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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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次来上海却和以往不同，她一改往常深居简出的生活方式，经常找人谈话或外出看戏。用她后来的话说就是，原本她就是怀有“神圣使命”而来的。

　　江青这次来沪怀有什么“神圣使命”呢?她当时对我们说是来搞“文艺革命”。我们自然是信以为真：无论以她在文艺界的两个头衔来看，还是以她三十年代在上海当过演员，在延安演过戏，对戏剧有些根底来看，她来上海这个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搞“文艺革命”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都赞同和支持。因此，她提出什么要求，我们都予以满足；她对戏剧提出的意见，我们都不会怠慢。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江青的“神圣使命”是很不简单的，有着很深刻的目的和复杂的背景。现在回想起来，一切就很清楚了。

　　江青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喜欢闹出点事情、弄出点花样，总爱出风头。长期以来，她以毛主席文艺秘书的身份在思想文艺战线充当“流动哨兵”(江青语)，就搞出了不少与众不同的名堂。许多事情在大家看来是很正常的，可经她一看，问题就不得了啦。五十年代，大家认为《武训传》只是一部反映历史人物的电影而已，可是在江青眼里却有重大问题。又比如对解放后文艺界状况的分析，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文艺界的成绩很大，可她却不是这么看。1966年11月28日，她在北京文艺界大会上那篇经张春桥反复加工修改的讲话里说：“这个问题就大啦！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有严重反动政治倾向的戏……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

　　为什么江青说争取批评的权利很难呢?因为她首先在毛主席那里碰了钉子。据后来江青对我们透露批《海瑞罢官》的经过时说，毛主席开始并不同意批《海瑞罢官》。当江青向毛主席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时，毛主席说：“你这个人就想整这个人整那个人。我就是要看，我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呢!有工夫你还是多看几本书吧！”江青没把毛主席说动，便只好无奈地退了一步说：“我保留意见总可以吧？”毛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当然是可以的。”

　　1962年9月，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且针对小说《刘志丹》特别提出了“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毛主席还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江青一看风向变了，立刻把她的“保留意见”拿了出来。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江青约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张子意和许立群时就曾经说，“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问题严重；但陆定一、周扬等人对她的话“充耳不闻”(江青语)、不予理睬。这就是她1967年4月在《为人民立新功》那番讲话里说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

　　江青在北京没有市场，于是她把眼光转向了上海。1963年1月，柯庆施在上海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也受到了中宣部和文化部陆定一、周扬等同志的冷遇，却与江青不谋而合。于是，江青来到上海找柯庆施组织写作班子，建立她所说的“文艺革命试验基地”。

　　江青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来到上海的。




溪云初起“大写十三年”与“十五年来成绩寥寥”

　　1963年年初，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这个口号与江青当时的思想不谋而合，因而深受她的赏识。用江青的话说就是“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庆施”。这也是江青这次来上海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1963年1月4日，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元旦联欢晚会上，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1月6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刊登了柯庆施的这篇讲话。柯在讲话中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他甚至武断地认为，只有写十三年、以新中国十三年的现代生活为题材，才能算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柯庆施讲话中这个事关重大的命题没有经过上海市委集体讨论，它把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限制在一个很窄的范围里，是不利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这个讲话一出笼就引起了各级领导和文学艺术界的强烈反感。我当时对这个讲话也感到奇怪和不以为然。我想，光允许写解放后十三年，那么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能不能写呢?不要写古人、死人，那么民族英雄、革命烈士能不能写呢?虽然我有这些看法，但也仅认为这可能是喜欢标新立异的柯庆施又要放什么“卫星”吧，并没有体会出这后面还有什么名堂。

　　江青在北京找中宣部、文化部领导要“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受到冷遇；柯庆施在上海提出“大写十三年”，中宣部、文化部也保持沉默。因此，江青一到上海见到柯庆施后就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一个是来寻求支持，一个是有意投靠。于是，这两个人一拍即合，开始发难。

　　江青说明了她来上海是怀有特殊使命的，既要“破”、又要“立”。所谓“破”，就是要批判，批《海瑞罢官》，批《李慧娘》，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所谓“立”，就是要搞现代戏。她特别提到了上海沪剧《红灯记》，说要把这部戏改为京剧，推向全国。因为江青此行是打着“文化”的旗号来的，而当时上海市委分管文教的候补书记是张春桥，于是柯庆施便把张春桥正式介绍给江青。江青和张春桥的早期勾结活动就从此时开始了。

　　由于张春桥从江青那里了解到一些底细，知道了毛主席对文艺部门不满，认为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因此，在1963年4月中宣部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张春桥才敢有恃无恐地和姚文元一起，与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就“大写十三年”展开面对面的辩论。周、林、邵对“大写十三年”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个口号有很大片面性，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张春桥、姚文元则根据柯庆施的旨意，依仗着江青的支持，编造了“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并竭力鼓吹“题材决定论”，说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只能反映十三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活。

　　张春桥从北京回来之后，向我汇报了会议的情况。他十分得意地谈到了他和姚文元同中宣部领导同志争论的情景，说他们如何临场发挥，为“大写十三年”归纳出十大好处等等。我本来就对“大写十三年”不以为然，看他如此得意忘形和偏执，便冷淡地说道：“我们上海的同志去北京开会应当谦虚谨慎，应当多听听别人的意见。”他看话不投机，便悻悻离去。现在回忆起来，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两军对垒的一次前哨接触战。虽然中宣部领导态度很明确，但时隔不久，中宣部还是发出了停演“鬼戏”的通知。显然，这其中大有文章，其中奥秘就颇费猜测了。

　　如果对文艺界的创作仅仅停留在以写什么为主，那还属于对一般文艺方针的争论，而实际上江青、柯庆施并没停留在这上面。到了1963年底、1964年初，这种争论就升级到对整个文学艺术界方针、路线斗争的估价和判断的高度上去了。

　　1963年12月25日，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用当时的话来说，这次观摩演出是在柯庆施的亲自“领导”下、江青的亲自“关怀”下举行的。在这次观摩演出中，柯庆施提出“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断言“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反映了我们的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张春桥又对“大写十三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把它推向极端，作为衡量文艺作品好坏和优劣的唯一尺度。

　　柯庆施这个讲话在戏剧界、文艺界引起了更大的震动乃至震惊。许多戏剧界、文艺界人士对柯庆施否定十五年来广大戏剧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甚至把“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上纲为“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深为不解，也深感不安。柯庆施这篇讲话为后来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打下了基础，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文学艺术界、戏剧界制造了舆论。

　　柯庆施之所以敢如此讲，也是有背景和来头的。1963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柯庆施送去的“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写下了一段重要批示——即后来被人们称为“两个批示”中的一个。这个批示成为发动“文革”的理论依据之一：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和“十五年来成绩寥寥”的估价，以及从1963年5月开始的对文艺界的批判运动，严重地挫伤了上海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干扰和阻碍了文艺工作的正常开展。许多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被排斥，一大批传统题材的戏曲曲目受到压制。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王孝和》等影片被指责是“专门写死人”，《吉鸿昌》、《七月流火》、《邹韬奋》等影片被迫停止拍摄。1964年7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北国江南》等影片被康生点名批判。原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电影剧作家、理论家瞿白音的《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一文也受到大规模批判。随后，上海一大批电影，如《红日》、《舞台姐妹》、《阿诗玛》等统统被打成“毒草”。文艺界的同志整日处在忧心忡忡、提心吊胆之中，大家谁也不知道该写什么，谁也不知道该演什么，整个文艺界处在一片万马齐喑的忧郁气氛之中。




溪云初起《“有鬼无害”论》与“梁璧辉”的由来

　　就在江青风尘仆仆到上海几个月以后，1963年5月6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署名“梁璧辉”。这篇文章是江青首次行使她“争取”到的所谓“批评的权利”后打响的第一枪，也标志着江青在上海建立“基地”后，与柯庆施、张春桥开始“协同作战”。用江青后来的话说就是，“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柯庆施本人并不会写文章，一般都是他出题目、观点，由张春桥或张春桥再物色笔杆子捉刀代笔。1958年北戴河会议刮起“共产风”之后，根据柯庆施授意，张春桥写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并在《人民日报》转载。从此，一有大的动向，柯庆施总让张春桥写文章，中央的一些重大会议，如郑州会议、庐山会议，柯都把张带去。1963年，大概是张春桥当时正忙于搞“大写十三年”，柯庆施便把批判“有鬼无害”论的任务交给了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

　　〖〗1963年5月6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署名“梁璧辉”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对俞铭璜同志，我在战争年代就和他很熟悉。他长期在我任区党委书记的苏中根据地负责宣传工作，是江苏有名的“秀才”。据我所知，他对批“有鬼无害”是有顾忌的。毛主席曾提倡过写些“不怕鬼”的故事，而《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又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同志写的，所以这篇批判文章很难写。无奈，这是柯庆施直接压下来的“政治任务”，俞铭璜只好关起门来搜肠刮肚。这种心境下写出的文章自然难以令柯庆施满意，于是柯又让张春桥大加修改后才发表。因此文章见报时署名“梁璧辉”——取“两笔挥”之谐音，意即两人合写。

　　《“有鬼无害”论》是直接从正面批“鬼戏”《谢瑶环》的。它实际上是批《海瑞罢官》的一个先声，也是一个试探气球，因为当时毛主席还没有同意批《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虽然影响不大，但它却是江青初露锋芒的所谓“破”的一次表演，在“文革”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正因为有了这“第一枪”，才会有后来的“万箭齐发”、“万炮齐轰”。这真是“风起于青苹之末”。因此，有些研究“文革”史的人把这篇文章的发表作为界定“文化大革命”起始点的一个标志，是很有见地的。




溪云初起江青移植“革命样板戏”

　　从1963年到1965年，江青频繁往来于京沪之间，其中除策划批判《海瑞罢官》等阴谋活动外，大部分公开活动是搞“革命现代戏”，也就是她所说的“立”。后来常被相提并论的八个“样板戏”中有四个出自于上海。在江青搞“革命现代戏”期间，由于柯庆施病重开刀，我开始和她有了比较多的来往。

　　江青1963年2月来沪后没多久的一个晚上，在张春桥的陪同下，她戴着大口罩，神神秘秘地在红都剧场观看了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红灯记》。看完后江青很兴奋，她说这个剧基础可以，但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窄，要把这出戏改成京剧，推向全国，并且很得意地说：“那样影响就大了！”

　　这年秋天，江青又看中了上海沪剧院的《芦荡火种》，便把它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芦荡火种》是一出反映沙家浜地区新四军和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抗击日伪军斗争英雄事迹的现代戏。《芦荡火种》所表现的沙家浜这一段历史和生活我是很熟悉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江苏战斗的时间很长，沙家浜一带是新四军和地方抗日队伍经常出没活动的根据地。我爱人谢志成第一次怀孕流产，就是在这一带芦苇荡的一条小船上。我对江苏、对沙家浜、对芦苇荡怀有深厚感情。我也很支持这出戏的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的问世是经过再三锤炼而成的。在此前后，上海文化局、沪剧院都曾向我们这些在沙家浜地区战斗、生活过的同志征求意见；剧本和演员的表演都相当成熟，很受上海观众欢迎。江青改编这出戏时，自然找到了我和谢志成。

　　一次，陪江青看《芦荡火种》彩排时，谢志成看到芦苇荡中的芦苇太小又太稀，而接应新四军的船很大，无法隐蔽，便对江青说，这个布景不符合实际，应当改一改。江青对此意见很重视，立即表示要到芦苇荡的现场去看一看，体验一下生活。为了使江青熟悉“生活”，我曾和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驱车乘船几百里，陪她到当年“沙家浜”地区去看地形，并回忆当年在这一带开展抗日斗争的情景。秋天的沙家浜，色彩显得格外绚丽和丰富，碧空如洗，纤尘不染，湖水清漾，微波泛起，大片大片高耸密簇的芦苇，坚挺地、精神抖擞地扎根荡中，直指蓝天，我似乎又看到了隐藏在芦苇丛中的部队。看着这熟悉的场景，不由得又使我回忆起了在江苏斗争的艰难岁月，心情激动，难以平静。可是江青却似乎无动于衷，纯粹是一副看“布景”的派头，她漫不经心地看了几眼芦苇荡，随意指点了一番山水，便毫无兴趣了。于是，我们只好悻悻驱车返沪。

　　对于《芦荡火种》这出戏，毛主席是很赞赏的。记得1965年6月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毛主席来上海时专门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找周谷城、刘大杰两位教授来见他，他要请这两位教授对《芦荡火种》剧本提出修改意见。我立即派人通知，可这两位老先生举家外出休息，不知去向，这可把我急坏了，直到上午十时多才好不容易分别从两个公园里把他们找到。1964年春，毛主席看了《芦荡火种》后，曾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并按照他的意见把戏名改为《沙家浜》。

　　应该说，搞革命现代戏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江青以此作为政治资本把自己树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并借此打击和迫害别人。其实江青在“移植”上并未下什么功夫，剧本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动，只是在唱腔、舞台、布景等方面作了某些改进。可以说，江青是以“移植”为名来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她恬不知耻地把别人的成果窃为己有，说成是她的“样板”。更为可恨的是，在她搞了“移植”后，就蛮横下令原剧种不许再演了。但上海的老百姓大部分是喜欢地方戏的，我也喜欢看沪剧、越剧，并在戏剧界交了不少知心朋友，如俞振飞、周信芳、袁雪芬、丁是娥等同志，他们向我反映这些情况，并征询我能否再上演原剧种。我不假思索地表示，移植的目的是提高和推广，上海人爱看原剧种可以继续演。没想到，我的这句话，后来竟成了我反对“革命样板戏”的“罪证”，“文革”期间为此整了我好久，也牵连了不少上海文艺界的著名人士。

　　广大群众特别是文艺界对江青这种霸道蛮横作风是很不满意的。著名演员赵燕侠本来是江青请来演阿庆嫂的。江青为了笼络赵燕侠，让赵为她出力，特意送了一件毛衣给赵。可是秉性耿直的赵燕侠却看不惯江青这种庸俗的作风，婉言拒绝，不领江青的情。江青恼羞成怒，伺机整她。《沙家浜》彩排时，我和谢志成陪江青去看，那天江青一改往日居高临下的作风，到处和人说话，打招呼，可以看出她的心情很好，兴致很高。这大概是她的“文艺革命”成果即将问世，她可就此名扬天下的缘故。可是，当“阿庆嫂”出场时，江青一看出场的演员不是赵燕侠，便突然脸色大变，怒不可遏，大声责问：“赵燕侠为什么不出场？为什么叫别人代替？”有人告诉她说，赵燕侠今天感冒发烧嗓子疼不能演出时，江青恶狠狠地说：“早不病晚不病，今天我来看彩排，她就偏偏病。这分明是有意和我作对!我送她毛衣她不要，我来看彩排她不上场，真是不识抬举！”说完就要离开剧场，我们好说歹说才劝住。看完彩排后，江青仍然余怒未消，当即下令不准赵燕侠再演阿庆嫂，而换了洪雪飞。就这样，赵燕侠这位受到毛主席称赞的著名演员从此被打入了冷宫。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出色地扮演琼花的白淑湘，因为化妆中打不打油底这样一个细小的技术性问题与江青发生争执，顶撞了这位“旗手”，“文革”中江青就指使张春桥，让他以“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罪名把白淑湘打成现行反革命，打入十八层地狱。江青就是这样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反复无常、颐指气使的迫害狂。更有甚者，上海市有几个沪剧爱好者1970年的时候自己排演了《芦荡火种》，张春桥竟残忍地将为首的谭元泉判处死刑枪毙了!戏剧、音乐、电影等本来是寓教于乐、娱乐于人的艺术形式，江青等人却把这些当成纯粹的政治斗争工具，甚至变成镇压的屠刀，这些教训确实值得我们永远吸取。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人以“样板戏”作为衡量人们政治态度和立场的标准，以“一花独放”代替“百花齐放”，给人们精神上带来极大的伤害，使中国的文艺舞台一派萧条，致使有些同志至今一听到“样板戏”还感到心悸。这是许多没有经过那段历史的青年人难以理解的。

　　明明我是支持“革命现代戏”的，为什么后来江、张一伙却把“破坏革命样板戏”当成我的一条罪状，并千方百计要置我于死地呢？这除了我反对他们禁演地方剧以外，还和我了解江青的一些历史有关。


溪云初起 一段往事和江青的忌讳

　　1938年至1940年，我在中共中央东南局工作，在皖南溪县丁家山村时，我与叶挺、项英、曾山等同志工作、生活、居住在一起，当时曾听项英同志讲过江青的一些往事。1955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潘汉年、扬帆”案件，虽然大家三缄其口，但知其内情的人都心照不宣，心中有数，深知江青为人的厉害和狠毒。

　　大约是1939年这个时间，毛主席要与江青结婚的消息传到新四军军部。对江青的过去有所了解的项英很不满意，说：“跟什么人结婚不行，非要跟这么个人结婚！”出于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项英找到了解江青在上海时情况的军部扬帆同志进行调查，并根据扬帆写的证明给延安党中央发了一封密码电报。这封署名项英，反映“蓝苹”三十年代劣迹的电报直言不讳地表明：“此人不宜与毛主席结婚。”经办这封电报的还有新四军司令部秘书长李一氓同志。可惜，据说这份电报毛主席本人并没有收到，却落到了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中。康生不仅胆大包天地把这份电报扣下，并欺骗中央说江青历史清白，而且事后向江青告密，使江青始终记恨项英、扬帆和李一氓同志。

　　1980年，陈丕显和胡立教(左二)前往医院看望扬帆(右二)及其家属。上海市解放后，扬帆同志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1955年，他和潘汉年相继被捕，并以“潘、扬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判刑。扬帆在狱中经受了二十多年的折磨，双目几近失明，并在晚年患精神分裂症。潘、扬冤案的是非曲直这里不必细说，中共中央已于1983年8月23日发出通知，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中扬帆获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他对江青的揭发。1978年10月，扬帆同志的夫人李琼到湖北荆门沙洋农场探望还在“劳改”的扬帆，她在路过武汉时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当时我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正在京开会。得信后我立即查找扬帆同志的下落，并迅速接他到武汉最好的医院。1979年1月8日，我特别安排了一架安24型专机将扬帆送回上海治病。

　　1952年3月，我从苏南区党委书记任上调任上海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由于上海了解江青底细的人很多，所以有关她的浪漫生活传闻又听说不少。因此，我对她这个人是敬而远之，心有想法，但表面还是客客气气。“不看僧面看佛面”，毕竟她身份特殊。好在江青一到上海就找柯庆施、张春桥。柯庆施突然病故后，江青才和我来往较多。1965年的一天，江青请我和谢志成以及张春桥到西郊宾馆她的住处吃饭，大概是答谢我们对她搞革命现代戏的支持。

　　席间，我们随便聊了起来。江青问我：“阿丕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我13岁参加革命，在此之前只是断断续续读过七年书，便回答她：“我只上过小学。”

　　“我也是小学文化程度。”江青转脸又问张春桥，“春桥，你呢？”

　　“我是中学毕业。”

　　“小谢呢?”

　　“我读的是中专，也算中学吧。”

　　“我和丕显都是小学程度。”接着江青又若有所思地说，“有时书读多了并不见得就有用。”江青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对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也是酒后话多，席间我们谈起参加革命的往事，我说谢志成参加革命受华家影响很大。

　　“什么华家？”江青似是不经意地问。

　　谢志成回答说，我在老家无锡读书时，学校有一个很要好的同班同学叫华辉(又名华英)，她的一家人思想进步，很早就参加和支持革命。二哥华斌、姐姐华萼都很早就入党了，他们经常向华辉和我灌输革命道理，启发我们参加革命。1934年，华辉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回到无锡后送给我一条衬裙，说是一个和她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送给她的，而这裙子又是上海的蓝苹送给那个同志的。华辉送我衬裙的意思是以此为“念物”，希望她早日加入革命组织。

　　哪知江青一听此事，脸色大变，赶忙说：“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你晓得我当时叫什么名字吗?”

　　“蓝苹呀。我还听说你演出的《大雷雨》呢。”心直口快的志成说。

　　“你那个同学叫什么？”

　　“她对外叫华英，是华家小妹，后来在福建牺牲了。她的姐姐华萼当时就和你一起坐牢呀。我还听说有一个叫陶方谷又名陶永的人，当时也是和你一起坐牢的……”志成在新四军时当过军部速记员，为叶挺、项英、曾山等领导做速记，记忆力特别好，对这些亲身经历的事记忆犹新，聊天时随便说了出来。哪想到这恰恰触到了江青的心病和隐痛!

　　“没有这个事！根本没有这个事！我没有被捕过，我从来没有送给别人衬裙……”江青厉声说道，声调都变了。

　　场面顿时变得异常尴尬，张春桥头都不抬，只顾吃饭，一声不吭。

　　但是，后来江青又承认她在上海时曾被敌人逮捕过，说是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自首”、“动摇”之类的事。江青说：“我是装哭以后被放出来的。”

　　其实，当时谁也没想到要揭江青的老底，只是不经意地说说往事。倒是江青自己做贼心虚。

　　后来得知，江青对于她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事讳莫如深，成为一块心病。1964年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曾向我汇报过，江青曾问过他：她1935(应为1934)年在上海接头时被巡捕房“扣留”过，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扣留的指纹档案(指她具结自首的手续)。这实际是要黄查找后送给她。就在那次谈话之后，江青在杭州休息时也和当时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说过，她在上海时没有被捕过。与此同时，她又要上海市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到市局档案处查她被捕的档案材料。此后不久，江青又找王芳解释说，她要王济普查敌伪档案是查浙江的一个坏人，所以才要这份档案。江青所做这一切都是企图销毁罪证。然而，1968年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她却反咬一口，捏造说上海公检法的同志搞了她的“黑材料”，并通过空军的吴法宪将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梁国斌、公安局长黄赤波、警卫处长王济普等20多人分批押送北京，投入监狱；被牵连的还有浙江省公安厅的王芳、吕剑光等人。华家也因了解江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文革”中备受迫害。大哥华渭臣、二哥华斌、姐姐华萼、三哥华祝以及他们的家属先后被批、被斗、被关，受尽凌辱和折磨。华萼被迫害致死。

　　这件事在我和志成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和难以忘却的印象。江青在“文革”中整了无数的人，其中不少是知其劣迹的人。我想，后来江青、张春桥一伙对我残酷迫害，非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老反革命”，置于死地，大概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溪云初起张春桥其人

　　张春桥在江青1963年来上海建立“基地”时，通过柯庆施与江青搭上了关系，成为后来毛主席所说的“四人帮”，亦即“上海帮”的主要成员。

　　张春桥的发迹，靠的是他那套察颜观色、溜须拍马的本领。我和张春桥相识于解放初期。解放初，张春桥调到上海《解放日报》工作时，因为向党伸手，要当市委宣传部新闻处长而受到批评。他感到不得志，闹了很久的情绪。尽管党组织一再教育帮助他，但他总是格格不入，工作上也提不起精神来。1953年张春桥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时，他未经请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在报上擅自点名批判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领导陈时夫同志，还点名批判华东局工业部的领导甚至还准备点名批判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同志。此事被陈毅、谭震林和我及时发现并制止，才未造成进一步后果。为此陈毅、谭震林和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同志于当年3月5日召集《解放日报》正副总编和全体编委到华东局开会，陈毅、谭震林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对有关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陈老总有句话意味深长：“要对搞乱我们阵线的人有所警惕”。陈老总的话就是针对张春桥的。此后不久经华东局批准，上海市委免去了张春桥在《解放日报》的所有职务，并报中央组织部同意，拟将张春桥调离上海。李文静干部履历表1954年，柯庆施来到上海，推翻了经陈毅、谭震林同志批准将张春桥调离上海的决定。就这样张春桥继石家庄之后又和柯庆施在“一起”了。张春桥被柯庆施重用之后，精神才抖擞起来。柯庆施在石家庄当市长时，张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那时，张春桥就竭力巴结讨好柯。柯庆施到上海之后对张春桥极为器重，张的老婆李文静抗日战争时被日寇逮捕，屈膝投降，为日寇做宣传工作，是个货真价实的变节分子。柯却违反组织原则把她调到市委要害部门工作。我长期负责上海市委干部组织工作，还兼管过审干领导小组组长，非常熟悉李文静历史问题，多次提醒柯庆施，但柯庆施就是不听。张春桥从柯庆施的升迁中揣摩出一条道道，那就是谁的根子硬、权力大，就跟谁。所以他总是千方百计地讨好、迎合柯庆施。1958年，他根据从已升任政治局委员的柯庆施那里透露出的毛主席的思想动向，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这篇“成名作”集中体现了张春桥的极“左”思想，助长了当时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由于这篇文章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并在后来郑州会议上把他和陈伯达并提，张春桥声名鹊起，由此而晋升为上海市委常委。1963年3月，他在柯庆施支持下，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控制了文艺宣传大权。江青来上海建立“基地”搞革命现代戏，又给张春桥往上爬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江青开始抓的两部戏《红灯记》、《芦荡火种》虽然都是“沪产”牌，但都“移植”给北京排了，张春桥甚觉“不上脸”。他找到江青主动要任务：“上海不能光‘破’，也要‘立’呀！”“不能只送出也得自产呀！”为了拍江青的马屁，他整天跟在江青屁股后面转，上海市委的会议都不参加了，不管江青在哪里讲话，他都有闻必录，即使在黑暗的剧场里也要记。终于，上海后来搞出了《智取威虎山》、《海港》，这两部戏打上了“张记”印戳，贴上了“沪产”标牌。1965年，张春桥升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并博得一个“两出戏书记”的诨号。周恩来总理后来来上海市时曾对我说：“江青只讲要一个助手，难道还要市委一个书记去陪呀！”

　　张春桥为了达到个人野心，不管什么肉麻的话都讲得出来，不管什么卑劣的事都干得出来。1966年《沙家浜》正式演出时，张春桥当着众人的面，恬不知耻地说：“人家说我们宣传现代戏是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拍定了！”这番语惊四座的话，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他这个“马屁精”的嘴脸。更使人惊讶的是，他拍马屁还有一套“理论”。他在谈到对《智取威虎山》的宣传时说：“应该对记者讲，《智取威虎山》这出戏之所以能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他举例说：“东北战场、辽沈战役作战方案是林彪制定的，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了，你能说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林总的吗？当然是主席的了。搞创作和指挥作战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对于张春桥这种恶劣品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许多领导同志早在五十年代就对他进行了不少教育和帮助。记得有一次在华东局传达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的扩大会议上，陈毅、谭震林同志和我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曾严肃地对他进行过批评，指出他眼睛只会向上，目无组织，目无群众。他却对大家的批评帮助不仅充耳不闻，而且记恨在心。

　　经过批“有鬼无害”，经过搞革命现代戏，江青在上海的“基地”初步建成。有了柯庆施这个“基地”老板，又有了张春桥这个“基地”军师，江青就开始物色“棍子”，向《海瑞罢官》开打了。




溪云初起一出新编历史剧的政治背景

　　1965年春节刚过，江青再次来到上海，她此次到沪，可谓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她要策划批判《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这出戏成于北京，却是源于上海。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作为会议的东道主，我们自然安排了一些文艺活动，白天开会，晚上看戏。毛主席是湖南人，爱看湖南戏。一天，他看了湘剧《生死牌》，戏中海瑞这个人物引起了他的兴趣。第二天，他专门打电话要我们为他找来《明史》，仔细阅读了其中的《海瑞传》。

　　针对当时干部不敢讲真话的问题，为了纠正“高指标”等“左”倾问题，毛主席有感而发，在工作会上盛赞海瑞，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皇帝。毛主席说：明朝皇帝对下臣严酷，不少大臣被廷杖致死，但还是堵塞不了言路。对嘉靖皇帝忠心耿耿的海瑞，为了大明江山，不惜冒着杀头的危险上疏批评皇帝。海瑞对嘉靖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嘉”谐音)皆净(“靖”谐音)”。他要大家学习海瑞刚正不阿、敢于批评的品格，并提出了著名的“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毛主席指示中央主管宣传的胡乔木同志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做宣传工作”。

　　毛主席的讲话给大家很大的鼓舞和教育，讲话精神一传出，各地争先恐后演出海瑞戏。光上海，周信芳就上演了《海瑞上疏》、《海瑞背纤》。胡乔木约了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文章，吴晗欣然同意，他很快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

　　1961年，历史学家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正式出版。1959年7月至8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开展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又谈了学习海瑞精神问题。他提出要区分“真海瑞”和“假海瑞”，“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的问题。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晗《论海瑞》一文时，正值庐山会议闭幕不久。尽管吴晗与彭德怀同志既无工作关系，又素无私人往来，但出于知识分子的小心谨慎和对政治运动不可测的恐惧心理，他在该文的尾梢上加上了几段骂“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其目的是以此表白自己提倡的是“真海瑞”精神，与彭德怀同志“假海瑞”不同。那实际上是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吴晗为了避嫌，为自己挖的“防空壕”。1959年下半年，在一次政协会议上，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请吴晗写一出海瑞戏。这位历史学家对戏剧并不内行，但盛情难却。他答应了，并花费了很大力气于1960年底写出新编历史剧《海瑞》。吴晗的好友、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读了吴的剧本以后，认为剧本写的是海瑞生平的一件事，并非一生，剧名叫《海瑞》显然不贴切，于是大笔一挥，在封面上“海瑞”后边加了“罢官”两字。1961年剧本发表并正式上演时，定名为《海瑞罢官》。这出戏正式演出后，毛主席很高兴，并在家里请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吃了饭，对他的演出大加赞扬，毛主席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十分感动，回来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吴晗听了自然是喜出望外。能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赞扬，说明这出戏是成功的，吴晗也感到无比欣喜。

　　按理说，《海瑞罢官》写的是毛主席提倡的海瑞精神，又是毛主席表扬的戏，为什么后来又会遭到批判呢?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康生在其中起了很坏的作用。




溪云初起姚文元入伙

　　担负批判《海瑞罢官》任务的，是人称“棍子”的姚文元。

　　1957年6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录以备考——读报偶感》的文章，《人民日报》加以转载，并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按语，与姚文元的文章一起刊登在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对《文汇报》、《光明日报》“一个短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报纸方向”进行了公开点名批评，姚文元一跃成为“反右”新星。

　　柯庆施也马上召见姚文元，并让他以后听张春桥调遣。1958年，姚文元正式调到上海市委，并由柯庆施点名任上海市委《解放》杂志编辑部文教组组长，成为柯庆施的“直辖队员”。柯庆施这个人是个“手拿大棒随时准备整人”的人，从1957年反右以来，他手下这根“姚棍子”着实打了不少人，像冯雪峰、艾青、巴金、丁玲等等都挨过他的打。所以，上海文艺界一提起姚文元就摇头，都对他这种唯我独“革”的极“左”面目深为憎恶。1961年底，《解放》半月刊停刊，这个当年《解放日报》的通讯员经张春桥提名、柯庆施同意，调往《解放日报》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一个党报发言人了，他的文章一般都被认为是体现“上头”旨意的东西。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上海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出气”，特别对“摇(姚)棍子”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姚文元在柯庆施的支持和张春桥的授意下，把这些都记下了暗账，并在以后加以“清剿”。巴金、贺绿汀等人之所以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都和当年他们直接反击姚文元的极“左”有关。

　　1965年春，江青亲自向柯庆施、张春桥推荐的姚文元交代了任务，并把一本1961年1月号的《北京文艺》交给了姚，这一期《北京文艺》登有吴晗《海瑞罢官》剧本的全文。姚文元接受任务后便秘密写起批判文章来，从此“四人帮”第三个成员开始“入伙”。




溪云初起柯庆施病逝，我第一次充当“信使”

　　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秘密进行的，除了柯庆施、张春桥外，对上海市委其他领导也严格保密。直到1965年4月，柯庆施病死成都以后，江青才不得不告诉我一些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联系的情况。

　　1963年前后，江青来上海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中央对接待工作有规定和标准，汪东兴等领导反复交代：不能突破、不能超过接待标准。江青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是很难伺候的，汪东兴把此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有一次，毛主席很认真地对我说：“阿丕，江青是有缺点、有毛病的，如果说超过标准、超过费用，我有稿费，就算在我的账上，我来付好了。给你们上海市领导同志增加麻烦了。”我听了此话后很感动，对主席说：“我们一定做好接待工作。”

　　那个时候，江青确确实实越来越难伺候了，和解放初期她来无锡调查研究时完全不一样了。1950年的时候，江青情绪不好，老跟毛主席闹别扭。陈老总就向毛主席建议：让江青到华东来，搞调查研究。毛主席非常赞成。江青问主席：华东这么大，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主席对江青讲：你就去找陈丕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当时，陪江青来的就一个随员——孙勇，后来任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当时，江青为了安全，不愿住在当地的招待所，就住在我家小楼二楼整理出来的书房里。她和我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当时还是处得很正常的。

　　1964年初，柯庆施已经发现患有肺癌，并在华东医院做了肺叶摘除手术。1965年初，他前往广州疗养；3月，又到成都疗养。4月5日，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同志设宴招待到成都视察的朱德、贺龙和在成都疗养的柯庆施。柯庆施这人特别爱喝酒，这顿酒席他放开肚皮从晚6点吃到9点，临睡前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结果引起急性出血性胰腺炎。中央和上海市委、四川省委对柯庆施的病情非常重视，立即从北京、上海派出两个由最有名的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赶往成都，配合已经在成都的四川医疗小组的专家进行积极抢救，但均无效果。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去世。4月10日，我和魏文伯等同志赶到成都，听取了抢救小组的汇报，证明对柯的抢救是尽了最大努力的。后来有些人造谣说柯庆施是被害死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张春桥也专门派人调查柯庆施之死，妄图陷害我和贺龙、李井泉等许多同志。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三章中详细谈。

　　柯庆施死后，江青与上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好越过我，天天躲在密室里写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元。万不得已，江青主动找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对我说，前几年她就向毛主席提出要批《海瑞罢官》，但主席不同意，还劝她有工夫多看几本书。她最后只好保留意见。江青还说，她一个人说不动主席，就请康生出面说。康生说，这事得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后来经过商量，康生真的向主席提出建议，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和彭德怀问题联系起来。开始，主席不同意；后来康生又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是要为彭德怀鸣不平。这引起了主席的重视，他默许了。江青还说，1964年下半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她才来到上海。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并要我对任何人都保密，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的人知道。

　　写文章还要如此保密?我当时也觉得有点蹊跷，但也并没有把它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心想不过就是写篇批判文章嘛。你有不同意见可以讲，别人有不同意见也可以讲。我当时还想，这大概是江青想出点风头，先对外保密，待发表时再一鸣惊人，让大家佩服她。

　　江青布置完就走了，张、姚二人按照江青的旨意继续抓紧策划秘密文章。

　　1965年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大区书记都参加。华东局因柯庆施去世，尚未任命新的第一书记，因此中央通知我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参加会议。临行前，张春桥把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交我带给在北京的江青。此前，张、姚七易其稿，他们交给我的已是第八稿了。没想到这一次我竟成了他们的“信使”，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批《海瑞罢官》的稿子。

　　据后来张春桥自己邀功说，以前几稿，都是他把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到北京江青那里的。江青自己也自鸣得意地说，张春桥每次来，都装着为的是搞样板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

　　一路上，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江青曾一再交代我批《海瑞罢官》的事要保密，特别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但我总感到这不正常。由上海方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却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这不仅会影响到两市关系，也不符合组织原则。

　　到北京后，我把稿子转给了江青，同时也把自己的顾虑悄悄地告诉了魏文伯，他也认为此事不妥，应该向中央领导报告。我们议论了一番，觉得最好是找个机会向周总理或陈老总汇报此事。

　　到北京的第三天，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总理首先讲了抗美援越问题，然后各中央局书记开始汇报。当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汇报工作时，毛主席针对西北局的工作讲了一段话，突然他话锋一转说：“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说着面孔变得严肃起来，“这就是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北京的九月，原本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但听到毛主席这一句话，我不禁浑身感到一股凉意。与会者都感到惊愕，谁也没有理解这句突如其来的话的含意。接着，毛主席把头转向彭真，问道：“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

　　面对这问话，彭真同志愣了一下，他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参加访问朝鲜代表团在朝时的一些讲话就有错误。”显然，彭真同志对毛主席这句话的含义也并不十分清楚。

　　我和魏文伯对视了一下，心照不宣，知道主席肯定已经看过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了，并且是同意批《海瑞罢官》的。我想，主席问彭真同志“吴晗可不可以批判”，有两层意思，一是征求一下意见，二是打个招呼。会后，魏文伯对我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咱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我们的猜测，江青事后告诉我，毛主席看过这篇文章，已经同意了。

　　江青后来在讲批《海瑞罢官》经过时说：“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江青所说的“保密”，实际上是一种不正常的阴谋活动，她所说的“担了很大风险”，一方面是指毛主席在此之前只是勉强同意批《海瑞罢官》，是她自己把她的“保留权”提前解除；另一方面是他们做贼心虚，生怕北京市委会揭穿他们的阴谋。有些研究“文革”史的文章推断在这篇文章正式发表前毛主席没有看过，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然，他就不会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突然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了。


溪云初起违背江青意图，向北京、中南等地透风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发表之后，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给《文汇报》来信来稿，数量达一万余件。其中绝大多数来信来稿对姚文提出不同意见，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特别是对姚文元牵强附会地把剧中的“退田”和“平冤狱”同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指责剧本是“大毒草”的霸道做法提出尖锐批评。江青秘密交代，要“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开辟战场”。张春桥对文汇报社领导说：“要放手贯彻‘放’的方针，要让反面意见放一个够。”他还要文汇报社召开上海史学界、文艺界座谈会，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参加。会前说好这是内部座谈，听听意见，不算账，尽管放。许多知名人士不知是计，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对姚文元文章及其打“棍子”、戴“帽子”的恶劣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会议结束时却宣布要把每个人的发言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大家纷纷惊呼“上当”!张春桥把这称为“引蛇出洞”，并指令报社把所有“放”出来的各种论点整理分类，凡不同意姚文观点的，都被列入“右派言论”，成为日后批判打击的对象。“文革”中这些人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和迫害。

　　姚文发表后的十几天，除华东地区各省报和其他少数省报转载外，全国许多中央报刊和省市报都反应冷淡，特别是《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等有影响的报纸也未转载。这使江青、张春桥等人大为恼火。姚文发表的第三天，北京市委负责宣传的领导向上海摸底，由于江青、张春桥不让市委领导人把事情的背景向各地打招呼，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结果他们吃了“闭门羹”。当时我对江青、张春桥这种做法很有意见，但也并不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中宣部、北京市委都对上海直接点名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感到惊愕、不解和气愤。

　　与此同时，江青也大发牢骚，通过张春桥向我转达对北京等地不转载姚文的不满。作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我，处在左右为难之中，因为当时毛主席就在上海，这些情况他当然知道。他不发话，我怎么表态?更使我不安的是，江青不断跟毛主席发牢骚，激起毛主席的不满。毛主席作为党的最高领袖，他本来可以指示北京市委如何如何做，可是他却要上海出单行本，看北京发行不发行。由于江青严令对北京市委封锁消息，北京市委不知就里，坚决抵制发行。于是，出现了严重的对立、“顶牛”情况。

　　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很着急。我知道，很多同志并不清楚批《海瑞罢官》的背景。其实，我当时也不了解江青千方百计批《海瑞罢官》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更料想不到江青一伙竟会把批判吴晗作为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突破口，成为“文革”的导火索。我很担心这样下去会使中央被动、北京被动，影响党内的团结。我心想，又要保密、不许打招呼，又要人家转载，这不是有意促使矛盾激化、促使毛主席生气吗？

　　恰在此时，周恩来总理专程到上海为史沫特莱祝寿，罗瑞卿也到上海陪同毛主席会见柬埔寨的朗诺。为维护党性原则和党内团结，我违背了江青的意图。罗瑞卿在中央分管警卫工作，我在上海市委也分管警卫工作，彼此工作来往很多，相互很信任。在11月25日见到罗瑞卿时，我告诉了他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背景和毛主席对北京等地不转载的不满以及我的忧虑，并基于对他的信任与他商量说：“你看是我直接向总理汇报，还是由你向总理汇报呢？”罗瑞卿考虑了一下说：“我很了解你的处境和为人，我看还是由我来先报告总理为好。”

　　第二天清晨，我到锦江饭店南楼为总理送行，总理和罗瑞卿正在吃早点。总理一见到我便热情地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让罗总长转告我的那件事，我已经知道了。”说完，他又深情地望着我说：“感谢你，丕显同志!”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觉得自己为维护中央的团结做了一件应当做的事，即使江青怪罪我，我也问心无愧。我想，总理知道了情况，一切都好办了，这样就不会再“顶牛”了。

　　据罗瑞卿女儿在《非凡的年代》一书中回忆，罗瑞卿得知我告诉他的消息后，专门找了一份姚文元的文章。11月26日下午他见到毛主席时还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找了一份，还没看。”毛主席笑了笑，未说什么。这天晚上，罗瑞卿去看江青，江青发牢骚：“北京报纸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把这些情况打电话告诉彭真，并对彭真说，他已打电话要《解放军报》转载，他还向彭真同志建议，北京的报纸也应尽快转载。

　　姚文元文章发表19天之后，即11月29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在第二版转载了该文，各自加了“编者按”；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学术研究”专栏里转载了姚文，也加了“编者按”；12月2日，《光明日报》把《人民日报》连姚文带“编者按”来了个一字不动的大搬家。不同的版面安排和“编者按”反映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的态度。《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要求其读者“不仅要善于在战场上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要善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北京日报》特别是《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实际上是在周总理和彭真同志参与和修改下写出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贯彻“双百方针”，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

　　此时，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大姐因事也来到上海。我和曾志大姐很熟悉，1957年在中央高级党校一起学习时，我们都分在研究班第二期。她见我不善针线活，经常一面帮助我，一面笑我手笨，还说：都是过去小谢太好了。我也回敬她说，我就不信老陶会干这些。陶铸同志当时是中南局第一书记，我们相互之间非常信任。曾志大姐这次来沪住在兴国宾馆，她也问起《海瑞罢官》的事，我便把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背景告诉了她，她立即打电话给陶铸。

　　江青、张春桥之流之所以采取阴谋手段对北京、中央封锁消息，实际上是有意借此制造矛盾，挑起事端，激怒毛主席，并借毛主席的威望来打击所谓的“后台”。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市揭发出来的事实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张春桥和邓拓其实是老相识。在邓拓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时，任副总编辑的张春桥有一次写了一篇“寻章摘句”学马列的文章被邓拓扣发。为此，张写了一封告状信给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由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彭真的干涉，张春桥告邓之事未遂，张春桥对此却一直耿耿于怀。早在姚文元文章未发表前，张春桥就说过“邓拓是我的老朋友了，我要不跟邓拓打招呼，否则邓拓就会说我不够朋友了”。张春桥去北京搞“样板戏”时，曾向邓拓透过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风，并故意说成是“学术之争”来迷惑邓拓。姚文发表一个多月之后，即1965年底，彭真到上海时曾“会见”张春桥，了解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张春桥故意掩饰真相，施放烟雾，把此事说成“学术讨论”，还拿出一份“讨论”《海瑞罢官》的计划给彭看，使彭真上当。彭真称赞了这个计划，还说事情搞完了以后，请张春桥到北京吃烤鸭！




溪云初起“上海紧急会议”罗瑞卿蒙冤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中央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解决“罗瑞卿问题”。这次会议实质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在毛主席同意下“扫外围”的一个步骤，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次组织上的“外科手术”，为清除对立面、“绊脚石”，他们向“彭、罗、陆、杨”开了第一刀。

　　罗瑞卿同志建国后担任了第一任公安部长，并长期担任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警卫工作，他的精明干练，他对革命的忠诚是大家公认的，也很受毛主席器重。有一则轶闻说，1950年毛主席访问苏联，向苏联领导人介绍我们党政军负责人时，指着罗瑞卿说：此人外号“罗长子”，天塌下来他也顶得住。毛主席对罗瑞卿的亲昵和器重溢于言表。1959年，罗瑞卿在军队担任总参谋长，因林彪长期称病，军队一些日常工作皆由罗来主管。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受到毛主席赞扬，林彪内心十分嫉妒，感到罗对他个人是很大的威胁；加之罗瑞卿秉性刚直倔强，有些事情难免让林彪不愉快。我和罗瑞卿同志很熟悉，他在中央分工负责警卫工作，我在上海市委也分工负责警卫工作，彼此工作配合得很好。平心而论，罗瑞卿同志确实是一个很有能力，原则性很强的好同志，同时他作风生硬等缺点也十分突出，这引起一些同志的意见。毛主席在延安时曾送给罗瑞卿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就是对罗这个人“原则性过强”等缺点的批评和教导。老谋深算的林彪就是利用一些同志对罗瑞卿的意见来大做文章。

　　1965年初，已患晚期肝癌的刘亚楼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当时林彪、叶群也在上海养病。叶群曾频繁出入于华东医院，要刘亚楼“揭发”罗瑞卿，向林彪“汇报”。据叶群说，刘亚楼曾“揭发”罗要夺林彪的“权”等等问题，但刘亚楼这年5月7日病逝，事实到底如何，确实如邓小平同志当年所讲，是“死无对证”。

　　1965年11月底，罗瑞卿在陪同毛主席会见朗诺后，曾说准备去苏州看望林彪，并汇报工作。罗把这个想法向毛主席作了报告。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毛主席却非常认真。毛主席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休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罗瑞卿到苏州看了林彪后就去云南检查工作了。

　　毛主席这时重提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弦外之音是很明显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在大多数人都在“出气”批评我们党工作中的失误时，林彪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主席。他肯定了“三面红旗”，他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就是：“过去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毛主席看了这篇讲话后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事后，毛还问罗：“林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罗回答：“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毛主席要罗瑞卿转告林彪的这些话，意思很明显，希望林彪再像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样站出来支持他。当然，林彪要整罗瑞卿，毛主席也就不会不支持了。

　　但罗瑞卿没有听出毛主席的弦外之音。就在他去苏州看过林彪不久，林彪通过空军司令吴法宪紧急调了空军一架飞机到苏州，让他的老婆叶群带着海军一份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叶群后来自己告诉我们，一共汇报了六七个小时之久。12月2日，毛主席在这份材料上做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后来，毛主席就很快决定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要解决罗瑞卿同志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一次既神秘又紧张的会议，从12月8日开至15日。在会议开始前，周总理亲自宣布“不许记录”、“严格保密”等纪律。许多同志到了上海根本不知道要开什么会，连刘少奇都跑去询问别人开会的内容。邓小平、李井泉原来已在昆明，事先在电话里和罗瑞卿联系好在昆明碰头，一起去看三线建设情况。可是罗瑞卿12月9日到了昆明，邓、李二人已被召到上海开会去了。这次会议既不是政治局会议，又不是书记处会议，更不是军委会议，所以只能称为“紧急会议”。

　　12月10日，中央通知刚到昆明的罗瑞卿到上海开会。毛主席说，罗回来好嘛，全体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去机场接他。由此可见，毛主席对罗瑞卿还是留有余地的。细心的周总理和邓总书记认为这样做会使罗瑞卿感到突然，提议让我和我爱人谢志成以“东道主”身份去接。毛主席同意了。我当时考虑，这次会议极不寻常，万一罗瑞卿问我开什么会，怎么回答呀？于是便请示小平同志。小平说：“你先不要告诉他开什么会，就说总理和我在住地等着他，到那里会和他谈。”

　　12月11日，是上海初冬很阴冷的一天，天空一层灰暗的云霭，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的心头也蒙着一层阴影。我到虹桥机场去接罗瑞卿时，吴法宪也去了机场。大概是由于同机有一位空军师长一路“监护”，加上吴法宪一改平日低三下四的样子，罗瑞卿似乎觉察到有些不对劲，所以一上车便问我：“阿丕，开什么会呀，这么紧张?”我故意指了指前面的司机和警卫，意思是车上不方便讲话。同时又不能干坐着，于是一路上我只好东拉西扯地谈谈天气啦、庄稼啦，以及工业生产的情况。我和罗瑞卿很有感情，过去见面都很亲切、随便。那天我们一改往昔那种谈话方式，这更引起了他的疑虑。从机场到市区的路显得特别长，我也感到非常别扭。

　　这次罗瑞卿没有被安排在他每次来上海都住的锦江饭店，而是安排在建国西路的一栋花园洋房里。快进城时，我只好说：“这次锦江饭店住满了，另外单独给你找了个地方。”下车时我才很尴尬地告诉他：“总理和小平同志在里面等着你。”我把满腹狐疑的罗瑞卿送进会客室，便转身到里屋，对面色凝重的周恩来、邓小平说：“总理、小平同志，人已接到了，我告退了。”总理、小平点了点头。

　　这一趟接机就像演戏，我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先我和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处书记梁国斌商量，对罗的住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措施，拆下了门锁，在楼下铺垫了一些草垫子；在周、邓与罗谈话时，还不时让服务员和保卫人员送些茶水、毛巾等以观察动静，预备好万一发生紧急情况，立即采取措施。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与叶帅等人分在一个小组。整个会议没有让罗瑞卿到会，搞了“背靠背”。会上印发了李作鹏等人写的关于海军两种思想斗争情况的材料，对“八·六海战”和“一一·一四海战”以后罗瑞卿、萧劲光的表现进行了“揭发”，还有其他人的一些揭发。这次“批罗”，叶群最积极，会上发言，会下串联，忙得不亦乐乎。

　　会议揭发了罗瑞卿的很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有个人野心和向党伸手；还有就是“不尊重老帅”等。这些问题，今天已完全得到澄清，纯属林彪、叶群等人无中生有，有意陷害，或无限上纲，或有意夸大的。可是在当时那个毛主席威望至高无上、林彪深得毛主席信任的年代里，许多人都信以为真，即使有些同志想为其辩护也无济于事，连罗本人都有口难辩。后来，他以死证明其清白，结果也只落得个“罪上加罪”。林彪之阴险、狠毒，就在于他很懂得抓对手的弱点，采用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的恶劣手法上纲到反对毛主席、有个人野心这样一个最能引起毛主席憎恨的高度，又使人家不敢说话。实际上就是“借刀杀人”。所幸的是，毛主席这时对罗还留有余地，毛主席决定“可以把问题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他让罗先回北京，到北京再说。

　　实际上，罗瑞卿从到上海起就开始被隔离审查了。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考虑十分周全，安排一些与罗熟悉的同志如陶铸、李井泉等去看望他们夫妇(罗瑞卿同志的夫人是后来到上海的)，还专门要我和谢志成以“东道主”名义请罗吃饭。总理和小平这种对同志关心、爱护的精神，同林彪、叶群那种把人往死里整的不良用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按照总理、小平的指示，利用会议间隙请罗瑞卿夫妇吃了一次饭，但是由于罗瑞卿夫妇心情不好，这顿饭吃得极为沉闷。我深深地感到，他心里有多少难言之隐和委屈啊。

　　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安排罗同他、小平一起回京。罗不愿同时登机，提前了半小时登机。12月17日，罗瑞卿夫妇与周总理、李富春等同志同机离开上海回北京，以后由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小组负责审查处理。由于邓、彭对罗采取保的态度，尔后这也成为他们的“罪状”。

　　罗大将军蒙难仅仅是个开始，随后而来的对老干部的折磨、迫害就更加残酷了。


溪云初起毛主席点“要害”，江青请“尊神” (1)

　　由于各地报纸在转载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时都在“编者按”里强调是“学术讨论”的性质，所以这颗“重磅炸弹”并没有达到江青等人预先想要达到的效果。特别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恼怒的有两件事：一是姚文发表之后，当时彭真同志主持下的北京市委对它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北京市委专门成立调查组，对吴晗同志的政治历史作了调查，申明吴晗同志历史清白，与彭德怀同志既无工作关系，又无私人联系；北京市委对上海市不打招呼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一个副市长提出抗议。二是吴晗同志迫于形势，发表了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文中除了违心地承认错误之外，还大量引用史料同姚文元据理力争，并用肯定的语言申述自己“20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社会各界对吴晗同志的不幸遭遇也深表同情，社会舆论明显地向吴晗同志一边倾斜。周总理曾经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由于形势险恶，周总理的保护措施没能得到实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看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于是又开始策划新的阴谋，竭力把对吴晗的批判升级。江青密令关锋、戚本禹等悄悄赴沪，与张、姚多次密谈，商量对策；回京后又同康生详细密谋。

　　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首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打着批判胡适的幌子，把矛头指向吴晗、翦伯赞，与姚文实行“南北夹击”。

　　12月21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等人谈话。善于察颜观色、圆滑世故的“老夫子”陈伯达早已摸透了毛主席的心理和江青的意图，专门收集那些刺激毛主席的材料，添油加醋地向毛主席汇报了批《海瑞罢官》受冷遇的情况。毛主席批准将《海瑞罢官》印成单行本。在征求订数时，北京新华书店考虑到姚文已登了报纸，再发行单行本销量不大，就只订了几千本，这也成了北京市抵制批判《海瑞罢官》的“罪证”；彭真、邓拓、周扬等人或明或暗地为吴晗辩护，也被陈伯达乘机指责和攻击为“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这些话果然奏效。毛主席异常生气地说：“在北京，我说话没人听了，所以才在上海组织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姚文元写批《海瑞罢官》时为什么没有点“罢官”这个要害呢?是他没有抓住要害吗？不是。张春桥对此曾一语道破天机。他在一次小会上说：“这‘要害’不要由我们来说，要让主席说。如果我们写上去了，主席不同意这么说，会使我们变得非常被动；不如我们不要这个‘要害’，争取主席的支持，让他说出这个‘要害’，那就不同了。主席威望高，他说《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翻案，人家不敢说半个不字，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他们的居心是何等的险恶！如今毛主席不仅同意批《海瑞罢官》了，而且还把它和政治问题牵扯到一起，这样一来，就可以攻击那些把批《海瑞罢官》向学术讨论方向引的人了。因为学术问题整不倒人，政治问题却可以整死人；在学术上他们是“不学无术”，在政治上抡棍子他们却是“得心应手”。“借刀杀人”是一切阴谋家共同的手法。




溪云初起毛主席点“要害”，江青请“尊神” (2)

　　天威难测。毛主席一锤定音，批不批《海瑞罢官》一下就是政治问题了。陈伯达为了讨好江青，博得她的欢心，立即把毛主席的谈话转告了江青。江青如获至宝，马上催田家英赶快把毛主席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与此同时，江青于1966年1月21日从上海赶到苏州，与林彪面晤，进行新的交易，用江青的话说就是去“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江青要借助林彪的支持，攻北京那些“不听话”的人了。

　　1965年这一段时间，林彪、叶群常住在苏州、上海一带，江青也以搞“现代戏”为名，往返于京沪。此时，他们的来往更加密切起来。1965年3月，江青为讨好林彪、叶群，专门为他们演出《红灯记》。她事先反复交代：“林总和我生一样的病，怕风，场子里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好。”这样还不放心，林彪来之前，她先到现场检查。她百般挑剔，这不行，那要换，对林彪极尽讨好之意，害得工作人员苦不堪言。在平素的接触中，我们看到的江青是个阴冷、傲慢、目空一切的人，没想到为了接触林彪，她却显得如此热情，如此殷勤。我当时也百思不得其解；直至后来，看到林彪、江青在“文革”中的进一步勾结，才明白江青此次如此重视接触林彪的本意。

　　更有甚者，在排演《智取威虎山》时，江青还通过张春桥对上海京剧院说：“这个戏要树林总，你们不要小看了一出戏，它的意义很大，现在搞的不是一出戏，而是打一场政治仗。”我们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深受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江青很懂得争取军队支持的重要性，她早就想介入人民解放军。江青想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邀请罗瑞卿参加，但罗没有搭理她；她要罗发给她一套军装，罗说发军装可以，但不能发领章、帽徽，不能有军籍。江青是一个心地狭窄又阴险的人，而罗瑞卿却是个秉性刚直的人，他对江青一直不以为然，江青对这个不识时务的罗瑞卿早就异常痛恨。如今林彪把罗瑞卿这个“眼中钉”拔掉了，江青的“心头恨”也解了。这次，当江青向林彪提出要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林彪立即同意了。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江青到苏州与林彪晤面的第二天——1966年1月22日，林彪即向总政下达了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在文艺工作方面她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溪云初起毛主席点“要害”，江青请“尊神” (3)

　　2月2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林彪指令总政政治思想和文艺工作方面的负责人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人参加，不是会议正式成员、在部队没有任何职务的张春桥也天天出入锦江饭店，参加所谓的“座谈”。

　　这个座谈会按照江青提议的“看电影、批黑线”的方式召开，其实是江青一个人大放厥词，别人记录而已。会议期间看电影三十多部，看戏三出，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由张春桥修改记录完成会议纪要初稿。张春桥那几天对上海的同志说，他好几夜没睡觉，就是搞这个文件，累得要死。这篇纪要毛主席审阅修改了三遍，最后由陈伯达成文。

　　3月19日，江青将纪要送林彪，林彪为了讨好江青，作了肉麻的批示：“江青是我们党内女同志当中少有的杰出代表。她作过许多重要贡献，不为人们所知，这次文化大革命，她的才华就显露出来了。”他还吹捧会议纪要1966年4月10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由中央批发全党。“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3月22日，林彪将纪要送中央军委，4月10日由中央批发全党。这就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由来。它实际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进行政治交易的产物，也是两个阴谋集团最早共谋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篇纪要首次提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它不仅否定了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和主流，也否定了三十年代我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革命的成就，为后来否定“二月提纲”，打倒彭真、陆定一、周扬以及文艺界一大批干部、作家、演员提供了理论“武器”。“黑线专政”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扩大到其他领域，为全国大动乱、大造反、大夺权推波助澜，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江青后来在谈到这个座谈会时说，这个座谈会和纪要“是请了你们的‘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从这也可以看出，这个座谈会和纪要，实际上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从理论上、舆论上为发动“文革”先行做的准备。




溪云初起二次充当“信使”，“二月提纲”挨批

　　1966年2月10日，彭真同志从武汉飞到上海，他把一份材料交我转江青。我第二次充当了“信使”。

　　彭真同志对我说：这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给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北京经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并专门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过的，要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他说：“你和曹荻秋同志可以先看看，然后交给江青同志。”我提出是否让华东局书记兼秘书长魏文伯也看看，彭真表示同意。我们三个人认真地看了，觉得这个文件写得很好。这个汇报提纲要求把《海瑞罢官》的讨论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之内，置于党中央领导之下，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它贯彻和体现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对当时的学术讨论有重要指导意义。

　　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之为“二月提纲”。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在1964年7月起草“九评”过程中，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成立的。组长为彭真，副组长为陆定一，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关锋等人根据康生、江青的秘密旨意写文章，开始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为了不使事态进一步朝恶性方向发展，彭真召集会议，对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等问题进行讨论。在这个会上，彭真强调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根据调查，证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和直接联系，不是政治问题。对此，除了心怀叵测的康生不动声色不表态外，其他几人都赞同彭真的意见。会后，中央宣传部的许立群、姚溱根据彭真的意见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汇报提纲》；2月5日，由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并决定由彭真同志去武汉向毛主席汇报，之后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公布。

　　2月7日，《二月提纲》以电报形式发给在武汉视察工作的毛主席；2月8日，彭真带领包括康生在内的“五人小组”全体成员乘专机到武汉，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问：“《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当即据实回答：“根据调查没有发现他们有联系。”听了这话，毛主席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连忙“谦虚”地插话：“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毛主席肯定地说：“是你康生的发明权！”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明明是老奸巨猾的康生1964年向毛主席进的谗言，这时他却加以否认，其目的就是要窥测方向，伺机而动。这和他后来“揭发”《二月提纲》也是背着他搞的卑劣做法毫无二致。大凡阴谋家总是要说谎，要出尔反尔的。

　　整个汇报过程中，毛主席并没有说不同意《汇报提纲》。因此，彭真到上海时才把这份文件给我，并请我转江青。我和魏文伯、曹荻秋阅后，即在当天下午四时以前送给了江青，并告诉她彭真同志准备晚上同她面商。当时江青正在那个林彪委托她召开的座谈会上，她后来还责怪我：“你也没个条子说明和手续就把‘提纲’送给我看。”

　　2月12日，《汇报提纲》作为正式文件发向全党。这个提纲并不像康生、江青他们宣传的那样是背着他们、背着毛主席搞的，康生直接参加了提纲的讨论和向毛主席的汇报，江青也在提纲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前就已经看到了。只不过《二月提纲》使他们处于不利甚至非法的地位，所以必欲否定而后快!他们的手法又是当面说假话。造谣和说谎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溪云初起因病休养，风暴骤起

　　1966年3月1日，我因患鼻咽肿瘤而住院治疗。上海市委为此专门向党中央作了报告，中央也正式下文批准我进行治疗休息。从这时起，曹荻秋同志实际上处于一线，负责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工作。我虽然因病住院，但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使我始终关注着上海市的工作。曹荻秋、魏文伯同志也常来找我汇报情况，共同研究处理问题。

　　这一段时间，毛主席住在上海西郊宾馆，直接指挥了对北京市委的批判和对“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斗争”。

　　3月28日，康生从北京飞到上海，向毛主席汇报中日两党在北京会谈的情况。当时我去看康生，对他谈起彭真同志2月10日曾让我转给江青《二月提纲》的事。我问康生：“康老，这文件不是你参加起草和讨论修改的吗？”康生竟当着我的面说谎：“我没有参加，不知道这件事。”康生明明参加了讨论，又一起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可他又为何要说假话?这叫我感到好生奇怪和疑惑不解。

　　后来我才知道，康生此行的目的是来告北京市委彭真的状，告“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其他同志的状的。

　　《二月提纲》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后，江青极为恼火，张春桥、姚文元也感到害怕。3月初，张春桥派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到北京去摸底。杨永直去中宣部找许立群、胡绳了解情况，特别就《二月提纲》里“学阀”是否有所指、重要批判文章是否要送中宣部审查等问题探听底细。许立群立即把杨永直受张春桥指派到北京来打听情况一事向彭真作了汇报，彭真听了许立群的汇报后极为恼火，说：“学阀没有具体所指，谁头上长癞痢，是阿Q，就指的是谁！”“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点吴晗的名，他们请示谁了?那么大的事，他们连个招呼都不打，他们眼睛里还有中央吗？上海市委的党性都到哪里去了？！”许立群将彭真的答复告诉了杨永直，张春桥则根据杨永直的汇报向江青写了一份报告。康生显然是从江青那里得知这个消息，所以在向毛主席汇报完中日两党会谈的情况后，就向毛主席告彭真的状。

　　毛主席又一次被挑动和激怒起来。第二天他召来康生、江青和张春桥，证实了康生汇报的情况后说：“1962年十中全会(指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当谈到中宣部扣发了戚本禹、关锋关于《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问题的文章时，毛主席更为恼怒：“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员是大学阀，大党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认为彭真等人是直接和他对着干的，“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要解散，彭真要向上海市委赔礼道歉。”“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康生告彭真的这一状，促使了毛主席下决心向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进行全面清算。

　　毛主席正式否定了《二月提纲》，指责它“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4月9日，回到北京的康生立即和陈伯达一起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的讲话，开始对彭真进行批判。会议决定起草一个撤销、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并成立一个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

　　王力起草了“通知”急送毛主席。毛主席对这个通知稿不满意，指出“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当是理论性的”，指定陈伯达另起草一个“通知”。经毛主席同意，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为成员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这个小组即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通知”稿，毛主席修改了七遍，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4月16日至24日，毛主席在杭州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草案，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在4月22日的会议上，毛主席指出：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这就是说要从中央到各省市、军队开展一个大面积、大规模的斗争。

　　5月4日至26日，中央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毛主席没有出席这个会议，但他时时都在关心这次会议的进展。会议批判了彭真，而且把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连在一起批判。会议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政治局直接领导。16日，会议通过了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向全党发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出之后，一场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帷幕。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暴风骤雨“文革”初期的上海(1)

　　毛主席1967年2月在一次谈话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以这种由下而上揭发“黑暗面”的形式开始的。1966年3月，毛主席在上海与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时，点了吴晗、廖沫沙、邓拓的名，开始组织批判“三家村”。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确实在知识界引起反感和抵制，中国史学界的许多学术权威，如翦伯赞、周谷城、李平心、周予同等人都对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了不同意见，对吴晗表示了同情。翦伯赞甚至说：“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主管北京文教宣传的书记邓拓也以“向阳生”为笔名，在北京《前线》杂志登出了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本来这些议论和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的，有些讨论还是张春桥等人组织并声明“不算账”的，但他们却把这当成“引蛇出洞”的手段，印成“简报”送毛主席，来激怒他。当时周恩来总理看到《文汇报》的《文汇情况》后曾打电话责问江青：“为什么偷偷摸摸在背后搞这些东西！”江青马上要张春桥把《文汇情况》改为《记者简报》，每期只印12份，不再送周恩来同志。

　　毛主席3月谈话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抓住这个尚方宝剑，更加紧锣密鼓地策划批判文章，大造舆论，批判浪潮一浪高过一浪。5月8日，由江青组织人撰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和关锋撰写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分别刊登在《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上。

　　5月初，姚文元给市委送了一篇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北京市委的文章，要求在《文汇报》上发表。上海市委书记处在审阅时，曹荻秋同志曾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彭真的性质还未定，“挖根子”的提法不妥。有的同志在会上提出，最好不要用姚文元的名字发表。张春桥却自恃有后台，把文章直接送给了毛主席，并把上海市委讨论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告了市委一状。毛主席亲自审阅，并把姚文元原题为《评反党反社会主义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改为《评“三家村”》，要上海报纸立即排版发表。5月10日，上海《文汇报》奉命发表了姚文元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直指北京市委，提出要上揪“指使”、“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

　　下扫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500份《文汇报》立即通过飞机送到北京，分发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人手一份。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写的攻击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我当时经中央批准已经在医院治病了，人虽在医院，但心还在院外，在关心着时局的变化和发展。在广播中听了聂元梓这张大字报后，我感到运动中如果如此否定党委，将会出问题，因此很本能地说了一句“我不赞成这张大字报”。我的这句话，后来成为我反对“文革”的“罪证”之一。

　　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发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号召造党委的反，它引起了全国轰动。此后，《人民日报》不断推出社论、报道文章，不断鼓动学生起来“造反”。顿时，北京各大专院校闹翻了天，乱成一锅粥。上海各大专院校也纷纷仿效，出现了动乱局面。6月2日，上海科技大学出现了上海市第一张针对校党委的大字报。继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陆平被“揪”之后，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也被“揪”。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斗争会、声讨会，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在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泛滥起来。




暴风骤雨“文革”初期的上海(2)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授意下写的攻击北京市委与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毛主席称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为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上海市委于6月2日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部署各部、委、办，区、县、局，大专院校、科研所等普遍成立“文革”领导小组，要求在各单位党组、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仿照北京市向教育系统大部分单位派驻工作组的做法，从6月上旬起，上海市委和各区、局党委也向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学校派了工作组。随着运动的进一步扩展，其他系统也派遣了部分工作组。6月10日，市委在全市党员干部“文革”动员大会上，点了周谷城、周予同、贺绿汀等学术界、文艺界专家、权威的名，把他们作为“牛鬼蛇神”的典型，并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展开了错误批判。

　　六七月出现了数次大字报高潮，内容从声讨“三家村黑帮”，到揭发本单位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一而足。大字报揭发、点名的面很广，党、群系统6月份贴出大字报1万多张，市人委所属16个局以上机关近二千人参加运动，到7月2日贴出1万多张大字报。局级干部都被点了名，处级干部80％被点名。郊区10个县级机关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贴出大字报近10万张，被点名的干部占机关干部总数的20％。

　　从6月下旬起，有些中等学校开始出现起哄、围斗、打人、罚跪、戴高帽等现象。据7月份统计，全市开展运动的468所中学中，有191所中学出现此类现象，占40％。在此期间，市委接到中共中央6月20日批转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中央在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北大处理的办法主要是：“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6月底，魏文伯又接到了陶铸副总理的电话指示。陶铸同志要求转告上海各级党组织、团组织要敢于领导，党团员要起来斗争，同群众讲我们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大多数党组织、党员是好的，个别不好的可以揭，有缺点可以批评。市委及时向各级党委和工作组作了传达。各区区委和工作组都及时作了疏导工作，阻止事态的恶化和扩大。

　　六七月间，上海“文化大革命”重点在文教系统和党政机关开展，工交企业的“文革”同“四清”运动结合，分期分批地进行。由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集中力量搞运动，生产技术协作中断，新产品试制进度受到影响。一部分企业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唯恐抓了生产不“突出政治”，放松了对生产业务的领导，造成了工业生产中事故增多、设备维修差、产品产量质量下降。外贸方面，因某些商标图案和产品被认为带有封建迷信或资本主义毒素，有些厂不愿生产，外贸干部不愿收购进口。




暴风骤雨“文革”初期的上海(3)

　　7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北京的情况，并希望他尽快回北京主持工作。毛主席表示暂时不回去，让刘、邓“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少奇、小平在返京路过上海时，我和曹荻秋同志怀着急迫忧虑而又期待的心情，向他们汇报了上海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我们对运动的看法。我们特别汇报了运动以来短短两个月时间里上海工业生产受到的破坏和影响的情况——事故增多，产品质量下降，一些科研项目和生产技术协作中断。我们直率地表白了我们的忧虑，请他们给我们指示。少奇、小平同志也深为忧虑，但他们也有难言之隐，只是原则性地指示我们要按“五·一六通知”精神，领导好运动，注意抓革命促生产，有什么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少奇同志还肯定和鼓励我们说：“贴市委的大字报少，说明上海市委是有威信的。”小平非常关心我的病情，反复嘱咐我要安心治病，最好到外地休养。可当时我怎能安心，又怎能安心到外地呢?

　　根据少奇、小平同志的指示，上海市委于7月8日向中央写了《关于当前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作为推动各项生产业务工作的巨大动力”，组织专门班子，形成上下一条线，在各级党委统一部署下，负责抓生产、抓业务等四项措施，并于7月1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7月19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小平同志批转了我们的报告，对其中所提四条措施，要各地参照办理。上海市委在召开各区区委书记会议时，对上海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曾提出了一个大体计划，即7月底以前进一步深入揭发，8月开始逐步转入重点批判斗争，9月以后进入群众自我教育和整改阶段，同时还确定了财贸、街道办事处、医院等单位暂缓开展运动。这些措施使上海的局势趋向稳定。

　　这些既开展运动又发展经济，既抓革命又促生产的措施，原本是天经地义的好事，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可是后来却成为我们贯彻“刘、邓路线”的一条重要“证据”和“罪行”。张春桥、姚文元和以后造反起家的王洪文等借此大做文章，每次批斗会都要追问我和曹荻秋向刘、邓汇报了什么，刘、邓有什么“黑指示”。

　　7月中下旬，毛主席返回了北京。他老人家对刘少奇同志主持运动五十多天里的表现极为不满。一场表面看来已趋于平静的运动又掀起了新的更大的波澜。




暴风骤雨“文革”初期的上海(4)

　　一场暴风骤雨开始了。

　　1966年8月5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1日到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8月8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会公报肯定了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强调“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8月9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此后，上海也同全国一样，运动急剧升温。根据中央有关指示，市委于8月5日撤走了大中学校的工作组。以后，工交、基建、财贸等各系统所有工作组，包括“四清”工作队，都被指责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全部撤离。

　　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8日晚全文广播《十六条》起，上海街头出现了通宵达旦、络绎不绝的游行队伍。他们手舞红旗，一路呼喊口号，情绪激昂。运动开始走向公开的、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同时，8月以后乱揪乱斗的行为蔓延开来，起初出现在大中专院校，继而迅速向各方面扩散，无法遏止。

　　8月5日，复旦大学校园内刮起所谓“斗鬼风”。仅5日至7日三天，就有近50名专家与干部被戴上高帽，脸部被墨汁涂黑，遭到揪斗。之后，“斗鬼风”迅速蔓延到各高校，一批领导干部和教授被作为“牛鬼蛇神”、走资派揪斗。批斗过程中频频发生打人、罚跪等无视人格尊严、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

　　诸如此类的造反闹剧越演越烈。8月下旬，工业、交通、基建等各基层工厂和单位也普遍发生戴高帽、游街等情况。如8月24日一天，仅造船、冶金、电业三个系统的基层工厂，戴高帽游街的就有400多人。这股乱揪乱斗风还刮进了科研院所、机关，甚至里弄。

　　这段时间，我仍在住院治疗和休息。当时处在激烈斗争一线的曹荻秋、魏文伯等同志经常来医院或我休息的地方看我，商量如何把这场从未经历过的运动领导好。多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和眼前的现实告诉我们：没有领导的狂热群众运动会导致非常可怕的结果。我们千方百计地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参照北京和其他地方的经验、做法来加强领导，力图把这场运动纳入我们的领导意图之内。可是，由于对这场运动的目的、意义和许多方针、政策、做法很不理解，甚至无法理解，而另一方面却还得紧跟，我们实在是太为难了!我们都有无穷的忧虑，深感力不从心!我的病需要我全力配合医疗，可我怎么能不花力气去考虑当前局势呢?我的病需要静养，可我又怎么能静得下心来呢?

　　8月22日，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师生员工大会，曹荻秋联系上海实际阐释《十六条》精神，反复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不要党的领导；确定“牛鬼蛇神”要有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事实，查证核实后再作结论；针对群众中分化出多数派、少数派的问题，指出少数不是固定不变的，不论多数或少数，都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同学之间不要互扣“保皇”派的帽子，等等。8月25日，复旦大学1000多名“造反派”学生到上海戏剧学院串连，进行通宵达旦的辩论，导致多人昏倒。次日，曹荻秋亲自赶到复旦，参加那里学习《十六条》讲用会，谆谆劝导学生主要搞好本单位的运动，不要参与其他单位的运动。然而，所有这些努力根本就没有收到什么效果。有的当场受到学生指责，有的后来被指责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发展，局面越发不可收拾了。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1)

　　8月1日，毛主席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表示给予热烈的支持。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全国各地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身穿军装的毛主席接受并佩戴了“红卫兵”的袖章。从此一身军装，腰系皮带，臂佩红袖章的红卫兵形象风靡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到11月下旬止，毛主席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万红卫兵。林彪、江青一伙乘机煽动、利用，几次派出北京红卫兵到全国各地鼓动“造反”。

　　“八·一八”大会以后，上海红卫兵组织一哄而起，最多时达5300多个。初期以学校为单位，自由结合，组织松散。9月以后，各区先后自发成立了红卫兵军区或司令部。10月份开始出现几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上海市委在无法阻止的情况下，为了加强领导，控制混乱局面，先后帮助成立起“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和“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以使红卫兵组织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活动，并一度得到大多数青年学生的拥护。然而，随着“踢开党委闹革命”风潮刮起，两个“总部”难以发挥作用，11月以后相继被冲垮。

　　红卫兵运动第一个高潮是破“四旧”，即所谓的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林彪在“八·一八”大会上的讲话再次煽动破“四旧”。19日，北京红卫兵开始上街破“四旧”，得到林彪、江青、陈伯达的支持和鼓励。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从8月23日起，上海红卫兵仿效北京的做法，纷纷走上街头，大破“四旧”。

　　破“四旧”从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开始，继而一切被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事物都成上海南京路上，红卫兵拆除“公私合营永安公司”的招牌，另立新店名。为红卫兵冲击的对象。永安公司、王开照相馆、邵万生南货店等南京路上名店、老店招牌被砸。几条商店集中的马路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橱窗和特色广告都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红旗和标语所取代。高档商品禁止出售，千店一面。红卫兵还对被他们视为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动，如剃时髦发型、剪小裤脚管、剁尖头皮鞋等。甚至违反党的宗教政策、文物保管法规，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玉佛寺、静安寺、法藏寺、徐家汇天主教堂均遭冲砸，岳阳路上的普希金铜像被捣毁，闸北区宋教仁的坟墓被铲平。不少资本家的住房被抢占，私人开业被禁止。这些行动严重违背了我党的一贯政策，伤害了广大群众的感情。8月24日，市委书记处作了不要抄家，不要破坏公物，不要冲击外侨，不要在上海红卫兵走上街头大破“四旧”，把上海著名的娱乐场所“大世界”改名为“东方红”。马路上脱鞋子、剪裤管，不拦汽车，不烧档案，保护文件等十条规定，口头通知各区、县、局党委宣传贯彻，但也未能奏效。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2)

　　破“四旧”过程中，由北京刮起的打人抄家风也迅速在全国盛行开来。江青在1966年7月28日一次会上公然鼓动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8月下旬，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竟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中共中央8月22日还转发了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这一切造成了没有集中的“大民主”，受鼓动利用的红卫兵们到处乱揪乱斗。上海红卫兵在北京南下红卫兵的影响下，到街道、里弄、派出所索要所谓“牛鬼蛇神”名单，按单抄家、搜人，有的被当场批斗，有的被限期驱赶回乡，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法制。抄家的对象起初只是所谓“牛鬼蛇神”，以后逐步遍及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且生活用品及私人财宝也被抄走，许多图书、唱片被销毁。一些知名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更是红卫兵抄家的集中目标。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在破“四旧”中，有些单位以及社会上的一些人也借红卫兵之名参与了抄家及驱赶回乡等活动，林彪、江青一伙更把抄家作为他们迫害干部群众，达到其不可告人目的的手段。1966年10月9日凌晨，叶群指使专人扮成红卫兵，搜查了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郑君里、赵丹、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的家。这是江青为掩饰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丑恶历史勾结叶群一手导演的。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3)

　　继破“四旧”之后，所谓“将‘文化大革命’的星火点遍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连活动又风靡而起。几百万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乘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的大串连，不仅使国家花掉数以亿计的资金，而且直接造成了全国性的动乱。根据中央有关精神，上海市委于9月7日曾成立领导小组，试图使红卫兵有组织地进行串连。上海是个名城，又是交通的枢纽，大规模的串连确实使城市不堪重负。我当时要市委向中央反映，希望过了国庆节后，应停止华东六省一市的串连活动。然而，在无政府主义思潮冲击下，不仅大中学生，有的地方连小学生，机关、工厂职工也汇入大串连队伍。大串连造成全国铁路运输紧张，部分工人、农民的卷入更给生产带来影响。中央劝阻的紧急通知和干部的劝说工作，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形势下已起不了作用，红卫兵行动根本不受约束。9月中旬以后，串连学生上火车人数由每日5千多上升到万人以上。后来发展到上海站上不了车的就跑到市郊车站爬车，拦截客、货车，导致伤亡事故、中断铁路运输事件不断发生。上海分局正点率降到18％，铁路运输背上沉重包袱，大大影响生产运输和社会秩序。到10月底，外地来沪串连师生共有40多万，各级党委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设接待站解决红卫兵的吃饭、住宿等问题，腾出大专院校、机关办公用房供他们休息。以北京红卫兵为主体的越来越多的学生来沪并留沪不走，介入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加剧了上海的动荡。

　　受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以“传播革命造反经验”为己任的北京红卫兵来到上海后，对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很不满意”。8月30日，上海市委领导同志在文化广场欢迎北京来沪学生，北京红卫兵中途强行冲上了主席台，指责上海运动冷冷清清，说上海市委是右的、保守的，市委“十条”违背了党中央、毛主席指示，上海市委犯了路线方向性的错误等等。北京学生的观点在他们串连所到之处受到了上海大多数工人、学生的反驳。此时，周总理来电指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对上海市委表示了明确支持。心直口快的宋季文副市长很快把这一指示传达给了北京的学生。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4)

　　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延安西路33号)，宣称“上海市委已经烂掉了”。以后，北京学生又连续发起了几次冲击市委机关事件。市委机关门外过路群众自发聚集起来，与北京学生辩论。9月4日上午，冲市委的北京学生成立了“临时指挥部”，设立了广播台，宣称“上海市委已经烂掉了”。他们在少数上海红卫兵和工厂造反派的助威下，不顾大多数群众的劝阻，一次次冲砸市委办公大楼，并与维护大楼秩序的工人发生扭打。为避免上海群众同北京学生发生更大对立、冲突，曹荻秋一再接见北京学生，强调北京、上海学生要团结，欢迎大家揭发市委领导的问题。9月6日，市委写了《热烈欢迎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的文章，要各基层组织代抄成大字报，在各工厂企业、学校、机关中张贴，表示要“引火烧身”。

　　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在北京红卫兵带来的新冲击下，9月以后，上海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越来越频繁。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发生冲击各区委机关事件共200多起，参加者达7000多人。有的冲进区委机关到处乱闯，寻找主要负责人，纠缠不放；有的则静坐、绝食，甚至殴打机关工作人员。10月份以后，区、县、局以上领导机关被迫进入“地下游击”状态，领导骨干分成一、二、三线。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年底党政机构彻底瘫痪。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大楼内到处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涂写的大字报和标语。1966年10月，毛主席主持了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没有设法制止在全国蔓延开来的动乱，反而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反路线”的提出使各级党组织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会议再次肯定了红卫兵运动，错误地支持少数派——造反派。刘少奇、邓小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广大干部作了检讨，并将检讨印发到全国。会后，向全党全国公布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加剧了全国动乱的步伐。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意见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并由中共中央批发全党。10月中、下旬，市委被迫宣布取消大专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上海陷入进一步动乱之中。 叶群的一次电话和江青的两次请吃

　　1966年10月7日晚，叶群从北京打来一个电话，找谢志成。志成当时恰好不在家，于是我接了电话。叶群先客套了一番，问我身体怎样，小谢和孩子可好等等，接着就转入正题。她说：“中央要开工作会议，中央和林总、江青对你很关心，希望你能参加。八月中央全会(指八届十一中全会)你没来，林总怕你落后于形势，特地要我给你挂个电话，把他对你的关心之意转达给你。虽然你身体不好，但我想你还是尽量来，哪怕坐一两个小时听听也好。让小谢陪你一起来，我派飞机去接你。来的时候把老虎一起带来。”“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当时他正在上海。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5)

　　我当时刚刚做过鼻咽肿瘤治疗，身体极度虚弱，按医院安排，正准备到浙江去疗养一段。叶群的电话，令我颇费踌躇和疑惑：我与林彪、叶群很少联系，除他们来上海休养时去看看他们之外，平时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今天林彪、叶群怎么突然之间热情地、主动地关心起我来了?更奇怪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为什么要由叶群通知呢?而且为什么电话又是找谢志成。我感到颇为费解，便与谢志成商量。志成说：“既然让你去，你就去；让我陪，我就陪。”我说：“也好。我病得时间久了，对运动又有许许多多的不理解，觉得自己思想确实跟不上趟，去会上听听也确实很有必要。”

　　10月8日，我和志成以及医院派出的医生、护士等一行登上叶群派来的飞机飞到了北京，同机去北京的有林立果。

　　这个会议就是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的结果是导致了全国进一步全面动乱。

　　到北京后，我们便住进了京西宾馆，各路大员也陆续到齐。叶群马上带了哈密瓜来看我和志成。她对我们很是热情，又是询问病情，又是问我们有什么困难，说有困难尽可找她。临别之际，她又再三叮嘱说：一、这次会议的内容是讨论“文化大革命”，要注意保密；二、不要出去；三、不要找人，北京的形势很复杂。一句话，就是在京西宾馆待着，哪儿也别去。我和志成本与林彪、叶群素无交往，这次她又是事先电话，又是专派飞机，又来宾馆看望，如此“热情”使我感到很突然，总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

　　从机场到京西宾馆的路上，我们坐在汽车上观察沿路的景象。只见满街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红卫兵“满街遍巷”，大道上、胡同里到处可见“破四旧”、“游斗”的激烈行为和恐怖情景。到了京西，见到的熟人也都表情严肃，连说话的声音、语调都和平时不同，一个个显得格外谨慎，充满忧郁情绪。会议还未开始，整个京西宾馆便笼罩着紧张而神秘的气氛。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6)

　　叶群走后，我便陷入了沉思，反复思量着这几个月来的形势变化。我虽然一直在养病，但没有一刻不在关心着上海的运动和社会上的情况。“文化大革命”，过去谁也没有经历过。过去虽然搞过“抢救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社教”，但像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每一所高校、每一个车间、每一条街道都被发动起来，自下而上地揪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实谁也没有经历过，每个人都感觉像是处在一条湍急河流的漩涡中，谁也没有底。关键是中央什么态度，主席是什么态度。不管即将面对的事实有多么残酷，只要中央能给我们交个底，是水是火我们也敢趟过去。参加革命几十年了，什么样的群众运动没有领导过?什么样的阶级斗争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残酷斗争没有遭遇过?但那时我们有目标，有信心，有底气；可这一次不同，我们没有底。连我们这一级的干部都只能凭着报纸、文件和社会上的动向来分析形势，揣摩运动的方向和深度，更何谈领导运动、组织运动?

　　报纸上的提法和社会上的动向也是让人越来越感到不安了。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随之各大学大乱。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6月3日，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少奇同志作出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7月24日，毛主席决定撤出工作组。从7月29日开始，工作组纷纷撤出大中学校，一股揪工作组的狂潮掀起。

　　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提法实在是令人不安。究竟什么样的人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在心里暗暗为自己划线。我们是当权派，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扪心自问，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说工作中的错误，肯定是有的；但不仅没搞资本主义，连想都没有想过。因此，我们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看看周围挨整挨打的、被斗自杀的，都是和我差不多的人，田家英、邓拓在运动之初就自杀了，何长工、张霖之被点名，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没有哪个有安全感，随时准备被揪被斗。这样看来，运动的重点又好像恰恰是我们。中央在这种情况下，都只提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不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定出一个明确的判别标准，只是一味给群众运动加温，一遍遍号召“天下大乱”，好像乱得还不够。我们都是经历过数次政治运动的人，都明白如果再这样搞下去，将来难以收拾。因此，我们心里都非常担心。当时，我还很惦念耀邦同志，他被揪出来了，听说一直关在团中央。我曾派儿子小津去团中央看他，可去了两三次都没有看到。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7)

　　我原本是抱着释疑的心情而特意抱病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没想到会议的结果不但没有消除我的担心和忧虑，反而大大地加重了这种不安，使心情更加沉重。

　　这次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一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在强大的压力下，少奇和小平同志在会上做了检讨。他们两人检讨的中心意思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错误地估计了“文化大革命”形势，并都主动承担责任，不诿过、不隐错。小平同志说：“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承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承担。”少奇、小平同志是我平素很敬重的领导，听了他们明显违心的检讨，看到他们主动承担责任的精神，使我心里既感动又心痛。

　　10月24日开小组会，各小组发言。我记得谢富治在会上表现得很突出，调子很高，叫嚷“彻底肃清刘、邓的影响很必要”，并建议将刘、邓的错误拿到县团级去公开批判。

　　10月24日晚，毛主席召开了汇报会，并在汇报结束时讲了话，大意是“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文化大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

　　一听说还要搞五年，联想到目前的混乱状况，我不禁吸了口凉气。

　　会议期间，我还听说少奇同志的检讨曾先送给主席征求意见，主席看了作了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

　　对于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法，当时不要说我们，就是连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心中也是没有数的。少奇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说过：“‘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你们不知道，跑来问我，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接着，他又十分感慨地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也就难怪许多中央领导人和我们这些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了。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8)

　　听到主席对少奇同志检讨的批示，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积郁在心中多时的疑虑似乎也减轻了一些。可是，后来运动的发展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批判刘、邓的浪潮不仅没有减退，相反越来越升级，直至掀起惊涛骇浪。

　　会议开到最后几天时，林彪、主席、总理先后在会上讲了话。

　　总理的讲话较温和平缓，主要还是讲运动，讲抓革命、促生产，讲国民经济。

　　林彪的讲话最激烈。我记得林彪讲话有几个提法给人压力很大，一是“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触及人们灵魂；另一个是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特别是10月25日，林彪在大会上指名道姓地攻击刘少奇、邓小平，他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林彪这番杀气腾腾的话对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

　　主席讲的话仍让人摸不着头脑。主席在讲到“一线二线”问题时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

　　我边听心里边嘀咕：主席总讲“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主席指的修正主义是什么呢?北京出修正主义，会是谁呢?谁有那么大的权力连主席都奈何他不得?我越想心里就越疑惑。

　　曹荻秋代表我、魏文伯和他在第三小组作了联合发言。和广大造反派对“文化大革命”热烈拥护的情绪截然相反，我们的态度基本上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其他各组同志的发言和我们的态度也都差不多。只有山东的王效禹和我们不一样，似乎是很理解、很认真、很得力的，他把谭启龙大大地批评了一通。

　　会议期间，江青请我们吃了两次饭。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9）

　　我们到京的第二天晚上，江青请我和谢志成到她中南海的住处吃饭。我们到了中南海她的住处，当江青出来接待我们时，只见她身穿军装，戴着帽徽领章，连她的护士也穿着军装。联想到江青以前想要军装罗瑞卿不给她，我强烈地感到：时势确实大变了。江青这人对军装有着一种强烈的爱好，记得在搞《芦荡火种》时，她曾指着我问：“你是红小鬼，为什么不穿军装？”这话真让我啼笑皆非。穿衣戴帽，各人所好，总得符合环境和个人的身份；江青却总是把这些和政治联系起来。江青留着短发，当时又在大破“四旧”，她一见我们就对谢志成说：“小谢呀，你头发留那么长干什么？还不赶快剪掉!”喜欢新奇花样，标新立异，爱出风头，又好心血来潮，这便是江青的性格。

　　江青请我们吃了一顿便饭。当我谈到对北京的初步观感时，江青说：“这些小将们真厉害呀！那儿都敢闯。我出去都把文件藏在车座底下，怕被他们抄走。这次让你来北京，就是怕你跟不上形势，落后于形势。”讲到上海的情况时，江青说：“对上海方面两个人不满意，一个是魏文伯，一个是曹荻秋。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很不得力，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她又举了一些例子，都是些传闻。

　　江青的这顿便饭使我进一步感觉到，这次让我带病进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显然是他们早有商量的。林彪、叶群说怕我“落后于形势”，江青又说怕我“落后于形势”，怎么会如此不谋而合、如出一辙呢?看来，他们对我、对上海有着什么打算。因此，我在吃饭讲话时非常谨慎，言语不多只是应付。好在江青这个人喜欢讲话，一餐饭的时间基本上是她在高谈阔论。

　　果然，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张春桥来我住处一次，公开表示对魏文伯、曹荻秋的不满，说：“上海的群众对魏文伯、曹荻秋意见很大。从这次会议期间看来，魏文伯、曹荻秋又没有做什么像样的检讨。看来他们两人是不能再领导运动了。”他要我回上海之后，站出来主持工作。对此，我没吭声。谈话结果，张春桥未能如愿。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10）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江青再一次请我和谢志成吃饭。这次是在钓鱼台，饭菜很丰盛，是正儿八经地请客。金秋时节，景色宜人，钓鱼台国宾馆气氛高雅。叶群看望，江青请吃，张春桥谈话后，江青再次请我们吃饭，思想再迟钝的人，也看得出这是主人的刻意安排。我当时就想：这虽不是“鸿门宴”，但看样子这餐饭是不太好吃的。果然，江青志满意得地对我和谢志成嘘寒问暖，夹菜添饭。亲热一番后，她马上道出了本意：“曹荻秋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看来是搞不下去了。我们希望你站出来。”

　　我心想：我生病以来，曹荻秋、魏文伯一直在一线顶着，他们对外的表态、做法，事实上事先事后都和我汇报过，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我们对这场运动确实“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如果把他们“搞下去”，让我“站出来”，我是绝不会那样做的。但我心里这样想，口里却是委婉地说：“我一直在休息，好久没有工作了。大半年了，身体也不好，许多情况不了解，一下子接不上去，恐怕不能胜任。”

　　“不了解情况可以调查研究嘛。你应该主动接触少数造反派，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和春桥、文元三个人支持你，给你当顾问。”

　　“不敢当！不敢当！”我连忙说，“你们三个都是中央文革的领导，你们当顾问，我可担当不起。”我坚持说：“我的身体情况不行，还是做做调查研究，给曹荻秋他们当当参谋。”

　　江青脸上顿时显出不快，气氛显得沉闷起来。此时，辉煌的餐室、丰盛的菜肴，与席上人不悦的脸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吃完后，谢志成在洗手间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丕显确实身体很不好……”“那是因为他柴米酱醋管得太多了！”江青气狠狠地讲了这么一句，连声调都完全变了。明白人一听就知道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此话与贺龙曾经告诉我的柯庆施说我的话一模一样。

　　这顿不愉快的晚餐就这样不欢而散。走出餐厅，已是夜色朦胧。和天空一样，我和谢志成心里也都笼罩着一片阴影。我们预感到情况的复杂，预感到可能会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情况。因为这两年同江青打交道较多，深知她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为了再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就去看了陈伯达。一方面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另一方面我们是老乡，我同他过去比较熟悉，我认为找他了解一下情况会好一些。陈伯达当时也住在钓鱼台，他这个人平时最怕人叫他“老夫子”。我喜欢和他开开玩笑，所以一到他那里就指着房间里的摆设说：“伯达同志，外面都在破‘四旧’，你这个房子里摆的东西不尽是些‘四旧’吗？”“我这是借住的地方。这些东西是原来摆着接待客人的。”陈伯达连忙解释说。

　　我向陈伯达讲了江青要我到第一线以及她与张、姚要给我当顾问的情况，陈伯达急切地问我：“你怎么个态度?”我说：“我自生病以后一直在治疗，身体很虚弱，所以我还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搞搞调查研究，还上不了第一线。”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11）

　　对我的话，陈伯达都没表态，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随着后来形势的发展我才明白，从叶群打电话要我到北京开会，到江青两次请我吃饭，以及张春桥的话和陈伯达的“不表态”，都是早就串通好的。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我由“红小鬼”变成“黑小鬼”，还说：“上一次开会(指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我是全心全意地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都知道。可他死不回头。”他们怕我“落后于形势”是假，实际上是想把我拉到“第一线”充当靶子；他们“拉”我是假，真正目的是为了“打”，彻底把我和上海市委、华东局一大批干部打倒，以便夺权。

　　“文化大革命”有许多教训，“先拉后打”就是“四人帮”一类阴谋家、野心家的惯用伎俩。拉不动就打，打了再拉，拉拉打打，打打拉拉，一些干部就是在这些卑劣的手法中被打倒，也有个别人被他们拉拉打打搞得晕头转向，甚至卖身投靠。马天水、王少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暴风骤雨在陈老总家的“最后一顿晚餐” (1)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许多同志的心情都不好。不知陈老总是为了和他的老部下、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叙叙旧呢，还是预感到不幸的步步逼近而想话别，会议期间陈老总提出请华东局几个省市的第一书记到他家里吃饭。张茜通知谢志成转告大家，被请的有我和谢志成、叶飞、魏文伯、谭启龙、江渭清等同志。江华、杨尚奎请假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会上心情如此地压抑，能有个机会大家聚在一起发发牢骚说说心里话，自然是很高兴的。傍晚，我们几个坐着红旗轿车，神神秘秘地离开了京西宾馆。

　　说“神秘”一点也不假。当时到处是大字报，到处是红卫兵，这个要“火烧”，那个要“打倒”，我们车上这几个人，多是第一书记，是首先要被“火烧”、“打倒”的。要是恰巧让哪个红卫兵小分队碰到，正好一网打尽。所以陈老总格外小心，吩咐来接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注意安全。陈老总就是这样一个时时想到别人的人。从京西宾馆到中南海，本来走笔直的长安街，要不了一二十分钟即可到达。可是我们却穿大街、走小巷，车子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绕到中南海。

　　陈毅和张茜早在等候了。张茜当着我们的面埋怨陈老总说：“真是的，请人来吃饭也不好好准备准备。”大家忙说：“要什么准备?吃是次要的，说说心里话才是要紧的。”菜是四川菜，老总的家乡菜，又红又辣，还有酒喝。

　　大家边发牢骚边干杯。

　　性格豪爽的陈毅，一开口就埋怨说：“现在有些大字报怎么好这么搞呢?连朱老总都骂上了，说朱总司令是大军阀!从红军的一套到解放军的一套，还是朱老总南昌起义时传下来的呢，说朱老总是大军阀，说得通吗?”“过去我们和北洋军阀斗争，现在我们倒成了军阀、修正主义、反动路线了。”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陈毅关心地问起我的病：“阿丕，你怎么搞的，怎么得了这个病?”

　　我把得病的经过和治疗情况大概讲了一遍。陈老总说：“你的命很大啊，得了这个病还那么健康!”

　　我告诉他说，多亏发现早，治疗及时得法。发现我得了这个病之后，总理派了北京肿瘤医院的吴桓兴院长长住上海，亲自为我诊断治疗，镭放射科又专门开“小灶”为我治疗。像吴院长这样的专家，真正是病人的福星!可是前两天我去看他，他因为是华侨，被红卫兵抄了家，连病人都不准他看了。这事令我感慨万端。

　　陈老总说：“阿丕，既然有病，你就好好养你的病嘛，来开什么会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暴风骤雨在陈老总家的“最后一顿晚餐” (2)

　　我把叶群打电话，江青叫我站出来的情况讲给陈老总听，我说：“回去以后，病恐怕也养不成了。”谁都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回去之后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

　　“管它呢!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今天我们喝酒!”陈老总不愿意把我们这次好不容易的好友聚会弄成离愁别恨的场面，于是他和我们不断碰杯，并不断劝酒说：“喝，大家喝呀!说不定是最后一次啦!”大概是“最后”这两个字犯了忌，张茜把脸一沉说：“你怎么瞎说！”

　　张茜拉拉陈毅的袖子，示意他说话注意。

　　陈毅甩开张茜的手，索性站起：“各位不要垂头丧气。我知道现在大家很困难。困难谁没见过?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不困难吗?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

　　大家屏气聆听，生怕漏了一个字，就像当年听他下战斗命令一样。

　　陈毅凝视着手中的酒杯，仿佛是在斟酌字句。片刻，他猛抬起头：“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

　　“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亲生父亲还亲。怎么样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

　　“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么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说到最后一句时，陈毅浓眉倒立，怒目圆睁，一字一顿，斩钉截铁!

　　众人像陡闻一声炸雷，受到强烈的震动!

　　“我这个人从来就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陈毅大手一挥，似乎一切善恶都在他的眼前报应了。

　　没想到陈老总的话竟一语成谶。后来的事实证明，一切都被陈老总不幸而言中。那次酒会确确实实成为我们和老总之间最后的一次聚会。分手之后，我们每个人便立即被卷入“文化革命”风暴的漩涡之中，沉沉浮浮，生生死死。当我从八年铁窗囚禁之中被放出，重新分配工作来到北京时，陈老总已逝世多年了!

　　我和陈老总一生中有几次大的分手：一次在中央苏区突围时，我去粤北，他留赣南；一次是在江苏新四军根据地，我留苏北，他过长江；一次是在解放后的上海，他上任京都，我留任沪上。我们每一次分手，都期待着新的聚会，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了永诀。每念及此，我总难免潸然泪下。

　　陈老总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每当我想起这位为人民建立不朽功勋的开国元勋、我敬爱的师长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悲惨情景，我就心如刀绞，悲愤不已!为此我曾在报刊上写过很多篇怀念他的文章。




暴风骤雨安亭事件与王洪文其人

　　1966年年底，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安亭事件”成了全面炮打上海市委，导致后来轰动全国的所谓“一月革命”的导火索。

　　安亭，是京沪线上上海以北嘉定县境内的一个小站。几十年来我多少次乘着列车从它身边经过，却几乎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谁能想到它会在1966年年底的一天，突然成了一个政治舞台，居然在一夜之间闻名全国了?

　　有一个人在这个舞台上上演了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幕。

　　这个人就是王洪文。

　　讲到“安亭事件”，不能不先讲讲王洪文。

　　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干部，党员，当过兵，打过仗，用那时的说法就是“根红苗正”。这个人有很强烈的政治野心，“文化大革命”成了他个人野心膨胀的最好温床，而“根红苗正”又恰恰成为他实现个人野心的有利条件。

　　1966年11月9日，在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策划和导演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了，这就是后来臭名远扬的“工总司”。

　　工总司的头头们是经过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串连、煽动而聚集起来的。他们中有上棉十七厂的王洪文，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陈阿大，上棉三十一厂的黄金海，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这伙人于11月6日在愚园路“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召开了一个“上海工学串连交流经验会”，在北京来的红卫兵的煽动下，控诉上海市委“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上海市委有严重问题，陈丕显、曹荻秋要罢官”。王洪文发言说：“我在四清运动中贴过一张大字报，揭发党委包庇反革命，被他们打成右派、反党分子，所以我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是比较深的，因为我是受压的。”会上有人提出建立一个上海的工人造反组织，名称叫“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有人补充说，要加上“革命”两个字，以免别人误解。野心勃勃的王洪文则感到不满足，提出在司令部前面还要加一个“总”字，他说：“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上海的工人就都归我们管了。”造反派们推举谁当总司令时，王洪文又自我吹嘘地向大家介绍说，他当过兵、入党早，是厂里保卫科干部，一贯表现好等等。于是，大家就推举王洪文当头头，官瘾十足的王洪文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当上了“工总司”的“总司令”。

　　11月8日，在上海市区大小街道上，贴出了许多“工总司”的海报：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12点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1)

　　这个海报一上来就用“通令”的口气与上海市最高一级党委对话，可见“文化革命”一开始，各级党委就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哪里谈得上什么领导、组织、教育群众?

　　8日上午，“工总司”的代表来到康平路165号上海市委书记处，提出三项条件：

　　一、 市委必须承认工总司；

　　二、 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

　　三、 提供宣传工具。

　　工总司头头们限令当天下午2点钟前答复。

　　市委召开紧急会议，对“工总司”的“勒令”进行了讨论，并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常务书记陶铸同志打电话请示，得到陶铸同志明确答复：“不得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市委根据中央1966年9月14日“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和陶铸同志的电话答复，决定对“工总司”的要求采取三不方针，即：

　　不参加“工总司”9日的成立大会；

　　不承认“工总司”这个造反组织；

　　不支持“工总司”的活动。

　　曹荻秋和魏文伯白天开完会，晚上到西郊宾馆来看我。我那时身体还未完全复原，因城里太乱，找的人又多，所以一直在西郊养病。听了曹荻秋他们谈的情况，我表示坚决支持市委的决定，坚决支持曹荻秋、魏文伯同志的工作。荻秋表示：工总司这些为首的分子，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我们不能去参加大会，参加了就要犯错误。

　　11月9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宣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宣言声称工总司的任务是“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这个宣言，杀气腾腾，一口一个“夺权”，把江青、张春桥一伙假“文化大革命”之手，妄图篡权篡位的罪恶阴谋大白于天下，把王洪文一伙靠造反起家的小兄弟们急不可耐要坐江山当皇帝的狼子野心大白于天下。这个宣言是上海第一个公开发出的反革命夺权的动员令，在全国也是最早发出的反革命夺权的信号。

　　大会进行中，工总司筹备组多次打电话到市委，勒令曹荻秋同志到会接受批判，都被曹荻秋同志拒绝了。当晚9点钟，王洪文等人煽动群众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答应工总司的条件，仍被拒绝。于是，王洪文率领部分造反派于第二天凌晨冲向上海北火车站，声言要“北上告状”。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2)

　　11月10日凌晨，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在上海北站采取了“革命行动”。潘国平带二百多人，强行登上两节客车，5点钟时北上。王洪文率领了三四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于7点钟发车北上。

　　严格按照正点运行的火车，这时却成了农村里车把式手里的马车，想开就开，想停就停。

　　602次列车发出后，上海铁路局接到周总理指示，不允许截车北上，不允许破坏全国铁路交通运输。

　　当天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602次列车上的王洪文等人于上午8点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

　　当天清晨，《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要求广大工人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绝对不允许停止生产闹革命。《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上海市委立即派出大批干部，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带队赶往安亭，向造反队员宣传社论精神，劝说他们返厂生产。

　　陈伯达受命于周总理，一方面电告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一方面发出致安亭的上海工人电。电文上说：“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通知还说中央文革将派张春桥即日赴沪处理此事。

　　有总理的指示，有《人民日报》的社论，有市委内部的统一，加上陈伯达受命于总理的指示，本来形势应该是能够得到控制的。一些工人在听了市委派来的干部的劝说后，已经陆续乘上卡车返回上海。然而，这个大好形势却在王洪文造反行动的蓄意升级和阴谋家、野心家张春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导演下，酿成了轰动全国的重大事件，把上海市委逼入绝境。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3)

　　11月10日凌晨，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在上海北站采取了“革命行动”。潘国平带二百多人，强行登上两节客车，5点钟时北上。王洪文率领了三四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于7点钟发车北上。

　　严格按照正点运行的火车，这时却成了农村里车把式手里的马车，想开就开，想停就停。

　　602次列车发出后，上海铁路局接到周总理指示，不允许截车北上，不允许破坏全国铁路交通运输。

　　当天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602次列车上的王洪文等人于上午8点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

　　当天清晨，《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要求广大工人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绝对不允许停止生产闹革命。《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上海市委立即派出大批干部，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带队赶往安亭，向造反队员宣传社论精神，劝说他们返厂生产。

　　陈伯达受命于周总理，一方面电告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一方面发出致安亭的上海工人电。电文上说：“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通知还说中央文革将派张春桥即日赴沪处理此事。

　　有总理的指示，有《人民日报》的社论，有市委内部的统一，加上陈伯达受命于总理的指示，本来形势应该是能够得到控制的。一些工人在听了市委派来的干部的劝说后，已经陆续乘上卡车返回上海。然而，这个大好形势却在王洪文造反行动的蓄意升级和阴谋家、野心家张春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导演下，酿成了轰动全国的重大事件，把上海市委逼入绝境。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4)

　　11月12日上午8点，张春桥在王洪文等人陪同下，坐着一辆大卡车驶达安亭车站。张春桥站在卡车上又一次宣读了陈伯达给安亭上海工人的电报，动员工人返回上海，王洪文在一旁帮腔。造反派见王洪文变了态度，有人爬上卡车抢过话筒大骂：“王洪文滚他妈的蛋!”一通乱哄哄的吵闹之后，王洪文带着大部分造反队员返回上海。耿金章不服气，率领一千余人继续步行北上。

　　下午4点多，张春桥也返回上海。

　　市委为了团结造反队员，稳定局势，发了专门的文件，要求各单位对回厂工人“表示欢迎”，对他们“不要指责，不要扣帽子”。

　　事情该平息了吧?不，更大的风波还在后头。

　　11月13日晨，张春桥的心腹、原市委写作班子支部书记徐景贤找到张春桥，说黄金海等带领的那批造反队员不肯回厂，集中在文化广场，要求和张春桥谈判。张春桥接受了谈判要求。

　　市委得知张春桥要谈判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常委会，张春桥也参加了。会上，市委对“工总司”可能提出的各种要求逐一进行了设想和研究，得出一致意见：

　　决不能承认由一小撮社会渣滓控制的全市性跨行业的“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

　　决不能承认这些人在北站强行登车、在安亭卧轨拦截第14次列车是革命行动。

　　会上，张春桥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

　　荻秋同志对张春桥一贯阴一套阳一套的作风是早有警惕的，因此在会议进行当中，他给北京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的陶铸同志打电话，汇报了市委处理“工总司”问题的意见，并请中央指示。在获得了陶铸同志的肯定后，荻秋同志一边听电话，一边作了记录，又特地叫张春桥直接听了一遍陶铸同志的指示，免得他日后又不认账。

　　张春桥在电话中表示，要按陶铸同志指示和市委意见办。可是话音未落，一离开会场，他搞的完全是另一套了。

　　下午2点，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与潘国平、王洪文、首都红卫兵和交大代表十余人进行了谈判。张先吹嘘自己是中央文革派来的，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接着吹嘘陈伯达是“马列主义理论家”，陈给安亭车站的电报是在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发的，是受骗上当。他声称自己这次到上海，到安亭车站，接触了大量造反工人，亲自听了他们的“控诉”，看了安亭车站现场，才了解了全面的情况。他表示回北京后，一定向陈伯达说明他所看到的情况，相信他们对此会有一致看法。在“工总司”头头王洪文、潘国平等的要求下，张春桥在“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上签了名，写上“同意”字样。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5)

　　“工总司”的五项要求是：

　　一、 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

　　二、 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工人被迫上京控告是革命行动；

　　三、 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 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 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的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这是完全无理的五项要求，是贼喊捉贼的五项要求，是充满强盗逻辑的五项要求，它与中央指示、与市委讨论的精神原则是完全相悖的。参加了市委会并在会上同意了市委决定的张春桥，居然大笔一挥：“同意”。

　　签完名还不够，张春桥又登台对台下的造反队员讲了话。他说：“我完全同意‘工总司’的五项要求”，“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不认为你们是坏人，如果认为你们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啦!”

　　张春桥就这样把他与上海市委的分歧，公开地赤裸裸地暴露给了造反派，他把自己装扮成群众运动的领袖，却把市委领导一个个往炮口上推，他煽动说：“曹荻秋的检查一次不行，要让他来第二次，第三次……”

　　我是于当天晚上在西郊宾馆从曹荻秋、魏文伯他们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的。大家对张春桥的卑劣行径十分气愤。当场我就又给陈伯达打了电话。王力接的电话，他经常给陈伯达当翻译，因为很多人听不懂陈伯达的福建土话。我对王力讲，我也是福建人，不要你做翻译。在电话中我把处理“安亭事件”的情况先向他作了简要汇报，特别提到了张春桥背着市委同意上海工总司提出的五条无理要求。接着，我非常生气地质问陈伯达：“为什么中央文革原来说不承认这样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现在怎么又突然转为承认了呢?为什么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为什么一切后果反而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承担呢?”陈伯达和王力被我问得无话可说。陈伯达只好讲：“对张春桥，是想让他锻炼锻炼的。事情发生在上海，你们负一点责任吧。”可是后来我的这些话却成了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我们强烈感到有一种来自上边与下边的合力在向我们压来，我们有可能最终是顶不住的。我们只有市委班子内部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渡过难关。我们商量，不管外面压力多大，我们内部要统一，要顶住。但究竟前途会怎样，则是吉凶未卜了。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6)

　　11月15日晚，张春桥和“交大”红卫兵又胁迫韩哲一和曹荻秋到苏州，解决“工总司”另一个头头耿金章回沪的问题。张春桥与耿金章举行了谈判，很快就同意了耿金章等提出的又一个无理的五项要求。在让荻秋同志签字时，荻秋同志表示不能同意，拒绝签字，张春桥威胁说：“你不签!我签!我代表中央文革签字!”荻秋同志最后被迫表示：“我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

　　张春桥在谈判中，又大吹了一通陈伯达和他自己，他说：“伯达是一个很革命的同志，是一个很虚心的同志。陈伯达和我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接着又一次挑拨说，“陈丕显、曹荻秋说你们是社会渣滓，我说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要争气啊!”从此以后，耿金章的二兵团也成了他的凶恶打手。

　　二兵团于18日返回上海。

　　“安亭事件”就这样在中央文革、张春桥的直接操纵下，按照造反派的意愿结束了。

　　“工总司”胜利了。

　　上海工总司的成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此上海出现了大量各种名目的全市性造反组织。

　　上海的大乱从此开始了。

　　张春桥这个阴谋家在“安亭事件”中也是捞足了政治资本。

　　张春桥的政治牌一向打得费尽心机。上海的“文革”是他和江青一手策划导演，派聂元梓到上海煽动起来的。“安亭事件”闹大以后，形势对他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一开始心里也没有底。张春桥深知“安亭事件”的棘手，稍有差池，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他和王洪文一样，借“安亭事件”押宝，搞政治赌博，押准了，封官晋爵；押输了，坐牢杀头。事后张春桥曾对王洪文说：“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中央是有争论的，我参加了。陶铸是反对的。陶铸叫我来，就是想把工人由安亭撤回去。中央对此没有决定，我是提着‘颗郎头’(沪语，意即脑袋)签字的。我想过，可能弄不好坐班房，真想不到以后主席肯定了。”“处理这件事，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连张春桥自己都没想到，这一宝押得那么准，从此他一步登天，一度成了上海的太上皇。张春桥借口江青要文艺座谈会稿子，急着要赶回北京。去之前，他来西郊向我汇报，反映说市委常委围攻他，并讲要对群众运动慢慢来。




暴风骤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7)

　　这一切表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决不是什么文化的革命的运动，决不是党领导下的群众教育干部或群众教育自己的运动，而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大动乱。

　　张春桥签字同意的“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与上海市委、华东局、陶铸同志的意见截然相反，与中央一系列文件的精神截然相反，这激起了上海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当晚，我、曹荻秋、魏文伯三人就碰了个头，对张春桥这种背叛党委另搞一套的无耻行径十分气愤，当即决定由我打电话给陶铸，曹荻秋打电话给陈伯达，向他们反映情况和我们的意见。陶铸同志在电话中明确指出：“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然而同样是这件事，却迅速地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同意。11月16日，在苏州铁路中学接见“工总司”工人时，张春桥说：“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事后从文化广场回到住处，我才给陈伯达打电话……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了他。这样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可见，一直到11月16日晚上，中央领导对处理“安亭事件”还是两种意见。

　　可是，事情很快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1月16日，毛主席在听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之后，针对“安亭事件”张春桥的处理说了这么一句话：“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显然，毛主席在本不平衡的政治天平上，为中央文革加重了砝码。

　　天命难违，毛主席的指示无异于终审判决，中止了关于“安亭事件”的一切争论。王洪文、张春桥胜利了，上海市委却被推上了审判台。也许，这是对我上次在北京时“不识时务”，不听他们的“劝告”，不愿站出来的一个报复，对我“晓以厉害”。

　　从此，上海“文革”的局势如失去缰绳的烈马，急转直下，一系列动乱事件接连发生。




暴风骤雨《解放日报》事件，市委“后院起火”(1)

　　谈到上海的“文革”，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在北京写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之后又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的“四人帮”阴谋集团的女干将聂元梓。上海“文革”一件接一件大事，没有一件不和她连在一起。江青于10月下旬找聂元梓密谈，要她带一帮人马到上海去支持、鼓动上海造反派造上海市委的反，夺上海的权。聂元梓立即行动，于11月初窜到了上海。到处煽阴风点鬼火，说什么“上海必须大乱”，“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

　　我听到这消息后感到异常愤怒：一个异地的普通党员，不经任何授权，不顾客观事实，可以明目张胆、信口雌黄地指责一个全国最大工业城市的市委是“反革命的”；可以肆无忌惮地煽动群众，要“大乱上海”，这还有王法，还有半点党的组织原则吗?于是我立即对上海市委办公厅的同志说：“我看聂元梓不像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要组织上海各报刊针对聂的胡言乱语进行反击，要大量刊登上海‘五大科学成就’的消息，以此来驳斥聂元梓。”

　　这可惹火了这位大名鼎鼎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她对我和上海市委更加仇恨。为了打倒我和上海市委，聂元梓与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徐景贤进行了密谈。聂元梓向徐景贤交了“底”，说她来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上海市委”。徐景贤立刻心领神会。他心里十分清楚聂元梓的身后站着什么人。

　　11月25日，由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团长聂元梓、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代表蒯大富主持，上海和外地在沪的红卫兵一万多人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煽动群众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聂元梓和蒯大富杀气腾腾地在会上轮流发言，说“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上海几次乱，没有真正乱起来，这次我们来上海，上海是乱起来了”，“乱得好，还要乱下去，上海必须大乱”。聂元梓在台上带头喊口号：“打倒上海市委!”

　　就是这样一个会，他们竟然在会后要求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给予报道。这自然遭到报社的拒绝。

　　于是，红卫兵便在他们《红卫战报》上作了报道，并配发了一篇题为《〈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文章说：“《解放日报》贯彻执行了中共上海市委一条又粗又黑又长又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解放日报》散毒到哪里，革命的《红卫战报》就消毒到哪里。”

　　27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代表到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要求将28日即将印出的第九期《红卫战报》(该报系“红革会”与“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合办的小报)与当天的《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天下还有这样不讲理的事，你骂了人家，还要人家说好。要把骂《解放日报》的文章和《解放日报》合在一起发行，这理所当然地遭到《解放日报》和报刊发行处的拒绝。

　　这下子，红卫兵被激怒了！




暴风骤雨《解放日报》事件，市委“后院起火”(2)

　　11月30日凌晨，“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冲到解放日报社，和报社负责人谈判，提出三项要求：

　　一、 《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内一起发行，版面要与《解放日报》一样大小；

　　二、 《解放日报》必须全文刊登《〈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

　　三、 把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对如此无理的要求，报社当然又拒绝了。

　　那个年代，正是红卫兵权力最鼎盛的年代，又是无法无天的年代。红卫兵的要求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那还了得?“红革会”一声令下，发出勒令：

　　“勒令《解放日报》停止发行!”

　　“现在矛盾的性质变了!”

　　“红革会”的勒令，立即得到“工总司”的支持。

　　于是，持续九天九夜围攻解放日报社的事件开始了。

　　当时担任《解放日报》副总编的王树人同志后来同我谈到当时的一些情况：

　　1966年11月30日凌晨，持续九天九夜围攻解放日报社的事件开始了。〖〗红卫兵和报社领导展开“推磨”式的谈判，从夜里一直磨到天亮。王树人对红卫兵们说：“你们这种说法不通啊!是邮局不让你们发行，并不是报社不让你们发行。好比吵架，你们同姓王的吵架，怎么能封姓李的门呢?”

　　红卫兵看“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他们纠集了三百多个红卫兵和五千多个“工总司”造反队员冲进了报社，占领了办公楼，走廊里到处是人，挤得水泄不通，厕所满地都是大小便。报社铁门外是人山人海的群众，绝大多数群众对这些“工总司”和红卫兵蛮横无理的做法很是不满和反感。但那时红卫兵权倾一时，不好得罪。于是许多群众便以要看《解放日报》为由同红卫兵说理。他们喊着“我们要看《解放日报》”，要求红卫兵撤出报社。“工总司”的头头则爬到报社窗边和门口，大喊门外的群众是“政治扒手”、“右倾势力”，用竹竿、木棒、自来水管殴打驱赶围观群众。“红革会”的人则在头上洒上红墨水，伪装成受伤的样子，制造所谓“流血事件”。

　　报社领导真是如坐针毡，几天几夜没有睡觉，身心疲惫到极点。但个人累死事小，出现群众斗群众的事件可就罪莫大焉了!当时有一个说法：哪里出现群众斗群众，哪里就一定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背后操纵。




暴风骤雨《解放日报》事件，市委“后院起火”(3)

　　报社领导一方面要不分昼夜和造反派“谈判”、周旋，一方面要调停门内门外两派群众的矛盾，同时还要为占领报社的造反派弄面包。年轻些的同志还顶得住，年纪大点的就顶不住了。韩哲一同志累得晕倒了，前门出不去，只好把报社后面的墙打了个洞把韩哲一同志抬了出去。

　　报社的同志紧张，市委的压力更大。在当时情况下，任何一件小事处置不当，都会成为造反派搞垮市委的导火索，何况这样大的事件呢?曹荻秋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办?我当即表态支持曹荻秋、韩哲一他们在一线处理的意见，并再一次表示不能同意“红革会”的做法，要做工作，并让曹荻秋同志立即打电话请示陶铸同志。曹立即给陶铸同志打电话，谈了《解放日报》社发生的情况，请中央火速作指示。陶铸同志作了四点指示：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二、对红卫兵冲击，要说服，这是原则问题；三、可以分开发行；四、造反派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造反派们见陶铸同志有电话来，也拥到报社总机室，要打电话给陶铸同志，要他撤回四点指示，真是乱成一团。

　　聂元梓又在幕后活动了。她把一些心腹从报社叫出来，告诉他们：“不要从《解放日报》轻易撤出来，要坚持到市委垮台为止。”并向他们交底说：“《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许多组织打电报给中央文革，要中央文革表态。中央文革没有表态，就是支持我们!”聂元梓的这番话泄露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中央文革的险恶用心。他们就是要把全国搞乱，以便乱中夺权。

　　“红革会”和“工总司”的人越聚越多，事态越闹越大。经过长达两天两夜的艰苦“谈判”和连续几天几夜的连轴转，迫于多方压力，12月5日，王一平、宋季文两位同志代表上海市委，被迫签字同意“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

　　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

　　一、 《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

　　二、 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

　　三、 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四、 《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承担。




暴风骤雨《解放日报》事件，市委“后院起火”(4)

　　只要看看“决定”、“要求”这些词的用法，听听“责成”这种口气，就可以知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造反派是何等的气焰嚣张，而市委是何等的被动屈辱。签字后王洪文带着他的人马得意扬扬地撤离报社。

　　12月10日，曹荻秋同志也被迫签字，为了不扩大事态，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

　　12月14日，又一个主角姚文元出场了。他兴奋地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表示支持“红革会”和“工总司”的“革命行动”，夸他们“大方向是正确的”。

　　听说市委签字同意了造反派的要求，报社上上下下一片哭声，他们实在不能服气!王洪文等人却扬眉吐气，声称“又打了一场大胜仗”，“市委举起了白旗”。

　　“《解放日报》事件”将市委的威信全部打掉，上海市委距离瓦解指日可待了。

　　在这期间，12月12日晚，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下令写作班子立即举旗造反，并向徐景贤透露说，他和张春桥不久之后要回上海，要踢开上海市委，要写作班子作好做他们工作班子的准备。

　　徐景贤接到电话后，如获至宝。12月13日下午，就立即召开写作班子全体会议。徐景贤向到会的人传达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决定写作班子一致起来，全体造上海市委的反。他们把这叫作“后院起火”，“心脏开花”。

　　12月18日下午两点，以市委写作班子为首联合了市直机关四个单位的造反派，在“红革会”、“工总司”的参与下，在市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场上有两三千名红卫兵维持秩序。大会由写作班子支部副书记郭人杰主持。我、曹荻秋、魏文伯等上海市委领导以及市委、市人委20多个部局级领导，都被揪到会场接受批判，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常溪萍、市委书记处书记杨西光被作为“反党分子”押上了主席台成为重点批斗对象。




暴风骤雨《解放日报》事件，市委“后院起火”(5)

　　1966年12月18日下午，我第一次作为群众批斗的对象站在了群众的面前。这主席台是我经常做报告的地方，没想到今天竟会走到如此地步。此情此景，其中心境，难以言表，非亲身经历过，是无法感受到的。

　　(图中右三为陈丕显，右二为曹荻秋，右一为杨西光)这是我第一次作为群众批斗的对象站在了群众的面前。文化广场是市里过去经常开大会的地方，这主席台是我经常做报告的地方，可今天我竟作为批斗对象站在了这里。自参加革命以来，在党组织的关心下，我似乎没经历过什么明显的“逆境”，一直是处在“顺境”之中，没想到今天竟会走到如此地步。此情此景，其中心境，难以言表，非亲身经历过，是无法感受到的。我不由得又环顾了一下主席台周围贴的标语口号。

　　“炮打上海市委!”

　　“火烧陈丕显!”

　　“揪出曹荻秋!”

　　“打倒杨西光!”

　　“砸烂常溪萍!”

　　后来我才知道，这组口号是徐景贤和聂元梓按照姚文元的指示商定写的，“火烧”、“揪出”和“打倒”在程度上是有区别的。这组口号曾多次受到张春桥的表扬，他说：“这个口号很有策略!”他们对市委是“炮打”，对曹荻秋是“揪出”，对我是“火烧”，是因为虽然他们已经开始对我发难，又还假装对我留有一点余地，并希望我能明白这个“区别”，按照他们的旨意站出来。对这点，我心里是明白的，但我怎么可能按照他们的旨意去做呢?我十分清楚，不管我站出来还是不站出来，不管我怎么做，我和荻秋同志的命运和下场都会是一样的!因此不管如何风吹浪打，我们都要坚定地站在一起，决不能学习刘建勋、潘复生。

　　会上，市委写作班发表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随即宣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成立。这个联络站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办事机构。




暴风骤雨《解放日报》事件，市委“后院起火”(6)

　　徐景贤等人“后院起火”、举旗造反之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市委、市人委各机关部门的一些人纷纷仿效徐景贤的做法，一下子成立了许多造反组织。这股造反风又很快波及到各局、各区、各县党政机关，一时间机关内造反组织林立，他们揪斗单位领导干部，批判“资反路线”，搜查所谓“黑材料”，冲击档案要害部门，“夺权”之声甚嚣尘上。许多机关都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秀才”造反和群众造反确实不一样。这些“秀才”原来大多是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进了写作班子之后又长期接触市委机关工作，了解大量市委机关的核心机密。他们根本无视党纪国法，把大量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和被歪曲的事实散发到群众和社会中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眼看着党和国家机关的形象被破坏，名誉被玷污，我们内心十分气愤。

　　当天晚上，姚文元就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祝贺写作班子起来造反，说“你们革命我支持”，“有人造谣说写作班不是我和春桥领导的，这太可笑了”；并指示说“从十一中全会至中央工作会议之间，市委书记处对待中央的错误态度，你们还不知道，要等春桥和我回来，才能揭开”。这是在暗示，他们即将返回上海组织人马进行夺权了。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

　　随着“文革”火势的蔓延，“工总司”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作为旗帜和口号，不断“招兵买马”，势力迅速膨胀；与此同时，上海各工厂、企业基本群众怀着对党的深厚感情，也纷纷成立组织，在与王洪文的“工总司”展开的激烈斗争中，建立了全市性的“工人赤卫队”。上海著名劳动模范杨富珍等就是“工人赤卫队”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组织下，“工人赤卫队”迅速发展到80万人，成为“工总司”最强有力的对手。这样上海就逐渐形成了“工总司”和“赤卫队”两军对垒的局面。

　　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挥下，目标是“打倒陈丕显、曹荻秋”，夺上海市委的权。

　　以上海各工厂、企业工人群众为基础的“工人赤卫队”，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口号是“火烧张春桥”，被“工总司”斥为“保皇派”。两派势力旗鼓相当，一时难分高下，但“赤卫队”的命运注定是要失败的，原因不是别的，就因为“工总司”背后站着的是中央文革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一伙阴谋家。

　　1966年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向上海市委提出了八项要求，中心意思是要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的群众组织。荻秋同志到会，签字同意了“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这一行动激怒了“工总司”。王洪文当时是唯我独尊，唯我独革，加上背后有“太上皇”和中央文革撑腰，岂能容忍上海地盘上另有一支队伍与他抗衡?

　　“工总司”以八条中有要求市委制止“工总司”打、砸、抢行为的条文为由，于12月25日召开大会，胁迫曹荻秋宣布八条作废。荻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最后被迫违心地宣布八条作废。

　　“赤卫队”自然又不服气了，不满意了!

　　那时候我还在西郊养病。荻秋同志可苦了，他就像被人架到一条钢丝上，被两边拉来打去，一点点倾斜都不能有，一步走不好，就要跌下去，摔个粉身碎骨。

　　12月28日下午，大批“赤卫队”队员涌向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所在地，到了晚上，便聚了一万多人，小小的康平路被挤得水泄不通。

　　“赤卫队”高呼“打倒曹老头”，要求重新承认八条。

　　那时候，双方都喊“打倒曹老头”，但我们明白“赤卫队”喊“打倒曹老头”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打倒“曹老头”，而是要保“曹老头”，保上海市委，防止“工总司”夺上海市委的大权。他们喊“打倒曹老头”是一种斗争策略，以免被对方说成是“保皇派”。

　　对于这一点，张春桥他们也看得非常清楚。因此，他牢牢地把握住“工总司”作为他们反党夺权的政治基础，而对“赤卫队”则必欲置之死地。

　　张春桥和“工总司”王洪文等人的眼光，都牢牢地盯准了一个“权”字，他们的一切阴谋活动都是为了夺上海市委的大权。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取得了一致。

　　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尽管我一直在养病，张春桥却始终没有放过我。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2)

　　12月23日，张春桥在北京接见上海“工总司”代表时，对他们又进行了一番“点拨”：“陈丕显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挥。我们认为他还是很有实力的。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对他讲了，要他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文元当你的参谋、顾问’，但是他根本不听江青、中央文革的话，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安亭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问题：‘究竟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

　　“我要告诉大家，我和上海市委早就有分歧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复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定局，‘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当心陈丕显摘桃子!”

　　张春桥的话讲得明明白白，上海市委的权是早晚要夺的，而且夺权的人，只能是他和王洪文把持的“工总司”。这在张春桥随后给王洪文的长途电话中更暴露得一清二楚。张春桥从北京给王洪文的电话中说：“你要当心‘赤卫队’把‘打倒曹老头’的革命口号接过去，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取‘工总司’而代之!”阴阳怪气的张春桥从来说话都是说半句留半句，但王洪文却心领神会：一定要把“工人赤卫队”吃掉，否则就后患无穷。

　　王洪文得令后，像只鼓足了气的蛤蟆，立即蹦跳起来。他先后纠集了造反队员十几万人，把小小的康平路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这时，康平路市委机关内的“赤卫队”员只有不到两万人，眼看一场大规模的冲突迫在眉睫。

　　在这个关键时刻，荻秋同志赶到市委机关，同“赤卫队”进行了耐心的谈判，做了许多解释教育工作，并同意了“赤卫队”的合理要求。29日下午，“赤卫队”准备撤出康平路。

　　如果这时“工总司”也顺势撤退的话，这场风波就可以平息了。

　　但是错了，事实证明善良的人们总是一错再错。

　　眼看打、砸、抢没了对手，挑动武斗、摧毁“赤卫队”的一切阴谋将破产，坐阵北京幕后指挥的张春桥急忙打电话给他的老婆李文静说：“‘赤卫队’要夺取胜利果实，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你能不能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对于‘赤卫队’，要加强政治攻势，要瓦解他们!”他又说：“现在上海的桃子熟了，这个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

　　张春桥一口一个“胜利果实”、“桃子熟了”，夺权之情何等急切!

　　张的老婆李文静立刻把张春桥的电话指示传达给了徐景贤。29日晚，“工总司”二兵团司令耿金章和徐景贤、王承龙以及聂元梓的代表孙蓬等人召开会议，成立了武斗的“前线指挥部”，策划对“赤卫队”实施镇压。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3)

　　他们捏造了“‘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大方向错了”的谣言，蒙骗社会和广大群众，决定于12月30日凌晨向“赤卫队”发动总攻。

　　“赤卫队”是抄了张春桥和柯庆施的家吗?根本不是。“赤卫队”请愿的队员们在康平路机关内的一天多时间里秩序井然，没有带一木一石，分别在礼堂和办公楼的空房间内休息，等待接见，凡贴有“机要重地”的房间没有一个进入，连吃饭喝水都是本单位自己派人送来，自己解决。这和“工总司”动辄要市委、市人委送吃送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要说进入张、柯的家倒是有过，而事实是怎样的呢?张春桥老婆李文静自己说：“有几个赤卫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后来看到是住家，家中有老小，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和楼梯口站着或坐着，以后也没有再来。”柯庆施老婆于文兰说：“有人敲门进屋，但进屋一看到柯老的遗像就退出去了，以后也没有再来。”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曾写了一张名为《造谣派破产》的辟谣传单，上面写道：“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张维维的真话戳穿了王洪文等一伙人的谣言，因而被他们斥为“铁杆保皇分子”，“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

　　谣言既出，“工总司”便理直气壮地大打出手了。十几万造反队员手持棍棒团团包围住不到两万名赤手空拳的赤卫队员，把他们从康平路驱赶出去，许多赤卫队员被打得鲜血淋漓。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据不完全统计，被打伤送华东医院、华山医院、中山医院的伤员就有一百多人，可以想见，未送医院的轻伤员就更多了。

　　“赤卫队”被迫撤离康平路后，这场迫害并没有结束。12月31日，“工总司”又发出了《紧急通告》，将“赤卫队”市、区县局两级组织中二百四十多人抓捕拘留审查。

　　“赤卫队”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了!

　　“康平路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也是全国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经过这一次事件，上海市委被彻底冲垮了。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4)

　　“康平路事件”刚过，张春桥在对山西太原的造反派代表讲话时说：“‘赤卫队’进入康平路以后，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在那段时间里，上海风暴一阵接一阵，事件一个连着一个，扑朔迷离，惊心动魄。实际上根子都是一条，有一条又黑又粗的根子紧紧地联着两头，一头是前台表演的“工总司”头头王洪文，一头是幕后指挥的张春桥、姚文元。一边是野心家，一边是阴谋家，互相需要，互相依存，他们狼狈为奸，互相利用。可以说，这伙野心家、阴谋家的一生，在“文革”中达到了“辉煌”的顶点；而代表一级党和国家行政组织的权力机构——上海市委、市人委却处处被动，处处挨打。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文革”的对象是什么，“文革”的骨干是什么，“文革”所依靠的基础又是什么。即使发动“文革”的领导有一百种良好愿望和理由，实际上都是这样一种结果!“文革”的性质是什么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张春桥的预言没有错，在连续经过了“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之后，在一个比一个沉重的打击面前，上海市委终于彻底瘫痪了。

　　“康平路事件”过去仅仅6天，上海市委就在震撼全国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中被夺了权。

　　周总理来电，临危受命；

　　“一月风暴”袭来1967年来到了。

　　新的一年，没有带给人们任何欢乐和希望。人们的心情就像上海冬天阴冷潮湿的天气一样，阴沉沉的，每一天都生活在一种焦虑和紧张中。

　　上海的局势越来越坏。

　　“康平路事件”之后，被镇压下去的80万赤卫队员并没有服气。部分赤卫队员步行北上，准备到北京去控告王洪文、张春桥镇压赤卫队的暴行。“工总司”闻讯后，立即派出大批人马前去拦截。12月31日下午，两派队员在昆山县桥镇相遇，“工总司”强令赤卫队解散。赤卫队不予理睬，于是“工总司”依仗有后台，蛮不讲理，大打出手，打伤赤卫队员多人，再次制造了流血事件。

　　“工总司”的暴行引起昆山桥镇附近工人、农民的愤慨，他们情不自禁地加入冲突，事态不断扩大，造成沪宁铁路部分列车行驶中断。

　　“昆山事件”很快传到了北京。北京传来消息，说中央决定要我出来工作，首先整顿铁路秩序，并说周总理将直接给我打电话。虽然我还在病休中，但一听说是中央的决定，周总理还要挂电话指示，我就立即抱病赶到上海北站了解情况，找制造铁路交通中断事件的人做工作，并通知市委电话总机，有周总理的电话直接挂到北站铁路公安局。〖〗我立即抱病赶到上海北站了解情况，并通知市委机关总机，有周总理的电话直接挂到北站铁路公安局。1967年1月1日凌晨3点多，电话铃声响了。我拿起电话，耳机里传来总理熟悉的声音：

　　“丕显同志吗?”

　　今天是新年元旦，时间已是凌晨3点。此时此刻，又在处理事故的现场，接到总理的电话，我心情无比激动，连忙答道：“我是丕显。”接着，我又关切地问道：“总理，您这么晚还没有休息呀?”

　　“没法子啊，要处理的事太多了。”总理无可奈何地说，同时他又关心着我的健康：“阿丕，你身体好吗?”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5)

　　《陈丕显回忆录》修改手迹我回答说：“身体还好，可以坚持工作，有什么任务，总理您就下命令吧!”

　　总理忧虑地询问了有关“昆山事件”的情况，我在电话里向总理作了简要汇报之后，总理说：“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昆山事件’要尽快解决，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中断。”

　　总理又说：“对于昆山事件，不能使事态发展下去，要缓和一下形势。”“革命秩序要搞好，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

　　对于总理的指示，我没有任何犹豫。叶群要我“出来”，我可以搪塞；张春桥找我谈话，我可以不理他；江青要我“抓工作”，我可以应付过去；可今天是总理亲自向我交代工作，我能不挺身而出吗?尽管那时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形势又是那样险恶、复杂，但我知道，我必须站出来了。荻秋同志已被搞得焦头烂额，总理那时也是处境艰难，有多少事等着他去处理，总理的日子也不好过啊!我应当为敬爱的总理分忧啊。想起这些，我便坚定地对总理说：“我听从总理指示。我现在已在铁路局，我们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

　　总理高兴地说：“那好，我等着你的回音!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听着总理这亲切的询问，我心里很激动，真想把几个月来心里的疑惑、苦闷和委屈向总理倾诉，可一时又不知该如何谈起。我思索了一下，便拣心中感到最困惑的问题向总理诉说：“总理呀，有些问题我真想不通啊。上海市委、市人委已被造反派斗得不能工作了，荻秋同志处境异常艰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前些时候是‘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今天是‘昆山事件’，明天又不知什么事件，这样下去不行啊……”

　　我越说越激动，一时竟说不下去了。总理听着我的诉说，也十分坦诚地说：“阿丕，这些问题我很难回答你啊。但有一条，大不了就罢官嘛。没罢官之前，照样工作。你好自为之吧!”

　　听了总理这极为恳切又有难言之隐的回答，我一时语塞。我不能再给总理增添麻烦了。于是，我换了个话题：“总理，您身体好吗?”

　　“身体还好，就是睡觉太少了!”

　　最后，我衷心祝愿：“总理，您多保重!”

　　放下电话，感情的潮水便在胸中澎湃起来，令我久久不能平静。这种感情十分复杂，是忧虑、焦灼、愤慨，还是亢奋、激动，连自己也说不清。我思索一阵之后，立即叫秘书通知各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到市委东湖招待所连夜开会。

　　我当时并不知道，就在总理向我作指示的同时，一条黑线也在通过一双双黑手传向上海。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6)

　　凌晨5点多，王洪文、耿金章、徐景贤、朱永嘉以及一些外地红卫兵的代表陆续到齐。我在会上传达了周总理两小时前的电话指示，要求大家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和总理的指示，不要武斗，不要继续扩大事态，尽快动员铁路员工和沿线群众恢复铁路交通运输。

　　我话音刚落，徐景贤就跳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陈丕显!你不要又得意起来了!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让你出来不过是给你一个接受考验的机会，问题由我们造反派自己来解决，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我回答：“我现在还是市委第一书记，我是在执行周总理的指示。”

　　会场上气氛一下就凝固了。想想看，连总理的话他们都可以不听，我们讲话还有谁听?更何谈市委的权威?

　　徐景贤之所以能如此嚣张是有背景的。原来就在我接到总理电话后一小时，也就是徐景贤来参加会前一小时，张春桥也给徐景贤打了电话。张春桥在电话里一面向徐交“底”，一面出点子。张告诉徐，周总理已给陈丕显打过电话，要陈丕显出来工作，解决铁路中断的问题。“你们不要让陈丕显抓到旗子，要让‘造反派’抓。”又说：“现在曹荻秋出不来了，现在要陈丕显出来。陈丕显的账，你们要清算的，但现在不要急，等以后算。”

　　王洪文参加了1日凌晨的会，可在会上一声不吭，可能没有接到张春桥的旨意。会后他立即给张春桥打电话，没有打通，于是在1月2日叫了陈阿大、廖祖康等坐飞机到北京，由聂元梓接待，负责联系。3日晚，他们在《解放军报》社二楼见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说：“陈丕显出面，出乎我们意料。他秘书说他病得厉害，怎么突然出来了?我们想请示一下。”

　　张春桥：“这件事我们商量过。曹荻秋说话显然没人听了，没人出来不行。我们三番五次劝陈出来工作，他硬是拖着，不着急出来。你们从上海来的人都说陈丕显是幕后操纵，应该拖他出来表演一番。现在出来了就好了。”

　　王洪文说：“陈丕显一出来就高姿态。”

　　张春桥说：“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我抱病出来主持工作，是敬爱的周总理的召唤，我对总理是崇敬不已的。总理发话要我站出来，我是二话没说的。我决心尽一切努力把工作做好，把上海的局势稳定住。同时，我又深知在当时那样复杂的形势下，不要说任何一个疏忽，甚至任何一个正常动作，都有可能被人肆意歪曲，然后借机整你个粉身碎骨，而且有可能让总理受牵连。用这样一句成语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是再恰当不过了，那就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7)

　　就在这一天，即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这篇社论说，新的一年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王洪文、徐景贤一伙之所以如此嚣张，是仗着上边有中央文革，有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他们撑腰；而张春桥一伙如此嚣张，又是倚仗着什么呢?他们的目的仅仅是要打倒我，要“算陈丕显的账”吗?绝不是!他们明白这是周总理的布置，他们明里是针对我，但暗里的真实目的是反对周总理。面对这样一伙蓄意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我又能有什么回天之术呢?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和姚文元从北京飞回上海。用张春桥1月3日——也就是抵沪的头一天晚上对王洪文讲的话来说，他们此次回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投入上海的决战”。

　　他们终于按捺不住，认为时机已到，下山摘桃子，也就是夺权来了。

　　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之后，频繁召集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等造反派头头，出谋策划加紧夺权的准备，拼凑夺权班底。张春桥煽动说，“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的根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要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在他们的策划煽动下，一场夺权的闹剧便开始了。

　　1月4日，《文汇报》宣布夺权。

　　1月5日，《解放日报》宣布夺权。

　　张春桥、姚文元把他们的“行宫”设在了上海市委兴国路招待所，在那里忙不迭地接见《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代表。

　　1月5日，《文汇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的传单。在这样一张大报上刊登造反派组织的传单，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传单末尾签名的造反派组织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陈丕显回忆录》修改手迹这张传单是1月1日凌晨在市委东湖招待所开会讨论时，由我提议并提出主要观点。在当时情况下，只好由造反派起草。成文后，尽管文中的有些观点我不赞成，但“抓革命，促生产”毕竟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出于稳定和维持大局的考虑，我还是决定签字，同意发表，并印刷传单20万份，在上海市广为散发。

　　《文汇报》造反组织“星火燎原”得到这份传单决定转载，为此他们请示了正在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姚文元冷冷地说：

　　“我和春桥同志刚回来，事情很多，许多情况不了解，无法表态。登不登，你们自己决定吧!”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8)

　　姚文元、张春桥没有料到，正是这个时候，这份在他们那里遭到冷遇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在北京引起强烈反响。

　　当时，全国的工业形势由于“文化大革命”受到严重影响，工人纷纷仿效红卫兵，戴上红袖章，成立战斗队，成立跨行业的造反组织，走出厂门，走上社会闹革命去了。不少工厂停工停产，经济急剧衰退，这不能不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焦虑。主席那时每天要读《文汇报》和新出的《上海工作简报》，这正表明他对上海这座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格外关注。

　　1月8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上海问题的重要讲话：“《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了反，《解放日报》五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社我说封掉好，但报纸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两个报社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的报纸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宣传部可以不要，以前那些人在那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我(“你”指陈伯达)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急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1967年1月9日的《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上海《文汇报》1月5日刊载的由我主持与签发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被毛主席肯定是“少有的好文章”，我心中自然高兴，同时，也对其中一些提法不理解甚至不满意。

　　主席的这个讲话被红卫兵迅速地印成了传单，我也很快就看到了。我主持并签发的《急告全市人民书》被主席肯定为是“少有的好文章”，心中自然高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同时，我对其中一些提法也不理解甚至不满意，比如把《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组说成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我心里就暗自掂量过，造反派们算是什么阶级呢?被夺了权的《解放日报》编委、《文汇报》编委，又算是什么阶级的人呢?“保守派不抓生产”，这个“保守派”又是指谁呢?除了我和曹荻秋，这个账还能算到谁的头上去呢?死了的“张屠夫”，又是指谁呢?尽管如此，我还是从正面积极地去理解，认为主席讲这番话的关键点在于“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全国的形势我虽然不太清楚，但上海的情况我是了解的，半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把生产形势搞得一团糟，工人们成立跨行业造反组织，到处造反，机器停转，工厂关门，工业产值急剧下降。两派群众组织的尖锐对立随时可能导致矛盾激化，造成停水、停电、停交通的“三停”严重局面，到那时可就一切晚矣!上海是国内第一大工业城市，上海不能乱，上海不能垮。这决不仅仅是我个人担心的问题，一定也是令中央、令主席担忧的问题。这样一想，便觉得主席的讲话英明、及时，个人即使受再大委屈也可以不去计较。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9)

　　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急告全市人民书》，标题略加修改，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接着，全国各省市大小报纸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加上毛主席的指示，便一下在全国轰动了。

　　这是张春桥一伙阴谋家始料未及的。一篇本来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由随时可能被他们打倒的陈丕显提出主要观点并签字同意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居然被主席如此看重，并被全国报纸争相转载了!这一口气吞得太不顺心!张春桥、姚文元觉得自己失算了。

　　不仅如此，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更大的失算还在后头。这就是《紧急通告》的产生。

　　《紧急通告》是针对上海市愈刮愈烈的经济主义歪风而产生的。

　　经济主义歪风是从“签字风”开始的，而签字风则始于张春桥。

　　自从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后，造反派们发现了签字的甜头。许多过去要经过处、局、部层层审批的请示、报告，现在抓住一个“头头”签一个字，就解决问题了。那一阵批斗会开得既多又凶，批斗会的目的往往就是要头头签字，不签就斗，狠斗，一直斗到你签字为止。而且，造反派们越来越发现，不但表面看来冠冕堂皇的要求能通过签字得到解决，许多不正当的、掺杂个人私欲的、过去不敢提到桌面上的要求，只要能得到一个签字也能解决。这大大地刺激了一些人的私欲，各种要求、条条雪片一样往我和曹荻秋身上飞。其中有要汽车的，有要军大衣的，有要房子的，有要买红布做袖章的……

　　一时间，也不知怎么冒出那么多组织，有个叫“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组织，弄出个“八项要求”要我签字。我不签，就斗我。

　　现在上海市委文革档案里，还可以查到这样的条子：刻一个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图章，并且供应红布，做红袖章，上面印上黄字。共红布十匹，立即供应。

　　要求者代表蒋××这个“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名叫戴立清，是从兰州倒流回上海的，摆过小摊，做过投机倒把生意。“文革”时在上海标准件材料厂当临时运输工，领了一群临时工、合同工起来“造反”。

　　戴立清造反闹什么呢?闹长工资，闹待遇，闹转正。临时工、合同工转正是有政策的，这不同于批条买几丈红布、几桶墨汁，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制度的重大政策问题，市委决不会让步，因此他们在上海当然闹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戴司令一声令下，他们闹到北京去了。

　　令人感到意外又啼笑皆非的是，1966年12月26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居然接见了戴立清。很显然，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完全是“借题发挥”，有着险恶用心的。江青真不愧是个“演员”，“感情丰富”，在接见会上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她听了戴立清等人对上海市委“老爷们”的控诉，还当场流下了眼泪。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0)

　　江青当着戴立清等造反派的面，当即宣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负责人进殿，劈头一顿训斥：“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服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么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是像包身工!”

　　康生说：“制定合同工制度的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

　　江青又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一、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这伙人根本不懂和无视国家政策法规，你一句，我一句，信口雌黄间，就把实行多年行之有效的政策变了个样。戴立清一伙自恃拿到尚方宝剑，回到上海，更加起劲地闹转正，闹补发工资，增加工资。

　　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上海各家银行纷纷告急：仅从1967年元旦到元月4日，4天时间里货币流失量就达千万元!接到这些告急，我和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心急如焚，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不刹车不行了。

　　正当我们在为刹经济主义歪风急得团团转时，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及上海各造反派头头的出谋划策下，“市委机关联络站”、“工总司”等造反组织以全市造反派名义，在上海市人民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这次批斗会除了在市人民广场设了一个中心会场之外，还在全市设了369个分会场，并通过14个广播中转站向全市市民广播，上海电视台同时转播批斗会的实况。中心会场上，他们把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主要领导人——我、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杨西光、梁国斌、常溪萍等揪到台上批斗，还把部局级以上领导干部数百人拉到台上陪斗。大会的重点发言和口号都经张春桥、姚文元亲自修改、审定。在这个批斗会和以后的29次全市性电视批斗会上，王洪文、徐景贤等人对上海市委特别是对我和曹荻秋同志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诬陷，罗织了许多“罪状”。

　　1967年5月6日的《解放日报》在总结三次电视批斗会议的新闻中这样写道：“到目前为止，电视斗争大会已经经历了三个回合，获得了极为辉煌的战果。十多年来旧上海市委内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更加彻底地揭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资产阶级复辟的斗争更加充分地暴露在全市革命人民的面前。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柯庆施同志生前说过：‘我身边有个最坏最坏的人，一定要挖出来!’现在，这个最坏的人被挖出来了，他就是潜藏在旧上海市委内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上海的代理人。几次电视斗争大会揭发的大量材料表明：他和上海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疯狂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狂热吹捧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千方百计破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大肆推销大毒草《修养》；他们猖狂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贩卖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百般美化资产阶级，实行阶级投降；他们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相呼应，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他们积极推行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四清’运动。在这次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更变本加厉，顽固地对抗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攻击中央文革小组，镇压革命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在干部问题上，他们提出‘上压下挤’等恶毒主张，打击一大片，千方百计保护他们和他们的后台老板过关。许多人在揭发时指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柯庆施同志在世时，对他们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有力的反击，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上海占统治地位，充分调动了全市革命人民的积极性。柯庆施同志去世后，他们依仗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势力，窃取了上海的党权、政权、文权，倒行逆施，兴风作浪，妄图在上海复辟资本主义。真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1)

　　现在重读这些文字，读者们会哑然失笑，觉得这些东西实在是太荒唐了，简直不值一驳。可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一个组织、一个同志被戴上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那就是罪该万死，永世不得翻身了。面对这样的攻击和诬陷，我力争全力反驳。然而，我越争，他们就越斗，越说你不老实，态度恶劣，罪名也越来越多。最后，王洪文、徐景贤等人居然宣布：从今天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要我在七天之内彻底交代所谓的“反革命罪行”；还致电中央要求彻底改组上海市委。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篡夺上海的党政大权作准备。

　　1月6日批斗之后，1月8日下午，我到锦江饭店九楼参加在这里召开的刹经济主义歪风的会。这就是当时我们这些“走资派”的处境：一边要接受批斗，否则就是对抗“文化大革命”；一边还要组织生产，否则出了事又说你以生产压革命，真是左右为难。有时只好上午接受批斗，下午组织生产；有时只能是白天接受批斗，晚上组织生产。不管造反派怎么“撤”我们的“职”，在中央没宣布前，我还是上海市的领导，还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还得负责上海的工作。这个会是由几个造反组织带头发起的。造反派里面聪明一点的人也明白经济主义歪风不能再刮下去，否则他们自己的前程会随上海的经济崩溃一块儿完蛋。会上决定起草《紧急通告》，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有“红革会”、“工总司”、“三兵团”等造反组织。我代表上海市委在上面签了字。

　　《紧急通告》发出后，张春桥又一次感到恼怒，他把徐景贤叫去训斥：“刚刚发表了一个《急告全市人民书》，怎么又来了一个《紧急通告》?谁让你们去开会的?谁让陈丕显去起草这种通告的?”

　　张春桥又命令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给我，想从我嘴里搞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回答说：“报上登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都是表示支持的。《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在锦江饭店，我和各个造反组织及有关各局负责人研究，由造反派提出意见，我签字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搞出来的。”

　　《紧急通告》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刊出后，毛主席又大加赞赏，立即指示《人民日报》转载，并委托陈伯达起草了给上海的贺电。贺电起草后，主席又委托林彪召集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讨论通过贺电。

　　贺电是拍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的：

　　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2)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以实际行动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模范。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战斗任务。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这封信的最后署名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

　　主席的批示使我又一次受到极大的鼓舞。从总理电话、毛主席两次批示中，我强烈地感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是信任我的，是不想打倒我的；而要置我于死地的，是江青、张春桥等一伙人!

　　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表面上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但是当毛主席的指示和他们的政治利益相冲突时，他们本质上也是反毛主席的。《急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在全国转发，这是毛主席批示的，但因为这两个文件都是我签字同意的，这显然和他们要打倒我的政治利益发生了冲突。因此，他们照样发难，照样反毛主席。

　　一个《急告全市人民书》，一个《紧急通告》，在中央、在主席那里作出了如此迅速、如此强烈的反映，这是张春桥万万没有想到的。尤其是对这两份文件，当初张春桥不但没有插手，没有支持，甚至还反对过；在文件上签字同意的，恰恰是我陈丕显。这对张春桥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打倒陈丕显、夺上海市委的权实在是太不利了!

　　张春桥毕竟是张春桥，他可是不一般，这个诡计多端的人是决不肯轻易就认输的。他那一套阴谋功夫真可谓炉火纯青。假可以变真，真可以变假，转眼功夫，他就变不利为有利，把两个通告的功劳算到他头上去了。

　　他先是利用报纸。

　　他召见了《文汇报》造反派，无中生有地厚着脸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的一些想法，我们在北京时曾讲过。我曾说，‘赤卫队’这样搞，我们只有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才能把他们打下去。”

　　张春桥如此说，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了，“我们在北京时”就曾讲过，比文件产生的时间要早得多；既如此，这份功劳就自然该算在他身上。张春桥的话经报纸一登，马上大街小巷不胫而走，从上到下都知道，是谁在参与、指导两个通告的诞生；而陈丕显，不过是个被造反派握在手里的橡皮图章而已。

　　心肠之黑，脸皮之厚，诡计之多，言语之毒，天下莫过此君者。

　　出来工作后，为了不辜负周总理和上海市广大人民的期望，我没日没夜地工作，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把上海的局势稳住，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我所做的一切，并不能挽救动乱的局势，更不可能给我自己的命运带来任何的转机。一场更险恶的暴风雨马上就袭来了。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3)

　　1月12日上午，张春桥、姚文元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挽回被动局面，为了夺取上海的党、政、财、文大权，密谋策划召开了“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我和曹荻秋及其他上海市委、市人委以及部局领导都被揪到台上批斗。

　　那天的人民广场，大约有几十万人，声势浩大，锣鼓喧天。群众一遍一遍地高呼口号：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热烈庆贺中央来电！”

　　“打倒陈丕显!”

　　“打倒曹荻秋!”

　　“砸烂上海市委！”

　　看着“热烈庆贺中央来电”这条标语，我心中不由哑然失笑：中央来电是祝贺《急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的；可是，作为这两个文件出台参与者、签发者的我，却被造反派揪在批斗台上。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个时候，造反派们在口号上对我和曹荻秋已经不分什么“火烧”、“打倒”了，统统都是“打倒”、“砸烂”。

　　经过慎重考虑我特意穿上了军装。我想你们肆意妄为，这可以“油炸”，那可以“火烧”，我穿着军装，你们总不好拳头棒子往身上乱砸吧？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密谋策划要开大会批斗我们的前一两天，便有许多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将消息透露给我和家人，说这次批斗不同往常，可能会有大动作，要我做好准备。说实在，那几夜我想得很多，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我认真回顾了参加革命几十年来的历史，觉得自己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严格按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可以说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我深信党和人民会公正评价我。至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我将会实事求是地作检查，并认真接受群众的批评，经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验。然而，一想到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伙人，我心里就没有底了。因为这帮家伙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尤其是张春桥，那是个极为阴险的家伙，很难想象他会干出什么名堂来。为此，我作了充分思想准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无所畏惧。

　　12日早晨，我起床后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又穿上平时难得一穿的崭新的军装。因为尽管造反派们锣鼓口号震天响，但并没有中央正式文件或有谁通知我，说我的职务被免了。我仍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和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经过慎重考虑我特意穿上了军装，我想你们肆意妄为，这可以“油炸”，那可以“火烧”，解放军总还是钢铁长城吧。穿着军装，你们总不好拳头棒子往身上乱砸吧?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4)

　　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便向家人告别。为了让爱人和孩子减轻思想负担，我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上班去了，你们多保重。”此时尽管我故作平静，但我爱人和孩子心里都明白，此去凶多吉少，他们个个眼里饱含泪花。当我说声“再见”时，他们一齐拥了上来。我那小女儿一把抱住我喊了声“爸爸”便泣不成声。面对这些生离死别的情景，我心中一阵酸楚。结婚以来，我和妻儿有过多少次的分别啊，每一次分别虽然都是难舍难分，但以往的分别都带着革命的豪情，憧憬着下一次的见面，可是这一次分别却充满着悲壮与凄凉，不知何时可以重逢!谢志成拉住我的手，无限深情地对我说：“阿丕，你要多加小心。”我点点头，悄悄地对她说：“如果我出了事，你就带孩子们去找陶勇。”我嘱咐孩子们要听妈妈的话，说完转身就走了。

　　谁也没想到，此一去，我便身陷囹圄，一别妻儿竟达八年。

　　进会场之前，一个押解我的造反派对我说：“陈丕显，你这身军装换下来。”大概他也考虑到了穿着军装，走资派威风就扫不下来的问题。

　　我强硬地坚持说：“不能换，我是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你们有什么权力要我脱军装。我有什么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是军装我决不能脱。”

　　我的强硬态度使他们为难了。他们商量了一阵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叫我把领章、帽徽取下来，军装仍由我穿着。大会开始后，我和曹荻秋被押上台。还好，没让戴高帽子、弯腰和挂黑板，只是让我们低头站着。台下一遍遍鼓噪：

　　“打倒陈、曹！”

　　“陈、曹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5)

　　毕竟不是第一次挨批斗了，站在台上，我显得比较坦然。可是，面对台下几十万狂热的人群，面对自己呕心沥血工作了十几年的这座城市，要说不难过、不痛心那是假的!难道群众就是这样给我们判了“死刑”吗?中央就是这样给我们下结论了吗?这是一个有着八百万人口的全国第一大工商业城市，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啊!这么大一个摊子，这么重要的位置，中央真的对此就一点不考虑，撒手让它进入疯狂的无政府状态了吗?

　　张春桥和姚文元神气十足坐在主席台中央。这是他们在幕后紧锣密鼓阴谋策划了几个月好不容易大功告成的一天。望着张春桥——这个昔日的部下，今日中国不可一世的人物，我心中感慨万端!

　　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在上海滩闯荡，二十多岁开始混迹于上海文坛。他工于心计、苦心经营，一颗早晚要出人头地的野心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萌芽了。对他早年在上海的活动和表现我是知道一些的，正如党内多数高级干部对蓝苹早年在上海的活动和表现都略知一二一样。既是过去的事情，又都有过结论，过去的也就过去了。

　　我对张春桥的认识，最早是从我任市委代理第一书记、他任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时开始的。这个人平时不苟言笑，遇到重大问题从不先表态，总要察言观色、掌握火候和时机。一旦事情出现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态度调整好，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城府很深，阳一套阴一套，不好合作，这是“文革”前我对张春桥的印象。他品质中的这种劣根性在“文革”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升华”。阴一套阳一套，心黑手狠皮厚，真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柯庆施的提携下，他的地位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一升再升，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到成为分管宣传工作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一段时间内，他的这一套确实为他个人带来了不少好处，但是一个靠谎言、阴谋混日子的野心家，早晚会被党和人民所识破的!

　　当时，面对那种混乱的局面，我心中不禁担心，党内生活还能恢复正常吗?

　　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会上讲了话。这两个人嘴大气粗，猖狂得很，一口一个“毛主席”如何如何，这话意思很明显，无非是告诉人们，他们是有“背景”的，而且背景是如何了不得。把他们当年的讲话稿翻出来看一遍，那种拉大旗作虎皮的虚张声势和夺权之后的洋洋得意，便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即使令人肉麻的虚伪的谦虚也掩盖不住。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6)

　　张春桥说：“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对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对《海瑞罢官》这出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像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挡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

　　我明白张春桥这话的意思，他是指市委“文革”初期在提到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时说过，批《海瑞罢官》是从上海先搞起来的，上海市委对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态度上是正确的。张春桥连这种提法也不能容忍，不但大功小劳都得一起算到他头上，而且反过来还要咬人一口，骂市委领导人“可耻”。事实上，最可耻的正是他张春桥!

　　张春桥接下去说：“毛主席最近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他对上海有很高的希望。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个贺电也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的最沉重的打击……”

　　当时，张春桥得意洋洋地在台上指手画脚，我和曹荻秋像个罪人，低头站在台上听审，但我并无半点心虚。张春桥对《急告全市人民书》及《紧急通告》是什么态度，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就在两天前，他还叫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给我探听虚实，这才不过几十个小时，他整个嘴脸就如此大变。对这件事，对一年多来上海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我们清楚，他也清楚，此刻真正心虚的应该是他。我相信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阴谋和阴谋家迟早有一天会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

　　张春桥、姚文元讲完话后，王洪文上台，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7)

　　大会结束后，王洪文手下的造反队员突然对我采取“闪电行动”，几个人抓起我就走。上车前我问：“带我去哪儿?”

　　“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少废话!”

　　“你们凭什么抓我，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说完便不容分说地将我推搡上车。

　　这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既没让我回家，也不让我跟家里人说一下，就这样把我抓走了。车子七拐八绕，把我带到一处地方关起来，通知我准备明天“配合”游街。

　　说是心里一点不慌，那是假的。我自忖一生革命，不能说一点错误没有，但自己是始终忠于革命、忠于祖国、忠于党的，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极尽绵薄之力。不要说作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了，就算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也不能被人肆意侮辱!游街，这种带有强烈人身侮辱色彩的事，明天就要强加在我头上了，上百万人无组织的行动，谁能料到会不会有殴打、唾骂甚至比这更野蛮的事情发生?

　　我一面设想着种种可能降临的侮辱，一面暗自决定着，如果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我将如何对付，如何保护自己的尊严。一夜辗转反侧难眠，听着墙外轧轧作响的机器声，我猜想自己被关押的地方是个棉纺厂。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关押我的地方正是棉纺厂，是王洪文起家前的“老窝”上海国棉十七厂。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勒令上了一辆卡车，开始了全市大游街。用卡车游街，这在上海还是没有先例的，这个发明权大概也属于王洪文。

　　卡车上有一个看押我的红卫兵小姑娘，看年纪和我的女儿差不多大小，顶多十三四岁，是个中学生。看上去人长得很精神、挺秀气的，说起话来伶牙俐齿，穿了一身军装，戴着红袖章，梳了两个羊角刷刷，时尚的打扮掩饰不住稚气未退的灵秀。我想，这么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她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可是“文化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个小姑娘的面目：这个小红卫兵杀气腾腾的，横眉立目站在那里，一副随时准备解下皮带打人的样子。我听见周围的人都叫她“鬼见愁”。

　　我在“鬼见愁”的看押下开始了卡车游街。卡车上挂了两条大红布条，上面写着黑字：“打倒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陈丕显”，“陈丕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车上的口号声、喇叭声甚嚣尘上，街道两旁尽是群众，从眼神看得出他们对这种做法是反感的。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8)

　　站在车上，“游”过这一条条熟悉的街道，我心里不由得一阵阵悲怆：土地革命时，我们打土豪分田地，让顽固地主游过街；进城后，我们搞“三反”、“五反”，让反革命分子、不法资本家游过街。没想到今天我竟成了游街的对象!转而想到全国到处都是这样，“走资派”莫不如此时，自己又有了点阿Q的味道：在卡车上游街有一点好，就是打不着也挤不着。我昨天晚上的许多担心，倒成了多余的了。

　　后来听说，两天后游斗荻秋同志时竟用了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专用车，强令荻秋同志跪在高高的车顶上，且不要说危险，就是这种充满人身侮辱的做法也是令人发指的!

　　从这次游街之后，我便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告别了工作，告别了家人，带着鼻咽肿瘤治疗后的虚弱的病体被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囚禁起来，开始了整整八年的囚禁生活。

　　继1月4日、5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之后，上海市逐渐掀起了夺权狂潮。从1月11日至14日的三天内，有49个市级、区县局级单位被夺权，其中有本单位造反派夺的，也有本单位联合外单位造反派夺的。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策划、指挥下，一时间上海各造反组织纷纷粉墨登场，争夺权力，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夺权闹剧。

　　1月12日，“上海市革命造反组织联络总站”宣布成立之后，由于各造反派你争我夺，使“联络总站”一直“联络”不起来。1月15日，耿金章的“二兵团”联合“上海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上三司”等11个造反组织，约二三百人，于凌晨3时半冲进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夺了上海市委的大印，宣告“夺权成功”。这打乱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联络总站”夺上海市委权力的计划。张、姚、王非常吃惊又非常恼火，立即研究对策，并由张春桥直接出面对耿金章软硬兼施，迫使耿金章退出夺权。

　　与此同时，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加紧了夺权的步伐。张春桥与姚文元商量，想出了一个新点子：不用“联络总站”的名字，而用“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立即打电话请示陈伯达，陈伯达认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字有新意。有了陈伯达的支持，张、姚更起劲、更有胆了。他们又马上部署，从拼凑夺权班子到舆论宣传，诸如“夺权宣言”和“通令”、张贴标语以及新闻报道，都作了充分准备。他们计划1月24日召开夺权会议，25日开庆祝大会。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9)

　　可是张、姚、王的如意算盘一再被“二兵团”、“红革会”、“上三司”等造反组织的夺权行动所打乱，“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迟迟无法举行。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方面密谋策划，采取笼络、离间、分化和镇压等多种措施打击、排斥异己势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向中央文革的江青、陈伯达寻求支持。

　　1月3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社论。这篇社论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个无产阶级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作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中央报刊第一次让“一月革命”见诸报端，显然是中央文革组长、《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对张春桥的支持和鼓励。因为“一月革命”的“发明权”属于张春桥。在此之前，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过：“苏联‘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

　　经过紧张的密谋策划，2月5日，《文汇报》破例在头版以醒目标题发表长篇新闻《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告诞生》。新闻一开头就龇牙咧嘴大吹大擂地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巴黎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热烈支持下，今天宣告诞生了。从此，上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真正回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上海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

　　当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组织上百万人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人俨然以人民公社领导者的身份登上主席台，成为公社的“常委”，在会上发表演说、讲话。王洪文踌躇满志地宣布“上海公社”的“宣言”和“通令”，“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于是，这个“文革”的怪胎便宣告出世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人梦寐以求的夺权愿望似乎就这样实现了。

　　1967年2月5日，张春桥一伙组织上百万人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可是，毛主席不让《人民日报》转载这条新闻，并严厉批评了张春桥的自作主张。〖〗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中说，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热烈支持下诞生的。这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拉大旗做虎皮的阴谋诡计，是用以欺骗广大干部、群众的。其实，毛主席既没有“热烈支持”，也没有同意“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称。2月5日《文汇报》发表新闻之后，按理说《人民日报》应当照例给予转载，以表示中央的支持和肯定。毛主席却不让《人民日报》转载，因为这是涉及国家政权体制的大问题。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张春桥的自中央传达了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好”的指示。张春桥不得不作了检讨，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2月24日，百万群众只好又一次集会“庆祝”。

　　作主张，张春桥不得不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作了检讨。为此，中共中央专门发了《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委员会好。”通知规定各省不再用“人民公社”这个名称，而应按毛主席的指示，统一为“革命委员会”。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只好把“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接着，上海又出现了“文革”中罕见的奇怪现象：2月24日，上海市又一次百万人集会，又一次欢呼、庆祝“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二天，即2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成立大会的消息。报道中专门提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至此，张春桥便成了上海市革委会的太上皇，开始了他对上海广大干部、群众长达十年的残酷迫害。




暴风骤雨我成了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1)

　　之一；老帅们大闹怀仁堂1967年2月16日，在我被关押一个多月之后的这天，一场酝酿了半年之久的政治风暴在北京中南海突然爆发了。这就是后来被江青、林彪一伙诬为“二月逆流”的震撼全国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说起来，触发这次事件的引信之一还是我。

　　1966年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加紧了向上海市委夺权的步伐，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激烈地进行着。1967年元旦社论发表之后，夺权的狂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市委、市人委处于极其被动的状态，整个上海的局势也处于动荡不定、岌岌可危的境地。处于这场斗争漩涡中心的我和荻秋同志心急如焚，可又力不从心，难挽狂澜。面对这种从未经历过的危急情况，我和荻秋同志商量，决定向中央汇报，向中央求援。1967年1月3日，我挂通陶铸同志的电话，向他汇报了上海局势紧急的情况，倾诉了内心苦衷，请求中央的支持和帮助。陶铸同志听完之后急切地问我：“你们能坚持一个星期吗?最好能坚持两个星期!”他在电话中对我又加重语气说：“总之一句话，坚持就是胜利!”放下电话，我立即把通话情况向荻秋同志说了，并一起分析了陶铸同志指示的含义和精神。我们都预感到，似乎党中央将有新的决策、新的精神。因为原先中央就曾说过，“文化大革命”搞三个月，以后又说最多搞半年。按以往搞运动的经验，我们觉得中央可能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了。想到这一点，我们都深受鼓舞。可是从《元旦社论》的精神看，并没有这个迹象。《元旦社论》说“今年的任务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想到这变幻莫测的斗争形势，我们又忧心忡忡；而心里总存在着一种美好的期望，希望中央尽快扭转眼前这种危急形势。我带着病痛坚持着，期待着中央的新精神。

　　可是，我期待到了什么呢?期待到的是一场震惊，一场更大的灾难！

　　1月10日，大街小巷的大字报、造反派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令我心惊的“北京来电”：“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铸!”有的大字报还传出了1月9日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说，陶铸问题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他在十一中全会前后，执行的都是刘、邓路线。接见红卫兵，在报纸上、相片里、电视中，刘、邓的镜头都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给管住了。”


暴风骤雨我成了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2)

　　听到这个消息，我震惊之极，难道这消息会是真的?根据“文革”以来的经验，这消息大概不会错，因为谁也不敢随便编造毛主席的指示，即使是胆大包天的王洪文也没有这个胆量。何况那时政治风云变幻，康生、江青说打倒谁，谁就立即倒霉。彭德怀、贺龙已被揪、被斗，陈老总也朝不保夕，煤炭部长张霖之被活活打死。在这无法无天的年代里，什么事不可能发生?即使这样，我仍心存侥幸，希望陶铸同志没有被打倒。我立即吩咐人去打听情况。

　　不幸消息终于得到了证实，而且后来我还知道了许多更详细的情况：

　　1966年12月25日，陶铸同志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因为要保护余秋里、谷牧、王任重等同志，与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受到了这些人猛烈的围攻。

　　性格直爽、刚直不阿的陶铸气愤至极。经过一番思考，他去找毛主席，直言不讳，慷慨陈词，要求保护老干部，并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处于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还流露出“京官难做”的情绪。

　　陶铸的真情感动了毛主席。12月29日，毛主席对他说：“过罢新年，你到几个省、市去考察一下，去看看运动情况到底怎么样?还是老问题，‘糟得很还是好得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亲自去看一看。几个省、市委第一书记要保啊，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云南的阎红彦，江苏的江渭清……凡是能保的都要保。要救人于水火呀!你代表中央去，讲话的作用会大些。”毛主席自己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一二十人。

　　陶铸将毛主席同他谈话的记录整理好后，立即报告了周总理。总理又慎重地请示毛主席具体保哪些人，毛主席说，凡是受严重冲击的都可以保。周总理得到了毛主席的指示，于当天下午在中央的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说：“毛主席的指示现在就作为中央的决定。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陶铸同志电话里要我“坚持”，原来是这个意思呀!我得知这些情况时，陶铸同志已被打倒，成为“全党全国共诛之”的对象。我了解陶铸同志，我从心底里感激他，感激毛主席。




暴风骤雨我成了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3)

　　江青一伙对陶铸同志即将代表党中央外出考察极为恐慌。因为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的目的，就是要把全国搞乱，要打倒老干部，以便乱中夺权。因此，他们千方百计要阻止陶铸外出调查。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立即回上海，堵住陶铸的去路。老奸巨猾的康生、江青想出了毒计，把陶铸就地打倒，拔除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他们便施展恶人先告状、先下手为强的卑劣手段，在毛主席面前告了陶铸刁状，栽赃陷害，使陶铸罹难。康生、江青、张春桥这伙害人虫残害了多少忠良!

　　陶铸想保护一批党的老干部，结果自己却引火烧身先被打倒。自此，康生、江青、张春桥一伙更是肆无忌惮，有恃无恐了。全国掀起了揪斗、迫害老干部的一阵阵恶浪，陶铸没有能够出京考察，张春桥、姚文元却飞回到上海来“摘桃子”，掀起了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




暴风骤雨我成了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4)

　　上海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遭殃了。我和曹荻秋以及市委、市人委的绝大多数同志开始陷入生死关头。

　　陶铸被打倒之后，周总理的处境更加艰难了。我们敬爱的总理为着党和国家利益，不顾个人安危，以他博大的胸怀、超常的才华，忍辱负重地同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之流展开顽强和巧妙的斗争。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拟出了一份中央局和省市委第一书记的保护名单。陈毅同志也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把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名单都开列在保护之列。毛主席批准了周总理和陈毅同志所拟的名单。名单中有我、叶飞、江华、江渭清、谭启龙、杨尚奎等人。

　　1967年1月28日，中央分别派出专机，从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等地把叶飞、张平化、杨尚奎、江华等同志接到北京。叶飞是在当时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均同志的干预、帮助下，从造反派手里接走的。接我的飞机也到达上海机场，由于张春桥暗中搞鬼，王洪文控制的造反派把我和曹荻秋扣住不放，结果没有走成。据当时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告诉我儿子小津，飞机在江湾军用机场一直停了好多天，一直在等。张春桥、王洪文明明知道保护的名单里有我，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决定的，可他们就是扣住我不放。事实又一次证明，当和他们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照样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

　　由于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完全落实，引起了尚能讲话的老帅们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不满。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拍案而起，仗义执言，与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一伙进行了严肃的抗争。一时间，怀仁堂里正气压过了邪气，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康生、张春桥之流，在老帅们猛烈炮火轰击之下，毫无招架之力。

　　于是这便成为轰动全国的所谓“二月逆流”的引信之一。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原定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王力、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等。

　　开会之前，与会人员陆续进入会场。




暴风骤雨我成了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5)

　　在怀仁堂门口，谭震林和张春桥从不同方向走向怀仁堂的台阶，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谭震林对张春桥投以鄙视的目光，没有理睬这位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老奸巨猾的张春桥深知这位老上级是个不好惹的人物，原想主动上前打招呼，可看谭震林如此蔑视他，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对谭震林的鄙视迅速作出了反应。此时的张春桥已非昔日可比了，他有靠山，已是冉冉上升、说一不二的人物了。他昂首阔步、目空一切地往前走。突然，性烈如火的谭震林扭过头来，厉声问身旁的张春桥说：“陈丕显为什么没来?”谭老板指的是进京的名单上有我，但我没到北京来。张春桥现在是上海的“太上皇”，所以问他是理所当然的。

　　谁知张春桥却板着面孔阴阳怪气地说：“他来不了啦！”

　　“咦，毛主席批准的，而且还专门派了专机去接，怎么来不了了呢?”谭震林看着这位新贵竟敢如此无礼，居然“一阔脸就变”，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张春桥有恃无恐地说：“群众不答应呀!”

　　谭老板怒吼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呀!如果什么都由群众说了算，还要党的领导吗?”

　　张春桥反唇相讥说：“党?党组织不管用了。在上海，科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老板听了十分气愤，讥讽地对张春桥说：“噢，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

　　事隔多年，当谭震林同志给我讲述这场在怀仁堂门口与张春桥唇枪舌剑的“遭遇战”时，谭老板诙谐地对我说：“我这一番话把张春桥气得脸色像猪肝一样。不过，我也气得不得了，恨不得上前搧他两个耳光。”要是在战争年代，谭老板是完全会这样做的。他平时是个极为宽厚的人，但发起脾气来也很厉害，和平时判若两人。

　　张春桥阴沉着脸进去了。谭老板也早已憋了一肚子气。说实话，对江青、张春桥一伙的倒行逆施，开国元勋们早有看法，早憋不住了。

　　碰头会刚一开始，谭震林便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重问张春桥：“进京的老干部中，为什么陈丕显没来?”

　　张春桥还是那句话：“群众不答应啊！”

　　谭老板一下气炸了，连珠炮似的向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发火了：“群众!群众！不要张口闭口用群众压人!陈丕显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省委第一书记有什么问题?毛主席都批准保他们，为什么你们不让陈丕显来北京?”




暴风骤雨我成了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6)

　　张春桥在谭震林的逼视下不阴不阳地说：“群众起来了，这些事都要跟群众商量，他们不签字嘛！”

　　“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形而上学!”

　　谭老板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地继续吼道：“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明明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他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好些话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说完，谭老板穿上衣服，拿起文件夹起身便走，一边走一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谭老板这一番大义凛然的慷慨陈词和质问，说出了与会的老帅们郁积心中已久的心声，引起了在场的老帅们、前辈们的共鸣。他们早就按捺不住了。

　　陈毅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现在有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谁是拥护毛主席的吗?”

　　谢富治不断插话，以老干部身份替中央文革说好话，真是奇怪之至。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力则一言不发，低头匆匆猛记笔记。这里引用的怀仁堂上老同志们的发言就是根据谭震林同志生前的回忆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的记录整理的。他们没有想到经他们亲手记录下来的材料，恰恰成了老一辈革命家铮铮铁骨和他们卑鄙嘴脸的见证。




暴风骤雨我成了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7)

　　谢富治又一次插话说：“文革小组经常讲震林同志好话。”

　　先念同志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老板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身边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老板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老板立即回击道：“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先念同志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逼、供、信。这个搞法是从1966年的第13期《红旗》社论开始的。”

　　《红旗》13期社论的标题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文章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发表在1966年10月。听先念同志如此说，总理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是分管《红旗》的，《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都要送他审查，而且许多文章是由他授意组织的。这篇社论明明是他参与炮制的，康生却当面撒谎道：“我没有看过。”

　　叶剑英同志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老一辈革命家在会上拍案而起，仗义执言，骂得酣畅淋漓。如果说，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心中更多的还是疑虑、担忧、迷惘和观望的话，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这种疑虑和迷惘已经转化为愤怒和抗争了。这个抗争是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大量血的事实的教育下所触发的。郁积在老一辈革命家心头的怒火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一时间，怀仁堂里正气压过了邪气，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在老帅们猛烈的炮火轰击之下毫无招架之力。

　　可是，老同志们越说越激动，逞一时之气，图一时之快，也说了一些过头话。没想到后来引起天威震怒。

　　会后，谭震林在激怒之余写了一封信给林彪，信中说“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刘少奇、陶铸、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住在中南海的以外，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北京的《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我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暴风骤雨我成了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8)

　　一个老革命家、老共产党员对党和国家的耿耿忠心和无私无畏的情操跃然纸上!今天重读这篇“讨妖檄文”，我仍然肃然起敬。

　　谭震林本来想通过此信打动一道打江山走过来的林彪，再通过林彪的特殊地位对主席施加影响。可是谭震林心地太善良了，他看错了林彪，更没有想到林彪不仅没有被谭震林的凛然正气、对党的耿耿忠心所感动；而且，这个阴谋家还告了谭震林一状。林彪阅信之后大笔一挥批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林彪的批示连谭老板给他的信一起被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张春桥一伙在会上大气不敢吭一声，会后却紧锣密鼓开始了恶人先告状。

　　怀仁堂会议的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连夜整理出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然后找江青添油加醋地作了汇报。江青听后又害怕又恼怒，说：他们是冲着我来的，我们必须反击。接着这群魔鬼便在江青那里密谋，由江青给主席写了个字条：主席：

　　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仅仅几小时之后，主席就接见了张春桥、姚文元，并听信了他们一面之词的汇报。

　　张、姚当年是怎样汇报的，现在无法查到原始资料了；但从第二天主席的“震怒”里，可以肯定这几个阴谋家在两根最敏感的神经上做足了文章。

　　一是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上。主席曾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政权，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管“文革”在错误的路上后来走了有多远，主席始终认为发动“文革”的起因是要在中国走出一条反修防修的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和贡献。谁若在这个问题上和他唱对台戏，他是不能容许的。




暴风骤雨我成了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9)

　　二是对待“中央文革”的态度。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是直接联系着的。尽管主席对与他出生入死打江山的这一批老革命家并不准备全部打倒，也不否认他对“中央文革”里的某些人包括江青有看法(这从不久以后的一些讲话和作法就可看出)，但就总体来讲，他不允许否定“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是指导和左右“文化大革命”的工具，否定了“中央文革”，也就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第二天，2月18日，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按照康生的说法，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

　　毛主席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叶群当时代表林彪出席会议)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主席又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毛主席的批评确实是很重的，于是在这场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张春桥一伙邪恶势力再次占了上风。从2月23日至3月18日，中央开会多次，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轮番围攻谭震林和其他老帅们。很快，3月份，江青等人又将党内斗争公开于社会，在接见造反派的大小会上不断披露被他们有意歪曲的所谓“二月逆流”真相，社会上迅速掀起一股狂热的“反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潮。

　　所谓“二月逆流”触发的原因之一同我有关。我深深地感激这些老帅们，特别是深深感激谭震林、陈毅。至今每想到此事，我对老帅们都充满感激之情。“二月逆流”事件后，林彪、江青一伙对老同志、老一辈革命家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厉了。如果在这批老同志的抗争下能够使某些人清醒一些，迷途知返，党和国家陷入灾难的时间可能会大大缩短；然而事实是抗争的人被打下去了，正义再一次被邪恶所征服，国家和人民又将面临更深的灾难。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经历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囚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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