儿不辞而别使她伤透了心，开始几天她都躺在床上，脸色灰黄，手上拿一条毛巾，不断地擦湿红湿红的眼睛。我去时总要提一点水果。老余接过水果，默默地放在一边，也不说什么，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余小惠一走，他的苦心就算是白费了，不但面子没挽回来，女儿也走了。看得出来他已经是心如死灰了，他连叹气都懒得叹了，垂着头坐在那里，没有一点声息。
对于我的官司他没发表任何意见，倒是余冬把我叫到大门外的巷子里骂了一顿。余冬说你妈的还有脸打什么官司？你还嫌不臭是啵？他又威胁我，不准我再去打搅他父母，如果我再踏进他家的门槛，他一定会狠狠地收拾我一顿。他恶狠狠地说：“看我怎么拆你的骨头！”我对他说：“你要拆我的骨头尽管拆，但如果有你姐姐的消息，我还是希望你能告诉我一声。”他咬着牙说：“你好意思！”
在等待法院开庭的日子里，我成为了一名老师。我不用在单位上班了。领导把我抽到单位跟一所学校合办的美术班当老师。我没问为什么。我觉得我应该明白，问了反而没意思。何况领导已经说了，这也是上级领导的意思（虽然我知道他在胡说，但这一次他倒没有患癔想症，没有直接扯哪一位领导），并且只是工作的需要，决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对领导说，我非常理解。
第二部分第17节 操！这个校长
其实我也不愿呆在单位上，单位上那些人本来就跟贼一样。－－我这么说可能伤众，一竹篙扫了一船人，但仔细想想，难道不是这样的吗？群众防领导像防贼，领导防群众更像防贼，同事防同事则是贼防贼。一伙贼啊。而我出了事之后，便成了贼中之贼，尤其是还有脸把一场官司打得沸沸扬扬。不过他们都很关心我的官司，他们要嘛对我过份亲热，见了我就问官司怎么样了？要嘛不阴不阳，脸上浮着一种犹豫和不安的表情，说，你的那个什么官司……打得赢吗？
学校在城北，刚刚由普通中学转为职业高中。学生都不小了，都是高中生，一个个青春勃发，从身体到声音都趋于成熟。我的课不多，每天上午两节。上午上课，下午我在家里熬药。老胡给我介绍了一名老中医，老中医看看我的眼睛，又看看我的舌苔，给我开了张药方，让我照方抓药，每天一副，说是三个月以后就没什么事了。老中医说：“吃药要有耐性，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是没用的，你的伤要是不发出来，以后留在你身上你就知道厉害了。”
我房间里全是苦丁丁的药气。我觉得我的脸都被药气熏黄了，我连骨头里都冒着药气。不过我的学生对我还不错，他们觉得我还像一个画家。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一张苦涩的脸，还是一条不长不短的马尾巴？
他们都没什么基础，连一只杯子都画不好，我让他们别急，对他们说：“三年过后你们就会画什么像什么。”我没有骗他们，他们成不了画家，但努努力做一名画匠恐怕不是太难的事。他们听了我的话很高兴，他们只希望将来能画什么像什么。
但他们的父母不高兴，原因并不是我怎么教他们或对他们说了什么，而是对我的品德不放心。他们的父母在私下里结成了联盟，以共同的名义给职业高中写了一封信，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让徐阳滚蛋。
应该说学生家长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家长们在信中说，让一个这样的人来教我们的孩子，这让我们怎么能放心呢？男孩子十有八九要跟他学坏，而对于女孩子来说，则无异于狼入羊群啊。家长们最后表示，如果校方不采取措施，任由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他们将向社会呼吁：救救孩子！
家长们很客气，没有使用“流氓”这个词。其实他们就是明说我是个流氓，我也不会太尴尬。我的脸皮已经很厚了。我的脸上都长了茧了。当然，家长们的意见无疑是重要的，这关系到生员的问题，没有生员就没有钱，钱才是关键之所在。但是职高的校长却不好意思对我说，大约觉得跟我面对面的，大家脸上都挂不住。可他做的很阴很绝，他把那封信装进一只信封里，同时附上自己一封信，用糨糊封死，写明由我们领导亲启，交给我并让我转交给我们领导。
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卑劣的。我所扮演的角色是很可悲的。我在毒辣的阳光下紧赶慢赶，踩着铃声走进教室，口干舌燥地给学生们讲素描基本知识，讲完了又拿着校长交给我的信，一身油汗，吭哧吭哧地赶在下班之前来到单位，把信交给领导。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个牛皮纸信封里包藏着什么内容。我也不想知道，可是我转身要走的时候，领导把我叫住了。“你等一等。”他说，指了指一只椅子。我便坐在那只椅子上等着。领导看信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看完了之后把信放在桌子上，想了想，伸出几个褐色的、粗胖的指头，捺住信纸往我面前推移，说：“你也看看吧。”然后点着了一支烟。我看了看领导，说：“这合适吗？”领导点点头说：“合适，看吧。”
两封信我都看了。我一边看一边感觉着椅子上正在长出刺来。
“你有什么想法呢？”领导说，“谈谈你的想法吧。”
我怎么谈我的想法？我还有什么想法？我像个遭了闷棍的人，愣愣地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说：“操，这个校长！”
“你变得爱说粗话了。这也不能怪人家校长，人家也没办法，还是谈谈自己的想法吧，你不谈自己的想法叫我怎么办呢？”领导说。
我问领导：“我还能回来吗？”
领导反问我，“回哪儿呢？”
我被领导问住了。领导的话很噎人。领导又说：“要回只好回开发公司，单位上刚刚成立这么一个部门，而且还是在上级领导的直接关怀下成立的，你叫我怎么办呢？总要把好关吧？抽出去的人一个个都跑回来，你说这事怎么办呢？为难呀是不是？”领导又拉大旗当虎皮。他摇着脸，褐黑色的大脸像皮袋子一样左右晃荡。阳光从窗口退出去。院子里还有知了在叫。我心里有什么在一点点变冷，一点点变硬，然后往下沉。我对领导说：“这也没有什么为难的，我不干了就是了。”领导满脸都是关怀，又摇头，并且还咂嘴，说：“你想好了吗？这事还是谨慎一些吧。”这真难得，领导这么关怀我，处处替我着想。但是我说：“不想了，就这样吧，免得你为难。”领导说：“你既然这么说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这样吧，你自己写个报告，说说停薪留职的原因，我们再研究一下，这也就是个手续，什么都要手续是不是？”
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是！”
我背对着大门站着，看了一会儿这幢破败的、总是在不断修复又不断破败着的老建筑，又看看院子里的草和几棵树、一只在被红漆柱子支撑着的廊檐下飞着的孤独的麻雀。经过老胡的传达室时，老胡又把他的脑袋从窗口伸出来，这回他不是让我看报纸，而是问我怎么把脸拉得那么长？他说你的脸成了一条长丝瓜了。我说我可能要离开这个单位了。老胡不信，说：“怎么回事？开玩笑的吧？”
第二部分第18节 生不如死的感觉
我看看他，扭扭肩胛，又抬眼看看晕黄的天，说：“要下雨了。”
打鼓佬骂道：“他妈的才九百呀，就把我们弄得这么惨。”
我相信打鼓佬。我也不问他是通过什么路子得来的。他自然有他的路子。人有人路，蛇有蛇路，多转几弯就是了。但我还是不明白，陆东平他究竟为了什么？他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我曾经问过陆东平，我说老陆呀，那天的事你说怎么那么巧呢，你一走就出事？陆东平说你什么意思？你怀疑我？我为什么要做这种缺德事？
打鼓佬说：“他会认账？他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要我说呢，他就是吃你的醋，你知道陆东平跟别人怎么说的吗？他说你们做了什么他都知道，还说余小惠总是哎哟哎哟的吵死人，他还学她怎么叫呢。”我被打鼓佬说得脸上有点挂不住。打鼓佬笑笑，“他说是这么说，我们也只是听听罢了，谁把他的话当真呢。”
我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余小惠怎么叫关他陆东平什么事？
刘昆住在橡胶厂宿舍第七栋一单元顶楼。见敲门的是我们，刘昆一愣，马上把脸黑下来，“你们还找上门来了？”他抖着一条腿，很鄙夷地看着我们说，“我只要喊一声，楼里的人就会把你们当贼打，你们信不信？”我说：“信，但我们不是来找你算帐的，而是要跟你做生意，莫非你不做生意了？”
他听我们说明来意之后，那条腿不抖了，问我能出多少钱？我说：“你知道我们要跟你做什么生意吗？”他狡黠地笑笑说：“猜都猜出来了。”我说：“这样的生意你也做？你连你的客户也卖？”刘昆说：“我这么跟你说吧，－－按理我不该卖，那次在联防办还是人家把我接出来的，可他毕竟不会月月给我发工资呀，我要养家糊口呢。说吧，只要价钱合适，我就把他卖给你。”
我花了五百块钱，刘昆就把陆东平给卖了。刘昆开价一千，我们转身就走，他说八百，我们还走，最后刘昆说到五百，我们才转身往回走。我们就在他家里谈。他家里很挤，一室一厅的房子，让人觉得到处是床，空气里全是沤味。他老娘歪在一只破沙泼上看电视，女儿趴在饭桌上写作业，老婆给我们倒了一杯水之后也凑过去看电视。一家人各忙各的，都不打搅我们，只是那台黑白电视机时不时地哔哔叭叭几声。
刘昆说：“这鬼电视机。”
我说：“先别管电视机，先说是谁叫你干的吧。”刘昆纠正我说：“不是叫，是请，请我干。”我说好吧，是谁请你呢？刘昆说：“陆东平。”我说：“他为什么不直接给联防办打电话，要花这冤柱钱呢？”刘昆说：“他又不傻，会花冤枉钱？他不但要出你们的丑，要你们名誉扫地，还要揍你，他说要是不狠狠地揍你一顿，他这一辈子都会睡不着觉。”打鼓佬对我说：“我说了吧？是不是？”我问刘昆，“他是针对我？他怎么那么恨我？”刘昆说：“这个我不知道，他没说，我也不问，我不问这些事的。”
我们起身要走时，刘昆用小眼睛瞟着我说：“要早知道你会跟我做生意，那天我会少踢你几脚的。”我说：“你为什么不轻一点呢？还有那幅画，为什么要举得那么高呢？”刘昆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是拿了人家的钱嘛，其实我也不想挣这样的钱，可是有什么办法？我们都没有收入了，女儿又在体校练长跑，那真叫拿钱铺路呀，你说我还能管我挣的是什么钱吗？”
打鼓佬耸耸鼻头说：“操！”
刘昆脸都红了，瞪着打鼓佬说：“你操什么操？你别看不起我，我也是当过先进工作者的，不信你们看看这墙上的奖状！”
我们确实看见墙上有奖状，而且还不止一张，有的都已经发黄了。
这天雨停了，我站在剧团的破楼前抬头看了看。天空像一块尿布，黄渍渍的搭在楼顶上。在楼顶下面的黑灰色的墙面上，余小惠房间的窗户还令人惆怅地开在那儿，窗玻璃上斜斜地映着白光。往左紧挨着的就是武生陆东平家的两个窗户。陆东平说我们弄出来的声音吵了他，是不是因为窗户隔得太近了？
陆东平不在家，他老婆说他在书市。他老婆是个刀马旦，人长得很白净也很硬朗，结实得像一颗扒了皮的土豆。我一边跟她说话，一边瞟着她家那两个窗户。他们的床就紧挨着窗户；顺着窗户往上我又看了看天花板。我看见天花扳就有些明白了。用荨麻纸浆做的天花板已经翘得一塌糊涂，呲牙咧嘴，到处都是缝隙，这样的天花板什么漏不下来？余小惠叫起来不管不顾，又是在静夜里，肯定点点滴滴都漏进了陆东平耳朵里。那种既痛苦又热烈的叫声，还有床的叫声，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是不是如一群猩红的肥胖的长了翅膀的蚂蚁？飞过来爬进他的耳朵里，又爬进他心里，在那儿没命地啮啃撕咬，让他觉得生不如死？或者干脆就是一把飞快的刀子，直接插在他心里，一下就让他窒息了？
现在我口袋里就有一把刀子，是用来切纸卷的。刀子很快，但我还把它磨了又磨，像一个真正的杀手那样用大拇指搓了搓刀锋，然后把它揣在口袋里，到书市里去找陆东平。街面上还有积水，没走一会儿皮鞋里就湿了，走一步咕哧一声。我就这样咕哧咕哧地来到了书市，目光到处瞟着，寻找陆东平那张脸。我想即便他有武功，我也无论如何要在他脸上划一刀。我不会杀他，我还没有杀人的胆量，但一定要划破他的脸。我觉得我怎样都应该划破他的脸。
我一眼就扫到了他。他也看到了我。我朝他点点头。他大约意识到了什么，有点愕然，站起来看着我。我站在小街中间，离他有几步路，他用他的短腿一蹿就蹿过来了。“专找我的吧？”他蹿到我面前，直直地看着我说。看来他也知道瞒不过去了。我也直直地看着他，点点头。他也点点头。他说：“我知道了。”他说着握住了我的手。他虽然瘦小，却很有劲，手像钳子一样。我咧了咧嘴，说：“别这么用劲，我知道你有劲，我不想跟你打架。”他的眉横了一下，像在戏台上运眼。我又说：“我打肯定打不过你，我只问你，我跟你有什么冤仇？”
第二部分第19节 为什么巴不得你老婆偷人呢？
我一边说一边把另一只手伸进口袋，掏出了刀子。我的动作很快，想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但我的手才从口袋里出来，就被他一把擒住了。他捏住了我的手腕，一用力，我的刀子就离开了我的手，到他手上去了。他用另一只手一捞，就把刀子捞在手上。
“我防了你这一手。”他说，“但我不怪你，换了我也会这样。不过对我，你这一手没用。”
他说着把缴获的刀子放进自己口袋里，笑着对我说：“我知道我对不住你，这样吧，我们找个地方谈谈，行吗？”我说：“刀子都被你抢去了，还谈什么？把刀子还给我再谈。”他说：“那不行，再说你要刀子干什么呢？玩刀子你又玩不过我。”
陆东平一定要拉我上酒店，要我给他一个面子。他说，“就算我赔礼道歉吧，再说你不是问我们有没有冤仇吗？我告诉你，有，不但有，还是大冤大仇。”我说：“有什么大冤大仇呢？我怎么不知道？”他说：“你想知道？那就走吧，我们边喝边说。”他像绑架似地把我拉进一家酒店。他是那种借了酒盖脸什么话都说得出口的人，几杯酒下肚，嘴就停不住了，就像一辆开足了马力的大卡车。
“徐阳你一定恨我恨得咬牙吧？想用一口冷水把我生吞了，对不对？可你想过我没有？我好受吗？你们做就做吧，弄出那么大的声音干什么？考虑过别人吗？别人听了受得了吗？是，不错，我是想她，你不知道她有多骚，我听好几个人说过她骚，说她就是一汪骚水，既然她这么骚我为什么不能想想她呢？我想想不犯法吧？可你们弄出了那样的声音，那不是要人的命吗？”
他是一副公鸭嗓子，喝了酒之后更像一只公鸭，嗄嗄的。他皱起被酒烧红的脸，眯着眼看我，说：“你说到底是怎么弄她的呢？把她弄得那样叫？啧啧！那种叫法！真把人的心都听毛了，听得人想拿头去撞墙。我还睡什么觉呀，跟你说吧，到现在我还睡不着觉，我躺在床上就想，徐阳这狗东西是怎么弄她的呢？她那时候是什么样子？什么表情？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她为什么那样叫？她不能小点声吗？不能忍着点吗？你听她叫得，噢呀噢呀的，像挨了刀似的！像谁在掏她的五脏六腑似的！她叫起来嘴张得大不大？你在怎样弄她？弄得有多狠？她才会那样叫？我睁着眼睛，脑子里就像在放电影哪，就像看毛片呀，男的是你，女的是她，我心想你们真是一对狗男女呀！你们真不要脸哪！你们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到要让你看毛片？我就是要让你也尝尝滋味，让你知道那有多难受。看毛片滋味不好受吧？是不是不好受？可你知道吗？我听你们那样弄，比看毛片还要难受一百倍！我不瞒你说，你们在隔壁弄，我在这边听，我听得都流出来了，我把我老婆翻过来都没用了。我已经没用了，我他妈的关不住了！一想到她我就会流出来，漓漓拉拉的不断线。现在我就在流，我裤档里都是湿的。一个人老这样流还有用吗？是你们把我害了，害惨了。我有什么办法？我都没用啦，被你阉啦，你说我们有没有冤仇？是不是大冤大仇？我不把你们搞臭搞散我怎么办？我没有别的办法啦，我只能这么办，我也不容易呀……”
站在一旁的服务小姐脸皮薄，眼看红得就要滴出血来了。我对她说你走吧，不用站在这儿了，有事我会叫你的。
“其实我们扯平了，我害了你们，你们也害了我。你们害我害得更惨，我今年才三十出头，按理说正是好时候，可你，你们两个人，合伙把我阉了，我基本上算是个废人了。一个废人啊！你说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废了，他活得还有什么意思呢？今后的日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老婆年纪轻轻的，她肯就这么不死不活地干熬下去？就算表面上没跟我离婚，可是在暗地里还能是我老婆？她不偷人才怪呢。有时候我想，她也该偷人，谁叫我没用呢？可她偷人时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也会那样叫吗？你说会不会？要不你试试她，好好地弄弄她，把她也弄得那样叫？你想试试她吗？想弄她吗？想弄就弄，没关系的，反正她早晚要走这一步的，我正在等她走这一步。”
我说：“你为什么巴不得你老婆偷人呢？”
他龇开牙笑着，“好玩哪。”
我问他：“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他摇摇头。我说：“我后悔自己没学武功。”他看了我一会儿，说：“你这人小气，不肯饶人。”
他把脸喝成了一块红布。我知道酒能杀人。我真想让酒杀了他。我不断地举杯子。我说喝！他也说喝！但我真没用。我不但没让酒杀了他，还差点让酒杀了自己。我把自己灌成了一滩泥，连路都不会走了。
他扶我出了酒店，临走把刀子还给了我，放在我口袋里，在我背上拍两下，说：“兄弟，原谅我啊。”我大着舌头说：“操！谁原谅你？你知道余冬吗？脖子像桶一样，我叫他来灭了你，你就等着吧！”他好像说了句什么，好像还笑了笑，笑得一张脸跟影子似的，飘飘的。
我不知道那天我是怎么回的家，只依稀记得我一路哗哗地吐着，人们都像被风吹跑的灰屑一样，离我远远的。
我醉昏昏地躺在床上，做了一个梦。我做了成千上万个梦，但我都记不住，所有的梦都是泡沫，转眼即逝。我能记住的只有一个梦。这件事情很奇怪，我连平常做的梦都记不住，那天我醉成那样，梦也显然是一个醉梦，怎么还记得住？我就问老胡，“你记不记得你喝醉时做过的梦？”老胡说：“怎么好好的问这个？”我说：“你别管我为什么问你，你只要说记不记得就行。”老胡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摇摇头，灰蒙蒙地说：“不记得，一点都不记得。”
但我确实记得，而且还很清晰。房间里的光线是灰色的，严格地说是苍灰色的，从窗户里透时来；窗外的雨也是苍灰色的，泛着亮光。水泥墙壁上有黑色的霉斑和绿汪汪的苔藓。余小惠最初是在窗边站着，身后是那块灰蓝色绒布，后来她又像一匹母马似地走来走去，她的鞋跟咯咯地响着，越来越响……满屋子的灰色沉甸甸的。余小惠很苍白地笑了一下。她关上门，说：“你怎么啦？不认识我吗？”
第二部分第20节 等我灭了他，再来灭你。
我一边说一边把另一只手伸进口袋，掏出了刀子。我的动作很快，想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但我的手才从口袋里出来，就被他一把擒住了。他捏住了我的手腕，一用力，我的刀子就离开了我的手，到他手上去了。他用另一只手一捞，就把刀子捞在手上。
“我防了你这一手。”他说，“但我不怪你，换了我也会这样。不过对我，你这一手没用。”
他说着把缴获的刀子放进自己口袋里，笑着对我说：“我知道我对不住你，这样吧，我们找个地方谈谈，行吗？”我说：“刀子都被你抢去了，还谈什么？把刀子还给我再谈。”他说：“那不行，再说你要刀子干什么呢？玩刀子你又玩不过我。”
陆东平一定要拉我上酒店，要我给他一个面子。他说，“就算我赔礼道歉吧，再说你不是问我们有没有冤仇吗？我告诉你，有，不但有，还是大冤大仇。”我说：“有什么大冤大仇呢？我怎么不知道？”他说：“你想知道？那就走吧，我们边喝边说。”他像绑架似地把我拉进一家酒店。他是那种借了酒盖脸什么话都说得出口的人，几杯酒下肚，嘴就停不住了，就像一辆开足了马力的大卡车。
“徐阳你一定恨我恨得咬牙吧？想用一口冷水把我生吞了，对不对？可你想过我没有？我好受吗？你们做就做吧，弄出那么大的声音干什么？考虑过别人吗？别人听了受得了吗？是，不错，我是想她，你不知道她有多骚，我听好几个人说过她骚，说她就是一汪骚水，既然她这么骚我为什么不能想想她呢？我想想不犯法吧？可你们弄出了那样的声音，那不是要人的命吗？”
他是一副公鸭嗓子，喝了酒之后更像一只公鸭，嗄嗄的。他皱起被酒烧红的脸，眯着眼看我，说：“你说到底是怎么弄她的呢？把她弄得那样叫？啧啧！那种叫法！真把人的心都听毛了，听得人想拿头去撞墙。我还睡什么觉呀，跟你说吧，到现在我还睡不着觉，我躺在床上就想，徐阳这狗东西是怎么弄她的呢？她那时候是什么样子？什么表情？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她为什么那样叫？她不能小点声吗？不能忍着点吗？你听她叫得，噢呀噢呀的，像挨了刀似的！像谁在掏她的五脏六腑似的！她叫起来嘴张得大不大？你在怎样弄她？弄得有多狠？她才会那样叫？我睁着眼睛，脑子里就像在放电影哪，就像看毛片呀，男的是你，女的是她，我心想你们真是一对狗男女呀！你们真不要脸哪！你们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到要让你看毛片？我就是要让你也尝尝滋味，让你知道那有多难受。看毛片滋味不好受吧？是不是不好受？可你知道吗？我听你们那样弄，比看毛片还要难受一百倍！我不瞒你说，你们在隔壁弄，我在这边听，我听得都流出来了，我把我老婆翻过来都没用了。我已经没用了，我他妈的关不住了！一想到她我就会流出来，漓漓拉拉的不断线。现在我就在流，我裤档里都是湿的。一个人老这样流还有用吗？是你们把我害了，害惨了。我有什么办法？我都没用啦，被你阉啦，你说我们有没有冤仇？是不是大冤大仇？我不把你们搞臭搞散我怎么办？我没有别的办法啦，我只能这么办，我也不容易呀……”
站在一旁的服务小姐脸皮薄，眼看红得就要滴出血来了。我对她说你走吧，不用站在这儿了，有事我会叫你的。
“其实我们扯平了，我害了你们，你们也害了我。你们害我害得更惨，我今年才三十出头，按理说正是好时候，可你，你们两个人，合伙把我阉了，我基本上算是个废人了。一个废人啊！你说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废了，他活得还有什么意思呢？今后的日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老婆年纪轻轻的，她肯就这么不死不活地干熬下去？就算表面上没跟我离婚，可是在暗地里还能是我老婆？她不偷人才怪呢。有时候我想，她也该偷人，谁叫我没用呢？可她偷人时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也会那样叫吗？你说会不会？要不你试试她，好好地弄弄她，把她也弄得那样叫？你想试试她吗？想弄她吗？想弄就弄，没关系的，反正她早晚要走这一步的，我正在等她走这一步。”
我说：“你为什么巴不得你老婆偷人呢？”
他龇开牙笑着，“好玩哪。”
我问他：“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他摇摇头。我说：“我后悔自己没学武功。”他看了我一会儿，说：“你这人小气，不肯饶人。”
他把脸喝成了一块红布。我知道酒能杀人。我真想让酒杀了他。我不断地举杯子。我说喝！他也说喝！但我真没用。我不但没让酒杀了他，还差点让酒杀了自己。我把自己灌成了一滩泥，连路都不会走了。
他扶我出了酒店，临走把刀子还给了我，放在我口袋里，在我背上拍两下，说：“兄弟，原谅我啊。”我大着舌头说：“操！谁原谅你？你知道余冬吗？脖子像桶一样，我叫他来灭了你，你就等着吧！”他好像说了句什么，好像还笑了笑，笑得一张脸跟影子似的，飘飘的。
我不知道那天我是怎么回的家，只依稀记得我一路哗哗地吐着，人们都像被风吹跑的灰屑一样，离我远远的。
我醉昏昏地躺在床上，做了一个梦。我做了成千上万个梦，但我都记不住，所有的梦都是泡沫，转眼即逝。我能记住的只有一个梦。这件事情很奇怪，我连平常做的梦都记不住，那天我醉成那样，梦也显然是一个醉梦，怎么还记得住？我就问老胡，“你记不记得你喝醉时做过的梦？”老胡说：“怎么好好的问这个？”我说：“你别管我为什么问你，你只要说记不记得就行。”老胡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摇摇头，灰蒙蒙地说：“不记得，一点都不记得。”
但我确实记得，而且还很清晰。房间里的光线是灰色的，严格地说是苍灰色的，从窗户里透时来；窗外的雨也是苍灰色的，泛着亮光。水泥墙壁上有黑色的霉斑和绿汪汪的苔藓。余小惠最初是在窗边站着，身后是那块灰蓝色绒布，后来她又像一匹母马似地走来走去，她的鞋跟咯咯地响着，越来越响……满屋子的灰色沉甸甸的。余小惠很苍白地笑了一下。她关上门，说：“你怎么啦？不认识我吗？”
第三部分第21节 我被判了一年半
我没听清陆东平说的话，只见余冬腾地就从地上爬起来，把自己朝陆东平撂过去，陆东平才来得及回一下头，就被余冬死死地抱住了。两人扭在一起，余冬就明显占了上风，他把陆东平往这边一掼，陆东平就轻飘飘地横躺在地上，紧接着余冬又像个磨盘似地压住了他。余冬的脑门上正在流血，我看见他那个流着血的脑门东晃西晃的，直到看见他伸手从杂草丛里捞起了一小条白光，才知道他是在找被打飞了的刀子。
我又说：“余冬，只要划脸呀！”
但余冬没听我的，一挥手，就把刀子插在陆东平的肚子上。
我跑过去时腿肚子一阵阵地哆嗦。余冬还压在陆东平身上，但一动不动，很茫然地看着那把刀子。我想蹲下去，腿一软便坐在了地上。我看见陆东平的衣服上溢出了鲜血。刚从他体内跑出来的血的腥气很重，直冲我的鼻子。我抖抖地说：“余冬你别压着他。”余冬像没听见。我大声说：“你别压着他，你去打电话！去叫急救车！”
后来我问余冬，陆冬平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余冬白着脸说：“他说他天天在梦里操我姐。”我说：“这就怪不得你了，不过你不要说是你杀的，就说是我杀的。”余冬说：“我不怕，我就说是我杀的。”我叹一口气说：“本来就是我杀的，我只是借了你的手，你何必呢？你姐又走了，你再杀了人，你爸爸妈妈受得了？”余冬眼巴巴地看着我，说：“行吗？”我心里ii的，嘴上却说：“怎么不行呢，应该行吧？”
陆东平被送到了一附院，他命大，余冬只是在他肚子上扎了个洞，没伤到他的要害。那几天我动不动就往医院里跑，一开始他老婆不让我进病房，边骂边一掌一掌地把我往外搡。这女人真凶，陆东平还盼她偷人，谁敢偷她呢？陆东平说：“算了，让他进来吧。”这个像白土豆似的女人才肯让我进去，却一脚把床边的凳子踢翻了。我站在那里，问陆东平这事怎么办？公了还是私了？他说：“还能怎么办？公了，我肯定要告你们，事情完了还偷袭我，我会吃这种亏？”我说：“余冬是我拉来的，你要告就告我。”他说：“你放心，我怎样都不会放过你，不过余冬嘛我可以考虑，就看你怎么做了。”最后我跟他说好了，他放过余冬，我负责他的所有费用，并且再额外给他五千，作为对他的补偿。他威胁我说：“你要敢赖帐，我就连余冬一起告。”
为这事我一共花去了一万多块钱。我这些钱都是从洪广义那儿借来的。我去借钱时很不好意思，大家这么多年没见面，见面时我却是这般狼狈。洪广义倒是很热情，在他宽大敞亮的办公室里嗬嗬嗬地暴笑，脸都笑横了；边笑边在我肩上乱拍，又将巴掌变成拳头捶两下；叫那个我在联防办见过的长头发瘦女人给我沏茶，又叫她去安排包厢。他越热情我越不好意思，我简直张不开口。我红着脸说：“不吃饭了，我来是有事的。”洪广义说：“什么事？你还真还我那点钱哪？”听他这么说，我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吭吃了半天才说：“包子，钱是一定要还的，只是现在还没有，而且……”说到这儿我实不好意思往下说了。洪广义点点头说：“好了，别说了，越说越生份了，你看你红头胀脑的，筋都暴起来了，跟我开口有这么难？说吧，要多少？”
我很感激洪广义，他帮了我的大忙，却一句也不提我那些事。他真给我面子。我也没跟他说我借钱去干什么，只说以后一定还他。其实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以后是什么时候？只有天知道。但洪广义笑着说：“过多久都行，有就还，没有就拉倒，别把这事放在心上。”他差点把我的眼圈都说红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将来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他。
我被判了一年半，还是在那家区法院，不过这回是刑事庭。我没有请律师，有了上回的经验，我知道律师只是个摆设。再说我还怕律师坏事，怕他的辩护激怒陆东平。从另一方面说，我巳是南城大名鼎鼎的流氓，单位上正在等我办停薪留职，我还在乎再背一个故意伤害的罪名吗？所以我相当平静。虽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有今天，但当现实摆在我面前时，我自己都为自己表现出来的平静感到吃惊。除了回答一些问话，我没有为自己作一句辩解。
南城的大小报纸又为我浪费了不少版面。作为一种新闻，我大约具有一种延续性，所以浪费一点版面还是值得的，起码当天的报纸要好卖一些。尤其是南城晚报，直接把最初那篇报道的标题变通一下，《不拿画笔拿刀子，画家原来会杀人》，－－基本上就是套用，但效果很好，据说当天卖得最好的报纸就是南城晚报。
在看守所度过的第一夜是个不眠之夜。我倚靠着最里边的一面墙壁坐着，听着别人此起彼伏的鼾声，一点睡意都没有。看守所的墙壁是天下最冷的墙壁，它的寒气就像一根枪刺一样，直入人的心脏。我的心都被它冷透了。这确实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监室里的空气温乎乎的，就像一泡刚撒不久的尿－－我的比喻是恰当的，进去过的人就知道，真是臊气熏天－－它的墙壁怎么会那么冷呢？它甚至还泛着一种滑溜溜的蓝调子的光，从高亭子那儿飘过来的光亮是朦朦胧胧的，雾一般的，它的这种暗蓝的、坚硬而光滑的反光是怎么回事？这里的墙壁自己会发光吗？一些年以后我画了一幅画，画面上是一坐一卧的两个裸女，背景就是一面这样的墙壁。
我在看守所呆的时间很短，但印象很深。我的印象就是一面那样的墙壁，森冷森冷的，泛着滑溜溜的却是凹凸不平的光亮。
第三部分第22节 这个雨季我差点死掉
我服刑的地方是一个湖滨地区，叫长湖农场，离南城不远，不到一百公里。我在这片冲积平原上种棉花。这里的土地含沙量很高，属于沙质土壤，透水性强，特别适合种棉花。我去时正赶上摘棉桃，第二年才真正种了一季棉花，回来时已是第三年春天，地里的棉苗才刚长出两片嫩绿的叶子。
余冬来看过我一次。他其实没必要来的，可见他内心还是感到不安。他对我显然比过去温和了许多。但他没说什么，他跟我也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大概并不情愿来这儿看我。也许他还在想，那一刀究竟是他捅的，还是像我说的那样，是我借他的手捅的？所以他坐在那儿不时地瞟我一眼，把两个大拇指对顶着，哔哔地扳指甲盖。我问他，“你姐还没有消息？”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会儿，又缩回去了，盯着自己那两个忙碌的大拇指。涉及到他姐姐时他总是这样，抵触情绪很大，但最后还是作了一点妥协，在喉咙里咕哝着说：“没有。”他说这话的时候像他妈妈一样，下巴一扭一扭，看来也是十分的不情愿。
我妈来过几次。是两次还是三次？她总是哭着来又哭着走，我觉得她一直在哭，几乎没说过什么话。每次她都哭着问，怎么回事啊？莫说她搞不清怎么回事，就是我自己也说不清怎么回事。我只能说清已经发生过的事。就像我们看见了漂在水上的树叶，我们却说不清它们具体是从哪棵树上落下来的一样。
有一次我妈哭着说：“你呀你呀，工作没有啦，房子也没有啦，你什么都没有了呀，你说你怎么办哪你！”
她说她到我单位上去看看我有没有信件，我们领导把她叫去，要她把我的房子腾出来。她问为什么？领导说徐阳已被开除了公职，怎么还能占住我们的房子呢？她说徐阳又没犯什么大罪，凭什么开除他的公职？他没有了公职怎么呢？房子也不让他住？都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呀，你们怎么又打又罚呢？我妈表示坚决不腾房子，她说我不腾，要腾也要等徐阳回来，你们跟他说，叫他自己来腾，不关我的事。我妈对我说这些时满脸是泪，泪水爬进褶沟里，把一张苦黄苦黄的脸弄得像一张密密的闪着银光的蛛网。“徐阳啊，”她哀哀地说，“你怎么会弄成这样呢？你将来怎么办呢？你还没成家呀，你这样子还有哪个女人肯嫁给你呀？你怎么会落得比我还惨哪？！”
那时候是雨季。我妈身上东一片西一片全是水迹，脚上裹着厚厚的黄泥。那天我流了泪。我没让我妈看见我的泪，我背过脸去用手背和袖子把它擦掉了。
我妈只给我带来了一封信，是美术家协会的一份通知，说根据协会章程我的会员资格巳被取消了。
我把这封信撕了。
就是在这个雨季里，我差点死掉了。农场把我们拉到圩堤上参加防洪抢险，圩堤只比水面高一点，浪把我们的鞋和裤腿都泼得水淋淋的。水面很大，浊黄浊黄的一望无际。风从水面上掀过来，哗哗的弄不清是水声还是风声。就是在一个这样的下午，我掉进水里去了。我不会水，一下去就秤砣一样不见了，冲出去老远才冒出一点黑头发，被人七手八脚地捞上来，像死人一样躺在在那里。我的肚子里灌满了水。管教干部派人从老乡家里牵来一条老水牛，把我脸朝下放在瘦骨嶙峋的牛背上，用鞭子抽牛屁股，赶它快走，好把我肚子里的水颠出来。我的脑袋在牛肚皮上悠来荡去，嘴张着，水就那样从嘴里汩汩地流出来。从我嘴里流出来的黄水洒了一地。
管教干部怀疑我有动机，把我叫去谈话。他的脸就像那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墙壁，森冷森冷的。他说你怎么好好地会掉下去了呢？又没有谁推你碰你，路也不是太滑，不会是自己往下跳吧？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呢？我说报告政府，我没有什么想不开的，我就是不小心滑下去的。
我们单位上还是把我的房子腾出来了。他们通知我妈，说我房子里透出一股臭味，是不是有死鼠或死猫？我妈对着门缝闻了闻，说什么味道也没有。他们说我妈的鼻子有问题，叫她打开门看看。我妈说没有钥匙，他们便拿来一根撬棍，不顾我妈的阻拦，嘎地一声就把我的房门撬开了。
我妈说哪里有什么死鼠死猫？你们分明是要撬他的门。他们说随你怎么说，反正撬也撬了，你不如干脆把东西搬走算了。他们先把我那张新买的床抬到楼下，然后把东西一件件搬下去，包括我那些画，我买的床单被套枕头，还有暖瓶痰盂和那几个盆子，全都高高的堆在那张床上。他们一边掸身上的灰，一边对我妈说：“王老师你看到了的，东西一样不少都在这里，你清点一下，等你清点完了我们再走。”
王老师伤心地哭着说：“我清点什么呀，我知道什么呀，你们就等不得他回来吗？还有几个月他就回来了，你们都等不得吗？值得你们动这样的脑筋吗？现在这么一大堆东西，叫我一个老太婆怎么拿回去呀？”
但我妈还是把东西都拿回去了。她请了一辆板车，把这些东西都拖到扁担巷去了。我从家里搬到单位宿舍已有七八年了，我搬走时她显得有些忧伤，但总的来说还是高兴的。那时侯我也没什么东西，一床被子，一包换洗衣服，一些书，再加上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一辆小三轮车一拉就拉完了。她站在巷口上看着我走，迎面有邻居过来，点点头打个招呼，说王老师不跟儿子去住呀？她多少有点骄傲地笑笑说，他翅膀硬了飞他的，我跟着他干什么？我在这里住惯了，我喜欢扁担巷。
现在她把我的东西拖回来，她又怎么跟她的那些邻居们说呢？满满一板车的东西，能瞒得过谁的眼睛呢？她一路抹着泪，到了扁担巷她便把泪忍住了，把眼睛擦擦干，板着脸，像谁都欠了她的钱没还似的。人家跟她打招呼她也装着没听见，眼睛都不斜一下，把声音放得硬硬的跟板车夫说话，“挑好路走呀，颠颠磕磕的，碰坏了东西算谁的？”到了家门口了，她一头钻进去，再也不出来，由板车夫把东西一件件往里搬。她的声音还不断地传出来，还是硬硬的，“那都是新被子新卧单呀，你怎么能往地上放呢？你这个人是怎么做事的啊？！”
第三部分第23节 这叫我怎么回答她？
清理我的东西时，她发现我那些新买的东西全都没用过，她把那些东西都摆在自己床上，皱着眉头，呆呆地看着那一堆粉红，看了许久，结果隐约地看见了我那桩流产的婚姻。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看出来的，我买的那些东西没一样是带“帧弊值模而在日常用品中，粉红并不代表什么。是不是因为那几个盆子呢？一个光棍难道不要用盆子吗？她不但看见了那桩婚姻，还看见了余小惠。在我那些画里，包括上学时画的女人体，最少有十几幅，她却非常准确地把余小惠挑了出来，靠着板壁放在床上，和那堆东西摆在一起。
我从长湖农场回来后，王玉华就问过我。她说你买那些东西是准备结婚用的吗？跟谁结婚呢？是不是她？她拿出那幅画，把它摆在饭桌上，然后便从民间生育学的角度进行评论，“你呢眼光还是有的，身体好，奶呢也饱，将来生孩子是会不错的，可惜现在只能生一胎呀。”她怎么会这样去说一幅画？她又问，“她人呢？现在在哪儿？”我说：“早走了。”她叹一声，说：“你坐牢，她倒走了？你是不是为她跟人动刀子？这种女人！走了也好，一看就是个灾星，害男人的货。”她越来越不像一个当过小学代课老师的人了，我被她烦死了。我说：“你烦不烦？”她说：“你还烦？我这是在破解你，万事莫强求，知道吗？女人是干什么的？就是生孩子过日子的，别像你爸似的光图漂亮图好玩，要知道自己的处境，别再去想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
凭心而论，我爸真没图过漂亮，尤其是跟她结婚的时候。
她把那幅画收起来了。她说：“这幅画归我吧。”说着搬过一张小楼梯，站在楼梯上一伸手，把那幅画塞在堆满杂物的小阁楼上。我仰起脖子朝小阁楼上看着，她垂着眉眼说：“算了吧，还看什么呢？”
回来后我几乎没有出过门，天天缩在家里。我们家一共有两个小房间，八平米一个，王玉华住了一个，另一个堆着她从我那儿搬来的东西。我们还有一个大约六平米的客厅。虽然只有六平米，但它的门对着巷子，进进出出都是它，所以它就是客厅。我回来后就住在客厅里。王玉华没有去收捡另一个房间，而是在饭桌边靠板壁摆了一张竹床，让我就睡这张竹床。
我们家本来还有房子，是我外公留下来的，刚解放就被人民银行占去了，最初的名义是租用，几年以后，或者十几年以后－－具体多少年我搞不清－－又说是被没收了。又过了几年，据说被没收的房子都可以物归原主，王玉华便到处找人，送材料，没想到人家说你的房子占地超过一百平米，不在发还之列。王玉华立即给我三个在外地工作的舅舅写信，叫他们从各自单位开证明。王玉华要她的兄弟开证明的目的是想拉大旗作虎皮，他们一个是北京的教授，一个是广州的记者，还有一个在武汉，又写散文又写歌词。王玉华谈起她的兄弟就充满自豪感，她认为只要他们的盖了单位公章的证明一到，有关部门便要慎重对待。
我从来没见这三个舅舅，他们也基本上不和我们往来，不过那次他们在寄证明的同时，都附上了一封充满兄妹之情或姐弟之情的信，弄得王玉华热泪盈眶。我提醒她别光看前面几句话，后面还一大段在谈他们对房产的权利呢。王玉华便忍住泪看下去，三封信全看完了之后，她非常伤心。尤其是对她那两个弟弟感到特别伤心。她说你外婆死得早，我是又当姐又当娘啊，浆洗缝补哪样不是我啊，可怜我给他们纳鞋底把手都戳烂了呀，他们怎么也这样无情无义呢？难道他们全忘了吗？她长长地叹着气说，这就是人哪，房子还没到手呢，就怕我独琢耍磕羌柑焖像得了神经病似的，动不动就直着眼问，你说他们怎么这样呢？
这叫我怎么回答她？
她不愿给她的兄弟们回信，叫我回，说他们在信里都问了一句外甥，你给他们回信吧。那时候我大约是二十岁，我对王玉华说，二十年问一句，值得我给他们写信？你还是自己回吧。她说你是晚辈，人家总还记得你，你就回一封信吧。我坚决不干，她便骂我，一边骂我一边给他们回信。她流着泪，写写撕撕，最后写成了三封便条式的信，而且内容都是一样的：如房子能要回，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绝不独住
最后的结果与王玉华的初衷有很大出入，她引以为自豪的三个兄弟，有关部门却并不买账。房子没要回来，王玉华想不通，说人家也是这样的情况，人家怎么要回来了呢？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名堂？而她那三个兄弟则在此后每年来一封信，问她房产要回来了没有？并每一次都重申他们对房产应该享有的权利。
现在那个搁画的小阁楼就是王玉华没要到房子之后架起来的。小阁楼就在客厅里，在我头顶上。一个六平米的地方，摆着饭桌竹床，还有几只凳子，头顶上还有小阁楼，我觉得我就像是个临时寄放在这里的包裹似的。
我睡的竹床是一张老竹床，巳经有些松垮了，一动就咿咿扎扎地叫。因为它不分白天黑夜地叫，王玉华嘴角上的凹坑便越来越深了，深到一定程度时，她对我说：“你准备就这样下去吗？你的日子还长呀。”每天早晨从菜场回来，她总是把脸上的皱纹挤成一团，一边择菜一边唠叨，“小青菜都八毛一把，叫人怎么吃得起？虽然我争到了一点退休金，也经不起它这么涨呀。”
我知道她是唠叨给我听的。我成了她的累赘。为了这点退休金她不知道写了多少申述材料。她把要回老房子的事放下来，一心一意地为自己申述。她不断地写，反复地写，一遍又一遍地写。“……我辛辛苦苦为党的教育事业操劳，可是就在我即将转正的当口，却因为前夫的右派问题而搁置下来，并且从此再也无人过问……如今该平反的都平反了，该落实政策的都落实了，而我，一个受牵连的无辜者，一个全心全意任劳任怨的教育工作者，有谁来关心我呢？有谁来给我落实政策？……”她不停地上访，不停地找有关部门，日复一日，腿都跑细了，才争取到了这点可怜的退休金。而我这么大一个人，却天天`着脸吃她这点退休金，我还能说什么呢？
第三部分第24节 吃多了血人会发懵的
我从长湖农场回来时是一颗青皮光头。我的长头发在看守所时就被剪掉了。当我的头发长到即将遮过耳廓时，王玉华便叫我去剃头。她说：“去剃一剃吧，别像以前那样，那么长的头发。”见我呆坐着不动，又说，“头发要吃血的，吃多了血人会发懵的，要不是你留那么长的头发，怎么会懵成那样呢？”
为了让我去剃头，她最少唠叨了五次，说了一百多句话。到第六次她刚要唠叨时，我拔脚就往外走。她硬声硬气地叫住我，“回来，理发店又不关门，跑那么快干什么？没钱人家会给你剃头？”她把几块钱放在桌上，说，“去吧。”
我看着桌子上的钱。我没法把手伸过去拿它。我就让它放在那儿。我决定不剃头了，无论王玉华怎么说，我就是不剃。我的头发居然跟植物一样，在春夏时节长得特别快，还有络腮胡子，它们迅速地遮蔽着我的头脸。
天气越来越闷热。雨季又来了。人们在扁担巷里用砖头垫起了一些石墩子，王玉华打着一把雨伞，小心翼翼地在石墩子上一跳一跳地走着。雨水在石墩子周围打出了一片灰色的水烟。王玉华的两只脚在迷鞯乃烟中若隐若现。王玉华连着几天这么跳进跳出之后，跟我谈了一次话。是认认真真的谈话，不是唠叨。她说阳阳（她很少这样叫我），你要打起精神来，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真应该成个家了。
原来她冒雨跳着石墩子出去是要给我找老婆。她有她的想法。她认为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关键就在于没有一个老婆。她的这种想法来源于我那些粉红色的东西，来源于暖瓶痰盂和几个搪瓷盆子，以及那幅已经被她塞进了阁楼里的画。她说她看见这些东西时才醒悟过来，并且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失职，“这都怪我呀，”她很自责地说，“我被自己的事情搅昏了头，没想到要给你找个老婆。我怎么这么大意呢？男人没有老婆怎么行呢？该找老婆就要赶紧找，没有老婆，又做的是画画这种事，画些不穿衣服的女人，难怪要出这样的事。这就像屋檐水，点点滴滴都要落到阴沟里，要有阴沟让它流，没有阴沟它就只好到处乱流了。”
她的比喻形象生动又浅显明白，这才像个当过小学语文老师的人。听她的意思我简直是急疯了。我就是大雨时的屋檐水，因为找不到阴沟正在遍地横流；而她现在急于要做的，就是要为我开挖一条阴沟，好让我有个适当的去处。
可是老婆怎么是一条阴沟呢？我看着在门口像水帘子一样滑落的檐水，看着浸泡在水里的青砖和红砖，看着在青砖红砖上跳着的大大小小的脚。我心里空茫一片。疼痛像冷风一样在骨缝里吹着，我用力揉着肩胛，揉着揉着不由得笑了起来。大约因为阴沟的缘故，巷子里的水流得很慢，有人正躬看腰往石墩子上加砖块。
王玉华见我笑，便强调说：“笑什么？我说得有道理。”
我没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同不同意她的道理。有一点她大概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她的比喻中暗含的污辱性。既是对我的，也是对我老婆的－－谁做我的老婆谁就是一条阴沟。当然阴沟不阴沟的我无所谓。我想到一个未知的女人已经成了一条阴沟，心里居然有一种恶毒的快感。
如果那个叫冯丽的女人知道王玉华将她比作一条阴沟，不知道她会怎么想？她比我大九个月零八天，前年（大约就是我到长湖农场去种棉花的时候）离的婚，有一个四岁半的儿子。我是个刑满释放人员，冯丽是个带着拖油瓶的离婚女人，按我妈王玉华的说法，这叫乌鸦莫嫌猪头黑，是挺般配的一对。她的比喻落到我头上时总是这般令人难堪。就像鸟粪落在头上，不是屎而是喜，叫人哭笑不得。
尽管这样，也还不能说王玉华的比喻不恰当。在南城这是比较普遍的事，小孩子都当童谣唱，－－龙配龙凤配凤，虼蚤配臭虫；瞎子配拐子，劳改犯配小寡妇。冯丽既然离婚了，也就在小寡妇之列。但冯丽不是个一般的小寡妇，而是个有些资产的小寡妇，在南城大栅栏批发市场有两个店。王玉华说：“我不会随便给你找一个了事的，我拜托了好几个人，人家都跟我介绍了，我挑来挑去，还是挑中了冯丽。”
我妈用了一个“挑”字，既显得对我很负责，又顾及了我的自尊心。这当然是她的聪明。但我想这里头恐怕还有她自己的私心，我不是说她想贪图什么，可是她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给我找个有钱的老婆，免得我老赖在扁担巷吃她那点退休金，连剃头都要从她身上拿钱。虽然我知道我不该这样说，这是要遭雷劈的，但那时候我就是这样想。我不走她的日子就不得安宁，把我交给一个有钱的寡妇，她不但日子安宁了，心也安宁了。对她来说这是多好的事，要不她干吗要急于把我推出去，冒着那么大的雨跳进跳出？要知道那时候我从长湖农场回南城才一个半个月。
我希望我是在用我的小人之心度王玉华的君子之腹。
对于我来说，冯丽那儿是最好的去处。况且她不嫌弃我，她说什么流氓不流氓？就是流氓也要看是什么流氓，偷看女厕所的流氓当然要不得；你不是那种东西，我知道你的事，我不在乎。这是一个成熟女人的理解。对我捅人一刀这件事她理解得更加深刻，她说这是最让她动心的，现在哪有这种人，肯为女人跟人动刀子？这样的人还能是流氓？她认为她很有福气，一个这样的流氓让她给碰到了。
她是个小个子女人，但并不干巴，只是看起来显得有些单薄。我们很传统很规矩地在公园里见了面，第一次见面时还在下雨，雨很小，是粉状的，被灯光照白鞯模跟雾一样，公园里没什么人，我们坐在靠人工湖的亭子上；第二次还是在这个亭子上；第三次没下雨，是雨季刚结束不久的一个晚上，我们坐在湖边的石头上。
第三部分第25节 老子的表现好不好？
晚上有一些风，她缩缩肩胛说：“有点冷。”我脱了一件衣服给她，她披上了衣服还说冷，要求我挨着她坐，给她挡挡风。我便挨着她坐，她身子往后移了移，又往我这边一仰，就靠在我身上。她靠在我身上问我：“这么靠着你行不行？”我说：“行。”她又问：“那你的手呢？”我就把手搭在她肩上。她也抬起一只手，搭在我的手背上。接着她又问我会不会嫌她结过婚？会不会嫌她有孩子？我说：“我没有资格嫌别人。”我想想又说：“只要你不嫌我，我们就结婚吧。”我就是想快点结婚，我不愿去多想，再说我还想什么呢？她没有马上回答我，过了一会儿才说：“这么急？”我说：“嗯。”她仰起脸来说：“那你亲我一下吧，你都说要跟我结婚了，还没亲过我。”我说：“人家看见了不好。”她说：“谁会看你？这么暗谁看得见？”我扭脸朝四下里看了看，便低下头亲她。她说：“你不会亲女人吗？”我便把嘴唇从她腮帮上移到她嘴唇上，她把嘴张开，要我把舌头也伸出来。我们咿咿唔唔地亲了一会儿，她喘了喘气，又说：“你摸摸我。”我隔着衣服摸了几下。她说：“把手伸进去摸。”我犹豫了一会儿，便把手从她衣服底下伸进去，我的手很凉，她微微抖颤了一下。我摸了摸她的乳罩。她说：“把它掀上去。”我就把乳罩掀上去，把手放在她的乳房上。她的乳房滑滑的软软的。她说：“还好吧？”我说：“还好。”她说：“那你为什么不摸呢？”我就摸她，我摸着摸着就用起力来。我没想这么用力的，可是我的手不听话。她咝咝地吸了一口气，身子扭了几下，又压着嗓子叫了一声。她说：“你要死呀，用这么大的力？”稍稍过了一阵子，她轻声问我：“想要吗？想要不想要？想要的话今晚我就给你。”我喉咙干干地说：“这好吗？”她说：“怎么不好呢？”她轻声笑了笑，说：“走吧。”
她没把我带到她家里去，而是在一个宾馆里开了个房间。她躺在床上，要我给她脱衣服。我问她要不要关灯，她说你不想看看我吗？我便没关灯，她一眨不眨地看着我，看得我笨手笨脚的。给她脱掉衣服后，她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还好。”她说：“还好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还好。”她笑着说：“你骗鬼吧，我都是个生过孩子的人，能好到哪里去？”我说：“我说的是实话。”
我说的真是实话，她就是个子小一点，身上还是挺紧扎挺匀称的，不大像是个生过孩子的女人。
完事以后，她对我说：“你今天表现不好，心不在焉，是什么原因呢？是对我没兴趣吗？”我说：“不知道。”其实我知道，我是憋得太久了，所谓一触即发。但我说这个干什么呢？她盯着我说：“有还是没有？这种事不能含含糊糊，要明说，我是第二次婚姻，我不想有第三次，所以你一定不要跟我客气，有兴趣就说有兴趣，没兴趣就说没兴趣，你说你是有还是没有呢？”我说：“有吧，有。”她说：“真有？没骗我？你可不能骗我啊。”我说：“真有。”她耸一下眉，又把眉心蹙起来，说：“那你是怎么回事？心里还在想别人？”她说着叹一口气，“也难怪，你都能为她动了刀子。”
她叫我跟她一块去卫生间洗澡，我们站在浴缸里，她给我洗了洗，忽然抱住我，很认真地说：“以后不能这样，你不能再想别人，你能做到不想别人吗？”我说：“嗯。”她把我抱得更紧，仰着脸说：“我真想找一个又喜欢我又靠得住的人，我已经三十一岁了，再不能打闪失了。我也知道，要你完全不想别人是做不到的，可是你能不能少想一些呢？以后慢慢地不想呢？”
她的下腹贴着我的下腹，肚子贴着我的肚子，乳房挤在我胸脯上。热水哗哗地淋下来，顺着我们的身体往下流。我低头看看她的脸，又看着她的红色的乳晕和乳头。我的手从她腰上一把滑下去，滑过她的臀部和大腿，躬身抱住她的腿弯，一手抱一条，把她挤在贴着奶色瓷砖的墙壁上。她说：“呀，你干什么？”接着又很夸张地叫了一声。我没说活，我恶狠狠地进入了她。我真是恶狠狠的，我用力咬着牙。我像个土匪似地在心里说，老子的表现好不好？老子操死你！她脸上的血色跟着热气飘走了，脸色迅速苍白下去，大张着嘴，舌头缩在喉咙口里，发出来的声音没有一点形状，像个快要断气的人。我在心里冷笑着，同时侧脸看着雾蒙蒙的大镜子，在镜子里我们的影子毛茸茸的，依稀像两个扭在一起打斗搏杀的人。至上而下的热水是一些雨点似的隐约的白亮，落在我脊背上，弥漫起一片水气。我弓着背挺着腰在那儿不住地拱动，我腰腿上的肉都一块块鼓了起来，而她则软耷耷地吊在我身上，乳房亮闪闪地跳来跳去，湿漉漉的头发拖在浴缸边上，一前一后地荡着。我们就像两个怪异的不知名的畜牲。尤其是我，从里到外都像一个畜牲。
我把她放下来时她的脸还没有恢复血色，像一棵蔫了的菜似的，脑袋垂在脖子上，用一只手搭在我肩上，软软地站在那儿，半张着嘴一声接一声地喘气。热水依然哗哗的，雾气腾腾的，她把整个耷拉着的身体伸了伸，抬起头来，叹息似地笑一下，又摇两下头，说：“你呀……唉，我们真应该快一点结……婚。”
第三部分第26节 原来是有准备的
她本来打算冲了澡便走的，现在她不走了，把自己擦干了之后又回到了床上。我们在这张床上过了一夜。我在她身上把我心里的怨毒都泄掉了。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她压在床上，她说：“你疯了。”又说，“我真怕了你了。”但说归说，只要我压住她，她便显得柔情似水。下半夜她穿上衣服出去了一次，买了一包方便面。她说她想买牛奶和蜂王浆，但街上都关了门，好不容易叫开一个小亭子才买到这包方便面。她把方便面泡好，给我端过来，让我靠在床头上吃。我说：“你不吃吗？”她摇摇头说：“我就是买给你吃的，你累了呢。”她看着我吃，发呆一样。她的眼睑颜色很重，是赭色的，像上了眼影一样，使她看起来很妩媚，也很色迷迷的。
她既妩媚又色迷迷地问我：“我们真结婚吗？”
我嘴里塞满了方便面，便唔唔地点头。
我们就结婚了。她对我没有任何要求，唯一的具体可行的要求是去剃个头刮刮脸，把自己弄得像个新郎倌。
我和冯丽是在这一年夏天结的婚。南城人结婚一般都在春天和秋天，夏天结婚的极少，我和冯丽弄不好是绝无仅有的一对。为什么要在夏天结婚呢？我想这没什么可说的。婚姻就是婚姻，什么时候结婚都一样。还是引用我妈王玉华的话吧，她在参观了冯丽精心布置的新房后，对这桩婚姻非常满意，她对我说：“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以后就跟人家好好地过日子吧。”
本来我妈要把我买的那些被子卧单之类的都抱过来。我叫她别抱。她说：“结婚用的都是人家的钱，把这些东西抱过去，你面子上也好看些。”我说：“这是夏天，用不着。”我妈说：“永远是夏天吗？总有用得着的时候。”我说：“算了吧，还是你留下来用吧，就当是我这些日子的饭钱。”我妈一开始没反应过来，等她反应过来便感到受了天大的委屈，哭哭啼啼地骂我：“你说的是人话吗？你没良心呀你个该死的！”
婚后不久我去了一趟老铁街，但老余一家巳经搬走了，邻居说他们家有钱了，买了新房子了。我去商业局找到余冬，他正提着一个红塑料桶在院子里洗车。我问他姐姐有没有消息？余冬还是那样，下巴一扭一扭地不愿说，我说：“我已经结了婚了，告诉我有什么关系呢？”余冬便低头想了想说：“她在广州。”我说：“在广州干什么呢？”余冬说：“唱歌。”我又问：“好吗？”余冬说：“还好吧，还好。”余冬问我，“你呢？还好吧？”我郁郁地说：“还好吧？还好。”
现在我说说南城的夏天吧。南城人为什么不在夏天结婚呢？我想这里面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南城的夏天太热。南城的夏天是天下最热的夏天。是个南城人都知道，南城的夏天会热到什么程度。即便在从前，天气还不像现在这么热的时候，一到夏天，南城人就会烦躁地说，天气跟火一样啊，热得人想把皮扒掉啊。这么热的天不要说结婚，就是平常的夫妇也要忌房事，不敢轻易动手，弄不好就是性命悠关，女人缩阴男人缩阳，不是国医圣手扯都扯不回头，可在那种时候你到哪儿去找一个国医圣手呢？
再说结婚总是要摆酒席的，要请人来给你凑凑热闹，否则这婚也结得太冷清了。可是谁愿意汗流驯车乩闯跃葡凑热闹呢。没有人来闹过吃过，你这婚就结得不够光明正大，就有点躲躲闪闪偷偷摸摸。就算人家勉强来了，也会在心里嘀滴咕咕：怎么在这样的日子结婚呢？是不是肚子藏不住了？
我和冯丽当然不存在肚子藏不藏得住的问题。冯丽是带了环的，在准备要跟我结婚时，她问我，“要不要把环拿掉？”我说：“算了吧。”她说：“你不想要孩子吗？”我说：“无所谓。”她怏怏地说：“你有点怪，从我来说我是不愿再生的，可是你说无所谓我就不高兴。”我说：“那你拿掉就是了。”她还是怏怏的。她说：“我也不是说一定要拿掉，我是说你一副没心思的样子。你怎么能一点都不计较呢？”
在商议办酒席时，她问我有些什么人要请？我想我还请谁呢？我说：“我没人要请。”她说：“你一个朋友都没有吗？”我说：“没有。”她说：“那亲戚呢？”我说：“也没有。”她又不高兴，板着脸说：“你可是头婚哪，就这么不当回事？是觉得娶我这样的女人没面子吧？”我说：“你想想啊，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亲戚朋友？”她想想也是，但又是怏怏的，说：“既然这样那就算了吧，我是二婚，我更不想张扬。”
冯丽便把心思放在布置新房上。墙面地面，柜子厨子，床和床上的席子，包括窗帘和鞋柜，都是她盯着做的或亲自去买的。那个夏天是南城最热的夏天，雨季一结束太阳就毒辣起来，到处都是白得耀眼的阳光，马路上颤涌着一片钢灰色的焰气，站在街这边往对面看，街影和人影都飘浮在焰气上。她就在这样的太阳下和焰气里奔跑，又要照顾店面又要布置新房，人变得又黑又瘦，浑身长满了痱子。红色的痱子就像长在藤上的果子一样长在她身上。从脖子上往下到背上腰上和胸脯上，又从乳房下面漫到小腹到大腿内侧，用手摸上去发出粗糙而干燥的沙沙声，就像摸一张粗砂纸。但她一点也不后悔，把她的朋友同学一拨拨地带来看新房，人家一看床上，就笑着说：“大热的天还铺这个呀，是怕硌坏了你吧？”她说：“瞎扯什么呀？有空调嘛，不铺这个铺什么？”她打开空调，问人家凉不凉快，舒不舒服？那些女人便吱吱喳喳地鬼笑，说：“怪不得呢，敢在这样的日子结婚，原来有准备的。”又露骨地说，“你让他这么凉快了，你能受得了呀？”她由人家说，把我扯过去向人家介绍说：“这是我老公。”然后她做出羞涩的样子，抿着嘴小声地笑。
第三部分第27节 这是专门给你补的，吸吧
那台春兰牌窗式空调大约是南城最早（或比较早）的空调，为了买这台空调她犹豫了许久，最后还是下决心买一个。虽然她有两个店面，但她说挣钱不容易，一台空调三千多，这还事小，关键是费电。她按每晚平均七度电算，六七四十二，一个晚上就是四块二。所以在决定要买一台空调时，她的额头上都挤出了皱纹。她又是抱怨又是幸福地说：“还是买吧？这么热的天，坐着都出汗，两个人在一起怎么受得了？我一想起你那副又凶又急的样子，就觉得非买一个不行。”
她说又凶又急指的是在宾馆的那一次，那一次她印象很深，她就是为这个买的空调。既然有了空调，闷热的夏夜就变成了凉爽的春夜或秋夜，就不会大汗淋漓，不会缩阴也不会缩阳，就应该好好干活，不遗余力地干，全心全意地干，心无旁鹜地干。干不好就对不起空调，对不起一晚上四块二，对不起她，就是心不在焉，心里在想别人。她就是用这件事来测验你的。离过婚的女人就是有这种绝主意。
她的房子是她离婚后买的，平常的三房一厅，只有我们这间房里装了空调，其它的房间包括客厅，都是电扇。她妈带着她儿子在北房，也是一台吊扇。她妈对她说：“天气这么热，我一个老太婆不要紧，让你儿子跟你去睡吧，你看他也在长痱子了。”但冯丽却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她耸着眉心说：“这怎么行呢？不行。”她妈的神色便有些幽怨，说：“他那么小，能碍你们什么事？”她瞪着她妈，“你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哪头轻哪头重？没买空调不要过了？”
应该说冯丽不是那种时刻都想要的女人，在性事上她很正常，她要求的是一种标准。我干的活必须符合这个标准。如果我懒心惯意像温姿似的，她就会忧心忡忡地问我，“腻啦？”然后又幽幽地说，“我知道你很快就会腻的。”这时候我一般都不说什么，对于我来说，谈不上腻或不腻，不相干。
其实在一开始我干得还挺像样，我很愤怒，虽然我愤怒得莫名其妙，但我发现愤怒也能干好活，我用力搓着她的胸脯，像刽子手行刑一样对付她，把她翻过来倒过去的折腾。她身上的痱子已经死掉了，皮肤又变得白皙光滑，并且在迅速地圆润起来。她一点也不怪我折腾她，她认为我折腾她就是对她有兴趣。她的道理简单实用。为了这个简单实用的道理她可以逆来顺受，把自己当成一块砧板上的肉，哪怕你咬牙切齿满面狰狞把她当妓女一样蹂躏，她也毫无怨言。她怕的就是你不这么干，你不这么干就是不喜欢她，就是腻了，厌了。我干着干着便感到了一种悲哀，莫可名状的却是很深刻地悲哀，我说不清它从何而来，只感到它像冰凉的潮水一样，转眼之间就将我淹没了。我从她身上滑下来，悲哀地躺在床上，看着那台嗡嗡轰响的空调，心想我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我就像个从前的佃户，为了吃饱肚子，只好不停地挥着一把锄头，在地里瞎锄一气。
她撑起身子看着我。她的眼睛在灰暗中泛着一种黏湿的光亮。她问我：“累啦？”我不吭声。她又问：“要不要把空调开大点？”我说不用。她还撑在那儿，说：“你好像心里不高兴，为什么呢？”我说：“我没不高兴，我就是有点累。我不行。”她吃吃地笑了起来，亲我一下，光着身子跳下床，OO@@地翻一阵子，翻出一支蜂王浆，用小沙轮片喳地一声切一圈，又一敲，插一根吸管，俯身站在我面前，把吸管对着我的嘴，很甜蜜地说：“吸吧。”
我说：“不用。”
她说：“这是给你补呢，吸吧，吸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脸上都是没有表情的，喜怒哀愁跟我都不沾边。我的脸就像一块板结的土地，什么草都长不出来。可是在这个夏天，有一棵草钻出来了，这棵草的名字叫做悲哀。我把悲哀挂在脸上了。
我不知道冯丽看没看见我的悲哀，有一天她忽然对我说她发现了一个问题。“你从来没笑过，从我认识你到现在，没见你真正笑过一次。”她耸着眉头问我，“你以前笑过吗？你不是个生下来就不会笑的人吧？”她想来想去，觉得我的郁郁寡欢是因为心里太闷了，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如果有事情做的话，心情自然就会好起来。她说：“这就跟水一样，水要流动才是活水，流不动的水是死水。”她的比喻使我想到了另一个比喻。我妈的比喻。女人说出来的比喻怎么总是离不开水呢？我不禁笑了笑。她说：“你看你看，你这是笑吗？”
她叫我画画。她说：“你不是个画家吗？没事你就画画吧，我还没见你画过画呢。”我说：“我都忘了怎么画了，也不想画了。”她说：“怎么不想画了呢？你不是学这个的吗？”我摇摇头说：“那是以前，现在不想画了。”
说实话我是真不想画画了。虽然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但现在我对画画真是心灰意懒了，提到画画我心里就很不舒服，就像什么东西梗在那儿似的。在长湖农场时，管教要我在宣传栏上画画，我都拗着没画，结果把管教惹火了，说我不识抬举，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我还是不画。我对管教说，不要把我当一个画家，我是个流氓，刑事犯，我要用劳动来改造自己。管教气咻咻地说，很好，这可是你说的。从此以后管教便把最脏最累的活派给我，并且阴着脸说，好好地用劳动改造自己吧！
第三部分第28节 你真连儿子都不要了？！
至于我为什么不肯承认自己的画家身份，我也说不清，或者说不愿在这件事情上再费脑筋。好在冯丽也并不一定要我画画，她不再问为什么，只是有些忧郁地看了我一会儿，说：“那你愿意跟我到店里去吗？”我想了想说：“好吧。”第二天一早，她就用摩托车把我带到到大栅栏市场上去了。
大栅栏市场很大，都是分类经营，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整个市场都是闹哄哄的。她的店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做的是家用小电器的批发。她安排我坐在东头店里，说你就负责这个店吧。店里有两个伙计，事情都是他们在做，我只是呆呆地坐在那儿。有一个叫萝卜的伙计又乖巧又勤快，手脚不停，还抽空给我沏茶加水。因为是批发市场，所以晚上不做生意，到下午六点半钟左右，她便骑着一辆红色摩托车从那头过来了，招呼关了店门，像来时一样带着我回家。我坐在她后面，她叫我抱住她的腰。她不让我把手放在她腰胯上，说她怕痒，要我用双手绕过她的腰胯，抱在她的肚子上。她的肚子很柔软。街尽头的天空上浮着金灿灿的晚霞，阳光已经没有了，焰气也消下去了，但风还是热的。她骑得很快，热风在我耳边呼呼地响着。
她的身子在摩托车上挺得直直的。她大声说：“别摔下去了，抱紧些啊。”
她回家后的第一件事，不是跟她儿子亲热，也不是上厕所或下厨房，而是先跑进房里打开空调。
我越来越觉得我应该厚着脸皮赖在我妈那儿，我妈虽然唠叨，但她还不至于在吃饭时盯着我的筷子。你说有人盯着你的筷子你还吃得下吗？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冯丽的儿子要盯着我的筷子？就那么一个即将要上幼儿园大班的小男孩，怎么会用一种那么敌意的眼光看我？只要我在屋里，他的眼睛就盯着我，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他居然盯着我的筷子。我的筷子要嘛不动，一动他就盯住了，眼睛跟着我的筷子转，于是我手上的筷子就变得非常沉重，像两根铁棍。我把筷子伸进盘子里，他的眼睛便盯在筷子头上。他盯着我夹菜，盯着我把菜放进嘴里，然后便盯着我的嘴。我被他盯得都不会咀嚼了，囫囵着把菜紫氯ィ他又盯着我的喉咙。
我没法吃了，放下筷子盯着他。他一点也不躲我的目光。我问他：“为什么盯着我？”他说：“我就要盯着你！”他外婆敲敲盘子说：“吃饭。”又剜我一眼，“他多大你多大？小孩子嘛，你跟他一样？”
冯丽用脚在桌子底下碰碰我，对她儿子说：“涛涛你怎么这么不礼貌，盯着别人吃饭？”涛涛说：“他不是我们家的人！他是个流氓！劳改犯！”冯丽惊叫一声，“涛涛！”她看看我，又看看她妈，哆嗦着嘴说：“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从哪儿学来的胡说八道呢。”她的话音刚落，涛涛就把手上的钢匙用力扔在盘子里，菜汤溅了一桌子，“你只要老公不要我！”冯丽刮了他一巴掌，“谁教你说的？”涛涛哇地一声哭起来，用手在桌子上一扫，碗和盘子稀哩哗啦地掉在地上成了碎片。冯丽脸都白了，厉声说：“涛涛！你干什么你？！”
她妈把涛涛拉进怀里，骂冯丽疯了，“一个小孩子，你那么大声音干什么？你要吃了他？！你疯了！你真连儿子都不要了？！”
结果冯丽跟她妈吵了一架。冯丽说：“什么不要儿子？你说得难听不难听？”她妈反问她，“是我说得难听还是你做得难看？”冯丽说：“我做了什么？怎么难看？你还说，就是你把他教坏了。这么小的孩子知道什么？你跟他嘀嘀咕咕不就为了一个空调吗？这么大年纪怎么什么事都不懂！”她妈说：“好，我不懂，我没年轻过，我白活了！”老太婆哭哭啼啼，走进走出地收拾自已的东西，“我走，我不是没地方去，我不只你这一个女儿，你没良心有有良心的！”冯丽也不拦着她，说：“你要走就把涛涛也带走。”老太婆头也不回，边走边说：“谁的儿子谁带！”
涛涛哇哇地哭着追出去，扯住外婆不让走。婆孙俩在外面哭成一团。冯丽的眼泪也啪哒啪哒地往下掉。她说：“涛涛把外婆扯回来。”她说着自己也出去了。一家人都在门外，只有我还尴尬地在饭桌上坐着。菜汤从桌上一滴滴地落下去，地上落寞地躺着碗和盘子的碎片。
这天晚上冯丽很晚才进房间，进来后就叹着气对我说：“过了暑假就好了，涛涛就上幼儿园去了，等他再大一点也就该懂点事了。”躺下来之后，她又说：“我的意思是就这个暑假，我们想点办法行不行？”我说我还是回扁担巷去吧。她说：“这好吗？你妈会不会说什么？”她说着把上半身趴在我身上，伸手过去摸我，摸了一会儿，轻声ψ潘担骸翱蠢茨阏娌恍辛耍是该歇歇了。在这儿你是歇不住的，要不就到你妈那儿去住些日子？?/p>
我没说话，我说什么呢？我不但不好说什么，还要装出默认的样子。过一会儿她把胸脯移下去了。又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了她的哭声，她大约把脸埋在枕头上哭，声音被压住了，呜呜的又闷又浑浊，像一条流不动的小河。我装着睡着了，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听一条流不动的小河缓缓流淌。
到了第二天，她又不让我走。她说：“大不了再买个空调就是了。”
但涛涛的问题已经不是空调的问题了，有一天他用一把水果刀劈我。他像大人似地背着手，手上拿着水果刀，不声不响地从旁边走过来，对准我的脑袋就劈。他人小鬼大，居然学会了搞突然袭击。我感到一道白光一闪，本然地偏了一下脑袋，水果刀在耳朵上划了一下。幸好他力气小，刀也不快，只划开一条小口子。冯丽浑身发抖，一只手揽着我的头，一只手捂住我的耳朵，不住地说：“他会杀人！他才多大？就会杀人？”她问涛涛，“你为什么要杀他？他现在是你爸爸你知道吗？”涛涛大声说：“我不要这样的爸爸！我讨厌他！”
第三部分第29节 真是个懂事的女人
直到躺在床上，冯丽的脸还是白的，一边给我耳朵上涂红汞水，一边抖着声音说：“这孩子，他怎么这样？这不是个小土匪吗？”
她又跟我说生孩子的事。这些天她一直在想，觉得还是要给我生一个。她说：“我想通了，既然嫁给了你，就不能怕麻烦，一定要给你生一个，否则对不住你。一个人怎么能没有自己的孩子呢，你想要一个对吧？”我说：“我没想这件事。”冯丽说：“你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给你生你又不要，对涛涛又不理不睬，他说不喜欢你，实际上你也不喜欢他，小孩子还不好哄吗？你多哄哄他不就好了吗？现在弄成这样，你叫我怎么办呢？”我说：“要不我还是回扁担巷去吧。”她赌气说：“你以为我离不得你？你要真想去的话，那你就去吧。”
在这个夏天大约过去五分之三的时候，我又回到了扁担巷。我妈问我：“就吵架啦？”她觉得有问题，考虑再三，冒着炎炎烈日跑到大栅栏去了一趟，结果冯丽用摩托车把她送回来。冯丽厚着脸皮装出很难为情样子，咬着耳朵悄悄告诉她，“徐阳太累了，让他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睡几天。”临走时她当我妈的面，用手摸摸我的脸，很甜媚地笑着说：“好好地养几天精神吧。”
我妈相信冯丽的话，冯丽的话映证了她。她是对的。我之所以弄成今天这样，就是缺一个老婆，如今一旦有老婆就不知死活了。她用一个过来人的目光瞟着冯丽正在圆滚起来的腰身和屁股，用舌头啧一声，摇摇头，对我说：“这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知道细水长流吗？”
居然又是一个比喻，而且和水有关。
扁担巷跟老铁街一样，也是青砖高墙，虽然这些年倒的倒拆的拆，显得参差不齐破烂不堪，但还是能挡住斜过来的阳光。除了正午时太阳直上直下地照着，上午和下午，阳光都只能悬空地飘在墙上，因此南城夏天最凉快的地方还是这些小巷子。小巷子的凉快是一种青幽的阴凉，那次冯丽来的时候，对扁担巷的阴凉赞不绝口，说比空调好多了。第三天晚上，她把摩托车直接骑到了扁担巷，对我也是对我妈说：“有我睡的地方吗？”
我在扁担巷仍然睡的是竹床，冯丽一来我妈就得去张罗房间。但我妈磨磨蹭蹭的，最后把冯丽拉去一起张罗。她们一边张罗一边嘀咕。我不知道她们嘀咕什么。我妈从我买的那些东西里拿了两个枕头，一床薄毯，还拿了一个痰盂。我想她们是不是在嘀咕这些东西？睡觉时我问冯丽，“我妈跟你嘀咕什么？”冯丽坏笑着，咬着我的耳朵说：“你妈怕我把你累坏了。”她用指头戳着靠床的板壁，继续咬着我的耳朵，一边吃吃地笑着说：“到处龇牙裂缝的，我有那么大的胆子敢累你吗？”
早上起床后，冯丽伸着懒腰对我妈说：“这里真好，昨晚上睡得也好，以后我天天来这里睡。”我妈笑吟吟地说：“你只管来就是。”冯丽走了以后，我妈便发感叹，说：“看来我的眼光还是不错的，她可真是个懂事的女人啊。”
冯丽虽然不是真的天天都来，但也差不多，三天两头地来。来时总会带点东西，一桶油或一袋米，有时候则是一只酱鸭和几把青菜，或者是一只大西瓜，弄得我妈动不动就说她懂事。冯丽说：“天热嘛，是吃瓜的日子嘛。”我妈说：“吃瓜吃菜都不要紧，你还带油和米干什么呢？”冯丽说：“徐阳在这儿本来就给你添麻烦，我再抠你就显得我太不懂事了。”我妈说：“你是不懂事，我是谁？徐阳喊我喊什么？”冯丽说：“妈呀，可他是我老公呀，我不能把老公丢给我婆婆管哪。”她们婆媳俩你一句我一句地客气着，讨论我应该由谁来管的问题。我在一边a然地坐着，看着斜对面青砖墙上的橙色阳光和锈成一坨红泥似的铁墙粑。
早晨起来后我也是那样。我的目光大约很空洞。冯丽说：“你老这样呆看什么呢？”她的样子显得很担心。她还是要我跟她到店里去。她拍拍摩托车后座说：“上来吧。”她很喜欢带我骑车，喜欢我抱住她的腰。我说：“算了吧，我什么也不懂，去了也是在那儿发呆，还不如在这儿发呆，这儿凉快。”
冯丽说：“你总不能发一辈子的呆吧？你是个有家室的人了，还呆什么呢？”我说：“不知道。”过一会儿我又说，“看吧。”冯丽说：“你要看到什么时候呢？我不是要你做什么，我就是怕你心里闷，我想看见你高兴起来。”
她说得我有些感动。我朝她笑了一下。
她叹口气说：“你看你笑得，跟受了潮似的，一点都不清爽。”
一天上午，我在门口坐着时，有一个从巷子里经过的女人叫了我一声。这个女人胸脯颤颤地从巷口那儿走过来，侧着脸瞟了我几眼，便站在那儿，说：“徐阳？你是徐阳吗？”我怔怔地看着她。她说：“你不认识我？我是吕萍呀！”我点点头说：“哦，吕萍。”我们说了几句话，说得很干巴。我问她怎么到扁担巷来了？吕萍说：“拆迁嘛，我在前面租了房子嘛。”
我妈看着吕萍的后影说：“这是谁呀？”
我懒洋洋地说：“从前的同学。”
第三部分第30节 这是我的老婆
第二次看到吕萍时是在一个黄昏。吕萍说：“你怎么天天坐在这儿？”我似是而非地笑了一下。冯丽刚来，正在门口锁摩托车。她不断地拿眼睛瞟吕萍，特别瞟吕萍的颤巍巍的胸脯。吕萍刚走过去，她便把脸凑过来问我：“谁呀？”我说：“一个同学。”冯丽又扭头去看了一会儿，说：“哪儿的同学？”我说：“大学的。”冯丽一直目送着吕萍拐出扁担巷。她对吕萍的胸脯印象很深，而且似乎很有些成见，晚上在房间里她好好地又说起吕萍。她说“你那个同学叫什么？”我说：“吕萍。”她撇撇嘴说：“这个吕萍有点妖。”我冷冷地说：“你见过人家几次？怎么知道人家妖？”她又撇一下嘴，说：“那么大的胸脯，跟外国人一样，是做大的吧？”我没吭声，懒得跟她说。她说：“你怎么不说话？你是不是喜欢大的？听说你画的那个女人的也很大？”我说：“你不是有病吧？”我把背对着她。她用指头戳着我的背说：“你别管我有没有病，你既然跟我结了婚，就不准再打别人的主意！”
我妈在那边敲着板壁说：“别吵啦，睡觉吧。”
大约是第五次在门口碰到吕萍时，她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我坐在一只小竹椅上，越过她的胸脯看着她，说：“有事吗？”她点点头。她的胸脯确实很大，但不像冯丽说的那样是做大的，在学校时她的胸脯就很大。她是工农兵学员，虽然比我们高一届，但我们都不大看得起他们，我之所以还能认出她来，也许就是因为她的胸脯。那时候我脸上的青春痘还在，她的颤巍巍的胸脯总让我感到心惊肉跳。
上午的阳光落在半空里的墙面上，巷子里罩着一抹明晃晃的光晕。我又一次越过她的耸在光晕的胸脯，问她还是不是在电影院画广告？她说在电影院，但很久没画广告了。我说那在干什么呢？她说我正想跟你说呢，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干？我们想凑几个人一起做平面设计，你有兴趣吗？我问她还有谁？她笑笑说，丁本大。她一笑胸脯就颤几颤。我说丁本大是谁？她说跟我一班的，见了面你肯定认识。她笑一笑又说，我跟他说到过你，他一听就说好，说你反正闲着没事，正好一起干。
我不知道我当时怎么会感到那么不舒服？就像被毒蜂蜇了一下似的。我把脸皱起来，冷笑一声说，他怎么知道我没事？吕萍愣了愣，说是我说的，是我说你没事坐在家里。我说没关系，我是没事，我刚被劳改放回来嘛。吕萍红着脸说，徐阳你别这么敏感，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说我敏感什么？我不敏感。吕萍说要不这样吧，明天我叫他来跟你谈，你跟他一谈就会知道他是有诚意的。
第二天下午，吕萍和丁本大一齐来了。我一见丁本大就觉得很面熟。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名片上有他的自画像，漫画式的，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他的嘴，一张有点歪斜的嘴，经过一番夸张和线条处理之后显得既阳刚又艺术。他们走时刚好碰到冯丽，冯丽刹住车，用脚点着地扭头看着他们的背影。她匆匆停好车，什么话也不说，进屋就收拾东西。我妈说问她怎么了？她说我们回去了，不在这里住了。她沉着两块脸对我说，走吧，我们回去吧。我说暑假不是还没结束吗？她说你走不走？我摇摇头。她说你不走？那好，我走！
但只过了一天，她又来了，还带了一只酱鸭和两瓶啤酒。
一个多月以后，我和吕萍丁本大合伙成立了一家平面设计公司。因为是三个人，所以我们把公司取名为三原色。我没有出股本，股本是他们出的。冯丽不肯给我钱，她对吕萍的胸脯耿耿于怀。她说你知道吗？我前夫就是为了两只大奶子跟我离的婚，可那婊子跟吕萍比，不知差到哪儿去了！你说我怎么肯再吃这样的亏呢？
冯丽以为不给我钱就能拦住我，没想到拦不住，吕萍和丁本大决心要拉我入伙，他们一人给我垫一半。为此冯丽又跟我吵了一通，她说我不管你做什么，也不管你跟谁在一起，就是不能和吕萍在一起！最后她说，你就呆在家里不行吗？你跟我到店里去不行吗？我又不指望你挣钱，我养你一辈子不行吗？你为什么非要跟那个大胸脯的女人混在一起呢？你要花钱我给你就是，我人都给了你，钱算什么呢？你还让人家给你垫钱，说出去你老婆还是人吗？
公司开张那天我们放了一挂爆竹，爆竹炸响时我看着四溅的红屑和淡蓝色的轻烟，感到有些东西从心里跑掉了，又有些东西回来了。我说不清那是些什么东西，我只是觉得自己忽然轻松了许多。我很高兴。那是我最高兴的一天。爆竹响过以后，冯丽带着钱来了，还带来了两个花篮。她经过了一番打扮，把一张脸弄得比较光滑，无袖短上衣里戴了副加厚的海绵乳罩，一条烟色长裙下面是一双白色高跟凉鞋，挺着胸啬饶鹊匾宦纷呃础Ｋ没有看见我正在高兴。她想让我高兴起来，可是我高兴了她却看不见。她略微看我两眼，便把脸朝着吕萍和丁本大。
“不好意思呀，这些日子太忙了，店里的事他又不肯帮一下，”她笑着对他们说，“不过这样也好，我也不喜欢男人窝在店里，男人还是要开公司。你看我们家徐阳，一开公司就立刻精神起来了，弄得我都要担心自己守不住他了。”
我对吕萍和丁本大说：“这是我老婆。”他们便赶紧跟她打招呼，“是徐阳的太太呀。”她装得很矜持地笑笑，“像我们这样的哪里谈得上太太，一个黄脸婆罢了。”说着把脸朝着我，“徐阳是不是呀？”我僵硬地笑了笑。她把钱掏出来递给他们，对他们说：“我总说拿钱过来，可总抽不出时间，你们没骂我吝啬吧？”他们说怎么会呢？她说：“我再吝啬也不会在自己老公头上吝啬。”
第四部分第31节 这个大奶子的骚货
这天晚上冯丽不住地叹气。她说：“以后我会常去公司看你，你会烦我吗？”我说：“我烦什么？”这以后她便隔三差五地跑到公司里去，一开始我确实没烦她，但她老去我就烦了，我说：“你烦不烦？”
“你烦我也没办法。”她说。
直到有一天，她也发现自己的担心完全多余，吕萍的大胸脯原来跟我没有关系，才勉强将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她说：“他们都各自有老公老婆的吧？怎么还做这种事？我说过胸脯大的女人害死人吧？那个老丁也是，胸脯大胸脯小不是一样的吗，不都是摸吗？哎哟你看他那个样子！我看得都起鸡皮疙瘩。”说着说着，她一张脸上便堆满了鄙夷，唉唉地感叹着，“男人都贱得很哪！”
尽管冯丽不再担心吕萍的胸脯了，但她还是想把我从公司里拉回去，她的理由更充分了，她说：“你跟两个那样的人在一起，我真担心你会学坏了，人就怕跟坏伴，跟着坏伴就容易变成坏人。再说人家两个人亲亲热热，你夹在中间干什么呢？就算人家脸皮厚不当回事，你自己脸上不发烧？你以为人家跟你合伙是看得起你？那是拿你当个幌子，你愿意当幌子？又没你什么事，莫非你还有什么想法？”
我问她：“我有什么想法？”她装憨说：“你有吗？我不知道。”
我忍了一口气，懒得跟她争。我怕真要跟她计较起来，她反而巴不得，我知道她正憋了气在那里等着我。
其实冯丽并没有真正看到什么，她看到的只是一些表情和眼神，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些蛛丝蚂迹。但是她说吕萍和丁本大一定有问题，说他们即便没到过一起，也一定亲过摸过。她说得那么肯定，似乎她真看到了什么似的。我不知道她凭什么？女人在这方面真说不清楚，她们的直觉既诡谲又准确，令人匪夷所思。
相比之下我简直就是一块木头，对身边发生的事情非常麻木。也许那时候我就是麻木，否则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感觉呢？那天下午我从客户那儿回来，用钥匙捅开公司办公室的门。开门之前我还听到了一些声音，但我没有细想，而且钥匙插进去之后那声音就没有了。我就那样把门打开了，结果我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一幕，－－南城人说看见这样的事是要烂眼睛的，这种说法不知道有没有根据，反正这以后我的眼睛红了好几天，眼角上粑着一坨稀黄的眼屎。
开始我没看清他们在干什么，窗帘拉得很严，门口的光亮又被桌子挡住了。我还往前走了一步，然后我就站在那儿，没往前走也没往后退。我们都愣在那儿。我像一根木棍，他们像两条灰白的僵硬的鱼。他们的鞋子袜子衣服裤子包括吕萍的内衣胸罩，零零落落地从我脚下的化纤地毯上一直延伸过去，然后是他们的黑白分明的腿。黑腿是丁本大的，白腿是吕萍的。他们的腿还保持着一种状态，但上半身都拗在那儿。丁本大拗得像一块翻翘的瓦片，在这块瓦片下面，露出吕萍一只肥硕的乳房。吕萍用一只手撑在地上，身体和脸都朝我这边扭着。他们的脸都很别扭地朝着我，眼睛都很亮，嘴巴半张着。我想我也一样。大家都没一点准备，还是吕萍的一声尖叫才使大家都动了起来。我的脚像弹簧似的把自己往外弹，纹技饨泄后又尖着嗓门咿咿呀呀地哭，丁本大跳起来跟着我跑，把我慌乱中忘了关上的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我站在门外，脑子里嗡嗡乱响。我傻傻地对着那扇刚关上的门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真不是有、有、有意的。”
吕萍的哭声从门缝里挤出来，又尖又薄，我觉耳膜都被割破了。
那天早晨刚起床，冯丽就盯着我的眼睛，说你怎么好好地烂眼睛？她翻出一瓶眼药水，一边给我滴眼药水一边问，“是不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我没吭声。她非常有把握地说：“你碍了人家的事吧？”
我没好气地说：“我能碍谁的事？”她说：“那你一个有老婆的人，怎么好好地上火了？”她这是哪里来的说法？有老婆的人就一定不能上火？我不由得嘿嘿两声。她把眉蹙起来，我以为她要骂我，但她骂的却是吕萍。她说：“这个大奶子的骚货，我明天就去打听她老公是谁，叫那王八蛋揍死她，免得她害人！”我说：“你敢！”她说：“徐阳，你跟他们是一路货！”
这件事情过后大家尴尬了很长一段时间。那真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尴尬，如灰屑一样飘漫在空气里，尤其是吕萍，只要我在，她的脸色就会零乱不堪，像被乱风吹动的云一样。她再也不敢拿正眼看我，而是涩涩地瞟一下，又迅速缩回去。她越这样我越会想到他们当时那种绝望的样子，想到那只硕大灰白的乳房。我想她这辈子都不愿再看见我，她恨不得我是个瞎子，她最想做的大约就是把她岔着腿仰在地毯上的情形从我脑子里抠出去。
我觉得我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于是有一天我对丁本大说我不想干了。丁本大的神色很沮丧，他叹着气说：“我知道你会这样想，但我不希望你说出来，你为什么要说出来呢？你就当自己什么也没看见不行吗？”我说：“我是什么也没看见，我只是不想干了。”丁本大摇摇头，说：“我们不是贪图一时快活，我们是在相爱，请你理解我们，你一走我们就完了，公司就办不下去了。”我说：“我走我的，你们办你们的公司就是了，怎么会办不下去呢？”丁本大说：“就我跟她？别说外人怎么看了，我们自己心里都是虚的。再说也都是有家有室的人，弄不好家里也要闹翻天的。”
第四部分第32节 我不管谁管？
丁本大再三要求我留下来。他说以后我们不会那样了，要那样也不会在公司里，我们自己会注意的，所以无论如何请你留下来。你留下来就是成全我们，你总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被拆开吧？你会成全我们的吧？他越来越感伤，说着说着眼圈都红了，嘴唇一抖一抖的。我心一软就答应了他。我原本就很感激他们。他们不计较我的名声，把我拉出来办了这个公司。再说我也不能没有这个公司，我知道我不仅要靠它挣钱还债，还要靠它安身立命。他见我点了头，眼睛一下子就湿了，后来他干脆用双手捂住脸哭起来，边哭边粗哽着声音说：“谢、谢谢你呀……兄弟。”
为了避免大肄限危我们租了两个写字间，又招了一个女孩做电脑操作。那女孩叫吴琳琳，长得很文静，丁本大把她和我安排在一个写字间，他自己则和吕萍在一起。虽然我认为这样不好，但我没说。我想既然留了下来，那就把好事做到底吧?
我还是担心冯丽，怕她看见吴琳琳又起疑心，到时候弄得人家下不来台，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先把这事跟她说了。我以为话说在明处，她不至于再去胡猜乱想。我说：“我们人手不够，新招了一个女孩。”她不动声色地说：“哦。”我说：“她叫吴琳琳，跟我在一个写字间。”她说：“是吗？那我哪天一定要去看看。”我说：“看什么呢？”她说：“看看嘛，看看不行吗？”
第二天她就跑到公司里去了，搬把椅子坐在吴琳琳对面，问人家，“是哪里人哪？我家徐阳对你好吗？”人家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老老实实说：“家里就在南城，徐老师对我很好。”她笑笑，又问人家，“多大了？”人家说：“二十四。”她说：“结了婚吗？”人家说：“还没结婚。”她撇撇嘴，眼睛瞟着我说：“怪不得我家徐阳跟我念叨你，原来这么漂亮，一朵花似的，跟你一比我简直就是一碗没放油盐的老豆渣。”
吴琳琳被她说得局促不安，满脸通红。
我忍住气，人家一个女孩子，你怎么能跟人家说这么龌龊的话？我叫吴琳琳先出去一下，吴琳琳一出去我就关上门，扭脸问冯丽：“你到底要干什么？”冯丽冷笑着说：“我说你怎么要赖在这儿呢，现在你们好了，一人一个，各干各的是吧？你的也不错嘛，胸脯也不小嘛，又年轻，还没开过苞的吧？”我说冯丽，我真想给你一个巴掌！她说：“给呀，我前夫也给过我一个巴掌，你也给呀！”她挺着胸把脸送过来，逼到我面前，“来呀！给呀！”她瞪着眼睛，泪水就从瞪着的眼睛里流出来。
她往前逼一步，我往后退一步。她把我逼得贴在墙上，像一只壁虎。她逼得我无路可退了。我说：“我不会打你的。”她说：“为什么不打？你学我前夫呀，打呀！”我贴着墙往旁边移，她也移，脸一直逼在我面前，眼睫毛几乎要戳到我的眼睛。我又说：“你别这样，我不会打人。”她说：“你什么不会？你杀人都会！”
这是她第一次在吵架时提到我杀人。我看着她。她说：“看什么？想杀我？”我把她推开了，抽身往外走，她扯住我，“你真打我？”我甩开她的手，拉开门走了。吴琳琳就站在走廊上。我从吴琳琳身边走过去，走下楼，走到了大街上。
这天晚上我没有回家，也没去我妈那儿。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在城郊地带一个叫瓦店的地方租了一间二楼的房子，房东给了我一张小木板床和一条线毯。这是我和冯丽结婚后的第二年秋天，空气很清凉也很干爽，我一个人躺在房间里，从外面射进来的灯光映在对面墙上，静静的一动不动。时间营嗡着从耳朵里流过去，使人觉得像是躺在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里，心里的腌H气都被淘洗干净了。
冯丽找了我一夜。第二天早晨，她红着眼睛，疲惫不堪地等在公司门口，泪汪汪地说：“你怎么不回家呢？我不过生气了，就那么说一句，你就不回家？”接着她就嘤嘤地哭起来。我没理她，她便低着头跟在我后面。她在公司里呆了一个上午，没说什么话，也不再哭了，给我沏了茶，又把我们的桌子都抹了，像个佣人似地侍候我和吴琳琳。尤其是对吴琳琳，殷勤得就像一只勤劳的蜜蜂，见她的手想摸杯子，便赶紧抢过去，倒掉隔夜茶，用开水涮一涮，再用我的茶叶给她沏一杯新茶，双手端到她面前。吴琳琳受宠若惊，脸红红的，站在那儿不知所措。
冯丽说：“小吴你坐呀，难得的嘛，你跟我家徐阳一个房间嘛。”
她故意把写字间说成房间。我装着没听见也没看见，由她去。下午快下班时她又来了，还带了一把遮阳伞，要送给吴琳琳，说她特意去买的。她把伞撑开，问吴琳琳，“还漂亮吧？”吴琳琳不肯要，她打架似的硬塞给吴琳琳。她对吴琳琳说：“千万别把自己晒坏了，女人不经事的，花无三日红啊。”
她一直守到我下班，然后便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一直跟到我在瓦店租的房子里。“我错了。我今天给小吴赔了礼，你没看见吗？”她先向我认错，然后便要我跟她回家。她说：“你还要我怎样呢？我都说自己错了，你为什么还不肯原谅我呢！”我没吭声，躺在那张小木床上。她终于不耐烦起来，露了本相，骂我是个哑巴，又用脚嘣嘣地踢小木床，踢了一脚又一脚。她的脚不疼吗？她说：“徐阳，你真做得出来！”她抹着泪下楼，跨在摩托车上，仰脸对楼上喊着：“徐阳我操你妈！”
冯丽骂了我妈，却把我妈拉来了。第二天上午，王玉华苦着一张脸来到公司。“夫妻吵架有多大的仇？人家不就是吃点醋吗？”王玉华问我，“你就这样永远不回家吗？你不知道你老婆在我面前哭得多伤心，人家也说了，以后她不会再瞎猜你了，人家知道错了，你还怄什么气呢？你让人家还有什么想头呢？”
我叫她别管这事。王玉华说：“你这是放屁！我不管谁管？以前我没管你，你看你把自己弄成什么样子了？我还能不管吗？”
第四部分第33节 她倒装着没事
王玉华唠叨了一上午，吴琳琳给她倒了两次水。她走的时候，吴琳琳把冯丽拿来的伞转送给她。王玉华说我要伞干什么？吴琳琳说这本来就是徐老师的伞。王玉华看看我，没说什么，把伞接过来。她拿着伞走了两步，又回头把我叫过去，说有话要跟我说。她站在公司楼口上对我说：“漂亮不能当饭吃，别听人家叫你徐老师就丢了魂，把自己是谁都忘了！”我说：“忘不了，我是个流氓，还是个劳改释放犯！”王玉华的脸色暗了一下，说：“别怪我把话说重了，我是为你好。”
三原色平面设计公司最后还是散伙了，当时正值又一个雨季，大雨使城市变得模糊不清。我看着模糊不清的城市，心里像长满了苔藓似的，既荒凉又芜杂。
我是真不想散伙的，可到头来还是散了。公司散伙的原因很简单，丁本大的老婆找来了。丁本大和吕萍的奸情（在此我请他们原谅我这样用词）暴露了。至于怎样暴露的，我不得而知。我怀疑冯丽，虽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但我想即便有不透风的墙，冯丽也会在这面墙上掏个洞，让风透出去。她对这个公司充满了怨恨，她没有别的办法，况且她早就说过类似的话，心里不这样想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丁本大的老婆垮着脸横着身子冲进了公司。她浑身水淋淋的，所过之处留下一片水迹。她先看见吴琳琳，抹一把脸上的水，用一根水淋淋的指头指着，“你是谁？”吴琳琳被吓住了。我反问她是谁？她说：“丁本大的老婆！”我一听就知道不好了，我说：“她是吴琳琳，你不是找她吧？”
这个水淋淋的女人转身就去了隔壁，看见吕萍问都不问，只看一眼吕萍的胸脯，就冲上去一把揪住吕萍的头发，把吕萍推在墙角里又撕又扯。“我叫你偷！”她说，“偷到老娘头上来了！”那是一个膀大腰圆的女人，丁本大白着脸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看着老婆像母老虎一样从自己身边冲过去，又看着她抓破吕萍的脸和衣服，愣了半天才跑过去劝架，被老婆忙里偷闲几巴掌把脸抽得通红。老婆说：“心疼是吧？”老婆下手更狠，两只爪子专奔吕萍的胸脯。老婆说：“老娘今天就心疼死你！”
丁本大红着脸求我帮忙。我说：“这事我怎么好插手？”我说是这么说，但看见吕萍像一只落在虎口里的羊羔似的，还是忍不住插了手，想把她们拖开。我说：“有话好说嘛，怎么揪揪扯扯呢？太不像话了！”丁本大在一旁说：“你最好听他的，他杀过人的。”我不知道丁本大为什么要这样说？怎么像吓唬三岁小孩一样吓唬他老婆？他老婆竖起眉对我说：“你也来插一手？你也有份？杀过人老娘就怕你？你把老娘也杀了吧！”她的指甲又尖又利，几下就把我的衣服抓破了，在我脸上留下了几道指甲印。我不再说什么，用力推开她，一个人走了。
我冒雨骑着自行车回到了瓦店的租房里。黄昏时冯丽也来了。她经常会跑到这里来过一夜。她对我的容忍有时候让我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但我就是不愿意跟她回家，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家。我并不反对她到这里来，她自己也感到了这一点。她是在床上用她的身体感到的，她相信她的身体。她觉得很奇怪，问过我好几次。她说：“你在这里放得很开，我都有些吃不消你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自己也想不通这是为什么，我哪来这么强烈的欲望呢？我说：“不知道。”她是很在意床上的事情的，她就是用这件事来检验我的，我想这大约就是她一再容忍我的原因。她还给这里添置了一些东西，一张床，一台电视机，一只单火头煤气灶和一些碗筷，还有油盐酱醋之类，反正是全套做饭的家伙，而且每次来都带些菜来，挽着袖子忙进忙出地做饭炒菜，弄得热气腾腾的。
她在窗外过道上炒菜时，我站在窗户这边对她说：“今天老丁的老婆去了。”她说：“哦。”我又说：“老丁老婆把吕萍抓了一顿。”她看我一下，又说：“哦。”我把我的腮帮侧过来，说：“你看看我的腮帮。”她说：“呀！谁抓的？”我说：“老丁老婆。”她说：“这个蠢婆娘！”我说：“你好像知道这事？”她说：“我怎么知道？我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多这些事干什么？”她反问我，“那蠢婆娘凭什么抓你？”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那不闹成了一团糟吗？那你们的公司还办得下去吗？”
她倒装得没事一样。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我跟丁本大见了一次面，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他说只好散伙了。他摇头晃脑长吁短叹。我跟他说我想把公司顶下来。他点点头说这样也好。他带来了公司的存折账本和票据，用一个计算器一笔一笔地把账算给我看。他说虽然散伙了，但账一定要算清楚。他算了两遍后，又说你再算算，看看对不对？算完了账，又把办公用品按五折作价，从我名下扣掉了。总共算起来，我分到了四万七千三百多元，扣去办公用品，实得三万五千三百一十八元。
三原色平面设计公司存在了一年零十个月，终于寿终正寝了。
我看着丁本大的脸，笑了笑，问他颧骨上的淤血怎么回事？他老老实实地说：“吕萍她老公把我揍了一顿。”我说：“你没有还手？”他说：“没有还手。”我说：“揍得厉害吗？”他摇摇头说：“没什么，再说，我也该挨他一顿的。”他走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徐阳，我和吕萍都真心谢谢你。”我说：“我也谢谢你们。”他又说：“谢谢。”我也说：“谢谢。”
第四部分第34节 你这是给谁戴黑纱
冯丽不同意我把公司顶下来，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开公司呢？”我说：“我总要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吧？”冯丽说：“我嫁给你的时候，你有什么呢？我说过多少次，只要你高兴，我可以养你……”我很粗暴地打断她，“今后你别再说这种话，我听得很刺耳！”她说：“你这么大声干什么？我话都不能说了？你手上有了两个钱是吧？别忘了当初是我给你投的股本，你手上的钱最少要分给我一半！”我冷笑着，一边点头一边说：“原来是为了分红啊！”她说：“这也是被你逼的，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累吗？你都逼得我没有退路了！”
我取了一万七千块钱给她。我说：“这是你要的。”她哭了，把钱扔回给我，抹着眼泪说：“徐阳你真做得出来，你这也是拿刀子捅人，你知道吗？”我说：“我也是被你逼的，我只想要一个立足之地，你为什么要这样苦苦逼我呢？”她伤心地哭着，说：“你一定要知道？那好，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前夫就是开公司的！”
我爸爸在这个雨季里死掉了，死于肺癌。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忽然想起来他还有一个儿子，便叫他现在的妻子来找我。那个女人看起来比王玉华年轻多了，王玉华完全是个苦着脸的老太婆，而她却是个圆润丰满的中年妇女。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我的，我们彼此巳有许久没联系了，不是她来找我，我还真忘了我也有一个父亲。她跟我说徐文瑞时，我还在发愣，似乎在想徐文瑞是谁。我不由得在心里叹道，是啊，我还有一个爸爸，他叫徐文瑞。
我去看过徐文瑞一次，他正在昏睡，表面上看不出这就是一个要死的人。癌症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居然可以不动声色地将一个人置于死地。他的那位富态圆润的女公务员守在他床边，一边给我削苹果，一边不断地扭过身子悄悄地抹泪。女公务员的伤心对于一个受尽磨难的、将死的改正右派来说应该是最好的安慰。我没有女公务员那么伤心，但又不能说一点也不伤心，虽然我们都把对方给忘了。这个人毕竟是我爸爸，他曾经教导我要怎样做人。当然我把那些教导也忘了，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就是那些教导都显得过于笼统过于教条，像标语口号似的。
我吃完了女公务员削的苹果，他醒来了。看见我以后他显得有些茫然，过了一会儿才有了一点笑容。“你来啦。”他说。声音有气无力的，像破棉絮一样，使人想到他的肺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他把一只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抓住我的手。我看得出他很用力，但我没有从他手上感到一点力气。看着这只枯瘦的、布满了针眼和青色肿块的手，我相信他真要死了。
“你要孝顺你妈，”他说，“她这辈子很苦，没过过什么好日子。”
他又说：“我这些年过得很幸福，这都是因为你潘阿姨。我要立个遗嘱，我没有什么东西，我想把这些东西都留给你潘阿姨。”
潘阿姨正用一只白丰腴的手捏着手帕给他擦额角上的虚汗。我不由得笑了笑。这就是他要见我的原因，把东西都给现任妻子，把前妻推给我让我去孝顺。他分得挺清楚，似乎也挺合理，一个老婆得东西，一个老婆得儿子。但关于儿子，他没有别的话，一句都没有。在说完了他要说的话以后，那只手也抽回去了。
窗外雨声哗哗的，雨点又粗又大。
我把徐文瑞关于我妈的话说给我妈听，我妈说：“他倒是会做人，叫儿子孝顺我，自己跟别人去享福！没想到有今天吧？活该！报应！”
徐文瑞没有捱过这个雨季。雨季里的空气又潮又闷，对于一个肺已经烂得跟破棉絮一样的人来说，恐怕比病菌更具杀伤力。那个丰满圆润的女公务员又哭哭啼啼地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帮她处理后事。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去给徐文瑞认认真真地当了一回儿子，戴着黑纱，捧着他的骨灰盒和嵌在黑框里的相片，跟着录音机里放出来的哀乐，把他送入了墓坑。
那几天我没把黑纱从袖管上拿下来。不管怎么说，徐文瑞总还是我父亲，给他戴几天孝也是应该的。有一天冯丽来了，见我戴着黑纱，吃了一惊，说：“你这是给谁戴黑纱？”
我说：“我爸爸。”
她愣愣地看了我半天才说：“你还有一个爸爸？你有爸爸我怎么不知道？”没有爸爸我是从树洞里钻出来的？我说：“为什么要你知道？”她说：“你这叫什么话？你说这话不是放屁吗？我是你老婆，你爸爸就是我公公，可是我连我有公公都不知道，连我公公死了都不知道，你还把我看作是你老婆吗？我嫁了你就是你们徐家的人，可是你有爸爸我不知道，你爸爸死了我也不知道，你把你爸爸送走了我还不知道，你说我还能知道你什么？我这不成了个多余的人吗？我是个多余的人吗？”
她正为我坚持把公司顶下来的事窝了一肚子火，现在正好借题发挥，她说：“有这样的道理吗？你是从来不把我放在心上呀，这么大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啊？我做错了什么？”我不理她，她就跑到我妈那儿去告状，我妈听她说完了，脸上没一点表情，说：“哦，他死了？算了，我也不知道他死了。他死了就死了，你不知道就不知道，你非要知道干什么？莫非你还想去给他披麻戴孝？”
冯丽说：“可是……”
“可是什么？”我妈冷着脸打断她，“这事别再说啦，要说也别在我这儿说，我心里烦，我不想听！”
听到徐文瑞的死讯我妈一点也不伤心，她把我叫去问了问，在听我说话时，我见她嘴角边的那个凹坑一点一点地深下去，又像拧麻花似地拧了起来。“徐文瑞！你真无情哪！”她咬牙切齿地说，然后又恨声恨气地骂我，“既然这样，那你还给他戴孝？还给他端灵牌？他眼里有你这个儿子吗？你真不争气呀你！”
第四部分第35节 这不是无耻是什么？
按理说人死了恨也就消了，但徐文瑞把他的住房和积蓄都留给了女公务员，并且立下了遗嘱，王玉华就难消心头之恨了。王玉华说：“他为什么立遗嘱？不就是怕你去抢吗？难道你不是他的儿子吗？”王玉华要我去找女公务员，把我该得的东西拿回来。我没听她的话。我说由他去吧，他要给就让他给吧。王玉华说：“你倒大方，可我心里憋气！”她又哭了起来，又骂我不争气，然后擦干泪水，亲自上阵，一纸诉状把女公务员告到了法庭。但法庭不承认一个前妻争夺遗产的资格，拒绝受理，于是她便逼我写了授权书，以我的名义再告。这个官司拖了很长时间，从这个雨季拖到下一个雨季，结果王玉华又一次败下阵来。她抹着泪对我说：“我不是争什么，就是想争口气，他徐文瑞什么都可以忘记，可是他怎么能忘记他有一个儿子呢？难道可以这样不认帐的吗？他这不是无耻是什么？！”
难道可以这样不认帐的吗？他这不是无耻是什么？！”
直到这一年年底，我才还清了洪广义的钱。连头带尾算起来，这笔钱拖了快有五年了。这五年我都躲着洪广义，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尤其是陪客户吃饭泡歌厅的时候，我都担心会突然碰到他。万一碰到他，我该怎么对他说呢？我甚至担心他会到扁担巷去找我，他知道我妈住在哪儿。但他没去。从这一点来说，他确实很够意思。
对于我来说，这实在是一笔沉重的债务。它不光是钱，还有许多说不清的东西，像一团乱麻似地窝在我心里。那天去找洪广义还钱时，我心里的感受非常复杂，把钱交给他以后，却又顿时轻松了下来。洪广义真不错，一点都没有怪我的意思，见了我还是和五年前一样热情，又是让坐又是倒茶，反倒让我愈发窘迫。他嗬嗬地笑着说：“徐阳你真是的，还记得这点钱哪。”我说：“我一直放在心里，只是拖的时间太长，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洪广义摇着他的大头说：“你何必呢。”
那个身材高挑的长头发女人也在，洪广义又叫她去安排包厢，他说：“今天一定要在一起吃一顿饭。”我怎么好意思吃他的饭呢？可他拖住我不放我走。他力气很大，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说不吃饭就是不给他面子。他把话说重了。我还能给谁面子呢？但他这么看得起我，我只好厚着脸皮吃他的饭。
吃饭时他不断地说我们小时候的一些事，他说：“徐阳你小时候口袋里总装着许多小木炭头子，走到哪里画到哪里，最喜欢画苹果树，有一回在人家门口墙上画苹果树，被一个老太太追得屁滚尿流，从后门钻进我家里，还记得吗？那老太太一双小脚，根本追不上你，可你却脸都吓白了，记得吗？”
长头发女人听得一个劲地笑。她看起来还不错，很得体，笑得也不讨厌。
但我没有笑。我忽然发现我似乎有些老态了。那些事对于我来说已经很遥远很模糊了，就像一张纸，早就发黄了。
不知道是因为酒还是因为洪广义的话，我的鼻子一阵一阵地发酸。我透过大玻璃窗看着外面温暖的阳光，看着在阳光里的冬天的南城，用力吸着鼻子。但不管我怎么吸鼻子，我的鼻子还是越来越酸，似乎有许多东西堵在那儿，就在鼻头那儿，又酸又胀。我的眼睛就湿了。我的眼睛湿得很突然，觉得一股热乎乎的东西一涌，就湿得一塌糊涂。我不好意思伸手去拿餐巾纸，便低下头用指头擦了擦。洪广义和长头发女人都装作没看见。洪广义端起杯子跟我碰了一下，我仰起脖子一饮而尽。
酒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它就像一把钩子，把我心里许多东西都勾出来了。我心里堆得满满的，像一个窖一样，那些东西都在那里发酵，冒着泡沫涌来涌去，弄得我非常想说话。那些话都挤在喉头，都争先恐后地想蹦出来，我一次又一次地把它们咽回去。后来洪广义说了句什么，我忘了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是安慰我，我的眼睛又湿了。这一次湿得很厉害，我怎么也擦不干它了，同时我也管不住我的嘴了。我泪汪汪地看着他们，我的嘴如同溃缺的堤坝，我的话像洪水一样泻了出来。我对他们说我心里有多难受，我从五年前说到现在，从这件事说到那件事。他们都认真地听着，我不知道他们听明白了没有。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我又说到我的婚姻，说到婚姻时我的泪水巳经干了，我说：“不说了，包子，我们喝酒吧。”
那天我喝了很多酒，我越喝越想喝。后来洪广义说：“不喝了不喝了，我们还是唱歌吧。”他们一人唱了一个。洪广义叫我唱，我说：“我喜欢唱一无所有。”长头发女人给我一个话筒，我就唱了“一无所有”。洪广义说：“以后你别唱一无所有，你到我这里来吧，我让你到我的娱乐城当总经理，你就什么都有了。”我说：“好，我给你当总经理，我什么都有了！”我就唱：“我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有了，有了……”
……再后来他们都不见了，似乎我一转脸，他们就不见了。有一个大脸盘大屁股的女人搀着我。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来的，也没见过她。我晃了晃眼睛说：“我认识你吗？”我又说，“我不要你搀。”我用力一推，结果她把我带倒了，我倒在她身上。她又把我搀起来。我们转眼就进了一个小房间，小房间的门好像就在包厢里，大脸盘大屁股用脚一碰，就碰出了一个小房间，跟做梦似的。她抱着我的胳膊，用身体把我挤进去。她的身体软绵绵的，却很有劲，一挤就把我挤进去了，接着又把我挤倒在一张床上，她自己在床沿上斜着。我说：“你是谁？”她说了句什么，脸上堆满了笑，把我的眼睛都笑花了，于是她的脸就更大了，大得像个脸盆。我说：“你的脸怎么这么大？”她不说话，笑得更厉害了，我觉得我看不清她了。她忽远忽近，远的时候就像一团雾，等她从雾里出来时身上的衣服不见了，光光的一大片，胸前两大堆白肉，一晃一晃的。就在我眼前晃。我眯着眼睛，它们真白，白蒙蒙地朝我涌过来，我觉得我要被它们被淹没了。
第四部分第36节 那么我……我做了吗？
我醒来时眼前弥漫着一团暗暗的橙色。橙色是壁灯洒下来的。墙壁和天花板看起来都是毛茸茸的，门上有一小块花玻璃，映着一方朦胧的光亮。我发了一会儿愣，接着我发现了一只搭在我身上的手，顺着手和一条裸露的臂膀，我看见了一个正在酣睡的女人。她的脑袋几乎挨着我的脑袋。我又愣了一会儿，摇摇脑袋。脑袋很疼，里面像沉了一坨铅。我又看看她，她趴在那儿睡，侧着一张脸。脸被枕头挤得歪在那儿。我伸手想掐掐自己的大腿，但手还没到大腿便停住了。我牵开一角被子，看了看又赶紧放下来。我发现我什么也没穿。她也没穿。我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虽然想得很艰难，但我还是很快便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还能隐约记得一些片断，就像浸在劣质显影液里的底片那样，一点一点地现出了一些浑浊而模糊的影子。
我轻轻地把那只手从身上拿开，然后穿上衣服，拉开门闪出去。外面就是我们吃饭时的包厢，我们唱过歌的话筒还搁在电视机上。大玻璃上映着街上纷乱的灯光，我借着灯光看看手表，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我在一只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又推开门回到那个橙色的小房间里。靠墙有一对蒙着紫色细绒布的小沙发，离床很近，上面散乱地放着她的衣服，我把她的衣服拿开，归拢在一只沙发里，然后坐在另一只沙发上看着她。她背朝着我，肩膀露在外面，我捅了捅她的肩膀。她咿唔了几声，转过身来，睡眼朦胧地看着我。看了一会儿，嘴角一翘，轻轻地笑一下，说：“大哥是你呀，你怎么就不睡了呢？”
我说：“你是谁？”
“你老问我是谁，你要知道我是谁做什么~？”
“那么你是……”
“我知道大哥在想什么，我告诉你我叫阿梅~。”
“谁叫你这么做的？”
“你说谁~？他不是你的朋友吗？”
“他……给了你钱？给了吗？”
“大哥呀，这还用问吗？”
“多少？”
“八百~。哎呀大哥，你真是的，要问这些做什么~？”
“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呢？”
“让我想想噢……他说呢，你是他的兄弟，他说我这个兄弟这些年过得很不顺，心情不太好，要我好好地陪你一夜，好好地安慰安慰你。就这样说的~，你朋友也是为你好~，你就不要再问了~。”
“那么我……我做了吗？”
她吃吃地笑起来，“你还问，你说呢？”
“我做了是吗？”
她又笑，笑得有些媚。她媚笑着说：“你还要做吗？”
我摇摇头。我心里乱七八糟。这么说我做了？我跟她做……了？我是怎么做的呢？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我有没有印象？我一边用力想着，一边看着她。她看起来很年轻，脸也不大，很周正，这使我感到更加恍惚……那个大脸盘大屁股呢？就是她吗？我怎么把她看成了一个大脸盘大屁股呢？我又认真看了她一会儿，还是很恍惚。我问她刚才我是不是醉得很厉害？她说：“醉不醉你自己不知道？”我笑了笑，摇摇头，说：“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她缩一下脖子，笑道：“怪不得你软绵绵的呢。”我说：“软绵绵的？”她看着我，不出声地笑着。我说：“那我没……做，是吗？”她垂下眼睑，说：“嗯……做还算是做了的吧。”说着就看着我笑。我感到脸上有点发烧，不好意思看她，便要站起来。她说：“你不睡了吗？”我说：“你睡吧，我要回家去。”她说：“你走？你走我也走。”她骨碌碌地从被子拱出来，倾过身子来抓衣服。她的肩膀窄窄的圆圆的，乳房很结实，不大不小，也不白，跟她身上的皮肤一样，是一种健康而细腻的浅揭色。我帮她把内衣胸罩什么的都扔了过去，说：“我先走了，你慢慢穿吧。”
她一边忙着用手捞衣服，一边忙里偷闲地对我笑了一下。
我也挤着脸笑了一下，给她带上门就走了。
我到底应该感激洪广义还是应该骂他一顿？他花钱让这个叫阿梅的女孩来安慰我。我像个需要安慰的人吗？我被安慰了吗？南城的冬夜还是有些寒意，樟树沙啦沙啦地响着，我缩着脖子，把身体窝在自行车上，让冷风贴着肩胛从耳边刮过去。
这天晚上冯丽在我那儿，坐在被子里看着电视等我，我进门后她的眼睛就亮闪闪地跟着我。“怎么这么晚？你干什么去了？”她说，“我怎么觉得你有点不对劲呢？”我说：“陪一个客户，有什么不对劲？”她说：“那你慌里慌张地干什么？”我咽了一口唾沫，说：“我慌里慌张？为什么？”她盯住我的脸说：“你问谁？问你自己呀。”我说：“我不知道。”我上床后她把鼻子凑过来，像狗那样嗤嗤地嗅个不停。我心里发虚，却硬声硬气地问她，“你干什么？”她皱着眉说：“你喝了多少酒？哪来那么好的酒兴？跟谁在一起？”我说：“不是说了吗？”她说：“什么客户？男的还是女的？”我说：“男的！睡吧，我都困死了。”我一边说还一边装模作样地打了个呵欠。
被筒里早被她沤得热乎乎的。我挨着她躺着，但我没看她。我自己都对自己感到吃惊。我怎么能对她撒谎撒得这么自如？舌头一点也不打跌，还脸不改色心不跳？
她把一只手绕过来。我又说我很困，我说：“困死了。”她轻轻揪我一把，说：“你以为我要干什么？”我说：“干什么？”她说：“我是想跟你说，我们回家去吧？涛涛呢也大了些，懂点事了，不会再那样了，你看我们就不再在这里住了吧？我们总不能长年住在外面吧？我们还是回家去吧？我们回家去好吗？回家，好不好？啊？”
我说：“好吧。”
我自己都不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我想都没想，就这么说了。
第四部分第37节 我觉得她哭了一夜
她半天没动静，等我感到她有动静时才知道她在哭。她哭得很伤心，声音一点一点地大起来，最后气都透不过来，呃儿呃儿地哽噎着，浑身颤票抽搐。“你终于呃儿，终于肯回、呃儿，回家了！我今天我真是，呃儿，我真是……”她说不下去了。她把身体贴过来，脸也贴过来，张开双臂抱住我。她的泪弄了我一脸。她把一条腿架在我腿上，用力绞着我的腿，下腹热烘烘地挤着我。我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我的感动到底来自哪儿？但它来得很快，像潮水一样漫过来。我也抱住她，用腿压下她的腿，接着又把自己压在她身上。她不断地耸动着，她也像潮水，一波又一波地涌着往上卷。她的手臂卷起来了，腿也卷起来，胸脯也卷起来了，她像一床被子一样从下往上把我包裹起来了。她眼里一直在流着泪，泪水漫了她一脸。她的头用力往后仰，嘴巴一张一合，发出来的声音很乱，长长短短，高高低低，说不清是在哭还是在喊。直到我从她身上翻下来，她还没把嘴巴合上，她转身抱住我，像鸡啄米似地亲我，用舌头舔我，舔得水渍渍的，吧哒吧哒直响，亲着舔着，然后又开始流泪。
“今天，今天我真是，真是……”她继续说着她没说完的话，但这句话她大概是没法说下去了。她呜呜地哭着。我觉得她哭了一夜。
天没亮她就起来了，OO@@地收拾东西，到我醒来时她巳经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了，装的装绑的绑，就剩下一张床和盖在我身上的被子。她脸上黏着汗粒，还有几道污黑的灰迹，见了醒了，便朝我幸福地笑着，说：“醒啦？醒了就赶紧起来，收拾好了我好去叫车。
”我说怎么这么急？你莫不是没睡吧？她说：“你知道这一天我等了多久吗？”她说着眼圈又红了。但她没有再哭。她拿过我的毛衣帮我往身上套，一边套一边又亲了我一口，接着又拿过我的裤子。我刚套上裤子，她又抱着我的脚给我穿袜穿鞋。她使我觉得我也成了一件东西，而她正在把这件东西捆绑打包。
我趿着她给我穿上的鞋站到窗边，把床腾出来让她收拾。
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洪广义把电话打到我那个小小的公司里，问我还记不记得那天说过的话？我心里紧张了一下，立即想起那个叫阿梅的褐色皮肤的姑娘。我反问他：“我说过什么话？”洪广义说：“忘啦？那我到你那儿去，我们当面说。”我看看我的两个员工，赶紧说：“你别来，还是我到你那儿去吧。”
我撂下电话就去了他那儿。我没想到洪广义跟我说的是另一件事，而我确实把这件事给忘了。洪广义说：“你怎么能忘了呢？我们不是说娱乐城吗？说你当总经理吗？你答应了的，不记得啦？”我说：“是吗？开玩笑吧？我怎么没一点印象？”
其实这时候我巳经记起来了，我还记得我唱过歌，唱“一无所有”和“什么都有了”。可那不是喝多了闹着玩吗？我的脸还是下意识地绷着，但我尽量让它笑。我用力挤我的脸。我笑得很不自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充满了戒心的人。我笑着说：“包子，你也不想想，我怎么能当总经理呢？我不是那块料我怎么会答应呢？”我故意停顿一下，接着又说，“我昨天喝醉了，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都不作数的。”
洪广义笑笑说：“你做了什么呢？你什么也没做，就喝了几杯洒，说了几句话，可男人说过的话怎么能不作数呢？就算帮我的忙，行不行？”他一脸真诚，一点也不像开玩笑的样子。他说：“我是认真的，希望你也认真考虑一下。”
而关于那个橙色的小房间，那个有着浅褐色皮肤的叫阿梅的女孩，洪广义一个字都没提。我当然更不会提。我们以后都没提过这件事。这件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就像一个长在腋毛里的痦子，谁也看不见它。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件事？应该怎样来说它？首先我无法拒绝洪广义。他说他的娱乐城一直经营不好，要我帮他，我怎么能不答应他呢？我应该报答他。可是我什么也不懂，怎么帮他呢？他的娱乐城就在金昌路上，有酒店、茶楼、酒巴、歌厅、舞厅、迪厅、演艺场、桑拿按摩中心、美容美发中心、保龄球馆、游泳馆……我有什么本事给他当一个这样的总经理？但是洪广义说：“你越怕做不好，我就越对你有信心，我相信一定能做好。”他说他给我年薪八万，超额完成指标任务则按比例提成。我一年辛辛苦苦落到手上不超过两万，
可他不但给我八万，还给我提成。
我说：“包子，你把话说反了，这不是我帮你，而是你帮我。”
洪广义说：“这不是谁帮谁的事，你别想那么多。”我说：“你考虑过我的名声吗？我名声不好。”他说：“谁说不好？在我看来就好得很。”我说：“你是说反话吧？再说我什么也不懂啊。”他说：“不懂没关系，可以学的嘛，以前你会开公司吗？现在不是也开得挺好吗？本来我也是不好意思开这个口的，要你放下自己的公司来帮我，但我想我们毕竟是穿开档裤子的朋友，什么话不能说呢？你也不会计较是不是？”
他不但帮我，还帮得不动声色，帮得深刻而含蓄。那天上午，就在金昌路上的绿岛娱乐城的绿茗茶楼里，我差点又一次流泪了。我确实被他感动了。我不知道怎样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这些年来我总是沉郁着一张脸，我的嘴唇正在日渐变厚，舌头也越来越赖惰。我已经不大会笑了－－这一点冯丽早就说过－－即使笑一笑也是似是而非的，意义不明的。我的厚厚的嘴唇和懒情的舌头说出来的话也是硬梆梆的。我的表情能力和表达能力已经严重受损，或者说正在萎缩退化，因此现在我说不出别的话，也做不出什么表情，我只能点头。
我一边点头一边干巴巴地说：“包子。”
第四部分第38节 他决心为我生孩子了。
尽管这样，我还是不肯接受他的帮助。我怕害了他。我知道做生意不是好玩的，不能有半点差池的。我说：“包子，我真的很谢谢你，但是我不能给你当总经理，我知道我自己，我不是那块料。”洪广义说：“你这个人哪，让我怎么跟你说呢？”我说：“不用说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洪广义不断地摇头，看看我，摇摇头，又看看我，又摇摇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最后他咬了咬牙，说：“既然这样，那好吧，那我就来说说你为什么可以当总经理吧。你是一个名人对不对？你别急着打断我，你听我说，－－你是一个名人，而一个人只要出了名，不管什么名，都值钱。比如你吧，在南城一提起你徐阳谁不知道？应该都有印象吧，而且印象很深刻，对吧？谁不会想起那幅画呢，还有画上的那个人，报纸上的那些文章？这就叫名人效应。你想想啊，我搞的是娱乐城，如果我请一个劳模来当总经理，还有谁到这儿来玩呢？人家跟一个劳模玩什么？可是人家一听说是你徐阳，情况就不一样了，都知道你呀，你名声在外呀。是不是什么名都有用？就看你会不会用。现在你明白了吧？我要的就是你这个名声，绿岛呢就需要你这样的人，你来当总经理绿岛一定能红火。这就像药铺里坐着个郎中，人家信服你呀是不是？”
我听得瞠目结舌。我完全搞错了，大错特错。可我以为是什么呢？我还那么感动，还差点流泪。我真是太简单了。我怎么会这么简单呢？我为自己的简单感到不好意思。我怎么能希望别人帮我呢？平白无故的有谁会帮我呢？无论怎么说，我也算是个在生意场上滚过的人了，怎么还这么幼稚，还以为会有这样的好事？我真是在异想天开。我甚至不好意思看他，我的目光虚虚的，我低头看着杯子里的茶。我不断地喝茶，喝了一杯又一杯，把下腹喝得胀鼓鼓的，老想撒尿。
他耐心地等我撒了尿回来。他不管我的感受，接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他着重说到我的眼光，说要充分利用我的眼光，要我把好进人关，尤其是小姐，一律要性感，要让男人看了就走不动。他边说边用一根指头梆梆地敲着桌子，“性感是什么？除了身材长相，还要有味道，那种味道我说不出来，反正就是勾人。但你肯定明白，我一说你就明白了，你是什么人哪，是不是？你的眼光是没说的，这大家都知道，不少人都看过那幅画嘛－－我这么说你别生气呀－－只要知道你在这儿，人家就知道这儿有什么样的小姐。只要把你的名字打出来，都不用做广告，你就是活广告！”
我在心里说操他妈的，我成了什么东西？我是小姐广告？！但我没有怪洪广义，他是个生意人，他说的是实话。我也懂得什么是生意。既然是生意，就没什么好计较的，我就该好好想想了。我巳经很理智了。我对洪广义说：“请你容我考虑三天，三天后我再答复你。”这三天我想了很多.，脑子里乱糟糟的，许多事情像一群苍蝇似的围着我转，最后我对自己说，你这不算出卖自己，这怎么是出卖自己呢？你算什么呀，什么出卖不出卖呀，你瞎想些什么呀？许多事情不都是这样的吗，一环扣一环的，它正好就扣上了，这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呀；再说生意就是生意，跟出卖不出卖有什么关系呢？你为什么要放着这样的生意不做呢？
我发现“生意”这两个字很神奇，就像解围之神，一想到它所有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三天后我对洪广义说：“我给你当这个总经理。”
洪广义说：“那好，我们签个合同。”
我把我那个小作坊一样的公司关掉了。冯丽听说我要关掉公司，去当一个娱乐城的总经理，脸陡地刷了下来。她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公司办得好好的，关它干什么？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说关就关了？”我说：“你不是早就要我关了它吗？”她被我顶得张着嘴，半天才说：“谁不知道那是个红灯区，是一个鸡窝？你关掉公司跑到一个鸡窝里去，我会愿意吗？我是你老婆啊！”
现在她脸上全是忧虑。她苦口婆心地劝我，“徐阳啊，我们还办我们的公司不好吗？干什么不是挣钱呢？挣多挣少而已，够吃够用不就行了吗？何况我还有两个店呢，我们不愁什么，我们为什么非要当那个总经理呢？图那种名声干什么？我们老老实实过自己的日子不好吗？”
她又告诉我，她正在准备怀孕。她已经去医院里把环拿掉了，她对我巳是死心塌地了，无论如何也要给我生个孩子。她要对得起我，否则这辈子都是遗憾，会觉得欠了我的债。她还把她的想法跟她妈也说了，她妈也赞成，说要生就趁着还年轻，赶紧生。她现在的感觉很好，生孩子这种事感觉好是很要紧的，不但容易怀上，将来孩子也聪明。总之她急切地想要孕育一个由我播种的孩子，她做出一副跟年龄不大相称的嗲相说：“老公啊，你为孩子着想也要听我一句话呀。”
但我觉得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况且生孩子这件事本身就是她的一厢情愿，我没想过这件事。虽然我已经过了三十岁，却从未想过要有一个孩子，要给这个孩子当父亲。我觉得“父亲”应该是一个有点伟大的词，很多人都不配，比如我父亲。当然我也不配，而且肯定、绝对、百分之百地不配。
在冯丽还没有怀上孩子的时候，我抽身去了广州。我去广州是洪广义安排的，他让我去学习怎样当一个娱乐城的总经理。听说我要去广州，冯丽很愤怒，愤怒得有点剑拔驽张。她说：“我想安安稳稳地给你当老婆，给你生孩子，你怎么就一点都不肯体谅我呢？”她把手上的饭碗用力嬖谧郎希桌上其它的碗碟都稀哩哗啦地跳得老高。我说：“我又不是不回来，回来再接着生就是了。”冯丽说：“我还给你生？我贱啊？”她的目光飘过她妈妈的头顶，很空洞地朝着一面墙壁，用一种追悔莫及的口吻说：“我吃错了药，干吗还要嫁人呢？还偏偏嫁了你？我真是嫁去死呀！”
虽然她很愤怒，但仍把我送到火车站。她冷着一张脸，一句话都不说，我检票进站她也不说话。她连手都不挥一下。
可她干吗要送我呢？送行是很重要的事吗？
第四部分第39节 袒胸露乳的泰国鸡
洪广义在广州有一个朋友，是个夜总会的老板，我在那里给这位朋友当见习生。那位朋友姓林，黑黑的，又矮又胖，说话像鸟叫。他的最显著的特征是没有脖子，为了显得有脖子，他在下巴和胸腔之间挂了一根小拇指般粗细的黄金项练。有一回这位姓林的朋友还把我带到澳门，说让我长长见识。我们在一家夜总会玩了几天，于是我便以为我彻底知道了什么叫娱乐业，什么叫夜总会。但林胖子摇摇头，叽叽哇哇说了一通，意思是我还没有深入体会。他站在一面透明镜子前，指指镜子后面那些挂着号牌袒胸露乳的泰国鸡，要我点一个让她给我推油。我说我不能乱来，我是个有老婆的人。林胖子鸟声鸟气地说，这关老婆什么事？
我在广州呆了半年，这半年里我没有去找过任何人。按理说我应该去找两个人，一个是我在广州的舅舅，一个是余小惠。舅舅是我妈叮嘱要找的，虽然这个舅舅在老房子的事情上让她伤透了心，但听说我去广州，便要我代她去看看他。她说到底是你舅舅，你还是替我去看看他吧。我没听她的话，原因是我不愿见陌生人。至于余小惠，我只知道她在广州，但不知道她具体在哪儿，一个这么大的城市，人跟蚂蚁一样，到哪儿找她呢？再说找到了说什么？
大约是第五个月头上，我却遇到了余小惠，就是那种所谓的不期而遇。一天晚上，在林胖子的夜总会歌舞厅里，我看见她在那里唱歌。我远远地看着她，虽然灯光明明灭灭变幻不定，但我觉得她就是余小惠。尽管她把头发披下来，让那张脸遮一半露一半，而且脸廓也不像从前那样圆润柔和，但我还是认出了她。我认出她全凭感觉，而不是依靠我的专业背景。在一种灰浊而嚣躁的神情之中，我隐约看见了一些我熟悉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我说不清，反正不只是一个眼神或一个笑容。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不是我，而是一个别的什么人，要认出她来恐怕不那么容易。她的变化太大了。她连声音都是灰浊而嚣躁的。她弯腰v躬时乳房都差点从衣服领子里滑了出来。她的乳房已经有些肥胖松弛了。那件演出服的领子也不叫领子，似乎是松松垮垮地挂在乳头上，乳沟和大半个乳房都露在外面。
我不知道怎样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和感受。我并不是感到很突然，在这座人口密集城市里，要找一个人很难，但遇见一个人的可能不是没有。当时我坐在一个光钱很暗的角落里，就那样看着她。我估计她看不见我。我要不要跟她打招呼呢？我确实很犹豫，还是那个问题：见到她我说什么？说什么呢？我们还有什么要说吗？我想我们不应该有任何关系了。我们应该像两棵树，一棵在山南，一棵在山北，吹过来的风不是一个方向，头顶上的阳光也不一样。
但那天晚上我们还是在一起坐了一会儿。我让服务生把刚才唱歌的那位小姐请过来－－我对自己说，你叫她过来干吗？但我还是忍不住朝服务生招手－－她跟着服务生走过来的时候，我心里怦怦地跳着。她一边走一边歪着脑袋往这边看。灯光很暗很飘，她能看清是我吗？服务生对我说，阿美小姐来了。我愣了愣。她是阿美？她怎么叫阿美？我一边发愣一边站起来，拖开一只椅子。她看了我一眼，又看看椅子，在这只椅子上坐了下来，对服务生说，啤酒。她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裙子滑下来，露出大半截大腿和大腿上的黑色吊带。她的脸不是朝着我，而是跟我构成一个角度，朝着前面的歌池。有另一个人在那里唱歌。服务生把一听啤酒放在她面前，她说打开，服务生啪地一声打开，她接过来，没用吸管，直接往嘴里倒。一些酒滴带着暖昧的光亮落在她乳房上，又滑向乳沟里。我递给她纸巾，她很客气地说谢谢，接过纸巾只擦了擦嘴和下巴，没管乳房和乳沟。
我说：“你没认出我来？”
她看看我，又端起啤酒喝一口，接着又抽出一张纸巾擦擦嘴和下巴，然后把下巴抬了抬，说：“早认出来了。”
这是这天晚上我们说的惟一的一句话。她显然不想说话，连我怎么在这儿也不想问一句，只是不停地喝啤酒。我们之间真是无话可说了。我又叫服务生给她拿了一听。她仰起脖子喝啤酒时，锁骨便凸了出来。我说不清她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她的颧骨似乎比过去高了，膀子却比过去圆了。我准备给她叫第三听啤酒时，她站起来，说：“我先走了。”我一直看着她走出大门。我发现她的屁股也很肥硕。
其实我很想问问她过得怎么样，还有，她为什么叫阿美？
第五部分第40节 这里的房间很便宜的
那些日子余小惠都在林胖子那里唱歌。她的资料就在部门经理那里，我在部门经理那里看过她的资料。在资料上她也是叫阿美，而不是余小惠。我看资料时，那个同样说一口鸟语的部门经理告诉我，这个阿美前些年还是不错的，还有几个公司老板捧她，可惜后来被人包了，不行了。我问谁把她给包了？他说听说是个五十来岁的港佬。我又问，为什么要让人家包呢？他说不是那么容易唱红的嘛，再说诱惑也大啦，像她们这样的，眼看着岁数大了，熬下去也没什么太大的希望了，很多都被人包的嘛，几年下来手上落个几十万，很正常的嘛，何乐而不为呢。我说那现在呢？他说人家又不包了嘛。我说怎么又不包了呢？他说吸毒嘛，谁敢要吸毒的女人啦。我问他怎么知道她吸毒？他说不会看吗？她眼圈上有黑晕嘛，手臂上有针眼嘛，她来应工时我一眼就看出来啦，这是个吸毒女啦。
她的资料里还有一盘歌碟，是她和另外两个人的合集，几年前由华音公司录制的。我向部门经理借了这盘歌碟，一个人回到房间去看。她在那盘碟子里一共唱了八首歌。我看见那时候她确实不错，就像一颗刚摘下来的西红柿一样饱满新鲜，只是包装上有点过了，太强调肉感。她在一首《雨夜如风》里很肉感地唱道：
还记得吗
你和我的那个雨夜
来时如风 如风——
我心甘情愿让风卷走了
可是风停的时候
我发现我仍在原处
……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她唱得很做作，还不如以前在歌厅里唱得好，而且这种大路货的歌也让我心里很不好受。我觉得这种歌就像大街上的粉尘，浮嚣得很，讨厌得很。但我还是翻来复去地把这盘碟子看了好几遍。我去还碟子时，部门经理嘻开广东人特有的凸嘴笑着说：“是不是有点意思啦？”他这话充满了歧义，让人不好回答，我也只好答非所问。我说：“老乡。”
我又到歌舞厅去了几次。我没有再请她过来坐，就那样远远地看着她，听她唱歌。我不想让她看见我，总是坐在很昏暗的地方。但她还是看见了我。她的眼睛很适应这种昧暗的光线。有一回她唱完了自己的歌，便向我走过来。我又给她叫了两听啤酒。她还是那种喝法，酒还是漓漓拉拉地滴在乳房上。喝掉一听啤酒之后，她说：“跳舞吧？”她陪我跳了一会儿舞。我不大会跳，踩了她几次脚。我踩她时她似乎没有感觉，连眉都不皱一下。一支曲子只跳了一半，她突然问我有没有钱。
她说：“你有钱吗？有的话借一点给我。”
我没想到她会向我借钱。我愣了一下，但马上就说：“你要多少？”
她向我借了两次钱，前后不过一个星期，第一次是五百，第二次是一千三。第二次从我这里借钱后，她邀我出去走走，我跟她去了。我们在街上走了很久。虽然比较晚了，街上还有不少人，闹哄哄的。到处都是闪烁着的霓虹灯，还有带海腥味的风微微地吹着。她掠掠头发，忽然站住不走了，看着我说：“我们在这儿开个房间吧。”我呆愣了一下，但立即明白了，明白之后我便不敢看她。我觉得我像一口遭了猛然一击的破钟一样，在一声哗然中成了一堆碎片。我对她的欲望还在，它们看起来似乎早已干皱枯萎了，却在转眼之间就鲜活如初，弄得我有些措手不及。
她说：“这里的房间很便宜的，开吗？”
我犹豫着点点头。我的头嗡嗡地叫着。那天晚上，我在那个看起来像地穴一样的人防旅馆里开了个房间。房间里摆了两张床，空气很郁闷，薄被卧单都有些发潮。一只吊扇在头上吱吱嘎嘎地摇着，把灯光弄得动荡不安。我在这样的灯光里看着她。我没有看见她眼圈上有明显的黑晕，只是觉得她有些灰白，像一棵缺少阳光的湿地植物。那条灰白的、依然泛着细润光泽的手臂上有几个浅黑色的小点，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针眼。她抬起另一只手，很自然地搭在那条手臂上，遮住了那几个小黑点。
我坐在床沿上，心里感到很慌乱。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好像我们过去没做过似的。她一进门就要上床，我没料到她会那么快，我原以为我们会先说一会儿话。按理说我们应该先说说话，毕竟是一次邂逅，总有些话要说说的，但她放下包就靠过来轻轻地抱住我的肩，一只手还顺便在下面摸了一下。虽然摸得很含混，但确实摸了一下。我想怎么就开始了？我便放弃了说话的念头，应和着她，也把手放在她腰上。我刚感到她的腰比过去肉多了，她就把腰拿开了。她就这样简单潦草地跟我贴了贴，然后便松开我，边脱衣服边上床。我有点落寞和茫然。我一点也没有感到她的热情。
她脱衣服不紧不慢，把衣服脱下来还抖了抖，抖出来一股滑腻而刺鼻的脂粉气。她把衣服扔在另一张床上，然后看着我，下意识地挺挺胸说：“你不来吗？”她的乳房沉甸甸的。她的身体跟当年真没法比了，那个跟朝露一样的身体不复存在了，眼前是一个陌生的有些疲惫的身体。这个身体看起来是懒洋洋的，无动于衷的，但我还是很激动。我把她揽住了。事隔多年，我能够再次抚摸她，我没法让自己不激动。我的抚摸从她的腰开始，然后是臀部和大腿，再然后是她的乳房和乳头。啤酒液凝在她的乳房和乳头上，像蜜糖似有点黏手，弥散着一种酸甜气息。我在自己身上擦擦手，又继续进行下去。我进行得缓慢而细致，但心里却在一点一点地凉下来。我发现她巳经很麻木了，不会因为爱抚而扭动颤栗了。我企图唤醒她的记忆和热情，使她活泛起来，滚烫和湿润起来。我一边抚摸一边吻她。她的嘴唇依然很性感，却又干又冷，我觉得我是在吻两块橡皮。她躺在那里的样子也实在令人难堪，始终是一种等待和承受的姿势，把两条腿叉开来弓在那儿。不管我的手在什么地方，不管我作怎样的努力，她除了不得已稍稍应付一下之外，一般都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我看着那两条白腻的张开着的腿，心想那原本是两条多么生动优美的腿啊。
第五部分第41节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问我？
那时候我真是很犹豫，好几次都想停下来。我知道这是我和她的最后一次了。我一次次地强打精神，我在心里说，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呀！我不愿在她面前萎软，我又让自己挺起来了，我咬着牙，表现得像一个勇士，或者一个频临绝境的畜牲。畜牲。这才是对的。只有畜牲才能这种情形下进入她并且坚持下去。这是我又一次把自己当作畜牲，否则我不能为自己找到任何理由。但她不是畜牲，她连畜牲的感觉都没有了，反正她不像一个活物，而是一块隔夜的米糕，又硬又涩。我虽然在她里面，却感到并未到达她。我离她还十分遥远。她人在心不在。她微微蹙着眉，目光很茫然，看看我又看看天花板或墙壁。她的曾经让武生陆东平无法忍受的叫声也没有了，虽然她也张着嘴，有一声没一声地呻吟，却显得漫不经心，就像很潦草地唱着一首老歌。我的决心又动摇了，我在心里说畜牲，你停下来停下来，你为什么不停下来呢？你他妈的为什么停不下来？我苦苦哀求自己，徐阳啊你停下来吧，停下来吧，这有多无聊呀，可一边说一边还在不停地抽动，还越抽越来劲，抽得气喘如牛热汗淋漓。我平常好像做不了这么久的，今天真是见鬼了！我想这是谁在操纵我呢？谁这么缺德？我觉得我难受得都有点想哭了。
我开始发狠。我终于让自己痉挛了起来。
我喘着粗气就从她身上翻下来，闭上眼睛静了一会儿，再看着她的脸。她朝我淡淡地很敷衍地笑了一笑。我从心里吐出了一口长气，对自己说，好了，最后一次，结束了。这么说的时候，心里又空空的，还涌上了一丝忧伤，像被薄薄的刀片划了一下，很锋利，也很疼，便侧过脸又去看她。她正在把弓着的腿放平，用手抹着我黏在她乳房上的汗，抹了一会儿，她征求我的意见说：“我是不是现在就把衣服穿起来？”
我说：“穿吧。”
我看着她穿衣服，她往身上套胸罩时我问她，“你还好吧？”
她说：“你指什么？刚才吗？还好。”
我摇摇头，说：“我是说你过得还好吧？”
她说：“还好。”
我忽然没头没脑地说，“我已经结婚了。”
她说：“哦。”
她头都没抬，头发披下去，把一张脸遮成了一小条。她先搭上胸罩，也不系，让它垂在乳房上，绷着一条腿坐在床沿上穿吊带袜。
我说：“你为什么要叫阿美呢？”
她没吭声，脸上也没有表情，看看我，又低头去系另一只袜子。我又问她为什么人家说她吸毒？她又看我一眼，同时翘一下嘴角。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又说你手臂上那是针眼吗？你为什么要吸毒呢？她站起来系胸罩，套裙子，然后去拿她的包，拿了包就头也不回地往门口走。
我说：“你就走？”
她把手放在门把上，回过头来说：“你还要干什么？还不够吗？”
我老实地说：“够了，够了。”
她说：“那我不走干什么？让你左问右问？我吸不吸毒关你什么事？你有什么资格这么问我？你以为你是谁？”
我说：“我不过是关心一下。”
她拉开门往外走，边走边说：“关你屁事。”
她就这样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那个地穴一样的房间里。我没走，就在这个房间里过了一夜。我很久都没有合眼。空气里留下了她的气味。她的气味很重。尤其是那张床，那个枕头，她的气味都黏在那儿。我用力呼吸她的气味，心想什么是风尘？这就是吗？风尘什么都没有？只有味道？风尘是有味道的吗？是香水、脂粉、啤酒、灰尘、皮屑以及可卡因和体液混杂在一起的味道？
我是早晨走的，走时这家旅店额外收了我五十块钱的卫生费。一个女人指着床单说：“你看看啦，脏啦，要交五十块钱的啦。”我看了看，确实脏了，一团黄渍刺眼地印在那儿。我二话没说，把钱给了她。
那天林胖子老看着我嘿嘿嘿地笑。我说：“你笑什么？”他说：“你用不着找这样的鸡嘛，染上了爱滋病不是好玩的啦。”我愣愣地看着他。林胖子说：“我不是吓你的啦，你跟一个吸毒女上床不要小心爱滋病吗？”我说：“你怎么说她是鸡？”林胖子说：“哇，你连鸡都看不出来，像她们这样子的肯定是鸡嘛，不过是比较高档一点的鸡啦，不做鸡她拿什么吸啦？不信你晚上守在门口看啦，经常都有车来接她的嘛，车都是不同的嘛。”我摇着头说：“我不信，请你以后也不要说她是鸡。”林胖子问我为什么？我说：“她是我老乡。”林胖子用力拍一下我的肩，下巴笑得一颤一颤地说：“老乡？知道啦知道啦，老乡就老乡啦，没关系的啦。”
其实我信林胖子的话。我没有理由不信。我也明白了那天我为什么生气。我越来越觉得那天晚上她就是在做我的生意。尽管我不愿这样去想，不愿接受一个这样的现实，可她那天的样子不就是一副做生意的样子吗？按理说她应该躲着我，起码应该有一些掩饰，可她却无所谓。她怎么连我的生意都做呢？足见她到了一个什么地步。或者是有意这样做？做给我看？为什么要做给我看？这有什么意义呢？无论如何，这样的现实都太残酷太歹毒了，就像一粒瞄准心脏的子弹。从余小惠到阿美，这其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跟我有没有关系？我要不要负一些责任？
第五部分第42节 绿岛娱乐城的总经理
后来余小惠又跟我借过一次钱。那时候我没有什么钱，在学习期间洪广义只按一般员工付给我工资。我留下路费，把剩下的两千多块钱全给了她。她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钱还你。”我心里有些沉重。我说：“我欠你的，还说什么还不还呢？”离开广州时，我犹豫了许久，还是拜托林胖子，请他帮忙关照一下我的老乡阿美，如果有什么事，希望他能给我打个电话，及时告诉我一声。林胖子说：“放心啦，没关系的啦，我们是朋友啦，你交待的事我是一定会做的啦。”
从广州回来后我就正式成为了绿岛娱乐城的总经理。刚开始的那几天我忙着接受各家报纸的采访，跟我有宿怨的南城晚报也来了，而且是副主编江南生亲自出马。他眯笑着金鱼眼对我说：“我们真是不打不相识呀。”我对他也很客气。我知道洪广义花了不少钱。我请他吃饭，不断地给他敬酒，我说：“上次浇了你一杯咖啡，真是对不起呀。”他摇摇手说：“还提这事干什么？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我们把杯子碰得叮当乱响，一瓶酒就把我们喝成了朋友。我们的友谊似乎都要从杯子里溅出来了。
江南生很快就把文章写好了，这一回他的标题是《从劳改犯到总经理——记绿岛娱乐城总经理徐阳》，说的是青年画家徐阳当年如何遭人陷害，如何沦为一名囚犯，又如何自强不息，与命运抗争，投身商海，经过一番磨砺和拼搏，终于成为一名事业有成的青年企业家。通篇文采斐然，将一名青年企业家的成功之路喧染得曲折坎坷起伏跌宕波澜壮阔，令人扼腕而叹又荡气回肠。文章末尾还提到他们以前的报道和那次大讨论，说由于工作不细致，无意中对徐阳同志造成了伤害，为此他们深感遗憾，他们希望徐阳同志能接受他们的真诚道歉，他们还希望这并不是晚来的道歉。
在这篇近五千字的文章的右上角，还花了很大篇幅登载我的照片。我坐在一张老板桌前。桌面光可鉴人，上面放着电话、笔筒、文件夹和几本厚厚的十六开本的精装书，左角上还有一台电脑；斜后方是一面阳光灿烂的大玻璃，就近是一棵盆栽的观叶植物，长得肥绿丰茂。在折过来的墙上挂着几个大字：自强不息，拼搏进取。我西装革履，对着镜头微笑，显得温和谦虚又踌踟满志。
紧接着南城晚报又连载了由江南生执笔的中篇报告文学《徐阳的路》。他们说如今大家都是这个套路，前面是吆喝一嗓子，接下来才是唱歌。他们把这件事说成“唱歌”。说这样才有听众。说到底《徐阳的路》就是把前面那篇文章拉宽拉长，从我小时候喜欢用小木炭头到处画苹果树，到以“优异成绩”考入美院学习油画，毕业后分在群艺馆成为一名青年画家，曾经有过哪些作品，参加过哪些展出，后因画裸体模特儿遭人陷害，背上了流氓名声……江南生是这样开头的，“在三十二年前的一个潮湿的雨夜里，一个新生命在南城一条叫扁担巷的小巷子里呱呱坠地，雨夜是不是一种暗示呢？暗示他命运多舛风雨泥泞？然而孩子的妈妈，一位坚强的母亲，她不相信命运，她给孩子取了一个充满阳光的名字：徐阳。”可见江南生真是一个文章高手，把我妈也扯进来了。我妈给我取名时真有这样的意思吗？只有天知道。结尾时他说：“风风雨雨他都走过来了，如今他的路上充满阳光，这个寄寓了母亲深厚期望的名字最终预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徐阳的路上，将永远是灿烂的阳光。”这条“路”连载了半个多月，一天登一点，反正就是要一点一点地勾起人们对几年前的徐阳的记忆，又将几年前的流氓徐阳置换成今天绿岛娱乐城的总经理徐阳。
与此同时，其他几家报纸也发表了类似的文章。洪广义的钱没有白花，他们的“歌”唱得太好了，太响亮了，洪广义的目的达到了。我又一次扬名南城。不少从前的熟人，包括勉强算得上朋友的人都打电话来，他们一面祝贺我的成功，一面唏嘘感叹，说读了你的事迹－－居然是事迹了－－非常感动；还有陌生人也打电话来（他们怎么这么相信报纸呢），有个家伙说要用我的事迹教育他儿子，要他儿子向我学习。我问他学我什么？他说自强不息呀，拼搏进取呀！
我曾在那儿服过刑的长湖农场不仅打来电话，还派来一位副场长和办公室主任，专程请我去给那些正在服刑的犯人作报告，他们说你的事迹感人至深，对犯人们的改造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他们需要看到希望，看到榜样，徐总你就是他们的榜样啊。我婉拒了他们，我说谢谢你们当年对我的改造，否则我就没有今天；但是我不能去作这个报告，因为我思想上的改造还很不彻底，还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他们说你真谦虚。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只能谦虚。我请他们吃饭，又请他们蒸桑拿。对于蒸桑拿他们有点犹豫，说这不好吧？我说你们改造犯人那么辛苦，蒸蒸桑拿是应该的。我交待桑拿房把他们分开来蒸，免得他们在按摩小姐面前不好意思。他们走时我送到大门口，我说有空就来蒸蒸吧，有那么多犯人等着你们改造，身体要紧哪，你们的身体不是你们自己的啊。他们感动地说，徐总你真是我们农场的骄傲。
连曾经关押过我的联防办都给我打电话，我一听就是那个中年警察的声音。过去了这么多年，我还能记得他的声音。中年警察用他的阴郁的声音说，徐总啊你不会记恨吧？不会拦着不让我们进你的娱乐城吧？我说怎么会呢？不会。他哈哈地笑着说，要说也是，不是我们你哪有今天呢？我说就是，我应该谢谢你们，谢谢啊！
真正让我有些感动是老胡的电话，老胡显得很快乐，他说报纸我都看了，你翻过身来了，我很高兴，我真高兴啊。但他马上又骂我，说我这些年一点音信都没有，真不够朋友。他说话咝儿咝儿地响。虽然是在电话里，但我就像看见了他似的，皱着满脸弯弯曲曲的笑纹，张着一张落了几颗牙的嘴。我的眼睛发潮。我说你的嘴漏风啦？他哈哈地笑着说，要完蛋了，牙齿都快掉光了！
第五部分第43节 你准备又卖他一回？
有一天瘦高个刘昆也来了个电话。他说：“徐总我想见见你。”我说：“你是谁？”他说：“刘昆哪，你不记得了吗？”我说：“记起来了，你来吧。”
大约半个小时不到，刘昆就来了，见到我不由分说地扇了自己一通耳光，说是给我解气。我说：“解什么气呢？我们不是还做过生意吗？”他红着脸骂自己有眼无珠，把脸送到我面前，要我帮他把眼珠子抠掉。他说：“我自己下不了手，徐总你帮我把它抠出来，我拿去喂狗。”我说：“我怎么能抠你的眼珠子呢，你想干什么就直说吧。”他像女人一样忸怩了半天，才说：“我真说不出口……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有点用？以前我还当过先进工作者，在我家里你也见过我的奖状，你看……我能不能在你这里做点什么？”我看着他的被自己扇得鲜红的瘦脸，点点头说：“好吧。”我让他负责娱乐城的保安工作。我说：“为这么一点事，你扇自己干什么呢？”
接着他又把另外两个踢过我的家伙也叫来了，也是先扇自己，像比赛似的，扇得噼噼啪啪直响。我说：“算了，别扇啦。”我让他们都干保安。他们说：“徐总真是大人大量。”他们做出感激涕零的样子，发誓要效忠我，说要是有哪个不长眼的敢动徐总一根毫毛，他们绝对会拆散他的骨头；他们不但要拆散他的骨头，还要让他狗日的跪着把徐总的毫毛扶起来。
刘昆穿上保安服的第二天黄昏，我从门口走过时他凑到我身边，问我想不想知道武生陆东平的事？他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他以为我还恨陆东平。我不禁笑了笑，说：“你准备又卖他一回？这回你要多少钱才肯说呢？”他愣了愣，又扇自己一耳光，不过扇得很轻，完全是为了让我高兴。他说：“徐总，我告诉你一件高兴的事，你知道吗，陆东平进去了，三年前就进去了。他割了一个人，他把人家的鸡巴连割了几刀，把人家一个蛋都割出来了，这家伙！狠不狠？”刘昆骂一句，看看我，又说，“他为什么要割人家的鸡巴呢？因为他老婆偷了人家。徐总你知道他老婆偷了谁吗？你认识的，就是那个跟你一起去过我家的打鼓佬！想不到吧？大家都说是他自己没用了，怂恿老婆去偷人的，他反过来又问老婆是怎么偷的，人家是怎么搞她的，她叫没叫，是怎么叫的，你说他这不是变态吗？可他听了又受不了，又跑去割人家打鼓佬，还割得那么狠那么下作，徐总你说判他五年该不该？这是不是恶有恶报？你听了高不高兴？”
我听得心里沉沉的，叹了一口气，说：“高兴什么？我没什么可高兴的。”刘昆愣了一会儿，涎着脸说：“徐总，你的确是个大度的人。”
那天我本想去看看被阉了的打鼓佬，可最终还是没去，我想我还掺合这些事干什么呢？再说一个被阉了的人恐怕也不愿要别人去看他。
绿岛娱乐城在这一年国庆节重新开张。为此我们在晚报娱乐版刊登了整整一个版面的广告，广告图案简单明了，是我的创意：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和一片叶子。叶子很肥厚，容易使人想到两瓣嘴唇，那种很性感很贪婪的嘴唇一一这是我对余小惠嘴唇的印象。我知道我将渐渐地失去关于她的许多印象，所以我下意识地在这幅广告里掺杂了一点私心，想用它来记录我的可能失去的印象。
我不但设计广告图案，还挑选小姐。我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让小姐们一个个走过来，我看她们的腿，看她们的腰，看她们的胸和脸。看过之后，便听她们说话，听她们的声音是不是黏糯圆润，是不是清甜柔软。我不要那种干巴梆硬的声音，不要那种说话时眉跳嘴牵的蠢相。洒店和茶楼要长相清纯甜美的，歌厅包厢要活络轻佻眉目含情的，桑拿按摩要肥瘦适中三围性感的……因为真正做鸡的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在各个娱乐场所乱蹿，为此我交待所有领班，对来绿岛做生意的小姐一律要严加管理，那种一看就不上档次的烂野鸡一律不准踏进绿岛的大门。
在众多的应聘小姐中，我看见了阿梅。她站到我面前时我觉得她很面熟，她边笑边朝我眨眨眼睛，我便蓦然想起了那个橙色的醉醺醺的小房间，想起了她的浅褐色皮肤和结实的乳房。我的脸立即燥热起来，不好意思看她。我端起杯子装着喝水，喝得叽叽地响；喝两口我又吐茶末子，我用舌头先把茶末子顶到嘴唇上，再把它们吐出来。反正我喝得非常精心非常复杂。我想她要干什么呢？我一边吐茶末子一边瞟她。她依然笑模笑样地站在那里。她有一个好看的小洒窝。她笑得也似乎没什么恶意，甚至还有点俏皮。她确实年轻。她有没有二十岁？
我喝完了半杯水，觉得把脸上的燥热喝下去了，便用力咳了一声，说：“你叫什么名字？”她说：“李晓梅。”我看看她，她的嘴唇动了动，还是笑模笑样的。我点点头，“嗯，李晓梅。多大啦？”她说：“二十一。”我又问，“家在哪儿？”她说：“我复印了身份证的，没在那儿吗？”我看了看粘在表格上的身汾证复印件，在表格上打了个勾，说：“湘西？怎么跑这么远呢？”她踮起脚伸长脖子看我打勾，快活地反问我，“不许跑这么远吗？”
我板着脸说：“我说了不许吗？”
她不出声地笑着，身子扭了两下。
第五部分第44节 人是需要一些精神的
我给绿岛的服务小姐设计了两套服装。一套是用蓝印花布做的中式服装，上瘦下肥，掐腰托胸，线条毕露又含蓄雅静；点睛之笔是每人头上的一朵小绢花，粉红的，透出无限春情。另一套是中西合壁的套裙，水红的低抹胸，半透明的白纱小披肩，紧裹着臀部的荷色西式短裙，配一双白色高跟鞋，整个地半掩半露勾魂摄魄。
我没让湘西妹子李晓梅穿这样的衣服，我把她安排在演艺场售票房里。她说：“我不愿在售票房，我喜欢穿那样的衣服，你让我到歌厅包厢去~？”我说：“不行。”她问我为什么不行？我说：“我是总经理，我说不行就不行。”她鬼鬼地笑了笑，说：“那我就不去包厢，就在歌厅里行吗？”我气恼地说：“我不管，你愿怎样就怎样吧。”
国庆节前五天，洪广义请来了电视台一拨人，让我站在大门口，身后花枝招展地站着一帮小姐。我对着摄像机镜头说着事先背熟的话，率领全体员工向全市人们拜年，并且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由一名女记者手持话筒对我进行采访，女记者问我今后还会不会重操旧业，当一名画家？我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如果我要画画的话，请你当我的模特儿，行吗？”女记者说：“我符合你的标准吗？”摄像机镜头移向她的脸，然后是胸，再然后是腰臀和大腿，最后对着我。我非常欣赏地说：“完全符合。”镜头再移向女记者，她说：“可以问问你的标准吗？”我说：“两个字，性感。”女记者含了羞色嫣然一笑，柔声说：“谢谢。”
这个节目播放时我跟洪广义在一起，我看见荧屏上那个油光水滑的家伙不像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人，一个不要脸的皮条客，他的做作的笑就像一张印在铜版纸上的招贴画，俗气得让人想朝他吐唾沫。
洪广义看得嗬嗬嗬地笑。我也跟着笑起来。我笑得讪讪的，脸上很僵硬。洪广义注意到了我的表情，他轻轻拍两下我的肩膀，说：“没什么没什么。”接着又说，“好极了好极了。”说完又笑起来。
洪广义的笑确实有点特别，张着嘴，然后笑声就出来了，没有什么过渡，嗬嗬嗬嗬，使人想到一些乱滚的球。说实话他笑得很有感染力，我有时候也不自觉地跟着他这样笑。不但这样笑，还下意识地挺挺肚子，尤其是站在那儿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两条腿叉开，使肚子挺起来。说到这儿，我顺便说说男人的肚子。一个男人挺不挺自己的肚子很重要，其重要的程度一如女人怎样使用她的腰。你见过一个窝囊的男人挺肚子吗？敢挺肚子的男人那都是扬眉吐气的男人。
我看起来已经像个扬眉吐气的男人了。我总是喜欢低着头走路的毛病也改掉了，巳经开始有点弯曲的背现在很直了，我的腰板也很直，脑袋昂着，并且稍稍往右侧一点。我不是有意侧脑袋的，我的脑袋一昂就侧过来了，侧得持重而自负。我对着镜子看过自己，我对自己现在的样子很满意。我的脸也显得亮堂多了。那些恍惚的、心不在焉的神情都不见了，它们像灰屑一样从一张扬起的、亮堂的脸上滑落了。
人是需要一些精神的，我现在很有精神了。
我不但有精神，还有了一辆车，一辆奥迪，是洪广义给我的。我没想到洪广义会把他自己的奥迪给我。他说他买了一辆新车，不过这辆也不旧，才开了三年。我看着车，感到很愕然。我说：“我要车干什么？”洪广义说：“你当然要。你见过哪个总经理没车的？再说现在谁不知道你是个成功人士？所以你一定要有车，到哪儿你都带着它，这是派头，是你的派头也是绿岛的派头。这么大的娱乐城，一定要有这个派头，否则人家会说我们没有实力。”
“可是这么贵的东西……”
“这是应该配给你的，开吧。”
我知道没有这种规矩，这是他额外给我的。他毕竟还是个重情义的人。我觉得完全从生意人的角度去看他是不对的，他确实帮了我，他也只能这么帮我，除此以外他还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一片苦心。他把车钥匙给我时，我内心非常感激，没有再说什么，情义这种东西，说什么都是多的，只能放在心里。我又差点湿了眼睛。他看见我在激动，没说什么，很义气地在我肩上拍了两下。
他老这么拍我，我也喜欢他这么拍我。
这辆车给我的感觉太好了。我很快就学会了开车，然后便开着它到处跑。有一辆车真是不一样，我看人的眼光不一样了，看街道的眼光也不一样了。整座城市在我眼里都不一样了。一切都是明亮的，美丽的。我开着奥迪跑遍了全城所有的马路。我从小就熟悉这些马路，熟得不能再熟。我知道它们旁边有些什么店，知道哪些单位哪些机关在哪条路上，知道哪条路宽哪条路窄，哪条路上有树哪条路上没树。我在许多树下蹲过，我蹲在哪儿画树，画房屋，画走在路上的人。我穿着拖鞋走过它们，穿着球鞋走过它们，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过它们，而今天我是开着一辆奥迪。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在做梦。那时候全城的马路上都没有几辆W迪。在一辆奔跑着的奥迪里看马路和街道，看那些走路的人和骑车的人，看那些挤公交车的人，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就想我怎么忽然就有了一辆奥迪呢！我内心充满了感叹，我想我读了这么多年书，画了这么多年画，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这他妈的就是人哪，人跟人真他妈的不一样啊。昨天你还窝窝囊囊满脸晦气，今天你就变了一个人，一切都让你觉得这么舒服，这么顺眼，这个城市原来是这么亲切可爱啊！
第五部分第45节 这么说话叫不知好歹！
虽然有些路面坑坑洼洼，颠得利害，但我的感觉已经飘起来了。我巳经很久没有这么好的感觉了。或许我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它就是飘，是飞扬，是一种全新的感觉，它使人觉得从里到外的一切都ㄈ灰恍隆Ｗ约菏切碌模天地是新的，世界是新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崭新的。
有一天我开着车路过我们单位，想想就拐进去了。我想去看看老胡。但老胡不在，坐在传达室的是个瘦白脸老头。单位上的同事见了我都酸不溜秋的，尤其是我们领导，酸得一张大脸跟哭似的。他说哎呀果然是徐阳呀，士别三日，我都认不出来啦！然而没过一会儿，他的脸又阔起来了，他说报纸上的文章你自己都看到了吧？我说我又不是瞎子，看到了，怎么啦？他煞有介事地咳一声，又云遮雾罩地吹起来，说前些日子他跟某某书记在一起，是他提到了这件事，说像徐阳这样的同志应该作为一个典型大力宣传，某某书记很同意他的看法，并且当即打了电话给报社。他拍着我的肩说，徐阳啊，你大有前途嘞，你就等着吧。我听得嘿嘿地直笑，我说好，我等着。
我问领导，老胡呢？他说老胡呀，人家不干了，回家享福去了。我说他享什么福？他没儿没女他享什么福？
我在单位的走廊上走了走，又去从前的工作室看了看。工作室里堆了几个破柜子和一些椅子，墙角上有一面蜘蛛网，地上有一块调色板和几支黏着一坨干颜料的画笔，一只画框被乱扔在柜顶上。我把画框拿在手里，灰尘立即飞起来。我对着画框发了一会儿呆，心里很惆怅。
我开车去了老胡家里。老胡家在郊区，我去的时侯已是黄昏，老胡正在门口鼓着腮帮吹一只煤球炉。他干吗不用手上那把破扇子呢？烟气将他的脑袋罩住了，呛得他不住地咳嗽。我的车滑到他身边。他转过脸来看着，用一根中指擦擦鼻头。
这个黄昏，我把老胡带回了南城。老胡不肯跟我走，他说：“我奔七十的人，我还给你打工？我不去。”我强行将他往车里推，他倚着车门说：“实在要去，你也让我带几件换洗衣服呀。”我说：“好吧，你去拿吧。”我跟着他进屋。那是一个小披厦，积郁着一股霉味。老胡一边捆一床被子，一边摇头叹着：“你还怕我跑了吗？你这是何苦，要拖我这个累赘干什么？”我不接他的话，只催他快点。老胡说：“你催魂哪。”老胡上了车还在嘟嘟哝哝，“你让我去干什么？除了坐吃等死我还能干什么？”我说：“看看门，当当传达打打杂，你想不干都不行。”老胡不再说话，把脸扭到一边，用手去抹眼睛。我见他肩膀抖抖的，便拍拍他，他像小孩似地扭一下身子，用手将我的手挡开。直到进了市区，车在高架桥上跑着时，他才平静下来。他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满眼流动的灯火，像电视主持人一样学着港台腔说：“真爽。”我给他揿下车窗，风将他灰白的头发吹得立起来，他又说：“真他妈的爽。”
我给他在办公楼里收拾出一个杂物间，用胶合板拦腰一隔，里面放一张床，外面放一张桌子。门口跟所有的办公室一样，也钉一块牌子，牌子上写三个字：收发室。他看看牌子，像小孩子一样笑着说：“我又参加工作了。”
大约两个月以后，我成为了南城市政协委员。这也是洪广义操办的，跟我们单位领导的瞎吹无关，那家伙一无所长，除了吹牛还是吹牛。我的界别是工商联。开会时，文化界的人就在我们旁边，美协有几个人也在，他们有的装着不认识我，有的则非常夸张地跟我打招呼，甚至搂肩搭背，显得异乎寻常的热情。
我妈在转眼之间就成了一个幸福的老太太，而且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老太太。她一边读南城晚报一边流泪。她被文章中的那个徐阳感动了，也被自己感动了。她现在才知道原来自己生了个这么优秀的儿子。因为文章还涉及到她，说她是个坚强的母亲，给儿子取了个充满阳光的名字，她在困惑之余，感到无比欣慰。她把那些文章都读烂了，却还是不忍释手，像平常择菜时一样，搬一把小竹椅坐到门口，把一沓报纸都摊开来放在并着的膝盖上。悬在巷墙上的阳光使青幽的扁担巷一派明亮，人们过往的影子使她不断地抬起头来，她亲切地跟人家打着招呼。人家说：“王老师看报呢？”她说：“是啊是啊，你看过吗？写的是我儿子徐阳啊，你看了就知道，我给他取的这个名字有多好啊。”
她拿着一张当日的报纸找到绿岛娱乐城，说：“我儿子徐阳在哪？”保安刘昆立即接着她，弯着一条瘪腰把她搀到我的办公室。刘昆像个军人似地在门口立正说：“报告徐总，老太太来了。”她看看我，又仰脸看看刘昆，目光有些徨惑。我挥挥手叫刘昆走。她把目光撒开来，仔细地看着办公室里的一切，最后看着那八个镶在镜框里的大字，目光再一飘，落在我身上。
“比我想象的还气派，”她说，“这么说这都是真的了？”我笑笑。她又说：“你干出了这么大的事业，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她把报纸拿给我看。《徐阳的路》从这一天开始连载。她声情并茂地给我读了那个开头，读得眼睛湿漉漉的。她哽着声音说：“给你取名字的时候，我真是这么想的。我那时候真是很坚强，我不相信命运。”
我说：“我的名字不是我爸取的吗。”
“胡说！他取的？他还有心思给你取名字？他一个右派，自己都顾不来，还给你取名字？你这么说话叫不知好歹！”
第五部分第46节 她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但她很快就不计较我的不知好歹了。她第一次显得宽宏大度。她脸上的阴霾（像洗不掉的污渍或烟灰）就像被风刮跑了，皱纹也舒展开来了——就像一些歪歪扭扭的笔画，撮在一起，现在这些笔画都拉直了，展开了，像那么回事了，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心平气和有福气的老太婆了。她的头发也泛出了银光。那原本是一些枯白的头发。一个老人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看他们的头发就知道了。现在王玉华的一头白发可以说是一头银丝了。
她说：“你那个死绝了良心的爸爸，临死还做那样的绝户事，你还说他给你取的名字！他做梦也想不到，我儿子会有今天！”过了一会儿，她又说，“真像做梦呀！还是我给你取的名字好呀！”
因为老觉得像在做梦，所以她还是有些不放心。她说你老婆骂你是开窑子，你不会真开窑子吧？她要我带她参观绿岛。我只好有迭择地领着她在绿岛转了转，让她看看剧场、歌厅、游泳馆、酒巴，最后带她去扔了两把保龄球，使她踏踏实实地相信我不是在开窑子，而是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她点点头，仰脸朝着我，看着我的脸，然后看着我的领带、西装、皮鞋，从头到脚把我看了个够，笑容就一点一点地在脸上浮起来了，那些皱纹的形状和走向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快乐就这样挂在了她的脸上。这有点像一个奇迹，同样是那副五官，那些皱纹，居然也能够表现快乐，而且可以让快乐像风一样吹煦起来，像阳光那样照耀自己同时也照耀别人。
这以后她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个一辈子没尝过快乐滋味的人，尤其是女人，一旦快乐起来是不是会有点疯癫有点失常？会一下子变得像个小姑娘？她动不动就小声地咯咯笑，走路也像小姑娘一样充满弹性，眼睛也忽然灵活起来，简直可以说是目光流盼。有一回她居然要我陪她去逛商场。走在大商场里，她时不时地发出快活的、尖细的叫声，哟！你看看这个！哟！你看看那个！她一边叫一边抚着掌，并且将抚着的手掌放在下巴那儿。看到这样一个天真的（多少有点做作）快乐的老太婆，谁能想到她曾经满腹怨气，一脸苦相，还为前夫一点可怜的遗产跟人打过一场失败的官司呢？你还能从她脸上看到一点那样的影子吗？
王玉华对着一件衣服或一只商家新推出的洗碗机尖叫，只是表示欣赏它们，她有资格欣赏它们。但她并不想拥有它们。“我只是觉得新鲜好玩。”她笑吟吟地对赶过来跟她打招呼的服务小姐说，然后把银色的脑袋朝我侧过来，说：“儿子，我们再往那边逛，看看那是什么？”她表现得跟大多数富足的老太婆一样，不贪心，只看个新鲜。她的吃用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她说她不缺什么，她已经很知足了。她像个冤鬼一样叫了一辈子，生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却忽然一下子说很知足了，真让人不好理解。有时候我说：“既然喜欢那就买吧。”她说：“喜欢什么就往家里搬？那也要放得下呀。”似乎她什么都有了，她的东西已经多得没地方放了。
“我就是想好好地逛一次商场，”她对我说，“年轻时没心思逛，后来呢不敢逛，那些小姐的眼睛毒得很，看人都不用正眼，知道这是个穷老太婆。今天有你跟在我身边，没谁敢这样看我了。”她说着舒舒服服地叹一口气，“谁敢呢，是吧？”
我和王玉华逛商场时的情景大约比较感人，母贤子孝，其乐融融。这是我们母子间三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有不少人都很眼热地看着我们，都被我们表现的亲情所感动。连王玉华自己都很感动，我注意到她不止一次背过脸去偷偷地抹眼泪。她总是顺带着捋捋她的漂亮的银发，以此来作为一种掩饰。
除了逛商场，她还要求我用车带她兜一兜风。她开着一点车窗，让风吹拂她的脸和银发，时不时地冲着某座刚建起来的大厦或立交桥发出尖叫。我觉得她把一辈子的尖叫都堆叠在这段时光里了。有时候她会显得很安静，但我知道我马上要找地方停车了，果然她就在叫停车，她说停一下，记起来谁住在这儿，她要去看看人家。她还非要我同她一块去。她对人家说：“这是我儿子徐阳。”若是人家肃然起敬，说哦，徐阳呀。她便既骄傲又慈祥地笑着。没说几句话她又起身告辞，叫人家不要送，于是人家反而不好不送了，这正合了她的心思。我看出来她就是想要人家看见她儿子有一辆奥迪，看见她坐着奥迪兜风，看见她终于扬眉吐气活出个人样来了。
到绿岛去过两次后，她感叹说：“这儿的姑娘真漂亮，都跟挑出来的似的，是你挑的吗？”她想想又叹口气，说，“也难怪你老婆不放心，我也是眼光短，不该让你成这头家的。冯丽呢也是运气好，嫁老公都是碰命的，何况她还是个二婚，可她就碰到了你，这就像抓阄，她抓了个好阄，她现在还有什么说的呢？”
在幸福的时候她还没忘记她三个兄弟。这么多年来，她每年都接到他们询问老房产的信，现在她给他们写信说，以后不要再跟她提这件事了，想要房产自己来要，而她是不会再为那点房产去奔波的，因为她儿子不要她太累；她儿子有一个很大的娱乐城，还是政协委员，根本不把那点房产放在眼里。她对我说，我就是要他们知道，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这么势利，敢不敢拿狗眼看人！她的兄弟们接到这封信后，都不约而同地回了她一封信，北京的大舅说他儿子在国家部委当司长；湖北武汉的二舅说他儿子刚提了地厅级，女儿女婿都在法国的大学里当教授；广州的三舅说他儿子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女儿女婿在香港做生意。我妈读着这些信，情绪上并没有受到影响，她扭一下嘴，说：“你们好是你们的，我也不比你们差。”
第五部分第47节 我要做一块海绵
正如我妈说的，冯丽有时候也认为自己运气好。但她比较复杂，不像我妈那样简单，她跟得了寒热病似的，一会儿觉得自己运气好，一会儿又后悔嫁了我。就像站在一根钢索上，怎么也站不稳，不是往这边倒就是向那边歪，无论倒和歪，都是大幅度的，让看的人提心吊胆。
我就是那个看的人。我看得很清楚。比如她的后悔。她的后悔是原来就有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后悔，我觉得她整个人都后悔得成了一块冰。就在我刚从广州回来的那天晚上，她碰都不碰我，从里到外都散发出一种冷森森的决绝之气。这样的情形在以前从未有过。这说明她对我的容忍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她弓得像只虾似的侧卧在床沿上，把背对着我，一声不吭。我们在那张五尺宽的大床上留出了一片如极地般寒冷的空阔地带。半夜里我感到一条腿被冷风嗖嗖地吹着，勾头看了看，发现那条腿正放在那片空地上，便像遭电击了似地赶紧缩回来。
但没过几天，她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她被那些文章感动了，尤其是南城晚报上的文章，又尤其是那半个多月的连载。所有的文章，包括连载，她一篇不拉，都看了，都看了一遍又一遍。那些文章太感人了，一下子就把她给彻底融化了。她一点都不怀疑，认定文章中所写的都是事实。她的泪水哗哗地流着。她想他吃了多少苦啊，受了多少委屈啊，他一步步走到今天多难啊，他是一个多么隐忍多么有毅力的人啊。她心里充满酸楚，酸楚又变成无限爱意和温情。她深深自责，她想我没有尽到做老婆的责任，没有好好地抚慰他，他的身心都是受过伤的呀，他伤痕累累呀，他是咬着牙忍住伤痛走过来的呀。我在他身边怎么就没有觉察出来呢？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嫁了一个这么好的男人，我却不知道他有多好，我多么麻木啊，我不算个好女人哪。好女人应该是一块海绵哪，男人要躺下她就是他的床，男人出汗了她就是她的毛巾，男人受伤了她就蘸着热水给他敷伤，男人有苦水她就吸干他的苦水。可是我做了什么呢？我什么也没做啊！她的天生有着淡淡的胭脂般眼影的眼睛里泪水不断。她心都悔疼了，肠子都悔青了。她想从今往后我要做一块海绵。
有一天她发痴似地看着我，没头没脑地说：“我要做一块海绵。”
那是她最温柔也最多情的一些日子。她连声音都变了，使人觉得她的话不是用舌头说出来的，而是用心说出来的。她如果要笑，那也是用心在笑。无论是说话还是笑，她都用的是心尖，那么软那么黏，嫩嫩的水汪汪的，就像一颗刚熟的甜糯的酸草似的，带着一种颤颤的感觉。这种感觉一下就到你心里去了。虽然有点酸，但你毕竟感到很舒服很慰贴。你能感到她在用心做这一切。以前她没用什么心，她用的是身体。你发现用身体跟用心完全不一样，她用心做的这一切像温水一样浸泡着你，把你的皮泡皱了汗毛泡软了。连空气里都是柔情蜜意，伸出舌尖舔一舔，保险会舔出糖丝来。尤其是她看着你的时候，傻傻的呆呆的，雾蒙蒙的色迷迷的。你觉得她恨不得用一千只手来搂你，来包裹你；你似乎今天才真正认识她，觉得她很漂亮很动人，浑身上下都是女人味。你受到了一种蛊惑。你忘了她昨天还是冷冰冰的，还对你爱理不理。你全忘了。你蠢蠢欲动。你也想用一千只手来搂她。你渴望被她包裹。你们把一切都弄得充满了桃色意味。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受了欺骗：她受了报纸的欺骗；她受了欺骗就意味着我也受了欺骗。我们都蒙在鼓里，都显得很贪恋，尤其是她。我觉得她像一只鲜活的饥饿的河蚌，总是翕张着水汪汪的嘴。她的眼睛迷离着，鼻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皮肤透着一种褐红。她拱着她的腰说：“我真愿意就这样死掉，徐阳，你让我就这样死掉好不好？”她的表情杂乱无章，痛苦而哀绝。我觉得我像挨了一刀似的，一种莫名之痛一下子就把我穿透了。我咬着牙，脸不自觉地歪扭着。我们的表情非常一致。我们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和谐。我发现和谐是世上最美好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淋漓尽致，没有意犹未尽；没有它完了就完了，完了就心灰意懒，从里到外一片空空荡荡。
我活了这么大才知道了什么叫缠绵。我觉得男人和女人的缠绵真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我就像一不小心掉入一个陷阱一样，晕晕乎乎地掉入了一种幸福之中。我承认我感到了幸福。我还承认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幸福。我想幸福是怎么回事呢？我的心怎么变得这么软了呢？怎么会有一种要化开来的感觉呢？幸福就是要把人化开吗？就在我痉挛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化开来了，变成了酽稠的汁液进入了她的体内。她也感到了。她反应强烈，身体弓了起来，十指抠在我背上，双腿紧紧地夹住我。她拖着哭腔说：“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然而越是幸福她就越是担心。她先悠悠地叹一声，表示自己回过劲来了，接着又叹道：“就像在做梦一样。徐阳，你这样对我能保持多久啊？”没等我回答，她又说，“我知道不会有多久的。其实我不该嫁给你，我只想嫁个一般的人，早知道你有今天，我是高低不敢嫁的。不过现在悔也晚了，嫁都嫁了，你说怎么办呢？”
第五部分第48节 我已经湿透了
她又旧事重提，说要给我生个孩子。我说：“这事我真不放在心上。”她说：“你不懂女人，女人越心疼你，就越想给你生孩子，想得心都往下沉，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吗？”我说：“不知道。”她说：“那就是疼，很疼，知道吗？所以你不能不放在心上。”
在我痉挛时，她不再喊我来了，而是说我怀上了，怀上了怀上了！这使我觉得我是在做一样工作，我的工作就是要让她怀上。有一天她还买回来一个瓷观音，点了三支细红香，双手合十，很虔诚地在站在那儿祷告。我问她好好的拜菩萨干什么？她说是隔壁店里的杨婶叫她这样做的，说是很灵的。我想她这样迫切干什么呢？她或许认为孩子是婚姻的保证？有了孩子我便有了牵挂？她以前有涛涛不是也一样离了婚吗？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也许女人天生不能负重，当她的担心像山一样重的时候，她的智商便被压瘪了。
她声音里的柔情也渐渐淡下去了，像一块没染好的布，经阳光一晒便开始褪色，而且终于褪尽了，还原了本色。
因为老没怀上，她开始对我不满意了。她建议我去作个检查。她淄峦碌厮担骸拔一程翁问币裁患复窝剑跟你是怎么回事呢？一次两次落空还说得过去，可这么多次了，怎么还是白忙一场呢？问题在哪儿呢？要不哪天我陪你去看看？”我一时没明白过来，问她看什么？她反问我：“你说看什么？看该看的地方，你还有别的病吗？”她忘了她要做一块海绵了，我也从幸福的幻觉里出来了。我冷冷地说：“我不行，可我也没说要孩子，是你要孩子，你看谁行你找谁去。”
我看见她的脸唰一下就白了，眼睛瞪得很大，大得有点吓人。她看看我又看看自己的手。“徐阳你浑蛋！”她说着，拿起了一只玻璃杯，杯里还有半杯水，她的手臂挥动的时候，水一点都没有泼出来，我只来得及看见一团白亮，接着就听见了一声破响，噗地一声，像灰屑似地灌进了耳朵里，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感觉。我想看看她用杯子砸了什么，结果只看到了落在桌上和地上碎玻璃片。玻璃躺在水渍里。水顺着桌沿嘀哒嘀哒地掉到地上。灯光映着水和玻璃。水滴落的声音很清晰。她突然惊叫了一声，很恐怖，像要撕裂什么似的。
“你怎么不知道躲呀你！”
她向我扑过来，快得我都没有看清她是怎么过来的。更快的是她的手，像影子一样一闪就来到了我的额头上。她的手冰凉。我这才感到了疼。我明白我被一只杯子砸了。是她砸的。她砸得很准。我想把她的手从我额头上拿下来。你砸都砸了你还按什么按！但我没有说出来，我只是用力拨她的手。我拨下来了她又拿上去了。她看一看自己的手掌，我也看了看。我看见我的血在她手掌上非常鲜艳。她看看自己的手掌又看看我的额头，很坚决地用她的手掌按了上去。
她妈妈那边的房门响了一下。她妈妈喊着说：“你们怎么回事？又不是昨天才结的婚，这么晚了还在疯什么？”
“你别、别动，在流血呢……”她的声音都在发抖，抖着抖着就呜呜地哭起来了，一边哭一边用另一只手来搂我的脖子，用脸来蹭我的脸。她的头发扎得我耳朵那儿痒痒的，我把脸别过一边。我想扳开她搂我脖子的手，但她用肘弯甩我。她坚持要搂我，还要拖我去医院。后来我们去了区医院，她要我抱住她的腰坐她的摩托，我不坐，我开自己的车。我开车时她半撅半趴在我后面，手还按在我额头上。我的右额被缝了五针，值班女医生心狠手辣，不肯给我打麻药，把我眼泪都疼出来了。女医生边缝边问：“怎么弄得？”我龇着牙嘘着嘴说：“摔跤。”
从医院回来后，我额头上贴着一叠纱布，像个伤兵似地躺在床上。她端来一盆热水，给我擦脸擦手擦脚。她的眼睛一直低垂着，天生的如胭脂般的眼影变得很深。做完了这些她并不上床，而是坐在床边一只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又OO@@翻出一沓南城晚报。巳是夜静更深了，她居然坐在那儿复习那些报纸。对着报纸她又泪眼婆娑起来，泪水一滴滴溅落在报纸上，嚓啦嚓啦地响。那些报纸被一张张地洇湿了。她带着泪水爬上床，像对着报纸流泪一样，对着我流泪。她把泪脸贴到我脸上，用两个指头轻轻捻我的耳垂，说：“我要。”她的声音又甜糯起来，脸上的表情又有些哀艳。说实话，哀艳是一种很动人的表情，这样的表情谁都挡不住。
“我巳经湿透了。”她耳语般地说。她这么说一点也不显得淫荡。
但我觉得我已经发现了奥秘所在。她的似水柔情全缘于那些报纸，缘于江南生他们的妙手文章，她是为江南生杜撰的那个伤痕累累的、孤独而坚忍的男人才湿透了的，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她对我是一套，对那个男人则是另外一套，只是她自己分不清罢了。她现在就是在抚摸那个男人，她用她那双小小的、绵软的手，抚摸他的胳膊、胸脯、腹部、腿胯和阴囊阴茎，她的手心又热又潮。她一边抚摸他，一边湿漉漉地亲他。我的勃起完全是因为她的亲吻和抚摸。我一边在勃起，一边又感到不对劲，我想我这不等于是在替那个莫须有的男人干她吗？她也是为他才湿的，才一次次地抬起她的屁股的，才那样忘情，那样迷乱，那样脱了魂似地叫唤的。我们都搞错了。搞错了搞错了呀……
第五部分第49节 行还是不行
现在的问题是我知道我搞错了，可她还不知道，而且看起来她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也不能告诉她。我怎么对她说呢？即便我对她说，我不是报纸上的那个男人，她也不会信的，她会以为我在开玩笑。她会问我，那么你是谁呢？是呀，我到底是谁呢？我说得清吗？这就成了一件扯不清的无头案，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的翻版，你就是扯白了头也扯它不清。
这就是我的悲哀。她把两个男人搞混了，把对两个男人的不同态度也搞混了。我不但感到很无奈，还感到很难堪，觉得自己像个戴着假面具的傀儡。我想我不能冒名顶替，老替别人干她。这有点像行骗，或者是蒙人。最为难堪的是在她“湿透了”的时候，我的反应总是跟不上，不能立即响应她。有时候她忙了老半天，我这里还是毫无动静。这样我们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她的温情正如春水般泛滥，我却从表情到身体都显得懒心懒意。
她问我：“你这是为什么呢？你在外面没干什么吧？”
我反问说：“我干了什么呢？”
我的萎靡无疑使她产生了误解，加上她自以为懂男人，于是她的误解便像一个死结一样，落在一个更为具体更加难堪的地方。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她在干什么，直到有一天，她把一对乳房挺到我面前，我才知道她在用药物丰乳。她充满期待地问我，“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大了些挺了些？”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便敷衍了一句，“不错。”她便媚笑着拖过我的手，要我摸一摸。我就摸了一摸。我觉得我在摸一个塑料玩具。她又问：“怎么样？”那样子就像一个信心不足的厨娘，将自己做的菜端上桌，惴惴不安地站在一旁看人家品尝，生怕不合人家的口味。她催我说：“你快说嘛，感觉怎么样嘛？”我说：“还好吧？还好。”
她犹豫着又说：“听人家说，那儿也可以做的。”我说：“哪儿？做什么？”她扭扭嘴说：“那儿嘛，说是可以缩紧一些的嘛。”我吃了一惊，看看她，她竟然是一副很认真的样子。她这么做到底是为那个男人还是为我？江南生他们的那些文章真是害死人。报纸害死人。我对她说：“我都老了，巳经不太行了，你做它有什么用呢？”
她说：“鬼话，你比我还小呢。”
我不知道她听没听我的话，反正她没要我像感觉她的乳房那样，去感觉她那儿。我尽量忘记她说过那样的话，动过那样的念头，否则我真会彻底不行。有时候在街上或在电视上看见丰乳广告，我心里便像长了毛一样。我觉得这有点荒唐，我想我们都是经过加工的，我这儿是报纸文章，她那儿大约是一些激素或别的什么，这些毫不相干的东西凑在一起，居然就是我们的夫妻生活。
那时候我额头上的伤口巳经拆线了，疤痕还很新鲜，像一条绯红色的蝌蚪。从一块纱布到一条蝌蚪，我周围的人都很关心，他们问我脑门上怎么了？我淡淡地对他们说：“摔了一跤。”我妈也这么问我，她似乎有些不相信我的话，盯着我的眼睛看，“在哪儿摔的？”我说：“办公室，碰到桌子角上了。”
在那一年雨季刚来的前几天，冯丽终于怀上了。那天她又雾蒙蒙地看着我，看了半天才说：“我没来了。”我正被伤痛折磨得心烦意乱，一时没想到，皱着眉问：“你没来什么？”她说：“例假。”她把那两个字说得像芝麻糖一样，又香又甜。我又皱了皱眉，总算明白过来。我下意识地盯着她的肚子。她说：“傻瓜，哪有这么早就出怀的？”我喃喃地说：“谁的？”她以为我开玩笑，她也开玩笑，不出声地媚笑着，又幸福又俏皮地拍拍我那儿，接着又拍一拍，说：“它的。”
不管是谁的，我以为我可以轻松一下了，但谁知道一个刚怀孕的女人的爱欲无边无际，动不动就色迷迷的，还软绵绵地摸我，我提醒她说：“要紧吗？”她老道且香甜地说：“我知道，不怕。”我只好对她说：“我真的不行了，你看看，是不是不行了？。”她咬着嘴唇笑，手上的花样多起来了，尽管我咬着牙，还是管不住自己，她便得意了，嘻笑着问我：“行还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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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
- 更新日期：2024-04-26 08: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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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画人物毕竟是我的主课。 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她成了我的朋友和人体模特儿。她说：“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别人不能知道的，你要向我保证。” 我用力点头，说：“我保证。”按理说，我本该疏远她，至少不该画她的裸体，但我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