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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张伟博士，是一位刚从北京大学完成学业的年轻学者。青年人的最可贵品质，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勇于开拓，敢于创新。从本书的选题，到研究工具的使用和最终结论的形成，无不体现这一可贵的品质。作者选择用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的方法，考察正在兴起的中国社会中间阶层，这本身就是一件有着相当开创性的工作。作者在本书中对一些已有的定论，如对中间阶层是“社会政治稳定器”的主流观点提出的质疑，就更具有挑战性。张伟博士所做的这些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而它之所以仍然值得高度称道，就是因为他的研究基于深入细致的调查和观察之上。全书的分析，主要立足于深度访谈等实证资料的基础之上。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本实证性研究的著作，实证性是本书的又一特色。
国内政治学界开始日益重视社会中间层的研究，我充分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对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起到其积极的作用。
俞可平
2005年5月9日晚于京城北郊冲突与变数——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政治分析
第一部分:导论中间阶层的政治命题
中间阶层现象中国民众对中间阶层的认识一度是贫乏和抽象的。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属于中间部分缺失的社会结构，惟一称得上中间阶层的或许是所谓的“士”阶层，即古代的知识分子阶层。真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出现在近代，与西方相比要晚近一些。他们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发而产生，并在20世纪上半期逐渐形成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为着与马克思相同的阶级分析目的，即寻找革命的依靠、敌人和同盟，毛泽东在其经典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论及了中间阶层，它包括“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传统中间阶层在其后的几十年间销声匿迹。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如此简单，正式文本中只有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和作为同盟军的农民阶级，其他所有“异质”社会层次都被历次政治运动涤荡得干干净净，至少不再承认他们的合法存在，只把他们作为“残余”、“专政对象”，扁平状的社会结构根本没有为中间阶层留下空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中间阶层已经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或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个似有似无的批判对象。对中间阶层的认识，与其说来自社会体验，不如说是来自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教科书上千篇一律的描述。只有政治地位定性充满争议的知识分子阶层身上还残留着些微中间阶层的痕迹——而正是这种痕迹成为知识分子命运坎坷的原因，他们的社会地位一度沦落到“臭老九”的悲惨地步。几经周折，知识分子得到政治上的重新接纳，政治上定性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或者工人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但其传统中间阶层的社会结构地位已经荡然无存。
中国的社会转型开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如果把1949年前称之为慢速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8年称之为快速发展阶段，那么1978年至今则可以称之为转型加速阶段。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第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二十余年的时间，中国一直处于风起云涌的社会转型时代。这种社会转型几乎跨越了所有领域，从社会结构、经济财富、政治制度、心理意识、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冲击着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的内心最深处。有学者将这种社会转型概括为四个方面：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等。陆学艺、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社会转型中最本质的变化应该是阶层分化（stratification），这种影响深远的宏大社会场景变化仅仅用一堆数字资料来描绘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不知不觉被分化成了不同的人群：一些新的社会力量正在形成、壮大，相反，一些传统的群体却在萎缩。原来地位优越的城镇产业工人发现自己正在丧失值得夸耀的资本；一些曾被人不屑一顾的“投机倒把分子”在腰包鼓起来之后腰杆也“壮”了许多；越来越多的农民洗去腿上的泥巴来到“城里”，“农民工问题”成为城市管理者新的困扰；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得到了确认，但遭遇到了“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种种尴尬、不满，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风波之后他们在经济大潮中重新找回了自尊和自信……原来融洽、平和的人际关系，好像一夜之间变得隔阂，不同的人群逐渐被一种无形、但难以逾越的障碍所分割。比邻而居、和和气气几十年的老相识，有人突然搬到了高尚住宅区，那里住的都是有钱人，在小区门口都能感受到保安异样的目光，和自己心中的胆怯……人们在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位置，并观察着别人的社会位置，交往中下意识地寻找着那些和自己差不多“档次”的人群。各种人群逐渐有了一些层次标识并被整个社会热烈地谈论着，其中夹杂着艳羡、愤懑、鄙视、同情等各种复杂甚至难以名状的情感变化。以往这些阶层标记只是记载在教科书上，或者在文艺作品中描述西方世界时才出现，可现在却清晰地洋溢在整个现实社会中，规束了每个人的交往空间和距离。转型中的社会，必然充满着文化、政治与经济等综合层面的失衡与冲突，不再能用简单的意识形态化的“人民内部矛盾”来概括和化解；同时，在这种失衡与冲突之中也孕育着社会的向前发展。
中间阶层出现并被社会意识仅仅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中间阶层现象被整个社会所关注、追捧并引发学者的讨论更是近三、五年的事。与中间阶层相关的一些称呼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涌现，如中产阶级、中产者、中间群体、白领、小资、波波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尚杂志，越来越多地声称定位在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被社会许多人所艳羡和模仿；通过个人努力，加入中间阶层，成了青年人的奋斗目标……
学者们自然不会放过这种新现象，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对中间阶层做了许多探讨，并提出了许多热切的期望：经济学者期望中间阶层能拉动疲软的消费市场，文学批评者期望中间阶层成为社会文化主流，社会学者期望中间阶层能带来社会稳定……不管中间阶层的构成是哪些人，这个阶层的数量规模有多大，其发展来源和趋势是什么，越来越多的目光和期望都已经开始倾注到中间阶层身上，这至少说明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类型确切出现了。
第一部分:导论二政治与社会（1）
如果说民众和媒体都是凭零星体验和想象来谈论中间阶层，那么我们期望不同领域的学者们能从各自的视角理性、深刻地为我们描绘出当前中间阶层的真实画像，并且在严谨论证的基础上对中间阶层的未来走向、影响等做出分析。阶层分析是社会学的传统领域，许多学者已经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基于一个政治学理论研究者的敏感，为中间阶层提出相应的政治命题并做出深刻分析也不可或缺。如果对这中间阶层现象视而不见，在理解中国政治稳定和变革的社会背景时就可能会产生偏差甚至背离。
社会与政治两个领域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认识到了人与生俱来的政治性，所谓“人天生是政治性的动物”。政治与社会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用“社会的政治性和政治的社会性”来集中表述。以政治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是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基本目标是分析社会结构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如传统政治学一样提出一个政治行动纲领。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关于政治社会学的解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572~574页。20世纪50年代末，政治社会学在学术组织、学术规范上实现了制度化，其作为一门独特的分支学科地位得到了确认。李普塞特所著《政治人》堪称政治社会学的里程碑，它强调了政治社会学领域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发展，在解答阶级结构的基础上解释了政治行为的问题，把许多政治冲突的研究建立在社会集团冲突的分析基础上。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其实，阶层与阶级分化问题历来是政治社会学的一个主要内容，其中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政治特性需要社会结构作为背景，政治因素经常需要从社会基础中去找寻。政治学者在讨论政治现象时，不可能绕开阶层分化这个社会结构基础。社会结构变迁或转型是多层面的，并彼此存在联系，一个变迁层面往往可以映照出另外一个变迁层面的影子。阶层作为宏观意义上的社会群体，它是政治分析的主体之一，从阶层结构的变迁中可以考察政治变迁的基础和方向。新兴阶层的出现，往往是政治变迁的征兆和象征。
与政治学研究视角相关，有一系列的中间阶层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回答，例如：
①中间阶层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的来源和形成的社会机制？
②中间阶层在当前的界定标准和数量？
③中间阶层的未来发展趋势？
④中间阶层如何认识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以及如何看待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其他阶层或群体？
⑤中间阶层是否存在阶层意识或者某种相互认同的“类”意识？
⑥中间阶层是否有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⑦中间阶层如何认识当前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
⑧中间阶层倾向于哪些政治理念和价值观？
⑨中间阶层对政治事务和事务的认知如何，通过什么途径？
⑩中间阶层与政治领域间的互动关系？
中间阶层在社会责任、个人利益和行动能力之间如何选择？
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程度？
中间阶层的社会交往和组织程度？
“中间阶层”的崛起在当前是表面现象，还是一种真实的力量？
中间阶层在当前的社会转型中到底会扮演什么角色？
……
落脚于建设性的分析和对策，我们对中间阶层的关注可以归结为政治学研究的两个重要命题：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
对于政治稳定的涵义有各种理解和不同的视角。比如，有学者认为，在日常用语、大众传媒、学术论文和官方文件中，“政治稳定性”具有不同的含义，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其一指政治领导核心的稳定性；其二指关键政策的稳定性；其三指政府的稳定性；其四指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康晓光：《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包含有两个基本要素：秩序性和继承性。秩序性意味着没有暴力，没有政治统治的瓦解；继承性则指未发生政治体系根本要素的改变。〔美〕萨谬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J普拉诺认为，稳定是指系统的组成部分保持或恢复到固定关系的一种状态，稳定往往被看做是没有根本的或破坏性的变化，或者是把变化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内。因而政治稳定通常是指政府的最高领导层很少发生变化；或者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的宪政形式和过程；或者指在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中相对地说没有暴乱和内部骚乱。〔美〕杰克·普拉诺：《政治学分析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169页。
第一部分:导论二政治与社会（2）
我们这里的政治稳定指的是政治体系保持一定的执政体制弹性和抗冲击能力，能够避免根本的破坏，使政治体系在整体意义上得以延续。我们的分析不是从政治体系的自身着手来分析政治稳定，而是从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中间阶层与政治体系间的互动关系。要实现政治稳定，就要政治体系适应社会体系的变化和诉求，社会体系提供政治体系稳定所需要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支持，有效、合理参与政治体系的运行，从而形成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运转机制。这种良性关系要强调，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而不仅仅是政治体系控制社会体系的单向关系。如果执政体系单纯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进行控制，将社会生活约束在一定特定的政治秩序范围之内，即使保证了政权体系和社会体系各自的连续性和有序性，也不是一种可靠的、可持续的互动稳定和整体稳定。
学者们对于政治发展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彼此之间的歧义颇大。派伊把不同学者对政治发展的内涵的理解归纳为十个方面，即：①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前提，是适应并促成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形式的生成过程。②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典型政治形态的生成过程。工业生活使政治形态出现许多相同之处，因而不管是否实行民主政治，所有工业社会都有一套相同的政治行为模式和施政标准，这套标准就是政治发展的状态。③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而这种政治现代化又是以西方的现代政治形式为参照标准的。④政治发展是民族国家的运转和建设过程，政治发展首先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中的民族主义政治形式。⑤政治发展主要是国家行政与法律方面的发展，即现代行政组织、行政秩序与法制的发展。⑥政治发展是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过程。政治参与一般是自下而上的，而政治动员则是自上而下的，但两者只要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都能达到政治发展的目的。⑦政治发展即是建设民主政治。⑧政治发展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政治变迁，是一个社会能够理性而有目的地控制政治过程，引导社会变革的方向。⑨政治发展是政治系统的能力的提高过程，其中主要是指政治动员和权力行使能力的提高。⑩政治发展是多元社会变迁中的一个侧面。转引自王元：《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述评》，载《西方学术思潮论丛（第一辑）》，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1页。
亨廷顿和多明格斯认为政治发展可以从四种不同的角度加以使用：①地理上的，即关于发展中国家中任何政治方面的研究，都可冠之以对政治发展的研究。②派生的，即政治发展被认为是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③目的论的，即政治发展的定义是朝向一个或更多目标或代表政治体系的状态的运动，包括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平等、能力、变异、个性、渗透、分配、结合、合理化、官僚主义化、安全、福利、正义、自由，等等。④功能的，即政治发展被看做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上的一种运动，政治发展不是现代化的政治结果，而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政治必需。〔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精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1~153页。
陈鸿瑜认为，政治发展的概念可界定为一个政治系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其结构渐趋分化，组织渐趋制度化，人民的动员参与支持渐趋增强，社会渐趋平等，政治系统的执行能力也随之加强，并能渡过转变期的危机，使政治系统之发展过程构成一种连续现象。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30页。
本研究所指的政治发展与派伊所列举的第八种理解、亨廷顿所举出的第三种理解、陈鸿瑜的定义相似，把政治发展看做一种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秩序稳定的政治体系变迁与转型过程，并强调执政体制的基本理性、主动性和目的性。
对于政治发展的界定，也可以做广义和狭义区分。“政治”可以看做是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人们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参见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政治学中的政治发展，就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变革和调整。就广义而言，政治发展包括当前的政治形态向更高级政治形态革命性的整体转变；就狭义而言，专指现代化过程中现有政治体系为了适应新的需要所做出的各种政治改革和变迁。政治学的政治发展研究更多地侧重于研究狭义的政治发展，本研究也着意于此。
如同理解政治稳定一样，我们同样从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的关系来理解政治发展。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等并列的关系，社会体系是政治体系的基础，政治体系是社会体系的上层建筑。因此，政治发展就是一个政治体系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包括被动的、主动的，或者两者的某种结合）从而对社会体系需求变化不断进行回应的过程。
中间阶层的兴起作为社会体系所发生的新的变化，必然带来对政治体系新的诉求。因此，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是中间阶层研究的重要命题。而且，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这两个核心命题本身是相互联系的。政治发展的目标之一是实现政治稳定，政治稳定的实现需要持续而有效的政治发展。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连续设问：①中间阶层与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是否有直接联系？②如果没有，为什么？③如果有，是怎样的一种相互联系？
如果中间阶层与政治稳定、政治发展确实可以建立起联系，那么我们分别使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互为主、客体，我们就可以从三个层面上进行探讨：
①中间阶层的兴起对政治发展、政治稳定的影响如何。也就是说，中间阶层对当前的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是一支积极力量，还是一支消极力量，或者是无关紧要的力量？
②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对中间阶层的发育影响如何。也就是说，当前的社会与政治体制对中间阶层的发育是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
③政治体制需要做出那些积极的调整，以应对中间阶层的兴起，实现两者的良好互动？
第一部分:导论三对中间阶层问题探索的得与失（1）
对于中间阶层的探索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早在古希腊时期，城邦政治文明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亚里士多德着眼于如何化解这种危机，系统论述了中间阶层和政权形式、政治稳定的关系，并断定中间阶层是具有“中庸”和政治理性特点的政治缓冲阶层，在城邦政治中可以平衡富人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关论述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
真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兴起于西欧资本主义萌芽之后。在欧洲封建社会，相对于贵族、僧侣等特权阶层，以及处于完全被压迫地位的底层阶级，资产阶级是纳税的第三等级，其实就是当时的中间阶层。他们在积攒了一定的力量之后，同当时的特权政治秩序相抗衡，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并由中间阶层地位上升为新的特权阶层地位，成为新的社会结构中的保守或稳定力量。斯塔夫里阿诺斯对其时中间阶层的历史作用做出过客观的评价。〔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十二章“政治革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随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危机激化，工人阶级革命风起云涌。为了分析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敌人和不稳定的力量，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格局主要看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力量的直接对抗，但并未完全忽略中间阶层。当然，这种对中间阶层的分析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只占边缘地位。
但阶层分化的趋势超乎马克思的想象。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判断，作为传统中间阶层的“资产阶级下层”“经不起较大资本家的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地衰落了，“降落到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中来”，无产阶级得到了补充。同时，以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为主的“新中间阶层”却异乎寻常地发展起来，他们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并“完全失去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而是越来越壮大，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相关引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随着以专业技术和管理职能为特征的“新”中间阶层的兴起，晚年的马克思开始对中间阶层有了更多篇幅和专门的论述，并对中间阶层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对中间阶层寄托了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中发挥作用的热情。
中间阶层的这种发展趋势延续到二十世纪，引起了现代西方学者越来越多的重视和研究。当代西方社会分层理论，包括中间阶层理论，一般都是以马克思的阶级论和韦伯的分层理论为起点。其中，新马克思主义中间阶层理论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继承，而新韦伯主义中间阶层理论则沿袭了韦伯的阶层分析思路。新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中间阶层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力量相互对抗的格局。而新韦伯主义即便不否认阶级的存在，也不再把是否拥有生产资料作为社会分层的惟一标准，甚至不再把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分层的首要标准。他们认为社会可以根据各种标准进行层次划分，职业结构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分化来源；并认为中间阶层是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资本与劳工两大阶级的矛盾不再是不可调和的。参见白杨：《社会分层理论与中国城市的类中间阶层》，载《东方论坛》，2002年第3期。西方新中间阶层的发育、壮大，鼓舞了整个西方社会，认为西方已经进入了中间阶层社会或多元阶层社会，阶级对抗的社会结构不复存在。这种乐观的气氛使得新韦伯主义的中间阶层理论取得此研究领域的主流地位。
学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传统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除了传统的阶层理论分析，学者们对阶层的定量分析和案例研究更加充满兴趣，如李普塞特、米尔斯、邓肯-布劳、弗洛伊德·亨特、达尔、多姆霍夫等，并有学者对美国的阶级结构研究做了详尽的总结，如吉尔伯特等。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学家还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新”中间阶层的著作，反映了当时存在于美国社会现实中一些新的现象。如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1950）、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的《白领阶级》（1951）和威廉·瓦特(William HWhite)的《组织人》（1956）。这表明在美国的社会结构阶梯中已经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并成为美国战后市民社会的中流砥柱。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爱立克·戈德曼(Eric FGoldman)曾列举了8部最佳反映战后美国社会与文化存在的著作，上述三部全部列于其中。其中，美国学者米尔斯对中间阶层的专门学术研究引人注目，成为后来研究者的经典文献。随着战后比较政治学的兴起和民主化浪潮，学者们对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阶层研究产生了兴趣，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政治民主化、政治稳定等问题的同中间阶层的发展联系起来，如东亚地区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东南亚的新加坡、菲律宾等，南美的墨西哥、巴西等，以及俄罗斯和前东欧国家。
由于意识形态的惯性和对社会分层的忌讳，国内对中间阶层的研究主要还是从经济与文化层面上来探讨，比如中间阶层的出现和增长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影响、拉动经济，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等。然而不必讳言，当前国内对中间阶层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讨论的内容有限。当前，国内对中间阶层的研究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下面几点：①介绍与中间阶层相关的西方理论和概念，在理论上延续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的传统争论，探讨中间阶层的属性问题，进而提出当前中国是否存在中间阶层；②讨论中间阶层的界定标准，有些学者进而根据指标体系分析或预测中间阶层的群体类型与数量；③零星介绍国外中间阶层的有关经验。
第一部分:导论三对中间阶层问题探索的得与失（2）
这样，国内学者缺乏从政治学的角度去探讨中间阶层。特别是缺乏探讨社会分层对社会与政治的影响，从前瞻性和联系性角度来深入探讨中间阶层现象和当前的政治改革中间的联系，深入研究中间阶层的发展对未来中国的各种可能影响。国内系统讨论阶层分化问题的大多是社会学的学者，但大都没有将中间阶层直接与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主题联系在一起。政治学者从政治社会学研究视角来研究中间阶层现象，是当前中间阶层研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当前，社会分化与社会冲突不断涌现，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学者们从多种层面上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问题，但结论并不明朗。如人大选举改革、宪政国家、司法改革、党内民主、草根民主、行政体制改革、政治协商制度等各种探讨层面。李普塞特直言不讳地讲到：政治社会学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分析促进民主的社会条件。〔美〕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在这种情况下，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探求中间阶层对于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向的影响，无疑都可以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增加一种新的思路。
其次，中间阶层研究并不深入。中间阶层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观的结构层次上。对于中间阶层的界定、起源、人数、经济地位、社会资源占有水平等方面的讨论是必须的，但这种讨论仅仅是宏观指标的分析，并不能回答中间阶层在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政治倾向、作用等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利用深度访谈等经验研究方法，简单的宏观数字罗列并不能提供太多的帮助。
媒体对中间阶层的关注甚至要大于学者的关注。媒体在捕捉社会热点上具有特别的灵敏性，他们需要社会热点以吸引眼球，但媒体的缺陷在于难以如学者般严谨、深入地探讨社会问题。所以，媒体对中间阶层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消费时尚、文化流行的渲染方面，诱导着人们对一种抽象的生活方式的向往。一些打着中间阶层名义的专著，只不过是一些泛泛材料的拼凑。
甚至一些学者也常常迎合大众流行口味，在媒体上发表一些关于中间阶层的泛泛言论。即使是学者对西方中间阶层的理论探讨，也多流于泛泛而论的介绍，没有详细而深入地介绍其背景和实际影响。关于国内中间阶层的论述，也多是在理论基础上构建理论。虽然开始出现中间阶层的实证研究，但所利用的数据大多仍然是二手的，花费精力和财力去做一手资料的积累工作的，仍然嫌少。
当然，这种对中间阶层研究与认识的不深入，是受到客观条件限制的。中间阶层在中国的发育被打断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随着个人财富的积累、新型职业的培育开始缓慢发展，中间阶层对于中国的学者仍然是一个刚刚涌现的事物。无论个人体验，还是文献参考，中间阶层研究都缺乏连续时空的积累，而传统上对中间阶层教条化的描述对理解当前中间阶层的借鉴意义并不大。而且，意识形态化的传统阶级理论约束了对社会分层的讨论，它对中国阶级划分有不容置疑的权威表述，如“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社会主义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等。引述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序言部分。这种意识形态化的阶级结构是明晰而简单的，给中间阶层的探讨留下很小的理论空间。
再次，国内中间阶层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偏颇，主要表现在对当代西方理论不加辨析地引进和崇拜。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在经过长期停滞之后，对来自西方的理论、文献充满新鲜感，因而在过去二十几年中做了大量必需的、富有价值的引进工作。但是，在引进中也往往会犯两个很致命的错误：一个是以偏概全，一个是忽略本土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难以把握的人类社会，社会科学领域从来都充满了争议，甚至针锋相对。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观察角度和和对具体材料的掌握，现实社会的时空背景也是多种多样、不断发展演化。即使当代西方对于中间阶层的见解是多姿多彩的，但从来没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或定论。所以，要借鉴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就要对整个研究领域有完整的把握，才能鉴别具体理论成果的价值所在，并以本土研究检验现有理论、创新本土理论。
第一部分:导论中间阶层基本概念的辨析
与中间阶层相联系，出现了具体指向类似，但名称各异的许多或新或旧的名词，往往令人无以适从。比如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中产阶层、中间阶层、中间群体、中等收入者群体、新富裕群体、新小康群体、白领、小资、BOBO、IF等，都在当前国内学者论述、媒体炒作或正式官方文本中出现过。对这些名称的辨析不仅仅在于字面，还关系到在当前和谐社会构建大环境中对一些基本思路、基本判断的认识。
一“阶级”、“阶层”与“群体”
分歧最多的，是以“阶级”来称呼中间阶层，还是以“阶层”、“群体”来称呼它。阶级和阶层都是社会结构分析中的核心词汇，群体也是社会科学中的关键术语，它们的含义呈现多个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辨析它们，其中主要是阶级与阶层之间这两个概念间的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总体趋势下的理念变化
我们所熟悉的阶级概念主要来自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在此之前，最先用阶级的观点来研究社会历史的是18、19世纪的法国和英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对阶级做出了经济的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批判地吸收了以往的阶级分析方法，建立了阶级分析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分析政治现象的基本工具。但阶级不仅仅是社会在结构层面上的概念，它的理论核心是阶级斗争。传统理论认为，每种社会状态下都存在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整个人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做一部阶级斗争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社会历史上最后的两大对立阶级，前者的历史使命是消灭后者，并铲除私有制这一阶级社会的主要根源，无产阶级最终也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
这样，如果把中间阶层看做一个“阶级”，就必须将它容纳到整个阶级斗争理论框架之中。实际上，传统的阶级理论确实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中间阶层。根据马克思当初的判断，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那么，作为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要么选择资产阶级的立场，要么站到无产阶级的一边。马克思曾多处论述到了中产阶级在这种立场选择中的分化与两面性，如：“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免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了”。参见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59页。马克思预言，除了两大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然而事实上，中间阶层如今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主流社会结构，而在中国，各种迹象表明中间阶层正在迅速壮大。马克思晚年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只不过没有来得及系统修正原有的理论。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在理念上已经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如毛泽东所说，各种社会矛盾大多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是如此，即使“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402页。在改革开放之后，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党断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重新获得了正确的认识。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明确回答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历史决议的形式肯定了这一论断，党的十二大确认了这个提法，并且将它载入了党纲。后来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报告，在讲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时，再次重申了这个正确的论断。
历史发展到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党的重大决策，将有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可以说，构建和谐社会与十六大提出的小康社会建设相互包含、相辅相成，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中间阶层作为和谐社会构建中所出现的一种新生社会力量，如果将之冠以“阶级”的名称，即使是出于一种传统的话语习惯，仍然会带来难以拭去的阶级斗争色彩。
这种意识转变已经体现在党的文件中，如在十六大报告中，除了“工人阶级”之外，没有为任何其他具体的社会组成冠以“某某阶级”的名称，包括农民，对于那些新出现的社会组成更是如此。相反，对于各种新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们，一致使用了“阶层”的名称，表述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中共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中间阶层是具有某种共性的多种社会群体的组合，有些来自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有的则属于新生的社会力量。它的出现绝不意味着在阶级斗争环境中的一个新生阶级，而应该是多元化建设者中的一个具体构成。将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一个价值目标，已经形成广泛共识。因此，继续使用“阶级”来命名新生的中间阶层，在话语氛围上已经不符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事实上，无论是西方主流的社会分层理论，还是当前国内主流的社会分层理论，大都是“阶层”意义上的讨论，而非传统“阶级”意义上的讨论。
第一部分:导论中、西文互译的辨析
在西文里，一般都使用英文的“class”、法文的“classe”、德文的“klasse”和拉丁语的“classis”或“classicus”等表示“阶级”或阶层。古罗马曾将国民分成六类，每一个类别就是一个classicus。然而在通常的西方文献中，这些词汇同时对应着中文里的“阶级”与“阶层”这两个概念。比如，英文“class”既可以翻译为“阶级”，也可以翻译为“阶层”。至于其真正的涵义，是属于传统阶级斗争理论，还是指非阶级斗争理论的阶层概念，则要看学者本人的理论倾向和上下文背景。在翻译中如何选择，也主要看译者的个人偏好。在中文中，阶级和阶层在涵义上具有本质的差异，前者通常指阶级斗争理论中的“阶级”，而后者的意识形态色彩较淡，主要呈中性。因此，中、西文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造成了很大的混淆。
可以与中文里的“阶层”直接对应的是英文里的“stratum”，其复数形式为“strata”,动词意义上的社会“分层”为“stratification”。这些词最初是在地质学的意义上使用，指地质构造分析中的不同层面和层次离析。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也像地层构造那样分成若干部分和层次，可以与地质分层上的涵义相比照。因而。许多社会结构分析的学者借地质学上的这个概念来分析社会结构，直接使用“stratum”、“stratification”代替“class”、“classification”来表达阶层和社会分层。从字面上来看，“class”相对于“stratum”的等级意味更浓厚一些。
实际上，即使回到传统的阶级理论，中间阶层也很难被称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因为它人数较少，构成复杂，处于社会主要矛盾阶级之外，阶层意识和行动都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学者直接将中间阶层归为工人阶级的特殊阶层，称之为“新工人阶级”。Fidler:The British business elite: its attitude to class, status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81, p261.
西方学者在讨论社会分层问题时除了使用“stratum”之外，虽然许多人仍然使用“class”这个名词，但以“阶级”内涵为主题的很少。即使有，也主要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其他大部分学者对阶级斗争并不感兴趣。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描述中间阶层的有关社会现象，而不是找出社会发展方向或规律，也就不必为这一社会力量的阶级归属费心。参见周奇：《关于“中间阶级”概念的理论问题》，载《欧洲》，1994年第4期。因此，将英文中的“class”直接翻译为阶级，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恰当。
另外有一种理解，将阶层看做阶级的进一步剖析，同一阶级的不同阶层具有共同的阶级属性。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关于“阶层”词条的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比如，地主因为土地数量可以分为大、中和小地主；农民阶级则因为受剥削的程度被分为上中农、下中农、贫农和雇农；资产阶级有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分；工人阶级也分为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等。可以说，这种理解仍然属于传统阶级理论，因为阶层概念相对于阶级概念是从属性的。但我们很难说中间阶层属于哪一个更高范畴的阶级。与其囿于传统阶级理论的束缚，不如转变思路，阶层同样可以作为社会结构划分的直接归宿。
总之，把中间阶层看做一个阶层还是一个阶级，其理论起点存在根本的分歧。前者已经和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仅仅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则不同，仅仅是指在某种维度上存在同质性的社会共同体，并没有隐含其他理论预设。在当前的和谐社会构建中，如果仍然使用阶级这个名称，无论是有意识地延续传统观念，还是出于无意识的传统话语习惯，相对于“阶层”的名称，都已经不合时宜。
第一部分:导论“阶层”与“群体”
社会群体（social group）泛指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的集体。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关于“社会群体”词条的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7页。例如以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集体是氏族、家庭，以地缘关系结合起来的集体是邻里，以业缘关系结合起来的则是职业群体等。
因此，相对于阶层和阶级而言，“群体”的概念要宽泛、松散、随意得多，它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规模和范围较狭窄。如果把阶层和阶级看做社会结构中的“层”或“带”，那么社会群体则可以看做社会结构中的许多“点”，社会可以看做由一个个单位（unit）或细胞（cell）所构成的系统，而且点与点之间交叉重叠。从这个意义上，阶层是由许多具体的群体所构成的。
更重要的是，阶层概念强调了社会分化，不仅承认社会成员之间的各种客观差异，而且还承认社会成员的这些综合差异导致了他们社会地位的高下之分。而群体本身则不包含社会分化的意义，仅仅体现了社会差异。
在当前，和谐社会构建是我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同时，构建和谐社会也是一个现实的历史过程，两者不是矛盾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协调。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和矛盾，而当前的许多社会问题都与社会分化相联系，社会分层是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够建立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因此，不但不能武断地将中间阶层看做一个阶级，也不能简单地将它看做一个社会群体。处在社会分化和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背景中，将中间阶层看做一个新生阶层比较恰当。
第一部分:导论“中间”与“中产”
如上所述，对于新生的中间阶层，“阶级”的称呼不如“阶层”更符合本意和时代背景。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选择：是中“间”阶层还是中“产”阶层？
在英文中，无论“中间”还是“中产”，它们都来源于同一个英文词汇“middle”。从字面本身来看，“middle”只有“中间”的意思，并没有包括“产”的涵义。那么，为什么我们在传统上更多地使用“中产”而不是“中间”呢？这涉及社会结构划分的基本标准问题。
“中产”这种用法和传统阶级理论中的阶级划分标准是一脉相承的。传统阶级理论的前提是，社会组织的首要功能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衣、食、住、行，生产系统是核心，其他社会要素是围绕生产系统形成的，分配不过是生产的附属功能。将阶级定义为“在生产机制中担任相同角色的人们的集团”，是从“生产第一性”这一假设中衍生出来的。因此，对阶级进行划分的惟一标准是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他们在生产方式中所起的作用，获取社会财富的方式、数量等。这样，资本家是工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称为“资产阶级”；工人是所有被雇用者（包括农业工人），称为“无产阶级”；而地主是土地资产所有者，称为“地主阶级”。
但是，这种阶级划分标准却在定义中间阶层时发生了困难。中间阶层主要包含两部分：小资产者和专业技术与管理职业群体。“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这个“新的小资产阶级”，指的是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等。而逐渐壮大的新兴中间阶层主体是专业人群，如律师、医生、企业管理人员、政府职员等。如果说前者仍然可以从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来界定，与传统阶级理论相契合，那么后者就不能单纯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来界定了。因为虽然他们拥有明显高于产业工人的收入、财富、社会地位、文化素质等，但他们和工人阶级一样，几乎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同属于资产阶级的被雇佣者。这样，这些新兴社会群体应该归为“无产”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
要从理论上解决中间阶层的社会结构地位问题，只有放弃传统的生产资料一元标准。韦伯认同马克思重视经济基础的传统，但他是从经济的商品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来进行阶层（或阶级）分析的。他认为，阶层（或阶级）是由具有共同生活命运的人组成的，而生活命运又是由他们处理商品的技艺以获取收入的能力决定的。因此，财产而非生产资料才是一个阶级的特征。而且，财产并非阶级的惟一标准，它是和个人声望、影响力（或权力）一起构成阶层（或阶级）共同体的多元标准。这是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基本渊源，并在研究者中成为主流，被称为新韦伯主义。西方主流的社会分层理论继承了阶层划分的多元标准的思路，但并非机械地接受韦伯划分阶层的经济、权力与声望三个界定标准，而是在韦伯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并特别强调了职业分层标准。准确地说，韦伯为西方学者提供了对马克思一元标准的反思，以及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内选择分层维度的新思路，如财富、声望、影响力、职业、教育素质、生活方式等标准中的一个，或若干个标准所形成的综合体系。
因此，在中间阶层的界定上，从来都没有使用过纯粹的生产资料一元标准。中间阶级或阶层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与其他传统社会组成（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地主阶级等、贵族阶级等）不同的社会构成，其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整体社会结构中的“相对中间性”地位——当然，具体如何界定这种相对中间性需要另当别论，但绝非简单生产资料意义上的“中产”特征。
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继承了传统阶级理论的内核。同时，它们在面对传统阶级理论解释中间阶层乏力的现实面前，对一元化的生产资料标准做出了调整，从而在中间阶层的界定上比传统理论更加灵活、精致。如美国学者赖特的“矛盾阶级地位”理论，在剥削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上，他仍然坚持认为财产的不平等是剥削存在及阶级划分的基础。同时，他赋予财产更加宽泛和新颖的内涵，认为不平等分配的财产不仅指生产资料财产，它还包括劳动力财产、组织财产和技能财产。拥有生产资料财产的是资本家、小雇主和自雇小业主，拥有劳动力财产的是工人阶级，而另外两种财产的拥有者则是从事管理和技术职业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受到拥有生产资料财产的资本家的剥削，同时依靠所拥有的管理财产和技术财产剥削他人。这样，中间阶层处于剥削与被剥削的双重矛盾地位中。Eric Wright: Class , Crisis and the States, London: New Left, 1978.希腊学者、“新小资产阶级”论者普兰查斯持认为：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从而把大部分从事非生产性劳动并领取薪金的中间阶层划归“新小资产阶级”，以区别于传统工人阶级，也有别于传统小资产阶级。而且，认为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应仅根据经济地位来确定，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也是决定阶级地位的重要因素，从而绕开了生产资料界定标准。Poulantzas N：“On Social Classes”, in A Giddens and D Held (eds) : Classes, Power and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而马勒的“新工人阶级”论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随着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生产工人将愈来愈少，非生产工人即技术工人和研究人员、管理人员会愈来愈多。工人阶级除了要直接生产有形的产品，还要生产无形的“生产条件”，即为生产提供技术、管理和服务等。这样，工人阶级不仅包括传统蓝领工人，还包括那些生产“生产条件”的科研人员与组织者等，称之为“新工人阶级”。
由于新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阶级理论中的生产资料界定标准的泛化，其结论与新韦伯主义往往异曲同工。但我们很自然地提出这样的疑问：这还是严谨的传统阶级理论吗？与其不遗余力地修正、篡改原有的界定标准，为何不直接开拓新的思路来思考中间阶层基本概念？
实际上，新韦伯主义的中间阶层多元界定方式一直是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主流，也是当前国内分析中间阶层的主要理论起点。如此以来，既然中间阶层这个社会力量的界定标准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资料一元论，甚至不再是经济一元论，就没有必要仍然沿袭带有一元论色彩浓厚的“中产”的称呼。“中间”这个名称在涵义上更加具有弹性和包容性，这也更加符合“middle class”中“middle”的原意。
而且，在当前大力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历史阶段，要使“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参见胡锦涛：《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版。在这种大背景下，如果仍然使用“中产”阶层的称呼，无疑强调了生产资料在社会分层中的突出作用，使在生产资料占有程度上存在差异的社会各阶层间的矛盾得以凸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一部分:导论对其他一些概念的考察（1）
除了中间阶层、中产阶层、中间阶级、中产阶级这四种用法的混淆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指向类似的概念需要澄清。
1中等收入者、较富裕群体、后小康一代等
“中等收入者”这个概念来自“十六大”报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参见中共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之后，许多媒体在使用中将“中等收入者”群体等同于中间阶层。“中等收入者”强调了经济收入水平，这是界定中间阶层的重要指标，甚至是最重要、最基础性的指标。而且，相对于中间阶级、中产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用法，“中等收入者”淡化了阶级斗争色彩，而且也不再强调阶层划分的生产资料标准，成为一个指向明确、判断简单的界定方式。
我们也要看到，“中等收入者”只包含一个阶层划分指标，而且这个指标明确限定为经济收入（甚至没有包括财产），并不能涵盖当前社会科学分析中对中间阶层的共识，与人们在日常中对中间阶层的理解也不完全相符。所以，“中等收入者”的提法体现了对减少收入差距、缓解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宏观指导原则；同时，“中等收入者”并不能与社会科学分析中的中间阶层概念等同，舆论、媒体宣传中的用法毕竟和学术研究不同。
另外，还出现了一些与“中等收入者”类似的概念，如“较富裕群体”等，也不能替代规范研究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概念。而相应于“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有的人用“新小康一代”来指代生活水平已经超越通常小康层次的社会群体，这个说法同样不能等同于中间阶层。
2白领阶层
“白领”是相对于“蓝领”而言的，是一种从所从事的具体职业来界定社会分层的方式。“蓝领”指代传统的产业工人，而“白领”主要指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米尔斯直接用白领的概念来分析美国的中间阶层，并对其20世纪50年代白领所包含的职业进行了详细描述，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市场销售人员、文秘人员等。参见〔美〕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随着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新兴行业不断涌现，白领的职业构成也越来越丰富。
白领是个内涵相对丰富的概念，除了职业种类之外，还包含了共识性的其他社会特征，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日常用语中使用频率都很高。比如，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有研究者对白领提出了“三高”标准：较高学历、较高收入和较高职位，认为他们是指那些正从事着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热门职业、具有高学历、有着较高收入的青年群体。郗杰英：《解读新白领》，载《中国青年研究》，2001年第6期。另一项社会调查将白领界定为在“三高”(高学历、高收入及较高职位)标准中符合其中二项条件、年龄介于20~39岁、从事管理或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杨雄：《上海“白领”青年职业生活调查》，载《青年研究》，1999年第6期。
然而，按照通常的理解，白领属于中间阶层的新生力量，相对于传统的小资产者和小农场主等“老”中间阶层，可以被称为“新”中间阶层。所以，即使传统中间阶层在总体趋势上不断衰落，白领群体不断壮大，白领也只是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能与完整意义的中间阶层相等同。而且，在舆论的理解中，通常把白领局限于企业领域中的新兴职业群体。
3BOBO（波波），小资，IF等
一些时尚媒体、包括网络媒体经常炒作一些与生活格调、消费方式、甚至做派打扮相关的概念，有些人有意无意地将其对象等同于中间阶层。
比如BOBO（波波），来源于两个词汇的组合，即Bourgeois（布尔乔亚），主要意指中产阶级；和Bohemia（波希米亚），意指生活方式随意，甚至不羁的文化群体。有人对BOBO做出这样的描述：“BOBO族的精神精髓在于追逐财富，并以财富换取个人生活的最大自由。BOBO族一般拥有高学历、高收入，是现代新经济社会的精英。他们认为钱是挣不完的，足够生活享受就行了。他们花钱、享乐随意而自信、从容、有个性，追逐名牌，在乎名牌的质感，喜好出游、健身、美容、斗牌、陶艺等各种时尚。”总之，BOBO就是“有钱有闲享受生活”的人。“小资”与BOBO类似，但被认为是BOBO的初级形式，因为BOBO比小资“有更好的收入，花起钱来更随意、自信”。
后来，又有人宣称“BOBO走了，IF来了”。IF(International Freeman)意为国际自由人，指那些“经常乘坐飞机在世界范围内出差、居住和旅游度假”的一群人。据称，要想成为IF，“除英语、诚信等基本技能和素质外，还要有国际化的视野，专业特长，以及积极上进的精神。”这样，IF比起BOBO、小资来，好像少了些矫情，多了些敬业。
无论对于这些时尚概念如何挖空心思进行描述，它们都主要注重一些外在的生活方式，指代对象模糊、多变，并不能作为严谨的社会科学术语来对待。
第一部分:导论对其他一些概念的考察（2）
综上所述，在构建和谐社与社会分化的双重背景下，中间阶层虽然有指向类似的各种名称，但只有“中间阶层”这个概念能够比较适当地表述这一新生社会构成。相对于“阶层”的用法，“阶级”保留了浓厚的传统阶级斗争色彩，不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目标共识的形成；而“群体”又回避了社会分化的客观现实，否认了和谐社会的动态历史过程性。“中产”仅仅强调了生产资料占有上的社会分层功能，没有反映中间阶层多元综合的“中间”性特征，不利于发挥同样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各阶层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其他一些概念，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角度看，要么概括不全面，要么指向模糊，不能替代中间阶层这一规范的概念。
第三节中间阶层的界定〖1〗一中间阶层的“老”与“新”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同中间阶层有“新”、“老”之分。
马克思的论著里将中间阶层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小企业主、个体手工业者、小农场主（自耕农）等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另一部分由经济地位相对独立的律师、医生等所组成的专业技术阶层，或资产阶级的服务阶层，两者共同构成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过渡中间层。随着小资产阶级逐渐衰落，而专业技术阶层逐渐壮大，马克思开始关注专业技术阶层这一新兴阶层，而将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称作“老中间阶层”。米尔斯也在其关于中间阶层的专著中使用了这种称呼，并对新中间阶层从职业上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市场销售人员、文秘人员等。参见〔美〕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随着职业构成越来越复杂，职业分工越来越细致，新兴行业不断涌现，可以划归为新中间阶层的职业群体也会越来越多。
在西方，中间阶层的“新”与“老”确有所指。老中间阶层自古有之，而新中间阶层则是在当代社会职业分工不断细化中逐渐形成的。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新、老中间阶层在出现与发育的时间上并没有明显先后之分，不能说一个比另外一个更“老”或更“新”一些。二十多年前，随着计划体制的消解，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个体工商户（“老”中间阶层的萌芽）和新兴白领职业（“新”中间阶层的萌芽）同时开始涌现。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新中间阶层比老中间阶层出现更早。比如，将时间上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间，各种形式的“老”中间阶层被消灭，而广大具有“干部”身份的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与“新”中间阶层有类似之处。
可以看出，中间阶层的“新”与“老”的划分实际上是一种职业界定方式。
第一部分:导论“主观”与“客观”的不一致（1）
对所属阶层主观界定的根据是被研究对象的自我认同，而客观界定则是按照研究者预先设定的客观指标来衡量。
主观界定充分照顾到了被研究对象的观念与感受。正如英克尔斯在研究现代化时所强调的，现代化不可忽略的是“人的现代化”，人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具备了一些基本特征，才可以确认社会的现代化。参见〔美〕英克尔斯：《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然而，如果采用主观的认定标准，则会带来被研究者在自我判断上的随意性，被研究对象相互之间，以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在理解上的分歧。有许多研究资料表明，主观认定和客观认定的结果往往不太一致，一般会出现自我评价高于客观评价的现象。比如，美国《财富》杂志在1940年进行的调查中，给出“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三个备选答案，80%的美国人选择自己为中间阶层，这个结果成为许多人欢呼美国已经“中间阶级化”的直接证据。但后来阶层分析学者理查德·森斯特的研究却表明：美国人不喜欢“下层阶级”这个称呼，所以绝大部分人都选择了中层阶级，即使那些数量庞大的蓝领工人也是如此。转引自〔美〕吉尔伯特：《美国的阶级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0~303页。中间阶层作为一个新生的现象和概念，学者们在如何界定时都争论不休，一般民众更难有清晰的标准。客观界定虽然忽略了被研究对象的个人观念和感受，但操作简单、明确，可以通过显而易见的职业、收入等指标界定中间阶层。因此，依据客观指标特征来界定中间阶层成为研究中的主要方式，而主观界定常常作为一种补充。
在具体使用客观指标的时候，学者们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研究角度和条件来选择使用一种指标，或几个指标的组合。如果选择指标组合，需要注意的是：首先，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往往有主次之分；其次，指标之间往往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或多或少的相关性，甚至有时这种相关性很高。
三新马克思主义与新韦伯主义的分歧
新马克思主义的中间阶层理论相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要灵活、精致得多。如美国学者赖特的“矛盾阶级地位”理论，在剥削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上，他仍然认为财产的不平等是剥削存在及阶级划分的基础。同时，他赋予财产更加宽泛和新颖的概念，认为不平等分配的财产不仅指生产资料财产，它还包括劳动力财产、组织财产和技能财产。拥有生产资料财产的是资本家、小雇主和自雇小业主，拥有劳动力财产的是工人阶级，而另外两种财产的拥有者则是从事管理和技术职业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受拥有生产资料财产的资本家的剥削，同时依靠所拥有的管理财产和技术财产剥削他人。这样，中间阶层处于剥削与被剥削的双重矛盾地位中。Eric Wright: Class , Crisis and the States, London: New Left, 1978.希腊学者普兰查斯的“新小资产阶级”，其理论特征有两条：一是以非生产性劳动作为划分和确定“新小资产阶级”的标准，从而把大部分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领取薪金的人划归“新小资产阶级”，以区别于传统工人阶级，也有别于传统小资产阶级；二是认为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应仅根据经济地位来确定，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也是决定阶级地位的重要因素。Poulantzas N：“On Social Classes”, in A Giddens and D Held (eds) : Classes, Power and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而马勒的“新工人阶级”论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随着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工人将愈来愈少，非生产工人即技术工人和研究人员、管理人员会愈来愈多。除了受过训练的传统蓝领工人，“新工人阶级”还包括那些生产“生产条件”的科研人员与组织者等。意大利学者卡切迪的“新中间阶级”理论以社会承担者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职能”为标准划分社会阶级，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主要有三个阶级：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新中间阶级”，而“新中间阶级”仅指工厂企业中的中下层管理人员。Carchedi G: On the Economic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 Classes，London: Routledge，1977.
当然，这些理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有概念进行泛化了处理，保持了传统理论在新的社会现实中的解释力，但同时也面临一个理论困境：这还是传统理论吗？
新韦伯主义继承了阶层划分的多元标准的思路。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机械接受了韦伯划分阶层的经济、权力与声望三个界定标准，而是在韦伯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并特别强调了职业分层标准。准确地说，韦伯为西方学者提供了对马克思一元标准的反思，以及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内选择分层维度的新思路。新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关键概念的泛化，其结论与新韦伯主义往往异曲同工。相对于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成为阶层分析的主流，包括中间阶层的界定。
四多元化的界定指标
如前所述，新韦伯主义的多元界定思路成为阶层分析的主流。概括来看，学者们常用的中间阶层界定指标主要包括四类：经济类指标，社会地位类指标，政治类指标，以及文化类指标。
第一部分:导论“主观”与“客观”的不一致（2）
经济类指标包括职业、收入和财产等。布劳（Peter MBlau）和邓肯（Oliver DDuncan）在《美国人的职业结构》（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中，首次提出了职业分层模型。职业可定义为社会角色，表示一个人为了谋生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在激烈的生活竞争中,人们的生活机会关键取决于社会对某种类型的劳动力或生产资源的需求情况，其突出的标志就是社会对职业的“标价”。“对大多数人而言,在现代社会中,职业也许已经成为人们物质报酬水平、社会地位水平和生活机遇水平的一个最有力的指示器。因此,在本世纪里,把职业结构划分为与不同水平的社会和物质不平等相联系的，将职业结构普遍理解为社会阶级的聚合体,已成为各类社会学研究者的常识。”David Ro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M〕, Hutchinson, 1988, p13.“在工业社会中,职业是衡量人们所得到的报酬水平及其社会地位水平的最好指示器”Rosemary Crompton: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current debates〔M〕, Polity Press, 1996, p50.。正因为如此,当代社会学研究人们进入社会位置和社会阶层的主切入点是人们“进入不同的职业阶层”。Gerhard E Lenski: Power and Privileg 〔M〕, McGRAW -Company, 1996, p195.收入是在一个特定时间内的货币收益，例如年薪。但要注意的是，收入和财产是有区别的。财产指各种资产，如储蓄存款、房地产、有价证券、小汽车等大件消费品、企业资产等；消费性的财产和投资性的财产，在社会分层方面往往具有不同的研究意义。它可以是个人、家庭收入的积累，也可以是通过继承等其他手段得到。
在社会地位方面，有个人声望、社会交往、品质素养等指标。个人声望表示社会对其社会价值认可、尊敬等情感，在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影响是明显的。虽然这种指标比较抽象，但仍然可以观察被研究者下意识的态度，如对观念或生活方式的模仿。社会交往是重要的，因为它促进了某个社会阶层的成员在行为、观念和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相似性。地位结构中具有既定地位的人，容易与其地位相同或相似的他人建立更多的个人联系和交往。个人品质素养是在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养成的，受家庭、社区环境和个人经历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有学者根据统计筛选出父母对孩子最希望的一些品质素养特征，如恭顺、整齐清洁、体谅他人、好奇、自制、快乐、诚实等，发现不同的父母对这些品质的期望排列顺序是不同的，表现出了与父母阶层地位的相关性。Melvin L Kohn, and Carmi Schooler: Work and personality: An inquiry into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Norwood, N J: Ablex Publishing, 1983.
政治方面有两个与社会分层有关的指标：权力，阶层意识。韦伯将权力定义为“个人或者群体即使有人反对也要实现其意志的潜力”。Max Weber: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it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可以看出，这里的权力其实是一种影响力，而不仅仅是狭义的政治权力，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上级对下级的支配权力。首先提出阶级意识概念、集大成者是马克思，相关理论对后世形成了深远影响，并引起广泛争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是指由生产关系规定的对阶级成员资格认可的意识，对于这一共同身份产生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感觉，以及为谋求阶级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倾向。马克思认为只有一个群体的成员具有阶级意识时，才能被定义为一个阶级，即自为的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概念是阶级理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阶级冲突意识层面上的必要条件。是否存在普遍的阶级意识，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为了避免意识形态化，我们这里宁愿称之为一种“共同体意识”，是对自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众不同的某种自觉辨识意识。
在文化方面，有知识教育背景和生活方式指标。教育从来都是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它的作用往往通过其他方面得到综合的表达，如声望、品质素养、职业获得、影响力、共同体意识、收入等。有学者认为，知识的力量在现代经济中的充分显性化,取代了物质资本而占据社会的支配地位,不仅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赖以生产与发展的经济形态,还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嬗变。资本的占有者是社会的上层，而知识的占有者成为社会的中间阶层。参见张孝德：《知识经济社会与中产阶层》，载《甘肃理论学刊》1999年第5期。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是国内媒体很热衷讨论的话题，有媒体更将中间阶层生活方式渲染得无以复加，提出了中产阶级的十大标志：①年收入20万元以上。②持有已经上市的股票或者期权，至少有希望于近期内上市。③有度假小屋或别墅以及一辆看上去不错的车，跟人合买的也算。④有丰富的夜生活，不一定是去夜总会或者打麻将，通常是商务谈判或者听音乐会。⑤有外国身份或者至少在外国呆过三年以上。⑥对一些时髦的文化，如MP3或者彩信均不感兴趣，但对于古老文化非常感兴趣，对各个国家的古文明有一定知识，特别是有古玩方面的知识。⑦知道各种礼仪，风格是美式的，但心里崇拜欧洲。⑧知道最新上演的歌剧和芭蕾舞剧。⑨谈话中经常夹杂外语单词，听众不懂再用中文解释。⑩着装随便，但不是普通的随便，而是一种非常刻意的随便。分别转引自辛保平：《中国中产阶级真相》，载《投资科学》杂志，2003年总第617期，第26、38页。国内学者从理论、实证和经验上分别探讨了中间阶层的界定标准，甚至一些官员和媒体也参与其中。这些界定标准借鉴了西方社会分层的研究成果，也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从整体上并没有超越上文所述的内容。其中，有的只是在经验或理论上进行了探讨，有的则进一步做了量化研究。
第一部分:导论经验的界定
从经验上，比较早进行阶层分析的学者对中间阶层的界定标准比较简单。如有的学者认为中间阶层指“脑力劳动者，即广义的白领阶层”。参见朱光磊：《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有学者借鉴了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以资本资产、组织资产和文化资产占有状况为依据，从理论上将当代中国的中间阶级定义为专业技术人员、基层管理人员和小资产阶级。Lichunlin:“The Class Structure of Chinas Urban Society during the Translational Period”,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Spring 2002, pp91~99.有学者认为市场转型以前，普通干部、普通知识分子和国有企业职工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典型中间阶层，是公有制体制的受益者。在市场转型以后，我国的中间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兴产业和大城市正在形成年轻的新中间阶层。而且新、老中间阶层的更替速度非常快，作为改革以前典型中间阶层的国有企业职工群体出现整体性衰落。参见李强：《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载《人民大学学报》，2001第2期。有学者从行业上来划分，认为在市场经济转型以来，保持传统垄断地位的一些行业从业人员（如航空、金融、保险、电讯、外贸、房地产、旅游、烟草、电力等）与外资企业从业人员构成了中间阶层。薛求知、诸葛辉：《跨国公司与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与发育》，载《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这种以行业为标准的划分方式明晰、操作简便，但也有很大的缺陷。首先，行业的优势是暂时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垄断行业的种类在不断减少，垄断程度也在不断降低。随着国内私营企业的发展，外资企业也逐渐褪去高薪的色彩。其次，行业内部不同职位间的差别是不容忽视的。
更多的学者在经验上提出了多指标的组合体系。比如，有学者将所谓的社会变迁的“变数指标”与一般使用的指标（包括职业、经济、声望和权力），形成综合评价体系，划分出精英阶层(核心或富裕阶层)、中产阶层、一般阶层和渐进阶层(代价阶层)。社会变迁的变数指标，是指在社会变迁中的市场机制、体制改革、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意识形态、发展潮流等因素。李正东：《试论中国中产阶层》，载《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有学者将职业分类与韦伯的阶层指标结合，在度量收入、声望和权力的基础上，从高到低划分出上海市区的主要职业类别，分别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包括私营企业主）负责人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职员阶层、商业工作者和服务性工作人员阶层、工人、农民，并发现三种指标的内在一致性。其中，管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工作者被认为是当前中间阶层的上、中、下部分。Qiuliping: “A Study and Discussion of Social Strata in Chinese Cities Today: Taking Shanghai as an Example,”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Spring2002.有学者提出中间阶层的界定可以综合考虑六个因素，包括：职业工作方式、职业权力、收入及财富水平、就业能力、消费及生活方式、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253页。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对“新白领”的界定提出了“三高”标准：高学历、较高收入和较高职位，认为他们是指那些正从事着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热门职业，具有高学历、有着较高收入的青年群体。郗杰英：《解读新白领》，载《中国青年研究》，2001年第6期。1998年在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中，将研究对象——白领青年界定为在“三高”(高学历、高收入及较高职位)中符合其中二项条件、年龄介于20~39岁、从事管理或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杨雄：《上海“白领”青年职业生活调查》，载《青年研究》，1999年第6期。
第一部分:导论量化的误区
近年来，随着中间阶层现象日益受到关注，“中国当前到底有多少中间阶层”，成为舆论的一个热点。在这种舆论的引导下，许多学者们对此展开了研究，甚至国家统计部门也参与进来。
比如，有学者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1年所做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别划分出“职业中产、收入中产、消费中产和主观认同中产”四种中间阶层类型，然后取它们的重叠部分作为中产阶层，并计算出只有41%的人符合完整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标准。参见李春玲：《中产阶级：中国社会值得关注的人群》，载《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比如，有学者综合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和职业三项指标，并分别量化，根据每个研究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综合得分界定其所在阶层位置：15分（满分）为上层、12～14分为中上层、9～11分为中层、6～8分为中下层、3～5分为下层（见表1-1）。张建明等：《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新装及其未来发展》，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5月。
又如，有关部门在一份抽样调查中将6万~50万元作为我国城市中间阶层数据中称之为“中等收入群体”，是官方对中间阶层的类似称呼。家庭年收入标准。并预测，到2020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现在的504%扩大到45%。虽然有关部门否认公布过这一数据，但承认“数据是有的，只是没有正式公布而已”。申剑丽：《未公布过中间阶层数据》，载《新京报》2005年1月2日。
表1-1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量表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项目评分文 化 程 度大学本科及以上
大学专科
高中（含职高、中专、中技）
初中
小学及以下5
4
3
2
1家庭人均月收入（按人口五等分法划分）
825元及以上
625~824元
500~624元
367~499元
0~366元
5
4
3
2
1职业高级管理人员与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中层管理人员与中层专业技术人员
一般管理人员与一般专业技术人员
体力劳动工人和个体经营人员
临时工、失业、待业人员5
4
3
2
1
数量上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最直观的中间阶层发展现状，解决“有多少中间阶层”的问题。同时，这种量化研究的合理性和准确性也引发了一些争论和误区。
当前许多研究者倾向于从财产和收入拥有的量化上进行界定，无论是臆测一个绝对值还是相对值作为界定标准，都存在很多争议，甚至毫无道理。比如，“6万元中产”的说法就缺乏令人信服的设定依据，引发了许多质疑。在不同国家之间、国内不同区域之间、同一区域的不同阶段，收入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收入水平在受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中不断发展变化，很难进行直接比较。比如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如果升值一倍，以美元计算的国内个人财产拥有量升值一倍，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绝对财产一夜之间真的升值了一倍、个人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倍，更不意味着中间阶层的数量大幅增长。
而且，在当前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个人财产的拥有量是不透明的，个人财产形式和来源渠道复杂，不存在一个有公信力的个人财产评价体系。至少表面的工资收入并不能反映真实的财产拥有量，更不能反映真实的社会资源拥有量。
即使使用其他方面的标准、或多指标体系来进行量化研究，也很难摆脱标准本身的臆测性。比如，在上述一个量化界定的例子中，将大学本科及以上定义为5分，将小学及以下定为1分，等等，并没有确切的依据。而且，学历水平的低分与收入上的高分并不能简单中和。另外，量化的指标缺乏弹性，只适合于某种特定的发展时期，不能适应中间阶层自身的不断演化。为了中间阶层的量化指标能够被接受，就需要不断的去调整这些特定的数字。
综上所述，对中间阶层的界定已经脱离了传统的阶级划分约束，具体指标实现了多元化，并在中间阶层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不断调整。在看待中间阶层界定标准的问题上，不同研究者的角度不完全相同，并在具体指标上存在争议。同时，许多研究者在中间阶层最终指向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并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比如，不再将中间阶层简单看做“中等收入者”，而是看做在综合指标意义上的社会中间层次。
第一部分:导论中间阶层分析起点的思考（1）
中间阶层的政治内涵从上节对中间阶层界定标准的争论中可以看出，人们可以从许多角度去界定中间阶层，并在最终的对象指向上具有较好的重叠性。但同时，根据一些标准将一些社会群体“捏合”为中间阶层，总是给人“大杂烩”或“拼盘”的感觉，中间阶层成为多个似乎“毫不相干”的社会群体，使人怀疑是否可以看做一个社会共同体。
所以，我们需要抛开那些表面性的界定标准，从中间阶层的联系性上把握其内涵，使其作为一个共同体，形成有价值的分析对象。要把握中间阶层的内涵，必须理解它的“中间性”。中间阶层之所以称为“中间”，是相对于其他更上层和更下层的社会结构而言的。这种上、中、下的社会结构划分具有宏观性，我们也需要从宏观的层次来理解中间阶层的这种中间性。
最简单的界定是把中间阶层看做“处于社会中间状态”的社会群，但这种界定只能被看做“没有定义的定义”。因为，不同的人可以针对“中间状态”做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建立其角度各异的理论框架。之所以对中间阶层的“中间性”难以把握，是因为中间阶层所能包含的各种群体之间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很难用一种单一的操作性指标来界定。中间阶层各群体彼此相似的是一种很难言表的“综合状态”，而这种“综合状态”难以用其中的各种具体“状态”加以量化并加权运算的。所以，美国人口咨询局在1994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也坦率地承认，中间阶层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定义。这样，如果要给出中间阶层一个既有弹性、又不会同义反复的定义，就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
其实，这种困境并不仅仅在界定中间阶层时才会出现。如果我们给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一个既有弹性、又有操作性的定义，同样会产生上述困难。这本身说明了社会的复杂性，社会结构的划分并不存在一种完全排他的本质属性。我们并不能完全解决上述困境，我们所能做的是，超越操作性指标，特别是那些量化的操作性指标，从某种角度寻求中间阶层的内涵，从而找出中间阶层的共性，可以把中间阶层作为一个具有研究价值的社会共同体。
本书以中间阶层的政治分析为目的，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中间阶层，包括中间阶层的兴起对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影响，以及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对中间阶层的影响。所以，这里希望从政治的角度来把握中间阶层的某种内涵，寻找中间阶层各群体内部的联系纽带。
政治可以看做一种社会关系，是以社会资源分配为基础、公共权力为对象的社会关系总和。在社会结构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中，政治调整和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资源分配关系，并从公共权力上加以确认。社会上层凭借各种资源优势，可以对其他阶层进行控制和支配。而社会下层因为资源弱势，往往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要受到其他较高阶层控制和支配。
中间阶层处于社会利益格局的中等位置，不是社会弱势阶层，也不是社会强势阶层，他们不被其他阶层随意支配，也不能随意支配其他阶层。在社会资源分配上，他们不靠剥取其他阶层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也不是在社会利益冲突中处于受剥夺的无能为力的地位。在宏观政策上影响上，他们的声音既不会是最优先得到考虑的，也不会是最受漠视的。等等。总之，这些特征可以归结为中间阶层的相对独立性。更高的阶层，他们的支配性更强；更低的阶层，他们的依附性更强。
这样，把中间阶层放在与其他阶层之间的相对政治关系中来考察，可以将其界定为“不被其他阶层随意支配、也不能随意支配其他阶层、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群体的集合”。
中间阶层的这种相对独立性，不仅体现在政治上，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中间阶层的其他界定方法相互融合。比如，如果把中间阶层看做专业技术和管理集团，那么由于中间阶层拥有的专业的技术，所以他们在职业发展上既受制于雇主（无论是企业雇主、政府雇主或其他社会组织雇主），也可以选择另谋高就。在地域迁徙上，可以比产业工人与农民有更多的机会选择，不会被完全约束。在经济收入上，中间阶层所拥有的物质水平虽不能让他们随心所欲、过一种豪华的生活，但他们也不必为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调配自己的生活内容，有自己的以一定经济能力为基础的个人爱好（如旅游等）。在社会交往上，中间阶层不会如社会上层那样处处得到其他人的尊崇，但也不必如社会下层那样对人低声下气，保持中间阶层的自尊。在社会价值观念上，具有更多的弹性和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通过调节寻找出自己的价值平衡点。有一定的自我保护能力，不能随意地支配他人的命运，也不会完全受制于人。受到伤害时，或者认为受到社会不公时，有进行申诉、寻求解决的意识和能力。等等。用最通俗（当然并不准确）的话来概括，社会上层可以“为所欲为”，社会基层只能“听天由命”，而中间阶层则能够做到“独善其身”。
这种中间阶层的内涵与赖特的新马克思主义中间阶层理论有相容的地方。赖特认为中间阶层在生产关系中具有职能的双重性。资产阶级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依靠资本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价值；工人阶级出卖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被资产阶级所剥夺，只得到维持基本生存需要或维持再生产的生活报酬。而中间阶层不拥有生产资料，也不用付出工人阶级那样的劳动，但他们依靠特有的专业技术和管理权，对生产资料和劳动都具有一定的支配和控制。这样，中间阶层既执行资本增值的职能——资本家的职能，又执行社会生产——工人阶级的职能。从而，中间阶层在生产关系上处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中间”位置，并占据了社会结构的中间地位。Eric Wright: Class , Crisis and the States, London: New Left, 1978.但这种观点仅仅将中间阶层的相对独立性归结到生产资料关系中，没有突破传统阶级理论框架，在解释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社会现实中，很难提供有价值的启示或帮助。
第一部分:导论中间阶层分析起点的思考（2）
本文的相对自主性是从社会控制能力着手的，使人联想到社会分层中“权力分层模式”。在韦伯的阶层划分思想中，政治权力成为多元界定标准中的重要内容。而米尔斯和达伦多夫更是直接提出了权力分层模式，认为社会分层源于社会结构不平等和权力强制。比如，米尔斯在《权力精英》(Power Elite)中对功能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社会报酬并不能解释社会分层，权力才是社会分层的决定因素，社会分层是拥有权力的统治者群体强加给没有权力的被统治者群体的一种社会秩序。但本研究的用意并不在于此。首先，权力分层模式主要分析的是社会分层的根源，而本文的内涵界定则分析了社会分层的结果（或效果）。其次，权力分层模式中“权力”明确所指的是政治权力，而相对自主性所涉及的社会控制力则是一种综合的社会地位，根植于多种社会因素。
中间阶层相对自主性的基础来自“相对独立的社会资源获得能力”。这种能力处于社会中等水平，既有上限，也有底限。超过了上限，就会向上流动成为社会上层；降到了底限，就向下流动到了社会下层。这里需要说明几点。
①“资源”是个宽泛的概念，包含了多元化的价值内容。所以，虽然经济性的资源是资源的首要内容，但它仍然不等同于资产、财产或收入等经济性内容，它还包含政治性的资源（如竞争选举）、社会性的资源（如社会信用）和文化性的资源（如教育）等。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资源的获得可以提高中间阶层在社会群体竞争中的谈判能力、政治能动性。即使经济性的资源获得能力不高，如果其他方面的资源获得能力较高，也可以融入中间阶层的行列，并得到社会的认同。同样，如果仅仅一方面的社会资源获得能力较大，而其他方面十分欠缺，那么他的中间阶层地位可能会受到质疑。
②“能力”是一种获得社会资源的潜在可能，不完全等同于实际获得的资源数量。中间阶层具有了获得一定社会资源的能力，也就相当于他跨入了中间阶层的层次。即使他实际的社会资源拥有量并不高，但这往往只是个时间问题。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因为中间阶层的个体需要一个成长、积累的历程。在判断成年个体的阶层归属的时候，能力素质往往比实际的资源拥有量更有概括性。比如，一个苦读多年的医学博士生，在获得执业资格并走上工作岗位之前经济上可能很窘迫，但很少有人会把他作为社会底层看待，因为人们相信他有足够的资源获得能力，只不过还没有发挥出来。又如，一无所长的街头流浪者拣到相当于中等收入者一年的一笔钱，获得了较高的资源，但并不表示他的资源获得能力获得了提高，人们也难以认同他一夜之间跨越了中间阶层。
这样，摆脱了对前文所述纷繁复杂的中间阶层界定方法的困扰，使得中间阶层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群体的拼凑或大杂烩，而是在相互联系中成为一个有研究意义的共同体。
第一部分:导论界定中间阶层的新视角
我们承认上述中间阶层的政治内涵比较抽象，并不能如上节所讨论的各种界定方法那样直接划分出中间阶层的各种群体，更不能依此计算中间阶层的数量。但这并不是说中间阶层的内涵对于中间阶层的具体界定没有意义。
“去两边、留中间”是作者界定中间阶层的独特视角。如前文对中间阶层内涵的分析，作者所理解的中间阶层是社会结构的“中间”部分，是相对于社会基层与社会上层而言的。换句话说，先挑出社会上层（较高的资源获得能力，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支配他人）和社会基层（较弱的资源获得能力，一定程度上受他人的控制、支配）两部分，剩下的就是社会中间阶层（中等的资源获得能力，对自己的命运和安排有相对独立的支配）。中间阶层的范围比较模糊，但社会上层和下层则相对清晰。就像一块蛋糕，先看准了比较明显的上层部分和下层部分，横切两刀，落在中间的那一块就是中间阶层。
社会上层主要是政府官员（权力的拥有者，作为中国特色，还包括各种事业单位的领导，中大型国企的领导人）、较大企业主（财富的直接拥有者）、企业较高级经理人员，以及名人群体（如演艺明星、体育明星、高级知识精英等）等。而社会基层相对简单，主要是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包含“民工”这一中国的又一特色群体），以及各种社会底层群体（如无家可归者）等。其余社会群体，大都可以划归为中间阶层。
可以看出，相对于一般学者和媒体的界定范围，特别是相对于以具体职业来进行“点名”的界定方法和以具体财产收入数字来“框定”社会成员的界定方法，本文的界定视角无形中将中间阶层的范围扩大了许多。作者不认为这是一种缺陷，相反，确信对中间阶层的广义理解正是这一视角的价值所在。
首先，“去两边、留中间”的界定视角有较高的弹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历史阶段，社会上层和社会基层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对他们强势或者弱势的理解在社会舆论中更容易达成共识，不会像界定中间阶层那样充满分歧。中间阶层本身就是比较模糊的社会中间地带，所包含群体的综合地位随着社会转型的进程不断变化，而且还不断涌现出一些新兴的职业群体。这样，从清晰的社会层次入手，抽丝剥茧，更容易辨识出中间阶层，并为社会转型中的变数留下足够空间。
其次，对中间阶层的广义界定与作者的基本判断相互呼应。这个判断就是：中间阶层不是很多学者和媒体所炒作的“精英”阶层，而是社会“骨干阶层”。从媒体对中间阶层高高在上的生活态度、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奢华的生活标准的炒作中可以感受到，他们眼中的中间阶层是社会的“精英”，如消费精英和赚钱精英。某些学者对于这种严重的舆论误导不仅没有提出批评和校正，反而推波助澜、隔三差五、信手拈来地提出一些高收入或高财产标准，或者不负责任、不加推敲地推出一些中间阶层发展数字，甚至肤浅地附和一些界定中间阶层的庸俗化生活方式标准，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的误导。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讲，中间阶层竟然成了一种高不可攀的幻象。如此以来，中间阶层又何谓“中间”呢？所谓“中间”，至少有融入社会大众之间的意思。中间阶层是看得见、摸得着、为社会提供各种服务、创造着各种财富的社会骨干，而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社会精英。
中间阶层主要存在于城市之中，因此本研究将研究对象定位为城市中间阶层，并具体选择了北京市区作为抽取样本的地域范围。这除了作者本人的研究便利之外，主要考虑到了大都市作为城市中间阶层集中之地，能够体现未来中间阶层发展的许多特征，具有较好的预测性。因为，本研究的着眼点就在于中间阶层的发展趋势和未来政治影响。中间阶层在北京市区不仅有较高的绝对人数和相对人数，而且所包含的群体类型也更加丰富一些，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基于以上的讨论，并考虑到了范围跨度和覆盖性，作者选取了一些具有共识性的中间阶层群体作为研究典型。包括：企业白领（不包括高级经理人）、政府机关基层公务员、“事业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中小自营者（包括中小企业主、个体经营者，以及少量依靠出租、置换房产和出卖地皮快速致富的城市原住民，本研究称之为“城市新地主”这是作者所使用的一个新词汇，在后文的讨论中有详细解释。）。
要说明的是，这些中间阶层群体并不一定能概括中间阶层的全部，而只是中间阶层在特定时间（当前）、特定地域（北京市区）的一些典型（只给出了四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社会群体会不断涌现，特别是新的职业群体日新月异，一些新的群体可以被划为中间阶层；而原有的一些中间阶层群体可能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如果将研究地域转移到其他城市，一些特有的中间阶层群体在这个城市可能并不成型，比如“城市新地主”；同时，这个城市也可能会有一些北京城区所没有的其他中间阶层群体。所幸本研究不是定量研究，并没有从数字上概括整个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企图。从“典型性”出发来选取研究群体和具体调查对象，目的是描述现象，提出问题，初步探索需进一步验证的规律（下一节将对研究途径的选择做专门的讨论）。
第一部分:导论中间阶层分析的多重层面（1）
前文中提出了中间阶层兴起中的政治命题，讨论了其政治内涵，并进一步界定了中间阶层的范围。接下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建立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间的联系，从而展开对中间阶层的描述和解释，为最终的中间阶层政治命题提供分析基础。实际上，社会阶层或阶级是一个表述社会成员划分情况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其社会生活划分为三个领域或三个层次。相关论述参考了《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7页。
第一个是结构层面。这个层面的内容是指独立于个人意志之外的各种客观社会关系。其中，经济关系是基础性的，包括商品和劳务领域中的生产和交换领域中的各类关系，特别是职业，财产等内容。另外，其他社会关系也非常重要，如声望、话语权力、谈判能力等。表现在政治上，即受公共权力体制约束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
第二个是意识层面。这个层面是指社会主体之间的文化与心理层面，即在生存体验中建立起来的“抽象世界”，包括如何看待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理解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结构的主观态度和取向等。表现在政治上，即政治文化。
第三个是行动层面。这个层面是指社会生活的各种不同领域中个人或集体所做出的行为、采取的行动，包括他们作为私人、消费者、劳动者和公民的行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选举行为，以及他们在产业和政治上的组织方式等等。表现在政治上，即政治参与。
毫无疑问，如果某个社会群体在三个层面上都达到了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即在结构层面上具有相同的地位，在意识层面上有共同体的认同，在行动层面上能够为共同的利益而进退，那么，这个社会群体就形成了一个阶层。但实际上，完全一致的理想阶层并不存在，至少三个层面上的一致性程度并不平衡。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社会，都存在一定的社会结构，每个人群都在这个社会结构中可以找到自己的社会归属位置。就是说，无论持有何种价值观，无论是否接受阶层的划分，阶层的社会结构仍然是可以辨识的。但对于阶层的第二个层面与第三个层面，也就是说现实社会中是否存在阶层意识和阶层共同行动，充满了争论。另外一个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三个层面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逻辑关系，如社会结构是否必然产生相应的阶级意识，阶层意识是否必然引发一致的阶级行动。
马克思和韦伯都承认阶层结构、阶层意识与阶层行动三个层面的客观存在，并且认为它们相互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就是说，当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等的人们彼此在生活经验、意识上发生重要的联系时，而且两者对人们作为消费者、劳动者或公民的行为——包括怎样生活、加入什么组织、支持何种政治党派等具体行动——有重要影响时，社会中就存在或形成了阶层。
但马克思的阶层理论和韦伯的阶层理论在三个层面之间相互联系的向度和紧密程度上有很大的分歧。
马克思所描绘的各个层面之间的联系非常严密，而且是单向度的，因果关系从经济与政治结构起始，到阶层意识，最后达至阶层行动。在生产关系中直接对抗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其他阶层纳入自己的队伍中，分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巩固壮大，并逐渐形成阶级意识、产业组织和政治组织。这两个阶级之间终将爆发革命性的冲突，只有当资本主义制度灭亡时这场冲突才会宣告结束。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韦伯的阶层理论宽泛，阶层的各个层面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在因果联系上可以有不同的方向。比如，层面间的联系不仅能从经济地位到意识、从意识到行动，而且也能够从意识领域到政治、经济地位基础。因此，不存在一种必然的顺序，即从阶级结构到阶级意识、到阶级行动的完整的发展过程。也没有任何可以解释这种发展过程的基于“阶级利益”的宏观理论，因为历史的可能性是多样和不确定的。各个层面的中心问题的范围也要宽泛得多：在经济结构层面上，中心问题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而且包括“流通”领域和“市场”地位（尽管韦伯和马克思一样，认为拥有财产与否是阶级状况的基础）；在意识形态和行动层面，中心问题也包罗万象，意识层面包括伦理、宗教和社会地位等等，行动层面则既包括劳动领域和政治领域，也包括消费领域和分配领域。
可以设想一条连线，其两极分别为马克思和韦伯的经典理论所占据。对这两种观点的认同程度，取决于人们心目中衡量理论优劣的标准。更严密、更条理化的理论体系出现差错的风险较大，但如果正确无误的话，则具有相当强的阐释力和预测力。按照这种标准衡量，马克思的理论无疑可以占上风。另一种分析当代社会的理论架构因保留了更多的联系和发展的可能性，降低了理论的清晰性和说服力，同时也大大减少了失误的风险。按照这种标准来衡量，韦伯的理论就会因阐释充分而认同度较高。当代的各种阶级理论仍然离不开这两个极点，要么被引向其中一极，要么承担起调和这两极的任务。
作者认为，阶层分析中的各个层次应该如韦伯所分析的那样，是一种比较宽泛的联系，而且在“结构——意识——行动”的逻辑上是双向度的。甚至，三个层面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是线性的，而是环形的，即结构和行动之间有直接的联系，意识并不是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必然桥梁。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中间阶层，目的和落脚点是要揭示中间阶层在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中可能扮演的政治角色，以及在政治背景中的自身发展趋势。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从各个层面上考察中间阶层的政治与结构特征，中间阶层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取向特征，中间阶层的社会与政治参与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本书对中间阶层的描述和解释部分（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就采用这种三层面的框架，后面的理论总结和分析部分建立在此框架的基础上，有以下要点：
①围绕三个层面展开对中间阶层的描述: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和社会行动。即对中间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客观描述，中间阶层的阶层意识和社会体验，以及中间阶层在具体社会环境中所采取的行动和效果。
②中间阶层在三个层面上是相互联系的，同时这种联系是宽泛的，而不是决定论的。
③三个层面间的联系是双向度的。社会结构对社会意识具有影响，社会意识影响社会行动；同样，社会行动的经验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结构形成冲击。并且，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之间还存在直接的影响与反影响的联系，政治意识并不是社会结构与行动中间的必然过程。
第一部分:导论中间阶层分析的多重层面（2）
上述要点可以用图1-1简要地进行表述：
图1-1中间阶层的分析层面与联系
当前国内的中间阶层研究主要集中在结构层面上，或者进行“空对空”的理论分析，或者通过各种宏观指标进行考察。对政治意识层面的问题，本土研究比较少。至于对社会行动层面，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之外的生活、消费、文化、经济领域，政治参与层面上的研究更少。其原因有二：当前整个社会的政治参与程度很低，缺乏现实素材；出于某种考虑，不愿涉足这个领域。至于三种层面之间的联系，则几乎难以见到。本研究希望能够在中间阶层的三个层面上分别展开，并逐渐起内在联系——无论这种联系是强还是弱。
第五节研究途径与设计〖1〗一研究途径的选择思辨研究，还是实证研究？中间阶层这个社会层次不但重要，而且不好把握，需要细致入微地进行理论辨析，才能对现实社会做出有价值的解释和指导。如果沿着这个思路，可能就是以思辨研究为主的研究途径。思辨性研究和实证研究各自具有自己的优势，但纯粹的思辨和纯粹的描述，却都不是最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思辨性研究常被指责为一种空对空、以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推理来构建知识的方法，并具有强烈的价值倾向；而纯粹描述性的实证研究，常被指责为浮浅，忽略了重要的制度因素。所以，根据具体课题与现实情况，寻求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与平衡，是更加明智的选择。对现实的关注是作者所推崇的研究思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自于现实社会的风起云涌。所以，本研究选择了以实证研究为主，并结合一些思辨性论述。
一手资料还是二手资料？中国当前处于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期，无论从问题的提出，还是从材料来源、理论检验上看，都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关键是能不能充分利用它。其中，新问题的提出，新一手材料的收集，是最迫切的工作，这些是新理论的基础，否则研究就成了无米（问题和材料）之炊（理论）。在新领域中，每个新问题的提出，每批新材料的积累，都是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实实在在的贡献、真正的耕耘。所以，本研究选择了收集一手材料，即使不能提出可以被大家接受的创新观点，还可以寄希望于所搜集的材料和提出的问题能够被其他学者的研究加以利用、批评。
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在开始设计研究方法的时候，和通常的思路一样，首先考虑的是使用定量方法（特别是问卷调查方法）来取得一手资料并进行分析。但随着思考的深入和尝试调查，发现定性研究方法对本研究课题更加适合。
社会科学中的定量研究建立在厚实的现有文献资料、清晰的概念基础上，从中抽象出理论假设或框架，然后根据所取得的新数据体系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修正，从而形成新的理论。然而，当前所能提供的这些条件并不充分。中间阶层研究至今仍然是个充满争议的新兴领域，关于中间阶层的一些基本概念还没有弄清楚，甚至连中间阶层是否存在还是一个正在讨论的问题。中间阶层的概念并没有在民众中深入人心，许多人对自身的阶层定位并不清晰。中国到底有多大数量的中间阶层，是媒体和学者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关于中间阶层群体数量的说法相差巨大，统计方法也五花八门。甚至有些人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就能凭空“猜”出中间阶层在中国有多少人、以什么样的增长速度发展。如果说民众和媒体的混乱和盲目尚且可以接受，那么学者们对中间阶层缺乏洞见的臆断就显得让人失望。因此，在缺乏厚实的研究背景的情况下，贸然采用定量研究，犹如空中画饼。即使设计出一个理论框架，在资料收集和分析中可能会发现与现实想去甚远，难以回头对理论框架进行修正从而再次收集新的资料，或者陷入为证明而证明的尴尬境地。
第一部分:导论中间阶层分析的多重层面（3）
而定性研究在对一个新领域的探索性研究方面有不可比拟的优势，重在提出问题，做出启示性的、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论断。它所取得的每一点成果，都是在本领域研究中迈出的坚实一步，为将来的进一步探索——包括在此基础之上的定量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文献积累。
定性研究是以文字叙述为材料（data）、以归纳法（inductive approach）为论证步骤、以建构主义为前提的研究方法。研究者承认自己的立场性，坚持自己的立场，从个案开始，从个案出发，用数据说话，解释个案材料的内在逻辑。研究者把自己沉浸到丰富的材料中，从当事人的话语、立场寻找出当时人到底想说什么，看他是怎么说的，追究出他所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思路。根据这些关键话语找出主题思想，归纳出主题。定性研究通常意味着三个概念：①建构的研究认识论(即基于认识知识的后现代、结构主义或自然主义范式的方法)；②具体的研究战略，如研究设计是针对解释和揭示事物、现象和事件，而不是总结出可运用于更大范围的因果关系；③具体的、不需要涉及数字的技术，如访谈、观察和实物分析。Gabrielian, Vatc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 overview”,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rche Dekker, Inc New York, 1999.定性研究有时也被称为质性研究，它们都来自同一个英文词“qualitative research”，是相对于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而言的。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在具体操作上具有各自的特点：①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上，定量研究把被研究者放到被动的地位，只是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研究样本；定性研究则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看成互为主体的关系，被研究者也在研究过程中被更新、唤醒。②在应用环境和规模上，定量的方法可以在宏观层面上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和政策预测，将复杂流动的社会现象简单化、数量化、固定化；定性研究则可以在自然环境下对微观层面进行细致、深入、动态的描述和分析。③面对不同的研究课题时，定量研究可以对比较熟悉的社会现象进行量化，达到更加准确的理解，而定性研究可以对研究者并不熟悉的新现象进行初步探索，提出问题，得出可供继续探讨和验证的结论。④在研究起点上，定量研究在课题设计时，事先构建理论假设或框架，并在取得研究材料和分析的过程中去证实、补充；定性研究强调“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研究者同时作为一名“学习者”，从经验资料中构建理论，而不是从经验材料中搜寻对预先理论假设的支持。
相对于“空对空”式的研究，定量分析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无疑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可以说，定量研究对中国的政治学研究现状来说，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但在我们重视计量政治学的同时，也需要正视对定量研究的盲目崇拜，比如对问卷调查的过分偏好和对数据的迷信。定量研究在问题的深入与确证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定性研究在新兴领域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事实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并行的两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互为补充。它们相当于方法论维度上的两端，一端是严格控制的在实验室条件下的量化研究，一端是在自然环境下和被研究者一起生活所从事的体验式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中应该选择适当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交互融合，或者在探索性的定性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最受诟病的是这种研究方式是否有足够的推广度，或者说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否有普遍适用性。然而，定性研究的目的不是通过对样本的研究找到一种可以推广的普遍规律，而是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再现其本质。对社会现象的研究越是深入到本质层面，就越有可能对处于类似情形的人和事起到一种对照的作用。这种对照在定性研究中被称为“通过认同而达到推广”，或者“通过理论而达到推广”。其结论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是从研究结果中提升出来的理论，对同类具体事物具有一定的解释和论证力。此外，定性研究虽不能使用定量意义上的“外部推广度”(external generalization)，却可以测查研究结果的“内部推广度”(internal generalization)。后者指的是将在样本中获得的结果推广到样本所包含的时空范围。而且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研究者可以将此时此地收集到的信息推广到研究对象所描述的彼时彼地或另一个时期。
第一部分:导论开放式深度访谈方法
开放式深度访谈是本文选择的具体定性研究方法。
访谈本身并不一定是定性研究，比如问卷访谈就是一种定量研究，和自填问卷、电话问卷、网上问卷、邮寄问卷等各种问卷形式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访问者将问题当面读给研究对象。定性研究中的访谈是被访问者和被访问者之间的互动交流过程，而深度访谈强调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接触要更加直接、充分，它通过观察、揣摩、记录、探询、追问、背景分析等各种手段，把研究者的言词表达放在其表情、动作、情绪、场景、用词、经历等组成的立体背景中去理解，抓住最鲜活生动的日常语言，从最可能的深度层次理解被研究者所要表达的心理意识。
“开放式”访谈则表明访谈并不是严格遵循事先拟好的提纲，而是根据被访问者的具体特点、访问者与被访问者间的关系、现场气氛等具体情况调整访谈内容，更加强调被访问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当然，开放式访谈绝不是漫无边际。在访问者心目中仍然有一个明确的访问线索，话题都围绕本书各章节中的基本问题展开，并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调整、引导访谈进程。访谈并非研究者一味地问、被访问者一味地答，而是一个互动交流的过程，中间可以穿插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只不过要注意研究者首先要扮演好倾听的角色，充分理解被访者言语的涵义，能控制、引导访谈话题。
关于定性研究的问题类型，有学者做出了比较完整的概括（如表1-2所示）Marshall，C and G B Rossman：Desig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5，p41.，本研究的访谈提纲也参照此表：
表1-2定性研究的问题类型问题类型研 究 对 象设问探索性·调查不易理解的现象
·识别/发现重要的变量
·产生假设以便将来研究
·这里发生了什么?
·在参与者有意义的建构中,显著的主题、类型、类别是什么?其相互关联是什么?描述性·记录感兴趣的现象
·该现象发生过程中显著的行为、事件、信仰、态度、结构和过程是什么?解释性·解释问题中导致现象的作用力
·识别现象发生的可能因果关系·什么事件、信念、态度和政策影响该现象?
·这些力量是如何导致现象的产生?批判性·发现占主导地位的论证(叙述)所依赖的内在假设和偏见·基本假设是什么?它们如何影响现有的见解?
·这些见解客观、公正吗?预测性·预测现象的结果
·预测可能导致的事件
和行为·该现象出现后将要发生什么?
·谁会受到影响?以什么方式
影响?
第一部分:导论样本的选取与使用
样本采集使用目的性选样方法，以能为本研究提供最多、最需要、最有价值的信息为目标来确定样本。年龄段确定在25～40岁，主要考虑到中间阶层作为新兴的社会阶层，集中分布在中、青年人群。职业上考虑到了中间阶层的各种类型，主要包括公务员、企业白领、事业单位专业管理人员、自营者等。另外，综合考虑了性别、教育程度、生活经历、家庭特征等各种因素。在2003年9月至2004年2月间，先后联系了36个被访者，有效被访问者人数30人。具体样本的分类、背景和部分样本访谈内容的摘编参见本书的附录部分。
为了更好地理解被访者，使访谈气氛更加融洽、坦诚、深入，研究者在访问前和访问中对被访者的个人背景做了尽可能的了解。为对被访者的身份进行保密，全部隐去被访者的真实姓名；同时为了使得论文引述更加方便和生动，取传统《百家姓》中前三十位姓氏编排了化名，并和编号一起作为研究对象的代号，如“李亮（03）”、“钱民（13）”等。附录中给出了访谈的相关背景，包括访谈者的背景和访谈过程背景。其中，对有关被访者身份性和隐私性的内容尽量做了模糊化处理，删除了与研究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
在征得被访者同意的前提下，访谈中尽量采用了直接录音的方式，在访谈结束后将整个录音内容全部转化为纸面文字资料，并根据记忆对于整个访谈过程的场景细节、被访者的表情、语气变化等做了详细记录。少数被访者由于职业身份的特殊、对话题的敏感，为了使访谈顺利进行，给被访者一个宽松的谈话环境，作者放弃了直接录音，使用了重点笔录或强行记忆，在访谈结束后迅速整理访谈内容。经过整理，整个访谈得到约25万多字的原始文字素材，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基础。
定性研究的叙述方式有很多，如现实的故事，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当事人看问题的观点，从他们的角度使用他们的语言来描述研究结果；坦诚的故事，介绍研究者使用的方法和在研究过程中所做的反省和思考，再现访谈情景和对话片断；印象的故事，详细描写事件发生时的情景和当事人的反应与表情动态；批判的故事，从社会文化大环境对研究结果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探讨；规范的故事，用研究结果去验证某一理论或研究者自己的某种观念，等等。J Van Maanen,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USA, 1998.在具体应用中，往往不是仅仅局限于一种表述方式，作者把“现实的故事”与“坦诚的故事”进行有机组合，形成本书的叙述风格。
定性研究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即上文中所说的“坦诚的故事”。研究者是个“学习者”，从被研究者方面得到大量新鲜、生动的信息，激发其灵感的火花，逐渐打开思路。被研究者在与访问者的互动交流中整理思路，从访谈体验中被激发起记忆和潜意识，重构知识体系。为了体现这种交融式的交流风格，在本文对访谈的叙述中，作者使用了第一人称“我”。这样，研究者不再处于完全超然与客观的地位，而是被放置在开放式深度访谈的场景之内，与被研究者一起作为定性研究的主体进行反思、思考。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中间阶层的结构特征
“双色蛋糕”模型描述了中间阶层各群体在二元性社会资源分配机制中的分裂特征，形成了其内部异质化的基础。
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现代市场经济的理性和政治体制封闭三种因素混合在一起，并产生扭曲，构成了中间阶层所特有的精神世界：扭曲的“市场知识分子”人格。
政治选举中的消极，民主需求的“拜佛主义”，社会运动中的谨慎，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维权运动中前所未有的热情与主动，这些矛盾的参与取向中贯穿着中间阶层的理性线索。第二章中间阶层的结构特征
当代的“吏阶层”：基层公务员〖1〗一安身立命的职业北京市区不仅有市级机关，还驻扎着庞大的中央机关，甚至还包括外地驻京的办事机构和外地来京的政府人员。所以，来自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中间阶层群体，其阵容之庞大，在市民中比例之高，不是中国任何其他城市可比拟的。
古代的官场中有“官”和“吏”的区别。官之所以为官，在于可以“管”人，掌握人的命运，包括“吏”的命运。“吏”是做事的，比如那些班头、文书先生、账簿先生、师爷等等，虽然管的事大小不同，多少不同，但都可以影响到一些事情能不能办、如何办、办得顺不顺利等。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公务员中间阶层群体，可以看做现代的“吏阶层”，是相对于“官”而言。但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的“公务员”并不是官方文本正式表述意义上的“公务员”，而是日常百姓生活中习惯称呼意义上的机关基层公务员。比如，按照公务员法，国务院总理也是一级公务员，但他不是我们的讨论对象，我们通常把这些较高级的“公务员”称为“官员”。至于什么级别以下的公务员可以作为中间阶层意义上的“吏”，是个比较头痛的难题，因为中国的机关公务员制度本身并不完善，具体公务员的职务权力、个人影响力、收入（包括正式收入和隐性收入）、社会地位等很难单纯从职级上进行划分。如果非要找出一个简单而且很容易引起争议的标准，可以把职级在正处以下（包括正处）的中央机关公务员都归入中间阶层，而北京市级的机关公务员职级标准可以降为副处（包括副处）。当然，如果到省市地方，特别是一些小城市地方，标准应该更低。
这里所说的公务员里并不包括无公务员身份、管理职务和专业技术的机关勤杂人员。比如担任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尤军背景见附录，下同。作者注。（23）给我介绍他们单位的人员构成：一共有140多人，但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只有60多个，其余80多人都是各种勤杂人员。另外，这里的“机关”是广义的，不仅局限于政府行政部门机关，而且还包括参照公务员待遇的党务机关、人大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司法机关、政协机关等，甚至那些按事业单位编制、但实际行使行政机关职能的单位也包含在内。当然，这种复杂的机关单位格局是由当前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很难让一般国外学者所理解。
公务员是一个比较体面的职业，在国内尤其如此，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多少带着一些光环。相当程度上，公务员是社会结构中资源占有的强者，他们的收益可以体现在职业稳定、社会保障、上升空间、社会地位、体制资源、权力寻租等综合方面，或者其中的几个方面。当然，这些收益空间也充满了变数。
稳定是评价职业含金量的重要因素，它带来长期的职业收益和可预期的收益底线，并在心理上为从业人员减少了很多压力。从稳定性上看，靠近体制权力的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无疑比更市场化职业的工资收入更有含金量。尤军（23）以前在区委办公室工作的几年时间里，上班时间主要看看报纸，喝喝茶水，聊聊天，“无所事事”。张兵（26）从军队转业的时候对企业工作更有兴趣，但为了他的“三个女人”（他的玩笑话，他把母亲、妻子和女儿统称为自己的“三个女人”），最终选择了中央机关单位。因为，女儿要上学，在机关单位工作可以为孩子选择比较好的学校；太太在企业里工作，不太稳定，需要他有个稳定的收入来维持家用；另外，母亲需要照顾，工作不能过于劳累，不能经常出差。
公务员有当前最好的社会保障，解除了许多后顾之忧，并可以提供事业发展空间。张兵（26）1996年刚转业到机关上班不久，就赶上了新一届政府的中央机关机构改革，要精简分流。分流的条件很优厚，正如张兵（26）自己所说，“谁被分流谁就是为国家做贡献”，理应得到补偿。其中分流人员的一个去向是去国外大学或国内一流大学读研究生，费用全额报销，读研期间人事关系仍挂靠在机关。就是说，在工作保留的前提下，完全脱产读书。毕业之后，原单位还负责推荐工作。张兵（26）动了心，他感觉自己的教育背景和文化基础不够扎实（毕业于军队院校），梦寐以求的就是到正规普通大学学习。但因为当时为了“稳定军心”，分流改革方案没有把军队转业干部列为分流对象，张兵主动申请“下岗”的要求没有被批准。但张兵（26）希望读书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后来终于考上了在职硕士，培养费仍然是单位报销的。这种工作、读研两不误，自己还不用承担学习费用的特殊待遇，只有在机关里比较常见。张兵（26）还谈起过他的一个朋友，在机关里工作平平淡淡，但有机会出国学习两年，单位给几十万元的花费，所以至今舍不得离开机关工作。尤军（23）的大多数大学同学没有在行政机关工作，而是到了公司当白领或者自己创业做企业。我问他和那些同学相比较如何，尤军（23）的回答非常干脆：我觉着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在公司里风险太高，可能发财，生活比较丰富一些，但很难说将来会怎么样，不一定有好的预期。这里的“预期”就是职业的上升空间。许多公务员即使没有明显的职业收益优势，能够吸引他们继续留在机关里的，是他们对事业上升空间的预期。这种预期，也为公务员拥有的社会资源增添了无形的含金量。公务员的这种上升空间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施全（29）的企业在和一个人民团体中央机关的下属事业单位合作，除了一些直接的经济考虑，更是为将来的发展提早铺路。他说，这个部门虽然本身没有“实权”，但“十几年后，他们里面很多人将来到了地方或者留到中央，可能都是一些政府骨干力量”。现在的合作可以提供很多与部门公务员的个人交往，在将来可能转化为加以利用的人脉关系。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烦恼与变数
但实际上，公务员并不一定都那么轻松惬意，至少在他们跨越中间阶层为“官”之前是如此。尤军（23）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地处繁华地段，但并不在街边，隐藏在高楼后面的一栋毫不起眼的低层楼房里，曲曲折折才能找到。他的办公室很旧，没有什么装修，是倒退许多年所有办公室的形象。最让我惊讶的是，他的办公室里竟然没有电脑。中央机关的公务员普遍比较忙碌（至于忙碌的内容，另当别论）。在某部委工作的金宇（27），经常封闭到宾馆里起草各种文件材料。他强调说，这些工作不是和做学问一样可以慢慢做，而是有时间限制，经常是要求几天内交稿，节奏很快，心情很紧张。遇到赶稿子的情况，就没有了时间概念。除了熬夜，周末也不能休息，整天就坐在电脑旁边，房间到处铺满了各种参考资料。惟一的休息是晚饭后在宾馆下面散散步，有时候连这种放松都不能有。金宇明显有些脱发，看起来四十上下，但实际只有三十五、六岁。金宇（27）说，这些年太劳累了，精神上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同时，公务员的职业发展空间在现有体制下并不透明和规范，充满了变数。金宇（27）面临着从副处到正处的升迁，但没有决定是留在现在的处里，还是调到其他处。金宇（27）有很多想法，希望能在某个领域的工作上施展自己的才华。对于现在的工作，他感觉有些枯燥。但现在的业务已经非常熟练了，毕竟积累了几年时间，如果转到其他领域，有些可惜。我问他在兴趣和业务积累之间如何选择，他说其实并没有选择，机关里面的工作安排有时不会太多考虑个人的兴趣和事业设计，主要还是要看领导的意图。几个月之后再次和他联系，得知他在所在的处里被提为处长，代替了升迁为副局长的原处长的位置。
尤军（23）大学毕业后在区委机关里的四年时间一直是科员，平调到街道办事处一年之后提到副科级。市里曾下文要求，所有街道办事处的副处级干部年龄必须在三十岁左右，而当时区里这种年龄段的副处级干部只有十几个，处于青黄不接的处境，所以尤军（23）得以被推荐参加了全区的选拔考试，通过后担任了街道办事处的主任助理，后来转为副主任。他把自己能提到副处归结为政策机遇，否则还很难预料自己能否被提上来。这并不是个人能力素质的问题。当时和尤军（23）一起到区机关工作的大学生有十几个，四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被提拔，都在科员的位置上原地踏步。他分析说：问题出在机关里的中间层次。虽然现在有些领导是从大学出来的，但那时候在机关掌握实权的都是兵团或者是军队的专业干部，这个中间层次很顽固。下面层次的就是我们这些从学校直接过来的，人数很多，机会很少。后来大环境变了，区领导对人才发展战略也比较重视了，我们这些科班出身的处境才好些。在机关发展的变数，不是单纯业务能力和个人努力所能控制的，多种因素对公务员的发展都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人际关系。而这种机关人际关系的把握，需要长期沉浸其中才能深刻体会，并运用自如。张兵（26）谈起如何平衡工作和在职读书的问题时说：在机关单位能否游刃有余，关键是在原单位的地位如何。这种地位并不只是职位如何，这个地位是综合性的。首先是你的人际关系，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看你在司局里人际关系能不能摆得平。其次，就是业务能力，能不能“罩”得住。如果业务能力都不够强的话，你再要学这个学那个的，领导对你肯定有意见。我感觉自己还能“罩”得住。第三，工、学矛盾处理的技巧问题。这个跟工作经历有关系，如果你的工作经验不到那里，好多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否则教你都教不会。好多老同志就会这么给你说，机关的事情一定要慢慢悟。我在原单位的氛围还是可以的。另外，公务员的职业发展原则上空间很大，但实际上具体到个人这种空间并不是无限的。尤军（23）对此深有体会。他刚到机关的时候，对于机关里的奥妙一直懵懵懂懂：后来慢慢地和同事、朋友聊天，自己体会，才知道很多东西，现实是很打击人的。对于自己的前景，尤军（23）并不表示乐观：如果没有太大的变数，我觉着前景并不是太好，这也是比较现实的看法。如果没有很强的个人背景，没有不同寻常的工作实力，在官场上不是很容易，最多到副局、正局就到头了。我现在到了副处，从副处到正处，从正处到副局，这是两大坎。如果这两大坎不顺的话，（升迁）时间会比较长。如果在发展中有什么转折、机遇，那还可以，但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对于他所说的“背景”，尤军（23）解释说：我说的背景有几种。一种是父母、岳父母这种血缘、裙带关系，其他的个人交往关系不算。还有交易的，这种在地方上比较盛行。或者有利害关系。有的甚至凭借男女关系。这些都是比较现实的。如果有这些关系，发展还是比较快。但是这四种我一样都沾不上。我追问他有没有想过要争取主动去“沾”上一样，他笑了，说其实自己并不是没有这种机会，但很多情况下是不愿意利用这些机会，这和骨子里的清高有关。随着多年机关生活的磨炼，虽然这种清高都已经被深深地隐藏在内心，但它总在一些关键时刻影响着自己的举动和决定。尤军（23）还提到其他一些影响在机关发展的个人背景，比如学校出身：这种出身到了中层就会感觉出来，高层同样背景的人在感情上就会自然和你比较近，会特别关照一下，反正提拔谁都是提拔。他专门提到两三所大学在政府机关部门里的人脉网络。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灰色地带
利用体制资源（无论是显性的交易性权力寻租，还是隐性的拉关系、办事方便等形式）获取个人收益，一直是公务员最受非议的方面。“吏”是做事和管事的，不管“吏”的大小，都会有一些管事的权力。即使不是自己直接管的，也可以在体制内形成一个网络，大家相互关照，彼此呵护。关键是，这些事不是个人的事，是公共事务。对他来讲轻而易举、举手投足的事，可能会影响到许多资源利益的分配走向。自己揽小工程的韩娟（12）给我讲到她一个朋友的老公：他就是某某区的一个派出所副所长，已经很牛很牛的啦。他一个月两千块（工资收入）撑死了，一年就是三万块钱的工资水平吧，但是他的生活水平并不低，含金量至少有几十万。即使我们一年挣二十万，可能有些东西也没有他们好。我们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去花费，但他经常有朋友请吃饭，也不能叫利用职权吧，友情关系嘛。他经常可以出入一些很高档的场所，生活档次水平很高，还根本不需要花自己的钱。你说这能算他贪污吗？很难算吧。你如果要查他有多少钱，他没有多少钱。这个派出所副所长并没有多少工资收入，按她的说法似乎也没有什么不正当收入，但生活质量很好，丝毫不亚于她自己家的生活水平。这么多人想给这个副所长交朋友，应该不是纯粹的友情关系。陈明（17）讲到现在的权力寻租，道出了其中的奥秘：现在管事的人也越来越小心了，不是说只要你给我多少钱我就给你办事，他会考虑相互是否知根知底。很多人都是先和你交朋友，业务上的事根本不谈。时间长了，相互建立了信任关系，什么事情都自然好说。朋友圈子都是盘根错节的，一圈又一圈，说不定哪天认识的朋友在将来就能用的上，真正有头脑的人对这种事情不会太功利。有时候，“吏”不在大小，而在于能管的事恰到好处。在建筑公司工作的沈智（11）就很有感触：我们一个建筑处的处长，可能还不如一个片警呢，不一定要带“长”的（作者注：指领导职位），关键是那个片警管的是哪个片。如果你管的这个片是地方，比如马上要拆迁了，你刚好是这个片的片警，又跟开发商很熟，那你的好处就可观了。做中学老师的华林（21）前两年要从外地调来人事关系和户籍，对到机关办事感触颇深。这些调动对于华林的意义重大，比如把人事关系调过来，就可以在单位评职称，可以分房子，可以拿到很多应该拿的补贴。户籍同样重要，没有户籍孩子上学要交一大笔赞助费。华林（21）曾为调动折腾得身心俱疲。很多明明能办的事，有些部门却找借口不给办；很多明明是这个部门的事情，结果有几个部门都插手进来，哪家不过关都办不成。接触的都是部门的基层工作人员，态度还算和蔼，但就是不给你办事。华林（21）感叹说：“还是利益在里面。”最后，经人指点，终于托人破费办好了这些事。
四坚持与逃离
公务员的形象并非都是负面的。很多人在提到公务员的时候，特别是直接接触到一些公务员的时候，感觉他们有些人有能力、有抱负，是政府体制改革的希望。当我敲门进尤军（23）的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安静地读书。他说这些年一直在坚持读书，思考。对于长期在基层工作，尤军（23）认为：假如要朝一个目标奋斗的话，需要很多条件，基层经验就是其中一种。很多事情在高层都是碰不到的，在基层东西就比较多，什么事情都能遇到，什么人都能碰到，经历就是财富嘛。在将来走到高处的时候，这种基层积累的经验会显出优势，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吧。当然，在这种自信的话语里，我们也能听到隐隐约约的无奈与忧虑。能力与抱负有没有施展的空间和机会，并不是“尤军们”个人能把握得了的。
机关单位不是铁板一块，在改革中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比如机构改革中的机关单位事业化，甚至机关单位市场化，职能和单位编制模糊化等。何京（24）所在的科技园区在编制上属于事业单位，名义上属于“参照”公务员待遇。但他的工作性质和通常的党政机关干部没有什么区别，各种待遇几乎完全相同，任用上仍然属于党务组织部门管理，所以本研究把他归入公务员的类别。他这种模糊的、甚至矛盾的身份只有在当前中国机构改革过程中才会出现，体现了部分传统机关单位向市场方向转变的趋势。另一个特点是市场对公务员的吸引力逐渐增强。比如张兵（26）在1996年从部队复员，他在选择职业时曾经把企业作为首选，因为他认为企业更有活力，更有自己发挥的空间，更可以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只不过考虑到家庭需要，最终选择了机关单位。有调查显示，近年来政府部门公务员的流失率在加大。专栏
工资激励功能弱化，制度外收入混乱摘自某内部调查报告。
一是国家规定的工资水平总体偏低。近几年来，尽管机关事业单位干部的工资水平有较大提高，但与企业同类人员相比，
仍有较大差距。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越是学历高的人，差距越大。住房、医疗、教育等改革政策出台以后，机关干部支出有较大增加，部分年轻干部生活比较困难。
二是补贴津贴混乱。一些地区和不能的津贴补贴五花八门，有的超过国家规定工资的1~3倍，基本工资的功能得不到发挥。据统计，上海、广东、浙江三省市，基本工资只分别占收入的18%、21%、30%。
三是地区、部门收入差距拉大。2002年上海市机关干部人均收入为65220元，云南为人均12984元。2003年广东省厅级干部的平均收入是贵州省同级干部的四倍。同一地区不同部门也不相同。据财政部2002年对公安部、税务局等八个执法部门津贴补贴的统计，国家质检总局年人均23448元，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均为8100元，相差15348元。北京市比中央机关人年均高12444元。
四是职务消费失范。有的同志反映，有的干部公车私用，各种招待费及健身、娱乐消费等失去监控，成为财政支出的一个漏斗和黑洞。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专栏
中央部委公务员流失情况摘编自王虎、蒋明倬：《公务员流失报告：中央部委3年流失人才千人》，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9月10日版。
离开中央国家机关1年以来，肖成的生活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上班时间推迟到了9点，但是不再有班车；大多数工作可
以自己做主，但是忙得每天时间都不够用。最重要的改变是，工资单上的数字比以前多了10倍。肖成现在是北京一家葡资公司的行政部主管，他的工作性质与过去差别很大，工作内容也多了不止10倍。
肖成说，促成他下决心离开的主要原因是，那时他已经晋升到副处长职位2年了，可是考察一下机关里的环境，至少5年之内变化不大。就他自己的背景来说，机会其实并不是太多。
近年来，像肖成一样选择离开的公务员，在中央国家机关越来越多了。根据人事部一份名为《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流失问题不容忽视》的调研报告统计，自从机构改革、人员定岗以来，从1998年到2002年，在人事部抽查的21个中央部委共流失本科学历以上公务员1039人，占同等学历公务员总数的88％。
人事部的统计情况表明，公务员流失在各方面都相当不平衡，外语、国际经济、国际法、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涉外审计等涉外专业的人才流失相对严重。例如，外交部流失人员共164人，其中外交业务类136人，占83％；文化部共流失22人，其中外语专业人才13人，占总数的59％。“这或许跟市场对外语专业需求大、外语人才更容易将专业优势转化成市场价值有关。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他们获取更高收入的机会显然多一些。”毛寿龙说。
相应地，跟这些专业相关的机关，成为流失最突出的部门，如原外经贸部、外交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等分别流失158、157、107和88人。而在一些对专业性要求比较严格的部门，如教育部、信息产业部、财政部、原经贸委、知识产权局、建设部、科技部等流失也比较严重。
在这些流失公务员中，35岁以下年轻公务员流失的情况尤
为严重。例如外交部的流失人员中，35岁以下的占了80％；原外经贸部从1999年到2001年的3年中，有123名青年公务员流失，占同期录用大学毕业生总数的728％。
这些年轻人员具有相当好的知识结构，其中很多都是高学历人才和业务骨干，有的刚走上领导岗位不久，有的甚至是某项工作或涉外谈判的核心成员。从发展趋势上看，处级公务员和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公务员流失的比例越来越大。例如原外经贸部在2001年流失的59人中，处级公务员就有19人；而原经贸委流失的51人中，就有5位博士、15位硕士。
从趋势上看，公务员流失数量在逐年上升。例如原外经贸部从1999年到2001年，流失人数以24、40、59人持续攀升。有专家称受近年来整个社会就业环境不佳所累，近一年来流失人数稍有下降；总体看来，这种公务员流失的趋势已经损害了公务员整体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脚踏两只船的“事业人”
庞大的群体在国际交流中，我们常常为“事业单位”的英文表述和解释感到为难，称得上与“干部身份”并列的中国特色。大量事业单位所承载的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与从事专业技术管理工作的人员），是城市中间阶层的重要构成部分。为了方便，不妨称呼他们为“事业人”。当然，并非事业单位里所有的人都属于“事业人”，比如勤杂工人就属于社会基层。
国家统计部门给出了一个具有统计操作性的界定：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182页。专业技术人员指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以及从事专业技术管理工作且已在1983年以前评定了专业技术职称或在1984年以后聘任了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具体指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及实验技术人员）、卫生技术人员、教学人员（含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中学、小学）、民用航空飞行技术人员、船舶技术人员、经济人员、会计人员、统计人员、翻译人员、图书资料、档案、文博人员、新闻、出版人员、律师、公证人员、广播电视播音人员、工艺美术人员、体育人员、艺术人员及政工人员。
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具体指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企业、事业单位下设的职能机构、企业的生产车间和辅助车间（或附属辅助生产单位）中从事生产、技术、经济管理和政治工作的人员。
按照公务员管理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不统计为专业技术人员。我们这里理解的“事业人”和上述统计意义上的界定大致类似，不过将企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排除在外。另外，传统上依附于事业单位的许多专业人员已经走向市场，我们宁可将这部分人看做企业白领，甚至律师也是如此，如本研究中的曹飞（09）。
毫无疑问，这种“事业人”在作为整个国家文化中心的北京市人数最为众多，2003年底的统计数字是147万人，分属于75万个事业单位，其绝对数和相对数都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在中国，事业单位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数量超过120万，而从业者已经超过了3000万。《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147页。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左右逢源的幸福生活
“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事业人”的收入水平现在已经大幅提高。但如果横向比较的话，相对于进入市场化组织里的他们的同行、同学，“事业人”工资单上的数目看起来并不高，好像“事业人”在经济上还算不上中间阶层。但我们这里之所以仍然把“事业人”作为中间阶层，就是因为他们的资源获得并不仅仅来自单纯的工资收入。下面所描述的是采访中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工程师夫妇的家庭，是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市场转型中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的一个形象化缩影：钱民（13）和孙敏（14）都在某科研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又都留到了科研院里。单位在人事管理上还沿袭了原来的体制，在经费与人事工资上仍然有相关部门的财政拨款，也仍然承担着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和研究生培养的任务。但这些只是单位职能的一部分，它保证了科研单位的基本运行，保持了事业单位的基本身份。如个人一样，不光要求生存，还要求生存得有声有色，这是每个组织的基本冲动。如果仅仅靠财政拨款，不要说活得有声有色，有时连生存都是问题。所以，单位将更多的精力与资源放在了对外承揽工程项目与开发产品上。在体制上，单位挂靠了一些公司的名头，许多科研院里的专业人员兼有科研院工程技术员和公司职员的身份。在分配上，相应地采取了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加效益工资的做法。实际上，岗位工资和效益工资成为收入的主要部分，并且在员工之间拉开了相当的差距。钱民（13）和孙敏（14）刚结婚时，住在院里的筒子楼里，后来小夫妻分到了单位的福利房，价格只有商品房的三分之一。房子是新的，三室一厅，虽然面积不是很大，但对于小家庭来讲已经绰绰有余了。装修不豪华，但布置得整洁精致。房子离单位不远，平时走路就可以过去。所在的小区虽然不大，但很干净、优雅，设施很齐全。两个人的收入还不能让他们过随心所欲的生活，孩子出生后更成了家庭主要支出，暂时会紧张些，但房子为他们节省了很大经济压力，经济上可以保证家庭的良性运转。因为两个人都要上班，所以家里还请来一个知根知底的保姆，帮着看孩子、收拾家务。生活节奏不紧不满，祥和平安。从上述钱民（13）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事业人”的资源优势在于，他们在享有传统体制福利资源的同时，已经将另一只脚踏到了市场化的资源分配体系中，并在参与市场竞争中充分利用了体制优势、特别是体制垄断优势。“事业人”在享有体制资源上，不如公务员；在享有市场成果时，不如完全进入市场的企业白领，但“事业人”将两种资源途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凭借综合资源优势，并不逊色于公务员和企业白领，从而跻身于中间阶层的行列。这种结合有时候是微妙的，需要同时深刻理解传统体制长时间仍得以延续和市场转型不可逆转两方面的特征，熟练地掌握一些“左右逢源”的技巧。
钱民(13)说，他在刚开始工作的一段时间，心理上并不平静。单位工资不高，看着同学、朋友在外企里面风风光光，也想从单位跳出去算了。特别是在结婚后住在筒子楼里的那段时间，心里很不是滋味，觉着好坏算夫妻两个硕士，为什么非要憋在这个地方？但后来还是没有跳出来，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听说单位正在盖房子，以他和太太两个人都在同一个单位和都是硕士学历的条件，应该可以分到一套很不错的住房。如果在外面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买同样的房子的话，除了要交首期，每个月大约要付四千多块钱。算了算，在外企里工作和在科研院工作，从收入上来讲的话其实差不多。而且，随着单位越来越活，科研院有企业化的趋势。凭借着体制内的资源，单位比外面的公司效益还好，收入也逐渐涨了上来。另外，在科研院工作没有太大的压力，即使工作上不太如意，也就是少拿些工资而已，不必担心被“炒”掉。而在外面的企业里，随时都面临着失业的危险。说起这些往事，钱民(13)庆幸自己当初没有跳出去。
如果说钱民（13）和孙敏（14）夫妇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科研所市场化的图景，那么杨波（20）就为我们提供了高校教师这个群体市场化的生动例子。杨波（20）现在一所大学做教师。几年前，他就开始在外面讲授各种应试英语。多年下来，在圈子里俨然已经小有名气，在各大城市飞来飞去讲课，甚至已经出了几本英语考试方面的“专著”。虽然这是他的第二职业，但实际上成了第一职业（可以把这种职业叫“知识个体户”），因为外出讲课和相关的事情占用了他大部分的时间，自己主要的收入也来源于此。结婚前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又买了一套200多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他自费送太太去国外学习，前一段又买了辆车，另外他还有出国进修的打算。光是这几笔花费就是不小的数目。这些支出都来自讲课的报酬，他也自嘲成了挣钱机器。作为大学教师，学校的事仍然要做，比如学校的授课任务，但并不用花费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太大的热情。我问他，在高校里的收益相对自己外出讲课的收益微不足道，对自己还是个牵扯，为什么不干脆辞职呢？杨波毫不迟疑地给了我否定的回答，强调事业单位这个“靠山”不能丢：从来没有想过要辞职，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去想，不可能辞职的。我现在出外讲课都打着所在大学的名头，所谓“名校名师”，很多学习班的组织者和学员也都是冲着我这块招牌来的，没有了这块招牌，我算什么？也不是没有人这么干的，那是人家已经出大名了，不需要学校这块招牌了。而且，他们年纪大了，也没有其他想法了，就想挣点钱。可是我还这么年轻，不可能讲考试英语讲一辈子吧？我将来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离不开学校这个平台。另外，有学校做靠山，心里踏实。有些资源，是钱不能买来的，但学校能给你。也许杨波（20）的例子并不能代表所有高校教师，但高校市场化、产业化的一面却是个不争的事实。伴随着高校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的自由度也大大提高，活动空间和资源来源已经不再局限于高校的院墙。同时占有体制内的资源和市场化的成果，使得教师近年来逐渐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业。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责难与辩解
从顺应市场转型规律的角度来看，有些“事业人”“脚踏两只船”的做法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作为一种良性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存在，可以认为是在特殊的社会过渡时期对不合理的传统分配方式的一种反动。同时，这种“事业人”进入市场资源分配的体制往往是非正式的，利用体制资源的方式和合理性难以控制。有学者提出，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在当前还存在着三种隐性的收入，分别是工资外收入（相当于各种福利，如成本价分房等）、单位外收入（即兼职收入）和非法收入（如钱权交易等）。参见鲍迪克：《李强：收入体制紊乱引发隐性收入现象》，载《财经时报》，2004年第559期。能够全部享有这三种收入途径的，只有“事业人”，因为公务员一般没有兼职收入，而企业人员本身的各种灰色收入都比较少。如果单单从合理与合法的角度来看，这三种收入中没有一种肯定合理、合法，也没有一种肯定不合理、合法。
这样，有些领域的“事业人”进入市场资源分配领域本身和进入方式都充满了争议、非议，甚至违法的责难。特别当“事业人”取得的市场资源成本直接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时，社会舆论就会对这种“灰色收入”持强烈批判态度。参见鲍罗克：《中国的收入有多“灰”》，载《财经时报》，2004年第559期。比如，在采访中很多被访者主动表达了对医疗行业和教育行业乱收费的不满。这里的教育指学龄前教育和国家九年义务教育，不包括大学与成人、职业教育，可以统称为基础教育。
孔楠（22）现在正要评主治医师，其工作范围也使得他还没有接触到太多的灰色收入。但他也承认现在的医药、医疗行业问题很多，并不否认其他层次较高或热门位置的医生有很多灰色收入，比如动手术收红包，去外地医院走穴动手术，开有回扣的高价处方。孔楠（22）在医院的门诊经常见到，一些医药销售代表当着很多病人的面邀请医生去外地，甚至国外旅游，毫无顾忌。同时，他也强调现在医生的单纯工资收入从整体上不高：我们医院那些已经到主治副教授级别的医师，如果单靠医院发给的工资，养家都养不起。他们就是奖金几百块，工资，加上国家规定的各种补贴，一千多一点，不到两千块钱。北京其他医院或者外地的医院，差点的加起来才一千出头吧。要是他不拿（指拿红包、回扣等）的话，就相当于低档收入了，连北京的中等收入都算不上吧。可是以前我们读书、搞科研，现在的工作也付出很多，不应该就这么一点收入。所以，“事业人”自身已经逐渐对这种从市场上弥补工资收入不高的资源获取方式心安理得。孔楠（22）对医生收回扣的现象有他自己的“合理”解释，但总让人感觉有些不妥：回扣属于各大医药公司的产品推广费，是正常的企业成本，给医生的也无可非议，只不过中国的政策把这些归为不好的方面。人家单位这部分钱是拿出来专门作为市场推广的费用，是竞争的一个费用，不存在不合理。当然会把这一部分药品的收入放到消费者的负担上去了，这是卖药人的事情，这个就跟国家政策有关系了。这个跟医院和医生没有太大关系的。同时，他认为有些专家到其他医院走穴动手术是合理的个人劳动收入，而且在社会效益上看是“弥补了医疗资源不平衡”。
华林（21）是高中教师，平常的授课任务很重，而且到现在的中学时间并不长，暂时没有到社会上去兼职。但他不否认很多中学老师在业余时间给学生做有偿辅导，开高考培训班，也不否认将来自己也做这些兼职的可能。在教学中，有时也会通过各种形式向学生收费，比如兜售学习资料等。
“事业人”的市场化之所以存在社会认同的争议，根本在于两点：
首先，“事业人”所在的行业、所从事的工作是否存在市场化的合理性。有些行业本身就应该进入市场，只不过由于体制的惯性还没有从体制上完全进入市场。这时候如果事业单位和“事业人”进入市场就容易得到认同，除了个人可以得到合理的收入，而且在社会效益、资源配置上是一种合理化。而有些行业并不仅仅是挂着“事业单位”的招牌，从性质上看也是真正的公共事业，即使在成熟、发达的市场机制下也不应该市场化。这些事业单位和“事业人”的市场化就不存在合理性，必须接受各种非议。
其次，“事业人”的体制外收入是否为所付出的个人劳动的合理回报。从这个意义上看，高校教师在社会上兼职可以认为合理，而医院设备采购部门利用职权取得的回扣收入，就是一种高额度的、无劳动付出的非法收入。当然，事实上“事业人”的市场化存在各种各样的模糊地带，其合理性的判断远远不止这么简单，而且还存在着一些价值取向的问题。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行政人员的去强势化
除了专业技术人员之外，在事业单位里存在着另外一个中间阶层群体，而且数量众多，那就是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统计部门的正式称呼为“专业技术管理人员”。
与体制传统有关，以往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地位差不多，甚至管理人员比专业人员更加强势。因为他们直接拥有支配资源的能力，作为主体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单位内部反而并没有多少资源配置的话语权。但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建立，专业人员逐渐在各类事业单位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行政管理人员从总体上朝着服务职能的方向发展。这样，他们往往不是像专业人员那样主动地市场化并享受着市场化带来的附加收益，而是在被迫地面对市场化带来的压力。
陈明（17）所在的单位是一家局级的科研所，以前在所里有很多职能部门，而且很强势。但前几年所里进行了机构改革，大大压缩了一些职能机构，把原来的一些处级职能部门合并后，每个部门只保留一个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新机构负责人要实行公开竞岗，陈明（17）就是这样走上处级领导岗位的。陈明（17）很有远见，认为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从长远的发展趋势上看要实行秘书制，行政管理人员将来会成为服务性群体。陈明（17）非常年轻，这么快就到了正处级位置，别人总是对他充满了羡慕。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在采访中没有表现出志得意满，而是表达了强烈的危机感，担心单位的封闭性会使自己在未来失去市场生存能力。他说：如果我毕业后进入的是一家大公司，是专业技术人才，在某一个方向上会越走越专。可是这种事业单位的管理工作，内容非常宽泛，不可能专下去，等于失去了专业。将来一家社会上的大公司有什么理由要我？我还有什么优势？相反，如果我现在到一家公司，从底层干起，我会适应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即使我不断地跳来跳去，我跳的时候也不用太担心。在现在这个单位工作本身压力要小很多，时间长了会慢慢不适应外面人才市场上的激励竞争环境。如果现在我和单位解除了合同，我到社会上找一个工作，我还不会怕。但再过十年，到我四十岁的时候，如果我要面临这种情况，我想可能真的会怕。我在所里开会的时候就讲，我们这些年轻的办公室主任现在很自信，但是再过五年、十年我们是否还是那么自信地面对社会？我问他，为什么不可以在研究所里一直这样干下去，他认为偏平化的行政组织架构给他的发展空间并不大：我干吗要在这里干一辈子？单位里的管理结构非常扁平，我这个处里面加上我这个主任就4个人，三个人各管一块，我总负责。我已经到了主任的位置，再发展能到哪里？最多再干副书记，书记，到头了。但是搞科研的就不担心这些，他可以不断地积累，名声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高，不会局限在研究所里。我们就不行了，出了研究所，谁认识我们？谁买我们的账？而且，研究所的情况可能和高校不一样，高校管理部门的干涉能力比较强。在所里，真正的精英是那些能拿到项目的，能在《SICIENCE》、《NATURE》（作者注：两种国际知名的自然科学学术期刊）上发文章的人。对于将来，陈明(17)表示，要么到公司去，要么到政府机关去，不可能在这里长期“耗”下去。也许陈明（17）的想法比较超前，并不代表当前事业单位里的大部分行政管理人员的通常想法。而且，他年轻，有能力，有想法，对将来的期望很高，是他们那个群体里有朝气、出类拔萃的部分。但他明白无误地表达出了从市场化的角度看待自己事业发展的思路，从中可以发现市场化对于事业单位的影响已经不止专业技术人员这个群体，还触及了职能管理人员这个群体。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悄然的变化与扭曲
事业单位是中国传统资源配置体制延续与市场转型的奇妙结合，“事业人”则是这个奇妙结合的承载主体，其身份本身是矛盾的。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传统的事业领域必然逐渐萎缩，从本应市场化的空间退出来。比如，有些事业单位虽然仍保持着事业的外壳，但运行机制和人员管理都逐渐真正市场化了。郑颖（15）在杂志社做编辑，严伟（16）在报社做记者，他们工作的时间都不长，但都已经在本领域换了几家单位。如果干不好或者有更好的去处，随时都会离开原来的单位。一般事业单位的体制内资源他们享受不到，比如福利房，所能得到的待遇完全根据自己的工作成绩。从这种市场化的程度来讲，这些媒体单位更接近于一般的企业，这些媒体“文化人”的资源获得方式更接近于一般企业的白领。这也许代表了当前许多事业单位的真正发展归宿。甚至，有的事业单位在形式和内容上完全成为了市场主体。比如曹飞（09）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原来都是“国有所”，改制后大部分都成为私有。虽然国家在宏观管理上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要比其他行业更严格一些，比如半官方的律师协会的指导作用，律师仍然有指定辩护等司法救济的义务等，但总体上律师事务所成为了市场主体。相应地，可以把律师看做企业性的新型白领。更准确地说，大部分律师已经成为私营企业性质的白领（所以，对律师行业和所采访的律师曹飞（09），本书把它归为下节讨论的内容）。
另外，除了工作单位性质的变化，“事业人”自身的职业态度也在变化。市场对“事业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事业人”成为企业白领的重要人力资源源泉，对于那些比较进取的年轻骨干更是如此。吕英（25）在单位里虽然待遇不错，工作很稳定，但时间长了，业务也熟悉了，感觉工作内容比较单调。她说：事务性的工作比较多一点。涉及的知识比较少。在初期还能承担一些责任，独立地做过一些事务。但是这件工作也干了三四年、四五年，然后就觉着应该转变一下。中央一些政策在北京贯彻起来比南方其他发达城市相对缓慢，机构运转也不是那么灵活。很想去南方那种环境去体验一下。如果在企业里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现在的事业单位对于吕英（25）并非不能舍弃。
其实，事业单位与“事业人”的复杂性远不止市场化。除了一般形式的事业单位与“事业人”的市场化、“事业”与市场之间的模糊化，另外还存在着机关单位与机关人员事业化、并进而市场化的现象，以及公共行政领域、“事业”领域与市场领域之间的模糊化。
王慧（19）至今对自己单位的性质都不清楚，对我解释了许久，才大致明白了其中的端倪。她的单位对外称为公司，但隶属于一个中央级的专业行政审查机关，本来属于机关的一个局级部门，后来在机构改革中由行政机关改换为事业编制，在内部名称上改为“中心”。虽然人员属于事业编制，待遇和管理仍参照公务员和行政系统，特别是组织人事管理权限仍然在上级行政机关。如果仅仅如此，还不难理解，就如上文所述的事业单位市场化一样。问题在于，这个事业单位的主要业务仍然延续了原来没有“事业化”之前的行政性审查职能。更加让人回味的是，依托这个事业机构又挂起了公司的招牌。这样，通过机关单位事业化，以及进一步的市场化，机关单位打起了公司的招牌，本来的行政职能不再是机关里的对外办公，而是摇身一变成为“收费项目”。当然，这种公司不用去开发市场、争取客户，因为只此一家，要想通过行政性审查，必须先通过它的有偿“服务”。从根本上讲，这种事业单位的市场化使行政机关变相参与市场资源分配，事业单位成为体制特权与市场分配之间十分暧昧的联接点，是对市场机制的最严重扭曲。
相应地，这些事业单位的“事业人”也成为这种特殊体制的受益人。王慧（19）的收入可观，而且工作内容比较轻松，很符合现在许多女性的职业理想：有专业职称和技术专长，职业体面，收入较高，不需要打拼，能同时照顾家庭和自己的工作。和王慧（19）见面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上午，我担心她是否方便，她说没有关系，只要把工作做完就行，管理不严。他们单位平常一到11点钟大家就叽叽喳喳地去饭厅吃饭（午饭是外面送来的套餐），大家边吃饭边聊天，很热闹、轻松，吃饭时间并没有限制，尽兴为止。有时候也加班，但都是偶然的——其实正常上班时间稍微紧一点也不需要加班。可以看出，“王慧们”享受着体制内和市场的双重资源。同时，由于政府机关的直接背景，同一般的事业单位相比还增加了垄断的优势。所以，如果说一般的“事业人”是脚踏两只船，那么“王慧们”则是脚踏三只船的“超级事业人”。为了精简机构、压缩编制而又避免人员分流压力，许多传统的机关都逐渐改换成了事业编制，比如机关的后勤部门、培训部门，这些部门很多就有这种机关事业化、并进而市场化的特点。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专栏
一场涉及2900万人的改革拉开大幕摘编自林楚方、法伊莎：《一场涉及2900万人的改革拉开大幕》，载《南方周末》，2004年4月15日版。
3月下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高层人士透露：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和研究对规模庞大的事业单位进行改革，这个举动将涉及几千万靠政府支付工资的公共服务领域人员。发改委
副主任李盛霖说，这“是继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之后，中国面临的又一项重要任务”。有评论说，尽管此前许多省市及行业已着手事业单位改革，但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探讨这一问题还是第一次。
就在发改委官员透露出此项改革之际，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宣布，除人民出版社外的国内出版社都将转型为企业。“成立集团是真改革，而不是挂个牌子的假改革。我们改革的第一项，就是要集团化。”柳斌杰说。同样是这位副署长，2003年在四川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了这个领域存在思想观念陈旧问题。一些人受了过去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受了“左”的思想影响，以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为由，拒绝了改革的一些措施，“在经济战线上20年前就解决了的问题，在我们这条战线上可能到现在大家还接受不了，以至于中央领导同志最近的一些讲话在地方党委传达的时候居然还不敢传达，可见我们的思想观念远远落后了。”在未来几年，类似这样的“事业单位”，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可能也是很痛苦的转型发展期。
在中国，事业单位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拥有近3000亿国有资产，70％以上的科研人员、95％以上的教师和医生都集中在各类事业单位，其经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0％以上。然而相对于事业单位所拥有的资源，它对社会的贡献很不成比例。据统计，事业单位对中国GDP的贡献大概在5％~10％之间。2001年科、教、文、卫四大行业才占51％。
而一些事业单位实际上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阻碍，尤其是一些脱胎于行政机构的单位，成为事业单位后，很难从管理机构变成服务机构。一些政府附属的事业单位就是二政府，自居企业和社会之上，脾气比一些政府部门还大。发改委副主
任李盛霖把事业单位的“毛病”概括为：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已经难以适应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实际上，决策层早已意识到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紧迫性，2002年，十六大提出：“按照政事分开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从去年开始发轫的事业单位大改革，就是对十六大精神的贯彻。事业单位组成复杂，各个领域情况不一，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改革方案，各个领域各个地方的改革在分头进行。从1982、1983年开始的机构改革，以及后来进行的教育、卫生、科技体制改革都涉及事业单位改革，20多年来，事业单位改革是伴随着每个行业的改革慢慢推进的。
真正意义上的事业单位改革可以从两个脉络来看：一是财政来源，事业单位这么庞大的规模谁来养？从财政角度考虑，实际上对事业单位的改革就是尽量把它推向市场。当时事业单位就分了三种：第一种是全额拨款；第二种是差额拨款，拨不足的部分，又分三种，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开；第三种是自负盈亏。任何一个行业中都有全额拨款，研究部门或是行政部门多一点，出版部门、新闻单位少一点。
第二个脉络就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主要是推行了聘任制，推进职称制度改革。十三大以后，1988年开始研究“一切以行政级别划线”的问题，当时，所有事业单位都有行政级别，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则成为改革这一痼疾的契机。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等于全部把事业单位甩出来了，不以行政级别划线就意味着它从政府开始剥离出来，开始政事分开，“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经常反复，现在大学还设有20多个副部级校长，仍没有去掉行政级别”。中国的事业单位大部分脱胎于行
政系统，而行政机构改革有一个怪圈：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事业单位改革也会这样吗？从这点考虑，有人提出要“充分估计事业单位改革的难度”。事业单位的改革和当初的机构改革以及企业制度改革面临同样的难点：人的“出口”问题，即富余人员哪里去的问题。
一位评论者指出：众所周知，国有企业改革时有一部分人员分流到了事业单位，而政府机构改革时又有大量的人员挤进了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成了两者的“出口”。那么现在，谁又给事业单位改革中富余出来的人员当“出口”呢？如果说，当年正是因为有了事业单位这个“出口”，有了事业单位这个“大后院”，才使得国企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有了缓冲带，减轻了改革的难度，那么现在，在事业单位改革中，这一问题到了最终解决的时刻。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范恒山也承认，这项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风险性较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在制定改革措施时要体现过渡性，要做好必要的保障工作，把改革的力度和社会的可承受度有机结合起来。应该吸取机构改革的教训，摆脱怪圈。政府机构改革的问题在于，曾经有一段没有在法制框架内改革，改革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约束，现在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国家政府编制法》在5年内有望出台。
改革的结果将会怎样？一位研究政府体制改革的学者说，目前改革力度不会很大，现在主要的目标还是减轻财政负担，能把财政负担减下来就不错了。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市场中的游泳者：企业白领
一风险与回报同在
（城市中间阶层）正以温情脉脉的情调走在时代的前端，这包括所谓优雅、品位以及格调。他们穿灰色行政套装，拎笔记本电脑，洒淡淡的香水，脸上略带自信又矜持的微笑，以“一切尽在掌握”的姿态出入于写字楼、咖啡厅、候机室、商务会所、星级酒店，当空中飞人，打“波音”的。参见周卉平：《圈子的意义及女儿的生日快乐》，载《投资科学》2003年6/7月。这是媒体对中间阶层的形象描述，更准确地说是对企业白领群体的描述。人们只是看到他们衣着的光鲜，气质的潇洒，生活的品位，却没有看到白领身后遍布漩涡和危机的另一面。如果把市场看做一个浩瀚的海洋，那么机关公务员是陆地上的漫步者，“事业人”是河流湖泊里的漫游者，而企业白领则犹如海洋里的击浪者。市场竞争中成功的企业白领收入不菲，成为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的榜样，受到许多亲友的钦羡，自由享受着付出艰辛与风险之后的成果，张扬着公务员们和“事业人”们所不能有的自由个性。同时，他们要在海洋里搏击，必然要付出许多机会成本，如在机关单位和事业单位里的清闲、福利、稳定等，要忍受市场竞争中没有退路的心理焦虑，要不断提升个人竞争能力。
因此，高风险、高投入和高回报便同时伴随着企业白领。如果企业白领只有高回报没有高风险，那么大家都毫不犹豫去做企业白领了。职业的可预见性是许多人非常在意的。曹飞（09）做律师之前在一家国有大企业上班，后来在单位觉着有些闷，认为律师很有前途，就决定转行。先是参加并通过了律师考试，然后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期满后做了一个职业律师。但刚做律师的时候并不顺利，手里拿不到“案子”，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案子”也没有出来原来预期的结果，收入相应也比较“凄惨”。对曹飞（09）来说，那是段艰难的日子，当时他都有些后悔放弃稳定的工作转到完全陌生的律师行业。可是已经走了出来，就没有回头的可能，只有硬着头皮向前。所幸熬过了那段时期，现在上了轨道，收入也高起来了。
有的白领一开始游泳就到了大海，有的却是从陆地或河流湖泊中跳到海洋里，他们就是我们常说“下海”者。对于从陆地上和河流湖泊中“下海”者来说，他们对企业白领的高风险、高投入和高回报的体会更加深切。卫成（01）刚开始在一家工程设计单位，工资待遇一般，住在集体宿舍，过得有些苦闷。他不是北京当地人，当时研究生毕业来这家单位的主要目标是能解决户口。卫成（01）拼命学英语，希望将来能跳到外企。在研究院不到两年终于辞离了原来的单位，跳到一家韩国大企业的驻京商业机构。办辞职手续的时候，人事部门要卫成（01）交几万块钱的违约金，否则就不放档案。他诉说当时心理不平衡和对未来的忐忑：我当时心里想，我到你单位这两年，你一共给了我多少工资？虽然我没有想长期干下去，但我工作还是做得很踏实。这两年拼死拼活也作了不少贡献，差不多白干了。想跳出去就冲着能多挣些钱，但钱还没有挣着，反倒先赔上几万。除了心理不平衡，还有很多是不踏实。如果出去不如意怎么办？到时候想回头都来不及了。和其他朋友、同学商量，他们有许多劝我还是先稳一稳再说，也有人劝我孤注一掷。考虑再三，他还是决定要走。在原来单位里工资不高，两年时间也没有存下什么钱，交给原单位的“买路钱”还是向朋友借的。回想起当时的处境，卫成（01）至今仍然心有余悸。他说，那时候自己年轻，敢想敢干；如果是现在，恐怕就不会冒那么大风险了。所幸的是，卫成（01）在新的单位工作不错，很快就有了回报。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压力中向上的渴望
二压力中向上的渴望
紧张、忙碌是企业白领的普遍工作与生活状态。褚峰（08）已经是外企的部门主管了，但现在仍然很忙碌，任务很重。和他见面的时间约在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其他时间根本没有空。和做律师的曹飞（09）约时间也是很难，甚至连中午吃饭的时间都有安排。
企业白领的竞争和生存压力大，这在外企和私企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的民族企业无论在实力和管理上都逐渐成熟，他们和外企的差别也越来越小。如果说国企犹如市场海洋中的一些孤岛，正逐渐被淹没；那么，孤岛上的国企白领，正面临着与私企和外企白领一样的命运：要么拼命游泳，要么淹死在海洋里。实际上，能够大量容纳白领的国企越来越少。国企白领以往的体制优势逐渐消失，也和其他白领一样，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市场化压力。魏琼（10）所在的一家国有银行为了压缩运营成本，这些年的工作量增大了，而人员编制反而减少了，现在很少从大学招毕业生补充人员了。工作岗位不再是铁饭碗，效益成了评价核心。如果能多吸引来存款，职位和工资待遇都不是问题；否则，不光待遇不好，连职位都可能不保。每天提前半小时上班，但几乎没有按时下班的时候，到八、九点钟下班成了家常便饭，周末也经常加班。更让魏琼（10）抱怨的是，有时候连五一、十一这样的长假都不能保证。我问她待遇怎么样，她说还不错，但和以前既轻松、又拿高工资的时候根本不能比了。比起自己的辛苦和付出，现在的收入并不高。
精力充沛的游泳者总想迎接更刺激的挑战，赢取更高的回报和发展空间。卫成（01）在一家韩国知名企业工作了几年，业务做得很熟了，在行业内业有了一些人脉，但总觉着有些不踏实。他说虽然做的是专业技术，但技术含量并不高，业务上很大的成分是销售，业务能力的积累很少。而且，公司只是在北京的一个销售机构，层次很简单，除了总经理是韩国人，其他人的职位都差不多，内部的晋升空间几乎没有。在公司里时间长了，人容易懈怠，知识也容易陈旧落伍，过几年一旦有什么变动，很担心不能适应市场上的竞争。前几个月被一家猎头公司看中，被说动后辞职到了现在的一家法国企业，做北京的销售机构负责人，对他来说在事业上前进了一步。但卫成（01）仍然为将来的职业发展担心。虽然公司在前景上许诺得很好，将来的发展方向如何如何，但究竟怎么样，感觉还是很难讲，也不知道将来能干多长时间。这些年换的工作都是自己主动出击的。像自己这种背景的如果要找工作不是问题，关键是能不能找到非常好的、称心如意的。但是称心如意的标准是什么，有时候连他自己都不是特别清楚。
李亮（03）毕业到北京发展，时间并不长，但已经换了好几次工作，工作类型也各种各样。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领域，每一个工作都没能长久。直到一年之前，李亮（03）跳到了现在的一家私营企业。虽然公司并不大，只有一百多员工，但他作为中层经理，能主管一块业务，感觉上了轨道。回首过去的几年，虽然并不顺利，但仍然认为做的每一份工作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收获，感觉以前都是在慢慢摸索和积累。
在海洋击浪的年轻白领的理想是将来有一天能坐上游艇，享受海洋的旖旎风光，不用在海洋的漩涡里打拼。这个游艇就是能在公司里得到晋升的机会，做到比较高的位置上，不光收入更高更体面，而且不用在基层时刻担心工作不保了。但是，能够实现这种理想的白领并不多。成熟的大企业一般都是严格的金字塔科层结构，晋升的机会有限，犹如大家争过独木桥，能顺利地到达新起点的只有少数人，除了实力，还需要有一些运气和机遇。在许多企业里有“up or out”（升职或走人）的说法，这更增加了企业白领的压力。另外，许多企业本身就没有为白领员工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在北京有许多外企的驻京机构，员工不多，管理结构扁平化。要么你是普通职员，要么你就是老总，但老总只有一个，而且在外企很多老总是国外直接派过来的。即使在管理结构上有空间，可能也主要是给“洋人”预备的，本地人很难进入更高的公司结构层次。相反，在机关单位虽然也存在升职的压力，但如果心态平和，总能“熬”上去，而且没有失去工作岗位的压力。在事业单位里升职的压力更小，特别是对那些专业技术人员，可进可退。
职场中既要立足，又要发展，白领的这两个主题带给他们双重的压力。２００３年一项网上调查对４１５位身处北京的公司白领（男性４５８％，女性５４２％）进行了一次关于工作压力的研究。调研结果显示：４１１％的白领们正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６１４％的调查对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心理疲劳，如果不加注意，很有可能会被工作搞得精疲力竭。也就是说，近２／３的公司白领正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心理疲劳的症状。“在太短的时间有太多事情要做”和“不得不迫使自己跟上新科技或本领域的发展”、“担心未来的工作或业绩”是职业发展给白领带来的主要压力。摘自汤雪梅、范颖：《2003年企业白领职场压力调查》，载《化妆品报》，2004年2月4日。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进退之间的职业女性
粉领——职业女性白领，比其他领域里的职业女性更加值得关注。她们在海洋里的游泳技术往往和男性白领一样娴熟自如，甚至在一些工作上比男性更加出色，特别在刚跨入职场的几年里。但是，由于传统社会角色的定位和生理特点，女性企业白领往往在工作若干年后，会遇到一个拐点。这时，她们会感到身心俱疲，不再想继续打拼，只想靠岸或者到江河湖泊中歇息，或者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海域游弋。我在采访中深刻体会到这一种拐点的存在。蒋丽（02）现在一家外企做财会，她现在的心态是希望能稳定。因为“女人一过三十都这样，该结婚的结婚，该生孩子的生孩子，都希望稳一些”。她所在的公司正和其他企业发生并购，公司必然会重组。对自己在公司的发展方向，工作前景，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她承认和丈夫卫成（01）的心态这方面很不一样：也没有太大压力，心态挺平和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即使有变化也不是我能左右的，没有办法。我们有些部门要搬到某某市去，肯定要裁掉一些人，但我也没有特别着急地赶紧先找好工作之类的。等着最后有一些（裁员）赔偿再去找（新工作），就是“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那种心态。可能和年龄有关系吧，两年前我觉着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现在奔三十的人了，感觉不一样了，懒了似的，差不多就这样呗。秦云（06）是在一家私营企业里做主管，主要负责产品生产和引进，压力没有在外企做销售经理的丈夫朱海（05）那么大。自己在公司里的位置相对比较平稳，因为公司体制决定了几乎没有太多的上升空间。秦云（06）曾经换过几个工作，经历非常丰富，曾经想过要自己开一家公司。但现在这种心气已经没有多少了，主要原因是生了孩子之后需要很多精力和心情去照顾家庭。但夫妇两个对此并不在意，认为两个人没有必要都那么进取。对自己的事业，秦云（06）没有把目标订得像朱海（05）那么远，只是想走一步看一步。而且，朱海（05）的事业心很强，也很有起色，秦云（06）感觉只要丈夫的事业有了保障就可以了。
赵岚（07）在外企工作，刚刚结婚，工作和生活上都一贯风风火火。但谈起将来，她若有所思：将来我希望有一个更大的房子、更稳定的家庭收入，当然最重要的是疼我的老公。工作上，要有自己的事情，不要有太大的压力，能把工作和生活处理好，自己的工作得到大家的肯定。但不一定要那么出色、让人羡慕。工作很忙碌，适合年轻时做。所以，希望将来生了孩子之后能够转到一个相对更稳定、更轻松一些的职业，能够干一辈子，能够兼顾家庭和事业。魏琼（10）工作已经五六年了，因为工作忙，根本没有谈恋爱的时间，以前的男朋友就是因为她整天忙碌分手的，所以至今单身。这也让父母家人担心，把她唠叨得很心烦。在工作上，感觉着现在还比较年轻，做这种耗费精力强度比较大的工作还可以，但将来就不一定了。所以，她现在有出国读书的念头，希望回来后能转到一个不那么劳累的工作。
第四节市场中的弄舟者：自营者〖1〗一传统中间阶层的新版本从中间阶层的“新”与“老”之分看，自营者属于“老”式中间阶层。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不再依附于任何“单位”，而是自立“单位”，让别人给自己打工，或者自己给自己打工，所以称之为“自营者”。有些中间阶层自营者具有自己的专业和管理才能，但最体现其特征的仍然是对经营资本的拥有，这是他们同企业白领的本质区别——即使他们的收入水平和企业白领相同，或者更高些。
作为中间阶层的自营者主要包含三部分人：
一部分是个体经营者，他们或是单干，或几个人合伙，或者没有固定的雇佣人员，或者雇用人员比较少。在改革开放早期一些官方文件表述中，曾把雇工8人以上看做资本剥削，但这仅仅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摘出的只言片语，并没有严谨的论证依据；但从区分个体经营和企业经营角度看，可以作为参考。一些自由职业者如自由撰稿人、娱乐影视演员等，可以看做“文化个体户”，这部分人在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市也为数不少。但他们并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自营者，因为他们没有基本的资产。如果是依托于某个事业单位的“文化个体户”，我们可以把它们归为前文所述的“事业人”。那些不再依托某个事业单位的“文化个体户”，则可以归为企业白领，因为他们往往成为某个文化娱乐业公司的签约人。另外，运动员大多可以看做依托体育管理部门的“事业人”。当然，这些特殊群体的划分比较模糊，与中国当前社会转型中个人身份的变迁有关。
另一部分是中小型的雇佣经营者。他们形成了真正的企业，有一定的员工规模。规模较大的企业主不属于本研究讨论的中间阶层，因为他们的资产规模和影响力已经使得他们成为了社会上层。谈不上拥有资产的小杂货店老板也不是我们讨论的中间阶层，除了收入有限外，他们的财产规模很难称得上通常意义的经营资产，所从事的工作内容也相当于蓝领的售货员。
还有一部分则是“城市新地主”。拥有少量土地的小农场经营者是“老”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城市里没有农场，即使在农村，土地也是集体所有，“地主”的概念早已经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然而，当前在城市里逐渐出现了一批很特殊的人群，他们没有自己的职业和专长，或者根本不靠自己的职业和专长生活，他们靠出租地皮、拆迁补偿得到一大笔钱，或者靠出租商用或居住房屋不断取得收入。对此，他们几乎不必付出劳动，只是签签合同、收收钱就可以了。依靠这种稳定的利息或租金，他们的收入不菲，可以和前面所提到的任何一种中间阶层群体相提并论、甚至更高。他们也是一种城市自营者，只不过很特殊，有些类似于以前的农村地主。区别在于，他们居住在城市里，出租的地皮或房产与耕种无关；而且，他们是刚刚开始浮现出来的新人群类型，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主”。我们这里把这些人称为“城市新地主”。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自断后路
企业白领是通过企业组织与市场相联系，而自营者则直接将命运寄托到市场竞争中的成败上，没有了丝毫退路。所以，自营者承受着其他中间阶层所不能比拟的压力。
企业的生存压力最沉重。上一节我们把企业白领看做市场海洋里的游泳者，这里我们就可以把自营者看做在市场海洋里面的“弄舟人”。游泳者拥有的是自己的才能，而自营者除了必不可少的专业或管理才能，还多了一个身外物——企业资产，这就是自营者的“舟”。游泳者累了、不愿意干了，或者遇到失败等挫折，最多走人，或者可以上岸歇口气。可自营者没有企业白领的这种选择，可是如果弄舟人的“舟”翻了，往往就失去了整个身家，可能一辈子都难以翻身，失败的代价对于他们来说过于沉重。所以，自营者要面临比企业白领更大的压力。而且，赖以生存的小舟上可能关联着太多的利益关系，自营者的兴衰决定着许多人，特别是员工的命运。作为小企业主，许刚（28）谈到自己的体会：有的高级打工的（高层企业白领）拿很多年薪，但他想的事情和私营企业主完全不一样，消费观念、价值观念也不一样。几乎所有的企业主都经历过企业可能垮掉、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刻，这种经历使得他们（的心态）和打工者绝对是不一样的。我看我身边的人，也有给别人做总经理的，我们和他们的观念截然不同。做知识个体的韩娟（12）的主要业务是室内装修设计，平常揽到生意、做好设计后再找一些有长期关系的包工头，由他们负责找民工来做活。虽然自己有公司执照和资格认证，但因为平时没有固定的员工，所以仍然把她作为个体自营者更为准确些。在采访中，她一再表达了对明年揽不到足够生意的担心：我想坦白一点，我怕明年没有活干。没有活，我就没有了工作，可是我又不想给别人上班，就想自己做，所以我现在有压力。其实每年都这样，也许到时候就会有活干，但在没有之前总是担心。即使现在有了，还担心工作量是不是够大，还时时刻刻担心再下一步有没有活干。未来生活保障也是一种压力。自营者处在市场的最极端，他们生活的惟一保障是市场竞争，充满了不确定性。今年能挣到钱，明年也许就不能，后年可能还会破产。没有保障是小企业主和个体自营者的共同感受。如果说企业白领一般都有各种社会保障，自营者则完全靠自己的收入积累。离开了体制、离开了单位，也就失去了保障体系所能达到的范围，失去了有保障的安全感。韩娟（12）说：我今年三十二了。本文中引用访谈者所提及的年份，一般以开展野外调查的年份（２００３年）为基准。书中明年指２００４年，今年指２003年,去年指2002年。作者注。去年我父亲去世，对我可能有影响，我开始想应该为将来老了存点钱，可以有保障。我想尽量准备这些，存一点钱，或者有钱投资做点别的东西。就是觉着自己将来没有保障。现在没有一个特别踏实的东西让我说：你就干吧，趁着年轻，不要有后顾之忧。所以就只能自己做些打算。我想攒一个基数存到银行里面，就不动这笔钱了。等老了会用。这些压力的体现是综合的，比如身体上的，生活上的，精神上的等。许刚（28）称有数据表明当前中国的企业平均寿命不到五年，他的企业从创建至今经历了九年，虽然规模并没有扩张太大，但所幸至今仍然运行良好，许刚（28）对此非常满意。谈到企业创建和发展的那段关键时期，他说：那时候我关注的就是生存问题。我要挣钱。我惟一关注的就是我能生存，我的企业能生存。那时候压力很大。如果（企业）要跨了，我可能就爬不起来了，和你一起干的人，也会失业，没有工作。作为企业主，我的压力很大，当时身体严重透支。我觉着私营企业主所承受的压力，是其他阶层不好理解的。他们的那种压力，不像白领那样在工作忙的时候有、在工作不忙的时候就没有了，而是时时刻刻都缠着你。那段时间我体力透支，老失眠，一到下午就心跳不正常。现在许刚（28）把企业改制成为了员工持股，经营交给了聘来的总经理，自己只是几个月主持一次董事会，决定一些经营上的重大事项。在过去的一年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照顾刚生产的太太与孩子，开始调整生活节奏。他说：除了我公司那点事，就是带小孩、锻炼、旅游。我现在有健身卡，定期去锻炼。一年下来，感觉效果很好。以前也不是完全没有时间去运动，但心理压力太大，运动需要一个（放松的）心态。也许是偶然，我采访的几个自营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孩子特别晚。韩娟（12）31岁了，还没有要孩子的计划；许刚（28）是在企业基本稳定、改成持股制、把经营交给其他人管理之后要的孩子，他今年已经三十六岁了；施全（29）今年也是三十六岁，但至今才打算明年要孩子。韩娟（12）说：我们现在根本不敢要小孩。精力不够，时间更不固定。我们工作起来根本没有时间概念，过的不是那种规规矩矩的生活。比如到什么时候该吃饭了，到什么时候该睡觉了，我们这些都没谱。有时候忙起来，连午饭都不吃了。虽然忙也是一阵一阵的，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料。养孩子不是几个月的事情，要几年。现在这种情况，如果完全停下来要孩子，事业也就断了，以后也很难再接下来做了。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融合、顺从与冲突（1）
自营者要处理的事情更复杂，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企业主并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即使现在的政治大环境对私营企业越来越好，但他们仍然在企业运营、私人财产保护和其他方面缺乏足够的安全感，这也形成了一种压力。比如，施全（29）的企业在和一个中央部门的下属事业单位合作，其实他并没有从这种合作中得到利润，他真正的用意在于想在政府机关找到“靠山”，结交一些现在和将来可能具有影响力的官员。他说：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有一些想法，想建立这种关系，认识的干部将来也会是国家的中坚力量，而且影响力会越来越大。也许十年、二十年以后，这些人会很厉害。我们的想法是要有政府的影子，私企的干劲。我们有时候也比较担心，所以希望能和权力相结合，能够得到保护。我问他，自己的企业要发展，是不是一定要和权力相结合。他认为要看在什么阶段，还“剖析”了当前的现实：不一定，两个阶段。在企业发展初期主要靠个人努力，但做大了必须和权力发生关系,需要得到权力的保护。资本和权力结合越来越多。资本通过权力来说话。现在资本本身还不能说话，必须寻找权力代言人。但这种代言人经常被“干掉”。在中国只能通过个人的关系和贿赂打通关系。还不像西方那样，可以通过很公开的、制度化的竞选机制来在政府中寻找代言人。和权力的融合要付出代价。所以，虽然自营者的收入较其他中间阶层人群较高，但他们的收入往往要打个折扣，不能与企业白领或其他中间阶层人群直接进行比较。在建筑公司任主管的沈智（11）对中小企业主在这方面的看法虽然有些偏激，但也道出了一些自营者的苦衷：可能他们（指自营者，作者注）一年挣一百万，可是真正自己可以花的也就三十万，大部分钱都要用在打点上。我和他们打交道也有这种感受。我花你的钱，吃你的饭，是给你面子。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就像孙子求着爷爷一样求人家把钱收下。非常难受。许刚（28）自己创业，平常需要和各种主管部门打交道，其中的酸甜苦辣有很深的体会。一旦有问题，他首先不是“认罚”，而是想办法“摆平”：我的企业小，工商税务都会查，谁弄我一下都挺难受的。发生这种事，“公关”摆平呗。喝点酒呵。因为你企业不可能没有一点问题。同时，他认为平常受查处的许多问题并不都是自己的错，而是主管部门的“找茬”或垄断，所以有许多“牢骚”：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和规矩的执行者，然后它拿它的规矩要求你，你肯定是违规的。今天上午我们几个人还在聊这个，邮电部制定了一个法，说要邮电专营，你参与就不合法。因为规则是邮电部定的，当然说邮电专营，不准别人干，别人干就违法。一个企业要做到完全合法，有的行业做得了，有的行业就做不了。比如现在的邮政快递公司，严格来说都违反邮政法。许刚（28）在谈到企业的经营环境时，感觉政策有时候难以把握，主管部门对有些市场行为管得过多，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行，甚至有时候影响是非常致命的。谈到这里，他有些激动，话题也扯得远了些：就像前一段房地产政策一样，就是对企业的不尊重（作者注：没有具体谈政策内容，我看他说得兴起，也没有打断）。你“哐”一下，出一个政策，一看不行，“哐”一下又收回去了，又出一个补充政策。你说这有合理性吗？也许出发点是好的，有它的合理性，但你是否尊重了企业的意见呢？包括广告业也出过一件事，就是要求广告费不能超过百分之二的事。一些行业要求广告费不能超出营业额的百分之二，当时的缘由是“某第六药制药厂”出来了，它投广告费太多了。这（项新政策）对企业和广告行业影响很大，因为不让你投入广告了。可是你并没有征求其他企业的意见，也没有征求其他行业的意见。企业类型、成本组成结构不一样。比如做化妆品的广告支出就比较大。这是人家企业经营行为，你管人家干吗？人家爱投多少投多少，挣钱就行了呗。人家不违反国家管理法规就行。它就说不许。这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东西。但回到现实，许刚（28）仍然回到前面的“摆平”思路上，并不主张去抗争什么：有时候我也对一些政府部门的做法不满，但我可以理解，这是现实。你尽量营造一个小的良好环境就好了嘛，别拧着干，何必呢？中国社会不成熟嘛，本来就不成熟，你非得希望像发达国家一样的成熟社会环境，可能吗？你尽量营造一个好的小环境不就完了嘛，比如到某局（去拉关系）。你影响不了大局，也改变不了什么，你要对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四“城市新地主”
“城市新地主”的房产或地皮来源有两种：①多名家庭成员各自从以前的国营企业或者机关、事业单位分到了房子，并通过各种手段、方式最终拿到了居住房屋产权；②随着城区改造、商住小区的开发，商务大厦的兴建，市区内位置繁华的旧房屋不断被拆迁，一些居民拿到了相当数额的拆迁补偿。另外，在城乡结合部也存在类似的“新地主”。比如，城乡结合部农民土地被开发利用，得到一次性补偿。或者，随着市区的扩张，城乡结合部的乡村在地理上被纳入了市区，但仍然保留着土地集体所有的体制，大量集体土地和私人建筑被租出、甚至出卖。
相对于其他城市，北京市区的“城市新地主”数量更加庞大，家资更加丰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①北京的房产价格全国最高；②北京的外来人口数量巨大，带动了房屋租赁的需求，使得房屋租赁价格居高不下；③老城区改造涉及面广，大量市区的老住房被拆迁；④北京数量庞大的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以各种方式占有了许多土地和房产，其中的“内部人”成为直接的受益者，特别是那些拥有权力资源的“内部人”。在很多情况下，直接分得这些房产资源的“老人”现在已经退休，而真正享受这些成果的却是这些“老人”的后代。
坦白地说，本研究事先并没有意识到这部分特殊人群，所以在采访设计中并没有“城市新地主”的配额。但在访谈中，明确地感受到这部分人的存在与影响。特别是那些对北京情况比较熟悉的居民，对“新地主”感受更深。卫成（01）谈了他的感受：其实，北京真正有钱的是外地人（指非原住民），当地（原住民）比较有钱的主要是靠拆迁发起来的人，他们能拿到一两千万的也不少见。当然，还是几百万的多，一百多万的最多。他们一点都看不出来，穿着不光鲜，还拿着国家的低保，享受国家很多政策。自己的房子被拆迁了，就在外面一个月花八百块钱租房子。在街上根本看不出来他们是富人，但是这些人特别有钱，有一、两百万的很多。沈智（11）是搞建筑的，所以对拆迁更敏感：……比如北京要修路，把这个地方占了，这个村就全发财了。有的一下子就能挣一百万，上千万。比如某某地区、某某建材城就是这样，都发财了。靠卖一块地，或者把店铺一租，一年十万，什么都不用干，很轻松。和北京原住民接触比较多的王慧（19）也对此有所感触：他们不工作，靠出租房子挣钱，平常打打麻将什么的，无所事事。他们一年出租房子收入十几万，和我们这些白领一年辛苦的收入差不多了。在街道办事处工作的尤军（23）对基层也很了解：“原来在国资单位的人，现在做二地主的非常多，就是租房子。有些人在北京长大、工作，几代人慢慢积累了几套房子。”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融合、顺从与冲突（2）
无论哪一种具体的“城市新地主”群体，都不是靠个人能力与市场规则来赢得的，他们的房产资源来自于“天赋”的体制优势。我们也可以从做记者的严伟（16）的话里听出这样的意味：驻北京的机关、事业单位的有多少，你想想？各个部委的机关，事业单位包括各种研究所、学校，各种大学，医疗机构，其他的文化团体，太多了。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是市场的主体，但是他们已经占据了各种资源，比如房子。北京很多房子都被这种（机关、事业单位的）大院给占了。他们已经占据了主要的资源。他们是体制内的。他们已经占据了北京大部分的资源。有的地方还可以分房。在北京这个地方，真正在市场上混的人还是少。
小结“双色蛋糕”理论〖1〗一体制与市场做律师的曹飞（09）在谈到阶层的划分时，对是否有国家的保障这一点似乎很敏感。并从这个依据出发，把社会分成相对立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和“公家饭”有联系起的，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普通公务员，甚至是国有企业的人员；另一个是和“私家饭”有联系的，无论是私营企业的老板，还是白领职员，甚至蓝领职员。前者是强势的，因为有国家的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后者是弱势的，因为在市场里没有保障，“生死有命、祸福在天”。他说：国家的公务员，和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都是一类的，他们有国家的一个保障体系，来保障他们的生活，包括现在和以后，特别是等他们老了以后。国家公务人员可以分成高级的和低级的，不一样，但他们都有保障。虽然有的地方的机关也要裁人，但国家给这些人留好了后路了，比如去一些大的学校上研究生，或者其他很好的安排。对他们还是比较照顾的。他们的特点是生活压力不是那么大，或者我认为他们的压力不应该那么大。因为他们的权利和福利制度都是由国家来保障的。第二类就是私营企业这一块，有财大气粗的老板，也有一些做得不好的。白领也是，无论外资还是私企的白领。有些也有一定的保障，但和前面的那种保障不一样，他们是自己努力挣来的，不是国家给的。他们今天的努力才能保证以后的舒适程度。其他一些小私营企业的人员，更没有保障，整天为了生计奔波。比如那些小老板，做好了还行，做不好连基本保障都没有。他们和一般私营企业里的从业人员一样，都有生存的压力。弱势群体属于最没有保障的阶层。曹飞（09）所说的“保障”，并不是指有多少直接收入，而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国家体制的“庇护”。他的表述并不十分严谨，把社会依据体制保障的有无而截然两分也有些偏颇。但从思路上可以看出，城市人群确实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大类型。中国正逐渐向市场转型，同时传统体制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
曹飞（09）看到了社会结构在体制上的分立，却并没有更进一步意识到这种分立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冲突。中国二十几年来阶层分化的大背景，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并和传统体制相互冲突和相互补充的过程。这一点在中间阶层身上体现得尤为深刻。
如果体制因素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达到极致，不是从经济层面上来划分社会结构，而是从政治层面上来划分，就可以看做一种社会结构的“政治分层”。“政治分层”中“政治”的含义是有明确限定的，它是指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将人们分成高低不同的社会体。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前这种政治分层的主导性，学者们能够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但对于政治分层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作用，却在理解上存在争执。有学者直接质疑了政治分层在中国的继续存在。米加宁：《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标准——与李强讨论两种社会分层标准》，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而另外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同在的二元模式。参见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40~59页。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人们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分层。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却大大上升。因此，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差距拉大的过程，而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但这并不表示政治分层已经从社会生活中消失，而是在现实中依然显而易见。比如，政府机关在选择求职大学生时仍然重视党员身份，组织部门在选拔干部时还是重视政治态度等政治标准。这样，与其说当前的社会分层已经完全“去政治化”，不如说形成了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分层模式。
美国学者维克多·尼从20世纪80年代市场转型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社会分化问题，建立了中国阶层分化的“市场转型理论”，从权力的角度论证了政治不平等的弱化。在对中国农村的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认为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必然引起社会分层机制的根本变化，以往以权力作为分层机制的状况将转化为以市场作为社会分层的新机制，从而提出了“权力”贬值的假设。维克多·尼：《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到市场》，载《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5/6期。
但维克多的理论存在很多受质疑之处。首先，他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20世纪80年代后的农村确实出现过一段明显的“权力贬值”现象，但这种权力贬值现象随着地方党政部门对农村控制的重新加强而不再那么明显。而且，农村的现象不可以推而广之，城市并不一定存在如此的权力贬值。其次，现实的发展恰恰反驳了权力贬值的理论，曾经的价格双轨制给权力影响资源分配提供了充分的施展空间，造就了一大批经济上的社会上层。
实际上，政治分层的本质是“体制权力”强力介入政治资源分配、并依此来主导社会分层。强调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远去，“体制权力”逐渐从分配政治资源中退了出来，使政治分层的作用发生了弱化，甚至有政治分层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趋势。
但“体制权力”的这种强力影响不但可以体现在政治领域，同样可以体现在经济领域。在市场经济转型中，“体制权力”的重心随之转移，不再集中在对政治资源的分配上，而是逐渐转到对经济资源分配的影响。“体制权力”强力介入经济生活，与市场的力量一起来主导经济资源的分配。也就说，政治分层弱化了，但“体制权力”自身并没有相应弱化，更不会消失，而是将它的影响方向进行了调整。
这样，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不再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分立，而是经济分层中的两种不同影响力量的分立。即，“体制权力”参与经济资源分配的“体制分层”，与市场力量参与经济资源分配的“市场分层”形式，这两种分配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后共存，并在相当程度上形成相互“渗透”、相互“尊重”、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复杂关系。这种二元分配方式导致了新的社会资源配置不平等格局，在阶层分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阶层分化中“体制权力”与市场机制同时发挥作用的二元社会资源配置模式，可以简称为“市场——体制”模式。它的形成涉及两个变化过程：“体制权力”重心从政治领域转变到经济领域的过程，政治分层弱化；市场力量的崛起过程，与“体制权力”共同参与资源分配。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中间阶层的“双色蛋糕”
“市场——体制”机制下的社会，所分配予个人的社会资源或利益就像一个“奶油——巧克力”双色蛋糕。奶油相当于市场机制下所分享到的社会资源，而巧克力相当于依靠传统权力延续所分享到的社会资源。社会中每个人都会从社会资源中切到一块属于自己的蛋糕，中间阶层就是双色蛋糕烹制过程中的其中一个分享阶层。只不过每个人切取蛋糕的能力并不相同，蛋糕与蛋糕的大小并不相同，社会也就被分化成不同的阶层。中间阶层就是切取蛋糕能力彼此类似、并处于社会中等位置的若干社会群体的集合。同时，所切取蛋糕里的奶油与巧克力成分比例不同，相当于中间阶层各社会群体之间在不同社会资源上的获取能力差异。有的更依赖体制权力，有的更依赖市场机制。
这样，我们可以把中间阶层在“市场——体制”分配机制中获取资源能力的二元性形象地称为“双色蛋糕”理论，并用图2-1来表达其各种含义：
图2-1“双色蛋糕”理论模型
两条坐标分别表示体制和市场的两种资源获取能力，其综合能力高低作为判断阶层所述的标准。靠下部分是社会基层，靠上部分是社会上层，而两者之间的部分则为中间阶层。一般来说，同为中间阶层，体制资源获取能力较高的群体会在市场资源获取上处于相对劣势；同样，在市场上比较活跃的群体在体制资源分配上并不占优。在两个方向上左右逢源的中间阶层更容易流动到中间阶层的靠上部分。社会基层与中间阶层、中间阶层与社会上层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是存在一些重叠和交叉；并且，不同阶层之间存在上、下流动。所以，我们将阶层间的界限以虚线表示。对于社会基层来说，存在一个上限，但没有底限。相反，社会上层存在一个下限，而没有上限。而对于中间阶层，同时存在上限和下限的双重约束，所以在界定中比社会基层和社会上层存在更多的模糊之处。中间阶层是一个边界并不严格的社会阶层“带”，而不是一条社会阶层“线”，他们在获取资源的能力上只是一定范围内的相似，不是严格的等同。所以，在中间阶层内部也会有上、中、下之分。
具体到本文所列出的各种典型城市中间阶层，他们的“双色蛋糕”也各有特色：①基层公务员，最接近权力，也最远离市场；②中小规模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和企业白领，他们的资源主要来自市场，最远离体制；③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同时跨越体制内的资源和市场化资源，占据了大面积的模糊带；④“城市新地主”，多是历史上体制实惠的延续。在体制资源和市场配置之间，无论是偏执于一侧，还是左右逢源，中间阶层总能够抓住一块属于自己的蛋糕。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资源获取的冲突
中间阶层内部各群体在资源获取上既有相互利用、相互尊重的一面，也有相互冲突的一面。因为，体制分配与市场分配两者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博弈式的竞争，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①总体上，资源流向依靠体制分配机制的中间阶层群体越多，依靠市场获取资源的中间阶层群体所获得的份额越少，或者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获得等值的资源。比如，北京的许多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单位占有了大量房产，并且占用了市区中价值最高的地段。“城市新地主”、机关公务员和“事业人”凭借体制优势，无偿、或低价格获得了这些房产资源，就使得流通到市场上的房产资源减少，并拉动了商品房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其他中间阶层群体，如企业白领、自营者要购买商品房产，只能选择远离市区的地段，或者需要付出更高昂的价格获取市区核心地段的房产。
②社会资源存在着二次分配，靠向体制分配的中间阶层群体垄断着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权力，或者在资源二次分配中占有相对优势，致使靠向市场分配的中间阶层群体处于被相对剥夺的不利地位。比如，隐性收入成为当前中国的一大特色，其相对于显性收入的比例令人咋舌。有位经济学学者从官方统计数字中发现，城市人口的收入在总量上超出了“工资总额”的一倍半，而所超出部分只能归为隐性或灰色收入。转引自鲍罗克：《中国的收入有多“灰”》，载《财经时报》，2004年第559期。这些隐性收入有些直接来自部分群体对其他群体的索取。另外，隐性收入大多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企业白领却几乎要缴纳全额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因为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比较透明的工资薪酬，从而形成社会资源二次分配来源上的不平等。
③权力体制直接介入到市场分配中，与市场主体争夺资源。比如，许多事业单位集体或个人不仅在参与市场分配的时候依然享受体制内的资源，他们还利用体制内的垄断或优势显性或隐性地介入市场，与市场主体进行利益的竞争和争夺。
从市场经济转型的立场来看，体制分配是对市场分配的干扰和扭曲。总体趋势上，市场的力量在完善和壮大，而体制的作用越来越受到质疑和约束。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和曲折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体制因素所发挥的资源分配作用难以萎缩，更不会轻易退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经验也佐证了这一点。
有学者提出了资源的政治性分配与功能性分配的概念，并对两种分配进行了比较（如表2-1）。他认为，一个社会必须在政治性分配与功能性分配这两种分配方式中达到某种平衡，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占社会分配的主导地位都会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政治性分配使收入差异巨大，与平均主义道德不相容，引发群体冲突，即精英群体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冲突。而功能性分配造成社会整体的分化，形成下层阶级或阶层与社会上层之间的对立，引发的是阶层或阶级冲突。这样，功能性分配与政治性分配的二元体制可以成为一种缓冲社会矛盾的合理机制。参见徐晓军：《转型期中国社会分配方式的变迁与阶层分化》，“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与政策选择”全国学术研讨会（武汉，2002年5月25~26日）所提交的论文。
这种观点中所提到的“功能性分配”，与本研究中论述的市场性分配相似。但从表2-1对“政治性分配”的描述看，其所指并非本文的体制分配，而是指公共权力对社会财富的调节与再分配。或者说，所谓的“政治性分配”是公共权力的合理应用，所争取的是社会整体利益；而本研究的体制分配指的是公共权力的不合理应用，所争取的是部分社会群体的私利。前者是公开目标，是为了消除社会不平等，追求罗尔斯式的结果公平；而后者是特权、垄断等传统因素的惯性，在运行中带来了加剧社会不公平的不良后果，不仅没有实现罗尔斯的结果正义，还违背了诺奇克的社会竞争起点正义。〔美〕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表2-1政治性分配与功能性分配特点的比较政 治 性 分 配功 能 性 分 配决定因素人类群体之间的矛盾状况人类与自然的矛盾状况分配依据强制权力对社会的贡献（功能）分配目的实现结果的均等提高生产效率分配形式再分配初次分配分配主体国家及各级政府市场受益主体特定的阶级或阶层特定的部门或个人分配成本高低分配效率低高本质特征一部分人的蛋糕切给另一部分人在蛋糕做大基础上的直接切分分配后果结果的绝对平等、过程的不平等过程的平等、结果的相对不平等第三章中间阶层的意识与倾向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中间阶层的意识与倾向
阶层意识的界定阶层意识在文献中更多地被表述为阶级意识。阶级意识概念的提出归功于马克思，是指一种由生产关系规定的对某个群体成员资格的知觉，一种对于这种共同身份产生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感觉，以及为一种为谋求阶级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倾向。一个群体，只有当其成员感受到这样一种意识的时候，才能被定义为一个阶级。吉尔伯特：《美国阶层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9页。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属于一种理想化的概念，包含了一些明显的理论假设。总结起来，一个阶级必须在四个意识层次上实现逐级跨越：
①社会分层的意识，即认为社会是分层的，并在具体分层标准与结构上存在社会共识。
②社会共同体意识，即能辨识出自己所属的社会共同体体，以及其他社会共同体，并感受到在感情、心理以及社会交往上与其他共同体存在界限与隔膜。
③共同利益意识，即能辨识利益格局中的冲突，认识到本阶层的共同利益，反对其他阶层的不合理利益。
④共同行动意识，即运用集体力量联合起来反对其他阶级的意识。
然而，对于这种理想意义上的阶层意识是否真实存在，有很大争议。就是说，即使人们属于客观社会结构中的阶层或阶级，但可能并不存在上述的阶层意识，甚至连基本的阶层成员意识也没有。马克思也承认“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之间的差别。对“自在”阶级的成员来说，虽然他们处于同样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对于这种“共同体”情景并无知觉。而“自为”阶级成员意识到了共同利益，并从事那些直接对抗其他阶级的行动。把导致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的社会力量离析出来，是马克思阶级理论的主要目标。
作者认为，对于阶层意识的概念，应持更加客观、宽松的态度。
首先，阶层的客观存在与理想阶层意识的客观存在并不是一回事。米尔斯就主张应回避阶级意识是否存在的争论，认为没有必要将阶层的心理感受与阶层的现实存在相联系，不能因为人们没有阶级意识而否认阶级的存在。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0页。经济与社会现实是一回事，心理感受是一回事，也许心理感受能像所期待的那样和现实联系起来，也许不能。如果心理感受与政治和经济地位不一致，这本身就是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并不能因此就否认阶层的存在。同样，阶层成员不能把握自己的行为，这也不能成为研究者忽略甚至否定阶层存在的理由。要确定一个阶层的存在，或了解一个社会群体的结构关系如职业地位、经济地位、名望地位等，并不一定要知道他们是否有阶级意识。
其次，通常意义上的阶层意识并不需要满足理想阶层意识的所有条件。阶层意识是社会群体的心理问题，它可以看做社会群体间心理隔阂的对应物。这种心理隔阂直接的反映是社会交往。如果一个阶层有社会分层的意识，在社会交往中保持与同阶层的心理与交往的亲和，同时对其他阶层保持心理与交往的疏远，我们就可以说阶层意识就形成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理想阶层意识的其他深层次不必作为研究对象。相反，阶层意识可能在不同的层次上逐级展开，如果确实存在阶层的共同利益意识与共同行动意识，则说明社会的分裂与冲突的加剧。而且，中间阶层意识的各个层次，对应着中间阶层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所可能发挥的不同作用。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社会交往中的“圈子”意识
从访谈结果上看，虽然绝大多数中间阶层采访对象并没有社会分层的相关理论知识，但从他们所讲述的许多生动故事和直观感受，可以看出通常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潜意识的存在。
沈智（11）对于“圈子”之间隔阂的描述十分生动：我觉着不同的社会层次之间区别挺分明的。反正我和他们交流、沟通，从谈话的内容上就能感觉得到，话题都不一样。一个圈子和另一个圈子的话题绝对不一样。我接触的人比较复杂，因为我盯工程嘛。我跟民工，跟底下的那些管理人员、市政府的那帮人、开发商，都要打交道。你通过和他们聊天，就能感觉到，话题的区别非常分明（特别强调的语气），这个圈子永远不会谈另一个的话题，另一个圈子也永远不会谈这个圈子的话题。不同圈子的人可能因为利益或工作要接触，但这不是交往。两个圈子融不到一块。打个比方，我和民工聊天，他们就说这个月他记多少工，分多少钱，就谈这个，工分什么的。跟我谈什么？叫我给他多记两个工，其他什么都不说。你说他能跟我谈什么？我觉着社会分了层次之后，就有很多层次之间的断层。不像以前那样，大家都生活水平低，人际关系也比较单纯，所有的人都很容易沟通，现在不是这样了。杨波（20）也认为只有同阶层的人交往多些：对这些上层，虽然有接触，但毕竟不是一个圈子，交往不多。但是对于普通的中层，比如国家公务员、企业白领，和他们打交道很舒服、很开心。和这种人有同类人的感觉，属于同一个阶层吧，都属于中层。对于下面这些穷人是一种很同情的感觉，没有什么交往。陈明（17）认为阶层隔阂影响非常大，即使是亲戚关系都难以打破。他打了两个比方：如果你是一个IT企业的部门经理，一年可以挣十几万，但你的老婆是一个清洁工，你们俩去西餐厅吃饭的时候就有冲突。因为你自己经常来吃，可是你老婆可能就觉着是在浪费。再比如说，假如我在外面工作，一年至少可以挣十五万，那我是中间力量；我的姐夫或者一个表哥来北京打工，他在底层，我请他到饭店吃饭的时候就有冲突。也许陈明（17）说到的“比如我的姐夫或者一个表哥”是他的真实体会。陈明（17）来自农村，一些亲友仍然在社会的基层，而自己已经跃迁为社会中间层，心理隔阂于是产生了，并进而产生了交往中的隔阂。这也是文学影视中老套而真实的故事。而当我问他对中间层的感受时，他回答：“我觉着挺亲切的，因为我就是中间层。”
蒋丽（02）给我讲了他们小区的故事：我们原来的房子在某某花园，中间两栋楼是回迁房，一些老北京，大部分人以前在同一个国企单位工作，相互都认识，见面经常家长里短。我们这两栋楼都是直接买商品房过来的，他们和我们这些人彼此之间就不是那么不见外了。我们首先感觉中间这两栋楼的人素质比较低，可是人家还觉着我们这些人都很“假”呢。相互之间也有矛盾，比如养狗，商品楼的人觉着带着狗到处遛怎么这么俗，脏儿叭叽的。但他们这些人（回迁户）就觉着无所谓，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蒋丽（02）代表了中间阶层，而另两栋回迁楼的住户代表了基层。两种阶层的人都住在一个小区，生活习惯的差异成了彼此隔膜的直接原因。但在这个直接原因或表面原因背后的两种阶层的更深层次的差异，对此蒋丽（02）自己也有种并不十分清晰的感触，认为是“因为经济基础不一样”。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蒋丽能明确区分出自己相比国营企业工人更高的社会层次，并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和他们产生难以跨越的隔阂。但相对于“有钱人”，她重新把自己定位到“老百姓”的位置上。对于他们，蒋丽（02）能感受到，但并不了解，更谈不上交往，因为“那些人老百姓都接触不到”，只能通过媒体得到一些“有钱人”的印象。赵岚（07）表达了相似的感受：“和上层的人接触比较少，感觉比较神秘。因为不了解，所以神秘。”
无论如何，中间阶层能够大致区分出自己属于社会中间层，并确证社会上层、社会下层以至社会底层的存在，在具体群体指向上体现了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同时，中间阶层在社会交往上，能够在潜意识中感觉与中间阶层的各部分都属于“同一个层次”，所以在交往上彼此没有“高攀”或“低就”的感觉。相反，对于低阶层或高阶层，存在自然的心理隔阂和交往的障碍。因此，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中间阶层意识是确实存在的。
第二节利益认同冲突〖1〗一利益的分野社会交往中的中间阶层意识，并不表示中间阶层有共同的利益意识，原因就在于上一章所论及的中间阶层“双色蛋糕”理论。就是说，中间阶层各部分在“体制——市场”这个杠杆体系中的具体着力点不同，导致了彼此没有共同的利益来源，也就没有了中间阶层的共同利益意识。
有些中间阶层对于这种利益分歧的认识是深刻的。语速很快的曹飞（09）比较敏感，他把各种中间阶层的职业分为“私营企业——国家工作人员”两个端点，当然，这里的国家工作人员并不是等同于国家公务员，而是把与体制有某种程度结合的事业单位人员也包括在内。他认为：外企白领属于企业这一块，应该属于私营企业这一块吧。知识分子属于事业单位吧，实际上是国家工作人员那一块。在外企的这些人，该上什么上什么（指各种保险），但和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还不一样。因为国家机关给你考虑得特别全面，不光有保险，为你出路也考虑到了，可是外企并不能保证你明天会怎么样。今天在这里干，一个月八千多，但下个月就不知道了。而且（收入）跟你的效益挂钩的，外企这些钱不是让你白拿的。因为要有业绩，所以工作压力大。可是国家工作人员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包括事业单位，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压力。当然（日常的）工作压力谁都会有。律师属于自由职业，更类似私营企业这一块，但是记者就属于事业单位的。可以看出来，曹飞（09）虽然认同中间阶层包括国家公务员、知识分子、记者、律师、外企白领、私企白领等，但仍然把他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广义的“国家工作人员”，就是有国家保障的；一类是广义企业类的，没有体制内的保障。值得回味的是，一般认为律师和记者同属于自由职业，但曹飞认为他们是不同的类别。大多律师事务所改制成合伙制了，律师行业“更类似私营企业”，而记者仍然属于国家事业单位。所以，律师和记者属于“体制——市场”体系中的不同位置，他们没有共同的利益来源，当然也就没有共同利益意识。
在私企担任主管的秦云（06）想法简单、平实，但她把中间阶层不同群体的差别刻画得很到位：我们（作者注：指企业白领）和政府人员、医生、知识分子属于“平”着的，但各自的社会地位不一样，他们办起“事”来都比我们更容易。老板们可以通过其他各种渠道获得这些东西。这里的“平着的”指中间阶层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综合资源差不多，“社会地位”指的就是获取体制内资源的能力，而“办起事来更容易”就是指政府人员、医生和知识分子有各自可以利用的体制内资源。相对而言，企业白领的体制内资源要少得多。秦云（06）所说的“老板”是指那些中、小企业主，他们有市场资源，具体就是“钱”，但没有“社会地位”，如果他们要得到这些体制内资源，就要付出市场资源作为代价。
尤军（23）作为一个基层机关干部，对公务员的优势很有体会：白领靠自己的本事挣钱，挣钱也多。但在机关里不是这样，他们看中有机会晋升。这两种人不一样。也许在机关里的人更有优势，虽然原来好多机关单位的福利没有了，但他比白领更稳定，办什么事更方便。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感情上的抵触
中间阶层不仅对于这种利益的分歧有深切感受，而且在感情上对资源利益来源不同的其他利益群体有抵触倾向。卫成（01）对此的反应很激烈，话很直白:我对那些私营老板正面评价大于负面评价。对那些贪污的政府人员，还有那些医生、律师，恨他们，不喜欢他们。医生收黑钱太厉害了，我亲身经历过……（作者注：讲了一些例子，此处略去）。我比较恨这部分人。我接触私营企业主比较多，他们还是比较好的。虽然素质不高，但很有社会责任感，钱也是自己辛苦挣的。在浙江某地有个老板，当地的小学、路什么的，都是他修的，还绿化荒山。他们非常了解中国国情，知道中国人力成本比较低，不必要先进的机器和技术，能解决大量人的就业问题，这是个好事情。我对民企老板有好感，他们确实抓住了一些机遇、付出了许多。我知道上海有个汽车配套工厂，是私营企业，带来了大量就业，他们的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都算当地的中产吧。很有意思的是，国有企业也带出了大量高收入的干部，他们就是靠吃企业富起来的。有些靠黑钱富起来的政府人员不可能对社会做贡献的。我希望有些国企私有化得了。国家的金融资本大多都流向了这些国企，可是这些钱都让国企中层以上干部吃肥了，真正的需要贷款的民企反而得不到贷款。国企这部分人才真正是蛀虫，产生腐败的温床。也许卫成（01）所使用的“恨”这个字眼有些偏激，实际上可以理解为“讨厌”、“不喜欢”的意思。但他明确地表达了一个信息，即认为在市场中凭竞争和才干得到利益的人是合理的，而对于那些靠体制和权力得到利益的人是不认同的。
这种感情的抵触不光体现在抽象的评价上，还体现在依赖市场机制的中间阶层在与依赖体制的中间阶层打交道的亲身体验上。秦云（05）的丈夫朱海（05）——外企经理——更是从社会冲突的高度来表达了对中间阶层其他部分的不满：我觉着和其他中间阶层有冲突。比如医生和老师，他们看病、教育乱收费。他们在垄断着一些资源，无理地剥夺其他人。他们没有专心尽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些都是不正常的。当然，这是个体制问题。如果把我放在那个位置，我也会那样。这个制度就是这样，而不是这个阶层（作者注：指医生群体和教师等群体这些资源垄断的中间阶层群体）的人就怎么样。不仅体制外的企业白领对体制内的群体有抵触。甚至，某种程度与体制结合紧密的“事业人”对于更加依赖体制的公务员也有不少怨言。科研院科研项目负责人钱民（13）有些亲身经历，对“公事公办”里的推诿有些不满：这些人（公务员）的素质在这里摆着。他们说的话很漂亮，但办事就是卡你。我们办证（结婚证）就那样，她说不给你办，理由很多。她给你讲政策。但是如果她松一下，认识你，也就给你办了。比如我有一个户口问题，我们在公安局认识的一个人就这么给我说的：能不能给你办这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但到派出所他肯定不给你办。派出所会说“就是这么规定的”，你也没有办法。但如果有关系就可以办，这些东西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钱民（13）的妻子孙敏（14）对这种“官场规则”也很熟悉，接过话说：他们说，把官做“精”了的人，既可以把一个道理正过来说，也可以反过来说。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就像辩证法一样，事情成立、不成立是有条件的。在一定条件下它是正的，在一定条件下它又是反的。我们和一个做公务员的同学聊天，他能把本来没有道理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让你无话可说。这些感情上的抵触反映的是深层次的利益冲突。更准确地讲，是市场与体制的利益冲突。中学教师华林（21）在办户口迁移的时候对一些政府部门有些不满，对部门分割和部门利益有切肤之痛：我在户口上遇到的一系列的问题，不能理解办起来为什么那么难呢？有些制度既然在企业里能实行，为什么在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就不行？很多东西，不是它办不到，而是它不愿意办。有利益，肯定有利益在里面。说白了，一些职能部门和个人不愿意下放权力，喜欢手里有权，喜欢有自己的天地，不愿意别人插手。比如人事部门这一块（的公务员）就喜欢现在的这套人事制度，户籍部门这一块办什么事吧，必须要遵守现在这一套户籍制度。这些平行的部门权力不愿意融合。这里面就有一个冲突，苦了要办事的人。对于商人和机关公务人员，尤军（23）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直接利益冲突：很多商人并不愿意把钱拿出来，但他为了疏通还是必须这样做。这其实就是一种权力阶层和资本阶层的冲突。甚至，这种体制与市场的利益冲突还存在于单位内部。钱民（13）对自己的科研院里的一些人很不满：资源分配不合理，最麻烦的就是这些占着位置的人，他们年龄比我们大些，利用各种关系，占了国家的各种资源。他们也没有文化，没有水平，我们这些技术骨干上不来。其实，事业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利益分配和资源掌握上并不一定比管理人员差，但钱民（13）认为他们单位的一些管理人员凭体制的残留占有分配利益，而不是凭自己的能力，根本不应该和他们这些技术骨干相比，所以感觉心理不平衡，冲突就产生了。如果在真正走向市场的企业单位，或者在实行了像陈明（17）所在研究所那样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事业单位，行政管理人员相对市场化，这种冲突就会减弱。
杨波（20）的妻子在国外读书，在申请探亲办护照的时候遇到了些麻烦：我作为事业单位的人，出国探亲要办不少手续。我在单位没有把我当人才，等我一旦要走了，反倒把我当人才了，怕我不回来，要经过人事部门多少章、多少证明，还要交押金。这是对我权利的侵犯。在企业里的人就不要这么麻烦，没有那么多限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这种阶层内部利益的分歧不仅体现在中间阶层上，对社会的上层同样如此。大多数被访者认为社会上层是“有钱的和有权的”（有的把知识精英也列入社会上层），但并不认为这两种群体是平起平坐的，因为“有权可以有钱、但有钱不一定有权”，企业主相对权力层而言仍然是弱势的、没有保障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不仅体现为横切方向上不同资源占有量的阶层隔阂，还存在为纵切方向的体制与市场的隔阂。这两种隔阂彼此交错，形成当前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网格，而中间阶层也被这张庞大的“体制——市场”的二维网格体系所分隔。从阶层意识上看，中间阶层能够分辨出通常的社会结构格局，并在社会交往中对中间阶层人群能够认同彼此的身份层次。同时，但中间阶层并不是一个利益整体，原因就在于中间阶层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利益来源不同，在更深层次上体现为市场机制与传统资源配置体制的冲突。
同时，市场转型的步伐仍在进行，市场维度的力量在不断加强。体制的续承对于许多依靠业务能力的中间阶层来说是一种压制与束缚，从个人发展空间和利益分配上，他们希望体制的影响逐渐弱化。所以，科研所研究人员冯涛（18）希望在单位里“有能力有经费就上，没有经费没有能力就下”，并且认为：如果市场经济越来越完善的话，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应该逐渐消亡掉，归到企业这个阶层里去。如果这种变化趋势能够不断进行下去，随着当前“体制——市场”体系的结构平衡发生转化，体制的因素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作用将不断降低，也许我们将看到中间阶层的利益逐渐变得越来越一致。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感受阶层分化与冲突（1）
在访谈中，中间阶层都能明显感受到社会的阶层分化，阶层分化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他们对待社会分化的态度，有助于理解中间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格局中的位置及其感情取向。
一面对底层这里所说的社会底层，主要指那些外地来京从事体力工作的务工者、生活无着者和本地生活困难的下岗人员等。社会底层不等于社会基层，前者是后者的底部成分，而社会基层更广泛，是相对于中间阶层和社会上层而言的。，不只是同情
华林（21）最近搬了新家，请搬家公司帮忙，接触到一些搬运工，对他们艰苦的工作深有感触，言谈中透露出非常真挚的同情：给我搬家的这些搬家工人是从重庆来的，我非常可怜他们。四个小伙子开着一辆搬家公司的车，早上起来买了几个包子吃，整整干了一天，到我们家已经是第六家了。我有很多书，怕他们搬不动，就把箱子拆开，大箱子分成小箱子。结果他们一次背五、六个小箱子。就这样（工作了）一天，从早上到晚上七点还没有吃饭呢。给我们家搬完，我给了他们点餐费让他们赶紧吃饭。吃完饭还有一家。一天搬七家，连午饭都没吃。我真的同情他们。从访谈研究中可以看出，总体上中间阶层对于社会底层的境遇是同情的。但这种同情往往限于一种表面化的态度，如果我们将研究深入下去，可以发现中间阶层对社会下层的态度并不那么简单（这也是定性研究方法的价值所在，因为问卷式的调查方法很难挖掘出一些微妙的东西）。
首先，有的中间阶层认为社会底层并非那么需要同情，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卫成（01）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一些外地来京务工的民工，对他们的生活表示乐观：民工从本质上来讲，他们是有好几条路可以走的。最起码可以回老家，安安稳稳过生活。最起码可以填饱肚子。我们周围就有很多工地，像“某某城建”这些大建筑公司，管理还是挺好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还是挺不错的，能到时候安安全全地把钱领回家。他们（民工）心里起码非常满足，每个月都给家里寄点钱，到年终可以拿一笔钱回去。和他们聊聊天，感觉他们都非常快乐，精神状态都非常好的。像我们小区的保安，他们的生活、精神状态都挺好的，有时候他们还买瓶啤酒几个人聚聚。而且，他们本身要求也不高。卫成（01）承认这些民工的工作有时不够稳定，但感觉他们的机会比较多：我经常到“某某肉饼”（北京一家连锁餐馆）吃饭，知道他们的服务员经常换，这说明工作不太稳定，待遇也比较低。但相对来讲，他们也有选择的机会，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命运的机会。他们的收入是比较低，但他们的精神状态还是比较好的。在北京关键是要自己努力，还是有很多机会的，比如捡破烂的（每月）都挣一千多。其次，有些人认为社会底层应该安身立命。
韩娟（12）和沈智（11）夫妇对那些外地来京的民工、小商小贩的态度有些分歧。韩娟（12）认为他们值得同情，而沈智（11）则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来京是自己选择的生活。他认为，民工和农村来的小商小贩没有知识和能力，怨不得别人。他说：只要不干坏事，凭本事吃饭，挣钱嘛，很正常嘛。如果有能力，你可以读读书，往上走；没有能力，只能靠体力吃饭呗。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你有脑子，就凭脑子。如果没有脑子，就出点汗呗。如果连汗都不愿意出，那别人怎么帮助你呢。韩娟（12）认为沈智（11）不能以自己的想法来要求他们：我想的不一样，那些卖菜的真的很辛苦的。而且他们能在北京站住脚，挺不容易的。他的受教育程度和他的家庭决定了他不会有你这种想法，比如挣钱了，在北京到夜大学学点东西，这个素质达不到这个程度。他就不会想到这一点。他只能寄希望他的孩子能落脚，他的孩子能在北京上学。我觉着他们挺不容易的。他们没有认识的人，能在这里支撑，挺困难的。沈智（11）强调自己并不是看不起社会底层，而是要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安身立命：我对他们没有蔑视这种偏激的看法。我只是说这很正常。他是挺困难，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可以不出来嘛。你既然出来，就要有心理准备。他可能觉着这样还是比回去好呢，让他回去还不愿意呢。这很正常。这是你的选择嘛，应该有心理准备。再次，中间阶层认为有的社会底层的困难处境是自己造成的，不能一概而论。卫成（01）认为北京的下岗职工社会状况并不好，甚至不如外地来京的民工，但对他们并不同情，因为他们好逸恶劳：这部分人（下岗工人）实际上是很惨的。民工总比北京本地人下岗之后老等着救济要好，而且他们将来肯定要比这些下岗工人要好的。因为他们年轻，在北京挣钱之后可以回老家做个小生意，生活要比这些下岗工人要好一些。那些下岗工人在北京的国企反而习惯了一些思维，不能承受这些变化了。说实话，我对一些好逸恶劳的北京本地人很厌恶。我认识一些本地人，下岗了就知道发牢骚，在家里无所事事。这是一种心理状态，不去努力奋斗，光等着别人（帮助）。只看别人挣钱，不知道别人辛苦。他们理应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对外地来京民工态度不一致的沈智（11）和韩娟（12）夫妇，在对待本地下岗工人的态度上是一致的，都认为他们不值得同情：沈智（11）：“反正对那些在北京市的穷人我不可怜（指老北京）。对山区的，该帮助帮助，还是挺可怜的。我觉着你自己应该去努力嘛。如果要真是没有那种条件，也就算了，可是你有条件，和边远山区的人不同。”
韩娟（12）：“你要是说北京市内有很多稍微困难点的人，还是跟他们自己有很大关系。好逸恶劳。”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感受阶层分化与冲突（2）
沈智（11）：“给他们点事情挑来挑去，老想不干活就能挣钱，那是不可能的。”第四，即使同样面对外地来北京的民工，中间阶层的态度往往呈现相互矛盾的两面性。杨波（20）首先表示对于穷人的同情，但同时又讲述了一个让他有些恼怒的亲身感受的例子：我不能理解的是，他们有一种缺乏遵纪守法的意识，让我感到很郁闷。比如我这次新房子装修，快装完了，他们也很辛苦，钱应该一分不少地给他们。可是看他们做活的质量，可能连他们自己都看不过眼，这种情况我非常生气。我们有这种社会道德，知道不给他们钱是不对的。可是面对这种情况又感到很困惑。要知道，你面对的这种人是中国的大多数，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拯救”他们，只能通过接触到的给他们讲讲道理，让他们知道拿别人的钱应该好好给别人服务，给别人做事情。他不是干不好，而是他们觉着做好、做坏拿的钱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给你做得最好，能拿到钱就行了。他还给你耽误很多时间……我觉着他们可气，想骂他们，又觉着他们是很可怜的一群人。从杨波（20）的话语中，不仅能同时感受到他对于社会底层的同情，还可以感受到他的反感和恼怒。另外，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是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来看待社会底层，因为他遗憾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拯救他们”。
孔楠（22）作为医生，在工作中经常接触到一些求医的社会底层者，除了同情，还感觉他们的“素质”不高，不通情理，胡搅蛮缠。他这样谈到自己的体会：对于素质特别低的那些人，对他们有时候真的不满。他们的素质有时候确实太低了。看病的时候，可能为一点小事跟你闹。当然这和经济条件有关，他们经济条件很差，又要看病，又要花钱，主要这方面的原因。其实对他们也同情，对他们也理解。因为我本人就是出身农民家庭，周围的人没有达官显贵，可能还比别人更能理解他们。可是有些社会底层的人总觉着其他人挣钱都特别容易似的。综上可以看出，访谈对象谈及社会底层，中间阶层的直观态度是同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间阶层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理性的社会公正感使得他们对社会下层自然产生同情的态度。同时，中间阶层与社会底层的联系相对紧密，很多中间阶层是从社会的下层向上流动到中间阶层的，与社会下层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中间阶层也有机会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到社会下层，许多中间阶层对社会底层的生活多少有些了解。
但是，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异，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之间已经形成了难以跨越的社会界限与心理的隔阂。用形象的话来表达，就是“我们有我们的生活，他们有他们的生活”。在具体看待社会下层时，中间阶层往往采取俯视的态度。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出“同情”和“怜悯”在涵义上的微妙区别。
中间阶层还会以负面的眼光看待社会下层，特别当他们与社会下层直接接触并发生利益冲突时，常常以鄙夷的态度看待社会下层的“劣根性”。至于社会下层所遭遇处境的社会机制是什么，是否符合社会公正，这些并不是所有的中间阶层能够深刻理解到的。而且，即使能够理解，在直接利益受损的时候，这种同情也会被冲淡，并直接影响到将来对待社会底层的态度。
因此，与其说中间阶层在“谈”及社会下层时表示的是同情和理解，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强势者对弱势者“道义”上的姿态更准确。
二面对上层：不只是疏远如前文对社会上层的界定，主要是政府官员（权力的拥有者，作为中国特色，还包括各种事业单位的领导，中大型国企的领导人）、较大企业主（财富的直接拥有者）、企业较高级经理人员，以及名人群体（如演艺明星、体育明星、高级知识精英等）。人们在日常一般简单地将社会上层理解为“有钱有势的人”。
对于作为社会上层的私营企业主与官员，一些中间阶层、特别是企业白领的态度明显存在差别。卫成（01）在工作中接触到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他把商业精英和依赖体制权力的“有权的人”区分开来：我接触私营企业主比较多，他们还是比较好的。虽然素质不高，但他们非常了解中国国情，能解决大量人的就业问题，一个厂一、两千人。这是个好事情。国企都是来一个人（国企领导），吃肥了就走了，国家的金融资本多流向了这些国企，真正的需要贷款的民企反而得不到贷款。国企这部分人才真正是蛀虫，产生腐败的温床。我对民企老板有好感，他们确实抓住了一些机遇、付出了许多。钱民（13）、杨波（20）的态度与卫成（01）相似。钱民（13）对政界精英不以为然，相反，对商业精英非常钦佩，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我对那些从政的人不感兴趣，因为关系不大。对他们的施政纲领，体会不是很深，感觉距离比较远。我们关心比较多的是业界的精英，企业方面的，创业方面的，我们比较佩服。他们无论在管理才能、知识水平上，都要比一般人高一大截，对这种人比较佩服的。对一些民营企业的比较佩服，对国营企业的差些。他们这些人有时候感觉很糊涂。杨波（20）看中社会上层对社会的贡献。对于腐败的官员，他则比较反感，同时感到无能为力：如果他们(社会上层)的收入是合法的，能够给国家创造经济财富，我对他们是很尊敬的。但是如果他们掌握权力，不为国家谋利益，我是很讨厌他们的。但对他们又没有办法。可以看出，相对政界精英而言，中间阶层整体上更认同商业精英。除了高级官员的腐败为整个社会——包括中间阶层在内——所反感之外，由于媒体对商业精英大量的报道，特别是对他们成功经历的报道，使得商业精英似乎距离民众的距离更近一些。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感受阶层分化与冲突（3）
但这并不表示社会各阶层都能在感情上对“有钱人”一致认同。由于社会结构层次的差别，中间阶层与社会上层直接接触仍然比较少。如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一样，在中间阶层与“有钱人”之间也存在疏远与隔阂。不可否认，媒体除了对富人的成功进行宣扬，还对“富人”的“为富不仁”进行了大量负面报道，某种程度上潜移默化地使得“有钱人”的形象受到损害不佳。丈夫卫成（01）极力称道企业主的社会贡献与义举，蒋丽（02）却不以为然，认为有钱人往往能够素质不高：即使有些人再有钱，素质也不是很高，……也许这和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有关系。其实我是很讨厌这些人的。不是因为他有钱什么的就讨厌他、嫉妒他，是因为他们素质高的人还是少。好像这些人有了钱，反倒丧失了什么。不太愿意和这些有钱人接触。谈到现在的仇富心理，卫成（01）认为“有钱人”应该回报社会：有些老板不一定为富不仁，现在的问题是要建立有钱人回报社会的机制，消除对有钱人的隔阂。“有钱人”形象不佳的另一原因是富人阶层的“原罪”问题，也就是“富人”在原始积累阶段并不都是正当的。自己的企业正蒸蒸日上的许刚（28）认为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一些说法代表了企业主群体的立场，有为富人群体进行辩护的味道，容易引起争议。他说：对富人负面的舆论其实很多的。比如刘某某（女电影演员，成名后进入商界），被抓起来，又被放出来。那一段的讨论其实很不利于企业主，就是对原始积累时期的原罪问题，逃税之类，这是事实嘛。我不相信哪一个私营企业没有逃过税，特别是起步的时候。但它的价值在于它发展起来之后可以解决很多的就业问题。可以为国家多缴税。非得倒旧账，是把他们都抓了、都判了刑好，还是放过他们让他们纳更多的税好处多？哪个更有利？他们在监狱里只是一个劳动力的价值，但在外面是个企业家的价值。关键是富人成功之后要有回报社会的态度，争取社会大众的认可，而不是大众的仇视。在访谈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直接接触过上层群体的人往往会在态度上发生一些变化。疏远导致隔阂，而交往使得隔阂减少。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群体的感情是抽象的、激烈的，而对于直接接触到的一个群体中的个体，这种态度往往被“软化”，特别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因此，当中间阶层与社会上层有相互接触的机会的时候，他们对于社会上层的态度会更宽容一些。与社会接触较多的研究生吴芳（30）描述了这种态度变化的感受：上层拥有不劳而获的资源，感觉不平等，恨他们。有这种想法只是出于一种良知，其实他们并没有触动我的利益。如果从新闻上看到那些恶性案件，就会觉着十分愤恨。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头，和这种人有实际的接触的话，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甚至当这些人对你有所帮助的时候，你还会感激他。对于他所拥有的东西呢，也不那么反感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宽容。（笑）就是说，（我）抽象上不喜欢这些人，但实际上要比想象的容忍度要大。综上，如中间阶层对社会下层一样，他们对社会上层的感情也是复杂的。在和社会上层距离较疏远的情况下，中间阶层的态度容易受到媒体舆论的引导，为官不正、为富不仁的负面印象多过正面印象。在和社会上层的接触中，这种印象可能会有所转变。也就是说，抽象的社会上层比具体的社会上层要更“可恶”一些。对于“有权的人”，印象大多是贪污腐化；对于“有钱的人”，艳羡、敬佩、疏远和厌恶等各种情绪都存在，相对多元化。相比较而言，中间阶层（特别是白领群体）对于商业精英比政府官员有更多的敬意。也许，如果研究一下社会基层对中间阶层的感情认同，也会得到与上述复杂情绪类似的结果。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模糊的阶层冲突意识（1）
大多数中间阶层对于“阶层冲突”这个话题显得缺乏深刻的思考。从宏观、抽象的层次，他们对是否存在阶层冲突、存在怎样的阶层冲突并不清晰。许刚（29）在谈起阶层冲突这个话题，语气有些犹豫，只是笼统地认为社会位置较低的人对社会位置较高的人会有意见。一些结论与其说是来自体验，不如说来自一些模糊的印象：不同社会阶层肯定有冲突。一个阶层自然对另一个阶层产生不满意。我估计每个人对政府和官员都会有意见，包括我个人是这样。商品社会政治要配合经济嘛。另外，我感觉是不是低阶层的人都对高阶层的人都会有意见？因为低阶层的人都想成为高阶层的人。比如员工对企业家阶层是不是有意见？我不知道。我只是说有可能。不过肯定有仇富心理，比如砸汽车啦。有这些报道。朱海（05）认为阶层冲突是永远免不了的，但也是基于一种基于阶层分化事实的“应然”（should）推断：应该有（阶层冲突）吧。下面的人想向上，上面的人想控制下面的人。我说的冲突不一定是暴力冲突，这些冲突也许不是能看得到的。里面的东西变化了，就会带动整个阶层关系的冲突。他所说的“里面的东西变化了”，指的就是阶层结构的变化，也就是阶层分化。
中学教师华林（21）认为可能在意识上存在冲突的潜在可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财富越来越多。不同阶层之间收入的差距在意识形态里肯定有一些冲突。同时，他并不认为这种冲突是普遍的，许多冲突也不一定会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那些激烈的事件是个别现象，只不过媒体进行了炒作渲染。他说：比如说社会上发生的砸人家汽车、仇富的，我觉着这只是个别现象。梦想一夜暴富的很多，但不是都去采取极端的手段。只要他能活下去，有发展的希望，不会铤而走险。有时候新闻媒体报道出来的东西就是炒一些新闻热点。有些中间阶层则直接否认有全局性的阶层冲突。至于原因，有不同的分析角度。
比如，有些被访者认为不同阶层各安其位，比如秦云（06）就持这种观点，她认为：“我觉着不同层次的人各安其位吧，不存在多大的冲突。”
另外，有些被访者从力量对比上来较“理性”地分析问题。冯涛（18）就认为没有明显的阶层冲突。在原因分析上，他认为不同阶层的力量悬殊，社会较低层没有反抗社会较高层的力量，所以不可能形成冲突的格局。他打了个比方，分析得头头是道：冲突是没有。冲突建立在双方势均力敌的基础上，就像我喜欢喝这个茶（作者注：当时在茶馆采访），你也喜欢喝这个茶，你比我高比我壮，你把它抢去了，然后我要站起来和你抢，这是冲突。但是如果你比我强很多很多，我就没有和你争的余地，我的利益都是在强者的施舍之下，双方就谈不上冲突了。就是说，并不是不想争，只是没有形成可以争的格局。比如民工，别说和其他阶层争了，就是工头不给他钱他也没有办法，除非到了过年要回家了，才去说一说。如果是他没有受到公平待遇的时候，他应该争的，但现在格局比较畸形，他没有办法争，也许他已经麻木了。吴芳（30）与冯涛（18）的想法相似，也认为社会下层无力反抗，社会上层难以反抗。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言简意赅，令人回味：上层太强大了，触动上层比帮助下层更困难。华林（21）则认为当前并没有形成阶层剧烈冲突的条件，只要能保证大家都能温饱，就不会有太大社会冲突：我觉着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实际，比较物质化一些。我觉着只要让绝大多数的人有温饱生活，而且让大家感到只要诚实劳动、辛勤工作，每个人就都有这样的机会不断致富。这样，这些差距都不是问题。如果差距拉大到像旧社会许多人被迫“拉棍子”要饭，生活无着的时候，社会冲突就来了。但如果将微观的个人体验与宏观的阶层冲突相联系，有些中间阶层还是能够感受到阶层间的冲突。许刚（28）为了照顾刚出生的孩子和恢复身体的妻子，请了一个保姆。在和保姆相处的日子里，他深有感触：我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保姆总说“你们真有钱”。很让人讨厌。后来我批评她这样子，说“我自己还欠人家钱呢，你别老说这个”。她就有这种不太健康的心理。她是嫉妒。她辛辛苦苦一个月挣几百块钱，看我们上次超市就（花）几百块钱，肯定不平衡。从我的角度看，是他们的素质太低了，缺乏对自己的正确认识。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待社会稳定问题，中间阶层似乎存在共识，都把不稳定因素归结到社会底层。施全（29）认为资本和权力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张力，资本希望得到更多的参与决策的话语权和社会地位，但在当前权力仍然处于垄断优势的格局下，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还是合流：什么人愿意变化呢？工人和农民。他们是最弱势的，变化对于他们只有得到的机会，没有失去的担心，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太多可失去的东西。对于当前的社会能否避免大的社会动荡，中间阶层大都表示了乐观。尤军（23）在基层政府部门工作，了解到现在的社会底层确实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在北京存在着一些民间帮会性质的组织。如果这种组织比较良性，他们主要的作用是自助、自救，成分主要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农民工。如果这种组织是恶性的，就成了黑社会，对社会危害很大。同时，他对政府的控制能力表示了乐观：这（民间帮会）都是一些零星的现象。即使大量存在，也不会连接成片，否则政府会严厉打击。因为这是涉及政治稳定的大问题，不敢掉以轻心。防止民间的组织化，是政府部门避免社会动荡的主要手段，而且至今行之有效。严伟（17）也认为工人和农民虽然是社会不稳定的来源，但同时认为：只有他们没有用，他们没有组织力量，不能组织起来。几乎所有的中间阶层被访问者明确希望社会稳定，不愿意出现社会动荡。为什么中间阶层不希望动荡？严伟（16）作为记者，对一些社会问题有切身感受。他认为现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所有的阶层都不安分，“绝对没有安于现状的人”。同时，他表示“大的动荡没有人愿意看到”，因为“中间阶层是社会稳定的既得利益者”。赵岚（07）则通过个人感受把中间阶层的心态描述得十分生动透彻：我认为一定要稳定。如果不出现大的变化，我可以对将来有一个明确的期望，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生活变得更好。就像前面谈过的，我可以浮得更高一些，到中上层里面去。可是如果发生大的变化，我就很难有一个明确的预期了，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会不会变得更好，所以我不希望发生大的变化。其实，越往上层越不希望发生大的变化吧。下层就好些，也许变化对他们影响不大。因为他们已经是底层了，已经那样了，还能更差到哪里去？可见，中间阶层不是社会利益格局中的弱势者，并没有强烈的通过社会动荡改变被剥夺地位的动力。相反，他们拥有业务专长，期望凭自己的努力继续向上流动，并对此充满信心与憧憬，而社会动荡可能打乱他们的这些人生设计。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模糊的阶层冲突意识（2）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间阶层缺乏宏观意义上的阶层冲突意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虽然当前的阶层分化迅速和激烈，但这种阶层分化在格局上还没有成型，没有达到社会分裂完全显性化的程度，社会舆论还没有建立起明确的阶层冲突意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和中间阶层本身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有关。中间阶层既不是完全的社会被剥夺者，也不是完全的社会既得利益者，在社会资源分配体系中主要凭借个人专长与努力的付出，地位相对比较独立，所以他们对阶层冲突感受不深刻。
但是，中间阶层对社会冲突的淡漠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前提：首先，他们的利益没有受到整体性的剥夺。一旦这个前提被打破，中间阶层的态度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其次，舆论宣传对阶层冲突的抑制与淡化处理，也避免了阶层冲突的迅速显性化。如果阶层冲突受到舆论的渲染，中间阶层也会卷入其中。还有，社会基层的状况不佳，这也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中间阶层的优越感，削弱了他们的各种期望。他们认为冲突的来源主要来自社会基层，对象也是社会上层，无形中把自己置于冲突之外。如果中间阶层整体上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拉近了与社会基层的距离，他们的相对剥夺感会成为社会冲突的巨大能量，比起社会基层更加强烈和持久。这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同时，中间阶层仍然能够感受到阶层冲突存在的“气息”，特别当他们将个人生活体验“升华”到宏观的阶层冲突意识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阶层分化的成型，阶层冲突在舆论上的显性化，中间阶层对阶层冲突的意识会逐渐清晰。
第四节政 治 关 注〖1〗一冷漠多于关注中间阶层大多是由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职业群体所组成的，其社会经历与交往丰富，事业上锐意进取，对社会变化敏感。而且，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他们“理应”对政治比较了解关心。但事实并不像凭空推理那么简单。
在政府或党群机关单位工作的群体对政治的关注程度最高，如尤军（23）、何京（24）、张兵（26）和金宇（27）等，他们对时政如数家珍。在政府基层部门工作、喜欢思考的尤军（23），见地尤为深刻。而在中央某党群部门工作的金宇（27）对当前的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忧虑。关注政治的中间阶层并不局限于此，有些“事业人”（特别是所谓的“文化人”）也往往对政治比较关注。
中学教师华林（21）认为几乎所有的政治大事都和现实生活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即使那些似乎看来毫不相干的政治事件也是如此。华林（21）并不是仅仅说说而已，而是在日常坚持浏览时政新闻，特别是通过互联网。并且，在甄别新闻的真实程度上，他还有不少心得。他说：当然啦，我认为（政治）和每个人都有关系。也不是我认为啦，就是实际上（有关系）。不可能没有关系。比如国际原油涨价，它涨价和咱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有关的。农民在犁地的时候烧的柴油和国际原油涨价有关的。我是农村出来的，马上就联系起来了。国际原油涨价，农民犁地的成本不就立刻增加啦？虽然有些事情不是关注就能改变的，关注本身也是一种经历，经历就是历史。我觉着还是（要）关注一些。在职读研究生的吕英（25）经常参与班上同学组织的网上论坛，大家对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她自己也从原来对政治的淡漠变得关注，从懵懵懂懂变得言语犀利，令同学们刮目相看。
但从整体上，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毕竟公务员群体数量上在中间阶层并不占大的比例，白领是中间阶层的主要构成。而且，也不是每个“事业人”像华林（21）和吕英（25）那样关注政治。
许多被访者对时事政治的认知并不多。当我和朱海（05）谈到是否关注政治时，他说得似乎有些冠冕堂皇：比如中央开什么会、有什么政策什么的，这些我当然关心了。我要考虑（事业上）下一步要怎么做。哪一些对我们有利，哪一些对我们没利。但当我问他今年刚开过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时，他似乎有些茫然：什么时候？嗯，我好像看了一下，但我忘记了。但我仍然认为它对我有影响。李亮（03）也声称关心政治，但我问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什么，他不确定：那个……那个……是不是换届啊？看来他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大混了。当我问他“三个代表”是哪三个，在妻子的共同努力下，他想起了“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这两条，却怎么也想不起“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条了。
陈明（17）是单位的综合办公室主任，宣传是他的本职工作的内容之一。他要组织单位员工学习这个文件，所以对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文件比较熟悉。但当我问他是否了解这次全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关于修改宪法）时，他表示茫然。可见，这些基本的政治认知对他来说与其是一种自发关注，不如说是一种被动的工作需要。
既然连基本的时政常识都不知道，声称关心政治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既然不关注政治下，还断言政治对自己有影响，就只是做出一种关心政治、了解时政的姿态，并非真的关心、了解。
陈明（17）强调“十六大”报告里面“很有些东西，很有些道理，对生活有很大指导意义”。同时他也承认，组织单位学习“十六大”报告时大家的兴趣并不大。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模糊的阶层冲突意识（3）
整体上，中间阶层政治冷漠多于政治关注。在研究开始之前并没有想到这种结果。虽然国外的研究文献中政治冷漠的描述比比皆是，但中国城市当前毕竟处于社会转型的时代，中间阶层作为社会骨干似乎“应该”对政治投入关注。但庆幸所采用的开放式深度访谈研究方式，可以使我们能够与中间阶层进行深入交流，发现中间阶层在政治关注问题上常常有欲言又止的现象。问题似乎进一步复杂化了。
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并不难理解。相对于社会基层，由于社会骨干的社会地位，中间阶层拥有更多自身社会生活（特别是职业）与政治息息相关的人群，这可以解释许多中间阶层关注政治的原因。另外，社会责任感也是解释中间阶层关注政治的原因。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受过高等教育，特别是新生的中间阶层更是如此。虽然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极少数，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却是许多中间阶层所受到的多年熏陶。
而且，任何阶层中都不乏对政治关注的人群，比如社会基层。我们不知道整个社会基层对政治的关注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但北京出租车司机议论时政的兴趣已经成为人尽皆知“京城特色”。除了认知水平的差异之外，教育层次、社会地位更高的中间阶层在对政治的关注上，似乎并不比出租车司机高明。在对公共政策的关注上，中间阶层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独特之处，和普通社会大众一样，更关注身边的公共事务、和个人有联系的公共政策。分析到此，似乎我们得出了一些毫无新意的结论。比如，我们可以感觉到女性要比男性明显政治淡漠。另外，相对而言，企业白领对政治的关注在所有中间阶层群体中相对较低，也许因为他们与体制的关联程度相对较低。除非涉及企业的发展，私营企业主对政治关注程度也不如其他群体那么明显。
但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特别是如此之多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除了一些常规的解释，还需要做深入的挖掘，不能仅仅从表面现象上得出一个结论就草草了事。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在谈及政治时，大部分被访者并不是简单地回答“关注”或“不关注”，而是表现出了谨慎、回避、厌恶、激动、忧虑、无奈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作者根据以往与下岗工人和农村“能人”接触的经验，他们对政治的批评往往直率而激烈。再联想到北京出租车司机纵横中外的侃侃而谈，中间阶层相对于社会基础的复杂表现预示着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描述中间阶层，绝不是在表面上对政治冷漠和政治关注进行两分，而是需要从更深的层面上了解他们的真实心理，倾听中间阶层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并不简单的理由（1）
对于自己的政治冷漠，中间阶层主要给出了多种解释。
第一，中间阶层认为局势没有大的变动，特别是经济环境比较平稳，不会影响到自己的企业、工作和生活，这使得大家没有必要太关心政治。
作为私营企业主，许刚（28）只关注经济会不会出大问题。当然，如果经济环境发生大的变动，他也会关注政治。我只关注一点，就是现在的改革是否推动经济的发展，是否推动商业化的发展，这个大原则不变的话，就行了。现在是越来越向利于商业、利于企业的方向发展。我没有看到趋于保守、趋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现象，我看不到。政治上不再坚持一些固有的想法。大多数人想物质生活好嘛，这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如果经济环境威胁到我的企业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得到。如果有利于我的企业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得到。钱民（13）认为局势平稳，不必要对政治太多关心。他表示政治不是每个人能够真正了解和理解的，所以还是少关注为好。同时，言外之意是，如果政治不再平稳，他会关注政治。我不太关心政治。我对政治新闻看得很少，最感兴趣、最感觉没有掺假的是体育新闻，这些东西不涉及各种复杂的国家问题。现在大环境比较平稳，在这种大环境中不会体会到这些政治的影响。从我看过的一些书上看，比如近代史方面的书，每个人的命运都还是和政治有很大关系的，应该关心政治。但现在环境比较平稳。第二，中间阶层为自己的工作、事业奔波，主要关心行业或专业领域的事，没有时间来关心政治。
许刚（28）在创业的时候非常辛苦，身体透支，失眠成了家常便饭，甚至一到下午就有心悸的感觉。现在企业走上了正轨，又开始忙碌家庭生活，照顾刚出生的孩子，并为自己的事业进一步拓展而思考。所以，认为自己这些年根本没有时间关心政治：其实从1995年开始，我主要关注的就是生存问题。我要挣钱。我惟一关注的是我能生存，我的企业能生存。那时候我压力很大。如果要垮了，我可能就爬不起来了。和你一起干的人，会失业，没有工作。作为企业主，我的压力是很大的。谁都想企业赚钱，让大家日子好过。所以我只关心生存问题。现在来说，我现在并不太关心别人的命运，我更关心我自己、我的企业的命运。私营企业主就是这样的，个人命运肯定是和企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除非有一天把它卖掉，那是另一回事。再大一些的要关心的就是行业，看看行业的势头，如果行业能够发展我就能发展。行业是否停滞、下降，是我所关心的，再大的我就不关心了。以前关心企业的生存，现在关心企业的发展，但无论如何都是以企业为核心。我不知道所有的企业主是否都这样，但我就是这样。做医生的孔楠（22）马上要评中级职称，仍然处于事业的积累阶段。除了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他现在还读着在职研究生，感觉特别忙碌。并且，他还强调整个医学界对政治都不太关注。他说：我对那些政治问题关注不多。我感觉对这些方面了解不是太多。我只是对我们学术界的事情感兴趣。我想，对政治、社会问题不太关心，在医学界是个比较普遍的事情，很多人都对政治不太感兴趣。当然搞医学的本身也比较忙，他们对于自己专业的事情关注得更多一些。从我们医院来讲，存在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和政府高层挂钩比较多。但这些和医院里的上层领导关系比较大，关系到他们的地位，和我们这些一般医生关系不大。大部分医生还是以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为主，对政治问题关注不多。对社会问题关注也不多，经常讨论的是医学界出了点什么事啦。上网也主要是查文献，看新闻都比较少，主要看看体育新闻，其他的都不怎么看。我周末都一直忙。据一个医学界老权威说，一个医生要跟上时代的进步，每个月要阅读西文文献三百多篇，中文文献二百多篇，因为每天都有上万篇的文献出来。我现在一个月读一、二十篇就不错了，要是达到他说的那个程度，我除了读文献其他什么事也别干了。除了自己，孔楠（22）还提到做小学教师的太太，告诉我她工作也非常忙碌，甚至连电视、报纸都不看。而且，在家里很少谈及政治：她当班主任，上班回来，光批改作业，就累得够呛。要说上网东看看西看看，平时根本就别想，没有时间。自己的一摊子事还忙不过来呢。我还看看报纸，她连报纸都基本不看，电视新闻也不怎么看，回到家太累了。我们两个在家基本不聊这些（和政治有关的）事情。第三，中间阶层表示政治和自己关系不大，离自己比较遥远，政治不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相对而言，他们更关注和自己的生活、事业直接相关的社会环境。
许刚（28）说起他对这些问题的感受：现在很少关注了政治了，比较少。对于大的政治环境我不关心，对于政治上的大起伏、大黑暗，我看不着。对现在改革趋势还是比较关注，但不像上大学时关注那么深了。我关注经济新闻比较多，更关注大企业和企业家。比如我看报纸和杂志，会看某某报道、某某经济、某某评论、某某企业家、某某经理世界（作者注：一些财经类报刊），我更关注这些东西。我关注企业和企业家的命运和发展。从中我去学习我该学的东西。即使关注一些政治，中间阶层仍然把他们落脚到政治环境对他们的生活、事业是否产生影响，而他们这些影响并不明显。许刚（28）强调经济环境上没有大的问题，即使政治因素对事业有些影响，他也表示理解。他主要关注的仍然是自己的企业和个人：我也关注私营企业主进入人大啦，进入政协啦，这种参政议政我也关心，但距离我还是远了些。年轻时看过的那些东西，比如西方政治制度方面的书，已经离我很遥远了。我想一个人做什么事，就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要做个商人，就要挣更多的钱，就要让员工挣更多的钱，生活得更好，每年给国家缴的税可以更多。我就关心这个。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并不简单的理由（2）
当然政治是会影响企业正常运行的。但我也觉着这很好理解，怎么可能不影响呢？不是这种问题就是那种问题，比如我开连锁店，在某某市就比某某市（两个国内大都市）的环境好，这是可以理解的。沈智(11)表示，他的职业和政治关系不大，不必关心政治，所以不会主动了解政治。而且，他会对自己的这种状态心安理得，对政治关注有自己的一番“高论”。如果自己不了解政治，说明它不重要；如果真的重要，社会会普遍关注，自己也就了解了。我个人认为，政治对我们影响不大，因为我们也不是靠政策吃饭的。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靠本事吃饭，对我们影响不大。政治什么的，对我们来说意义不是很大。也许大事知道一些，但至于像中央有什么动向啦，开什么会啦，我们不在一个层次上，你爱开什么会开什么会。开几届会议我都搞不懂。比如我在这一层吧，比我上一点层次的事情我可能知道一些，隔了好几层的，和我没有关系。那些政治上的东西，他们先号召，再落实下来，要有一个阶段。有些事情，如果公布以后不知道也无所谓。如果我不知道，那么这件事真的和老百姓关系不大，也就随它去吧。如果这东西很重要，和自己有关系，就会炒得沸沸扬扬，恨不得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自然也就知道了。冯涛（18）认为政治是政治家和政府的事情，普通民众没有关注政治的必要。但他对服务型政府的理解在逻辑上有些似是而非，好像服务型政府等于小政府，小政府等于没有人关注政府。不过，对于专心自然科学研究的他来说，能知道“服务型政府”就已经值得“称道”了。政治和我没有太大关系，好像很遥远。也许这种感觉是对的，现在不是提倡连政府都不要管得太多吗?要建立服务型社会，把政府不该管的都让出来，招标都要让市场去弄，政府主要就是维护治安，环境保护，为百姓服务。我们都不在那个圈子，更不用关心政治了。第四，普通民众根本不能对政治产生任何影响，关心也没有用。在采访中，中间阶层普遍表达了对政府决策参与的缺失，对把握政府决策的无奈。孔楠（22）认为很多医疗行业的政策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而是常常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一些医疗行业的条文有时候出台得比较突然，一般不会事先在业界广泛讨论，即使可能会征求一些人的意见，也限于极少数的专家。
许刚（28）举了一个本行业很具体的例子，这个政策出台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政府部门的税收。同时，这个政策对行业的发展有很大的限制，甚至使得许多企业难以继续生存。政策出台后引起了业界和舆论、学者的强烈反弹，在各方压力下，这项政策后来经过了修改。最后，一些限制变得形同虚设，成了一项似有似无的政策。
知识个体韩娟（12）举了一个很生活化的例子，说明自己即使关心、了解政治、政策，也对政治、政策无可奈何，与不关注、不了解没有什么关系：我对政治首先不懂，其次不关心，因为我知道就是我关心也没有什么用。比如说现在交通部门已经限制机动车超载了，因为大货车总是出事，应该管管了。看到这件事之后，不会马上想到这些会影响到和自己生活有关的东西。等过了一段发现鸡蛋、蔬菜涨钱了，才知道原来是限制大货车进城的原因，东西（日常生活资料）运不进来，所以就涨钱了。可是这些事情你即使了解到又能怎么样？该涨钱还是要涨钱。你只是一个被动的人，没有扭转这个事情的能力和权力，就只能接受现实。韩娟（12）的丈夫沈智（11）也是同样的想法，他接着说：我们就觉着你爱涨就涨，你爱落就落。你涨也好，落也好，我该怎么过日子我还是怎么过日子。我知道那些限制大货车的政策对我有影响，但没有办法。如果有办法的话，就该关注的关注，该想办法的想办法。如果没有办法，那些左右不了的事情何必关注它呢？只能适应嘛。曹飞（09）是律师协会的会员。他表示，律师协会如果出台什么政策，一般不会广泛征求意见，至少自己没有能够体会到，更不用说一些相关的政府司法部门的政策。作为律师，他对政治是比较关注的，同时也有一种现实理性的态度：关心政治这种情况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不可能不关注这个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你肯定要关注，毕竟生活在这个圈子里。至于这个关注的结果，从对现状的影响看，可能并不起多大的作用。我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去关注，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能起多大作用？也许什么作用也起不了。这种政治冷漠的实质是政治与中间阶层之间缺乏互动机制。政治互动包含相互影响的两个向度，一个是政治对个人的影响，一个是个人对政治的影响。个人缺乏政治参与，成为政治生活的“政治局外人”，导致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即使想主动关心政治生活，也没有可以利用的与政治进行互动的平台，挫伤了中间阶层对政治关注的热情。
褚峰（08）认为政府部门的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并不让人乐观，他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分析了公共部门与中间阶层之间互动机制的缺失：一个政府部门的科长、处长、局长，到区长、市长，一直在一个很单一的环境中成长，没有放眼管理的整个层面。比如现在中央对董建华要求“多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我们政府管理的官员也应该有多个阶层的社会代表，组成一个团体来代表社会的各种声音和意见。但是现在这种参与太少了。比如交通，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我就不相信一些老的交管干部能做好。看交管局的一些人讲话就看得出来，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他们的素质不够。他们根本没有大宏观决策的能力。他们也出去学习，但他们根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政府需要真正懂管理的人才，这种人才市场上很多，但是他们没有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并不简单的理由（3）
在相对开放、宽松的环境，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程度会有所提升，对公共部门和公共管理的评价也会进一步提高。
第五，有些中间阶层认为应该主动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政治过于关注并不是一件好事，可能会发生更难以预料的事情，危害自己的生活、工作。为了明哲保身，最好不要太多关注政治。
对社会问题涉猎广泛的记者严伟（16）在并不长的职业生涯中越来越现实和谨慎，甚至还有些消极。我在学校的时候（对社会、政治问题等）想得比较多。工作之后，才发现对中国的现实越不了解，就会想得越多；如果比较了解了，就开始明白：想那么多并没有什么意思。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些让人很气愤的事情，觉着应该往深处挖，可以写出很有深度和力度的文章。可是编辑常常说这样那样的稿子不能上。时间长了，自己也就没有那么冲动了。很多社会问题只能打一些“擦边球”。能不能报，大家来揣测呗。编辑和记者都在揣测，有经验的老记者可能把握得更好一些。严伟（16）开始时是非常关注政治的。而且他的工作在开始时本身就和政治息息相关，所写的社会问题经常要涉及政治问题，所以更加关心时政。但现在反而将关注领域逐渐从时政、社会问题转向财经领域，其转变过程并非完全个人“兴趣”的转移，而是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得不“收敛”。“专业人士”尚且如此，普通中间阶层似乎更少了关心政治的理由。谈到一些社会不公正现象，吴芳（30）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即使感觉愤慨，但不会具体做些什么：“没有什么用，还给我自己带来很多伤害。”
从关注到回避的转变不仅仅体现在严伟（16）身上。许刚（28）和施全（29）现在作为私营企业主，他们几乎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到自己的事业上，现在很少关心政治。但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都是典型的“热血青年”。只是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之后，两个人的许多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施全（29）仍然对青春年少时候的热情记忆犹新，这种热情之后受到很大挫折，特别是大学毕业时工作分配受到不小影响。现实生活逐渐磨砺了他的生活，也磨平了他的性格棱角，开始淡漠对政治的关注。而且，他强调这种转变并不是坏事。但从他的语气里，仍然能感受到当年理想破灭的失落：我在上学的时候是个热血青年。中学在某某市一中读书，受我的老师影响比较大。当时的想法是修身养性、治国齐家平天下。那时候还小，齐家谈不上，就想着治国平天下。（理想）比较大嘛。比较热血青年。我本身比较活跃，属于那种不太安分的学生。八九年还是有比较大的转折。其实是对一个信念、想法的改变。（现在）我希望自己能过得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家里人过得好，然后再好的话能让朋友过得好，如果真的有一天发达的话，能够建学校做教育。这就是我后来的想法，从原来比较务虚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比较实际的人，是那次风波对我的影响。回避政治的态度体现在多数的访谈过程中。比如，作为律师，言语行动都非常谨慎的曹飞（09）在得知我的访谈可能会涉及政治话题时，一度想推却访谈，后来又坚持不用现场录音。在讨论一些话题时，他用词谨慎，明显是经过斟酌的。在谈到下岗工人的话题时，卫成（01）提醒我一定要抹去刚才的录音。对政治话题侃侃而谈、颇有见地的吕英（25）、尤军（23）、严伟（16）、陈明（17）、华林（21）、金宇（27）、褚峰（08）等都表示，他们虽然关注政治，但除了一些有相同志趣的朋友，平常基本不和别人交流。
我们可以把这种受到抑制的政治冷漠看成“假性政治冷漠”，这种特征在许多中间阶层身上具有普遍性。中间阶层看待政治领域里的事务就像走廊里堆满了的高级玻璃制品，明白它的确实存在，也理解它对自己出行（社会生活）的影响。但大家又都知道高级玻璃制品价格昂贵，是不能轻易碰的，容易破碎，自己无法承受这种后果。于是躲在自己的房间中，假装或习惯于对它们视而不见。即使不得不出行，也会非常小心翼翼地穿越这些玻璃制品，“打擦边球”。所幸房间里仍然有可以回旋的空间，可以工作、挣钱、交友、娱乐等，不必非要穿过走廊，走廊里的那些玻璃制品也大致不妨碍生活的视线。
即使前文中间阶层所列出的其他理由，也可以认为是“假性政治冷漠”的延伸。其实，从逻辑上讲，“工作繁忙”等理由与政治关注并不必然矛盾。
尤军（23）强调，在机关里“混”了这么多年，平常该说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不会表达出这些比较犀利的一面。这种状态，可以用一句话平实的话来总结：“上班做事，下班想事。”
吕英（25）本来和大多数女性一样，对政治缺乏兴趣和敏感，因为一个契机开始关注政治，观点也变得激进。但这种对政治的关注几乎没有在亲友面前体现出来。在访谈中，她有了侃侃而谈的机会，而且听得出来她的一些看法很有见地。她的表现让一同访谈的何京（24）惊讶不已。
也许这种“假性政治冷漠”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传染”性。褚峰（08）平时工作很忙，工作之余还有着各种各样的应酬，但这些并没有使他放弃对政治的关注。在日常生活中，褚峰（08）很少有和别人谈起社会与政治等问题，因为他感觉同学、同事和朋友对这种话题不感兴趣。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都在关心如何生活得更好。如果向他们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等，他们会认为这些想法很“stupid”（愚蠢）。也许，别人和他的想法一样，认为他是政治冷漠，所以避而不谈。
中间阶层的对社会的评价在现实政治秩序中并没有充分的表达渠道，但可以诉诸于虚拟媒体，网络中的“愤青”主要来自中间阶层。虚拟媒体论坛在社会生活中的爆炸性扩张，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在培育着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
这些表明中间阶层是社会各阶层中最积极而不稳定的力量，中间阶层在现实政治中的冷漠只是特定社会转型阶段所表现出的一面，并没有完全显现出孕育着强烈政治参与热情的另一面。一旦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激发出来，各种已经存在的被压抑的期望张力就会借势喷涌而出。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政治冷漠的梯级模型（1）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同样的政治冷漠，背后却蕴含着不同的理由和形式，呈现出了一种梯级变化。政治冷漠的原因和后果已经不再局限于中间阶层自身，而是和政治环境联系紧密。
（1）“健康”或“正面”的冷漠，表现为中间阶层认为政治和经济环境都比较稳定，不需要专门关注政治。
（2）“中性”或“无害”的冷漠，表现为中间阶层忙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没有精力关注政治。
（3）“隐忧”或“僵化”的冷漠，表现为中间阶层缺乏政治参与的意识与途径，而政治表现为不透明和封闭，形成一种中间阶层与政治缺乏互动的僵硬局面。
（4）“负面”的冷漠，表现为中间阶层不敢公开关注政治，政治环境对中间阶层关注政治的热情产生了压抑作用。
这种梯级变化可以描绘成如下的一个简图（图3-1）。
图3-1中间阶层政治冷漠的梯级模型
也可以将政治冷漠的性质归结为三种：健康的，非健康的和无害的。对于“健康”的政治冷漠，表明政治秩序已经足够好，能满足社会各阶层的诉求，民众认为政治参与已经无关紧要，政治事务可以放心地由政治精英来管理，无需个人操心。对于“非健康”（包括隐忧的和负面的）的政治冷漠，表明政治秩序并不能满足各种诉求，没有为民众提供充分的政治参与渠道，民众认为无力改变政治行为与决策现状，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使得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低迷，甚至受到规制。而无害的政治冷漠则不如上述两种情况那样极端，兼具它们各自的特征。
第五节社会责任与爱国热情〖1〗一普遍的社会责任感与中间阶层普遍的政治冷漠相比，访谈中中间阶层被访者普遍的社会责任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社会责任感不是泛泛而谈，而是体现在中间阶层社会生活中的各个侧面和细节中，并在所有中间阶层群体类型上都有所体现。
1“事业人”
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专业人员学历普遍较高，良好的教育有助于社会责任感的形成。而且，许多“事业人”从事文化工作，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特点，他们对社会问题接触较多，有时呼唤社会责任感与关注社会本身就是他们的工作，这种职业上的特点也会逐渐渗透到他们的价值取向上。
陈明（09）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想过要投身于公益事业，比如去比较边远的地区支教，还想过要开一个法律事务所伸张社会正义。当然，这些想法至今并没有实现，成为他萦绕心头的遗憾：如果我要实现那些想法的话，可能我的生存都是问题，别人对你的评判也是个问题。很多事情如果当时实现不了，过一段时间再想做那些事就比较难了。比如我五年之后有一些钱了，去支教五年，那时候的感觉和上大学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那时候影响比较小，最多休学半年就可以了。人还是应该去一些地方体验一下。我们科研所搞过一次活动，所里有很多研究生，一起组织过去贵州社会实践。去了后感触很深，想帮助他们（边远山区的人们）的想法更强烈了，所以后来和同事参加了“一加一”助学活动，定期给一个小学生寄学费供他上学。我问他为什么一直有这种想法，他说可能和自己的出身经历有关系：如果我一直在北京出生、长大，我的生活环境不会有任何变化，我不了解其他的生活环境，我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想法。可是我是从农村里出来的，到了城市，并适应了城市生活，到现在也算比较成功地立足了，我经历了生活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个方面，可能和我的家庭有关系，我的父母就非常关心社会。大学教师杨波（20）在日常生活中有环保意识，并把这种社会责任感作为国家责任感的一种具体形式：我很希望这个国家建成美好的家园，就是绿化。如果我很有钱的话，我很愿意资助一些人去栽树。我看到一颗大树被人砍了，都有一种很生气的感觉。大树能够美化你周围的环境。比如我家所在的小区环境问题，他们拿着表格让填，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楼下一棵树倒了，你们也不管，还问我有什么意见？这是物业管理部门发的表。去年学校里的一个栽树活动，我也去参加，我觉着这是最实际的（举动）。前一段看到小动物保护协会，我还在网上报了个名，但是因为有事，所以参加活动的时候没有去。我有动物保护意识。郑颖（15）是文字记者兼摄影记者，一直喜欢野外旅游，喜欢拍摄风光照片。她告诉我，她在旅游的时候愉悦和郁闷的心情总是相伴，因为总是看到一些风景和名胜受到了破坏，心中很不安。开始并没有想到过要做些什么。也许是偶然，她的第二个工作是为一本环境类杂志做记者。在几次关于环保的外出采访中，接触到一些对环境恶劣破坏的事件，她感到触目惊心。我看到过她写的几篇文章，内容很深刻，配上她拍的照片，更加显得打动人心。从此，她对环保事业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并通过各种途径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她甚至产生过辞职之后完全投身于环保志愿者行列中去的冲动，比如去内蒙古治理沙漠。她自嘲地说，当时还是有些冲动，因为治理环境涉及方方面面，不是单靠一个人的热情就能解决的。现在她决定要好好发展自己的事业，希望自己的活动能力越来越强，能给环保事业多做一点实事。虽然后来她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变动，但关注环保事业的心情并没有淡漠。现在她加入了一个环境保护民间协会，在业余时间为环境保护奔走呼吁。
华林（21）经常参加一些公益性的活动。比如他教过的一个学生得了癌症，他发动班里的孩子和学校的老师为他捐钱，捐了十几万元。后来这个孩子的家庭并没有接受这些捐款，大家就把捐的钱作为学校的学生奖励基金。他认为，作为教师应该有社会责任感，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应该多去帮助。
吴芳（30）是在校学生，当我们谈起理想这个话题时，她讲到两个方面：一方面，物质上不要太差，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能得到别人的承认与尊重。另一个方面，我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帮助那些弱势的人。只是现在我的能力有限，很多事情做不了。她还说，以前她到医院参加过活动，当时希望能到医院为病人做义务服务工作（香港和台湾称为义工，内地多称为志愿者），但由于人家不好安排，所以没有成行。吴芳（30）希望在工作之后仍然有机会参加一些类似的公益活动。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政治冷漠的梯级模型（2）
2机关公务员
有时公务员的公众形象在社会中并不很好，不能否认其中许多人忙于钻营和捞取个人私利，但并非所有的机关公务员都没有理想和思想。有时，机关里严谨的环境压抑了他们的性情，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得常常并不明显。基层的机关公务员现在许多拥有高等学历，有时社会责任感已经渗透到他们的骨子里。而且，基层公务员对社会的观察最清晰，能够看到社会基层的现实和困苦，接触到市场竞争的残酷。尤军（23）从最基层的科员到现在的副处级，经历了很多挫折，但他对社会的责任感并没有减少。他的老家经常有人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找他，比如家乡农村的乱收费，受了乡干部的欺压。很多事情尤军（23）有心无力，但只要能做到他仍然尽力帮忙，他说老乡们真的很苦。
3企业白领
他们是市场的游泳者，没有体制内的保障，惟一自我保障的方式就是拼命适应市场中的各种竞争。所以，生存的压力对他们来说，比中间阶层中能够取得体制资源的其他群体更加强烈。但这并表示企业白领仅仅是市场竞技场的“猎食者”，他们许多人仍然具有明显的社会责任感。从生活环境上看，企业白领在市场竞争中更能接受人格平等的观念，对许多社会不公现象不能认同。而且，当前企业白领普遍学历较高，相当于事业单位中的知识分子群体。
在外企中担任部门主管的褚峰（08）对社会慈善事业比较关注，认为社会需要大力提倡“善行”，并为公众提供一些榜样：我们这个社会里的慈善事业还是少。我觉着什么希望工程啊、烛光工程啊这些项目不是社会的行为，是政府行为。政府行为只有在一个起步的时候作为一个代理（起作用），它不能变成一种社会的公众意识。我觉着现在特别需要提倡的一个“善”字，知道怎样去用爱心帮助别人。可能我谈的比较理想吧。比如说以前公共汽车有一个李素丽，她在全国作为一个模范，今天还有没有这样一个模范？所以我们就是缺乏一些样板，一些榜样，大家不知道怎样去救助他人，怎样去做一些善事。他的这种社会责任感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所以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和单位里的工会组织：我自认为属于那种比较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这样。我喜欢牺牲自己的一些时间，为别人做一些事情。我其实已经在做了，比如我现在做公司里的工会负责人，这是我主动提出来做的。另外，在我们小区里，物业不太好，收费也高，我就喜欢提一些意见。我本身是这样的，但我不觉着每一个都是这样的。记得在我们小区里，有个人发出宣传单，要我们业主给出小区管理的一些意见。这个事情我不仅参加了，把我的一些体会详细地写下来，很郑重地投到信箱里。4自营者
不可否认，现在出现了许多“仇富”现象，为富不仁的私营企业主的故事也在媒体上、私下里流传。但作为小企业主的许刚（21）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一些负面报道并不客观，他特别强调了自己很注意善待员工：你也许看到了很多克扣工资、民工追款的报道，但我想虽然那种事曝光率多，但实际存在的几率不会很大。按时发工资需要报道吗？不需要报道。比如有人讲哪里有地震，但没有报道哪里风和日丽，哪里没有地震，哪里没有凶杀、没有抢劫，这些不会报道。新闻的价值就在于报道阴暗面，有时候新闻媒体报道出来的东西就是找一些新闻热点，并不一定能让你了解全貌。我很在意让我的员工生活得更好，这也是关心他人的一种表现形式。关心家人、关心同事、关心下属和关心社会上更穷的人，是相通的。在保险和待遇方面，我绝对不亏待我的员工。有社会责任感的是一批人。社会责任包括善待员工。许刚（28）还认为做生意应该讲求道义，善待客户，这也是社会责任的体现：我绝不会卖盗版书。原来我有两个加盟店，在外地没法控制，他们卖盗版赚钱。后来我干脆就取消了加盟形式，全是直营的，你不听我的我就解雇你，我完全控制进货渠道，让你没有盗版可卖。我的员工也认同我的主张，不能赚昧心的钱。我们的企业文化，其中一条就是讲道德。他期望自己的企业能同时创造社会财富和社会效益，实现社会价值，所以许刚（28）和员工经常为社会捐款：每次给灾区捐款我们都参加，发水啦，地震啦，非典啦，每一次我们都参加。都当成一种习惯了，每次大家都捐款。现在正捐款在建一所希望小学，我们出二十万，政府出二十万，就能建一所小学。那里虽然离北京不是很远，但全是山区，很穷的地方。有调查表明，私营企业主中有近80％的人参加了全国工商联所倡导的“光彩事业”，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推动的、非公经济人士为参与主体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以项目捐助为主要形式，扶贫为主要目的。其中有577％的人“为光彩事业捐过款”，有393％的人做过“修桥补路等公益事业”，有165％的人“投资兴办过光彩小学”，106％的参与“国土绿化”，86％的人参与“市场建设”，有73％的人到“老少边穷地区办企业”，还有58％的人“利用农产品开发新项目”。“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2月26日、27日。虽然光彩事业仍然是官方背景，但这些数字也多少能说明私营企业家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
当然，本研究仅仅是定性研究，并不能准确说出中间阶层在多大程度上、有多大比例具有社会责任感，但中间阶层普遍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责任感却是不容置疑的。中间阶层的这种社会责任感，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普遍的教育程度较高有直接关系。
中间阶层在普遍政治冷漠的同时，为什么还表现出了普遍的社会责任感？从常理来讲，政治关注是社会责任感的一种表现形式，普遍的社会责任感通常会与普遍的政治关注正相关——至少不会表现出普遍政治冷漠这种负相关的现象。联想到前文对政治冷漠的分析，也许可以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政治领域与社会缺乏互动，中间阶层难以参与到政治领域中去，并且还有故意远离政治领域的倾向，政治领域成为中间阶层社会责任感的一个盲区。如此以来，对于中间阶层来说，政治冷漠与社会责任感并不矛盾。同时，两者的这种特殊关系也佐证了前文的一个假设：许多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是“假性政治冷漠”。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国家认同与热情
除了与中间阶层政治冷漠存在冲突的社会责任感之外，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个类似的矛盾现象，即中间阶层对国家民族的荣誉感、责任感与认同感等积极态度非常强烈，并且表现了明显的一致性。甚至，这种爱国热情有激进的一面，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被激发。
在访谈中，许多被访者提到对台关系、对日关系、对美关系等，激昂的情绪与中间阶层日常生活中的温文尔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使这些感情不在日常表现出来，但会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很容易被激发出来。
许刚（28）从自己的经历中感受到国家的富强对于个人事业的重要：我觉着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这些一点都不抽象。怎么会抽象呢？即使做了商人，这些也不抽象。比如我的书店虽然比较小，但我和国际上的合作比较多。我的书很多都是从国际上订购的，我们出的书也卖到台湾、香港、东南亚。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如果提高了，这和我密切相关。很直接的。民族的富强，国家的强盛，肯定和我很大关系。和国外的出版商打交道的时候能体会出来。如果国家经济状况不好，和他们合作的时候没有地位呀，没有谈判筹码，没有什么好谈的。比如采购的时候，国内经济如果不好，我只会买一百本；国内经济好的时候我会买一千本，马上他（国外出版商）对你的态度就不一样。经济好，一千本都卖得掉，经济不好，一百本都卖不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和台湾出版商的关系。我从95年就和台湾合作，一些台湾的书、杂志都是我在大陆代理的。现在他们经济不行了，大陆越来越好，现在和他们合作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牛了。以前都是他们开条件，现在是我在开条件，你愿意合作就合作，不愿意合作就拉倒。即使那样他们也签。感受很深刻。对于大部分来说，爱国热情和个人利益并没有直接联系，它只是一种简单而朴素的感情归属。有统计表明，中国民众超过70%关注体育，高居世界第一位。意大利人酷爱体育，特别是足球运动，在关注体育运动的世界排名中名列第二，但数字一下子降到了50%多。不可否认，许多中国民众关注体育的传统是因为将它与爱国热情联系在一起——即使运动较少的女性也是如此，我在研究中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蒋丽（02）体验过在一些特定的体育、文化场合中充满民族责任观的激昂经历：我对国家呀、民族呀什么的，平常也想不起来。但有时候绝对会想到，比如在“申奥”那种万众一心的时候会联想，要自己发展好，自己生活好，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好，国家就会强大，就会有自尊，在国外就会被别人尊重。那种时候就有民族感了。比如看到体育得金牌了，我还是很高兴。虽然金牌不是我的，但这也是一种民族荣誉感吧。朱海（05）表示，虽然现在不会想很多，但如果到了“民族存亡”这种时候，就会自然产生与国家民族共命运的“气氛”。杨波（20）这些年并没有专心于自己的高校教师角色，四处讲课挣钱，自嘲“成了赚钱机器”。但当我们聊起这个话题时，看起来文弱的他出言惊人：如果台湾要分裂出去，需要报名参军（收复台湾）的话，我第一批报名。冯涛是研究所里的专业研究员，妻子现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他对出国后作为中国人的感受比较强烈：因为做研究有机会到国外去，明显就感到文化的差异，还有别人对中国的轻视。能感觉到。那个时候自然就感觉到国家、民族一类的东西，感觉到这些并不是很大很空的概念。就像个人，如果家里很富有，到别人家里就感到腰板很硬。在一些环境里，自然而然地就激发出这种想法（作者注：指爱国情感）。日常不太想起这些东西，并不表示从来没有这些概念。王慧（19）表示男性可能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这些大问题考虑得多一些，女性相对少些。即使如此，她在一些场合中也会有这种爱国感情：也许女性对这方面都不是想得太多，男的可能要好些，男女有别吧。就像我不关注足球一样，我也不太关注国家前途这些大事。我平常买《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生活气息比较浓的。男性喜欢订《参考消息》，《环球》。但我还是爱国的。当这个国家受到损失了，受到侵略了，我也会和那些男同胞一样爱国。报刊编辑郑颖（15）曾经参与过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的国内示威游行，她的话比较直率，也比较极端：中国人需要这种事情（指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来刺激一下，要不就不知道什么叫爱国了。埋头实验室的副研究员钱民（13）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比较理性：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这些东西有时候真想。但我们想得不深，只是一些认识。国家的兴衰，都和个人有紧密的关系，所以爱国心肯定是有的。我现在就是在本岗位做好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业务做好，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可以看出，在日常忙碌而平淡的生活中，中间阶层大多不会去专门花心思去想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他们对于国家民族的荣誉感与认同并不是那种空对空的“忧国忧民”，而是在具体的经历中确切感受到的一种感情。这种国家的认同和荣誉情感很容易在一些场合与时机的激发下表现出来，甚至非常激烈。
政治和国家是密不可分的，关注政治和爱国热情也应该是紧紧相连的。但实际上，中间阶层普遍没有把爱国热情与前文的“政治关注”联系起来或混淆起来，他们在两方面的关注程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政治冷漠和约束没有相应地降低爱国热情，爱国热情也并没有必然地提高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也就是说，政治和爱国成了中间阶层在不同层面上的两个话题。
与对中间阶层普遍的社会责任感的解释一样，我们也可以解释中间阶层的爱国热情与通常政治冷漠的矛盾现象。中间阶层的通常的政治关注受到了一定的约束，但国际关系作为政治事务的特殊领域，中间阶层对此的关注非但没有受到约束，甚至在一些具体时机和具体问题上受到某种鼓励或引导。这样，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就被约束或引导到爱国热情上，与通常的政治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又一次佐证了一个可能：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在相当程度上是“假性政治冷漠”，即存在政治关注潜力，但这种潜力受到了约束。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理性人的进与退
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描述了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但他把中间阶层的理性与财产拥有的中等程度相联系。在亚里士多德的眼里，穷人因为贫穷而变得暴虐和无赖，富人因生活优越而不受管束，他们都很难听从理性的安排。而中产阶层拥有一笔中等财富，对财富有着克制的现实条件，最容易听从理性。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7页。
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更多的是指“安分守己”，而我们这里的“理性人”主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的：清晰的判断力，以及个人利益最大化取向。
一清晰的判断力
中间阶层看待问题更加全面、客观，判断与分辨能力强，偏激不是他们的普遍特征。
杨波（20）浏览互联网时喜欢看那些比较理智的评论，他说：网上有些军事狂热者跳楼，那是我很不认同的。我认为一些事情要客观、全面地看待，事情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要看事情的本身发展的趋势。为了说明如何客观而全面地看待事物，杨波（20）举了一个例子：比如陈水扁搞台独，他想让台湾分裂出去，这肯定是不对的。但这是立场的不同，不能说这个人在人格上就是个坏家伙，否则就是偏激。陈水扁在年轻时候当过律师，看到一个民夫被车撞了，撞人的官员没有给这个民夫任何道歉和补偿就扬长而去。这个官员很有势力，没有律师出来为这个民夫辩护，他就出来为民夫辩护。最后，陈水扁官司赢了，而他本人受到了迫害。通过这个事情，他认识到台湾专制体制没有社会公正，决心从政，希望能改变这种社会不公正，这个事件成为陈水扁从政的一个契机。陈水扁看到了当时台湾社会比较腐败、阴暗的一面，为了让社会更民主、让民众权利得到更大保障做了很多个人努力，从这个角度看他是值得敬佩的。所以，看一个人不能从一个方面就认为他都是错的或者坏的，要多角度地看一个事情，没有绝对的对与不对。西方人讲究看问题的多元化，但我们传统上讲究脸谱化。我觉着还是多角度地全面看问题更好，多元化共存嘛。随着新闻信息量的增大和信息来源的扩大，特别是网上信息的更加丰富、便捷，从中间阶层甄别各种新闻信息的方式上，可以看出他们不同寻常的理性。华林（21）对上网浏览新闻信息时如何甄别信息的真伪很有见地：看第一遍，不用太认真。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自然就有一些后续报道出来。现在的许多新闻倾向性很强，采访的人有自己的视角，播出的时候要经过审查，并不能够反映事物的全貌，至多只是对事物观察的一个方面。怎么才能了解一个比较真实的消息呢？不同网站相互佐证。看国内网站是怎么报道的，新加坡的，香港的，台湾的，美国的。反复印证就知道谁更客观、公正。冯涛（18）认为自己最喜欢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随意发表一些倾向性、结论性的东西。为了证明，他给我讲一个例子，是关于三门峡水电站当初的上马决策是否合理的争论。他看了很多资料，发现这个工程本身涉及的其实就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上马的话，当地泥沙沉降、水位升高造成的影响很深远；不建，下游水灾损失惨重。现在许多人都抓住这个项目上马的负面影响，但不了解当初决策时是经过认真的利益衡量的。谈起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许多学生曾上街游行抗议，冯涛（18）对那些举动很不以为然：有什么好抗议的？你抗议他干什么？世界本来就是竞争的，我觉着大学生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思考在那里。你去哭，你去闹，根本不解决问题。你去砸人家大使馆干什么？大使馆不就是几个人家国家的代表吗？你看清一些事情的本质就行了，你去哭也好，闹也好，像我这样无所作为也好，都没有用。这些国际冲突是建立在战略力量对比和利益冲突上的。所以，他表示对那些抗议、签名之类的活动，他一般不参加，因为“没有用”。
二妥协中求生存的理性
按照经济主义的观点，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性，这一点可以在中间阶层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关于中间阶层是否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本身是个假命题，没有讨论的必要，关键是中间阶层如何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妥协是中间阶层的求生之道。不同的阶层在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时能够体现出不同的阶层特征。社会上层会凭借自己的实力强取豪夺，社会的底层会为保护自己有限的权益不惜拼死抗争，而中间阶层则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在妥协中求生存的技巧，这也是中间阶层理性的一个重要侧面。这种妥协，正体现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间阶在其他阶层挤压下“安分守己”的特征。也许所有阶层的人们都有选择妥协的时候，但中间阶层选择妥协更能体现出一种天然倾向，他们在选择妥协时能够用足够的理性来判断形势，避免冲动的破坏性后果。也就是说，中间阶层不光倾向妥协，而且他们还很“会”妥协。
杨波（20）买了车之后，由于车技并不熟练，多次和交警打交道，被罚款。他谈起自己的感受：本来要罚一百块，但要罚你二百。第一，你知道他是违法的，罚款过高，进入私囊。第二，赶紧把钱交了走人。为什么不去告他？你也知道如果自己花时间、花金钱、冒风险，可能打赢官司，得到一个满意的申诉结果。但觉着不值。不就是多罚一百块吗？就当到饭馆多点了两个菜又糟蹋了吧。当时，杨波（20）正为申请护照的事愤愤不平。他的太太去国外自费读书，分居的生活对于新婚夫妇有些漫长，所以打算去国外探亲。但在申请护照的时候，学校的人事部门要求办一大堆手续，填许多表格，找许多部门。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学校让他交一笔不菲的押金。他说：为什么必须交押金？我就不相信，国外大学里的教授来我们这里讲学也要给他们学校交押金。如果我要较真，查许多规定、文件，看它到底合不合法，然后找有关部门或者法院去告他，也许我就赢了，不用交了。但我觉着不能去较这个真。付出很大，风险很高，得到的有限，还搞得沸沸扬扬，我不能光为了讨个说法就什么都不顾了。所以，他还是准备交给学校那笔不菲的押金。
冯涛（18）表示，如果自己的房产和开发商或者物业发生了冲突，首先要想一想和他们直接冲突值不值。比如，在是否要求助于法院时就要仔细衡量一下：如果要告它，要花很多的成本。这种情况我可能就不会告了，因为理性的人应该会平衡利弊。对老百姓来说，他没有伤害别人的权利，但有规避风险的权利。我可能会忍一忍，告他可能对我损失更大。我告他要耽误工作，单位老旷工，工资也领不到。冯涛（18）直接使用了“理性的人”这个词，可以看得出他与这种“理性”特征的共鸣。王慧（19）在物业维权时不光知道需要妥协，而且还对如何妥协有自己的见解：我有底线啦。我提要求的时候肯定有底线。比如打官司的时候我提100万，可能我的底线只有30万。所以，如果他给你50万了，虽然没有达到你的要求，但超过你的底线了，我就会接受。虽然事情不会那么让你满意，但差不多就可以了。很多事情都可以妥协，灵活一些。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理性的选择（1）
在上文中我们讨论了中间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中间阶层的另一面：在现实面前，中间阶层趋向于选择个人利益，理性的力量常常将他们从社会责任感的一边拉过来。
吴芳（30）虽然还没有毕业，但在学校参加过各种社团，对社会的接触和认识并不少。她认为这个社会不公平，但同时强调：我没有想过要改变这种情况。他们（社会强势者）有一种强大的网络，他们太强大了。如果宁愿放弃现在平静的生活，就会和他们斗到底（笑）。其实他们并没有触动我的利益。有这种想法只是出于一种良知。如果从新闻上看到那些恶性案件，就会觉着十分愤恨。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头，和这种人有实际的接触的话，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样，而且当这些人对你有所帮助的时候，你甚至会感激他。他所拥有的东西呢，也不那么反感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宽容（笑）。就是说，抽象上不喜欢这些人，但实际上要比想象的容忍度要大。所以，对于社会问题，她不属于那种特别关心的人，“不会专门像社会斗士那样踊跃关心社会问题，只是时不时地看看新闻”。对于社会的一些不公正现象，吴芳比较倾向于逐步变化的途径。她说：既然我要做到这件事情，我就要拥有相应的资源。我有多大的资源，我就会做多大的事情。如果我本来就无能为力，我为什么要做一些事情？没有什么用，还给我自己带来很多伤害。我插话说这是冷静，她自我解嘲地说：“你要说冷漠也行（笑）。”
中间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在现实面前的理性退缩，除了和阅历有关，还和职业特征、激烈竞争环境等因素有关。曹飞（09）作为律师，时时刻刻表现出了他的谨慎与现实。我们谈到网上的“愤青”即“愤怒青年”，指那些在社会、政治与文化等问题上持偏激态度、愤世嫉俗、崇尚批判和变革的青年人。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的技术条件，为他们提供了充分表达自己声音的空间，与持中庸、保守观点的人相对，被冠以“愤青”的名头。，他说他和同事无论在现实还是在网络中都持谨慎的态度，偏激不是律师的普遍性格，否则也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律师，甚至不能生存。他解释了在职业经历中所磨炼的这种性格特征：律师这个行业肯定要接触社会，和公检法打交道，和社会不公和社会纠纷打交道，看到的很多都是阴暗面，所以这个群体对社会现实比较了解，不会有那么多愤世嫉俗的人。如果你适应不了这个环境，就不能在这个环境里生存下去。适者生存，这个环境就要求你去适应这个社会。有些东西，不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发表什么，愤世嫉俗，嚷嚷半天往往不会有什么结果。我觉得，律师是个比较现实的行业。对于网络中的“愤青”，曹飞（09）认为可能在高校学生中比较多见。
严伟（16）曾经满怀激情地进入到新闻记者行业。几年下来，从北京南下到广州，又从广州北上回到北京，换了几家报社和杂志社。随着阅历的增长，即使激情仍然渗透在骨子里，但在行动中却越来越多地体现着理性和生存意识。谈到他们报道社会问题的界限，严伟（16）深有感触。有一家媒体因为报道“出格”被停刊了，他用了一个很简单但感情充沛的词：傻！我问为什么，他说：没有意义嘛。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是没有必要牺牲。不值得去做。生存是最重要的。连生存都保证不了，就是傻。陈明（17）在大学时候就有很多理想，比如到边远的地区“支教”这是共青团中央举办的一个活动，发动大学生在毕业前休学一年或半年的时间志愿到边远、艰苦的地区支援教育，期间保留学籍，可以选择在完成“支教”活动之后被保荐继续攻读研究生。，比如开一家法律事务所为社会伸张正义。但在现实中的各种压力下，都没有实现。我问他现在是否还有这些想法，他肯定地说：在心里一直有，只不过平时不会说。有那种情节，实现不了总是个遗憾。但现实中总是有足够的理由去打消这种念头，推到最后，也许到退休的时候才能实现，也许永远也实现不了。如果我要实现那些想法的话，可能我的生存都是问题，别人对你的评判也是个问题。许刚（28）现在为自己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兢兢业业，对其他和生意无关的事情很少去想。但了解他过去的人知道他曾经是个热血青年。自从做了生意之后，性情有了很多转变。谈到河北某著名民营企业家因为得罪了地方上的政府部门而被逮捕的事情，他除了心有戚戚，还充满了惋惜：从我的角度看，可能他的素质还不够高，缺乏对自己的正确认识。有时候我也对一些政府部门的做法不满，比如工商税务，但我可以理解，这是现实。你尽量营造一个小的良好环境就好了嘛，别拧着干，何必呢？中国社会不成熟嘛，本来就不成熟，你非得希望像发达国家一样的成熟社会环境，可能吗？你尽量营造一个好的小环境不就完了嘛，比如到某某局（去拉关系）。你影响不了大局，也改变不了什么，你要对现状有清醒的认识。施全（29）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当时关心时政、言辞激烈，对他影响很大。前一段施全（29）回家乡，又遇到了当年的那位老师，发现他已经改行在市里的电视台工作了，并且做了副台长。施全（29）觉得这位老师和当年在中学时大不一样了：他现在好听一点是更成熟，尖刻一点的话就是比较世俗，聊一会儿天就听得出来。原来他在学校比较简单，现在到了社会上，又在电视台里面，是社会人了吧，要不这样也活不下去。我觉着这很正常。他现在快五十了，那个时候（做中学老师的时候）还是青年。大多数人在个人利益与公共责任的冲突中，更多地选择了前者，理性退缩了。但这并不表示中间阶层没有人宁愿放弃个人的得失，来维护公共的利益，追求某种理想。华林（37）所在的小区里的业主们和开发商产生了纠纷，他比较积极，头脑也冷静。所以业主们推选他作为代表，组织大家和开发商打起了官司。为这件事，华林（37）个人付出了很多，但他仍然义无反顾：我自己花一些时间、精力，觉着很值得。小的方面，为自己解决问题；大方面，为大家解决问题。我的几个朋友也说：你怎么老喜欢冲锋陷阵？我说，如果大家都这样想的话，就解决不了问题了。我就是这样想。有时候必须有人出来，需要我出来的时候我就出来。因此，理性可以解释许多现象，包括政治现象，但理性并不是左右人行为的惟一力量。社会责任和经济理性的冲突中，即使后者更容易占到上风，但总有一些“偏执者”选择不计回报、甚至代价巨大的社会责任。正如缪勒对纯理性的公共选择理论做出的评价：“在许多政治科学家看来，公共选择的这种模型不过是一幅天真的政治行为漫画罢了。”参见丹尼斯·缪勒：《理性选择》，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5页。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理性的选择（2）
实际上，我们前一节在讨论中间阶层的社会责任感时就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社会责任感的实现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只不过，对于大部分中间阶层说，这种为社会责任感所付出的代价各自有一个可以承受的限度。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们的经济理性就会占到上风，社会责任感随之退缩。在这一点上，中间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没有本质的区别，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中间阶层放弃经济理性。同时，我们也可以相信，与其他阶层相比，中间阶层里有更多的人拥有社会责任感。这种“量”上的差别，也许就体现了中间阶层社会骨干的作用。
小结扭曲的“市场知识分子”人格〖1〗一意识领域里的影响因素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知识只掌握在极少数知识分子手里。传统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士”阶层，他们进而为官入仕成为士大夫阶层（官僚阶层），上承神圣化了的皇室；退而归隐为乡绅，或教书育人，下通广大乡村的血缘宗法网络，构成社会整合力量的中坚。一定程度上，传统知识分子相当于当时社会的中间阶层——只不过非常狭窄。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的数量比较稳定，一直保持着非常低的水平。
在传统社会，知识分子中间阶层具有特殊的地位，体现在许多方面：垄断文化知识，在社会结构中人数稀少，是官僚阶层主要来源，与权贵联系紧密，对现实国家运行与决策有重大影响，是礼仪道德的主要倡导者等。这种特殊地位导致传统知识分子的精英化，并随之产生精英意识，主要体现为关心国家大事的使命感和教化社会的责任感。
当代中间阶层可以认为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传承。从现有中间阶层的教育层次上来看，他们大部分都受过其时代最好的教育；从中间阶层的入口上看，较高的学历背景几乎成为跨越中间阶层必不可少的门槛。关于教育的门槛作用，在本书第五章第一节中有专门论述。从而，中间阶层带有一些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质，即人文关怀情节。也就是说，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甚至有人认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第2页。
但这种来自于传统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人文关怀”，在现代社会中受到了“去精英意识”的冲击和扭曲：
①群体膨胀的冲击。根据统计，“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壮大，从解放前不足5万人，发展到当前已经有3000多万人，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条战线上，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参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戴河亲切会见部分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并与他们座谈》，载《人民日报》，2001年8月8日第1版。虽然这里的知识分子与本文所界定的中间阶层并不完全等同，但两者具有相当的重合度。而且，没有被统计到知识分子行列的企业白领会使“3000多万人”这个数字进一步提高。精英的前提是稀少和对特殊资源的垄断，而如此壮大的中间阶层已经难以称得上精英了，仅相当于本研究所界定的社会“骨干阶层”，精英意识随之削弱。
②中间阶层职业分化的冲击。传统知识分子因为人数有限，谈不上分化。而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及知识的不断扩散，知识阶层不但飞速壮大，同时也在不断发生职业上的分化。“时至今日，知识分子自成一个占特殊地位的阶层之情形已经近于过去了。今日的知识分子，固然不限于在孔庙里，也不限于在学校里，而是分布在各部门里。”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四章，台北：桂冠图书公司，转引自当代文化研究网wwwcul-studiescom。在当前，企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一般不再被称为知识分子，而被称为“白领”；行政机关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僚也不再被认同为知识分子，被称为“公务员”；甚至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也不再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被称为“行政人员”。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主要指的是各种事业单位中的专业研究人员和从事文化事业的人员。真正继承传统知识分子衣钵的是那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播工作的群体，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其他群体的社会价值主要在于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文化传承的社会功能几乎丧失殆尽。这样，传统人文关怀和精英意识已经在中间阶层的职业分化中进一步削弱了。
③市场理性崛起的冲击。在市场经济中，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受到冲击和削弱，而填补中间阶层精神空白的是崛起的经济理性。中间阶层所继承的“与人为善”的传统，与经济理性“为自己谋福利”的强势冲击产生了竞争，并最终让后者占了上风。而且，中间阶层精神世界的变化并不止于此。市场经济所推崇的经济理性虽然建立在“人性恶”的假设之上，但有良性秩序的市场经济仍然保留着道德上的克制和信用。但我国的市场经济至今没有完全建立起这种良性的秩序，使得中间阶层所接受的不是现代成熟社会意义的经济理性，而是一定程度上受到“不择手段”等不良风气所扭曲的经济理性。
④缺乏政治互动的扭曲。在传统社会中，官僚知识分子有“清议”的风气，即对朝政进行议论和谏陈的风气。即使他们处在优越的社会地位上，这种“清议”仍然具有相当的政治风险性。不过历史上仍不乏拼死执言的“耿臣”，其精神支持来自传统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但在“去精英意识”化的今天，希望中间阶层还能像传统知识分子那样具有牺牲精神，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中间阶层理性的“精明”与妥协，使得许多人在社会责任面前往往选择的是逃避。这样，在职业分化、市场理性冲击的基础上，政治体制的封闭性又进一步扭曲了中间阶层所继承的人文关怀和政治关注，成为政治冷漠的重要原因。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二重扭曲人格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间阶层身上既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人文关怀和忧国忧民的精神气质，同时这种传统在现代中间阶层身上已经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削弱。新的补充来自经济理性，但却是缺乏道德底线和法制约束的扭曲经济理性。政治体制的封闭性使得中间阶层的政治人格进一步分裂。这样，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现代市场经济的理性和政治体制封闭三种力量混合在一起，并产生扭曲，构成了中间阶层所特有的精神世界，本研究称之为扭曲的“市场知识分子”人格。我们可以将之简称为“二重扭曲人格”。其中，“二重”指的是人文关怀与经济理性的二重性，而“扭曲”的力量来自政治体系的封闭特征。
中间阶层所表现出的各种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阶层意识，都是这种“二重扭曲人格”的具体体现，比如：
①在阶层共同体意识上，在中间阶层内部彼此认同属于同一个社会层次，并在交往中相互可以接受；然而，主要依靠市场分配机制的中间阶层对主要依靠不合理体制分配的中间阶层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导致群体疏远。
②在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上，中间阶层既表示同情，又在现实生活中有意无意地轻视他们，对社会弱势群体保持着距离。
③在对待社会上层的态度上，中间阶层既表示疏远和憎恶，又充满钦羡。
④在社会分化中，中间阶层能够感受到社会分层的现实，同时社会冲突的意识淡漠。
⑤在时事政治上，中间阶层既表示关注，又在生活中三缄其口。
⑥在政治领域，中间阶层多表现为政治冷漠，但在一些场合与契机中，又很容易被激发出爱国，甚至有民族主义的倾向。
⑦在社会生活中，中间阶层普遍具有社会责任感，但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会理性退缩，表现出特有的精明与妥协特征。
……
中间阶层的这种复杂人格特征，可以用图（3-2）来形象地表达出来：
图3-2扭曲的市场知识分子人格
图3-2用最简洁的方式来描述中间阶层意识中的内在冲突，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从前面各章节的详细论述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这种复杂性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①中间阶层意识层面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总结出的人文关怀、经济理性和政治约束三种要素的混合与扭曲，也并不能完全概括这种复杂性。
②每种因素的影响都不是静态的，而是处在“此消彼长”的变化之中。当前的中间阶层人格特征表现为一种复杂的平衡状态，但这种平衡是一种并不稳定的、动态的平衡。比如经济理性，可以强化，也可能让位于社会责任感；政治约束，可以更加严厉，也可以更加宽松。一种因素发生变化，可以改变整个系统的原有平衡，使得中间阶层的阶层意识随之改变。
③系统本身不是孤立的，要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在社会转型中，难以避免的突发因素可能会使中间阶层的这一人格系统发生崩溃。从而，中间阶层的意识领域有被导向某个方向上的极端化的可能。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中间阶层的行动取向（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理念，这是最正式、最普遍，也是惟一的具有低成本和可接近性的政治参与渠道。也就是说，相比较而言，在现有的国家政治制度中，惟有人民代表大会与社会的距离最近，社会最容易进入和产生影响。参见杨凤春：《中国政府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对于中间阶层来说同样如此。因此，我们首先选择人大代表的选举作为中间阶层政治参与的研究对象。
五年一次的北京市区县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在2003年9月铺开，至2004年1月结束。具体安排如下：①准备工作。9月上旬召开会议动员部署；②选民登记。11月15日前完成选民登记和名单核对工作，20日公布选民名单和投票日期；③确定代表候选人。11月中旬至12月初；④投票选举。各区县统一安排在12月10日前后；⑤召开新一届区县人大一次会议。新一届区县人大代表选举产生后的两个月内召开。参见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网站：http://wwwbjrdgovcn/。
非常幸运的是，这次选举在时间安排上正好和本研究的访谈调查有些重合。所以，在和被访者讨论民主与民主选举的话题时，许多人结合自己的这次选举经历和感受谈了民主选举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本研究的素材。
整体来看，中间阶层对于民主选举投入的热情和期望都不够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部分主要讨论其中两个受关注比较多的问题，一个是对候选人的宣传不够，关系到民主选举的公开原则；一个是正式候选人的产生过程不合理，关系到民主选举的公平原则。
一模糊的候选人面孔
中国传统上是单位社会，这种特征延续到现在，仍然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北京这次区县人大换届选举的选区划分和组织依托主要仍然是单位，而不是社区，就反映了单位社会的持续影响。在事业单位上班的王慧（19）参加的就是单位组织的选举。她对选举的程序和过程有些懵懵懂懂，只是听通知让去投票就去投票了。至于要不要投票、为什么一定要投票、民主选举的意义，她从来没有想过。她感觉好像不参加投票是“不允许的”，就是不到现场也要“委托人代填”，所以大家都去了。由于单位组织、领导打招呼，才不得不去投票，表现得更多是被动去投票。这也可能是投票率相当高的原因之一。
《北京市区、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规定了候选人向选民宣传、介绍自己的义务：选举委员会应当向选民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选区可以根据选民的意见，安排候选人和选民的见面活动。但许多被访者都提到了对候选人的宣传不够，所以在投票的时候比较盲目。其实，对候选人的宣传应该从正式候选人确定之前的初步候选人之前就开始。正式候选人是从大量初步候选人中筛选出来的，而程序上安排的是正式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不安排初步候选人与选民见面。
谈起这次选举的感受，王慧（19）说不错，因为她发现三个候选人里有一个是她同学的婆婆，非常兴奋，毫不犹豫地投了同学婆婆一票。我认识她，人挺好的，平时就有参政议政的意识，经常提一些意见，向上面反映一下。我对选她挺满意的。但王慧（19）也承认，对于其他候选人，有的只是知道名字，有的则闻所未闻，更谈不上了解。但这并不妨碍她按照要求打了些勾，是按从上到下的顺序选的。
在外企工作的蒋丽（02）同样埋怨对候选人的陌生。但她似乎比王慧（19）要“负责任”一些，因为她不是按顺序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选的，而是对候选人进行了挑选。不过，她的挑选方式也比较有趣：现在老说民主、民主的，要投票，给几个人名，我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呀，瞎投呗。我被拉去参加投票了，可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你也没有演讲，说你做过什么，你到底具备什么样的quality（素质）。我就看哪个人名顺眼就投那个呗。本来一直很关心政治的华林（21），对这次民主选举也投入了关注。但他最后发现对自己选区的三名正式候选人都不熟悉，也没有看到比较充分的候选人宣传活动，让他有些失望：我的理解是代表候选人应该到选区里了解大家的要求、看法，首先不是要大家选你，而应该是先宣传你，让大家了解你，当选之后你准备做哪些事，看选民是否支持你。参与选举的人数之多可以解释为参与热情，但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绝大多数被访问者对选举的态度并不是很积极。对于个人来讲，这种参政方式几乎没有多少参政能力要求和成本要求。而中间阶层之所以态度消极，是他们没有感觉到选举结果对他们社会生活所能产生的实质影响。所以，他们的投票行为大多不是来自内源性的动机，而是来自外界的推动。我看到许多人都说“去选举、去选举啦”，好像个“乐”似的。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什么的，我都懂，但就是感觉离自己比较远。看来，参政素质不是关键问题。其实，对于大部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公民来说，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就已经成为常识了。这些都写在教科书里面，并且在不同的教育层次上通过不同的课程不断强调，大部分中间阶层的教育背景基本保证了对这些条文的烂熟于心。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中间阶层的行动取向（2）
中间阶层相对于社会基层，毫无疑问，他们拥有更高的参政素质。如果说蒋丽（02）对选举并不看重还算容易接受的话，那么做律师的曹飞（09）没有参加投票就让人有些意外。因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律师应该最具有权利义务意识。他解释说投票那一段很忙，想尽快把一个案子结了，所以没有时间参见选举。我无法判断这种解释的真实性，但从他的语气里确实没有听出对投票的重视，以及失去参加投票机会的遗憾。曹飞（09）为自己的这个举动做了辩解，他的解释是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的常识：选举是一种权利嘛，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我选择了放弃。陈明（17）担任主任的综合办公室负责本单位的选举组织工作。作为本单位选举工作的组织者，当然本人要积极主动地参与选举。但陈明（17）在谈起这次选举的时候，情绪比较激烈：我如果不是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不参加选举，以示抗议。几个候选人我都不认识，我不知道他们选上都想干什么，我凭什么选他们。人大制度所能发挥的作用一直在发展之中，但人们仍然不能对人大选举保持一种内源性的参与热情，也许是社会的需求已经超过了这种发展的速度。何京（24）在所在行政区划内的组织部门工作，直接参与了这次民主选举的组织。谈起这次民主选举，他认为比起以前还是有进步的，主要体现在对候选人的宣传上：比以前（的选举）要好一些。以前都是限定名额，你都不认识（代表），到时候你就划勾就完了。现在起码有个简历，大家可以选呼声比较高的，政治背景不错的，历史上没有问题的。我们再在政治上把一下关，主要还是看他的声誉、威望。在基层工作多年的尤军（23）对这些年民主选举的发展如数家珍。他也认为，现在因为人大制度的作用，选举比起以前有不少进步。与何京（24）不同，他强调了一些代表非常负责任，真正体现了所赋予的“人民代表”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这里有个代表，他退休之后发现单位领导有问题，就自己调查、整材料，前后花了几年的时间把这个单位领导“掀”下去了。他在单位群众当中威望很高，都选他，票数很高。这种代表我们区里有几个。他们提出的问题都很尖锐，这种代表对政府的监督还是很有力的。当然尤军（23）也承认，这种人大代表毕竟是个别情况，没有形成政府与代表畅通交流的制度，代表主要还是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渠道反映群众意见。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个代表“并不简单”，敢作敢为，而且有一些私人关系，“都把材料递到了政治局常委那里去了”。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酝酿”的争论（1）
华林（21）参加过多次人大代表的民主选举，对一些选举的规则有些自己的看法：就说要照顾“无知少女”吧，就是要有一定的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代表比例。可是为什么要有这些比例？既然要民主，大家喜欢选谁就选谁，不存在照顾问题，要不还是完整意义上的民主吗？其实，关注选举的华林（21）最后并没有参加投票，原因却让我有些意外：当地选区的组织机构告诉他，他没有选举资格，所以不能参加投票。其原因，是与社会单位化一样影响深远的户籍问题。谈起这件事，他有些耿耿于怀：虽然我在这里住了几年了，竟然还不算这里的常住人口。我的人事关系都过来了，但户口有些手续还没办好。他们告诉我没有选举权，要选举的话，必须到原来的单位参加当地的选举。可原籍的人不会去查你这个人到哪里去了，然后再通知你回来选举，实际上原来的单位也确实没有通知我去选举。你看，我想享受选举权还享受不到。我查找了相关文件，这次北京区县换届选举新修改了选举细则，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其实很多是长期居住于北京、但没有取得当地户籍身份的市民），专门对于人、户分离的情况做了说明。作为改革措施，细则打破了户籍限制，在北京有相对稳定工作的外地来京人员只要在户口所在地开具选民资格证明，并提出申请不参加户口所在地的选举，凭身份证和选民资格证明即可在居住地投票选举人大代表。并且，每个区县的宣传材料上都提到了这一点，华林（21）所在区里的选举规定是这样的：居民、村民在户口所在地登记，户口所在地与现居住地不一致的，经现居住地选举委员会确认选民资格，可以在现居住地登记。如本人要求回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由本人到户口所在地登记；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在本单位登记。也就是说，理论上华林（21）是可以取得选民资格的，无论是参照细则中的前一种情况，在本地参加选举；还是参照后一种情况，回原籍参加选举。实际上，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这种理论上的可能在现实中很难得到体现——除非有专门的组织、对专门的人群，有意识地专门投入力量，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正如上文所说，人大选举之所以能够成为公民主要的政治参与途径，从选民的角度来看，关键在于参与的成本较低，所有的组织工作依托距离个人最近的单位或当地社区。要取得当地选举机关的专门确认，或者回原籍参与选举，都需要选举人专门去奔走，无疑大大增加选举人的参与成本。在选举人没有特殊参与动力的条件下，多数人选择的是放弃。所以，理论上所有人都能够取得选民资格，并参与选举，但实际操作并不简单。
华林（21）由于没有取得选民资格，向当地选举组织机构进行了咨询，这本身就超越了大部分人的参与热情程度。当工作人员比较负责地告诉了他具体的选举人资格规则之后，因为继续参与的成本大幅增加，他并没有继续保持参与热情，而是直接选择了放弃。
华林（21）的遭遇在选举程序上还不是最具有争议性和新闻性的话题。在这次北京市区县换届选举中，矛盾最集中、并引发学者与媒体广泛关注的是初始提名候选人和最终确认正式候选人的“酝酿”过程。
《北京市区、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第六章关于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做出了详细规定。其中，关于最初候选人的确定，在第二十三条规定“选民十人以上联名，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这一条在实施过程中确实得到了贯彻，并没有引发争议。但直接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只是初步候选人，其人数远远高于最后参与直接投票选举的“正式候选人”，因为根据第三十七条，“正式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这样，在初步候选人名单出来之后、正式候选人确定之前，必须存在一个筛选程序，通常称之为“酝酿”。关于这个过程，《北京市区、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是这样规定的：第三十六条：各选区应当按选民小组，组织选民对选举委员会汇总公布的代表候选人初步名单进行反复酝酿、讨论。选区工作组可以召集由选民小组或者几个选民小组联合推选的选民代表进行民主协商。必要时，也可以进行预选。选举委员会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在投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公布。这一条似乎将酝酿的组织者和主体都做了详细规定，但其中却有许多含糊和冲突之处。在“酝酿”的组织上，选民小组、选区工作组和选举委员会都可以直接组织“酝酿”，上级组织者可以直接干预下级的“酝酿”，使得“酝酿”的组织职责归位不清楚。在酝酿的主体上：①根据“各选区应当按选民小组，组织选民对选举委员会汇总公布的代表候选人初步名单进行反复酝酿、讨论”，应该是全体选民；②根据“选区工作组可以召集由选民小组或者几个选民小组联合推选的选民代表进行民主协商”，主体成了非常少量的选民小组负责人和选民代表；③根据“选举委员会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主体又成了“多数选民”。
实际上，上述三项内容中的第一项规定的是原则，第二项为主要的操作方式，第三项为最终确认权。至于预选，理论上是替代“酝酿”的最合理方式，实际上除极少数特殊情况外，几乎没有被采用过。
这样，“选区工作组可以召集由选民小组或者几个选民小组联合推选的选民代表进行民主协商”，就成为酝酿的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它没有经过全体选民“对初步候选人反复酝酿、讨论”的过程，能不能保证酝酿的过程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从而在操作上与民主选举原则产生了冲突。而且，并没有给出酝酿所依据的具体原则和操作细节。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酝酿”的争论（2）
陈明（17）本来对候选人宣传不够有意见，但更让他不满的是“酝酿”的操作过程。陈明（17）单位所在的选区几乎每个单位都推荐了至少一个初定候选人，加起来总共有一百多个，如何在这一百多个“推荐候选人”中确定三个“正式候选人”？实际上，三个正式候选人正是经过“小范围酝酿”从一百多个推荐候选人中筛选出来的，这个“小范围”主要是选区工作组几个成员和各个选民小组的负责人（兼任选区工作组的副组长）。陈明（17）所负责的办公室组织本单位的选民小组，他的一个下属同事被指派为选民小组组长，参加了酝酿。陈明（17）回忆当时的情景：我的同事从酝酿会上回来告诉我（酝酿过程），大家当时都傻眼了，那么多各单位推荐的候选人，谁该上、谁该下根本没有操作条文细节。大家都在争，都不愿意自己单位推荐的候选人被“酝酿”下来。我们单位有五个推荐候选人，最后经过妥协，保留了一个。其他单位也砍掉几个。就这样逐渐地砍，最后筛选出三个正式候选人。当时的场面很热闹，听起来是很搞笑的事情，我同事都没弄明白，到底为什么是这三个人而不是其他三个人。五个人开会就把我们那么多人选出了的一百多个推荐候选人都“砍”掉了，凭什么？何京（24）参与组织了这次民主选举，他对选举程序比较了解。一起参加访谈的吕英（25）对这次民主选举的具体过程并不很了解，并且在一些看法上与何京（24）有分歧。在访谈中有一段是两个人的直接对话，我作为访谈者一时反倒成了局外人。将两个人的这段对话单独摘出来，我们可以从一个选举组织者的角度来直接了解酝酿的过程和思路：吕英（25）：“前一段，好像我们那里就在选人大代表。”
何京（24）：“当然啦。我可以算是组织者吧。”
吕英（25）：“为什么我没有参加候选人提名呢？”
何京（24）：“各（党）支部都提了，你不是党员，你怎么知道？”
吕英（25）：“党支部？这可是人大代表。”
何京（24）：“要有组织嘛，这样也方便。”
吕英（25）：“有多少通过提名的？”
何京（24）：“十几个吧。”作者注：应该是初荐后经酝酿以备确定正式候选人的名单。
吕英（25）：“只有10个人？我们那里光大企业就上百家。好多人都没有提出来吗？”
何京（24）：“要经过一个初选。有的提出来了，但提的人少呀。比如说，这个人得10票，这个人得30票，那个人得60票，有的人得100票。起码排名靠前的吧，比如60票以上。”
吕英（25）：“60票以上的？凭什么呀，不是规定10票以上就有被推荐做候选人的资格吗？”
何京（24）：“那就太多了，操作不方便，没法确定正式候选人。”
吕英（25）：“不光按排名来的吧。”
何京（24）：“会有一定的引导。”
吕英（25）：“这十几个通过提名的怎么成为正式候选人的？”
何京（24）：“有配额，有筛选。”
吕英（25）：“是有关部门商量的吗？”
何京（24）：“不这么简单。首先要经过政审，历史有没有问题。另外，要知名度比较高的，收入比较高的，要代表老百姓呀。不能一个蹬三轮的，十个人选你，你也能上去，你代表得了吗？”
吕英（25）：“蹬三轮的怎么了，这就是人大‘代表’的意思嘛。”
何京（24）：“是，我并不是说对他这个工种有成见，是说他（代表）应该是在一个领域拔尖的。”
吕英（25）：“就是说，有关部门有一个认定的过程。”
何京（24）：“对。”
吕英（25）：“那么把关的时候他们（被推荐候选人）的资料是谁看的？”
何京（24）：“有选举小组呀。”
吕英（25）：“选举小组能代表我们选区的几万人吗？”
何京（24）：“当然了。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我知道很多人有不同看法。”
吕英（25）：“其实，我们那里是怎么操作的，我还真不清楚，只是听别人说起过这些选举里出现的问题，所以我也想趁这个机会问问我们那里的情况。”
何京（24）：“还是那句话，有一个引导是应该的，正常的。所谓代表，你在一些领域应该有些成就，在群众里面应该是上层的。”上述有关“酝酿”程序的设置，可以从操作成本上加以解释，毕竟用预选的方式解决要增加选举成本。但有些被访者并不认同，因为毕竟规定了“必要时也可以进行预选”，如果要节约成本，干脆连推荐也可以省了。另一种解释是法律条文本身需要不断完善，但在如此详细的选举细则中，对于这么关键的条文，为什么恰恰出现了如此含糊和具有争议的条文，并在多次修正案中没有引起注意？陈明（17）的理解是为了便于控制选举过程，即能保证一些初步候选人进入正式候选名单（如体现代表的社会构成比例），也能避免一些初步候选人进入正式候选人名单：这样多好，可以从大名单里挑出自己想要的人，从技术上加以控制选举。在政府基层部门工作的尤军（23）谈到了一些比较“难对付”的人大代表，经常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提出批评。当这些代表在进行换届中进入初定名单后：在确定正式候选人的时候，也想把他们“酝酿”出去，但在操作的时候往往很小心。他们得票比较高，如果没有成为正式候选人，会引起影响，如果向社会上、媒体或一些领导那里反映，不好应付，这些代表自己也不会善罢甘休。另外，在针对这次选举程序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大讨论中，还出现了没有被列入正式候选人名单的“独立候选人”。根据选举细则第四十六条，选民在填写选票时可以在正式候选人之外“另选其他选民”。关于选举中出现的独立候选人现象，可参考若凡：《北商博士自荐当选全纪录》，载《凤凰周刊》总第135期；李堕、唐益：《协商、预选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公平》，载《新闻周刊》，2003年12月8日。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酝酿”的争论（3）
综上，中间阶层对于政治选举所投入的热情并不高。这种情况与一些村庄进行海选时村民所投入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中间阶层的参政素质要远远高于一般的村民。其实，这种反差并不难理解。中间阶层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强，对现行选举可能更主动积极，也可能更被动消极。如果中间阶层认为选举是有意义的，选举程序是公正、公开的，就会比一般人更积极参与选举；相反，如果中间阶层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会比其他人更为消极，甚至抵制选举。专栏我是如何被“协商”下来的*
我所在的选区，共有各种社会单位102个，选民2541人。11月10日，我们选区公布了选民名单，11月16日，举行了第一次选民小组会，提名初步代表候选人。我和另一位同事被提名为初步代表候选人。11月22日，选区公布了初步代表候选人名单，共提名产生了25位候选人。
27日上午，我单位的选民小组重新开会，协商正式候选人。征求意见名单有4人，其中有我。这次征求意见，仍然采用签名的方式进行。同意谁，就在谁的表上签字。有的选民小组因为老师有课，采取打电话逐个征求意见的办法确定候选人，签名由别人代替。选民小组长在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说：“虽然把我放进去了，但我还是想知道，这个名单是根据什么拿出来的？”* 袁达毅：《协商、预选与人大代表选举的公平》，载《新闻周刊》，2003年12月8日。后来得到的解释是，几位领导都声明退出了。十几位组长也议了一下，提出了几个条件：一是要体现单位特点。因我们是教学单位，从教学第一线出代表比较好；二是能对我们区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三是有参政议政能力；四是能孚众望，能代表民意。除去几位年岁大一点的，剩下的就我们4个人的提名票最多。
提出这些条件似乎很有道理，但不合法，因为它随意限制了公民的被选举权。
如果提出上述意见供选民协商时参考，我也说不出什么来，因为提出来的毕竟是参考意见。问题是，征求意见的名单，不是经过选民协商后得出来的。第一次协商的结果出来了，我得了200票，其他几位候选人分别是149票、72票和59票。
下午，选区召开联组协商会。分会领导就代表的结构比例要求谈了意见，进行“引导”。联组长介绍了协商产生的代表候选人情况，然后就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问题进行讨论。初步确定党派推荐的候选人、我们单位的一位候选人和其他单位的一位候选人作为正式候选人的人选，拿到各选民小组征求意见。我在分会“引导”时被联组会议“协商”掉了。
28日上午，我找机关党委书记要统计结果。之后，我到选区办公室询问有关情况。我问，协商怎么不根据选民的意见进行？一位女同志说，是根据联组长的意见确定的。我问，我们单位的联组长是否尊重选民意见？她说，在联组会议上，有两位组长主张定你为正式候选人。这时，一位年长的男同志说：“你怎么能把具体情况告诉他呢？”我说：“我是选民，又是初步候选人，当然有权知道具体情况。”下午两点，我约见了分会的一位领导。这位领导说，我们选区共有17个联组(其中我们单位4个)。1人有事未出席。16人参加会议，确定的那三位候选人分别是16票、15票和9票。“你得的是2票。”我问联组是根据什么来表决的，回答是，“根据各组介绍的情况表决。”
就这样，正式候选人的人选，经大多数不完全认识和了解初步候选人的联组长们讨论表决后，由分会初步确定了。这位领导问我程序上还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我能说什么呢？在这次选举程序安排上，北京市规定的是正式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不安排初步候选人与选民见面，选民和联组长们自然无法较为全面地了解每位初步候选人的情况，联组长们也就只能根据分会的“引导”和各组的介绍来讨论谁比较合适了，联组长们没有什么错。分会进行“引导”，为的是解决代表的结构比例问题，理由也很充分。联组长们根据“引导”和情况介绍进行讨论和表决，分会再根据表决的结果初步确定正式候选人的人选，形式上也没有什么不对。总之，都有很充分的理由。对此，我只能认可。
尽管如此，我还是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是应当将第二次选民小组会议协商的统计结果发到各选民小组，让选民了解情况，选民有这样的知情权。二是应该进行预选，由选民投票来决定候选人。三是在预选之前，组织第一轮协商产生的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让选民了解候选人。四是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扩大差额比例。
一位多年从事选举工作的干部曾告诉我，人大代表选举的民主性，最充分是体现在提名上，只要有10人联名，想提谁(只要是本行政区内的任何一位选民)，就提谁；而民主的最大特色是协商，优化代表结构比例、照顾方方面面和落实组织意图。这真是再精辟不过了。我虽然先后参加过3次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但对这几句话的理解，远不如这次亲身体验的感受深刻。
我曾在一本书中分析了提名、协商和确定代表候选人的民主性和优势，认为是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这次的亲身感受，给了我一个教训：在对实际情况不完全了解时，不要妄下结论。这种没有充分的民主做基础的集中，还是民主么？现在，我为当初的轻率而惭愧。
第二节民主理念与需求〖1〗一冷淡与负面中间阶层对政治选举的消极和抗拒并不难理解，这不仅与中间阶层所普遍拥有的较高教育背景和参政素质并不矛盾；相反，这种现象进一步表明了中间阶层较其他社会群体具有更高的参政素质，因为他们全面质疑了选举的意义、公正和公平。从而，可以认为中间阶层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一个信息：他们相当程度上已经接受了现代政治理念，特别是民主理念。对于在农村基层参加“海选”（直接选举的一种俗称）的村民，可以认为他们具有选举热情，却不一定有什么抽象的民主理念，推动他们参与选举的是直接的利益动机。对于中间阶层，则可以认为他们虽然在参加政治选举中没有热情和驱动，但具有更多的民主理念。
然而，研究事实表明：相当部分中间阶层并不喜欢“民主”，并举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辩解。如果把村民所具有的民主理念程度看做基准的话，那么有些中间阶层所具有的民主理念程度则是个“负数”。这同样与中间阶层的较高教育背景和参政素质不矛盾，因为他们的消极民主理念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对民主理念的无知。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酝酿”的争论（4）
中间阶层对自己民主冷淡主要有下面的一些解释：
①认为民主建设的现实条件不成熟。
非常多的被访者提到了民主建设所需要的各种现实条件，特别是民主建设主体的民众素质问题。孔楠（22）认为国家的发展程度与民主建设息息相关，现实还没有发展到推动民主进程的水平：民主对一些发达国家可以说很好，但对于一些不发达的国家还是早了些。中国整体上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更多的被访者认为民众的素质不够高，特别是农民的素质不高。施全（29）认为中国农民太多，素质不高，判断能力不够，信息来源缺乏：对于他们来说，选出一个合适的国家领导人很难。而在其他国家，中产阶级很多，大家都受过很好的教育，选一个合适的领导人比较容易。赵岚（07）则认为法制观念和法制环境是民主的前提，而中国民众恰恰缺乏这些，原因在于在民众在从小开始的素质教育中没有这部分重要内容。从而，民主建设缺乏推动力和维持民主的保障：民主需要素质，素质太低怎么实行民主？中国老百姓的教育素质不够，特别是法律素质不够。法制环境很重要，因为民主是一套规则，要法律来保障，不懂法律怎么贯彻民主规则？可是现在的法制环境真的太差。课本上也许有一点法律方面的知识，可是那些知识根本就不够用。比方我，除了知道杀人放火是违法的，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在国外成年人考驾驶执照的时候，还给小孩子模拟交通环境，让他们从小就有交通意识和知识。这很重要，因为交通知识不光司机要有，所有出门走路的人都要有。同样，民主规则不光政客要有，一般的选民也要有。我们现在走在大街上，好多人都不认识交通标志。我们从小就缺乏法律方面的教育，所以法律意识很低。这和中国的传统有关系，古代就缺乏法制精神，到了近代就更厉害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没有法律了。虽然现在好多了，但还是不行。②认为民主并不是现实急需。
相对于经济发展和生存而言，一些被访者认为民主建设应该排在后面。比如，杨波（20）就认为，首先要所有的人都有了生活保障之后才能谈民主：中国有句古话，叫“仓廪实而知礼仪”，就是说满足了基本需要，才能考虑其他的。民主也是这样，如果有些人肚子还填不饱，哪有心思考虑民主？冯涛（18）认为当前自己能解决问题的途径很多，特别是可以通过个人的奔走和制度法律的约束来解决问题，民主制度建设相对来说无关紧要：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我有什么困难、问题，解决的渠道比较多。我可以直接找他辩论，直接找他的主管部门投诉，通过法律手段都是可行的。单位任何事都有它的规章制度，我觉着如果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话，我可以拿着规章制度去找他。有很多解决问题的途径，没有必要通过民主选举什么的。人大代表可以帮我们反映一下意见，但那些东西可能和我关系并不直接，比如一些科技发展规划什么的。相反，冯涛（18）认为在农村和基层的民主建设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吏治不好、干部素质不高的地方对民主的需求很迫切，可以防止腐败和专横：我感觉，民主选举能真正代表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还是在基层，比如在农村、在县城，大家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机会很大，需要有人来代表他说话，这是很重要的。在北京环境很好的，但是我觉着在农村、在基层民主是很必要的。在那样的地方的一些干部素质很低，没有民主的约束，他们对老百姓的人身、财产危害很大。一向喜欢思考、性格冷静的尤军（23）也认为，民主对大部分人来讲不是很急需，急需的是生存。有的人连基本生存都没有保证，不会考虑民主的问题。
③认为民主是虚伪的理念。
尤军（23）似乎更倾向于精英主义，认为即使建立了民主机制，也改变不了少数精英垄断政治资源的现实，不能对民主政治寄予太大的期望：再民主的机制，最后还是精英控制，精英控制资源、控制选民，有时候技术力量能够把真正的选民意愿过滤掉。所以说，民主说到底是通过“精英控制精英”来达到民主的效果，不能对所有人都完全平等、都投票来选举领导人寄予太理想化的期待。有些中间阶层对民主本身表达了不信任，认为民主是虚伪的。当韩娟（12）表示愿意参加比较透明的民主选举时，沈智（11）则觉着民主选举本身不可能真正透明：凡是选举没有透明的，国外也那样，一些事情想让你知道你才会知道。就像选州长一样，那些候选人，老百姓知道他是谁吗？我在电视上看日本的选举，也是拿着大喇叭喊，记者问一个日本选民：你认识那个候选人吗？他说不认识。又问他：你为什么选他？他说的特好玩，说就看人名，哪个人的名字好听就选谁。你想多可笑呀！再明白不过了！你不要把国外的选举想得多透明。也是一样的。咱们这次选举在选票上有四个人名，名字下面也有简历，原来是做什么的，有什么业绩。可是看了这个简历你就真的了解他了吗？即使他做了演讲、做了宣传，谁能保证他说的就是真的？吴芳（30）用词更专业一些：民主就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很多时候民主是个幌子，流于形式，包括西方的民主。在西方很多人都接受这种理念，就是少数人的权威比民主决策往往更加明智，从成本上来说更低。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不是公民参与，而是职位很高的人要守规矩，讲法治。有些人以权代法，存在许多特别恶劣的事情。民众参与不能期望太高。④怀疑民主的现实政治功能。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酝酿”的争论（5）
吴芳（30）肯定了民主建设的重要性，但同时认为许多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依赖民主，渐进式的改革更加有效：民主本身是必要的，虽然它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必须循序渐进，不能期望一个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是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慢慢改。李亮（03）认为卓越的政治领导人是逐渐培养出来的，要具有特殊的素质，而不是凭民众的个人喜好能够选出来的：中国这么大，问题这么多，领导人可不是谁都能当的，一定要用对人。合适的领导人要慢慢培养，不能你得票高就上去干了。何京（24）强调政府部门的控制作用。他作为组织干部，直接组织了这次换届选举，认为在政治上对候选人“把把关”还是很必要的，“看他历史上有没有问题”，“政府有什么样的需要”。他举例子说：现在需要知名度比较高的，收入比较高的，你要代表老百姓呀。不能一个蹬三轮的，十个人推荐你，你也当选了。⑤强调民主的负面影响。
许多被访者提到，民主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如容易导致混乱。王慧（19）就认为，民主重要，但“不能完全民主，要不就乱套了”。孔楠（22）认为，“民主选举会造成更多的混乱，不利的成分还是多。”何京（24）也认为中国民众的文化程度不够，如果急于建设民主，可能会误入歧途，导致政治领域的无序性。
这种观点似乎有政治权威主义的味道。比如，朱海（05）认为民主要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之上，稳定比民主更加重要：要民主没错，但民主是在（有效）控制之下的民主，在稳定的前提下才有民主，没有稳定的框架，怎么能民主呢？严伟（16）把民主的象征意义看得比实际意义更大：也不是民主不急需，关键是如何操作民主的进程，不引起社会动荡。何京（24）认为台湾是民主“恶果”的典型例子，政治上充满了诽谤攻讦，对于社会来讲并不是好事：它确实讲民主，可是太没有规矩了。好家伙，电视、媒体、报纸上对陈水扁、连战什么都敢说，确实民主，但我不认同。他们的选举竞争总是相互提一些负面的东西，你揭我的短，我揭你的短。我觉着该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但首先应该是善意的。你要是为了国家，可以通过一些渠道或组织表达一些意见。很多负面的解释将民主看做效率的对立面。这种说法强调，严厉控制对于政策推行是重要的，而民主是缺乏效率的。严伟（16）就认为强势政府在当前非常重要，民主的象征意义比实际意义更大一些：对于一个转型国家来说，政府控制严一些可能比较好。好多措施，如果没有强势政府可能推行不下去，形成不了一种活力。高效的独断机制还是有它的好处的。沈智（11）同样认同“专政”对效率的重要性，并举出了“申奥”这个例子，说明举国体制在许多领域中的不可替代作用：专政有专政的好处，最简单的是要办一件事很容易办成，比如申奥，就是一句话的事，全国都是一盘棋呀，要是你反对、他反对就决定不下来了。不要民主，决定做一件事会很快，很多东西做事效率会很高。中间阶层上述解释自己民主冷淡的理由，听起来都相当地“理直气壮”。
毋庸讳言，这种现象的出现，与研究者在展开野外访谈调查之前的主观“设想”差距很大，甚至正好相反。事实上，无论从主观推断上，还是从各种国内外的研究材料中，我们都很容易倾向于这样的结论：中间阶层也许是保守的，但中间阶层是最容易接受现代政治理念的，特别是民主理念。
这样，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对政治理念、推进民主建设需求的消极，就成为一个不太容易解释的现象。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拜佛主义”的民主需求（1）
中间阶层的民主需求冷淡一定程度上在于“拜佛主义”倾向。
中国人传统上喜欢烧香拜佛。即使现在，我们在旅游景点的大小庙宇中仍然能看到各色人等很虔诚地拜伏在神像佛龛之下，其中不乏“有头有脸”的人物，说明这种现象和社会层次关系不大。但我们却不能就此说中国的佛教徒人数众多。因为中国人拜佛大多比较功利，平时并不会有意识地、虔诚如一地吃斋念佛、积德行善，只是到了有求于神佛的时候才想起要拜一下，并不惜重金许愿。春风得意的人是很少想起要拜佛的。而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所信奉的是一种信念，与功利无关，不会因有求于神佛才敬佛，也不会因无求于神佛而不敬佛。另外，拜佛在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首要选择，而是其他选择难以如愿的最后一条心理防线。
这种倾向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中国城市中间阶层对于民主理念的功利性和短视性，可以称之为民主理念和需求上的“拜佛主义”。
毫不夸张地说，民主理念相当程度上成为了一种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与宗教崇拜相提并论。社会之所以需要民主，可以有两个理论出发点。一个是功利主义的，认为民主是可以促进公共利益、避免公共权力失控的制度安排；一种是价值性的，认为民主本身就是不言自明的价值诉求。西方学术界有人把它们概括为“保护型民主”（如三权分立）和“发展型民主”（如人民主权理念）两种模式，参见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一部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达尔则概括为麦迪逊式民主和平民主义民主。参见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无论这两种民主模式存在怎样的理论分歧，经过思想启蒙运动和若干世纪的文化传承、制度建设，民主理念本身作为文化价值已经深深地烙在了西方民众的意识之中。
与西方不同，民主之于东方，更多地出于功利的目的，也就是“拜佛主义”倾向，期望民主这尊“佛”能够直接解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基本权利保障等诸多现实内容。而且，对民主所能带来的现实期望是短视的，并不会“未雨绸缪”，先推动民主建设而后期望民主成果。相反，只有在已经产生了诸多现实需求，而现有的社会资源取得方式不能满足这些需求的时候，才会想到要“拜”民主这尊佛。而且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在亲身体验了民主所具有的优势和所能带来的利益之后，才会产生民主建设的诉求；否则，宁愿寻求其他途径来实现利益诉求。这样，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并不稳定，一旦利益诉求不能凭借民主制度得以实现，会轻易地推翻它。
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城市中间阶层来说，产生民主需求需要双重条件，一个是民主启蒙，另一个是利益动机。而且，这两个条件并不是平行的，相对于利益动机，民主启蒙是首要的。因为，在缺乏民主启蒙的条件下，中间阶层为实现其利益动机，宁愿选择其他对于他们来说更熟悉的诉求方式，如权威主义，而不是非本土传统价值的民主理念。也就是说，如果经过了民主启蒙，即使利益动机不强烈，也会产生民主理念和一定程度的民主诉求；如果没有经过民主启蒙，即使利益动机很强烈，也不会将利益动机引向民主理念的建立和对民主的需求。这种民主需求的双重条件和优先顺序要求，使得在接受民主理念上显得比较困难，容易导致民主冷淡现象。
说到底，“拜佛主义”反映的是东西方在接受民主观念上的文化差异。民主理念是一种纯粹西方的价值传统，这种政治文明成果在当前的世界中是否具有普适性，是个充满争议的课题。但本土文化对民主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任何学者都不能否认的。他们的争议在于，民主的普适性能否克服这种本土文化的差异，超越传统价值观念，成为新的主流价值观。
中间阶层是社会骨干阶层，作为社会转型中所分化出的新生力量，拥有较高的教育背景，接受了许多新事物和观念，其中许多来自于西方。但民主启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对于其他阶层如此，对于中间阶层也是如此。正如朱海（05）所说：“我们这个民族还是一个习惯被统治的民族，严厉的制度约束还是适合中国的，至少比较稳定。”只不过，中间阶层对新价值观念的接受速度较其他阶层要相对快一些，在接受程度上要相对高一些。
对于当前的中国城市中间阶层来说，社会现实为民主需求所提供的条件恰恰还不充分，从而导致了他们的民主冷淡：缺乏民主理念启蒙，缺少利益动机，利益动机的实现有其他替代性的诉求方式。这些社会现实条件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①舆论长期引导所产生的效果，直接延缓了民主启蒙的进程。这种舆论引导的效果，对于整个社会民主理念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甚至，这种引导经过长期沉淀，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意识形态式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与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影响具有共同的特点，比如程式化、不加分析、无可置疑等。即使对于那些具有较高文化层次和分辨能力的中间阶层来说，这种影响也已经潜移默化在价值观念中。
比如民主建设与民主素质问题。本研究中的很多被访者以国民素质不高作为否认民主建设可行性的首要理由。然而，当前国内的民主实践恰恰是从“素质最差”的农村村民开始的；相反，素质高得多的城市居民并没有实践更多的民主内容。已经有研究数据表明，在对农民选举意识和选举的调查和分析中，各种类型的选民意识和选举行为积极性的调查数字都反复显示，农民表现的选举积极性明显高于城市居民。在对不同职业的选举者的态度调查中，农民的选举积极性排列相当靠前，高于其他许多职业身份的人，包括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国农民的素质对他们的选举积极性并没有形成障碍。然而，认为农民素质低却成为一种习惯的看法。在调查中，有一个让选民评价谁参选积极性高的问题是“您认为哪些人会积极参加选举投票？”，共列举了以下六种人：第一，党、团员、干部；第二，知识分子；第三，学政治、法律的人；第四，农民；第五，普通市民；第六，私营业主、个体户。经统计排序的结果，农民被排在最后一位。参见蔡定剑：《公民素质与选举改革调查》，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拜佛主义”的民主需求（2）
至于其他现实条件的约束，如经济不够发达，公民法制观念不强，同样也难以站住脚。因为农村的这些条件也只会比大都市更差，不会更好。在稳定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至今没有任何确证的国内经验证明民主必然带来不稳定。同样，在民主实践缺失的情况下，判定民主理念的虚伪性，把民主看成效率的对立面，怀疑民主的现实政治功能，与其说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不如说是一种舆论长期引导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观念沉淀。
②中间阶层缺乏接受民主理念的利益动机。从利益动机可以解释村民的选举参与热情，也可以从利益动机来解释中间阶层的政治选举消极。因为中间阶层理性地认识到，这种正式的民主参政渠道并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政治话语权。同时，中间阶层在当前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中，整体上并不是受剥夺者；相反，他们具有各种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对于城市中间阶层来说，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具有相对分离的特征，民主权利的缺失并不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利益。所以，中间阶层对于民主的诉求大多落脚在在基本权利的维护上。而在基本权利领域，中间阶层相对社会基层拥有多种自我保护渠道。
而村民参与选举的直接动机是经济利益，解决的是村庄里财务不公开、经济决策不民主、村干部贪污腐败等问题。这样，相对于村民来讲，中间阶层民主需求的动机被大大弱化了。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旦中间阶层感觉利益受到了剥夺，他们通过政治手段来进行解决的动机会不断增强，民主需求随之产生。冯涛（18）的解释正好反映了中间阶层的这种普遍心态。他就认为个人性的解决问题途径很多，不必要通过公共性的民主制度；相反，因为农村基层弱势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较少，他们利益的维护就特别需要这制度性的保障。
中间阶层现在仍然能够参与分享经济持续发展这块大蛋糕，经济成就相当程度上抵消了对民主需求的压力。何京（24）对这个问题的描述比较通俗：现在对民主还不是很迫切，毕竟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好的，可以拿这个说事。你即使不能认同我的政治，但是我在经济上还可以，说明我还是有成就的，说明我的执政能力还是不错的。否则的话，对民主要求的压力就大了。但对于社会底层来说，经济整体发展的利益并没有太多流向他们，甚至许多人在绝对状况上还有恶化倾向，他们具有更多的求变需求。如果能够提供给他们这种民主机制，并承诺能够实现各种诉求，“饥不择食”的他们会很容易接受。当然，这种情况与民主需求的双重条件并不矛盾。我们不能说热情参加选举的村民跨越了民主理念的启蒙过程，更不能说他们已经接受了民主理念。民主机制对于他们来说是被动接受的新鲜事物，至少在开始阶段如此。对于社会基层来说，利益诉求同样不会自发地导向民主需求，而且相对于中间阶层更难。
③中间阶层缺乏现实中的民主经验，难以将利益诉求引向民主需求。中间阶层已经习惯了没有民主体验的社会生活。民主机制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个很陌生的事物，绝大部分人并没有真切地体验过。根据达尔的判定原则，真正的民主必须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元素：一个是参与，一个是竞争。Robert Dahl: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然而，在当前的民主制度中，这两个元素都从现实中缺位。从访谈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中间阶层对民主的看法是矛盾的。他们往往很难直接否认民主，正如亨廷顿所说：“一种世界性的民主精神应运而生。反民主的公开观点作为一种概念已经几乎完全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公共辩论中消失了。”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5页。对于中间阶层来说，民主好像是个好东西，至于民主到底是什么东西，却语焉不详，也没有人经历过。而且，在缺乏现实经验的条件下，中间阶层又接受了舆论引导的作用，这两种现实条件的合力，进一步加强了中间阶层民主需求观念的缺失。
与“因缺乏现实民主经验而否定民主”的效果相反，民主建设本身可以创造对民主的需求。尤军（23）就提出来这种看法。他认为，民主的需求可以看成商品的需求，在没有出现这种商品的时候没有需求，而在出现的时候可以刺激需求。他说：很多情况下需求是变化产生的，变化可以创造需求。现在没有这种机制，很多人对它非常冷漠。一旦有了这种民主机制，它就可以创造需求，可以激发出来参与热情。很多人没有热情，是因为他知道这种选举对他没有作用。如果选出的代表能够表达他的声音，他就有了民主需求。民主需求是可以创造的，就像很多商品也是这样，在没有出现的时候大家没有想到需要它，一旦有了，用起来感觉不错，这种需求就建立起来了。三启蒙的迹象与变数
我们能够确信，当前大部分中间阶层对于民主建设和理念持冷淡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中间阶层都持民主冷淡的态度。在上节的讨论中，中间阶层对于民主选举的态度总体上并不积极，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许多人认为选举并不是公开和公平的。同时，一些中间阶层被访者很自然地谈起对公平、公开选举的需求。而且，如果他们在身边现实社会生活中遇到困扰，同样可以联想到民主的需求。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拜佛主义”的民主需求（3）
卫成（01）和蒋丽（02）都表示，现在的选举形式意义大于内容上的意义。如果是真正公开公正的选举，他们愿意参加。韩娟（12）对民主的态度比丈夫沈智（11）更积极一些：如果他们（指候选人）在小区里演讲什么的，说给大家办什么事，让大家都了解他，信任他，我认为这样的选举还是有意义的，如果出现在我们小区里面，我愿意参加。在谈到民主这个话题，钱民（13）联系到了自己的单位，认为民主可以对单位领导形成约束，可以健全管理和分配机制：民主还是需要的，不管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小集团，包括一个小的企业，一个小的部门。没有民主确实很难办的，我们单位就是，领导一个人说了算。很多事情他的思路有问题，别人的意见他根本不听，因为他有权力。他的妻子孙敏（14）把民主的需求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她从知情权的角度来看待对民主的需求，认为了解真相是实现社会参与的前提：我觉着（民主需求）很迫切。民主是带有正确导向的东西。你首先要让民众有知情权，是不是？你能知道事情的真相，人的真相，国家的真相。在平常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体现出我们的民主权利，总是别人说了算。就是没有一种参与的感觉。我们的意见也不过在底下说说而已，没有人来听。吕英（25）则完全接受了民主的理念。自从参与班上同学（在职研究生）组织的网上论坛，她开始关注政治和社会。在逐渐融入论坛的过程中，兴趣越来越大的她看了一些书籍，已经可以有理有据地和同学进行讨论了。对于吕英（25）来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民主启蒙过程，没有直接的利益驱动，却从价值观的层次上接受了民主理念。
实际上，许多中间阶层所持的并非纯粹的民主冷淡态度，而是一种自相矛盾、有些混乱的观念。比如，何京（24）对民主持许多负面看法，同时他也认为当前的腐败现象就是民主制约缺失的结果。这种情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中间阶层正在处于民主启蒙阶段，所以产生了传统观念与现代理念的冲突，所具有的民主观念复杂多变；中间阶层的民主启蒙还远远没有完成，所以他们更多地表现出民主冷淡的态度。我们描述了当前中间阶层的现实状态，并进行了解释；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不能确信其方向，但确信存在变数，作为社会新生力量的中间阶层绝不会原地踏步。
在访谈中，何京（24）与吕英（25）由于对民主选举和民主价值存在分歧，他们的这段对话很真实地反映了中间阶层民主观念的复杂。将这段话单独摘编出来，供读者自己判断和思考：何京（24）：“我上网看了最近的‘宝马案’，2003年10月16日，哈尔滨市无业人员苏秀文驾驶宝马车，将一卖葱农妇撞死，并致多人受伤。此后，围绕肇事者漠视生命、其家庭背景、调查与判决公正性、富人现象等问题首先在网上热烈讨论，随之引起整个社会媒体与舆论的关注，称之为“宝马案”。细节可参考当时的相关媒体报道。不管具体细节怎样，里面确实有些特权在起作用。这种事在法制社会是不应该的，所以我觉着中国确实需要民主。但在中国，‘人’的文化程度还不够，如果你急于建设民主，可能会误入歧途，像台湾似的。”
我（25）：“你怎么理解台湾民主的情况？”
何京（24）：“它确实讲民主，可是太没有规矩了。好家伙，电视、媒体、报纸上对陈水扁、连战什么都敢说，确实民主，但我不认同。他们的选举竞争总是相互提一些负面的东西，你揭我的短，我揭你的短。我觉着该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但首先应该是善意的。你要是为了国家，可以通过一些渠道或组织表达一些意见。我觉着咱们现在的一些东西比较好，而且也在进步，比如北京的交通，以前都是交管局来管，怎么也管不好，现在开始征求大家的意见了。”
吕英（25）：“交管局管不了了才征求意见吧？”
何京（24）：“你甭管他管得了、管不了，你逼着它这么做也是进步。所以我觉着民主当然应该搞，如果不搞的话，有些人会乱来。现在的高官为什么腐败的这么多？如果民主监督比较有力的话，这些问题怎么会产生呢？所谓没有监督的权力，就是……”（作者注：没有说下去）
……
我（25）：“你觉着发展民主重要吗？”
何京（24）：“现在还不是很迫切。毕竟现在的经济还是发展得比较好的，有什么问题可以拿这个说事。我觉着这是个过程，是必须要经过的过程。我一直强调这是个过程，要相信过程。它（民主）是在不断地演变的，不断地完善，不可能一步就能实现。”第三节社 会 运 动
前面讨论的人大代表民主选举是一种典型的常规政治参与。除此之外，政治体制基本上没有为其他非常规政治参与形式留下足够的空间。社会运动就是一种非常规政治参与形式，它和常规政治参与不同，具有偶发、组织松散和理性程度不高等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规模动员的社会运动并不多见。近年来，惟一可以称为社会运动的只有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北约导弹轰炸事件所引发的国内抗议运动，其影响至今挥之不去。本研究中的许多被访者者仍然对5年前的这一事件记忆犹新。所以，在访谈中谈及社会运动这个话题，许多被访者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一事件。本节以被访者对这一事件的回忆和反思为线索，探讨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中的行动取向。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运动中的各种角色
社会运动不会为具体个人带来直接的利益，它之所以能够激发起参与者的热情，需要一种狂热情绪的支持。下面是一些成都市各界群众在事件中游行示威的媒体报道摘录：摘自《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等媒体在1999年5月8日、9日的报道。近万群众高唱国歌，有人举起一面五星红旗……
学生们将悼念死难者的花圈挂上了美领馆铁门……
凌晨，绝大多数的示威者回去休整，养精蓄锐，坚守阵地的数百名学生在街边，在冷风中，怀抱悲痛……
家住成都铁路新村的叶建明先生精通日、德、英语。8日夜里用英语写了一份“抗议书”，昨天上午和妻子一同来示威，准备将抗议书递交美领馆，可是对方无人敢出面接受……
他盘腿而坐，面前的地上放着两张报纸，报纸上用毛笔粗粗地写着“向遇难者志哀!谴责北约暴行!”他的脖子后面还挂着一张报纸，上写“强烈抗议!等待声援!”人开始越聚越多。2分钟后，有人开始带头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
热心的公司与市民们主动为示威者送“爱国水”，报纸脱销，反战文化衫受宠，网上声讨北约，一名“的哥”免费送记者，只求一篇好报道……
5月9日这个世纪之末最后一个母亲节上，成都举行了“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的母亲正被蹂躏，我们要抗争!”的万人大签名抗议。在这种热烈气氛中，个人很容易被集体情绪所感召，一同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即使如此，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也没有表现出整齐划一的运动热情，而是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无论当时被访者们是否已经走出校门。热情参与者是社会运动中的骨干，却还有许多人并没有那么投入，有冷漠者，有独善其身者，有自称清醒者，有看热闹者，不一而足。还有一些人因故没有赶上这场运动。（虽然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却包含了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角色，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简单而概括的图景。除去偶然因素，这似乎也佐证了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角色的多样性。）
当时参加过到美国驻华使馆游行示威的陈明（17），回想起当时的气氛，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当时在校门口挤满了准备出发的同学，大家群情激奋，打着各种标语，喊着口号，还唱歌。“团结就是力量”唱得最多，感觉很有劲，有要踏平美国的感觉。因为离大使馆太远了，所以学校派了车，但情绪激动的学生根本就不上车。校车一直跟了很久，稍微平息下来的同学才开始有上车的。听有的同学说，他们坐公共汽车去的，售票员没有收他们的票，还让同学到时候替他们也喊几嗓子。真正的冷漠者从内心对社会运动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意识。吴芳（30）回忆说，当时的气氛极度亢奋，但她并没有为这种气氛所感染，没有参加各种有组织或自发的活动，更没有去游行示威。她说自己平时就对这种“激进”的东西保持距离，并不是性格内向的原因。她平时和大家相处也很好，参与了许多社团、公益活动，只是对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则十分敏感。吴芳（30）解释说可能是受了家庭的影响。她的外祖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和伤害，并波及到了她的父母。父母当年“上山下乡”经历过很多艰辛，在政治和事业上受到很多坎坷。父辈的这些经历对吴芳（30）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她认为：我如果要参与政治，就要拥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有多大的资源，就做多大的事。我现在对许多事无能为力，为什么还要去参与它呢？于事无补，还给自己带来很多伤害。我说她比较冷静，她自嘲地纠正说：应该叫冷漠才对。我对于帮助别人比较有热心，但不会通过参与这种政治性的事来表达我的热心。所谓的清醒者与冷漠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经过了审慎的思考，否定了参与社会运动的意义；后者不必要经过思考，仅凭直觉远离了社会运动。周燕（04）对于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是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听到有人喊“炸大使馆啦”，我知道怎么回事后很气愤。当时我们宿舍挨着操场，没有多长时间，就听到有人摔盆子、摔碗，大喊“赶快去游行呀！”我当时记得很清楚，这些摔东西的是一些小混混。我当时就清醒了，觉着如果和这些小混混一起游行，除了搞破坏，根本达不到抗议北约的目的。所以，我决定不去参加游行了。冯涛（18）也没有参与当时的抗议运动，并且振振有词：我觉着很搞笑的，有什么好抗议的？你抗议他干什么？世界本来就是竞争的，我觉着大学生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思考在那里。你去哭，你去闹，根本不解决问题。你去砸人家大使馆干什么？大使馆不就是几个人家国家的代表吗？你看清一些事情的本质就行了，你去哭也好，闹也好，像我这样无所作为也好，都没有用。这些国际冲突是建立在战略力量对比和利益冲突上的。这也算给中国一个反思的机会吧。当然，现实中清醒者与冷漠者并不容易分开，两者经常是混合在一起的。许多冷漠者以清醒的借口远离社会运动，而清醒者的实际举动与冷漠者并无二致。
独善其身者从自身利益来衡量，认为没有必要付出代价。钱民（13）在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事件发生时，正面临硕士毕业。当时，他的一些同学参与了游行，他自己也有这种冲动，但最后还是没有参加。他说：当时最后一个半年，马上要毕业了，尽量不要出什么事吧，弄出什么负面的影响就不好了。而且当时写论文比较紧张。虽然政府没有压制游行示威，但我还是觉着，为了保险起见还是不要参加这些活动为好。独善其身者也会受到集体情绪的鼓动，但在衡量了利弊得失之后，会比较容易放弃对社会运动的参与，至少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如果说钱民（13）经过谨慎考虑决定不参与社会运动，那么王慧（19）则仅仅为了当时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困难而打消了游行的热情：我当时听说轰炸大使馆这件事的时候在办公室，感到义愤填膺，就鼓动大家一起去游行，支持大学生的行动。但后来发现从单位到大使馆挺远的，太累，还没有东西吃，就算了。热情消退之后，王慧（19）还找到为自己开脱的更充分的理由：我们这种地方做任何事情不像做学生那样自由，要考虑到单位里的很多东西。所以还是不要参与那些游行的好。看热闹者是出于一种好奇而参与到社会运动中。他们一旦遇到个人可能付出代价的情况，就很容易转化为独善其身者。卫成（01）声称：我去了，热热闹闹，就图个热闹呗，那么多人一起上街，我还没有经历过，感觉很新鲜。后来觉着没有意思就回来了。当时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的，如果我一个人也就不去了。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过后的冷静
在作为个体的环境中，和作为集体行动成员的环境中个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等特征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人们在智力、教育背景程度上可能差异很大，但他们在社会运动所迸发出的热情却是一样的，更多地依赖于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正如对群体心理有独到理解的勒庞所说：在属于情感领域的每一种事情上——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等，最杰出的人士很少能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从智力上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可能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性格的角度看，他们可能差别甚微或根本没有差别。参见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译本第一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而且，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角色，如狂热者、冷漠者、清醒者、独善其身者、看热闹者等，在所有阶层中都同样存在。
但是，一旦离开容易激发集体狂热的气氛影响，或者在社会运动过后，个人从集体行动环境中重新回归，个人理性也会归位。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当年在抗议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中间阶层对社会运动的反思和审慎体现出其特有的理性特征。
经历过1999年运动的一些中间阶层被访者当时还在大学的环境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生永远是社会秩序的反叛者，学校永远是社会运动酝酿的大本营。学校是人群最集中的公共场合，在这种场合最容易激发出亢奋的情绪。当中间阶层处在职业场上时，被分割在无数大大小小的写字楼里，占据了严密科层组织结构中的某个位置，相互成为一个一个游离的原子。下了班，公寓楼的一个个房间成为中间阶层的另一个分割网中互不相干的节点。这样，中间阶层失去了社会运动必需的群体共鸣环境。而且，中间阶层在激烈的生存环境中承受着许多压力，理想主义对于他们来说有些奢侈。他们背负着亲朋好友与家庭的期望，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得到的不是理解与支持，而是被斥为“不负责任”的异样眼光。无论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事情过去若干年后的今天，许多人都表示了对参加未来社会运动的谨慎或冷漠。
5年前陈明（17）曾热情地投入到游行示威之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感到热血沸腾。但现在，他对于社会运动的热情已经大大消退，至少不会奋不顾身地再次参加这些社会运动。在他的解释中，强调了脱离学生身份之后的责任感。我们之间的对话很有典型性：我：“如果现在还有类似的事情，但你已经工作了，位置也不同了，你还会参与吗？”
陈明（17）：“我绝对不会去（态度很果断）。我不在学校里，没有人激发我，没有这种氛围。当时有一种激情很强烈，周围那种氛围让人不得不参与到里面。”
我问：“假如你现在到大学去看一个朋友，又遇到了这种社会运动，群情激奋，你会参与吗？
陈明（17）：“嗯，还是不会去……很难讲……也可能会去，也可能不会去，至少不会像当年那样义无反顾地去了。”
我问：“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
陈明（17）：“工作后的人感觉不一样了。学生可以放肆一些，没有关系，社会比较容忍。比如在马路上跟人打架，派出所也不会太为难你，单位把你领出来就完了。如果工作了和人打架就不一样了，个人要为自己的举动负责任。这不光是个后果的问题，和激情也有关系，工作之后被磨掉许多激情。”相对于社会运动参与中的理想色彩，中间阶层更加注重实效和直接的利益得失。冯涛（18）看重自己的行为是否带来社会价值，他宁愿参加一些认为有意义的慈善性和志愿性的社会工作，并明确否认了社会运动的意义：我基本上不喜欢参加这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觉着这些没有太大用。如果为某个人募捐签名，我愿意去。比如给艾滋病患者。感觉这些是有用的。你签一个名，捐一份款是对别人的直接帮助，其他东西没有用。相当多20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生经历了其时的政治风波，施全（29）也不例外。但在这之后，他的整个价值观念发生了不小的转变：那是个比较大的转折，是对一个信念的改变。我开始不再想那么多忧国忧民的事情，只是希望自己能过得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里人过得好。再好的话，希望能让朋友过得好。如果真的有一天发达了，能够建学校做教育，这就是我后来的想法。我从原来比较务虚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比较实际的人，总是个好事吧。其实我觉着我是把自己原来的信念转变了，我想让自己过得好，然后想也让别人过得好。包括我现在做的企业，以及相关的一些事情，以后基本上以企业为中心做事。企业发展好呢，大家收益就会好一些。企业再发展得好一些，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我觉着很多员工，自己生活的好坏寄托在企业发展的好坏。让企业发展好，自己也能多赚钱。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主动的变化（1）
可以看出，中间阶层在运动过后，已经从狂热转化到冷静。同时，运动过后的冷静和未来下一次运动中的狂热并不矛盾，我们从来就不能否认这一点，因为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已经一再表明了惊人的相似。
然而，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当前城市中间阶层对社会运动的冷静态度已经发生了某种本质的变化。因为，他们的冷静更多地不是来自外界环境的“被动”约束，而是发自内心的对社会运动的“主动”疏远。即使将来他们被卷入新的社会运动，中间阶层的这种态度变化也会不可避免地对在新运动中的表现产生影响。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社会运动根植于政治与社会背景。社会分化从来都是导致社会运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未来，如果要发生社会运动，其线索也很可能源自社会分化。同时，随着民众对于社会分化中各种现象的接受，社会分化对民众心理的冲击也会逐渐减弱。从第三章第二节的考察可以看出，中间阶层的社会分化与冲突意识并不强烈。也就说，中间阶层在社会分化中的心理调适减弱着社会运动发生的冲动，挤压着社会运动可能发生的空间。除非发生一些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中间阶层对社会运动的参与热情已经大大下降。下面我和沈智（11）、韩娟（12）的对话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沈智（11）：“也许将来还会发生社会运动，不好说。谁也不敢说。”
韩娟（12）：“可我觉着如果大家的生活达到一定的程度，比较安逸，这种事会越来越少。因为很安逸的话，就不想打破这种平静的局面。”
沈智（11）：“以前大家主要的不满是腐败，老百姓有怨气。”
韩娟（12）：“而且以前一下子拉开了那么大的贫富差距，大家都心理不平衡，容易挑起事来。”
沈智（11）：“八十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还很穷嘛，猛地跑出一些万元户，还得了。一下子让大家很不平衡。现在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应该是这样嘛。你一年挣一百万，我一年挣十万，我觉着无所谓。大家对这种社会分化都接受了。”
韩娟（12）：“麻木了。大家现在已经很接受现状了。”
沈智（11）：“对，我觉着再挑也挑不起事来了。够呛了。现在的人有点木了。”
韩娟（12）：“我觉着是吧。大家各安其位吧”
我：“假如现在又发生了社会运动，你会参与吗？”
韩娟（12）：“我觉着可能不会参与（语气犹豫）。”
沈智（11）：“我肯定不会参与（很坚决）。”
韩娟（12）：“我会关注吧。我会看看电视，看事情的进展。”
专栏首都大学生抗议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北约3枚导弹袭击的消息一传来，北京各高校的学生义愤填膺，他们对北约的兽行表示强烈抗议。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数千名学生有组织地到位于秀水街的美国和英国使馆所在地进行示威游行。
记者一得到消息便马上赶赴北京大学。5月8日下午3时55分，记者抵达时，第一批示威学生已经乘车离开，此时著名的北大三角地仍是人头攒动，不时有人拿来大字报贴在宣传栏上，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将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 摘编自王跃西、赵永新：《首都大学生抗议北约兽行》，载《人民日报》，1999年5月9日第4版。“沉痛哀悼在空袭中无辜遇难的使馆人员”、“美帝国主义：江山易改，兽性难移！”等字样的标语填满了整个三角地的宣传栏。北京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有学生在痛斥北约惨无人道的兽行。
记者随即采访了几名观看大字报、不肯透露姓名和级别的学生。其中，一位中文系的男同学说：“美国一贯奉行单极世界的原则，在它眼里俄罗斯和中国就是绊脚石。对南斯拉夫动武其实是针对俄罗斯来的。我原以为他们想动中国的脑筋得借台湾、西藏等问题下手，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竟然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下毒手，这种兽行令人发指！”一位数学系的男同学说：“霸道的北约想用这种卑鄙的手段践踏中国主权、打击中国人民，可是他们错了，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我们强烈谴责这种野蛮行径！”一位国际关系学院的女研究生说：“学生们的游行是有组织的。北约践踏我们的主权，这次学生的行动就是要表示我们的抗议。至于游行的结果能否令人满意，我觉得，学生们当然希望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能出来和学生见面，但是希望未必能成为现实，只要学生们的感情表达出来，反映了我们的愤怒不满，这就不虚此行。”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主动的变化（2）
下午6时许，记者乘车来到光华路与秀水东街的交口处，遥遥望见高举着“清华大学”旗帜的大学生游行队伍，沿着光华路自西望东而来。记者跑步到游行队伍前。抬头望去，一幅幅用红漆和黑色墨汁刷写的标语赫然入目：“强烈抗议美国暴行”、“打倒美帝”、“NATO纳粹”。群情激愤的大学生们在一个沙哑的声音带领下齐声高喊：反对北约！反对侵略！和平万岁！……下午6时20分左右，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高喊着“美国佬，纸老虎！”等口号，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前，与清华大学的队伍汇合。北京大学的标语是：“沉痛悼念死难同胞”、“中华民族不可欺、中国人民不可辱”等。大学生们时而高喊“还我使馆！”“还我同胞！”时而同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团结就是力量”。高亢、嘹亮的歌声赢得了围观群众、包括外国朋友的热烈掌声。
第四节公 共 事 务〖1〗一关注公共政策许多中间阶层对政治态度冷淡，但他们普遍对一些与个人生活与事业息息相关的公共政策与管理表现出了关注。
蒋丽（19）对“国家大事”并不太关注，感觉比较遥远。但她关注和自己相关的一些公共政策，特别是市政方面的政策变化：我对政治新闻不关心。比如现在中央开什么会，我一点都不关心。对收费、涨价什么的比较关心吧。比如说世贸组织协议，我就想什么时候买化妆品会便宜，买车会便宜，买一些外籍图书会便宜。这个跟你有关系，当然就关注了。王慧（19）同样如此。从生活中的变化中也能感受到一些政治气氛，但并不关注，认为和自己的关系不大，但她对北京市的交通环境比较在意：平常要是中央开会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不关心嘛。但是我知道开会了，因为这时候一般路上的警察多了，能从平常的变化里体会出来。对于什么会，第几届，中心议题是什么，我不知道。想一想，我对政治关注还真是比较少。对生活的事情，比如交通啦，关注还是比较多，与我切实相关。那些要不要打台湾啦，与我们没有太大关系。和自己工作领域有关的经济政策，成为许多白领和私营企业主特别关注的领域。李亮（03）在一家私营企业做进出口贸易，所以对经济政策比较关系，特别是外贸政策，因为这和他的工作、收入息息相关：我的工作是经济方面的工作。做出口、贸易，政治、政局当然都有影响啦，尤其是国际贸易。比如台湾要独立，和台湾打起来了，当然要影响了。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关注公共管理
中间阶层不仅对公共政策投入关注，而且还对与个人相关程度较高的公共事务管理表示了关注。其中，市政建设方面是中间阶层最关注的公共事物。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北京的交通问题确实成为市民关注的最大热点，在访谈中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它。不仅表示关注，还对许多具体的交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显示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熟悉程度。如果被访者对“国家大事”不感兴趣，就不会去评论它；相反，如果被访者关注相关公共事务管理，就会饶有兴趣地加以评论，无论这种评论是批评还是赞许。陈明（17）相信市政交通部门的许多措施出发点是好的，政绩意识比较强。但对公共部门的决策科学性和管理能力表示了一定的疑虑，特别是对许多决策的随意性有些不满意：政府的初衷还是为老百姓着想的。现在的官员政绩压力也非常大，他们的出发点往往是好的，北京交通局长不会说我故意去办坏事，一般不会这么想。但是并不能因为他们的初衷好就说他们是好的，在中国尤其害怕好心办坏事。（要不）为什么说管理是一门科学呢。我们经常因为一个地方交通比较堵就修一个（立交）桥，结果发现修了（立交）桥交通更堵。这就是政府部门在办事的时候没有认真地去想一想，管理随意性太强。比如某某路那个桥修的……咳。政府决策特别受领导喜好的影响。市长说这条线这么走，交通局长说那我们就改吧。这种随意性太大。他说要为老百姓办十件好事，十件有三件能办成好事就不错。严伟（16）也认为公共部门为群众服务的精神是有的，但对其能力持保留态度：还是替老百姓着想的吧，它不会恶劣到那里去。如果恶劣的话，就反了，这里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还是能力问题吧。好多地方你说领导无能，可能领导也不懂，他脑子里也没有概念什么是市场，经济怎么发展。他不懂，就瞎干呗。钱民（13）同样认为政府部门确实想把北京市区的交通整治好，至少领导非常重视，下面执行也比较坚决。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关键并不是硬件和投入不够，问题出在管理和决策上。他把北京与其他城市做了对比，批评了交通管理的简单化：我感觉北京车是多，全国是最多的。但交通设施、道路也应该是最好的。广州的硬件并不好，桥上架桥，摩托车特别多，但他的交通拥堵并没有北京那么严重。我当时在广州的那两天，问起他们当地人，为什么道路那么窄，交通还不错。他们说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在管理上下的功夫比较大。今天我一上出租车，司机就给我们聊北京为什么交通那么堵，说市里这几个月先后开了几个关于交通方面的会，每次开完会的时候交通更加堵了。原因在哪里？他说每次开完会交通部门都会“严管”一段，你会看到这一段交通罚款特别多，司机特别容易被抓，抓住你就罚。他想通过这种管理模式把交通管好，但这种管理模式根本不会把交通管好。有人就说，罚款不是目的。现在看来，好像他们就是为了罚款而罚款。大方向上交通管理部门的领导还是为老百姓着想的，那些领导不可能就是为了创收（去罚款），但凭这些简单手段管不好交通。而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面都是一个一个小团体的利益，在执行的时候就变味了，罚款成了为一些人自己谋利益。一些被访者虽然对公共部门有各种各样的怨言，但也能体会到许多问题正在改进，对公共部门的改革前景表示乐观。何京（24）从政府机构精简、政府办事效率、人才使用等多个方面讲到对政府部门的看法，总体上认为政府在不断地改进，特别是交通问题：以前交通局管不好交通问题，怎么也管不好，现在开始征求大家的意见了。你甭管它是自愿的，还是管不好被逼的，总之能开始听大家的意见就是进步。王慧（19）从自己的生活点滴中举了一个例子，感受到了进步的迹象：我觉着对政府不能想得那么好，为人民服务什么的，但总体还是可以的，也不是像大家说的那么官僚。有些事情还是挺为老百姓着想的。这种感觉从平常生活中体会到的吧。比如交通拥挤，大家都不管红绿灯之类的，我住的那个地方比较乱。但是现在交警还有那些辅助的人（作者注：交通协管员）弄些小旗子什么的，经过这一阵子后，大家都很遵守交通规则了。感觉交警还是挺为大家办事的。曹飞（09）对前景表示乐观，并表示理解公共管理改革中的困难，特别是社会需求的多元性：我个人认为，改革肯定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比如很多问题的处理，简化办事程序，各种各样改革措施的出台，都表明了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对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乐观的。我和很多人也谈论过这个问题，对社会的看法。这个社会不可能一下子达到满意，一百个人会有一百个要求，社会不可能向一百个方向发展。所以只能顾及大多数人的愿望。这个发展趋势，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吧。从他们办事效率的提高，从司法保障体系的改革，社会的稳定，经济发展，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出来。但这并不代表对所有的问题都满意。应该总的来说，是满意的。从行业上来看，只要是正当性的行业，都越来越好，包括律师行业。但从速度上看，这个速度是快了还是慢了，可能不同人有不同的要求。李亮（03）曾有过政府部门办事拖沓给自己造成损失的经历，但感觉现在有了很大改善：我工作的时候要接触到各种政府部门。以前有个明显的例子，我有一批货要出，由于海关的原因，他的办事效率低下，给耽误了。但是现在还是不错的，而且一直在改善。在政府公信力上，中间阶层为政府的打分并不乐观。特别是在信息公开和新闻报道上，表示对官方消息和公开报道的不信任。其中有很多人提到了2003年发生的SARS事件，这个事件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中间阶层的良好教育背景使得他们可以及时、准确地接触到各种社会信息，并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很多人认为，现在的信息来源比较多了，特别是通过互联网可以很方便快捷查询到各种信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政府所公开的信息只是这些消息来源中的一个。这样，官方信息传统上的垄断和权威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朱海（05）认为政府有时候还是说得多、做得少：有时候干一件好事，就要宣传十遍百遍，要你感觉是做了很多好事，其实没有那么多。在社会公正方面，中间阶层总体上认为政府对社会下层关注不够。卫成（01）的岳母是老国营企业的下岗职工，一直领着微薄的下岗工资。卫成（01）和蒋丽（02）夫妇两个都是外企的白领，家庭负担不多，经济上还是比较宽松，并不指望母亲的下岗补贴。但卫成（01）的岳母前一段和老同事一起去向有关政府部门请愿，要求增加下岗补贴。他岳母说，很多家庭就指望着这些收入生活呢，自己和他们都是老同事，所以也就跟着去了。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一段时间了，但卫成（01）至今仍然印象深刻：除非工人找政府去闹，不然就不（主动）给下岗工人加工资。其实即使加也加不多，就几十块钱。看来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关注还是不够。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难以释放的参与热情（1）
如前所述，对于那些与个人生活、事业相关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中间阶层普遍比较关注。但他们同时表达了缺乏参与的无奈。也就是说，即使关注那些公共事务，但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处于一种被动管理的地位。
孔楠（22）认为很多医疗行业的政策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而是常常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一些医疗行业的条文有时候出台得比较突然，一般不会事先在业界广泛讨论，即使可能会征求一些人的意见，也限于少数的专家，他们对最新的发展现状把握不够，使得一些新政策不免显得不合时宜。（政策制定）参与的不是太多。民主意识还是比较差一些。我们都想参与，比如某个医疗行业的规范，可以广泛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然后再发布。现在这方面做的还不是太够。有时候就是找几个专家讨论讨论，就通过了，就发布了，然后就开始执行。有些个东西就是过去下面工作二十多年的老干部订出来的，他会想：我当年在基层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制定一些政策。可是到现在形势不一样了。虽然过去没有这方面的规范，现在制定出来了，但还是落后，滞后一些。知识个体韩娟（12）举了一个限制机动车超载、并最终影响到日常用品物价的例子，说明自己即使关注公共政策，也对最终决策无可奈何，与不关注没有什么区别：现在交通部门已经限制机动车超载了，因为大货车总是出事，应该管管了。看到这件事之后，不会马上想到这些会影响到和自己生活有关的东西。等过了一段发现鸡蛋、蔬菜涨钱了，才知道原来是限制大货车进城的原因，东西（作者注：日常生活资料）运不进来，所以就涨钱了。可是这些事情你即使了解到又能怎么样？该涨钱还是要涨钱。你只是一个被动的人，没有扭转这个事情的能力和权力，就只能接受现实。韩娟（12）的丈夫沈智（11）赞同妻子的想法，认为与其关注公共政策但无力影响，不如干脆不去关注，出台什么政策接受什么政策就行了：我们就觉着你爱涨就涨，你爱落就落。你涨也好，落也好，我该怎么过日子我还是怎么过日子。我知道那些限制大货车的政策对我有影响，但没有办法。如果有办法的话，就该关注的关注，该想办法的想办法。如果没有办法，那些左右不了的事情何必关注它呢？只能适应嘛。曹飞（09）是律师协会的会员。他表示，律师协会如果出台什么政策，一般不会广泛征求意见，至少自己没有能够体会到，更不用说一些相关的政府司法部门的政策。没有参与感。反正是国家体制的问题。老百姓参政议政不可能。国家政策这方面，可能会征求很多人的意见吧，要考虑成熟之后才出台的。律师行业的一些政策主要是司法局出台的，一般不会征求你的意见的，肯定不会这么细。比如高院出来一些征求意见稿，是先打预防针，让你知道有这回事，它再提出来实施条文。这个征求意见稿并不是非得征求到很多人的意见。褚峰（08）认为政府部门的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并不让人乐观。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公共部门与社会建立互动交流机制，特别是需要让那些具有管理专长的人士参与到政策制定和公共管理事务中去：一个政府部门的科长、处长、局长，到区长、市长，一直在一个很单一的环境中成长，没有放眼管理的整个层面。比如现在中央对董建华要求“多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我们政府管理的官员也应该有多个阶层的社会代表，组成一个团体来代表社会的各种声音和意见。但是现在这种参与太少了。比如交通，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我就不相信一些老的交管干部能做好。看交管局的一些人讲话就看得出来，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他们的素质不够。他们根本没有大宏观决策的能力。他们也出去学习，但他们根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政府需要真正懂管理的人才，这种人才市场上很多，但是他们没有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有些被访者也表示，政府部门也在社会的政策参与上有一些调整。比如何京（24）认为交通管理部门开始通过网上和其他渠道征求大家的意见。虽然吕英（25）认为是交管部门“管不了了才征求意见”，但何京（24）仍然坚持“你就是逼着它这么做也是一种进步”。
相对而言，企业主群体在影响行业政策上较为自信一些。作为某个领域的私有企业主，施全（29）同样感觉对一般政策难以参与和施加影响，但感觉在将来可以与同行们一定程度上参与行业内的政策和管理：暂时不会（参与一般政策）。这种情况（作者注：指影响政策）可能在地方上比较多，在北京不会。将来在行业内部可能会多些，比如“某监会”制定的一些政策，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反馈一些意见。这些都是行业内的参与。
许刚（２８）谈起他在访谈当天和朋友们议论的一件事情，一个部门以专营的方式垄断了某项业务。同时，他也表示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慢慢在改。还不够。”许刚（28）举了一个所在行业的例子，因为一项比较武断的政策使得反对的声音比较强烈：（政策）后来还是改啦。下面没办法（执行），改了。广告行业提了很多意见，给国家计委。听证会是事后搞的，实际上是“调查研讨会”。参加的除了广告行业，还有企业，企业（这样下去）也不行，主要是协会什么的起推动作用。企业协会。个人声音还是太弱了吧。最多对记者发发牢骚。当时有很多报道，对政府形成一个综合的压力。
第五节业主维权运动〖1〗一新集体行动自20世纪90年初开始，中国的房地产业开始真正兴起。经过十余年的时间，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拥有自己的房产。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城市居民中，购买住房户达到了452%。也就是说，有将近一半的人住在自己所有的房子里。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难以释放的参与热情（2）
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住房，房地产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与其相关的拆迁、商品房价格、物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有关上述问题的不良报道层出不穷，于是，百姓开始逐步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与房地产有关的相关问题上来。在最近关于最关注的社会问题调查中，排在第二位的就是房地产、物业问题，关注度占到了89%。见东民、王星：《贫富差距扩大居首》，载中国网2005年3月1日（http://wwwchinaorgcn）。近年来关于房产业主与物业公司、开发商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在相当程度上相互形成了对立面。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调查，与房地产有关的投诉已经连续几年高居消费者投诉的首位。转引自李红平、方三长：《丽江花园的标本意义》，载《南方周末》，2003年5月29日。正如蒋丽（02）所说：我们的业主委员会是自发成立的，业主自己推动的。大家签名，推举谁谁。物业还不承认，更不会自己主动组织的，因为它相当于给自己建立一个敌人。当利益受到侵害时，不同类型的业主所做出的反应是不同的。第一种是那些财力雄厚、社会资源广泛、个人影响能力强的业主，如政府官员、企业主、明星等，这些人在受到损失时，或者不屑于花费精力去维权，或者“客大欺店”，个人直接解决问题。如果购房的资金来源不正当，则根本不敢用公开的方式去维权，或者干脆放弃维权。第二种是那些投资者，这些人惟一的目的是盈利。他们以商人的思维逻辑，将风险与成本计算得很清楚，在受到损失时，会小心谨慎，利益为重。而且，他们往往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了，一旦一个篮子出了问题，可以选择逃离。第三种是拆迁置换房的住户。随着城区的改造和市政建设的投入加大，越来越多的老住户离开了原来的住所，住进了新的小区。这些人往往个人的维权能力不高，付不起基本的维权成本。在受到侵害时，选择忍受是最安全的。所以，上述三种类型的业主都不是维权意识强烈的群体。
第四种业主主要由年轻中间阶层构成，他们是物业维权的主干力量。他们大多凭个人努力挣下一笔钱，作为人生中非常重大的一次投资，在城区购买了住房，有了自己的落脚之地。许多人购房时选择了分期付款，凭的是对未来职业的信心，同时也带来了以后更多的生活压力。购买的住房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安家立命的地方，房产占去了相当一部分家庭财产和收入的比例，权益一旦受到侵害就动摇了整个家庭的经济基础，从利益上讲，他们的抗争意识最激烈。而且，中间阶层的教育程度高，年轻，热情，有活力，权益意识强，社会资源相对丰富，这些为他们进行抗争提供了基础。
业主维权成为当前新出现的中间阶层特有的集体性的社会参与形式。在当前情况下，除了体制内的政治选举等传统政治参与，以及偶发的、受到严密控制的群众运动，其他类型的群体性社会参与空间非常狭小，更难发现中间阶层所特有的社会与政治参与形式。即使政治选举，中间阶层表现出的消极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其他各阶层也会有。而业主运动的主力是中间阶层，更多地体现出了中间阶层所独具的特征，对它进行研究可以为理解中间阶层社会与政治参与提供很多的启示。
中间阶层的业主维权往往采取集体行动。在业主和物业开发商之间的力量对比上，后者无疑占据了明显的优势，综合体现在雄厚的财力、强大的企业背景、严密的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当一个蚂蚁面对大象时，个人的抗争是无关痛痒的。这时，蚂蚁除了忍让，惟一的选择就是联合起来进行抗争。而大多数中间阶层已经逐渐认识到在争取利益时采取集体行动的必要性。因此，随着业主与物业双方矛盾层次的加深，出现了一种新的维权形式，就是业主联合起来集体与物业公司、开发商甚至政府部门相抗争，我们把这种集体性抗争行为称为“业主维权运动”，简称为“业主运动”。
切实利益相关，是中间阶层掀起业主运动的直接动力。
王慧（19）有过这种经历：有人发表演讲，如何如何，我就去参加。这关系到我的利益呀，我当然要参加。而且，人多力量大，我参与就能发挥我的一份作用。我问沈智（11），如果大家一起去和物业论理，很多人，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是否还愿意和大家一起去？沈智（11）明确表示要参加。他的妻子韩娟（12）同样表示支持，并讲述了一次自己参与的集体行动经历，表明参加这些行动直接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利益：我在某某学院上课，有一次我们一起把英语老师给“罢”了。那个老师课教得不好，有口音。我们先找教务处，教务处不管。后来，我们班里的同学签名，说不要这个老师了。班里大约四十个人吧，我是前十一、二个签名的。我觉着这件事情我们做得对。我们不上课，老师来了，我们就走。学院没有办法，后来就换了一个老师。业主维权运动并没有失去一般群众运动的基本特征，但它更体现出了中间阶层新的发展特征，即利益导向代替了意识形态导向。受意识形态和政治动员的影响，中国以往的群体性政治与社会参与大多数不是出于个人利益，而是受政治责任感、爱国热情、政治动员等的驱使。在当前的市场转型大环境下，中间阶层依靠个人奋斗争取事业的成功与回报，人生目标放到了个人生活上，传统的集体行动方式越来越缺乏行动动力。加上对群众运动控制严密这个因素，中间阶层逐渐疏远了集体行动的习惯。然而，中间阶层的权益意识在市场转型中空前膨胀，业主维权运动正是这种中间阶层新社会特征的集中体现。业主运动形成集体力量投入到社会参与中去，是受直接而强烈的利益驱动。正如王慧（19）认为，在受到利益侵害时，“一定不会忍，要是忍气吞声，就更被人家欺负了”。
业主维权运动也能体现中间阶层的传统知识分子品格，即追求公正。除了直接的利益攸关，“讨个说法”也是支持中间阶层进行维权运动的一种精神力量。曹飞（09）是律师，主要代理经济与民事类的案子。过去普通公民打官司的意识并不强烈，而现在逐渐增多，而且很多并不是为了获得直接利益。他告诉我：以往打官司的名人和企业比较多，现在平常百姓打官司的越来越多。除了具体的利益，他们很多就是想讨个说法，伸张自己受到的委屈和不公正待遇，期望能引起社会关注。沈智（11）就很有“讨说法”的意识：如果我受大了侵害，我会首先发表我的一些意见。我会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如果我认为物业错了，我会说为什么错，我有什么权利和义务，跟他讲明白。能不能起到作用，我就没有办法了。我觉着我应说的话，我就要说出来。假如这就是我的权利，我就应该维护我的权利。我并不是要他赔多少钱，但我要把这个道理说清楚。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角色定位（1）
任何一个组织和集体行动中里都有不同的角色。有一种说法认为，在一个社区里会有三种角色：大概5%~10%的人是积极分子，30%的人是积极分子周围的追随者，60%左右的人是一般群众，即“1+3+6”的结构模式。一旦形成了这种模式，就成为了一个社会心理意义上的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所谓“有机社区”。参见卢嵘：《业主在行动》，载《南方周末》，2003年8月14日。本文的研究不能定量地验证这种说法，只是从被访者的言谈中可以感受到，业主运动中确实有四种不同类型的中间阶层业主。
1业主运动中的冷漠者
他们虽然并不明确拒绝参与业主运动，但在实际行动中与业主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会在维权遇到挫折时最先游离出来。即使维权进展顺利，他们也会有明显的“搭便车”倾向。李亮（3）在访谈中对业主运动的话题一直显得很犹豫，“冷静”是他用得最多的词汇。他说：我首先是要冷静。先看一下他们怎么组织的，看是否组织得符合我的想法。有时候他们已经干得很不错了，干的就是我想要的，我就没有必要出头了。他的妻子周燕（04）也显得并不积极。如果不是事关重大，她不倾向参与集体行动；即使重大，如果已经有人在组织维权，她宁愿坐享其成：这也要看情况，看事情的重要程度，看是否有其他人来做这件事情。他们做了我就不用做了。好多时候还要看事情的严重程度。如果是家里的墙皮掉了，别说是别人家的事情，就是我们家的事，我都不一定去找。这部分中间阶层是典型的“搭便车”者。如果能搭上最好；如果搭不上，说明这“车”确实不好“开”，干脆“走路”算了，“退一步海阔天空”。
2业主运动中的普通参与者
从冯涛（18）的相关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不会对自己的利益置之不理，也不会积极参与业主运动，更不会成为领导组织者。他明确承认自己在集体行动中可能担当的角色：我不是一个热情的参与者。只是参与者。不会是领导者，不适合。也不会去组织的。王慧（19）很坦白，认为自己需要别人的带动，不会试图去带动他人：我还是比较容易被激发的。我挺有从众心理的。大家都去，我也会去。卫成（01）谈起和自己住一栋楼的一些年轻业主委员会的代表们：都是年轻的。八个代表都是男的吧。这些人不知道是那个IT公司的，整天都在挂网上讨论这些维权的事。可是我不愿花那么多时间做这些事。如果说这些年轻人是组织者和热情参与者，那么卫成（01）毫无疑问是普通参与者了。他强调自己忙碌，但最重要的是，他在态度上不认同那些把精力和热情投入到维权运动中的年轻人。
孔楠（22）则强调自己没有业主维权的专业特长，把维权的责任推给了有能力专长的人身上：如果需要我的话，我可以做些维权的事情。但关于房子方面的，我不懂嘛，去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没有发言权，只能反映问题。要谈判、解决问题，只能派那些有这方面知识的去。有一次我们（业主）要找开发商，派的（代表）都是法律、房地产这些有专业背景的人，他们知道那些条文应该怎么办。咱们都不知道，到时候说什么都无从谈起。事实上，维权运动中的积极参与和组织者大多并不是因为具有“专业能力”才“出头”的，热情和责任心是从来是第一位的。正如“久病成医”的俗话，许多维权人正是在维权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专业知识。为了与各个方面打交道，他们不得不“恶补”法律，对某一特殊领域的法律知识不亚于专业律师。而某方面的专业人员并不会总是维权的“出头人”。
谈起一次业主聚会的经历，孔楠（22）回忆说：当时大家（初次）看房的时候都在一块嘛，有什么意见大伙就凑集起来了，也没有人召集，就是自然结合，而且到后来到网上发个帖子，一块反映、一块讨论一下。在网上召集，具体是谁召集的呢，我也不太清楚这些。其实，在网上讨论也有组织者和热情参与者，并不是“随便”讨论就能召集起来的。普通参与者是业主运动中最庞大的部分，但这本身并不表示中间阶层业主的冷漠。其实，在任何组织中，普通参与者的扮演角色都拥有最大的“演员”基础。
3热情参与者
这部分中间阶层业主的特点是能够牺牲一些个人时间和其他方面的代价，是业主维权组织中各部分的联结点和胶黏剂。钱民（13）就是这样的角色：每个人都忙，做一些事情，肯定要花一定时间。只要维权这件事情我们占理，是正确的，即使和个人事务有些冲突，我也可以请假什么的参与维权。这是能做到的，也可以接受。至于“挑头”这种事情可能有些困难，不一定做得来。多参加一些活动肯定可以。关于“挑头”的事，钱民（13）认为他们首先需要对事情比较了解，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比较强一些。而他自己现在对这些问题把握不住，所以认为这些角色可能不大适合他做。在外企工作的褚峰（08）比较有社会责任感，他很愿意参与这些维权活动，并且投入一定的热情。他解释说：我做参与者吧。我也不是特别偏激的人。但我可以做个核心参与者吧。比一般参与者要多一些。大学教师杨波（20）关心公益事业，对于业主运动也比较热心。同时他像钱民（13）和褚峰（08）一样，强调自己不会试图承担发动者的角色。他说：我应该是参与者。花些时间没关系。如果我有事情，如果是些衣食住行的事情，可以先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边。首先考虑是争取一些权利。不是“出头”的人。比较热情的参与者吧。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角色定位（2）
4组织领导者
这部分人是业主运动中的极少数，可以看做各种类型参与者里面的“精英分子”。他们不仅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更要有牺牲和奉献精神，并激励大家采取一致行动。他们参与业主运动，在初始时往往也是出于维护个人权益的立场。但他们一旦成为组织领导者，就需要超越个人利益的层次。因为组织领导者这种角色具有明显的“利益外部性”特征，付出努力和代价所获得的成果，别人同样可以分享。就集体利益而言，组织领导者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而就他们个人而言，所获得收益则远远小于自己所付出的代价。他们需要承受抗争的各种压力，甚至难以预料的伤害，经常得不到家人亲友的理解与支持。华林（37）是中学教师，喜欢思考一些“大”问题，遇事冷静、果断，乐于助人，嫉恶如仇。他曾经组织过一次业主运动：我们和开发商有矛盾，到法院去告他们，大家派了两个业主代表，我就是其中之一，出庭、做证。有时候做的一些事情既为大家谋福利也同时为自己谋福利，我很愿意做这些事情。我自己花一些时间、精力，觉着很值得。小的方面，为自己解决问题；大方面，为大家解决问题。我的几个朋友也说：你怎么老喜欢冲锋陷阵？我说，如果大家都这样想的话，就解决不了问题了。我就是这样想。有时候必须有人出来，需要我出来的时候我就出来。三途径的选择
从大的方面看，业主的维权手段多种多样，有常规的，有半常规的，还有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最常规的是法律手段。沈智（11）对待和物业矛盾的态度很简单：“不行就打官司呗。”冯涛（18）持同样的态度，把法律解决看做第一选择，并认为大家都应该采取这种抗争方式：如果涉及我自己的利益，我可能会先到法院试一试，先告一告它。我先以个人的名义去告，再建议每家都去告一遍。如果法院收到五百份投诉，都是告一家的，自然会引起它（法院）的重视。但如果寻求法律解决，业主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当前关于房产方面的法律本身不健全，法律条文有时不有利于业主；法律手段需要许多前期投入与代价，业主相对房产商和物业公司显得势单力孤；在影响法律判决的资源能力上，房产商、物业公司比临时捏合到一起的业主们也要强大得多。
半正式的典型手法是媒体的曝光。这种手段简便，投入小、影响也大。媒体也感兴趣，能够配合。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先有媒体报道对政府部门施加压力，然后问题得到解决。这种模式大大影响了中间阶层的业主，成为他们“喜闻乐见”的抗争手段，是多种手段中的首选。周燕（04）把向政府部门申诉作为最后的选择，在问题发生僵持时会首先寻求在媒体上进行呼吁，对对方形成舆论压力：我觉着解决不了问题，会通知媒体。只有和物业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才会找政府部门。钱民（13）的首选也是媒体曝光：如果发生这种事，第一，我们要和媒体打电话，曝光。第二，如果涉及利害关系，就上法院。非正式的手段就更加丰富多彩。除了和物业部门和发展商直接冲突外，寻求政府部门的同情和支持十分关键。但如果采用正式的途径寻求这种支持往往令人失望，所以业主们也会采用一些非正式的手段，包括游行、请愿、贴标语等。前面提到的冯涛（18）首选是寻求法律的解决，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非正式的手段往往更有效果，甚至有些其他手段所不具有的特殊效果：如果要搞这种游行、请愿之类，嗯，其实这可能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前一阵子，在某某地方闹得很厉害，包括市某某领导都去了。它这么一弄的话，也会引起注意，引起重视。你正常渠道解决不了问题，我就要用非正常的手段。同时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中间阶层对能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并不指望过多。赵岚（07）认为：找政府部门也没有用，他们不会为百姓着想的，找也没有用。他们只有管理意识，缺乏服务意识。不像国外，政府首先是为百姓服务的，其次才是管理的。可是在中国就不行。李亮（03）也认为找政府请愿之类不解决问题，没有什么用。周燕（04）把“找政府”作为最后的手段：先要去通知媒体。只有和物业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是才找政府部门。谁知道它到底是哪边的，很多时候说不定和开发商关系密切呢。钱民（13）对于一些寻求政府干涉的激烈行为不表示认同，认为有许多其他可以选择的问题解决途径，特别是媒体舆论和法律途径：我不会参加请愿，我认为那些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必要采用那种形式，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并不一定到那种地步（作者注：指请愿等激烈形式）。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行动的理性（1）
阶层地位决定了中间阶层在采取集体行动时的理性特征。它体现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价值取向上，理性地看待个人付出代价与获取利益平衡；一个是在行动能力上，理性地把握环境局势与资源条件，对集体行动精心组织、策划，控制行动的进程。
首先，中间阶层在维权行动中要把握成败的天平和利益得失。我们不能说中间阶层在个人利益上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加自私，也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中间阶层完全受牺牲精神支配。社会的上层可以凭借实力毫无顾忌行事，社会下层本身没有多少可以失去，也会奋不顾身。而中间阶层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身家和事业，有许多后顾之忧，他们的资源条件也有限，在行动时不免会平衡利益的所得和所失。
挫折往往使中间阶层失去继续抗争的勇气。卫成（01）和蒋丽（02）夫妇在自己的小区有过与物业发生冲突的经历。小区住户的暖气设备原来都是物业公司负责的，后来物业甩手不干了，要住户自己处理，这样矛盾就出现了。于是大家召集开业主会，成立自己的业主委员会，要把物业管理公司“赶”走。而物业公司根本不承认这个新成立的业主委员会，不肯离开。矛盾无法解决，后来官司打到法院，结果以业主的失败而告终，暖气设备最后还是业主自己想办法做的。还有一次，开发商违反原来的规划承诺，要在小区里加盖楼房，一些住户的采光可能受到影响。业主们又召集起来开会，要开发商方面给个说法，开发商找出各种说辞，丝毫不妥协，结果不了了之。卫成（01）感慨“老百姓还是弱势群体”，声称以后参与这些维权运动要谨慎了。
即使没有经历过冲突，对成败的判断也会影响赵岚（07）的行动取向。如果没有多少胜算，她会选择回避：一般物业公司是强势的，房主是弱势的，和他们争也不一定会有结果。没有结果的事情为什么要参加呢？在工作上，中间阶层大都忙忙碌碌，王慧（19）也不例外。如果参与业主集体与个人工作产生直接冲突，个人损失较大，她会选择后者。她很坦率地讲：如果和我自己的工作有冲突，我就不会参加了。因为我要权衡一下，看哪个更重要。还是利益驱使吧（笑）。热情还是有的，但就是普通人的普通心理状态吧。李亮（03）在一家做外贸生意的私营企业做主管，正在事业上升的关口，个人职业发展成为他的生活重心：权衡利弊吧。比如我要是在谈判、签合同、发货，非常忙、非常关键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抽出时间来干这个。冯涛（18）在研究所里做研究员，多年科研养成的理性思维在这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付出太多，他宁愿忍受：理性的人他会平衡利弊，对老百姓来说他没有伤害别人的权利，但有规避风险的权利。我可能会忍一忍。和他（物业公司）对着干可能对我损失更大。我还要耽误工作，在单位老“旷工”的话，工资也领不到了。在外企做销售管理的赵岚（07）在职业习惯中很懂得如何“抓大放小”：我要看参与这件事会对我的影响，耽误我的工作什么的。如果我耽误了许多事情，争一点小利益，我就不会参加。得不偿失，干吗要参与呢？肯定要衡量一下的。其次，中间阶层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具备较高的组织、协调与沟通能力，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源、抓住对手的弱点、取得社会的同情、保持对政府部门的压力，从而得到他们希望的结果。中间阶层一般不采用那些“有失体面”、效果不显著、个人代价过大的做法，注重结果和效率。褚峰（08）强调：我不会参与那些只是听一下大家意见、没有实际行动的活动，不会浪费这种时间。李亮（03）特别强调在和物业公司抗争时要有组织、有策略，而且要有效率：去和物业争执、打架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解决问题。人们在利益受到侵害时可能采用各种手段，比如媒体曝光、直接调解、法律诉讼、上访、申诉、集会、游行、张贴标语、欺诈、叫骂、暴力威胁、静坐等等，有的属于比较极端的行为，有的则显得更加理性些。社会底层倾向于使用暴力，包括自残等极端手段以死抗争，虽然也能取得社会同情，但个人代价极大，而且解决问题的机会并不多，主要依赖偶然和运气。中间阶层采取集体行动时的手段相对温和些，除非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一般不采取暴力手段。比如，具有一定社会活动能力的中间阶层很注重、并善于获得媒体的同情，通过媒体报道对政府有关部门形成压力。之所以近几年业主运动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和媒体的关注不无关系。另外，中间阶层还习惯通过社会关系寻求消费者协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种社会力量的支持。
中间阶层懂得把握事态发展的时机，适可而止，不会一味追求“全胜”的效果，也就是前文中论及的“妥协”性格。王慧（19）显得很有经验，并举了一个例子：我提要求的时候肯定有底线。比如争取赔偿时我提100万，可能我的底线只有30万。如果他给了我50万，虽然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但超过我的底线了，我也就罢休了。有时候虽然事情不会那么让你满意，但差不多就可以了。可以妥协、灵活一些。周燕（04）读过MBA（工商管理硕士），把商务知识运用到和物业公司谈判的技术上来，核心利益是她认为是必争的，其他可以妥协：看他妥协的那部分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如果不是，我们还要坚持。如果核心的东西已经妥协了，就可以了。其实和物业的谈判和一般的商务谈判是相通的，大家要达到一个双盈。关键还是他妥协的是不是我最看重的地方。这种懂得妥协的特点往往使中间阶层在冲突中避免两败俱伤，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专栏“汽车旅游”摘自卢嵘：《业主在行动》，载《南方周末》，2003年8月14日。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行动的理性（2）
2003年7月4日，一支浩浩荡荡的汽车队伍引人注目地行进在北京的主干道上。车内玻璃上一律贴着标语：方舟苑业主声讨奸商。“我们这不是汽车游行，是汽车旅游。”开头车的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他一再“狡猾”地对警察申明。
在和开发商发生一场暴雨般的“石块战”并导致双方都有流血之后，方舟苑的业主们筹划了这次行动。
这是一次纹丝不乱的行动。
集体开车去北京市规划委讨说法的通知提前贴在了各楼门前的告示栏上。当天早上8时，包括老人和孩子在内，有200多个业主自发参加了出车行动。他们在汽车玻璃上贴上了各种维权标语，还穿上了统一的白T恤，上书红色大字：方舟苑维权业主。
8时10分，车队从方舟苑出发，48辆车子排成了整齐的500米长的车队，打着双灯，慢驶前行。由于是上班时间，引来了沿途很多市民的关注。走到四元桥的时候，交警拦阻了车队，但业主们表明自己去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而非游行后，交警放行了。车队沿着东四环开到国贸桥的时候，又被阻拦了一次，车队还是守规矩地停下来，耐心等待。最后，在公安部门的关注下，车队一直沿长安街到了西单。由于怕妨碍交通，车队没有开进只有两条车道的礼士路，业主们很听指挥，被引导到一条比较偏僻的马路上。
北京市规划委和建委的人士赶来听取业主代表的意见，上午谈了两个多小时，下午又谈了4个多小时，200多个业主就在车队附近等待。中午的时候，大家就吃面包，喝矿泉水。下午业主代表表示事情有所进展后，6时左右，他们清点了车辆和人数，车队又有序地返回了方舟苑。
“那天，我们没有丢掉一个老人和孩子。大家都很理性、守秩序，我们只是想合法合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参与了那次“汽车旅游”的一位业主这样表达感受。
业主和开发商斗争的导火线是多出来的两座楼。原来要盖3座楼的地方变成了5座，规划更改了。此前，业主们已经用了很多手段表达不满，他们本不想采用游街这种方式，但现实是似乎不闹出一点更大的动静来，业主们和开发商就会无休止地激烈对抗下去。
果然，“汽车旅游”之后，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专栏
理性派：成功来之不易*
“你要是能在北京找到一个测量队，敢复测我盖的房子的面积的话，这笔测量费我给你出！”开发商曾经用这样的口吻表示对于亚菲努力讨说法的不屑，但是一年多之后，她成功地在和开发商的斗争中取得了“部分胜利”。
于亚菲用面前一尺多高的文件证据，20分钟慷慨陈词，终于为自己也为所有国际友谊花园业主赢得了测绘单位的认错和开发商的退款。
于亚菲把自己取得的胜利归结为理性的、有证据的斗争的胜利，她认为大部分业主在和开发商斗争中的失败是因为热情有余而证据不足。
作为公关行业的高级白领，10年前于亚菲每小时公关活动* 摘自汤涌：《那些领导者》，载《南方周末》，2003年8月14日。的标价就是2500港元，行业特征塑造了她面对棘手问题时的手腕和能力。
开发商提供的测绘结果是政府有关部门的测绘队做出的。一位业主在发现房屋实际面积有严重问题后，寻求法律诉讼却遭到失败。消息传出去，业主们开始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在一次业主聚会上，于亚菲被公推为业委会的主任。之后，她给一些朋友发了邮件，说她今后有一年的义工要做，要为小区的业主们讨还一个公道。今天回忆起来，她没有想到收集证据、和政府和开发商交涉的过程这么辛苦：“如果重新选择的话，我可能不会挑这个担子了。”
2002年3月18日，业主委员会批准之后的“房产维权互助行动”正式开始。于主任的打算是测量整个小区的面积，而不仅仅是几家的房子，在这个过程中她又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开发商甚至把人防设施等归国家所有的部分面积也摊在了业主们的身上。
请律师，审计师，找新的测绘队，无数波折。在经历了很多测绘队的拒绝后，他们终于成功地请来了一支上海的队伍。测绘结果：整个小区和大产权证上相比，缩水了8000平方米的面积。
事情找到房产管理局，没有被受理，于是于亚菲就改找消费者协会，消协介入后，局面一下子打开了。同时她发动大家尽力联系各种媒体，电视台，报纸。
“开发商有专业知识，有人力，有钱，我们跟他们斗太辛苦了。”于亚菲一直觉得这是业主处在弱势的原因。
维权行动理性而缓慢地进行了一年多，政府部门终于答应出来协调。今年2月，在北京市房地产局举行了座谈会，本来的安排只有开发商、政府和业主参加，于亚菲通知了消协的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到会，她坚持事情要公开解决，而且她和几个业主代表也需要这些后台。
终于，政府部门的领导代表测绘单位向业主们认了错，开发商表示这个“误测”和自己无关。“我们听政府的。”他们被要求向大家退回多收的房款，原来的房地产证作废，根据实测面积重新核发新的房产证。
“这真是一个难得的胜利，这只是我们所有维权要求的部分成果，但我感觉已经没有辜负业主对我的信任。”于亚菲欣慰地说。
小结政治参与及其理性线索〖1〗一民主政治研究中的政治参与视角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宏伟目标，其中一个就是民主政治文明。可以说，民主政治成为整个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落脚点。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几乎所有国家或地区至少从名义上将民主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从而，当前以民主政治为课题进行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行动的理性（3）
然而，“民主”本身是个难以把握、充满争议的词汇，几乎每个人都有各自对民主的理解。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如此众多的国家都宣称是民主的，但其各自的形式和内容都有着很大区别，甚至本质不同。正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所言：“对于民主理论来说，存在着如此之多不同的思路……而且在涉及民主的问题时，对于几乎所有的可能性，人们都可以找到一个良好的例证来加以证明。人们试图借以发展一种民主理论的可替代思路如此之多，以致开列出这些思路的清单是一件相当令人恐怖的事情。”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三联书店，1999年版，导言第2页。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也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民主观混乱为特色的时代里。”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从大的方向上来看，对民主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作为价值的民主，即将民主本身看做目的。正如林肯所提出的：“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在地球上永世长存。”鲁特维克，艾密尔：《林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78页。“民有”、“民治”和“民享”，就是对价值意义上民主的一种理解。概括来讲，民主的价值理念包含人民主权、自由和平等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另一种是作为工具的民主，或称方法、形式、程序性的民主，这种看法把民主看做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比如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就把民主看做一种政治方法，并具体化为选举制度：“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做决定的权力。”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正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396页。
那么，我们如何把握民主研究的线索呢？可以认为，这些争论根本在于民主是一个“本质上可争议的概念”。然而，无论采取哪一种诠释，都会同意民主政治具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否则就都离开了民主的本意。这一核心就是政治参与，或者是公民政治参与。
例如，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其民主政治的核心制度，根本上就是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加“公民大会”，而直接决定重要政策。除此之外，全体公民也有资格参加抽签，以期出任“审议委员会”委员，从而按月轮流主持“审议委员会”，决定经常性的政治事务。简单来说，公民直接参与政治，正是古雅典民主政治的核心部分。这样的政治参与，也是古罗马共和国的核心制度。
在民主政治长时间销声匿迹之后的近代，政治参与成为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内容。无论西方各国主要政治制度如何变革，比如从转制政体变为民主政体，朋党倾轧变为政党政治，从有限选举权改为普遍选举权，几乎都是以政治参与为枢纽，从而建立起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各种关系。可以说，从19世纪以来的欧洲政治史，本质就是一部政治参与制度的发展史。西方民主政治的演变，实际上存在两条发展线索：一条是政治参与权利项目的增加，例如选举权、请愿权、申诉权、出任公职权、结社权等逐一增加。另一条线索是政治参与人数的增加，例如选举权的发展史，就是逐渐取消经济能力、教育程度、种族及性别等限制条件的历史，从而使得享有选举权的人数逐步增多，直到全体公民都能够享有这些权利。
显而易见，无论在初期的民主政治中，还是在民主政治的转型中，还是在成熟的民主政治中，政治参与都处于核心地位而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在当前，学者们探讨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途径，比如人大选举制度改革、法制国家、宪法审查、司法改革、党内民主、基层民主、行政体制改革、市民社会发展、中间阶层培育等。在这些具体途径中，都能够找到政治参与这个核心线索。
二行动取向中的理性线索
在上一章的讨论中我们看到，对政治的认知比较少，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政治冷漠。除了中间阶层专注于个人生活和职业的自身原因之外，政治系统的封闭性是关键因素。社会与政治之间互动机制的缺失，使得中间阶层感觉与政治的距离较远。而且，政治系统还相当程度上保持着对政治关注的约束，抑制着社会力量潜在的政治热情。
中间阶层的消极不光表现在意识上，还直接表现在社会行动取向上。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得到了强调。参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但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真正能够提供给中间阶层的政治活动空间仍然十分狭小。除了政治动员之外，自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我们可以找到的中间阶层政治集体行动的形式和事例并不多。
如果就此分析得出中间阶层政治参与消极或缺失的结论，则未免失之浮浅而仓促。整个世界的政治文明在进步，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也对传统政治领域产生着强烈冲击。政治合法性是所有执政体制曾经、正在或将来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在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期更是如此。其中，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内容。面对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压力，政治体制必然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这些新的变化。而中间阶层也会在越来越开放的环境中受到现代政治理念的启蒙，对政治参与提出越来越多的诉求。因此，从政治与社会两个方面来说，都处在不断变化与相互调适之中，传统与现代同在，变革与保守交错。在这种复杂环境中，梳理中间阶层现有的政治参与形式与参与取向变化，可以为推测中间阶层未来政治参与趋势提供线索。
第二部分：内在冲突行动的理性（4）
在对中间阶层社会与政治参与的描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间阶层对待不同政治参与形式的态度具有一个明显的渐变趋势：中间阶层对政治选举持消极态度，民主需求处于启蒙阶段，对社会运动持理性谨慎态度，对公共政策、公共管理表现关注，而对业主维权则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与主动。那么，这种趋势表明了中间阶层在政治参与上一种什么样的取向变化呢？从这种渐变的参与态度中可以看出，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取向线索。这种理性线索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集体行动从动员取向逐渐转化为内源性自发取向
政治选举是一种典型的动员型政治参与，民主的需求和社会运动的兴起，也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启蒙和社会动员才能激发中间阶层的热情。对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关注则主要源于这些公共事务对中间阶层自身生活和事业的直接影响，并不需要外来的动员。而中间阶层在维权运动中所表现的高昂的参与热情和较高的参与能力，是来自自身动力的驱使和自身智慧的展示。从长远来看，中间阶层的这种内源性取向在社会参与潜力上比其他阶层更大。除了动员型的传统政治与社会参与之外，中间阶层的自发性参与的空间很小，集体行动中所采取的行为并非都是常规性的，需要高超的理性来维持“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平衡和界限。即使如此，中间阶层仍然具有参与公共事务、争取权益的内源性热情，这本身表明了中间阶层在未来的社会参与潜力。
2中间阶层的行动参与从意识形态取向逐渐转化为现代政治理念取向
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大多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类型的政治参与不仅可以极大地激发并保持参与热情，而且动员成本较低。但在社会转型中，原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渐弱化，中间阶层的一些政治参与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驱使，不如说是社会利益的驱使。在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中，对维权运动的参与中，已经很难找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了，贯穿其间的主要是利益取向。原有的意识形态逐渐淡化，并不表示集体行动和政治参与不再需要一定的理念支持。在中间阶层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维权运动参与中，所体现的是公民合法权利和权益理念。可以预期，这种现代政治理念的建立，将对未来中间阶层的社会与政治参与产生深远的影响。中间阶层在行动参与中的理性程度是这种转变的集中体现。动员性的行动参与需要参与者的非理性来维持热情，而内源性的自发参与则更多地依赖理性取得最佳的权益效果。在业主运动中，中间阶层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理性超越了不计后果的狂热。
当然，即使中间阶层相对其他阶层更容易、更多地接受了现代政治理念，但由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理念的内在冲突，使得中间阶层也处于现代政治理念的启蒙阶段。本章所论及的中间阶层在民主需求的“拜佛主义”倾向（即功利性和短视性），就表明这种启蒙的艰难性与长期性。
3中间阶层的集体行动目标从原来的单一化逐渐转向多元化
以往的社会与政治参与大多受抽象的社会目标所推动，如政治责任感、爱国热情、政治理想等，比较单一。在当前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中间阶层依靠个人奋斗争取事业的成功与回报，人生目标重心放到了个人生活上，个人权益意识越来越浓厚。同时，中间阶层虽然受社会动员的影响在减弱，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仍然具有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爱国热情和现代政治理念等，并非完全出于个人利益才投入到政治参与和集体行动去。在中间阶层的某个社会与政治参与中，往往体现了多种目标诉求；同时，他们也可以因为不同的诉求目标而参与到多种集体行动中去。这样，中间阶层集体行动的目标从原来的单一化变得多元化。例如，在巴西，中间阶层绝对支持1964年的军事独裁政变。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城市中的中间阶层要求回归民主的声音最响亮，而这个社会阶层曾从经济快速发展中受益最多。Scott Mainwaring: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Brazil”,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28, September 1986, p152
4中间阶层从大众参与（mass participation）向利益群体参与（interest group participation）转变
在分化不明显的社会结构中，中间阶层的社会与政治参与大多属于大众参与，与其他阶层并没有显性的区别，没有表现出其独有的阶层特征。在社会分化中，中间阶层作为新兴的社会结构而出现，也提出了与其他阶层不相同的利益诉求特征。同时，中间阶层认识到了这种利益诉求的共同性，产生了相应的阶层意识。为了达成权益目标，仅仅依靠个人资源和努力远远不够，集体行动成为越来越多中间阶层的共识，并在集体行动的实践中进一步体会到了阶层的共同特性。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使得中间阶层逐渐从一般的大众参与中分离出来，向利益群体式的参与取向转变。这种从利益基础到共同体意识、再到一致行动的形成，体现了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集体行动的倾向无疑增加了中间阶层社会参与潜力的厚度。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业主运动所体现出来的，正是这种利益群体取向。
中间阶层的这种内源性的，以现代权益理念为基础的，目标多元化的，利益共同体式的新型行动参与取向，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理性特征，表明了其作为新兴力量登上社会舞台的开始。历史经验显示，社会与政治参与如果仅仅以非理性的冲动与狂热为支持，在盲目和冲动逐渐平息之后，残留下来的仅仅是对一段历史或轻描淡写、或轰轰烈烈、或沉重悲痛的记载和回忆，并不能给社会本身带来深刻、本质的变化。相反，一旦以理性为导向的社会参与成为一种社会普遍，则说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需要建立某种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以适应这种新的社会结构。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中间阶层的兴起与障碍（1）
日趋僵硬的跨越在西方，曾经为教育的普及是否能够实现社会平等而争论不休。西方早期的自由民主主义者认为，教育平等有助于缩小社会的不平等，政府应该通过各种努力兴办教育来实现社会的平等，这种观点为后来的功能主义者所认同。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中看，教育都不能为社会人群提供平等的机会。我们这里抛开教育和实现社会平等的复杂关系不谈，仅仅探讨教育和中间阶层的联系。
在社会分层研究中，教育有时被作为一个分层标准，即教育背景的门槛作用。如前文所述，国内有研究提出中间阶层或白领阶层的“三高”标准，其中的一个“高”标准就是高学历。从泛义上理解，教育背景不仅是正规的学历教育，还包括各种资格证书和培训。
这种教育背景的门槛作用体现在各个中间阶层群体上，比如公务员。尤军（23）从大学毕业就进入机关单位工作，在访谈中他提到，以往政府机关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并不高。他刚毕业时，整个区机关里面有大专以上文凭的干部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当然，与其他地区相比，在当时来说这个比例已经比较高了）。机关里的骨干力量是军队或兵团转业干部，对于科班出身的青年人来说，发展空间并不看好。但从1995年之后，区里开始从高校直接引进毕业生充实机关，甚至包括研究生。从学校里直接过来的多了，上面大环境在改变，区领导对人才发展战略开始比较重视，也开始提拔这些“科班”出身的年轻干部。
现在，“大专以上文凭”成为公务员考试制度的正式标准，所有希望进入公务员系统的人都必须具备大专以上文凭。而且招考职位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在中央机关中要求硕士学历的比例越来越多，甚至有逐渐替代本科学历主流位置的趋势，博士学历要求在机关单位招录中也很常见。这样，从制度上订出了一道没有任何弹性的学历筛选程序，没有学历资格根本不可能通过初审，也就不会有任何机会在后面的程序中展示自己的素质和才能。随着对机关人员的“知识化”、“专业化”要求提高，学历在公务员系统成为晋升的重要参考指标。可以预料，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公务员都将达到当前招录新进人员的门槛标准。所以，从公务员的筛选机制角度看，文凭门槛比能力素质门槛还要重要。这些年来，一些官员热衷于拿学历，就是这种学历门槛作用的体现。
另外，教育文凭的门槛作用有更广泛的延伸。比如尤军（23）提到，在机关里同一所大学的毕业生有天然的亲和力，高层领导在提拔干部时很自然就会倾向那些校友。其实不难理解，文凭所代表的不仅是能力、技术与知识，同时也是为出身者所授予的身份标志，是学校声誉、传统所积淀于个体身上的特殊气质、态度与品味这类“软”资本，众多校友可以由此组成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资源网络。
“事业人”主要是专业人员，他们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教育背景，一般不能胜任工作。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在事业单位往往要评职称，其中学历是一个重要的硬指标。学历往往还和其他一些利益相结合，比如在评定分房资格的时候，学历因素可以与工作年限、职位等一样加分，学历是申请研究项目的重要参考，等等。随着国家整体学历水平的提高，事业单位对学历的要求也在提升。比如本来要求大学文凭的职位，现在要求硕士，甚至博士。这并不表示较低学历的人做不好这个职位，但这种门槛硬生生将所有不够学历标准的人摒弃在门槛之外。比如，华林（11）是在拿到硕士学历之后才有机会应聘现在所任职的中学老师职位，实现了调到北京的愿望。当前，有大学学历而且有相当教学经验的人很多，如果他没有这个学历，他也就没有任何优势，根本不会有这种留京的机会。但这并不表示这个职位非要硕士学历才能做得好，也不是他在拿到学历后比之前的教学水平有了质的提高。杨波（20）说近年他所在的大学在招聘教师的时候全部要求博士学历，而且有些教师职位还明文说明“洋博士”优先，或者直接要求留洋背景。是不是“土博士”一定就比“洋博士”教学、科研水平差？肯定不尽然。但如果被挡在学历背景的门槛之外，就根本不会得到证明的机会。这种情况对于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同样适用。
企业白领是市场海洋的游泳者，能力当然是决定性的。但有能力的人很多，关键是如何设置挑选程序。一般的企业招聘技术和管理人员都要求大学学历，有些有实力的公司甚至直接到名校开招聘会。设置这样的企业白领进入门槛，无非就是假设文凭代表能力，名校文凭代表高能力，可以获得更高的招聘效益；同时，企业也需要文凭，特别是名校文凭来彰显企业的实力。企业白领如果要改换工作领域，往往需要各种热门的证书，这些证书也是文凭的形式。比如曹飞(09)就是通过律师考试才开始进入律师行业的。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中间阶层的兴起与障碍（2）
毋庸置疑，自营者需要的是能力而不是学历。比如，20世纪80年代“发家”的人许多并没有受过较好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水平甚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除了个人的胆识等素质，应该说当时的特殊经济环境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随着商业经营分工已经越来越专业化，相应的市场体制越来越完善，如果没有基本的个人素质和所从事领域的专业能力，要想白手起家，或者凭一笔资金就可以成为企业家，已经越来越难。所以现在有了一个流行的词汇，叫“知本家”，就是相对于传统的“资本家”而言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不一定能成为企业家，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是从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大学教育为当代的企业家提供了一个基本素质平台。现在许多企业家重新回到校园充电（包括攻读MBA、参加各种研究生班等）的现象就说明了这种趋势。就如施全（29）所说：“没有教育素质的话，现在越来越难成为暴发户了。”在关于私营企业主的一项社会调查中显示，他们的文化层次逐年提高。其中，已经拥有大学或研究生学历的人在1993年为172%，1995年为184%，1997年为202%。2000年则直线攀升，统计数据已经达到了384%。“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2月26日、27日。2004年更是达到了518%。“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2月3日。如果考虑到城乡差别，城市私营企业主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数会更高，在北京市尤其如此。而且，未来的创业者更多地来自城市。从这些趋势可以预计，自营者中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会继续增加，而且整体的学历层次会不断提高。
惟一和教育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的是“城市新地主”。相对于其他中间阶层群体，他们的中间阶层地位有些争议，即使把他们归类为中间阶层也是一个边缘性的类别，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他们普遍较低的教育素质。沈智（11）就表达了对“城市新地主”的不屑：他虽然有钱，但他自己还是那个层次。他靠这个钱吃喝玩乐，天天打麻将，就在家里呆着。人还是要有一定的素质，一定的追求，不能有钱就完了。我觉着个人（社会）层次和一定的地位、一定的学识关系很大。我们在定义中间阶层时候，要求他们不仅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而且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教育背景无疑是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象征，并进而影响到社会层次的归属。一个没有经济基础的博士研究生，在社会上也不会被视为“赤贫”的社会下层。王慧（19）就特别看重有学历、靠智力取得社会地位与收入的人群，甚至将其作为评价阶层结构层次的根本标准：我特别佩服那种靠自己的知识来赚钱的人，他们是比较高的层次。北京也有很多高官很有钱，也有一些商人，比如做房地产的，但我觉着他们没有前面说的那些人的层次高。“新城市地主”拥有不劳而获的财产，但如果他们没有进取心将经济优势转化为综合优势，特别是个人素质优势，他们就很难保证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中间阶层地位的稳固性和可持续性就会受到威胁，更难以将他们的中间阶层地位传承到下一代。
所以，教育在和中间阶层的密切关系可以用最简洁的方式来表述：教育背景是跨入中间阶层的门槛。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门槛的作用（1）
这种门槛作用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教育背景是进入中间阶层的门槛。进入一些中间阶层的职业领域需要相应的技术管理能力，而一定的教育程度才能够提供必备的专业能力和基本素质。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教育背景作为一种“资格”，其作用直接地体现在教育“学历”背景上，因为进入中间阶层需要相应的学历身份，而教育提供了这种身份。
第二，教育背景是维持中间阶层地位的门槛。柯林斯曾经做出过总结：19世纪末，初等教育或家庭教育已不再能满足西方中产阶级的要求；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学学历取代了高中学历；而到了60年代，研究生学历逐步成为承担中上层职务的必备条件。中间阶层为了维持自身的阶层地位，就需要在学历要求不断升高的环境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学历水平。比如高校里的青年教师面临着职称压力，越来越多地选择攻读更高的学位。
第三，教育背景是中间阶层实现流动的门槛。流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职位、职务、薪酬等的上升，即纵向的流动；一种是跨越专业领域，即横向的流动。这两种流动往往都需要教育背景的支持，特别是对于第二种流动来说，学历教育背景和资格证书都是“准入”证。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理解教育背景的门槛作用，“文凭”身份成为这种门槛作用的直接标示。R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观点认为，教育起了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和合理选拔代理人的作用。参见R柯林斯：《文凭社会——教育与阶层化的历史社会学》，刘慧珍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版。更准确地说，文凭只是成为进入某一行业或阶层必备的入场券。相应地，大学的作用之一就是为社会提供分类、筛选和培养精英的机制。那么，除了专业能力和基本素质的需求之外，为什么进入一个职业或阶层需要文凭这个入场券呢？首先这是一个使用最简便的选拔标准，虽然不能保证没有文凭的人就不符合标准，但能保证有文凭的人里面有人符合标准，而且认定有文凭的群体里面符合标准的比例要比其他群体大得多。其次，在社会共识的情况下，雇主为保持自身部门的声望也会要求把学历作为选聘、晋升雇员的标准。
对于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来说，这种“文凭”的门槛到底有多高？本研究采取的是目的性选样方法，并没有有意识地将学历作为挑选研究对象的直接指标。但从结果上看，本文所采访的所有对象都具有大专以上文凭，体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偶然中的必然性，从经验上可以为这个门槛的高度提供参考。参见R柯林斯：《教育阶层化的功能论与冲突论》，载历以贤主编：《西方教育社会学文选》，（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94页。有研究表明，要进入中高级白领阶层，在改革初期(1978~1985年)的教育门槛是高中学历，在改革中期（1986~1990年）上升为中等职业教育，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提高到高等职业教育，同时接近正规大学教育（大专以上）。参见刘精明：《教育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2月21日。从高等教育普及的发展速度和现实经验来看，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把这个门槛定位在正规大学教育（包括大专）比较合适。
中间阶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背景取得社会地位。要保持并期望提升在中间阶层范围内的更高层次，中间阶层自然就需要更强教育背景的支持。在采访中发现，无论从提高个人素质出发，还是从获取文凭出发，在社会结构中拥有学历层次最高的中间阶层，在从业过程中有获取更高教育背景的冲动。其中，许多中间阶层的目标和原有的专业领域有相当的差别，这种印象可能并非偶然。律师曹飞（09）的第一学历是工科本科，是通过律师考试后转到的律师行业。他感觉自己现在的事业比较稳定了，希望将来能有一个持续发展的势头，所以想再读个法律硕士。虽然曾经尝试过并没有成功，但这种想法并没有被打消，他强调说将来一定要读的。周燕（04）在工作一年之后，感觉在市场开发或销售管理领域空间较大，不惜代价，多方筹措了一大笔资金去读全日制的MBA。在机关工作的张兵（26）在将近四十岁的年龄，仍然去读硕士。在外企的卫成（01）虽然起点就是硕士，但一直希望能再读个博士学位，并为此付出许多做准备；即使遇到很多的挫折，但这种想法仍然没有放弃。杨波（20）已经有了博士学位，为了能将来转向一个有兴趣的专业领域，仍然想到国外再读一个博士学位。
然而，提高教育水平是一项投资，需要付出成本并计算收益。教育的收益是长期的，绝大多情况下不会带来短期的收益，更不要说是短期收入的增加。相对中间阶层热衷教育投资的现象，有学者得出结论认为，虽然教育的年收益率在20世纪90年代较80年代有所升高，但仍然只有4%，相对于美国的12%显得很低。参见李强著：《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麓江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61~262页。这里关于教育收益率低的研究是针对初职前的基础教育，而中间阶层的继续教育往往具有事业发展的针对性、实效性，是经过理性衡量做出的决断，其收益相对于基础教育要高很多。而且，教育继续投资的目标形式各异，并不是简单的收入的提高。比如，有的是想换到另一个更有前途的领域，有的是想更新知识，有的是想获得升迁的资本，而有的却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等等，不一而足。也就是说，教育投资的收益是综合的。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门槛的作用（2）
综上，在当前，教育背景对于想进入中间阶层的人来说成为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教育的门槛作用可能体现在基本能力、素质培养的维度上，也可能体现在教育的学历资格维度上。从某种程度上说，高校成为了培养中间阶层的大本营，大学毕业生就成为中间阶层的强大后备军。
第二节膨胀中的拥挤空间〖1〗一膨胀的力量当前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仍然不算强大。但中间阶层自身是发展变化的，随着其社会与政治环境的不断调适和变化，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有逐渐壮大的可能。参考发达或较发达国家的经验，中间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例可能会逐渐升高。无论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到底有没有水分、水分有多高，无论中国在经济增长中存在多少、多严重的政治、社会与经济上的深层次问题，当前城市经济所保持的高增长难以否认。中间阶层的比例和经济发展程度一般保持着正相关的关系。这种经济的高增长为城市中间阶层的增长提供着坚实的经济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成果显示，我国中间阶层正在以每年1％的比率增长。1999年我国中间阶层比重为15％，2003年达到19％。预计到2020年，中间阶层有望达到40％左右，社会结构也将实现从“哑铃型”到“橄榄型”的跨越。这些数字考虑到了我国农村大多数家庭收入偏低的现实，综合了城市和农村的整体数据。如果只考虑城市部分，目前中国城市居民中有49％的家庭已经符合了中间阶层标准。参见《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报道，载于2004年3月28日。虽然现有中间阶层的界定标准（上述的界定标准是家庭财产）、计算方法值得商榷，但中间阶层人数的快速增长却是有目共睹的。
不能忽略的因素是，培育中间阶层成为官方的经济与政治政策。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在论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时指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如此郑重地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还属首次。法律保障与政策激励必然推动我国中间阶层加速成长的态势。当中间阶层在城市中达到一定的比例、并且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时，中间阶层就成为无法漠视的政治力量。
如前文所述，高等教育是当前中间阶层的门槛。进入高校，就等于跨过了这道门槛，成为中间阶层的后备。根据以往的观念，大学毕业后就当国家“干部”，大学生就是天然的候补“白领”。毕业走出校门，就相当于从中间阶层的较低位置开始打拼，努力向上流动。可以认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阶层有这样稳定、明确而宽泛的培养途径。
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进展神速，逐渐建立了层次多样、形式多样、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的高级专门人才，在经济领域、科技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支持了整个社会转型的各方面需要。这种高速发展集中体现在高校的扩招上，特别是在近年来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带动下，发展势头更为迅猛。本部分的有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以及国家教育部官方网站（http://wwwmoeeducn）上的有关资料。
表5-11978～1998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人数年份招生数（万人）在校生数（万人）毕业生数（万人）197840285616519802811144147198561917033161986572188039319876171959532198867020665531989597208257619906092063614199162020446141992754218460419939242536571199490027996371995926290680519969663021839199710003174829199810843409830表5-21998～2004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人数年份招生数（万人）在校生数（万人）毕业生数（万人）1998108434098301999159741348482000220655619502001268371911036200232059034133720033825110861877
从表5-1、5-2可以看出，中国普通高等教育从1978年以来，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98年前的稳步增长期，和1998年之后的高速膨胀期。从1978年的每年普通高校毕业生165万人，到1998年的830万人，再到2003年的1877万人，增长了十几倍，速度是惊人的。1999年中国开始推行的高校扩招，使在校大学生人数4年内扩张了一倍以上，这被外国媒体描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大跃进”。到2003年，招生数达到3825万人，在校生积累已经达到了11086万人。可以预期，未来的毕业生高峰会更加猛烈。
其实，我们的上述统计数字仅仅限于“普通”高校的“计划内”招生，如果再将范围扩大到“宽口径高等教育”，这个数字会更加膨胀。按教育部的界定，宽口径高等教育在校生包括研究生、普通高校本专科、成人高校本专科、军事院校本专科、学历文凭考试专科、电大注册视听生专科、网络学院本专科、电大开放式本科、在职攻读学位研究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专科等。其中，成人高等教育最为庞大，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2002年的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13373万人，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11750万人。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就已经达到55916万人，比上年增加10318万人，增长2263%。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12677万人次，取得毕业证书1295万人。
而根据国家教育部2004年底公布的最新数据，宽口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2000万，居世界首位。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19%，按照教育部的计算方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宽口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除以18~22岁学龄人口总数，再乘以100％。这个比率在世界上的排名虽然只是中等，但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中国人口素质的原有水平，数字仍然相当惊人。经过多年的积累，当前中国受过高等教育（大学专科以上）人口数已经达到约六千五百多万。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中间阶层的后备处于急剧膨胀的状态，预示着未来中间阶层力量的急剧壮大。如果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在一定意义上进入大众化时代，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说中国将迎来一个中间阶层大众化的时代。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拥挤的空间（1）
在高校毕业生这一中间阶层的后备大军不断膨胀的同时，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局面已经凸显。
高校自1999年大幅度扩招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在2003年毕业，2003年是第一个毕业生高峰年，也是就业高压年。原本就不容乐观的大学生就业状况偏偏又遇到上天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非典”的肆虐令就业形势雪上加霜。中国社会调查所对此进行了调查，上述数据，来自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东民、王星所：《直面大学生就业——对2003年大学生就业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截止到2003年6月20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约为50%左右，而且是比一个月前已经上升了约15个百分点之后的结果。其中，研究生的签约率为80%左右，本科生的签约率为60%左右，专科（高职）生的签约率为30%。2003年的大学生毕业总人数是212万；也就是说，当年6月全国还有100万左右的学生尚未落实工作。调查显示，16%的应届毕业生还没有找到工作；31%的毕业生表示他们对找到的工作并不十分满意；只有13%的毕业生对他们所找的工作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
1996~2002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937%、971%、768%、793%、820%、900%、80%，而2003年7月的毕业生签约率只有50％。事实上，如果再相较于此前数十年的国家包分配制度——就业率近100%，这个数字或许是50年来最低的。虽然影响2003年就业形势的原因有多种，比如“非典”天灾，扩招后果凸显，大学教育与市场不协调，一些就业制度障碍，个人原因等等，但相当数量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2004年的形势继续严峻，到了2005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更是将要达到338万，比2004年增加了58万人，增幅达2071%。67万考研大军再创历史新高，国家公务员招考比例达到37∶1……在这些创纪录的数字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信息：2005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见《338万学生如何就业》，载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1-14/26/528181shtml）。针对依然严峻的就业形势，国家教育部部长在2005年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把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作为“认真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难点问题”头等大事，提出了各种解决途径和办法。参见周济：《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工作全局——在教育部2005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国家教育部官方网站（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info7846htm）。
针对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专家们开出了各种药方，并特别强调要大学生调整心态，降低就业期望值。不容置疑，有些大学生存在自视甚高、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经过了多年持续的就业难，大学生的心态已经比较实际了。比如，高校毕业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已经占到了409%。参见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研究课题组：《200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载《中国教育报》2003年10月8日第8版。曾经有一篇模仿作家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的文章在互联网上流传很广：人才市场的停车场里，横七竖八停着各处来的自行车、助动车。排队的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把门口塞得很满。厚厚的履历表用各色的夹子夹着,一捆一捆地,填没了这只手和那只手之间的空隙。
这些毕业生大清早骑自行车出来，穿越了半个城市,到了人才市场，早饭也不吃，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重点本科1500,普通本科1200,大专不要。”招聘单位的(PR)公关小姐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毕业生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说IT年薪6万么？”
“7万也招过，不要说6万。”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还是不要干的好，我们回去呆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小姐冷笑着，“你们不干，人家就关门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本科毕业生,头几批还没分派完，苏北、西北等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就要涌来了。现在各地的海归、硕士、博士、MBA也多的是。高工资的POSITION(职位)是为他们留着的。”
苏北、西北等地的院校,硕士、博士、MBA,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已经毕业的学生不干活，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干呢？在城市的生活费是要花的，为了做简历，买体面的西装革履，当初父亲母亲为自己上学借的债,自己签约向银行贷的款是要还的。传统社会是一个扁平状的结构，主要由占绝大多数比例的社会基层和占极少数比例的社会上层组成，真正的中间阶层并不存在。作为新生的社会阶层，中间阶层的形成主要依赖于社会基层的不断向上流动和积累。其中，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从而跨入中间阶层，是实现这种社会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这些年来，教育人群的膨胀为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充裕的后备来源。
获得高等教育的群体所面临的就业难处境，无疑为中间阶层的继续快速发展形成了直接障碍。这种就业难的处境，也体现了当前中间阶层发展空间的有限性。这种空间有限性不仅为新进者设置了更高的门槛，而且为原有中间阶层维持原有社会地位、继续提升社会地位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中间阶层面临向下流动的威胁，甚至一部分中间阶层可能要向下流回到社会基层。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拥挤的空间（2）
综上，中间阶层在膨胀中同时面临着容纳空间有限的困境。当然，无论是膨胀、还是空间受限制，都是整个社会发展大背景下的一个场景。大背景的变数，也决定着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存在着变数。
第三节社会联系与组织〖1〗一社会联系的局限中间阶层的主要凝聚力是共同体认同意识，广泛的社会联系与有效的社会组织对中间阶层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意义重大。即使中间阶层内部充满了各种异质化因素，其共同体因素仍然可以使松散的中间阶层得到社会整合。社会组织是中间阶层社会整合的必要条件。但在实际社会联系与交往上，中间阶层的社会联系十分有限，社会组织缺失成为当前城市社会的一个特点。除了职业交往之外，中间阶层的社会联系主要集中在以下有限的几个方面。
①亲友私人联系。这是他们的主要的社会联系，局限在亲朋好友的私人聚会、同事间工作接触和业余交往上，给其他交往方式留下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②休闲娱乐性的非正式群体联系。中间阶层的工作比较忙碌，压力较大，但在业余也会寻求一些休闲娱乐。比如，赵岚（07）、褚峰（08）、许刚（29）都是某个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平日保持每周两到三次的锻炼，偶尔参加健身俱乐部组织的集体活动。但这些健身活动主要是个人性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交往。正如褚峰（08）所说，这些都是“点对点”的，没有形成一个面，或者一个平台。王慧（19）参加了山野俱乐部，偶尔去京郊游玩一下。但这种俱乐部并不稳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活动内容也很单纯。王慧（19）曾经参加了几次俱乐部出游活动，因为同伴大多是在校学生，感觉在年龄、交流上有些距离，很快退出了。
③正式专业或行业协会联系。如曹飞（09）所说，其实所有的律师都是律师协会的会员，但律师协会仍然以官方性质为主，发挥着传统上的律师管理、监督职能，而不能作为律师平日交往和聚会的平台。许刚（29）也是这种情况，他所在的行业协会的会员资格只是一个名头，没有成为他社会交往的依托。与此相对照的是，他同学间倒是每个月至少聚会一次。
④正式社团与政治团体组织联系。传统上的正式社团与政治团体组织，如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工会、妇联、共青团、工商联以及各种专业协会等，它们的成员数量非常庞大，除了农村理论上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社会成员，特别是中间阶层。这些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在发展和活动上所受的约束较少，但它们在本质职能上属于政治外围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在传统的政治全能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中，这些组织对中间阶层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已经呈现出弱化趋势。例如，许多被访者是党、团员，但在外企和私企中很少参加组织生活。沈智（11）作为正式党员，惟一感受到组织存在的机会是支部书记按时发给他一些党内刊物，但因为工作忙，他几乎没有时间看。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需求与缺失
随着市场社会的建立，政治从私人领域中迅速推出，但社会领域仍然匮乏，没有足够的社会组织有效填补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留下了大量空间，这就是社会组织的缺失。社会组织缺失，导致了当前中间阶层社会联系范围非常狭窄、社会参与渠道缺失、政治态度消极，缺乏足够的社会整合。吴芳（30）曾经在学校参加过许多社团和社会活动，至今仍怀念当时的社团生活：那种生活对我影响很大。大家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各异，我第一次开始意识到社会是这么的广阔，视野一下子开朗了。我可以和那么多朋友交流，通过社团的朋友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大家相互关心，相互鼓励，有一种家的感觉，做事很有意思。什么事情都有一种归属感，很有力量的感觉。我知道有大家给我出主意，可以帮我想办法。而且，我也对大家、对我们的社团有种责任感，对社团的宗旨和作用很认同，如果自己能为它做点事情就很有成就感。可以看出，社团组织的交往环境对个体的社会化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包括：
①提供了社会交往平台，通过社会联系的不断延伸、扩展，个体和社会可以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
②提供了信息交流平台，个体可以向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还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很多信息，并相互激发；
③得到一种集体力量感，在社会参与不再有孤单无力的感觉，而是背后有社团的组织和精神支持；
④可以建立新的价值观，这种新的价值观往往是在相互影响、熏陶和认同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⑤升华社会责任观，它是集体责任感的前提，而集体责任感的培养是建立社会责任感的必经桥梁；
⑥得到集体带动，因为具有领袖气质和奉献精神的组织者从来都是少数，在社团里组织者可以带动、鼓励大批的追随者和参与者，否则他们就会化为零散的冷漠个体。
相对于其他阶层，中间阶层对于社会组织所能提供的社会交往具有更强烈的需求。对于社会基层，他们所面临的需求比较单一，主要是维持基本生活和生存条件。而对于社会上层来说，已经具有比较充分的社会交往渠道。正如褚峰（08）所说：如果说（社会交往渠道）存在，在富人圈子里，他们肯定会有。在政府官员范围，也不用club（俱乐部），他们本身就在一个圈子里。这两部分人相互之间还会进一步合流。这也是很正常的。而对于中间阶层，他们已经脱离了基本生存需要，并且大都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很自然地会寻求更多元化的社会交往。粗略考察就可以看到，民间非赢利组织和各种民间志愿活动的最主要参与者、骨干人员，大多属于城市中间阶层，特别是白领群体和专业技术群体。其中比较典型的职业群体如：专业技术人士、经营管理者、党政机关干部、办公室职员、商业经营者、外企雇员、传媒业人士、教师、大学生等等。在北京，有些比较知名的民间环保志愿者组织，如“自然之友”在各大学发展了广泛的会员，“地球村”得到了归国学者和环保专业人士的有力支持，“绿家园”的骨干多是各界知识分子，等等。
但这些民间社团组织所能提供的平台毕竟有限。与中间阶层的需求相对照，社团组织在当前城市社会中仍然属于非常缺失的事物。特别是与国外相比，反差更大。
访谈中，一些中间阶层被访者已经意识到了社会组织的缺失。褚峰（08）在谈到自己的社会交往时感慨社会中个人的零散状态：我觉着现在的社会非常松散，每个人都处于一种游离状态，电子很多，但都是游离的，不能形成电流。他把社会团体看做一种交往导向的社区，对现状表示遗憾，而对将来也没有信心：我理解公益团体就是一个平台，很多人在一起，形成一个community（社区），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这样的形式，在当前几乎没有。在未来，这种平台还会很缺乏。缺乏整合平台，加深了中间阶层共同体的异质化，成为当前中间阶层力量发展的重要障碍。另外，对社会组织的需求与社会组织的有效提供息息相关。在前文中，我们讨论过民主机制的缺失导致对民主建设自身要求的弱化和评价的消极。同样，有效社会组织的缺失会导致对社会组织本身需求的弱化和评价上的消极态度。社会组织参与对于大多数中间阶层来讲并没有经历过，从而削弱了中间阶层发展社会组织以提高社会交往范围与深度的要求。比如，褚峰（08）对公益社团感兴趣，但对公益社团的缺乏表示失望，并对中间阶层对社团组织的需求表示悲观：在目前这种社会条件下，白领这些中间阶层，除了娱乐、消遣之外，没有社会参与的欲望，所以在这些人里面不会产生对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有影响的社会组织。我觉着不可能。在富人圈子里，他们肯定有这种俱乐部和其他比较常规的交往途径，形成一种相互提携的集体力量。在政府官员范围，我想他们也不用专门的俱乐部或者沙龙，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圈子。可中间层没有，他们也没有建立相应的社会组织的意向，没有增加社会交往的需求。因此，与其说是中间阶层没有对社会组织的需求，不如说是没有提供给中间阶层一些基本的社会组织平台，让他们在现实中能够接触、了解社会组织。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规制与发展（1）
可以看出，问题不在于中间阶层是否需要社会团体，而在于社会是否能够提供这种社会交往的社团组织平台。
吴芳（30）对志愿活动比较感兴趣，她讲过自己经历过的一次遗憾。她所在的社团有一次因为某个活动到一个医院，她希望能够到医院做义工照顾病人，但医院告知她没有义工这种制度，除非到医院来实习。她不是学医的，只是想用一段时间来对社会有所贡献，不可能来医院实习。所以，她很失望：想对社会做点什么，但这个社会没有提供一种机制。
郑颖（15）对环保事业很感兴趣，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同行张罗着成立一个环保组织，可以凭借这个平台接受社会捐助、举办环保志愿者活动、甚至民间环保研究等。但在向有关部门申请登记的时候，由于受到相关政策的限制，没有成功。关于民间组织注册的法律限制，参见葛云松：《第三部门的法律制度》，《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的法律环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依靠其他形式和联系方式依然进行着他们的事业。
从逻辑上看，之所以民间社会组织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没有对社会组织的需求；或者社会组织的发育受到了抑制。如果是前一个原因，可以断定中间阶层根本称不上社会共同体，从结构、意识和行为上都缺乏起码的一致性。但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种逻辑并不存在。在中国，现有的社团组织大部分都是专业性的，如各种学会、律师协会、记者协会等，大多数专业人士都至少参与了一个社团，很多人参加了两个或更多的社团。这些社团的组成人员主要是中间阶层。在美国，20世纪的前半段是中间阶层兴起的时期，白领参加工会的数目从1900年的370万人增加到1948年的1470万人，增长了406％，白领工会已经不仅仅是普通工会的补充。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9页。在国外，城市中间阶层成为各种民间组织的主要社会力量来源，他们是各种社会社区服务、法制民主、慈善事业、志愿服务、商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骨干参与者。下面五个国家成年人参加志愿性社会团体的调查数据，以及其教育背景，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详见表5-3）。
表5-3参加志愿性社会团体的成年人口比例*单位：％国家占总人口比例占总人口受过中等教育者比例占总人口受过高等教育者比例美国575580英国475592西德446362意大利293746墨西哥253968*阿尔蒙德：《公民文化》，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页。
** 此表数据为20世纪50年代末数据。可以看出，西方发达社会中参与志愿性社会组织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即使在墨西哥这个发展中国家，4个成年人也至少有一个参加了社团组织。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些志愿性社团组织并不包括政党组织，或者政党直接控制的外围组织，而是志愿性组织。表5-2所显示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数字，距今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在西方社会强调建立市民社会、发展社会组织的今天，这一数字会更加庞大。其中受过中等教育者，已经相当于现在的受过高等教育者了，与受过高等教育者一起，都是当时的中间阶层。由于中间阶层的特征之一就是高学历，因此，如果高学历者参加社会团体的比例较大，也就同时表明中间阶层参加社会团体的趋向，表5-2的数据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能够解释民间社会组织缺乏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受到了约束和抑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出现社会组织缺失主要在于基础薄弱，是传统的社会组织缺失的惯性。但城市社会发展至今，社会组织的缺失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现有体制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制约。国家建立了管理社会组织的法规，在注册和管理两个环节上，多年来一直没有放松，所以民间社会组织的培养遇到了合法性这个最重要、也是最难以跨越的障碍。国务院1998年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颁布了新的《社会团体登记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条例》，这是当前最主要的社会团体管理条例。另外，还有一些特别的法律规定某些特殊社会团体的设立、职能和组织问题，如《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工会法》、《律师法》、《注册师法》等法规。实际上，对社会组织提出的不仅是法律层面的要求，而且是综合的合法性要求：政治上要达标，行政上要挂靠，符合法律程序，得到社会支持。一个筹建中的此类组织或者一个已经存在于民间的社团，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之后，要经过政治合法性的检验才能获得行政合法性，成为业务主管单位的组织，最后在登记管理机关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成为法人，所有这些，缺一不可。从动机上，这些制度障碍是为了减少社会组织的成立和社会影响力，一方面控制现存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限制新的社会组织的建立。
实际上，在中国城市中存在着大量的社会组织，大多属于政府动员的范围。而且，动员性的社会组织参与率比较低。比如，从组织者来看，中国志愿者有六大类：一是青年志愿者，参与人数有1500万~2000万人，属于共青团中央组织的；二是民政部门下属的一些社区服务中心里的志愿者，公布的数据是375万~400万人；三是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来自红十字会的统计是20万人，两者都是财政支出部门；四是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志愿服务，前后共有几千人；五是草根组织，譬如自然之友、绿家园之类，总人数有1万多。摘自师欣：《志愿活动在中国》，载《南方周末》，2002年10月10日。可以看出，最后两项属于真正民间的社会组织，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下面关于中、外慈善与志愿者组织的发展比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直观的轮廓：摘编自丁元竹：《志愿者精神在中国》第五章，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资助撰写的工作报告，1999。①中国志愿者参与与其人口规模比较还比较小。我们远远低于以色列和其他发达国家。
②国外慈善事业源远流长。而中国志愿者活动的主体不在慈善机构，而在共青团系统和民政部系统，这是由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行体制决定的。
③西方的慈善事业、志愿者活动具有民办性质，特别是由宗教团体来办。中国志愿活动大部分是配合政府的工作展开，活动与政府政策导向关系密切。
④西方企业支持慈善事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非常普遍。中国目前企业对于志愿活动的资助还不十分明显，也不构成中国志愿者活动资金来源的主要部分，一是中国的企业基本都处于创业时期，另外中国企业也没有资助志愿者的传统。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规制与发展（2）
⑤许多国家政府对于志愿者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和支持，保证其建立合理的资金筹措方式和渠道。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除了在国家发展计划以及领导人的讲话中倡导开展志愿者活动外，还没有在资金支持方面做出任何规定，使得中国志愿者在资金问题上面临极大的困难。
⑥在发达国家，志愿者组织和民间团体往往和政府一起工作，共同面对社会问题。中国政府对于社会团体管理、民间非企业单位管理做出过法律定位，但是对于志愿者的法律地位没有任何规定。
⑦国外的志愿活动领域扩展到社会福利活动之外的其他领域，中国目前志愿者活动领域基本限于文化、体育、娱乐、个人社会服务、宗教、国际志愿者、卫生和环境保护、就业和扶贫等领域。
⑧在发达国家，社区成为志愿者活动的重要载体，志愿活动是在社区这个社会结构的草根层次上进行的。但中国社区建设有它的特点：是在政府的指导下，自上而下开展起来的。居委会的工作大部分是按照它的上级机构——街道办事处的计划进行的，居委会对于居民的凝聚力不是很强。而且人们对于单位的依赖远远高于对居住区的依赖。社会组织之所以受到制度约束，主要因为人们夸大了社会组织的负面影响。在中国，一提起非政府性的社会组织，人们往往容易联想到国外的压力集团、反政府组织等。特别是东欧和前苏联巨变和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大闹西雅图世贸会、世行年会以后，媒体对非政府组织负面的报道较多，使人们对其认识带有某种局限性。其结果是，社会转型中需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以承接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同时担心非政府组织壮大后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在这种认识下，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发展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限制。这是中国的社会组织缺少自治，与政府联系过于紧密的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即使自发出现了一些社会组织，之后也会很快被纳入行政体制之内。邓国胜：《中国非政府组组织发展的新环境》，参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网。
从长远看，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成为一种全球趋势。实际上，对社会的自发性参与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形式。比如，网上论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人群参与讨论，虚拟社区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吕英（25）在就读在职研究生之前对社会问题一直不感兴趣，但后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听她解释，主要原因是有的同学比较关心社会问题，在班级网页上搞了个论坛，大家经常在上面讨论一些社会热点和理论问题。她逐渐对那些讨论发生了兴趣，开始关注新闻时政，并读了一些书。现在，她俨然成了论坛里的常客，并经常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可以预见，如果未来社会组织能够发展起来，将为中间阶层的社会参与提供前所未有的组织平台与机制，中间阶层缺乏社会参与的现状也将大为改观。这种趋势有助于中间阶层加强社会联系，在社会转型中发挥更多的影响力量。
专栏中国非政府组织正在走向前台*
6月24日，北京市发改委一位负责人对《北京青年报》说，北京动物园是否搬迁之事并没有决定。
虽然北京市方面否定了搬迁后的土地将用于商业用途，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对此并不特别乐观，她看到，政府并没有放弃搬迁企图。
不过，情势似乎有明显的变化。据《瞭望》周刊披露，2月至4月间，北京市发改委在召集的多次论证会上，还都是在强调，动物园搬迁是政府已定决策，不讨论搬与不搬问题，只研究搬到何地问题，而且要保密。但是，进入5月，媒体与公众不仅公开讨论着搬与不搬，而且反对搬迁的声音更大一些。
这种急转直下的情势，显然并非北京市发改委的初衷。变故首先来自于信息被公开，破除了原先的“保密”之戒，而促成信息公开并将其变成一场社会大讨论的，是北京的一些环保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
汪永晨的另一个身份是“绿家园志愿者”的负责人。汪并* 摘编自唐建光：《中国非政府组织正在走向前台》，《新闻周刊》，2004年第24期，总第186期。
不讳言，在民间反对动物园搬迁的行动中，以“绿家园”、“绿岛”等为首的NGO组织，在其间着力甚多。
再往前追溯，从四川的木格措到都江堰，再到云南怒江，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均受到了民间的非议，甚而因此重议、搁浅或改变。其台前幕后，都闪现着NGO的身影——事实上，他们越来越频繁地站在了前台，对于事关公共利益的决策，以公众参与的名义提出质疑。
“动物园搬迁还须征得绝大多数市民的同意。”《新京报》引用北京市发改委的话说，这个部门的负责人还对《北京青年报》说，“按照政务公开的原则，我市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均将依法按规定科学决策。”
“至少他们不能再为所欲为了。”一位记者如此评价这一系列事件中NGO的作用。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规制与发展（3）
2001年3月，一次独特的“听证会”在北京举行。参加者包括一些NGO成员、环保专家以及昆玉河畔的居民，还请到了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
此次“听证会”的由来，缘于2000年的北京昆玉河(即京密引水渠昆玉河段)治理工程。工程引起了一些环保人士的非议，他们担心以人工工程替代自然景观，将影响到两岸及河底自然植被和其他生物的生长。
于是，“绿家园”等NGO组织了这次听证会，他们寄望以此推动政府和民众间的对话。
但这次“听证会”并未善终。汪永晨说，这位副市长最后将其斥为“无组织的有组织活动”，要求媒体一个字都不能登。没了公开，“听证会”也就没了意义。
不过，“这仍然是中国NGO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一次尝试”，汪永晨说。
在此之前，和中国的其他NGO一样，1996年正式定名的“绿家园”主要活动是种树、观鸟、呼吁保护白鳍豚等等，而在包括环保领域等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政府一言拍板，他人无法置喙。
成立于1993年的“自然之友”是中国最早的环保NGO之一，其常务理事梁晓燕说，它是在外界的疑虑中诞生的，不少官员总是把它与西方的“绿党”联系在一起。那时除了做一些宣传外，几乎做不了什么事。
梁晓燕说，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非政府组织论坛，使中国大多数官员第一次接触到NGO这个词。从1996年起，中国NGO开始浮出水面，而环保是他们首先涉足的领域，这是因为它的“政治敏感度较低”，而且与所有人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NGO们逐渐发现，地方政府常常是环保的最大威胁，它们的一些决策，不仅影响到环保，而且危及公共利益。
2003年应该是中国NGO发展史上值得记述的一年。这年在四川，两项水利工程遭遇了民间力量的狙击：一是贡嘎山下的木格措水坝，二是与都江堰相邻的杨柳湖水库。
最后，杨柳湖工程被叫停，但木格措工程仍在继续。
无论成败，NGO都在其间崭露头角：最早获知工程上马的消息，并将其公之于众的，正是《中国青年报》记者、绿岛负责人张可佳和汪永晨及其背后的NGO。其后，从媒体和专家的反对声音中，也可见NGO运作的影子。“公众力量直接影响一个大工程的决策，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汪永晨说。
如果说杨柳湖与木格措之役，只是中国NGO的初露身手，在怒江水坝论争中，NGO则表现出了更大的影响力和动员力。
“我反对！”
5月24日，云南“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主任于晓刚再赴怒江之畔，这一次他组织了14名怒江的原住民，来到澜沧江上的漫湾电站。
“大众流域”也是一个NGO，2003年夏天，于晓刚得知怒江上将要修建13级大坝后，很快行动起来，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
这位人类学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是大坝修建对人的命运的影响——他们对漫湾电站的调查显示，大坝的修建，对原住民并非总是福音，他们的生活反而陷入困境之中。因为，在地方政府和电力公司的合谋下，原住民的利益常被忽略，他们不仅无法表达意见，也难以分享开发的成果。
怒江的村民们走访了漫湾电站的移民，发现他们“无法上学，家里没地种，外面没工作”，一些人甚至以捡垃圾为生。这样的事实令怒江的原住民们忧心忡忡。《南风窗》引用一位怒江人的话说，“如果政府一定要建电站，就必须维护好我们怒江百姓的利益。”此时，虽然中央有关方面已对怒江大坝计划叫了暂停，但NGO们相信，大坝修建仍是难以阻挡的。“大众流域”希望通过信息公开和教育培训，使原住民们有意识并有能力站出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比如参加与政府和企业的对话或谈判。
在怒江问题上，“大众流域”的于晓刚和黄光成，以及云南大学教授何大明，是云南稀有的公开反对派，虽然黄光成称他们并没有感到明显的压力，但在当地，他们的声音仍然显得孤独。
不过，他们并不全然孤立。这场“怒江保卫战”聚合了来自中国各地，甚至国外的NGO，“由于生存在社会的边缘，寻找同道是NGO的本能。”梁晓燕说。按照汪永晨的说法，这次反水坝运动，是中国NGO第一次广泛联手。
从这一年开始，在国外持续数十年的反水坝运动，被引入了中国。同时引进的，还有各国NGO的理念、资料和行动经验，大量在国外行之有效的NGO行动模式。2003年11月，汪永晨和于晓刚等人参加了在泰国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水坝大会，会议发起了“保护中国最后的生态江河”的签名行动，获得了60多个国家80多个NGO的支持。“这使中国的NGO受到了很大鼓舞。”梁晓燕说。
2003年10月，一场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上，数十名专家以民间立场对修建怒江大坝表达了异议。此后大大小小讨论会、论坛、讲座、图片巡展难以计数，影响所及，重庆10所高校学生联名开展了“反对开发怒江”的签名活动。
这些行动，与一长串NGO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大众流域、绿家园、绿岛、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所、自然之友、地球村……在北京动物园搬迁争议的背后，活跃的同样是NGO们。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规制与发展（4）
今年四五月份，中央电视台、《科技日报》等媒体连续对昆明动物园搬迁之事进行了报道，导致地方政府放弃了搬迁决定。这是北京动物园迁址之争的序曲。5月22日，关于北京动物园搬迁的两场讨论会同时在北京的两个会场举行，生物学家和法律专家们发出了反对动物搬迁的声音，数名院士对政府提出的数个搬迁理由给予了清晰的反驳。
梁晓燕发现，这一次明显的变化，是NGO不仅关注动物园该不该搬，更关注此类事务应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决定。他们尤其关心其中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汪永晨还特地请来了一些中小学生，她说，他们是动物园的主要客人，有权发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会上，也有一些孩子赞成搬迁。
有消息说，那一段时间，北京市政府收到数百至数千的信件和电话，反对动物园搬迁。孩子和家长形成了公共声音。
汪永晨说，NGO的力量在于它能组织各种资源，聚合各方力量，“我们希望能充当桥梁”。而在中国，媒体、专家和公众是它能汇集的三种主要力量。
汪永晨特别提到了媒体的特殊作用，它们步调一致的言行常常给决策者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事实上，不少NGO的负责人本身就是媒体人士。他们甚至拥有一个定期的记者沙龙，来讨论媒体的行动方略——按梁晓燕的说法，记者沙龙本身就是一个NGO。
汪永晨说，这也是中国NGO发展中一个特殊现象。在国外，媒体通常更愿保持中立。专家也是中国NGO行动中的一个独特资源。“中国的学者还从属于政府的研究机构，多数人还没有对公共事务发言的习惯，这就需要NGO去做工作。”梁晓燕说。
但梁晓燕强调，在中国，公众动员还只是刚刚开始。多数公众既没有主动意识，更没有渠道参与到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之中。
汪永晨相信，由环保领域开始NGO动员下的公众参与，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同时，NGO在政府中也有不少同情者，在怒江、木格措和杨柳湖论争中，一些部委和地方政府官员向NGO和媒体提供了不少信息，虽然他们较少公开露面发言。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徘徊在体制外的NGO（1）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仝志辉博士认为，在NGO的推动下，政府的决策发生改变，这首先来自于政府的行政理念发生了变化。
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仝志辉认为，这正是怒江水坝这样的重大决策为公众意见所影响，从而得以改变的大背景。但是，在中山大学华南民间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朱健刚看来，这些变化更像是一些偶然事件。他看到，即使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下改弦更张，但公众和NGO的参与仍没有被纳入到政府的公众决策程序之中。
对此，于晓刚感触尤深，“大众流域”曾经试图参加在云南举行的关于怒江的论证会，但除了一次作为列席者参加外，其余均不得其门而入。同样，NGO也没能邀请到北京市的政府官员出席动物园搬迁讨论会。
实际上，在更多的情况下，公众和舆论，与政府更像是各唱一台戏，政府有时候会听听外界的声音，但是否采纳全由自己。
“自然之友”常务理事梁晓燕还指出，在中国NGO的活动规则中，私人关系有时会发挥更大的作用。NGO人士通常有较大的活动能力，通过一些渠道向高层传递信息，常常能改变事件的进程。
“问题在于，政府的决策绝大多数还是不对外公开，外界并不知晓其过程，也难以确定到底是哪种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朱健刚说。他认为NGO与政府间“不是一个博弈，它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容忍度。”
将NGO纳入公共决策渠道之中，甚至给予资助，这在西方国家是为制度或法律所明确的。但是，正如汪永晨所指出的，在中国，NGO仍然徘徊在社会的边缘，缺乏表达意见的制度渠道。
不过，朱健刚仍然看好近年来这一连串事件的意义。他相信，这些个案将“由一个个事件，变成一个趋势。”
第四节公民性特征〖1〗一公民文化政治文化是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应上的积累，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动机和政治价值观、政治社会化等内容。比如，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的性质和功能的理解，所持的政治理想，政治参与的热情，对待公共权威的态度，评价政府政策的价值标准，内心遵循的政治行为准则等，都是政治文化的内容。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
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相对于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政治运行过程等客观政治关系的内容，政治文化是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形式而存在的，是政治关系中心理和精神的反映。一方面，客观政治关系相当程度上支配着政治文化；另一方面，政治文化能够对客观政治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政治系统是以个体组成的，对于以政治个体或团体为研究对象的微观政治学，与以政治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宏观政治学，政治文化可以作为两种研究层次的联系纽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政治文化的概念，将彼此无联系的个人的态度、动机，与政治系统的特征、运转之间建立联系。
如导论中所述，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是中间阶层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那么，我们研究中间阶层的政治文化，就是要分析其与政治稳定、政治发展的关系，也就是两者是否协调。无论这种关系是协调的，还是存在冲突的，我们都要弄清楚其范围、特征、机制与趋势等问题。
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公民文化。在我们传统的话语系统里，我们更多地使用“人民”这个词。人民是政治用语，与“敌人”相对应，强调的是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相反，“公民”大多出现在法律条目中，并不是一个日常频繁使用的词汇。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强调的是法定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至于公民文化，则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政治心理学的概念。它所描述的是，从认识、心理上来看，民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既能实现自己的权利、又能履行自己的义务的合格公民。
公民文化是一种“理性——积极”的政治文化。公民文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理性，即公民有足够的政治认知能力、政治信息和参与能力来进行政治参与；另一个是积极性，即公民主动、积极地参与政治事务，在动机上认为具有政治责任，或认为政治与个人关系密切，利害莜关。公民文化的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公民既有政治参与能力，也有政治参与积极性。因此，公民文化也可以称为参与型文化，或者将这种政治文化类型称为积极公民文化。
但许多学者认为，公民文化只是一种理想，现实中的政治文化要比这种理想的公民文化复杂得多。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它们都是理想状态，现实中所存在的则是三种政治文化类型某种程度上的混合：参见阿尔蒙德：《公民文化》，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3页。
第一种，蒙昧型政治文化，或者将这种政治文化类型称为村民文化。公民就像一个古老社会中边远偏僻的村民一样，他们与政治或政府之间的彼此联系都十分微弱。从公民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对政治认知很少，不关心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对政府无所要求和愿望，也不会对政府形成政治压力。从政府这个角度来将，对公民鞭长莫及，其政治行为对公民的影响很微弱，不必响应公民的政治要求，也不需要公民的政治支持。总之，这种政治文化是公民与政治彼此冷漠、相安无事的关系。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徘徊在体制外的NGO（2）
第二种，服从型政治文化，或者将这种政治文化类型称为臣民型文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像君主与臣子一样，公民尊重并执行政府所做的权威性决策，但缺乏参与政治、向政府表达利益要求的意识。也就是说，相对于公民与政府缺乏政治联系的蒙昧型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类型建立了公民与政治的联系，但它是一种单向的联系。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存在对公民的政治输出但缺乏公民的政治输入；从公民的角度来讲，被动的接受政治安排，但缺乏政治影响和参与。
第三种，参与型文化，也就是理想的公民文化。公民与政府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互相影响、互相参与的关系，公民在尊重政府的权威，执行政府的决策和法律制度；同时，公民具有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的能力，主动通过各种途径对政府的各种政治事务或决策发表看法，并参与到这些政治事务或决策中去。所以，这是一种“积极——理性”的政治文化。
事实上，现实中的政治文化是这三种文化类型某种程度的混合，纯粹的“积极——理性”的公民参与文化并不存在。即使美国、英国这样的被认为公民意识较强的国家，其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都是有限的；在政治认知能力与政治责任感上，普通公民也和积极的“理性——积极”的公民目标差距很远。大多数人更注重自己的生活和直接利益，并不对政治感兴趣。许多人只有与政府产生利益关系时，才会意识到政府的存在。即使有些人对政治感兴趣，也往往只对政治输出（如政治信息、政治决策、政治影响等）感兴趣，而对政治输入（即政治参与）兴趣不大。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也是有限的，他们的政治信息有限，对政治的理解有限，在如何参与上所知不多，等等。也就是说，政治的行为影响着普通公民，但是政府为什么和如何做决定，却超出了普通公民的能力范围。一般人认为只要遵纪守法（包括缴税）便已经是个好“公民”了。
而且，纯粹“积极——理性”的参与文化在现实中并不一定有利于形成一种理想的政治状态。阿尔蒙德对五个民主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的政治文化进行了比较，其目的在于寻找何种形态的政治文化最适合民主制度，使得民主制度能够稳定而顺利地运行。他认为民主政治稳定所需要的，恰恰是包含着各种矛盾倾向的复杂、混合、平衡的政治文化，而不是理想的公民文化（既单纯“积极——理性”型的公民文化），公民的适度参与有利于保持政府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平衡，但过度的公民参与反而不利于民主制度的稳定。甚至，公民对于政治精英所形成的压力并不在于实际行动意义上的政治参与，而在于他们行动能力上的政治参与。也就是说，如果政治精英违背了公民意愿，公民可以将这种行动能力转化为实际的政治参与，从而形成政治压力。发达民主国家之所以实现了政治系统的平衡，关键在于政治能力、参与意识与实际行动存在一定的距离和平衡。能力和意识保持着对政治精英的压力，作为一种参与潜力，可以实现政治精英的责任；而有限的参与行动有利于实现精英的权力。在结论中，阿尔蒙德将现代性与传统性实现了平衡、协调的混合型政治文化称为“公民文化”。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积极——理性公民的迹象（1）
对本研究讨论的中国当前的城市中间阶层，在政治文化上距离理想的“积极——理性”公民是很远的。首先，许多中间阶层的身上体现了政治冷漠的一面。中间阶层的生活内容是丰富多彩的，相对于其对其他日常生活内容的关注，政治关注所占的份量并不大。特别是对于那些与个人没有直接利益联系的政治事务，其关注程度更低。有时，这种对政治的冷漠进一步演化为对政治的厌恶或不耐烦。其次，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理性或能力并不很高。他们所能得到的信息有限，对政治的理解、判断能力有限。即使有些中间阶层声称关注政治，但这往往是一种与人交流中的姿态。因为，如果涉及具体的政治事务和知识，他们所知并不多。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说中间阶层所具有的是一种蒙昧型的政治文化。从本文前面的描述部分中看出，中间阶层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混合型的政治文化，具有多种政治文化类型的特征。从多个角度，我们可以在中间阶层身上找到公民文化的特征或迹象。
1中间阶层法律层面上的公民意识较强
中间阶层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政治冷漠的，同时，他们又承认政治对个人的影响无所不在，不可能隔绝政治与个人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认识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感受，而且也是他们的一种与较高教育背景息息相关的文化特征。如果政治决策已经从政策或法律层面上得到了确认，中间阶层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接受——无论这种接受是情愿还是不情愿。中间阶层身上这种明显的法律义务意识，与服从型政治文化特征有些相似。除了法律义务意识，中间阶层的法律权利意识也很强。如果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他们具有维护个人权利的意识，而且首先考虑法律层面的解决办法。
2中间阶层的政治能力较高
这种政治能力包括政治认知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两个主要内容。政治认知与政治认知能力并不相同，前者是现实，指对实际政治认知的程度；后者则指形成现实的潜力，指中间阶层是否在素质和文化背景上能够进行政治认知。中间阶层所普遍拥有的较高教育水平，使得他们对政治的认知能力比较高。一旦中间阶层开始关注政治，其政治认知可以迅速增加。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过这种情况。从政治认知能力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认知，往往和平常的个人兴趣转移一样简单。这种判断同样适用于政治参与能力。现实中的中间阶层实际政治参与并不高，但具有足够的政治参与能力。之所以强调政治能力，是因为能力是实际行动的前提。而且，只要社会形势发生变化，政治参与能力可以瞬间转化为政治参与行动。从维持政治压力的角度看，日常和频繁的政治参与要么是不现实的，要么是难以持久的；但政治参与能力转化为政治行动的潜力却可以形成一种持久的政治压力，其效果往往比政治行动更强烈。
中间阶层的政治能力不仅体现在他们的知识背景上，还体现在中间阶层的合作倾向上。个人的影响在政治事务中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形成集体行动，才能在政治谈判中取得筹码。群体合作是社会力量整合的前提，是产生政治力量的基本源泉。一个群体是否具有合作倾向，是判断其政治能力的重要指标。中间阶层在采取行动时，更容易通过宣传鼓动来实现集体行动，进可以产生更强的政治压力，退可以降低个人所承担的政治成本和政治风险。政治合作需要日常社会联系的基础，而中间阶层的社会联系虽然受到了社团管理制度的约束，但其通过各种途径，仍然实现了多元化的社会联系。现有的正式社会团体主要是由中间阶层所构成的，而各种非正式的社会交往途径，也主要为中间阶层所占据，如互联网虚拟社区。
3中间阶层具有较强的社会参与动机
利益动机当然是最直接的社会参与动机，但除了利益，中间阶层的社会参与动机还包括其他多元性的动机，比如社会责任感。由于制度约束，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非常有限，但中间阶层的政治责任感可以通过社会责任感来体现。因为，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参与责任感是息息相通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也可以将社会责任感作为政治责任感的泛化，或者政治责任感是社会责任感的一种形式。在现实中，虽然中间阶层忙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政治参与责任感，但其社会责任感却体现得比较明显。比如，社会公益事业的主要参与者、推动者是中间阶层。除了这些正式的活动和组织，他们的这种社会责任感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比如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小区建设的关注，对团体的无偿投入等。
4中间阶层具有一些现代的政治理念
政治文化可以分为一般政治心理和政治理念两个层次。通常的政治心理是政治文化的表层和感性部分，直接来自社会体验和经历。而政治理念则是政治文化中的深层和理性的部分，作为一种合乎逻辑的观念，是长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政治理念的特征之一就是相对独立性，其形成与状态可能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水平并不一致。政治理念的发展变化超前于或落后于政治发展的水平是经常的事情。“超前”是政治思想的常性，而落后则是由于反映了旧制度、旧思想的残余，在人们的头脑里挥之不去。同时，政治理念的发展还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关于政治理念的特征参见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338页。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积极——理性公民的迹象（2）
公民文化的平台是民主政治与公民权利。从访谈中可以体会到，中间阶层普遍接受了一些现代政治理念，比如民主理念。虽然一些被访问者并不认为民主是完美的，民主的运行可能带来政治秩序的不稳定，甚至民主可能成为一些政治家实现个人权力的工具，但民主所包含的基本内涵还是被中间阶层普遍接受了，至少很少人会反对“民主”这个概念本身。公民基本权利是中间阶层所普遍接受的另外一个现代政治理念，其意义丝毫不亚于民主理念。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从来不强调个人权利的，集体主义与臣子理念是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而公民权利所强调的恰恰是个人权利与平等理念。政治理念的形成是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或者是政治启蒙的结果，与教育背景、认知能力及阶层地位息息相关。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中间阶层在这一点上具有其特有的优势。社会较低阶层还远远没有完成这种启蒙，社会较高阶层则由于其特权性的阶层地位而很难完全接受这些理念。
5中间阶层所具有的公民性程度相对较高
从整体社会结构上，哪个阶层都不可能具有“积极——理性”的理想公民文化，但相对于其他阶层，中间阶层的公民文化元素是最多的。
与社会较低阶层相比，中间阶层的公民特征更强。社会较低阶层不仅政治认知较少，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认知能力相对较弱。同样，社会较低阶层的政治参与能力也较差，除了有暴力倾向的社会参与之外，他们缺乏足够的能力以其他形式进行政治参与，特别是法律形式的政治参与。比如，一个民工不能拿到应得的薪酬，或者忍气吞声，或者暴力威胁，或者到一些部门哭诉，这些都是个人性的，非常规性的。而一个律师如果受到不公正待遇，被非法羁押或错误定罪，他可以通过媒体呼吁司法公正，得到律师协会的组织性帮助，其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一个民工。在社会参与动机上，社会较低阶层很少因为利益之外的原因关注政治或进行政治参与，而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和政治参与的动机是多元的，很多时候出于社会责任感而关注政治和参与政治。
与社会上层相比，中间阶层在政治能力上处于明显的劣势，而在事实上的政治认知、政治参与上，这种劣势更加明显。但是，社会上层的这种政治能力已经超越了公民特征所应有的上限，而不能再被称为公民文化。因为，公民文化要求尊重法律义务，维护法律权利，而社会上层往往在超越这种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层面上进行政治参与。而且，在政治参与的动机上，社会上层的社会责任感在中间阶层面前并没有什么可夸耀之处。
6中间阶层所包含的具有典型公民文化特征的个体和群体最多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中产阶层的优越性的一个证明是，很多优秀的立法者都来自中产的公民阶层。”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我们也可以说，具有公民文化特征的个体和群体首先出自中间阶层，中间阶层是培养公民和公民文化的社会土壤。本研究的访谈也可以看出，虽然多数被访问者不具有积极公民的特征，但其中也不乏典型的积极公民。毫无疑问，知识分子群体最接近积极公民的标准，但中间阶层的积极公民并不局限在这个群体，而是分布在所有中间阶层群体里面，包括白领，公务员，甚至一些中小企业的自营者。而且，最具有变革特征的积极公民往往出自中间阶层，其激情丝毫不亚于受到社会不公的社会底层。而且，这种激情往往不是源于个人的、直接的利益动机，其维持常常来自于社会与政治责任感，因此更加强烈、持久。很典型的例子是社会中的“愤青”。“愤青”几乎全部都是中间阶层，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愤”不是因为对社会的“无知”，而恰恰是对社会的“有知”，了解、认识到了社会的许多阴暗面和社会不公正。也许“愤青”的观点往往比较极端、偏执，但相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们的认知能力是较高的。
综上所述，政治冷漠仍然是当前大部分中间阶层的心理特征，我们很难说中间阶层已经形成了公民文化；同时，中间阶层已经表现出了一些公民文化中所必需的重要特征，至少中间阶层是整个社会结构中最接近公民文化特征的部分。对于公民文化特征十分缺乏的中国传统社会，公民文化的形成是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不断冲突和调适，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破”与“立”的对抗与妥协。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痕迹在中间阶层身上反映得尤其集中。如果说适于中国国情的公民文化的形成在结果上是政治稳定的保障，那么其形成过程对于政治稳定的影响则是个未知变数。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异质化的共同体
从内涵上，可以把中间阶层看做一个共同体，他们在社会阶层关系上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不被其他阶层随意支配，也不能随意支配其他阶层。中间阶层具有“教育背景”这个共同的门槛，他们有相似的高学历，相似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有共同的社会骨干认同意识，都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和理性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等等，这些都是中间阶层的结合点。大部分被访者承认“中间阶层”的确实存在，这说明，中间阶层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整合，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将一些社会群体看做一个共同体。
同时，中间阶层内部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包括一些有共性的异质性特征，还包括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几乎所有中间阶层的研究者都承认这一点。甚至，关于中间阶层“大杂烩”的争论持续不断，许多研究者甚至据此否认中间阶层的确切存在。我们在相信“中间阶层”是个可供分析的共同体的前提下，还要承认中间阶层确实远远没有成为结构、意识与行动完全一致的共同体。由于各种共同或特定的原因，中间阶层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各个层面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也就是本节所讨论的中间阶层“异质化”现象。
有些中间阶层的结构异质化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时期具有一些共性，另外的一些则是带有明显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痕迹。无论如何，中间阶层的异质化程度是个动态的过程，受各种因素的持续影响而不断变化。
一“新中间”与“老中间”
最明显的是“新”中间阶层与“老”中间阶层的区分。许多经典作家都提到了中间阶层有“新”、“老”之分。马克思的论著里将中间阶层看做两部分，一部分是由企业主（个体手工业者）、小农场主（自耕农）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另一部分由经济地位相对独立的律师、医生等所组成的专业技术阶层，或资产阶级的服务阶层，两者共同构成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过渡中间层。随着小资产阶级逐渐衰落，而专业技术阶层逐渐壮大，马克思开始关注专业技术阶层这一新兴阶层，而将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看做“老中间阶层”。米尔斯也在其关于中间阶层的专著中使用了这种称呼，并对新中间阶层从职业上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市场销售人员、文秘人员等。参见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之所以称之为“新”与“老”，区别在于西方国家两种社会群体兴起阶段的差异。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是老中间阶层的黄金时代，而20世纪后半段的现代社会是新中间阶层的兴起时代。而如果从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开始算起，这种时段上的区别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新中间阶层与老中间阶层同时出现并兴起。发展至今，老中间阶层仍然处在发展时期，即使也如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发展规律，老中间阶层的衰落也是未来的事情。从当前中国的现实来看，本研究所分析的自营者属于老中间阶层，公务员、“事业人”（知识分子）和企业白领相当于新中间阶层。
可以看出，所谓的老中间阶层其实就是小资产者，所谓的新中间阶层就是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这两种人所凭借的资源完全不同，前者是资本，后者是专业技术。专业人员必须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才能在中间阶层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教育对于小资产者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这并不是真正关键的，因为有些创业者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甚至正是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进行创业。真正重要的是，两者在社会生存中所面临的风险完全不同。小资产者在社会生存中有着更多的风险，比如，经济政策的变化可能决定着他们事业的存亡兴衰，商业竞争中的残酷可能让他们一夜之间体会天堂与地狱两个世界。在当前社会转型阶段，虽然新修改的宪法从法律上保障了私有财产，参见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等内容。但小资产者对个人的财富并不真正放心。面临风险和失败，小资产者根本没有选择留下还是离开的自由，自己的事业和个人的身家性命是紧紧绑在一起的。而专业人员与所在“单位”的关系并非完全依附性的，所在组织的兴衰成败决定他们的事业高度、具体收入，但不决定他们的命运，在前景不妙的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离开，另谋高就。甚至，他们在完全不同的事业方向上寻找新的出路，比如从公务员转到企业白领，或者“下海”经商。当然，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小资产者的梦想是一夜暴富，专业人员的梦想是步步高升。这种风险的不同使得两类不同的中间阶层群体在政治意识和行为上表现并不一致，相对于专业技术人员，小资产者在政治意识和行为上更加慎重、保守。
即使是中小企业主，他们产业规模的区别很大，产业类别的区别也往往很大。比如，中等企业主在社会与政治参与上更加保守、稳健，而从事股票和金融等高风险的企业主要比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主更加敏感。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职业群体的隔阂
即使“新中间阶层”，也是许多职业群体的“大杂烩”。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新的职业种类日新月异，不断花样翻新。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教育背景千差万别，而且实际从事的职业上也越来复杂。所谓“隔行如隔山”，由于日常所面临的工作习惯，不同的职业群体有时候很难进行交流。同时，职业的细化也局限了专业技术人群的交往。从现实来看，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交往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了。
这种职业隔阂特别体现在新中间阶层的几个大的类别上，即机关工作人员、知识分子和企业白领之间。从上述任何一个职业领域跨到另一个职业领域，往往意味着一个完全不同的职业方向。而且在现实中，这几个领域之间的跨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体制障碍。比如，从机关下海意味着多年积累的“从政”资源的浪费，从知识分子跨越到“官场”意味着专业的放弃，而企业白领进入机关的机会仍然非常少。这样，社会意识中仍然把机关工作人员、知识分子和企业白领看做非常不同的职业群体，他们自己也有意无意地在社会交往中体现和强化着这种区分。同时，在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上，三种职业群体也差异很大。比如，机关工作人员和体制性较强的知识分子更认同改革的艰巨性和渐进性，一般知识分子对现实体制的批评更多一些，而企业白领在政治意识上比前两者更加疏离一些，即政治冷漠特征表现得更明显。如果说这种政治意识的差别有些模糊，那么这几种职业群体之间在政治行为上的差异更加明显一些。具体而言，机关工作人员在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上更“规矩”一些，规定“动作”无论多么不认同也一定要做，没有规定的“动作”即使再关心也在行动上保持距离。知识分子往往为了一种理念而振臂一呼，而激发企业白领社会与政治参与更多的是现实利益的威胁。
三中间阶层的细分
中间阶层自身也是可以分层的。就如整个社会结构可以分为上、中、下一样，中间阶层也可以分为上、中、下等不同的层次，可以称之为中上阶层、中中阶层和中下阶层（其中，中上阶层与社会上层具有交叉，中下阶层与社会基层具有交叉，界限并不非常清晰）。
①中下阶层。从收入上看，中下阶层的收入要比工人阶层要高一些，生活水平也要高一些。中下阶层与工人阶层的关键区别是，中下阶层往往具有大专以上的教育背景和专业技术能力，不担心自己的温饱。中下阶层已经基本满足了生存需要，但还远远没有达到过一种“体面”生活的水平。对社会影响力有限，通常要受外界的各种影响，受较高阶层的支配程度较高，职场角色可塑性高。
②中中阶层。相对而言，中中阶层的收入水平要更高一些，而且也更稳定一些。这部分人群很多经历了从中下阶层上升到中中阶层的社会历练，生活的沧桑开始爬上额头。他们可能已经有了房子或车子等象征生活与职业稳定的资产。
③中上阶层。中上阶层中中间阶层和社会上层的交叉，其中少数被提升到行政高度的人，已经成为社会上层的一部分，比如大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国家机关里具有一定职级的官员，以及规模已经到了中上层次的企业主。
内部的上下流动性是中间阶层最大的特点。社会结构中的分层等级系统的两个顶端最为分明，其原因也正是在于这两个顶端的流动性最弱。中间阶层自身各层次间所形成的流动空间较大，每个部分都有继续向上的可能性。中间阶层流动性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安身立命主要靠的是自身所具备的专业技术、管理能力以及个人努力，不像社会较低阶层那样受出身的影响那么大，也不像社会上层那样受外界力量和运气的推动作用那么大。
在社会流动中，中间阶层几个部分所面临的压力是明显不同的，因为他们流动的空间和欲望程度并不相同。中下阶层的生活、职业还不稳定，向上的空间比较大，事业成功的欲望比较强。其中，许多从校门跨入职场不久的青年人都属于这个阶层。中中阶层比中下阶层的自主性更高一些，可以选择继续奋斗向上，也可以选择维持现有生活水平，因此，他们的上升欲望没有中下阶层那么强烈。同时，相对于中下阶层，他们的上升空间进一步缩小。并且，在社会变动较大或经济形势不乐观的时候，中中阶层还有一不小心落入中下阶层的焦虑。中上阶层的上升空间进一步缩小，其欲望也进一步降低。如果说从中下阶层流动到中中阶层更多的是靠专业技术和个人努力，那么从中中阶层到中上阶层则更多地靠外界可以借助的力量，以及相当大的运气成分。
因此，中间阶层越靠下的部分，其上升空间越大，欲望越强，在接受社会变动上更加积极主动。相反，中间阶层的靠上部分向上流动的空间较小，欲望较弱。由于他们现有的较高社会地位，在接受社会变动的时候，顾虑更多。同时，当中间阶层面临着向下流动的恶化的局势时，虽然处在不同位置的中间阶层都变得非常敏感，其反抗性都会非常激烈，但中间阶层的靠下部分仍然会比靠上部分更加激进。
中间阶层内部所包含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差别，决定了中间阶层自身在政治意识上成为牢固的共同体并不容易，成为行动的共同体更加困难。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知识分子”的分化
如上节所述，教育背景是中间阶层的门槛，较高的文化知识是中间阶层的特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中间阶层中的“新中间阶层”部分等同于“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有许多学者持类似的观点。比如，有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将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作为中间阶层。
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知识只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知识分子的界定最简单，也就宽泛，就是指所有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士”阶层，但他们最多只是一个群体，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因为“知识”只是他们的一个社会特征或资本，知识成为整个传统社会精英的联系纽带。他们进而为官入仕成为士大夫阶层（官僚阶层），上承神圣化了的皇室；退而归隐为乡绅，下通广大乡村的血缘宗法网络，构成社会整合力量的中坚。我们可以说，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分化的，他们是和统治精英紧密结合、相互渗透的。
实际上，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及社会的不断进步，知识阶层飞速壮大。根据官方的统计，1949年前的知识分子不足5万人，发展到目前已有3000多万人。参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戴河亲切会见部分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并与他们座谈》，载《人民日报》，2001年8月8日第1版。同时，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分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发之前，知识分子可以界定为“脑力劳动者”，或以某种专业技能为职业的人。这样，就将社会管理者从知识分子中分离了出来，知识分子不再等同于统治精英。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通常所称呼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分布在各种事业单位中，同时也包括企业单位和行政机关中的一些专业技术人员。
知识分子的分化还远远不止于此。在社会转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各种企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一般不再被称为知识分子，而被称为“白领”；行政机关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僚也不再被认同为知识分子，被称为“公务员”；甚至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也不再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被称为“行政人员”。现在，知识分子主要指的是各种事业单位的专业研究人员，以及从事文化事业的人员，比如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等。高等学校里的学生则是各种知识分子分化类型的后备军。
有时“知识分子”具有人文关怀的涵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脑力劳动者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分条件。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甚至有人认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第2页。这种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其实局限于“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知识分子的范围被进一步缩小。甚至，以往还将知识分子当成一个具有阶级特征的群体，认为只有利用知识进行劳动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否则，“利用知识和脑力进行阶级剥削”的知识分子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参见梁初鸿：《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脑力劳动者阶级》，载《兰州学刊》，1995年第2期。
知识分子的这种分化就像抽丝剥茧，最先剥去的是和统治精英结合最紧密的部分，也是最保守的部分；剩下的则是和统治精英最疏离的部分，也是最富于批评精神和积极政治参与的部分。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事业单位的专业人员和文化事业人员）比企业白领和公务员更加激进，而公共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子中最激进的一个人群。亨廷顿曾描述中间阶层各个组成部分的区别：首先出现在社会舞台上的中产阶级分子一般是具有传统根基但又有现代价值观的知识分子，接踵而来的便是逐步增多的公务员、军官、教师、律师、工程师、技术人员、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只有不在官府当差和不经商的人才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在中产阶级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背离是革命的先兆。事实上，预示反叛来临的倒不是知识分子的背离，而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特集团的崛起。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不可能背弃现存的秩序，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而不是由于他们效忠的对象改变了。知识分子带有革命性几乎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的普遍现象。
……城市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反对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是知识分子内最有内聚力也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引自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265页。这样，从知识分子的分化角度来看，中间阶层也是一个异质化的共同体。知识分子的分化并不仅仅是职业领域上的，其分化还体现在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取向的差别上。
当前构成中间阶层的大部分人群的教育层次较高，可以认为是各阶层中所受教育年限最高的群体集合。虽然城市中间阶层并不等同于城市知识分子阶层，但教育背景成为跨越城市中间阶层的门槛。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城市中间阶层中只有一部分从事知识分子职业，但他们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着城市知识分子情节。这种城市知识分子情节使得他们彼此认同，同情社会弱势群体，具有社会责任感，关心政治局势，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对社会事物具有天然的批判倾向。
同时，中间阶层处在中国社会转型这一特殊环境中，除了个人生活以及经济活动之外，难以充分参与到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去，在扭曲的市场经济观念中个人意识空前膨胀。经济理性是城市中间阶层教育背景的副产品，也是阶层分化中求生存的生活体验。在这些条件下，中间阶层从传统意识形态走出来，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具体表现为，对于存在利益冲突的其他中间阶层群体怨言丛生，对社会弱势群体保持着距离，在社会责任感面前精明地算计着个人得失，政治无知、冷漠。
中间阶层正是混合了市场转型与传统知识分子这两种特征，导致了一种意识领域的分裂与冲突，前文将之称为中间阶层的“市场知识分子”情结。中间阶层在意识与态度上的冲突综合表现在各个层面，出现了令人困惑的场景。在阶层意识层面，在中间阶层内部彼此认同属于同一个社会层次，并在交往中相互可以接受；然而，主要依靠市场分配机制的中间阶层对主要依靠不合理传统体制分配的中间阶层并不认同，并存在利益上的实际冲突。在政治认同层面，对政治明显冷漠，缺乏政治认知，对公共部门持保留态度；然而，中间阶层的国家观念强烈，可以在一些场合与契机中很容易被激发出爱国热情，甚至有民族主义倾向。在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的权衡层面，中间阶层怀有社会责任感，即使不能显性地表现出来，也隐含在其骨子里；然而，在个人利益面前，中间阶层会坚决地维护个人利益，并表现出理性人特有的精明与妥协特征。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分配模式的二元性
中国台湾地区的中间阶层根据出身的不同分为“本省籍”（祖居台湾，与国民党关系不大）中间阶层和“外省籍”（籍贯在中国内地，先辈大多是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溃败到台湾的移民，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间阶层。20世纪80年的一份针对中间阶层的调查显示，作为整体，台湾的中间阶层比其他阶层具有更强的民主观念，可是他们的政治效忠对象却是分裂的。外省中间阶层几乎全部支持国民党的民主改革，而本省中间阶层更支持民进党等反对派力量。外省籍中间阶层既支持民主理念，又支持权威的民主改革，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反对力量的“台独”倾向让他们难以认同，他们从感情上更支持和他们共同渡海而来的政党。这种历史的原因，通过政治支持的世代遗传，上一代对国民党的政治支持透过家庭生活，影响了下一代。
中间阶层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期也存在其特有的一种异质性特征，就是第二章中所得出的“二元资源分配机制”。对于本书中所举出的几个典型的中间阶层群体，包括企业白领、政府机关基层公务员、事业单位专业（知识分子）与管理人员和中小自营者（包括中小企业主、知识个体和房产出租者等）。这些社会群体之所以被共同归类为中间阶层，是因为他们在社会资源获得能力与获得量上类似。然而，在中间阶层内部的各群体之间，它们的社会资源与利益来源并不相同，存在“体制——市场”两个维度。以往的“政治分层”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步转化为以体制权力为基础的“体制分层”影响，体制权力在相当程度上参与、甚至控制了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与相对意义上的“市场分层”机制相抗衡，形成了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定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这就是阶层分化中体制权力与市场机制同时发挥社会资源分配的“体制——市场”机制。
“双色蛋糕理论”可以描述中间阶层内部各群体之间资源获取来源的差异。如果把从市场机制获取的资源看做白色的奶油，把传统体制种获取的资源看做黑色的巧克力，在当前从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时期，社会中个人所获取的资源就是一个由奶油和巧克力两种成分做成的双色蛋糕。如果把体制和市场分别作为一条线段的两端，中间阶层的不同群体将占有这条线段的不同位置：①基层公务员，最接近权力，也最远离市场；②中小规模自营者，资源来源完全市场化；③企业白领，更接近市场；④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占据了大面积的模糊带，同时拥有体制内的资源和市场化资源；⑤“城市新地主”，完全依靠传统体制获得原始房产资本。在体制资源和市场配置之间，中间阶层总能够抓住一块属于自己的大小适中的蛋糕。
相对于前面所述的其他中间阶层异质性特征，这种经济性的分裂更加深刻。如果说前述的异质性所带来的是共同体意识的淡漠，以及行动的不一致；那么，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分裂，导致了中间阶层内部组成的冲突特征。因为，体制分配与市场分配并非和睦共处的两种机制，而是存在着博弈的竞争与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资源流向传统体制分配得越多，依靠市场获取资源的中间阶层群体所获得的份额就越少，或者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获得等值的资源；社会资源存在着二次分配，靠向体制分配的中间阶层群体在资源二次分配中占有相对优势，致使靠向市场分配的中间阶层群体处于被相对剥夺的地位；权力体制直接介入到市场分配中，与市场主体争夺资源；等等。比如，国民教育和医疗机构的高收费的背后都有着体制垄断的因素，从事这些行业的中间阶层群体从这种体制优势中得益很多，但其他中间阶层却要为这种垄断付出很多代价。
小结新阶层的发展冲突〖1〗一“砌墙模型”在一个新兴阶层已经粗具雏形之后，是否能够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结构格局的重要力量，要受到多个特征因素的影响。假如我们把阶层力量比喻成一堵墙，新阶层的兴起的过程就是一个砌墙过程。这面墙是否足够宽广、结实，预示着这个阶层的力量是否足够强大。要把这堵墙砌好，同样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①足够的社会数量或比例。如果人数总量上不能在社会结构中占到一席之地，当然也谈不上这个阶层的力量。而且，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比例，我们最多只能说这只是一个社会群体，而不能成为一个公认的阶层。当然，什么样的比例能够保证这个阶层的力量，并没有确切的标准，但至少使人随时都能感受到这个阶层的存在。足够的社会比例，相当于足够的砖石。没有足够的原材料，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也不能造出强大的墙来。
②行动能力。如果社会比例只是保证了阶层的“量”的话，那么活跃的个体社会与政治参与能力则保证了这个阶层中每个个体的“质”。只有“量”和“质”的结合才能够产生足够的阶层力量。参与能力决定于这个阶层的经济水平、教育层次、理性程度等。行动能力相当于砖石的质量。如果原材料的质量有问题，无论拥有多少材料都不能造出合格的产品，砌出的墙无论多么宽广、厚实，都不堪一击。
③同质程度。也就是这个阶层内部的进一步细分与不协调程度。同质化因素之所以能够影响阶层的力量，因为如果阶层存在许多内冲突，就会影响这个阶层的行动一致性。分化严重的阶层往往不能形成合力，在社会阶层格局中无所适从，最终成为阶层资源配置中的看客。阶层的同一程度相当于砖石材料的多样化程度。单一的原材料可以使所砌的墙方方正正，更加坚实；而多种多样的砖石则难以配合，所砌的墙也凸凹不平，很容易在外力的冲击下倒塌。另外，如果多种砖石能够相互配合，则并不影响墙的坚实程度，甚至更加坚实。
④社会联系与组织。阶层力量是一种集体力量，如果个体之间彼此找不到结合点，这种集体力量就无从形成。即使阶层所包含的数量很大，质量很高，如果没有社会联系和社会组织作为平台，这个阶层也仅仅是众多孤立个体的简单加总，而不能形成阶层的一致力量。阶层的社会联系与组织就相当于一个好的砖瓦匠，能够将散落的砖石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从而才能形成墙的力量。从散落的砖石，到有机组合的墙，是一种飞跃，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
⑤阶层文化。如果说上述各种“物质性”因素对于阶层力量的壮大都必不可少的话，那么“精神性”因素对于阶层力量的形成同样不可或缺。阶层文化是阶层特征之一，是阶层凝聚力的来源，是阶层成员之间彼此认同、相互协调的软性环境。是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阶层文化，也是辨别阶层是否成型的重要指标。阶层文化相当于砖石间的泥灰，是砖石的胶粘剂、润滑剂、补平剂。没有泥灰，无论砖石的质量多好，罗列得多么精致，放在一起总是显得生硬，显得漏洞百出，经不起敲打。
综合以上对阶层力量的分析，以及“砌墙”的比喻，可以形成一个比较直观的关于阶层力量的模型，如图5-1所示。当然，这个模型将阶层力量的各种因素大大简化了，只是有助于我们把握主要方面，而现实社会中的因素则要复杂得多。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发展中的两难与冲突
将前文中有关中间阶层各种特征的分析，与“砌墙模型”相互对照，可以更直观地观察中间阶层的发育现状与趋势。从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中间阶层力量因素中都包含着两面性和冲突，使得中间阶层的成长受到制约，导致中间阶层未来发展的曲折性。
1膨胀趋势与社会容纳能力有限的两难
中间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比例呈现越来越壮大的趋势。这种趋势的直接推动力量来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成为中间阶层的强大后备军。即使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思路得到修正，这种高等教育膨胀化的势头也不会在短期内放慢脚步。而且，当前高等教育平台已经多元化，“计划外”的高等教育渠道越来越大，口径越来越大，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并不会立竿见影。我们有理由相信，中间阶层时代的到来势不可挡，其成为社会主流只是时间问题。
一方面，高等教育产业口径迅速增长，中间阶层后备力量迅速膨胀，中间阶层职业成功的期望高涨；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好像有些措手不及，并没有准备好接纳蜂拥而至的中间阶层，也没有为中间阶层的发展需求提供足够的空间。从而，就业和职业发展成为中间阶层沉重的压力。就像投入大量成本经过雕琢的产品迫切期望证明自己的价值，但却难以找到肯出合适价钱的买主，造成了产品积压；即使找到商家，也对受到打压的价格感到不满。这种瓶颈式的冲突导致中间阶层的普遍焦躁情绪。社会生存和竞争压力虽然并非中间阶层所特有的，但中间阶层的预期比其他群体更大。比如，在当前中国现实国情中，社会较低阶层大多和出身有关。即使不能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也会有一种宿命感，不会产生太大的社会压力。而中间阶层在社会竞争中投入大量成本，特别是教育成本，对未来的社会位置有明确的期望，实现向上流动的动机很强。同时，中间阶层的内部流动性相当大，给了每个人成功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向上流动的欲望很强。
2能力与行动的距离
中间阶层从开始发育起就与知识精英紧紧联系在一起，当前的高等教育更是成为跨入中间阶层的门槛，所以中间阶层的政治认知能力较强。中间阶层是当前社会的骨干，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源获取能力，因此，其活动能力较高。同时，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使得他们的这些优势并没有充分转化为政治认知能力和社会、政治参与能力。对于正式的政治参与，他们大多表现为政治冷漠；对于社会运动，他们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即使对于和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集体行动，他们也越来越以理性的眼光计算着个人得失。中间阶层从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继承而来的适合责任感，与市场化中的理性发生了冲突，其批判精神在大多数情况下失去了锋芒。这种两面性也导致了中间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意识上的自我困惑、痛苦，与行为上的取舍矛盾。
3整合与分化的冲突
企业白领、政府机关基层公务员、事业单位专业与管理人员和中小自营者（包括中小企业主、知识个体和房产出租者）等社会群体，它们之所以被共同归类为“中间阶层”，是因为他们在社会资源获得能力与获得量上类似。然而，中间阶层本身是多个社会群体的堆砌。从经济要素上，中间阶层可以划分为以个人专业能力为基础的“新”中间阶层，以及以资本增值为基础的自营者；从职业种类上，中间阶层可以划分为公务员、企业白领、知识分子等；从中间阶层自身的层次上，可以继续细分为上中间阶层、中中间阶层和下中间阶层，每个层次存在较大差异。
更本质的阶层分化表现在其内部各群体间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并不相同，存在“体制——市场”两个维度。“双色蛋糕理论”可以描述中间阶层内部各群体之间资源获取来源的差异。如果把按市场机制分配的资源看做白色的奶油，把按传统体制分配的资源看做黑色的巧克力，那么中间阶层个人所获取的社会资源都是一个由奶油和巧克力两种成分做成的“双色蛋糕”。体制分配与市场分配并非和睦共处的两种机制，而是存在着博弈式的竞争与冲突。这种资源分配的分歧反映在社会认同与交往上，依靠不同机制获得社会资源的中间阶层群体之间彼此疏远。
4社会联系约束与需求的冲突
广泛的社会联系与有效的社会组织对中间阶层个体的社会参与意义重大。即使中间阶层内部充满了各种异质化因素，其共同体因素仍然可以使松散的中间阶层得到社会整合，这种整合的平台就是各种民间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中间阶层社会整合的必要条件。而提供这种社会联系的有效载体或平台，就是一些社会团体和组织。但由于制度约束，我们当前的民间社会组织极其匮乏，不能有效填补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留下的大量空间，这种社会组织的缺失使中间阶层失去了整合平台。传统上的工会、妇联、共青团、工商联以及各种专业协会等，它们从本质职能上属于政治控制社会外围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这些组织虽然比较正式，有体制的依托，但它们对中间阶层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已经呈现出弱化趋势。社会组织缺失，缺乏足够的社会联系，导致了当前中间阶层社会联系范围非常狭窄、社会参与渠道狭窄、政治态度消极，缺乏足够的社会整合。
同时，中间阶层仍然具有社会联系的渠道和潜力。中间阶层是当前各种社会团体的骨干，是有积极社会交往需求的群体，成为各种新兴社会交往渠道的倡导者。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为中间阶层提供了几乎无限大的交往空间。
5政治冷漠与公民性特征的冲突
中间阶层混合了多种政治文化类型的特征，具有很多公民文化的特征或迹象。这些特征包括：中间阶层在法律层面上的公民意识较强，恪尽公民责任，维护公民权利，在社会冲突中更倾向于考虑法律层面的解决途径；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潜力较高，一旦中间阶层开始关注政治，可以迅速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可以对政治形成一种持久的压力；中间阶层有明显合作倾向，集体行动的组织能力较强，从而降低了个人所承担的政治成本和政治风险，并增加了社会参与中的谈判能力；中间阶层具有更多元化的社会参与动机，除了最直接利益动机，社会责任感也是公民参与的重要推动；中间阶层具有一些现代的政治理念，较早完成了启蒙，在社会生活中强调民主政治与公民权利，对传统的集体主义与臣民理念具有批判精神；相对于其他阶层，中间阶层所具有的公民性程度更高一些，人数比例更多一些。
同时，中间阶层在政治文化上距离理想的“积极——理性”公民仍然十分遥远，他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更多地表现为政治冷漠、政治认知有限和政治参与能力有限。我们很难说中间阶层已经形成了公民文化；另一方面，中间阶层已经表现出了一些公民文化中所必需的重要特征，至少中间阶层是整个社会结构中最接近公民文化特征的部分。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曲折中的发展变数
中间阶层仍然处于萌发时期，在数量上仍然属于社会各阶层中的边缘力量。每个社会的每个新兴阶层都有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当前中国的城市中间阶层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肇始的中国社会转型，至今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中间阶层还没有发育为完全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另外，中间阶层存在缺乏发挥社会影响力的民间社会组织平台、内部存在明显的异质化等特征。但中间阶层自身是发展变化的，随着其社会与政治环境的不断调适和变化，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有逐渐壮大的可能。
这种变数就蕴含在中间阶层发展的两面性之中。中间阶层发展的两面性是整个社会转型冲突在中间阶层身上所留下的特征。也就是说，中间阶层的各种内在冲突并非不可改变的阶层属性，而是其特殊发育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状态。这种全方位的内在冲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受到了许多社会情景的外部约束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传统体制的惯性延续。这种约束条件本身是在不断演变的。随着中间阶层的外部条件的变化，中间阶层的内在冲突性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社会转型冲突导致了中间阶层发展所遇到的曲折性，这种曲折性会伴随社会转型中许多根本矛盾的解决而解决，或者由于社会转型矛盾的加深而加剧了中间阶层发展的内在冲突，或者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矛盾而导致了中间阶层发展的新冲突。相应于上述“砌墙模型”，中间阶层的发展变数分别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在社会宏观经济形势较好的环境中，对中间阶层膨胀的容纳能力提高了，其准入和内部的向上流动就会受到较小的制约，中间阶层的发展就会顺畅。相反，在经济形势发生大的波动的时候，就会突然压缩中间阶层的发展空间，中间阶层对社会的破坏力就会凸显。
②当政治参与的新途径进一步增加、实质性的政治参与逐渐代替形式性的政治参与，中间阶层的知识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就能够更多地转化为良性的、制度性的政治参与，使中间阶层在社会格局中的力量得以表现。否则，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就会继续成为一种隐性可能，在各种社会突发变动中可能被激发，成为爆发性的不稳定因素。
③中间阶层的利益一致化程度是个变数。中间阶层异质化的关键并不是各种职业群体的表明细分，而是“体制——市场”二元分配机制所带来的中间阶层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这种二元分配机制会逐渐向市场方向倾斜，其导致的矛盾也会逐步得以消除。
④中间阶层的社会组织化程度是个变数。如果对中间阶层组织交往渠道持续严厉管制，他们的正式交往平台就会继续萎缩，中间阶层在缺乏社会联系的情况下就不能变现其阶层力量。同时，各种非正式的交往平台也会在强烈需求中不断滋生出来。因为社会自身的需求、社会群体的多元化、世界的发展趋势、信息联系的空前便利等各种因素对这种控制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压力，社会组织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长冲动。一旦中间阶层取得社会组织平台，其社会与政治影响力将明显增加。
⑤从发展趋势看，中间阶层的公民特征会逐渐增强，距离负责——理性的公民阶层越来越近。当然，也存在中间阶层在社会格局中被边缘化的可能，他们成为无足轻重的社会力量。那时，中间阶层可能失去应有的理性和负责精神，演变为政治冷漠，或者狂热的激进阶层，这些都可以在历史进程中找到先例。
总之，中间阶层已经作为一个新兴阶层粗具雏形，并在各个方面显示着逐渐壮大的力量。同时，中间阶层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每一个因素都有内在的冲突和两难，使得其发展充满曲折。而且，中间阶层的这些冲突并非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孤立的，会伴随着社会转型的进程而出现各种变数，使得中间阶层力量的发展成为未来的变数。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
在当代世界，随着老中间阶层的衰落、新中间阶层的兴起，阶层结构变迁与分化日趋复杂，中间阶层的政治作用并不清晰。特别是各国阶层分化并不同步，加剧了中间阶层研究的复杂性。学者们各自的考察环境不同，基本立场不同，对中间阶层的政治作用存在很大的分歧，有关理论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马克思对中间阶层的政治倾向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一贯的判断，其关于中间阶层的论述散见于其庞杂的论著中。其原因有三：首先，中间阶层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中处于边缘地位，只是到了其晚年的时候，中间阶层才真正走入马克思的视野；其次，由于时代变迁，马克思著作中所提到的中间阶层所指代的具体对象并不相同；而且，马克思对中间阶层的看法本身是处于不断更新、变化之中的。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就是封建时代的中间阶层，他们曾经是革命的推动者和胜利果实的独占者。从市民阶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它在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政权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0页。马克思在早期的文献中所指的中间阶层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等。无论在政治倾向性和阶层力量上，马克思都没有对中间阶层寄以厚望。总体上，马克思认为中间阶层具有两面性、摇摆性和投机性等特征，甚至是反动的。但在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社会里，他并没有为中间阶层留下足够的地位。马克思相信，中间阶层将会分化，特别是将无产阶级化，使得两大阶级对立的形势更加明显：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做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免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259页。马克思还预言中产阶级将会被消灭，其中大多数成员将跌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只有少数升入资产阶级中去，显然这一情形并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特别是以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为主的新中间阶层的兴起，引起了晚年马克思越来越多的关注，不得不承认中间阶层逐渐壮大的事实，对以往“阶级斗争简单化”的观点形成了冲击。在论及新兴的职业中间阶层时，马克思认为：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的大部分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安全和力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53页。马克思在批判马尔萨斯时更明确指出了中间阶层不断增长的趋势：他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阶级的人数将增加，无产阶级（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将相对地越来越小（虽然它的人数会绝对地增加）。马尔萨斯自己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些空想，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3页。如果马克思认真研究关于中间阶层的新发现，他也许有可能重新考虑他的革命理论。可惜他晚年的这些新的发现、新的观点瞬息逝去，并没有从这里突破他已建立起来的理论。
持新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学者大都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认为兴起的新中间阶层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中间阶层将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发展，最终将和无产阶级在所有重要方面都结为一体，接受社会主义。中间阶层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有着根本的共同利益。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中各阶级间斗争的加剧，它将迅速加入到无产阶级行列中来。极少数中间阶层的上层可能投向资产阶级，但是他们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力量上都无足轻重。
毛泽东在论及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的中间阶层时，首先界定中间阶层的政治立场，然后才去“定位”什么阶层属于中间阶层。他认为，中间阶级并非指一切介于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所有阶级，而是指那些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是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阶级。“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是毛泽东对中间阶级政治态度和心理状态的最生动的描述。经过分析，毛泽东认定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当时的中间阶层，“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而与现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更为相近的“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则是革命的同盟军，“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如果对“小资产阶级”进行细分，可以划分为经济宽裕的、经济自给的和生活下降的三部分。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相关引述参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６页。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众说纷纭的西方观点（1）
当代西方关于阶层分析的主要理论源于韦伯，大都可以归为“新韦伯主义”。在中间阶层问题上，西方的各种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中间阶层理论）的主要分歧在于中间阶层的独立性上，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分类标准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阶级分类标准，中间阶层既不是依靠资本来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价值，也不是像工人阶级一样靠出卖劳动力取得维持生存的报酬，所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或阶级。而韦伯则将阶层分类标准扩展为经济、声望和权力等综合指标，当代西方对于中间阶层的界定虽然并没有固守韦伯的标准，但已经将中间阶层的界定实现了多元化，从而认为中间阶层总体上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
其次，在具体分析中。传统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中间阶层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来讨论，这除了在理论上受传统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分法”的制约，更重要的是，中间阶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还没有发育成熟。新马克思主义虽然承认了中间阶层的壮大，但大多仍将中间阶层当做传统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或传统无产阶级的新形式、新发展方向。当代西方中间阶层理论则大多将中间阶层看做一个独立的阶层，而不是一个依附性的阶级，这种独立性不仅表现在中间阶层人数的增多，还表现在其独立的社会作用上。
第三，在分析框架上。马克思主义对中间阶层的论述主要局限在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之内，主要讨论中间阶层在立场上是倾向于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新马克思主义的中间阶层理论仍然如此。而当代西方关于中间阶层的讨论则突破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主要从中间阶层的各种社会功能上来理解中间阶层的作用，即使在政治领域也更多地独立论述中间阶层的影响和立场；同时，当代西方各种理论自身并不一致，往往各执一词。
韦伯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到中间阶层，但从他的社会分层理论中，仍然可以看出他不认同中间阶层的革命性。除了马克思所提出的阶级划分的经济属性标准之外，韦伯还提出了另外两个标准：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身份认同）。参见韦伯：《支配的类型》，台湾新桥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4页~87页。这种多元的阶级属性，使得韦伯与马克思强调使用阶级斗争概念不同，韦伯主要使用阶级行动概念。韦伯认为中间阶层不一定形成共同的阶层意识和有组织行为，把与中间阶层相关的阶级斗争讨论范围限在经济冲突之内。参见李强著：《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有的学者对中间阶层充满了信心和期待，认为西方社会正在或已经中间阶层化，全体新中间阶层的人数和权力将继续增长，最终发展成独立的阶级。它将取代其他阶级，起到推动现代社会运转的中枢作用，是下一个统治阶级的候选人，下一个历史时代是属于他们的。
自由主义者认为中间阶层是民主的维护者和争取者。自由主义是西方最认同的政治意识，它以个人为中心，企图扩大个人的政治权利，并增加个人保持政治见解及参加政治活动的正式机会。自由主义认为，一旦个人取得了这些权利，它自然会对政治产生敏感并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奋斗。因此，自由主义者判定西方民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在于中间阶层的壮大。20世纪最后20年的民主化浪潮，激发起无数学者的研究热情。探索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发生机制时，中间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受到重视。特别是在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中间阶层被认为是推动民主化的决定性力量。亨廷顿认为，“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不是由地主、农民或产业工人（除了在波兰）来领导的，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参见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7页。这样，中间阶层的壮大成为民主化的前提条件之一。
还有些学者持有比较保守的观点，认为中间阶层的在社会属性和政治面貌上仍然属于资产阶级。这一点，对于那些期望成为地位集团的中间阶层来说表现比较明显，可以在特定历史材料的分析中找到佐证。比如三、四十年代的德国中间阶层，是当时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社会力量基础，给德国以至整个世界造成了巨大动荡和伤害。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既反对大企业、又反对大工会的中间阶层运动。这种政治倾向来自中间阶层的一种失落：工人阶级和上层资产阶级运动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而中间阶层的力量在政治舞台上受到了漠视。因为，中间阶层感到了两方面的压迫：一方面是力量和地位正在不断成长的团结起来的工人，另一方面是大公司和政府的官僚机构。这样，即使当时的中间阶层经济地位改善了，其极端主义倾向仍然有它的必然性。李普塞特分析到：在不同的国家，最“不满的”情绪可能来自不同的阶层或阶级，有些国家是新出现的工人阶级；而在有些国家，这个阶层可能是小商人和其他相对独立的创业者。参见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社会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众说纷纭的西方观点（2）
米尔斯的观点与所有上述观点不同，他认为中间阶层根本就不能发挥政治作用，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中间阶层“后卫政治”观点，辛辣而形象地刻画了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许多人挣脱了流行的信仰的束缚，却没有找到新的信仰，因而不理解也不注意任何政治问题。他们是政治的局外人。他们既不是激进派，也不是自由派，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反对派，他们是逍遥派，是置身事外的人。如果我们同意希腊人对白痴的定义，认为白痴就是独善其身，那么我们不得不说，今天相当大一部分美国公民都是白痴。参见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页及最后一章的相关论述。他明确反对“白领权力行将崛起”的理论，认为他们之间没有形成共同政治运动的现实基础，并从大众媒介、社会结构、政治环境等因素中找到了解释。
持功能主义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中间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缓解社会冲突的力量。中间阶层即使没有上升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但他们的人数和权力将继续增长，也将在保持不同阶级总体平衡的社会机制中发挥政治稳定作用。作为阶级平衡的重要因素，他们使得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延续下去。中间阶层的发展将阻止无产阶级化的蔓延，在劳资间起缓冲作用。由于新中间阶层继承了老式中产阶级的某些作用，同时又和普通工人有联系，他们也将和这两部分合作，从而成为跨越阶级对立的桥梁，减少阶级冲突。他们是阶级利益的平衡器和稳定器，为社会带来和谐，促成没有阶级争吵的新型社会团结的产生。所以，所有希望通过选举或革命获得权力的阵营或运动都会考虑投中间阶层之所好。
这种观点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的亚里士多德，这也是最早论述中间阶层政治作用的学者，他明确提出了中间阶层维护城邦政治稳定的功能。亚里士多德对中庸之道十分推崇，并将这种政治哲学和正义观紧密相连。参见王岩：《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亚里士多德正义观探析》，载《江海学刊》，1996年第3期。在他看来，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方式及城邦政治活动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庸等各种状态，遵循正义即遵循中庸的行为标准。决定国民阶层地位的是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只有中间阶层拥有适当的财富，最容易听从理性，是理想的中庸阶层。所以，中间阶层可以做到安分守己，是阶级争斗中的力量平衡，能够维护城邦政治的稳定，防止政体向任何一个极端演变。若城邦中严重缺乏中间阶层的力量，就可能导致两个严重对立的阶层之一掌握政权，成为不稳定的平民政体或寡头政治。
由中产阶层构成的城邦必定得到最出色的治理，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这类公民在各个城邦中都是最安分守己的……显然，最优良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阶层执掌政权，凡是中产阶层庞大的城邦，就有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中产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中产阶层参加权力角逐，就可以改变力量的对比，防止政体向任何一个极端演变。因为一个政府辖有数量充足的家境小康的公民实在是极大的幸运，因为在有的人家财万贯，有的人身无分文的地方，就可能产生极端的平民政体或登峰造极的寡头政体，从两种非常形式的政体中都可能产生出僭主或暴君制来。僭主制可以产生于极其鲁莽的平民政体或暴虐的寡头政体，相形之下产生于合乎中道的或其中没有太多差别的政体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了。……毋庸置疑，适中的政体是最优秀的政体……平民政体比寡头政体更加稳定和持久，就是因为平民政体中的中产阶层人数和中产阶层在政体中的地位都超过了寡头政体。若是一个政体缺少了中产阶层，穷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那么内乱很快就会发生，城邦也随即归于解体。……为何大多数的政体不是平民政体就是寡头政体？因为在这些政体中，中产阶层的人数常常少得可怜。……愈接近合乎中道的政体必然愈好，而离之愈远的政体必然愈恶劣。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147页。三国内众口一词的“稳定器说”
我国学者在论及中间阶层的政治作用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极具功能主义色彩的观点，即认为中间阶层具有能够维持社会稳定、政治保守、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充当阶层冲突的缓冲等特征。甚至将这种观点作为分析、研究的无需辩驳的预设前提，常常推出应该大力培植中间阶层的结论。本研究把这种观点称为“稳定器”说。
在许多长期关注社会分层的学者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分析思路，并在其著述中一贯地体现出这种倾向：为说明中间阶层衰落的社会后果，我们先来看看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一般说来，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政治上，中间阶层起到中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在思想上，它维护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或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经济上，它是最主要的消费群体。我国传统中间阶层地位的下降，显然是当前对于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参见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众说纷纭的西方观点（3）
“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使得全社会的贫富差距程度大大缩小。作为贫富之间的过渡群体，中产阶级起到了使社会上层与下层对立和冲突得到缓解的作用。”参考李强：《关于中产阶级与中间阶层》，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2月。除了理论探讨，在实证性的调查报告中“稳定器说”也被作为一个公理性预设，成为数据和结论之间逻辑分析的传承环节。比如有学者在调查认为社会中间层的匮乏之后，就以中间阶层的社会稳定作用为预设，以政治稳定为目的，顺理成章地引出要大力培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的结论：历史经验表明，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中间层规模小，并且占人口比例很小的上层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占人口多数的下层处于贫困状态，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稳定，就有可能发生社会动荡甚至战争和革命。相反，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比较合理，经济社会分配差距较小，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从事体面的职业，获得比较丰足的经济收入，生活比较安定。这样的社会中间层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他们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利益一致，他们同时也是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型消费群体，他们还是社会变迁中缓冲社会矛盾的稳定力量。无疑，在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或者不会那么尖锐，大多数社会成员很少对社会感到不满。这样的社会是稳定的、最可持续发展的。参见陆学艺主编：《中国现代社会阶层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具体表现为：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示范功能……②现代化社会价值观及社会规范的创建、引导功能……③社会利益矛盾的缓冲功能。在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均居于中间状态，其一旦获得合法性地位及其社会认同，便有可能发挥该阶层的“中间价值”——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以缓和上、下两层的矛盾冲突。陆学艺主编：《中国现代社会阶层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页。关于中间阶层政治取向与作用的理论多种多样，但令人惊讶的是，国内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引用中间阶层“稳定器说”。并且，这种理论经过广泛的传播，国内的媒体、官方和民间大都接受了这种观点。在这种背景下，学者更有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陷入武断、简单的理论误区。
第二节对“稳定器说”的审慎〖1〗一“稳定器说”的反例由于我国中间阶层仍处于萌发的阶段，从经验上无法验证其政治作用到底如何。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已经发展壮大的中间阶层在社会转型中所起的政治作用，来佐证或质疑中间阶层“稳定器说”的可信性。
“稳定器说”强调了中间阶层在维护政治秩序、充当阶层冲突缓冲的作用。这一理论在逻辑分析上自成体系，在现实经验中也可以找到许多佐证，本研究不再讨论。同样，我们也可以在现实经验中找到许多反例，质疑中间阶层并不简单地是维持政治秩序稳定的力量。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波全球民主化运动，绝大多数不是由地主、农民或产业工人领导，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来自城市中间阶层。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特别是东亚国家的中间阶层，他们是反对权威体制的主体力量。李路曲：《东亚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与政治转型》，载《当代亚太》，2000年第11期。
直到1987年韩国政治转型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很多学者都对中间阶层的作用持消极、怀疑和保留态度。他们认为，韩国中产阶级自私、保守，不足以在民主政治转型中担当重任。但实际上，表面沉默无情的中产阶级具有巨大的潜在政治力量。当社会出现重大政治经济危机时，这种潜在的政治力量就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力量。1985年2月以后，韩国中间阶层逐渐走到民主化运动的前台，与青年学生和其他阶层联合掀起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并成为1986年和1987年的大规模民主化斗争的中间力量引自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6页。。
有学者评价台湾地区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说，没有中间阶层的参与，社会运动纵然可以兴起，但都可能难以发展，甚至瞬间消失。中间阶层要求改革以打破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公平，社会各阶层群体追求人权保障的各种社会运动，构成社会改革运动。这一改革运动，汇集各个社会运动，形成一股巨大社会力量，台湾地区中间阶层则居于主导地位。甚至，“若说国际上任何社会运动，几乎都是中产阶级掀起的，应该符合事实。”摘自张晓春《中产阶级与社会运动》，载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臣流图书公司（台北），1989年9月版，第185、187页。
在1984年的菲律宾，新中间阶层和老中间阶层都成为反马科斯权威的主要力量。阿基诺运动的核心集团是医生、律师等无党派身份的中间阶层。
拉丁美洲的经验同样说明了中间阶层的不稳定性。亨廷顿认为，银行雇员工会一直是左翼势力的坚定支持者。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282页。1960年，在左翼集团推翻主张改良的贝丹科尔特政府的尝试中，委内瑞拉银行雇员工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在巴蒂斯塔当政时的古巴，工会越中产阶级化，古巴共产党在其中的影响就越大。
欧美国家在历史的政治变迁中也可以发现中间阶层的积极身影。
在西班牙，中间阶层因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壮大，并将西班牙改造成为一个由现代中间阶层组成的国家。这个阶层用迅速而和平的手段要求政治体制与社会同步发展。Nancy Bermeo :“Redemocratization and Transition Elections: A Comparison of Spain and Portugal”, Comparative Politics 19,January 1987, p222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众说纷纭的西方观点（4）
美国中间阶层自产生以来直到今天，整个发展历程都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米尔斯在考察了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的中间阶层，特别是新中间阶层之后，得出中间阶层政治消极的结论。但在20世纪初，中产阶级曾是美国进步派的主体，是当时改革的主要倡导者与推动者。李剑鸣：《大转折的时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第273页。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中产阶级对自身地位下降的不满；其次由于社会责任感而不满于财阀统治、“老板”专横、政府腐败等社会问题；而且，期望通过改革改变社会激烈冲突的局面。肖华锋：《19世纪后半叶美国中产阶级的兴起》，载《文史哲》，2001年第5期。即使在麦卡锡时代，美国知识分子在平等主义的感召下不满于群体地位低下，曾一度被认为有明显的“左翼”倾向，是政治争端的根源。有学者分析认为，社会其他阶层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往往比其对自身的评价要高，美国知识分子实际上期望的是相对优势地位。后来，随着战后长期繁荣、对作为自由主要威胁的共产主义的反应、知识分子地位的相对改善等原因，他们的“左”倾才发生微妙的右转，趋向于保守。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社会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322页。这里，中产阶级不稳定的政治态度颇令人回味。
将历史上溯到西欧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时的产业阶层虽然具有财富的优势，但由于政治权力较少、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相对于贵族与僧侣阶层，他们只能是中间阶层。在英国宪章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中，产业阶层充当了社会运动的领导角色，与下层农民、手工业者、工人等社会力量一起，取得与上层贵族和僧侣的政治斗争胜利。在取得与之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之后，产业阶层才一跃为作为社会上层的资产阶级。
对一个理论的“证真”十分困难，然而对一个理论的“证伪”十分容易，只要找出那些理论所无法回避、也无法解释的社会事实就可以了。从上文对世界各国和地区中间阶层的讨论可以看出，“稳定器说”强调了中间阶层维护现有政治秩序的一面，并可以举出许多例证；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中找出许多例证，来证明中间阶层在当时的政治秩序中扮演不稳定的角色。在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的关系上，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惟一真理。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中间阶层的变数（1）
首先，中间阶层的政治作为具有时代变数，其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政治作为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
上文中论及的美国中间阶层，其表现因时代不同而有明显差异。其中，米尔斯就受到他写作的那个时代的影响。那时的美国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摆脱出来，正进入一个持久的冷战时代。脱胎于战争英雄的强势权力精英，使得米尔斯成为精英论的倡导者。这种倾向直接反映在其对中间阶层的分析中，从而得出与精英论相一致的“中间阶层政治冷漠”的结论。亨廷顿在分析社会转型时，承认中间阶层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传统论断的合理性，但同时认为这种作用并非一贯的，而是一个动态的不确定过程。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页。
“稳定器说”至少隐含着这样的前提：中间阶层已经发展成为足够强大的社会力量；中间阶层的利益期望已经得到了社会容纳。如果缺乏第一个前提，中间阶层就是无足轻重的，谈不上维护政治稳定。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如果要保持城邦稳定，“中间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如果缺乏第二个前提，中间阶层可能扮演变革甚至革命的角色。
所以，得出中间阶层维护政治稳定的结论，其分析往往是针对特定的时代背景。“稳定器说”所描述的其实是特定的社会阶层结构与历史情势下的一个静态点，而不是从中间阶层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观察得出的判断。
其次，中间阶层自身结构与处境是个变数。
由于特殊的社会情景，中间阶层在不同社会中往往存在异质性。比如，台湾的中间阶层在民主化运动之前有特有的省籍之分，这种区分导致了台湾中间阶层在政治态度上的直接分歧。大陆籍的中间阶层偏向执政党，支持体制内的改革，而本省籍的中间阶层支持政府反对势力。摘自吴乃德、林佳龙：《中产阶级与民主改革：现实与神话？——重构中产阶级与民主化的关系》，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臣流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218页。有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中间阶层结构划分的区域性特征。陈义平：《关于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论问题》，载《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在研究美国中间阶层时，有学者强调了美国社会的特殊性，其规律并不能简单引申到其他社会。Zhu Shida: 《Thoughts on American Middle Class》，载《世界经济与中国（英文版）》，1996年第4期。
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中，中间阶层在的不同发展阶段也会有很大的结构变迁。马克思将中间阶层归纳为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其实那是欧洲一个世纪之前的旧中间阶层。米尔斯将旧中间阶层概括为“小企业家的世界”，而新中间阶层则是“白领世界”，其构成复杂，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市场销售人员、文秘人员等。这些复杂的构成，可以细分为更多的小层次和职业，他们彼此之间，可能并没有非常统一的共同体意识。
上文中提及马克思关于中间阶层保守性的论述，其实这种论断在马克思著作中并不一致。例如，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免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259页。
“中产阶级……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259页。这一论断，在马克思之后的当代世界，仍相当深刻。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稳定器说”的偏颇（2）
从上文的理论分析与经验实证中可以看出，“稳定器说”在应用于当前中国中间阶层分析时，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直接应用“稳定器说”的国内学者缺乏对西方关于中间阶层政治作用各种理论的综合了解。西方学者对于中间阶层的论述很多，其中许多著作中涉及了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的关系问题。但令人奇怪的是，几乎没有学者在引用“稳定器说”的时候提及其他中间阶层理论。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出于学者自身的偏好，就是国内的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缺乏深入研究。
直接应用“稳定器说”的国内学者缺乏对西方“稳定器说”的讨论背景的辨析。如果说自然科学可以讨论科学规律的真理性，社会科学在这个问题上要谨慎得多。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来自于当时的社会经验和时代需求，时空变化，理论也随着变化。中间阶层的“稳定器说”可以体现出一定国家和地区在一定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特征，但如果时空转换，“稳定器说”往往失去了解释力。在前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关于中间阶层的理论之所以差异较大，除了学者本人的视角和立场之外，关键在于讨论背景的变化。
几乎无一例外，这种“稳定器说”在被引入中国的中间阶层分析时，在没有任何理论推导的前提下，就将其结论作为不证自明的理论。任何理论都有一个推演的过程，就如亚里士多德，他从中间阶层的拥有财产量的适中性，推演出中间阶层在性情上的中庸特点，到政治哲学上的理性，最后推导出他们在阶层冲突中的缓冲特征。
中国当前的社会分化具有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特点，“稳定器说”缺乏本土经验的支持。中国中间阶层的萌发具有自己的特点，综合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中间阶层对民主建设的消极在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是难以理解的，而在中国则是无可回避的现实。西方已经走过的路，并不是我们将要走过的路。即使方向相似，在具体路径上也不会完全相同。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借鉴，但并不一定适用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
“稳定器说”过于简单，不一定能够解释复杂的阶层分化。一种理论越简单，就显得越精致，但在解释社会现实时就越容易陷入偏激。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可以找出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事物总是具有辩证的两个方面，只不过在某种时空条件下一个侧面表现更突出，在另外的时空条件下另一个侧面表现更突出。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原有一些理论的修正、甚至颠覆过程，也往往是接近真实的过程。“稳定器说”描绘了中间阶层缓和社会矛盾的一面，但中间阶层并不会用实际行动来“响应”简单理论；相反，理论应该在日臻完善的基础上能够解释更复杂的中间阶层政治作用。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舍弃过于简单化的理论局限，能够从更广泛的思路中寻找破解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关系的途径。
“稳定器说”是一种静态的理论，没有考虑到中间阶层本身是发展变化的。就如一个人，从儿童、少年、青年到中年的不断成长过程中，他的性情随着年龄和自身地位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我们不能从他的某个年龄段的性情完全推断另一个年龄段的性情。中间阶层自身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它与政治秩序的关系必然受到自身发展的影响。中间阶层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远未成形，其发展历程也很难预测。用一种静态的理论来描述中间阶层的政治作用，难免显得僵化。
第三节理性与秩序的逻辑〖1〗一理性的“去道德化”在论述中间阶层对于政治秩序的稳定作用时，常常要强调他们的理性特征。有关中间阶层理性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他看来，在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方式及城邦政治活动中，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庸等各种状态，遵循正义即遵循中庸的行为标准。决定国民阶层地位的是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只有中间阶层拥有适当的财富，最容易听从理性，是理想的中庸阶层：在一切城邦中都有三个部分或阶层，一部分是极富阶层，一部分是极穷阶层，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人们承认，适度和适中是最好的，显然拥有一笔中等的财富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这种处境下人最容易听从理性，而处于极端景况的人，如那些在相貌、力气、出身、财富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方面超人一等的人，或者是与上述人相反的那些过于贫穷、孱弱和鄙贱的人，他们都难以听从理性的安排。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44页。然而，将中间阶层的理性道德化，并进而引申为对秩序的维护，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并不可靠。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稳定器说”的偏颇（3）
在古希腊，中间阶层是否因为财富的“中等”而变得理性，或者说，财富与理性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逻辑关系，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有些含糊，我们也并没有明证。分析现代城市中间阶层的理性原因，我们更能接受两个方面的解释：
①维持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的需要。正如前文中对中间阶层内涵的分析，中间阶层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中等地位，他们不能左右其他人的命运，也不完全被其他人所左右。对于中间阶层自己的命运，他们有一定的相对自主能力。要维持这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他们必须在社会生活中细心计算、谨慎行动，这样才不至于落入社会较低层次，也不会被较高阶层所摆布。所以，判断能力、维护权利和适当妥协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保障。这种社会生活经验逐渐沉淀下来，成为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
②中间阶层的良好教育背景。从心理上讲，理性是一种价值倾向，争取利益最大化；从行动上讲，理性则是一种能力，并非仅仅希望理性就能够做到理性。在现代社会，这种理性最靠得住的保证是良好的教育。中间阶层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高学历阶层，其智力和见识是良好判断力的基础。在社会生活中，这种理性基础得以发挥，并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社会竞争中不断受到磨炼，使得他们的理性特征越来越清晰。
对古希腊城邦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停留在描述上，而是对各种阶层的品格进一步做出了对比和价值判断：头一种人（富人）更容易变得无比凶暴，往往酿成大罪。而后一种人（穷人）则容易变成流氓无赖，常常干出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这两类罪行一则起源于暴虐，一则起源于无赖。这些人无论是在军事机构还是在文职机构中都难以管束，他们越是桀骜不驯，对城邦社会造成的危害也就越严重。在这些人之外，那些在力气、财富、朋友以及其他这类事情上时运亨通的人也不愿受制于人，没有办法能驾驭他们。这一点在他们幼时的家庭生活中就已见得。由于生活在骄奢淫逸的环境之中，他们哪听得进教师们的指点，更不必提约束。另一方面，那些时运不济之人又容易自暴自弃。从而一种人不知统治为何物，只能甘受他人奴役，另一种人则全然不肯受制于人，只知专横统治他人。城邦便不是自由人的城邦了，而成了主人和奴隶的城邦；一方心怀轻蔑，另一方则满腹嫉恨。对于一个城邦至关重要的友爱和交往已经见不到了，而交往中本来就有友爱，然而一旦人们反目为仇，他们甚至不愿意走同一条路。一个城邦本应尽可能地由平等或同等的人构成，而中间阶层就最具备这种特征。所以我们说，由中产阶层构成的城邦必定得到最出色的治理，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这类公民在各个城邦中都是最安分守己的，因为他们不会像穷人那样觊觎他人的财富，也不会像富人那样引起穷人的觊觎，没有别的人打他们的主意。他们不想算计他人，也无被人算计之虞。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5页。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所假设的是一种自然人性，在人类性善还是性恶的争论中，属于人性恶的一方。对于现代城市阶层，对理性很难进行价值判断，不能断定理性的中间阶层是“好的”，还是“坏的”。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的眼里，理性俨然成为一种道德，非理性成为一种罪恶。理性和道德有联系，但终归不能混为一谈。从简单的逻辑上讲，有理性的道德，也有理性的不道德；有不理性的道德，也有不理性的不道德。亚里士多德只看到了理性的道德，和不理性的不道德。至于阶层归属与道德的关系，同样如此，阶层的高下并不能解释道德的高尚与否。
无论是生活常识，还是本研究中被访者对各阶层的态度，都可以看出理性与道德的分野，以及阶层与道德的分野。从本研究中的采访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中间阶层理性特征，但这种理性更多地体现为经济理性，而不是道德理性。比如，中间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更加清晰的判断力，看待事物更加全面、深刻。他们在处理各种矛盾时，权利意识非常强，为了自己的合理权益会奋力抗争；同时，又熟悉在妥协中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技巧。这种理性特征很接近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追求利益最大化，并懂得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
比如，访谈中中间阶层对于城市民工大多表达了一种同情，这与“劳动人民”的憨厚朴实的传统形象有关。同时，很多被访者也讲述了对民工“狡诈、不地道”的印象，特别当由于家居装修等原因与民工打交道并发生矛盾时，这种印象尤其深刻。对于社会上层，中间阶层的态度同样自相矛盾。有的认为社会上层为富不仁、擅权跋扈；有的人则认为他们艰苦创业、体恤下属；有的对社会上层憎恨、厌恶；有的则心怀敬佩、羡慕。
一个被访者告诉我他装修中对待民工“策略”上的转变。开始，他为了笼络民工的感情，同时出于对于他们艰苦环境的同情，所以对装修工人十分殷勤，照顾很周到。然而，他发现工人们好像认为他“好欺负”，在他不在现场的时候做工很敷衍。所以，他后来变得苛刻严厉，专门请假监工督促，工人们才知道他“不是好欺负的”，不敢再随便敷衍，工程顺利完成。另外一个被访者则告诉我一个相反的故事。他开始对请来的保姆严加提防，后来发现小姑娘很诚实、热心，对家里照顾的也非常周到。后来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竟然逐渐都快成了一家人，彼此非常信任。他给保姆加了工资，自己也不用耗费精力来提防保姆了。
将财富与理性相联系，感觉总不如将利益与理性相联系更可靠。上面两个事例中，中间阶层的态度都在转变，无论是由好转坏，还是由坏转好，都贯穿着中间阶层不变的理性特征。但我们不能就此说中间阶层在道德上是好的，还是坏的。作为一种特征，理性就如中间阶层的工具或武器，可以任意地发挥。有了理性，能够做“好事”，也能够做“坏事”。如果说中间阶层的犯罪率比较低，也许在统计上是有证据的，但这并不能够说明中间阶层的理性美德。如果说理性真的在起作用，也是因为中间阶层有足够的理性衡量犯罪的后果与收获，更多的时候放弃了犯罪行为，但这并不表示在心理上他们没有犯罪的冲动。而且，中间阶层的理性使得他们逃避惩罚的手段更加精明。将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剥去道德的外衣，可以更客观地看待中间阶层的理性在政治秩序中所可能起到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不仅对中间阶层的理性和道德推崇备至，而且认定中间阶层是城邦政治稳定的力量，因为中间阶层是安分守己的。然而，理性与安分守己并不等同。各种阶层的人都有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藐视社会规范的人，既来自社会底层，也来自中层和上层，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穷苦的人因为偷窃、抢劫而不再寒酸，富人因为贿赂、偷税漏税更加奢华，而公共权力人物也可以通过权力寻租过上体面富裕的生活。所以，很难说哪个阶层更加有理性并且安分守己。打破秩序，可能是理性的缺乏，也可能是理性计算的结果。理性超群的人不仅和其他人一样有利益更大化的冲动，而且还知道如何更有效地取得利益：可以理性地退避，也可以理性地出击。沿着理性的轨迹进行推理，中间阶层的行动取向既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求变的，甚至是激进的。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不确定的秩序取向（1）
这样，理性确实成为中间阶层的一种特征，但这种理性不应该赋予太多的道德色彩，理性是一种利益计算的倾向与能力；如果把理性等同于“安分守己”，其实并不可靠。
出于理性，中间阶层可能政治消极，同样可能成为政治不稳定的社会来源。对于社会运动和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中间阶层的理性表现为政治冷漠与消极。在社会运动中，中间阶层可能扮演各种参与角色，包括冷漠者、独善其身者、冷静者、观望者、一般参与者与热情参与者等。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他们当年在抗议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都逐渐变得更加冷静。相对于社会运动参与中的理想色彩，中间阶层更加注重实效和直接的利益得失。中间阶层在激烈的生存环境中承受着巨大压力，有些仍然保持着对社会运动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对有些中间阶层来说，社会运动的冲动已经有些遥远。然而，中间阶层在维护个人直接利益的时候，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冲动，并有采取集体行动的取向，体现出中间阶层的利益一致性、行动一致性、争取权益的坚决性。
更重要的是，中间阶层的理性可以成为政治活跃的强大支持，在维权运动中体现了其特有的获取斗争效益的策略、组织能力。从对形式政治参与的消极，到对社会运动的冷静，到业主运动和网络时政论坛中的热情，是一种令人困惑的梯级变化。然而，无论怎么变化，其中都贯穿着中间阶层的理性。也就是说，他们的消极参与是一种理性参与，而积极参与也是一种理性参与。与知识分子精神特征相对的中间阶层经济理性，常常使得中间阶层在采取任何行动都持保守谨慎的态度，在认真计算利益得失之后在妥协中求生存、在社会责任感面前的退缩，以及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成为中间阶层的惯用伎俩。同时，中间阶层的理性判断能力使其更容易分辨出复杂情势的变化，准确识别出紧张的期望张力与壮大的阶层力量，为采取行动提供足够的支持。一旦采取行动，中间阶层可能比其他阶层更加自信和果断，不容易为短视的得失所迷惑。中间阶层在集体行动中越来越理性，并在具体利益取向的现实抗争中具有集体行动的倾向。
另外，从上一章有关讨论中可以看出，当前城市中间阶层已经逐渐表现出了一些公民特征，而政治参与是公民特征的核心内容。因此，理性作为公民性的重要前提，从理性到政治参与，对于中间阶层来说并不违背逻辑。传统中的政治热情来自于对政治动员的响应，其本质是政治非理性；而未来城市中间阶层的参与热情更多是来自于阶层利益所系，其本质是政治理性。从这种变化中可以看出，中间阶层的集体行动开始从意识形态导向逐渐转变到利益导向上来。这也是从非理性走向理性的过程。中间阶层的这种社会、政治参与理性的出现，表明了其作为新兴力量登上社会舞台的开始。历史显示，仅仅以被激发的意识形态为支持的社会与政治参与往往难以长久维系，但自发的为维护直接利益而迸发出的社会与政治参与热情，将更加具有持久性、更为强烈。
还有，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往往有着天壤之别。在群体运动中，个人所体现的不是个人日常心理特征，而是服从与个人日常心理特征完全不同的暂时的群体心理特征。如果说日常个体心理所服从的是个人理性，那么在群体中个人会感到无所畏惧，并容易受某种情绪的传染和暗示，所服从的是几乎无理性的本能、情感和下意识。勒庞曾对这种群体心理特征做过经典的描述：①群体容易冲动、善变和急躁。所有的刺激因素对群体有支配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停地发生变化。群体不会深思熟虑，根本不会做任何预先策划。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讲，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②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群体受暗示的左右，它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做现实，而且这些幻觉对组成群体的所有个人都是一样的，有教养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区别。③群体情绪夸张而单纯，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他们的感情总是走极端。④群体心理容易偏执、专横，不讲道理。⑤群体道德难以琢磨，甚至没有道德可言，它可以比个人高尚，也可以比个人伪劣，很少被利益的考虑所左右。⑥相互矛盾的观念可以在群体中共存，观念的社会影响与是否包含真理无关。⑦群体只有十分低下的推理能力，不受理性的影响，他们所接受的观念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或连续性。⑧群体倾向于形象思维，并且缺乏逻辑联系，往往为政客所驱使。参见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9~51页。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何一些中间阶层被访者曾经在社会群体运动中满腔热血，而在运动之后能保持个人理性与冷静。但他们既然能够在过去的社会群众运动中群情激昂，也可能在未来的社会群众运动中被激发出同样高涨的热情。一旦中间阶层的理性在特定的群体政治参与中瞬间消失，他们将和其他阶层一样出于本能行事，而不再受日常生活中的理性约束。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不确定的秩序取向（2）
因此，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并不能为政治稳定提供保障。相应地，他们在政治秩序中的作为充满变数，既可能成为无为的政治看客，也可能成为政治秩序的维护群体，且不排除对政治秩序形成强大压力的可能。
第四节新图式的解说〖1〗一政治活跃度模型如上文所论，简单而武断的中间阶层“稳定器说”是偏颇的。根据各种类型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验，并通过理论分析，可以发现中间阶层的政治取向首先是个变数，其次是个动态过程。概括起来，决定中间阶层政治取向的有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一个是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
期望张力指在特定社会资源分配体系与政治秩序中的各种价值期望所不能获得满足的程度，不能获得满足的程度越高，期望张力越大，反之越小。简单而言，期望张力就是期望与满足之间的落差。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社会情势下是不同的，总要经过力量比较弱小的阶段。随着阶层力量的发展，中间阶层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如果中间阶层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中可以左右局势的最重要的一支，那么就可以认为中间阶层的力量已经发展壮大了。
如果把中间阶层的活跃度作为因变量，其在特定政治与资源秩序体系中的期望张力、自身力量作为自变量，可以形成一种解说中间阶层发展趋势的新图式（见图6-1）。
图6-1中间阶层政治活跃度模型
图6-1中纵坐标轴代表中间阶层期望张力的大小，横坐标轴代表中间阶层力量的大小。随着期望张力的增加，以及阶层力量的增加，中间阶层的活跃程度也在增加。但要指出的是，只有期望张力与阶层力量这两个因素同时都具有较大的值，才能导致活跃度较高。否则，只有一个因素具有较高的值，而另一个因素的值处于较低的位置，也可能活跃度不高。
特定国家（或地区）和特定情势下的中间阶层，理论上对应着特定的阶层力量值和期望张力值。这两个自变量值相交，可以在图6-1中找到其所对应的特定的点，这个点代表着一定的政治活跃度，中间阶层的政治作用可以通过政治活跃度来衡量。图6-1给出了几个比较典型的点。点A代表期望张力微弱、而且阶层力量弱小的状态，这时中间阶层是政治无能与冷漠的。点B代表阶层力量已经壮大、但并没有明显的期望张力的状态，活跃度也较低，成为社会的主流和稳定力量。点C代表虽然期望张力较大、但阶层力量弱小的状态，这时中间阶层在政治格局中采取的是牢骚满腹但只能无奈观望的态度，并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中随时可能加入反体制的同盟。点D代表期望张力已经显性化，而中间阶层也已经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逐渐壮大起来，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现有利益格局与政治秩序中变得活跃，迫切呼吁改革。而E点代表了一种极端的状态，中间阶层的力量已经壮大，而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也十分紧张，现有政治秩序、利益格局与中间阶层的关系变得不可调和，中间阶层的政治态度激进，有革命的冲动。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两个维度的解说（1）
期望张力与阶层力量这两个因素自身是由其他更基础、更独立的因素所构成或左右的。
期望张力自身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方面是各种社会期望，包括经济分配，政治参与，政治权利，公共服务需求，意识形态等；一方面是社会价值分配系统和政治秩序所能提供的对中间阶层各种期望的满足。这两方面因素各自有其复杂的背景，都是变数，所以，期望张力指数是个更加难以把握的变数。
社会期望本身是主观的，属于一种需求意识，可能受到各种内在或者外在因素的影响，在实际中很难捉摸。除了基本的生存需求，许多更高层次的需求既可以创造，也可以压抑。价值期望常常与公平和平等的观念相联系。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不平等总是内乱的起因……向现行政体发难的人们都是在谋求平等”。然而，人们对平等的理解总是产生冲突，“在某一方面与人平等的人便认为在总的方面也该与人平等，在某一方面与人不平等的人就觉得自己在所有方面都与人不平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社会期望是否得到满足，要看社会价值分配系统的公平程度，以及政治秩序的开放程度能否容纳中间阶层的社会期望需求。政治秩序在安排价值分配时，如果与中间阶层有良好的互动、协商，充分考虑中间阶层的价值分配利益，则从客观上抑制了产生期望张力的可能。这样，现行政治秩序对中间阶层的融合程度，成为是否产生期望张力和期望张力高低的关键。由于价值分配体系中涉及多个层面的利益，要做到在每一个价值层面上都能充分容纳中间阶层的利益，并不容易。在构建价值分配体系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是如此复杂，即使排除政治秩序中固有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也难以想象如大同世界那样绝对公平的分配技术。因此，实际价值资源在阶层间的分配不平等是政治社会“客观固有”的，有意义的讨论在于这种不平等的程度。
除了各种社会价值与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之外，还存在政治权力、财富占有和社会名位等多元价值层面间配置的不平衡。如果某个阶层在价值分配的一个层面取得优势，它就会对其他层面上的优势产生扩张性的期望；如果某个阶层可以分享到一个层面的价值分配，它就会期望可以同样分享其他层面上的价值。这种情形，就如同富人渴求政治权力，政治精英不安于经济上的贫乏，公民不满于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这种因价值分配不平衡导致的期望张力，就是我们常说到的“相对剥夺”。相对于其他阶层，中间阶层更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中间阶层往往在文化教育上具有优势，在社会名位上有优越感，并有很强的活动能力，而这些优势如果不能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得到相应的体现，价值期望张力就产生了。
对于实际行动，意识驱使和行为能力两个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中间阶层的实际行动取向，不仅要有期望张力作为意识基础，还要有足够的阶层力量作为能力基础。中间阶层的力量大小受许多因素的影响：①中间阶层的发育阶段，这决定了中间阶层的社会基础大小。②中间阶层的同质性。如果中间阶层在结构上、意识上都具有较大的同质性，则中间阶层就可以成为一个能够产生共鸣感的社会利益与意识共同体，并很容易激发一致行动的冲动。反之，中间阶层就会分化为各种利益与意识群体，难以产生共同行动的合力。③组织化程度。中间阶层只有通过一定的组织媒介，才能培养出一定的政治意识，使得成员有投入社会与政治参与的平台。否则，没有组织基础的中间阶层就是一盘散沙。④社会阶层同盟。社会分化是复杂的，任何一个社会集团或阶层要在阶层分化格局中有更大的话语权、左右局势的能力，必须辨识出自己的主要同盟阶层和主要的反对力量，建立社会阶层同盟的最大支持。中间阶层能否取得其他阶层的支持，不仅要具有共同的利益基础，还需要共同的阶层情感基础，即能够产生基本的阶层认同。⑤中间阶层的共同理念和价值观。行动的基础不仅来自利益的计算，理念和价值观的精神支持力量往往比利益动机更加持久和狂热。这些看似抽象的事物往往是社会运动发起的理由，也是社会运动维持的动力。⑥中间阶层个体的素质。这决定了中间阶层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以及在现有政治秩序中的个体行动能力。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两个维度的解说（2）
如期望张力一样，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也不能独立于政治秩序之外不断发展；相反，中间阶层的发展是受政治秩序的制约、并与其互动发展的。比如，中间阶层的同质性与社会阶层同盟是否能够形成，要看政治秩序是否在社会资源分配上进行调整；中间阶层的发育能否顺利，要看政治秩序是否采取鼓励的态度，中间阶层的组织化是否得到政治秩序的容纳，等等。
当中间阶层逐渐成长之后，它在采取行动时变得自信而果断，其政治取向对政治秩序的走势也变得重要。它可以决定冲突双方的力量对比格局，使政治秩序向中间阶层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当期望张力较大时，并且在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凭借知识、能力优势，中间阶层常常可以扮演阶层冲突的领导者角色，组织、发动底层力量，并为阶层行动提供理论支持。而当强大的中间阶层被整合到价值分配体系中的时候，就会在阶层冲突中扮演缓冲的角色，这就是“稳定器说”所描绘的图景。这种力量变化导致政治立场变化的例子很多。例如在阿根廷，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权选择对象有两个：选举产生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庇隆主义政府，受中间阶层支持的靠政变起家的军人政权。然而到了80年代，中间阶层的人数已经变得多到足以确保以阿方辛领导的激进党在选举中取胜，军人统治退出阿根廷历史舞台。
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英国产业阶级最终选择的是与政治权贵阶层相妥协，建立君主立宪政权的道路，实现了社会调和；而法国资产阶级选择的是彻底清除贵族、建立共和国的道路，并引发了长期的社会动荡。这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英国的贵族和僧侣阶层力量十分强大，产业阶级与之做了妥协；而法国的封建体制僵化，力量对比中的中、下层力量十分强大，没有与封建秩序相妥协的余地。从中可以看出阶层力量对比在政治秩序转型中具有的关键作用。
另外，理性特征成为一些学者视野中中间阶层行动谨慎、稳定保守的原因，并进而作为中间阶层政治稳定器的佐证。然而，理性在中间阶层政治活跃度模型中并不是一个倾向性的变量，它体现为中间阶层计算得失的自知之明，理性为关键变量赋值并使其显性化。也就是说，中间阶层的理性使得他们更加清楚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高低以及阶层力量大小，并作为政治取向的根据。比如，中间阶层在产生较大的期望张力时，如果力量单薄，在采取行动前也会比较审慎。在其他社会对立力量冲突时，中间阶层根据冲突各方的实力对比，会权衡偏向哪一边，并从冲突后的新价值资源分配体系中分利，这就是中间阶层被人诟病的摇摆性。同时，如果现有秩序的维持者力量足够强大，或力量对比并不清晰，或任何冲突一方的胜出都不会为其带来好处，中间阶层还可能采取观望的态度，就是所谓的政治冷漠。另外，中间阶层自身可能分化，一部分靠向底层成为现有秩序的反叛者，一部分靠向上层成为现有秩序的维持者。无论是摇摆、冷漠还是分化，都是由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与阶层力量决定的，而不是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决定的。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优越中的焦躁（1）
完成高等教育的中间阶层候补成员可以降低期望，但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底限，那就是能留在中间阶层。即使不能从事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工作也应该是从事脑力劳动，而不是作为技术工人成为中间阶层之下的社会层次。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人数越来越多，很难将他们再定义为以往的“社会精英”。但相对于整个社会的人口基数来看，新中间阶层仍然属于少数群体，中间阶层即使没有了以往的“精英”意识，但他们至少还会有一定程度的“社会骨干”意识。
接受高等教育需要高投入，这是中间阶层新成员形成职业期望的重要因素。在计划体制下，进入高校就等于开始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其教育支出几乎全部是国家财政承担，甚至还要发各种各样的补贴。所以，那时候的高校教育不仅不是负担，还是一种优越的生活保障。而当前高等教育基本施行了收费化，进入高校学习成为一笔高昂的支出或投资。据估算，一个大学生的四年费用约在7万~8万元，其中国家只分担了约1/3。所以，在努力完成学业后，大学毕业生希望能够从新的职业生涯中得到相当的回报是非常自然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家境困难、千辛万苦完成学业的学生来讲，供子女读书可以说是倾其所有，这种回报期望更加强烈。而一旦这种期望受挫，很容易导致毕业生的心理失衡，形成各种社会问题。比如，大量大学生参加传销活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在就业过程中压力过大而导致的“饥不择食”。大学生自杀对于许多人来说曾经是难以理解的事件，但现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类似的消息已经不能引起特别的社会轰动。周一超的例子则更加惨痛：2003年4月2日，本已经通过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公务员笔试和面试的大学毕业生周一超，得知自己的体检结果不合乎当地部门的规定而遭淘汰，绝望和愤怒之下，竟然于4月3日跑到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刺死了一名参与选拔毕业生的工作人员，同时将另一名工作人员刺伤。其同学的话引人深思：“周一超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公务员考试上，在极其绝望的情况下，他才做出了这种行为。”周一超平时在学校表现很好，和大家相处也非常融洽。农学专业不太好找工作，而家庭的经济压力又非常大，周一超也许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周一超的遭遇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同情，案发后，周一超的同学和老师共429人，联名上书法院要求对周一超从轻处罚。傅丕毅、傅扬杰：《浙江嘉兴大学生周一超刺杀公务员一审被判死刑》的报道，载新华网2004年3月17日消息（http://wwwynxinhuanetcom/topic/2004/gxfz/xlym/4_018htm）。周一超的出轨，是就业压力下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大规模就业压力引发的社会问题不能忽视。
这种社会压力不仅存在于大学毕业生的求职过程，在他们就业之后压力会继续存在，而且会更加持久，其来源会更加广泛，从而会形成各种社会问题，所以其危险性更高。在西方成熟社会中，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可能有难度，但是一旦找到，就非常稳定，一切都井然有序，每过一年加薪多少，每年有多少工作日，有多少自由支配时间，休假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有公司电话追上来。但国内的工作环境工作压力大大高于国外，人们普遍愿意牺牲休假、牺牲睡眠、牺牲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而忘我的工作——为了抓住每一个赚钱的机会。尤其是年轻的白领，他们甚至不愿意错过任何一次老板的表扬，哪怕只是口头表扬。企业白领现在普遍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担心被更年轻、更有冲劲、要求待遇更低的人所淘汰，担心被老板炒掉而失去经济来源和社会地位。所以，在保持现有工作的同时，寻找“退路”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唐和平：《找退路的白领阶层》，载《社会》，1999年第10期，第10～11页。即使公认最稳定的公务员群体，也是一个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的群体。公务员的“白色收入”并不高，特别相对于同样教育背景、同样个人能力、同样年龄段的企业白领和各种“事业人”来说，显得更加“寒酸”。“灰色收入”可以弥补这种差距，但这种“灰色收入”并不能得到保障，而且基层公务员接触到的“灰色收入”是有限的。这样，基层公务员所得以安身立命的只有“旱涝保收”的职业稳定性了。随着各种政府体制改革形式的不断出新，公务员的职业稳定性也受到了冲击。2005年初，由于在年终工作考评中被评定为“不称职”，一名中央机关的年轻公务员将其单位的局长砍伤。公冶祥、波浦峰：《国务院一名局长被下属砍伤原因可能是报复伤人》，载《新京报》2005年1月5日。在美国白领开始兴起的时期，美国犯罪学教授埃德温·萨瑟兰最早提出白领犯罪的问题。最近，有关这个领域在中国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叶继红：《论白领犯罪的形成及社会控制》，载《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第201～207页；《在温文尔雅的外衣下——聚焦白领犯罪》，载《社会》，2000年第6期，第39～40页。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优越中的焦躁（2）
无论是高校毕业生，还是已经就业青年中的中间阶层，他们都是从思想活跃、敢于挑战权威的大本营——大学——里培养出来的，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如果仅仅出于社会责任感，这种批判精神并不会形成经常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当中间阶层的切实利益期望受到挫折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心理失衡，对社会公平产生质疑，其批判性就成为一种持久而强大的力量。如果这种挫折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而不是仅仅个案的时候，一种不满的社会情绪就会迅速酝酿，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来源，其破坏性相对于其他群体更加强烈。中间阶层学历高，能力强，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有着更加强烈的成功欲望，更高的社会期望，希望能迅速地上升到中间阶层中的更高层次。而且，这种社会期望不仅仅限于经济利益，还有社会价值等多元化的目标。对于他们的目标，他们更有能力去实现。亨廷顿曾经论断：城市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知识分子是中间阶层反对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则是知识分子中最有内聚力也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265页。米尔斯也曾经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白领工会比普通工会更富有斗争性。原因在于，他们还很年轻，获得的权力还很少。因此，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权力的滋味会促使他们行动起来不受什么限制，更具有自发性。与普通工人相比，他们有更高的名望要求，和老式中产阶级有更多的联系，他们不会轻易“罢手”的，倒是有可能站得更高，斗争得更英勇。由于他们中间很多人一向依赖于雇主，一旦他们打破这种关系，站到工会一边来，他们反作用于雇主的力量很可能更强、更猛烈。由于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一旦接受工会的原则，他们将更有能力将其推而广之，他们参加工会的动机将更具有政治性和思想性。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5页。一旦中间阶层的这种社会焦躁情绪与政治结合起来，将是一股活跃而强大的政治力量。研究表明，较高的教育程度是影响政治意识活跃度的首要因素，相对于其他群体具有更大的参政倾向，体现在许多方面：①更能意识到政府与个人间的联系；②更关注政治和选举运动；③拥有的政治信息更多；④关注的政治内容更加广泛；⑤参与政治讨论更多；⑥更具有讨论政治的自由空间；⑦更有自信能够影响政府；⑧更多地参与社团；⑨社会价值更加积极。阿尔蒙德：《公民文化》，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页。而较高的教育程度是中间阶层的重要特征。因此，中间阶层具有潜在的政治活跃性。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沉默中的变数（1）
如上节中的政治活跃度图所示，中间阶层既是保持政治稳定的力量，也是一支政治活跃的力量，主要决定于阶层力量与期望张力两个因素。在第五章中我们已经讨论了中间阶层的兴起及其冲突，发现中间阶层的力量成长是一个变数。本章前面三节分别从理论和国外经验两个方面分析了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发现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也是一个变数。这一节我们具体分析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看一下其期望张力是否也具有这种变数特征。分析发现，当前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虽然还保持在一定的容忍范围之内，但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并不能保证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不会显性化，甚至达到紧张的程度。也就是说中间阶层除了具有政治消极的一面之外，其期望张力的作用也有激发政治活跃的一面。
一沉默与疏离
相当部分的中国城市中间阶层表现出了政治冷漠的特征。这种政治冷漠首先当然是所有现代社会中各个阶层的普遍现象，并不是我国当前城市中间阶层所特有。对于大部分公民来说，政治生活只是各种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除非发生大的社会事件，他们日常中并不会对政治特别关注。中间阶层同样如此。他们作为社会的骨干，往往背负沉重的生活、工作和事业压力，忙碌中很难对与个人联系并不紧密的政治生活投入太多的热情。如果说中间阶层关注政治、参与政治，在多数情况下也局限在行业或专业领域所涉及的具体政策动向。然而，在前文对政治关注程度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中间阶层政治冷漠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假性政治冷漠”，即被动的政治冷漠。从更准确的意义上看，这种政治冷漠可以称之为“政治沉默”。
虽然这种政治沉默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冷漠相似，却并不完全相同，具有政治疏离的特征。一般的政治冷漠是面对政治事务视而不见，是一种“不作为”；而政治疏离则是主动远离政治，是一种“作为”。从某种程度上，政治疏离类似于政治文化中的村民类型，即民众与政治之间缺乏联系，政治系统不需要民众的支持作为输入来维持其合法性，而政治的输出也远离民众的生活与视野，民众并不期望从政治生活中得到或失去什么。政治疏离甚至比这种联系的缺乏还进了一步，表现为民众主动回避政治，对政治生活不耐烦，直至厌恶政治生活。比如，一些被访者在谈到每年春天的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会议，不是津津乐道“两会”的议题与政策动向，而是对“两会”带来北京市区交通堵塞、市民出行受到影响的不满。如果说政治冷漠是中间阶层对政治系统的单向行为，其主体只有中间阶层自身；那么政治疏离则涉及中间阶层与政治系统两个主体，是两者之间的关系状态。因此，要分析政治疏离就不能仅仅讨论中间阶层，还要讨论中间阶层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于中间阶层政治疏离的原因，除了通常的解释，被访者还给出了另外两种说法：
①无能为力。许多被访者明确表示，自己根本不能对政治事务产生影响，即使个人对政治关心也没有用。这种声音的实质是中间阶层与政治系统之间缺乏互动机制。对于政治系统而言，在提供中间阶层政治参与途径上“不作为”，中间阶层不得不成为政治上的局外人。实际上，政治系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参与渠道，以中间阶层的社会地位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政治参与渠道。比如，2003年的北京市各区县人大代表选举就是一个很正式、而且得到政府部门大力推动的参政渠道。其他各种正式社团组织也提供了一般公民的参政机会，比如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各级政治协商会议、共青团、工会、妇联、工商联、青联、学联、行业协会、学术团体等等，这些都和政治有着某种或强或弱的联系。在日常政府决策过程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听证会、意见征集、政府信息公开等。理论上，这些参政平台可以将所有的中间阶层囊括其中，甚至还有很多中间阶层个人可以在多个团体或参政平台中找到归属。那么，为什么中间阶层仍然声称在与政治系统间的互动中“无能为力”呢？我们只能解释为：这些社会与政治间的互动机制缺乏实质性的中间阶层参与。比如，有些被访者认为人大代表选举并不完全反映民意，而且人大代表缺乏实质性的政策影响力。有些被访问者提到交通管理部门从各种形式上征求社会对改善北京市交通环境的建议，但同时认为这些做法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有些被访者提到一些政府部门组织的价格听证会（主要是提价听证会），但听证代表缺乏民意基础，也不能左右政策结果。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沉默中的变数（2）
②避免伤害。许多被访问者表示应该主动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政治过于关注并不一定是好事，可能会发生对自己难以预料的伤害。为了明哲保身，最好不要太多关注政治。这种声音的实质是政治系统并不希望中间阶层真正参与政治事务，除了所提供的现有的正式政治参与渠道，其他一些更有实质性的政治参与是不被提倡或被禁止的。与上文所提到的“政治不作为”相比，这种倾向是政治系统的“作为”，是一种主动姿态。这种疏离的政治文化的形成也需要一个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使得中间阶层在面对政治的时候宁愿选择逃避。在访谈过程中，经常可以体会到这种中间阶层与政治的疏离特征。而且，这种特征并不局限于本身比较敏感的公务员职业群体，而是所有的中间阶层群体都下意识保持着这种戒心。比如，在联系一个从业律师的访谈时，他显得顾虑重重，在得到作者的一再保证之后，才接受了访问。在和一对外企白领夫妇的交谈中，男士在说到一个话题时逐渐兴奋起来，但后来突然停了下来，并一再叮嘱要将这段话从录音中删除。在访谈一个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士时，他因为临时原因还约来了一个朋友，在访谈中这个朋友一直陪在旁边，但几乎一言不发。后来知道他在政府部门工作。在作者的努力下，这个朋友也开始谈到一些自己的看法，但后来一再表示刚才的话都是“信口胡说，千万不要记录”。这样，政治参与无形中受到了压抑，使得政治参与不仅要付出时间、精力，甚至还要冒一些不可预测的风险。因此，中间阶层即使存在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参与形式，也往往处于一种谨慎的隐形状态。访谈中许多被访者表示，很多时候他们并非不关注政治生活，甚至希望有政治参与的机会，但在现实中他们表现得很低调。
政治冷漠与政治疏离都是政治不活跃的形式，不会对政治秩序形成直接的冲击。但是，政治疏离是被动的政治冷漠，相对于通常的政治冷漠，政治疏离并不稳定。更直接一点，政治疏离本身就是一种期望张力，是政治期望没有得到释放的隐性状态。封闭的政治秩序可以压抑政治参与的热情，同时也可能为未来政治参与热情积累着力量。也就是说，中间阶层政治参与热情是个变数，他们现实中的政治消极并不能说明中间阶层没有政治参与的热情与潜力。一旦政治疏离显性化为政治参与，其对政治秩序的压力可能比通常的政治参与更加剧烈。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疏离中的热情
既然中间阶层具有政治参与的能力与期望，那么，即使其政治参与受到约束，他们的这种参与热情也可以找到一定的途径寻求释放。这方面，最令人感兴趣、甚至感到困惑的是，中间阶层在政治冷漠、政治疏离的同时，他们还普遍表现出对“国家”、“民族”等这些抽象政治事物的认同。这种情感很容易在一些特定场合与环境中被激发出来，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爱国热情”、“民族情感”等。中间阶层具有强烈的国家观念，可以在一些特定场合与契机——如体育比赛、出国生活、国际交往、国际事件等——中被激发出，甚至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许多被访者提到了在体育赛场为国家、民族情感而热血沸腾的体会，身处异国时作为中国人的强烈责任心和荣誉感。与对政治的回避不同，中间阶层对于表达这种情感不仅没有掩饰，反而为这种经历而自豪。甚至有一位看来非常理性、稳重的被访者声称，如果“台湾”发生战争，他会毫不犹豫地要求走上战场，为祖国的统一而战。当这种爱国热情如果超出了理性的界限时，就演变成了有狂热倾向的民族主义。如果把民族主义理解成为一个中性的词汇，则所有的爱国热情都可以归为民族主义，区别只在于其热烈程度。与政治冷漠相似，中间阶层在日常忙碌而平淡的生活中，也不会总去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然而，与对国内政治的回避不同，中间阶层谈论国际政治，特别是地缘政治的频率要高得多。
无论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都属于通常的政治范畴，而且，当没有出现大的国际冲突的时候，民众对国内政治的关注热情通常远远高于国际政治，这在西方国家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在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中出现了政治疏离与民族国家认同强烈并存的情况？
这种现象仍然是长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如上文所述，政治系统从“不作为”方面没有为中间阶层提供太多实质性的政治参与途径，从“作为”方面不提倡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和政治参与。而爱国主义一直被大力提倡，政治系统甚至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将政治生活中的许多内容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也就说，政治系统从“不作为”方面，并不禁止爱国热情的释放——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限度、不偏离纯粹的爱国热情方向；从政治系统的主动“作为”方面看，爱国热情是受到鼓励和推动的。这样，政治参与经历对于许多中间阶层来说并不熟悉，而爱国主义的经历却是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得到的。经过这种环境的长期熏陶，“回避政治”成为许多人下意识的生活经验，最终形成了对政治的疏离；而爱国主义也成为许多人下意识的生活经历，在不断被激发中保持着热情。这样，同为政治关注，其内容被人为地分割成两个互不相扰的领域，一个是身边具体但“危险”的国内政治关注，一个是遥远抽象但“安全”的国际政治关注。
为什么这种分裂化的政治热情与参与得以维持？关键在于维持政治合法性的两难。政治冷漠与疏离有利于降低民众的政治参与，增加政治秩序的稳定。同时，政治参与是重要的政治系统输入，是政治系统必不可少的合法性来源。而政治参与会带来政治稳定的隐忧，这样，政治系统就处于政治合法性与政治稳定的两难之中。为了解决这种两难，在继续保持政治冷漠与疏离的同时，政治系统就通过其他途径补充政治参与的缺乏。一种是维持形式上的政治参与，甚至不断创新形式上的政治参与渠道；另一种是通过维持和激发“外向”爱国热情，来补充“内向”的政治参与不足，增加政治合法性，同时也分散对政治参与要求的压力。
但这种解决方式并不可靠，特别是对于中间阶层尤其如此。首先，形式的政治参与并不能代替实质的政治参与。当前的城市中间阶层大多具有高学历、接受了许多现代政治理念，形式参与和实质参与的辨别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常识。这也反过来佐证了中间阶层对形式政治参与的冷漠与疏离。其次，除非发生重大的国际冲突，爱国热情并不能代替日常的政治参与。爱国热情为中间阶层提供了归属感，与其说是权益需求，不如说是精神上的宣泄需求。而通常的政治关注、政治参与和中间阶层的基本权利息息相关，并不仅仅是精神上的需要，也就是说，形式政治参与和爱国热情并不能替代实质性的政治参与。
更重要的是，这种分裂化的政治参与会逐渐形成政治忠诚对象的分裂。对于政治系统来说，理想的目标是政治参与和爱国热情都将忠诚对象引向政治系统自身。但实际上，随着政治参与的长期缺失，爱国热情的忠诚对象会逐渐从政治体系上转移，而集中于国家、民族这些抽象的概念上，从而形成了政治忠诚的“离异”。也就是说，中间阶层会逐渐认识到，他们爱的是国家、民族，而不是正在掌握国家、民族的政权。相对于通常的政治冷漠与政治疏离，“离异”的政治文化会从更深的层次上削弱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这种政治忠诚的“离异”不仅不能增加政治稳定性，反而会逐渐积累政治不稳定。
综上所述，中间阶层同时具有政治疏离与民族国家认同两种政治文化特征，一方面，这两种特征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平衡；另一方面，它们又有着难以解决的内在的冲突。从这各角度来看，中间阶层对于政治秩序的作用是个难以把握的变数。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政治活跃的消解与诱导（1）
不同阶层的诉求目标差异很大，比如农民阶层的要求通常是具体的、眼前的、简单的、物质的，主要集中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只要满足农民的直接利益诉求，农民的期望张力就很容易消解，这也是农民保守的一面。同样，城市中的社会底层（如农民工、下岗工人）对吃饭、工作和住房等眼前利益最为关心，他们的期望张力容易形成，但也容易通过社会资源配置的调整得到消解。
相反，中间阶层期望张力的消解比其他阶层更加困难。首先，对于经济权利，中间阶层比社会较低阶层要求更高，更长远，很难通过“小恩小惠”能够真正“打发”，他们更倾向于根本性的权利实现。其次，中间阶层所涉及的经济权利更加广泛，他们倾向于整体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再次，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具有多元性和抽象性的特点，并不局限于经济要求，甚至，中间阶层有时更关心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权利和目标。这些权利和目标的争取往往更具有持续性和艰巨性，在实现过程中容易激化期望张力。实际上，许多国家的中间阶层运动的直接根源并非经济原因，而是政治原因，至少是政治原因与经济原因的相互结合或相互激发。另外，阶层成员的社会责任感、集体主义合作精神、意识形态鼓舞等，是一个阶层保持政治活跃的基础条件，而这些恰恰是城市中间阶层中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
亨廷顿曾对比了各种对政治秩序可能形成压力的阶层力量，结论认为中间阶层才是真正的不稳定来源，而其他阶层并不能对政治秩序形成真正的威胁。产业无产者和游民无产者随时都可能会反对政府。贫民区居民最终也许会爆发骚动和政治暴力事件。尽管这样，一般情况下他们不是制造革命的材料。工业无产者和现状休戚与共，游民无产者则斤斤计较于眼前的目标。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此乃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源泉。正是这个集团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支配着城市的政治。
……中产阶级作为一种革命因素的形象，当然与传统上认定中产阶级是现代政体的稳定基石的一贯看法是冲突的。实际上，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间阶层队伍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然而，中间阶层的形成却也像经济发展一样，常常是不稳定的因素。引自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264页。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不可能绝对消解，只能相对释放。
另外，期望张力是需求与现实的落差，而期望本身是主观的。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消解，也可以在各种条件下被诱导。某种社会诉求能否上升为政治期望，其期望值有多高，会否形成期望张力，这些都是变数。可以把政治期望看做一种新生商品，这种新产品之所以能够走入千家万户，有两种途径：客户需求某种新功能，开始在市场上寻求相应的产品，敏感的商家感应到这种需求，推出具有这种功能的产品，并推销给用户，最终被广泛拥有；或者，商家开发出具有某种新功能的产品，并自信具有市场潜力，开始通过各种市场策略推广这种产品，宣传其新功能及优越的性能，得到市场的认可，从而被广泛拥有。后一种产品的推广策略就是市场诱导，这种手法在市场营销中并不鲜见。对于政治期望的形成，除了自身自发的需求之外，诱导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需求与诱导并不能截然分开，两者的过程与作用往往是共生的，形成相互激荡的局面。而对新产品期望的形成过程，也是对原有产品陈旧、单一的功能不满的形成过程，在获得新功能之前，这种期望就会成为用户与原有商家之间的张力。例如，政治理念的启蒙过程就可以看成一种典型的政治期望诱导。对于中间阶层而言，相对于其他阶层，其理性与公民性特征更容易对现代政治理念产生共鸣。当这些现代理念与现实生活产生反差时，期望张力就产生了，并会在积累中不断增加释放的可能性与冲击性。
因此，中间阶层既有的期望张力难以消解，而新的期望张力又容易被诱导，这种特征使得中间阶层具有政治活跃的潜质，在前述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其不稳定的变数。
小结未来的模式
中间阶层在发展起点上是沉默的，而在未来，中间阶层的发展走向充满了变数。中间阶层自身在发展变化，政治秩序在发展变化，两者相互关系也在发展变化，三者都既存在着约束和消解中间阶层政治活跃性的因素，又都孕育着一些激化中间阶层政治活跃性的因素。在中国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哪方面的因素会取得上风，将难以预料，从而使得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未来政治取向和作用难以把握。理论上，如果将中间阶层放在动态发展的历史模拟情景中，我们可以将它在政治秩序中的未来走向描述为下面各种理想模型。当然，这些模型只是理论性的、高度抽象化的图示，未来真实的走向难以预测，且更加复杂。
一边缘化的力量1起点或持续萎缩毋庸置疑，从本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城市中间阶层在当前阶段是明显政治不活跃的，表现为政治冷漠和无所作为。根据前文中的“中间阶层政治活跃度”模型，当前的中间阶层处于图式的左下角位置，即阶层力量弱小，阶层期望张力还没有充分显性化，政治不活跃。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政治活跃的消解与诱导（2）
当前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弱小是其政治不活跃的关键因素。中间阶层仍然处于萌发时期，在数量上仍然属于社会各阶层中的边缘力量。每个社会的每个新兴阶层都有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当前中国的城市中间阶层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至今，只有20多年的时间，中间阶层还没有发育为完全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同时，中间阶层自身充满了异质化特征，缺乏社会组织与整合机制，公民特征还不充分，缺乏力量同盟等。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还不明显。追溯城市中间阶层的来源，中间阶层萌发的过程就是中间阶层所包含的各社会群体在社会分化中脱颖而出的过程。传统城市社会结构分化并不明显，而在市场转型中，知识分子充分利用了专业技术管理才能和市场自由空间，逐渐从浑然一体的社会结构中分离出来，向上流动成为城市社会结构中的白领中间层。一些凭借胆识和机遇发家的个体户也从下层普通市民中冒出头来，成为自营者中间阶层。普通干部分化成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专业技能人员两种角色，前者充分利用了市场转型中的资源分配能力，后者则在参与市场游戏的同时仍然享受着体制内照顾，都成为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可以认为，新兴的中间阶层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市场转型的直接受益者。而且，城市中间阶层的政治期望得到了抑制，除了传统上缺乏参与的政治文化，政治参与的负面效果也得到了放大。另一方面，市场化使得中间阶层缺乏政治参与实践经验，“习惯”了缺乏政治参与的社会生活，降低了他们的政治期望张力。
当然，中间阶层的沉默不仅可以作为发展起点，也可以作为一种持续的状态。也就是说，中间阶层的力量一直没有得到发展壮大，其期望张力也一直没有形成。这样，中间阶层就成为一支萎缩的群体，在社会格局中似有似无，无关痛痒。
2边缘化与犬儒化
假如中间阶层的力量发展一直受到抑制，进展缓慢，它就很难作为独立的阶层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力量的弱小，并不代表期望张力得到消解；相反，期望张力可能会持续增强。从图6-3的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特殊的中间阶层发展走向。
图6-3中间阶层的边缘化与犬儒化
缺乏政治参与机制，无力在政治格局占有一席之地，期望张力上升，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能会导致中间阶层产生一种犬儒主义的倾向。
犬儒主义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公元前五到四世纪希腊的底约基尼斯（又译狄奥根尼），本意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世俗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古代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从公元三世纪起，犬儒主义开始分化出民间（下者）的犬儒主义和权势（上者）的犬儒主义。对于在上者即权势精英来说，通过双重标准，说一套做一套，使得犬儒主义成为一种控制、摆布民众的政治虚伪手段。而民间犬儒主义是一种对任人摆布状况下的生存的宣泄、愤懑方式。
现代犬儒主义则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Jeffrey C Goldfarb，The Cynical Society，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152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当代犬儒主义的主要表现包括：①政治冷漠；②说一套做一套；③怀疑正统成为一种思维定势；④抱着难得糊涂的心态；⑤在生活中喜欢用市井流传的笑话、传言、歌谣、顺口溜进行冷嘲热讽。
在本模式中，中间阶层对于其在社会资源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不满，期望张力较大，但力量的弱小决定了他们只能无奈观望。同时，这种不满而无奈接受现实的复杂情绪会导致上述犬儒主义的倾向。这种犬儒主义对政治秩序不会产生直接的压力，但却反映了整个社会与政治秩序间期望张力的膨胀，是公众政治和公共道德危机的隐性形式。这种危机即使没有在中间阶层身上显现，也会在其他阶层身上集中发作。另外，中间阶层力量的不能得以独立，就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对政治秩序的稳定形成更大的压力。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壮大中的变数（1）
如第五章所述，中间阶层力量的发展受到各种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存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迹象与激励因素。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对于发达国家，中间阶层的壮大是社会成熟的体现与保证；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中间阶层的兴起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特征。对于我国的城市中间阶层，与其说是能否发展壮大的问题，不如说是发展快慢的问题，以及具体进程中的发展轨迹问题。
同时，中间阶层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它的期望张力始终是个变数。与力量的发展相比，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更加复杂多变。从而，中间阶层在壮大中可以有多种模式变数。
1“稳定器说”的理想
正如前文所述，“稳定器说”本质上所对应的仅仅是中间阶层一种特殊状态，即壮大之后的中间阶层有效缓解了社会冲突，成为政治秩序中的稳定力量。国内所普遍认可的中间阶层“稳定器说”的武断之处在于，不加分析地把这种静态特征看做整个发展过程。即，中间阶层持续发展，同时社会冲突被消解到一个较安全的低水平，中间阶层在整个壮大过程中始终政治稳定（如图6-4所示）。
图6-4中间阶层“稳定器说”的理想
从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的关系来看，这是一个政治秩序不断调适、中间阶层保持政治稳定的过程。政治秩序具有强大的弹性和适应能力，中间阶层的活跃度始终保持为一条低水平的平滑线。通过政治秩序与中间阶层的不断互动与调整，中间阶层自始至终被充分容纳到社会资源配置系统中。随着中间阶层的壮大，中间阶层在稳定政治秩序中的作用也逐渐增强，政治秩序稳定的社会力量基础也越来越雄厚。当然，这种模式与其说是必然，不如说是难以把握的理想。因为，现实中间阶层的崛起往往与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容纳新阶层力量的政治秩序很难做到恰如其分的“微妙调整”，与变化的社会结构始终如一地完全合拍。
这种模式类似于理想的渐进式改革，需要高超的政治艺术来把握，才能在最大限度地保持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保证社会与政治的稳定。推动渐进改革的权力层必须同时面对保守与激进两种力量的压力，在渐进变革中对改革进程的控制需要非常老练，善于平衡各种相互冲突的社会力量，懂得如何处理各种改革措施的轻重缓急。
2社会转型的推动力量
在中间阶层作为新兴力量的壮大过程中，新的政治需求不断产生，并与滞后的政治秩序产生一定的冲突，期望张力随之积累。同时，政治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着中间阶层的诉求，不断地消解着期望张力。但是，现实中期望张力的积累往往超过消解速度，这个过程会出现一个或若干个比较显著的转折点。如果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和阶层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要求变革的呼声将日渐激烈，政治秩序在压力中就不得不顺应变革的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政治秩序转型，缓解社会冲突，最终将中间阶层逐渐容纳到变革后的新秩序中（如图6-5所示）。
图6-5社会转型的中间阶层推动力量变革的呼声，矛盾的积累，变革的启动，变革进程的深入，都与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之间的不断冲突与相互妥协相联系，这是个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的博弈过程。相对于政治秩序不断调适、中间阶层保持稳定的模式，政治秩序的被迫转型过程充满着矛盾和冲突；但相对于激进革命的模式，政治被迫转型的过程要相对缓和很多，它避免了阶层对抗的最后摊牌、社会的剧烈动荡。这样，中间阶层成为社会转型的直接推动力量。
政治秩序转型的进程、时机和力度有时也是难以把握的。因为政治转型常常是被迫的选择，在打开转型的突破口后往往一发而不可收，其进程与走向并不能完全由政治秩序所控制，总是面临着继续推进与保守退缩的两难选择。从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出，政治秩序转型有的成为社会剧烈冲突的替代物，有的则成为社会剧烈冲突的催化剂。
3走向激进的模式
在中间阶层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政治秩序的体制僵硬，中间阶层没有被政治秩序、社会资源配置机制所容纳；同时，中间阶层的力量不断壮大，期望张力不断积累，其挑战政治秩序的能力与愿望都在增强，中间阶层的政治活跃度会持续上升，直到走向激进。中间阶层的激进，以及现有政治秩序的不妥协，使得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直接对抗，导致原有政治秩序受到全面冲击。以中间阶层为主导的社会力量在建立新政治秩序后，其期望张力会迅速消解，并依靠其强大的阶层主导能力，成为维护新秩序的阶层基础。
第三部分：政治变数壮大中的变数（2）
这种模式恰好和一位学者对革命发生的制度背景的描述不谋而合：革命的起因在于政治制度和社会势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设想，政治制度中的某些条件与社会势力当中的某些因素，阴差阳错碰到一块，革命就产生了。由此而论，革命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政治制度无法为新生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和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提供渠道；第二，迄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具有参与政治的愿望，这种愿望通常产生于社会集团的某种象征性或物质性的要求，而且只有在政治领域中施加压力，这种要求方可实现。向上攀登或期望甚高的集团和僵硬或不灵活的制度乃是制造革命的原材料。Chalmers Johnson: “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System”, 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National Security by Harry Echstein,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63, pp116~118 综上，“稳定器说”仅仅描述了中间阶层在特定历史与社会情势下的一种特殊状态，它需要强大的自身阶层力量和缓和的期望张力作为前提。从过程上来讲，中间阶层对变革提供压力，是活跃的、不稳定的。在现代社会中，中间阶层作为政治秩序“稳定器的”定位，代表了一种判断上的发展趋向。从长远看，中间阶层反对社会动荡，力图推动改革，提高政治秩序的弹性，容纳各阶层特别是底层的价值期望，最终缓解了社会冲突，成为稳定力量。这是“稳定器说”的价值所在，也是学者对中间阶层寄以厚望的原因。
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说这种厚望在成熟社会已经实现或者初见端倪，那么在未来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挑战、社会转型任重道远的中国社会，这种期望常常还只是一个美好愿望或者遥远的目标。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目前仍然处于政治冷漠与无所作为的阶段，同时，转型期的中间阶层的多层次内在冲突孕育着使其政治活跃度激化的因素。在走向维持社会与政治稳定这一目标的历程中，中间阶层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变数：保守或活跃，冷漠或激进，变革或革命，摇摆或坚定，破坏或建设，责任感或趋利性……将中间阶层看做稳定器，是一厢情愿；把中间阶层看做政治秩序的威胁，则过于消极、被动。我们需要以更加开放的眼光来审视中间阶层，思考如何使其成为政治秩序中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或破坏力量。
第四部分：结语中间阶层与政治发展（1）
构建和谐社会的范式选择：现代冲突论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了当前的四项基本任务。其中，“建设和谐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其地位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文化并列。构建和谐社会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参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3页。从而，建设和谐社会的意义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可以说，“和谐社会”是“三大文明”（政治文明、经济文明与精神文明）理论的新拓展，是对小康社会新的阐释。
从字面来看，和谐社会还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对和谐社会涵义的直接描述可以追溯到十六大报告：“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参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9页。其中，社会和谐、人民和谐相处的提法，使“和谐社会”的概念呼之欲出。不久之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贯穿其中的重要思想，就是要努力实现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和谐。参见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此基础上，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概括形成“和谐社会”的概念，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并要求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同时，从社会发展目标来看，和谐社会从来都是每个政治体系在每个历史阶段不变的主题。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哲人都有“大同社会”和“理想国”的构想。荀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为生，各得其养以为成”，道家也提出过“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社会和谐理想状态。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对于什么是和谐社会，对此存在着一些共识，集中体现为党的文件中所给出的阐释：“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在当前，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这种和谐社会的目标可以全面概括为：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参见胡锦涛：《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1版。同时，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可能形成思维误区的地方，即和谐社会是作为目标而提出来的，否则就不必去“构建”和谐社会了。我们需要在这种思路上取得共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治国的理想，又是一种治国的方略、治国的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治国的结果，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我们既要增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的紧迫感，又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从能够办得到的事情做起，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坚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加以推进。参见曾庆红：《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扎实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26日第1版。在社会科学中，和谐社会作为一个构建过程，和谐本身是“常态”，还是“非常态”，存在理解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反映在社会科学理论上，成为研究视角的分野，其起点是“人类社会如何可能”的“霍布斯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在联系中建立了结构与秩序并保持稳定，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对公共价值与公共权力拥有普遍的共识，从而建立了社会。另一种观点则主张社会结构的稳定和有秩序是一种强力约束的结果，拥有权力的群体对没有权力的群体进行统治。这种如何看待社会和谐、如何实现社会和谐的争论在社会科学中长期难以化解，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演化为结构功能主义与现代冲突论两种不同的范式。
结构功能理论从静态的角度来分析社会，认为社会是移动着的静态平衡。它假设社会制度处于均衡的状态，社会一直保持着它的有条不紊的秩序，不会发生整体的变迁。社会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小至个人、群体，大至组织，都对社会整体的稳定做出贡献。社会是由规范、价值和公共道德将社会成员联结在一起，形成社会共识，即共同的社会价值的聚合力，使得社会保持着均衡。如果社会内部出现紧张、失衡，是由于社会出现了暂时的、不正常的病态，社会内部的机制可以自动地加以修正与调整。参见张乐宁：《当代西方社会学关于越轨的理论》，载《国外社会学》，1989年第5期，第35~39页。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由这种社会均衡模式来解释。
第四部分：结语中间阶层与政治发展（2）
而冲突学派认为社会是动态的，无时不在变化之中。整个社会体系处于绝对不均衡中，在社会体系的每一个部分都包含着冲突与不和的因素，对于社会体系的整体来说，它们都是或明显或不明显的不整合和社会变迁的来源。社会在运转中所保持着的秩序，是权力在起着维持秩序的作用，来自于一部分社会群体对另外的社会群体进行压制的结果，而不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对社会价值和公共权力的认同。因此，许多社会问题并不是均衡模式所能解释得了的。
所以，在我们将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目标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作为常态的社会本身是和谐的，还是冲突的。也就是功能主义和冲突范式的选择问题。出于现实性和建设性，选择冲突范式更有说服力。
首先，时代性。范式的选择与兴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往往受当时的社会背景制约。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学派兴起、发展于20世纪40年代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在美国本土进行，战火也基本没有波及美国本土，使得美国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战后美国迅速地转入为和平建设服务的国民经济轨道，一时国内欣欣向荣，社会和谐，民众生活稳定。在这种繁荣和谐的社会背景下，结构功能主义应运而生，成为美国以至整个西方世界中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但西方进入20世纪60年代，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美国的繁荣也好景不长，也为各种矛盾和问题所困扰，先后爆发了反越战运动、保障民权运动、肯尼迪被刺事件等。正是在这种动荡的年代，冲突论应运而生，美国社会以达伦多夫和科塞为代表的冲突学派开始活跃于学界，批判结构功能理论所宣扬的社会均衡、稳定、和谐与整合的“太平盛世”，切中时弊，回答困扰人们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关论述参考华青：《结构功能学派和冲突学派》，载《国外社会学》，1987年第6期。这两个学派的一起一落，反映了两种不同社会背景的转换。这两个学派在看待社会问题的基本立场上的根本分歧，正好与这种社会背景的转换相呼应。
当前，之所以提出和谐社会的构建目标，并不能简单地说我们的社会整体上已经不和谐了。同时，我们也要正视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分化调整、文化观念现代化等一系列的新生问题，社会和谐确实受到了一定影响。社会转型就是一个调整原有秩序、构建新型秩序的过程，不可避免会遭遇两种秩序或隐蔽或激烈的冲突。这个时期，将冲突作为一种常态，比将和谐作为一种常态更容易令人信服，从而使得冲突的基本判断更加贴近当前的现实。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既是一个理想的价值目标，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比如在一次最近的调查中，公众普遍认为由于长期形成的资金、权利、信息垄断而导致的贫富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体现越来越明显。这种差距体现在方方面面，诸如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等，且差距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贫富差距受到广泛关注，关注度占91%，排在诸多关注点的第一位。参见东民、王星：《贫富差距扩大居首》，载中国网2005年3月1日（http://wwwchinaorgcn）。另外，住房问题、就业问题、物价问题、教育收费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反腐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司法公正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环保问题、交通问题、城市建设问题、车市问题、信访制度问题、依法行政问题等，也是社会转型中矛盾集中、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其次，建设性。功能主义的保守主义色彩比冲突论更浓厚一些，这是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思想渊源。结构功能论吸收了涂尔干的功能思想，意大利帕累托的“社会是一个有平衡性系统”的社会体系学说，马歇尔的经济思想和韦伯的社会行动思想。甚至，社会生物学派和物理学中牛顿力学法则也在功能主义理论中留下痕迹。而帕森斯则成为结构功能主义的集大成者，特别是其社会均衡论影响深远。而冲突论的思想渊源是受马克思、齐美尔、韦伯等的影响，他们认为社会上不同群体之间由于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的不同，会经常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强调权力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核心，各种价值资源有限，从而在资源的分配上存在永久的社会生活冲突。
可以说，功能论与冲突论各自说明了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就像一条线的两端，分别是极端的社会有机均衡论和激进的阶级斗争论。大部分理论虽然选择了功能论与冲突论的基本立场，但都多少吸收、借鉴了对方的观点和视角，处在两种极端理论之间的某个位置。比如，功能论和冲突论都看到了社会不和谐的现象，区别在于前者将之称为一种健康肌体的偶然病态，需要进行不断校正以回归社会和谐；而冲突论则认为不和谐是社会的固有特征，虽然无法根除，只能通过社会秩序的调整来缓解冲突，并在冲突与缓解的互动中寻求发展，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相对于传统冲突论和传统结构功能理论，现代冲突论是一种建设性的社会理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属于典型的传统冲突论，它不仅将社会冲突抽象为两大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斗争，而且其研究落脚点不是如何协调这种斗争冲突，而是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和社会革命。功能主义的社会均衡理论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根本否认社会冲突的普遍存在，落脚在如何解释社会协调的机制。实际上，在20世纪40年代的最繁荣时期之后，结构功能主义就逐渐沦为各种社会科学理论进行批判的“草靶”。现代冲突论在承认社会冲突的普遍性的同时，将社会和谐作为了研究落脚点，并建设性地认为社会冲突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是社会变迁的动力。这样，现代冲突论融合了功能主义与传统冲突论的一些基本观点，是对两者的同时继承和批判。社会理论发展至今，相对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均衡论，现代冲突论的观点更贴近社会现实，也更为学者所接受。
第四部分：结语中间阶层与政治发展（3）
现代冲突论以达伦多夫和科塞为代表，他们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对功能主义理论进行反思和发展的基础之上。达伦多夫冲突论的核心是社会变迁，他这样总结自己的理论观点：
表7-1达伦多夫的现代冲突论要点*结构功能理论现代冲突论1每个社会都是一个相对
持久的诸要素构造体。每一社会都时刻服从于变迁：
社会变迁是普遍存在的。2每一个社会都是一个整合
良好的诸要素构造体。每一社会都时刻在经历着社会冲突：
社会冲突是普遍存在的。3社会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对
社会具有功能作用。社会中的每一要素都对社会
变迁发生积极作用。4每一社会都建立在其成员的
合意基础之上每一社会都建立在某些成员被
另一些成员压制的基础之上。*见崔树义摘译，达伦多夫：《关于社会冲突的理论》，载《国外社会学》1987年第3期，第11~12页（原文载于美国《冲突平息》杂志1958年2月号）。
达伦多夫认为，两种模式在一定意义上都富有成效。稳定与变迁，整合与冲突，功能与反功能，合意与压制，似乎都是任何可想象社会的同样有用的两个方面。它们是被辩证地分离开来的，并且只有在被纳入对社会问题的描述时才是可穷尽的。两种理论可以运用同样的范畴进行广泛的工作，但却各自强调不同的方面。
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是其现代冲突理论最吸引人之处。冲突不仅导致了社会不和谐，它还具有社会整合的“正”功能。科塞的理论建立在对齐美尔群体和谐的理论传统之上，他的兴趣在于冲突怎样通过要求进行革新和创新来施加压力，以阻止社会系统的僵化。他曾写下大量著作论述冲突的积极功能。冲突允许人们流露敌对情绪，改善紧张关系。通过建立新规范或者肯定旧规范，可以用来缓解各方冲突的根源，排除不满情绪。科塞还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安全阀”概念。如果社会系统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容忍冲突或者把冲突制度化，那么要在存在敌对关系的情况下维持社会关系，社会就要利用排泄体制，排泄人们的不满情绪，这就是“安全阀”机制。“安全阀”机制可以提供转移敌对情感的作用，也可提供对侵犯倾向进行精神发泄的手段。参见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MF阿布拉汉：《冲突理论》，载《国外社会学》1987年第3期。
结构功能理论和现代冲突理论在理解阶层分化上也有不同的视角。
功能论者旨在了解分层制度如何及为什么联结在一起，并探索实现社会融合的途径。阶级或阶层不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一个干预变量，而是一整套为社会运行提供必需条件的社会分工制度。这种分工制度相当于一个复杂的报酬体系，由此而造成的地位和收入的差异被视为有机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个体被置于许多必须填满的社会有机体的不同位置上。这样，可以把社会分层体系看成一种激励制度，用来鼓励最能干的人担任最艰难的角色以实现社会有效运行。否则，社会就不再能够正常运行。功能分析家关注社会制度如何使人们适应环境，使人们去追求或保持社会中的各种社会职位，包括那些收入微薄、地位底下、工作生活条件艰苦的职位。
而现代冲突论者是社会变革的倡导者，探索如何削弱分层制度，对人们为何要反叛、为何要变革感兴趣，所应用的阶级、阶层分析方法强调不平等使人们受挫，并拒绝现状。冲突论倾向于用社会分层，甚至阶级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变革动力，认为新的职业或经济角色的确立往往会导致出现一些原来被摒弃在传统等级体系之外的新群体或集团。由于这些群体或集团力图稳定其在社会内部的地位，因而与旧的特权阶级发生了冲突，对旧特权者的地位、经济资源或权力提出挑战。这些新的集团也常常确立起一套价值观，试图削弱原有价值体系的稳定性，以破坏其所维护的特权结构，加强自己的地位。这样，历史变革基本上被看做是一种新阶级、阶层的产生与旧阶级、阶层没落的过程。复杂的社会体系生来就是不稳定的，不平等所产生的冲突导致了要求在制度内进行变革的压力。
可以看出，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转型历程中，现代冲突论更具有时代特征，贴近社会现实，不仅为学者所接受，还更容易为社会舆论所接受。更重要的是，现代冲突理论体现了我国传统上就具有的“乱中求治”的思维，在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的历史阶段，更容易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和切入点。
第四部分：结语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政治发展
从现代冲突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推出，社会冲突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过程和条件。而社会冲突是多种多样的，那些社会冲突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主要方面？或者说，我们需要找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其社会背景是社会阶层分化，要解决的是伴随社会阶层分化而来的社会冲突。根据作者的理解，社会冲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社会结构变化所引发的利益分配格局冲突；一个是社会文化规范的冲突，主要是社会转型中破除旧文化类型与建立新文化类型之间的冲突；另一个是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原有政治秩序不适应新社会体系所引发的冲突。概括地说，就是社会结构转型问题、文化转型问题以及政治转型问题。
每个社会在不同阶段构建和谐社会所要面临的主要社会冲突是不同的。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所要解决的就是社会结构冲突问题，对象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之间难以调和的经济关系本质。但在我国当前社会中，社会结构冲突还没有上升为主要矛盾。比如说，农民这里不是指户籍意义上的农民，而是指真正谋生手段意义上的农民。和进城农民工处境艰难，但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农民阶层与城市阶层的冲突，农民也没有痛恨城市市民。工人阶层（特别是下岗工人群体）处境艰难，但他们也不会将怨气归结到“老板”的剥削，和管理人员的不仁不义。中间阶层面临各种职业维持与发展上的压力，但他们也不会把罪过归结为雇主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职业机遇。即使社会结构冲突成为主要矛盾，也是在社会进一步分化的未来，而不是当前。
文化规范冲突也不是当前社会分化中的主要矛盾。西方社会一度面临着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社会文化规范冲突，而我们在文化规范上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实现现代性。在有些社会中一些文化规范可能成为冲突的主要内容，如宗教信仰冲突，但这并是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主要冲突。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中普遍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但这种文化规范的冲突往往不是独立的，而是具有附属性，是根植于其他结构性的社会冲突之中的。而且，这种文化规范冲突的消解一般要靠社会的自我调节，并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才能有所改变。比如，市场信用缺失、人际关系冷漠问题等都是影响深远的社会矛盾，但我们不能就这些问题本身而依靠强力宣传或其他运动来解决，因为这些问题背后有更复杂、更深刻的社会根源。
而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冲突成为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矛盾。政治体系所发挥的作用包括横向和纵向两种形式。横向上，政治体系体现了社会多元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与权力关系，政治秩序是渗透在社会各阶层之中的；纵向上，政治体系体现了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的利益与权力关系，政治秩序是超越社会各阶层之上的。从某种程度上，这种政治秩序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政治民主多元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分歧的逻辑起点。传统上，我国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的纵向关系始终成为主导。至今，这种情形仍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协调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的矛盾，主要是政治体系自身的变革，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化，容纳新兴的社会阶层。这种政治体系的自身变革，就是政治发展。从而，政治发展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着力点。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论断，即构建和谐社会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之间的关系角度。和谐社会是作为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之一提出来的。逻辑上，这里的和谐社会是客体，政治体制或公共权力是主体，论述的是政治体制或公共权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能动性。正如党的纲领性文件提出的，在构建和谐社会时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4页。这种对社会深刻变化的适应，体现在执政体制上，就是政治发展的问题。
政治发展的核心是以公民政治参与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建设，它与经济建设、道德建设联系紧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参见胡锦涛：《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1版。在论及构建和谐社会时，我们头脑中最先浮现出的往往是政治体系的秩序性或政治稳定。然而，政治秩序与政治发展并不矛盾。政治秩序本身是个中性词，可能意味着良性的政治秩序，也可能意味着保守、滞后、不公平、酝酿着危机的政治秩序。非秩序也是一个中性词，可以体现为负面的社会动荡，也可以体现为打破不合理秩序、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而不仅指贬义的破坏。与政治发展相对的不是政治秩序或政治稳定，而是政治守旧或政治保守。保守是对现有政治秩序的一味维护，对良性变革的一味阻碍。表面的稳定可能在为更大的动荡和激烈的变革酝酿爆发力，而良性、持续的政治发展才为政治稳定提供长治久安的活力。
第四部分：结语和谐社会的“推进器”：中间阶层（1）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不是“稳定器”，而是可以实现政治发展的“推进器”，在发展中实现社会和谐。而政治发展中，不同的社会力量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非都能作为“推进器”。
那么，这种推动力量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品质呢？①这是一种新生的社会力量。政治发展的目的是要容纳新生的社会力量；反之，新生力量的兴起必然要求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并推动政治秩序做出相应的调整。所以，只有新生力量才是政治发展的“推进器”。②这是一种具有发展潜力的、有活力的力量。政治发展需要强大的推动，只有那些不断壮大的社会力量才有这种能力。这种力量是多个因素的综合，不仅需要人数的壮大，还需要足够的政治参与能力，阶层自我整合机制，以及共同的政治理念。③这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结构平衡的力量。极端社会力量的兴起，推动的不是社会平衡，而是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的进一步加深，不能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只有那些在自我阶层利益实现的同时，还能推动整体利益实现、不与其他阶层利益形成根本冲突的阶层，才是政治发展的积极力量。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这是一种具有变革要求、同时不具有破坏性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完全是既得利益的分享者，那么他们就是保守的，缺乏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如果这种力量总是具有社会革命和暴力的冲动，那么他们所形成的社会冲突将超出政治秩序的容纳底限，引发的不是政治发展，而是政治破坏。
社会和谐目标的提出，对社会转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化趋势做出了积极应对。中间阶层作为社会分化中最能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新兴力量，其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政治影响应该受到切实的重视。结合本书前面关于中间阶层的各方面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中间阶层具备了推动政治发展的社会品质。
首先，中间阶层是典型的新生阶层。现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随着中国20世纪80年改革开放而萌发，它不同于我们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任何一种社会阶层，并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而进一步分化、整合和壮大。中间阶层具有优良的群体素质，在创造社会物质与精神财富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无疑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骨干部分，可以概括为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且，中间阶层在发育过程中已经表现出了被政治秩序接纳的要求。
其次，中间阶层的未来力量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如前文所说，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中间阶层增长迅速。在当前和未来，虽然中间阶层的进一步壮大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但不断增长的迹象和势头仍十分明显。即使其具体发展历程并不顺利，但其广阔的发展空间是毫无争议的。而且，中间阶层的力量不仅来自于人数的增长，更来自于其社会骨干地位，较高的政治参与能力，以及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现代公民特征等。
第三，中间阶层是社会结构中非极端的力量。正如前文对中间阶层内涵的分析，它在社会结构中对其他阶层没有支配能力，也不完全受其他阶层的支配。这种社会中间性特征，决定了中间阶层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不是建立在对其他阶层社会利益的剥夺基础之上；相反，中间阶层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具有相当程度的重合性，它所推动的政治发展方向更接近社会公共目标。
第四，中间阶层倾向于社会变革。作为新兴力量，中间阶层要求政治体制做出相应的调整，有充分表达阶层利益的渠道；同时，中间阶层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于稳定的职业发展，社会动荡有损于他们的利益。如前文所述，中间阶层在政治秩序中的多变性，某种程度上正是其在保守与激进之间寻找平衡的体现。
如第六章所述，中间阶层于政治秩序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力量。把中间阶层看做缓和社会冲突、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器”，需要强大的阶层力量和低强度的期望张力作为前提。“稳定器说”仅仅描述了中间阶层在特定历史与社会情势下的一种特殊状态。
同样，如果我们把中间阶层看做政治发展的“推进器”，与其说是一种历史必然，不如说是一种积极的期望。中间阶层具有推动政治发展的社会品质，但在社会转型的现实过程中，它同样具有其他多种多样的特征：保守或活跃，冷漠或激进，变革或革命，摇摆或坚定，破坏或建设，责任感或驱利性……在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仍然处于政治冷漠与无所作为的阶段，同时也孕育着政治活跃度激化的因素。政治发展“推进器”的角色需要中间阶层反对社会动荡，力图推动改革，提高政治秩序的弹性，自我利益的实现能够容纳各阶层特别是底层的价值期望，缓解社会冲突，最终成为社会稳定力量。而这与“稳定器说”一样，仅仅是中间阶层众多未来模式中的一种可能，类似于上文中“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模式。
但这并不表示将中间阶层看做构建和谐社会的期望没有现实意义。因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有中间阶层具备推动政治发展的社会品质；或者说，中间阶层比其他阶层具有更多的这种品质，更有推动政治发展的可能性。无需回避，之所以提出这种期望，除了中间阶层自身的建设性特征之外，还有对社会基层和富裕阶层的非建设性特征的认识，甚至不信任。
第四部分：结语和谐社会的“推进器”：中间阶层（2）
比如社会基层。他们中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不是新生的社会力量，其社会诉求都是传统的，不能代表社会转型的新方向。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整体上是向上流动而不是向下流动。除非特殊突发原因导致的社会大退步和整体贫困化，社会基层的力量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产业部门的职工状况有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即雇佣化、贫困化、无权化、分散化。参见刘实：《谈当前中国工人状况》，载《工农天地网》（wwwgongnongorg）2003年7月28日社会基层所表达的社会诉求具有直接性和局限性，争取的是眼前利益的实现，而不是社会整体进步这些较抽象的目标。他们是被支配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部分，其所处的弱势与被动地位使得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容忍的保守态度。而当社会基层变得政治活跃时，往往采取破坏性的暴力行为。从中国悠久历史中的政治变迁来看，社会基层从来都是革命的发源地，而不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
又如，与中间阶层相伴而生的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家）群体也是一个新兴力量，仍然处于快速发展的态势，其自我整合能力、政治行动能力非常强。但是，正因为这个群体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强势性，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纳入到政治体系之中，并没有社会变革的足够动力。而且，这一群体利益的实现往往和社会整体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其发展方向并不能代表社会和谐的主旋律。
综上，如果非要给中间阶层一个简单的概括，并在这个概括上赋予对中间阶层的期待，那么与其称中间阶层为政治秩序的“稳定器”，不如把中间阶层看做政治秩序调适或转型的“推动器”。虽然这一概括如“稳定器说”一样片面、偏颇，但更具有建设性些。中间阶层有作为政治发展的“推进器”的可能，同时也是这一可能力量的惟一候选。中间阶层能够、也应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第二节对中间阶层的容纳〖1〗一体制创新中的容纳性如上节所讨论的，中间阶层具有推动和谐社会构建的各种社会品质，同时，它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走向并不确定。当前仍处于发育阶段的中间阶层蕴含着各种难以破解的矛盾和冲突，并且具有深刻的体制原因。中间阶层发育中的冲突特征与社会转型背景息息相关。中国目前处于一个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如社会结构转型，即从简单社会结构向复杂社会结构转型；经济转型，即由传统经济资源配置体制向市场竞争资源配置体制转型；政治转型，即由封闭性政治系统向开放式政治系统转型；社会意识转型，即由集体主义意识向个人主义意识转型等。这些冲突导致了中间阶层自身在利益、认同和行为上的各种分裂和两面性，决定了中间阶层自身力量发展的曲折性，以及政治倾向与行动的不确定性。
那么，我们必须思考的是，中间阶层如果要担当起政治发展“推进器”的作用，需要什么样的现实条件。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摘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这可以看做支持培育中间阶层的愿望。但要使中间阶层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不仅仅在于其社会结构比重，甚至也不仅仅在于其社会力量。中间阶层在兴起中必然伴随着新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诉求，而这种诉求受既有政治秩序的约束，不免导致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从而引发期望张力。某项期望张力和综合期望张力的积累，有可能成为决定中间阶层政治取向的直接动力。这种期望张力的存在是绝对的，不可能彻底消除，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和释放。如果存在适当的社会机制，能够不断缓解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使其保持在政治秩序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那么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就可以转化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活力，而不是破坏力。
在考察中间阶层的未来模式时我们可以发现，在决定中间阶层行动取向的社会情景中，特别需要强调现有政治体制的灵活性，政治秩序自身弹性对于中间阶层期望张力的释放十分关键。如果现有政治秩序能够与中间阶层产生良好互动，不仅可以削弱中间阶层自身的期望张力，使它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而且还可以缓解来自底层的压力，对阶层冲突起到缓冲作用。反之，如果政治秩序僵硬，没有为中间阶层的期望留下容纳空间，则很容易将中间阶层推到政治秩序的对立面，成为社会剧烈冲突的来源，甚至成为社会基层反抗的同盟。要建立这种缓解中间阶层期望张力的社会机制，就需要政治秩序对中间阶层一定程度上的容纳。
在和谐社会构建中进行体制创新、发挥社会创造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共识。这种共识可以表述为：“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参见胡锦涛：《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1版。“在着力抓好当前重点工作、解决突出问题的同时，要加强体制机制建设，以体制机制的创新推动工作的创新。”参见曾庆红：《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扎实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26日第1版。
对应于中间阶层的兴起，体制创新体现为对中间阶层的积极容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容纳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政治参与诉求、释放社会紧张的诉求，以及建立社会联系和组织的诉求等。
第四部分：结语执政支点：容纳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1）
政治秩序是社会基层的上层建筑。在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容纳，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就像一架天平，社会是天平的底座，而政治秩序是天平的横梁，横梁是架在社会底座之上的。这种关系类似于古人所说的“水”与“舟”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同样，天平横梁如果不能在底座之上保持平衡，就会失去政治秩序的稳定，引发社会与政治冲突。相对来说，天平的比喻比水/舟的比喻更强调现代社会中政治公平的重要性。天平要保持平衡，除了要具有不断调整横梁两端权重的高超驾驭能力，更重要的前提是，横梁自身要放置在底座的一个合适的支点之上。如果支点选择不恰当，则天平平衡的调节会十分艰难。
现实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具有相互冲突的一面。政治秩序要容纳所有人群的所有诉求，要么是虚伪的，要么是出力不讨好的，因为这种目标本身是不可能的。所以，政治秩序也要在社会各阶层中寻找一个支点，使得这个支点在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同时，还能维持社会体系整体利益诉求实现的平衡，而不是简单的利益博弈。
这个支点就是中间阶层。与其他阶层相比，中间阶层与最大多数的阶层保持共同利益的联系，最能体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即使中间阶层不是社会整体利益的重心，也是最接近这个重心的阶层；作为参照，也使政治秩序更容易建立社会和谐。比如，如果把强势群体（如私营企业家群体）作为执政支点，只会加剧社会两极化和社会对立。如果只关注弱势阶层的处境，就会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在寻求社会和谐中就难以找到利益平衡点，只会事倍功半。
中间阶层的这种支点作用与“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目标并不矛盾，可以将前者看做后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操作化策略。比如，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党都普遍有“中间化”的趋势，以应对社会结构“中间化”的现实。因为，以赢得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作为首要目标的各个政党，面临着的一个激烈挑战就是，如何扩大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政坛对“第三条道路”的热衷就是对执政党中间化的理论探索。一些政党坚持传统观念，无视现代社会“中间化”的事实，固守日益萎缩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终于导致失去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执政地位。最为典型的是法国共产党，该党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获得了蓬勃发展，党员人数达到100多万，在议会选举中得票率最高曾达到39％。但当法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产业工人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时，它仍然固守工人阶级就是传统的产业工人的观念，结果致使法国共产党的力量越来越萎缩，以至于现在法国共产党只有十几万人，在议会得票率只有5％。在当前，虽然我国中间阶层还没有成为社会主流，但在社会分化不断加深的处境中，执政党社会基础的中间化至少可以更好地实现利益平衡，与西方政党的中间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当代西方社会的这一政治经验应当引起重视。
三体质弹性：容纳中间阶层的参政诉求
中间阶层在社会结构中处于骨干地位，具有相对较高的教育层次，容易接受现代政治理念，这些决定了中间阶层的诉求是多元性的，不仅仅局限于直接的个人经济利益。甚至，很多时候中间阶层的诉求是抽象的，具有价值倾向。中间阶层普遍具有传统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社会责任感的一面，他们的行为常常可以超越个人得失的经济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了现代积极公民性特征。中间阶层的这些价值倾向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他们的政治参与期望。从我们的研究和现实社会生活经验中，都可以观察到这种诉求。而一旦这种期望无法实现，张力就会积累。即使这种期望张力在外界约束下没有表现为显性的社会冲突，对政治秩序形成直接的压力，也会造成中间阶层对政治秩序的疏离、甚至离异，销蚀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并最终为显性的社会冲突酝酿能量。
而且，相对于直接利益诉求的冲突，政治价值取向的冲突更具有不妥协性。即使大规模社会冲突的起因并不是价值取向的，但中间阶层很容易将社会冲突引向政治价值诉求。齐美尔将社会冲突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参与者只是作为“私人的个体”的参与冲突，另外一种是参与者主观意识上作为集体代表的有部分人格投入的参与冲突。前一种冲突参与的目标是个人利益，建立在个人计算基础之上；后一种参与冲突则体现了“缺少自我利益的高尚性”，具有不妥协的特征。George Simmel, Conflict, English translation work by Kurt H Wolff, Glencoe, III, The Free Press, 1955, pp 39~40在齐美尔思想的基础上，科塞讨论了意识形态与冲突的联系。他也认为，“如果参与者感到他们只是集体或群体的代表，不是为自己，而只是为他们代表的群体的理想而战斗的时候，冲突似乎要比为个人原因而进行的斗争更激进、更冷酷无情”。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第四部分：结语执政支点：容纳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2）
科塞分析了社会冲突暴力性、体制僵化与价值冲突的相互关系，提出以下几个命题，对于我们理解政治秩序容纳中间阶层政治参与的重要性，会有所启示：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8~105页；并参考《科塞关于冲突过程的命题》一文，崔树义摘译自考J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8章（美国多赛出版公司1978年修订版），载《国外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第8~14页。①冲突越是具体表现为超出个人利益之上的东西，冲突就越激烈。一个群体在意识形态方面越是统一，其目标就越是共同的和超出个人自我利益的，越具有一种明确的良心，冲突双方感情的卷入就越深，减少了缓解冲突的可能性。相反，群体越是为了其“现实”（客观的）利益而参加冲突，冲突就越不具有暴力性，就越有可能在实现其利益的手段问题上寻求妥协。
②发生冲突的体系和社会结构越僵化，冲突就越有可能是非现实的，冲突双方寻求妥协的备选手段的可用性就越小，承担冲突和紧张的制度性手段的可用性就越小，冲突就越具有暴力性。
③控制机制越是庞大，冲突体系和社会结构越僵化。在社会控制严密的体系中，尽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降低，但当冲突确实出现时，由于这种体系没有承担或调节冲突关系的任何手段，冲突就会倾向于是暴力性的。
④如果冲突双方的关系越是次级的，具有畅通的沟通渠道和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冲突群体的成员不会投入其全部感情能量，社会结构就越不僵化，因而冲突就越不具有暴力性。以功能方面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体系，很有可能更灵活和更有可能调节冲突，使之不破坏相互依赖关系。
⑤冲突越是围绕价值而发生，冲突就越具有暴力性。而发生冲突的结构越是僵化，冲突就越容易围绕核心价值而发生。一个冲突处境中的感情卷入越多，这种具有就越可能反映对核心价值的认可。只要各群体信奉不同的价值，或者对什么是“好的”和“适当的”有不同的理解，他们就很难达成妥协和和解。因为对冲突群体的成员来说，这种价值具有深厚的感情意义。在由强烈的价值认可维系在一起的僵化体系中，最容易发生这种冲突。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分析认为，超越制度建设水平的过度政治参与会导致政治不稳定。这种观点也可以理解为：滞后于政治参与需求的过度制度僵化也会导致政治不稳定。所以，政治秩序对中间阶层政治参与诉求的容纳，是缓和中间阶层期望张力的重要一环。而在现实中，由于我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和现实国情，政治体制具有相当程度的封闭性，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的渠道并不够通畅。即使曾经存在过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参与，也大多属于政治动员的结果，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性政治参与。虽然当前所存在的各种正式政治参与渠道大多实现了制度化，并在改革中不断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口径，创新出更多的政治参与形式；但在研究中发现，中间阶层对这些政治参与的实质性很大程度上持不信任态度，与其有意或无意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感到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缺乏参与感已经成为他们政治冷漠、政治疏离和政治离异的深刻原因，影响到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政治秩序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为中间阶层提供实质性的政治参与渠道。
另外，中间阶层具有较高的素质，参政议政能力较强。对中间阶层政治参与的容纳，还可以加强政治秩序的执政能力，增添政治智慧，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四“安全阀”：容纳释放社会紧张的诉求
社会紧张和敌意可以通过有限的、可以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冲突得以释放。齐美尔推崇冲突的正面功能，认为冲突自身是一种释放敌意并维持群体关系的机制，并使用了“安全阀”这个概念来描述为社会不满提供释放途径的合法冲突机制。他认为，释放不满是“清洁空气”，通过允许行为和言证的自由表达而防止被堵塞的敌意倾向的积累。George Simmel, Conflict, English translation work by Kurt H Wolff, Glencoe, III, The Free Press, 1955,p19如莎士比亚笔下约翰王所咏叹的，“没有暴风雨，就会是一个多么污浊的天空”。
实际上，社会紧张和敌意的缓解不仅可以通过行为上的冲突来实现，还可以通过其他各种替代手段来达到“宣泄”的目的。德国人类学家舒尔茨创造了“排气孔”这个术语，用来指原始社会中为敌意和被群体压抑的紧张气氛提供制度化释放出口的习俗。他举出了放荡仪式这个例子。在这种仪式中，对于通常的性行为规则和尊讳回避规则可以加以违犯，但又不产生破坏性。Heinrich Schurtz, Altersklassen und Maennerbuende， Berlin: G Reimer, 1903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费尔坎特所说，这种“排气孔”机制就像为被堵塞的河流提供一条河道，它使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免予受到毁灭性的影响。See Alfred Vierkandt, Gesellschaftslehre，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1928, pp309~305科塞修正了齐美尔的“安全阀”思想，认为紧张的释放不一定要通过原始冲突行为，还可以寻找替代手段：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3页。积累起来的敌意不仅可以向敌意的原始对象发泄，也可以向替代目标发泄。很明显，齐美尔只是考虑到了与最初的对立对象的直接冲突，他没有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即除冲突以外的其他行为模式也可以至少部分地承担与冲突相似的功能。
如果没有发泄相互之间的敌意和发表不同意见的渠道，群体成员就会感到不堪重负，也许就会用逃避的手段做出反应。通过释放被封闭的敌对情绪，冲突可以起维护关系的作用。
第四部分：结语执政支点：容纳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3）
社会系统提供排泄敌对和进攻性情绪的制度。这些安全阀制度通过阻止其他方面可能的冲突或通过减少其破坏性的影响而有助于维护这个系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的社会冲突大多是行动的显性形式，但我们所不能直接观察到的是更多的处于酝酿不满阶段的社会冲突。不满是形成冲突行动的直接原因，不满同样可以通过替代手段得以一定程度的化解，使不满不致继续积累，防止其在某种合适的契机下转化为社会冲突行动。政治机智（如政治笑话）、戏剧或其他文娱活动都可以为表达对原初敌意源的对立提供类似的替代手段。玛格丽特研究了巴厘人的滑稽戏剧，认为巴厘的社会结构高度阶层化并且很僵硬，大量的注意力用在表示等级和身份的仪表上，戏剧就是用来专门对等级现象进行滑稽的模仿。这种戏剧讽刺的自由在社会制度关系的紧张点上，所以它使紧张关系在笑声中得以松弛。可以说，巴厘人的戏剧排解了在这个僵硬的等级社会中明显的敌对情绪，并有着使原有制度延续下去的功能。Margaret Mead and Gregory Bateson, Balinese Character Special publicatio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 Vol II 1942
容纳中间阶层通过一些渠道表达不满情绪，是缓解社会冲突的重要机制。中间阶层与社会转型中的其他阶层和群体一样，会有各种各样不满的情绪。在社会冲突中，基础阶层要么保持沉默，要么直接行动；而优势阶层则倾向于直接以行动来解决冲突。相对而言，中间阶层更倾向于首先将不满表达出来，特别是通过公开的方式表达出来——无论这种表达是直接的，还是隐晦、机智的。对中间阶层来说，政治参与不仅指政治选举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还包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评论。从本研究和生活体验中可以发现，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中间阶层自由表达情绪的“第四媒体”，包括时事议论。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当问到中间阶层更愿意用什么样的方式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时，与利用传统渠道如“向媒体投诉”，“参加政治、公益社团”等方式相比，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在网上参加讨论”的方式来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占到33%的比率，高居第一位。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哪些人构成社会中间层：关注社会和言论自由》，载《中国青年报》，2004年8月9日版。中间阶层对公共事务的议论，在初始时一般总是就事论事；但如果言路受到阻塞，不满情绪反而会激化，将问题全盘化、抽象化和价值化，使得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即使这种情绪受到压制，也成为一个冲突的积累点。
第四部分：结语“抗震带”：容纳构建社会联系的诉求
人体凹凸有致，并不是一个平面，更不是浑然无形，何况有时还要辗转反侧。所以，要想睡得舒适并不容易，对床面的要求较高。如果躺在光板床面上，无论如何都会觉得有些“硌”。所以需要在床面上铺上各种棉垫、棕垫，或其他松软的东西，抵消许多床板的生硬感觉。席梦思弹簧床垫比起各种传统的铺垫更加舒适，越来越多的现代家居开始使用这种它。稍微熟悉席梦思弹簧床垫的人都知道，床垫的内部是由许多个弹簧共同支撑起来的。决定床垫品质和价格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弹簧的数量。当躺在上面时，弹簧密度越大，床垫对人体重量的支持就越均匀，人体的各个部位就越容易找到平衡，舒适度也就越高。这样，数量众多的弹簧共同撑起床面，构成了一个优良的“抗震带”，不仅能够满足常规的睡姿，甚至还能适应一些比较“出位”（非常规）的睡姿。
如果把现代社会中的众多民间社团组织比作席梦思弹簧床垫中的那些弹簧，那么转型社会中的诉求与社会冲突就是凹凸有致的人体，而缺乏民间团体的社会就像失去缓冲的生硬的光板床面。在社会分化中，人们的社会诉求越来越多元化，同时，社会冲突也无处不在。民间社会团体是社会整合的平台，可以满足这种多元化的社会诉求，并缓和无处不在的社会冲突。否则，如果所有的诉求和冲突都指向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成为矛盾的焦点，政治秩序就会不堪重负。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缺乏整合的社会既有维持稳定的一面，也存在引发社会剧烈动荡的危险。人类天然具有相互联系、整合的社会性，每个社会的每个时期，都不乏试图进行社会整合的力量存在。越是在一盘散沙式的社会，人们渴望寻求社会归属的倾向就越强烈。特别是在社会整合受到有意约束的时候，这种冲动更加强烈，具有某种不加选择的盲目性。在这种状态下，一旦某种整合力量出现，就会吸引现有体制秩序所不能满足的各种社会诉求，跨越本来难以打破的阶层隔阂。因此，其所能动员起来的社会能量将非常巨大，对政治秩序形成强大的威胁。这就像在缺乏缓冲的光板床面上，即使出现一个并不大的异物，也会非常令人难以忍受。曾经引发我国社会不稳定的邪教组织事件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那些教义荒唐得近乎可笑的法门组织能够积聚起那么多的狂热信众，甚至众多中间阶层与精英阶层也不能独善其身。社会转型中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社会整合机制的转型。以动员和控制为主要特点的传统社会整合机制，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不适应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多元化需求。
相对于社会基层，中间阶层在社会交往和寻求社会归属上的需求较强。当前，中间阶层是民间社会团体组织的主要来源，现存的许多民间组织都具有典型的中间阶层影子。如果期望中间阶层减少对政治秩序的压力，甚至期望它成为社会冲突的缓冲力量，放松规制、大力培育中间阶层社团组织，就成为关键。少量而弱小的弹簧不能支撑起人体的重量。而少量而强大的弹簧则容易导致床面失衡。那么，我们就不仅要容纳床面下面出现弹簧，还需要培育数量众多的弹簧，这些弹簧不仅不是床面上的“异端”，反而是床面的共同支撑。民间社会组织同样如此。因为众多的民间社会团体之间是相互竞争的，无形中分散了破坏性社会动员的潜力，减少了出现“独大”力量的可能性。实际上，中间阶层的社会需求非常多元化，其所参与的社团组织大多属于志愿组织、社区组织、环保组织、慈善组织、休闲娱乐组织、学术研究组织、行业协会组织等，并不具有明确的政治参与指向，对政治秩序并不会产生直接的压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既然执政党已经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意在培育中间阶层，加强社会中间力量；那么，培育中间阶层的民间社团组织，就是进一步整合社会中间力量的举措，是宏观政策的具体化。
第四部分：结语附录访谈对象与背景（1）
样本采集使用目的性选样方法，以能为本研究提供最多、最需要、最有价值的信息为目标来确定样本。年龄段确定在25～40岁，主要考虑到中间阶层作为新兴的社会阶层，集中分布在中、青年人群。职业上考虑到了中间阶层的各种类型，主要包括公务员、企业白领、事业单位专业管理人员、自营者等。另外，综合考虑了性别、教育程度、生活经历、家庭特征等各种因素。在2003年9月至2004年2月间，先后联系了三十六位被访者，完成有效访问二十四次（一次访问最多两个对象），有效被访问者人数三十人。具体样本的分类、背景和部分样本访谈内容的摘编参见文后的附录部分。
为对被访者的身份进行保密的原则，全部隐去被访者的真实姓名。同时为了使得论文引述更加方便和生动，取传统《百家姓》中前三十位姓氏编排了化名，并和编号一起作为研究对象的代号，如“李亮（03）”、“钱民（13）”等。
为了更好地理解被访者，使访谈气氛更加融洽、坦诚、深入，研究者在访问前和访问中对被访者的个人背景做了尽可能的深入了解。完整的访谈素材没有附上，但此处给出了访谈者本人和访谈过程的有关背景，以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本书中对被访者的引述。其中。对有关被访者身份性和隐私性的内容尽量做了模糊化处理，删除了与研究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
附表1访谈对象列表编 号类 型单位性质职业身份化 名性 别年 龄1白领企业外企经理卫成男302白领企业外企职员蒋丽女293白领企业私企主管李亮男284白领企业外企经理周燕女295白领企业外企经理朱海男316白领企业私企经理秦云女317白领企业外企经理赵岚女278白领企业外企经理褚峰男339白领企业律师曹飞男3310白领企业银行职员魏琼女2811企业企业国企主管沈智男3212自营自营知识个体韩娟女3013事业人事业工程师钱民男3014事业人事业工程师孙敏女3015事业人事业杂志编辑郑颖女2516事业人事业报纸记者严伟男2817事业人事业行政主管陈明男2618事业人事业研究员冯涛男3319事业人事业技术主管王慧女3120事业人事业高校教师杨波男3121事业人事业中学教师华林男3722事业人事业医生孔楠男2823公务员机关市公务员尤军男3324公务员机关市公务员何京男3025事业人事业社保管理吕英女3526公务员机关中央公务员张兵男4027公务员机关中央公务员金宇男3528自营者自营企业主许刚男3529自营者自营企业主施全男3530学生学生研究生吴芳女25卫成（01）、蒋丽（02）夫妇
卫成硕士毕业到了北京一所研究院工作。期间因为本地没有亲戚朋友，各种待遇也不好，住在集体宿舍里，过得有些苦闷。蒋丽是本地人，大专毕业后在一家国营单位上班。两个人都不安心原来的工作，想另谋发展，对学习英语很感兴趣。所以就都时常去一所大学的英语角，他们就是从那里开始认识、恋爱并结婚的。蒋丽谈起这段往事半开玩笑说，当时卫成的动机就不纯，因为他们恋爱之后卫成就再也没有去过英语角，卫成笑着不置可否。
卫成工作不到两年就离开原来的研究院，给单位交了两万块钱的违约金（否则就不给档案），卫成对此一直愤愤不平。他在一家知名外资企业工作了几年，工作还算稳定，但总有些不踏实，担心一旦有些变动不能适应市场上的竞争。后来被猎头公司看中，辞职到了另一家外资企业。回想起过去几年的工作经历，卫成觉着不太满意，主要是一直不知道前景在哪里。像自己这种背景的如果要找工作不是问题，关键是能不能找到非常好的、称心如意的工作。但是称心如意的标准是什么，自己都不是特别清楚。卫成觉着仍然有将来继续读个博士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国的想法至今没有打消。蒋丽虽然心里挺矛盾的，但还是表示支持，这让卫成比较感动。
蒋丽不是特别能言善辩，和一般北京当地女性有些不同，很恬静平和。她现在一家外企做财会，心态是希望能稳定，因为“女孩子一过三十都这样，该结婚的结婚，该生孩子的生孩子，都希望稳一些”。但将来实际上会如何，也不好说。现在公司和其他企业发生并购，公司在重组。对于公司的发展方向，工作前景，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承认和卫成的危机意识很不一样，“可能和年龄有关系吧，两年前我觉着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现在奔三十的人了，感觉不一样了，懒了似的，差不多就这样呗”。
两个人原来都住在蒋丽家，蒋丽的父母在家做饭做家务，不用两个人操一点心。原来的房子拆迁后给补了一套新房，但觉着房子不够好，就重买了一套大的，全额付的，经济上比较吃力。现在把小些的房子卖掉后，经济上一下子宽松起来了，没有什么负担了，蒋丽感觉挺知足的。两个人对消费都要求不高，“别人到我们这个生活水平就想买辆车，但我们如果不是特别需要就不买，只要两个人觉着过得好就无所谓吧。”
李亮（03）、周燕（04）夫妇
李亮和周燕大学期间开始恋爱，在外地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工作。李亮到北京后换了好几次工作，从事的工作也各种各样，每一个工作都没能长久，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领域。直到最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进了一家外企，认识了一些朋友，开始从事外贸出口工作。一年前，李亮找到了现在的一家外贸公司，是私营企业。公司结构比较简单，有一百多人。李亮主管一摊业务，相当于中间管理层。工资收入比较有弹性，和公司效益变化联系紧密。虽然在这家外贸公司还不到两年，但已经挣了不少钱。回首过去的几年，感觉并不顺利，但仍然认为做的每一份工作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收获。感觉以前都是在慢慢摸索和积累，也包括一些机遇，现在终于上了轨道，希望将来一直从事外贸出口的工作。这样走下去，感觉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第四部分：结语附录访谈对象与背景（2）
周燕在北京工作一年后，感觉到自己本科学历的发展机会并不多，认为有深造的必要，于是多方筹措了一笔钱去读全职MBA。拿到MBA证书后，却发现市场对MBA的追捧已经大大降温。找工作过程中多次受挫，终于在将近半年的准失业状态之后到了一家外企。虽然那家企业本身很知名，但周燕认为自己的工作范围有限，对工作前景和待遇都很不满意，于是又谋划离开那家外企重新定位，将来还是要做市场策划和销售管理方面的工作。后来到了另外一家外企，和原来的工作内容设想比较接近。工资待遇虽然还没有质的提高，但公司配给周燕一辆轿车，等于买了辆家庭私车，还免去了一大笔和车有关的日常费用。
两个人来北京后一直租房子住，但还没有结婚。周燕的一个理由是：没有自己的房子，结了婚也没有立足的感觉。前不久已经买了房，装修好马上就要住进去的时候，周燕才答应领结婚证。而且，正筹划再买一套小户型给父母来京住。两个人总体上感觉一步一步走过来，现在比较稳了，特别是买了房子，感觉在北京算是立了足。当经济上有了保障之后，现在比较注重事业和成就感了。
朱海（05）、秦云（06）夫妇
按约周末到了朱海和秦云的家里，已经将近11点，发现秦云的母亲在做饭。但听朱海解释，不是午饭，是早饭，不仅莞尔。原来小俩口平常很忙，睡不足，周末补补觉，刚起床。怪不得坚持和我约在这个时间。他们的家很宽敞，是三室一厅，特别是大厅，可以让小儿子开着电瓶汽车跑。房子买了几年了，在市区边上。小儿子四岁多了，很好动、调皮。
朱海毕业后进了现在的外企，工作很努力、投入，也很有起色。虽然竞争激烈，去年还是获得晋升。朱海性格开朗，乐观。对将来有很强的进取心，“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很多路要走”，认为“如果安于现状就没有意义了”。想成为一个营销专家，我确实看到他家里的书柜里有不少书，大部分都是和自己工作有关的营销、管理类。他自嘲经常买书，但常常没有时间看。自信工作干得不错，超过上司的期望，“甚至给他们也造成了压力”。对于未来的发展，希望踏踏实实、稳步向前，并保持平常心：“我有我的想法，我的追求。但这些追求也是水到渠成的，不是别人不让你上你偏上。比如我希望能自己出来做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我不会说要现在就做到。只要我的skill、我的talent得到充分发展就行。要慢慢积累自己的knowledge，积累自己的quality，否则，即使给你那个位置，你也承受不了。至于对将来事业高度的期望，即使不能实现，fine。关键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人生要有价值，社会价值。”朱海在采访中一再强调一个人的社会价值：“我的工作不光是business need，还要让我的消费者生活得更好，为他们提供一些方案，提供解决一些问题的方法。当然只要自己努力做到这些，就会有相应的回报，包括位置。”
秦云在一家私营企业里做主管，主要负责产品生产和引进，不是拓展业务、市场那种，所以压力没有朱海那么大。但是要管很多人，有时候让人很烦。对自己的事业，没有把目标订得像朱海那么远，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在公司里相对比较平稳，因为公司体制决定了，位置有限，在她的工作位置上，没有太多的上升空间。但朱海对这个并不在意，认为两个人没有必要都那么进取。当然，秦云曾经干过几个工作，经验更丰富，如果发展得好，自己开一家公司，他也会全力支持。
两个人的家都在外地，自己工作又很忙，所以带孩子成了负担。开始一直是朱海的母亲照顾孩子和干家务，比较劳累。前一阵曾把孩子送到秦云的老家，让孩子的姥姥看着，但两个人都想孩子，不放心，还是接了回来，把朱海的母亲也接了回来。
赵岚（07，女）
赵岚是很典型的外企职业粉领形象，采访时显得很健谈，不时夹杂着英文单词。她从小就要强，成熟的性格在大学生活中得到了施展，一直担任学生干部，学习成绩也很好。大学毕业的时候，她被一家驻北京的外企录取，并被派驻到外地做销售管理。后来调回北京上班，工作性质和内容基本上没有变化，只是不像外派时那样轻松自在了。工作量加大了，周围的竞争压力也骤然加大。经过一段开始时的忙碌，现在已经能应付自如。
赵岚现在的收入虽然不低，但大块和日常的支出也不少。这丝毫没有影响赵岚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在消费上一定讲求品味、时尚和档次，喜欢旅游。赵岚解释说这和她所处的环境关系很大，周围同事和其他交往的人都这样，大家平常谈论的也都是这些，不用刻意，大家都会暗中相互比较。如果自己对这些东西不讲究，就会显得不合群。但这并不表示生活粗心大意，相反，制定消费计划很周密，有长期的有短期的，善于用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服务，并对此颇为自豪。她最信奉的一句话是：钱是挣来的，不是省来的。对将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赵岚的丈夫在机关部门工作，现在住的房子就是单位分的经济适用房，居住基本没有带来负担。两个人平常都非常忙碌，彼此早出晚归，加班成了习惯，晚上很少在家做饭，只有到了周末才彼此放松下来。赵岚笑称和丈夫是天天住在一起的“周末夫妻”，并说这种情况很普遍。谈起现在的生活，她说还不太满意，因为她觉着生活还有变得更好的可能。对将来，有一些目标和期望，但并非不切实际。以前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房子、一个稳定的家庭收入，当然最重要的是有一个疼我的老公”。现在这些都已经实现了，又有了新的期望。对于现在的工作，无论从收入还是从体面上，还是比较满意，但希望经济上能更宽裕些。以前曾面临着晋升的压力，对将来的前景有些担忧。毕竟公司是很成熟的大企业，管理层次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晋升的竞争很激烈。现在已经顺利升职了，三五年内不必太紧张了。于是开始谋划要孩子的事情，希望将来生了孩子之后能够转到一个相对更稳定、更轻松一些的岗位或单位，能够一直做下去，兼顾家庭和事业。
褚峰（08）
第四部分：结语附录访谈对象与背景（3）
见到褚峰是在北京最繁华的商务区一座租金昂贵的写字楼。褚峰看起来很斯文白净，说话不紧不慢，如果不了解，很难将他和一家人才跻跻的跨国公司部门主管相联系。由于工作繁忙，约好在他中午吃饭的时间边吃饭边聊。褚峰提议到楼里的一家日本餐馆，说那里安静，便于说话，而且说自己平常喜欢日本菜，经常中午或晚饭去。
褚峰很健谈，和一般在外企长期工作的人一样，不时夹杂着英文单词。他言词缜密，思维活跃，并非第一印象中的内向。多年前他大学毕业，先到另外一家知名外资企业做过一年，然后跳到现在的这家企业，至今已经有了九个年头。从最基层的经理干起，一步一步过来，终于晋升到现在这个位置。
褚峰三十出头了，至今单身。对下属，除了工作，很注意部门人际关系的融洽，经常以各种名义组织或鼓励聚会。平时注重健康和保养，定期去健身俱乐部锻炼，甚至经常光顾美容厅做面部保养。
褚峰评价说自己骨子里的性格比较淡泊，是长期养成的个性，包括长期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拼搏后的从容。这种个性也反映到外表气质上，他看起来比较温和儒雅。对现在的状况还算满意，但强调说还有许多东西要进一步追求。“我这个人知足、中庸，但也不是无为”。“有些东西是由内至外的。人要有一颗知足的心，就是所说的感恩的心，我觉着就是这样的。可能和我的经历有关”。但他没有说他的这些具体经历，我也不好问。
评价自己的工作，褚峰说每次刚升到一个新的职位的时候，周围都是新的东西，工作的要求往往要超过能够负担的程度，有一种迎接挑战的感觉，所以很努力。这时候，在思维上，在处理事务的能力上，都有一种加速度的感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对新职位游刃有余了，就开始失去以前的激情，希望拥有更多的责任和新的挑战。这也是追求不断晋升的动力。公司能提供自己独当一面的环境，做事的时候，有一种责任心。“但当停下来的时候，回过头看一看，仍然会有为公司打工的感觉”。褚峰强调说，从“打工”的角度，还是满意的。但从充分施展才华、展现自己价值方面，仍然认为自己有很多潜力没有被开发出来。
后来再和褚峰联系时，他说已经辞职了，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公司。收入更高了，当然风险也大了，毕竟自己给自己发薪水了。日子没有以前轻松了，但感觉充实。
曹飞（09）
和曹飞联系采访的事并不顺利，因为他很忙，时间不好安排。而且，他听说我要录音，不太情愿，显示了做律师的敏感和谨慎。曹飞说话的速度很快，反应比较敏捷。在采访中有些事情听得出来是有所保留的，但也基本配合采访，提供了大量很有价值的信息。
曹飞本科是学工科的，毕业后在一家特大型国有企业上班。后来在单位有些闷，感觉律师行业很有前途，决定转行，参加了律师考试。通过后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前两年买了房子，但车直到最近才买，因为总希望等好车型再降一降价格。
他对于律师行业很有信心，认为肯定有发展前景。现在逐渐向依法治国变化，法制环境越有健全，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就越大。曹飞说人们现在的法律意识，特别是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对法律服务需求量最大的是普通百姓，而不是以往的一些大企业和名人。自己也把业务定位在这个领域，主要承接的是经济、民事案子。
现在的发展比较稳了，但希望将来在事业上有一个持续的发展。认为每个行业都要不断充电，很想再读一个法律硕士。但是手头很多案件，牵扯很大精力，以前尝试过读书，但没有实现（没有明说原因，猜想可能是没有考上）。现在读书的想法还有，但也不愿意将手头的东西都丢掉，希望能够平衡，否则得不偿失。
魏琼（10，女）
魏琼本来是学计算机软件的，但自我评价说专业学得一般，而且程序员很辛苦，不太适合女性。最后，几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放弃了专业很强的工作，到一家银行做行政管理方面的职员。
我原来的印象认为银行工作比较轻松，毕竟是国有单位。但魏琼说现在的工作很紧张。为了压缩成本，这些年工作量增大了，而人员编制反而减少了，现在已经很少从大学招毕业生了。连岗位都不再是铁饭碗，讲求效益，如果能多吸引来存款，职位和工资待遇都不是问题。否则，不光待遇不好，连职位都可能不保。每天提前半小时上班，但几乎没有按时下班的时候，到八、九点钟下班成了家常便饭。周末也经常加班，更让魏琼抱怨的是，有时候连五一、十一这样的长假都不能保证。我问她待遇怎么样，她说还可以，但和以前既轻松、又拿高工资的时候根本不能比了。比起自己的辛苦，感觉现在的收入并不高。其实魏琼并不为经济上的问题担心。她是北京人，独生女，家里有很宽敞的房子住。父母都在政府部门工作，单位的公车基本上可以当私家车用。她自己也不是那种比较张扬的个性，穿着气质都比较素净，消费不高，又住在家里，平常的工资基本不用花费。
第四部分：结语附录访谈对象与背景（4）
但魏琼还是有自己的烦恼，主要是自己的工作问题。平时太忙太累，连恋爱也受到影响，男朋友很有意见。现在年轻，可以做这种强度比较大的工作，但是将来就不一定了。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能力强、待遇要求低，自己感到有压力。所以想将来转到一个强度没有那么高的工作，但并没有想好。现在想出国看看，比如到英国一、两年，读个硕士回来。二、三十万元的费用不用担心，但父母反对，主要是不放心。因为魏琼从小就没有离开过家，包括大学都是在北京上的。
沈智（11）、韩娟（12）夫妇
夫妇两个都是“北京土著”。沈智在外地本科毕业之后回到北京，在一家国营建筑公司做工程师，没有换过工作。这些年从最普通的工地技术员干起，很扎实，做过建筑工程方面的各种工作，对技术和管理工作都很熟悉。“因为领导对自己不错，提供了各种机会，所以才愿意干下去”。马上要被提升为工程处主任，对将来的前景很有信心。有工程的时候很忙，没有工程的时候就和太太一起做个人承揽的室内装修工程。
韩娟专科毕业后先到一家挂靠在国营单位下面的私人公司上班，大约干了三年。后来去了一个“说是合资其实还是国营单位下属的公司”，做了五年，还是辞职了。都是因为不适应，甚至厌恶中规中矩的作息方式，单位人际关系也不融洽。“因为自己说话比较直接，有些东西看不惯就不能容忍”。“和同事的关系也不是表面上就弄得很夸张，就是觉着大家一起上班不轻松，可能和性格有关系”。2000年辞职，在一家学院脱产进修，学的是室内设计。2002年毕业后没有再找工作，而是自己个人承包工程，搞室内装修，现在已经有了个人公司执照和资格认证。劳动力来源是一些保持联系的包工头，他们负责找民工。
两个人这一段都很忙。沈智刚完成单位的一个项目，韩娟也正赶着在元旦前把几个工程收尾。因为两个人都经常在工程现场，穿工作服的时间比较多。也习惯了穿着很随便。忙的时候连午饭都来不及吃，闲的时候整天都在家里。“过的日子不是规规矩矩的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吃饭、睡觉，没谱”。
韩娟父母有两套住房，都是原来的工作单位分的。沈智夫妇就住其中一套，两个人没有再买自己的住房，也暂时没有这个计划，所以经济上节省了很大一笔开支。“对钱的要求不是很高，不是特别会计算计过日子的那种”，没有什么压力。平常没有什么高档的消费，就是“吃吃喝喝，该工作就工作”。但去年韩娟的父亲去世，想法有了很到改变，觉着现在没有什么保障，应该为生小孩、孩子教育、父母养老和自己将来的老年生活保障计划一下。所以想趁着年轻在银行存些钱，希望存一个基数，轻易不动。至今没有要孩子，因为觉着负担太大，没有精力。沈智将要晋升，感觉将来的事业空间很大，生活也会越来越好。但韩娟有些担心，因为不知道新的一年里能揽到多少工程。
钱民(13)、孙敏（14）夫妇
钱民和孙敏的孩子刚满周岁，看起来很壮实，但从出生身体一直就不好，夫妇两个这两年没有少跑医院。北京地方大，路上又经常堵，从家里到儿童医院还有一段距离，来回打车就不少钱。今天下午刚从医院回来，药费反倒没有车费多，让钱民有些牢骚。小家伙似乎对自己的健康和爸爸的牢骚都不在意，在房间里很兴奋地让孙敏扶着走来走去。家里还有第四个成员，就是保姆。因为两个人都要上班，钱民还时常出差，不得已，从家政公司请来一个保姆帮着看孩子、收拾家务。孙敏几次在孩子吵闹得厉害的时候离开了客厅，但她对访谈的兴趣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夫妇两个人都是北京一家科研院所的研究生，毕业后又都留在院里。虽然是科研类的事业单位，但是现在挂靠了一些公司，对外承揽一些项目，在体制上有些复杂。在分配体制上采取了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加效益工资的做法。实际上岗位工资和效益工资成为主要的收入，并且在员工之间拉开了相当的差距。婚后两个人住在院里的筒子楼里，一直到有孩子之前住进了单位的福利房。房子是新的，三室一厅的，虽然不是面积很大的单元，但对于小家庭来讲已经绰绰有余了。装修不豪华，家具家电也是普通的。房子离单位不远，小区虽然不大，但很干净、漂亮，设施很齐全。钱民说，在科研单位工资不高，但可以省去很大一笔房子的开支和压力，算起来并不比在外面干差。而且，科研单位压力小，比较稳定。开始他也曾经犹豫要不要离开科研院，但最终选择了留下。
两个人都表示这些年一直比较顺利。没有大的波折，毕业、结婚、要孩子，按部就班，工作也很稳定。但在谈起对现状是否满意时，两个人表达了不同的想法。钱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就是不用为将来的生活担心呗，也能在工作中发挥自己学的一些东西。觉着自己的价值观和自己现在有的待遇还是很相配的。期望和现状差距不大”。孙敏虽然表示现状不是特别差劲，但同时强烈地表示了不如意的想法，认为现实和自己的期望差得比较远。原来，她很早就有出国的想法，在考研之前就有，但是“折腾这么多年也没有出去”。现在也不能想了，“孩子都生下来了，哪有有了孩子还出国的，而且这个年龄不适合出国了”。觉着自己没有能出去，是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不是她自己的原因。至于具体什么原因，不好深问。但她“还是不甘心，心里不平衡。不光是出国，我原来设计的根本不是这条路。原先只是把考研作为一个跳板，没有想到这次考研决定了我的后半生。我没有想到要干一辈子这种事情，如果当时想到考研要干一辈子这种工作，我会更慎重考虑专业的问题。”
在访谈结束后，钱民很有兴趣地谈起了信仰问题，可以看得出他对这个问题一直很困惑。
第四部分：结语附录访谈对象与背景（5）
郑颖（15，女）
郑颖换过好几次工作，都是在杂志社，做记者或编辑。见到郑颖是在她的杂志社，办公室里铺满了各种稿件和照片，显得有些杂乱。看到她在忙碌着安排各种有关刊物的事务，有些风风火火。但坐下来却一下子变得文文弱弱，和办公室里杂乱的气氛、刚才的精明干练显得不太协调。要不是来之前就从她同学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我真的难以理解这种明显的对比。
听郑颖说她从小养成了大大咧咧的性格，话不多，但性格豪爽、倔强、叛逆，特别喜欢冒险，大家都不把她当女孩子看。上了大学，郑颖终于有了自由伸展的空间，在学校参加、领导了许多社团，交接了一大帮“狐朋狗友”，总是率性而为。在临毕业时看着同学们都为将来的出路用尽心机，自己也开始现实起来，为将来的事业默默打算。后来的许多经历、包括感情的挫折使她逐渐蜕去了许多大学时的锋芒，变得更加稳重、成熟，成了一个很职业的媒体人。
郑颖对环保事业很感兴趣，参加了一些协会组织，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想过要全身心投入到环保事业中去。但现在她说自己要把工作先作好，希望等将来有了足够的实力和影响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严伟（16）
严伟硕士毕业，工作时间并不长，但已经换了好几个单位。先是到了广州的一家综合性大报，但觉着那个单位管得太死，“不太适合自己的性格”，另外觉着广州不太适合自己的发展。后来跳到北京的一家财经杂志，但后来觉着发展空间不够大，毕竟是份杂志，自己有很多想法和能力，但实现不了。所以现在又跳到了一家财经类报纸。他认为记者有两种，一种是做得比较好的，选题比较成型；另外一种老换领域，总是找不到位置，自己就属于这种。自我评价涉猎很杂，什么都能写。单位说他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都能写，比如社论版、新闻版、深度报道、副刊都能写。我上网印证了他说的这一点，从他所在报纸的网页上查出来很多他写的文章，很高产，内容也各种各样。
对于现在的单位，感觉还可以，但对于将来能不能干长，并不明确，“谁知道呢，这个世界太大了，反正是做媒体吧”。对于自己的前景，虽然很多想法，但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接受挫折。由于这两年漂泊不定，所以至今单身，生活上感觉有压力，比如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车子。
能感觉出来，严伟骨子里有很强的精英意识，希望在新闻行业里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但在现实面前，也逐渐少了一些开始时候的冲动。
陈明（17）
在见到陈明之前，我就知道他大学毕业到单位以后，很快就提升到了正处级，担任某事业单位一个行政管理部门的主任。见到他的第一印象是，比同龄人更多些老成持重。不过，随着谈话的进行，才感觉出和同龄年轻人同样的朝气。
陈明把自己工作上的顺利归结为遇到了好领导和机遇。他其实在毕业前就开始在现在的单位实习，当时大四，有课就上课，没有课就过来。这样，在正式毕业之前就在单位给同事和领导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为以后的工作做了铺垫。单位机构改革，大大压缩了一些职能机构，把原来的好几个部门的工作都并到了一个部门。单位的人事设置变得偏平化，一个行政管理部门其实就三四个人，大家各管一块，其实就是一个人管原来一个部门的工作。2002年3月份，当时办公室缺一个副主任，陈明接了过来。后来单位统一竞岗，正好处里没有主任，他当时以副主任的身份主持工作，经过竞岗后成为主任，级别也相应地调成正处级。但是陈明对这个级别并不以为然，说事业单位毕竟不是行政机关，和机关里的级别划分不好等同起来。在机关里要做到处长，要扎扎实实熬上几年。
陈明的农村出身对他影响很大。对比来北京之前的生活，陈明对现在的生活状况还是比较满意的。已经买了房子，马上就要住进去。虽然暂时没有结婚，但现在和女朋友关系很好。出人意料的是，陈明表达了很强烈的事业上的危机感和压力。这种压力不是来自单位内部，而是来自长远职业发展和人才市场趋势。
冯涛（18）
冯涛在某科研所工作，他要下午去图书馆借书，所以约好在图书馆见面。他很守时，在约好的时间的前两分钟内准时出现。第一印象，冯涛的穿着很随意，气质谦和，典型的科研人员的形象。他不是外向的性格，但在我的引导下，还是侃侃而谈，可能和他有一些学文科的同学有关，他自己也经常买一些社会、历史等方面的书来看。思维很严密，逻辑性强，很符合长期做科研的习惯。
冯涛多年前工科本科毕业，后来又读了硕士，接着来到现在的单位读博。一路下来，中间没有任何全职工作经历，专业也一直没有变。毕业后留到了读博的科研所，做科研工作，马上要评副研究员。已经成家了，太太也是同专业的博士，现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
感觉这些年一直读书还是比较顺利。工作环境比较简单，工作、学习过程中接触的人都比较单纯，所以人际关系比较好。但是觉着单调些，每天就是吃饭、上班、加班，很多年都是这样。现在虽然工作了，但和读博的时候差别并不大，每天晚上都要去单位加班。不是单位要求，是自己习惯了，可能也和太太不在身边有很大关系。平常工作时间很长，但效率并不大高。工作、生活单调，感觉时间就过得特别快。但回想起在北京的7年，其实已经变换了很多角色。这个年龄段，7年很重要。在研究机构里要按部就班，先要拿到学位，再从助理研究员干起，到副研究员，项目负责人，研究员，直至领域里的知名学者，甚至权威。要经费，发文章，评职称，基本就是这个路子。
对于自己现在的状况，自身感觉还可以，但考虑到家庭，觉着还是不满意。孩子没有来得及要，已经觉得有些晚了。父母在湖北老家，有责任给父母养老，将来一定要接到北京身边生活。这些很实际的负担对自己来说感觉有很大压力。不过，也认为这些事情是各行各业的年轻人都会遇到的，特别是自己的事业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对将来的生活还是充满信心。
第四部分：结语附录访谈对象与背景（6）
王慧（19，女）
和王慧见面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上午11点多钟，我担心她是否方便，她说没有关系，平常只要把工作做完就行，管理不严。平常一到11点钟大家就叽叽喳喳地去饭厅吃饭（午饭是外面送来的套餐），大家边吃饭边聊天，很热闹、轻松，没有固定的中午吃饭时间段。
王慧在国家某部委下属的事业单位工作。编制上是挂在机关下面的一家公司，虽然业务上增加了一些为市场主体服务的内容，但主要工作内容、工作方式与传统的行政机关没有太大区别，待遇和机关公务员一样。不用像一般公司那样去开发市场，只要等业务找上门就行了。虽然有时工作也会很忙碌，偶尔需要加班，但总体还是比较轻松。业务比较熟悉了，工作上没有压力和明显竞争，只要把手头的工作做好就行。工作稳定，待遇也不错。
王慧看上去性格很开朗、随和，从谈吐上看得出受过很好的教育。穿着打扮比较素雅，没有刻意讲究。她自己也说在单位人缘很好，对人没有心机，所以大家都愿意和她来往。王慧从很早开始就有给人做媒的爱好，很大原因就在于她的热心和别人对她的信任，平常交往也比较多。王慧声称做媒的对象大都是27岁到30岁左右的，学历都比较高，工作也不错。但是其中大龄女士较困难，同龄的男士反倒比较抢手，手头有几个女士没有“出手”，所以现在不再敢“接受”女士的请求。王慧饶有兴致地给我分析了许多原因，让我听得频频点头。
王慧本来一直不想要小孩，主要是工作忙，觉着很麻烦。但是现在想法有了改变。王慧的丈夫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父母在一个小城市。刚在工作单位附近买了房子，经济上没有负担。
杨波（20）
杨波本科毕业后做过大学教师，之后来北京读了硕士和博士，现在一所大学做教师。他在读硕士的时候就开始在外面讲授各种考试英语，多年下来，在圈子里俨然已经小有名气，在各大城市飞来飞去讲课，英语考试方面的书都已经出了几本。虽然是第二职业，但几乎成了第一职业，最近又和人合伙注册了一家公司，以出英语书为主。平时很忙，明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已经被各家学习班约好了。
杨波这些年讲课的回报很可观，短短几年挣了不少钱，自嘲成了挣钱机器。结婚前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又买了一套200多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去年自费送太太去国外学习，前一段又买了辆车。但经济上无所顾虑之后就想在其他领域有所建树，所以博士毕业前曾一直想从政，最后因各种原因作罢。
杨波这两年感觉很疲劳，这几年要讲课，还要兼顾学习和工作，所以很忙碌。“没有时间休息，连锻炼的时间都没有，牺牲了所有的时间来做事情。虽然事业很成功，赚了不少钱，但时间长了，开始厌烦，觉着做这些事情很痛苦。但也没有办法放弃，因为对别人承诺了，自己也想再多挣一些钱。到了十月、十一月的时候，没有学习班，可以休息一下，反而觉着这个时候生活最美好，可以享受一下。这种感觉这两年感觉越来越深。”原来没有想过要小孩，现在觉着应该考虑了。看他的头发明显有些稀疏，与年龄有些不相称。
对现在的状况还算满意，感觉事业上不断前进。想出国再读一个其他专业的博士学位，能作为将来的事业。自信一件事只要自己决定要做，就能做成。
华林（21）
华林刚刚搬进新房，这些天比较忙乱。看起来很和气，说话很有条理，很符合中学老师的风格。聊起来，很坦诚，无所保留。
华林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一所大学的附属中学教书，后来在北京读在职教育学硕士。拿到硕士文凭后，为了自己和家庭有更好的发展，特别是为孩子将来考虑，就找到北京一所大学的附属中学留了下来，已经两三年了。妻子是大学同学，现在北京另一所大学的附属中学教书。
夫妻两个人的收入都很稳定，加起来小日子过得还可以。房子是学校分的福利房，比外面的商品房要便宜很多。原来在外地买了商品房，现在也卖掉了，所以负担并不大。在单位和教学组的同事关系比较融洽。对于将来，没有太多的想法，认为该努力的都已经努力过了，以前一直比较劳累，现在就想好好地把书教好，希望孩子有个好前途。女儿在读小学。感到欣慰的是孩子成绩比较好，在学校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
到现在的单位需要办人事调动和户口迁移，前两年这些事情让华林很烦恼，跑了很长时间，花费了很多心思。说起这件事，华林仍然很不平，说现在办事真难，很多政策和部门人为地为人才流动设置了许么多不合理障碍。即使觉着没有任何问题的手续，都会遇到一些出人意料的麻烦。
孔楠（22）
孔楠当初上高中的时候身体不太好，家里建议他高考报医学。他自己也觉着学理工科比较艰苦，怕身体吃不消，也就同意了。而且，当时医生的职业比较热门。当然，在真正学了医科后，才发现并不轻松。但孔楠仍然认为当时的选择是不错的，如果学理科搞基础研究，在当前中国的出路并不好，“在社会上都不好生存”，而学医比较有前景。毕业后孔楠到了现在的医院工作，马上要评主治医师（中级职称）。但要真正“主事”，还要些年头。现在住院部做临床工作，感觉在单位还是属于基层，所以也和各方面没有太多的利益冲突，竞争不算激烈，和大家关系也比较好。“将来往高的位置上走的时候，就会竞争越来越厉害”。
孔楠觉着在医学界没有高学历很难发展，现在大家都在读书，水涨船高，压力很大。单位是科研所和医院相结合的，所以在本单位读了研究生。这样，除了工作、家庭，还要学习，经常要查找、阅读文献资料，感觉很忙碌。
第四部分：结语附录访谈对象与背景（7）
到孔楠家，最大的“亮点”是他怀孕的太太，突出的体型已经非常显眼。他太太是一所大学的附属小学教师，平常工作很忙，从学校回来还要在家批改作业。待遇还不错，家里的新房就是太太单位分的，三室一厅，很宽敞，装修得也很漂亮。地段靠边些，但上班有班车接送。
对于现在的生活，感觉还可以，比较平稳。就是经济上还是稍微紧了些，除了刚买了房子，主要是后面还有许多其他事情。孩子快要出生了，开销会很大。将来硕士读完，还准备读博士，到时候就要求脱产读书做科研，所以经济稍微紧张的时间还会持续几年。我问他为什么现在要孩子，他说预期孩子牵扯的精力不会很大，到时候父母可以过来照顾。到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没有问题了。说到这里，孔楠庆幸自己的妻子在教育行业，小孩子将来的教育就不用太操心。不然，操心可就大了，会有很大的一笔开支，麻烦也很多。而且，妻子本身就是老师，自己就会教育孩子。所以，将要出生的孩子对自己的影响并不大。父母身体都还好，有自己的住房，退休在家养老。
对于将来的生活，孔楠说并不向往非常高档的生活，希望的是比较恬静的日子，“觉着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不像商业人士那样有那么高的生活水准期望”。主要考虑的是在学术、工作上有所建树，现在自己就在朝这个目标扎实地走着，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
尤军（23）
尤军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地处繁华地段，但不在街边，隐藏在高楼后面的一栋低层楼房里，曲曲折折才找到。外面丝毫不起眼，但走进楼去，没有想到竟然有那么多的科室。后来听尤军说正式的公务员有六十多个，非正式的八十多个，被吓了一跳。尤军有自己的单独办公室，敲门进去的时候竟然看到他在安安静静看书。
尤军今年三十出头，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稳重，说话语气很平缓，可能和多年机关生活磨炼有关。大学毕业后到区委做最基层的科员，几年后平调到街道办事处，仍然是科员，一年之后提到副科。后来市里要求所有街道的副处级都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干部，当时区里这种年龄段的副处级干部只有十几个，属于“青黄不接”。尤军被推荐参加了全区的选拔综合考试，通过后被任命为街办的主任助理，后来转为副主任。尤军认为自己是政策的受益者，如果不是这次机会，可能还提不上来。当时一起分配到区委、区政府工作的大学生有十几个，四年里没有提拔一个。现在从高校里过来的毕业生多了，上面的大环境也变了，领导也开始重视人才，提拔这些科班出身的。他说以前的大环境就是这样，虽然上层不错，但中层很顽固，掌握实权的许多中层干部是从兵团、军队转业过来的，最下层就是他们这些科员。
对于现在的状况，尤军表示，如果和当初的预期比，肯定是不满意。但是如果和当时同一个起点的人比，还算可以。既不是特别快的，也不是特别慢的，和同学比也是这样。但对前景，尤军表示并不明朗，甚至有些悲观。自己从学校出来，很长时间不会拉关系，主要是拉不下面子。刚开始对官场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和朋友、同事聊天，才慢慢体会，感觉现实是很打击人信心的。即使现在好了很多，但承认骨子里还是很清高。虽然自信自己的能力，但没有很强的背景，在官场很难。如果发展中有什么转折和机遇还可以，但这些是可遇不可求的。
尤军大学班上的同学很多并没有进机关，而是到了公司里，包括一些从机关跳出去的。但和他们比较，自己仍然觉着选择是对的。他认为在公司里风险太高，虽然可能发财，生活比较丰富多彩一些，但是将来没有好的预期。将来自己虽然可能升到正处、副局就到头了，但还是要去争取一些机会，拼搏一下。自己这些年一直读书，没有间断过，认为在机关发展最忌讳后劲不足。对从基层干起，觉着并不一定是个坏事。假如要朝一个目标奋斗的话，需要很多条件。在基层东西比较多，什么事情都可以遇到，什么人都可以碰到，“很多人说经历就是财富”，在基层有很多事情在高层接触不到。这种经历在将来很重要，是所谓“后发优势”。
何京（24）、吕英（25）
吕英开始是在一家外企工作，感觉在外企能培养一种良好的工作习惯或工作思维，为将来的事业打下基础，但做到一定的位置就很难得到发展。所以，后来到现在的工业园区管理机构工作，属于事业编制。当时觉着这个工作比较稳定，待遇也不错，自己的工作也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但是时间长了，感觉工作内容比较单调，事务性的工作比较多，涉及的知识比较少。在初期还有能承担一些责任、承担一些事务的感觉，但后来熟悉了业务，感觉工作缺乏挑战性。所以，现在想静下心来加加油、读读书，然后再看看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所在，所以报考了研究生。
何京是吕英的朋友，被我也“顺道”作为采访对象，并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他做组织工作，开始说话有些官腔，言语很谨慎。后来放开了些。
很值得注意的是，吕英在准备报考研究生后变得关心政治，思想活跃，对何京所说的很多话不以为然，把何京作为保守的靶子。两个人在很多问题上几乎吵了起来，弄得何京很不高兴。
张兵（26）
张兵已届不惑之年，在国家机关下面的一个事业编制单位工作，副处级。回想起这些年的经历，张兵感慨很多。
张兵在刚恢复高考时读的专科，学校师资并不好，学制只有两年，外语课都不开，所以认为自己教育上先天不足。毕业后在军队干了多年，驻地在京郊。他看玩笑说自己有“三个女人”：母亲、夫人和女儿。张兵老家不在北京，他是长子，希望能照顾母亲。夫人在企业，不太稳定。孩子现在上初中，虽然说是在北京生、北京长，但因为部队在郊区，决心不能让她只接受大都市的“郊区教育”。为了“三个女人”，决心要转业。“当时转业有规定，正营以下不包分配，副团以上才包分配，解决待遇也就是个副处级，还不见得是实职。”很多军队专业干部都会降级安排。张兵当时从“正营”级转过来的，在1996年的时候为新的工作单位多方奔波。后来放弃了企业单位，到了国家机关，虽然是事业编制，但也是考公务员“挤进来的”，感觉不容易。
第四部分：结语附录访谈对象与背景（8）
进来不到一年，正赶上当时的新一届政府上来之后的机构大改革，精简人员。当时的分流条件非常优厚，“分流就是为国家做贡献”，其中一个去向是读研究生，费用全额报销，读研期间人事关系仍挂靠在机关。就是说，在工作保留的前提下，完全脱产读书。毕业之后，原单位还负责推荐工作。张兵动了心，他感觉自己的教育基础不够，梦寐以求的就是到正规大学学习。但在申请的时候，人事部门不批，说张兵不符合条件。因为单位虽然是财政全额拨款、按公务员管理，但还不完全是“公务员”，所以张兵想被分流读研的想法落了空，失去了一个读研的机会。
后来所在部委推行处级干部竞争上岗，那时候他还是正科级，领导动员他参与竞争，到了副处岗位。他对上次没能继续求学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又参加研究生考试，如愿以偿。复习考试时顶着很大的压力，因为自己在文化上有点先天不足，年龄偏大，离开学校太久了，英语都是靠自学的。入学后，大家都很佩服他的勇气。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领导支持还是支持的，因为是利用业余时间的周末上课。他对职业前景还是很看好，希望在硕士毕业后能有更好的发展。
金宇（27）
金宇明显有些脱发了，看起来将近四十了，但实际只有三十五、六岁。说起来，金宇觉着这些年太劳累了，心理上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金宇在某中央机关工作，总是要起草各种文件材料，所以经常要封闭到宾馆里面写东西。他强调说，这些工作不是和做学问一样可以慢慢做，而是有时间限制，节奏很快，经常是要求几天内交稿，心情很紧张。遇到这种情况，往往没有了时间概念，除了熬夜，周末也经常不能休息，整天就坐在电脑前边，房间到处铺满了各种参考资料。惟一的休息是晚饭后，能在宾馆下面散散步，如果能有人一起散步聊聊天更好了。如果紧张起来，连这种放松都没有了。
对于现在的工作，感觉有些枯燥。金宇还是有很多想法，希望能在其他工作上施展自己的才华。但现在的业务已经非常熟练了，毕竟积累了几年时间，如果转过去有些可惜。自己现在是副处，处长马上要升职，不出意外自己能升到他的位置上。他强调说机关里面的工作安排主要不是看自己的兴趣，而是看领导的意图。
金宇觉着机关里的工作事务性比较强，而且经常有些工作变动，所以虽然在机关里这么多年，但谈不上什么专业。可以说是“万金油”，什么都能干，什么都不是专家。但又补充说，这本来就是机关里的工作性质，一般官员根本不需要自己是专家。
生活上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房子是单位分的，没有什么负担。妻子在事业单位上班，比较稳定。小孩在上小学，主要是妻子操心。曾想买一辆车，但发现自己早已经养成了路上出神的习惯，感觉这样开车非常危险，所以就放弃了买车的想法。他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等我有司机的那天坐专车吧。
没有过多长时间，再和金宇联系的时候，他说已经升了处长。
许刚（28）
许刚的企业虽然资产规模不大，但很有特色，知名度很高，在见面之前竟然从网上搜到很多有关他个人和企业的采访、介绍。当然我对他从事的领域并不了解，以前也没有听说过他。
许刚中学的时候看过很多伟人的传记，当时发现政治对社会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所以想从政。“目的很纯洁，想为人民服务，想做个好官”。高中时候就入了党，在中学里是学生会主席，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总是第一第二。其他各方面表现都很好，绝对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看得出他对自己的中学经历很自豪。在大学里学习成绩一般，担任过一些学生干部职务，“但没有很做大的职务”。他们那一年毕业分配很不理想，没有能去机关，而是到了北京一家大型国营企业的党务部门，还是因为自己有学生干部和党员的背景。在单位整天看报纸喝茶，无所事事，工资也不高，感觉很苦闷。后来离开单位，到一家公司“打工”。在第一家企业只干了一年半，在第二家也没有长久，受当时经商风潮的影响，自己出来干起企业，至今已经有10年了。后来，原来就职的那家大企业破产了。现在自己的企业比较稳定，而且处于上升趋势。
前些年忙企业感觉身体有些透支，一到下午就心跳不正常。现在实行了员工持股制，自己做董事长，持股百分之六十，另外聘了人管理日常经营。“以前是自己老失眠，现在是总经理失眠，他的压力比较大。”自己上班就是两三个月开一次董事会，审查财务报表、过去三个月的工作，对一些企业的大事做决策，但具体的经营就不管了。一年前太太生孩子，自己也在家照顾，也算自己休息一下。除了带小孩，就去健身俱乐部锻炼，旅游，感觉效果很好。“以前也不是完全没有时间运动，而是心理压力太大，没有一个放松的心态”。并不希望自己的企业做得多大，但希望能长久地良性生存下去。
第四部分：结语附录访谈对象与背景（9）
回过头看当时从商的选择，很庆幸没有从政，觉着现在这个商业社会，要做纯洁的官很难。既然是商品社会，就不如拿钱说话。自己的公司性质决定了应酬也不多，感觉现在很自在，没有人约束，不用违心地说什么话，生活很真实。“如果现在要我选择做一个处长或者做现在的事情，我绝不会走仕途”。他的口气很肯定。他的经营宗旨是要诚信，强调企业存在的社会价值。经常发动员工给灾民捐款，自己也捐助了20万元建一所希望小学。他强调这并不是公共关系，对自己的企业经营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对生活要求不高，“有车有房子就行呗。我绝不想买别墅，有钱我也不买”，这种说法印证了他随意的穿着、随和的性格。
施全（29）
和施全约在他家所在小区的会所里的咖啡厅，那个小区是知名的高尚住宅单位。见面时他正在和人谈生意，随身的笔记本开着。穿着很讲究，待人很有分寸。所有的这些都说明这是一个忙碌而精干的商人，也是一般大家都熟悉的成功人士形象。施全很忙，只有中午吃饭的时间可以边吃边聊，而且还约了另外一个朋友。
施全大学的时候是个热血青年，比较活跃，属于那种不太安分的学生。和当时的许多大学生一样，曾经历过“八九风波”，之后信念和生活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毕业的时候分配到北京一家百货商场做售货员卖牛仔裤，不到一年就去了一家外企在华机构，后来公司经营失败关门了。那一段是施全最困难的时期，赶上了许多事情。后来转行做现在的行业，从公司注册至今已经十年，企业有了一定规模。对未来期望很高，立志要把企业做大，称过去的十年是从婴儿到小学，今后的十年是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同时解释这是个竞争很激烈的行业，处在发展初期，技术含量不高，市场进入门槛低，如果不做大就难以生存。对于企业的发展喜忧参半，认为发展势头很好，竞争力也很强，但希望发展速度可以更快些。
对生活比较满足，家庭很和谐。就是事业有压力，比较忙碌劳累。虽然施全的年龄应该有三十五岁了，但还没有要孩子，准备最近要孩子。在职读了一个硕士，自嘲是“混”来的。施全说当年从商的时候首先希望自己过得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里人过得好，然后再好的话能让朋友过得好，如果真的有一天发达了，就建学校搞教育。现在愿望基本都实现了，已经捐助了两个希望小学，“企业的中期目标就是要把所有的员工培养成中产阶级”。
吴芳（30）
吴芳来自南方，是独生女，十年前考到北京一所大学，学的是工科，但从小就对文科充满兴趣，喜欢写东西，对数学感到很头痛。在学校比较活跃，参加了不少社团，编辑了一些校园刊物，认识了许多朋友。将要毕业时决定要弃工从文，于是考取了文科类的硕士。参加社会工作的兴趣仍然很大，曾担任过学校研究生会的主要干部。
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中学老师，父亲也在教育系统的机关里工作。祖父的家庭成分比较高，在以前的运动中受到了很大冲击。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也受到父辈的影响，经历过知青上山下乡的苦难。这种家庭背景对吴芳影响很大。我觉着她从小到大都很顺利，但她说这只是表面，其实也受到过很多打击，只是都挺过来了。
第四部分：结语后记
“宁坐板凳十年冷，不写文章半句空”。这里说的是治学的态度和心境。然而，这和政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并不矛盾。政治学作为一门显学，固然不必像流行媒体一样炒作，但保持对社会现象和前沿问题的敏感，却是一个学者应当具有的品质。建国后的三十多年间各种政治运动风起云涌，政治学研究的材料极其丰富，但真正的政治学研究并没有应运而发。逝者已不可追。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政治领域的变革也为我们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研究场景。“摸着石头过河”既是勇气，也是无奈，大量问题、困惑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来解释、总结和指导。当前极其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材料，政治学者需要强烈而敏感的问题意识和责任感，不应再次错过政治学研究的历史机遇。有感于中间阶层的复杂性，并预感其在未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中所可能发挥的重要政治作用，可以作为探讨民主政治的众多研究角度之一，所以“中间阶层”走入自己的视野并成为持久的关注点。米尔斯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样断言：“正是在这个白领世界里，我们才能找到（美国）20世纪生活的特征。”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同样，我们可以在刚刚跨过21世纪门槛时满怀信心地说：正是在“中间阶层”这个世界里，我们才能找到中国21世纪政治与社会生活的特征。写作本书的动力尽籍于此。
以前曾听一个朋友称呼自己的工作成果为“my baby”（我的孩子），现在看着案头的书稿，一种“my baby”的感觉也油然而生。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丑陋不堪，文章也一样。严谨的前辈、学长都经常教诲：文章是改出来的。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而成的。最初的博士论文仍然很粗糙，当时便下决心以后慢慢去雕琢、打磨。学术研究需要长时间“钻”进去，保持一种学者所特有的兴奋感。然而，离开北大的校园，真正静下心来并不容易，之艰辛丝毫不亚于当初博士论文的写作。几易其稿，终于要定稿了，却没有原来预料的轻松愉悦，反而多了一些不安和遗憾，因为总觉着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现在只能自我安慰：已经尽力了，留待将来自己和他人继续思索、修正吧。
在未被开拓的领域每走一步都充满了艰难，在与师、友的多次讨论中一直承认此文仍然充满了缺陷和争议。比如，书中使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事实材料进行描述和解释，这是此著作的特点，但很难将它归为优点或缺点。“一项好的理论不仅精确、严谨、优美，且能凸现出若干概念变项间的关系。然而没有一项理论能够全面地解释一个单一的事件，或一组事件。相比之下，一项解释则难免庞杂、肤浅、拖泥带水，而且思想上不令人满意。一部解释性的专著，其成功的秘诀不在于严谨，而在于全面”。参见亨廷顿：《第三波》的前言部分，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为了避免内容流于散乱，只有在分析逻辑上尽力保持一个清晰的思路框架。又如，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依靠定性分析，对中间阶层的现状揭示和未来走向的推断需要进一步确证。所以，我总是强调此研究的“野心”并不大，重在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许多结论从初衷上都是存疑的，需要将来的深入研究来继续商榷。
书稿付梓之际，有言不尽的感激。感激博士导师宁骚教授为我的学习、生活所付出的心血与心意，先生的学识和品格都已经在学生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感谢为本书的出版关怀备至的俞可平教授、谢寿光社长、高贤峰博士、邓泳红先生。感谢对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进行过悉心指导的李景鹏教授、谢庆奎教授、王浦劬教授、关海庭教授、丁则勤教授、李强教授、张国庆教授、李成言教授等。感谢在修改书稿过程中提供诸多指导的李良栋教授、刘春教授、王军教授、赵虎吉教授等。感谢常坐而论道、亦师亦友的各位同事、学长和同学。感谢在研究中为我提供各种便利的许多或相熟或陌生的朋友，特别是在最为关键的访谈阶段，是他们热情与坦诚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最难忘埋首钻研的日子里家人为我的生活点滴而牵挂，他们的体贴、理解一直是我最大的支持。
张伟
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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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变数
- 更新日期：2024-02-28 08: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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