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宝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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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慢慢写出来，陆陆续续发表在《观察家》杂志上。可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原因有二：第一，那时候我还把握不准叙述的分寸和语言，甚至我自己也没明白那个故事究竟在哪儿。第二，那时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不留神就伤了谁。因为你写的大人小孩不一定都高兴。于是，我就先停了下来。
差不多十年以后，黄永玉叔叔写了一篇纪念李可染先生的文章，精彩地描述了我们大雅宝。我看了以后就到黄叔叔、黄妈妈家喝茶，黄妈妈就是梅溪阿姨，她是个文学家。
我说：那篇文章写得实在太有意思了，只是还是太短，你应该写成一本书才行。黄叔叔说：你梅溪阿姨一直就想写一本关于大雅宝的故事，书名都想好了，就叫《小白帆》，可是一直没有开始。梅溪阿姨对我说：真的，咱们应该写写，我以后会写的。你年轻，更应该写，你不是已经开始了吗？我赶紧说：是啊，是啊。
于是，我就似乎有了个使命，有了个承诺，磨磨蹭蹭终于把这本书写完。其实这本书是过去黄叔叔散文的伸延，是对大雅宝另一个视角的解说。
我自幼生长在北京，住过很多胡同，对北京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记忆。来到海外年头长了，那记忆就更加清晰。听说那些胡同和古迹都在迅速更新之中，我就想用自己的系列纪实小说，给北京勾点儿白描的画片，以此留念。
我想自己至少还可以继续写《先农坛旧事》、《景山东街旧事》、《白家庄旧事》、《香山·圆明园旧事》、《帅府园旧事》、《半步桥旧事》、《南池子旧事》等，看来差不多有八本书了。这些书讲的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北京胡同里发生的故事。
这个系列的第一本，就是这本《大雅宝旧事》。


第一部分第一章 生正逢时

我三十二岁的时候，还蹲在监狱里什么都不是呢。九斤老太说得好：一代不如一代。我们也许眼泪汪汪地自我辩解说：我们没赶上改朝换代的好时光啊。哎，全耽误了。哈。我爸有时候运气特别好，正关在延安另类窑洞的时候，突然国共说好了要合作，于是中共中央就同意外国的记者来看看这个黄土堆里的理想国，接着有个国内的记者代表团也要来住一段仔细参观，这样延安就得接待这群记者了，有美国的也有中国的，人手就不够了：好多人都正关着呢。后来我看了美国史沫特莱写的报道，也看过赵超构写的《延安一月》，他们写的是蜻蜓点水的仓促感受，但他们的到来至少促使中共中央决定放出来一些人。
于是，我爸就属于必须暂时放出来的其中一个，因为他有很多上海和南京的朋友。组织上和他谈话，为了理想国的美好形象，不要和他们乱说话。于是我爸就什么话都没说，组织慢慢就看出来他也不像特务了，还是像个好人。组织的眼睛是雪亮的。后来大家都成好人了，杜矢甲也放出来了。杜矢甲也是从东北来的，他是从哈尔滨来的，是个歌唱家，专门唱夏利亚宾老唱的《伏尔加纤夫曲》。他觉得自己就是夏利亚宾再世，在街边买了双俄国的皮靴，但是因为太长了，膝盖不能打弯儿，就只好背在背上，当个道具。爸爸作的《玄与素》就这样一路唱到延安。那晚上，他挺身而出为我爸仗义执言，第二天会议就改成要他交待了，他当然没什么可交待的。于是，把他也关了起来，可能是因为他还没有结婚，更没有生病的孩子，抓起来比较方便。在押送他的途中，他就纵身跳下了一口井，可惜还是可喜——那是一口枯井。自然他没死成，摔了个鼻青眼肿。他真是个火爆，这会儿，他也放了出来。大家要一齐上前线了。其实就是要上东北了。
当大队人马要出发进军东北的时候，突然大家都不走了。不走的就是所谓文艺大队，他们在抢救运动中，都被扒去了一层皮。这时候和唐明皇在马嵬坡的故事形式很像，也是六军不发了。不过当年是要杀祸水杨贵妃，至少那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这个“杀”字里，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浪漫，多少施虐。“想要她就得杀她”，说不清道不明的集体兴奋，杀完了大队人马才走动起来。
可是，现在他们要求枪毙的人可没那么漂亮，是外号叫“王麻子”的人物。他得到康生的真传，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他捧着一碗碗红糖面条，让多少人含泪吞下，也成了很多人的最后的晚餐。
“不枪毙王麻子，我们不走。”
我爸爸、妈妈、姐姐都在这个队伍中。其实我也在，不过我在毛驴背上的一个柳条筐里睡觉，什么对我说来都没我的睡眠重要。我的毛驴和大家一起纹丝不动。因为那时候毛驴和我们一起，都相信这个童话是真的，如果是假的，前进就大可不必继续了。出发的口令，干干地在夜空飘着，没有人说话。
队伍一动不动。
关于最后队伍终于走了，有许多个版本。
最让大家愿意讲或愿意相信的版本是毛泽东来了，给大家敬礼。我曾经姑妄听之，现在就姑妄言之。至少这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一种出人意料的解决问题方式，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他老人家在北京万人大会上为“大跃进”的失败，为饿死千万百姓的过失，也是用三鞠躬给大家道歉的。
后来我就弄不清了，只知道中国百姓愿意听这种故事，听完了就可以谅解统治者的为难，这比当年曹操割发赎罪可容易多了。
据说毛泽东来了，看到这个阵势，知道不好办了。
他突然给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
说：我给大家道歉。你们受委屈了。抢救运动伤害了许多同志，也死了一些人。王麻子有很大的错误，但是根子在中央，我们要承担责任。枪毙他很简单，但是他也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脾气不太好，作风粗暴一些，还是好心办了坏事。革命的力量是很宝贵的，我看还是留下他来打老蒋吧！
很多人都哭了，队伍就缓缓地动起来了，终于开始了进军。
他们不知道，当他们离开以后，一个和他们一样的读书人，大概也是因为脾气不太好，就在撤离延安的时候被枪毙了，有人说是用斧头劈死的。他叫王实味，写了一本书，名字很诗意：野百合花。可能这些花还开放在他洒血的地方。
我爸就是这样穿着一身黄军装走进北平，后来那里就改回了古名叫北京了。
一个和他一起在苏州反省院里的难友，是个诗人名叫艾青，也穿着同样的黄军装；还有在延安一起画画的胡一川，还有蓝马、凌子风等等；他们都穿着军装戴着一个红袖章，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就这样一群穿着黄军装的人走进了王府井后面的一条胡同里。那条胡同叫校尉营，这五个人的名字是：胡一川、王朝闻、罗工柳、王式廓、张仃，这五人小组就这样高高兴兴走进北平国立艺专，把这个学校接收了。后来我仔细想想“接收”的意思应该是从敌人手里拿回来战利品，可这个学校是徐悲鸿老先生办的学校啊！
哦，坏就坏在“国立”两个字，那边一提国立，这边正在准备建国。所以是旧国的东西，必须得接收了。据老先生们说：那天这些戴红袖章的人，都喜气洋洋的，很和气的。很多人都记得其中包括我老爸，可是我老爸再也没和我提过这个茬儿。我问过他，他似是而非地说了几句什么话，领导决定的啊什么什么。
大概同时艾青、蓝马等等穿军装的文化人，也都在那天前后，接收着其他的什么单位。和我小时看的苏联电影一模一样，那电影叫《马克西姆的青年时代》。他也是戴着一个红袖章就去接收了一个国家银行什么的，我想爸爸就是青年时代的马克西姆。爸爸那年已经三十二岁了，肯定比马克西姆年纪大。
但是等我三十二岁的时候，还蹲在监狱里什么都不是呢。九斤老太说得好：一代不如一代。我们也许眼泪汪汪地自我辩解说：我们没赶上改朝换代的好时光啊。哎，全耽误了。哈。
你想从延安窑洞里来的这些梦想者，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要办的事情太多了。接收了这个学校怎么办，大概还没人来得及想。反正先为建国作准备，先成立了一个中央美术学院美术供应社，是由原来的华北大学三部来管理，其实这就是延安的那个鲁迅艺术学院。
美术供应社就在我们搬到北京的草垛胡同十二号那个外面的大院子里，那个院子很大，足够为开国大典准备各种必需的东西，比如勋章、奖章什么的，比如各种大型标语什么的，比如红旗、灯笼什么的，以至后来第二年在那里用木头做了挂在天安门上的第一个国徽。同时，在那个院子里还要画很多中外革命领袖的巨像，我爸在北平学画的老同学张振仕先生那时是主力，他的素描功底一流。
他整天闷在一个黑屋子里画画，因为画领袖像必须用幻灯把正片打到整面墙那么大的画布上，那种画像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
那时国立艺专就和华北大学三部合并了。大家都不拿工资，而是拿小米。应该说拿到手里还是钱，但是北平刚刚和平地变成了北京，城头骤然变换大王旗，钞票怎么算，物价乱套了，所以一切用小米的价格来计算，反正人人都要吃小米。那时候的《人民日报》每天都要刊登物价表，今天小米多少钱一斤，豆油多少钱一斤，煤球多少钱一斤等等。每天都在变化中。所以进城了，互相最常见的问题是：你一个月挣多少斤小米？
其实我们在山沟里主要吃小米，一到了北京主要吃高粱米。我后来想当时那些老教授，乍一吃高粱米不知是否适应？是否顺利下咽？我也不喜欢吃高粱米，可是在建国的喜悦中这都成了次要的事，我要说这不好吃，就成落后分子了。
在筹备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爸的老朋友，老同学，差不多都用上了。我想一来他也是为了完成任务，二来也让他们有机会为新社会服务。他的老同学王清芳也是画国画的，当时生活相当清苦。爸爸一有适当的活儿就让我去跑腿儿送个信儿。好在，他们家就在不远的北池子大街上。
还有一位他的老朋友刘凌沧先生，那时，每天早上就拎了一个小包来上班，没有办公室可去，就到我家来上班。我那时正好放假，他就用我做功课的小方桌。他的线描功夫一流，爸爸总会找来各种活儿留给他做。
爸爸上班之前再三嘱咐我，自己好好玩不要影响刘伯伯工作。爸爸一走，我就趴在他边上，看他魔术家一样的手，勾出来的线又匀又长，使我惊叹不已。他告诉我他的儿子比我大，很用功的。我暗自自愧不如，于是找来张纸，试图用功一把，几经努力，发现自己没有绘画的天才，也没那个耐心。
从那以后他每天带给我一本日本出版的儿童漫画书，还是彩色的。我一看就入迷了，最使我难忘的，是那些和我一样大的孩子那么幸运，居然就住在海边，用绳子把一个个罐子沉到水底，一会儿拉上来，啊！里面就住进去了各种各样奇怪的鱼，还有海星，还有海马，还有墨斗鱼。
后来爸爸找到一间大一些的房子，刘凌沧先生在那里非常耐心和精准地临摹了唐代张萱的名画《捣练图》。爸爸找来琉璃厂有名的裱画师刘金涛师傅，把这张临摹的作品用上好的绫子装裱起来。接着很多人来看这张画，都赞不绝口，我在旁边转来转去，好像因为我看见刘老先生怎么开始画的这张画，这个宝贝就和我有了某种联系。
后来刘凌沧伯伯就不用来我们家上班了，他去中央美术学院教书去了。我想这张画一定起了作用，当然这只是一个孩子的想法。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时候我老爸和他的老同学蓝马正好挨着站在观礼台上，蓝马笑眯眯地对我爸说：当初咱们要不是让高扬给供出来，顺便就蹲了班房，现在也站不到观礼台上，这会儿至少得站到东单牌楼以外，和那些群众一起慢慢等着游行吧。我爸本来还很严肃的样子，这会儿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新的中国，新的时代，还真是让他们赶着了。他们生正逢时。那时候的北京，真像一个童话。


第一部分第二章 大喜的日子

他用南方的国语读道：要在“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的纲领下，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中国美术。那是一九五〇年吧，我才六岁。我妈说我五岁，因为我妈什么事情都记不太清楚，看我的样子又神不守舍，觉得我大概还很小。就算是五岁吧。其实我什么都记得，什么都知道。可是我似乎有些语言障碍，除非讲故事，其他时间就很少说话了。
到一九五〇年四月一日，在建国半年以后的大喜日子里，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有人说就是这一天我老爸他们一起坐在大礼堂的舞台上，徐悲鸿老先生极其严肃认真地读出了发言稿。
他用南方的国语读道：要在“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的纲领下，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中国美术。
他老人家真是够不容易，过去办学，最多有个办学宗旨就行了，现在就得有个纲领了，就要跟着纲领走，还得仔细明白纲领的含义。如果用画幅来启发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实在不是很容易的。因为那时候，他老先生并没有机会读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穿军装来的这些人，都参加过这个座谈会，早就都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对这个纲领，他们就很容易理解了。那时候，徐老先生肯定还暂时晕着呢。
台下国立艺专的老师，不，现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了。譬如教国画的李可染先生会明白个大概齐，他曾经当过进步学生，对这种术语不算陌生。况且，他和另一位穿黄军装的朱丹先生，是当年一起学画的老同学。朱丹恰好是个革命队伍中的稀有动物，官不小，架子不大。有这样的朋友心里踏实多了。况且，李可染的太太也是向往革命、勇往直前的新青年，有邹佩珠女士相伴，他就不至于一头雾水了。新名词再多，架不住整天体会，还是可以明白个大概齐的。
董希文先生呢？油画功夫了得，人们都知道他是法国派的油画家。那时候法国油画家和革命者的意思差不多，因为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以反不反法西斯作为革命与否的界限。后来，在世界形势变化以后，在中国“法国油画家”就和反动派的意思差不多了，当然那是后话。
一九四〇年在延安，那些美术工作者们对马蒂斯、毕加索等人的西方现代绘画曾经进行了批判，据说这和我老爸在延安搞了个《人像展览会》有关系。他在上海和张光宇、张正宇兄弟一块儿现代过一把，当然他是小老弟，那时还有叶浅予、特伟、胡考、鲁少飞等等，都一起玩漫画。
我老爸不知怎么想的，到了革命圣地，还不忘他的上海摩登漫画。自作主张一口气画遍了延安文艺界的各位朋友的漫画像，兴致勃勃，就开始办展览会。
可是他没想到那时候大家都已经是公家的人了，差不多都有了一官半职，或者将来会有更高的一官半职什么的。所以大家自然不高兴了，这可不是在上海滩玩闹的时候了。
有人记得，当时一位领导看了勃然大怒，说：怎么居然把刘白羽同志画成了一只兔子？其实我爸不会真那样做，只是那位首长不明白，漫画像就是必须夸张。您看着像兔子，其实那真的不是兔子，那绝对是刘白羽先生的漫画像。想当年胡考在《万象》杂志上画的蒋中正，你可以说像把菜刀，吴稚晖大概是棵白菜，孙科整个就是一个踢坏了的足球，谁看了都觉得有趣，当局也没因此把胡考怎么样。延安应该有一个更自由活泼、更宽松的艺术环境。
可是在思想革命的熔炉中心，我爸却被警告了。好在鲁艺担任美术系主任的江丰先生也是从上海来的，至少他见过这些，对我爸的疯疯癫癫就有所了解，要不是他的关照可能我爸早就该遇到麻烦了。
好像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党就明确规定了，不许画革命同志的漫画像，更不许画任何领导同志的漫画像。一直到一九八几年胡耀邦当上领导人的时候，才允许画家幽了他一默。但是很快就被有关方面坚决制止了，至今规定不能乱画依然有效，似乎还是永不过时的样子。中国人实在是个严肃的民族。过去谁敢给当权者画出漫画像，谁就是外来势力派来的敌人或者是心怀不满、别有用心的异己分子。于是我们就这样一直绷住严肃至今。
在延安时江丰先生和胡蛮先生虽然认为这些现代绘画和形式主义倾向是一种歪风，还没有上升到认为这是特务进攻延安的一种战术，那会儿大家还都比较正常，因为还没开始搞运动呢，玩儿的游戏规则大家还都能明白。
我爸虽然人还不错，传播这个歪风还是不好的。他就是那个歪风的代表了，最好反掉我爸身上那个现代派的歪风，留下一个我的革命爸爸。好在战争时期，人们不会那么较真。战争时期什么都可能发生。果然。
一九四五年三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毕加索的文章《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并刊登了他的作品《踏着圆球的女孩》。那时人们就明白了，毕加索是自己人，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那样一个知名人物，投身到共产党阵营，说明真理的召唤，货真价实。
对我爸来说，这简直就是老天爷的雪中送炭。于是我爸就理直气壮地从箱子底里拿出来一张毕加索油画的印刷品，把它贴在我们家的窑洞里。那时的人比后来的人简单得多，毕加索已经是自己人了，他的画就没人再批判了。这张画——就是两只眼睛长在一边、鼻孔朝天的戴帽女子头像，从延安到东北，从东北到北京一直悬挂在我们家墙上。我从小每次看到这张画，就左歪右斜甚至头顶着地，试图看出来，这个女孩子到底是怎么长的。
我爸就是这些穿黄棉袄里的一个另类，一个怪儿童，不让他玩儿都不行。
难怪他的一位老朋友华君武不无调侃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城隍庙加毕加索。



第一部分第三章 台下的老师们（1）

中央美术学院的自由艺术家，无论他是从何而来的，无论他是画什么画的，也都着实地洗了一个烫水澡。我爸作为一个延安人到美术学院的时候，估计他的心情肯定非常复杂，真是百感交集。两个角色让他困扰，使他茫然：一会儿他是革命战士，一会儿他是画家，不同的角色要他说不同的话。
一个进步青年告诉我爸——那时候老爸还穿着黄军衣——他说：董希文是法国派的油画家，甚至留过学。颇有些汇报的意思。我老爸没有大惊小怪，反倒很好奇，问：是从法国回来的?不是，是从敦煌回来的。不过倒是真和正经八百的法国人学过油画。
他的确留过学，还真是和法国人学过画。那是在越南，在河内。他在那里学到许多地道的法国油画手法，或者说他学会了法国油画家的视觉，学到了法国绘画的真髓。如果你看过《印度支那》那个电影，你就会知道当时的越南有多少法国艺术家在那里折腾，有多么浓厚的法国意思。法国是革命的发源地，法国油画就是革命的油画。所以董希文心情愉快，在战争时期他在敦煌又临了几年的壁画。你想那个时代，愣能坚持几年在沙漠里的敦煌闭门造车，心里没有个强烈的期许，谁能呆得住？这和我爸在延安窑洞里的日子，可谓殊途同归。
董希文先生董希文的老师常书鸿先生自己决心在那里永远呆下去的时候，他多年的结发妻子实在无法忍受了，毅然决定分手了。一天，当常书鸿先生不在的时候，她一跺脚就和汽车司机远走高飞了。常先生回来以后，董希文都不知道如何通知他这个雷击般的消息。稀里糊涂说了半天，他终于听明白了之后，跳上一匹马绝尘而去。
艺术家都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可是常人还是要过人的日子。谁都没有错，错在沙漠。常先生差点儿就被无情的沙漠吞噬掉，他昏倒在无边的沙漠上。万幸的是恰好遇到了路过的地质学家孙建初和一位老工人，才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常先生没有办法捡回过去的家，敦煌就是他的家。
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就是这样稚拙和执着，一条道走到黑。
董希文就有福气，妻子张林英就甘心情愿和他留在敦煌，两个孩子就生在那里，定力十足。所以新中国的要求和变化对他说来没有什么不可适应的。他喜气洋洋、兴高采烈，自己孕育多年的构想，在这个新的时代就要应运而生了。大儿子叫沙贝，大概是沙海拾贝的意思，二儿子叫沙雷，大概是沙地一声雷的意思。似乎就在那时候前后，常书鸿先生画了一张很有名的油画，画面上那丛花红得像燃烧的火焰。其他静物都被那花朵吓得绷紧了弦，那画看得我两眼发直。这就是《平地一声雷》，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这是常书鸿先生要给你的感觉。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那红花的名字。无论如何，这张画本身也是平地一声雷。
那个时代许多新派画家、文学家，觉得自己天生是个革命者，毕加索是共产党员，法国诗人艾吕亚也加入了共产党。可见艺术的革命和社会的革命是一致的，这的确是一种天真的历史误会。
其实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早就有过同样的误会，他在自传《我自己》中，把十月革命称之为：我的革命！然而，在列宁、斯大林对他盛赞之后，他在三十七岁的时候，用手枪打穿了自己的心脏。有人说：天才的诗人，这岁数在俄国是个坎儿，普希金、莱蒙托夫、叶赛宁都差不多是这个年龄死去的，都是死在手枪下。马雅可夫斯基也步上了他们的后尘。老马在哀悼自杀的叶赛宁的时候，改写过老叶这样的诗句：人活着不易，可死去更难。
老马写道：人死去不易，可活着更难。
可能这和时代无关，可能和革命无关，可能只和诗与爱情有关。
董希文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就被地下党看中了。知道他疾恶如仇，当然憎恶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黑暗，向往一个光明的中国。知道他会留下来，就请他说服留洋回来的名医、当时担任协和医院院长的李宗恩先生留下来不要走。祖国需要他，人民需要他。其实，董希文先生并不直接认识李宗恩先生，但是他和李先生的胞弟李宗津都是油画界的朋友，他们俩都是当时油画界有名的后起之秀，都是才华横溢之辈。
可以想象，北平当时兵临城下，董希文先生为此冒着极大危险单枪匹马远赴燕京大学，就为说服李家兄弟留下。董先生一片丹心如此赤诚，当时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就永远不得而知了。
但是结果是我们清清楚楚知道的：李宗恩一家，李宗津一家，都因此留在北平不走了，他们没有像另一些同样留洋回来的读书人那样不得不匆匆南下。
当他们兄弟俩决定留下来的时候，可以想象董希文先生有多么高兴。北平地下党领导人比如说彭真、刘仁，一定为新中国留下了不可多得的人才而由衷地高兴。可能他们并没有想到，或许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八年之后，这兄弟二人被双双打成所谓右派，从此打入另册。历史老人开起玩笑真不含糊，让一个知名的西医大夫，一个有天赋的油画家这么兄弟俩，就因为相信了一个童话，就都成了八大山人——哭笑不得。真是哭笑不得。
那会儿，最没明白的大概是李苦禅先生，他对艺术是一腔热忱。他是画花鸟的，齐白石真正的入门弟子。他又是有名的票友，专攻铜锤。他认为艺术是相通的：他在耍钢叉的身段中，找到了笔法的韵律；他在举笔点染的时候，挥洒出唱腔委婉逦迤的痕迹。可是如今这花鸟画怎么启发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他左想右想还是想不出一个所以然。


第一部分第三章 台下的老师们（2）

李苦禅先生当年是齐白石老先生最得意的弟子，齐老先生这样盛赞过他：
余门下弟子数百人，人也学我手，英也夺吾心，英也过吾，英也无敌，来日英若不享大名，天地间是无鬼神矣！李苦禅先生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的赞扬，无过于此。应该补充一句：李苦禅先生那会儿还叫李英呢。后来据艾青先生回忆，毛泽东对他的老乡——湘潭老人齐白石老先生相当的关注。可能就是因为齐老先生还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名誉教授，对这些于新社会或者新政权实在没用的花鸟画家，暂时就不好意思立马砸了他们的饭碗。据说，李苦禅先生还是曾经一度失去了教职。他曾经上书给毛泽东本人，年轻时候的李伯伯曾经在北大附设留法勤工俭学会读书，和毛泽东有过数月同窗之缘。
本来他和毛润芝一心要去法国勤工俭学，然而，法国当局鉴于当时这些学子“品流复杂”，其实就是有一批像毛泽东这样的农民革命运动家，唯恐影响法国国内局势的安定，决定所有勤工俭学的学生一律不给签证了。
真是历史不可改写，不能来个时光倒流。如果那时毛泽东去法国留学了，他在建国后或许比较可以听周恩来、邓小平他们的建言？可是有谁知道历史的玄机？又有谁知道他方寸之间会有什么变化呀？
当时李苦禅先生借着酒劲，挥笔上书给当年的毛润芝：现在我的事情，蒋介石不管了，我只好找你了……
刚建国的时候，人情还是很浓的，都还比较像普通的人，还没修炼成为特殊材料制成的那种人。经过昔日同窗的过问，李苦禅先生才勉强保住了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的饭碗。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五日，中央美术学院就这样成立了，徐悲鸿先生是院长，江丰同志为副院长，吴作人先生是教务长。我觉得我爸是个了不得的革命者，那年头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时玩儿得最狂的意思。孩子眼睛中老子都是天下第一。我估计老子天下第一，这句话就是这样来的。后来人们不知为什么开始就自称老子了，那些人可能比我还混了，当老子有什么好处？而且你当了老子就天下第一了？可笑，当老子的苦楚一时半会儿是说不清楚的，等你有了儿子才是老子，才知道老子的滋味。如果说老子是指李耳先生，说他天下第一，我还可以接受。说明你认为他老先生的哲学比较对你的胃口，各有一好嘛。你有权这么说，他也可以把这句话改成：庄子天下第一。他也有一好。我爸穿黄军装进中央美术学院的事情，他从来没和我提过。后来他糊里糊涂当了个文官以后，就成了上级。于是他的下级就对我特别热情，有的人看我比我爸还糊涂，就悄悄告诉我，我爸在这两亩三分地里，威信很高，地位显赫。那时候谁听了这还不高兴？其实我们都忘记了老子的哲学：福气就是祸源啊。建国初艺术家们联手创作的《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万岁》也就在一九五一年，这些走到一起来的画家合作了一幅抗美援朝的宣传画，这是他们在美术发展新方针下的空前绝后的一次合作，作品是《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万岁》。作者是这样刊登的：张仃、董希文、李瑞年、滑田友、李可染、李苦禅、黄钧、田世光、邹佩珠、吴冠中。
对延安来的画家来说，画这种革命宣传画真是轻车熟路，可是对原来国立艺专的教授们，这真是一个新的尝试和开始。你想这些画家，本来就不是一个画种，更不是一种风格。
董希文先生是油画家，画宣传画造型方面当然是可以胜任的；滑田友先生和邹佩珠女士都是雕塑家，这就有些勉为其难了；到了山水画家李可染先生大有赶鸭子上架的意思，好在他有些人物造型的底子，过去还画过人物素描；李苦禅先生的特长是花鸟写意，他习惯的是八大山人的艺术语言，不把美帝国主义点染成乌眼鸡就算了；黄均先生的特长是重彩人物线描，那至少可以勾勾轮廓线；田世光先生的工笔花鸟，也只能一起勾边了；吴冠中先生那会儿脑子清楚，这时候可不能把法国派的点彩抡到这宣传画上；李瑞年先生是从布鲁塞尔回来的油画家，他和吴先生一样都得收着点儿，悠着点儿。现在看到这张集体创作的宣传画，似乎看到那时全民同仇敌忾、意气风发的样子。这些画家被收编之后，后来岂止是洗澡了，拿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在他小说扉页上的话来说：他们还要——
在血水里泡三次，在碱水里浸三次，在清水里洗三次，才可以干净起来。哎，革命真不容易。后来听说燕京大学很快就被取消了，和城里的北大合并了，这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清华那边的日子也一样不好过，在那边洗澡水肯定比这边烫多了。说到底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们在新中国的领导者眼中到底还是一群比较安分的手艺人，和留洋回来的博士们相比，与工农群众的距离还是近一些的。
要是毛泽东先生不接着搞后来天翻地覆的群众运动，就让他们这么认真画下去，这些画家又会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轨迹？又会经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最后又会走到哪里去呢？真是无法想象。
与此同时徐悲鸿先生和李桦先生、艾中信先生、夏同光先生等画家也合作了宣传画《还要给战争贩子以更严重的打击和教训》。在战争时期，画家的任务就是支持前线，教育人民。你看看真是难以想象，这两张宣传画居然是这些艺术大师合作的巨制。这的确是空前绝后的合作，绝了。成群的自由知识分子，在清华、北大的大院儿里，在各个大专院校里，在研究单位和文化单位里，一边洗澡，一边适应着如今的水温，看着第一个被拖出去的张东荪先生，说他里通外国，犯了间谍罪，但不予逮捕，留在家中管制。这是战争时期，大家在热水里洗澡，慢慢搓着自己身上的污泥。谁敢说个不字？张东荪先生的自辩，没有人能够相信，也没有人去听。中央美术学院的自由艺术家，无论他是从何而来的，无论他是画什么画的，也都着实地洗了一个烫水澡。我们太小没有看到，只是听老人们说，当时人们强行让法国回来的雕塑家王临乙先生，顶着铁锹跪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舞台上，说他是一个贪污犯。他的法国太太王合内镇定地坐在台下，不管多久，还要等他回家。老树影斜的时候，他们老两口，顺着东单三条往东走，穿过十字路口，回到栖凤楼胡同的小院儿去。北京很多胡同名字，都让你可以玩味地遐想。
这次可让这群长久安居在北京的艺术家们开了眼了，对延安来的这群人来说，这还是小菜一碟，不过这的确是在土改中斗争地主最温和的一种必要程序。
人们说他在大敌当前的时刻，贪污了人民的小米、抗美援朝的小米。好在他还没来得及自杀，运动就过去了。自然有关人员又道歉了一番，大家是误会了，还都依然是好同志。这是又延安运动后期的王麻子模式，人们也都见识见识。真是高招，挽回了党的威信，不冤枉一个好人。同时也让大家明白了无产阶级专政如此威严，看看那些被枪毙了的老共产党员刘青山、张子善，开国功臣变成贪官，照杀不误，不放走任何一种坏人。北京胡同——东城区丰富胡同十九号老舍故居（李玉祥提供）每当逢年过节，北京以灰色为主的胡同就会挑出来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北京特有的风沙中，尽情招展。


第一部分第四章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1）

人家说一山不能有二虎，这院儿里家家都是藏龙卧虎，你看这些孩子们个个都虎头虎脑，这个院子真是前不见有，后不见来的啊。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搬到了大雅宝，可能我的眼拙，只看到童话里的小红帽，从来没有看见过真正的大灰狼。
我第一天睁开眼，就知道生活这本书全都要从头另来。老朋友兰兰住在很远的地方，《今古奇观》那本空前绝后的画册暂时看不到了。临春哥哥的卡通人物，皮诺曹、小矮人甚至连那个老巫婆，暂时都没机会见面了。这会儿连想起那老巫婆都觉得十分可爱。好在大雅宝这个院子里的孩子很多，大概有趣的故事还在后面。现在慢慢细想，那时候我还没明白搬到大雅宝胡同甲二号是一种缘分，一种福气。这么多小孩不是在学校的同学，就和你们家住在一块儿和你一起玩，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发小儿，个个还都出自名门，哪儿去找？后来才知道以后你要再找这样的一帮孩子，大雅宝时期全家福（五十年代初），当时没有哥哥和小弟弟
还住在一块儿，是不可能的了。人家说一山不能有二虎，这院儿里家家都是藏龙卧虎，你看这些孩子们个个都虎头虎脑，这个院子真是前不见有，后不见来的啊。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其实过去大概是大雅宝胡同二号的偏院儿，歪歪扭扭紧贴着二号的东墙。墙西边那才是真正的大宅门，那是个正经两三进的四合院。门口还有上马石，古时候肯定是个京官的大宅门。
我们院儿是一溜四个大小不一的院子，后门是小雅宝胡同六十六号。前门是个刷了红漆的铁皮的小门，密密麻麻钉满了小洋钉。门框上钉着个一尺多长、一寸来宽的木头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中央美术学院宿舍。字字还透着那么股子苍劲，闹着玩哪？有人说，那是李先生写的。这院儿无论谁写的，要是搁在今天，都能刻碑。后门什么牌子也没挂，好像就是一个小小的黑漆门。
这四个院官称为：前院儿，小院儿，中院儿，后院儿。前院儿有四家。
第一家有三个孩子，老大是个姑娘，比我们大得多，不可能和我们玩，好像都已经上高中了。大儿子和我差不多大，大名叫赵春生，可比我壮得多。小儿子叫赵福生，个子很小，是个小机灵鬼儿。他爸是门房老赵，我们都叫他赵大爷，据说过去他当过警察，所以很有管理我们院子的能力。他管自己的儿子叫大福生子和小福生子，到我们嘴里，就简化为大生子，小生子。他们一家四口，就住门洞里那一间小房。北京胡同——东城区的铃铛胡同与钟楼（李玉祥提供）和他们房子一排的南房一间，是第二家。李家的姥姥和舅舅住着，因为他们是山东人，孩子就叫她老人家为老娘。后来才听说老太太姓陆，可是全院儿的孩子就这么跟着叫老娘，很少有人提到她的尊姓大名。
后来全院儿的大人小孩儿都学着各家的习惯称谓，作为这个人在本院儿的官称。
拐到西房才是李家的正屋，典型的北京住家的摆设，挂着一轴中堂，两边有对子。八仙桌必不可少，连掸瓶都齐全，擦得锃亮。第二家当时有两个孩子，老大叫李燕。我娘娘说他妈妈当年铁定是个美人，所以李燕就细皮嫩肉，眼睛很秀气。天下的事情，那会儿他就知道一半了。我记得似乎他大妹那时候就叫小妹，他的小妹妹李健是后来才出生的。他爸就是李苦禅先生，他们家里有金钱豹使的带哗哗乱响钢圈的钢叉，还有闪闪发光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墙上挂着他爸扮演《金钱豹》的剧照。
他们家还有日本出版的动物珍禽图集，他告诉我：你知道沙贝为什么叫沙贝？看这就是出处：沙背罗纹鸭，哈。李燕的小舅舅大名李慧光，后来回想起来他还真是个美男子，而且非常聪明，经常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跟着李燕叫他小舅舅。那会儿他的主要活动是和我们一起去看绘画展览，有时候和我们一起在胡同里踢球，他当然是见好就收。后来在中央美院附中教数学。我那时候在北京男四中读书，疯狂地喜欢几何，自己跑到书店去买苏联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学》，因为那时候北京已经不卖黎曼几何的书了。我们俩有时候就一起琢磨几何的各种求证题目和作图题目，等他到美术学院附中教数学的时候，就拿我当榜样来教育学生。其实，特别可笑，他们中间就有李燕、董沙贝、李小可。小舅舅为了激励他们，就说走了嘴：
你们差远了，张郎郎多厉害，他才用了三分钟就做出来了九点共圆！
老天，就是给我三年那也画不出来九点共圆啊？爸爸作的《雪后杂院》等美院附中的其他同学来向我求证的时候，我就傻眼了。老天爷，我就是欧几里德本人，就是罗巴切夫斯基的表哥，别说一会儿，俩月他们照样还是画不出来啊。当然我知道这是他的好意，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像我一样热爱几何和数学。他一夸人就不容易有边儿了。从此我得了一个绰号：九点共圆，到了我们美术学院的神聊大王郭怀仁嘴里，我就变成了十三点共圆啦。李燕他爸我和你们提过，那就是李苦禅先生。他原来在国立艺专国画系教花鸟，现在在等待新的教学方针。后来据说安排在陶瓷科和王清芳先生一起给做出来的花瓶上画花鸟。他妈妈是李慧文女士，在美院的卫生室当大夫。后来陶瓷科也合并到一个新的学校去了，李苦禅先生就一度调到工会去了，经常需要到大华电影院或者红星电影院去排队买票。上级不止一次地教导大家：真正的革命工作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现在的董沙贝沙贝是第三家的长子，也是这个院儿第一个来和我打招呼的。后来，我在大雅宝真正学会北京孩子们的所有游戏，他功不可没。他黑瘦黑瘦，可是眼睛贼亮贼亮。他的怪招儿层出不穷，难怪从香港回来的黄叔叔就送给他一个大号——扭纹柴。他弟弟董沙雷就白白胖胖，整天笑眯眯的，我们一耍贫嘴他就静静地笑着，偶尔插嘴，多数时候只是微笑，比我们老实很多，什么都听哥哥的，画画没他哥哥好，可是其他所有的功课一直比哥哥好。
他爸爸就是董希文先生，当时就在家里画油画。那时候我们院儿谁家都没有画室。他妈妈张林英女士，也是杭州国立艺专毕业生，那时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他们家最大的房间功能最多，是卧室，也是画室，也是我们常去玩耍的好去处。第四家就是我们家了。


第一部分第四章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2）

虽说我们占了北房，但远不如斗鸡坑那边那么排场。我们家紧挨着沙贝他们家。他们家的餐厅和我的卧房，中间只是隔着一面大玻璃窗，我的床就紧贴在这面大玻璃旁边，估计过去这是一家人的住房。这会儿玻璃上当然都糊上了白纸，不过他们家吃饭的香味照样一点不糟蹋地全飞过来，他们聊天的声音照样欢天喜地飞过来。到晚上他们哥儿俩的影子，就在我床旁边的窗户纸上演出大型皮影戏。我要是高兴，就和他们打个招呼，有时候也贫两句，但多数的时候，我们有话还是到院子里见面细谈。我们家大姐乔乔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儿童工作队上班了，她是从北京育才小学直接报名去的。那时她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居然去上班了，开国初期什么奇迹都有。我哥哥还没找回来，不知道他在哪里呢，十年以后我才知道，他那时在雅安。于是我就名正言顺继承了他的大名，就叫这个郎郎，在家里暂时权充长子。我还有三个弟弟，大伟，寥寥，沛沛。那时候沛沛还没有出生，舅舅的两个孩子还都住在我们家，那就是我的表妹陈天玲，表弟陈天明，平常就叫他们玲玲和明明。现在想来，我们家搬来最晚，住的是全院面积最大的房屋，大概和我爸爸穿过军装有关系，也大概和我们家的孩子实在太多有关系。我妈妈那时候胆子真大，后来才知道，她是不能不管的，因为我舅舅在那个混沌初开的年代，属于另一个阵营的人，形势所迫，不得不和许多人一起到青海去研究高原垦荒，由解放军照顾他们，他就无法照顾这些孩子了。妈妈只好把他们全接到我们家来住。
小院是我们家的后院，有我们的一间卫生间，一间厨房，还有一间小屋，住着我们家的阿姨和董家的阿姨张大娘。四九年以前，北京的老话叫老妈子，四九年以后人们按照新说法，都叫阿姨了。后来我们家的阿姨走了，玲玲就和张大娘住在那里。有时候明明也搬过去住，要是家里又来了客人要借宿的话。
有一次在春节的前夕，明明在被窝里偷偷燃放了一种叫做耗子屎的烟花，点着了以后，那玩意儿就嗖嗖猛转、四处乱窜，结果他把自己的被窝和张大娘的被子都给点着了，幸亏他们三人还没睡觉，昏天黑地战斗在深夜，终于乌鼻黑眼地把火给扑灭了。中院，我们搬去的时候不记得有谁在那里住了，大概正好是空着的。后来我记得搬来的是两对国际伴侣。你想想五十年代的北京，胡同里的外国人比熊猫还少。刚解放还有几个，可自从一九五〇年枪毙了意大利人李安东——报纸上说他是美国间谍，要炮打天安门——从此外国人这种稀有动物除了在大使馆和燕京大学还有，胡同里就不见踪影了。第一对是一位北朝鲜女郎嫁给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贝亚杰先生，他在这里学版画。另一对是北京美女宋怀贵嫁给了保加利亚的万曼先生，他在这里学实用美术，后来就专门设计和制作壁挂。他正好是我爸的学生。这两对儿搬到中院儿，这一片整个就轰动了。你可以想象，贝亚杰原来是捷克的国家足球队员，在北京胡同里玩摩托。宋小姐原来就是中央美院的校花，穿着月白色的布拉吉（连衣裙），梳着一条漆黑的大辫子，雪白高跟鞋“嗒嗒嗒”一溜青烟，飘逸而过。我们这群发小儿顿时两眼昏花。那会儿正领我们在胡同的三尺浮土里踢足球的，就是李燕他舅舅李慧光。他那会儿年轻气盛又爱国，这情景他绝对气不忿，缓缓说道：挺胸叠肚，昂首阔步，自以为保加利亚夫人。我们乐不可支，齐声叫好。北京孩子一起哄起来，真是卖药糖的吹喇叭——没谱儿。李慧光这回可真是高级起哄，我们全体立刻学会并背熟了他的这句名言，而且还得用他那正宗济南腔，才够味儿。那会儿我们以为，除了中国都是外国。苏联是天堂，保加利亚是天堂的接壁儿。这帮嘎杂子琉璃球，自此老远见到宋小姐的身影出现，就一块扯着嗓子起哄：“呦，呦，蛤蟆咕嘟！”她那条黑亮的辫子，从后面看，绝对是一个大蝌蚪。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人家就是好看。好看其实挺吓人的，我们只敢远远地远远地喊两句，埋头就跑，怕人家认出来了。有一回，我可露了个大怯。
那天我和沙贝、沙雷正好一拐弯儿，宋小姐就走在我们前边儿，她左边是贝亚杰右边是万曼。董家他们哥俩就将我：你不是邪大胆儿吗？你这会儿喊一声，就算你真有本事。我从来是吃葱、吃蒜、不吃姜，那天不知哪根筋错了位，突然，就冲口儿出：“呦，呦，蛤蟆咕嘟！”
宋小姐就像没听见一样，头也不回。可是万曼和贝亚杰都惊讶地回过头来，他们哥俩都笑得快晕了，我可傻了眼了。他们站住了，我们也站住了。贝亚杰笑一笑用中文说：怎么？有意见吗？我们仨连忙边笑边齐齐摇手：没意见，没意见。绝对没意见。从此我们就不再起这个哄了，这两个留学生，就和我们成了朋友。万曼比较内向，贝亚杰就喜欢热闹，喜欢和我们这帮土匪一起玩儿，没事儿就和我们一起在胡同里踢球。这捷克前国脚一丫儿踢过去人家的后墙直呼扇，老太太一路嚷一路出来：怎么啦？上房揭瓦呀？一看踢球那位原来是位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老太太自己还有点不好意思，就说：没事没事，你们踢吧。于是笑笑就算了。我觉着贝亚杰的脚头和那时的名为“联一”的国家队后卫陈复赉的脚头一样硬朗，连在山东青年队踢过球的李慧光这会儿也一点不牛了。从此，我们院儿的足球，南小街一带所向无敌。一不留神，宋小姐从医院抱回来一个洋娃娃。我们这伙土匪好汉，全放下手里的玻璃球、洋画儿，用小脏手抹一把汗，静静地凑过去看：全傻了眼了，那洋娃娃是活的，小脸儿白得气死牛奶，比她妈妈还好看，好看得让人喘不上气来。
我们一下全变乖了，那会儿住在后院的孙克一最庄严，他妈妈负责打理这个洋娃娃。这娃娃就叫宋晓红。
我们有事没事就往孙家跑，一会儿拨浪鼓，一会儿哗啦棒锤逗她，她乐了，我们跟着傻乐；她一哭，我们立马开溜。若干年后，宋怀贵从法国回来。沧海桑田，她和万曼早就移民到法国去了。这回她是以北京第一家法国餐厅——马克西姆餐厅总经理的身份回来的。万曼和杭州美术学院合办了一个壁挂工作室。晓红和晓松姐弟俩也到了北京。后来无论在双榆树侯德健、程琳的小屋凑份子做饭，还是到钢琴高手陈达、高鸣鸣那里去喝酒，甚至和瞿小松、刘索拉侃山，我和晓红都是出双入对。我总是神聊海吹，她总是在一边温温地笑。
朋友们问：你们怎么认识的？
她笑着说：他总说小时候就老抱我去买冰棍儿——红果的，我不记得了。
我可是永远忘不了的。


第二部分第五章 小蘑菇

四面都是飞扬的黄土灰尘，没有人知道小蘑菇一家搬到哪里去了。我告诉沙贝，下次再见到小蘑菇，一定问清楚他们家到底搬到哪里去了。我记得大雅宝的中院儿还有一间大房间，是小宝妈妈的工作室。她是做雕塑的，屋里戳着做泥人的架子，地下堆满了等待加工的干胶泥，她哪天一高兴，也允许我们用她的胶泥，用模子扣泥饽饽和泥人。
那会儿我们全院小孩的模子，都是一个推车的老头儿卖给我们的，他个子矮，我们就叫他小蘑菇。因为他推着小车一来，我们就围上去了。主要是看，谁都舍不得买。当时小宝和李燕的资金似乎比我们都雄厚，他们俩买得最多。我只能偶尔买最便宜的，那就是扣泥饽饽的模子。我们都是挑好长时间，左比右比，才会下决心的。小蘑菇就一直在旁边对自己的模子赞不绝口，这就是和我们犯蘑菇，希望我们早下决心，我们院儿的孩子多啊。用那模子非常简单，把泥放进去用手抹平，反过来一扣，就出来一个泥饽饽，上面印上了模子底部的花纹，这就是一个泥做的月饼。这些模子也都是用胶泥做的，不过由于在窑里烧过，所以和红砖一样颜色，一样结实。
比较贵的就是那些立体的模子，那至少就要两个一组，有兔儿爷兔儿奶奶的，有财神爷的，还有老头儿钓鱼的。老头钓鱼最难做了，用两扇模子扣出来老渔翁和鱼篓。在老头模子外面，还有一个小槽，原来那就是一个鱼型的模子。在那里再扣出来一条鱼，再用笤帚苗作根鱼竿，趁渔翁还没干的时候，把鱼竿插在老头胳膊下面，在鱼竿尖儿上拴一条线，把小鱼穿在线头上，放在那里，眯眼一看，老头钓鱼，真的一样。我们平时就比谁的模子多，看谁的花样多。模子多的就觉得自己是大富翁了。我们家给我的零花钱很少，可是有一天我爸偶尔看了看我的那些廉价的模子，突然大感兴趣，就说他要了，如果我要玩儿，可以和他借用。同时给了我至少双倍的钱，还给了我一项任务，叫我帮他继续买各式各样其他的模子。这一下我可就阔了，我爸给我手头留下来足够的预算，条件很简单：
第一，不要重样的，
第二，不要立体的。
我爸说那些立体的都是又老又俗的，他只要那些最简单的泥饽饽模子，他很喜欢那些刻在底部的简单图形。那天小蘑菇一来，看我一反常态，迅速挑选，把不一样的全放在我拿来的鞋盒里，他瞪大了本来不大的眼睛，说你都要了？我说：多买你得给我个好价钱。他说：那当然了。买十个送仨。我说：不行送五个。因为平常我们每次顶多买一两个。他说：不行，那我就赔本儿了，送四个。我说好。就和小蘑菇定了规矩。
他高兴极了，明白我不要重样的，就帮我一起挑。我这一买不要紧，小宝、李燕、沙贝、沙雷也都跑来一起挑选。平时都是他们买得多，这次我第一回成了大户。小蘑菇最后对我试探地说：要不要到我家去看看，那里还有很多新花样的。今天我带得不全。
我当时已经心气儿很高了，听说他们家离得不远，就在东城根儿一带，我们几个发小儿，就一起向他们家进发。
他们家真是就在城墙根儿底下，说是房子也行，说是个棚子也行。几块大城砖打个底子，然后用些碎砖凑合了一面墙，后墙就是北京的城墙。铺点儿油毡就有了房顶了，豆腐块儿大的小院儿根本没墙，只有一些秫秸秆拉了个篱笆。院儿里还有一个小窑，他的模子都是在这里自己烧的，黄土直接就从城墙里往外扒，不过他说好胶泥还得自己去挖。我们在他的小院儿里，仔细翻了半天。我那一天从小蘑菇手里买了三十个模子。再加上他饶给我的，一共四十四个。最后他还同意送给我一套老渔翁模子，因为我和他说了，只要他自己作出新花样，我都要了。那时我一定感觉自己就是腰缠万贯的大收藏家了。小蘑菇后来几次到我们院儿来找我，给我送货来了。可惜那时候开学了，那时候我住校。等到星期天我回家，沙贝赶来告诉我：小蘑菇来找我送货来了。我从爸爸那里又拿了钱，和沙贝兴冲冲地赶去找他。这买卖对我很重要，因为我爸是按照市价给钱，还多给我一些跑腿费。老北京城墙
里外里，我多了不少零花钱。可是，小蘑菇的家没有了，那个院子没有了。因为政府决定要拆城墙了，那里只有工人在拆房子。四面都是飞扬的黄土灰尘，没有人知道小蘑菇一家搬到哪里去了。我告诉沙贝，下次再见到小蘑菇，一定问清楚他们家到底搬到哪里去了。听说这些模子都是小蘑菇自己设计，自己做的，我爸爸说有机会想见见他，爸爸还说：这个人不简单啊。然而，以后小蘑菇没有再来过，我也没有机会再见到他。我很伤心，城墙的黄土无穷无尽，小蘑菇脑瓜儿里的花样也无穷无尽。我的无本生意前景广阔的美梦在拆除城墙的轰鸣中灰飞烟灭。后来，爸爸自己把玩这些模子的时候，经常莞尔一笑，偶尔叹口气，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没有见到这个小老头儿而有些遗憾。
后来我爸爸居然把我买的这几十个小蘑菇模子中的几个佼佼者，选到他编的《中国民间玩具》那本书里，还都给它们照了彩色照片，可惜没有小蘑菇的照片，也没有他那所小窑的照片。这以后我就特别注意了，如果见到一位民间艺术家，一定要问清人家的地址。不能像法国电影的名字那样：没有留下地址。


第二部分第六章 面人汤

我看到这儿，整个就快傻了，这人不得了！和皮诺曹的爸爸一样，简直是个魔术家，大变活人啊！有一天，在大羊宜宾胡同口上，看见一群小孩儿包围着一个小担子，我赶紧过去看看是不是小蘑菇。一看原来不是，是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儿，戴着老花镜在捏面人。我一看他插在那里当广告的面人，有孙悟空、有金钱豹，简直就是李燕他爸爸的剧照再现，而且比那剧照还好看。因为第一是立体的，第二是彩色的，第三，那个孙悟空动作矫健生动。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面人。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我们住在草垛胡同的时候，就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供应社里面。那时候，我爸爸就带来一个老头儿，请他和他的几个徒弟做了一套地道战的沙盘，泥捏的小人，有八路军，有民兵，还有日本鬼子。当时我都看晕了，爸爸告诉我那个老头可不得了，他叫张景祜，是祖传多少辈儿的天津有名的泥人儿张。我想那也难怪，张光宇伯伯给我的橡皮泥，我捏了不少日子，也捏不出这个样子。我爸爸告诉我，这就是民间艺术家。我看这个老头儿做得更好，他的手上满是皱纹，但是干活儿非常利落。他用的面据说是江米面，所谓江米就是南方的糯米。他的面红黄蓝绿黑白，排了一溜。他把不同颜色的面像画画一样，先调好颜色，做出来胖小儿的脸，他用竹签飞快地又按又点，胖小儿的五官就出来了，他用竹签挑了一星黑面，一星白面，一抹一划那胖小儿的眼睛就左顾右盼了。我看到这儿，整个就快傻了，这人不得了！和皮诺曹的爸爸一样，简直是个魔术家，大变活人啊！泥人张就那么不得了，这个老头儿更了不得啊！
当然，面人儿先天条件就比泥人儿细腻，而且面人儿的颜色是事先调在面里面的。而泥人儿是完活以后上的颜色，当然比不了面人儿那么光彩夺人。我那时候岁数小，不明白泥人儿、面人儿各有千秋。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民间艺术家的瑰宝。我就问他：那孙悟空多少钱？他从老花镜上面看了我一眼，说：五毛。啊？那时候五毛对我说来就是天文数字。我说我只有五分，还是我妈给我买冰棍的。他老人家说：五分也行，我也给你做个胖小儿。
我说：大爷，我们家离这儿不远。您到我们家门口，我和我爸说说，让他给我买这个孙猴子，好不好。老头儿这会儿正好没有生意，就挑起担子和我一起到了我们家门口儿。我又说：大爷，我拿这个回家给我爸看一眼，要不他不给我这个钱。
老头儿还有些犹豫，这时候赵大爷正好在门口，就笑眯眯地对他说：放心吧，这孩子就住这个院儿里，他不会蒙你。最多他爸不给他买呗。
老头儿抬头看看这个院子门口的牌子：哦，中央美术学院宿舍，好，你快去快回。就真的把那个孙悟空递给了我。我小心翼翼地举着这个孙猴子，赶紧回家，院儿里的孩子和我说话我一概不理。因为这时候我心里很紧张，一来是我怕把这个贵重的猴子给碰坏了，二来是我自己觉得这个面人儿做得好得不得了，可是我心里没底。因为我爸这人有自己的一套，过去有些艺术品我以为是好东西，他说都是垃圾；有些土得掉渣的东西，比如小蘑菇的模子，他就说真是好东西。希望这次我真是看对了。我进了屋，爸爸正好在休息，如果他正在画画我去打扰，那是找揍。我看他在那里看书，就过去说：爸爸，你看这个面人儿做得怎么样？我爸漫不经心地扫了那个面人儿一眼，他眼睛立刻亮了，一把就抢了过去。我赶紧说：你慢点儿这是借来的！
他把书放下，举起面做的孙悟空左看右看，说：这个归我了。我说，不行，这个面人儿还没给钱呢。做面人儿的就在门口儿。我爸一听，就说：走，去看看。我爸三步并两步走在前面，我一溜小跑跟在后面。我爸看见老头儿正坐在门口和老赵聊天呢，很高兴，就问道：老先生您好，您贵姓啊？
那老头儿连忙站起来说：免贵，姓汤，汤子博。
我爸爸高兴得像一个孩子，说：原来是您啊，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面人汤啊。
那老头儿赶紧说：别这么说，别这么说，雕虫小技，雕虫小技。
我爸就说：您这会儿有空儿，来我家坐坐。见到您我真高兴，我上学的时候就看见过您的作品，没想到今天这么巧就见到您哪。
于是，汤大爷就挑起担子进了我们院儿，爸爸把他让进客厅，叫我赶紧去找娘娘给客人上茶。从此汤子博先生就成了我爸的好朋友，我们家的玻璃柜子里从此就摆上了汤先生做的孙悟空力斗金钱豹。还有一个白眉毛的老和尚在静静地打坐，他的眉毛一直垂到他的蒲团上。这只有面人汤才有的手艺，就那根眉毛就够你练多少年。真是无巧不成书，汤子博的儿子汤夙国就在北京男五中念书，正好是我妈妈的学生。我妈妈这才知道他爸爸原来也是个艺术家，于是，就经常叫他来我家玩，有什么事情也叫他帮忙，比如送我回学校什么的，汤夙国当时就是任劳任怨的大哥哥。我爸请汤老先生捏了不少一流的精品，除了孙悟空斗金钱豹、高僧打坐等等以外还有在核桃里的面人——《二十四仙朝王母》。我爸拿了去给其他艺术家看，这是给汤老先生打场子啊！记得我妈妈也没少点拨汤夙国，他明白了自己爸爸就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于是他就开始为爸爸的艺术事业而奔走，直接写信给当时的文化部长茅盾先生。没承想很快就得到了回音，经过当时文化部艺术局过问，汤子博老先生就来中央美术学院上班了。以后，我爸爸调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那时学院里已经设立了汤子博先生的工作室，张景祜先生的工作室，还有刘金涛先生的裱画室。哈，我爸最喜欢的民间手艺都已经登堂入室了。他心里真高兴，几个老先生也都很高兴。我第一次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去看刚上任的我爸，到食堂里去吃饭，汤老先生听说我来了，一进食堂就大声喊我的名字，见到我一把抱住我说：孩子，长这么大了。好，弄我一个大红脸，不知说什么好。爸爸和妈妈在一旁也不帮我解围，还乐呵呵的。后来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那一段日子里，和我最好的是汤子博老先生和裱画的高手刘金涛先生。至今我都后悔没去和他们好好学一门手艺。我妈妈听说我想将来当个诗人，就对我说：你先要想办法养活自己才能去写作，要不你去学一门手艺。我想这些手艺都需要全身心地投入才行，我的主要精力还要去写作。妈妈叹口气，说：那你至少去学会理发，你得有个安身立命的本事。后来汤夙国一心想学雕塑，就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我爸一直认为他应该当好他爸爸的徒弟，劝他一定要留在他父亲身边，把他们家的绝技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我爸就是喜欢这些民间的民俗的东西，可是年轻人就不一定愿意这么想了。也有另一个年轻人听了我爸爸的话，这就是小宝的表哥——郑于鹤，也就是李可染先生二姐的儿子。我们都跟着小宝叫她二姑，她和我娘娘是好朋友，老姐们儿。那会儿她的儿子郑于鹤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正在选择将来的前程。


第二部分第七章 先生们的趣事(1)

听李伯伯说，齐白石老先生一再对他说画画就一定要握紧笔。也许，在深夜和清晨人全神贯注，才可以握得更紧。李可染先生和我爸爸是好朋友，每天早晨他们都相约一起去上班，一路走、一路聊天。他们那么谈得来，我跟在后面却完全不知所云，我断断续续地听他们讲来讲去都是关于画水墨画的事情。那时候，延安时代我爸的老朋友江丰在中央美术学院当一把手，哦，徐悲鸿老先生还是院长，但是江丰是书记。那会儿无论什么单位都是书记说了算。他人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在上海搞过左翼文化运动，那时左翼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对于京戏、中医等国粹，批评得相当尖刻，觉得新中国的文化，就要抛弃这些老朽的东西。江丰在美术方面更是如此激进，认为只有油画才能为新时代服务，中国的艺术也只有年画才勉强可以凑合服务一把。我爸爸那么喜欢刘凌沧先生临摹的《捣练图》，江丰就感到非常奇怪。那是一九五四年，我爸和李可染先生都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彩墨画系，这也是刚刚恢复起来的。中央美术学院建院初期，曾经打算干脆取消国画这个专科算了，后来决定把油画系和国画系合并为绘画系，还有雕塑系和实用美术系，这三个系在当时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服务已经足够了。
李可染先生为了让原来的国画教师跟上形势的需要，将来可以画工农兵喜闻乐见的年画和连环画，为了培养这样的普及美术干部，因此把他们集中起来在教研组里进修。进修的内容就是让他们画模特儿，画白描，练习勾勒的技巧。在这个组里进修的有叶浅予、李苦禅、王清芳、李可染、刘力上、田世光等教授。当时勾勒课的教学任务就是明确规定为将来画年画、连环画的线描打基础。你可以想象，画惯了山水的李可染先生，和一直画花鸟的李苦禅先生这会儿如何一起画模特儿。不过这和若干年以后让他们学习耍铁锹、挖渠、平地比较，相对来说还是容易一些的。我爸爸当时和李可染伯伯就是在议论这些问题，他们在苦思冥想如何走出中国画如今的困境，其实也是如何走出自己艺术的困境。
可染伯伯是齐白石晚年最看重的弟子，而李苦禅先生是齐白石中年时期最得意的弟子。虽然，他们俩在艺术上的追求并不是同一个路子，可是对齐白石老先生艺术的尊重和恭敬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也都在为中国画的生存与发展而担忧。我跟在他们后面闲散地晃悠，因为我那会儿已经放暑假了。他们却在热烈地交谈、探求。那时候，他们要苦苦挣扎找到自己的艺术道路，就要明白自己在如今社会的实际处境。
在当时作为美术学院领导江丰先生的眼里，国画简直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利用的了，大概除了线描还有些用处，其他一无是处。
爸爸和可染伯伯要争得自己从事的艺术形式的立足之地，谈何容易。
江丰先生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他认为到了清末的四王，中国画已经走入死胡同了，技法已经成熟到快要腐烂的程度了，已经毫无发展余地了，应该放弃，学习西画，那里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这之前我爸的老朋友艾青，对中国画的改造说了一番话，那时候他还是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所以人们认为这是他在代表共产党发表指示性的谈话，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指明方向的意思，于是许多画家就按照指示去做。谁都没有想到，就在三年之后，这位共和国第一诗人又变成了共和国的敌人——右派分子，先被送到北大荒，然后被送去了新疆。估计我爸和可染伯伯他们俩，就是每天这么走路，慢慢琢磨好了。于是，可染伯伯、我爸还有一位罗铭先生结伴到江南写生，用中国画的工具直接描绘大自然，这就是他们身体力行的“师造化”：从大好山河里寻找中国画新意境，新技法，也是找到他们的艺术新路和新的艺术语言。爸爸作的《白塔》回来后他们三人在北海画舫斋举办了画展，据说当时很是轰动。但对我说来记得最清楚的，还是仿膳的豌豆黄，还有豌豆黄上面那几片宝石红的山楂糕，那实在是好吃，到口自然化。好像就那时候，李可染伯伯征询我爸的意见，看他的外甥该走哪条路。你知道我爸是个民间艺术迷，就认为郑于鹤应当去做泥人张的徒弟，那才是正路子。当时很多人听说了这件事，都大惑不解，甚至隐约听说二姑都觉得我爸怎么不给他儿子找个更好的前程呢？在李可染伯伯和我爸爸的劝导之下，郑于鹤断然走上了这条当时看来非常奇怪的道路。以后的故事证明郑于鹤没有走错路，他学透了泥人张的绝活，和他舅舅一样没有拘泥于师傅的窠臼。摄影师镜头下的白塔寺（李玉祥提供）艺术的翅膀一旦硬了，就必须自己展翅自由翱翔。小宝他们家可以算是中院的北房，也可以算是后院的南房。他们的后窗户开在中院，门开在后院。小宝是老大，大名是李小可。如果说沙贝像是孙猴子，那小宝就是憨憨厚厚的沙和尚了。他浓眉大眼，虎头虎脑，五短身材结实有劲儿，难怪后来他一度成为“解放军叔叔”了。他妹妹叫李珠，后来黄叔叔搬来了以后叫她胖妹妹。那时候叫你一个“胖”字，透着亲切，透着喜爱，现在谁敢用“胖”来称呼一个女孩子，她准和你急！最小的是小弟，大名是李庚。人虽小，一肚子鬼聪明。他爸李可染先生就在这个房间画画，写字。同一张桌子也经常用来吃饭，在这张桌子底下，还有一个地窨子。据说，当年这里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据点，这个地下室就是他们的办公地点，现在成了可染伯伯的美术用品储藏室。
后来，我上初中的时候，必须每天早起赶公共汽车去西城西什库后库，可染伯伯画室的灯似乎就没关过。他和黄叔叔都喜欢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耕耘，黄叔叔年轻，早上一定会入眠，但是可染伯伯却又早早地起来了。听李伯伯说，齐白石老先生一再对他说画画就一定要握紧笔。也许，在深夜和清晨人全神贯注，才可以握得更紧。他笔耕多年，一直咀嚼这句话，从来就没松过手。那时候，我们全院的关系，如此地融洽。还没有什么市面价值的观念，自己画的画稿，朋友来了如果喜欢就当时卷走。我们家里就堆着许多爸爸交换来的天南地北画家的画稿，以至一度堆到走廊里了。


第二部分第七章 先生们的趣事(2)

我看见黄冑画的那张巨大的《风雪柴达木》，那会儿就挂在沙贝家的西墙上。那时候，黄冑刚刚出道，董希文先生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黄冑还用整张的高丽纸给沙雷画了一张像，也一度挂在他们家的西墙上。有一次，妈妈叫我去可染伯伯家讨一幅字，因为当时北京男五中的校长张夫先生举行婚礼。我妈妈觉得如果毫无表示，那是不礼貌的，送张好字就是书生人情。妈妈从《论语》中集句，我那时太小只记得上半截：“夫何人哉？堂堂之张也！”妈妈自己写了这些集句，要我拿去请可染伯伯给写一张正式的。妈妈说：他的字才站得住。
可染伯伯看了妈妈的字条，就说：你妈妈的句子选得很有意思，她的字已经写得很好了，何必要我写呢？
爸爸和李可染先生（摄于八十年代）我就按照妈妈的嘱咐说：妈妈说了，这个院子里您的字最有分量。
可染伯伯笑笑，当时就给我写了。我拿回来，妈妈看了半天说：送出去当礼物，可惜了。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我妈妈是一大怪，她连婚礼都没去，称病要我代表她去。我当然兴致勃勃就去了，手里拿着可染伯伯的字，到人家婚礼上去爆撮了一顿。后院儿的西屋，也是李家的房子。可染伯伯的母亲来了以后就住在那儿，我们都叫她李奶奶。后院的东屋原来住着一位留美回来的女士官称范先生，她是南方人，很重的上海口音，非常爱干净，衣着相当讲究，可以算这个院子里衣着最讲究的人。听说过去司徒雷登在北平当大使的时候，还请她吃过饭呢。有人说不对，是她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和杜鲁门总统的太太一起吃过饭。到底她是和哪个美帝国主义分子一起吃过饭，谁都搞不清。可是，她好像没有家，她家里就是她自己一个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有一回我们院儿里的这帮土匪——我说的土匪就是这群孩子，好像那个年头儿，土匪是个爱称，大人经常满脸笑容地叫我们土匪，于是我们也经常自称土匪——一块儿到中央美术学院去玩。我看到图书馆的牌子就想进去借书看，当然是想借小人书。我们四五个孩子，大概还有沙贝，沙雷，小宝，一起挤在图书馆的柜台前，和那里的馆员说想借小人书。这时候范先生出来了，哦，我们自己琢磨，看来她是这儿的馆长。好像还有一个德国人叫马安娜的，也在图书馆里，她的女儿是个混血姑娘，在美术学院的冰场上简直是一朵燃烧的玫瑰。一次在冰场上她和我自然擦肩而过，可我一下子摔了一个大马趴，其实我是怕撞到她，紧张地给她让路，可是她轻巧躲过，我却在冰面上来了个突发性匍匐前进。那时候我真没出息，见到美女腿肚子就打软儿。
我们以为她妈妈应该就是图书馆长，觉得外国人肯定本事大。
这会儿一看见范先生出现我们立马就紧张了，打算开溜。因为我们觉得她一向很严肃，在同一个院子里住了这么长时间，她很少和我们说话。这时候，她笑眯眯地问我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们连忙点头。
我说：知道这是图书馆。我们想看看这里有没有小人书看，再说也看看您。
那会儿我说话还是很慢的，和李燕比简直就是木木愣愣。这会儿，也不知哪儿来的词儿，张口就说完了。打算说完赶紧撤。
她很遗憾地对我们说，这个图书馆里没有小人书。我和沙贝赶紧说，那我们就走啦。我们一起和范先生说了声再见，转身就走。没想到在这里遇见同院儿的大人，那时候觉得所有的大人都很麻烦。三十六计走为上。我们这一群土匪，窜到走廊上，大家憋了半天这会儿一通哈哈大笑。正要回忆刚才的尴尬，幸亏还没来得及有什么胡说八道，这时候范先生追了出来。我们都愣了，怕她要我们回去把今天的会见禀报给家长。然而她满面笑容地说：你们有心来看看我，就是我的客人。走，我们一起去小卖部。我们面面相觑，这样的好事有吗？
她在小卖部给我们每个人买了一块蛋糕，我们真的非常不好意思，怎么平白无故就吃人家的东西。可是她执意要我们吃，我们一个个喘着气好不容易都吃完了。她满意地笑了，问：好吃吧？我们嘴里的蛋糕还没完全消失，就呜噜呜噜地说好吃好吃，谢谢范先生。心里想她真是个好人，那年头蛋糕是很金贵的东西，虽然上面的奶油都是蛋白做的代用品，但是对我们说来都好吃得终生难忘。后来她搬走了，搬家的时候这伙土匪都帮她拿东西，一起送她上了三轮车。我们都挥手喊道：范先生再见！常回来看看！我们会去看您的！她眼圈都红了，轻声地说：好的，好的，一定，一定。
可是我们谁都不知道她搬到哪里去了，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她。那个年头儿，事情相当的没准儿。她不会是失信了，肯定是有更重要的原因就那样失踪了。她那一明一暗的套间就搬来了另一家，好像先搬来的是孙克一他们家，然后是程尚仁，最后才搬来这家常先生。对我们来说这家更有意思。当然，有我们这么大的孩子才有意思。他们家有三个孩子，老大比我大一点，叫常万石；女儿叫常兰石，小名叫丫丫；小弟叫常寿石，小名叫臭子。他爸常浚先生过去在故宫上班，对保管艺术品很有一套。他们的妈妈在北大医院当护士，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后院的北房住的也是延安来的画家，他是木刻家，现在进城了就叫版画家了，他的大名叫彦涵。他们家有两个男孩子，老大叫刘四年，小的叫冬冬。他爸爸革命以前姓刘，所以那时候儿子就继续姓刘了。四年比我大一岁，和我都在北京育才小学住校。后来，我们院儿的小孩儿，老说他以后是不是到了四年级，就要留在这儿，老上不去了？要不怎么叫刘四年？
后来还是改了名字了叫彦冰，还是跟着爸爸姓现在的姓：彦。弟弟大名就叫彦东。他妈妈叫白炎。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我们院儿的孩子的嘴贫得厉害。
我们说：他们这家子，可真够冷的。爸爸就严寒了，老大就冰都冻严实了，所以就叫严冰。弟弟就是严冬来临。妈妈那里是冰雪世界，当然一片白色的严寒。哈。后来黄永玉搬来以后，他儿子叫黄黑蛮，我们就说：黑馒头干儿。女儿叫黑妮，我们就说：黑泥巴球。沙贝已经让李燕命名为沙背罗纹鸭，沙贝也不甘示弱，把我们家六个孩子的名字符串成一串，似乎是我们家招待客人的情景描写，说道：
瞧瞧郎郎（我姐姐叫乔乔），聊聊大伟（我二弟叫寥寥，大弟叫大伟），陪陪耿军（我小弟弟叫沛沛，我哥哥叫耿军）。后来，彦冰家搬走了。两对儿国际夫妻搬走了。于是我们大雅宝就大调整了一番。杭州美术学院那时候还叫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他们学校搞工艺美术和实用美术方面的教授，都调到北京来了。
我们院儿就更热闹了，一天晚上一下子搬来了三家：图案教授袁迈先生，他家的老大叫袁骥，老二叫袁骢，老三是个女孩子，大名袁珊，小名干脆就是俩字儿——胖子。陶瓷教授祝大年，也是三个孩子，老大是祝重寿，小名叫毛毛，老二也叫小弟，还有一个小妹。染织教授程尚仁，他们家只有一个女儿，叫姗姗，大名好像是程妩珊。这是我们院儿唯一和我们同龄的女孩子，其余成帮成伙的都是浑小子。


第二部分第八章 暑假前后

多少年后，我的美国女朋友问我：中国的狗怎么叫？我说：汪汪汪。她诧异地看着我说：中国的狗还会说中文？美国的狗就绝对不会叫出这样的声音。当然要是孩子们每天都这么轮流折腾，大人还不烦死了？
我们平时都去上学了，而且很多人都住在学校。我和彦冰住在先农坛里的北京育才小学。小宝住在香山慈幼院。这里热闹就热闹在假期里。李可染的太太邹佩珠女士，觉得这些孩子得组织组织，要不他们整天踢土扬烟、爬树上房简直就是天翻地覆。于是和这些家长一说，人人都同意：这帮土匪，都正在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岁数，真得上点儿心，就得邹阿姨才能降得住他们。于是每天早晨，孩子们自己拿着小板凳，坐到中院儿里。邹阿姨把他们家的无线电摆在他们家的方桌上，朝着后窗户，正好对着中院。我们大伙先一起做广播体操，然后一起听新闻，听少年儿童节目，听孙敬修老先生甜甜蜜蜜给我们讲故事，好让我们每天安静地在那儿好好坐会儿。
一开始不是家家都有收音机，那会儿北京很多人还称之为：话匣子。李燕和小宝他们两家都有一个日本产的木头壳话匣子。沙贝家的最气派，是苏联傻大黑粗的“波罗的海”牌收音机。当时有这么个大家伙，那就绝对豪华了。黄叔叔家可不一般，不但有带短波的美国无线电，还有慢转留声机。就连我干爹朱老丹家的留声机，还是用手摇来上弦的老式机器，听着还不错，就是老得不断换钢针。可是这钢磨般的东西照样可以听《卡门》，听《如歌的行板》。他家的唱片不少，可都是一分钟七十八转的，堆了恨不得一人多高那么一大摞，那也听不了多久。可黄叔叔家的唱片差不多都是一分钟三十三转的，还用宝石唱针，几乎不用换针了，那是他从香港带回来的，使我们大开眼界。到十点多我们再做一遍广播课间操，做完体操以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我们简直脚不沾地，还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哥们儿已经开始满世界叫你的名字了，然后互相召唤、喊声四起。那时候，很少有孩子准时回家吃饭。
我们忙得要命，暑假的游戏实在太多了，拍洋画、弹玻璃球、逮蜻蜓、招蝴蝶、粘知了、挖知了猴儿，等等，等等。北京人把蟋蟀叫蛐蛐儿，把蝈蝈叫驴驹子。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我记得驴驹子这话是李燕教给我们的，没准这话是出自山东梁山泊呢。孩子们觉得这么叫着才带劲，你要是非得说字儿话，我们也会。上学都学过：蛐蛐儿应该叫蟋蟀，再酸文假醋些知道也可以叫作促织。
也许你不知道北京人常说：好马长在腿上，好汉长在嘴上。烟袋嘴镶金边儿——就靠这口儿了。如果让这群孩子张口全用标准普通话，全都按照国务院公布的正音正字表说话，那就都成了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都成了水大爷了，整个一个假模假式。大雅宝全体好汉，不吓死也得恶心死。
他们虽然来自五湖四海，可是如今都是一口地道北京话。黑蝈蝈叫驴驹子，多么形象？和小型的叫驴一样，也那么黑，嗓门也那么大，也那么欢蹦乱跳，不叫它大尾巴驴驹，就真委屈了。那会儿招蜻蜓，也不直接说蜻蜓，北京人统称之为蚂螂。最常见的蜻蜓，因为是黄颜色的，我们称之为“黄儿”。雨后满天都是，大小孩子都出来逮蜻蜓了。
我们右手拿着一个蚂螂网，左手拿着一个招子，所谓招子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假的蜻蜓，捉黄儿的招子我们一般用苇叶做，嘴里还必须念念有词：
“黄儿，你过来，天上有河，地下有水。”
在这咒语般的儿歌声中，那一个个的黄儿就如痴如醉地开始跟着我们的招子飞，然后我们的左手往地下一摆，那黄儿也随着落下，我们右手的蚂螂网就说时迟、那时快，迅速抡过来把那小黄儿扣在网中。抓到小黄儿，把两个翅膀一并，挟在左手指头中间。如果你的四个指缝都挟满了，那成功之感就油然而生。那种大号的蜻蜓，我们称之为“老琉璃”，因为漂亮得简直像是玻璃做的。全绿色的老琉璃，人们也叫它为“青克螂”。
傍晚出来的这类大号蜻蜓，被统称为“夜子儿”。
招这类蜻蜓就不是一般孩子可以胜任的了，那都是行家的专业，我们大雅宝也就大生子、小蛮子还有春英，才有这个本事。他们招来的这些大号蜻蜓，就可以卖给我们门口摆摊儿的。比如大雅宝的贤孝碑胡同口的瘸子大学生，还有煤铺门口的老王头儿，小雅宝胡同口的山东李。估计大生子、小蛮子、春英他们卖给小摊儿大概也就一两分钱，瘸子大学生他们用张苇叶一包就可以卖两分到五分。大生子他们从来不直接卖给我们，他们和小摊儿的摊主直接交易，从来不会让我们见到。胡同里的孩子偶尔会买个好看的大蜻蜓，夹在指缝里，肩上扛着蚂螂网，在胡同里晃来晃去，得意非凡，似乎自己也是捕捉蜻蜓的专家。
李燕看见这种孩子，就说：腰里掖个死耗子，假充打猎的。大生子那时候，就靠自己挣零花钱，知了也是他的另一个财源。北京人把知了叫做“喞鸟儿”，个大黝黑的叫做“马喞”，绿色的叫做“伏天儿”。
为这个我和江苏来的表弟明明争论不休。我说：就应该叫它“伏天儿”，它叫的声音就是“伏天儿、伏天儿”，明明说：不对，我们那里叫它“扬茨冈”，你听它叫的声音就是“扬茨冈、扬茨冈”。
当时我们俩争得脸红脖子粗，谁都说服不了谁，都相信自己的耳朵和判断，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多少年后，我的美国女朋友问我：中国的狗怎么叫？我说：汪汪汪。她诧异地看着我说：中国的狗还会说中文？美国的狗就绝对不会叫出这样的声音。哈哈哈哈。那时候，我自然想起了当年和明明的这一段争论公案。现在我明白了，人们对于自己听到的声音多么主观，又多么自信。我笑了起来，给她讲了这个故事。我的笑中渐渐有了泪意，我没有机会再和明明探讨这个故事了，他早已乘风归去。我们捉知了，主要的方式有这么几种：
第一是挖知了猴儿，也就是去挖知了的蛹。知了猴儿据说时间最长的已经在地下睡了十几年了，这时候已经开始运动，一点点接近地面了。挖知了猴儿需要有经验，要到多年的老树下的地面，细细观察。一看见那种很小可是很黑的口儿，趴下来再仔细看，里面漆黑，证明这个洞里面的半径要大许多。于是先轻轻插上一根席篾儿，给那个洞定位，然后仔细挑开洞口的薄土，那个笔直向下的洞顿时豁然开朗。有的知了猴儿已经在洞口了，那就很简单，它会主动抱住你的小拇指，让你轻轻把它拉上来；也可以用席篾儿探它，它一高兴就抱住了这根稻草，你可以把它挽救出来。最麻烦的就是它还深入在底层，你只好像发掘出土文物一样一点点从四周挖起，一不留神你手里的刀子就会伤到娇嫩的知了猴儿。
挖回来以后，就放在纱窗上，或者蚊帐里，等它慢慢蜕变。第二天清晨它已经出了壳，翅膀还是嫩绿的，缩成一团。如果你有耐心，就守在一边，看它的翅膀一点点地伸开，颜色一点点变暗，最后变成了油亮的漆黑，它就可以展翅飞翔了。你把它收服在合适的地点，例如用线绑住它的翅膀，放在你家的花圃里，从此它就在你家里纵情歌唱。第二种是在雨后或傍晚，去摸知了猴儿。你拿着手电，在每棵大树旁仔细搜寻，这时候它们开始出洞，当它们正在地下前进，或者正在树上爬动，你就一一使之就范。人的眼睛真是奇怪的东西，那时我们在晚上很远就可以感觉到，那棵树杆上移动的黑点是天牛还是知了猴儿，决不会错。可惜了，在书斋中伏案多年，这些本能恐怕早已丧失殆尽了。
知了猴儿蜕变成知了以后，可以卖给那些摆摊儿的，而剩下来的壳可以卖给药铺，那就是著名的蝉蜕。东安市场的手艺人也要，用来做微型猴子的原料。他们做的小猴子，和胡同里的百姓一样，有剃头的，有拉洋车的，有卖馄饨的，都做得生动活泼、惟妙惟肖。我一开始非常纳闷，他们怎么做得这么细致，连腿上的毛都做出来了。后来才知道，这是用知了猴儿的壳子做的，那些逼真的细节，都是造物主的杰作。他们的聪明在于借用天然材料来做成自然，这不是以假乱真而是以真乱假。那时候的人就是聪明。第三种在城里就很难进行了，要到香山或者西山一带。那边的知了儿多，而且似乎也比城里的傻。有时候，它们往往就在矮树的树干上，吱吱地唱个不停，因为听得见它的歌声，你很远就可以看见它在哪里，就可以利用树干遮住身影，也就是说，你要在看见它之后，远远绕一大圈，绕到它停留的树干后面。那时候，它看不到你，可是它可以感觉到你脚步的震动，所以你必须蹑手蹑脚地慢慢接近树干，悄悄伸出头，看见它的确切位置——只要看见它的影子或者它翅膀的一角就足够了，否则当你看到它全身的时候，它也就看见你了，那样，“喳”的一声，它就会消失在万里晴空中。所以，你只要确定了它的位置，把手慢慢垂下，轻柔地凑近树干，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把它攥到手中。手还不能攥得太紧，需要的是活捉。
香山的知了，和城里或豁子外的不一样，在它们额头上，有一个闪闪发光的星星，似乎是一块小小的宝石，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夺目彩光。这真是造物主顺手给你的奇迹证明。第四种就是最常见的粘知了，就是用普通的白面在水里慢慢洗出来一块面筋，然后把一小块面筋捻在一根竹竿的梢上。如果竹竿不够长，就把两根绑在一起——我们周围的知了儿都在大树的树尖儿上。我们就举着这个超级武器，到处瞭望。那时的夏天每棵树上都有不少知了儿，天越热，叫得越响。大中午的天都让太阳照白了，知了、伏天儿齐声合唱，简直震耳欲聋。
你看准了它的位置，把竹竿慢慢向它靠近，然后稳准狠地轻轻按在它的背上，在继续挣扎的呼叫中，它被粘在面筋上了。干这行要有手劲——举得动这么重的双重竹竿；还要有好的眼神，能从万绿丛中分辨出它微小的身影；同时，还要心静手定在那么远的距离，能够信手拈来，这才是真本事。这是大生子、小蛮子他们的拿手好戏，我们只是跟着哄而已。


第三部分第九章 家家花丛

一群群土匪从前院风驰电掣一直冲到后院，然后返回呼啸而过，又冲到前院儿。他们个个精力过剩，在飞奔中快乐无比。想起来我们每家的房子和现在的院子还真是不一样，里面布置得更不一样。可是院子里家家都要种花。如今北京发展得很快，然而平民百姓却难得有块地来种花了。那会儿院子很空，虽然家家离得那么近，可是每家门口或窗下总有块种花的地方。老赵他们家当然绝对没有种花的地方，主要是他们的门对着门洞，他们总不能往门洞里种花吧？可是家里照样得种点儿什么，小生子就用一个小碟子，里边放点儿水，切了个带点儿缨子的萝卜头，长出来鲜嫩的叶子，照样好看。小燕他们家种了一些西番莲、美人蕉之类的花，另外还种了豆角和葫芦，还用小绳把绿色引向屋顶，这样他们家就可以在绿阴之中了。沙贝他们家居然种了一丛矮小的竹子，那会儿在北京竹子极少，可能因为他们是南方人，他爸爸老家是浙江，他妈妈是湖南，那边的竹子翠绿婆娑，郁郁葱葱；虽说这里的这点竹子半青不黄的，可到底是竹子，照样在风中微摆，照样在雨中沙沙作响。他们还种了老窝瓜，肥厚的绿叶，鲜艳的黄花，再挂上一个秫秸蔑儿编的蝈蝈笼子，里边的驴驹子，叫得山响。
姐姐、大伟和寥寥在大雅宝前院，后面是
董家的门和竹子（摄于五十年代）我们家种的都是容易活的，指甲草，喇叭花，太阳花——那就是“死不了”，我们也种点儿猫耳朵豆角，可是没种其他的。我从胡同里小蛮子那里讨换了点儿葫芦籽儿，想自己种出葫芦，将来可以让蝈蝈过冬。
爸爸喜欢收集专门让蝈蝈过冬的小葫芦，当然，如果是古董又当别论，我爸收集的却是当时的民间儿童玩具，所以都是染成紫色的扁圆形葫芦，艺人用刀在紫地儿上刻出白色的花纹、图案，那些用刀子刻出来的线条，非常流畅，如行云流水，看来这些艺人也不简单，看见这些花纹，就可以想象那一双手，像黄叔叔的手一样，铁箍似地把葫芦紧紧卡在桌面，用刀如笔，龙飞凤舞、沙沙作响，一眨眼，一个个葫芦就刻完了。我把葫芦籽种在我家后面的小院儿里，也就是我们家厨房外边的屋檐下。我和娘娘说好了，就把洗米的水浇到我的园地里。可也奇怪，我上了这么大的心，结果，到了夏天一共只活了一棵。我天天小心呵护，它终于茁壮成长起来了，它的叶子肥大，瓜蔓儿也黑绿黑绿的，和大拇哥一样粗。一来二去，它就爬上了房。上房之后，才开了花。这下我可犯了愁：刚刚学过植物学，开花需要授粉，要不就结不了瓜。可是我的园地里只有这一棵瓜，哪里来的花粉呢？
想到这里，我决定向沙贝哥儿俩求援，因为他们家的老倭瓜藤子上上下下开满了耀眼的黄花。我趴在他们家的窗户一看，不错，哥儿俩都在，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画水彩呢，我敲敲窗户，沙贝的妈妈开开门：是你啊，郎郎，找沙贝啊，进来吧，一起画画。他们哥儿俩今天一定是答应了爸爸的要求，坐在那里仔细描绘对面的一盆儿菊花。那金色的菊花，真是灿烂。我耐着性子，看他们怎么画。他妈妈还偶尔给他们指点一下。我看着他们家靠墙的那幅巨大的油画《开国大典》，听说他爸爸为了画这张画还在北总布胡同租了一间小房子，充当画室。大概这几天他爸爸一直在修改这幅作品，所以搬回家里来了。现在他爸爸也正在画这丛金色的菊花，把它安排在画面的右下角。哈哈，原来是他们哥儿俩正在画蹭儿呢。
我小声和沙贝说，你们接着画我不打搅了，我想掐两朵你们家的倭瓜花。他问：喂蝈蝈啊？我含含糊糊地点点头。沙贝就和他妈妈说了一声，出来给我掐了两朵花，说：不够，再来拿。我连忙道谢，然后撒腿就跑。
跑到小院儿里，我把粘知了的竹竿给顺出来了，用面筋把一朵倭瓜花粘在竹竿梢头，就企图给我们家房上的葫芦来个人工授粉，可惜差一点还是够不着。我就搬来一个方凳，自己站在方凳上庄严地进行人工授粉。
我娘娘这时候就紧张了，怕我一不留神掉下来，就大呼小叫地喊道：“这孩子，你这是干嘛哪？快下来，快下来！”
我当时认真得要命，就给她一个根本不理：一句话也不说，继续授我的花粉。就这工夫有个人走过来，静静地站在一边看我。我顺眼看了看不认识，就没搭理他。〖〗董希文先生所绘的《开国大典》他大声说：小朋友，怎么这么淘气？也不听大人的话。你捅人家的花干什么？
我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好在我的人工授粉也完成了，就从方凳跳了下来，理直气壮地说：第一，这花就是我们家自己的花。第二，我不是在往下捅花，我是给我们家的葫芦进行人工授粉。我娘娘也连忙对他笑着解释，的确不是我胡来，她这样着急主要是怕我摔着。
我一边听，一边打量这个人。个子不矮也不高，年纪不大也不小，剃个小平头，穿着一双海绵拖鞋。我立刻对这双拖鞋很感兴趣，那时候有这样一双拖鞋那就阔了，可以做一副当时最时髦的海绵乒乓球拍了，那时候就缺少这种原料。他听完哈哈大笑，说：误会误会，原来你是个植物学家，苏联有个米丘林，那你就叫面丘林好了，哈哈。我叫黄永玉，今天刚搬来的，和你爸爸妈妈都见过了。黄永玉先生就这样搬到了贝亚杰他们家原来住的房子。黄叔叔为什么爱和我们玩儿，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他那会儿就特别喜欢和小孩儿交朋友，他后来成了我们院儿的孩子王，是有道理的：他那时正好是不大不小的尴尬年龄，正好搬到了我们院儿。比这些老先生，他是个晚辈，和我们比他又是个大人，于是，就不好意思拿自己当外人了，主动请缨当了我们院儿的孩子王。
后来他告诉我们，那时住在这个院儿里的许多老画家都是他少年时代心目中的崇拜对象，现在居然能够搬到一个院儿里，还成为一个学校的同事，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他自己本来就是个大小孩，还没玩够呢，现在趁机补回来没过够的瘾，所以他叼着烟斗走来走去，开始了他的儿童外交。正是我们院儿要风来风、要雨来雨最旺盛的时候，黄永玉先生就搬来了。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他的邻居是体育老师詹易元先生，就住到万曼先生原来住的房子。他们家也是三个孩子：老大叫小崽儿，老二是个女孩子，叫桂萍，小儿子叫小小儿，长大以后成了打破国家纪录全国有名的跳高运动员。你算算大雅宝胡同甲二号，这个院子有多少个孩子？二三十个！一群群土匪从前院风驰电掣一直冲到后院，然后返回呼啸而过，又冲到前院儿。他们个个精力过剩，在飞奔中快乐无比。我又是其中最快乐的人，因为我见过许多他们没见过的事情，似乎都记得，似乎又记不大清。他们也见过许多我没见过的事情，他们比我懂得在北京怎么玩儿，怎么高兴。我比他们多知道许多大人奇怪的故事，那些都属于运动中的故事。



第三部分第十章 黄永玉(1)

突然他哈哈大笑，声音特大，在中院儿走廊里来回共鸣，笑得地动山摇。别看他个子不高，笑声真是气冲云霄。和黄叔叔斗蛐蛐儿，是我们和他深交的开始。黄永玉搬到我们院儿，一开始并没有引起这帮孩子的注意。首先，这院儿里的名人就够多的了，而美术界的名人和这院儿里的孩子个个都面熟。
远了我也不和你说，就说大名鼎鼎的齐白石老先生，和这个院儿的关系就千丝万缕。齐爷爷一来，全院儿的孩子就前呼后拥跑来看，虽然人们都知道，齐老先生由于特殊的处境，脾气比较特别。比如：到齐爷爷家千万不要吃他给你端出来的月饼和花生，那只是他待客的一个仪式，你要真动手就等着回家挨揍吧。一来你真吃了，齐爷爷肯定心里不高兴；二来，你肚子肯定要出问题，那月饼和花生都不知是猴年马月保留到如今的。
但是，他对孩子们都是一样地和蔼可亲，给孩子们的压岁钱每人就是一块钱，作画的白石老人
那年头对孩子们说来那就是一笔巨款了。不过你就是再多叫他几声好听的，他也决不会给你再添一分钱，你有千条妙计，他有一定之规。所以，我们都特别喜欢这个倔强的老头儿，虽然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他的画到底有多么好。
所以黄先生搬来的时候，我们基本没什么反应。一来，看着面生，我们以为只不过就是来了个青年教员吧；第二，他们家没有和我们一样大的孩子，只有一个黄黑蛮，还是个小不点儿呢。所以，感觉平淡。当沙贝跑来告诉我，这位黄叔叔是从香港来的，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过去张光宇伯伯带着张临春就是从香港回来的，《木偶奇遇记》的原装画册就是他们从香港带回来的。可见那是一个洋地方。我首先关心的是：他们家有没有我心爱的卡通画册？还有没有令我们大为兴奋的这类宝贝？后来事实证明，他果然有，还不是一件两件，一件又一件，件件都精彩。黄永玉搬到我们院儿的时候，才二十八岁。那时候李可染先生也才四十五岁，董希文先生那年也才三十八岁，我爸才三十五岁，虽然李苦禅先生是全院儿年岁最大的画家，已经五十三岁了，可是今天来看，都这么年轻啊。他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大雅宝的这个院儿，真是个艺术大磁铁，各种年龄的各路豪杰都被吸引到一起来了。记得那是暑假里的一个傍晚，大家吃完晚饭，我们院儿的老太太大军拿着蒲扇和小板凳到大门口去乘凉了。我们这些孩子，就站在大门口的路灯下，海吹神聊。李燕知道的古灵精怪的事情最多，比如，他告诉我们，他最想实现的一个梦想，就是以后养一只墨猴，它个子很小，可以训练它帮你研墨，你画完画，它还可以帮你把剩余的墨吃了。然后钻到你的口袋里，和你一起上街去遛弯儿。我们听得大眼瞪小眼，有这事儿吗？
李燕说：那当然了，是我爸告诉我的。袁骥小伙子长得端正、精神，也是一大神侃，那天他给我们开讲当年盖世太保在柏林的故事。他正侃到盖世太保的化装舞会最精彩的时候，小生子上气不接下气从院子里跑出来，说：快去看看，新搬来的黄叔叔、黄妈妈在中院儿表演节目呢。我们这帮人呼啦一声，前呼后拥就窜到了中院儿。第一次见到黄妈妈真不觉得她像中国人，至少不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她穿着一条杏黄色的布拉吉，挂在肩膀上似乎只有两根带子，裙子上面还横七竖八地抹了些不规则的咖啡道子。五十年代的北京就没见过有人这么穿过，甚至也没人见过这种花样的裙子。头发扎成一个马尾巴，显得相当清爽。她跟着旋律摇来摆去，拉一个酒红色的手风琴。北京哪儿见过这个景致？纯粹和外国电影差不离。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意大利的手风琴。
拉完过门，黄叔叔和她一起开唱：西班牙有个山谷叫亚拉马，
人们都在怀念着他，
多少个同志都倒在山下，
亚拉马开遍鲜花。国际纵队来到了亚拉马，
保卫自由的西班牙，
他们要誓死战斗在山下，
亚拉马开遍鲜花。刚搬到一个院儿，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作为开场白。可以说黄永玉绝对是独出心裁。黄叔叔无论想出来什么惊天动地的招儿，黄妈妈总是毫无保留地支持。这和我们院儿过去的风格和规矩，一点儿都不一样。可是我们院儿里的大人们整个一个君子国，什么都能包容，他们个个都大度地笑眯眯容纳一切。这些孩子们整个一个浪漫国，什么新鲜的都报之以热烈欢迎。何况这两位是从香港投奔光明的热血青年，他们和我们是一类人，立刻和我们大雅宝水乳交融般掺合在一起了。首先，我们真是被他们的热情所感染，也同时被他们那个意大利的手风琴给镇了。那时候这种进口的东西，在北京还是相当罕见的。在这个院儿还算经常有人出国，但是这种属于奢侈品的东西根本是见不到的。虽然我爸是中央美院出国机会最多的人，但是他决不会给我们买一个手风琴之类的东西，他真正舍得花钱的还是买他心爱的莱卡照相机。他说这是工作需要，我当然同意。同时也暗暗知道那只是一方面，真正的原因还是不言而喻：相机是每个这种大人的心爱玩具。
黄永玉先生黄叔叔鼓动我们一起唱歌，其实这个歌我们都会，一开始都用蚊子的翅膀哼哼，接着就和黄叔叔同声同气了，后来越唱越高兴，干脆扯开嗓子吼了起来。
黄叔叔和黄妈妈那天都非常高兴，这么快地得到孩子们的认同，这院儿里的孩子一批准，他们就是名副其实的大雅宝人了。第二天早上，我和沙贝决定：一定要让黄叔叔知道知道，这儿的孩子也不是等闲之辈。咱们就得和他较较劲，实际上我们想要确证他是不是从心底和我们是一路的？是否可以不分彼此地和我们这帮土匪一起玩儿？
院子里其他的大人从来都对我们十分和蔼、亲切，可他们和我们还是隔着十万八千里呢。不知不觉我们心里觉得老空着一块，那就是我们缺少一个让我们心服口服的孩子王，而如今我们觉得黄叔叔就应该是我们院儿的孩子王才对。这院儿里的大人其实也都是大孩子，全世界的艺术家都这样。不过有些是严肃的大孩子，有些是必须正经的大孩子。那个年头儿，规矩就得这样。俗话说：少要稳重，老要狂。结果我们也老成不起来，他们也没法儿狂。艺术家都是孙猴子，可是这会儿每个猴子都有唐僧在后头，唐僧后头还有如来佛呢。我和沙贝商量的结果，就是决定在我们的走廊办一个自己出版的墙报。我们的走廊是前院儿到小院儿之间的走廊，这是孩子们游戏的重要场地。尤其是夏天，外面太热，太阳也太亮。在这里不但阴凉而且一直吹着习习的穿堂风。我们就在这里玩儿拍洋画儿、沾洋画儿，在这里主要进行的游戏是用三角或者洋画玩弹锅儿的。
沙贝喜欢当庄，他就画一个锅儿。其实就是一个大方块，分成四个小块儿。在里面分别写着：1、　2、　3、　4。他把我们每个人的洋画儿大力弹向远处，我们自己再分四次弹回来，同时口中还必须按照规定念念有词：
一弹弹，二顾念，三打鼓，四要钱。
在念叨四要钱的同时，我们就力图把自己的洋画儿准确地弹到沙贝的锅儿里去，如果成功入锅儿，沙贝就要按照标明的数字赔给你洋画儿。如果你压线了，或者没有进入锅儿，沙贝就没收了你的洋画儿。
我们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快乐的时光。我们从洋画儿上学了不少东西，孩子们的诸多知识几乎都是从洋画儿上背下来的，比如我们怎么知道《水浒传》里一百零八将的姓名和绰号，比如我们怎么对三国里的人物了如指掌，知道徐庶为什么进了曹营，就一言不发了，知道诸葛亮为什么不老老实实继续卧龙在南阳，还知道什么时候，吕布一介武夫把桃园三结义变成了走马灯，还知道蒋干多么可爱，为什么他是古代最笨的间谍，等等。那时所有的洋画儿正面是彩色的图画，反面都是解说文字。


第三部分第十章 黄永玉(2)


当轮到其他人弹洋画的时候，我们这些等待者正好可以仔细研究手中的这些洋画儿。这些旁门左道的知识就潜移默化地溶到我们的骨子里去了。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开办大雅宝的少年墙报。怎么才能镇黄叔叔一把？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还是画漫画。因为这活儿干得最快，再说，我们过去就爱练习画些漫画小人儿。
于是我们集中在沙贝家里，一起认认真真地创作漫画，跟真事似的。现在还记得，我画的是《人造地震》，画面上是两个小孩在房上，屋子里的电灯泡来回晃悠。这是我们院子常有的事儿，我们这个院儿比不上斗鸡坑那个院儿，就是没有自己的枣树。可是隔壁的二号，也有两棵枣树，它们的枝叶正好都覆盖在我们院儿的西房上。每当枣儿一熟，我们院儿的土匪就纷纷上房，于是接二连三、上蹿下跳，而各家的老太太们就不断地大呼小叫了，一来是屋里房梁不断掉土，二来是怕摔了孩子。
她们都愿意给孩子们买枣儿吃，真怕他们上房。可是对我们说来似乎买的枣儿永远比不上偷来的枣儿好吃。大雅宝的孩子上房，成了各家头疼的问题，于是我就画了这么一张。沙贝画了一张《中院儿在庆祝什么？》，画面上是中院儿的晾衣服绳子横拉竖扯，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好像是彩旗飘飘，似乎在庆祝节日。
其他的孩子也画了一些，主要是我和沙贝一手策划，最后终于凑满了一版，我们就仔细粘贴在用几张报纸拼起来的衬纸上。趁大人都在睡午觉的时候，我和沙贝、沙雷一起把这第一期墙报，悬挂在走廊的墙壁上。然后我们藏在沙贝家里，像侦察兵一样，仔细观察路过的大人如何反应。每当一个大人从这里经过，我们就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趴在窗户上听他的脚步是否慢了下来，是否停下来看看，再听他有什么反应，有什么话讲。当然我们真正等待的就是黄叔叔一个人。我们院儿住的人这么多，当然不断有人匆匆而过，有的人根本没注意到我们的墙报，但那毕竟是少数，多数人都停下来看看，嘴里还嘟囔着：哎，学生们自己办墙报了？谁组织的？没听说啊？大概都是这么一类反应。难怪，谁让他们是大人呢，谁让他们是教授呢。等黄叔叔路过的时候，我们自然格外紧张。我和沙贝哥儿俩都忍不住了，悄悄跑到院儿里，从墙角那里偷看黄叔叔的表情。他路过墙报的时候，一眼看见了我们的墙报，当时就停了下来，叼着烟斗仔细看我们的墙报。突然他哈哈大笑，声音特大，在中院儿走廊里来回共鸣，笑得地动山摇。别看他个子不高，笑声真是气冲云霄。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回合。
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虽然后来黄叔叔把我们收编了，也要求我们一本正经地办起了正式的墙报。
但是，暑假我们最重要的活动仍然是斗蛐蛐儿。
永葆童心的“老顽童”（卓雅提供）古人把它叫做促织，字儿话叫蟋蟀。我们当然知道，可是叫蛐蛐儿，还是亲切百倍。它的双翅一抖，我们的心尖都跟着乱颤。
黄叔叔也有绝的，他对我们说：他自己逮蛐蛐儿早就是多年的行家高手。让我们全力以赴，好好去逮，回来以后才有资格去找他斗蛐蛐儿，大战三百回合。
好，这一下我们全体好汉，绝对不甘示弱，于是就摩拳擦掌整装待发了。董家的哥儿俩一度被我们叫做工业化，他爸爸给他们一人买一身劳动布的衣服，那衣服就和侯宝林说的一样：禁（读音第一声）拉又禁拽，禁扯又禁踹！每人脚下还都蹬着一双翻毛高腰儿的皮鞋。
你想他们爸爸真是用心良苦，对付这帮土匪当然不能随便地剿灭，又要适当地节省，又要顾及到他们的安全。他们这身工作服拾掇，要样有样，相当威风，同时还非常实用，无论我们和大羊宜宾胡同的孩子土坷垃大战，还是到豁子外去逮蛐蛐儿，这身行头再合适不过，无论跌打滚爬，还是上房揭瓦，无论是钻铁丝网，还是扯喇喇秧，别的服装都绝对不灵。忘了告诉你，我们大雅宝胡同，原来叫大哑巴胡同。后来民国时期，就雅化了一番。可是你那会儿要是叫三轮儿，说：来个车，去大雅宝胡同，人家准白你两眼：先生，真不知道您说哪儿呢？
要是你说：来个车，去大哑巴胡同，人家二话不说，走着！刚才我说的那个大羊宜宾胡同，原来就是大羊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后来搬去了文学家沈从文先生，他是黄永玉叔叔的表叔。我知道他老先生原来住在东堂子胡同，黄叔叔没来之前，我们就知道他。我妈妈老念叨他，讲他的故事给我们听。我娘娘不认识字，可是对他们家的事情倒了如指掌，没事还和我讨论讨论。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娘娘到底是怎么回事，大雅宝的老太太可真不得了。北京话“尾巴”读作“乙巴”。所以大羊尾巴胡同被雅成了大羊宜宾胡同，那边儿的孩子隔三差五地要和我们大雅宝的孩子大战三百会合。后来他们自动向我们投诚了，一来大雅宝的孩子越来越多，将多兵广——尤其我们院儿这么大的孩子，呼拉出来就是一大片，简直漫山遍野，简直就是一队坚强的野战军。
二来沙贝、沙雷哥儿俩又是武器制造专家，使我们不但人多势众，同时武器精良，什么橡筋动力钉子手枪，什么胶泥石灰手榴弹，制作功夫了得，很快就在这一片儿创出了名声。很快我们扫平了这一片儿，从此没有别的胡同孩子敢和我们院儿的孩子较劲了。
这些新式武器都是沙贝的点子，沙雷的手工。如果赶对了点儿，他们哥儿俩，准是中国的爱迪生兄弟。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孩子们在所向无敌之后，没来得及寂寞地独孤求败，就立刻找到了新的暑期过剩精力投射点，这就是蛐蛐儿！因为我们这帮孩子有段时间忙于备战、制造武器，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于是我们的蛐蛐儿，在这个胡同里还被小蛮子他们远远地抛在后面。原因很简单：我们院儿逮蛐蛐儿的高手大生子，在这个游戏里从来不和我们扎堆子，他的蛐蛐儿绝不代表我们院儿的孩子出战。
那会儿，我就觉得哥们儿够狂的，你不也就比我们大一点，你不也就比我们能耐一点，你远征豁子外也就比我们远点。话说回来了，人家就一句话，顿时把你顶到南墙：不错，就凭这几个一点儿，逮到的蛐蛐儿就比你的棒得多得多！我们拿黄叔叔的话对他实行激将法，他听我们添油加醋说了黄叔叔的狂话，他也就笑笑，说你们先去，等你们都真输给他了，我再去看看也行。
那时，我们挺不忿的，好歹你也是咱们甲二号的，你蛐蛐儿棒，我们绝对承认，怎么老不拿出来代表咱们院和马路口上的小蛮子练练，当然咱们胡同真正的蛐蛐儿高手是煤铺大院里的春英，他的蛐蛐儿在南小街一带，谁不知道绝对头一份。大生子也就笑笑，也不争辩，也不和我们一般见识，似乎在这里他是大人，我们是小孩儿。其实他也够土的，赵大爷带头剃个光头，还给大小生子哥儿俩都剃成大秃瓢。现在想想也是的，他们家就一间房，进门就是一个大通铺，大夏天的都乘凉到半夜，赵大爷和大生子就拉一块铺板睡在门洞里，小生子和她姐就睡在屋里。天刚亮他们都起来了，也就小生子还有点儿特权，可以多睡会儿。你想，这会儿就有人上班了，弄不好，教务处、办公室什么的就有电话来找老师了，全院儿就这一个电话，还就在大生子他们家的东墙上。
你可能在抗日时期的电影里，见过这种电话：一个木头盒子，盒子上有个黑胶木的圆筒，那就是您对着说话的地方。听筒拖住一根电线，可以挂在木头盒子外边儿的那个铁叉子上。这些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全都是用这一个电话，可惜那年头这里没有录音设备。如果这个木头盒子有记性，多少有趣的故事会从这里衍生出来：讨论国徽的，研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构思《开国大典》油画的，设想出版《万象》杂志的，等等，等等，就全靠这么一个电话，真难为它老人家了。赵大爷一家四口就靠他一个人当门房的工资，而且姑娘已经到了要找婆家的岁数了。有一天，我看见他们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全都吃土豆儿蘸白糖，我问：怎么不吃饭？赵大爷笑着说：天太热了，吃这个多舒服。就连忙要给我拿一个，我家里不让我随便吃人家的东西，就笑笑婉拒了。晚上告诉我妈他们家的奇怪伙食，我妈沉了一会儿，说：他们家困难啊。大生子不知是天生的手巧，还是后来学的，他不知道到哪儿找了一个旧变压器，拆出来许多漆包线，用砂纸把漆皮都褪了下去，变成锃亮的铜丝，然后，一来二去编出来了能气死工艺品商店的蛐蛐儿罩子。他早出晚归，逮了很多蛐蛐儿，可是也不和我们斗，也不在胡同里显摆。天天逮，也不知那些蛐蛐儿都哪儿去了。后来孩子们传说，他去东四卖蛐蛐儿了。啊？至于吗？我们都愤愤不平，好像他对不起我们大伙儿似的。可是第二天，我们没一个人再提这个话茬了。看来所有的家长，都异口同声地要求孩子们不要再议论他们一个字。他们家是我们院儿里，最需要照顾、最需要理解的一家。于是沙贝来找我，说：咱们人穷志不短，马瘦毛不长，远征豁子外，踏平鬼子坟地，一定逮回来真正的好蛐蛐儿，不能让小蛮子和春英那么得意。再说，黄叔叔说的话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咱们没有好蛐蛐儿，就没有发言权。沙贝的主意往往出人意料，还非常浪漫。他说：最好咱们能逮住个八厘的。


第三部分第十章 黄永玉(3)

据说称蛐蛐儿的戥子，称出来最重的、也就是最大个的好蛐蛐儿，正好八厘，所以八厘成了蛐蛐儿极品的简称。他接着兴高采烈地说：我不拿出去斗，在家里好好养着，盆着。我给他吃螃蟹肉，再给它找一个小巧玲珑的金三尾，让它们成双入对，以后甩籽，明年春天大批的上好蛐蛐儿秧子，就孵出来了。别说这条胡同，就是整个南小街，甚至包括东四牌楼那边玩蛐蛐儿的都得吓傻了，黄叔叔也得对咱们心服口服了。
那会儿我们说孵蛐蛐儿，得说“奋”蛐蛐儿，要不就露怯了。为了让你明白我才和你通俗一下。他们哥儿俩还真是坐言起行，没有漆包线，他们就去买了铁丝，没两天也编好了自己的蛐蛐儿罩，沙雷是眼角一瞄就会的主儿。李燕，剪了一块纱窗，卷成个筒，一头用三合板堵上，另一头使一支旧袜子筒缝在纱窗筒上，这就是逮蛐蛐儿的必备用具之二：亮子。这是存放抓到的蛐蛐儿的地方，好比是钓鱼用的鱼篓——好进不好出。沙贝没找到纱窗，二话没说，干脆就拿他们家一个碎了胆的旧暖壶竹壳子，再缝上一个旧袜筒子，顿时齐活。
这哥儿俩又把自己家的火筷子烧红了，砸得又直又尖，这就是直捣蛐蛐儿窝的用具，逮蛐蛐儿必要工具之三：钎子。终于小燕、小宝也都先后备齐了这三宝，于是个个都全副武装，准备出征了。我估计他们和我差不离，手都没董家兄弟这么巧，估计他们逮蛐蛐儿的这三宝，九成是买的或者是过去家里存下来的。
我可就惨了，做也不会，家存也没有，这会儿我又没有足够的零用钱。好在沙贝沙雷哥儿俩，决定吸收我这个热情澎湃的志愿军，于是我两手攥着空拳就和大伙一起出征。好在人多势众，我们兴高采烈、浩浩荡荡出发了。小生子最后才得到他爸爸的同意，连滚带爬地追了出来，就和我们一起出豁子啦！那会儿出豁子，和现在出国的意思差不离。那时候，北京四周还围着城墙。因为交通慢慢发展了，就那几个城门不够用了，在朝阳门和建国门之间拆了一段城墙，就是我们这个豁子，让大雅宝胡同直接通向了城外。
这就是今天的雅宝路。
当时城墙用途很多，家里垒个鸡窝，砌个花池子什么的，就到豁子那边搬回来几块城砖。要用黄土，直接到豁子那里去抬两筐。我估计春英他们家没少用城墙肚子里的黄土做煤球。那时候，觉着就是方便，人们大概觉得祖宗那会儿留下来的东西，就是让我们随便用的。那时候谁都知道人民政府准备在北京西郊盖一个新北京，这些老东西肯定都要拆走的。那会儿谁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再复原是不可能的了。除旧迎新，这旧的还要它干嘛？我们这是废物利用。于是我们整队，向豁子外出击，决心要逮回来最厉害的蛐蛐儿，誓言要在南小街一带，势如破竹，横扫三军。且不说我们让草棵子里的小咬，叮得浑身大包，也不提让喇喇秧在我们胳膊腿上抽出来一条条的红印子，更别看我们一身臭汗两脚黑泥，虽然我们没有逮着一个够得上八厘顶尖蛐蛐儿的，可是我们的凉子里小红头、大黑头各种蛐蛐儿都快装满了，我们为了让蛐蛐儿舒服，还在凉子里塞上了一把青草，看来它们在里面也很快乐，在我们回来的路上，它们已经开始此起彼伏地演奏起来了。一回到大雅宝，我们各人赶紧窜回家，赶紧洗涮一番，免得大人看见有气。我们洗完了澡，换完小背心儿，就到李燕他妈妈那儿上点儿二百二红药水，或者抹点儿碘酒，个个都有伤。这有什么，轻伤不下火线。我们清楚。第二天一大早，沙贝、沙雷就和我一起细细给蛐蛐儿分类，我自己逮的蛐蛐儿都用纸筒装着，放在沙贝的亮子里存着。可惜这些家伙牙口太好，全都咬破了纸筒移居到沙贝的凉子里了。好在我们都好说话，沙贝和我大概分了分，各自选了几个将军级的蛐蛐儿，放到准备好的瓦罐里面。沙贝告诉我，必须给它们吃辣椒，让它性子火爆，才能够开牙。蛐蛐儿要是不开牙，那真是个大也没用，关键在于战斗力。经过几天的认真准备，我和沙贝、李燕、小宝也进行了演习性的战斗，最后选出来三只最厉害的蛐蛐儿，就相约一起到黄叔叔那里去比个高低。我们一人捧住一个罐儿往前走，后面跟上了全伙梁山好汉。连不大和我们凑合的大生子，也跑来看看这个空前的蛐蛐儿比武大会。黄叔叔正在家里刻木刻，这是他自己的加班儿，每天他真正干活应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所以我们来了，他并没有不高兴，乐呵呵地说：好啊，你们的三个大将军，准备哪个先上第一场。
我们笑了，说：我们先看看你的蛐蛐儿，再决定。我们都知道那个赛三场马的故事，现在不用动这个脑子，就是先要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蛐蛐儿？你想我们看黄叔叔每天忙得要命，他讲故事的本事，我们早就领教了，于是如今就怀疑他的话里大概水分不少。先把大话放在这儿，反正以后再找辙。他一个香港来的人，知道怎么玩蛐蛐儿吗？不会，我们再教你。那会儿，我们真是有点要镇镇牛烘烘的他的意思。他微笑着，慢条斯理地说：好的，别忙，我来洗洗手。他接着慢条斯理地洗手，然后点上一锅烟丝，把他们家的小炕桌四平八稳地放在院子中间。再转身回去，像魔术师一样，接二连三捧出了几个大号澄浆底的专业蛐蛐儿罐儿。
一看他的罐儿，我们全有点儿犯晕，他还真是玩真的。这等级的罐儿我们也就在东四牌楼旁边隆福寺的蛐蛐儿市上见过，我们这胡同还没人玩到这一级别的。这些老罐儿又大又沉，价钱我们从来没敢问过。他“嗡”地一声打开蛐蛐儿罐儿的盖子，余音袅袅，和打镲一样。哈，难怪有人管这种罐儿叫钢罐儿呢。他这一“嗡”绝对是一种金属才能发出的声音。
我们伸头望去，还看不见蛐蛐儿，罐儿里面镜面一样黄色澄浆底上，一个小巧青花瓷过笼。他轻轻捏开过笼的顶盖儿，那蛐蛐儿在家呢。那蛐蛐儿没有八厘，也得七厘五，不但个儿大，还全须全尾全大夯。所谓大夯就是它的大腿。浑身油亮油亮的，大黑头点了漆似的锃光瓦亮，那水牙就显得格外洁白。那紧拢的双翅，隐隐透出一层金光。黄叔叔用他号称用耗子须做的蛐蛐儿探子，轻轻一扫，它立马开牙，双翅一抖，“喳喳”叫了起来，还有节奏地颤动着大腿，似乎在挑战示威。“哇！”我们几个当时都傻眼了，我们这帮土匪在大雅宝的蛐蛐儿沙场也都算是见过世面的主儿了，今天才又真正开了眼。这简直不是一个级别的比赛，我们就和中国足球队进了世界锦标赛三十二强一样，不赛不知道，一赛吓一跳。不用细说你也知道，我们的几场比赛，一共就是四个字：落花流水。
最多一两个回合，我们的蛐蛐儿只有逃跑的份儿了，还有一次还是我们的一号选手，更让黄叔叔的大将军愣给甩出了罐儿。
我们本想镇黄叔叔一把，没想到是他把我们彻底地反镇了一把。他笑眯眯地告诉我们，他几个大将军的名字绝不那么俗气，不是叫大红袍、大青翅之类的，他一号大将的名字叫寥寥，啊？那是我弟弟的名字啊。他解释说：这个蛐蛐儿叫声厚重，寥寥是个粗喉咙，所以起了这个名字。
二号是叫得清脆，所以它就叫小仔儿。哈，那是詹先生儿子的名字，因为他哭声嘹亮。三号是个大哑翅，于是就叫小弟。那就是李可染伯伯的小儿子李庚啊，李庚是沙喉咙，他的外号麒麟童，也是黄叔叔给起的。好，他的蛐蛐儿全借用我们院儿小一帮孩子的名字。我们笑得前俯后仰，沙贝赶紧问：你的蛐蛐儿到底是从哪儿逮的？
黄叔叔一本正经告诉我们说，就在中央美术学院后面的小山上。啊？我们怎么没想到那里会有这么好的蛐蛐儿呀？等我们马不停蹄地跑到中央美术学院后面的小山上，狼烟四起把小山翻个底儿朝天，别说八厘的蛐蛐儿，就连个蛐蛐儿秧子也没见着。
嘿！我们怎么该信他的时候没信，不该信他的时候，我们倒信了他。哈！


第三部分第十一章 天生外交家(1)

俩老太太一聊天，我整个就是一句也听不懂了。我经常性地怀疑她们互相懂不懂对方的意思？可是她们一聊就一下午，说得高兴着呢。后来我们才知道，黄永玉叔叔是拿我们开涮呢。虽然我们白跑了一趟中央美院小山，可是得了个明白。从那时候起，我们明白了他是个爱玩儿、会玩儿的天生孩子王，要玩儿就得玩个地道。从此以后，他就是我们大雅宝理所当然的孩子王。
把玩儿的事，当正经事来办，一定会有出乎意外的收获。正经的事，要和玩儿一样，一定不会伤了身子骨。我揣摩这就是他的处世绝招。
他每拿出一样东西，一定会跟着一整套故事。
譬如他拿出磨刀的油石，用手轻轻抚，似乎那是个敏感的活物。我们从来没见过那么细腻、平整、似乎自己会出油的石头。他磨刀我们可以看，但绝对不能插手。他一边解说，一边以绝对专业的架势“噌噌”几下，稳、准、狠，那木刻刀就吹毛立断了。那几天他正在给《雪峰寓言》一书刻插图，听说还要刻《译文》杂志里契可夫、高尔基、罗曼罗兰等文学家的肖像，张张都要求刻出精确的细线，所以要更锋利的刀口，在很硬的木头上剔出花样。
要是平时他给《萌芽》、《新观察》等杂志刻个封面什么的，他用麻胶版和圆口刀来刻就足够了，那好比是中国画的大写意，脑子当然要用，先琢磨透了，于是手上出活就快了，当然比刻那些肖像的速度要快多了。
他刻木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以看，但那个时候绝对不要说话。除非在他完成了构思以后，主动问你什么，你再说两句。他刻起木刻来，立刻进入一种状况，和所有手艺人一样，和跳大神一样，如入无人之境。这时候他的一只手像铁夹一样，青筋怒张，把那木板挤在工作台挡头前，纹丝不动，另一只手紧捏住刀颈，细细的木花随着他手的节奏唰唰地飞出，简直比杂技还惊心动魄。
好在我们这些孩子，别的时候不断地一个劲儿犯混，可是一看到大人开始创作，就立马安静收声。大雅宝的孩子从小都受过这样的训练。可是其他的大人画画根本不愿意让你在旁边儿看，还就黄叔叔比较宽大，只要我们按规矩静静地看，他一般不会轰我们走。
可能是因为他最重要的创作活动是在夜间，那时我们都睡觉去了，院子里只有蛐蛐儿、蝈蝈儿的叫声，伴他长夜；也可能他那时才刚刚二十八岁，玩儿心正盛，就不忍心轰我们，其实他比我们才大二十岁左右；或许他的艺术是走南闯北的野路子，对作画的环境要求就不那么苛刻了。再说，如果不算他们日本式的拉门榻榻米卧房，他们家就那么一间房，他的工作台就紧紧顶着他家唯一的大窗户的窗台，这是他最好的采光地点，同时也是我们最佳的观赏地点。很多时候，我们悄没声地站在窗户外边看了俩钟头了，他居然一点儿都不知道，可见他在自己画儿里的时候，似乎对周围全然视而不见，你只管在一边细细琢磨。要不是小生子来拉我去和他弹球儿，有了响动，黄叔叔才抬起头来，看见我们。他一愣，然后“哗哗”笑了起来：你们快成了福尔摩斯了。然后一边刻一边和我们开聊……
他发现我注意到了《雪峰寓言》插图里的茶壶，就是他们家那个用藤根做提梁的茶壶，他很高兴，问我怎么看出来的？我说：全大雅宝只有你们家的茶壶是这样的。真是，每家的茶壶都不一样，比如我们家的就是从东北带过来的日本搪瓷茶壶，李燕家的就是北京典型的高身青花瓷壶，沙贝他们家有紫泥的茶壶，据说他们家还有许多价值连城的骨董茶壶，因为他爷爷就是玩儿了一辈子瓷器。沙贝后来到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告诉我也学他爷爷开始玩瓷器了，数量绝对比他爷爷玩得还多，但是瓷器的质量是无法相比的。其实，他是开玩笑，那时他玩瓷器的主要方式是天天在饭馆刷瓷盘子。
毛毛家的瓷器也不得了，几个大花瓶都是国宝一级的，因为祝大年先生家底很厚，大概是玩瓷器的世家。他们家的毛毛和我弟弟一样大，所以我就没来得及好好研究过他们家的茶壶。黄叔叔对他们家的瓷器印象深刻，尤其对毛毛为了解闷，学电影里的镜头用连环橡皮筋套他们家里的瓷器印象深刻。趁他爸爸睡午觉的时候，他的技术见长，一甩橡皮筋就套到一个大瓷瓶上，他兴奋地一拽，大瓷瓶轰然倒下，化整为零了。被打碎的那个瓷瓶是祝大年先生家传的稀世宝物——那是一个两尺余高的明洪武釉里红的大瓶。好在祝先生什么没见过，拿黄叔叔的话说：他精于欣赏，勇于割舍。要是别人不定会多么伤心和愤怒呢，毛毛就该皮开肉绽了，可是，他居然没事。你瞧，一家一个规矩。今天的毛毛大号祝重寿，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教的就是中国美术史。当他备课看到明清瓷器图片的时候，是否耳边会回响起当年无比清脆的一声？
《萌芽》创刊号（《萌芽》杂志社提供）让我最奇怪的茶壶还是黄叔叔家的：一个接近正圆的扁圆形，切去一点儿算是有了底，红釉从上面浇下来，流淌了一半多就凝在那里，一弯藤根，造型奇绝，色彩姿态都是一流。难怪他借此来做创作的由头，他的题材哪儿抓哪儿有。
我还笑着告诉他，我们早就看出来了，背后已经哈哈大笑无数次了：他刻的《萌芽》杂志创刊号封面那个种花的小男孩根本就是黑蛮，连画中的小铲子、小花盆，分明是黑蛮每天在院儿里玩的玩具。
好在黄叔叔不因此而恼怒，还大笑着赞赏我们目光如炬。
自从黄叔叔给我起了面丘林或者饭丘林的外号之后，我们家房上的葫芦就一发而不可收拾，长得特别大，简直和冬瓜差不多。我心里想：这么大的葫芦，怎么揣到怀里让蝈蝈过冬啊？我赶紧去问沙贝，他忙跑来看：啊？这么大个儿，是不是让你用南瓜给它人工授粉，就串了秧了？以后是不是得长成个巨型怪物吧？
他们家的王大娘笑着说：你那个葫芦既不是收腰儿可以用来打酒的葫芦，也不是可以做养蝈蝈过冬的扁葫芦，你这是可以做饺子馅儿的西葫芦，赶紧趁嫩摘下来，让你娘娘剁馅儿，或者摊成葫塌子，这会儿正好，鲜得你掉眉毛。
闹了半天，我还是找错了种儿。于是歪打正着让我们全家吃个鲜吧。我娘娘是江苏武进人，可是在王大娘略略指点之后，她立马就出神入化了。葫塌子，吃得我们全家齐齐喝彩。
我娘娘最喜欢和邻居分享。我们家的厨房就挨着中院儿黄妈妈的厨房，当时，黄叔叔的妈妈也住在北京了，我们叫她黄奶奶。娘娘把刚出锅的葫塌子，端了一大盘儿，颠颠儿地送给黄奶奶。



第三部分第十一章 天生外交家(2)


那会儿说来你真难相信，我们院儿的这些老太太，真是五湖四海。娘娘的武进方言愣扳成一种奇怪的普通话，她说累了或者找不到词儿了，马上接着说武进话。黄奶奶说的是湖南的湘西方言，也试图说点普通话。俩老太太一聊天，我整个就是一句也听不懂了。我经常性地怀疑她们互相懂不懂对方的意思？可是她们一聊就一下午，说得高兴着呢。
李燕的姥姥一口济南话。后来搬到李燕和沙贝两家中间那个单间的，是丁井文先生的丈母娘，我们叫她张奶奶，倒也是一口山东话，她也是济南人。张奶奶一家也非同小可，她的儿子叫张亮，当时就是个电影明星，刚演完脍炙人口的《上甘岭》，就是里面那个奋不顾身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碉堡里机关枪枪眼的志愿军战士，可以说那就是苏联英雄马特洛索夫的翻版，也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黄继光的再现。后来，他还演了《革命家庭》等电影，这是我们院儿的第一个明星。
张奶奶还有两个女儿，大概是叫张大英和张大盈。两个女婿，一个就是丁井文先生，另一个是漫画家萧里。
沙贝告诉我，丁井文先生当年是毛泽东的警卫员，现在虽然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可是根子很硬，照样直通中央。后来我听说其实他没真正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员，可是中央有什么小事儿找美术界，还真是要通过他来办理。
沙贝这样想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爸爸画完了《开国大典》那张画，毛泽东给乐坏了，连连大声说：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这才是中国的油画，又有民族特色，又有大国的气度。为此，中央美院当时的副院长江丰和丁井文先生陪董希文先生去中南海见了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首长，据说还陪毛泽东一起吃了饭。你想作陪的居然不是徐悲鸿老先生，也没有我爸爸，而是丁井文，这就说明他的来历不凡，当时我们这些孩子，都坚决认为他过去一定是毛主席的警卫员。
萧里和李滨声是当时最火的青年漫画家。
萧里到我们院儿来玩儿的时候，我还特别去看他。他和张亮在我们院都很受孩子们的欢迎，他们都很随和，一点不像名人。我喜欢漫画，也喜欢青年漫画家。张奶奶对我们这些小孩照样热情。
小宝的二姑和奶奶都说徐州话。这些老太太到了夏天晚饭后，你就听她们山南海北，每个人为了方便，各自说自己的方言，居然互相还都明白着呢。
有一回我们院儿的全体老太太和全体小孩儿，一起去米市大街基督教女青年会看苏联电影，似乎是一个什么招待会，都是发给我们的票。结果那个电影是俄文原文，中文字幕的。我们这些孩子反正连猜带蒙也能看懂个七八成，散场的时候，我才想起来，这群老太太今天可白跑了一趟，她们多数是文盲，就算有一两人读过书，这把年纪的眼神也绝对看不清楚飞快闪过的字幕了。
可是在回家的路上，这些老太太兴高采烈地谈论这个电影。我一听，每个人看的都是自己演绎出来的一个个新故事，她们也不争论，就是互相补充，那个电影被她们加工得复杂百倍，我在一边笑得直不起腰。
我笑着问我娘娘：那俄文你们听得懂？你们的故事比电影里的故事好得多。
娘娘一本正经地说：仔细听都差不多，再看看表情就没错了。
她们个顶个都是语言天才。黄奶奶吃了我家的葫塌子，黄妈妈那天也送来他们家做的广东小吃。我那会儿正在给西葫芦浇水呢，心里还想多吃几个。她们俩在那里互相客气了半天，又小声秘密地谈什么，一边谈还一边笑。忽然，我娘娘声音大了，说：好，我和你赌个东道——一只老母鸡。
她的意思就是要和黄妈妈打赌，黄妈妈红着脸说：好的，好的。
黄妈妈走了以后，娘娘告诉我，黄妈妈怀孕了。她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就想要一个女儿。她掐指一算，肯定是个女儿。
我不大相信地说：你要是算错了呢？
我算错了，她生了儿子要坐月子，我送她只老母鸡也是应该的。她要是生了女儿心满意足，送给我老母鸡她也心甘情愿。我很少打赌，这种一定是双赢的赌，我才下注。
我心想，娘娘真是外交家的材料，她要是有文化就一定不得了。当年闹日本那会儿，她就是新四军的联络员，和陈毅本人见过，还有些来往。可是如今她吃亏就在于没有文化，要不正好在外交部有熟人呢。
那时候，陈毅就是外交部部长。我有时候和我娘娘开玩笑，你怎么不去找陈毅帮忙，干脆参加工作吧？她笑笑说：当年我在武进、丹阳一带熟人多，给新四军当个联络员，还不是为了打日本。我哪儿想到，他们打下了天下？那时候，我就希望平平安安看到日本投降。有机会看到你妈妈平平安安回家，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哪里想到我能来北京，你的表哥也能来北京工作，这都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我没那么傻，去找那些大头头没什么意思。那时候，我的表哥郭伯诚也来了北京，暂时也在北京男五中工作，后来他调到北京九中去了。调来调去，最后去了西藏支持边疆。本来说是三年，没想到一去就是二十多年。我娘娘比我们谁都想得开，她相信自己的儿子什么困难都过得去，一直乐呵呵的，连黄叔叔都说：她永远笑眯眯，对一切充满好意。
黄黑妮和我在黄永玉先生的画展（摄于九十年代）几个月以后，黄妈妈真的拎来一只老母鸡。我娘娘再三推让，还是收下了。黄妈妈说：你不知道我多开心，你算得真准，我真是如愿以偿了。
这个新生的女儿后来起了名字叫黄黑妮，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儿童画家。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告诉你这个院儿里的老太太，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她们是我们院儿里的民间外交家。


第三部分第十二章 老蘑菇

他一边给你往小碗儿里盛，一边念念有词：糊涂膏糊涂膏，越吃越糊涂。听那口音，估计他也是山东来的。小蘑菇失踪之后，我真的难过了些日子。当然，首先由于他是我的财源。你知道我们家孩子太多，每个人的零花钱就很少，和沙贝、小宝根本没法比。好在我在小蘑菇这里买东西，用的是我爸的搜集民间玩具的预算。我爸没那个时间，我没那个预算。一举两得，两厢情愿。
自从帮我爸爸买小蘑菇的模子，很快我就成了专家，远远扫一眼，就知道是不是新花样。每次给爸爸献宝以后，就看他喜欢什么样子的，照样学样，我也假装知道哪些是好的，仿佛我成了审美的内行。
当时还有个老蘑菇，他不推车而是挑个担子。担子上有个小锣，他晃着担子来了，那叮叮咚咚的锣声就是他的吆喝。
他就算是我们这儿的圣诞老人了，主要是供应小吃，也卖洋画。冬天无非是冻海棠、冰柿子，新鲜海棠并不好吃，冻了之后变成半透明的暗红色，和宝石一样好看，吃起来又酸又甜，真是鲜美无比。现在大约是失传了，我几十年来再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海棠。还有冰柿子，有人叫它“喝了蜜柿子”，上了冻，柿子也变得透明，轻轻咬开一个小口儿，慢慢嘬、细细嚼吃得自己也快通体透明了。有的里面的核儿还没长成，有人叫它是“柿子舌头”，在蜜浆中有这么一小块儿脆的、有嚼头的，吃起来格外过瘾。
老北京街上卖面茶的他还卖糊涂膏，这就是把山里红煮得没魂了，讲究的人还把核都捡了出去。老蘑菇可没那么多闲工夫，那就一锅烩了。估计里面还放了些红糖，所以颜色深红。你要买，便宜，一分钱给你一小江米碗。那时候北京小贩的冷食就开始用江米碗卖，这么早就和世界接轨了。他一边给你往小碗儿里盛，一边念念有词：糊涂膏糊涂膏，越吃越糊涂。听那口音，估计他也是山东来的。
如果把那糊涂膏再用小箩过一下，剔出来那些硌牙的山楂核儿，再加上点儿白糖，染点儿红色的食色，那就是山楂糕了。要想吃真正地道的，那还得去东安市场去买，和卖冰糖葫芦在一个摊位上。好像琉璃厂那边的信远斋也有，当然那里最好的东西还是酸梅汤。
老蘑菇瞄准了我们这个平民低价儿童市场，他没想和东安市场、信远斋较劲。
他同时还卖冰板儿，如果说糊涂膏是简易冰激凌的话，冰板儿就是简易冰棍儿。估计他就是把熬好的糊涂膏一勺一个放在预备好的片页纸上，然后用片页纸挨个一包，拿手一拍就得活了。晚上晾在窗台上冻一宿，明儿早上就能打死狗。
真碰上有钱的主儿，他还是真有冰激凌。他有个用棉花套包着的小铁桶，那就要五分钱才给你一小江米碗儿了。里面据说有牛奶鸡蛋，还有白糖，当然贵了。我们宁可吃糊涂膏，或者两分钱买一个冰板儿吃。
不过他和其他的北京小贩一样，管这个叫“冰缴凌”。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这么叫的，可能他本人就是个别字大王；要不就是他们土法上马的冰激凌需要用力地搅和才能做出来，所以命名为“冰缴凌”。
后来我干爹带我去王府井的和平餐厅吃西餐，让我要甜点的时候，我说要“冰缴凌”，把我干爹笑得直流眼泪，喘着气告诉我，以后别露怯，在小摊上才有冰缴凌，到了这儿就必须叫它的正名——冰激凌了。我顿时长了学问。
其实这些东西我们胡同的几个小摊儿上都有，倒不是远来的和尚经好听，而是老蘑菇的东西真的很新鲜。就说酸枣面儿吧，瘸子大学生摊儿上的酸枣面儿整天风吹雨淋的，和真黄土面儿的颜色差不离了。
我刚到北京出了两次洋相，第一次就是看见小生子拿着一块黄土，一边舔一边吃得津津有味，吓我一大跳：啊？你敢吃这个？那小生子瞪了我一眼：没见过？这是酸枣面儿。
另一次更丢人，我看一个孩子跟着妈妈走，怀里抱着一包棉花。那孩子拽住一块棉花就往嘴里塞，我赶紧和他妈妈说：大娘，你孩子吃棉花呢！
那大娘哈哈大笑，你这孩子外地来的吧？他吃的是棉花糖。周围的人都哄堂大笑，给我弄了个大红脸，当时真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
老蘑菇、小蘑菇给我多少童年的回忆，真不知道他们后来的下落，也不知道他们的后人现在在哪里？当时沙贝的爸爸因为画了《开国大典》，成了名画家。可是在我们院儿里，他非常低调，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的记忆中他每天都是穿着很整齐的藏青色哔叽中山服，每次我到他家玩儿，他还和我打个招呼，有时候还问我两句话。
总的来说，他的话不多。他对孩子很尽心，孩子们爱看小人书，他就舍得买。但是他很有选择，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东汉演义》、《楚汉相争》等成套的小人书，在当时已经很昂贵了，他都坚决地买，现在明白了让孩子多看历史连环画绝对没有坏处。
为了保存好这些书，他叫沙贝拿到煤铺门口的老王头儿哪里。老王头儿除了摆摊儿卖零食同时还出租小人书。他自己把小人书都糊上了硬皮儿，还做了外面的布套儿，也就是说他把小人书都变成函装书了，一来上了档次，二来保护了书。
董希文先生不知什么时候，就动了这个脑筋。我猜是他们家沙贝租了老王头儿的小人书，而受了启发。因为老王头儿的书新华书店已经没有卖了。像《大五义》、《小五义》，《施公案》、《彭公案》，还有什么《血滴子演义》、《三侠剑》等等，估计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留下来的。所以他的小人书，都有很结实的外套。
董先生注意到他的手工很地道，就让沙贝陆续把家里的小人书都送去，改成函装了。我经常陪沙贝去取书，也顺便在王老头儿那里租几本儿。王老头儿对我们也格外优待，别人是一分一本儿，过夜两分。我们都是一律一本儿一分，过夜不加钱。
有一天，沙贝叫我和他去瘸子大学生家取书，那次好像是取《三国演义》。我很奇怪，过去都是老王头儿的活儿，怎么这次改瘸子大学生做了？
我们说的这瘸子大学生是他的外号，据说当年他真的是个大学生。可是如今沦落成一个残疾人，在这里摆摊儿。他不是一般的瘸子，看来他得过很重的病。他的两条腿都只有半截了，手似乎膨胀开来了，指甲都快呆不住了。我刚搬来的时候，一看见他就很害怕，不敢到他的摊儿上买东西，后来沙贝告诉我，瘸子大学生有学问，喜欢和小孩儿聊天，东西还特别便宜。
所以我们以后就经常光顾他的小摊儿，坐在那儿看小人书。我看完了，他还喜欢问我：鲁智深为什么要拳打镇关西?胜英从哪儿得来的鱼鳞紫金刀？等等。如果我一一对答如流，他就很高兴，要是我说错了他还要耐心告诉我，其实这是怎么怎么回事儿的。
我就是不敢看他的手，他似乎也知道这个，和我聊天的时候就尽量垂下双手，好像要把它们藏起来，但是它们实在太大了，真没地方可藏。
沙贝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爸爸要把这个活儿派给瘸子大学生去做，按说老王头儿手艺一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董希文先生已经把书和钱都给了大学生，这会儿只需要我和沙贝来取货了。
等我进了他们家，我惊呆了。
在昏黄的灯光下，瘸子看我们来了，高兴得笑了。我第一次见到他这么开心地笑，他的牙很白，也很整齐。
可以说在这里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家徒四壁。他的妻子面黄肌瘦，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对襟儿的小褂儿，怀里抱着比我们小不了多少的女儿，可她这个小姑娘，居然一丝不挂！
那孩子和她妈妈一样坦然，两眼平静地看着我，没有一点害羞的表情，可以说没有任何表情。我和沙贝如芒在背，赶紧拿了书向瘸子大学生道了谢，转身就跑走了。我想大概他们家从来没有客人来，所以她们没来得及准备任何衣服，也没来得及准备任何表情。
我明白了，董先生就是要让瘸子大学生有点儿收入。解放了，居然在我们大雅宝旁边就有这样穷的人，真是无法理解。这会儿我的脑仁子真的不够使了。


第四部分第十三章 京戏

他扮蓝脸单雄信，一出场把闪光的手铐上的链子一下甩得老远。他高亢的唱腔直穿云霄，你听得一股热气猛冲天灵盖。好家伙，真叫解恨。我记得到大雅宝来看我爸的老延安，最常来的是中国京剧院院长阿甲的太太方华，她好串门嗓门又大，妈妈说她为人豪爽，就是有点老三老四，还隔着十万八千里就大声叫我：干儿子！
我那时候就有点烦她这个，就从来没好好答应过她。但是我也不愿意让她伤心，因为她自己没有孩子，从小就叫我干儿子，一直对我很不错的，就是她嗓门实在太大了。
一来当年史沫特莱在延安就给她拍了《女红军》的头像，她似乎是个天生的女革命家的样子，在美国人写红军的书里一直英姿飒爽，呆了这么多年；二来，她每回到我们家来总是提着一个大西瓜，或者带点儿其他水果给我们吃，这也是我欢迎她的地方。来了以后她就和我妈轰轰烈烈天南海北地一通猛侃。
据说她在延安唱京戏，女角里就数她唱得最好，她的先生阿甲虽然是南方人，可是唱得比她还好。据说江青唱《打渔杀家》里的桂英的时候，阿甲就演她爹萧恩。江青当时是上海来的电影明星，比方华阿姨漂亮多了，所以，让她来唱。要不唱这出戏，毛泽东都不一定就看上她了。当然，这都是小孩儿们事后的瞎猜。
我爸我妈都是戏迷，没事儿在家也唱几句。妈妈最常唱的是：
要不提来马力来么，倒也罢了。
要提起来马力来么，令人可恨。
想当年在扬子江边，我救了他的性命；
他言道要早啊烧香，晚啊点灯，
一天三次三天九次，
谢我救命之恩！
我听我妈唱得还跟真事儿似的，我就拼命忍住了笑。
妈妈真的很喜欢京戏，我们住在北池子北口草垛胡同十二号的时候，我也跟着喜欢。这是我们在北京的第一个家。那时我们和阿甲伯伯、方华阿姨碰巧是邻居，都住在这个大院儿里。就是无巧不成书，他们在延安就是好朋友，现在居然在北京住得这么近。
那时候阿甲伯伯他们好像在弄京戏，要办一个中国京剧学校或者京剧院什么的。
那时候，我爸爸自己有一些人家送来的戏票，阿甲伯伯又给我们一些，所以，我就有机会经常和他们一起去吉祥剧场看京剧。那都是晚上，偶尔也要到前门外的民主剧场去看。白天我自己也可以去阿甲伯伯的那个楼里面的排练室，看演员们的彩排。
妈妈和寥寥（摄于五十年代）我那会儿最喜欢的是裘盛戎先生唱的《锁五龙》，他扮蓝脸单雄信，一出场把闪光的手铐上的链子一下甩得老远。他高亢的唱腔直穿云霄，你听得一股热气猛冲天灵盖。好家伙，真叫解恨。
有一次，我妈妈居然就一本正经地和方华阿姨商量，叫我去学戏。方华阿姨说没有问题，还请当时京剧院的顾问名票顾森伯来看看我。他叫我唱一段，我那会儿爱听可是不会唱。他老先生说，没关系的，你唱一支歌也可以。我就唱了一段《马赛曲》。他说，没有问题。你完全可以学戏，不过学戏很苦的啊？我当然说不怕。
方华告诉我妈妈，我可以学铜锤。我妈妈听了就不乐意，原来她希望我学的是小生。那时候我妈妈和我也很喜欢看叶盛兰先生的《罗成叫关》，我爸爸那时最喜欢的是程砚秋先生的《锁麟囊》。
总之，后来似乎我妈也不热心了，我爸坚决反对，我去学戏的梦就化为一股青烟了。
没想到，搬到大雅宝看到这里的这些大人也是一样，又是一群戏迷。
他们要唱两口，往往在夏日直到中秋那些不刮风的日子里，吃完晚饭乘凉聊天之后。
那会儿，黄叔叔在中院儿，多了一间工作室。就在邹佩珠阿姨工作室的隔壁，黄叔叔在李可染伯伯家的窗户下，搭起了一个葡萄架，还真的种上了一棵葡萄藤。据说，黄叔叔在吃完野猫以后，就把它们的遗骸在这里就地埋葬了，据说，这样葡萄就长得特好。
第一年中秋，这个葡萄架一夜之间，就长满了各种大粒的葡萄，有紫红色的玫瑰香，也有碧绿的马奶子葡萄。细心的人，会看到这些葡萄和藤子之间都有细细的红线绑着。原来这又是黄叔叔的一个花招儿，这些葡萄都是他自己买的，为的是请全院子的小孩儿都来参加中院儿的中秋“葡萄月饼晚会”。
等我们吃饱喝足了，也跟着黄叔叔的手风琴唱完歌了，我们都渐渐乏了，有的孩子去睡了，其他孩子也都四散去玩了，这时候，才是大人们开始娱乐的时光。李可染伯伯不知什么时候，拿出了自己的京胡，葡萄架下悠扬地飞出了紧凑的过门，这时候估计在中院儿也只剩下不多的戏迷了。
其他人，像我和我娘娘都早早躺在床上，一面轻轻地开合着手中的蒲扇，一面远远地欣赏着他们的清唱。
邹佩珠阿姨喜欢反串须生，她拿手的是《搜孤救孤》，常浚先生唱的是《碰碑》，黄叔叔回忆他还听过李苦禅伯伯的《夜奔》。这我没有印象了，可能我那时已经在这些美妙的音韵中渐渐睡去了。我在朦胧中还看见他老人家，正在虎虎生风地耍弄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忽而又化为金钱豹的钢叉。


第四部分第十四章 晚会（1）

想起当年的情景，每个人都会止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渐渐笑出了泪花，似乎在昨天，似乎在上辈子。这会儿的人很少开晚会了，因为那种群体娱乐的方式似乎被这个时代淘汰了。如今都已经变成了卡拉ＯＫ，变成了三两知己的小型活动，或者在中央电视台搞个全民大联欢的春节晚会。
五十年代，八路军进城以后，带来了一个解放区流行的晚会模式。几乎每个单位、每个集体、每个节假日、每次运动都一定有晚会，都有演出。随着时代的发展，晚会就逐渐淡出了。如今人们没有那个心气儿了，没那个心境了。
富有中国特色的晚会和其他国家的晚会完全不同，我们刚到海外的时候，经常说：外国人真不会玩儿，他们那晚会算什么啊？没想到现在中国也是一样，你再开那种古老的晚会，很少人会来，就是勉强组织，也没有那种热烈的气氛了。要不怎么说穷欢乐呢？那时候穷，还不准发财，大家就趁机搞些欢乐晚会解闷儿。现在，要么忙着去发财，要么忙着去升官，要么忙着准备这些。没人有工夫了，就没有这种晚会了。
我们大雅宝那时候，大人小孩儿都是晚会迷。
每逢节假日，我们都四处乱窜，参加各种各样的晚会。我最喜欢的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晚会，那里面的节目表演者都是职业演员，他们的节目精彩绝伦。有时候以假乱真，把我都搞糊涂了。像吴雪波伯伯、雷平阿姨等等都是从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来的，都是我爸我妈的熟人。姐姐那会儿就在那里的儿童工作队当演员，晚会上她就扮成个公主什么的。因为她奔儿头、窝窝眼，化妆成鬼子容易。我爸当年也在延安那个剧院演出过，他演的就是苏联的名剧《第四十一个》里面的那个“蓝蓝眼睛”的白俄军官。所以，那里是我们晚会的根据地。
中国文联的晚会，又是别具一格。我喜欢去是因为可以见到老舍、赵树理等我最喜欢的幽默作家，还可以看到他们本人表演的节目。虽然在那儿可以见到许多当时最有名的作家，但是，他们的作品都没这两位的好玩，可不是嘛，小孩就喜欢有趣的东西。
不过，我记得最后的那一次，好容易盼到老舍先生出场，他高高兴兴地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好像是在歌颂北京的春天什么的。我本以为他要说段单口相声或者唱段儿鼓词，那才会精彩。听他念这种不像他写的诗，这一直是郭沫若老先生的活儿啊？所以有点失望。他是真心希望和大家一起高兴，不知怎么回事儿，总觉得不知什么地方有点儿拧着。
赵树理倒是自己打鼓，老舍先生还唱了段山西梆子，真是土得掉渣，但是非常有味儿。和他写的李有才差不离。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晚会，也是不错的。你可以看见郁风阿姨在那里翩翩起舞，她在舞场上绝对是个高手，难怪她是郁达夫的侄女。在《东北画报》当过编辑的赵域叔叔，在东北就喜欢我，这会儿他是北京艺术学院的校长，娶了当时最漂亮的油画家邵晶坤。在那时的晚会上，她就相当地打眼，光芒四射，吸引来四面的目光。
而吸引我们孩子的还是去猜灯谜，一来可以练练手，二来可以得到很多奖品。
对我们来说，中央美术学院的晚会，我们是每次必到的。那时候，中央美院的学生正是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岁数，他们的节目虽然不如“青艺”的那么专业，表演者也没有“文联”的名气那么大，但是他们的想象力却使你无法忘记。
我忘不了那个晚会上演出的雕塑剧《世界美术全集》。油画系的学生爸爸和郁风、黄苗子、林风眠（摄于八十年代初）
们自己化装成国外油画名作里的人物，然后用灯光一打，简直就是这些油画放大的立体版本。
当然，俄国画家列宾的《蜻蜓姑娘》一画，比较简单，因为只有一个女孩子，但是他们设计得非常认真。那灯光下的少女，就和原画中一样，阳光从前面给她镀上了一层金光，而且是跳跃的阳光，她在遮阳帽下悄悄地凝视着你。突然，有人在幕后喊叫一个俄国姑娘的名字：卡佳，吃饭了！那个画中少女一下从画框里跳了出来，清脆地回答：别嚷嚷了，我来啦！
大家哄堂大笑，因为那个已经让我们误以为是俄国少女的姑娘，突然来了一句地道的北京口音，笑得我昏天黑地。
真正震撼大家的是这个节目的最后一张画《伏尔加纤夫》，他们把整个舞台变成了一张巨幅的油画，舞台的四周搭起了油画的豪华画框。这时音乐响起，当然是俄罗斯的伏尔加纤夫曲，在乐声中大幕缓缓升起，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完全再现了那个感人至深的画面，全场都惊呆了。一直到乐声结束，大幕才倏然落下。静了一下，然后掌声雷动。
现在想起来，美中不足的是这些油画全都是俄国巡回画派的，居然没有选西欧的任何一位大师的作品。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我们心目中苏联就是天堂，她的一切都是最好的，都是我们的楷模。甚至追溯到历史上，任何东西俄国都是最棒的，所以连文学艺术他们的都是世界顶尖的。
我们这些孩子，哪里知道这些，那时已经看得眼花缭乱了。我们当然不知道，和我们一起看节目的董希文先生、李宗津先生、艾中信先生、吴作人先生等受西欧油画熏陶多年的艺术家们，对俄国艺术突然变成了唯一的高峰心中作何感想。
休息之后，就是中央美术学院年年的保留节目：大马戏团。


第四部分第十四章 晚会（2）

忘不了陶瓷科的学生梁任生他们表演的《骑驴射箭》：在悠扬的陕北民歌中，一位身着蓝花布小袄、夹个小包袱皮的典型的陕北妇女骑着毛驴回娘家，当然毛驴也是人扮的。那个妇女射箭，只用一个空弓，箭靶就在舞台中央，那个“神箭手”只需左右开弓，比划一通。在急促的鼓点下，手起弓响，只见箭靶中心已经有支神箭中的。我们乐不可支，当然那些箭都是从靶子后面反穿出来的。射箭的人当然也要使尽浑身解数，什么鹞子翻身、金鸡独立云云，明明是假的，看着还是精彩，看来这个马戏团，不在于功夫，而在于感觉。
我们也不会忘记蔡亮、李鸿仁两个人扮演的小丑，他们俩笑料不断，他们的高难度杂技都是道具在作怪，最后都是自己故意露馅给观众看，博得我们的哄堂大笑。从那时候起，美院学生的制作道具手艺真是日益精湛。
还有一位人们叫他“大象”的学生，我想他大概姓向。他为了这个节目剃了个大秃瓢，上身穿一个白色密门紧扣练家子的小褂，下身是黑色灯笼裤，脚下一双踢死狗的双梁洒鞋，手里举重若轻地忽悠着一个青花大坛子，口中念念有词：
诸位看官，练好了就是张飞蹁马，练不好了就是大花坛！
说时迟，那时快。他挥手一抡，巨型的青花坛子就“嗖”地一声，一飞冲天几乎踫到了美术学院礼堂的天花板。全场一声整齐的惊呼，只见那坛子急急地落下，“大象”轻描淡写地伸手一抄，你瞪眼一看，那坛子已经稳稳地接在手中了。后来才知道，那个坛子原来是他自己用纸浆做的，自己画的青花，最后刷上了清漆，在灯光下就是一个真正的青花瓷坛。
我们院儿里的教授们似乎都比较腼腆，在院子里还偶尔露两手，在美院历年晚会上没见过他们的身影。
只有李苦禅先生因为功夫一直没撂下，老有机会演出。我们这些小孩看的机会就多了，他老人家演金钱豹那会儿，还威风凛凛的呢。到后来，有一次春节除夕晚会压轴的节目是李苦禅先生的京剧《黄鹤楼》，他老人家扮演赵子龙。我记得他过去是唱铜锤的，这会儿怎么来个大靠武生?不过我是个京剧外行，也就是看个热闹吧。
据说那天齐白石老先生也到场观看，我们院儿两个姓李的教授都是他的入门弟子。他喜欢苦禅伯伯的豪气冲天，也喜欢可染伯伯的含蓄内敛。今儿就是来看苦禅伯伯的演出。
好家伙，那天李苦禅先生扎上了全套大靠，白盔白甲，英气逼人。等急急风响起，赵子龙碎步紧捯一圈圈儿的过场，噔不楞噔仓！亮相！他老人家是高底粉靴外加全套重靠，这会儿已经让他七荤八素、上气不接下气了。定相之后，该朗声报名了。
他就用京剧道白喊道：
啊！啊！常，常，常，常……
就没有下文了！
齐老先生第一个哈哈大笑，然后学生、老师以及我们这些孩子们全体前仰后合，有的孩子捂住肚子打滚。苦禅伯伯的戏至少起到了师生同乐的目的，我们皆大欢喜。
那时候许多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都是大人孩子一路走回家。虽然已经夜深人静，我们前呼后拥，从校尉营穿过煤渣胡同，在月光下，话语轻轻笑声高。在无量大人胡同的路上，李可染伯伯还比划着刚才他的师兄苦禅伯伯拉开架子唱得那句脍炙人口的台词：
啊！啊！常，常，常，常……
走到什坊院胡同口儿的时候，苦禅伯伯正说着：幸亏没演出《武松打虎》，真要演那个戏，就变成老虎吃武松了。哈哈。
等我们这些人回到大雅宝的时候，已经晚上十一点多钟了。这会儿也不睡了，因为反正再熬一会儿，就算是守岁了。
前院儿沙贝拿出了“老头呲花”，小宝说咱们都集中到中院儿去放。各家的孩子都捧出来各种节日的花炮，到中院儿去。当十二点的钟声响起的时候，最大的“老头呲花”就喷出来灿烂的万点金星。
我们几个孩子从那焰火上窜来窜去，欢笑不断。把买来的各种花炮都放完了之后，就该拿出珍藏的我们自己做的“老头呲花”来放。
黄叔叔半信半疑地也跑来看，这是沙贝、沙雷、小宝、我自己做的。当然还有小生子和明明也志愿帮忙的。我们几个月来天天到城墙根下，用小刀刮下来不少硝，慢慢积少成多。我们还到豁子外的垃圾场捡回来那些废弃的电线杆上的绝缘瓷瓶，敲开那些瓷瓶，里面有硫磺。在沙贝、沙雷哥儿俩的领导下，我们还一起烧了少许木炭。然后，小心地把这些原料研磨成细料，再找来墨水瓶或者墨汁瓶，把这些料灌进去，用胶泥把口封上。
这会儿拿了出来我们紧张得要命，在瓶口的胶泥上捅了一个小洞，从炮仗上拔了一根捻儿塞到那个小洞里。
小宝点着了那个捻儿，啊！我们自制的“老头呲花”一样呲出了金光万道！虽然不如买的呲得那样高，但是我们觉得还是自己做的更好，我们在这飘动的金黄色幕墙里窜来窜去，好像在出入水帘洞。大伟、小弟、小崽、毛毛、寥寥等这些跟我们跑的小孩子，也都兴奋无比。发现这道金色的幕帘不会伤人，都跟着我们一起跃起穿越火墙，欢笑不断。这些小孩子对我们简直就是崇拜了。黄叔叔一边嘬着他的烟斗，一边笑呵呵地说：你们这些孩子真不简单啊！真能干啊！
这些往事，在以后我们每次开春节晚会的时候都会自然想起，尤其是苦禅伯伯扮演赵子龙的那句台词，想起当年的情景，每个人都会止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渐渐笑出了泪花，似乎在昨天，似乎在上辈子。


第四部分第十五章 耍狮子

虽然我只是个伴奏而已，但从心里往外了开了花，觉得一切像童话一样。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会吹魔法笛子的牧童，走来走去自得其乐。黄叔叔的么蛾儿还特别的多。那会儿张奶奶刚刚搬走，沙贝他们家和李燕他们家之间就有了一间空房，黄叔叔就把那里借来变成我们院儿的小孩俱乐部，变成我们孩子们的会议室。
大年初二，黄叔叔在那里组织了我们院儿的孩子，成立了拜年的狮子队。他从湖南凤凰老家带来了一个蓝色的舞狮用的狮子头，形象非常夸张，比北京传统的狮子头还好看有趣。北京过去是京城，狮子头都是黄红二色居多，而这个蓝狮子真是如魔如怪，谁看了都会心里一咯噔。
黄叔叔是总策划、总导演。
袁骥高大神俊，就由他来舞狮子头。大生子身强力壮，还会折跟头、玩蝎子爬，由他来演狮子身。沙贝猴精猴精的，他手持一个绣球用来逗狮子。李燕、小宝、袁骢、沙雷等等文武场伺候，一通敲锣打鼓。黄叔叔知道我会吹笛子，就借给我他的一根牧笛。那时国内的竖笛质量很差，一吹就走调，黄叔叔的这支据说是英国的牧笛，吹出来声音悠扬，音色嘹亮。我就跑在前面给这个狮子队打场子。
黄叔叔事先已经和各家都打了招呼，我们从前院儿开始一家一家地表演。其实我们从来也没受过正式训练，袁骥也就那么两下子，顶多来个金鸡独立。大生子倒是真卖力气，他只有在每场最后谢幕时，才出来亮个相，捂在布罩子里一会儿就一身汗，也就他的身子骨，才禁得住这么折腾。沙贝古灵精怪，一会儿做个鬼脸儿，一会儿来回蹦跳。文武场也特别给劲，就差点儿没把锣鼓都敲碎了。
我们每家演一场，演完以后。小生子、小弟、大伟、毛毛他们就扯开大面口袋，那家的大人就笑着把糖果装到口袋里。那天我们的确有个大丰收，回到俱乐部分糖果的时候，我们高兴极了，似乎这是自己第一次卖力气挣来的工资。
虽然我只是个伴奏而已，但从心里往外了开了花，觉得一切像童话一样。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会吹魔法笛子的牧童，走来走去自得其乐。
黄叔叔这个英国牧笛是他珍爱的宝贝之一，他肯借我真是喜出望外。在我们院儿里的一个晚会上，他要我出节目，我就只好吹了一个笛子。那时我们在学校必须参加一个课外活动小组，我就参加了横笛小组。记得那天皓月当空，我就吹了一首《小白船》。或许那天的夜空和那个曲子十分贴切，黄叔叔和黄妈妈就记住了那个感觉。
几年以后，一个夏天我们家和黄叔叔家都住在颐和园里避暑，那时我们住在石舫那边，黄叔叔他们家住在龙王庙那边。傍晚，我去看他们，又带上了自己的笛子。黄叔叔说：再吹那个小白帆，我知道他说的是《小白船》，我就在龙王庙湖边的落日余晖刚刚收起，山色朦胧之中，给他们再次吹了这支歌。
他们说：很好听的，小白帆。
我想那个名字不重要，他们的感觉最重要。我那时住校，正好每天早上和同学一边起床，一边都齐声朗诵莱蒙托夫的诗句：
远处白浪滔天，
只有雾海孤帆。
朋友，让我们去远航，
走向海角天边。
这不是学校让我们背的，而是因为那会儿我们正喜欢一本苏联小说《雾海孤帆》，扉页上就题着这首诗。那时，我的心中就一直出现这个小小的飘荡的雾中白帆。
我就笑着对黄叔叔说：这个曲子叫小白帆很好，很美的意境。
多年以后，黄妈妈还说：一直想写一部小说，就讲大雅宝这群孩子的故事，名字就叫《小白帆》。后来由于历史老人，把这些孩子们原该合乎逻辑的故事结局，都改得不忍卒读，所以，黄妈妈都无法下笔了，于是我就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慢慢写下这个故事的片断。
黄叔叔手快，当年就把这群孩子欢乐的春节狮子舞，刻成一幅彩色版画，刊登在当时最畅销杂志《新观察》的封面上。几十年后，我在普林斯顿图书馆的高大书架间，找到这期杂志，在下午宁静的阳光下，久久放不下这本已经变黄的杂志。看着这熟悉的画面，当年的笑声、锣鼓声和笛声，从我心底升起。


第四部分第十六章 故人旧事（1）

只要承认自己是什么人派来的，就给你吃一碗放了红糖的面条，表明因为你合作的态度，就立地成佛了，就立马变成了好人啦。我一直承认的干爹朱丹，人很和蔼，又一直真的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他每次来我们家，我都非常高兴。
在我记忆中，歌唱家杜矢甲只来过一次，他的嗓门很大，不愧是唱伏尔加船夫曲的，进门就对我爸嚷：听有人说你说过，杜矢甲是一棵倒下的大树？
我爸笑着说：这话编得够聪明的，一听就像是我说的。可是我真的从来没这么说过，也没这么想过。
于是他们就高兴了，就喝几盅。因为我听惯了他的故事，就记得他了。
杜矢甲和我爸在延安的时候都是另类青年，自以为革命和艺术是一码事，那时还有萧军、塞克和他们一样，一齐高高兴兴、疯疯癫癫。
我知道后来的故事非常复杂，到我这个孩子的脑子里就简化成这样了：
当时那么多的热血青年投奔到延安，延安在整风运动后期，就开始怀疑，这里面一定有大量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根据康生从苏联学来的清党的经验和技巧，必须采取又打又拉的战术，才能瓦解这个特务系统。康生还发明了几个用于这次运动的专用名词，诸如“抢救失足者”，给这些奸细重新做人的一条生路，用以反击所谓“国民党红旗政策”，这个所谓的“红旗政策”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知识分子、文学艺术家，都自愿投奔艰苦的延安，那一定是有组织、有目的派来的大批卧底。
〖〗四十年代初在延安窑洞前，坐地上的是爸爸和姐姐，
站立的是妈妈和萧军先生，背后是爸爸画的鲁迅像于是，康生授意王麻子、周扬等人，再由他们精心挑选、培养若干积极分子，据说有个姓于的、姓丁的等等，还有高什么扬那些自认的特务，愿意装扮成合作的投诚特务，让他们现身说法：只要承认自己是什么人派来的，就给你吃一碗放了红糖的面条，表明因为你合作的态度，就立地成佛了，就立马变成了好人啦。
那时候人的脑袋简单，游戏也很简单，好多人就为了那碗面条，自己赶紧编故事，别的是假的，面条和红糖都是真的。你以为那种面条不好吃？你要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你一定觉得那就是天上玉皇大帝的佳肴，同时，那还是救命的仙丹。
我爸的一个老朋友，倒不是为了吃面条，也违心地承认了自己是“红旗政策”的奸细。他主要是神经不够结实，扛不住日日夜夜的审讯和折磨。其实，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不得不说自己从不相信的话：就承认了自己是一个著名敌对政党派来的大特务。
人家问：那你怎么参加的？（如果故事不生动，还是不给面吃。）
他说：在重庆的时候，因为他宣传抗日，结果一天半夜里，突然电灯亮了，他睁开眼睛，周围十二把手枪指着他。恐怖的惊吓就和现在一样，你根本没法不叛变了。不错，他真是个故事好手，讲得很有想象力。没承想，这个故事就成了经典段子，人们要他一遍又一遍地到处去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碗面，容易吃吗？
好多年以后，人们还在背后开玩笑叫他的外号：十二把手枪！说到这里每个人自然用食指和大拇哥，比成把手枪，一起举起来，然后一起哈哈大笑。他真不错，给大家留下来这么精彩的故事和回忆。
朱老丹说到这里又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和爸爸、妈妈在一九五六年才能为此笑得这么舒心，那是因为过去荒诞而残酷的年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难怪后来夏衍先生不止一次用了如下的句式：
“值得庆幸的是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或许，他们都笑得太早了，其实更荒诞的故事还没有开始哪。延安时代仅仅是演习而已。
我早告诉过你，我爸的糊涂不在我之下。一九四三年在延安这么明白简单的游戏里，他偏不肯合作，就认死理，还是相信自己憧憬的童话，不相信自己有吃面条的资格，真的，他的心眼儿也太不活泛了，害得当时的领导只好把他给抓起来了，这种人只好关起来吧。
我姐姐那会儿住在学校，那个学校简称“保小”，也是在窑洞里。哦，那时候什么都在窑洞里。我们家就是一眼窑洞，我生在名为“中央医院”的地方其实就是一排窑洞中的一眼。估计在古代中东地区两河一带，生活的环境也这般纯粹质朴，要不也孕育不出那么多朴素无华的信仰。
那“保小”就是延安保育院小学的简称。那时候人人都唱一个叫做《保卫黄河》的歌。
那会儿人们一唱就两眼放光，我妈不算，她那会儿看不见了，因为生了我，又没有营养品，我爸拿来的那一串羊肝，也没起到人们想象的作用。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大家一激动就发音不准，我姐姐他们就很纳闷，“黄河在保小”？他们就在“保小”，可是从没有见到一条河由那里流过，也没有任何一个叫黄河的人在那里上学或者教书。他们那些孩子，一边迷茫，一边继续纵情歌唱：
黄河在保小，
黄河在保小。
那会儿我哥哥已经送人了，为了保卫延安么。我们家孩子多，要送走一个，否则以后怎么行军打仗呀？这个游戏不准这么多人一块拉家带口。我哥哥又白又胖，比较有人缘。送我姐姐，人家不要，一来喜欢男孩子，二来她懂事了，自己主意大了，就不容易服从游戏规则。
我哥走得干脆，一岁就送走了，下落不明。反正带他走的都是咱们一头儿的，听说还是革命军人。那就都是好人了，就必须放心。
游戏规定，不能多问。那你要是反悔，再要回来，那就没法玩了。只当没这么回事，很快就忘掉他。我爸我妈，还是由于没吃那碗面的关系，十多年以后还念叨这事情。吃了那面可能就没这么多麻烦了。
你算算，我爸关起来了，姐姐住校了，哥哥远走高飞了。所以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应该照顾我眼神不灵的妈妈。而且看不见东西的妈妈的眼睛是由于我的到来而造成的，我的意思是无论如何我都应该好好照顾我妈。当然，这是我后来懂事以后才这么想的，那时候我还是整个一个混蛋，除了哭以外什么也不会，当然还会做吃的动作什么的。
就这样，我妈还要去开会，还不能带小孩。这不能怪人家，国难当头这里还要清除匪谍，这么重要的会议一天还不开几个？我还是觉悟不高，用哭来搅场，和成心捣乱的破坏分子没什么区别，可是人家不和你计较，你也就是占了年轻的便宜，才一个月吧。要不也得送去参加那个吃完红糖面条才能变成好人的游戏。
我和你说过，那窑洞真是天然的冰箱，那会儿我们家没有铁炉子，只有一个瓦盆放些木炭，那就是取暖的火盆。在延安那会儿这就是相当奢侈了。我那会儿还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就冻得不行了。本人当时还真有本事，居然自己从土炕上滚到了地下。开会休息的时候，妈妈回来一摸炕上没人，顿时一身冷汗。就满地乱胡撸，一把抓住我的腿。那会儿被子早就散了，我是浑身冰凉，脑瓜子滚烫。
我妈二话没说，也没去请假，也没找任何人商量，是啊，那会儿也没人敢和她商量，她抱起我来就往外冲。
那天晚上开会，一个老熟人开始发言。他真是一腔热诚，也就是苦口婆心地劝说我妈交代我爸怎么当特务的过程。当年在北平这人是和我爸一起学画的老朋友，和我爸一起热衷组织抗日漫画小组。


第四部分第十六章 故人旧事（2）


我爸老家在东北，他没事儿就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流亡学生嘛，都是有家不能回的主儿。这个同学当时用的化名叫高扬，我爸一直以为他就是真正天真善良的羔羊。
原来他是秘密的什么党的党员。一不留神，他让当局给抓走了。当局也和所有的当局一样，就怕年轻人受人蛊惑，误入歧途。于是对他苦口婆心：交待出来组织，就是迷途知返，不交待呢，就是顽固不化了。
他是个明白人，要是真的把这边的组织交代出来，就一定有人迅速清理门户了。而且弄不好还要株连亲属。据说那会儿有个红队，也叫打狗队，专门对付这种人，干净麻利脆。当年在上海，顾顺章交待得太快，结果连累了一家老小，就是众所周知的榜样。
要是什么都不交代，自己就一时半会儿甭想出来，皮肉还得大大地受苦。
于是他就一脸无辜、一心无愧地把我爸给交待出来了，真聪明。
第一，我爸和有打狗程序的组织没有任何关系，周围的哥们儿也没有打狗的能力。
第二，他除了画画一无是处，不交待他，天理不公。交待出来他，既保护了像高扬同志那样有用的人，也保护了背后的大组织。你不入地狱，孰人可入？我爸就这样合乎情理地进了北平的警察局。
我不是跟你说了嘛，我爸压根没开窍，他没有什么可交待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党，什么是组织。另一方面，他又没有那种机灵劲儿，再找一个更年轻的傻子来顶缸。当局一看，嘿，这小子还滴水不漏，铁嘴钢牙？没准是个大家伙，就把他们漫画小组的几个人一起押解到南京。一个是我爸，一个叫凌子风，后来当了导演；一个叫蓝马，后来当了演员。他们和我爸一样的傻，就集体一起老老实实去给高扬先生顶了回缸。哈。
这会儿也来到延安的高扬先生刚吃完了红糖面条，嘴甜着呢。舔舔嘴唇对我妈说：过去张仃那么大的罪名蹲过南京的大狱，后来还蹲过苏州反省院，居然能活着出来就非常奇怪，按说如果没有什么交易、如果没有什么猫腻，怎么这么便宜国民党就放了他？虽说是有人保了他，更多的人即使有了更大的铺保出面以后，照样枪毙了。
他出来以后，在南京才认识了你，那时你一定知道，他那会儿靠什么吃饭？谁和他经常联络？什么人又是他的上级？你们又是接到什么任务，怀着什么目的从江南的花花世界，跑到延安这黄土高原来？
别看我妈个子不高，嗓门不大，她这时候反而一点火气都没有，可是说出话来字字像在他脑门子上挨个地楔钉子：
姓高的，在国民党法庭上你就是个叛徒，是个高明的撒谎者。现在在共产党的法庭上，你还是个叛徒，还是个撒谎者！我们两样全都不是，所以我没有什么交待的，无话可说。
当时，姓高的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脸一阵红一阵白。所有参加会的人都傻了。当时，是战争时期，动不动拉出去顺手就给枪毙了，谁还敢这么说话？何况我爸还是已经被抓起来的特务嫌疑呢？
要不怎么说无论何时何地永远有不信皇帝新衣童话的人，这时候杜矢甲先生挺身而出。他个子很大，几步就窜到了台前。那时我妈两眼茫茫，就站在众人前面接受大家的帮助。主席台上坐的是位名叫周扬的文艺界领导。
杜矢甲拍着胸口说：周扬同志，张仃和陈布文要是国民党派来的奸细。你砍了我的脑袋！
周扬慢条斯理地回答：杜矢甲同志，我要你的脑袋有什么用？停了停，说：散会。
说到这儿，你就明白了，杜矢甲和我爸我妈就是这样的好朋友。
也是，周扬不愧是托尔斯泰那俄国老头《安娜·卡列尼娜》一书的译者，见过世面，拿得起放得下，判断能力很强，他那会儿估计像我妈这种人，的确不是特务，真正的特务不会这样针锋相对、话不饶人。但是这种人对运动步步升高的良好发展势头，只有负面影响。这样敲打她，一来是必要的杀鸡儆猴，都像她这么肆无忌惮还得了？二来是敲山震虎，你看杜矢甲这样的特务就坐不住了。他的判断能力，远远超过了胡萝卜大侦探，毅然决定不要再和我妈妈继续纠缠，分散会议的火力。于是，断然结束了这个会议。
按说周扬先生和我爸我妈都是从上海滩来的，他对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清二楚，爸爸作的《往昔岁月》
怎么就认定我爸是特务呢？我现在想：
首先，可能他觉得要是他的立场不特别坚定，康生他们没准就该拿他祭刀了。
再说，我爸我妈在上海也都不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中坚。要细分，他们可能是属于“论语派”，我妈就是给《论语》、《宇宙风》、《人间世》写稿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
我爸是给《上海漫画》、《时代漫画》、《万象》画画起家的。这都是邵洵美和张光宇的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怎么也不能算得上是坚定的革命派，按鲁迅先生的意思，这些人广义上还都是在给统治者帮闲，还都是风月谈而已。不像周扬他们直接在我党的领导下，立场坚定，斗志昂扬。
所以同是从上海来的，还都是文艺界的，但是我爸我妈那时候都没有读过毛泽东的重要理论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直截了当提出了最重要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他们根本就是糊涂到拿自己不当外人，可是我们的党，为了党的利益，在还没认清你的真面目之前，一定要把你放到显微镜下面，弄清你历史上的一点一滴，你的家族，你的血统，甚至你的灵魂深处。
这就是当时的环境，这就是当时的气氛。
周扬先生是个有限度的明白人。


第四部分第十六章 故人旧事（3）

二十多年以后，当他被当作敌人押到台上，被“革命群众”开始侮辱与批判，他才第一次明白：愤然而无能为力，会是什么样的滋味。同时也明白了，原来冤案是很容易就做成的。在这对他说来空前的高压下，他恢复了推己及人的能力。明白了，人性在足够的压力之下是可以变形，可以异化的。
北京人过去都把公共汽车上车的踏板称为“变心板”。
没踩上去的人，都在喊：往上挤呀！车里面还有地儿！
在人们踩上这块板那一刹那，就开始拼命喊：行了，别挤呀，等下趟吧！
过去周扬一直在车上，还有皮座，他自然完全不理解，或者不愿意理解，那些人为什么这么反动。或许他心里就真诚地认为：这些人和自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当然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于是就有了明确的俯视感。他那时完全没有推己及人的能力，绝不会为了他人的痛苦而动心，敌人的痛苦，或懦弱者的痛苦都是可鄙的，那一切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后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标兵雷锋先生总结得好，对同志要像春风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无情。说得真妙，他只是没说清楚怎么去区分谁是同志，谁是敌人。
你说当时周扬先生挨斗了之后是糊涂了还是明白了？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官复原职之后，还记得落难时候的体会，这也是百里挑一的。真不容易。
周扬先生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还是一身洁白西服，风流倜傥的摩登青年革命者，不过他已经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实际党内领导人，因此，自然对又硬又倔、不大服从领导的鲁迅先生，大不以为然，自然和将鲁迅奉若神明的冯雪峰结下了梁子。
其实，他也只把鲁迅当成统战对象，按党的政策该拉就拉，该打还得打，不能惯这些老小孩自以为是的毛病，长此以往，那还不得蹬鼻子上脸？
谁会想到鲁迅他老人家作古之后，被毛泽东先生钦点为民族英雄，并被立为半神。
周扬先生到了延安，自从和毛泽东主席一起吃了几次饭以后，就有被伯乐调理过的千里马感觉了，四蹄腾空、白马过隙，很快就升华成了一个合格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不像我干爹朱丹先生，他也和毛泽东主席多次一起吃饭，我干爹得到的感觉是还得吃多、吃好、吃妙，及时总结吃的感觉和艺术，免得和领袖谈话太严肃、认真，还是谈烹饪的妙处比较舒服。
周扬先生大约从那时候起，灵魂飞升，精神境界似乎也站到可以差不多能够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了，那他就自然大可以俯瞰众生了。
所以，当毛泽东主席肯定了康生同志的清党能力、肃特能力和判断能力，周扬先生这时就明白了，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亦步亦趋紧跟康生同志的思路，对敌人决不手软，原则至上、大义灭友。
在延安的熔炉中周扬先生就变成了原则的化身，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完全和雨果《九三年》中革命政权的执法者毫无二致。多少艺术家、文学家一生的命运都在他的倏忽间拍板决定了，他们的姓名或者性命眨眼间就被勾销了。
例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美术部有个人名叫石泊夫，三十年代和周扬一起在上海是左联的战友，比我爸和他的关系近多了。可是，一夜之间，石泊夫先生被指认为国民党奸细，他声嘶力竭为自己表白。周扬眨眨眼，好像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坏蛋在表演而已，根本没有为他说一句开脱的话。
于是他和我爸一样突然被当作国民党特务给抓走了。他的太太不知在什么样的心情下，或者你我都可以想象得出她当时的心情，半夜里亲手把窑洞的门窗仔细堵严实了，然后，烧起当时唯一取暖的炭火盆。一夜过去，两个孩子和她一起安然长睡。
第二天一大早，周扬在涂满白霜的操场召开的大会上，严肃而平静地正式宣布了这件事。他不会设想这可能是一个冤案，他倒是注意到来参加大会的人，情绪似乎有些低落，有些不安，他感到有责任，于是说了几句可圈可点的话，后来这句话就成为不断发生的无数类似悲剧的标准定性说词：
她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把孩子都拉去和自己一起去死，可见她对党和人民仇恨有多深。
周扬虽然这样平静，我想他的心里也不会毫无感觉。也可能就是在这样惨绝人寰的悲剧频频发生的情况下，他放了我妈妈一马，没有继续穷追猛打。反正我爸已经在押了，加压太狠了还会出新的悲剧。接二连三出这样的惨案，将会影响节日般革命中的欢快。
也可能在延安，他当时真正明白的是：我妈这种人，也是非常难缠的人，不可能很快就被轻易击垮，然后俯首称臣，慢慢地自愿改造。当时他果断挥挥手，说：今天到这儿了，算了。明天等通知。掌握斗争会是门艺术，当时周扬在文艺界算是高手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才明白，狠手后头还有更狠的手。应该说，周扬在老年时期，或许是在狱中就开始恢复了推己及人的能力，慢慢开始反省或忏悔自己当年的“原则至上”祸及多少无辜者，这在中国的确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他或许不知道，这时的果断结束会议，居然救了我一条命。


第五部分第十七章 运动就是生命

这个故事，是我干爹在一九五六年的一个晚上来我家和爸爸喝酒，以为我睡着的时候陆陆续续讲的。我当时听得浑身滚烫，鼻子发酸。我妈就这样回到自己的窑洞，就这样抱起了我，二话没说，奔出窑洞，要把我送到医院。
几十年以后我到延安，晚上还是如此的死寂与荒凉。那时我们住的窑洞离开号称中央医院的地方，还隔着几道山梁。半夜三更，十冬腊月，荒山里到处有恶狼在悠闲地散步。我妈生我哥哥的时候，就有只恶狼来造访，所以我哥哥才起了郎郎这个名字。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给你讲这个故事。
我妈当时什么都没想，就抱着我冲入黑夜。我现在都无法想象她是如何爬过那几道山梁，而且还要过一条河。没有任何光源，那时人们走夜道只有用火把，就是有人带电筒来延安，也没地方去买电池。她抱着我跑了大半夜，第二天清晨浑身脏土和汗水的她，把我抱到了医院。医生听了听，量了量体温说：急性肺炎。〖〗《陈布文像》，爸爸画的妈妈可是医院里病床已经满了，况且看看我那个样子，不像有活的希望。医生看看我妈妈那个样子，就知道我妈绝不是个什么重要人物，也不是任何重要人物的太太。如果是，这时不会是这个样子。好在那时候革命同志有限，人情味还是很浓的。医生诚恳地说，医疗设备有限，人员也有限，你自己照顾孩子吧。
我妈妈很懂这一套，她很知足地找到屋角的一个草垫子，好心的护士给了她一个床单，妈妈就把我放在那里。
妈妈就守在我身边，给我喂水。等护士发药的时候，妈妈就要来一份，给我喂药。我就这样大模大样、无声无息地在那里躺了两个星期，居然一天我“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妈妈也哭了起来，护士说：哈，这孩子竟然活过来了，你还哭什么哭？
妈妈这时候才慢慢缓了过来。这时她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可以看见了，本来她以为自己从此就瞎了。是发现我掉到地下，一着急眼睛就好了？还是在荒野中找路的时候，就看见了？要不就是在照顾我的这些天，因为需要眼睛，所以视觉就奇迹般地恢复了？虽然这都不合乎医学常识，奇迹就在我们家最麻烦的时候出现了。
这都是奇迹，要不她看不见如何走了几十里的山路，怎么过的河？就是她可以看见的时候，平时她也做不到。半夜三更自己翻几道山梁，要过一条河，还要同时听着狼大爷们爽朗的笑声。
后来很多年，她还说是我治好了她的眼睛。我心里清楚地知道是她怎么捡回来了我的这条命。好在那时候组织是很体谅人的，周扬也是个关心运动健康发展的人，看我妈也是交待不出来什么东西了，我又命在旦夕，就把我们娘儿俩扔在医院里没人管了。
我妈妈就这样把我从死神手里给生拉硬拽回来了，还顺便把眼睛给治好了，还顺便躲过了这场扒层人皮的运动，名字还很好听：抢救运动。嘿。
这个故事，是我干爹在一九五六年的一个晚上来我家和爸爸喝酒，以为我睡着的时候陆陆续续讲的。我当时听得浑身滚烫，鼻子发酸。
那时和我们家走动最多的就是我干爹朱老丹，他就是后来黄永玉先生写的《大胖子张老闷儿》的原型。
朱丹先生和别的闹革命的不大一样。那时许多革命者都是苦大仇深，走投无路的，造反的多数是逼上梁山，造反好分田地、分铜钱。他不一样，是柴大官人上梁山，花钱闹革命。
还有一些像我爸那样有家不能回的流亡学生。他可不是，据说家里是银行家，看他的样子不用化装就是活脱一个银行家的谱儿，又高又胖，满面红光。从小在家一直美食不断，后来又爱上了艺术。据说在学画期间，曾经是李可染伯伯的同学。虽然画得没有李可染好，可是人缘非常不错，和李可染伯伯一直是好朋友。其实他们两个都是爱国热血青年，因为抗日结社，所以他们都不得不离开了学校。李可染先生后来到武汉在政治部三厅郭沫若先生的麾下用画笔参加抗日。
朱丹伯伯就奔赴延安了，他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期就已经在党的领导下成了学生领袖。他那个块头，他那个豪爽快乐的性格，在革命队伍中，绝对是个另类。据说，他要不是让毛泽东喜欢上了，早就被革命熔炉淘汰八回了。
他不是个很会当官儿的人，而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他的幽默在于自己享受幽默，从小就给我讲了无数的笑话，有自己编的，也有趸来的。每次都是他一边讲自己一边笑，往往自己笑出了眼泪使得笑话不能一次讲完。他不管听众笑不笑，自己先笑好了再说。
哪里有他，哪里就有笑声。
小时候，他最喜欢我。因为我很迟钝，说话很慢，成了他幽默的最佳发挥对象。在哈尔滨，我们两家就住在隔壁，他们家没有孩子又非常喜欢我，经常给我吃零食，我自然很喜欢去。我那时才四岁，每次他给了什么吃的东西，我都要慢条斯理地问：这是什么？然后学会了一个新的名词。比如，他给我牛肉干，就告诉我这是耗子肉，下回我推门进去，就说：朱丹伯伯，我想吃耗子肉。他就笑得昏天黑地，李纳阿姨也笑得开心，就又给我一小块儿“耗子肉”。
我在他家第一次吃到了起司，不知道那是什么。他问我好不好吃，我点点头，我问他这是什么？他告诉我这是：臭脚丫泥蘸牛奶。我很严肃地点点头。他可是乐不可支，眼泪又出来了。以后我又去，慢慢地说：朱丹伯伯，我要吃脚丫泥蘸牛奶，他和李纳阿姨两个人都笑得昏天黑地。我还是平静耐心地等他们笑完以后拿给我吃。他们看我的样子，一笑再笑。我自己很严肃，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开心。可能我可以让冷面著称的李纳阿姨这么大笑，有助于健康，有助于家庭气氛，所以很受他们两口子的欢迎。
他们就和我爸我妈商量，干脆把我送给他们算了。因为我们家孩子太多，而且以男孩子为患。我爸我妈好像没什么意见，就问我，我当时觉得朱丹伯伯不错，可是怎么就要变成我爸爸呢？我倒不是不愿意，就是不大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那是脑子特别迟钝。可能就是这样才得到他们夫妻的青睐。他们看我不甚了然，就先认他为干爹，慢慢适应，以后再说。
后来进了北京，我住在学校。到了周末有时候就回家，有时候就回朱丹伯伯家。那时候从云南来了一个小孩，他的名字是李小护，比我小半岁，是李纳阿姨亲戚家的孩子，于是朱丹伯伯就有了一个自己的亲儿子，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弟弟。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以兄弟相称。
朱丹伯伯进城以后，在历次运动中就不断地犯错误。
他和别人犯错误不一样，既不是男女关系问题，也不是和金钱或权利有关系。现在想想似乎他的所有错误就是因为他喜欢吃喝玩乐。三反运动，他就被以浪费的罪名给运动下来了。按照他的条件，早就可以青云直上，可是他心地善良，还没有心计，所以乌纱虽有，可惜忽大忽小。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快乐的人生。
那些年的官场飘忽不定，尤其是文学艺术界简直就是扑朔迷离。有人官儿越做越大，汽车越坐越小；有人汽车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反正都有个方向性，他是没准，过一两年就搬一回家，同时换一个单位。上下沉浮，没准儿。他有事没事愿意来找我爸聊天，因为他知道我爸这人我妈这人，都是和他一样的艺术家，不在乎他那天是坐汽车来的，还是坐三轮来的。尽管性格不同，但是他们在一起聊，一定高兴。他一高升，他一被贬，准来我们家看我爸，还一定带来好酒。


第五部分第十八章 春光明媚(1)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就意味着过去铁与血的革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么，艺术家可以开始自己的美梦了，当战士的日子结束了，终于走到实现当年向往革命的初衷了。一九五六年，夏季里炎热的一天。那天傍晚朱丹伯伯特别兴奋，带来酒菜在我们家吃晚饭，和我爸我妈一起畅谈。我虽然不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我也跟着高兴，他一高兴我就有可能得到具体的好处，比如带我去吃饭，比如带我去听相声，看京戏。
后来我从他们字里行间才慢慢明白他们为什么高兴，当然这主要是靠我睡觉以后断断续续听到的他们的笑声和交谈。我虽然已经十二岁了，还没有参加他们谈心的资格。好在当时我们家的房子隔音不好，我才能一边用矿石收音机听音乐，一边听他们侃山。那时中国的各种房子隔音都不好，甚至中央首长的房子也没认真注意这件事情。不信你到庐山去住住当年属于宋美龄女士，后来毛泽东居住过的别墅，现在花三百多人民币就可以入住一晚，那里的隔音和那时候我们家的隔音水平差不离。当时使他们如此兴奋的话题是关于《万象》杂志，这个三十年代上海滩摩登杂志，将以同仁杂志的方式在北京复刊，然后是如何编辑，如何出版的话题。另一个话题是我爸准备响应号召：艺术家职业化，不再继续当教授了，也不当文艺官僚了。这就是说他如今有机会，回到自己年轻时代的梦想，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新时代使他们梦想成真。
做个真正的艺术家。如今没有政治的压迫了，也没有经济的困境了，再加上开国后各方面的惯性优势，他们觉得等《万象》杂志复刊后，一定要比官方杂志好看得多，发行出去一定销量惊人，我父亲靠编杂志、画画就足可以养家糊口了。还是姜德明先生的回忆比我细致，他当时已经在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人民日报》供职，据说他最高职位曾经做到《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现在是北京最有名的藏书家了。他在《万象闲笔》中回忆道：其实还有胎死腹中的一本《万象》杂志，更值得一谈。那是发生在一九五六年夏天的故事。当时一部分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较成熟的作家、画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感召下，经文化部批准，拟办一本图文并茂的综合性文艺杂志，定名为《万象》，并成立了十个人组成的筹委会，名单是：吴祖光、郁风、张光宇、张仃、胡考、丁聪、黄苗子、华君武、龚之方、叶浅予。画家张仃还拟订过一份栏目安排，内容计划。“创刊号”业已编就，其中有：
张仃：《毕加索访问记》，
郁风：《衣饰杂论》，
吴祖光：《回忆一出最糟糕的剧》，
艾青：《我写过一首最坏的诗》，
叶恭绰：《颜鲁公的书法》，
曹禺：《论莎士比亚》
……
这在当时是多么吸引人的一些题目。不想一夜之间，反右派的风暴袭来，一份不曾问世的《万象》要目竟变成反党罪证，“二流堂”复活的宣言。“创刊号”主要作者几乎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仅有曹禺一人得以保全。尽管刊物未能办成，照样可以定罪。我真希望在未来的中国现代期刊史上有人能记得。的确，如果这期杂志可以出版，那一定会轰动中国。我爸当时刚刚从巴黎回来，在五十年代的中国，那是一件非常罕有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中国和西方各个强国都没有建交，只有英国在北京有个代办处。
中国艺术家所向往的巴黎，任何人根本没有去访问的可能性。就在一九五六年，世界发生了许多事情。当然，最重要的是苏联多年的政治坚冰开始解冻。当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以后，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发生了巨大的震荡，很多人都退了党，中国共产党还在研究和观望，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也空前宽松。就在这个时候，法国要在巴黎搞一个世界博览会，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这也许是西方和新中国和解的一种试探，也可能是法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在变化中。中国的领导阶层认为：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那就是愚蠢。
于是决定派我爸爸去巴黎修建第一个在西方展示的新中国的展览馆。虽然这只是一座博览会那种临时性的建筑物，但这是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步。任命我爸爸为总设计师在当时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已经在五十年代多次到国外去设计展览会，在莫斯科、华沙、布拉格、莱比锡举办的博览会和展览会，他都是中国馆的总设计师。这次中央拍板之后，我爸爸就开始组团。我们的邻居董希文伯伯平时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为这件事他第一次向我爸爸开口，希望在代表团中有他，哪怕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我爸听了很感动也很感慨，一个艺术家对于艺术之都的景仰，绝对是出自内心的。另一方面，董伯伯一定非常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可以去卢浮宫欣赏那些多年来心仪已久的世界名画。就像一个顶尖的武林高手，多么想看看前辈们的神仙般飘逸的足迹。如果董伯伯有这次机会，他一定会在艺术上有许多收获和碰撞，再创辉煌。他是一个悟性高、分析力强，有才干又肯辛勤钻研的油画巨匠，这个机会应该给他。那个时代，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和法国建交，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能让它擦肩而过。但是，当时文化部和外贸部的领导对这个代表团的想法，和董希文先生大相径庭。最后拍板的时候，代表团主要成员当然是有关方面的领导，然后才是我爸爸当总设计师，还有贸促会的工作人员，展览工作室的人员，同行的只有一位艺术家，这是北京市的花鸟画家王雪涛先生。
估计他们觉得去巴黎和西方接触就应该有一个代表民族的中国画画家，所以，董希文先生就失去了这个机会。这些决定的确不是我爸的管辖范围，他的确是无能为力的。我也为董伯伯不能前去而惋惜，本来我以为爸爸可以安排的，后来我渐渐明白，我那个英雄的爸爸，在一定的范围还可以，在另一个范围，他只能受到别人的安排。这是以后我才渐渐明白的。爸爸从巴黎回来，一下洋气了许多。爸爸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注意仪表的人，他从巴黎带回来的衣服，和从苏联、东欧带回来的衣服，大不相同。特别是他带回来的故事，更让我们兴奋。〖〗刚从巴黎回来的爸爸他给我们讲：当年在国内的许多有才能的同行，现在还在巴黎画画的人还真不少。他们虽然得到了在巴黎自由创作的机会，但是生活多数都十分艰难。他们的处境和我爸爸、妈妈当年在上海、南京的时候差不多。
多数海外艺术家依然在生存问题上苦不堪言，他举了常玉为例：说常先生画得非常好，但是经济非常窘迫，他到常先生家去做过客，那真是艺术大都会中的清贫一族。潘玉良已经到法国这么多年，也还是一个清苦的艺术家。但他们都乐天知命。爸爸也给他们传了话，希望他们回国看看，如果喜欢可以留下来为新中国的美术发展，共同努力。这番话似乎主要是说给张大千听的，但是张大千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他早就有底儿了。从浙江美院去法国的赵无极先生，可以说是这些人里仅有的在法国已经站住脚的，他已经是进入法国当代主流艺术的大师了。


第五部分第十八章 春光明媚(2)

这些人在四九年以后是第一次见到中国来的官方的又是艺术的代表团，他们百感交集无须赘言。他们兴奋、他们高兴、他们沉思、他们感慨、他们畅谈，无论他们如何选择，都不会影响他们见到故乡来了同行的愉快。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一起欢笑。我看他们当年的照片，每个人都笑得和孩子一样。
我仔细看爸爸讲的这些人物，潘玉良这把年纪还剪个整齐刘海儿的娃娃头，瞪着那么大得吓人的眼睛，那么厚的嘴唇，真把我震晕了，爸爸说：人不可貌相，她可真是艺术的性情中人。
张大千当时飘逸的胡子还是黑色的，我想大概他比较像唐伯虎的好友祝枝山。一九五六年爸爸在巴黎宴请旅法中国艺术家，右二为潘玉良，右四为张大千
爸爸还告诉我，赵无极很慎重，很低调，开来的车子，黑黑的、笨笨的一点不打眼，只有内行的人才知道，这是好车，也是最结实、最安全的车。
当然爸爸也告诉我他们去法国作家协会主席维尔高尔家里做客，他就是著名的长篇小说《海的沉默》的作者。但是，在法国没人给他们工资，这样有名的作家还是要干别的工作养活自己。他和太太在家里用丝网漏印的方式复制高档艺术作品，编号出售。他们参观了这老两口的作坊，对他们这把年纪还这么勤奋地生活，不知该佩服还是该惋惜。
听到这里，我想，要是在中国，这样的作家，国家早就养起来了，让他专心创作，那将会为高贵的文学，夺回来多少时间。后来，我又糊涂了，中国当时国家养起了那么多的作家，但是，结果到底出了多少可以传流下来的作品？不行，不能细想，那样会把脑仁子想坏的。当然，最让爸爸激动的是他去拜访毕加索。
你想当年在延安的窑洞里，爸爸就在黄土墙上贴了一张毕加索的女人头像作品，如果是现在，没什么稀奇，连孩子都可以给你讲一大堆关于毕加索的传闻轶事，可那是战争年代，可那是整风年代。我爸这一大怪，居然在五十年代阴错阳差到了巴黎，居然有机会去拜访毕加索本人，毕加索居然欣然同意。
说实在的，我爸当年要不是瞬间的冲动，决定去延安，就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机会，毕加索知道你是老几？他欣然同意决不是因为知道我爸爸，而是因为他是新中国来的画家，他的背景就是那个正在悄然兴起的东方大国，那就是他的底蕴。
爸爸和毕加索（摄于一九五六年）爸爸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代表中国文化界赠送给毕加索一本齐白石的画册，还有我爸爸自己的画和王雪涛先生的画。
毕加索回赠给代表团他自己的画册，同时也特别回赠给我爸爸本人一本他的画册。他要我爸爸把名字的中文写法写给他看，然后拿起彩笔在画册的扉页写道：送给张仃，“张仃”两个字他还成心用不同的颜色以中文写成。他笑着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写中文。他又用彩笔在同一页，画下了他那著名的吹喇叭带犄角的小鬼。我爸爸非常高兴，展开自己送给他的那幅水墨山水画，对他说：欢迎你来中国做客，中国的艺术你一定会喜欢。他回答说：我年纪大了，虽然我一直希望去中国，就怕到了中国我又要再次否定自己，再决定画起中国画了。说完哈哈大笑。
当然，他的话你不可太认真，他就是人生游戏，或者游戏人生。
我看到爸爸带回来的照片中，有许多是毕加索和爸爸开玩笑的照片，一会儿是他戴上了卓别林式的胡子，一会儿是给我爸爸戴上了个大鼻子，就连王雪涛先生都像孩子一样，戴上了假胡子，他们仨一起合影。
可见，不管是哪儿的艺术家，只要他还在艺术中，那他就还是大孩子。
我爸爸的这个故事，一定比我讲的还要丰富百倍，他讲的一定比我风趣。当年他讲自己的童年故事，就迷住了诗人徐迟。徐迟说：太精彩了，你怎么不写啊？爸爸说：我是画画的，陈布文是写东西的。将来让她来写。我说姜先生的许多回忆散文都是浓缩了许多历史典故的珍品，当然人的记忆难免有小小的出入。比如五六年的《万象》创刊号的作者，至少据我所知，张光宇、华君武、叶浅予还有我爸都万幸就没有被打成“右派”，并非像姜先生以为的“仅有曹禺一人得以保全”。
那是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北京的文艺界热烈迎接这后来被称之为“文艺界早春天气”的时期。毛泽东的原始讲话，和后来正式发表的文件有许多不同。总之，我爸爸他们都为那篇划时代的文件，兴高采烈，忘乎所以。
大概我爸和我干爸都认为，新的时代来临了。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就意味着过去铁与血的革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么，艺术家可以开始自己的美梦了，当战士的日子结束了，终于走到实现当年向往革命的初衷了。
他们兴致勃勃地聊到深夜，我睡了一觉之后，他们大概酒过八巡了，三个人开始回忆当年延安的难忘日子。他们不是回忆当年的风采，而是回忆一九四三年的抢救运动。我听见他们的声音，他们不知道我醒来了。
他们那时候真是被整得够呛，现在以过来人的心情，可以幽那时的恐怖一默。
他们哈哈大笑，居然那个年代会发生这样荒唐的事情，那时是多么的荒诞。可能他们忘记了北京的一句俏皮话：耗子拉秤砣——大头儿在后头呢！我听干爹朱老丹和我爸我妈，一边喝酒，一边讲这些陈年旧事。讲他自己当时怎么也被关起来了，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决定了，一定要赶紧向我干妈求婚，要不喜酒还没喝，就不知为什么光荣了。这辈子就太不值了。人们说枪子儿不长眼，况且还不知道从哪儿飞出来的呢。哈哈。在他的笑声中，我又渐渐睡去了……那时候是这么多年他们心情最快乐的年头儿，我爸一高兴就画了一幅彩色漫画《孙悟空跳出老君炉》，他们觉得自己在革命的烈火中，已经磨练够了，如今社会进入理想境界了，应该跳出老君炉，做个真正的自由艺术家了。
看来他们还是笑得太早。


第五部分第十九章 大雅宝周边(1)

好在艾青伯伯对我很和气，见了我就大笑起来，说：哈，你长大了样子还可以嘛。在延安的时候，他说话又幽默又刻薄。我们大雅宝的孩子们本来的活动地点主要在大雅宝一带，偶尔远涉北总布胡同、孝贤碑胡同一带。
我去北总布胡同是因为那里有我朋友的家，那就是艾端午家。他爸爸就是和我爸当年在苏州反省院的难友，艾青先生。他当时是一位著名的诗人，爸爸对他的诗非常推崇。
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同班同学王瑞芳的爸爸调到重庆去了。当时，我们俩是学校里的铁哥们儿。我就写了一首诗：
我的朋友王瑞芳，
告别北京去了嘉陵江。
嘉陵江上一片雾，
遮住他我眼前路。
尽管我们见不到，
心中的感情山高水长也挡不住。
我在班上一念，立马轰动，大家开玩笑叫我小诗人。我不免就得意洋洋，回家就把这个故事告诉我的父母。
等我一本正经把自己的这首“诗”读完以后，妈妈说：孩子，你还不懂什么是诗。我本以为会得到他们的夸奖，没想到就这么当头一棒。
爸爸居然在那么忙的时候，有一天，专门找出一个厚厚的本子，那个本子里都是用细细的麻线装订起来的薄薄的淡黄色毛边纸，封面是用浅灰色的细帆布制成的。
他告诉我，这是在延安时代，他自己做的笔记本。里面都是他和妈妈自己抄写的最喜欢的诗。他轻轻翻开快成古董的本子，给我找出来艾青的一首诗，轻声读给我听。那诗讲述一位小号兵，每当他在吹响嘹亮的小号的时候，可能声音里融入了淡淡的血丝。当他被子弹射中以后，他倒在地上。可是在他锃亮的号身上，映照出冲锋的战友，和招展的胜利旗帜。
我明白了，这才是诗。诗就是另一种童话。
他们那个本子里，还有普希金的、希克梅特的诗等等。
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好像那时候爸爸又出国了，妈妈就拿出这个本子，轻声读诗给我听。我每次首先点的都是希克梅特的《医生，我的心不在这里》，因为他一个土耳其的诗人，在监狱里写了这样的句子：
医生，我的心不在这里，
它现在在黄河之滨……
我感觉得到他对中国、或者是对真理的爱也笼罩着我，心里涌起阵阵热流，对他的诗，对妈妈的朗诵，百听不厌。
艾青伯伯可是长得不太像诗人，可能是因为我妈妈一直挂在我床边的是诗人拜伦像，还有后来看到的诗人雪莱像。我以为诗人都必须长成那样才对，至少也得长成马雅科夫斯基那个样子才能写出诗来。
好在艾青伯伯对我很和气，见了我就大笑起来，说：哈，你长大了样子还可以嘛。在延安的时候，他说话又幽默又刻薄。我哥哥小时候又白又胖，他就给他起了“吧啦咋、吧啦咋，煎鸡蛋”的外号。据说那是来自一个俄国话剧里的一句台词。
我妈妈把我抱回来的时候，他掀起襁褓看了我一眼，那时我满脸皱纹，他就说：布文啊，你抱回来的不是个儿子，是个爸爸。
说得我妈妈哭笑不得。看在他诗写得不错的份儿上，也就算了。
艾青也给我送了一个外号——小青蛙。
我到北总布胡同他们家，许多时候是跟我爸爸一起先去看艾青伯伯，然后我和艾端午去玩儿，他的姐姐清明也和我一个学校，清明比我高一年，端午比我低一年。那时候圭圭和梅梅还都小呢。
有一次我和端午去放风筝，那是我爸爸刚给我买的，很大的一个黑锅底，艾青先生和爸爸（摄于八十年代初）
爸爸又特地自己给它加了几笔对比强烈的颜色，所以特别精神。端午以为是我爸爸自己做的风筝，因为所有卖的风筝都没这么好看。我告诉他，这是送给他的，他高兴极了。
我们又笑又跑，把风筝放到了云霄。就在最高兴的时候，风筝断线了。我们俩就跟着风筝飞快地跑。结果它老兄不慌不忙地飘进了海军大院，我和端午急着想进去找风筝，结果被站岗的战士坚决地挡住了。端午一看心爱的风筝变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就放声大哭。我当时觉得我有责任，就去和那个战士理论一番，人家根本就不理我。我只好带着哭哭啼啼的端午回家，见到艾青伯伯赶紧汇报了情况。他无所谓的样子，说：算了，没办法。你们玩别的去吧。
我本来以为他一定会去帮我们要回来，因为那时候他是大名鼎鼎的诗人，似乎在中央很受重视，如果他去要，战士一定会给他的。可是，他根本不会去的。这时我才知道：诗人也不是万能的。
后来，从延安起就和我爸不断搭档的吴劳先生，搬到了小雅宝胡同，我才有时候向那个方向运动。我会经常沿着这条街走，先去看吴大刚和吴小鹿，这就是吴劳先生的两个儿子。在北池子那会儿，他们也住在斗鸡坑。他们都比我小，我就是顺便看他们一眼，然后就直奔禄米仓。
禄米仓胡同在后门就是一条康庄大道了，我弟弟大伟的托儿所就在禄米仓的路南。妈妈没时间的时候，我会来这里接弟弟回家。那会儿弟弟就一本正经地看书，老皱着眉头对各种书籍仔细研究一番。他不爱说话，自己搬个小板凳在黄叔叔家的窗下听古典音乐。
黄妈妈大为吃惊，问：你听得懂吗？
他平静地只说了两个字：好听。
她连忙说：进来听吧。
他也不客气，就搬着自己的小板凳安放在黄家的角落，自己静静地听。这时候要是有人问他什么问题，他基本就听不见了。就是听见了你的声音了，也疑惑地望着你不明白你说什么。他在音乐里。


第五部分第十九章 大雅宝周边(2)

黄叔叔哗哗大笑，对我们说：这个孩子像个哲学家似的。黄叔叔家当时的音乐在我们院儿是头份。那些密纹唱片，黑得像古代美女的头发一样——水光油滑。他小心地托起唱片，记得是莫扎特的，轻轻放在唱机上，再把宝石唱针柔和地托到适当的地方，让它静静地软着陆，几乎同时，溢出了优美的提琴声，仿佛直接拉动了你的心弦，大伟屏着呼吸死盯黄叔叔的这套魔术。黄叔叔在换唱片的时候，舒了一口气说：也许你们知道，托尔斯泰说过，音乐就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回忆。
大伟似乎此后有了那样一种特权，他任何时候听见黄叔叔家的唱机响了，都可以静静地走进去，听完再静静地走出来。
他们托儿所的对门儿，也就是禄米仓的路北，那里是一个解放军的被服厂，每天都有大队的汽车从那里出出进进。
我小心避开这些车辆，就窜上了南小街。
不知道为什么，我过去的朋友都搬到南小街一带了，我掐指一算还真是不少。禄米仓对面就是干面胡同，往前走不远，就到了东罗圈胡同，从这里可以一直穿到史家胡同。其实我去看兰兰不用这么绕远，他们家就搬到了史家胡同五号，在胡同的东口，我从南小街走可以更近的。
因为东罗圈胡同里有一个路西的小红门儿，门上有一小块汉白玉上面镌刻着“凌宅”两个字。这是我爸的老同学、老难友、老朋友凌子风家。我不告诉过你吗，我爸和他是在张恨水办的美术专科学校的同学。当时我爸个子矮，他个子高。俩人互相不认识，但是都知道对方有两把刷子。凌子风当时名字叫凌飞。
一天在校门口，两人狭路相逢，都远远地站住了。我爸就大喝一声：
凌飞！你画得真不错，咱们交个朋友怎么样？
他应声而道：好，我也正想和你交朋友！
于是，俩人就“扑通”一声相对而跪，从此成了把兄弟。
我每次去他家一定可以看到许多新奇的小玩意儿，都是凌伯伯自己做的。他人大心细，培植的小植物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种出来的。指甲盖那么大的小莲花，开在茶杯大的花缸里，深红的莲花旁边还有小小绿玉般的莲叶，那时我就怀疑他是个魔术家。
他的大女儿梅子和我姐姐差不多大，小女儿桔子个子很高，比学文学的姐姐活泼多了。小弟弟的名字就接着叫凌飞，他比我小。那时我觉得他淘气得很，被爸爸妈妈惯得不行了。可是后来在巴黎见到他的时候，已经变得非常稳重，非常成熟的样子。他是巴黎的一个成功的摄影家。
从他们家出来往北走到史家胡同，往东一拐，就是兰兰的新家了，他们那个院儿是个正经的几个套院儿。这里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宿舍，前院儿住着邹雅先生，中院儿住着方菁女士，还有安静叔叔一家。
北京四合院——东城区雨儿胡同十三号齐白石故居（李玉祥提供）安静叔叔原来就在东北画报社当摄影记者。我小时候语言有障碍，说不清复杂的事情，就干脆叫他眼镜叔叔。因为他脾气好，我当时就老去找他玩儿。他很喜欢小孩，也很有耐心，老带着我到处去玩儿，也给我照了不少照片。
我发现他也住在这个院子里，就喜出望外。他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对我还是很热情的，每次都要和我聊一会儿，但是我觉得他真是没有时间带我去玩儿了。他的太太小侯也是搞摄影的，那时她主要搞体育摄影。几年不见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安安，小女儿叫静静。
安安的身体不好行动不便，成了他们的心病，可是安安自己很平静，很愉快的。我和兰兰也常常和她玩儿，其实我们男孩子本来就不喜欢和这些小孩子玩儿，尤其是和小女孩儿玩就更没兴趣了。安安是个例外。
我们要上房够枣，要和隔壁院儿的男孩子打土坷垃战斗。可是如果安安要我们陪她玩儿一会儿，我总会留下来陪她的。和她、静静还有来做客的亚男一起过家家。大概我的童年时代，只有和她们一起安静过。谁让她们的名字就是安安静静呢。
如果出了史家胡同东口，不远的马路对面就是竹竿巷，听说后来改名叫方嘉园了。就在竹竿巷一进口不远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走进去第一家就是黄苗子和郁风家。黄苗子先生是个有名的才子，书法家、诗人、画家，他的太太郁风是作家郁达夫的侄女，是个画家。
我爸经常和黄伯伯交换书来读，我就是那个跑腿送书的孩子。
往院子里走，北屋的主人是王世襄先生家，黄叔叔告诉我们，这位王伯伯是北京第一大玩主儿，人家也玩儿蟋蟀，也玩儿蝈蝈过冬的葫芦，可是人家的每件东西，都把玩多年上了层次啦，就连黄叔叔的那些玩意儿都不敢到这里来拔份。
我们玩的那些，不过只是低级阶段的顽童把戏。不仅如此，人家王世襄伯伯连桌椅板凳一起玩。每次跟爸爸到王伯伯家做客，事先受到爸爸再三预先警告，到他家随便什么东西都价值连城，千万要留神，别给人家磕了碰了的。
我想那里一定和阿里巴巴“芝麻开门”的宝洞一样珠光宝气、五彩斑斓了。可是，到了他家举目望去，样样东西都灰头土脸的，看不出一点贵气。他老人家在那里一坐，哪里像一个曾经家藏万贯的富家后裔，哪里像学富五车的北京第一藏家、第一玩主儿？讲起话来，倒是和蔼可亲。如同一位街坊的和气老头儿，我就纳闷儿，爸爸是不是认错门了？
孩子那时候就是两眼空空，就算是你真的走进阿里巴巴的宝洞里，也照样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因为压根儿没明白，您至少得有眼力架儿，至少还得带上结实的口袋。
再往里走，就是张光宇老先生家了。我们两家搬开以后，爸爸还是经常来看他老先生，爸爸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恩师。我每次来看兰兰以后，也会到这里顺便挂角一将。到这院儿里，每次都有所得。这三家总是让你不会空手而归的，或者替爸爸背几本画册，或者帮黄苗子伯伯带回我家一函线装书，或者是听几个永铭在心的典故，或者趸几个叫你难以忘怀的逸闻。
唯一让我略略失望的是临春哥哥现在很少能见到了，他似乎一直很忙。而且他也不再临摹迪斯尼的动画人物了，听张家阿妈告诉我，他现在一心研究无线电，而且越钻越深，以后和艺术无缘了。也许那是对的，那个年代选择文学艺术就是选择了一种危险的游戏。


第五部分第二十章 大字报

这时突然觉得这里的阳光颜色开始变样子了，人人的表情都不对了。就觉得这些漫画和大字报不好玩儿了，我看不下去了。“财迷大院”是大生子先发现、沙贝正式命名的。这时候实用美术系搬家了，因为在西郊白堆子成立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所以原来这个系的后院，就剩下了许多零七碎八。
我们到中央美术学院当时只有三个目的：
一、 打乒乓球。
二、 看看学校走廊里的各种学生作业，和老师的示范作品。还有从列宁格勒美术学院学生的示范作品，都是契斯卡克夫学派的经典素描。
三、 到财迷大院看看有什么新的宝贝出笼。那里其实已经成了变相的垃圾场，但是仅仅限于是废旧物品，没有生活垃圾。
我们每个人去财迷大院的重点不同，有一次我居然从废铜烂铁里找到了一块四方的薄薄的金属片，上面镌刻的是“东北画报”四个字，对我说来这是个宝贝，是我当年东北生活的见证。我还和兰兰到这里捡点儿废旧的小块儿的木板下脚料，那是为了我们开始刻木刻。因为黄叔叔一天无意中说：很多艺术家都是从木刻开始的。我们俩就决定自己开始艺术家的生涯。等我们把这些木头拿回兰兰的新居，就是鲁少飞伯伯在史家胡同五号的家里，我们俩真的一本正经开始刻木刻了。后来才发现，就是最简单的图形，刻出来比画出来，要难上百倍。怎么我们看黄叔叔那么轻巧的运刀，到我们手里，就重若千钧。看来，我们的手劲儿还差得太远，眼力也差了十万八千里，根本不可能刻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
一九八二年九月老朋友们为鲁少飞先生祝寿抓耳挠腮之后我们决定还是先画漫画，因为至少我们画画还有一点基础。我就在所有纸面的留白上开始练习我的漫画人物。我的课本的任何空白的地方，都迅速出现了各种漫画人物，有一个阶段我画的都是踢足球的，另一个阶段又都成了变形动物。
那天我们去中央美术学院财迷大院本来的目的是去探宝的，沙贝对于寻宝有特殊的敏感，真有了宝贝，他八里地以外就能闻出味儿来。
正当我和大生子在财迷大院探宝的时候，沙贝跑过来告诉我们大礼堂现在里里外外都是漫画和大字报。我们几个立刻都窜向礼堂，急于看看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过去住在北池子草垛胡同美术供应处的时候，就赶上那么一次。那时候，好像是三反运动。据说重点是“抓老虎”，老虎就是贪污犯。我们小孩子，根本不懂这三反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孩子们的歌谣是：
猴皮筋，我会跳，
三反运动我知道！
反贪污，反浪费，
官僚主义也反对。
那时候，看到铺天盖地的漫画和大字报，小孩们就兴奋得不行。看那些漫画的幽默和说辞，过去是闻所未闻的。过去我们看的漫画都是讽刺打击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诚、陈果夫等等国民党头面人物的，或者是杜鲁门、杜勒斯、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等美国当时主要人物的。这些真人长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平时在生活中见过的人，都没人画过他们的漫画。而这次的漫画讽刺的都是我周围的叔叔、伯伯，我就又糊涂、又兴奋。
李本田先生那时好像担任供应社的社长，供应处的经济当然由他负责。结果，运动一开始，他就被隔离审查了。有一张漫画给我印象很深：《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画面上画的李本田先生非常像，但是很夸张，似乎是在讽刺他不承认自己曾经贪污过。
另一张是讽刺供应社的另一位干部张忠的，那张画的题目是《张忠不忠》。我看了以后回来兴奋地学着这些画面上的新词儿，正好看见工作组的人把他们两位带到隔壁去问话。
我就在院子里高声朗诵这些漫画上的题目，好像自己也是运动的积极分子了。爸爸突然出现，大声喝止我。我愣了，爸爸为什么反对我积极参加运动？爸爸说：你不懂，这是大人的政治运动。你去玩儿去，不要再看这些了。
果然，到了后来事实证明这两位叔叔根本没有贪污过，于是我自己就很内疚了。这才明白，运动的事情，不能跟着哄。后来，见到这些伯伯、叔叔我自己感到非常不好意思了。可是他们似乎根本就忘记了这件事了，从此我就多了一个心眼儿，小孩这时候只能看不能说。
后来听说，三反运动在中央美术学院本部，比供应社搞得还邪乎。把王临乙教授弄到舞台上去斗争，和延安时代的抢救运动一模一样。我从那时候起，一听到运动就开始紧张。
中央美术学院演节目的大礼堂，也就是我们在这里看过美术学院大马戏团的地方，看过雕塑剧世界美术全集的地方，看过李苦禅伯伯唱京戏的地方，过去这里是演绎我们梦境的地方。
可是这时候，像大雅宝中院儿晾衣服那样横七竖八地拉起了麻绳，在麻绳上挂满了大字报。好像把我们的梦都割开了，大字报把人们的关系从和谐变成了斗争。
后来听说，那个在大马戏团表演最受欢迎的节目——耍坛子的大象，就在这个时候自杀了。我为此非常难过，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作家李又然和我妈妈说：每个运动都有牺牲品。我似乎有些明白了，但是中央美术学院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轮上大象啊。
礼堂里人们静静地在看大字报，没有人说话，更没有欢笑的声音。我看到了批判油画家李宗津先生的漫画，画面上是他和胞兄协和医院院长李宗恩在唱反党的双簧。我当时就傻了。
李宗恩先生，是在董希文先生通过李宗津先生的劝说下，才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的，怎么现在就又拉了出来？还有批判王逊先生的漫画，他老先生原来是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教授，来中央美院以后就是一级教授。
再看那些大字报，很多语言就不大太懂了，只是看到一些被批判的右派学生也不得不开始揭发黄永玉先生的“反动言论”了。我看最厉害的一条是：在一九五六年波兰、匈牙利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事件期间，学生说，当时黄永玉先生感慨地说：中国也需要独立思考，也要有表达民意的渠道。否则也会产生社会动荡。我当时就吓出了一背的冷汗，心想：这会不会给黄叔叔带来麻烦？
这时突然觉得这里的阳光颜色开始变样子了，人人的表情都不对了。就觉得这些漫画和大字报不好玩儿了，我看不下去了，就小声叫沙贝咱们赶紧走吧，我看他也是小脸有点发白。我们就匆匆离开美院回家。我们哪里知道现在才是反右运动的第一波，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呢。


第五部分第二十一章 隔壁童话楼（1）

我怀念所有在大雅宝生活过的人，那个一去不复返的童话年华。
我甚至怀念昔日的隔壁童话楼，那个白发老人和那个童话里的公主。这帮孩子每次从美术学院回来，都是兴高采烈，故事还特别多，这次可不一样，大家好像都挨了一闷棍，心气儿都没了。大概是因为大家兴致勃勃去美术学院探宝，结果，看了一通令人窒息的大字报。况且，已经开始有我们大雅宝几个德高望重教授们的大字报了。虽然，还不是漫山遍野，可是总有股不祥之兆的劲头儿。真的连夏日的太阳，也变得昏暗起来了。
回到大雅宝，我们各自都发现了，其实每家的家长这些天都开始沉闷了。院子里也没有那种蒸蒸日上的感觉了，大夏天的可是一种阴风在微微地吹。我们都感到一阵阵心底发凉，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居然在这之前没有发现，今天看了大字报，就看得格外清晰了。
我们这伙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突然都变得乖了。小生子悄悄告诉我，在贤孝碑胡同口的《北京日报》报牌子那里，很多人在看报，对咱们院儿，还有行人指指点点。我和沙贝赶紧跑了过去，挤进人堆，原来有篇文章在批判董希文先生。说董伯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言，攻击了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举的例子，根本谈不到攻击二字，牵强附会，实在可笑。
董伯伯当时的发言，是质疑学校要求孩子们都必须争取加入少年先锋队，按政治表现把孩子分成三六九等，这样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比如自己的孩子董沙贝就是没能入队，精神压力很大。
看报的人在那里议论纷纷，有人就问这个董教授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那是不是住在大雅宝那个宿舍呢？啊，反党分子成了咱们邻居了？
我和沙贝互相对视了一下，赶紧跑了回来。坐在沙贝家里，我们一起想办法，可是一时半会儿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沙贝一反过去的活泼，皱着眉头坐在那里发愣。这时候，院子里有人叫他的名字，我们开门一看是袁骥、袁骢两兄弟。他们进来，就告诉我们，他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已经开始反右派运动了。那边如火如荼，家里都没人管他们了，他们跑来看看我们的情况。
前一个时期，我们大雅宝从杭州搬来的几个教授都搬走了。那时成立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他们几位都成了那个新学校的教授了。
我们告诉他们，现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运动还刚刚开始，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袁骥告诉我们，看来从浙江来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些教授可能都得打成右派。
我们一听更紧张了，更不知道如果教授被划为右派以后会有什么后果。沙贝对我说，要不咱们去工艺美院看看那里的情况。我想：对啊，至少咱们心里也能有点底，因为大人不会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字的。
我说：好的，你们等等我，我回去和我妈妈说一声。
妈妈和爸爸正好都在家，他们都在默默地看书。我和妈妈说，我要出去玩了，可能不回来吃午饭了。妈妈问我去哪里？我说：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看看大字报。我妈妈说：那可不行，不能去。
我妈妈一向特别讲理，从来不会为这点小事限制我的。我就气鼓鼓地说：我就去。
没想到我爸爸把书重重地一拍，对我说：不许你去，就不要再说了！
那时候我正是初中二年级，自以为已经很独立了。也许，因为我考上了北京男四中以后，因为那时这是北京最好的一所中学，家里就对我很优待，结果我自己也有些飘飘然，差点儿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我就说：告诉你们就是尊重你们，我要不告诉你们自己早就走了。我又不是去打架，又不是去财迷大院找宝贝，我去看看大字报关心形势，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啊？你们不让我去，那就是没有道理，我自己对自己负责！说完我就往外走，我爸爸不知为什么一下就气得脸都白了，大声喝道：回来！
我理都不理接着往外走。爸爸一把拽住我的领子，愤怒地大喊：你怎么这么混啊？你懂什么？就因为庞薰琴先生的女儿去看了他的一个老朋友，就被说成串通情报，结果，他们都被打成了右派。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在斗争非常激烈，你去凑什么热闹！
我爸把我领子勒得太紧、时间太长，我的眼泪都出来了。从我上中学以后，他从来没有对我这样过，我一肚子委屈，眼泪“哗”地开了闸就止不住了。爸爸轻轻放开我，说：都这么大的人了，还哭？我一咬牙，就愣给憋回去了。
妈妈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地说：孩子，你不知道政治运动是怎么一回事，你就不要给我们添乱了，你出去玩吧。千万不要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也不要去中央美术学院。你就在院子里和小朋友们玩好了，一定要听话。
我点点头，突然明白了：这时候他们和朱丹伯伯讲的延安那个可怕的运动又要来了。我发高烧的时候见到的那个无声无息逼近的庞然大物，那个幻觉中的火车头又来了，那无边的恐惧使我渐渐清醒了。我对妈妈说：我知道了，你们放心好了。
爸爸、妈妈见我的态度转变得这么快，有些诧异。爸爸有些歉意地对我说：你长大了就明白今天我为什么这样和你急，现在就不和你多说了。
我点点头说：知道了，我去玩了。
我跑到沙贝家里，就坦率地说：我们家不让我去，你们自己去吧。沙贝知道我们家一向对我管得很严，就说：那我和沙雷去看看，回来咱们再商量。我说好的。
就在这个时候，小生子急赤白脸地跑来，说：快去看，后门来了许多大学生在贴大字报呢！我们一听，二话没说就以百米短跑的速度一起冲到了后门口的小雅宝胡同。
我和你说过，我们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后门是小雅宝胡同六十六号。
我一边跑一边想，可别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来给我爸爸贴大字报。跑出去一看胡同里挤满了上百名学生，他们别着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徽，还都拿着纸糊的小旗子。哦，原来他们不是冲我们院儿来的，而是冲我们的隔壁小雅宝胡同六十五号来的。
这六十五号原来是个普通的四合院，不知道让谁给买了。然后，就来了国家的工程队把那个院子给推平了。然后工程队以很快的速度，在这里盖了一个两层的小洋楼。五十年代北京这样的工程是非常罕见的，以当时的标准来看这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楼房。在我们胡同里显得特别扎眼，和其他的建筑格格不入。在我们孩子眼里，这简直就是童话里的小楼。
后来就搬来一家人，看来来头不小，谁也不知道那个地方的主人是谁。
因为有解放军站岗，看来是个将军之类的，而且他们出进都使用小汽车，还挂着深色的窗帘。因此，我们和他们邻居了几年，都没看见过那个主人。我只见过那个院儿的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女孩，有时上学、放学开门的时候可以看见她。她的穿着非常讲究，也非常干净。但是她从来不看我们一眼，也从来不和我们说话。孩子们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冰雪公主，其实她就是我童话楼里的小公主，她冰雪不冰雪和我没关系，她还是我心中的公主。
掌灯的时候，我从学校参加活动回来，看到她的剪影在二楼的窗户前。初中二年级的我，对她充满好奇。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书，不知道她会唱什么歌，甚至不知道她吃什么饭。于是，她的一切继续神秘着，公主朦胧的影子继续在云雾之中。
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们在胡同里刷满了大字报：《揭开反共老手黄绍雄的嘴脸》、《右派分子黄绍雄是右派学生林希翎的干爹》，等等。原来住在这里的是黄绍竑先生，大概那时候用“雄”字认识的人多，所以我们大家以为他的大名就是黄绍雄。


第五部分第二十一章 隔壁童话楼（2）


黄绍竑先生原来是桂系重要人物，和白崇禧、李宗仁齐名，担任过广西省政府主席。在一九二七年，支持与参与了蒋介石清党的密谋。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七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部长，主管作战计划。后来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国民党军队在正定太原一路的抗日防御作战。一九三八年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他在任内热情接待过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到浙江视察新四军部队。
一九四九年一月，国共和平谈判期间，黄先生为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四月随谈判代表团到北平和中国共产党代表进行谈判。后来由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推定他回南京，劝告国民党当局接受双方代表商定的“和平协议”。
一九四九年八月，他从香港回到北京，九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历任国家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但是，如今这些大学生没有提任何一句他这些历史上的“丰功伟绩”，而是把他当年反共的老底儿都揭了出来。另一方面，他们重点是要挖出他们的右派同学——林希翎的根子，他们认为那就是黄绍竑先生。
我们这些孩子，不可能知道这么复杂的历史，只是感到奇怪，这么反动的人物，为什么共产党给了他这么高的待遇？还要有解放军给他当警卫？真是搞不明白。
许多激动的大学生，就开始擂打六十五号的大红门。
“黄绍雄滚出来！黄绍雄滚出来！”他们愤怒地高呼，更加猛烈地擂打那大门。
这个胡同简直就是人山人海，塞满了大学生和看热闹的群众。
突然，大门上的小门轻轻的打开了，人群顿时就静了下来。一个解放军班长站了出来，学生们一时不知所措了。一个学生的头头走了上来，对那个军人说：
我们要进去把黄绍雄拉出来批判，你应该站在人民一边。
那个军人客气但是冷静地说：
他不在家，出去开会了。再说，这所房子是国家的公共财物，你们的革命热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希望你们爱护公共财物。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这所房子的安全和完整。希望你们配合我们的工作。
说完，就进去关上门了。
那个学生领袖冷静了一些，但是还不甘心，就对那些学生说：
同学们，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回来，不抓到黄绍雄誓不罢休！
誓不罢休！誓不罢休！
学生们热烈地呼应。我们孩子跑来跑去，不知道今天这出戏，会是怎样的结尾。
就在这个时候，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开了过来，学生们立刻兴奋无比，就潮水般地涌了过去。他们朝那个小车高速地挥舞着手中的小旗子，高呼着口号。汽车缓慢了下来，我探头一看汽车里坐的是我干爹朱老丹。我们几个孩子都认识他，就齐声大喊：你们弄错了，这不是黄绍雄，你们弄错了。
学生们一愣，我看朱丹伯伯连连对司机挥挥手，要他赶紧开走。
汽车就绝尘而去。我知道，他要司机绕道走我们大雅宝胡同宿舍的前门了。
学生们一下又泄了气，有些人都喊累了，就靠在墙根儿坐下来休息。
这时候凄厉的救护车的警笛从远处传来，一辆白色救护车急速开来，人们纷纷闪开，就连激动的学生也都傻了。救护车开到门口，军人们麻利地打开大门。救护车冲了进去，大门又迅速关上。沙贝说了声：上！
我们几个孩子调头，回到我们院儿，若干秒以后，我们都趴到房上了。
救护车就停在院子中间，几个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冲进了小楼。一会儿，他们抬着担架出来了，一个老人面色苍白、人事不知地躺在担架上。我的冰雪公主，今天也苍白如纸。她抬起眼来似乎看到了我，但是，似乎没看到我，她的目光透视而过。我的脸也煞白了。一个老太太拉住她的手，静静地站在路边。整个过程没有人说一句话。他们家的一个年轻人匆匆跳上了车，车门一关，救护车又凄厉地叫了起来。
大门一开，救护车冲了出去。这次居然没有一个大学生去阻挡那辆救护车，他们惊愕地站在那里，看那救护车迅速地消失了。
大门没有关，那个军人再度站了出来，说：人已经自杀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大学生领袖和其他人没有再说什么，就默默收拾东西，集合队伍。周围的百姓和我们这些孩子，也没有人说话。默默看他们走了，也就四散了。我们都被这个场景深深地震动了，谁都没来得及有任何反应。
我回到家里，家里也静得出奇。
朱丹伯伯和爸爸、妈妈在里屋小声说话，和不久前我干爹来时候轰轰烈烈、笑声贯云的情景，简直是天上地下。我知道，这不祥的宁静，也许预示着暴风雨就要来临了。〖〗爸爸、姐姐和我们五兄弟（摄于九十年代）人们说我们大雅宝是风水宝地，人们真没说错。
在这个时代大风暴中，每个人的命运真是无法预测的。
我爸爸是那个企图复刊出版的反动刊物《万象》主要参与者，还担任了召集人，并且还自己编纂了第一期的栏目，自己还写了文章，还画了画。如果要打他一个右派，材料是足够的。
但是，历史是许多必然和许多偶然的重叠，尤其是中国现代史更加不可预计。
当人们都认为，我爸爸必定是板上钉钉的右派了，连《人民日报》的姜德明先生都以为我爸爸早就已经打成右派了。
突然，上级决定，要我爸爸立刻走马上任，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
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些老教授，以为我爸爸一定是个官场的权术高手、老手，在复杂的斗争漩涡中推翻了江丰先生，夺取了这个运动的领导权。
他们哪里知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游戏，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种故事。江丰先生自己也知道其中的复杂，毛泽东亲自点他名字要把他打成右派，这是下面谁都没有办法的事情。后来，一直到最后江丰先生都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而这个运动游戏，还必须要一个符合这样标准的人，来当头头。这就是必须要一个从延安来的人当领导，当时就阴错阳差，我爸爸就让人家一把从悬崖边上给拉回来，还推上了领导地位。这一切都是上级的安排。连要按照比例打多少右派，也都是上级安排的。中央美术学院和其他单位一样，右派必须要有一个百分比，于是，就有一些老师和学生被打成了右派。
从历史来看，我父亲应该对此承担多大的责任，这我不知道。这要后人来评说，如果他们有了更翔实的材料，有了更深入的研究。
我只知道，大雅宝是个风水宝地，一九五七年我们大雅宝这个院子，居然没有出一个右派。被打成右派的教授彦涵先生、袁迈先生等，在我们这群大雅宝的孩子们来看，这都是由于他们搬出了我们大雅宝。他们真不应该离开这个风水宝地。
事实是所有当时还住在大雅宝的教授，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按照当时上级要求的比例数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简直是个奇迹。
那里就是风水宝地，就是一个发生童话的地方，讲述童话的地方，继续发展童话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大雅宝。
我怀念所有在大雅宝生活过的人，那个一去不复返的童话年华。
我甚至怀念昔日的隔壁童话楼，那个白发老人和那个童话里的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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