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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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在座的朋友们吃一惊。我本人在中国接受的大学教育，在美国接受的博士教育，现在英国任教，有机会亲身体验到中、美、欧洲的教育文化。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如何培养人才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于是我就开始追问伯庆的教女体会。过了不久，伯庆给我寄来了一个电子书稿，也就是现在这本书——《成长1＋1》。
这是一本纪实文学，记录的是21世纪最初两年，一个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孩子的中学故事，但它涉及的教育问题意义深远。仔细阅读华裔孩子王可的成长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新世纪对中国教育文化的机会和挑战。
对我来讲，这本书让我思考了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是21世纪的人才；其二，作为父母，如何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这样的人才。我认为21世纪的人才至少应该具备哈佛大学录取本科新生的三项要求：学习成绩、课外活动与性格修养。
21世纪的人才应该是有志向、有信心及良好的自律能力。他们自信又谦逊，善于沟通又不随大流，具备独立的个性及自尊，有独立思维的能力，有爱心，具备社会责任感和良知。他们关心时事，具有国际化的眼光。也就是说，21世纪的人才必须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
从传统的角度来看，伯庆似乎并不是一个好父亲。他从不强迫孩子学习，因为“学习是她自己的事”。他甚至“从不过问孩子的家庭作业，只读一读她的学校报告”。这种为父之道，恐怕在很多中国家长看来似乎有些放任自流，但我认为，伯庆教会王可的是成为一个21世纪人才所需要的核心素质。
首先，伯庆教育她刻苦勤奋、竭尽全力去做一件事的重要性。他让孩子认识到“只要全力以赴，没有做不成的事”，有志者事竟成。他同时培养她的自我管理能力。书中说“有条理、有自律力、有动力地安排自己的学习，人生会大不一样”。
同时，伯庆教育她要自立自强，学会自己处理难题，培养她坚强的性格与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她“学会接受失败，承受失败”。伯庆要求女儿为自己选美去募捐，有意对她进行性格训练，让她“学到了谦卑，与人交往，学到了忍耐与坚定”。
另外，伯庆教给她处理压力的方法与态度，在工作与兴趣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把握好做事的度，学会放松。他还教她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要她在努力中学会放松，尽享生命之美。他要求女儿“有良知，关心弱势群体和社会公益”，“坚持真理，不随大流”。
孩子如何形成一个完整、健康与良好的人格，才是父母应该教会子女的东西，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课。伯庆能够使自己的女儿具备这些素质，完全取决于他吸收了中美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从教育理念上，伯庆不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父母，用王可的话讲，她的父母没有“成天要把孩子送到麻省理工或斯坦福，他们不强迫我走华人天才少年的路，他们只想让我在学校好好学习”。他们只希望孩子尽力，并不给她额外的压力。
他首先是女儿的一个朋友、帮手、参谋、教练，而非一个老板似的家长。他和女儿一起锻炼，一起聊天，做朋友，帮助她分担苦恼并解决问题。他管理孩子的方法平等而民主，对孩子充满信任与鼓励。大多数时候，他充当的只是一个帮手的角色，给予她关爱及不遗余力的鼓励。对于伯庆来讲，教育子女是一件人生乐事。
从教育方法上，伯庆利用了中国与美国教育文化的长处。美国教育文化的优点是充分鼓励个人创造力，培养独立的个性与自尊，利用各种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注重全面发展，形成完整的性格。中国的教育体制鼓励自律与刻苦，训练严格。伯庆吸收了两种教育文化的优势来教育孩子。人才不分国界，教育亦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何吸取中西教育理念与方法的长处去培养21世纪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王可的故事为此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
作为伯庆这种教育理念与方法的成果是：王可成为一个自信自强、真诚正直、可爱善良的孩子。她不仅学业优异，而且性格健全；她关心他人疾苦，充满爱心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她处事冷静与从容，同时还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她虽然在美国长大，却了解与挚爱中国文化，这一点难能可贵。
王可的文笔流畅感人、活泼可爱、幽默机智，我连读两遍，不忍释卷。王可具有同龄人鲜见的成熟与睿智，她对问题往往有独到的看法，书中常有隽语涌现。小王可写给她父母的那封信深深打动了我。那封信真情流露、切中要害，作为一个孩子，她竟深知为父母之道。这封信可以视为新世纪子女对父母的宣言，建议每个父母都应该认真读一下、想一下。
中国父母对教育的重视是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孟母择邻而居，三易其地。每个中国父母都对孩子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中国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往往可以做出重大牺牲。但是，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材的关键是充分接受合理的教育理念与方法。从王可的故事可以看出，父母之道在于平等，尊重、鼓励孩子，帮助他们，和孩子成为朋友，理解孩子的情感，倾听孩子的声音，绝不放弃对孩子的信任和信心，不断开发孩子的潜能。对他们要充满关爱，让他们愉快地生活、热爱生活，同时调动他们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要把他们培养成一个完整的人，关注他们多方面的发展，尤其是人格的发展，教给孩子社会责任感和爱心。我始终认为，人格的健康与完整是教育的核心。孩子能否长成一个身心正常、具有良好品质的人比学习成绩更重要。
孩子的成功始于父母。做父母不是一件自然而然、无师自通的事，教育孩子先从教育自己开始，不合格的父母永远无法教育出合格的孩子。所以，要想培养出21世纪的人才，先要学会做一个21世纪的父母。我想在此用王可的一句话呼唤中国的父母，“孩童时代只有一次，我们期待和父母共同经历这一美好时光。做父母不困难，难的是抓住机会成为伟大的父母。你准备好努力去做了吗？”
尹一丁
2003年6月于剑桥大学
尹一丁，祖籍东北，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后赴美国留学，获南加州大学工商管理学博士。现任英国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管理策略及市场管理系教授。


第一章申请大学之旅——我闯入了什么世界

大学，当我很小的时候，那可真是一个唬人的大家伙。不是因为它很时髦，而是因为它代表着一个奇妙的世界:满是智慧的书虫们在讨论柏拉图、马克思和那些已经故去的德国哲学家。所以初中的时候，我没有多想这些，照旧做那些十多岁的孩子做的事情。甚至在高中一年级，我也只是把大学掖在心的犄角旮旯里。高中新生就惦记上大学可太不酷了。
当然了，我按时做家庭作业，考试门门得A，但是我从不认真地筹划要进入一所顶尖大学。当我听到有人说，只要如此这般就能进入哈佛大学，就忍不住笑话他们。但是暗地里，我也会觉得心里酸酸的。我想进常春藤盟校（IvyLeagueSchool）1，我想成为学校的骄傲。
但是应该怎样开始准备？我一无所知，也不想开始。因为我相信高中就应该是及时行乐，怎么开心怎么来。
事实上，我没有像自己想像的那样，享受那些“欢乐时光”，那种欢乐不是我所期望的。高中生还没有成熟，总有一些人整天拉风扮酷，模仿时尚的生活方式。学校里有太多的PDA（publicdisplaysofaffection，男生女生故意在公众场合卿卿我我）和青春期恋情。随波逐流了一小段时间以后，我明白自己不喜欢这种生活方式，于是回过头来把生活的重心放在课堂和朋友身上。我的父母也许在暗自庆幸我没有传统的少年反叛期。
我的父母和周围的一些华裔父母不同，他们没有成天想着要把女儿送到MIT(麻省理工学院)或者斯坦福。他们只想让我在学校好好学习，但是不强迫我走华人少年天才的路。像我的朋友哈尔•陈，13岁就上了华盛顿大学，15岁毕业后去了微软；艾米•李，15岁完成高中所有课程，是全国顶尖的少年小提琴手、总统学者奖(PresidentialScholar)1得主，16岁去了MIT。
我的妈妈希望我待人友善，帮助他人，这是最重要的。我的父母鼓励我为社区义务服务，突破我的小小天地。为此，我非常感谢他们。
我的一些华裔朋友在父母的强迫下，变成了他们不愿意成为的人。于是，她们心不甘情不愿地做着家庭作业，很少做义务工作，不愿意结交新朋友。对他们的父母来说，这也是适得其反。因为这些孩子总是会有逆反心理，暗地里磨洋工，失去理想，性格也变得很冷漠，根本不能实现父母替他们设计的远大理想。
而且，说实在的，这些梦是什么？希望自己的宝贝孩子成为人所皆知、妙手回春的医生？纵横四海、舌战群儒的律师？或者干脆成为下一个爱因斯坦？归根结底，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出人头地，能够脱离父母辛苦挣扎了一辈子的工薪阶层。
但是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孩子是一种特殊生物，有着独一无二的属性。每个孩子在这个世界上都有着特殊的使命，不仅仅是解算复杂的二次积分，或者是从试验白鼠的身上提取基因。
我的父母告诉我，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他的成功有自己的方式。只要我尽力去做，他们就满意了。同样，无论我选择哪所学校，他们都会支持。
我那时已经觉察出了自己和很多美国同学的距离。他们只知今朝、不顾未来，从一个party到另一个party，无穷无尽的party、电影、舞会。我认为生活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一旦我稍微努力一点，就可以做得很出色了。请注意了，这可不是父母灌输给我的想法，是我自己悟出来的。
是的，我错过了很多party和电影，虽然有时候我会心猿意马，但最后还是坚持住了。我安慰自己说，我跳舞就像个火鸡，再努力也不可能成为万人迷，且不说我的眼睛近视。我很受同学的尊重，但同时也被贴上了书呆子的标签。我喜欢这个标签，因为我坚信：今天的书呆子，就是明天的老板。
每当我觉得被排挤在同学圈子以外的时候，我就想像着一个小书呆子Kate最后成为一个威风八面的老板，让那些拉拉队员和校队球星瑟瑟发抖，俯首称臣。这个想像总能让我高兴起来。
当然了，我还参加学校的各种课外活动（我可不是与世隔绝、清心寡欲的隐士）。
我开始觉得自己和同学们格格不入，好像不是一个圈子里面的人，我讨厌这样的处境。我渴望呼吸截然不同的空气，渴望不同的环境，我想结识不同的人们，那就是大学。
但是怎样才能进入好大学呢？在几次华人聚会中（我去那儿只是为了吃美味的中国菜），我遇到了两个女孩，她们的学业成绩好得要命，最后都进了斯坦福大学。我在他们父母的眼里看到了骄傲，她们的成功使我的成绩看上去是那么微不足道，我好羡慕啊。虽然我不一定能考上斯坦福，但我也想攀上巅峰，把我的旗子插上去，让那些华裔妇女们到处传说我的名字。爱拼才会赢，对吧？
我必须走出第一步。进入大学前还有两年多的时间，我得好好计划一下。高二结束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回过头检查成效如何。高一和高二选修的课看上去很美，都是荣誉班（HonorClass）1和学术性强的课，没有选“陶器制作入门”之类好混的课，这种混混课程会无形中减少进入好大学的机会，那里可是竞争激烈啊。高二我选修了第一年的微积分、生物、化学。（学生顾问2认为我得了失心疯，讲了一些神经崩溃的故事吓唬我。还好，到目前为止我还挺正常。）
现在，我仔细计划了高三要选修的六门困难的课程，包括四门AP课程3、学术指导课、法语三级。这次我可不敢告诉学生顾问了，上学年我已经见识了她瞳孔放大的样子，她的声音就像母鸡下蛋时“咯，咯，咯”的叫声。我也没有告诉我的朋友们，怕她们会劝我放弃。我的父母只是问我能不能承受这些，然后就不遗余力地鼓励我。我对自己说，我当然可以对付这些。我够聪明，做事有条理，没问题。
要进入好大学，这些还不够，我需要更多的课外才能。就在高二结束后的暑假，我去了附近的华盛顿大学的医学实验室做研究助理。晚上住在爸爸的朋友家，周末回自己的家。这是我第一次闯进专业水平的科学研究世界。我看到了高中生物课本里从没有提到过的技术，看到了像外星人那么奇怪的机器，真好玩。
我学会了实验的基本程序，还亲手处理艾滋病毒血样本，好奇心压过了害怕的感觉。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这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不能企及的世界。我也发现自己不喜欢做研究——工作中缺乏人际交往，太多的重复工作，无穷的等待和细节。我想和人打交道，而不是和机器、血样在一起。虽然这不是我理想中的职业，但是这次经历带来的收获，对我下一个学年的AP生物课很有帮助。
在实验室里，我还遇到两个极其聪明的亚裔女孩，她们是国家健康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NIH）1挑选和资助的。两个人都有SAT2高分，无穷的学习活动，丰富多彩的课外才能，很高的课程累计分GPA3，富有的家庭，常春藤名校的父母。最眩目的是，她们有骄人的上流社会生活！在我看来，她们是那么完美无瑕，正是哈佛和斯坦福最理想的学生。她们年级大一些，老练、成熟，对我视若无睹。我也不介意，因为我觉得跟在她们后面，就像个小蚂蚁一样不值一提。
在我的高中里，我是最好的学生，但是认识这些女孩以后我才明白，自己不过只是窝在一堆珠宝中的一块灰扑扑的石头。我终于弄清楚了申请顶尖大学的时候会面对什么样的对手，尾巴翘不上去了。我知趣地谦卑下来，也有一点恐惧。
那个夏天，我在履历表上又添一笔：帮爸爸写剧本。我可怜的老爸在美国住了十几年，英语写作还是非常教条，根本不知道高中学生之间的“黑话”，所以他要我帮他完成一个电视剧剧本中英语对话部分——这个电视剧取材于我的故事。看到他写成的初稿，我几乎把肚子笑破了，现在没有高中生会说“Hello，howareyoutoday?”应该是“Hey，howyadoin?”或者“Yo，what'sup?”
剧本中的中美教育对比，让我进一步明白自己能够接受美国式的教育该有多幸运。这种教育激发了我的创造力，形成了我的个性和自尊，塑造了我的大脑和性格。中国式教育有自己的优点，严格的学校教育教出了极其聪明的孩子，但是孩子往往更需要创造力，通常这比掌握知识更为重要。我不想成为一个只会喷射事实和公式的机器，我想成为一个丰富而智慧的个体。
新学年开始了。正当我觉得一切都上了道、情况还不错的时候，两个打击接踵而来。第一，我看到一本关于怎样打进顶尖大学的书，被上面要求的种种“必须”吓坏了。我没告诉我的父母，但是我都快哭了，因为我相信自己永远都不会像书上说的那样好。虽然我也修AP课程，GPA4.0，社区义工，但我没有展现领导能力，运动天才，全国性奖励。正当我急得慌手慌脚的时候，另一件事雪上加霜：我完全忘了马上要考PSAT(PreliminarySAT)。PSAT是SAT的预考，是通向著名的“国家奖学金”（NationalMeritScholarship）1的大门。
我通往大学的第一场战役就这样突然间打响了。


第一章老爸评论：可怜天下父母心

培养孩子读大学，是做父母的一大心愿。从乡下走进交大校园、在抗战烽火中完成学业的父亲告诉我：教育的确能改变人的一生。他后来成为一名工程师，而不是像他父亲一样继续做一个乡下地主。到了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这个只念了一年初中的人有机会考进大学，才有了我的今天。我告诉女儿：良好的教育才能给你真正的自由。
送孩子进大学、进好大学，是父母希望孩子追求上进的美好愿望。我们常常看到有报道说中国和日本的家长如何把孩子送进名牌小学、名牌中学，竞争从小学开始，有人更以为这是不时髦的亚洲文化的表现。你看看下面这个故事，也许就知道了何谓“天下父母一般心”啦。
2002年《华尔街日报》有个重点报道：所罗门美邦的知名电信分析师杰克•格鲁曼涉嫌故意上调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评级受到司法调查。是什么原因让格鲁曼冒着毁掉职业前程的风险去违法呢？
原来格鲁曼有一对双胞胎的小孩，要进一所私立幼儿园。这所顶尖的幼儿园声称可以培养出进入常春藤盟校的聪明孩子。尽管收费高昂，家长们仍然趋之若鹜，挤破头也要把孩子送进去。问题在于：进入这个曼哈顿上东区幼儿园的道路似乎跟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艰难，家长们动员所有关系，甚至聘请专业公司辅导小孩面试技巧（听起来比亚洲家长还专业、到位）。
格鲁曼老兄写信给朋友——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桑福德•韦尔，信中说：“如果您能请他们（幼儿园董事会成员）在方便之时运用其影响力来帮助我们，我将不胜感激。”格鲁曼的孩子如愿进了那所幼儿园。然而现在政府正在调查，花旗集团捐赠给幼儿园的100万美元是否跟韦尔最后摆平幼儿园有关，是否跟格鲁曼上调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评级有关。（还有其他违规行为，格鲁曼最后认罚1500万美元，终生不能涉足证券业。）
美国孩子要读大学，几乎都能进得去，差别只在于学校的质量和名气。什么样的学生在美国才能进入顶尖大学的本科呢？成绩不好是绝对不行的，光成绩好也不行。哈佛大学在招生简章上这样解释它的录取标准：学业成绩、课外活动、性格修养。
学业成绩包括SAT考分和课程累计分GPA，还有修课的难度。女儿的高中实行学分制，选修课很多。不排除一些学生为了保持好的成绩就故意修容易的课，这样的优秀成绩会被大学打折扣的。据说2002年的美国花样滑冰冠军也是考出了顶尖的SAT成绩才进哈佛的。课外活动包括社区义工、音体美才华、参加各种有意义的论坛和夏令营、科学研究、各种学生组织和俱乐部的活动及其领导能力、全国性的得奖等等。
与许多美国父母一样，我希望女儿能读一个好大学。但是，如果她只能进普通大学，她也是我终生最爱的人，正如智者所说：“孩子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惟一值得看守的财富。”
Kate是一个容易佩服别人的人，在家里谈到每一个周围的朋友都是夸别人聪明，再加上做父母的永远觉得自己孩子做得不够好，所以我一直认为Kate不算出色。这倒让我有借口松一口气：送她到便宜的公立大学可以省我不少钱啦。
我成长于一个有四个孩子的家庭，Kate的妈妈有七个兄弟姐妹，我们都成长于大家庭。父母放手让孩子发展（这么多孩子不放手也不行），只要没有人告状就行。
家庭的影响使我们对女儿的教育是管大不管小，我尤其不愿意让女儿感到压力，好像是我们强迫她为父母读书似的。进了初中后，我不过问她的家庭作业，只读一读她的学校报告。如果发现问题，我会问女儿：有什么我可以帮助的？
我当然希望推动女儿学得更好，但父母盯得太紧，孩子也许会误认为是在替老爸老妈学习，自己失去学习的动力和热情，会影响到孩子能力的最大发挥。毕竟，替父母“打工”与孩子为自己奋斗有很大差别。我们知道“为谁扛枪，为谁打仗”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管得太严的父母造成了孩子对学习和纪律的反感，孩子真的要阳奉阴违，父母也做不到明察秋毫。
信任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自我动力。
必须坦白，做个现代孩子的父母不容易，做个小鬼子的老爸就更难啦。下面有个故事。那时Kate在读高一，一天晚上，积了一肚子教训词的老爸我要教育教育孩子啦。我坐在沙发上对小鬼子讲：“Kate，你过来。”
小鬼子不情愿地走过来。我火气很大地说：“你今天在图书馆为什么对爸爸不尊重？”小鬼子不认错地看看我。我奇怪，她明明错了，为什么眼睛还能如此明亮地看着我，毫无内疚感？也许她没有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
老爸我继续增加她的错误内容，说：“最近不好好练琴，期中又给我拿回一个A－来。”
小鬼子反击了，不服气地说：“这个成绩关今天什么事？乱扯什么呀！”
我的火气窜了上来，“你放老实点！”我看过贫下中农斗地主的电影镜头，知道一声断喝的威慑力量。
小鬼子中文不好，只好学我的一声断喝，“你放老实点！”
我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放肆！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小鬼子也学着马上拍了一下桌子，“放肆！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立竿见影，父母真是孩子的光辉榜样。
我当时就气昏了，手抖着指着小鬼子，“你敢跟我拍桌子？！你这个小丫头！”孩子也学着说：“你敢跟我拍桌子？！你这个小爸爸！”我怔住了，说不出话来。
事后一想，我又能说什么呢？总不能说岁数大才可以拍桌子吧？更不能说我养你，才该拍桌子吧？跟女儿和好后，我告诉她，有些话你也许当面不能讲得很有条理，写封信给爸爸妈妈吧，谈谈你对我们的教育方法的期待。下面是我编译、节选的她的英文信：
众所周知，父母在孩子的成长与教育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样，父母的教育方法也非常重要。在中美两个国家中，父母的教育方法非常不同。
中国一直被认为在产生聪明和能干的孩子。我的美国同学已经习惯把身边的每个中国孩子标榜为“天才”，无论是否属实。部分原因是中国孩子学习动机强烈。在我看来，父母对教育的重视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你们把孩子送去学音乐、学中文等，刺激了孩子的智力发育。中国父母总是把教育放在孩子生活的第一位，你们期待并指导孩子努力学习和积极对待学习。让孩子进最好的学校是中国父母努力的目标。为了送我的表妹进最好而不是较好的中学，我在中国的姨妈借了很多钱去交给学校。
我有个朋友哈尔是小天才（在美国），才13岁就进了大学的天才班，哈尔的父母就随着他的上学地点换工作、搬家。为了接送他上下课，他妈妈放弃了继续上学和工作的机会。我愿意把这种行为歌颂为“爱的牺牲”。相信大多数的你们会做出同样的牺牲。我赞扬你们为了培养孩子如此地奉献，你们的奉献在孩子成长的每一步都会开花结果。
我的奶奶到美国来玩，作为一位老人处处受到陌生人的照顾，她为周围人的善良和体贴所打动。那么，作为父母，你们是否还应该为孩子提供生活的愉快呢？
我的许多美国同学跟父母是好朋友，可以把秘密和忧虑信任地告诉父母。父母理解孩子的情感方面（EmotionalSide），这一点上你们是否需要改进？
她们的父母理解孩子的能力极限，不会看见一个“A－”就气急败坏，因为他们知道成绩并不总能测量孩子的真正价值。他们倾向于看全面和长期，而不是纠缠每一项作业的得分。她们的父母从学校的进步报告中看到改进之处，而不是在成绩单的全A海洋中揪出一个A－，大发教训之辞。
她们的父母乐意跟孩子讨论问题并向孩子学习，帮助孩子设定目标，奖赏成功。你看，他们倾听我们孩子的声音，无论成功与失败都说出鼓励的话语，而不只是做决定。他们从不放弃对孩子的信任和信心。我们孩子需要的是鼓励教育中的爱的感受和体现。
她们的父母关心孩子的幸福和身体健康，孩子能否长成一个身心正常的人，这点比学习成绩更重要。我和许多同学认为，做人最重要的是友好、同情、对生活的欣赏和感恩。这些品质需要父母的言传身教。
你也许嫌我花了太多的篇幅来颂扬美国同学的父母。其实，当我们要改进自己时，我们总要把眼光集中在其他人的优点上，以便能够更新自己。这就是我在这里谈中美父母的最好而不是最糟的方面的原因。
我无意劝说你改变整个教育观点，只是提供给你信息，通报其他父母在同样问题上是怎么做的。
教育的确影响孩子的一生，身为父母你们是否能够担此重任？每个父母的正确观点会有所不同。我告诉你我的观点，一个15岁的人的观点，你也许未曾听到过：父母应该友好、理解、温柔，导师加朋友，也要哺育；希望孩子最好但要了解孩子的极限，鼓励孩子挑战自己。
孩童时代只有一次，我们期待和父母共同经历这一美好时光。做父母不困难，难的是抓住机会成为伟大的父母。你准备好努力去做了吗？


第一章第一战——PSAT大怪物

我是个懒蛋。真的，不骗你。我在学校里刻苦学习，只不过是因为我逼着自己，我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如果没有这些驱动力，我简直就像一条躺在太阳下的、胖胖的小懒虫。
说句心里话，我梦想的生活是这样的：住在一个海边的小木屋里，屋里是汪洋书海，屋外还有一个玫瑰花园。当然，现实总会把理想击碎，因为我没有钱——所以我要成功，直到有一天可以享受到我的梦幻生活。
不管怎么说，言归正传，回到我的懒惰。
是啊，到了十月份了，我刚刚步入日常生活的正轨，学校——作业——晚饭——作业——睡觉，周而复始地循环。突然，“轰”地一声，犹如晴天霹雳，学生顾问提醒我们：这个月末就要考恐怖的PSAT了。天哪，我完全忘了这个茬儿，忘了这件事有多重要！好吧，我承认，根本是我不想记起。我在学校天天疲于奔命，也懒得准备考试，直拖到现在，快考试了才想到PSAT，我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PSAT是高中三年级学生的SAT预考，这个考试预测大学考试SAT的分数。与SAT的不同之处在于：PSAT多了一个写作部分。PSAT每部分满分80分，相当于SAT每部分的满分800分。PSAT共三部分，总分240分。
如果你预考栽了，没事儿，大学不会拒绝你，因为预考成绩根本不需要寄到大学去。但是如果你考得特别好，大学的天堂之门就会向你打开。PSAT又称“NationalMeritScholarshipQualifyingTest，NMSQT”，即“国家奖学金合格考试”。能考到1％顶尖水平的人就会被选进国家奖学金的半决赛名单，最后的8000个幸运儿会拿到国家奖学金。进入半决赛名单本身就会让你的简历镀一层金！那些名校总能打听到你的预考分数，然后用各种宣传材料把那些高分孩子给砸晕。
那些上不上大学无所谓的懒虫们，甚至都不用考PSAT。但是对梦想着进入前20名大学的我来说，PSAT至关重要。
但是我太轻敌了，因为我高二的时候已经考过了PSAT（考着玩的，不算数），犯得上再复习一次，受一次折磨吗？再加上，正在学习的破积分和破导数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英语老师又让我写一篇书评——这本书真是从古至今最最乏味的一本（那是霍桑的《红字》,如果你真想看的话）。
我还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恐惧，很难形容，也无法捉摸，但是我的第六感告诉我，PSAT考试会正式开启我的大学申请之旅。我很害怕。我会使尽九牛二虎之力走好这条路，但我还是不想面对申请过程中的种种艰辛。
这个时候，假设弗洛伊德来给我做精神分析，他可能会说我是为了安抚过去的伤痕。这么说有点道理。因为我去年的PSAT考得并不理想，我害怕再次失败。当然，复习对成绩可以有所补救，但是一想起要这么做，我就觉得闹心、不舒服。一旦我决定开始，就得非常投入，这就是一个郑重的、严肃的承诺。预考就像订婚，接下来我就要嫁给各种考试——相守整整一年啊!
我是这么憎恶这个预考，甚至不愿告诉我的父母，因为我知道他们肯定想让我全力以赴，好好学习。我拖了一段时间，才捎带提了一下，说这只是“一次练习”。不出所料，他们还是让我要有所准备。我很听话地在学校找到一本复习手册。
这本复习手册在我的书桌上躺了几个星期，积满了灰尘。我埋头于课程作业（收获不菲，微积分得了A，英语老师斯罗格拉斯先生酷爱我的作文）。偶尔想起来的时候，我才有一搭没一搭地翻一下复习手册。
我安慰自己说，我的朋友们都还没有开始准备PSAT，都把它当成注定要降临、躲也躲不掉的魔鬼。现在回过头看，这种“安慰”真是犯了一个大错误。不是说我没有准备考试，而是我不该拿自己和那些目标跟我不一样的朋友相比较，我应该跟充分发挥出潜能的自我相比。唉，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PSAT上的。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我最终认识到，努力有多重要，只可惜明白得太晚了。我无意中读到一本叫做《怎样进入顶尖大学》的书，不由得眼冒金星——原来PSAT这么重要，国家奖学金这么荣耀。我心里就像挂了一个秤砣。和那些进入顶尖学校的优秀学生相比，我好泄气啊！我马上扫了一眼日历，眼看离考试就剩几天时间了。
恐惧如电光火石般一闪。我马上惊醒了，抖掉PSAT课本上的灰尘，开始做试题。第一套题语言和数学就做了145分，相当于SAT得1450分（满分1600分），写作部分得了满分。
我松了一口气，虽然这个分数还没有达到我的个人目标。接下来的几天，我开始做最后的突击，看完了分析、例句、填空、评论性阅读部分，把我已经生锈了的几何和代数也擦擦光。我暗自祷告，希望临阵磨枪能大胜而归。但与此同时，心底里有一个小小声音不识相地嗡嗡叫：你要是早点开始准备就好了。
考试前夜，我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包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武装。我装好了四根二号铅笔，一根自动铅笔，一个死贵死贵的高档TⅠ－89计算器（它花了我159.99美元），我的驾驶执照（照片上的我像个怪人，但是所有人的照片都是这个烂样子），两个橡皮擦以及准考证。
把我的书包检查了四遍以后，我放心地泡了一个很长时间的澡，在澡盆里畅想了一下美好的未来。我想像着我拿了满分240分，我的父母喜气洋洋，我的国家奖学金，每一个常春藤盟校都争先恐后地给我寄来了入学通知书。
这些想像让我激动坏了，翻来覆去睡不着。美好的幻觉掩盖了一个事实：我的确没有准备好这场考试。
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心情很差，向父母乱发了一顿脾气，早餐只吃了一点点。为这事儿我和爸爸还吵了架。爸爸坚持相信填饱了肚子才能对付考试，但我就是一点儿也不饿。尽管我知道我会后悔的，但还是空着肚子、又气又恼地离开了家。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也许是耽误复习的懊悔悄悄浮上了心头。我不能面对这个事实：我没有准备好考试。
我郁郁寡欢，独自开车到了学校，排队进入考场。我的学校是周围几个高中里惟一的PSAT考点，到处都是高中生。有一些懵懵懂懂，几乎没睡醒，另一些因为喝了三杯咖啡而显得过于亢奋。我悄悄地排队，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好像一点儿都不紧张。
坐在考场里，我的肚子开始唱空城计了。唉，老爸毕竟是对的。还好，考试一开始我就忘了饥饿这回事。考题比我做过的练习题难，尤其是数学部分。但我还是答完了所有的题目，然后下笔如风，写完了作文。
自我感觉稍稍好了一些。我走出考场，一群已经交卷的朋友正在聊天。尼克——一个非常聪明的男孩，一边打哈欠一边说，今天的考试实在太容易了。他洋洋得意地说自己能通吃数学部分，但那正是我的滑铁卢。我真想给他一拳，把他的脸变成柿子饼。但是我只是勉强地挤出一丝苦笑。回到家里，我觉得完全筋疲力尽，与此同时，神经还在跳动。
在等待成绩的那段时间里，我自然而然就忘记了不尽如人意的数学部分，只想到容易的语法和写作部分。我在心里默默地想了好几遍试题，感觉自己做得还不错。我给自己打气：我可是修炼到了微积分高级阶段的人啊，数学部分没准儿也不错。嗨，我是说，再差又能差到哪儿去呢？
几个星期以后，我完全忘了PSAT，回到辛苦的学校生活中。为了回避任何关于考试的联想，我把考试手册丢进了垃圾桶，清出了所有的考试复习书，小心地把《怎样进入顶尖大学》藏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可惜的是，我不能永远都藏起来。12月的某一天，我掉进了冰窟窿：要宣布PSAT考试结果了。分数已经来了。我独自一人跑到会议室，而很多紧张兮兮的孩子是和父母一起来的。
我拿起我的分数，坐下来，慢慢地拆开信封，小心翼翼地瞄了一眼。刹那间，我都快晕倒了——我的数学怎么考得这么惨啊？总分80分，我只拿了64分，对我来说，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绩！我的几何一塌糊涂，看看我把什么做错了——一个点坐标（3，0）让我错写成（0，3）。我都快要哭了。
数学成绩把我的心情搞得太差了，以至于我的语言高分和写作满分（75分和80分）也不能让我快活一点点。
和朋友们相比，我确实比大多数人都答得好，但我还是非常沮丧。朋友们觉得我真是变态，我的分数反正已经进了金字塔的顶端——1％，可以进入国家奖学金的候选人名单了。我没有办法让他们理解，那不完全是分数的问题，而是我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我的无知、懒惰让我很恼火。我有点怕把这个成绩拿给我的父母。但是我没法告诉我的朋友这些想法，因为她们根本不会理解！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长大，她们也许会觉得我父母是什么牛头蛇身的怪物，才会对这么好的成绩失望。
我垂头丧气地把成绩单递给爸爸，爸爸很失望。不止是因为分数低（按我们的标准），最重要的是我没有好好准备，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潜力。我到现在才知道爸爸是对的，我不幸被他言中，让他失望了。
爸爸说，他有很多考试经验，只要我能拼死拼活熬三个月，就一定能考出顶尖成绩。


第一章老爸评论：滑铁卢之战

女儿倒不是一个懒蛋，只是跟我有一点相同：一卷在手，可以忘记周围世界，不问时事功名。但是，我俩还是有天壤之别的，我放下书籍就返回世界，拾起伟大理想，她放下书籍就走进厨房——她的理想就是做家庭主妇。
记得还在她读初中时，一天她说学校做了一个测试，看学生是哪一种类型的人才。我赶紧问她是哪一种，她说是艺术型。我一乐，说：女儿呀，你就等着好莱坞的挖星倒爷们在俺家门口排队吧。女儿说：哪里的话呀，老爸，我适合做家庭妇女、学前班老师和心理辅导员（顶多相当于团支书或连指导员）。老爸我失望透了，辛辛苦苦送她学琴、学舞、学数学，到头来落得这个下场。
到现在，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做菜，收集大量的菜谱，每天一个花样，让我吃得头大。我告诉她：“以后你的丈夫应该非常感谢我，因为他吃的好菜全是拿岳父大人的胃练习出来的呀。”
我小时候哪里像她这样，我是人小志不小，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想的是怎样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人民做出无限的贡献。即使人到中年，我也能做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人到中年万事不肯休。
所以，一个没有理想的小鬼子，能指望她念念不忘一场令人讨厌的考试吗？Kate这个丫头，从来考试就是瞒着我，包括重要的全国性考试，也不告诉我她得了什么奖。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免得父母施加压力。这就是她的哲学：学习是她的内政，老爸最好闭上乌鸦嘴，不要说三道四。
美国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是12年，高中大都是4年，女儿的高三相当于中国的高二，我曾经建议女儿在高二时提前考了PSAT，分数当然是不做数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她。在女儿的高三年级，全国约有300万学生，参加PSAT考试的只有160多万，许多高中生不愿意参加预考，有许多人没有打算读大学。
这个PSAT考试，我也完全忘记了。那是2001年9月，当时我去中国办事，整个心思不在女儿的学习上。我从中国回来，还给女儿带了她喜欢的中文电视连续剧（她的中文口语从电视剧里学了不少），她居然在考试前几天抓紧把电视剧看完了。到了最后几天她才告诉我：明天考PSAT。
你可以想像，老爸我嘴巴都气歪了。我若是知道她马上有个PSAT，怎么会把电视剧送给她看！我还傻兮兮地陪着她看了几集，讨好地对那部更傻兮兮的电视剧随声叫好。
其实，Kate是个约束力非常强的孩子，不做完功课不会去玩，非常有条理，忙起来会把第二天要做的事写在小纸条上，做一件划掉一件。所以，我能对她放手。可就是这样的孩子，也有掂不出轻重的时候。
那个学期她的确很忙，选修了六门功课，其中有四门是大学水平的AP课程。记得我陪她去见学校副校长获得修课批准时，副校长非常担心地望着她，问：你能吃得消吗？她说能。Kate那学年修的AP课有微积分、英语写作、生物和世界历史。美国高中的课外作业比较多，AP老师不仅要讲好课，还要帮助学生准备全国AP考试。
问题是，她还有许多课外活动。每星期一晚要参加市青年交响乐团的排练，每天要到体育馆锻炼，每周五晚有钢琴课，每周六上午有绘画课，每周日上午有中文作业，下午上中文学校，晚上在医院做四个小时的义务护士。Kate忙得没时间看电影，晚上10点才休息。当然，如果选择容易的课，不参加社会活动，她也可以轻轻松松。
记得到了PSAT考试的早晨，她拉长了脸到餐室，说不想吃饭。那段时间，她奉行素食主义加上保护动物权利，对食品特别挑剔。我一听到她又不吃饭，就非要她吃牛奶、鸡蛋。我们就吵了起来，她赌气不吃饭离开了家。
事后看来，我做得太急。我发现她的不对，总想让她马上就改，以后不再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孩子也不是一次教育好的。要有个等待她想通了的时间，要容许她有反复。而且，在她上考场的最后一刻吵架，把她心情搞得很烂，怎么能够正常发挥呢？她没考好，也跟我有关。
这个早晨及其后果给我的教育是，永远不要在孩子出场时教训她。以后送她去考场时我都会给她一个拥抱，说“Enjoyyourtest（享受考试吧！）”。
我一直以为，Kate的数学会考得跟练习水平一样好。当Kate把PSAT成绩递给我时，我也不敢相信她的数学会考得这么差，不仅没有到达平时的水平，甚至比一年前考的成绩还差。
我倒不是看重结果的人，但我强调努力。我告诉Kate：只要你尽了力，就可以坦然面对任何结果；但是，因为自己不尽力而失败，你将问心有愧，无颜回首。
现在的情况就是没有尽力。我当然非常失望，把Kate找来谈了一次话。我告诉她：数学需要解题技巧、解题速度，数学成绩是可以通过短时间的训练提高的。我知道怎样对付数学题，我愿意帮助她设计一个方案，在三个月内把数学成绩提高到拔尖水平。
Kate的顾虑很多，怕我的方法不好会让她在正式的SAT中考臭。我知道她肚子里的小算盘。我告诉她，考试不是你一个人的任务和责任，如果你肯按我的方案准备，考坏了算我的，你没有任何责任，算是替我考一次。
她立刻就轻松地答应了。SAT每年举行六次，一个学生的SAT可以考许多次，然后选自己最好的一次报告给大学。这样做没有负面影响。大学不希望学生发挥不好而成绩不佳，希望考分代表学生的最高水平。Kate有个男同学考了五次，最后得了满分。其实，这样做没有多大意义，大学不会因为一点分数差别就淘汰申请人。
Kate的高中不组织任何针对SAT考试的训练，学生们主要靠自己准备考试。我和Kate达成共识：锁定2002年3月考SAT。也就是三个月以后，我担任她的考试教练，负责训练安排、讲解数学题，她如同场上队员，锻炼技能，实现教练意图。这是我第一次全面介入她的学习。以后的结果证明，这种合作方式非常有效，减少了我们之间的冲突，她能从容地按计划准备，进程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第二章爸爸的进攻计划

也许你还没有觉察到，我爸爸确实是一个特聪明的家伙（我可从来不当着他的面说这样的话）。他没有念过高中，但还是考上了大学、来到美国读书，而后这位经济学家又出版了自己的文学作品，现在忙着做商业。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眼光长远，对未来有很多规划。一句话，他是个劲头十足的家伙。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希望我能有远大前程。虽然不像其他华裔父母一样全力推动孩子，但是我能够感觉到他的期望。一旦辜负了这种期望，我会比他更加不好受。
你知道吗？我的家族就是一个努力奋斗的传奇故事。我爷爷从一个农村家庭走出来，成为大企业的总工程师，管理着上万名的雇员；我爸爸，上面已经讲过了他的奋斗史；我的妈妈是她家里八个兄弟姐妹中间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个。他们的成就都是来自于努力工作，不管环境有多么恶劣。所以我觉得有责任继承他们的传统，把我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出来，让父母家人为我而骄傲。但是，可恶的PSAT已经证明了我的惨败，这种感觉太糟糕了。
还好，爸爸有一个拯救我的计划，他要把我推到SAT战役的最前线。他保证说，他有丰富的应试经验，如果能严格遵循他的计划，我就一定能游刃有余地渡过考试的惊涛骇浪。
我当时对怎么开始复习手足无措，完全没了主意，只好顺从地把自己的命运交到爸爸的手里。他警告说，光有他的指导是不够的，我必须要有学习的动力来实现这些指导。我被PSAT考试的失败震得半傻，只好放弃征服SAT的个人设计，把我的面子也暂时放到一边，乖乖地听爸爸的安排。
他的计划很简单，也很有效——通过无穷无尽的练习来加强我的弱项。
他把我考试的失败归结为两点：不熟悉题型和题目的表达方式，缺乏高效的解题技巧。我的数学知识足够了，但我的技巧不够，我没有表现知识的手段。
他指责我所有的数学老师都不称职，说他们那样教课完全是误人子弟。他的话听起来真的很刺耳，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因为实在没有一个老师教会我怎样抽象思维。我的数学成绩是挺好，但那只是照猫画虎地解算同类问题就得了全A，而不是像一个出色的数学家一样，运用创造性思维。我的脑袋被课本僵化了，不能突破定向思维，出奇制胜地解决问题。爸爸要我改变自己，但该怎么做呢？
首先确定我的弱项，很明显我的弱项是几何。我从来都不喜欢这门课，因为所有的图形和角度都让我伤脑筋。一看见满篇的三角形，我就开始头疼。代数还稍微强一点，因为它涉及的是具体数字而不是旋绕的曲线。
我的滑铁卢是数量比较类型的题目，这种题是给你两种表达式，问你哪一个更大，或者二者相等，或者因已知条件不够而不能确定。我最怕做这类题，因为根本没有具体数字可以比较，经常是比较几何比例和角度。我常常无可奈何地选择“关系不定”，不是真的关系不确定，而是我自己没看懂问题，又不想在卷面上留下空白。真是大错特错。
爸爸教了我几招。第一，不要在一个不懂的问题上流连忘返，先做后面的题，然后再回来解难题。如果还做不出来，不要随机选择答案（错误扣分比率大于随机得分几率），就让它空白。这完全背离了我的信念，我觉得任何一个答题的位置都不应该空白。这简直是亵渎神灵！
第二，要敢于合理猜测答案（合理猜测排除了明显错误选择，剩下的选择得分比率高于扣分比率）。这又是个大问题，我讨厌猜，喜欢胸有成竹的答案。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也会做合理猜测，但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项考试策略来实行。这就是为什么女孩的SAT分数要比男孩低的原因（这是被研究证明了的），因为女生不像男生那样敢大胆猜测。
最后，爸爸提供的最有帮助的一点，就是让我记住特殊数的平方和一些常用公式。SAT的复习书和专家们说我用不着背这些东西。爸爸说：“你不是非得记住，但是最好能记住。”他是对的。熟记这些基本结果和公式，我对它们可以随口道来，不必非得依赖于我的计算器才能算出15的平方是多少。
这里引出另一个问题——我的计算器。我崇拜计算器，它比我聪明（可以做微积分和三维图形），但是爸爸警告我，计算器只是人的工具，不是答案。我以前依赖计算器，甚至做最简单的运算时也用计算器。但是爸爸说，这些简单运算心算比机算快。这可真是个问题，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一遇到问题就把手伸向我豪华的TⅠ－89计算器。计算3×4×5这样的白痴问题，其实我的大脑本来可以立刻报出答案。
怎样才能一揽子解决这些问题？练习！练习！
中国父母最美好的品德是：他们愿意在子女教育上花大价钱。我爸爸和我在亚马逊网上书店买了一大箩筐的SAT复习课本，多半是数学。（一年后达到30本！）我被那金额不断上涨的账单吓得战战兢兢，但是爸爸不以为然地耸耸肩，说我的未来是不可以用这些钱来衡量的。
即使是今天，一想起当时花了那么多钱买书，我还是觉得后怕。但现实就是那么残酷，只有用题海战术，我才能达到我的目标。我猜想，这就是为什么有钱人的孩子能够考好SAT的原因，因为他们请得起家庭教师，买得起成吨的书，参加得起昂贵的训练班。我还省了钱，因为我雇我爸爸做家庭教师，复习计划也是我们自己制定的。
复习书送到的时候，确实激动人心。我被那些新鲜而权威的封面震慑住了，大标题触目惊心：“包你提高分数！”崭新的复习书给我带来了决心和目的。靠这些战斗武器，我也许能制服SAT这个大野兽。
每次做完一套模拟试题，我都要仔细检查为什么会出错，如果我不能解释，或者解释起来很困难，就和爸爸一起讨论。爸爸总是要问我先说为什么错了，我总是回答不出来。爸爸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像很多聪明人一样，如果别人反应慢一些（比如我），他就会很不耐烦，他觉得这些问题对他来说太容易了。有好几次，我都被他气哭了。我不愿意接受他那些有效而又古怪的解题方法。
这种讨论总要持续两个小时。到最后，我学到很多，但也觉得筋疲力尽。讨论以后，我就找一些和我曾经做错的题目相类似的题型，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我还做了一个表格，把我经常做错的题型都列在里面，每次做完模拟试题都记录得分。这是爸爸要求的，也的确有用。眼看着分数一天天往上涨，真是令我自信心膨胀啊!
爸爸的计划在提高分数方面效果显著，但它的优点就是它的弱点。它要求重复和频繁地复习，很容易把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变成一个机器。我怎么能扛得下来呢？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听起来有点离谱。中国内地的学生就是这样一遍一遍做着几乎完全一样的作业，比我更苦。这让我想到：吃苦耐劳已经编进了我们中国人的基因，生活的环境又强化了这一点。这是亘古以来的心理传统（我的心理学没有白学），我绝对相信。中国孩子与生俱来就有一种能力，可以全神贯注、刻苦努力，而家庭环境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能力。
第二个原因是我迫不及待地想做好，证明我是有能力的。上次的成绩是不小心考坏的，不能代表我的真实水平。
第三个原因当然是为了上大学。我不知道我能上哪所大学，但我知道，必须是排名在前20名当中的一个。
这样的复习有用吗？那还用说！做完那些地狱式的练习后，我的成绩不断地提高。数学从730分升到800分，语言基本是800分。做了大约30套模拟题后，我不再害怕SAT了——它只是我必将跨越的山丘之一。爸爸已经成功地提高了我的自信心。
3月16号悄悄地临近了。我只是把这天当成另一次测试而已，不是一次大考，只是一次普通的练习。我此刻心理坚强，脑袋聪明，精神兴奋。
没错儿，兴奋，不是紧张。这次我什么都不怕了。我已经全力准备，毫无遗憾。是的，对这次考试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考试前那个晚上，我睡得很香、很放松，也没有心事。早上起来，我美美地吃了一顿早餐。我无忧无虑地走进考场，听到周围有人说：“我好紧张啊，我昨天晚上才第一次看试题。”我得意地笑了。哈，高人一头的感觉让我的肾上腺素增加。
最带劲的是我的考场就是我的英语教室。看到墙上电影海报丹尼尔•戴•刘易斯和蔼的面孔（这可是斯诺德格拉斯先生最喜欢的演员），我觉得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真的，连试题都那么简单。数学不难，哎呀，语言太简单了！做完以后，我确信自己考得很好。我哼着小调开车回了家。
等待结果的日子里，我没有继续回味这次考试，而是转入了正常的生活。一天傍晚，我准备收拾东西出门参加为期几天的AP微积分考试培训露营，妈妈带着邮件来了。我正在把衣服放到箱子里去，突然听到她大叫：“Kate，你的SAT成绩到了！你猜你考得怎么样？”看到1560分清晰地印在成绩单上的时候，我都快晕倒了！我真不敢相信！
我应该能想得到，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我这么努力，复习了这么久，现在回报到了。我不用考第二次，我也绝对相信，任何大学不会因为我的SAT成绩拒绝我啦。爸爸骄傲死了，虽然没有欢呼雀跃，但我知道他感觉好得不得了。我觉得从容不迫，对未来成竹在胸，因为这次我学到人生的一课：只要我全力以赴，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我现在知道自己潜力无限，真是奇妙啊！


第二章老爸评论：拯救大兵

这里要讲一下,美国大学董事会是1990年创立的非营利会员组织，它的会员包括4200所各类院校，每年为300万以上的高中学生、2.2万所高中、3500所大学服务，它的主要服务包括计划申请大学、组织SAT和AP考试、协助选择和申请大学、评估财务资助CSS表格。
让我们继续跟随Kate的SAT考试吧。我决定拯救大兵Kate，带领她走出SAT的苦海。因为我出国留学时训练过GRE，SAT与GRE的语言和数学部分的格式相近，我了解这类考试的技巧。再说，女儿的弱项数学是我的所爱和多年的专业训练，所以我有信心把女儿的SAT成绩抓上去。
首先，我分析了Kate的强弱项。SAT中最难考高分的是语言，亚裔学生的语言部分得分低于全国水平，数学部分高于全国水平。可是Kate正相反，她的语言部分最强，基本可以拿满分。她从小喜欢读书，11岁以前就读了许多文学作品，积累了丰富的词汇和语言知识。不过，假若她的语言部分不好，我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因为SAT的语言考分是短期没法提高的。
语言能力是靠长期积累，要从娃娃抓起，不能临阵磨枪。Kate的弱项是数学部分。她痛恨数学，部分原因跟我太强调数学有关。我要女儿学好数学，不管其他学科，这样造成了她对数学的反感，对数学缺乏激情和欣赏。
我确定的复习计划是只抓弱项。在三个月的复习时间里，头两个月只复习数学，不看语言。我告诉Kate，因为她的语言强项已经接近极限，潜力很小，投入多但收入甚微，而弱项的改进潜力大，稍一投入即可明显见成效。
复习要追求每单位的投入带来最多的收效，对总成绩提高最快。这个道理我在学到指数曲线时就明白了，成为经济学家后才知道这叫“边际效用最大”。
我始终有个看法，世界上最好的中学数学老师在中国，他们能够教会学生数学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和解题的技巧。我看着Kate解题的笨方法就生气：她常常用数字代替推理去解出未知数。她所有的老师都没有教会她怎样进行抽象思维，也没有能力让她热爱数学。真是浪费我老王家的数学基因。
老师们不要求学生记忆基本的三角函数关系和公式，不记忆重要的因式分解公式，更不用说特殊数的平方、常用数的特殊运算结果。考场上是争分夺秒，一切都从头推算太浪费时间。没有计算速度就没有数学高分。另外，美国中学生太依靠计算器，导致基本心算和手算能力不太发达，同样影响了运算速度和对数学表达式的判断能力。
我决定按照中国方式来训练女儿的解题能力，强调推理、熟悉题型和提高速度。我要求她每周末做一套数学题，先掐着时间做一遍，做完后不对答案，再放慢速度做一遍，看看两遍有什么差别，这个差别就是速度造成的。看到了这个差别，Kate才心服口服地背诵基本公式和特殊数运算。
帮助孩子需要耐心和实习。提高了认识的孩子有巨大的能动性。
对做错了的题要看是什么原因，如果是太难，就不管它。我的策略是，不必把时间花在难题上，因为Kate的目的不是拿满分而是拿高分。正如Kate教导我们的，“希望孩子最好但要了解孩子的极限”。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国内考研究生时，一位大学同学说告诉我一个考试秘密。她说，研究生考试不是追求满分，只是追求相对好分，大多数人落选主要是因为在难题上花时间太多，而该拿的分数没有拿到，容易的题没拿到满分。那年我考研成绩很好，从此就把她的话当做考试的信条了。
我要求Kate把试题错误归类，几套题下来就知道自己的弱点在什么地方了。我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加强数学中的弱项，而不是平均地在数学上使力。果然见效比较快，练习分数提高显著。
进攻弱项中的弱项，才可以获取最大的总分回报。
复习训练的另一个重点就是仔细。Kate的错误常常在于粗心，把最不该错的题做错。这种事情在考试的紧迫时间下特别容易发生。我们知道，数学训练的一个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细心，科学要求对细节的注意。有句名言：质量的差别在于细节。
我要求Kate认真做完后再迅速地看一遍解题过程，看看是否理解错了题意或有明显的步骤错误，也就是把能得的分都得到。
做题速度非常重要。我要求Kate把那些花太多时间才解出来的题标出来，然后我们努力去发现更简单的解题方法。我相信正确的答案常常是简单的，如果设计题的人心智正常的话。数学的美丽之一就是简洁。把数学复杂化了的人还只是徘徊在数学门外。
难道上面的这些方法Kate都不会吗？不会，真的不会。因为美国的中学教育不是应试教育，所以怎样对付考试的技巧训练远不如中国或者日本发达。Kate从来不重视考试，我们所在的西海岸比东海岸差。东海岸的高中质量好，重视SAT考试，有些学校甚至会辅导SAT考试。
我告诉Kate，考试是检验学生的手段，无论你学得多好，如果不能考好，就不能把自己最好的表现出来，赢得“顾客满意”。在一生中，命运的改变要常常要取决于别人对你的考察。学生以学为主，所以考试就是学生时代的最好的销售手段。SAT的买主就是大学，成绩考好了，大学追你；考不好，你追大学。
人的成功常常取决于最好地表达自己，推销自己是事业的起点。
从2002年12月，也就是拿到PSAT成绩的三天以后，Kate就进入复习SAT了，每个周末做模拟题。一开始错的题有一半是由于不仔细，慢慢地只剩下没有时间做完的题，最后只剩下的确做不出的题了。这时Kate的训练考分就达到了顶尖1％了。
准备是非常辛苦的，因为Kate这学年修了特别难的课，五月份她还有四门AP课程的全国考试。到了考试前最后一个月，我们开始把语言加进复习。到了三月份，Kate的SAT训练成绩比较稳定，语文部分基本是满分，数学部分也波动在740分到800分之间。
考试结果你已经知道，语言是满分800分，数学是760分。三个月的时间在人生百年中是短暂的，但却是Kate人生中的第一场考验，它已经永久性地给她打上了信念的烙印：
每一分投入都会带来一分收获，如果能把自己最害怕的数学考到这么好，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吗？


第二章学校生活

怪事！我并不喜欢学校。你一定会问，那你学习怎么这么好呀？哈，学校不等于学习。学校是用一定的规则组织、管理学习的地方。从某种角度来说，学校有点意思，但是我不喜欢。尽管我所上的高中比大多数高中都要好，但是每天早上，一看到学校门前那个丑八怪塑料钟，就让我一阵反胃。OK、OK，我是有点夸张，事实上没有我形容的那么差劲。
学校是最近整修过的，刷了一层稚气的彩色，让人觉得好像回到了小学。学校有一座带看台的室内比赛和表演大厅，两个体育馆，馆里有更衣间和淋浴，是那种屋顶很高、设备时髦的建筑。对了，还有电梯！对着这些漂亮的设施，你可能会流口水。我的高中很幸运，能有这么多好东西，但是悲哀之处在于，大多数人都不珍惜它们。
我最烦我的同学的一点就是：他们不珍惜学校的设备，举止不检点，随心所欲，简直让人愤怒。学校才整修几个月，原本干净的卫生间门上就写满了脏话，地上丢满了变硬的口香糖。愚蠢的毕业班学生故意把水龙头拧得朝上，毫无提防的新生们一打开就被喷了个满脸。恋人们毫不害羞地在走廊里亲热，傻乎乎的男生成群结队地站着，堵住了过道。真是令人厌倦啊，无聊、幼稚的男孩找茬打架，跟他们一样傻的旁观者在旁边煽风点火。很快，我就冷漠地看着这些事情，当成是日常风景。嗨，这就是典型的美国高中！
那么，什么是我高中的美国特色呢？我们有party，煽情的大会，多年的学校传统，开到半夜的舞会，喧闹的美式足球比赛，穿着超短裙的拉拉队员，难吃的食堂饭菜，团队精神，风云人群，书呆子，溜旱冰者，朋克。总之，中国学校没有的我们都有，有一些可能是不好的。
在我们学校，什么才是“好”呢？和中国学校正好相反，学习好肯定不招人爱。像金发大胸的拉拉队员，肌肉发达的运动傻大个，和我这样的书呆子也不一定“酷”。那什么是“酷”呢？
这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我想大致是这样的：穿昂贵的名牌衣服，不管别人，随心所欲，有一群引人注目的朋友，参加所有的party，就好像给自己罩上一层光环，好像在大声告诉别人：“看我，我好酷！”当然，不是每个风云人物都没脑子，但至少我们学校，最聪明的人（我可不是说我是最聪明的啊）不属于这些“酷人类”。
这些在我看来已经很平常的现象，对许多从中国来的学生来说就太离奇了。美国高中的开放，随意和亲密，会吓倒一些中国大陆来的移民孩子。尽管我表面上看不惯有些行为，但在内心深处，我感谢这种环境。看到一对情侣大声接吻，无意中听到女孩子们虚情假意地互相恭维，我想吐得不行，但我还是觉得有趣，因为这样的事情应该发生在美国。这种自由自在的空气大大减轻了我高三时考SAT和AP的压力，对我重压下的学习生活很有益处，它卸下了我的部分重压，它把我心里灼热的压力释放出来变成了轻松燃烧的火焰。
我们2003级是全校多年来最聪明的一代。聪明孩子聚在一起，智慧的火花就擦出来啦。在历史课上，萨福先生鼓励讨论式学习，让不同的观点都能表达出来。不幸的是，我们班上有一个浑身是味的共和党老鼠安德鲁•斯托克斯巴里，他喜欢说一些极端的观点来挑衅生事，惟恐天下不乱。有一次，他说，如果移民想保持他们的文化传统，那他们就不应该来美国。气得我拳头都攥青了，脸涨得通红。如果不是我的朋友拦住了我，我非得给他一拳。如果这个课程再拖上一年，这个家伙的胡话会把我气得心肌梗塞死掉。
虽然如此，这些讨论还是丰富了我的美国历史知识（以前我不喜欢历史），也提供了我发表观点的地方。历史老师开玩笑说，我简直把课本都背下来了，因为我经常纠正他讲错的地方。但是他从不生气，因为他的信条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所有这些方面都被剖析得又朴素又感性。我不仅学会了事实，而且了解了美国是怎么运行的。
这些历史课的同学也在我的英语班上，这是一群快活、机灵的孩子。第一眼看到老师斯诺德哥拉斯先生，我以为他很严肃，但是我很快发现他是个想用最小成本得到最大收益的懒人。他并不循规蹈矩——有一次，一伙人悄悄地搞乱了他的教室布置，他悬赏说，如果有人告诉他是谁干的，他会给他的考试额外加分。当然没有人会告诉他，大家继续对他做恶作剧。整个班级都是他的好朋友，他甚至开玩笑让我们给他的小儿子取名字。
最烦人的是写书评。我们必须读很厚的书，然后分析书的结构（想起来就让人犯困），通常这要花掉很长时间。但是，狡猾的我们发现，他自己根本就不读这些布置的书，所以我们开始随心所欲地写。一次，要看乏味的《瓦尔登湖》，我随便写了一句“梭罗是个大傻瓜”，也得了个A＋!
毫无疑问，斯诺德格拉斯先生很喜欢我，经常把我的文章作为范文。他和历史课的萨福先生老是用我的作业做样本，以至于同学们都叫我“老师的宠物”。当老师拿出一篇范文要朗读的时候，同学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回头看我，我就无辜地眨一眨眼，装出一副“我可不知道你们在看什么”的样子。我真喜欢这种感觉，因为这再一次证明了我艰苦的学习得到了回报。
最放松的是AP微积分高级班。不是吹牛，这个班有全学校最聪明的学生，因为这是程度最高的数学课。班里只有14个人，哎呀，他们简直是太聪明了。一半的学生聪明得好像对“A”手到擒来，不用做作业，也不用学习（我并不算在内）。班上有小提琴演奏家、化学炼丹士，好多啊，应有尽有。虽然班级里集中了尖子学生，其实我们也只是一群爱叽叽喳喳的小孩子。
我们在正课开始前都会随意选择一个题目来讨论。一次，一个女生给我们讲她妈妈昨晚在浴盆里生小孩的故事，讲了半堂课，听得我们津津有味。女孩子们讲和男朋友的感情纠葛，我们讨论着谁和谁配对的可能和校园里的八卦新闻。
我们有一种默契，所有谈话只限于课堂上，大家都能遵守。我们就像被上帝选中的阴谋家，别人不能企及的精英。每个人都那么聪明，班里成绩最差的也才是B！其他班级的同学看我们的时候，一半怀疑，一半好奇，我们乐于他们这样那样的想像。数学老师斯德奇夫人让我们做了三维圆锥边的帽子，用我们喜欢的数学公式制成招贴画，在学校游行。当我们走进正在窃窃私语的新生教室，他们一下子安静下来，看到我们戴着大帽子，半人半神般地进入，他们的小眯缝眼一下子瞪得溜圆。
啊，这个班真是太棒了，满足了我的自我表现欲，虽然我这个自我表现狂已经被班里的超级天才压得不见踪影了。我不是数学天才，但我何其幸运会认识他们！
就数AP生物课拉后腿，我的生物老师第一次教这个课程，原来的老师决定结束薪水微薄的教师生涯，开着他的新车去环球旅行。课堂基本上被我们统治了。这个班级才17个人，很多人在做课堂测验的时候吃东西。我是爆米花女王，因为我经常从生锈的铁锅里爆出香喷喷的爆米花。可是有一次，我刚爆完一锅，突然“蹭”地一声冒出火来了。吓得我赶紧用我的宝贝作业本扇冒出来的烟，又叫又跳，就像个袋鼠一样。从那以后，我有很长时间都不敢碰爆米花锅。
我的社交生活怎么样呢？嗯，书呆子还有社交活动？开玩笑啦，我当然有啦，不多，就那么一点点。
我去看过一场美式足球比赛，最大的一场比赛，和同城的死对头首府高中。你肯定知道美国人对美式足球的痴迷了，但是你一定要到现场才知道这种痴迷到了什么程度。这是每年一度的大赛，我们的体育场坐满了人，看台上全是穿蓝白衣服的奥林匹亚高中球迷和穿深红与金黄相间衣服的首府高中的球迷。
观众们各为其主，快把头都叫破了。他们在显摆各种奇怪的衣服和花脸。有的男孩光着上身，涂上“奥林匹亚”的字样，搂着女朋友。穿着超短裙的拉拉队员在草地上表演花样，裙子更短的女生表演方队卖力地踢着美腿（男生们最喜欢），身着制服的行进乐队吹打着震耳的乐曲。
这些场景很有意思，但对我来说，也就那样。我走出体育馆以后，嗓子就像撕裂一样，头也痛得厉害。这场比赛以后，我就再也不参加了，只作为服务者卖票给大家。
我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正式的舞会，因为：第一，爸爸不希望我去；二，我很小气，不愿意花几百块钱买礼服过一个无聊的晚上。真的，美国女孩在一件衣服上花几百块钱，打理头发，修指甲，首饰，鞋，珠宝，鲜花上面花的钱更多。男孩要花钱去租礼服，支付昂贵的晚餐，买贵得离谱的入场券。
这些可怜的男生还得花钱想花样来打动女孩子。一个男生在女朋友的车里放满了气球，另一个在女朋友的每节课前都送花。有的请来了唱诗班来给女朋友唱歌，还有送了一大筐糖果。是很甜蜜，但是太无聊了。说实在的，将来谁会记得这些舞会呢？也许我是有点妒忌，但我一点也不想念这样的舞会。
我大多数朋友在社交方面和我一样。她们勤奋、单纯，但不像我那样神经绷得很紧。至少，那些相交多年的朋友是这样的。高三的时候，我发现朋友圈变小了，是不同的志向和性格使朋友们疏远了——这是自然规律。我过去的好朋友也分道扬镳了，因为她们的目标和我不同。惟一留下来的是小学同学凯蒂，只有她能理解和接受真正的我，虽然我们仍有差别。其他朋友不是因为我忙于学习而渐渐疏远，就是跑去当追星族。
澄清一下，我没穿着圆点和条纹图案的土里土气的衣服在学校里走来走去，也没有戴着厚厚的眼镜片。我看起来很正常，只是不酷而已。我受到尊重，但不在社交圈子里。惟一的坏处是，懒虫们经常想傍着我，想不废吹灰之力就拿A。为了避开他们，我喜欢独来独往，所有事情按我自己的高标准要求，自己享受成果。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的日程排得很紧张，又要独立完成作业，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怎样面对压力？我肯定想成功，但也不想精神崩溃。


第二章老爸评论：恰同学少年

Kate在学校的生活是我不怎么了解的。从小学到高中，从来没有过老师家访或者把我叫到学校去。只有一次，初中时Kate写了Email骂一个男生，骂得非常粗犷，那小子把Email给他的父母看了，父母告到学校，学校送了一封信通知我们，附上了那封Email。我也没有批评女儿，小孩子打骂是正常的，我小时候也没闲着。再说，一定是那小子不对，才会挨Kate一通臭骂。我真的看不起告女生状的男生，那一定是保持着穿开裆裤青春心态的男婴儿。
高中没有家长会，每学年开始时，有个“OpenHouse”，欢迎家长参观教室。我只是在Kate的盛情邀请下去过一次，就是她的高中最后一学年开始时。家长们按孩子选修的课，依次去上每堂课，了解课堂环境和课程，给任课老师提问，当然每堂课不是通常的40分钟而是10分钟。
去了以后才发现，几个老师都能叫出我的名字，他们都主动地介绍Kate的出色表现，看来Kate真是老师的“走狗”。我知道，Kate并不喜欢一些课程，可是她能努力学习不喜欢的课，让任课老师们误以为自己找到了真传弟子。
我告诉女儿，一个人能把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做好，需要有克制力。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随心所欲的社会里，虽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职业的最高境界，然而这个境界来得很晚，常常是终生错过。
那么，我怎么了解女儿的学校生活呢？每天我们一起开车去体育馆锻炼，晚饭一起聊天，那时她就会讲起学校的故事。通过她的故事，我知道了她的朋友，她的“死敌”，她喜爱的老师，她最讨厌的老师，谁在跟谁约会，谁在花心而没有被女朋友发现，有人在吸毒贩毒，哪些人在喝酒（法定21岁才能喝酒）。
听到这种故事时，我必须忘记自己的父亲身份，把自己当成Kate的好朋友，故作感情起伏状，大胆地使用青少年词汇，“哇塞”，“酷”，分享她的感性世界。千万不要发出官僚主义的“哼，哼，哼”声，更不能冒充法官去妄评对错，倾听中不时出一点天真的馊主意以掩盖快要藏不住的老奸巨猾的父母尾巴。
像个孩子才能做孩子的朋友。我记得一句话，不像孩子的人是进不了天堂的。
不这样做会怎么样呢？那我就当不了女儿的知心朋友，不能了解她的情感世界和秘密，身为“家庭领导”我就会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失去对局面的掌握。Kate说：“我的许多美国同学跟父母是好朋友，可以把秘密和忧虑信任地告诉父母。父母理解孩子的情感方面。”
其实。女儿给我讲她的故事，不是为了寻求老爸的英明指示，她只是一吐为快。知道为什么许多人喜欢拜泥菩萨吗？因为菩萨只听不说，人都有倾诉的情感需要，只要你肯端坐不语，就是菩萨一座，如果能适当调动脸部表情配合倾听，你就胜过菩萨啦。
身为书呆子，女儿常常有些苦恼，学习好的人被同学们贴上nerd（书呆子）的标签，她会有一种置身同学圈外的感觉，常常因为不能迎合同学而感到孤独。
此时必须给她打气。我告诉她，学生的正道就是学习，学习好不是羞耻。outstanding（杰出）就是standout（与众不同），优秀不是免费的，它的代价还包括孤独，高山流水，曲高和寡，你的高中是一所平常学校，如果你有机会去一所优秀大学，那里的出类拔萃之辈会让你如鱼得水。不要试图牺牲自己的优秀和理念来换取廉价的友谊。多数不总是代表未来，盲从是青春期的弱点。
Kate容易把我的慷慨陈词当成真理。是的，我从来不让真理朴素出场。真理应该穿上美丽的外衣，打动感情。
我很喜欢Kate的朋友，她们都是非常善良和美丽的女孩。朱迪长得非常漂亮，是市游泳队的，每天下班后我去游泳，朱迪刚刚结束训练，我们都会在池边打个招呼。她爸爸开了个卖计算机的公司，哥哥从小喜欢投资股票，才大学二年级就积累了上百万美元。爸爸告诉朱迪，如果她能够挣到五千块钱，剩余的大学费用就由家里支付。朱迪假期在餐馆打工，平时做救生员，已经快挣到五千块了。
妮科尔是个胖胖的女生，常去朱迪家，朱迪父母把妮科尔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她和朱迪要去同一所大学，朱迪的哥哥为照顾她们，决定继续在那所大学里读研究生，好照顾两个妹妹。我问女儿，妮科尔会不会嫁给朱迪的哥哥？她说，妮科尔已经有男朋友了，是同一个教堂的。
雅柔是个素食主义加动物权利者，靠海边住，客厅的窗外就是滩地，有一只小船拴在那里，爸爸妈妈靠做艺术蜡烛维生。他们家一年到头开车去赶一个一个的市场集会，销售蜡烛。雅柔长得有一米七几，身材特别好，被西雅图的模特儿公司选上训练，她最后还是选择了去了一所私立大学，而不是立刻去做模特儿。
凯蒂的妈妈是个职业游说家，替利益集团游说政客。凯蒂跟女儿是从小学开始的朋友，一直到今天都很好。女儿说，凯蒂理解她。记得她俩小学时常在一起游泳，有一次我为两位小姐表演跳水，入水的角度陡，水深不够，鼻子在池底擦破了皮。
许多女孩在高中就有男朋友了，Kate没有。有人问Kate，为什么你没有男朋友？她说男生不喜欢我吧。有一个原因她不愿意说出来，那就是她给我讲的：高中男生太幼稚。我告诉她，到了大学可要约会男朋友，要找高年级的，他们知道怎样心疼小女生。
真的，过去的好友在高中与Kate渐行渐远，一个主要原因是她的人生目标与她们不一样，她定下了追求卓越的目标，并且愿意为此付出努力，而她的许多高中同学选择轻松人生，变化并不一定毁掉友谊，缺乏包容才使今朝密友成为明日黄花。
美国的中学很重视音体美教育。Kate原来的初中只有两个年级，不到一千学生，就有两个交响乐队，两个行进乐队，两个合唱团，表演得还像模像样。音乐家谭盾曾经去洛杉矶的一所高中，听乐队演奏他的一个曲子，事后对一位朋友讲，他非常感动，没想到一个高中乐队能把这种难度的曲子演奏得这么好。
女儿实在是……没有……音乐才气。送她学钢琴，只是增加一点修养；送她去学小提琴，是培养她的毅力。小提琴是乐器中最不容易取得进展的，最需要毅力的，Kate几次因为功课忙想退出青年交响乐队，我都劝她坚持。我相信：一个人要做成一点事，需要聪明，工作努力以及坚持。很多聪明而又努力的人就是没有坚持到最后胜利。她的小提琴坚持下来了，我也坚持下来了（听她在家练习小提琴更需要毅力）。
我和女儿一样，虽然热爱音乐体育，但我们都没有才气。我从来没有被选上任何一个体育代表队，连班级队都没有，我做的最高体育职务是在大学运动会时担任了一天的检录员，我至今还没有忘记那一个艳阳天。没有才气的女儿比我幸运一些，因为无论学生玩得多么臭，在美国中学总可以被收容到一个体育队或音乐团里，滥竽充数的南郭小姐们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为了提高。“参与”才有教育，体育和音乐不只是为学校增光。
记得钢琴老师送给Kate的一句亨利•戴克的话：“如果只有最好听的鸟儿才唱歌，树林将会太寂寞。”（The woods would be very silent if no birds sange xcept those that sang best.）


第三章同时修四门AP——我疯了吗?

我这个人特理智，从不掺和那些迷信、威胁和非理性的事。我不会听到乌鸦叫就吓昏过去，也不会在演讲前紧张得尿湿裤子。但是，你问我的朋友就会知道，我并不总那么神经正常。比如说，我一学年要修四门AP功课的风声传出去的时候，大家都古里古怪地看着我，好像我多长了一个脑袋。连我的老师都疑虑重重，觉得我是不是有病。
不，我没病，至少就我个人的标准而言。你看，我从不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我和我所能做到的最好进行比较。我有信心学好四门AP课程，才不管别人说我会神经崩溃，会缺乏睡眠眼睛发红，会失去多姿多彩的社交生活。我一门心思追求我的目标。不止是要在夹缝中求生存，而且还要在每一门功课上得第一（除了微积分，我只想拿A而已）。
没人知道我这个小小的野心，如果被他们发现，会把我当成神经病。我说过，你死我活的学习竞争在这个安静的西海岸小城奥林匹亚市是不存在的。大多数西海岸的美国人并不像东海岸的人们那么在乎学业成绩——我想可能是因为气候吧，西海岸暖和，人们都爱玩。
学校生活的开局挺好。老师不是大恶人，不会口吐白光，杀人于无形之中，至少现在还没有。他们不是直接教人去考试，这点让人很高兴。
我来解释一下。对所有科目来说，全国AP考试由两个部分组成：开放性题目和大量的选择题。为了显示教学有方，从而能够加薪，很多老师会围绕AP考试来安排教学。他们让学生写大量的作文，做很多很多的测试题，老是在课上讲一些应试策略。没有探索、创造的空间。一切以考试为中心。太太太太烦了。
幸亏我的AP老师鼓励我们用一种独特而富于挑战性的方法来掌握学科，而不是变成书呆子。真是老天保佑。
老师不强调考试，但还是巧妙地磨炼了我的应试技巧。学习英语的时候，我们写了几篇规范文章，然后阅读各种各样的美国文学。这种文章不完全像八股文，它们要求成熟的见解和富有创造力的表达。每次读完书后，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题目，围绕这个主题铺陈开来，举出例证，给出自己的见解，写二至三页的文章。斯诺德格拉斯先生酷爱我的作文，每次都给我最高分。
想知道我的秘密吗？那就是：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才把一些边角料拼凑在一起，大多数人都这么做，所以他们的成绩一塌糊涂。我把“拖拉”这个词从人生辞典里挖掉了，对所有课程都这样。我总是温习好几遍生物课程；回家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做微积分作业；也不会在历史考试前夜慌慌张张地临时抱佛脚。
就这样，我总是在晚上11点以前就把家庭作业全部做完了，这让很多拖拉鬼感到不可思议。懒惰害了他们，让他们一直拖到凌晨3点还忙个不停。不用说，我超人一等，这种感觉很爽。
AP课程有一点很讨厌：繁重的阅读搞坏了我的视力。AP的生物没什么，就是拼命地阅读和测验。那本书是斯坦福大学的生物教材，将近一千页，有5磅那么重！AP历史书轻一点，但还是很长。还好编书人都会或多或少地留点笑话，这一点让我不至于昏昏欲睡。美国课本最棒的就是大多数作者都很有幽默感，尤其是深夜，教科书开始在眼前变得模糊的时候，这一点太重要了。
但我还是经常犯困，蓦地惊醒的时候才发现，口水已经流到课本上了。我还经常把书弄残了，因为我喜欢在埋头看书的时候吃东西。有一次，我一边洗澡一边看历史课本，突然电话响了，我吓了一跳，一个不小心把书打翻在我的玫瑰泡泡浴里。唉，如果仔细看我的生物书，你会发现意大利面条和花生酱的遗迹。幸亏我不用赔偿课本，因为每本课本标价100美元呢。美国学校最伟大的一点就是学生用不着买课本或参考书，学校会提供。
春天，5月的全国AP考试临近了，老师们开始变得神经兮兮。他们堆给我们狂多家庭作业，拉来成吨的练习题。这些练习太恐怖了！第一次做完英文多项选择以后，我简直不能相信：只做对了10％，10％！我可是习惯了在每个考试里都拿A的啊，我都快晕倒了。我的AP作文练习成绩也发下来了，我只拿了4分，满分9分，还不到全国平均成绩！想想我可怜的父母，他们要为每门考试费付出80美元血汗钱。我一定得考好一点！这简直是一定的！
问题是，AP考试太难了，要想全部答对根本不可能。就说多项选择，做对50％是3分，做对70％是4分，80％是5分。自由发挥题目不一而足，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做对90％。假设你真的做对了90％，你会收到一个特别通知，说你得了高分6分。但是正如我说过，就是机灵鬼比尔•盖茨也拿不到那么多分。所以怎样才能通过考试，不浪费了考试费？（没想到吧，我是个小气鬼——不信去问我的父母和朋友。）
第一，我要准备复习资料。是呀，我得去杰夫•贝索斯最爱的亚马逊网上书店买书(这位亚马逊网站的老板特好玩！)。在那儿，我把《怎样准备AP生物》等书点击到我的书筐里。
第二，研究应试策略，猜一猜哪些题型会出现在试卷上。那些策略和SAT的大同小异，除了考试的限时不同。当然有时间限制，毫无疑问。每个考试3个小时，分成几个时段分别做多项选择和自由发挥。相当于考四次SAT的时间啊！脑子都快考傻了。
话说回来，押题很好玩。老师把最近20年自由发挥的问题都编辑起来，然后预测今年会出什么题目。比如说，如果去年已经出过关于人类繁殖的题目，今年就不会再出了。
最后，抓住阅卷者的心理。是的，阅卷的也是大活人，不是机器。可怜的老师们要牺牲掉暑假最棒的两个星期去阅卷，尽管会获得一些酬劳，但这种生活仍然是非人的。因此，朋友们认为，如果他们的作文有新意，能让老师们眼前一亮，肯定能拿高分。我想，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一天之内看了几百篇作文试卷，你不想看到一些幽默吗？看了50篇试图表达嗅觉奇妙性的作文（真的，有一篇作文样本的主题就是关于嗅觉），你不想看看一篇猴子怎么晃悠进鳄鱼嘴里去的文章吗？开个玩笑，但就是这个意思。想像力和独创性毫无疑问能加分。
我的微积分老师真是做到家了，就在考试前，她组织了一次微积分露营！我们的小班集资，买了野营的食物和用品，开车3个小时到圣胡安岛（一个夏日度假圣地），要在这么带劲的两天里不停地做微积分、微积分、微积分。可惜，老天爷不给面子，赐给我们一场暴雨，所以整个露营更像一场没完没了的煎熬，我们躲在帐篷里裹着睡袋，算着桔子汁从瓶嘴里流出来的速度。
我喜欢露营，但是连续两天温度低达华氏40°，吃潮湿的薄饼，穿着100层的衣服躺在床上，可不那么轻松好玩。还好，天气这么可怕，也没法做微积分，我们开车绕洛佩兹岛转了一圈，被寒冷的浪花淋成了冰棍——这个乏味沉闷的小镇。两天时间，我都顾不上梳头，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回到家的时候，就像被霜打了的茄子。我赶紧跳进浴盆里泡了一个小时，再钻到被窝里，然后，梦到我的AP微积分没有考好。
有意思的是，越是临近考试，我越放松，没有一点压力。还记得吗，我曾说过我要做第一名？真的，不吹牛，看看那些张贴出来的生物、英语和历史测验成绩，总是那个学号在最上面。好成绩让我越来越胸有成竹，但是，班级的名次不能保证全国统考的AP成绩。没有什么能保证AP成绩。即使你准备得超级好，比诸葛亮还要神机妙算100倍，但是谁能算到全国统考那天会发生什么，测试中会出现什么，感觉又会怎么样呢？
四门AP考试要分别在两个星期内考完。我的第一场是微积分，在学校对面的教堂进行。那天，老师送我们百吉饼和高能糖，要给我们加足马力。
多项选择非常简单，但是很多问答题都没做。这可不是好苗头。
第二场是英语。这个特有意思。考试从早上8点准时开始。但是，10点都过了，一个男孩还没有来。如果他错过了考试，就不能重考了。每个人都替他紧张，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地看着钟。终于，他跌跌撞撞地来了，像个醉鬼一样，醉眼惺忪。如果当时你能看到他那样子就好了。我想那天对他来说不太妙，刚考完试，他就开车撞上了我朋友爸爸心爱的小跑车。
真不好意思啊，英语太简单了，得意忘形的我完全离了题，说着说着就开始拽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那事儿（不要问我）。历史更轻松，生物是小菜一碟。所以你可以说，我对所有科目都十拿九稳，也许除了微积分。太有把握了，我根本就忘了分数通知这茬儿。
分数出来的时候，我在中国。那天早上，我洗完澡出来，爸爸从美国打电话给我。我还裹着浴巾，水珠不停地滴到八姨家的木地板上。爸爸告诉我成绩，我欢呼一声，所有的都是5分！320块考试钱真是没白花！我真想立刻告诉所有的AP老师们。


第三章老爸评论：努力是一种选择

美国教育有个特点，越往上面走越紧张，小学最松，常常连作业都没有，从家里拿一个东西到学校去“showandtell”（看看讲讲）。博士最紧，全日制读博士也得四到六年。中国则相反，博士最轻松。所以，最轻松的教育途径是拿美国的高中文凭与中国的博士文凭，千万不要等到大学毕业后到美国来读研究生，这样做是两头吃苦。不过，最轻松的常常是收获最少的。
美国的高中文化给了学生偷懒和勤奋的空间。只是为了轻松毕业，高中里可以修些容易的课，譬如“陶器制作入门”、“财务与会计”，老师可是准备好了都给A的。
可是你要打算挑战自己，高中也提供大学水平的AP课程。Kate就是在高中修完了微积分、生物、心理学等AP课程。这样做比较辛苦。学生要对付高中的课程考试，还要准备更困难的全国AP统考。
美国高中是学分制，有必修课和选修课，可以提前修完毕业。第一章提到的艾米就是16岁时修完了所有的学分提前毕业的。华盛顿州的高中系统有一个RunningStart项目，高中最后两年可以免费在州内的公立大学修课，算高中学分，以后在本州的公立大学也算大学学分。有些学生就提前修许多大学的课，高中毕业后只需要读两到三年大学就拿到本科学历了。这样可以节省教育开支。
Kate修的AP课程是高中提供的大学水平的课程，不是上面讲的在大学里修课。除非通过全国统考,AP是不能直接转成大学学分的。一旦考上4分，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转成大学学分。能在全国AP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有助于申请好大学。
但是，AP课程是比较难的。Kate高三时一下修了四门AP课程，她是她那个年级惟一这么做的人。正如Kate说过，这样的努力学习不是我们这个西海岸小城的文化。
一般来讲，西海岸的人没有东海岸人那么紧张；同在西海岸，华盛顿州比起加州来又慢了一拍；同在华盛顿州，西雅图人干脆把旁边的我们这个小城叫做sleepytown（睡着了的城市）。
所以，说我们是慢中之慢也不过分。我们有美丽的太平洋海湾，周围是森林青山，冬天可以滑雪，夏天可以野营，可以钓螃蟹，捡牡蛎，市中心的港口停满了家家户户的帆船。乐趣多多，我们为什么要像冰天雪地里的东海岸人那么勤奋呢？
也不是我要求Kate勤奋的，即便是今天我也不会选择Kate的生活道路。我怀念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那时父母不管我的学习，我妈妈也没有送我去学琴、学画、学体育。我的家庭作业常常是请三个姐姐帮忙的，按她们的特长分配，大姐做语文，二姐做数学，三姐写大字。这种专业化分工，一定会让独生子女们羡慕地直流口水。Kate把我的这些中国往事讲给同学们，她们说原来你爸爸小时候这么好玩呀？
我虽然没有一个完美的成绩，却有一个轻松的童年。如果让我重新选择，哪怕我能取得更好的成绩，我也不会放弃游戏的童年。所以，我不会强迫Kate去努力学习，在这根独木桥上晃来晃去。
谁知道她却自我期待较高，把自己忙得神经兮兮。孩子们的逆反心理常常让父母适得其反，强迫的父母有时带出了缺乏自觉努力的孩子，放手的父母反而让孩子对自己负责。
你看，父女之间就有不同的选择。即便是成绩比我好的Kate，也会尊重我这个轻松人生的选择。她说：“如果其他孩子像我一样，世界就太无聊了。”
努力只是一种选择，学业不是惟一成功。
虽然选择不同，我全力支持Kate选择了“努力”。我是她的教练与拉拉队员。
在她选修前我对AP一无所知。今天读到她的文章，我才第一次知道她修的是这么辛苦的课，她简直就像一个勤奋的四川孩子。是的，聪明不是四川人特有的基因，勤奋和执著才是四川的文化。
现在读Kate的文章，我才知道她对自己的学业表现要求很高。做父母的容易低估孩子的自觉性和勤奋，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孩子做得不够。
Kate谈到她从不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去完成作业。其实，她在小学时就是拖到最后，那时我告诉她，事情不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做，有些人这么做，因为只有到了最后关头，他们才能兴奋起来做最好的发挥。这些人往往是聪明人。我们不能，不然为什么有“笨鸟先飞”的教导？
Kate问：“爸爸，我们是笨鸟吗？”
我回答说：无论你是否聪明，在需要努力时把自己假设为聪明人就是笨蛋的做法。
我告诉Kate，世界上有这么多聪明人，你没法跟他们比，一个平均智力的人要把事情做得跟聪明人一样好，就得有条理。所以，先学习再休闲，至少求学时期应该如此。
Kate有些聪明朋友，回到家后她们先闲散一会儿，打打电话，直到晚上10点才突然想起作业，然后一直忙到半夜，第二天起不来，上课打瞌睡。孩子的天性也许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一个孩子能早点醒悟，有条理、有约束力、有动力地组织自己的学习，人生会大不一样。
起跑常常影响到一生的成就。
回到AP考试。我记得Kate第一场微积分考完后有点难过，说辛辛苦苦地准备没有考好，题太难了。我安慰她说，你怎么就知道没考好？你不可能做得完美，题对你困难对其他人也都困难。你已经尽了努力，把成绩交到上帝的手里，好好地准备下一场考试吧。
生物考得也不开心，历史和语文是她的表演舞台。这样，她以为AP不会有好的结果，甚至会影响到她的大学申请。三个月后一天，下班了的我取到了邮件，突然看到她的AP考试成绩，我不敢相信，全部是5分，特别是微积分。天哪，她哪里是微积分5分的料呀！那时她正在四川度暑假，电话打到中国是早晨，她在四川的尖叫美国都能听见。我真觉得是个奇迹，也是一个好兆头。


第三章我怎样对付毕业班的压力

你知道吗？世界上有两种压力：积极的压力和消极的压力。前者是好的，可以激励人们竭尽全力。后一种就没必要说了，所有人都知道。在我看来，要想做成一件事，要想激发人们的斗志，压力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可不喜欢被压垮。
我的生物老师说，他的目标就是使我们加足动力，最大程度地发挥我们的潜能。他这么做折腾得我们就像在精神正常与错乱之间来回走钢丝。
去年整整一年，我看到我的朋友们在这种邪恶的压力下纷纷落马，他们原来冷静完整的心智分裂成了成千上万的碎片。我使尽浑身解数，避免了这个下场，居然一次也没有崩溃过，也没有中断或者放弃过我的目标。我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嗯，我不是科学家，但我会试着解释一下。
第一，压力的产生是和生理特点分不开的。具体来说，女性和男性处理压力的方式就不一样。男生喜欢把问题藏在心里，不愿意讲出来，生怕别人说他们是娘娘腔。他们想保持男子气，保持“硬汉”的名声，所以遇到困难掉眼泪和向别人倾诉，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这就是为什么男生的火气都比较大，因为慢慢地，压力会累积起来，就像牙上的牙垢一样，越积越多，直到有一天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们就用鞭子、用拳头发泄出这种病态的感觉（所以暴力就成为男性特有的方式）。
而女性则不同，她们更习惯于哭鼻子，向自己的朋友倾诉，把自己的压力和情绪都说出来。这样就把坏情绪驱逐出境，不至于累积到一个极点，形成火山大爆发。
我个人更喜欢女性的方式，但是很奇怪，真的做起来，我就不是那样。
我是个女孩，但不是人们想像中的那种“典型的”女孩子。我非常非常内向，对于自己的心事缄口不言，几乎就像个男孩一样。我从来不告诉任何人我埋藏最深的情绪、愤怒和困扰，我更愿意把它们深藏在心里。我也知道这样不好，但我就是没办法把这些内心深处的感觉拿出来，说给别人——任何一个人——听，我的父母和好朋友也不行。当我觉得困扰和沮丧的时候，我自己解决，不要任何人的参与。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很难和别人特别亲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不小心吸入了很多雄性激素，谁知道呢？
去年是我生活中压力最大的一年。我之前已经听说了恐怖的高三，就没想过轻松舒服的日子。但是说真的，恐怖得也太过分了。SAT考试，AP课程，课外活动，音乐课和表演，大学申请，家庭作业。我知道肯定已经不能用以前学习的老办法。我必须得磨快我的刀，勒紧我的腰带，准备打一场艰苦卓绝、史无前例的恶仗。
我的学习神经很久没有正经用过了，都生锈了。那不怪我，是高一和高二的课程太简单了，简直手到擒来，我根本就没有认认真真地学过任何东西（除了微积分）。我告诉你吧，要擦掉脑子里的锈特别不容易，幸亏夏天在华盛顿大学的实习让我的脑子提前开始运转。在那以前，我都是要懒洋洋地窝在沙发上，假装自己是玛丽莲•梦露，吃好多巧克力，在牙里面养好多蛀虫，没完没了地看中国电视剧。无论如何，今年实在需要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开始还算马马虎虎。家庭作业是有的，但不是堆积如山。对了，解决作业压力的方法很简单——不要拖，也别怕问别人。没错，对我来说，向别人求助是最难的。我很要面子，觉得我这么出类拔萃，怎么可以去问别人呢？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所以我就“不耻下问”了。美国老师喜欢学生打破沙锅问到底，天啊，我问老师问得太多了。有些人指控说我是老师的小猫咪，但是我知道，他们就是妒忌。
我的朋友们也是我缓解压力的一个来源，她们于我心有戚戚焉，我们经常一起完成家庭作业。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大家都还是十多岁的花季少女，居然就能困在作业的牢笼里，把它们全部做完。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们太讨厌做作业了，所以就拼了命地要赶快把作业干掉，越快越好。对我来说，不会出现拖拉的问题。我一回家，踢掉鞋，就一头栽进家庭作业，只有吃饭、锻炼、睡觉的时候才停下来。
什么什么？你说这样听起来好像是个……机器人？也许是吧，但是我觉得这样要比每天拖拖拉拉干到凌晨3点才去睡觉更好，保持我的身心健康比放纵性情更重要。就我个人来说，并不同情那些老嚷嚷睡眠不足的人，他们写作业之前，看了足足5个小时的无聊电视，而且那份作业已经布置了两个礼拜了。这还让人说什么好呢？尽管这些都处理得还不错，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平衡。怎样在学习生活、社交生活（是的，我这个书呆子也有社交生活）和课外活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学校生活当然不是我生活的全部，因为我还有中文学校的学习、管弦乐队的活动、钢琴、绘画、医院义工、各种俱乐部、SAT考试，还有我的朋友们，他们也需要我这个朋友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人，而不是机器。
一天只有24个小时，我已经把星期天也赔进去了，这可是极限了，我不想在这么残酷的日子里把睡眠时间也牺牲了。我惟一可做的是把周末睡眠每晚10小时减到8小时，这多出来的珍贵的4个小时，让我可以做完家庭作业，参加各种活动。
我当然没办法每周看两场电影，逛商场，煲电话粥直煲到50个小时，但是这些小小的享受和成绩的回报比起来，太微不足道了。差点忘了，这样我还能替我父母节省了好几百美元。就我自己来说，也不喜欢逛商店，一年不进商场的门也无所谓。我相信只要我能保持一个清晰的目标，履行一个严格的计划，就能避免拖拉带来的压力。
说到计划，告诉你，我可是计划女王哦。爸爸说这是他的遗传，但是我觉得我比他强多了（嘘，别让他听到了）。我喜欢把所有要做的事情都列一个清单，比如说，每天上床睡觉之前，我把明天要做的事情都列出来，甚至包括早餐和午餐的食谱，怕我万一忘了（我有好几次忘记吃饭，我爸妈都快气死了）。我按照要做的事情，把时间分成小块，然后把计划记在脑子里，剩下的事情就是坚持执行了。
听起来好像很傻很无聊，但是可以让我的生活持续有效地运转。我没有借口逃过历史作业，因为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7∶00～7∶30，历史”。这张纸就是我的老板，并且，我也是个好员工。我们合作愉快。
当然了，事事不会都那么顺心如意，总会有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压力就像一个邪恶的大怪物，总是打败了我，即使只是略胜一筹。想知道我被压力打败是什么样子的吗？我警告你啊，前面讲到的我都是一个洁白无瑕的人，如果你想保持这种印象，最好重新掂量一下你的好奇心，要不要继续读下去？因为后面的文字会破坏这个形象——当压力来临的时候，我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人。
说起来，我的脾气很恐怖。我不能忍受愚蠢的人，处理问题也没有灵活性。这样的性格当然非常非常坏，我已经在努力改正啦。当感觉到压力的时候，我会向每个人发泄。这时候如果你轻轻戳我一下，我就会“砰”地跳起来老高。
当然了，我在学校可以避免和人说话，急眼了瞪别人一下，不让火气发出来，控制得挺好。但是一回到家，我就是个大魔头。如果我碰到一道很难的数学题，怎么也解不出来，这时候我就会在我的房间扔书，扔枕头，扔布娃娃，甚至扔吃的，捶胸顿足，就像一个神经病。我重重地合上书。我趴在枕头上哭。这么发泄一番，就会让我的感觉轻松多了。
如果把压力看做毒药，那么尖叫就像解药。
虽然我讨厌像一个疯女人一样，但是对保持我的心理正常来说，这很有必要。这是我最大的矛盾之处，但是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我的父母从来没看见过我这样，他们也永远不会看到。因为面对别人的时候，我有足够的控制力。真怕有一天，有人看到了我这个样子，会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所以我已经在尽力改进自己的解压方式。
糟了，你一定会想，这太恐怖了！是是是，一点都不让人愉快，但是我还有不那么吓人的减压的办法。通常，我只是“哗啦哗啦”地打开书，啃啃苹果，偎在大枕头上……迷失在一个想像的世界里能够使我的精神得到极大的抚慰。或者，我在浴盆里泡一个小时的香喷喷的热水澡，看一本最喜欢的小说。
那是我从一堆责任中解脱出来，进入到孤独而迷人的阅读世界。
我有另外一大乐趣：做饭。如果你认识我妈妈，她肯定会跟你抱怨说，我霸占了厨房。嗯，这可能是真的。我有一大堆香料、调味品、沙司和一大摞烹调书。信吗？我还有一群忠实的fans（追随者）。菜刀“噌噌噌”地切下去，切断蔬菜，也把我的坏心情都切掉了。我喜欢那些从烤箱里飘出来的面包香味，让我全身心平静下来。我此刻感到一种单纯的美妙。
最后一种放松方法是锻炼。自从我爸爸决定要在体育馆锻炼、避免中年发福以后，我们家就变成了健美之家。每天工作、学习结束以后，我和爸爸就去体育馆，爸爸游泳，我去练肌肉和跑步。
锻炼就像巧克力，会增加复合胺——一种可以增加快乐和松弛的化合物。说起来可能有点好笑，我踩在自行车上的时候，经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可以征服全世界。这真是价廉物美的返老还童药啊。
不是每个人都会靠做饭、读书、泡澡或者锻炼来放松。所以你要跳出身体，像个外人一样观察自己，询问自己，从而选择一种方式来对付压力。你喜欢什么？什么能让你快乐？如果你喜欢打电子游戏，就一定要想方设法抽出时间让自己沉浸在其中。
就像一个成功的节食也会包括一点点的肥食，有肉有甜点。学习生活也要包括一定的放任，这是处理压力所必须的。如果你完全禁止了自己的兴趣，每天神经都绷得很紧，那种被剥夺感会通过一种负面的形式来伤害你。健康总归是比学习更重要的。如果你已经耗尽精力，濒于生病的边缘，学习成绩好又有什么用？万事都有个度，必须要找到这个度。相信我，在学业优秀和身心健康之间，有一个平衡点。请倾听自己的内心。


第三章老爸评论：给孩子叫暂停

在高四开学的时候，我去参加Kate高中的openhouse。生物老师说，Kate学习太紧张，她需要放松。的确，在高三那年，我发现Kate不仅忙，而且脾气也不好。
美国高三是学生最忙的时候，因为要考SAT，为上大学的简历做最后冲刺，加上Kate修了四门AP（Kate学校同年级的人没有修两门以上AP的），更是雪上加霜了。她回到家时不爱讲话，吃完饭就做作业，一点小事就很冲动，几次因为作业太重而哭起来。
也许她在学校里装得像没事一样，回到家里就原形毕露。常常跟我一句话不对就赌气，我此时会问她，你怎么能够跟同学和谐相处呢？我真的不希望她生活在能把人变成畸形的压力之下，哪怕是很短的时间。没有回报能够弥补人性的损失，能够弥补错过的亲情和友谊的享受。
Kate是一个内向的人，有太多的心事不讲出来，怕别人说自己不够坚强。也许是我教育的结果，我从小教育她要坚强，自己处理难题。譬如她在学步的时候，因为害怕而扶着凳子大哭，我会不动声色地看着，要她自己走过来。因为我从来是自己照顾自己，并且照顾我的家人。
所以，她把压力独自承担起来，也不轻易寻求我的帮助。整个高中就问了我一次数学、一次化学、一次物理的作业问题。因为她最怕我说她没有尽力而是依靠他人。
压力不能超过孩子的承受能力，否则人格和精神健康都会被伤害。直到今天读到她的文章之前，我并不了解Kate面临的压力有多大，所以没有做什么来减轻她的压力。其实当初应该劝她少修一点困难的课，她的生活会轻松得多。
常常我会叹息，为什么新的一代如此辛苦，我却是在轻松下度过了少年时代。这种叹息常常能在美国听见。
因为新一代面临着更为艰苦的竞争和更高的期待。现代媒体让我们知道了比尔•盖茨和迈克尔•乔丹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了IT行业一夜暴富的炼金术士，流行歌手一曲万金的身价，姚明在NBA巨大的美元收入和到处可见的玉照，公司老总们的天文数字般的年薪与股票期权。
还有网球张德培、花样滑冰关颖珊、演员刘玉玲、作家谭恩美、主持人宗毓华等等。这些华裔骄子们天天在电视上以身作则。在巨大成功的感召下，父母们决心不让孩子们在一个奇迹的时代落在后面。知识就是改变命运的力量。
于是，孩子在母胎时，父母就听到了起跑的枪声，母亲就被建议要多听音乐，以增加胎儿智力；及到出生，摇篮上挂的不是奶奶给孙儿的长命锁和布制玩意儿，而是各种声光颜色形状的智力玩具。父母们下定决心：富起来的家庭要代代相传，贫穷的家庭要一代挖掉穷根。
是呀，马克思说，罗马的奴隶是用铁链拴住的，资本主义的奴隶是用工资拴住的。美国的父母们盼望孩子能够打碎锁链，成为一个financiallyindependent（财务自由）的人，不为生计而工作的人。在这场奋斗中孩子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自由世界。
人们付出成百上千的美元获取专业面试辅导，只是为了孩子能够顺利通过面试被私立幼儿园选上。还有学前班呢，小学呢，初中呢，高中呢？还有那最后决定命运的名牌大学呢？给孩子做教育咨询成了美国的一大产业。有的咨询公司宣称：可以为你的孩子进入名牌大学保驾护航，从九年级开始策略设计，优惠收费三万美元。
还有私立中小学的学费呢？以及名牌私立大学高达每年四万美元以上的费用（税后收入）。
父母与孩子一起奋斗，每一步都不能落下，名牌从幼儿园开始，从保姆开始。世风之下，大江东去，即便一开始不强迫孩子的父母，最终也卷入升学的百舸争流。要孩子学音乐，学美术，学体育，不仅是为了修养，而且是为了名次，为了名牌大学及其奖学金。
修AP课程，竞选学生领导，参加暑期昂贵的各种夏令营，请每小时几百美元的老师辅导考SAT，大把金钱，无休止的奋斗，孩子们能不发疯地活下来就比老一代的我们更为坚强。
压力总是要有出口，吸毒、酗酒、吸烟成为优等生的爱好。Kate的一个有着完美表现的同学进了父母期待的名牌大学，带着他父母不知道的吸毒成瘾。你真的希望孩子靠着毒品去达到你的期待吗？
老套的父母以为孩子是压不垮的。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老爸总是这样讲：没有人是累死的，只有闲死的。社会进步到了今天，我们有了科学常识，了解孩子的精神与体力极限，不会像卡特的老爸那样愚昧无知。
现在美国有一批叫“burnedout”（烧焦）的人。我有个邻居是台湾人，女儿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了，他说孩子被burnedout了：不想工作，不约会，不想跟人打交道，每天待在家里跟狗玩。这个女孩过了一年才缓过神来。在美国大城市中，有心理医生是白领们与时俱进的标识之一。
Kate说艾米在MIT感觉不好，压力超过了她的承受能力。我问Kate，是因为学习跟不上那些天才般的男生吗？Kate说，不，艾米在MIT仍然是修课全班第一。
必须要给孩子叫暂停。譬如要让孩子有真正的暑假。我最讨厌暑假还要做许多作业，我小时候曾把少得可怜的一点暑假作业，交由我三姐承包完成。因此，我从来不在暑假给Kate任何学习任务，也不送她去辛苦的夏令营。每两年Kate回一趟中国四川，任务就是吃吃喝喝。她不回中国时，暑假每天一直睡到中午，下午就晒晒太阳，看看小说，约同学看电影，游泳，开Party。每当暑假结束时，Kate都完全恢复到了一个新人，不再像期末时那样像一只动不动就毛发倒竖的小狗。
当然，Kate喜欢阅读，做菜，绘画，这些也在学期中让她有轻松时间。做事并不是最累人，心中放不下事情就有压力。学会计划可以减轻压力，把第二天要做的事情写在条子上，做一件划掉一件，心里不用太挂念各种事情，第二天就可以过得坦然一些。
Kate有个问题，她试图把每件事情都做得尽量好，这样生活就太累了。我告诉她，不必把生活中每件小事都做得很完美，把重要的事情首先做了，对小事应付了事。你不可能让每个人都高兴，“要求”造成压力，要学会对“要求”说“不”，要学会推卸不重要的事情，要学会“得过且过”。
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为理想状态竭尽全力。其实一个人的力量有限，要学会接受一个不完美的过程和结果，要学会与不理想状态妥协，否则会被自己压垮。人要有点屈从命运，才会多些放松，才会有效地影响命运。
新的一代生活在一个变化更快的时代，她们的生活节奏要比上一代快。适当放松会有莫大好处。我就希望Kate能在大学毕业后休息一段时间，到中国的大学去学学中文，吃吃喝喝，从一个不同的文化中理解生活，增加智慧而不只是知识。
时代的火车正在加速，知识正在爆炸，老照片上的大学毕业像已经发黄，终生学习成为一种必须的生活方式。新一代面对的不是百米短跑，而是马拉松似的终生竞争，不学会放松就会被压力提前烧焦。


第四章苦尽甘来——学校也很有意思

如果你已经克服了对美国学校无忧无虑生活的嫉妒心理，读到下面这些也许又会气得抓狂。本人在此严正警告：阅读下文，必须自负其责，如果你妒忌得忍无可忍，导致心脏病发作，我可负不了责任。
中国人看美国学校，大概不像看一个学习机构，更像看火星上的事情。两个国家的学校生活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高中有固定的学习时间，早上8点到下午2点半，超出这个时间还把学生留在学校里是非法的，除非学生自己愿意，或者犯了滔天大罪。周末我们从来不上学。不仅如此，去年，每个星期二我们都迟开课半个小时（今年推迟一个半小时）。
怎么会这样呢？well，这是因为对美国学校来说，课外活动非常重要，大学录取时要看学生花了多少精力去参加课外活动（大多数学校不想要只会学习的书呆子），所以我们有很多社团。高三以前，我是好几个社团的活跃分子，但是AP课程和SAT考试熬干了我高三的时间，所以我决定，等AP考试结束后再回到社团重整旗鼓。
学校里到底有什么社团呢？有社区服务协会、商务俱乐部、外语俱乐部、戏剧社、动物保护协会，诸如此类。甚至还有牛肉社，他们整天做的事情就是讨论什么是吃牛肉的最好方法，然后在野餐时吃掉小山一样多的牛肉。很明显，我这个动物权利保护者跟肉类俱乐部一点都不搭界。
说句真话，我太明白有些社团了，好多人只不过想在大学申请的时候，加一个筹码，所以，许多社团里没有真正的热情，只有渴望权力的人们。是不是说得太直白了？但这是真的。
我很明智地参加了招待社（Ushers’Club）、根与芽动物保护社（RootsandShootsAnimalActivistsClub）和全国优秀学生俱乐部（NationalHonorSociety）。招待社素来以“炙手可热”闻名，想参加的人把门槛都踩破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选中我。也许他们也需要几个书呆子来平衡一下比例吧。
根与芽动物保护社实际上是我的好朋友雅柔逼我去的，她是一个坚持素食主义的嬉皮士，也是一个毫不称职的俱乐部主席。我在那里面帮她组织活动，执行社务。
我跑一下题谈谈雅柔吧，因为她是我朋友里面最好玩的一个了。她的父母都毕业于常青州立大学（EvergreenStateCollege），这所学校是全美有名的嬉皮风格的学校。他们都是素食主义者，从来不吃肉，不喝奶，不吃任何伤害动物的食物。但是，你一定想不到，他们家的饭太好吃了！并不是像大家想像的那样，吃寡淡无味的兔子食品。
雅柔的父母是蜡烛生产商。他们在家里教育雅柔，直到她完成初中。雅柔是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极端个性主义，极端慷慨，心胸极端开放。她不但不理会既定的习俗，还故意破坏它们。她长得非常漂亮，有着雕像一样鲜明的轮廓，机智、活泼，可爱得几乎能称得上是完美了。但是，她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领导。
现在言归正传，每个GPA在3.5分以上的人都可以进全国优秀学生社，毫无优秀可言。撇开这个不说，我们是该社有史以来最乏味的一届——没有社员愿意按要求做四次社区服务工作，社团指导老师卡尔森太太就是原因之一，她太没劲了。
但是我自己，是AP考试扰乱了我的计划，社里要求的一学年做四份社区服务，最后一个月我还有三次服务没做，所以我就耍了滑头，付了5块钱会费，来抵一次服务。别拿砖头砸我啊！
考完AP以后我加入了池塘计划。校园里有一个荣誉排水沟，也叫新生池塘，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传统，要把那些可怜的小新生丢进去。可惜现在禁止这样做了，因为我想起了几个人，可以把他们丢进去，嘻嘻。
好吧，说正题，这个计划这次是这样的。野草莓的枝条横七竖八，长得遍地都是。我们要把所有的野草莓都拔出来，然后种上树，播上草籽。看起来平淡无奇，也很简单。没有的事儿！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傻乎乎地穿着短裤，腿被荆棘刮破了，直滴出血来。
这个活动一点儿也不优雅，不迷人，但是很奇怪，我喜欢汗水流在脸上的感觉，喜欢战胜野草莓的快意，这也是一种胜利，虽然是好小的胜利。虽然到最后我总是累得要死，但是我觉得充实，满足，无忧无虑，好像我的负面情绪都已经转移到了黑莓上面。
现在课业大大地减轻了。AP课程就像是泻药，老师后来也觉得精神透支，小腿抽筋了。我们“滋滋”作响的脑细胞哀求着，想从没完没了的练习里摆脱出来，他们被批准了。话是这么说，学微积分就没办法真正放松。学生物、历史和英语的时候，我们就“丁咣丁咣”，很轻松地过去了，就是这样。
生物没什么，就是看电影，吃爆米花，选择自己要研究的题目。我选择的是血友病——被维多利亚女王搞得声名狼藉的皇家病。你绝对猜不到我发现了什么：她的父亲没有携带血友病基因，她母亲也没有，所以要么是她父亲的精子发生了变异（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要么她就是私生女。我不想诽谤她的名誉，但是如果整个皇室家庭都是出自私生女，你说会不会有点诡异？不止这样，半个欧洲都是，因为皇室联姻使维多利亚女王的子孙遍布了半个欧洲的皇室。你甚至可以把俄国十月革命联系到维多利亚女王身上，因为她那伟大的孙子亚历山大有血友病，所以他的父母必须依赖坏修道士拉斯普廷，他的干政导致了大规模的叛乱、腐败，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战争和革命。
历史真是迷人，对不对？
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英语要在期末作业里见分晓了。说起来实在简单——读一本书，就这本书写一份有创造性的陈述报告。我的报告很好玩，我穿了四层衣服，从日本和服，印度沙丽，中国旗袍，到短小的夏日服装。交报告的时候，我把它们一层层脱下来，每个人都在大笑，因为我看起来好像在跳脱衣舞。有些人后来说，她们怕我真的脱光！从那以后，大概她们觉得我并不是那么书呆子气十足了。
6月，课业负担明显减少了。显而易见，懒惰的空气渗透进了每一个班级。当然，还有期终考试，拜它们所赐，我们才没有那么多家庭作业。
最后几个星期，我们开始了送别毕业生的传统活动。最先到来的是颁奖大会。即使我们学校没有真正的学术竞争，但还是喜欢公开表彰那些致力于把他们的脑细胞贡献给功课的学生们。不幸的是，大会是强制性的，所以每个人都必须钉在体育馆内，熬过漫长的两个半小时，等着颁发一项项奖牌，奖学金,表彰。
通常，我都目光呆滞，眼神空虚，看上去像个大烟鬼。这次我有很多毕业班的朋友，要不时地留心一下谁上台领奖，否则我就完全走神了。想想我们学校的没有竞争的氛围，居然还有一群聪明人。杰夫•温皮得了国家奖学金。我的朋友艾米•李获得了美国高中生的最高荣誉——总统学者奖，这个奖全美只有141个名额。
在所有的奖励里面，只有两个奖是给高三学生的：一个是数学优胜者，另一个是颁给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最突出的学生。为此，自然科学的老师每年要聚在一起，提名候选人。
早些时候，数学老师说有人推荐我，但是我完全忘了这回事。所以你可以想像，当我听到我获得了伦塞勒数学及科学奖（Rens selaer Medal for Mathematics and Science）的时候有多震惊，我腿都站不直了。因为第一，我从来没想过会得这个奖；第二，如果早知道会得奖，我就穿一件好点的衣服，让自己看上去魅力四射（那时候我太困太累了，半死不活的）。
虽然如此，那一刻还是太棒了，所有人都为我鼓掌。
1600多双手，为我掌声齐鸣，为我这个小书呆子！我感觉到胜利、荣耀，感觉到付出的努力被认可，还觉得有点战战兢兢。简直就像好莱坞电影一样，我走上台，毫无疑问，要发表获奖演说。光芒四射的15分钟。
颁奖结束后，开始了班级位置转换仪式。毕业班退场，我们高三班代替了他们的位置，高二和高一的学生也移动到了他们的新位置，新生的位置空着，等待着第二年的初中毕业生来补充。
接着是“slamfest”——每年一度的学校年鉴签名购买活动。人们争着抢着掏出36块钱，买记录学校2001～2002年历史的精装本年鉴。你相信吗？我们有一个班级整整一年都在编这本书！即使这样，书里还是有很多拼写错误。(比如说，把“icecream”拼成“icecreme”，这样的错误实在太让人悲哀了。)
话又说回来，我敢打赌我是惟一一个抱怨拼写的人，因为那是我的癖好。我会毫不犹豫地纠正任何人的拼写错误，甚至是成年人的。我甚至会纠正特丽莎修女和圣雄甘地的错误。愿上帝宽恕他们。
这些都结束了以后，学校就没什么意思了——随后我参加“女生之邦”离校整整一个星期，再回来的时候，所有的毕业班都走了，学校看起来空荡荡的。悠闲自在的日子里，没有嗡嗡作响的演讲，阳光洒在每一个角落。啊，夏天到了！


第四章老爸评论：这个高中不重学业

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到了美国高中的外国学生认为，美国的课程比较容易。亚洲学生认为美国高中的要求比较低，美国学生花在学业上的时间比较少。一些美国学生不看重智力发展。那么，高中生花时间在什么方面呢？运动和俱乐部。
打算和不打算上大学的高中生都喜欢运动和俱乐部，因为不想上大学的想玩玩，想上大学的希望能在大学申请表上多填上领导能力和课外才艺，增加进入好大学和拿奖学金的机会。
美国高中生喜欢运动，包括女生在内。似乎每个人都有一项运动特长。像Kate这样没有体育特长的学生不多。体育特长肯定能帮助学生拿到大学录取和运动奖学金。至于当个美式足球队长嘛，申请大学时也是光彩的一笔。所以为了帮助大家进大学，球队有时会有一群官衔供大家使用。
美国高中流行俱乐部文化。几个有共同兴趣的人在一起，成立一个俱乐部，请一个老师做顾问。这样的俱乐部五花八门，什么主题都有，所有你能想到的，和你想不到的，从国家大事到非洲一个小昆虫。有时几个人的俱乐部的成立就是为了取个大名字，封一群主席副主席，顶次的也可以干个秘书。为了什么？除了兴趣还有功利，填到大学申请表上好看。
大学当然希望学生表现课外才能，可是学习不好，当十个俱乐部主席都没用。天下乌鸦一般黑，课外不如课内香。一个美国花样滑冰的冠军进了哈佛，也是SAT考了绝对高分才被录取的。哈佛不会因为你的课外才能降低学术标准。体育优秀的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可以把你的肌肉换算成脑细胞。
有的大俱乐部如全国优秀学生俱乐部是每个高中都有的，这样的俱乐部主席身价高一些。如果你以为进去的人都是优等生那就错了，成绩GPA3.5就行，高于平均水平就能进。能把这个会员资格当honor（荣誉）的人常常都不是优等生。
Kate在参加的俱乐部里是属于跑腿的。因为她是书呆子，不受群众欢迎，很难竞选上俱乐部职位。但是她比较有组织能力，敢于负责和决断，常常就在俱乐部里扮演着有影响力的角色，为俱乐部领导出谋划策。
设计越战纪念碑的华裔艺术家、建筑学家林璎回忆道，她因为学习好，在高中也是孤家寡人，她最后去了耶鲁大学。虽然书呆子在高中不受欢迎，但是同学们都清楚，这些人将是大学和社会的骄子。
美国的中小学有私立和公立两种。公立当然是免费的，书本免费提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可以在学校免费吃早餐和中餐。记得Kate读小学吃免费餐，还觉得高人一等，后来才知道是家里穷才白吃。那时我在读博士，绝对的贫困。公校的质量取决于社区好坏，昂贵的住宅区，财产税高，所以靠税收支持的公立中小学也好一些。
私立学校要缴费，但是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高。送孩子去私立学校的有省吃俭用的小户，也有豪门大户。盖茨家就是西雅图豪门，他老爸是大名鼎鼎的律师，他进了最好的私立学校湖滨中学（Lakeside）。不要问学费多少，如果你心脏不好的话。这个学校原来规定，必须是校友的后代才能进去。
读私校有用吗？我有个同事，嫁的是有钱人，三个孩子都是湖滨中学毕业的，两个进了达特茅斯，一个进了斯坦福，三个孩子四年大学费用就快50万美元。当然喽，这种投资比当年的微软原始股的回报还大。你看，有钱人就是聪明，又是马太效应（越有钱的人就越能更有钱）。
还有一种学校叫“家庭学校”（HomeSchool）。孩子在家里读书，可以读中小学，社会承认学历。父母当老师，教材由公立学校免费提供，孩子需要考试和课外活动时就到公立学校去。这种学校现在在美国很流行，Kate的朋友雅柔就是在家里读完初中的。许多家长不相信公立学校的老师的教学质量，这样做也可以减少孩子接触毒品和帮派的机会。
不幸的是，Kate是一路公校读上来，幸运的是没花老爸的银子。奥林匹亚高中是1907年成立的，从高一到高四（相当于中国初三到高三），目前有1650名学生，号称是AAAA级学校，既然不是五个A，那就不是一流高中。这个公立学校声称“培养有能力的、自觉的、终生学习者，能独立思考、对世界负责的公民”。
我不知道学校是否真的能够培养“有能力的、对世界负责的学生”，但至少没有杀伤学生家庭的购买能力，也算是对家长的钱袋负责。
如果不是因为有考试，Kate是喜欢学习和学校的那种人。她不喜欢奥林匹亚高中有其他原因：她不喜欢同学中的懒鬼。美国高中生中有一批人，想什么作业也不做，根本不想读书。他们坐在高中课堂上，是法律强迫他们坐下来，因为不完成高中学业是违反义务教育法的。
所以，每当老师要布置作业时，就有几个捣蛋分子提出抗议，而这时多数人是随波逐流，乐得少干。老师为了不得罪学生，常常迁就落后，每次要把作业降到最低才能通过。这时Kate站起来批评捣蛋人，特别不合时宜，常常受到围攻。回来她会委屈地告诉我，我鼓励她“真理常常不在群众手里”、“坚持真理要不怕成为人民公敌”、“从众心态是智力丧失、意志薄弱”。
譬如Kate曾这样回忆英语课：“同学们抱怨少得不能再少的家庭作业，他们常常尖叫，‘每天居然要学六个单词’。这样的叫喊让我恶心。这可是英语快班，你应该更加努力……懒惰的学生控制了老师。我忍不住起身抗议，捣蛋的学生要我闭嘴。其他不满的学生却忍气吞声，我是惟一站出来说话的。”
美国的课堂上，老师要学生参与讨论，发言者能得到加分。Kate事先会预习课本，常常在课堂上滔滔不绝，使得其他发言人相形见绌，断了别人的“财路”。我只好提醒她“有饭大家吃”。
她的老师也有混饭吃的那种人，对教学不负责任，或随心所欲脱离主题。所以，即便是Kate喜欢学习，她的高中也不能提供优秀的学习环境。她多么盼望能早一天离开高中，去跟一批书呆子在大学会合，这也是她想去好大学的原因之一，她实在不愿意呆在公立大学遇到同样一批Party学生。
高中的老师喜欢Kate这样的学生，很可惜她不喜欢这个高中。但是，她还是愿意选择公立高中，因为在这里可以接触到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人，而私立高中如同富孩子俱乐部。


第四章女生之邦——学习爱国和制度的夏令营（1）

我从来没那个野心，想要当一个政治家。我觉得一个人要想在政府里有所作为，就必须失去或者放弃太多的自我，不论是为了好事还是坏事。在任何一个国家，我们都能听说监守自盗的参议员、道德败坏的总统，诸如此类。虽然这么说，我还是觉得了解政府功能很重要，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如果你能说出来什么政策、什么人在管理着这个国家，那听起来多睿智啊！
小时候，爸爸给我买了一本关于美国总统的书，我把它深深地印在了心中。因为我觉得，了解自己的管理者，是作为一个好公民的首要条件。小学四年级时，我从妈妈的教授那里赢了一辆小汽车，仅仅因为我准确地说出了他出生时谁是在任总统。
我知道克林顿总统的外号叫“Bubba”；乔治•华盛顿镶过象牙做的假牙；约翰•肯尼迪有无数的风流逸事；威廉•塔夫特胖得发喘，不得不给他特制一个浴盆；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小姨子（他夫人同父异母的妹妹，也是一个美丽的女奴）生了好几个孩子。我甚至把我的逸闻收集范围扩张到了第一夫人，玛丽•林肯被儿子送到了老人院；劳•胡佛会说汉语；费兰瑟•克里夫兰年纪小得可以做她丈夫的女儿了，等等，等等。
但是这些知识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有什么意义呢？我能借此知道更多关于美国政府的事情吗？不能，我知道的都只是总统生活的花絮，靠这些只能在电视竞猜节目上拿奖金罢了。
别把我想歪了啊——我不是那种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会在每一次国歌响起的时候含着热泪摇国旗。反过来，这也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玩世不恭、毫无爱国情绪的无政府主义者。我只是不在这种事情上太滥情。我会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大声疾呼，但是面对“爱国”之类的问题，我非常冷静，置身度外，避免感情用事。
但不管怎样，这些想法都不会阻止我全力以赴，争取参加“女生之邦”（GirlsState）夏令营——说到底还是一次爱国体验。这个活动已经举行很多年了，通过女生模仿召开立法会议，竞选产生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和州政府官员来教给女孩子关于政府的知识（也有一个“男生之邦”，和女生是分开的）。不用说，在申请大学的时候，这会是一道亮彩。这也是我申请参加的一个原因，但是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并不算功利，对吧？
申请的过程包括面试和回答一张问卷。通常都会问“你为什么想去”、“从这次活动中你能获得什么”、“政府为什么很重要”之类的问题。我们学校只有七个女生申请，名额有四个，竞争算不上激烈。我猜大多数女生不是被活动标榜的“强烈的爱国热情”吓跑了，就是对此毫无兴趣。我认识所有竞争对手，大多数是我AP课程美国历史班的同学，所以我们没有为了抢占这个位子穷追猛打，直掐得你死我活。
面试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Legion）的大楼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发起人全程赞助）举行，我穿了红、白、蓝色相间的衣服（国旗颜色），巧妙地表达了我对国家的热爱。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面试，有一点点紧张。但是，啊，好玩死了！三位和善的女士问我一些基本问题，基本上是爱国一类的，我用一种甜美、充满爱国激情的腔调作出回答。嗨，这么做可是有回报的，因为我被选上了！
出发的日期渐渐临近了，这次活动是我放假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不幸的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退缩了。我跟自己解释说，我去参加女生之邦不会太好玩的，但问题是，一开始我又为什么要起劲地争取参加资格呢？
好吧，现在打退堂鼓，太晚了。我听天由命地把裙子、立法院的手册材料、化妆品和几乎整个浴室都塞在箱子里，再加上六双鞋。后来才知道，我装少了。有的女生带了三件睡衣，很多人带了数不清的箱子，箱子里装了足足能吃一年的零食。美国女孩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带一个迷你卧室过去：卷发器、吹风机、小镊子、五种指甲油、定发型的摩丝，应有尽有。载我们的汽车停在位于Ellensberg的中华盛顿大学，我下车的时候，差点没吓得跌过去，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女孩和行李！
我们四百多个人一分为二，分到两座楼里。每一层楼被指定为一座“城市”。每个人有一个敌对党的室友（这里有两个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我是民主党的），共同分享连地牢都不如的宿舍。是真的，这些房间像监狱一样，墙皮都脱落了，光秃秃的，只有简单的家具，我当时居然没有马上就垂头丧气，现在想起来真是奇怪。
我这个楼层有大约20个女孩，加上两个顾问，一个男性也没有看到。我们的城市叫艾哈特(Earhart)，是为了纪念一位英勇的探索未知领土、结果神秘消失在海上的女飞行员阿米丽娜•艾哈特（AmeliaEarhart）而命名的。
OK，我们城市的名字不那么吉利，但至少我的新“楼友”让人很兴奋。因为我希望有一个严肃、充满爱国激情、非常崇拜总统的模范女孩。我们这层楼有三个亚洲女孩，包括一个根本不会说汉语的华裔女孩。我本能地先接近她，跟她套近乎，却发现她和所有人一样，完全是个美国人，除了她的黄色面孔。
紧接着，我发现了一个可爱的同伴詹妮弗，一个被收养的韩国女孩，她稍微有点神经质，但是特别好玩。她不古板，不虚伪，不做作，想到什么说什么，直来直去。可惜，世事总难两全，她太情绪化了，经常不知道为什么就拂袖而去，退回自己的房间生闷气。也许因为她就是那种聪明、有天分但是愤世嫉俗的人，你知道，就像所有疯狂的天才一样。
那个下午，真是见了鬼了，我没有通过立法和律师资格考试。虽然竞选大多数的职位都不要求这两个资格，但是只有考过这两个考试才能成为副州长，或者是最高法院的法官。这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开始。
晚饭也不好。第一，菜上得奇慢；第二，一点儿也不好吃。我不喜欢美国食物，它们寡淡无味，令人厌烦。我戳了戳看上去皱巴巴的汉堡包，因为饿得发慌，我吃了三大包麦片，三盘水果。我从心底里希望，这个礼拜结束的时候我不要变成骨头架子。
嘴里嚼着吱吱发响的切若牌麦片，我用手指头轻轻弹着崭新的、绿白两色的《女生之邦指南》。上面骆家辉州长（他是州退伍军人协会主席，也是女生之邦的总指挥）严肃的爱国格言弄得我有点紧张。如果我不能履行我的“责任”、“成为一个全情投入的公民”怎么办？好多页的爱国歌曲、日程安排、立法条款映入眼帘，等着我去完成它们，回答它们。我能胜任吗？
第一个集会，怎么说呢？很有意思。我本来对这样的爱国宣传秀不感冒，庄严肃穆的色彩布置，演讲者的眼中闪着热情的火焰。
但是这一刻过去以后，我越来越觉得像回到了家一样自在，不是因为爱国主义，而是这种气氛。在那里，这么多女孩像我一样，被赋予权力，大胆宣告一个“女生之邦”即将诞生。听起来有些心血来潮，但是我当时意识到我们是世界的未来，我们所做的事情规定了美国的方向，规定了地球村的方向。我们不必要依赖男性。
那天夜里，我们很晚都没睡，一直在讨论城市建设。每个城市都被假设有了一个问题，要求大家用一个模型，直观、形象地解决这个问题。活动结束的时候，要在所有的方案里一决高下，评选出一个等级。为此，我们需要通过正式竞选产生市长和女性议员（我竞选市议员，但是失败了）。我成了一个行政长官，负责巡视高速公路，确认政策规则是否被严格遵守。
然后，我退休了，回去睡觉，会见我的新室友麦肯齐。她刚刚跑完一个马拉松，已经36小时没有睡觉了，但是还在继续工作，准备一个竞选州长的演讲。我看这个共和党人可不是块好啃的骨头，虽然从外表看来，她一点没有杀伤力。那天晚上，我知难而退，把“州长”从我预谋竞选的名单里划掉了，决定试试州教育部长，这个职位竞争性毫无疑问要小一些。哈！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吧？


第四章女生之邦——学习爱国和制度的夏令营（2）

人算不如天算，让我告诉你吧，竞选职位低一点的官员和竞选州长一样费劲。我得打败12个女孩，才能被本党认可，获得州教育部长的民主党候选人提名资格。所以，第三天，在民主党的提名集会上，我紧张地等待着上台演讲，过一会儿就把汗湿的双手在裙子上擦一下（这可是我最好的裙子啊）。我已经写好了演讲稿，还背得滚瓜烂熟，可是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过话啊。
听到主持人叫我的名字，新朋友们开始向我吹口哨。突然之间，我浑身充满了勇气。演讲的情形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形容，只能说——非常好。我准确无误地发表了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甚至即兴高呼了几个民主党的口号。
事后，我认真思考了人格分裂的可能性：站在台上的不是我，是一个崭新的人。原来的我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我用了什么魔法，能把手足无措的我变得这么神采飞扬？
我获得了民主党的提名，但这只是一个开始。那天下午，我做了一个竞选海报，贴在餐厅。我伫立在海报旁向漫步进来的女生们问好，极力劝说她们能投票给我。我还四处打探，得知我的共和党竞争对手是一个叫苏珊娜的甜蜜女孩，她的策略，well，就是甜蜜。她的可爱和活泼让我有所顾忌，我可没有那种楚楚可怜的吸引力。所以，我必须借助于率真和诚恳。
那天晚上，在四百多个女性面前，我再一次发表演讲。奇迹再一次发生了。当我后来看到詹妮弗拍的照片的时候，几乎不能相信照片上的就是我。我来了，挥舞着手臂，向人们抛飞吻，简直就像个十足的政客。最后，我赢了。我，害羞的小书呆子Kate，州民选官员。没门儿？有门儿！
我性格里的另一面被发掘出来了。
竞选结果公布了，我不可思议的室友、共和党人麦肯齐也没有失败。她成了州长，使我们这层楼成了州政府权力中心。我们两个耐着性子参加了漫长、正式、庄严的宣誓仪式，这只不过是确认了我们的职务。仪式上的几张照片将会珍藏在“女生之邦”官员图库里，并将进入第二年的《女生之邦指南》。
竞选成功的高兴劲过了以后，我开始渴望能做一些正事。一天之内三个集会，我坐在没完没了的集会上，快把椅子坐穿了，我讨厌这个。我发誓，她们是想让我们坐胖了，因为吃了一顿饱餐以后，我们经常要坐在那里两到三个小时听演讲。坐这么久，也没有一点乐子。只有一位女市长的讲演还挺好玩，她给我们示范自我防御技术。这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喧闹个不停，因为她让我们的一个保镖（是的，我们有保镖）做她的靶子。我觉得他很可怜，因为他是除了厨师以外惟一的男性了，我们看了他整整一个星期。女生们吹口哨，叫嚷着，对他喊一些蠢话。
well，你看到了，青春期少女被剥夺了男生这么久，这就是结果。
第四天，我们终于开始工作了。结果证明了一点：被选成州政府官员就意味着穿戴讲究地享受空调房。我们这一小部分人相对比较自由，可以四处活动，不用拘禁在立法会议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研究我们在真实社会里的对应官员的责任（他们还寄给我们一封贺信），呈给“女生之邦”的模拟政府的官僚同事。我非常失望，因为我并没有对全州的教育管理做什么贡献。
我们顺道也去立法会议看了看，那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式的用语、礼仪和庄重的气氛都被完美地克隆了。虽然没有那么多工作可做，但我特意给自己找活干。这些事情我可不擅长，所以我一直熬到了午夜12点，写出一份关于本部门的详细报告。像往常一样，我是惟一一个在这上面花了这么多精力的人，因为没有人会把它真当回事。啊，算了。
作为州官员的另一件主要工作是评价城市建设项目。这可太过分了！我们没有任何外部帮助，但是各个城市提出了关于本市的策划方案。她们用饼干、糖果、口香糖、纸和创造力，建起了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的、让人大跌眼镜的建筑物。这可太难决断了。最后，所有的城市都拿了某一种奖项，比如最有创造力、最有表现力，等等。
我们市没有赢，坦白来说，我们的方案不是最棒的，但是女生们这么有革新精神，让我叹为观止，印象深刻。城市所有的问题都很现实，商业利益的侵蚀、环境危机、萧条的经济。针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样实用而有针对性。想想吧，她们没有任何帮助，就靠她们自己的脑袋！
这个星期是不同寻常的，一方面，我被这么漫长的爱国集会搞得十分厌倦，同时，我也沉浸在和萍水相逢的女孩们之间单纯的友情里面。当然了，有很多女孩都忙于打电话给男朋友、谈论社交生活和时尚服饰。但是同样地，她们勇敢而热情。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前一分钟，大家还在讨论款式特别的性感衣服、整型手术、人气急升的电影明星……下一分钟，话题就很自然地转向政治新闻。
我通常都喜欢独来独往，见到陌生人就腼腆，现在也一下子跳进社交核心，非常容易就和新朋友套上近乎，接近素不相识但很有意思的女孩，建立自己的关系网。我想这也许是因为男生不在场。像我这么大的女孩，如果周围都是男生，她们就像耍把戏一样，瞬间变得圆滑、自私、阴险，满心渴望吊住一个金龟婿。但是和同性在一起的时候，这些虚伪、矫情就都不见了。我认识很多这样的女孩，如果她们和我一起去上学，会连看都懒得看我一眼，但是在这里，我们促膝谈心。
记得活动开始，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每个女孩看起来都形象地体现了美国人的理想：学生领导、社团主席、校运动队的队员、拉拉队队长、著名奖项的获得者、某个社区服务组织的创建者、出众的钢琴师……她们看上去多才多艺得不像话。但不知何故，在女生之邦，我们和谐地融为一体。我会永远珍惜这一点。不是因为成为了州政府的官员，也不是因为学习了关于政府的知识，而是由于锻造出的人类情感的纽带。
分别前的最后一天晚上，我们打破了熄灯睡觉的规定，开了一个大party。我们用凑的钱订了比萨，买了冰淇淋、饼干、糖果；我们租了影碟，打游戏，到处游来逛去。我们交换电话号码、地址、Email，送我们的顾问一份致谢礼物。我们的笑声、欢呼声在寒冷、寂静的埃伦斯堡夜晚回荡，直到第一线黎明迫不及待戳破夜空。筋疲力尽的我们这才抓紧时间睡了几个小时。
在最后一次升旗仪式上，我眯着眼睛困难地看着早晨刺眼的阳光穿透国旗。我还是第一次这样看。看着星条旗在微风下轻轻起伏，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对我来说，“女生之邦”会成为一个新事物的开始。这个事物将会用一种未知的方式改变我的生活。因为，我已经发现隐藏在我体内的另一个自我，她带着等待完成的使命迸发了出来。
当我登上公共汽车，和詹妮弗最后一次拥抱，我默默地重复着“女生之邦”的箴言：
“永远向前，永不退缩，未来就在，我们肩上。”


第四章老爸评论：女人治国

政治不是女生感兴趣的话题。Kate有点特别。她对美国的总统历史非常入迷。她甚至记得某个总统夫人的身高是几英尺几英寸。有个教授不相信，跟她打赌考她一个问题，当然是教授输了汽车。考虑到人类灵魂工程师那点可怜的收入，Kate最终没有拿走他的汽车。
对总统历史的兴趣，并不代表Kate有意从政，或者嫁个政客，赢不了选举只好去赢个被选举人。不，她到目前为止对从政没有兴趣，但是她对政治的好奇心高于许多同龄女生，对社会问题的争论常常是跟她老爸翻脸的原因之一，虽然我们都是民主党人。晚餐时间观看和议论新闻成为我家餐桌上的一道必备之菜。我希望她了解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政府结构。
每个国家都需要对孩子进行政治训练。有些国家的政治训练限于理论，也就是告诉未来的公民们本国的立国原则、政治制度、政府结构等等。有些国家还要加上实习训练。譬如美国，因为这里的教育者认为，民主不只是一种政治理念，而是一种修养，一种生活方式。如果没有这种修养和生活方式，民主只是一句迷人的口号。
在小学时，学校组织模拟总统选举，Kate投了克林顿一票。在初中时，她随学校的“首都访问团”参观了华盛顿特区，本州选出的联邦参议员还讨好地给这群初中生们安排了一个特别的节目——作为嘉宾参加白宫欢迎中国朱基总理的仪式。到了高中，“女生之邦”是一种更有深度的爱国主义教育。
“女生之邦”就是了解美国政府的一种训练，它是由美国民间的非营利组织“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全额资助和组织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是由美国老兵组成的一个极其爱国的组织。组织“女生之邦”是为了帮助高中女生亲身参加政党政治，组成模拟政党和政府，从而实习美国政府的运作方式。
参加的女生是从全州各高中推荐并经过面试挑选的，这些女生是在领导才能、社区服务、学校活动中表现出色的学生。四百多名高三的女生们在学期结束前集中一星期，学习公民的权利和责任、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的规则。女生可以竞选州参众两院议员，可以竞选从市长到州长的各级政府官员职位，可以竞选联邦参议员。当选议员要起草法律提案，竞选官员的要制订施政纲领，挑选任命官员，两个被选成联邦参议员的女生将要到华盛顿特区，与其他州的“当选议员”组成议会，决定“国家大事”。
为什么“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会认为这个活动能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呢？因为爱国是要参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府建设，并且愿意拿出自己的金钱与时间来奉献给国家的进步。爱国不是一种招摇过市的免费作秀，爱国需要的是奉献。肯尼迪总统曾有一句名言：“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耶鲁大学1773届的内森•黑尔在被英军绞刑之前说：“我一生无悔，遗憾只有一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
从华裔美国人的历史来看，华裔的地位提高也是与其政治参与度有关。Kate在“女生之邦”面试时说：“我5岁来到美国，要做好的公民，我更需要了解美国政府的运行方式。我还需要知识向周围的华裔移民家庭介绍政府的结构和功能。”
Kate不是一个盲目的爱国者，她不会因为布什总统说要打仗，把国旗一舞，她就会跟群众一起扭着秧歌去支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我一直怀疑Kate的动机并非她所宣传的那样单纯，因为她稍后又参加了她不热衷的选美活动。她是一个理性的书呆子，会不会她是在建设自己申请大学的简历？因为如果没有“女生之邦”和美少女的成功，她的形象比较单调，特别好的大学不会要一个书呆子。
读到此章时，你恐怕已经不怀疑Kate的写作能力，她还是一个很能写煽情演说的笔杆子。她常常代那些竞选学生领袖的朋友写演说词、设计竞选口号和海报。她能在“女生之邦”活动中竞选上州教育部长并不令我奇怪，如果她不跟州长候选人同住一屋、被她的严峻所吓倒的话，Kate一定会竞选州长。我可以想像她像个好莱坞演员一样打飞吻，像个政客一样高呼竞选口号。
参加“女生之邦”的一个收获是，Kate发现自己可以发表公开演讲而不怯场，可以像政客一样站在讲台上表情投入地向选民挥手，可以与陌生人亲切握手。她具有相当的推销能力，这种能力在稍后的选美和大学面试中起了重大作用。她的这种能力并非从天而降，是在课堂和家庭辩论中积累起来的。主要的原因，她也许不承认，又是爸爸的基因遗传，以及在家里长年忍受老爸我唾沫四溅、慷慨陈词的一个意外回报。Nopains,nogains（有付出才有回报）。


第五章全国青年领导论坛——现实与理想（1）

每个人小时候都有一个梦想，或者是想做一名律师、一名演员、一个歌手、一名教师，或是一个医生。至于我呢，辛普森被判无罪之后，我断定：所有的律师都是贪得无厌，为了大把钞票就满嘴谎话的大骗子。我不是国色天香，当不了演员。我五音不全，唱起歌来能逼得山羊跳崖。至于教书嘛，我脾气那么糟糕，有可能因为打学生板子坐牢，而不是被评为“优秀教师”。
因此，我的选择落在了医生上面。别误会啊，我真想成为一名医生。我喜欢帮助别人，喜欢出现在别人危难之际。我尤其喜欢想像自己作为一个权威的医学博士威风凛凛地走在医院的大厅里，满心热望的实习医师们一路小跑跟在我后面。
我不是为了钱，比起以往，医生的收入实际上已经下降了。而且繁重的工作足以让人身心俱疲，两相抵消，收入丰厚的优点也就不算什么了。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成为Dr.KateWang，医学博士（MD）加哲学博士（Ph.D）。在高中的时候，我尽量多选自然学科的课程（7门），为我将来的选择做准备。我逐字逐句地细读了每一期《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的“顶尖大学”栏目，把最好的医学院都用荧光笔画出来，比如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我甚至选择了专业：儿科。顺理成章地，我的兴趣也曾在几类中徘徊不定：妇产科（当知道我必须要接生的时候，我赶快抛开了这个念头）、皮肤科（我也放弃了，因为我不想给那帮富婆们吸掉脸上的肿胞，帮助她们皱巴巴的脸恢复人造青春），甚至眼科（整天让别人比较眼镜的度数可不是我想像中那么好玩）……最后，我的念头又转回到儿科。
所以，当然了，我急不可待地报名参加了全国医学青年领导论坛(NationalYouthLeadershipForumonMedicine,NYLF)。虽然会费很贵，算飞机票在内就有2000块钱。但是我跃跃欲试，爸爸也说，这会是一次很好的经验，帮助我学习和发现自己。
于是，我挑了六月底在旧金山举行的论坛（其他地点包括波士顿、华盛顿、休斯敦、洛杉矶），一方面是因为离家近飞机票比较便宜，迎合了我这个小气鬼的心理；另一方面，那里的医学临床声名远播。我真正一个人去一个陌生的城市，这还是第一次呢。我好兴奋啊！
“9•11”以后，机场的安全检查比渔网还密，简直是滴水不漏。我们提前三个多小时到达机场，但是我父母不能通过安检关闸，所以在等待登机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只好自娱自乐。真后悔没有带吃的过来，机场的东西好贵啊，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虽然爸爸给了我两百块做路上的花费，可是我舍不得花，因为，哈，如果我有剩余，爸爸肯定不会收回的。我精心计算了一份最便宜但是足够填饱肚子的午餐，想不到吧，才花了四块钱。
我东张西望，看有没有论坛参加者“潜伏”在机场。看来看去只看到一个十多岁的男孩，他一副闷闷不乐、爱理不理的神气，耷拉着眉毛坐在那里，我可不敢跟他搭话。
飞机航行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昏睡，一边还想，万一飞机坠毁了，我这么迷迷糊糊地肯定做了糊涂鬼。当然了，飞机安全降落了。我原来设想在机场会有一个盛大的来自NYLF的欢迎仪式，结果扑了一场空。我只看到一个面带微笑的卷发青年举着NYLF的牌子。
咦，这时候我发现，原来那个板着面孔一言不发的男孩果然也是来参加论坛的。当看见一个也在等车的金发美女时，他终于开口了。我想，嗯，我还是不够有魅力，没法撕掉贴在他嘴上的封条。
言归正传，我原以为我带的行李够充分了：每一种场合、身份的衣服都带了几件，职业装、休闲职业装、休闲装。我甚至专门去买了新鞋、裙子和一个大手袋，这些花了我很多钱，想想我多小气啊。现在我吓了一跳，天哪，这些女生真是全副武装。每人两个箱子，再加一个背包！那个卷发男孩点评说，我的箱子是他这一天里见过的最小的一个，包括男生在内。真糟，我准备得太不充分。
上车的时候，我的心又往下一沉，熟悉的高中生活映入眼帘。浓妆艳抹、俗不可耐的女孩，声音尖锐刺耳，浓重的香水味挑逗着男生。我懒洋洋地坐着，假装靠在车上睡着了，只和一个书呆子气很重的女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她的眼睛透过厚厚的、粗糙的眼镜闪着激动的光。oh，妈妈呀，论坛肯定会让我失望的。
伯克利的克拉克•柯校园非常漂亮。典型的加州建筑风格，漆成白色的外墙，贴着橙红色的瓷砖，校园里到处是棕榈树、绿色的灌木丛、喷泉，比“女生之邦”的宿舍不知道强多少倍。同样，校园里人山人海。我怎么也找不到我所在的弗莱明组（所有的小组都取自一个名人的名字，我的小组是以青霉素的发明者亚历山大•弗莱明命名的）。
不过很快，我胖胖的室友一阵风一样刮过来，把我刮回了宿舍。她叫凯瑟琳，来自西雅图，酷爱在eBay网上买鞋（她已经买了70双了）。我们的房间设施齐备，有两张床、两个衣橱、两张桌子、两个抽屉，每样东西都安排得恰到好处。凯瑟琳看到我的小箱子大为惊讶，她得意地让我看她的两个箱子和装得鼓鼓囊囊的背包。还没喘口气呢，她就紧接着喋喋不休地说她太激动了，她是怎么在我们这组里发现了一个大帅哥保罗，她想买一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T恤，哇啦哇啦说个没完。不是我的同类。她人很友善，但是太平庸了。
我飞速换掉在旅途中弄皱的衣服，跑下楼去见我那组的成员。每一个小组都在不同的房间开会，也就是所谓的“医学会议”。我们组大约有20个人，虽然人数少，但是照样拉帮结派。“酷哥”们已经开始称兄道弟了，包括帅哥保罗、几个不怎么帅的男生和一个亚裔男孩。有两个不酷的男孩看见这么多女生，脸“刷”一下就红了，东张西望，眼神净往角落里扫。
女生更能放得开一些，像我室友这样吵吵闹闹的“自来熟”们已经在大惊小怪地互相恭维对方的衣服，分享彼此的购物心得。我强忍住自己，才没有在这么郁闷的空气里打出哈欠，像以往一样，自然地转向亚裔女孩。唉，可惜，里面也有一个属于我最不喜欢的那种。富有、俗气、自以为是、娇生惯养、浑身上下都是名牌的中葡混血儿，她和大牌明星罗宾•威廉斯的孩子在同一家私立学校读书。甚至她的名字也带着不可一世的味道：祖利娜（Zurlina）。其他亚裔女孩更合我的胃口。普尔妮玛是印度人，因为民族的关系洋溢着一种异国风情。她非常真诚，快活，甜美。阿利桑德拉是华裔，同样很随和，不娇纵。另外那些都差不多，我花了整整两个星期才理顺她们各自的性格特点。
吃晚饭也是拥挤不堪，队排了好长。排队的时候，我搜罗了一圈，发现亚裔学生差不多占了论坛的一半。我挨个读着他们的名卡，很多人来自偏僻的小镇，而不是大城市，这让我大为惊讶，得克萨斯的舒格兰、弗吉尼亚远郊的某地、田纳西的一个小镇……


第五章全国青年领导论坛——现实与理想（2）

人们来自五湖四海，看上去个个都很成熟，一副久经世故的样子。女生们穿着性感、昂贵的衣服，男生穿着拉尔夫•劳伦。一个有钱孩子的聚会，这个论坛肯定是这样。想想会费就不该觉得惊讶。我只希望他们的脑子有他们的财富一半多就好了，因为我可不想把我宝贵的假期浪费在和白痴们说话上面。
结果证明：大多数人非常能干。与少数的绣花枕头不一样，这些有钱孩子知道怎么去用他们的脑细胞。他们人情练达，有凝聚力，尤其突出的是：多才多艺。有很多人是舞蹈家、歌手、数学家、电脑神童。不用说，他们的父母都出自名校，他们的家族和常春藤学校有这么深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他们的曾曾祖父就是从那里毕业的。也许大多数人的父母或者家庭成员都在医学界（这说明了他们为什么那么有钱），这些孩子也立志成为医生。他们每一个人不是要进哈佛、斯坦福，就是耶鲁、普林斯顿。甚至都不把华盛顿大学、伯克利这样的学校放在眼里，他们就知道哈佛、斯坦福，斯坦福、哈佛。我发誓，那天我听到旧金山的冷风也在我的窗外呼啸而过：“哈佛、斯坦福。”
第一天晚上，好玩的事情发生了。我在新楼里迷路了，我走错了楼层，拧开厚重的门就想进去。门开了，我面前出现了两个光彩夺目的金发女孩，一个是加州海滩的宝贝奥布里，一个是乔治亚州的可人儿。加州宝贝是我们组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女孩。她比我们大多数人的年纪都要小（她才15岁），看上去天真无邪，但实际上极其成熟、聪明、有判断力。她对那些八卦闲谈嗤之以鼻，渴望真正学习一些东西。乔治亚可人儿非常友善，她有那种非常典型的南方观念。她的南方口音悦耳动听，她也是被宠坏了。但是这种娇惯很可爱，经常令你为她的过分哈哈大笑。她们两个带了好多东西，奥布里的父母甚至送了一大束芬芳的百合花。她们把成堆的优雅衣服、皮鞋、指甲油、化妆品和有机食物一一摆出来，我的眼睛越瞪越大。三个小时内，她们把一个公共宿舍变成了她们的行宫。
论坛开始了，我黏住奥布里和普尔妮玛，我们一起听医学演讲，一起吃饭，一起逛伯克利最有名的电报大道。流浪汉们藏在街角鬼鬼祟祟地窥视，让我们有一点不安。一个人甚至向我们组的人兜售毒品，但是大体而言，没有什么真正的危险。
伯克利校园周围的大街小巷绝对够刺激。到处是专卖店，异国情调的咖啡馆、小卖店，这，就是一个大学生的梦中天堂。每天，我们都选择不同风味的饭馆来尝尝鲜，乐此不疲。两个礼拜后，我们已经吃遍了亚洲餐、地中海风味的饭馆、经典美国菜和日本菜。
医学专题讨论会本身没什么可挑的了。各个专业的名医或者是在小组和我们交流，或者在讲坛上演讲。但我很快就明白我关于医生职业的美丽的肥皂泡破灭了。医生要牺牲的太多了：家庭、私人时间、健康、精力。我怀疑在有些时候，也会失掉正直的品质，为挣快钱而不遵守神圣的医德。
我不想责怪什么人，但是我不想变成这样。家庭对我非常非常重要，比任何财富、名声都重要得多。我想让我的孩子在我身边长大，但是很多医生却做不到这一点。外科医生每周都要在医院值90个小时的班，这是我父母上班时间的两倍啊！
虽然医生们马上补充说，在这样光荣的职业中，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但是我原本坚定的目标开始动摇了。是的，我想帮助别人，但我想这样去帮助别人吗？我遇到一位叫亚登的华裔儿科医生，她的工作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状态。她每周工作40个小时，有私人诊所，有些人从一出生就是她的病人。但是在我见到的几百个医生里面，她太例外了。我选择这个职业的可能性有多少呢？我心里激烈地斗争着。我这辈子惟一渴望的事业被论坛搅黄了，而我原本还想借这个机会来坚定我的信心呢。我不敢告诉父母我的这些情绪波动，因为他们已经在外面放出大话来，说我要成为一个名医。好吧，再多想想吧。
天不遂人愿，几乎我参加的每件事都让我离原来的目标更远。一天，天气非常闷热，我们去参观不知道在什么鬼地方的加州大学戴维斯（UC－Davis）医学院。在那儿，我第一次看到尸体，第一次触摸骨骼，第一次戳干瘪的胸部、躯干和器官。我早就知道解剖人体是通往医学博士的必经之处，但是现实太让人别扭了。
我性格敏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尸体不是人，而是科学工具。对我来说，他们永远是人，我没办法设想用刀割开自己同类的身体。我这一组的很多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戳一个已经放了12年、差不多分崩离析的80岁老太的尸体。我觉得一阵恶心涌上喉咙，要使尽全身气力才能压制住。当我触摸每具尸体的时候，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想：这曾经是一个妇人，这曾经是一个孩子……这个人曾经生活过、呼吸过、爱过、感受过。
我不能克服这种想法。虽然外面是华氏100度，应该是闷热不堪，但我走出大楼的时候一点也不热。实验室的冰冷现实中和了室外的高温，我明白，我不能做一个医生。不仅仅是尸体本身，尸体只是把我这周碰到、想到的所有问题推到了顶点。但是我没有生气，也没有伤感，或者沮丧，我觉得很开心。我自由了，不必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稍微有一点后悔，但是我意识到，只要有激情，能全心投入，我还可以有许多选择。不一定要做一个医生才能去帮助别人，这个认识让我摆脱了枷锁。
参观、开讨论会和演讲可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我们要研究公共健康计划，最后要呈交给论坛组织者，优胜者会获得资金来实现他们的想法。我分在“营养不良研究小组”，对这个问题我深有感触，因为不论是在中国、在美国，还是在电视上，我都看到那么多的穷人。
人算不如天算，好可惜啊，像往常一样，我和一个懒惰的小组绑在了一起。他们更喜欢互相调情而不是工作。一个男生，保罗，绝对是一个女生杀手，虽然他的扭捏作态让我怀疑他是否同性恋。他把其他人搅得一塌糊涂，我不得不拿出点项目领导的威风，板起面孔要求大家通力合作。我大声指挥他们，告诉他们，我绝对不能容忍懒惰，才不在乎所有人都会讨厌我的老板作风呢。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组织集体讨论，从网络上搜集资料。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在学校讲演、散发小册子、请特约嘉宾演讲、筹募资金来告诉社区营养不良的严重性。我精心准备了要在陈述那天进行的讲演，其他人的懒惰也让我担心得睡不着觉。
负责在一个大类中协调几个小组（包括营养不良、艾滋病、水质等等）活动的主管彼得是从韩国收养的孩子，曾经和他的管弦乐队到中国演出。他非常善解人意，谦逊有礼，不毛毛躁躁，莽撞行事。不用说，彼得很有吸引力，不像帅哥保罗是典型的幼稚孩子。可惜啊，彼得已经有了一个女朋友，就是在论坛认识的。


第五章全国青年领导论坛——现实与理想（3）

说到约会，那可是论坛的大事儿。看起来好像所有人都勾搭上了，而且出奇地快。我刚到的那天，看到两个人纠缠在一起，深情对视，很响地打kiss。男生比较有利，因为女生人数远远超过他们，比例大概是4∶1，所以女生实际上要互相践踏才能吸引男朋友。我悲哀地对普尔妮玛和奥布里（现在我们是铁三角）说，有些人好像不是来学习的，而是来增加社交生活的被征服者的。
有时候作为局外人，看别人调情也是一桩乐事，尤其是保罗对奥布里一厢情愿，他为了引起奥布里的注意，故意吵吵闹闹，搞出很多事，但是奥布里完全麻木。当然，很多女孩没这么干，只不过因为家里已经有男朋友苦苦守候，纵容调情游戏会让她们觉得有罪恶感。
克莱尔，一个老于世故的南方美女，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魅力，拿着她男友的照片四处招摇，不时地跟别人谈起他。有一些小狐狸忘记了家乡望穿秋水的男友，奋不顾身地到处勾引别人。我很想评论是非，但是转念一想，我自己还没有约会过呢，现在也没有心上人，所以还是不批评为好。至少，这种八卦故事在冗长的医学会议里多少带给了我和朋友们一些额外的谈兴。
抛开论坛上那些大草包不说，我也确实遇到了追求和理念相似的同路人。前面已经提到普尔妮玛和奥布里了，还有雅典娜、索妮娅、雅姬、拉马纳。雅典娜是个华裔，我是在餐厅开始接近她的，因为她的名字太独特了，这个名字取自希腊女战神（雅典娜）。她非常安静，不迂腐，也不张扬，只是一个可亲的加州女孩。
索妮娅完全不同——她是一个脾气火爆的巴基斯坦靓女，反应敏捷，有一种坏坏的幽默感。她和印度裔的普尔妮玛的成长经历、文化背景都非常相似，但是她更成熟，因为她来自纽约市。拉莫娜二十多岁，是我们医学小组的顾问，一个非常智慧的女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她经常用一种公事公办的态度提醒我注意一些问题，小组的懒虫们不喜欢她，但是我看到了她对专业的热爱。
雅姬看上去很普通，实际上充满了矛盾。她游弋于我的这帮人和另一帮“populargroup”之间，和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和睦，但是不和任何人走得很近。蒙她的信任，向我倾诉说，她的梦想是考进她父亲的母校——斯坦福，但是大家都认为她考不上。有一次，她打听到我的SAT成绩，就把我当成活菩萨，求教“怎样进入一所好大学”。我自己也是初出茅庐，但是她的绝望和无助让我心里非常感动，就鹦鹉学舌地把书上看到的东西讲给她听。
最后一天很快到来了。我们的公共健康计划被展出，还获得了表扬，虽然我的小组没有获奖，但是我觉得非常自豪，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好的陈述，也很高兴我不必再紧张失态了。
那天，女生们花了很多时间躲在房间里打扮自己，准备去参加旧金山海岸的巡航。很多人带来了正式的晚礼服，但我却只有一件在中国买的粉蓝色的“A”字裙。普尔妮玛和索妮娅都穿着印度和巴基斯坦传统服装，看上去令人目眩。有的女孩已经计划好了自己的舞伴，我只是把这次出游当成一次机会，可以吃吃喝喝，和朋友们度过最后一晚。well，至少一开始是真的吃吃喝喝了。
我们上船的时候，还是阳光普照，但是凛冽的凉风，已经预示了我们要度过一个寒冷的夜晚。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人太多了。我和朋友们只好坐在冷风中吃饭，甚至没有桌子。食物比餐厅粘糊糊的大锅饭要好得多，松脆的面包，喷香的意大利面条，美味的凯撒沙拉和各种软饮料。甜点最棒，柠檬奶酪蛋糕、草莓奶酪蛋糕等等。我每种风味都吃了很多，但很快就后悔了，我快撑死了，接着又开始头痛。
整艘船音乐轰鸣，更加剧了我的头痛。主舱里的桌子都被清除了，布置成一个舞厅，一百多人摇头晃脑，蹦蹦跳跳，饶舌，嘻嘻哈哈，摇滚，流行曲，什么都有。我不是个舞迷，尤其不喜欢这种喧闹的音乐，黏糊的舞姿。
实在不能忍受舞池里过分的亲昵，我跑上楼，灌了好几杯热茶。我的朋友们都各自为阵了。我看到普尔妮玛已经迷上了懒鬼保罗，哪儿都看不到奥布里，我只好独自坐在桌边。
太无聊了，我又下楼来。还没来得及再次心生厌恶呢，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亚裔男孩走上来请我跳舞，我很快地说“no”，然后又上楼了，再也不给任何人机会请我。我不喜欢和陌生人跳舞，除非他们特别特别帅。当然了，所有的帅哥都已经名花有主了。
当我无聊地用手指敲着桌子，恨恨地盯着露骨地献殷勤的保罗时，彼得走了过来。刚才我看到他和女朋友跳舞，但现在，他在休息。我们倾谈了一小会儿，我告诉他我对斯坦福有兴趣，他回答说他父亲从那里毕业，所以如果我想多知道一些，尽可以问他。我太高兴了，终于在这里碰到一个男孩，可以和他讨论一些别的，而不是漂亮女孩、电影和汽车。
巡航结束的时候，我困得都可以昏睡百年了。我看到了朋友们，还没来得及重温友谊，我就在汽车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头痛欲裂，胃也在泛酸，这是前夜放纵食欲的报应啊。我挣扎着起了床，收拾好小箱子，把所有东西都拖到楼下。在这种时候，我终于可以暗暗得意：幸亏行李少。每个人都气喘吁吁地又背又拽的时候，我轻松自若地把箱子送上了汽车。
但是，分别，这是艰难的一刻。所有人都聚集在空地上，互相拍照。这一天非常美丽，第一次没有任何人的滑稽行为让我不愉快。好像离别的悲伤冲掉了我的挑剔。我抓住拉莫娜、奥布里、普尔妮玛、索妮娅、雅典娜、金格尔、雅姬、彼得，和他们合影留念。我们交换Email，互相许诺要保持联系，还开玩笑说，我们要在哈佛和斯坦福再相逢。
然后，我们分别了。
我的大巴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我站在原地，看着广场慢慢地空了，热闹的喧哗，青春美丽的身影，都已经慢慢地不见了。一种伤感的、意味深长的寂静。不等难过的情绪袭上心头，我迅速上了车。我不伤感，不失望。我已经学到了很多，得到了很多，我认识了很多出色的人，和他们成为了朋友，并将保持联系。没有什么可失落的。
在飞机上，我静静思索此行的诸多收获。我满怀对医学职业的自信而去，却无业而归。算是一次失败的经历吗？不是，我获得了对自己的认知，获得了新的可能，新的前途。这些绝对值2000块钱，我非常肯定。我迷途知返，把自己从不现实的梦想里救了出来。想想我差一点就投身于一个被我的想像美化了的职业，如果我真的去做了，未来会有多失望，会交多少学费，会浪费多少精力啊。现在，这一切都免了。
现在，我有更好的期待。


第五章老爸评论：我的未来不是梦

每个孩子都在想长大了做什么，有些孩子会经常变换想法，Kate不是。她从小想当医生，这一点没有变过。许多家长希望孩子能当律师、医生，这样的职业社会地位高，能挣钱。
我认为医生的学习时间太长：四年本科，四年医学院，四年实习医生，出来了嫁给谁呀？当律师还差不多，时间短，四年本科加三年法学院，当个公司律师，把钱往口袋里哗哗地赶。可是，为了客户利益，公司律师会被迫违背良心，时间一久习以为常。所以，Kate决定不当律师，怕自己没有勇气伸张正义反而去颠倒黑白。
梦想是美好的，现实也许不。我记得有个朋友的女儿想学IT，参观了英特尔的研究中心后就改变了主意，她说没法接受在格子间里敲计算机那种工作环境。为了帮助Kate了解医生的职业，我们鼓励她做了三件事，去体会医学临床或研究。
第一件是临床方面。从高一开始到现在，她每个周末花四小时去一个医院做义务护士，观察白大褂的医院生活。通过观察，Kate并没有热爱这种工作方式。
第二件是高二结束后的暑假，去了华盛顿大学的基因医学实验室做研究助理。华盛顿大学医学研究非常好，当年的（2001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就是由华盛顿大学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的主管李•哈特韦尔获得。
这是Kate特别幸运的机会，一个高二学生能接触到世界上顶尖的医学研究室。同样是中国留学生出来的于幕君教授和冯庆华夫妇，帮助Kate进了冯博士管理的实验室，并让Kate在他们家吃住几个星期。到了周末，小天才哈尔•陈的爸妈就把Kate带回几十里外的我家。这个经历让Kate知道，她不喜欢跟实验室打交道，她喜欢跟人打交道。
第三件是到了高三，她去了全国医学青年领导论坛医学分坛，这个活动让她深入观察到高水平医学临床和研究。结果是她彻底放弃了做医生的想法。
全国医学青年领导论坛是一种学习夏令营，为期一周，分为国防情报外交组、法律组、医学组，后来加入了技术组，组内还有细分专题。它的目的是帮助高中生接触专业生活，增加对未来职业的了解。在各个专业方面，有杰出的专家介绍专业和培训参加者。NYLF是自负盈亏的非营利组织，也接受社会捐助。从1992年建立以来，先后有五万多学生参加了这个活动。
参加这个活动要花钱，所以都是家境比较好的孩子去，倒不一定是表现杰出的学生。穷人的孩子可以申请奖学金，但穷人的孩子会对这个感兴趣吗？许多家庭送孩子去是为了让孩子课外活动更丰富，填到大学申请表上很好看。我也有这个想法。后来发现对上顶尖大学没帮助，NYLF不是什么优秀性的代表。
Kate发现NYLF成了有钱孩子俱乐部。譬如Kate在NYLF的室友，就是来回坐头等舱、有70多双鞋的有钱小姐，有的孩子家里有私人喷气飞机。这些孩子的成绩并不特别优秀，可是个个都想进入名校。她们还真能进去，因为家里有钱，爸爸又是校友。就算是进不了，小姐们可以找个名校旁边的私校混混，近水楼台勾上一个名校男生，搞不定书本难道还搞不定书呆子？
我认为Kate有机会看看有钱人家的孩子，如同看看穷人家的孩子一样，对人生非常有帮助。生活在一个商业社会，不能敌意对待商业成功人士的生活方式。穷不是光荣，富也不是可耻。Kate多少对富人有些妒嫉之心，所以对财富装得不以为然。我告诉她，在商业社会要学会对金钱的尊重，如同尊重劳动一样，除非你有理由相信别人的钱财取之无道。
从NYLF回来，Kate终于决定不做医生了。她现在想学的是心理学或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政府学等，她决定到了大学二年级后才选专业。美国大学容许学生一开始不选或改变专业。譬如从小就想做医生的艾米，在MIT的第一学期就发现自己不再想当医生了。
我常常听到第一代移民家庭的这种故事，父母要孩子学多挣钱的专业，可是孩子没兴趣，大学毕业后又按自己的爱好重新学习一个赚钱少的专业。我们这代人经常是追求较好的收入和权力，很少考虑自己的爱好，也许我们就是爱好功名和金钱。
然而六位数的高薪和耀眼的职务，能看见蓝天白云的大办公室，常常不能还给我们一个明亮的心情。
2000年时有许多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向美国一位大投资家讨教人生忠告，他说：做你深爱的事情，你才会幸福。他没有劝人跟他一样做投资人，虽然能赚大钱，但并不是人人都喜欢这个工作，也不是人人都有投资的天才。
我有个朋友是俄国人，刚来美国时很缺钱，记得他那时老是想多挣钱。每次谈到人事和工作时，他爱问：“多少钱？”他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师从研究劳动经济学的詹姆斯•赫克曼（2000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再后来把赫克曼退掉去学挣大钱的证券专业，博士论文都不做就出去打工了。我最近写电邮给他，说听朋友讲他在挣大钱。他回邮说，钱没有意思，目前工作只是为了保持在美的合法身份，有了绿卡后就想去科罗拉多州的滑雪场做一个skibum（滑雪流浪汉）。
曾经有一个英国年轻人，替我做数据编程，他是合同工，有活时在西雅图干，没活时他就跑到洛杉矶或英国，白天写程序，晚上在酒吧演奏音乐。他说，靠音乐他没法挣足够的钱，所以需要一个挣钱的工作；没有金钱，他没法活下来，没有音乐，他活着就没有乐趣。
我自己对经济学研究没有激情，我知道做一个没有激情的工作有多么无聊。在美国这个富裕的社会，第二代移民不需要为了生存而工作，因为她们实在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她们的智力和文化背景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再说，Kate也不会听从我的安排。对吧？
每一代有自己的活法，父母要学会从舞台走到看台。


第五章中国之夏(上)

人们经常问我：“你更喜欢中国还是美国？”这可真是个傻问题，你怎么能拿不同性质的苹果和橘子相比呢？我喜欢苹果，因为它果肉饱满，咬起来“咔嚓咔嚓”作响；我也爱橘子，因为它甜美多汁。同样，我喜欢美国，因为她机遇多多，乐观向上，而且，她养育了我；我爱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她生育了我。
所以我很高兴能生活在美国，也一直盼望能回到中国——这个念头经常不由自主地蹦出来。看这个词：“回到”，不是“访问”。“访问”听起来这么见外，这么有旅游的味道，好像我已经完全变成了美国人，好像对我来说，中国不过是另一个观光和品尝美食的景点。
不，绝对不是这样。我是“回到”，因为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家族在那里，我的根在那里。我讲得这么骄傲，这也是我和一些华裔同学不同的地方，她们只是把中国看成一个阿里巴巴似的藏宝库，那里有便宜货、好吃的，可以用值钱的美元买盗版光碟。我记得小时候我也是这样，只是把中国之行当成一个炫耀美国的富足和优越感的机会。现在，再也不会这样了，我只有一个单纯的愿望——回到祖先生活过的地方。不管怎么说，克服了无知的外国游客作风，是我这几年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
虽然每个暑假我都想回国，但不是说回去就能回去的。之前的那个暑假，我在华盛顿大学做研究助理。而且，我妈妈每两年才能攒够一次长假，陪我一起行动。不管怎样，2002年回国之前，我兴奋得要命，两年以来，我成熟多了，现在希望能探索、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这一次我要去上海——亚洲的巴黎、中国传统与现代融合的麦加、中西文化交相辉映的地方。
我花了好几天时间一遍又一遍地整理行李，把那些邋遢随意的衣服都排除在外，把我最成熟的夏装、裙子、内衣挑出来，装在两个大箱子里。装上化妆品、洗漱用具，还有让我后来非常后悔的——带了太多鞋。我甚至带了怎样写申请大学短文的书、AP英文暑假作业和SAT专题考试的复习书，这个也令我追悔莫及。最糟糕的是，我兴致大发，要带上一对12磅重的哑铃，因为我刚刚练出一点肌肉，可不想在中国又变回脂肪。
我特意带了一个几乎没装东西的空箱子，计划在中国大采购。我琢磨着，如果在中国能解决了所有在学校穿的衣服，那我可就省了一大笔钱。而且，中国的衣服样式非常独特，在美国，所有人穿的都是千篇一律的牌子和款式，不是GAP，AmericanEagle，就是AbercrombieandFitch，等等。我想穿真正的中国传统衣服，可以显出我的独一无二。
我从旧金山的全国医学青年论坛回来两天后，就和妈妈出发了，真是马不停蹄。爸爸那时已经在中国了。要离开后院的鲜花和草坪，我有一点点难过，但是一路想着外婆、外公、表兄、表妹，想着中国，这种感伤就被驱散了。
深夜。我们在上海降落了，疲倦不堪，心情烦躁，又辨不清方向。爸爸的一个朋友本来要来接我们，但是联络不到，我们只好自己打车。哇，简直吓坏我这个小气鬼，花了一百多块钱呢。
爸爸的另一个朋友胡叔叔被美国公司派到上海工作，我们就住在他家位于浦东的豪华公寓里。我一头扑到床上。现在已经在中国了，但我的意识里还没有接受这个现实。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好，噩梦不断。好像不是个好开始哦！
第二天，久违了的中国清晨的忙碌脚步声轻轻把我唤醒。我躺在床上，微微笑着，静听汽车喇叭声、摊贩的叫卖声……在家里真好，我想。不对，我又想到，家在奥林匹亚。但是，还是不对，这里也是家。
我跳起来，开始了新的一天——去南京路购物。我们乘坐地铁前去，这可真是新鲜的经验，因为在美国我只坐过一次地铁。潮水一样的人流和喧闹声，很快就把我同化了，好像我天天如此，生活在中国。当我走出车站，步入南京路，看到两个白人背着旅行包、拿着地图招摇过市，我不由自主地把他们定义为“外国人”——我已经完全成为中国人了。
我和妈妈开始狂热地购物，我们在每一家店都买衣服——我在刚开始的半个小时就买了三双鞋。剩下的这天真是老天保佑。我喜欢砍价，更胜过真的买东西。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浑身上下挂满了购物袋，不停步地走了8个小时，脚疼得要命。像前夜一样，我很快就睡了，但是这一次，睡得很香。
第二天，我们飞去成都。我被成都机场的富丽堂皇惊呆了，就好像以前的一个牛羊集市变成了一个高级的技术奇观。两年，对巨变的中国是很长的时间啊!
我们去了爸爸讲学的大学，住在那里的一个宾馆。在那儿，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间。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完全可以独立。我把所有新买的衣服摆在床上，和我的美国衣服摆在一起，看怎么搭配最成熟又自然。
那天晚上，开始了一轮美食盛宴，把我沉睡的味蕾唤醒，进入到火爆、热辣、美味的四川菜里面。告诉你啊，我妈妈是一个好厨师，但是在中国有这么这么多种多样的新鲜配料，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在这里，绝对可以提高烹调技术。
清晨，我尽情品尝新鲜蘑菇，旺火煸出的青菜这么好吃，真让人惊讶——我是在一个美食天堂啊！美国超级市场的植物激素喷射出来的蔬菜水果，和中国自由市场上水灵灵的农产品根本没法比，一个是阴影一个是阳光。我对着堆成小山一样的新鲜水果直流口水，逼着妈妈买了一大袋鲜灵灵的水蜜桃，狼吞虎咽地塞到肚子里，简直顾不上后面还有一顿丰盛的正餐。
第二天，一个阿姨带我和妈妈去三星堆——三千年前的文明遗址。天气异常闷热，从空调车里走出来，雾蒙蒙的热浪“呼”一下包围过来，我差一点晕过去。虽然聪明地涂了厚厚一层防晒霜，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如果不想晒成人肉干，就必须采取中国式的防晒策略。我们下车后，第一时间就买了一顶帽子，抓了一把到处叫卖的太阳伞。
我刚刚适应了外面的酷热，又被博物馆里过分体贴的冷气冻死了。但是，迷人的文明史让我忘了室内的冰冻温度。我沉醉在令人惊异的文物面前，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导游的讲解。通常，一想起三千年以前，我眼前就浮现出这样的场景：浑身长满了毛的、没有开化的猿人到处乱跑，手指抠着鼻孔。但是这些人却不是这样难以想像、高深莫测的形象，他们能够举行复杂详尽、智力很高的敬拜仪式。真高兴我的祖先不是只知道吃、睡、狩猎和拉屎。
回到中国也有不好的地方。我很快就产生了一点小毛病和烦恼。第一，在成都，我迷上了杏干，每天都成袋成袋地吃。我尝了很多种杏干，最终选定一种，每天要吃好多，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我上瘾了，就像人们对咖啡上瘾一样。
第二，我已经不习惯公共汽车上、十字路口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推推搡搡后不道歉的行为。为了省钱，我坚持和妈妈乘坐公共汽车，没想到这让我越来越讨厌。座位是坚硬无情的塑料做的，空气污浊闷热，我被污秽的车厢表面上的臭细菌感染了皮疹。但一想到能节省钱，我就变得坚强起来。
我要提到的另一件事情可能会冒犯有些人，尽管我不是在对谁评头论足。我知道，中国人口众多，很难体谅他人、礼貌周全，这可以理解。但是，已经习惯了在美国对任何一点点小事情都说“Imsorry”，使我对成都人粗率生硬的态度非常敏感。我妈妈说，他们只是心急，并不是真的那么有恶意。但是我往往就火冒三丈，在一个粗鲁的人的背后怒目而视，以此发泄我的怒气。很多次，我暗暗压着喉咙骂不好听的话（这些大多数是我的表哥教我的），妈妈说我的汉语粗话已经大有长进。well，想要完整地感受中国，我也必须在中国骂人！
还有一些事情让我愤愤不平。相对于17岁的年龄，我显得又矮又小，很多人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子。在美国，当人们发现我已经很成熟了，足够通情达理，就会把我当做成人看待。可是，中国人不管我的行为多成熟，还是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子。我父母的朋友们经常把我叫做小朋友，这可把我骄傲的自我惹翻了。
一次，和爸爸的几个有钱朋友一起去吃一顿豪华午餐，一位女士建议说，也许我们应该在西餐厅而不是在中餐馆吃饭，因为“小朋友更喜欢”。我真是太有礼貌了，要不然一定会勃然大怒。我无声地瞪着她，压抑着愤怒，捏得关节“嘎嘎”直响。我想，也许我是太敏感了，我不应该这么咄咄逼人，因为这是文化上的问题……但我还是耿耿于怀，甚至美味的饭菜（包括很多道菜，换了十次盘子）都不能让我舒服一点。
虽然有人盛情款待、车接车送、饮食奢侈，我像一个被惯坏的城市公主，但是我真正想做的是和我外婆、外公在一起。我盼着能见到他们，还有我最喜欢的姨妈和表妹，盼着见到我出生的地方——雅安，就像美国人渴望着一份香气四溢的牛排，或者中国人渴望着一笼热乎乎的香包子。那是我的家乡，像桃乐丝在《绿野仙踪》书里说的：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家更美！


第五章中国之夏(下)

我们的家族里，只有妈妈、爸爸和我住在美国，除非你要算上我妈妈的表妹（她住在纽约市，我从不认识，我妈妈也没有真正见过）。这种感觉好孤独啊，尤其是听到朋友们谈起去祖父、祖母家度过感恩节，或者参加家庭聚会野餐的时候。甚至在华人里面，我们这样的情况也不多见。到处都听说有奶奶过来照顾孙儿孙女，或者兄弟姐妹一个跟着一个，相继来到美国。
当我想到家庭，不是想到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的家，而是想到在四川雅安，在中国的家。那是我的外公、外婆，我最亲的小姨、最喜欢的表妹、我的四舅和我不那么亲近的表哥生活的地方。妈妈其他5个兄弟姐妹分散在四川各地，大多数都已经多年未见了，她甚至从来没见过我五姨。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有多少个表兄弟姐妹，更别说叫出他们的名字了。美国人听到这一点，经常会大惊失色，我也经常觉得心里一阵难过，还会觉得羞愧、内疚，不知道为什么。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爸爸这边的亲属我就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们都住在成都。我寡居的奶奶真是个特别的人物，是出身于买办家庭的小姐。她从来就不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60年前的娇小姐了，还经常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这里被她爸爸掐掉了一句。——编者注）
总的来说，虽然我知道应该一碗水端平，但是我就是更喜欢外公、外婆。他们在我幼年的时候抚养过我，从那时起，感情就深深地扎根了。
我跟妈妈一起去雅安。我每次去都有点紧张，因为两年了，变化可能会大得难以想像。外公警告我妈妈说，她可能再也认不出老房子了，因为周围已经完全改头换面了。为什么会变化如此巨大呢？我想起枝叶繁茂、树阴浓密的桑椹树，多刺、速生的灌木丛中点缀着芬芳的吊钟花、葡萄藤，稻田里不知疲倦的蛙叫，唧唧不停的蝉鸣。
虽然路上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睡过去了，但是一进入雅安，我就清醒了。我注视着窗外熟悉的景色。大片大片、葱葱郁郁的稻田向远方无限延伸过去，农家小孩坐在路边，伴着他们的牛羊。我苦笑着想起所有西方人想像中的中国式图景——这就是一个完美的例证。
我们已经开始接近城市，我的心又一次开始“怦怦”直跳。我什么都认不出了，变化已经迅速地铺遍了整个雅安。我迷失了方向。车驶近外公、外婆家的时候，轮到我大吃一惊了。这是哪里？原来满是坑坑洼洼，路边长满了植物的老街道，现在已经让位给栽满新树的彩色人行道和平坦的柏油马路。原来绿荫荫的树丛已经被伐掉，使新建的大学公寓楼裸露出来，直接临街。
外公、外婆出来迎接我们，熟悉的脸上挂着微笑。他们没有变，看起来更精神了。但是我的表妹朱钦却彻底变了。以前她是个假小子，现在看起来简直就是个大小子。我妈妈说，她看起来很像F4里的某一个，表妹好像也挺为此骄傲。尽管我们的偏好完全相反，我们还是很快就亲近了。well，不这样也不行啊，想想，我们将要在一张大床上睡一个多月啊！
在雅安的日子过得飞快。我开始认真地复习我的SAT专题考试，写作申请大学的美丽短文。不幸，闷热的天气让我身体慵懒无力，脑子像塞住了油一样不灵光。为了清除这种感觉，我每天清晨都出去在街上慢跑，所有雅安的好市民都盯着我看，好像我是个外星人。这里的女孩子从不晨跑，男孩子也很少。我才不介意这个呢，因为跑步可以让我有时间沉思，审视周围的环境。
下午，我会在阳光下走很久，观察中国的日常生活，希望能收集和吸收一些东西，作为写作的灵感。我看到摊贩沿街叫卖货物，农民把他们的产品拉到市场，人群流动不息，这都是在美国从来没有见过的。我很高兴自己不是处处被照顾的美国人，不是只住在高级酒店里，只参观那些固定的观光点。因为这里是雅安，我可以不被人注意地到处走动，混在当地人中间，看见真正的中国。不是旅游手册上的中国，也不是西方想像中神秘的中国，而是这个国家的心脏和灵魂——就蕴藏在她的人民中间。
一有机会，我就陪着妈妈走街串巷。我最喜欢的消遣就是四处搜寻做菜的原料，怎么也买不够这么多新鲜的农产品。光滑的小黄瓜，舒展匀称的蘑菇，新宰的小鸡，酱紫色的茄子，丝一样柔滑的豆腐。我迷上了和摊主讨价还价，我的砍价本事最终被高手姨妈吝啬地肯定了。
我甚至喜欢和我妈妈的高中同学闲逛。（她们经常招待我们吃饭和旅行哦。）我的干妈从海南过来，她常常请我们去茶馆。我在那里打发掉一个个晚上，吃瓜子，过杏干瘾，听着女人们的陈年闲话，或者是失败的婚姻、调皮的孩子。清凉的青衣江轻轻流淌过城中，我沿着河堤漫步，江上的凉风使白天的炎热消褪无踪。
我希望永远也不要离开这个田园牧歌、得天独厚的家乡。多么幸运的女孩啊，我拥有最好的两个世界！但是，不是任何事情都这么如诗如画。妈妈，感谢上帝给她智慧，知道来中国是教育我人生课程的好机会。妈妈经常跟我讲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农村生产队，作为一个下乡插队知识青年的艰难，讲起留在乡下的农民朋友。所以，她的一个插队时的朋友组织了一次乡下两日游，探访她们各自的生产队，安慰一下她们的旧日情怀。
一个微风吹拂的清晨，我们九个人塞在一辆小旅行车里，“轰隆轰隆”开进农村。在到达的第一个村子，我得到一个新鲜的经验——一个真正的农村送葬仪式，放着鞭炮。当送葬队伍吹吹打打走过街道的时候，我们参观了当地的卫生站。
我早就知道，中国乡下的医疗状况很差，但是现实还是让我很震惊。药房严重缺药，设备破破烂烂，到处都有碎玻璃。手术室更吓人，床很不干净，粗糙、暗淡无光，仪器陈旧得好像是文革时期留下来的。水池锈上了脏东西，虫蛀了的木床让我想起一个呼啸而来的魔鬼。看着简陋的、带着褪色皮架的分娩床，我想我宁可死了也不愿意在这么不卫生的条件下动手术。
但是，这就是村民们拥有的全部，是他们所知道的世界上的全部，而且，他们接受了。我心里充满了对医疗条件的悲哀和对中国农民的钦佩。我只希望可以把美国朋友们和好多自私自利的小孩带到这里来，让他们看看那么多人的生存现实。我想起自己做义工的圣彼得医院，严格的洁净、最现代的技术，老天太厚爱我了。我暗自许诺，即使不能成为一名医生，我也会到中国来，尽我所能帮助农民。我不能只顾自己舒舒服服地活着，漠不关心别人的痛苦。
剩下的旅程里，这样的想像折磨着我。以前，我曾经因为一点小毛病、小伤口、头痛、擦伤就抱怨个不停，现在想起来非常惭愧。即使明天是夏季最热的一天，我也尽力不发牢骚。
但是，就算想到农民在烈日下耕作，也制止不了我在跋涉了几英里以后的完全崩溃。我就是走不动了，然后开始哭。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高温，我真的要中暑晕倒了。妈妈紧张得要命，拦住一辆拖拉机，冲向最近的一个小镇。她在那里给我做了一个最讨厌的中暑治疗。喝下讨厌的、苦苦的中药和整整一加仑冰水，很快，我活过来了。可怜的妈妈深怕我有什么意外，吓得半死。
回到雅安之前，我们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去探望一个特殊的家庭。妈妈的朋友——一个中学老师，以前对我说起过一个她最喜欢的学生，他父亲因车祸瘫痪了，母亲加班工作也被制茶机器弄断了手。一个非常出色的学生，现在却是家里惟一的劳力。我觉得这太糟糕了，他和我年龄差不多，在他前面应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跟妈妈说，以她觉得合适的方式帮助他们吧。
我开始反省自己有多幸运，有一个多好的家庭条件，不用担心要辍学去担起家庭的重任。然后，我为命运的不公而愤怒，把这样的厄运降临在这样的好人身上。与此同时，我也明白，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不公平的，永远都是这样。我们必须生活在现实之中，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听从命运的摆布，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努力、信念、希望去改变命运。
返回美国的时候到了。坐在飞机上，我觉得前所未有的沉重。是的，我会想念那些好吃的、购物中心、亲戚朋友。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留下了等待完成的工作。因为仅仅观看农村的条件是不能改变什么的，某一天，我还会回来的，我知道。只有时间横亘在我与目标之间。


第五章老爸评论：黄色的脸

Kate有很强烈的中国文化情结。她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对中国朝代的了解恐怕不少于中国同龄人。她喜欢中餐、中国工艺品和服装，对旗袍情有独钟。你也许奇怪，谁会不喜欢中餐呢？许多华裔美国孩子就不喜欢中餐，他们喜欢垃圾食品，如汉堡包、比萨饼。Kate在家讲四川话，也可以讲普通话。她喜欢中国音乐，收集了盛中国、俞丽拿、汤宝娣的《梁祝》CD。她穿着中国旗袍竞选华州美少女，她按中国传统叫“叔叔”、“阿姨”。
美国是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这里不要求你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是需要你贡献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一点恐怕为傲慢的三K党员或个别自卑的华裔所不同意。华裔后代，如同阿拉伯裔和犹太裔的后代们，在这里学会和谐相处，建设一个多元文化的社区。
华裔孩子们会不同程度地寻找自己的来源。小说《根》的作者、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里说：“所有的人们都有一个发自骨髓的呼喊，想知道自己的民族传统。想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没有这个根基，就如同水上浮萍、天涯游子。无论我们成就何等伟业，无法摆脱的孤独将伴随我们。”
Kate生在中国，长在星条旗下，5岁来到美国，她怎么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呢？下面是她近期写的一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内心历程。我把它翻译如下：
当我5岁来到美国时，我让自己相信：一个华裔移民在美国的幸福就是汇入主流社会。我是非常成功的，除了我的黄脸蛋。我取了英文名字，吃比萨饼，看卡通片。当然我还是华人。身为华人，无非意味着我没有艾德娜婶母做好吃的点心，没有像嬉皮士一样发酷的父母。
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中国的七姑八姨，而且我的父母太古板。在我追求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我拒绝认同父母那些悲剧性的经历，作茧自缚地陷入良心平安的无知之中。我压下任何把自己和中国联系在一起的潜意识，因为我想成为一个完全的美国人。然而，这种渴望没有消失，时常在我的心中掀起涟漪。
当我进入少女时代，这种悬念变得挥之不去。如许多美国人一样，我因为无法给自己定位而挣扎，我这个美国苹果派困惑了。我不知道怎样平息这个挣扎，直到我读到了亚历克斯•哈里的挣扎。我终于理解，“发自骨髓的呼喊”和“无法摆脱的孤独”产生于我对民族文化的无知之中。
我是哪一种人类？如同一个被收养的孩子渴望发现她的生母，我想发现自己的民族，它藏在过去、藏在我的家庭生命和许许多多多的华人之中。我不断地询问父母，阅读大量的中国历史和文学。我现在理解了为什么我爸爸在文革中被迫失学；为什么他的父亲在文革会被迫自杀；为什么我的妈妈会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为什么她的母亲会被送到乡下去劳动改造。理解这些悲剧使我知道自己的独特性，我的文化继承的重要性。它们不再是环绕我心中的幽灵，而是力量，这力量造就了我的今天。我的传统不是羞耻而是光彩。
我的文化意识让中华在我心中活起来了。当我再次去到中国时，我不再是一个花钱的美国旅游者，而是中国人群中的一员。我访问了乡下，活在现实之中，续上了我的中华文化，我的归依。我现在为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极其骄傲，它给了我双倍的未来。
我珍惜学习，比起中国学生来，我有自由的课堂讨论、先进的设备和免费的高中教育；我珍惜物质，因为我有了中国农民世世代代都没法得到的东西；我珍惜生命，因为我的家庭中有人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曾经因为艰难而早逝。我要实现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的潜力，去建设中美之间了解的桥梁。我不再是一个怀有偏见、失去方向的孩子，我是一个了解自己、决心坚定的年轻女性。
我爱自己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人民和历史——他们是我的文化、我的人民、我的历史。美国是我的收养母亲，把我养大，中国是我的生身母亲，她总是在笑看我。通过增加我的美国经历，深入了解我的中华文化，我希望多彩的将来和伟大的方向让自己的人生更丰富。
看到Kate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以前送她学中文的曲折，她对中文没兴趣，十年下来不能读不能写，中国文学作品是看英文版的。现在，Kate说以后到了大学要修中文课，一定做到会读、会写。
现在她回到中国，总是收集父母两家的历史资料，外公和奶奶都愿意在去世后把家里的老照片留给她保存。她还希望回到爸爸老家，把家谱找到，复制一份带到美国。我和她约定，从现在起保存家庭历史资料，照片呀、文件呀，编写家史，她把这些资料转交给下一代。几百年过去了，后代们能够知道我们来美国前是在什么地方住，我们在美国最初所经历的生活。是呀，Kate有一天会当外婆、奶奶的，孙子们读着这本书，知道美国的外婆原来也有过中国外婆、奶奶。
2002年夏天回中国时，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就是了解四川农村的医疗状况，看看Kate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农民。譬如，能否动员美国医学院的学生到中国农村去做义务医生，就像当年的赤脚医生，或申请盖茨或爱伦基金资助中国农村医疗，改善农村的缺医少药的状况。
Kate对雅安的农村和城市医院做了调查。中国农村医疗状况已经唤起她的同情和良知，她没法只顾自己舒适地生活还能做到心安理得。我希望她有良知，关心弱势群体和社会公益，而不是做只顾自己的知识精英。
做过美国副总统的尼尔逊•洛克菲勒可以说是有钱又有势，他说，我们有幸得到了大一点的画布，多一点颜料，对我们的期待也就多一些。多一份权利，多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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