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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文件全长7000页，余下的部分锁在了我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我准备将文件全部复印一遍，然后将其公开。如果有必要的话，也许会通过参议院听证会或是媒体公开文件的全部内容。将文件公诸于众，特别是通过媒体公布文件，面对我的将是漫长的铁窗生涯。本回忆录所记载的正是这件撼动世界的大事。
从1964年中期到1975年5月战争结束，整整十一年，我跟其他美国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越战当中。战争伊始，我只认为越战不过是个问题，后来意识到越战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僵局，最后我才认识到这是一场道德和政治灾难，是一宗罪行。本书的三个部分基本上是依照我观点的演变写作而成。开始，我只想着解决问题；当战争演变成一个僵局后，我又试图在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帮助美国从战争中解脱出来；但当战争构成一宗罪行后，我便决心披露这宗罪行，同时加以抵制。更为重要的是，我决心立刻结束罪恶滔天的越战。
在那段时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各种方法，以避免冲突的不断升级。1973年初期，因为我在1969年后期所进行的活动，受到了联邦政府的刑事诉讼，可以说，我个人以及其他人所追求的目标和为此所作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人们对打赢这场战争所做的努力夹道欢迎，但是对那些为结束越战所做的努力却嗤之以鼻——有人视其为失败的尝试，有人认为那只会裹足不前，还有人认为那是一次错误的道德冒险。
所以后来我认识到，这场战争不仅需要被抵制，还需要被理解。三十年后，我仍然对此确信无疑。透视美国的越战，了解自己所发挥的作用，探寻越战持续的原因，是我多年年来一直努力的方向——我的努力将永不停止。本书再次表明了这一点。
1964年中期开始后的三年内，作为高级公务人员，我协助执行了越南战争。一开始我就认定，越南战争注定要失败。在１964年和1965年为华盛顿高层决策者工作期间，我发现他们正秘密地将我国引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根本就没有胜利的曙光。那时候，我还没有彻底绝望。总统和其他人虽然顾虑重重，可最终战争还是爆发了。从1965年春天到1966年春天，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希望越战可以取得一定的成功，并且也为争取越战胜利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全面开战后，我于1965年中期，自愿作为国务院工作人员，在越南服役。我的工作是评估“绥靖政策”在农村地区的施行程度。
我一直希望越战尽快结束，可是我们出兵印度支那半岛，来达到我国元首的目的，这样做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是否比当年法国的理由要充分？此类问题我以前从未想过。在越南工作的两年中，我亲自接触到了一些越南人，亲身体验到了他们的疾苦。他们和我身边的美国大兵一样，都是血肉之躯；他们和我的双手一样弥足珍贵；凡此种种，都使我无法忍受眼前这场前途暗淡的战争。
因为肝炎，我离开了越南战场，回到了美国。1967年中期，我开始竭尽所能，想方设法地帮助我的祖国脱离越战。在随后的两年之间，作为五角大楼的内幕人员，我向高层官员简要地介绍情况，向总统候选人提供建议，后来，在1969年初期，又帮助当时的国家安全助理亨利·基辛格意识到了战争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向他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希望可以帮助美国摆脱越南战争。但是在后半年，我觉得有必要扩大自己的行动范围。这种想法呼之欲出，于是我随即便终结了自己作为政府幕僚的生涯。
其中的一个行动足以让我失去终身自由。1969年和1970年期间，在我的朋友，前兰德公司同事托尼·拉索的帮助下，我秘密复印了４７册的五角大楼文件。该文件是1945年到1968年美国越战决策研究报告，属于绝密文件。我将复印文件妥善保存，随后转交给了当时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威廉姆·富布赖特。1971年，把复印后的文件转发给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当时，我遇到了史无前例的七项政府指控。可是我没有退缩，随即又将这些复印件转发给了其他的七家报社。所有这些报社，均弃政府权威于不顾，将文件公之于众。
尽管我个人遇到了上述风险，可是我无怨无悔。很快，联邦法院对我提起诉讼。在第二次起诉中，拉索也遇到了同样的指控。最后，我受到12项联邦重罪指控。考虑到以后还会有进一步的审讯，我可能会在监狱中服刑115年。但是，我的做法完全是正确的。披露六位总统曾经保守的秘密，戳穿他们讲述的谎言，对我们的民主制度将会大有裨益。为了我们的民主制度，我甘愿冒此风险。实话实说，也激起了一系列事件。白宫曾试图采取非法手段，希望让我保持缄默，或是让我永远不能说话，不过正是因为白宫的一系列非法手段，法院撤销了对我和同伴的指控。更为重要的是，总统办公室所犯的种种罪行，迫使总统下台，该事件和越战的结束一样意义深远。
第一部分序言（2）
本书讲述的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风起云涌。从越南返回美国后，跌宕起伏的人生便开始了。
在越南，我经历了短暂希望的幻灭，1967年中期，带回了对越战的置疑。我第一次前往越南时，心头笼罩的悲观情节，就已再次席卷了我。从1964年中期到五角大楼工作的第一年期间，我的悲观情节与日俱增。到1967年，政府中大部分人员中皆存在悲观情节，老百姓可能更是如此。这也是我希望战争结束的总体愿望与政府中的同事和政府组织首次步调一致。尽管他们有些曾在越南服役，有些并未有过服役的经历，但是一致希望美国退出越战。越战时代的政府幕僚，和我一样，全部经历了幻想的破灭，后来都认为越南战争前途黯淡，漫漫无期。我在很多方面跟他们都很相像，在人格和价值方面没有太大出入，一样热衷于冷战，打击共产主义；一样会保守国家秘密；一样会全心全意为总统服务，但是到1968年的时候——可能比这个时间早——所有官员，和我一样，都希望美国退出越战。实际上，这也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何人们在1968年初，春节反攻时就对越战不抱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战争仍持续了几年才结束？
以前我只是一个对国家政策持怀疑态度的幕僚，但最后却竭尽所能，置政府的安全调查于不顾，放弃自己的仕途，以及服务下届总统的机会，心甘情愿地接受铁窗生涯，以促使执政当局停止战争。这种转变的过程就是此书要讲述的中心内容。本书所关注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经历促使我在1969年到1972年鼓起勇气去做这件惊天大事，而按照现在的思维，我自己（或其他人）本应在1964年或是1965年就该采取行动：即直接奔赴国会或诉诸媒体，披露文件的真相。
我们当然可以不负责任地说，当时我还没有这种念头，其他人也没有。但问题是，为什么没有人产生这样的念头？和其他人一样，我对总统的绝对忠诚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对自己的事业充满希望，对自己可以获得内幕信息，可以和当政人士直接接触颇为自豪）。我对总统的绝对忠诚凌驾于宪法之上，凌驾于事实之上，凌驾于美国同胞之上，凌驾于其他人的生命之上。正是美国年轻人置铁窗生涯于不顾，不肯参加这场错误战争的生动写照，激醒了我，鼓励我向着更高层次的忠诚前进，对此我深表感激。
我希望以此类教训告诫今后处于同样情况下的官员，告诫今后对此类情况负责的所有公民。另外，在对我的审判接近尾声以及审判之后，我们振奋地发现（见结尾）：实话实说，揭露错误保守的秘密，可以产生一种非比寻常、高深莫测的能量，从而推动我们结束这场错误的战争，拯救黎民。
第一部分序曲：越南1961
1961年秋天，在越南，你会很快发现，我们不可能取得胜利。我第一次前往越南的时候，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勿容争辩的事实。如果可以身临其境，可以和熟知内情的人交谈，你也会很快得到同样的结论。你无需会讲越南语，无需通晓亚洲历史、哲学和文化，但你仍然可以发现，我们国家的所作所为不会奏效，不会有任何起色。我发现，即使一个人不是鱼类学者，也可以了解鱼何时会腐臭变质。
当时我是作为五角大楼高层特别行动小组成员访问美对越军援顾问团，所以在这种特殊身份的帮助下，我得到了“随便走走，随便看看”的许可。坦率地说，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莱昂内尔·麦加尔将军告诉他的下属，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
一位常与我攀谈的上校马上就要结束他的越南之行了，因此希望把自己在越南获悉的情况告诉一位在华盛顿有一定影响的人。他给我看了军援顾问团的文件，同时找出成堆的文件，供我参考。有几个晚上，我都是挑灯夜战，逐个阅读美国的越南计划、报告和分析，了解各项计划的前景。所有文档都透露出一股失败的腐臭气息。我的上校朋友也无意对此加以掩饰。
他告诉我，所有文件以及从同事那里听到的消息都表明，美国现在实施的计划必将遭受失败的厄运。七年前，我们为南越挑选了总统吴庭艳，但是共产党最终会夺取政权，也许就在一两年之内，也可能更为迅速。要是出现一场政变，推翻了吴庭艳——去年就有一次成功的政变——共产党可能会以雷霆之势，迅速取胜。他的推论所含的信息量很大，而且极为复杂，我们谈话的笔记中，满是对“邪恶群体”的描述，所有的越共都属于这个巨大的网络。这种说法在当时颇具说服力的。
大部分军援顾问团官员都同意他的说法，许多越南官员也深表同意。他们都认为，短期之内改变现状的唯一方法就是美国作战部队的介入。（1954年的《日内瓦协定》只允许390名军事“顾问”前往越南，尽管通过各种手段，增加到了700名，但没有一人属于美国作战部队。）可是即使美国大军压进，也只能延缓败局的迫近。而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一撤军，共产主义者最终将统治越南。
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鹰派人物”，说句实话，是个精通冷战的“鹰派人物”。在我上中学的最后一年，华沙集团宣布成立，同年发生了柏林墙危机。随后几年里，我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爆发了朝鲜战争。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反对苏联。在军队服役期间，我选择了海军，担任了三年的步兵军官。退役后，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在兰德公司从事研究工作。兰德公司是一个非赢利性质的研究机构，主要研究领域是冷战的军事行为。我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遏制苏联的核威胁，因此最希望听到的是，在美国的帮助下，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者在越南失去了领导地位。但是，上校的观点使我确信，美国无法在越南获得胜利。
回到兰德公司后的一个月，私下里和上司交谈时，我提到，我们应该远离越南，停止反叛乱研究，至少停止针对越南的此类研究。我们在那必输无疑，失败的态势根本无法扭转，所有与越南相关的研究只会以失败告终。我们会和几个月前猪湾事件中的工作人员一样，面临同样的厄运。因此我私下里决定，置身事外。
但是肯尼迪政府短期之内并未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从越南回去后的几个星期，由总统高级顾问泰勒·马克斯威尔将军和沃尔特·罗斯托将军率领的白宫代表团，奔赴西贡，为总统评估当前的形势。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有必要向越南派遣地面部队。代表团回国后一个月，白宫宣布扩大对越南的干预。11月中旬，总统肯尼迪不断增加在越的军事工作人员数量，从此在越工作人员数量超过了1954年《日内瓦公约》的最高限度。1961年的最后两个月，总统又把驻越南的军事顾问增加了一倍，同时为越南的部队提供支援：直升机公司以及通讯、交通、后勤补给和情报方面的专家。
我对总统的决定并不感到诧异。令我欣慰的是，与前几周媒体的估测相反，总统并没有派遣地面部队。尽管我认为，扩大干预的程度也是一种错误的举动。（到1963年，总统遇刺时，美国在越南的“顾问”数量已增加到12,000人，同时私下里向越南提供支援，但是仍然没有派遣地面部队）。所有这些征兆都表明，我所惧怕的结果很有可能会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我做出明智的决定，置身事外。
整整三年，我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过。
第一部分东京湾事件：1964年８月（1）
1964年８月４日，星期四早晨，我开始在五角大楼工作。工作的第一天，就有一名信使，一路小跑着奔入外面的接待室。他手里拿着一封加急电报，要交给我的上司。秘书告诉他，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诺顿刚刚离开办公室，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到会议室开会去了。于是秘书把信使带到我这儿——助理国防部长的新任特别助理。把电报交给我后，信使便匆匆离去。读完信后，我才知道信使为何如此行色匆匆。
电报是约翰·赫里克上校所发。赫里克上校是驱逐舰舰队指挥官，该舰队由两艘驱逐舰组成，驻扎在东京湾，濒临南中国海的北越地区。电报称，北越的巡逻船只正在对他们开火。舰船现位于公海，距离北越的海港还有６０多海里。下辖的美国海军驱逐舰麦道克思号指挥舱中的声纳操纵员听到了鱼雷的攻击声。还有一鱼雷与另外一艘驱逐舰杜恩勒号擦身而过。
把电报交给我后，信使随即穿梭于五角大楼信息中心，国际安全事务部和国防部长办公室以及国防部公务人员办公室。十分钟后，又来到我这儿，拿着另外一封编号相同的电报：“我们不断遭遇到鱼雷的攻击。”
几分钟后，赫里克称，又有一枚鱼雷与其擦身而过，还有两枚正冲过来。舰船予以回击，有可能已经击毁了其中的一艘。现只能依据雷达信号回击，没有目视联络。四周一片漆黑，乌云密布，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时间接近凌晨。
美军舰船遭受袭击可是非同小可。这是自二次大战以来，美国海军舰船遭遇到的第二次攻击。但却是在不到三天的时间内，美军所遭遇的第二次攻击。第一次发生在８月２日星期天，也是赫里克下辖的美国海军驱逐舰麦道克思号在东京湾巡逻时遭遇袭击。当时正值中午，能见度很好，三艘北朝鲜鱼雷快艇向麦道克思号发动攻击，并发射鱼雷。所有的鱼雷均未击中目标，也未对军舰造成任何伤害，只不过是在舰船的排气管上留下了14.5毫米长的弹痕。麦道克思号进行了还击，就近的航空母舰提康德罗加号上的海军战机也对其发动了反攻，所有北越船只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被迫离开。
因为未对美军造成重大伤亡，约翰逊总统决定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只不过又另行派遣杜恩勒号驱逐舰前往执行任务，同时命令原有两艘驱逐舰继续执行所谓的日常巡逻任务，以确保美国在国际公海航行的权利。周一的时候，总统发布命令，如再次遭遇袭击，不仅要驱逐攻击舰船，而且还要将其击毁。他已经向河内正式提出了抗议，警告他们，“任何针对美国军队的挑衅性军事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后果”。除了最新的声明，我在周一的晨报上看到了所有的相关内容。下午，又看到了针对本次事件的机密文件，了解了一些更多的内容。
现在，只要有一份新电报送过来，我就要看一下上面六位数的发送时间和日期（随后会有一封指明时区和月份的信函）。时间和日期一般位于电报的左上角。前两位数表明发送的日期，某月某天。后四位数是发送的具体时间，按军事时间（凌晨为2400）判定，第一份电报发于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42分从赫里克的指挥船上发出的（东京湾时间下午９点42分）。我把发送时间和五角大楼办公室墙上的时钟对照了一下，发现只差了半个小时。在非信息时代，如此快的信息传输速度，实在令人惊叹。第二份也是一样，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52分发出，交到我手中时是11点20分。随后几分钟，不断有电报发过来。赫里克的每份电报皆按“火急电”发出，这是情报处理的最高级别。所以一旦到达目的地，就要进行优先考虑，迅速处理，再次发送或进行分发。
但即使如此，二三十分钟对于这样的一次突发事件还是显得太漫长了。周日，地面与空中的交战只持续了37分钟。当我读到第一封信函或是最后一封时，地球上另外一边所进行的激战可能已经偃旗息鼓了。一艘驱逐舰可能已被击中，可能已沉入大海。而我们看到的，还是它如何巧妙躲避攻击，如何成功击毁攻击舰船。当时，华盛顿没有一人可以获悉事情的进展。
那时还没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所以根本不可能通过电视直播，看到世界另一个角落中所发生的事情。华盛顿和西太平洋驱逐舰之间甚至无法进行直接的对话。所能做的，只是通过无线电或是电话与太总部司令尤利赛斯·夏普上将联系。但是太总部的指挥部设在夏威夷，从夏威夷到东京湾，和美国到夏威夷距离一样远。太平洋舰队的电报，以及其他方面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堆到了我的案头，可是这些电报，无论从频率还是速度上说，都比不上驱逐舰发来的火急电。尽管赫里克发来的一封封电报，并不足以让我们实时地观察到冲突的状况，但是这些电报的频率之快，也给我们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所发电报个个都形象生动。赫里克发电报时，可能正值他发布军令之时。麦道克思号驱逐舰上的声纳系统显示，有舰船向美国军舰发射鱼雷。两只军舰正欲调转方向，躲避鱼雷，同时依照杜恩勒号驱逐舰上雷达的指引，对黑暗处的目标进行回击：“鱼雷未击中目标。又有一船只向我们开火。四枚鱼雷向我们冲来。不，是五枚……噢……我们至少成功躲过了五枚鱼雷。”
第一部分东京湾事件：1964年８月（2）
九枚鱼雷向美国舰船冲来，随后又冲来１４枚，２０枚；水面上霎时满是穿梭着的鱼雷。许多北约鱼雷艇被击中，至少有一艘已沉没。四十分钟后，也可能是一个小时后，双方之间的军事冲突还在继续。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舰船时而躲避鱼雷，时而予以还击，空中盘旋的飞机在杜恩勒号驱逐舰雷达的指引下，不时向敌方投掷炸弹。不可思议的是，激烈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多如潮涌的最新战况报告才告一段落。在此后的一个小时之内，没有任何情况。但随后发来的一封电报，虽然没有彻底推翻先前的信息，却也足以让我们重新思考刚刚的一切。
在那相对平静的一个小时之内，信使拿着大堆来自太平洋舰队、第七舰队的电报以及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其他部门的研究报告，匀速穿梭于各部门之间。我坐在办公桌前——现在还记忆犹新——正准备为麦克诺顿整理今天的所有信息。就在这时，信使又拿着一封电报跑了进来，再次变得行色匆匆，交给我一封赫里克发来的火急电：“对刚刚的军事冲突进行再度评估之后，发现先前所通报的攻击次数和所发射的鱼雷数目有待进一步考证。恶劣的天气状况，以及声纳人员的过分恐慌，可能会使通报的数目增多。麦道克思号船上并无任何目视瞄准。建议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进行彻底评估。”
当时刚好是下午两点多一点儿。赫里克电报发送于华盛顿时间下午1点27分。半个小时之后，赫里克再次发来电报，对所找到的一些证据进行了总结。有些证据显示的确发生了袭击事件，而有些证据显示根本没有发生袭击事件，因此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除了在一开始，他们伏击我们的意图很明显外，整个冲突留有许多疑点，所以建议白天由飞机进行再次侦查。”侦查机可以在三四个小时之内飞抵东京湾，搜寻海上的浮油以及被击中的船只碎片，以此来证明这里确实发生了袭击事件，而不是空穴来风。
在我看来，这些信息缓解了两个小时的短兵相接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新的信息是比较客观的描述。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很多人纷纷进行质询，要求予以确认。于是大约在三点钟，赫里克再次发来电报，对众人的质询做出回复。电报中称，“冲突的细节现在还不太明朗，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先前他们的确准备伏击我们，这是毋容置疑的。”但是，为何他或是其他人敢如此“肯定”？而在一个小时之前，他对所有的相关报道也同样确信无疑？在华盛顿时间下午６点的时候，赫里克又进行了确认，称“靠近麦道克思号的一艘鱼雷艇可能发射了一枚鱼雷，但也只是听到了声音，没有真正看到。所有有关鱼雷的通报都值得怀疑。现在估计，舰艇上的声纳人员把舰船推进器的声音误当成了鱼雷的声音。”但是在承认随后那些形象生动的通报不太真实的同时，他对最先发布的信息以及第一枚鱼雷仍然确信不疑。随后的几个小时之内，赫里克不断做出保证，杜恩勒号驱逐舰上一些海军人员也站出来加以证明。所以，当天下午，我认为，可能的确是发生了袭击事件。
无论如何，一艘北越鱼雷艇向美国驱逐舰发动了袭击。这种可能性在当时还是能站住脚的，尽管可能性只是接近或是低于５０％。但在随后的几天内，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并未发生过第二次袭击。我原先的确深信不疑，但现在也开始动摇了。所有我接触的人，所有读到同样情报的人，都持有同样的想法。发生第二次袭击的可能性虽然也有，但是微乎其微。考虑到上述情况，赫里克建议首先停下来，进行调查，先按兵不动。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谨慎的做法啊！可是周四下午，在华盛顿方面，事情的进展却并非如此。
赫里克的电报丝毫未减缓华盛顿和太平洋方面的行动，他们正准备对东京湾进行报复性打击。越快越好，最好是在晨曦的阳光刚刚照在东京湾时，就发动袭击。他们现在正忙着收集证据和目击证词，支持早些时候对袭击的描述，或者至少是确定，发生了袭击事件。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总统随即与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会谈，就已计划好的行动进行通告，接着向议会领袖简要介绍情况。航空母舰已经就位，准备在晨曦的阳光刚刚洒在东京湾时，或是在早晨的某个时间，反正越早越好，发动空袭。而那时，应该是华盛顿时间晚上六点或是接近凌晨。但是在空袭开始时，总统希望或多或少地向美国民众通告美军所采取的行动，他不希望美国民众在第二天的早间新闻中才听到空袭的消息，而那时空袭已经开始几个小时，世界上位于较早时区的国家已获悉美国的轰炸行动。
海军所担心的是，总统不应该在美国战机进入北越雷达范围内之前，发布宣战声明，这样会预先向越南的防空部队发出警告。总统原定在下午七点发表电视讲话，后来又推迟到八点，再后来推迟到九点，因为那时星座号航空母舰还没有抵达发射地点，飞行员的情况报告也没有结束。因此总统最后决定，晚上11点30分发表电视讲话。他通过麦克诺顿，询问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的夏普上将），急切想知道是否在战机还未到达目的地之前，或是第一架飞机已经到达之后，就可发表电视讲话？是否他的电视讲话会向河内泄漏军情，使得美国战机受到敌军雷达的跟踪？回答是肯定的，但是越南并不知道我们的战机飞往何处，所以总统在演讲时，应该把面前读稿机上的目标数量和名称略去。
晚上，我和约翰·麦克诺顿，以及东亚事务主任，弗朗西斯·约瑟夫·布劳因上将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一道坐在办公室中，阅读信使和太平洋舰队送来的电报，了解空袭准备的进展，同时回答麦克诺顿或白宫提出的问题。麦克诺顿办公室里的大电视一直开着，声音放的很低，以便一旦总统决定插入电视节目，发表电视讲话时，便可观看到电视直播。
第一部分东京湾事件：1964年８月（3）
有情报称，飞机已经起飞，但过一会儿，又称飞机尚未起飞；同时要求总统推迟电视讲话，等到战机遭遇敌方雷达后，再发表电视讲话，但为时已晚。夏普上将（太平洋舰队司令）晚上11点20分告诉麦克诺顿，提康德罗加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已经起飞，总统随即在晚上11点37分发表了电视讲话。总统在电视讲话中说“空袭行动正在进行之中”，但是事实上，星座号航空母舰上的战机还没有起飞，其他战机也没有到达北朝鲜的港口，没有进入敌方雷达控制区。因此，总统的电视讲话的确向河内发出了警告，而且很快传了过去。事后，据海军估测，原本期望的突袭并未起到任何作用。
凌晨，麦克诺顿在五角大楼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们在办公室里通宵达旦，紧紧跟踪空袭情况，为麦克诺顿准备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在五角大楼工作的第一天，我就忙了个通宵。
８月４日深夜总统的电视讲话和麦克诺顿的新闻发布会告诉美国民众，北越在两天之内，竟然两次攻击“在国际公海上执行日常巡逻任务”的美国军舰；这是很“明显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径；遭受第二次攻击的证据和第一次一样“无可非议”；美国无意挑起军事战争；为了避免类似事件重复发生，美国发动空袭，但并不想扩大战争的范围。
四号凌晨，也就是在一两天内，我就知道所有的保证都是子虚乌有。
“无可非议”？总统第一次发布的电视讲话以及随后的多次官方声明都暗示出，８月４日针对我国军舰的袭击事件，引发了这次报复性的军事行动，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是却从来没有正式向国会和民众表明过，不论是在美国发动军事打击的时候，还是在此之前或是之后，经验丰富的海军军官和情报分析家一致认为，那些相关的证据均存在疑点。
“在国际公海上执行日常巡逻任务”？两艘驱逐舰正在执行代号为德索托的秘密情报任务，而且已经闯入了北越所认为的北越领海之中。我们都知道，北越划定领海的方式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以距离本国海岸线或是港口12英里为界。美国虽然没有公开“认可”这种扩展国界的做法，但是美国海军船只一般都小心谨慎地与中国海港和大陆保持至少15英里的距离。在８月２日的袭击事件发生前，麦道克思号驱逐舰曾多次开到距离北越大陆８英里，距离海港４英里的地方。我们的行动并不是为了表明，美国拒绝接受侵占“公共海域”的行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引起北越海岸防御雷达的警戒，以便窥视其防御能力，为今后的空中或是海上打击做准备。诚然，８月２日的袭击事件发生在距离北越海岸２８英里处，但那是因为在距离海岸10英里的时候，舰长改变了航向，掉头离开，鱼雷舰艇随后尾随至２８英里处。
“不带任何挑衅性质”？河内指责，美国控制的“傀儡”政府在７月３０到３１日炮轰了北越的两个海港。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拒绝承认相关的军事打击，在８月４日和５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麦克诺顿也对此予以否认。在其后的两天，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麦克诺顿在国会委员会举行的秘密听证会上，承认确有上述攻击事件，但是仍然坚持，不应该把上述军事行动归结为美国的挑衅行为，也不应该认为是美国故意挑起北越的反击，因为当时发动攻击的都是“南越”军队，由越南海军指挥，旨在阻止北越的渗透。美国支持他们，但也只是了解大致的情况，至于详细情况一概不知。南越军队与我们的驱逐舰没有任何干系，双方之间也没有任何合作，而且驱逐舰的指挥官对南越军队的行动更是一无所知。国防部长的证词显示，无论如何，在发生第二次袭击美国军舰的事件之前，也就是７月３１日之后，没有出现任何袭击北越的军事行为。现在要求国会通过的议案，就是对总统行动的支持，意在向河内表明，我们正众志成城，化解对美国军队的潜在打击，所以要马上通过，而且要获得多数议员的认可。事实上，一切保证都是无中生有。
我的新工作使我有幸读到了国防部长秘密证词的副本。与此同时，也从五角大楼的电报、报告和讨论中，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五角大楼对公众所讲述的一切，均是谎言。在国会的秘密听证会上，他们会编造更为天衣无缝的谎言。几天后，我才知道驱逐舰的指挥官不仅知道这些偷袭行动，而且还要求减少或是停止美国舰船的巡逻行为，因为据其估计，在南越偷袭北越后，北越可能会对美国船只采取报复行动，但是他的要求被拒绝了。更为重要的是，我获悉，这些行动根本就不是南越的军事行动，也不是联合军事行动。所有军事行动完全由美国策划，代号为34A。麦克诺顿在国会作证时，曾详细描述南越军队的反渗透军事行动，可是南越军队的行动与这些军事行动根本就是两码事。北越遭到突袭后，河内曾公开批评美国。美国的快速巡逻艇（中情局从挪威购置）参与了此次行动，舰上人员亦由美国雇佣。突袭的各个方面由美军进行调控。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中情局还为舰上人员提供培训，雇佣船员。一些船员是直接从南越海军中选拔的，其他一些船员是中情局在台湾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精英”。这次军事行动原来由中情局筹划，后来由中情局和美对越军援司令部联合指挥。使用的皆是外籍人员。这些人一旦被擒获，也可“坚决否认”与美国有任何关系，但是该行动和美国海军驱逐舰德索托号巡逻任务一样，属于美国策划的军事行动。更重要的是，北越的认识没有错，这两个行动在不同程度上相辅相成。首先，34A号突袭行动之后，北越的海岸防御系统必定会全面启动，此时德索托号行动就可捕获到海岸雷达信号，截获北越军队之间的通信，从而坐收渔翁之利。
第一部分东京湾事件：1964年８月（4）
华盛顿的高官对一切行动了如指掌。他们会提前阅读作战计划。这些计划对预期军事行动的描述非常详细。随后，他们会签署审阅后的作战计划，送交实施。我很快了解了期间的内幕，因为当时我担任信使的工作，每天带着绝密计划穿梭于华盛顿的这些官员之间，交由他们签字。签字的官员包括副国防部长赛勒斯·万斯，副国务卿卢埃林·托马森，以及白宫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他们阅读文件时，我一般都站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中一位负责秘密军事行动的上校也一同站立旁边。这些文档最先由上校给到我处。
参议院外交关系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的联合秘密会议上，部长们向参议院所做的陈述与我在五角大楼工作一周以来的所见所闻有着天壤之别。参议员弗兰克·丘奇称，据他所知，“我国政府曾提供军舰”（可能是指向南越提供武器），用于向北越发动军事攻击。在参议员的追问下，国务卿腊斯克回答道，“大体上说，事情是这样的，但是具体细节，华盛顿一概不知。”其实恰恰与国务卿的矢口否认相反。准确地说，这些军事行动的细节华盛顿的高层个个都了如指掌，而且均由他们批准。我带着1964年9月的月计划，也就是８月突袭后的那个月，来到国务院，交由腊斯克的助手审阅，随后又交给白宫的麦乔治·邦迪过目。该计划包括以下行动：
两次大型的搜捕行动；隔离俘虏，进行３６到４８小时的审讯；设置配有防暴装置的饵雷，并且引爆；审讯后将俘虏押回；具体的时间视天气的情况和当时的情报而定……在火力部队的支援下，由渗透部队摧毁一线大桥，在桥墩和水阀上设置定时炸弹，在路口设置杀伤性地雷……用口径为８８毫米的迫击炮和４０毫米口径的大炮轰击观测站……在越南海军两个排的兵力的掩护下，由渗透摧毁部队破坏河内到荣士的公路，所有人员均乘坐快速巡逻艇，在一些地区放置定时炸弹和杀伤性地雷……
一些行动的细节，如设置杀伤性武器和８１毫米口径的迫击炮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微乎其微，按理说，还不足以引起白宫官员的关注，但这毕竟是我们惟一进行的一场战争。特别是因为上述军事行动的“敏感”——如行动的非法性和隐秘性，以及行动暴露和战争升级的风险性，使得官员对此都“矢口否认”——所以一旦提到了相关问题，高层官员就必须向参议院说谎，而且在撒谎之前，他们必须对撒谎的内容有个详细的了解，以便控制局势。
此后，南越与华盛顿之间的协同关系还远没有结束。上述计划批准后，美对越军援司令部司令员威廉姆·威斯特摩兰将军随即要求批准并执行几个海上军事行动。于是我再次拿着这些计划穿梭于华盛顿各个高层之间。华盛顿批准一个攻击计划后，下个月定会在越南筹划实施，具体的时间视天气状况和海事情况而定。在华盛顿批准下次攻击计划之前，军援司令部会向华盛顿通告上次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８月２日星期天的会议上，约翰逊总统获悉，美国驱逐舰麦道克思号在白天遭受到了北越军舰的袭击，而当时会议正在讨论７月３１日突袭的成果，而且总统个人已同意在８月３日到５日之间发动下一次突袭。
８月４日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总统曾问道，“北越军队袭击我东京湾舰船，是否有意挑起战争？”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回答道：“当然不是。我们对他们的近海岛屿发动突袭，他们自然会进行抵抗。（原文如此）为了尊严，也出于自身防御的考虑，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他自然是指７月３１日的军事行动，可他的回答也适用于今天早上所谓的北越袭击事件。就在昨天晚上，美国还对越南大陆发动了突袭行动。尽管如此，几天后总统仍然督促国会通过决议案，仍然一如既往地称：“我们是在回应挑衅的侵略行为……”
８月７日，国会通过了东京湾决议。该决议称：“总统，作为军队总司令，可以果断地采取必要措施，解除任何针对美国军队的武装攻击，阻止对美国的进一步侵略。国会对此表示赞同，并且会全力支持。当南亚共同防御条约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国或是协约国要求美国提供援助，来捍卫他们自由的话，美国会依照总统的决定，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为其提供援助，包括使用武力。”
由政府起草的东京湾决议案，不仅语句含糊，而且涵盖的范围相当广阔，所以参议院中有人对该决议案深表不安。参议员韦恩·莫尔斯称，东京湾决议案是对北越的提前宣战。参议员盖洛德·纳尔逊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希望可以继续避免美国军队直接介入军事冲突。一直在国会中负责东京湾决议的参议员富布赖特，也发现纳尔逊的修正案无可非议，而且按他的理解，正好表明了总统的外交政策。但是私下里，和富布赖特交谈时，约翰逊不断强调，他不会接受任何修正案。因为要解决白宫和参议院之间对议案的分歧，需要花上几天时间，这会延缓决议的通过，而且会破坏东京湾事件之后总统领导下的空前团结。就在这时，众议院宣布，通过４０分钟的辩论，全票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富布赖特希望参议院也可以全票通过东京湾决议。参议院投票的结果是８８比２，仅有参议员莫尔斯和欧内斯特·格里丁投票表示反对。富布赖特向参议院保证，在派遣地面部队之前，政府还会求得国会的批准。就他个人来说，是反对派遣地面部队的。政府也不想利用东京湾决议，改变美国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毕竟，总统曾保证，他不想扩大战争。
这周以来，所有听到的弥天大谎，我都可以在几天之内就理清事情的真相。唯有这个谎言，所花的时间却长了一点儿。
第一部分鹰派人物：守口如瓶（1）
自从1961年失望地发现越南问题以来，在此后担任国防顾问的三年时间里，我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而且做得很成功。其实要回避问题很容易。当时兰德公司分析家和华盛顿顾问工作的中心跟三年前的一样：亦即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避免大规模核战的爆发。自己南亚的简短之行也和上述工作中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艾森豪威尔时期，曾认为所有战争都要诉诸核武器。虽然上次南亚之行也同时对有限战争中常规武器的研制和发展进行了研究，可对我来说，那只不过是附带研究一下而已。我所关注的问题还是遏制苏联核打击和避免核战的爆发。从越南回来后，我再次投身到对核战的研究之中。尽管有些时候，华盛顿的很多官员邀请我参加政策讨论，就外交政策品头论足，但主要是针对核武器和核威慑的，没有人让我谈论对于越南政策的想法，那可不是我的专长。因此我也就不亦乐乎。
1964年中期，我接受邀请，离开兰德公司，加入了国防部，我的职责就是协助高层官员制订对越政策。这里需要着笔说明一下。并不是我对越南问题产生了新的兴趣，也不是我对越南问题的前景再一次充满了希望，恰恰相反的是，开始工作几周后，美国驻西贡使馆发来的机密电报令我对局势的发展更为失望。这自是在情理之中。但为什么如此多的政府职位，我偏偏选中了这个职位，每天还得应对这些压抑的电报？腐臭变质的鱼又是如何落入我手中的呢？
依我看来，罪魁祸首还是自己的研究工作。六年前，我所从事的有关避免核战的研究，再次把我带到了另一个极端。表面上看，两者似乎关系不大，实则不然。从越南回来后，我并没想到自己会在五角大楼一周工作70个小时，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使得国家陷入了这场战争之中。越南之行前，我一直在为大规模核战做准备。有鉴于自身的背景，研究核战实在是有违常理。从事核战领域的研究工作，是因为我——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儿——就极为厌恶轰炸平民的行为，极为痛恨核武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我现在还心有余悸。上述观点并不是人过中年后的心得，它们一直在我的生命中激荡，推动着我最后对越战做出惊人的反响。
我１９３１年出生于芝加哥，父亲是位结构工程师。五岁那年，全家迁到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几年后，又迁往底特律。十岁那年，收音机报道日军空袭珍珠港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时，父亲正在工厂中制造轰炸机。两年之前，电影和广播报道中的法西斯轰炸场景我还历历在目，而遭受轰炸的大部分都是平民百姓。以前观看的电影片断中，常会出现法西斯轰炸华沙时的情景；也常常会看到德国的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对难民家庭进行狂轰乱炸，甚至连路上的孩童也不放过；夷为平地的鹿特丹市中心，还有伦敦的闪电战也常是电影描述的主题。所有这一切都昭示出法西斯罪恶的本性。对妇幼的轰炸，罪大恶极，不可理喻，甚至德国的侵略，闪电战和战前对犹太人的清洗（我对二战时候的种族清洗一概不知）也无法与此相提并论。（尽管我的父母都出生在美国，在丹佛长大，家中无人是教徒，但是我的祖父却是犹太人。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父亲早年丧偶，后来娶了母亲。在嫁给父亲之前，母亲是个信奉基督教的科学家。她和父亲从小就认识。早在我出生前，父亲就随着母亲开始虔诚地信奉基督教。父亲告诉我，我们是犹太人，但在宗教信仰方面，却不能算是“犹太人”。我从小就信奉基督教，家里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可是在父母的眼里，甚至是在法西斯的眼里，我们还是百分百的犹太人。）
珍珠港事件发生之时，我正在上小学。事件之后，我们常常会进行空袭演习。一次，老师给我们放了一段有关伦敦闪电战的电影片段。同时，拿出一个燃烧弹模型。模型不大，也不长，通体呈银色。作战部队用这种炸弹引起大火，加速火势的蔓延。老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镁炸弹，发出的火焰，用水是无法扑灭的。只有使用沙土，使其与氧气隔绝，方可扑灭燃烧弹引起的熊熊大火。正因如此，每间教室里都放了一大桶沙子。我们还在每个窗户上挂上窗帘，拟作灯火管制，在各个大楼里设了空袭预警人员。在当时看来，日军轰炸机轰炸底特律的机会微乎其微，所以这样布置，就是为了让大伙体验战争。但是镁炸弹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人类居然制造发明这种耸人听闻的燃烧物质，然后活生生地投向其他人，简直让人不可思议。而且这种燃烧物质又不易熄灭，一点点就可把常人化为灰烬。我当时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向孩童投掷燃烧弹。
随后的电影片段显示，美英战机勇往直前，飞过德军的防空炮火，向德军目标投下大量的炸弹。我不知道，美英联军投下的燃烧弹，是不是跟我们课堂里所见的相同，是不是也是那种可以把人化为灰烬，很难熄灭的燃烧物质，是不是也是由白磷或是凝固汽油制成的那种。面对铺天盖地的轰炸机，面对汉堡、德累斯顿和东京的熊熊火焰，地上的人们又是如何呢？从电影上，我们无法感受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不过我们相信，而且老师也告诉我们：在诺登投弹瞄准器的帮助下，我们的精确轰炸只针对军工厂和军事目标，尽管有时也会误伤平民。英国领导人告诉民众，英国的夜间“区域”轰炸，也只是针对军事目标，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英国曾故意发动针对平民的恐怖性轰炸，但是官方通过保密、撒谎，把事实真相全都掩饰起来。美国在后来袭击德国，轰炸日本时，也曾采用过恐怖性轰炸。
第一部分鹰派人物：守口如瓶（2）
在轰炸日本的城市时，我们的行径和法西斯有什么区别呢？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考虑该问题，但是后来我碰巧学习了美国战略轰炸史，对美国的战略轰炸有了更为详近的了解。我得出了一条令人信服的结论：亦即对军工厂的恐怖性轰炸和“精确”轰炸并没有缩短战争的进程，但是按任何标准评估，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战争罪行，是我们犯下的战争罪行，而不是纳粹犯下的战争罪行。在广岛和长琦投下的原子弹，毫无疑问，针对的就是无辜百姓。正是出于上述原因，使得我在二战结束后，对拥有核武器一直保持着一种复杂的心理。核武器变成了恐怖性轰炸的首选工具。随后从事的研究还告诉我，永远不要相信那些鼓吹战略轰炸的人。然而，十五年后，我发现自己正在起草作战计划，而该作战计划很有可能就包括运用热核武器，实施报复性军事行为。
自相矛盾的是，去越南之前，我和其他美国人一样，是一个“鹰派人物”。这并不是因为我和父亲一样，从小就是保守派。我是一个支持冷战的民主党人，一个自由派。我尊敬弗兰克林·罗斯福，对他的新政和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深表赞赏。我信奉团结和民权。产生上述思想，主要是得益于我的表兄哈里，他长我１１岁。经济萧条时期，他曾一度很是激进。在我上初中时的一个圣诞节时，他送给我一本经济类图书，使我对工人运动产生了兴趣。我当时正在布卢姆菲尔德上学，享受全额奖学金。当时，我们学校的学生，父母都是汽车公司的总裁，这些人都是站在斗争的另一边。1948年6月，我毕业时，心目中的英雄是沃尔特·鲁瑟，那时我很想加入汽车工人联盟，所以在上大学前的那个夏天，我到一家汽车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１７岁的我，加入工会要获得父亲的允许。父亲是个共和党，对工会运动非常反感，可是他同意我加入工会。百事可乐公司为我提供了全额奖学金，资助我上任意一所大学。我选择了哈佛，据说那里有很好的经济系。我在哈佛主修经济，同时对工会也情有独钟，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成为一名工会组织者或是工会经济学家。
1949年春天，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杜鲁门主义诞生了。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战后外交政策。我对经济和工会的兴趣也是始于当时。随后的几年里，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的政变，俄罗斯、东欧的政治风波，柏林墙危机，以及后来的朝鲜战争和东欧的崛起，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逐渐接受了冷战的思维和观点。正是因为这种思维，我对斯大林式集权政府的深恶痛绝不再只限于苏联，东欧、中国、朝鲜、古巴以及越南同样令我反感不已。但问题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们每一次所遇到的“危机”，都是因为与苏联的对峙所引起的，而且我们把每次对峙，都等同于二战之前和期间面临的挑战，加以应对。也许冷战思维的核心就是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并论。这不仅是因为斯大林对国内的集权统治（那倒是个很恰当的比方），而且因为他对全世界人民的自由构成了威胁，因为他们军事侵略的矛头直指美国和西欧。因此，我们要积极备战，共同防御，英勇地进行战斗。尤为重要的是，正因为我们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所以也就无法通过与共产党政权进行有意义的协商来解决争端，促成军控。
几年后，我对自己审视了一番，发现我已成为一名杜鲁门式的民主党人。在国内问题上，倾向于自由派，但在对抗苏联的问题上，却是义无反顾，从容不迫。我是自由派中的一名“鹰派人物”，支持工会，反对共产党，就像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以及（后来的）亨利·杰克逊和沃尔斯·鲁瑟那样。杜鲁门总统派遣战斗机，向柏林的市民投下煤炭和食物，我对杜鲁门总统的行为很是赞赏。面对朝鲜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他所做的回应也很是令人折服。杜鲁门总统曾拒绝麦克阿瑟将军把战争扩展到中国和使用核武器的建议，决定把朝鲜战争定义为有限战争。这实在是个明智的决定。出于对政府的充分信任，我决定亲自奔赴朝鲜，参加战争，尽管当时我并不热衷于战争。我读大三的时候，和19岁的卡罗尔·卡明斯订了婚。卡明斯是一名大二的学生。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海军积集朝鲜，展开了浴血奋战。（我后来有幸得以在一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英雄威廉姆·巴伯手下接受培训。他是荣誉奖章的获得者。）因为据我估计，在大学毕业之前，我就会被应召入伍，所以当年圣诞节，我向卡明斯求婚了。假期时，我们就结了婚。这样的话，在我参军以前，还可以在一起呆几个月。
1951年2月，婚后一个月，试行了入伍考试。经过考试后，军队允许我和我的朋友完成大学学业后，再入伍当兵。我很高兴可以享受如此的殊荣。后来我获得了伍德罗·威尔逊奖学金，得以在剑桥大学学习一年，所以入伍的事情也就又推后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认为，入伍的事绝对不能再拖了。朝鲜战争现在仍在继续，我应该赶快回国。从英国留学归来后，我认为该是参军的时候了。
申请海军预备军官课程时，很多教授和朋友都很诧异。我根本就不是那类人。我的兴趣几乎都在学术方面，不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可能成为一名军官。我的教授瓦西里·列昂杰夫想帮我在空军里谋个差事，主要是从事新数学领域的线性规划研究，这跟我今后从事的经济领域的学术研究如出一辙。而海军方面的工作就不同了。更为重要的是，海军不轰炸城市，在太平洋和朝鲜战争中，他们只和敌人真刀真枪的干，从来不伤平民。
第一部分鹰派人物：守口如瓶（3）
当时海军预备军官的服役期只有两年，这可谓是一个创举，但是因为服役期太短，没人想加入海军。我加入海军还有另外一个不同寻常的动机。我妻子的父亲是一位服役多年的海军上校，二战结束之后，退役了，退役时军衔为准将。妻子对海军军营有着美好的回忆；她的兄长离开耶鲁大学后，应征入伍，参加了海军，19岁生日那年，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牺牲了。我希望用自己的选择，给她一个惊喜。我想，如果我再次回到海军军营，她一定会欣喜若狂。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1953年夏天，我从剑桥大学回国，报名参加了海军预备军官培训课程。但是直到1954年春天，才正式开始授课。所以在这段时间，我又去哈佛大学选修了一个半学期的经济。因为我在本科阶段已经修完了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课程，于是很快得以参加博士学位的口头测试。就在参加测试的当天，海军通知我去匡迪科参加培训。几个星期之后——1954年5月8日——清晨，我笔直地站在训练场上，教官命令我：“把枪搁好，奠边府已经沦陷了！”
在新兵训练营集训的第一个月，我没看一份报纸，因为这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总之，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枪准备好。我没能够关注艾森豪威尔总统著名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亦即，如果北越“沦陷”，亚洲绝大部分地区将会落入共产党手里。1954年4月7日，正值我23岁生日时，总统发表了上述理论，而当时我刚刚奔赴匡迪科不久。4月16日，集训开始后的第二天，尼克松副总统宣布了试行方案，因为当时在集训，所以也错过了。副总统说：“因为越南缺乏实施战争和管理自已国家的能力”，美国应派遣部队前往越南，以挽救法国军队的溃败：“要是美国政府无法避免战争的话，就应该面对一切，派遣部队。”
尼克松的演讲，激起了大众的强烈反应。尽管民族主义力量由共产党领导，大量的电报和信函还是涌入白宫，反对美国干预越南问题和支持法国的殖民主义。民主党参议员埃德温·约翰逊在参议院说：“我反对美国大兵陷入印度支那的泥潭之中，美国人浴血奋战，却只是为了维持殖民主义，确保白人对亚洲的盘剥。”更重要的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在他的朋友参议员理察德·拉塞尔的影响下，向艾森豪威尔表示，如果没有英国的参与，美国一定不能单独采取行动。丘吉尔首相和外长艾登没有响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号召，他们认为胡志明给英国带来的挑战，远无法跟莱茵兰和慕尼黑的希特勒相提并论。战争最终没有打起来，所以我们的军官培训班失去了一次参加印度支那战争的机会。而如果入侵印度支那北部的话，战斗要比在南越时激烈得多，也许还不得不使用核武器对付中国（尼克松副总统完全支持使用核武器）。三年后，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为了回敬艾登，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拒绝做相同的类比——即把埃及总统纳赛尔比作希特勒，以至于我们军团，虽然已随美国第六舰队赶往苏伊士运河执行任务，可是再次错过了参与殖民战争的机会。
在匡迪科受训时，我对这一切毫不知情。教导我们的军士说，现在要知道的是，我们是总统卫士的预备队。那个时候，我想，在印度支那地区应该也有两栖作战舰艇，应该也有海军。要是训练允许的话，我很乐意前往助战。特别是当我想到因为我们的加入，而使核武器再无用武之地时，就有点儿欣喜若狂。一年之后，我成为了北卡罗莱纳州勒梅营排长。当读到海军司令员在国会面前所做的陈述词时，很是自豪。“正是海军三个师的奋不顾身，才得以避免核战。”这也是我在海军服役的绝佳理由。
第一部分鹰派人物：守口如瓶（4）
刚参加军官函授课程时，我表现并不好，而且差点被除名。但是，后来通过刻苦学习，我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海军步兵军官。能够担当海军步兵排排长，我很高兴。而且重要的是，我可以指挥美国海军第二步兵师的一个连——对于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尉来说，已经是很难能可贵了。如果我一直都可以担任军队指挥官的话，我会永远留在海军中。不幸的是，1956年夏天，我的现役期结束了，我不得不离开了连队。离开部队后，我希望再次回到哈佛继续学业。正好我的儿子罗伯特·博伊德出世了，哈佛大学也给我提供了三年的奖学金。所以虽然我所属的军团要随同第六舰队前往地中海执行六个月的任务，可是我并不因错过执行任务的机会而后悔。
当时，每天都会传来战争的警告，因为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所以很有可能爆发中东战争。我所属的军团收到秘件，要求我们参加战斗。我实在无法忍受，自己所领导的战士将训练中所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而我却只能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袖手旁观。我给海军司令员发了封电报，希望可以把自己的现役期延长到地中海任务结束后。获得批准后，我立刻把自己的决定告知了哈佛学会。
几个月之后，我临时获得了一个参与高级机密的许可，首次开始处理机密文件。这样我就可以依据第六舰队的秘密应急计划，为我们军团制订登陆作战计划。当时，我们军团和第六舰队的长官都不敢确定是应该对埃及还是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尽管情报显示，情况不妙，但英法还不想发动战争。）危机升级后，我们的舰船一直在地中海的南部待命。我接到命令，要求起草海法两栖登陆计划，其他军团的指战员助手负责制订亚力山大港登陆计划。考虑到当前的敌对力量，要是采用我的作战计划，并不符合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最后我们一个作战计划也没有采用，但还是从亚力山大岛上救出了1000个美国公民。而当我们的救援行动圆满结束后，英法的战机还在头上盘旋，轰炸港口。）。其实不论总统选择哪个作战计划，我都会毫无怨言地加以实施。总统需要的时候，我很乐意为其献上自己参加海军培训时所学到的知识，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战争的对错。
直到后来，我才认识到，我们的盟国打了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当时，军团指挥官命令我向各官员简要介绍一下当前的形势。于是当年夏天，我阅读了旗舰收到的所有情报分析，并在舰队图书馆通读了几本百科全书，对运河历史和埃及关系进行了研究。我惊奇地发现，尽管英国政府对纳赛尔的行为大为恼火，可是埃及政府有权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点毋容置疑。采取任何军事措施重新夺回运河，都是很明显的侵略行径。这也正是我陈述给舰队指战员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我提出的观点很值得关注，因此命令我到其他军团进行巡回讲演，但这并不能解除人们当时存在的疑虑。我和所有的听众都不知道美国会采取什么政策，也不知道我们会扮演什么角色。我现在已然忘记，当时我们是如何表示担忧的。
尽管演讲时，我认为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但是美国选择反对其盟国，还是着实让我吃了一惊。用冷战时期的术语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思议。艾森豪威尔总统强令美法停止军事冒险，当时我很吃惊，但也很是为之自豪。该事件让我再次确信，我们的国家一直致力于维护国际正义，打击侵略的行动，不管是谁，即使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也决不姑息。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参加保卫韩国战争的原因；这也是在朝鲜战争中，我响应号召，履行军事义务的原因；这同时也是我参军的原因。当我拿起欧洲杂志，看到的是盟国战机轰炸运河发源地赛德港的图片。让我欣慰的是，美国人不会把这些当成是我们的杰作。
总统反对殖民主义的政策，我很是赞同，我会以自己的方式，全心全意执行总统的命令。那时候，我所关心的是战争的胜负，而不是作战的对象和原因。这种观点，是二战和冷战的遗产，当时广为人们所认可。直到1969年，我才摆脱了这种观点，后来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惊人的转变。
退役后，我回到哈佛大学，成为了哈佛学会的年轻研究员，继续在我大四时所钟爱的领域单独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在我的导师建议下，我的专业领域从工会转向了经济理论，致力于“写一篇好的论文”）。我开始执迷于决策理论这块新领域，亦即对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的流程进行抽象分析。我的专业是经济学，当时已完成了经济学硕士论文，后来又撰写了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阐述和解释了人类在对自己的行为后果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选择的方式，并提出了改善的意见。战争形势也涵盖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在战争中，不确定因素部分主要是视敌对方的选择而定。这也是所谓的游戏理论或是谈判理论的研究范畴。
第一部分鹰派人物：守口如瓶（5）
所有的研究都与军事决策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可能是出于上述原因，兰德公司对决策领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数学家们曾为兰德公司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兰德公司同时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兰德公司是一家非赢利性机构，成立于1947年，设在加里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市，主要为国防部，特别是空军，进行基础研究和机密分析。1957年夏末，在简要参观了兰德公司之后，我接受了兰德公司经济部的邀请，担任了兰德公司的顾问。那时我还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三年的海军生涯使我对军队和军事战略情有独钟，而且如果能运用自己的学术思想解决军事问题，不失为一件快事。但无论如何，在去兰德公司工作前，我希望成为一个经济理论家，继续在学术领域进行自己的研究。当时我正值27岁。
1957年，正好在我考察圣莫尼卡市不久，苏联将人造卫星送入了地球轨道，这表明苏联已拥有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而且要早于美国。1958年夏天，我加入了兰德公司。当时机密情报断定，苏联在部署洲际弹道导弹方面占据绝对的优势，美国与苏联之间存在“导弹差距”。其实兰德公司四年前所做的绝密研究已经显示，与苏联精心策划的突袭相比，美国战略空军运用战略轰炸机B－５２ｓ、B－４８ｓ和B－５８ｓ进行报复的能力实在让人担忧。兰德公司的同事都认为，毋容置疑的是，苏联正在加紧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以便获得解除美国战略空军报复的能力，而且他们成功的几率很高。尽管苏联要获得这种能力，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是这已经摧毁了我们在核威慑方面的信心。至少，任何读过相关情报分析的冷战人士都认为，苏联将最终赢得世界的主导权。
加入兰德公司的几个星期内，我发现自己已经沉浸在对不确定因素和决策程序的研究之中。人类现在遇到了最为棘手，最为紧迫的问题：避免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战争。几乎所有的机构和个人分析家都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但是问题的紧迫性，解决起来的困难性，是每个兰德公司之外的人无法想象的。在今后的几年里，我们不仅要遏制苏联对美国的报复部队和社会的核打击，而且还要保证美国拥有核打击能力，并且能够经受住任何一次核打击。
次年夏天，我加入了兰德公司经济部，成为了公司的全职雇员。虽然对核武器极为厌恶，我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我极力反对二次大战时，交战双方对各个城市的狂轰乱炸，不过自己为空军所做的研究工作，就是在苏联攻击美国的时候，使用恐怖性轰炸，威慑苏联。在我看来，这对自己的工作是个极大的讽刺。不过，还是合情合理。兰德公司的分析告诉我，为了避免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核战争，现下的行动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手段。
国家高层情报机构对当前的局势进行了预测。依照预测的情况，实施核威慑实在是无可非议。绝密情报分析显示，我们面临一个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正不惜一切代价，发掘核武器的潜力，准备彻底解除美国的武装，安安稳稳地统治全球。如果美国不拥有核武器，就无法承受苏联的打击，无法震慑住丧心病狂的敌人。只有拥有了破坏核报复的能力，拥有了承受第一次核打击的能力，亦即对珍珠港的核打击，才可以确保美国的安全。、
就自身而言，我选择了高层军官，特别是总统对核报复力量的控制和领导这样一个研究课题。当时，军方低估了该问题的重要性。多数同事都在研究，如何消除核武器、军事基地和战车的弱点。我却和其他人一道对军事神经系统的存在能力和可靠性进行了研究。当时普遍认为，应该由总统和最高指挥官决定在何种情况下发动对苏联的核打击。读硕士时，我对不确定情况下决策过程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阐述和解决具体问题。我们认为，总统在做出决策时，参照的例证，得到的警告总是无法避免的有点模棱两可，不过在不确定情况下，国家领导人却常常能做出明智之举，制订出权宜之计。
当时华盛顿以及其他领导岗位很容易受到核打击，而且通讯网络和信息系统也很脆弱，再加上预警系统有时常常会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信号和错误的警报，所以总统，或是其他高层指挥官在做出明智决策时总是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通常执行核计划的人员、方式和情况保守都很严密，常人根本无法知道。后来，兰德公司借调我到太总部工作，在那里，我对核武器领导和控制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了解了美军军事系统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其中包括广泛的核战计划。有些计划，即使是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员，也无从得知。
我意识到，和对外宣传恰恰相反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将特定情况下发动核战的权利下放给主要战区的司令员。这些特定情况包括，与华盛顿的通讯联系忽然中断——在当时，这可是家常便饭——或是总统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两次出现类似状况）。即使是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对权利下放一事也毫不知情。有时总统亦是如此。1961年前期，担任其助手一个月后，我向麦乔治·邦迪简要介绍了一下有关该问题的详细情况。肯尼迪继续秘密地权利下放给其他官员，约翰逊总统也仿效肯尼迪的做法。（1964年与参议员戈德华特竞选时，他谎称并无权利下放一事。当时，戈德华特参议员认为，大规模的权利下放是个大问题）。我同时告诉邦迪，白宫把权利下放给四星级的战区司令员后，太总部又效仿白宫，把权利下放给下一级的官员（当然总统对太总部将权利下放一事并不知情，也没有给予批准），以至于很多人员可以触摸到核按钮。正因如此，使得美国多次濒临核战的边缘。当时，对苏联的作战意图和能力进行了情报分析。分析显示，为了遏制苏联的核打击，采取上述做法，承担类似风险，完全有必要。
第一部分鹰派人物：守口如瓶（6）
但是1961年夏天，一份改动很大的绝密国家情报预测报告彻底推翻了自己几年来对战略世界的看法。的确，美苏之间存在导弹差距，但却是我们10苏联1这样的比例。苏联在普列谢茨克发射点只有4枚SS－6型洲际导弹，而不是120枚，可我们仅在一个发射点就拥有40枚大力神洲际导弹和太阳神洲际导弹。六月份的情报预测报告显示是40枚。8月，我获悉，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的预测是1000枚。新的情况报告击碎了苏联核打击的阴影，以前的说法不过是胡乱猜测而已。
1961年，当我看到这份预测报告时，也是震惊万分，所以三年后，读到赫里克的电报时，采取了更加克制的态度。赫里克的电报及时地通知政府各安全部门：放下枪炮！白天，调查！找到最佳行动方案！然而执行起来却常常事与愿违。像赫里克的电报一样，新的预测报告也被秘密保存起来（由我和其他人）。国会、媒体和大众对报告的内容都毫不知情，但是它对军事计划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当时政府内部已认定，苏联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数与美国的比例为1:10，所以在１９６１年春季末期，肯尼迪政府做出决定，把使用固体燃料的“民兵型”导弹的规模定为：1000枚。这要比空军部队早些时候要求的1600枚到6000枚少得多，但是和新预测报告问世前，麦克纳马拉部长所决定的标准也相差无几。
美苏双方不仅加大力度，扩充自己的导弹数量，与此同时双方还保持高度的警戒。在工作中，我发现美国的控制和领导程序存在一系列漏洞。有时，也许就在不经意之间，一个错误的警报，美苏就会剑拔弩张，大规模核战一触即发。意外的事件，未经授权的行动，错误的警报，误解的命令，遇到危机时采取的必要警戒行为和牵制行动，都可能引发核战争。而且很有可能，美国就是核战的罪魁祸首。一想到这些，我现在都有点不寒而栗。
因为我对当时局势比较了解，所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时，我的朋友，前兰德公司同事，现为助理国防部长的哈里·罗恩邀请我参加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组成的工作组。在工作组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亲身体验了热核战争的一触即发。我开始预见到——在这场对峙中，一切都表露无疑——因为高层的错误估计，以及对自己所做的承诺缺乏认识，双方都严重曲解了对方，错误的估计了对方的行为，或是因为错误理解对方的言行，做出了错误的回应。正是这种“沟通的失败”，招致了严重的后果。
美国拥有史无前例的两个情报机构。虽然各个都针对美国的超级强敌，肯尼迪总统还是没有料到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会在古巴部署可以触及美国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赫鲁晓夫也没有料到肯尼迪总统对部署导弹一事所做的回应。前苏联最近的解密文件显示，当时苏联向古巴派遣的军队要比我们预想的多，而且这些部队个个都掌握着战略核武器，总理赫鲁晓夫也将发动核战的权利下放给了各个军团指挥官——我们对这一切毫不知情。由此可见，因为缺乏远见，几乎政府中的所有官员都严重低估了爆发全面核战的风险。我当时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但是随后遇到的风险却更是骇人听闻。
1964年后半年，我一直呆在华盛顿，研究古巴导弹危机中存在的隐患。我提议就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政府决策机制和政府间那种若即若离的“沟通”方式进行探讨。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也不喜欢对特定历史事件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我知道，这些研究文件都在政府各个部门之中，一般都是绝密文件，常人根本无法看到。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可以一窥相关文件，然后进行对比分析。我试图找到决策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帮助总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自己的机构，同时加强和敌对方的互动，避免类似灾难的发生。
我于1963年开始这项研究计划，当时只想在华盛顿做短暂的停留。1964年初，妻子和我离婚。虽然我仍然受聘于兰德公司，可是却常常在华盛顿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离婚后，我不得不返回加里福尼亚州照看自己的两个小孩罗伯特和玛丽。当时他们一个8岁，一个5岁。
为了支援我的研究计划，在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沃尔特·罗斯托的带领下，来自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官员组成了跨机构研究小组。小组中的每个成员都竭尽所能，帮助我获得许可，以便参看各部保密研究文件。这些文件主要是对美国过去遇到的国际危机所做的研究报告，如柏林危机、苏伊士运河危机、黎巴嫩危机、台湾海峡危机、击落U-2侦查机事件以及老挝事件。所有研究报告都为保密文件，而且均为绝密。因为获得了特别许可，我得以看到了这些文件。开始研究后的六个月，通过对古巴导弹危机进行细致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虽然不太完全，但是据我看来，非常重要。我向罗斯托领导的跨机构研讨小组提交了单独报告。不论是报告的内容，还是六年前的研究所得，普通公众都浑然不知。我会在下文着墨详述此事。当时，我希望至少再进行六个月的研究工作，而且主要是针对五角大楼。
七月，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诺顿把我叫到办公室，提议由我担任其特别助理。麦克诺顿是哈佛大学前任法律教授，以前一直是国防部的顾问。此前的几年，我们曾有过几次交谈，但主要是关注核武器控制，彼此都很尊重对方。麦克诺顿告诉我，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正协助总统处理越南事务。部长已邀请他担任特别助理，故此希望我担任他的特别助理。他会把70％的时间投入到对越南问题的研究上，所以希望我对越南问题投入90％的时间。同时保证，可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就可升任助理国防部长帮办。
第一部分鹰派人物：守口如瓶（7）
我对仕途并不感兴趣。我的梦想不是享受高官厚禄；不论从哪方面说，兰德公司都是我绝佳的归宿。今后我希望一直留在兰德公司里；事实上，我一直对兰德公司很是向往。在兰德公司，我可以自由地、不受限制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关注核武器带来的危机。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常常飞离加里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前往华盛顿，充当国务院、五角大楼和总统办公室各官员和决策团体的私人顾问。我觉得自己的确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最起码减少了核战带来的风险。我可不想担任什么官职，那样的话，我将不得不负责一些自己毫不感兴趣的东西。实际上，自从我来到华盛顿后，我就发现自己中了圈套。当时我并不想这么做，可是最后却不得已而为之。
我此前曾与麦克诺顿讨论自己对危机的研究。我告诉他，这项研究工作很吸引人，而且很值得尝试。我花了不少心血才得以开始这项研究，而且为此所做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我认为，如果继续从事研究的话，一定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麦克诺顿说，他希望给我提供一个机会，从内部审视一场危机，审视一场正在进行的危机。“越南危机是一连串危机的迸发，而且历时会很长。”以往有关危机的记录文献只能告诉我一些并不想知道的东西。要是我想知道危机产生的过程，酿成大错的原因，以及危机的实质，就必须担任政府官员，这样才可把握政府对危机的运作。研究员和顾问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还可以继续进行自己对危机的研究。以前我只是将越南作为自己的研究个例，去书写历史，而以后却可以去创造历史。考虑到这一点，我最后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深知在五角大楼和政府部门中职位的重要性，故此要求授予我最高公务人员级别：GS-18“资深级”。.就工资和地位来说，该级别与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相当，按军队的衔级来说，介乎于中将和少将之间。授予助理国防部长特别助理如此高的级别，实属罕见。但是麦克诺顿说，他会极力争取，因为我是他越南问题上的“良师益友”，可以在跨部门会议时，作为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代表他出席。
麦克诺顿向我做出的最重要保证是，凡是送交他过目的有关越南和其他问题的文件，我都可查阅。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大量有关越南的信息进行查阅，（和其他军事助手和帮办一起）决定哪些文件应该送交其过目。作为助手，每天我都可以看到直接发给他的大量备忘录和电报。而且很多文件都规定由其“亲自过目”，帮办们都无从阅览。所以在我的工作中，判断的能力尤为重要了。我对自己的判断能力很是自信。在遇到一些需要保密的敏感问题时，就是我展露自己判断力的最佳时机。
但是，在一些管理方面，我却表现的不太尽如人意。麦克诺顿不会直接点明我的缺点，只是有时会说，“加快效率，提高产量”。他精力过人，智力超群，所以对每个助手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确信，其他人一定比我更善于组织，做的也比我好。当然，他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给予了我独一无二的学习体验，帮助我了解了白宫以外的少数高官以及国防部长麦克纳拉班组成员制订政策的过程。
1964年8月3日夏天，我来到助理国务卿的办公套间，开始接触自己的新工作。麦克诺顿的房子很大，屋顶也很高，透过窗户，杰弗逊纪念馆以及华盛顿纪念碑一览无余。虽然在我的小工作间里，也能看到上述景色，可是只能容纳一张桌子，一张会客的椅子，两个四抽屉的机密文件保险柜。从我的办公室屋门到麦克诺顿的房子只有几码。有个秘书在麦克诺顿办公室门外放了一张桌子，还有两个放在门的另一边，在通往五角大楼过道的房间里也堆上了桌子。管理这个办公室的是麦克诺顿的军事助手哈里·哈里斯少校，他的小工作间就在我旁边。我们的办公室位于五角大楼三层，是个隐蔽的地方，因为该办公室正好就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会议大厅的下面。
一搬入自己的小办公室，我就告诉军事助手，我想看有关越南或是从越南发来的所有文件。他诧异地问道：“所有文件？”
“对！所有文件。”
第二天早上，当我踏入办公室时，在窗户和办公桌之间，我发现有两大摞堆放整齐，高度相当的文件。我身高五英尺，可这两摞文件个个都比我高一点。我小心翼翼地从其中一个的顶层夹了一堆文件，生怕不小心碰翻了这堆文件。然后慢慢拿到桌前，开始快速阅读。这些文件都是些报告，备忘录，质询文件和信函，但全是复印件，原件都已发给其他人或是国际安全事务的某个下属机构。有很大一部分信函都是发给助理国防部长的，但是他并不一定都要亲自过目；信息中心将各信函分发给负责专项事务或是回答发信人质询的相关机构。我后来知道，大部分信件通常不会立即给助理国防部长发过来。信息中心会依赖相关各部发送文件，如果他们认为重要，还会附上小节和评论。其实我原先认为这都是自己的份内之责，可绝大部分工作，信息中心都代劳了。这次，我要求查阅“所有文件”，所以助手把这些都给我搬来了。
桌子的另一边，是用来装废弃文件的垃圾袋，一个直到我腰部的大纸袋。用厚厚的褐色纸制成，非常硬实，可以自己直立起来。袋子的上边折起来，用来放置废弃的机密文件。我只把自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交给麦克诺顿，然后把没用的统统扔掉。其他人不会再看这些文件，他们要是想看的话，应该早已经拿到了复印件。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保密的。只有少数是秘密级，这是保密等级中最低的一种。一般这些文件都是五角大楼低层官员发回的每周报道，大部分都是要求给予后勤补给，所以这些文件很快就会扔到垃圾袋中。但大部分都是机密或是绝密文件。有美国驻越南使馆发来的电报，有驻越南军援司令部发来的电报，或其他驻越南使团机构、国务院办事处发来的电报，还有中央情报局或是国防情报局发来的情报预测和研究——这些都很吸引人——多是报告、计划、周报告、月报告、质询和回复。
第一部分鹰派人物：守口如瓶（8）
前半个小时，处理起文件来，我还是谨小慎微，可是没过多久，便开始一味往垃圾袋中扔密件。到中午的时候，垃圾袋已经满了。随后会有专人把这些垃圾带到地下室焚毁，换上两个新垃圾袋。我实在是不堪工作的重负。要是哪个文件你多看上几眼的话，今天恐怕就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一些文件你不得不仔细阅读）。虽然记不起自己晚上是否看完了这两摞文件，但是我确信，那根本就是痴人说梦，绝对不可能。更糟的是，第二天早晨，当我走进办公室时，又看到两摞新密件，今天早上刚从信息中心拿过来。每摞都有１２英尺多高。越南和美国的时差是１２个小时，所以大部分都是白天从越南发回，然后下午或是晚上抵达情报中心的。尽管看的很快，还是不断有一堆堆的新密件从越南发回华盛顿，让我目不暇接。
第三天早上，我觉得有必要限定一下文件的范围。我竭尽所能，减少了自己的工作量，后来每天只看两摞文件，每摞２．５英寸——从每天１２英寸减到了５英寸。只看那些绝密文件或是一些特别的定期分析报告和机密信函。几乎每封信件都为“限量发送”、“发送主要负责人”和“禁止发送”级别的文件。这些都是国务院为每封电报或是每份报告设定的标志符。和其他普通文件发送方式不同的是，“限量发送”的文件不会发往所有相关机构，“发送主要负责人”级别的文件，收件人范围更为狭小，“禁止发送”级别的文件通常只会传给一些高官。这些文件都由其本人“亲自过目”。其实，如此划分，就是依照官员的职权范围和文件的机密等级，控制参阅文件的人员数量。
所有的这些信函都不会列明由我过目，而且麦克诺顿也常常榜上无名。但是我常常会看到一些相关机密文件的复印件。原则上说，依据机密等级，根本就不可能复印这些文件，我和我的上司也不可能看到这些复印件。即使是国际安全事务部或是负责国际安全的助理国务卿也常常无法看到“禁止发送”级别的文件。有时五角大楼之内，即使是国防部长也无法看到一些专门发给国务卿和总统的信函。但是，这些信件现在都摆在我的面前，统统来自于信息中心。其实，“禁止发送”，这样的字眼，不过是为了减少接触机密文件和绝密文件的人员数量（根据以往的经验，发送人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以前可能有几千人或是几百人看到这些机密文件，这样做的话，可能只有六七十个人或是十几个人看到这些文件（除了部长、信使和特别助理）。
有时，发件人会在题头写上醒目的警告语，如“仅呈部长过目”或是“总统过目”。在当时，能够读到这些文件的人的确是少之又少。我没有盗取过任何机密文件，也没有试图复制这些文件，但是我可以阅读密件。这可是我享受的特别待遇。约翰冒着莫大的风险，才得以让我在其办公室中查阅这些文件，而如果要是让其他人知道了这件事，甚至是他的助手知道的话，可能我很快就不再拥有这种特权了。人人都要小心谨慎，保守秘密，这也适用于其他领域；
几个星期之后，因为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差点被解雇。一次，我跟迈克·福里斯特尔通了电话。他是白宫越南事务跨机构小组的协调员。据我所知，他在国务院负责和我同样的工作。在通话中，我直接引用了美国驻越南大使电报中的一些片段。这是一封“禁止发送”级别的电报，是专呈国务卿和总统过目的。听到我引述的一段话后，他大为吃惊，说他并没有看到相关的电报。我把电报编号告诉了他，而且提到这是大使所发的每周报道，有特别的编码，保密级别很高，可能非常重要。我和麦克诺顿拿到了电报的复印件。而且还告诉福里斯特尔这些电报很值得一看，他应该确定一下，自己是否在收件人的范围内。
几个小时之后，麦克诺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神情凝重，焦虑不安。他问我，“你是不是向迈克·福里斯特尔透露了越南使馆的新电报？”
我说，“是啊！他好像还不知道这件事，很显然，他需要看一下这些文件。”
约翰看了我半晌，然后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能留在这工作。他们让我解雇你。我可真是遇到了麻烦。”他把头扭到一边，一边敲着桌子，一边冥思苦想。当时我也在想：我为什么不能把信透露给迈克·福里斯特尔？据我所知，他一直在协调华盛顿对越公务啊！而且他父亲是前任国防部长，是肯尼迪总统的“密友”。即使是现在换了新总统，可他毕竟还在白宫工作，为什么就不能看这份每周报告呢？（后来我才知道，事件的敏感性在于，这些文件编码是按照泰勒大使的要求设计的。因为一些常人无法获悉的原因，他想避开前白宫同事福里斯特尔，和两位上司私下进行交流）。连这点小事都把握不好，我又怎能再信任自己的判断力呢？
最后，约翰说：“在这方面，你是个新手。我父亲过去常说，‘人有失手，马有失蹄’。你现在已经犯了一次错误，丹尼尔，我真的希望你以后千万小心点儿。”但是，约翰也为我的失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那以后，这方面的电报就不再发往他办公室。而且五角大楼只有一份复印件，一般都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办公室里。因此，他不得不去部长办公室察看复印件，这些复印件一般都夹在笔记本上，无法拿下来，看起来很是不便。
第一部分鹰派人物：守口如瓶（9）
这就是事情的始末。我最后还是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其实光就判断力来说，我并不能算是一个初学者。数年以前，当我还是兰德公司的顾问之时，就常常奔波于五角大楼各办公室之间。但是麦克诺顿是对的。对我来说，这个新岗位也是个全新的学习过程，我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学习。我现在才知道，作为政府机构中的一员，作为上司的心腹，我应该做些什么，应该如何尽忠职守。麦克诺顿的言行给我提供了很好的例证。看他出席部门间会议，代表麦克纳马拉阐述其观点时，我的确学到了很多。其实那些观点他有时根本就不同意。
在国务院的一次午餐会上，一位不太熟悉约翰的官员告诉我，约翰是华盛顿最为直率的官员。午餐会结束后，我把官员的评论告诉了约翰，并且向他保证：“我一直在捍卫你的名誉。我告诉他，你是全华盛顿中最为含蓄的人。”他高兴地一笑，然后说道：“谢谢你。”
我经常陪同麦克诺顿出席记者招待会。因为不论何时他出席记者招待会，都会要求我一同前往。这也是掩饰自己的一种方式——也可能是国防部的一项规定。如此的话，他身边就多了一位目击证人，可以随时向外保证，他对一切保密信息和敏感信息一概不知。一旦需要弄虚作假时，他那伊利诺斯州培金城口音就会越来越浓，到最后就像农贸市场上的农民在谈论谷物的价格，就像河船上的船夫在高谈阔论。一看就知道，他全身散发着一股乡巴佬的气息。在编造谎言时，他会毫不顾虑，言谈举止活像一个乡巴佬。我后来的顶头上司爱德华·兰兹代尔也是如出一辙。一旦面对一些不知情的人士，想要含糊其词时，他就会佯装单纯。在各种情况下，他们的方法都能奏效。一个小时侃侃而谈，谎话连篇。可事后记者们会说，与其他官员相比，你的上司是何等“直率”。所以我认为，所有记者都没有思想，没有洞察力，甚至最为优秀的也不过如此。他们常常被这些异乎寻常的谎言骗的团团转。
谎言本身并不会让我烦恼，但是一想到有些捏造的谎言很可能会被拆穿，我就不由得心惊肉跳。其实，我一直都在杞人忧天。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捏造的谎言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还是有一次，我不得不沉着应付，严阵以待。
约翰的桌上有一条直通国防部长的专线。通常只要铃声一响，电话机上的红灯一闪，即使当时麦克诺顿正在与其他人通话，也会立即拿起话筒，然后干脆地说道：“您好，鲍伯！”要不他会提起笔来做些记录，要不就直接离开办公室，撒开两只大腿，一阵快跑，直奔国防部长办公室。为了避免其他军事官员看到，他一般会从过道跑向部长办公室，从来不从走廊直达。
一天早上八点钟之前，麦克诺顿接到一个电话，便匆匆离去。几分钟后，从麦克纳马拉办公室回来了。他告诉我，“一架绿簧侦查机在中国坠毁了。鲍伯决定在八点三十分召开新闻发布。我们要在十分钟的时间内，为他编造六个不同的谎言。”
在我的记忆中，他是首次使用“谎言”这个词。绿簧是无人驾驶的侦查机的编号，主要是拍摄图片，执行间谍侦查任务。约翰递给我一个黄皮本，我拉了个凳子，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开始飞快地编造谎言，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交流思想，避免出现重复的谎言。第一个谎言显而易见，可能每个人编的都差不多。如果中国对外宣布该事件，我们可以说，这架飞机不是我们的，美国对此毫不知情。第二个谎言是，这是中国国民党的飞机。在约翰奋笔疾书时，我顺便问了一句，“上面是不是有美国的标记？”
“谁知道呢？”约翰头也不抬地道。第三个谎言是，这是一架教练机，偏离了航线。第四个谎言是，因为天气缘故，飞机偏离了航线。我想起，１９６０年，美国U－２侦查机在俄罗斯坠落。当时因为苏联活捉了飞行员，而且赫鲁晓夫并未立即告诉美国，所以我们的一切谎言并未奏效。这次虽然不可能有飞行员的存在，可是如果中国展示美国的摄像机怎么办？话虽如此，我还是绞尽脑汁，又编了几个谎言。麦克诺顿看了看表，正好十分钟，随即抓起我的便簿，就往外走，边走边看我的六个谎言。在他正要离开办公室之际，我叫住他，问道：“为什么他不说‘无可奉告’呢？
约翰耸耸肩，说道：“鲍伯不会向媒体说‘无可奉告’。”
几分钟后，他回到办公室，招呼我到他的办公桌前坐下来。他把我们写的几张纸撕了下来，然后把一本便簿塞到我手中，说道：“鲍伯很喜欢这些谎言。他还想要四个。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又开始奋笔疾书。他离开以后，我想到一个新的谎言，但是其他的却煞费精神。现在我一个都记不起来了。当约翰撕下这几张纸后，正好过了五分钟。我说：“真的，他应该考虑一下向媒体说声“无可奉告”了。你离开之后，我一直在想：“中国现在应该已经发现了飞机的残骸，这足以证明所有的这些叙述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记者们对情报的收集很了解，对谎言也十分厌恶，所以还不如不说呢！”
虽然情况紧急，约翰还是和往常一样，认真听取了我的建议。一边点头赞许，一边说道：“我不认为他会这样做，但我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他。”
九点多一点儿，约翰结束了新闻发布会，回到办公室。我问他事情进展得如何，他说：“简直无法相信。一些人拿出了中方对该事件的报道。实际上，部长采用了你的方法。他说：‘对此我无可奉告’，然后开始回答下一个问题。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会这样做。”
“后来又如何呢？”
第一部分鹰派人物：守口如瓶（10）
“记者们似乎很喜欢他的回答！他们不再继续追问了。”几分钟后，一名五角大楼专职记者离开麦克纳马拉的会议大厅，来到约翰的办公室。我当时正好在那儿，他对我说：“告诉你的顶头上司，今天的‘无可奉告’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我真没想到，麦克纳马拉居然会这么说。”我总认为，部长的伎俩之所以大获成功，是因为记者们知道这些都属于机密情报，因此不想继续探究。其实这并不适用于一切情况。在多数情况下，一句“无可奉告”还不足以打消记者的穷追猛打。就是刚入门的新手也知道那不过是搪塞之词。但是在当时，却往往可以奏效。
要严于律己，不可向其他政府部门官员泄漏机密——这一点已不消再说——还需要考虑周到，善于撒谎。这些是很多工作必备的基本能力。很多人，像我和约翰，都充分具备了上述能力。随之产生了一种保密机制。该机制建立在以往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有着行之有效的程序，可以确保官运亨通。正是因为这种机制，总统才得以执行自己的秘密外交政策。保密程度之高，可能就是那些消息相对灵通的人士，如记者和国会议员，也无法想像。
众所周知，“在华盛顿或是一个民主政权中，根本无法保守秘密”。“不论该机密何等敏感，你都可以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看到相关报道。”这种说法纯粹是一派谎言。实际上，那些都是捏造的故事，是用来蛊惑和误导记者和广大读者，混淆视听，是保密程序的一部分。当然因为我们不是一个集权制的国家，这些机密最终还会昭示国人。有时候，政府各机构之间为了预算拨款，争风吃醋，导致机密泄漏。更重要的是，在一段特定时间内，了解机密的人越少，保密的能力也会相应降低。保密员常常会说：“两人保密死，三人来保密。”但是事实上，决大多数机密不会泄漏给美国公民。即使这些严密封锁的信息已为敌对国所知，即使需要国会授权动武，即使需要对外交政策进行民主监督，政府也不会透露这些机密。广大民众，国会议员和媒体对事实的真相毫不知情。即使这些跟他们息息相关，即使成千上万的政府幕僚已经获悉这些机密，政府也会稳妥地把秘密尘闭起来。通常一封就是十几年。
作为政府幕僚中的一员，我对这一切均未表示反对。当时政府内部风气普遍如此。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帮助国会、媒体或是公众了解总统即将采取的行动，也没必要自找麻烦。要是透露总统行动的话，那些目光短浅，思想狭隘的个人或是机构很有可能就会进行干涉，而这些问题他们根本就插不上手，也理解不了，只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这种做法的确助长了反民主气焰。（我估计，现在这一切已经有所改变）但是，我们现在谈的是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那些未经许可的人根本不可能在核战时代的冷战中发挥任何有益的作用。这属于国家利益。为了可以更好地服务总统，帮助他排忧解难，我们只要敷衍他们一下就可以了。
政府的政策漏洞百出，而且带有很大的误导性，在核问题上尤其明显。但是我并不希望通过国会，通过那些保守的南方各州议员领导的委员会来解决问题。作为政府中的一员，我亲眼目睹了国会、记者和大众是如何轻而易举的被愚弄，所以我一直对他们缺乏尊敬，也不认为这些人可以指导国家，采取更为有效的政策。正因如此，每每遇到政府散步谎言，继续愚弄大众时，我要不就保持缄默，要不就直接参与或是表示接受。总之，决策者们关心的真正问题，广大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和公众一无所知。当时政府内部普遍认为，这些人愚昧无知，所以理所当然，应由我们来处理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
这就是当时政府环境中的一个特点。我们对外界观点和批评一律漠不关心，从不听取外界的意见，从不向外界学习。从担任顾问，到后来为政府效力，也许最惊人的发现就是一个人要马不停蹄，积极工作。前文中，我已经详述了那些需要处理的大量资料，以及高官们对信息的需求。一个高官需要有结构庞大的信息过滤人员，而我就是麦克诺顿过滤人员中的一名。
我的朋友阿兰·恩托文离开兰德公司之后，担任了国防部负责系统分析的助理国防部长，他告诉我，这就像是“引火烧身”。
引火烧身的地方还不止一处。作为一名助理国防部长或是帮办，需要担负许多职责。我每天看的１２英尺高的文件仅仅是有关越南的，而那只是麦克诺顿负责的其中的一个领域。尽管麦克纳马拉要求他对越南问题给予特别关注，可是他同时还得负责许多相关的问题。每天军事助理和帮办会将有关文件放在他的桌前。麦克诺顿建议我批阅任何与越南相关的文件，但那只是硕大的办公桌上，八九堆文件中的两三堆。还有关于欧洲、北约、亚洲或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文件，也有关于军援计划和听证会的文件，还有为总统和国防部长就某一主题拟定的演说词和听证会证词。
麦克诺顿以前一直在哈佛大学担任法学教授，曾编写过有关法律证据的教科书。他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要远远高于常人。我也一样，只不过我更习惯于对一专题进行长时间的研究。麦克诺顿要做的是不断集中注意力，一段时间处理某一方面的相关文档，而过不多久，就立即转向另外一个彻底迥异的主题。
第一部分鹰派人物：守口如瓶（11）
麦克诺顿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我以前不知见过多少次。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装模做样，那是一种不由自主的集中注意力的方式。他通常都会拿出35分钟，批阅有关特定问题的文件，然后做出裁断——助手会按照他的意愿，搜集背景资料、相关电报、分析和不同的选择方案。时而未经签署便同意某个方案;时而核对帮办或是部领导为他准备的材料，做出“批准”或“否决”；时而又会要求提供更加细致的信息或是进行更加深入的工作。３５分钟后，他会把这些文档都推到一边，张开双手，架住脑袋，歇息片刻，然后两手猛地一放，头一转，开始关注另外一个相关主题。有时候，他会抬起头，向我抿嘴一笑。没人在办公室的时候，透过房门，我常常可以看见他这样做。可能这样做，刚刚关注的问题，脑中的短暂存储，可以删除的一干二净，然后就可花上３５分钟，再全神贯注地审视另外一个全然迥异的主题了。
在五角大楼的任意一间办公室里，你都可感受到同样的压力：负责系统分析的助理国防部长阿兰·恩托文的办公室里，麦克纳马拉助理亚当·亚莫林斯基的办公室里以及白宫麦乔治·邦迪的办公室里都是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减压的方式。麦克诺顿喜欢握紧拳头，直至指关节泛白；一些人喜欢把指关节弄得啪啪作响。阿兰的习惯更是异于常人。冥思苦想时，他喜欢弹削尖的铅笔头，而且有时候，看都不看，都可以弹得很准。我对魔术一窍不通，也不善于玩弄小把戏，所以很难理解他们的举动。要是看着他们，你别指望可以思考什么。我曾经听说，有一次在和四星上将开会时，阿兰的举动差点儿让这些上将们发狂。
凡事都是危机。凡事都有个限期。发表演讲，在国会作证，定期参加记者招待会，对国家元首的提议和要求迅速做出回复，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经历政策的决断，并且和白宫的其他部门进行协调。古巴危机时，我曾担任国际安全事务部的顾问，当时的确有点不堪重负。连续几个晚上，只在约翰（后来是保罗·尼采）办公室的特大号皮沙发上睡了几个小时。但是，现在我才知道，几乎每天都有危机产生，而且常常会在同一时间爆发。1964年10月中旬，仅仅在48小时之内，就有一连串危机爆发。中国首次试射核弹，赫鲁晓夫下台，苏联保守党政府更替，由工党取而代之。在那段特别的日子里，这些震惊全球的大事，高层官员却并未在意。当时，我曾代表麦克诺顿出席国务院一次跨部门会议。会议对前两件大事所带来的国际影响进行了讨论。（第二件大事此前根本就没有预料到。）而当时我的顶头上司却并不在场，因为他正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国务卿腊斯克举行会谈，讨论美国是否应该支持法国和比利时即将在刚果发动的秘密军事行动。而约翰逊总统那几天正被性丑闻事件所困扰。该事件涉及他的亲密助理，有可能会影响他的选举。直到此时，我才理解古巴导弹危机中一位参与者所说的话：让人放心的是，现在面临一场如此重要的危机，我们可以在１３天内，摆脱干扰，专心致志，应付危机。
不可思议的工作节奏，以及相关的内幕信息，都会使你觉得自己举足轻重。整天全神贯注，会使你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而且导致肾上腺素分泌过多。政府工作的确是很容易让人上瘾。沾上这种工作的人，一周得工作７０个小时，而且没有任何家庭生活。要是因为政府换届，或是一些经济和个人的原因，离开了政府岗位，大部分人都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返政坛：可以获得许可，再次批阅电报，处理危机。离开工作岗位后，如果你在非政府会议上或是大街上偶然遇到他们，会觉得他们个个都魂不守舍。你可以看到，政府工作给了约翰·麦克诺顿无限的动力。一次，我听到他在接听一连串的电话，不过就是想知道刚刚参加的会议内容。他看了看我，咧嘴笑了，然后一手捂住话筒，说道：“要不是我太喜欢这工作的话，我早就崩溃了。”
尽管存在各种缺点和错误，我们会竭尽所能，不断鼓励自己，今后的政府也不一定比我们做的更好——我想每个政府都是这样。
当我看到约翰或是（有时候），麦乔治·邦迪在不同的电话之间奔波，在不同的危机之间穿梭时，我就会想到马戏团的小丑。小丑在一些有弹性的长棍子顶端，放上十二个盘子，让其在空中动。当其中一个盘子开始晃动，马上要掉下来时，敏捷的把一个换到另一个上，转动长棍，让盘子再次旋转，接着转换另一个不受控制的碟子。这是一种杂技表演，需要不同寻常的能力和精力，同时还要有很好的自制能力，不能犯错误（在盘子掉下来之前，要试图抓住它，以防摔碎）。但是……我曾经多次问自己：政府官员在决策时，是否也可以这样？一连串问题同时爆发后（上述问题涵概了美国战后的“责任感”、权利和动力）或是某个问题出现后，政府是不是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制订行之有效的政策，而同时又不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现在的政府官员才智过人，机警成熟。我们可以说，光从智力和精力上说，可能很难有哪届政府可以跟肯尼迪政府（后由约翰逊继承）相媲美。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对他国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这些人是否可以明智稳妥地应对各种挑战？这样管理国家的方式到底是否正确？
几年之内，越南战争回答了这一切。
第一部分战争升级（1）
总统发布电视讲话，再次向广大公众做出保证，“不会扩大战争的范围”。从那天起，我的对越工作也就暂时告一段落。在此后的竞选中，“不会扩大战争的范围”成为了总统标榜的竞选主题。但是，这一年夏秋两季，我所接触到的所有华盛顿官员都期望总统在新年伊始之际，发动大规模的侵越战争。
自从1964年起，政府内部的所有官员都一致认为，现在的美国对越政策，限制了美国公开参与越南战争的能力，而且仅仅局限在为越南提供资金、装备和顾问人员方面。这是政策上的失误。美国只有扩大自己的影响，直接参与军事战争，对北越发动空袭和海上打击，或是利用南越的地面部队，方可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如若不然，共产党会在几个月内，夺取越南。一旦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取得胜利，反共政权就会垮台，反共军队也会溃不成军，最后将直接促成越南内部的和解。在政府内部的讨论中，从来没有人对参议员戈德华特以及其共和党同事所提出的意见表示异议。当时，政府内部已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只有美国直接参与作战，方可扭转现今的败局，惟一持有异议的地方不过就是发动战争的时间、方式和初战的规模。
在政府内部，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64年中期出任驻越大使的马克斯威尔·泰勒将军赞成对中国边境进行大规模轰炸，同时在北越港口和航路上部署水雷。他坚决反对其他官员的战略建议。和一些政府内的行政官员一样，他倾向于采取一种更为稳妥的方式，等到越南政府内部一切稳定下来以后，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11月，一些军将发动政变，推翻了吴庭艳政权。1964年前期，阮南峰将军再次发动政变，流放了发动政变的军将。）
约翰逊还没有决定具体的时间和战略。到底是扩大战争，还是撤出越南，他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但是，当时五角大楼内部以及华盛顿各政府部门皆认为，总统一定会孤注一掷，选择战争。早在当年就任总统后的两天，他就义无反顾地表示，决不会接受在越南蒙受的失败之辱。作为总统，他不想看到“东亚步中国的后尘”。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所有成员，同样信誓旦旦，决不服输。更重要的是，当时参联会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都强烈认为，只有对北越发动轰炸，方可避免失败的恶果。五角大楼也认为，总统一定会接受该建议。
但无论如何，总统还是忧心忡忡，不想在１１月份的选举之前，做出任何决断或是采取任何行动。他不仅仅想击败戈德华特——民意调查已对选举的结果表露无疑——而且还想以绝对的优势，以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得票率击败戈德华特。这样的话，人们就不会再把他视为“危机总统”。他便可大力推行大社会计划。他还想跟其他民主党人一起，击垮支持戈德华特候选的共和党右翼人士。总统希望以一种明智温和的姿态参加竞选，把施政的重点放在国内问题上，同时把他的对手刻画为丧心病狂、危险异常的极端主义者，极端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把美国带入全面的越战。与此同时，总统也需要对戈德华特的指责做出回击。他指责总统在外交上缺乏主见，优柔寡断。
８月５日，北越袭击美国军舰之后，总统首次采取了“克制的报复行为”，这与他当时的竞选纲领可谓不谋而合。总统的支持率立刻直线攀升。事件之后，总统赢得了两党人士的大力支持，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越南问题已不再是竞选的焦点，惟一的受害者就是戈德华特。东京湾报复事件之后，总统强烈希望，在选举之前避免任何主要军事行动，同时不向外界透露政府内部官员不断督促扩大战争的请求。在选战时，总统一直在反对戈德华特就越南问题提出的建议，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戈德华特的提议和约翰逊政府内部参联会所提的建议亦步亦趋，不谋而合。这可是当时竞选中需要严格保密的东西。
９月25日，总统对“那些要求进军越南，轰炸北越补给线的人士”进行了批评。三天后，他更加一针见血：“我们中的一些人——尼克松先生、洛克菲勒先生、斯克兰顿先生和戈德华特先生——总是自以为是，不断要求进军越南。”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些人中包括他的主要军事顾问，参联会以及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选举前，总统并不想采纳内部高官提出的建议，也不会决定采取任何行动。但是为他工作的所有人，都知道总统不会同意“撤出越南，回到美国”。当时五角大楼的高层顾问都认为，不论谁在选举中获胜，对北越的轰炸最晚不迟于1965年初期。
这并不意味着两位竞选人在越南问题上没有分歧。约翰逊不会像戈德华特那样对越南进行轰炸。虽然当时约翰逊政府内部的四位高级官员也都认为，战争一开始，就应该对靠近河内和中国的目标进行猛烈的轰击，彻底摧毁北越，获得战争的胜利，但约翰逊并不认同他们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会在1965年春天对越南进行轰炸。今后美国在越南发挥的作用，也绝对不会像1945年到1964年之间，受到诸多方面的制约。
但是，当时大多数投票人认为，总统标榜的竞选口号是“不扩大战争”。１１月３日，选举日时，绝大多数投票人都认为，总统不会扩大战争。据我所知，政府内部没有人是抱着反战的幻想去投票的。我已经记不起来自己当时是否有时间去投票，也记不起来麦克诺顿是否也去投票。我们都在参加国务院跨机构工作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寻求扩大战争的方法。
工作组由总统授权国务卿威廉姆·邦迪于选举日前一天成立。为了不向选民泄漏信息，一个星期之前，根本就没有工作组的任何消息。要是会议的主题泄漏的话，总统压倒性的优势很有可能就要大大缩水了。这也反映出，当时人们盲目夸大了两位总统候选人对战争的不同看法。我们甚至没有等到投票结束，就开始工作，因为越南问题刻不容缓。政府内部急于就如何通过扩大战争，扭转共产党胜利的态势达成一致意见。所有的方案中，只有一个方案要维持现状，但那只不过是做做样子，其余的都是要扩大对越战争。和总统选举时一样，投票反对轰炸北越和扩大战争的选民人数空前壮观，可是我们对此毫不关心，仍然在竭力运作相关的军事打击政策。
第一部分战争升级（2）
我们这样做，理由何在？按照当时的理解，自己是为总统和各自的顶头上司服务。总统根据顶头上司的建议，制订外交政策。他们从来不会认真考虑国会的建议，也根本不在乎公众的想法。
毕竟，下属的想法，也不会左右总统的外交政策。后来我从约翰·麦克诺顿处获悉，林登·约翰逊对于系统轰炸的效力一直持怀疑态度。其实我对该政策信心也不足，麦克诺顿亦是如此，但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系统轰炸政策，并进行运作，因为顶头上司麦克纳马拉对系统轰炸深信不疑。1964年秋天，麦克诺顿随同麦克纳马拉参加由总统主持的白宫越南会议。一些会议是属于部长级的，助理部长中只有约翰可以出席。参加完会议后，如果有时间的话，约翰会向我简要介绍一下情况，因此我听到了一些与会者的个人观点，而他们的观点是电报和备忘录上所看不到的。其实麦克诺顿也是在教我如何从政。他一直醉心于政坛事务。
约翰先告诉我某个人在会上的发言内容，然后会阐述发言人发言的场合、方式以及原因，解释这些方面是如何与机构的利益、与发言人需要维系及协调的关系息息相关。有时候，他会对其他人没有提及的问题，闭口不谈的问题做出评论，同时告诉你他们保持缄默的原因。约翰对这一切可谓轻车熟路。他告诉我，在会上，他很少发言，也不会主动发言，只有麦克纳马拉要求他就某事做出评论时，他才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当时，出席这些会议的人，只有麦克纳马拉可以带着自己的助手一同前往。能亲身体验政府元首，特别是总统的想法，约翰感到无比荣幸——对政府官员来说，与总统同时出席会议甚是珍贵。约翰知道自己的职位岌岌可危，他可不希望因为自己的鲁莽，触犯了别人的利益，从而危及到自己的职位。
其实，私下里，约翰并不同意麦克纳马拉陈述给总统的观点。国防部长一直督促，对北越进行轰炸。麦克诺顿，和我一样，一直对美国的轰炸计划表示怀疑。白宫的会议使其有机会获悉，其实总统对国防部长的观点亦是顾虑重重。这也是麦克诺顿从会议现场得到的最为重要的消息。麦克纳马拉一般不会把总统的疑虑和置疑告诉他，至少不会一字不差，绘声绘色地告诉他。
所有这些描述，使得约翰逊总统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麦克纳马拉还是首次误解了总统的意图，虽然我并不知道其中的缘由，不知道总统为何对轰炸表示怀疑。在我眼里，总统是当时与会者中最为明智的一位。那年秋天，我再次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一切都会保持平静。（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麦克诺顿可能也不知道——林登·约翰逊希望向南越派遣军队，而不是诉诸轰炸。）当我听说总统约翰逊在和麦克纳马拉交谈时，不断提到“你那轰炸计划简直糟透了”的字眼儿，我随即认为总统也许并不愿意看到战争升级，也许他深谋远虑，可以带领我们脱离这场战争。
麦克诺顿告诉我，麦克纳马拉在评论轰炸时，曾说：“轰炸容易控制，说打就打，说停就停。而且还可作为谈判的筹码。”当有人对美国的轰炸计划做出批评时，麦克纳马拉曾反驳道：“那么，你说，你会采取何种方法？”要是你回答“撤军，退出越南，进行谈判”的话，这无疑在说：“你的方法就是放弃和失败”。鉴于总统当时的观点，没有人会当着总统的面讨类似的答复。在越南问题上，根本就没有选择，所以在该背景下，麦克纳马拉的反驳以及他所提议的政策（并不止他一人）其实并不荒诞。
一天下午，参加完会议后，麦克诺顿告诉我，他所惧怕的是，有一天，总统会询问他对轰炸的看法。几年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助手切斯特·库珀在其撰写的回忆录中说，约翰逊总统喜欢进行比较。他会逐个询问，看是否人人都同意他的决议。库珀曾说，每次总统问他前，他都希望回答：“不，我不同意。”可是当总统的目光投向他时，他会听到自己说：“我同意，总统。”
麦克诺顿对我说：“我已经想好该怎样做了。”然后，他顿了顿，看着我说道：“我只能唯麦克纳马拉马首是瞻。我不得不和麦克纳马拉保持相同的立场。我不能在总统面前和他对着干，也不能拆他的台。”我一句话都没有说。他继续道：“你知道，我们家在伊利诺斯州拥有一家报社，但并不负责具体的管理。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挑选编辑。在挑选编辑时，我们会考虑很多方面，但父亲告诉我，最主要的还是忠诚。”
他看了我一眼，继续说教。我知道约翰说这番话的意图。他并不是在界定忠诚，可是他所讲述的故事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忠诚的定义：处处为你的上司着想，上司的利益应该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如果你提供给总统或国防部长的绝佳建议会让上司为难的话，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我默默听着，虽然自己并不能接收麦克诺顿的这番说教。实际上，麦克诺顿的话让我震惊不已。难道要我向总统说谎？总统向我询问是战是和的国家大事时，难道也要隐瞒自己的真知灼见？与国防部长和麦克诺顿一起开会时，难道也要向部长说谎？但是，这的确是他的意图。我可以保证，自己从来没有对约翰说过谎。
第一部分战争升级（3）
今年秋季早些时候，五角大楼外有人要求对北越发动空袭，当时我曾有机会，对其进行批驳。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沃尔特·罗斯托发表了一篇文章，要求美国做出声明，采取行动，改变现行的国际秩序。他认为，北越对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是一种秘密的侵略，而现行的国际秩序极大地限制了美国对侵略行径予以回击的能力。自1961年以来，罗斯托一直认为，美国应该对北越进行轰炸，而且对北越进行轰炸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只有对侵略的源头进行攻击，才可以遏制潜在的侵略。”当时，麦克诺顿要求下辖各部对罗斯托的观点进行仔细彻底地批判。我们随即做出了回应和批判，然后下发给各相关部门。主要关注的是罗斯托观点将会给美国带来的风险以及美国将为此付出的代价。我在其中一段中写道：“考虑到现在舆论导向，美国如果采用这种方法，无疑会面临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反对。这样做，人们定会焦虑不安，定会群起而攻之，而且有人还会乘机分裂美国及其盟友，肢解美国的外交政策。更为严重的是，罗斯托观点有可能引起强烈的反对……罗斯托的这种观点，才是国际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这种观点不仅会使战争升级，使我们面临的国际风险增多，更为严重的是，可能使美国走上公开侵略的道路，遭到世界的唾骂。
越战时代的草稿和官方文件，现存的并不太多。这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一份，而且我可以从中辨认出自己的笔迹。现在重读一遍之后，其中有两个方面让我震惊不已。首先，据我所知，在那个时代所有的政府文件中，该文件是首次针对美国政府内部的行为，使用了“侵略”的字眼。另外，我一直在小心翼翼，避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其他人身上。在文章中，我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未对美国发动任何公开的攻击，那么其他国家会如何“看待”我们对其进行轰炸，而且我们很有可能会遭到他们的谴责。当时，在政府内部，你如果提出类似的观点，却仍然想继续留任的话，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我相信，即使现在亦是如此。政府机构以及总统偏好的政策或是已经批准的政策，一定没有人敢使用“罪大恶极”和“道德沦丧”的字眼。
要是参谋长们偏爱的计划得以实施的话，用上述三个禁忌语攻击我们的人将不计其数，其中也包括美国的盟友。其实麦克诺顿所提出的“不断向北越（河内政权）施加压力”的计划，同样逃脱不了上述三个禁忌语的攻击。虽然表面上看两者的关系不太明显，不过也难脱干系。该计划是麦克诺顿按照麦克纳马拉的意图准备的，起草于９月３日。就在三个星期前，他还拟定对河内进行海上威胁的命令。在“南越行动计划中”，麦克诺顿曾列出了行动的几个级别。这些行动“应该可以在北越国内引起恐慌，较为理想的是，增加其国内的恐慌度”，“很有可能激起北越做出军事回应”。如此，“我们就找到了扩大战争的绝佳理由，南越－美国行动计划就可以全面展开。战争扩大后，我们可以在海岸布置水雷……对北越进行空袭，将空袭的目标从北越北部转到南部，从渗透目标……转向军事目标和重要工业目标……如果战争继续升级，中国可能也会卷入战争，我们必须面对中国加入战争的可能性。”
从麦克诺顿私下里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循序渐进的轰炸措施也不比参联会的全面轰炸计划高明多少。惟一不同的是，麦克诺顿的计划是通过挑衅，发起侵略。我认为，最后两个计划将会面临同样的厄运。在当时，对北越的轰炸已是箭拔驽张，麦克诺顿计划的优点就是，避免了美国一开始就采用最为凶险，最为恶毒的轰炸形式。还有两个他自认为的优点——灵活性好，易于控制。“我们可以控制轰炸的时间和范围，而且可以随时根据战争的态势采取行动。后来，在为邦迪集团起草文件时，麦克诺顿曾经写到“我们可以按照美国的方案，决定战争的态势。是继续战争，还是停止战争；是扩大战争还是缩小范围；是加快步伐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均由我们决定。”
我们真的可以收发自如吗？约翰是不是也十拿九稳？记者大卫·哈伯斯培姆在其撰写的《优秀与光明》一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大卫在书中提到，早在1964年春季，麦克诺顿和当时在白宫任职的米歇尔·福里斯特尔，都对南越陆军、轰炸和越战顾虑重重。追随麦克诺顿几个月后，我也发现了麦克诺顿的顾虑。哈伯斯培姆曾援引福里斯特尔的话说道，米歇尔“还不像麦克诺顿那样悲观。”他并不认为美国一定会陷入泥潭之中。“他很确信，我们可以避免尴尬的局面，我们还有选择的余地，华盛顿优秀的情报人员还可以控制事态发展，避免美国调入陷阱之中。麦克诺顿却完全没有信心。他说道：‘福里斯特尔，你的问题是，’‘你总是认为我们可以扭转局势，只要我们什么时候想这样做，就一定可以全身而退。但是，我却不这么认为。我们一天天地陷落下去，一天天地失去控制，以前的错误决定或是还没有做出的决定，都让我们很难做出下一步的决定。除非今天我们就停止这场战争，但是你也看到，现在根本不可能。我们会越来越弥足深陷。”
这就是我私下里看到的麦克诺顿。这也是我们聊天时，他对我所说的一字一句。麦克诺顿告诉我，单独和麦克纳马拉聊天时，他也会说出同样的话。但是，在为部长起草讲话稿、备忘录或是陈述给总统的内容时，他是绝对不会将上述观点诉诸文字。那都是不明智之举。我不知道麦克纳马拉是否觉得有点儿不妥。他直接为总统工作，而由麦克诺顿起草，送呈总统的备忘录却错误传达了他的想法。部长在会议上和书面材料中的立场，应该也和麦克诺顿一样，和他的顶头上司保持一致，通常代表总统的观点和喜好。虽然有些时候，他本人并不同意自己表达的观点。除非麦克纳马拉可以超越自己，站出来阐述自己与两位总统迥异的观点，否则的话，世人很难完全理解他的行为和那段历史。
第一部分战争升级（4）
与此同时，约翰也及部长之所需。后来人们依据五角大楼的文件对麦克诺顿所做的描述，总是把他当作推动轰炸的主要人物，加以赞誉或是给予批判。而且后来美国也的确对越南进行了轰炸（采取了不同于参联会所建议的方案）。虽然在所有的备忘录中，我的顶头上司都在不断就轰炸的方式、时间、区域和原因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他对轰炸根本就没有信心，也不认为轰炸可以给美国和越南带来任何益处。只不过，与参联会的建议相比，他更倾向于自己的建议，因为该建议带来的灾难较小。他的观点，和我一样，我们都认为对北越进行轰炸的行为实在太为荒诞，危险性太大，而且不会取得任何积极的效果，只会让美国背上沉重的战争负担。
麦克诺顿一直认为，我们应该放弃越南，无条件撤退。他的观点根深蒂固，比我更为坚决。当时曾有人说，我们现在所付出的努力，已经与美国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正面临相当严峻的考验，撤军会让我们颜面扫地，会让美国的盟友遭受巨大的创伤，会大大降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但是，麦克诺顿根本就不相信上述说法。相反，他认为，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美国军事介入的失败，都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创伤。而且创伤的程度，要比撤军所带来的影响大得多。越南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并遭受巨大的伤害，可是这与美国获得的利益并不成正比。但是在1964年到1967年之间，他所起草的任何文件中，你看不到一点儿有关这些观点的蛛丝马迹。其实，这就是麦克诺顿信奉的真实想法。虽然有些地方我和他意见相左，可是后来证明，他的确是对的，错的是我。
我个人认为，如果越战失败，美国的世界影响力和对抗共产主义的能力将会遭受很大的打击。麦克诺顿低估了美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有时候，我在想他还不能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冷战斗士。
我认为，如果我们从越南撤军，那么以后在全球范围内对抗共产主义时，就会遇到很多麻烦。约翰低估了这一点。苏联、中国和其他一些反叛者将会继续扩大其势力范围，我们的盟友也将蒙受巨大的屈辱，所以在上述方面，我和约翰分歧很大，相反，和国务卿腊斯克以及参联会的意见却不谋而合。但不同的是，这些主张越战的“鹰派”一直认为，美国有足够的理由扩大战争的范围，而且他们普遍认为，我们一定会胜利。相反我同意约翰私下里所袒露的观点。我对越战信心全无。总而言之，如果我们继续这场前景黯淡的战争，情况会越来越糟。要是战争升级的话，前途必将更为惨淡。我们不可能在越南这块土地上插上美国的星条旗。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撤军之后，竭尽全力面对遗留下来的问题。其实据我所知，这个观点在当时美国中层官员和大批冷战斗士中很有市场。
但是高层官员却对撤军的建议不以为然。总统不会这样想，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也不会理会这种想法。我个人对麦克纳马拉极为尊重，但是我一直无法理解他走上战争之路的原因。虽然他赞成通过挑衅，扩大战争，然后“逐渐”对越南施加压力，可让我困惑不解的是，他毕竟一直在强烈支持美国轰击北越。
一切都让我茫然不知所终。我一直认为，麦克纳马拉和我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对核武器也极为厌恶。以前我曾担任国防部长办公室顾问，协助其制订核作战计划，加强对核武器的控制。作为一个军控方面的年轻顾问，和许多兰德公司的同事一样——包括哈里·罗恩和莫特·霍尔珀林——我认为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不论是发动有限的核战争还是大规模的核战争，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时美国正全副武装，积极备战，准备首次使用核武器对抗苏联的常规打击，所以我们的立场违背了美国的国防政策以及北约的战略，但我和所有兰德公司的同事均对自己的立场确信不疑。我们为空军服务，可是个人的观点与美国空军的指导思想却是大相径庭。但不论如何，我认为麦克纳马拉和我们志同道合。
1961年，在一次私人的晚宴上，我从麦克纳马拉的谈话中了解到，他和我持有同样的看法。以前他曾经读过我的的文章，但是我们从未谋面。麦克纳马拉一直坚信，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美国都不会首先在欧洲使用核武器。一旦美国使用核武器，即使美苏未爆发全面的核战，也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当时他的一言一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麦克纳马拉一直认为，如果美国首先使用核武器，必然会爆发美苏之间的全面核战。此前他也曾提及：“这是彻头彻尾的毁灭！是对整个欧洲的毁灭！”美国人一直给他冠以冷血高效的威名，称其是一名工作起来酷似电脑的专家，可说这番话时，他神情激动，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矜持。更重要的是，有些人认为，“有限使用核武器”将会把核战控制在欧洲，而且永远不会引发全面的核战争。对于这种观点，麦克纳马拉一直认为荒谬无比。
最近，经由国防部长批准，我为参联会起草了国防部指示性文件，主要关注全面核战下的作战计划。受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邀请，我就当时艾森豪威尔的作战计划提出了几个问题，吉尔帕特里克把这些问题发给参联会，要求他们做出回应。后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科默也从中选取了一个问题，作为总统的质询，发给参联会，要求立即做出回复。问题是：“如果我们实施全面核计划的话，单是在苏联和中国会有多少人死亡？”
第一部分战争升级（5）
当时麦克纳马拉邀请我共进午餐。饭余讨论时，我告诉他，在一两天内，参联会立刻会给白宫做出回复。参联会的文件属于高度机密——仅呈总统过目，但是因为我负责起草文件，所以科默把我叫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给我看了参联会对此所做的回复。参联会的回复，采取坐标的形式，垂直轴表示伤亡的数量，水平轴表示时间。坐标显示，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死亡人数不断增加。随后的核辐射会使死亡的数量大幅度上升。（我现在所问的只是死亡数，还不包括伤亡数）。坐标左边的最低点表示攻击开始前几天死亡的人数，右边最高点表示核战计划执行后六个月，累积死亡的人数。
最少为２７亿５千万人，最高为３２亿５千万人。
那还只是中国和苏联的死亡人数。后来，我又代表科默，向参联会提了一个问题。问题是，靠近中国和苏联的地区或国家死亡数又是多少？参联会很快做出答复，提供了更为全面的预测。如果我们对苏联在东欧的盟国进行核打击，将会造成另外几十亿人死亡。对苏联、中国及其盟国进行核打击后，随后而来的核辐射将造成许多中立国公民的死亡——芬兰、瑞士、澳大利亚和阿富汗。对苏芬边界的苏联潜艇坞厂进行核打击后，其后带来的核辐射可以完全摧毁芬兰。考虑到风向的影响，尽管没有一枚美国的核弹打向中立国的领土，美国的核打击还可让另外几十亿人丧命。
美国对华沙集团实施核打击后，随后的核辐射将会造成北越盟国几十亿人的死亡。就像一位将军最近在国会作证时所说的那样，“要视风向而定”。而且按照参联会的估测，美国对苏联首次发动核打击后，苏联一定会对美国、西欧以及美国其他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报复性核打击，上述统计数字还没有将这一切对美国的影响包括在内。参联会的预测也并未包括美国战略核武器所带来的影响。
参联会提供的预测显示，在美国的核打击下，邻国会有５０或60亿人丧生，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平民。还会带来上百次灾难。大部分发生在一两天之内，其他的都会在６个月之内陆续爆发。盟国或是中立国也会爆发灾难。
这不是为了威慑苏联，阻止其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核打击而做出的胡乱臆测。（这种说法可谓是荒谬之至）。发动国家各相关机构，实施参联会为全面战争所制订的作战计划，将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参联会对人员死亡所做的预测完全符合实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如柏林危机、东德叛乱和苏联对伊朗和塞尔维亚的轰炸，一旦总统发动核战，按照美国的计划，任何与苏联常规部队的“武装冲突”将会不可避免地给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带来上述影响。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1961年春天，我坐在白宫行政办公大楼的一个小隔间里，手拿着这个图表，苦苦思索：图表展示的严重后果一定不能出现。人类历史中不能容许出现上述状况。
我没有把自己想法告诉给部长。从我们谈话的氛围来看，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我一直认为，没有一个人，和我一样，对局势有同样的看法；没有一个人，和我一样，忧心忡忡，势在改变现状。三十年后，麦克纳马拉在他的回忆录《回顾》一书中写到，当时他曾秘密向肯尼迪总统建议，后来还向约翰逊总统建议，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要发动核战争。他没有告诉我这些事情，但是和他谈话时，这一切都表露无疑。毋容置疑的是，他的确给总统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建议。然而，在其任职期间，美国政府大多数官员曾一度表示，已经做好了首次对苏联使用核武器准备。麦克纳马拉的想法无疑与当时美国政府内部的主流政策背道而驰。（直到现在，北越还保持着这样一种政策。北越之外的美国——据2002年３月泄漏的布什政府国防政策评估显示——仍然热衷于首次使用核武器。）美国一直认为，应该在与强大的中国常规军队进行有限战争时，首次使用核武器。就是在这件事上，麦克纳马拉也持否定意见。
午餐接近尾声时，麦克纳马拉的助手亚当也加入了我们。在我们离开部长办公室后，亚当把我领到隔壁的小屋，告诉我：“你不能向任何一个外人泄漏麦克纳马拉部长今天向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问他，是不是怕国会对部长的话做出反应。他说：“是的。那样的话，国会就有可能对他进行弹劾。”我告诉他，自己完全理解。他继续强调，千万不可泄漏给其他人。他说：“谁都不能说，即使是哈里·罗恩。”很明显，他知道哈里·罗恩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们之间无所不谈。我很欣赏亚当说话的方式，因此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和麦克纳马拉之间的谈话内容，甚至包括哈里。如果他知道的话，一定也会很振奋。但是我问亚当：“据你所知，在这些问题上，总统是不是不太同意部长的看法？”他说：“一点儿都不同意。”
离开部长办公室后，我一直在想，麦克纳马拉值得我为其忠心耿耿，我应该对他充分信任。据我看来，他对当前世界面临的巨大危险，有着清晰的认识，而且正立志用自己已有的权利降低风险的程度。他和助手清楚地知道，要想达到自己的目标，首先就要韬光养晦。在随后的三年里，我一直对麦克纳马拉忠心耿耿。后来在五角大楼任职期间，我还是忠心不二。当时在五角大楼内部，有一群势力庞大，不明事理的力量，正竭力把美国推上核战之路。麦克纳马拉和他的嫡系军官，同我一样，忧心忡忡，一直在试图压制这股力量。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他。
第一部分战争升级（6）
尽管我不能理解麦克纳马拉的选择，尽管我疑虑重重，但是我还是尽可能地给予他支持。他一直让我们制订政策，扩大越南战争，我对此深感不安。可是，我认为，参联会所支持的戈德华特建议，定会引发与中国的核战争，而麦克纳马拉的建议，至少在短期之内，引发核战的可能性极小。不管怎样，约翰逊总统对引发核战也非常担心，所以我一直希望总统以压倒性的票数赢得连任。当时我并不在乎他们的虚伪，重要的是追随约翰逊、麦克纳马拉、和麦克诺顿，相对增强他们的权利，压制参联会。我们正在避免让美国走上一条满是荆棘的道路。
为了上述目标，在选举日开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组会议上，我和我的上司一直致力于推行自己的主张。正如麦克诺顿所说，我们的工作不是提议撤军，所有的人都认为撤军是最坏的打算。我们的工作是促使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麦克纳马拉的轰炸策略和“逐渐施压”战略达成一致意见，否决参联会的“强攻”战略。参联会的战略是，对其提议的94个目标同时进行轰击，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首先轰击河内郊区福安的米格空军基地，然后轰击人口密集地的石油基地。
参联会的每项政策建议都重申：“采取军事行动，我们将会获得成功的良机，摧毁越南的意志和战斗力，阻止河内政权对南越和老挝的叛军提供支持。”为了与此前的影响、恐吓和劝阻目标形成鲜明的对比，参联会强调，本次策略的关键字眼儿是“摧毁”、“阻止”和“叛军”。为了达到上述目标，他们提供了一连串特别建议。从1964年早期到1968年，就一直重复提出这些建议，其中包括：在北越的海防港和航道布置水雷，封锁越南到中国的海岸，轰炸中国和越南之间的陆地、海上和铁路交通，肆无忌惮地对北越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军事和工业目标进行轰炸，以避免中国对其提供空中支援。这样做是为了阻止苏中集团通过中国或是空中航线为北越提供支援，以此来孤立北越和民族解放阵线，然后对其进行轰炸，迫使北越领导人屈服。
更重要的是，当时海军和陆军都认为，美国要做的，就是在老挝或是柬埔寨的渗透路线上或是在南越海港，布置一个师的美军兵力，阻止北越军队的渗透，切断北越与南越民族解放战线之间的补给线。在1964年的跨部门会议上，该战略不过是昙花一现。1965年４月，因为选战，以及泰勒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反对，陆军和海军的战略最终被否决了。但是那段时间，海军和空军一直在紧锣密鼓，准备派遣地面部队。其实从1965年早期开始，各方就一直在极力督促派遣地面部队。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我并不感到惊奇。
对二战和朝鲜战争进行一番研究之后，我同意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所做的情报分析。常规轰炸根本不可能阻止北越军队的渗透，也不能阻止其支援南越的游击战，更无法迫使河内领导人放弃武装斗争。情报分析指出，在高地和地面地区实施地面军事行动，也不可能像陆军预料的那样，可以“隔离南越战场”。即便如此，也不会对南越当地的军事斗争有多大的影响。一旦下定决心，置重大伤亡于不顾，华盛顿一定会竭力挽回败局，不断扩大战争，打破现存的僵局。尽管各军种参谋长和空军都称，不会像二战和朝鲜战争那样，对城市和人群进行轰炸。但是，如果不采取轰炸攻略的话，就无法击毁北越持久作战的“能力”。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一意孤行，顺从他们的“意愿”，只能是对城市进行轰炸，摧毁北越的红河大坝，一百万人将活活饿死。
情报分析还认为，美国陆军加大力度，封锁通过老挝和柬埔寨的渗透路线，根本无法阻止北越对南越的侵略，无法终结北越对南越内战的支持。相反，还会滋长北越发动全面战争的气焰，在靠近中国边境地区，重演法国的悲剧。更为严重的是，还会引来中国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美国战略决策者的意图，我们将会发动核战争对付中国。
当时普遍认为，朝鲜僵局给美国陆军留下的后遗症就是“切勿尝试”，亦即“不要在亚洲尝试发动地面战争”。早期参与制订作战计划的经验告诉我，这句座右铭的意思是，“不要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与中国进行地面战争”。后来，我读到了麦克诺顿办公室的文件，再次清楚地认识到，该经验仍然是美军遵循的教义，而且不只局限在军队内部（尽管大部分在军队内部）。国务卿腊斯克（朝鲜战争时，曾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对此深有感触。1964年４月中旬，在西贡的一次会议上，他再次详细阐述这条教义：“在常规战争中，我们不会用有限的人力资源与庞大的中国红军做斗争。”
1964年６月２日在火奴鲁鲁举行的会议上，泰勒将军指出，对越南发动空袭后，中国地面部队将很有可能参战——当时在座的一致同意。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道，即使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可是我们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我们要认真考虑一下在何时将不得不使用核武器。费尔特上将（太总部）断然回答道，不使用核武器，将无法阻止共产党的地面部队，所以在各相应作战计划应赋予指挥官使用核武器的自由。”
第一部分战争升级（7）
本月总统竞选初期，曾就指挥官“使用战略核武器的自由”进行过激烈论战：戈德华特参议院宣扬对越南使用核武器，甚至要求将使用战略核武器的权限下放给各战区指战员。戈德华特对待核武器的立场，也是他在总统选举中的致命弱点。（其实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约翰逊总统已将使用核武器的权限下放，如与华盛顿的通讯中断。但是和戈德华特相比，约翰逊总统下放的权利相当有限。而且当时只是秘密征求了约翰逊政府军事高官中勒梅将军、费尔特上将和其他一些人的同意。）一则精妙绝伦的政治广告将戈德华特极端的立场刻画得淋漓尽致。一个可爱的小姑娘，正在采摘雏菊花瓣，而身后却响起导弹发射的倒计时声“十、九、八……”。尽管我知道，无论如何，麦克纳马拉不会同意费尔特和腊斯克的主张，可是火奴鲁鲁会议记录显示，与会的内政官员中，并无一人提出反对意见。
这些官员之间的讨论并不只局限在美国政府官员内部——如果在选战那年夏天，泄漏给国会和公众，必将引起轩然大波。1964年５月30日，刚好在火奴鲁鲁会议之前，腊斯克在与南越将军的会谈中，曾提到该问题。此前他还就该问题与亚洲其他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后来在发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腊斯克称：
美国不会在亚洲进行地面战争，也不会仅限于使用核武器。我们的人口为1.9亿，但是中国的人口为７亿。美国不会使用常规武器，和敌人进行浴血奋战。
……这意味着，如果战争升级，中国军队参战的话，美国将使用核武器。许多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均对此表示反对。蒋介石也一直极力反对使用核武器。联合国秘书长U·丹也不同意这种做法。许多亚洲人认为，美国在使用核武器的时候，总是存在种族歧视。我们只会对亚洲人投放核弹，而从不对西方人施以核打击。南越领导人说，他们对美国使用核武器没有任何意见。美国对日本施以核打击不仅拯救了美国人的生命，还拯救了日本人的生命。美国应该使用自己拥有的武装力量，如果中国人使用人海战术，美国应该用核武器进行对抗
。
腊斯克征询庆将军意见的当天，代理国务卿乔治·鲍尔给大使洛奇发了一封绝密电报，就两天前纽约召开的会议进行了通报。出席会议的有约翰逊总统，麦乔治·邦迪和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逊。电报旨在确定，加拿大总理皮尔逊已批准加拿大商会委员布莱尔访问北越，向越南领导人表达美国对其的警告：如北越继续支持和领导南越境内的民族解放阵线，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直到1983年，该电报的部分内容才解密公开。电报称：“总统告诉皮尔斯，他希望河内知道，尽管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可是并不想看到北越霸占了整个南亚。他需要一个值得信赖，能言善辨的传话人，向河内表达美国的立场。在谈到美国立场时，双方还讨论了“软硬兼施”的外交政策。
皮尔逊虽然愿意派遣一名得力干将前往河内，传达美国的警告，可是却对美国的“硬措施”深表忧虑。
他声明，对使用核武器持保留意见，但美国可以对特定目标进行轰炸，以示惩戒。这种做法（非核轰炸）将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加拿大向越南传达美国的讯息后，如仍不能减缓北越的侵略，美国将会诉诸武力。对此他个人深表理解。加拿大将依照该框架传递所有信息。
尽管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学者们一直要求对上述段落进行解密，可该段落一直为政府绝密，并未向外披露。敏感性在于，这段话显示出，总统和皮尔逊总理（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曾就使用核武器进行了讨论，但只涉及对北越的轰炸，并未谈及中国的干预。
从1964年１月到1968年，参联会一直督促立即采取军事措施——空中、地面、海上。照他们看来，任何一种军事措施都可能引发与中国的战争。参联会认为，上述战争一定是核战争，当时没有一个内政官员曾明确表示异议。但是对于战争的规模和避免与中国进行核战的重要性，内政官员（泰勒将军倾向于这一方）和参联会分歧很大。约翰逊总统一直在极力避免这些分歧为外界所知，惹人非议，所以双方之间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总统选择的战略，决定着总统阐述和隐瞒分歧的方式。参联会偏好的建议，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就引发与中国的激烈核的战争，但是内政官员深思熟虑的建议，最后也定会将美国带入与中国的核战争中。参联会一直在引诱内政官员点燃核战的导火索。高层内政官员，虽然保持着理智和克制，可并未拒绝点燃导火索。
第二部分蓄谋挑衅（1）
从１９６４年９月初期起，美国对北越的“报复性”打击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下属官员已找好借口，只待总统一声令下，立即对北越进行报复性打击。约翰·麦克诺顿９月３日提出的建议，就是要“激怒北越，迫其做出回应。美国应抓住机会，发动针对北越的南越－美国联合军事行动”。该建议提出后六天，高层官员立即呈送总统，要求予以批准。他们建议立即恢复美国在北越海岸的德索托巡逻任务和３４A行动。自从８月５日之后，所有行动均已停止。麦克诺顿在建议中继续指出“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挑衅的力度。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措施，迫使北越做出回应，然后对其进行报复。”当时考虑的行动主要是美军巡逻艇在更为靠近北越海岸的地方进行巡逻，或是将巡逻任务和３４A行动结合起来一起进行。
在起草会议纪录时，助理国务卿威廉姆·邦迪解释到：“如果美国海军无法迫使北越做出回应，我们应该采取进一步措施。”９月９日，泰勒大使，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以及参联会主席厄尔·威勒达成一致意见，批准上述行动。尽管他们不希望行动在随后的三四周内就展开，但是他们建议在１０月初采取行动。１１月３日将会拉开美国总统选战大选。总统一直是以和平者的身份参加竞选的，所以他本人认为现在采取行动还为时过早。我还记得，正是因为这些建议，参联会开始紧锣密鼓地加紧制订一系列具体措施。如果无法引蛇出洞的话，美国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方可挑起北越对美军的攻击。参联会建议，美军驱逐舰应该不断靠近北越海岸附近的沙滩，U-2侦查机可以在北越人口密集的地区进行低空侦查飞行，推波助澜。更为甚者，可以利用超音速飞机的音爆“击毁河内的所有窗户”。
其实根本无须大动干戈。总统批准恢复德索托巡逻计划和３４A行动后的九天，据一艘美军驱逐舰报告，四艘北越巡逻艇于凌晨时分在东京湾地区向其发动了攻击。雷达锁定显示，北越巡逻艇正在移动，意欲对美军舰船发动攻击。美军已截获北越通讯联络。双方之间激战几个小时，几艘北越巡逻艇被击沉或击毁。几乎是８月４日袭击事件的重演。国务卿腊斯克９９％确信北越巡逻艇对美军驱逐舰发动了进攻。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包括１％的不确定），他都不会怀疑船员和指挥官的一言一行。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大使均建议对北越发动报复性攻击。
对于本次袭击事件，总统并未与其高官保持一致立场。他和六个星期前赫里克的观点一样，督促在采取行动之前，进行彻底的调查。（海军调查理事会——８月４日袭击事件并未交由该机构调查——经过调查，发现没有可信的证据可以证明北越巡逻艇对美军舰船发动了攻击，所获得的证据和六个星期之前的极为相似。）总统现在手握着东京湾决议；有该决议足矣。他没必要在选举前，再找机会向选民展示自己的铁腕和克制。
六个星期之后，北越军舰的确对美军发动了攻击，杀死了六名美国人，打伤３０人，击毁或是重创了１８架美国B-57喷气式轰炸机。东京湾事件之后，美国为了增强军力，在南越边境和空军基地部署了该轰炸机。越共游击队穿过人口密集的地区，在美国军队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对美国军事基地发动袭击。他们没有依靠苏联集团提供的先进武器，只是使用８１毫米的迫击炮和炸药包，就达到了破坏目的。泰勒和参联会再次强烈要求予以报复，同时指出如不进行报复，将会显得美国懦弱无能。参联会建议对老挝和北越进行首轮轰炸，然后轰炸河内和海防附近的福安空军基地和储油区。但是越共的突袭发生在１０月３１日，当时正值总统选举的前三天，因此白宫再次决定按兵不动。
可以肯定地说，军方和泰勒对白宫的克制极为不满。腊斯克向他们保证，１１月３日之后，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１１月２日，在邦迪的领导下，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组，再次表明了白宫发动战争的决心。工作组一致通过逐渐施压的战略。其实１１月１日，总统原则上已同意了该战略，但是并未表明实施战略的具体时间。参联会没有参加工作组，他们仍然赞成全面轰炸战略，立刻对北越进行轰炸，挑衅的必要性不大，而且认为应该采取他们１１月１日建议的轰炸形式。但是参联会后来也接受了渐进的方式，以此作为其战略的第一步。
选举结束后，当时都认为，如果北越再次对美军发动攻击的话，总统应该会采取类似于东京湾事件的报复行为，至少——像当时一样，发动系统轰炸，不过后来又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情况。１９６４年圣诞前夕，国际安全事务部值班官员来到我住处——我的公寓与五角大楼只有几步之遥——告诉我，西贡的布林饭店（年轻军官总部）遭到“不明人士”轰炸。一颗汽车炸弹炸死了两名美国人，炸伤５８人，包括１３名越南人。泰勒大使，太总部和参联会立刻要求派遣４０架轰炸机轰炸北越兵营，对其进行报复。
总统再次拒绝了该提议，虽然拒绝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是约翰告诉我，其实原因很简单。尽管此前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而且其他官员也一直在建议，对北越进行报复，可是总统拒绝公开宣布报复策略。当时公众对秘密讨论，内部主张毫不知情；他们也不知道，政府内部一年以来，一直在秘密筹划对北越发动攻击。总统在竞选时，曾极力反战，所以东京湾事件后的第一次空袭必将令美国人震惊不已。总统并不想在圣诞节早晨给人们带来震惊。
第二部分蓄谋挑衅（2）
政府内部一些官员赞成渐进的轰炸战略，另外一些赞成全面轰炸战略，双方之间的争论很是激烈。但是当时的迹象显示，总统并不想采取其中的任何一种战略。虽然曾秘密允诺，要对北越发动一次性报复行为，可是现在他并不热衷于采取报复行动。麦克诺顿和我均认为，北越的行为实在太为鲁莽，简直让人无法理喻。要是他们不想让北越被炸成两半的话，就不应该对美国人直接发动袭击。我们都很高兴，约翰逊总统能够保持如此克制的态度，但是我们都知道类似的攻击不能再发生了。实际上，年底时，约翰逊总统已向泰勒大使保证，如果北越再对美国人发动袭击的话，美国将予以报复。
１月２７日，一个月之后，麦克纳马拉和麦乔治·邦迪强烈向总统建议，“现在正是在远东使用武力，改变共产主义政策的大好时机。”总统不再倾向于被动地等待借口，然后伺机对北越进行报复的做法。１月２８日，为了挑起北越的回击，命令德索托巡逻艇返回东京湾。这也是五个月来，德索托巡逻舰首次返回东京湾。２月３日，巡逻艇开始执行任务，此前海军报复部队已经整装待发。共产党的攻击部队如果不会像在边和那样，对美军发动地面攻击的话，我们将会在海上挑衅敌人。美国大众对政府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政府在越南所担负的职责全然不知，所以在向北越投下炸弹之前，我们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其实这样的理由俯首皆是。邦迪告诉斯坦卡诺，这实在是易如反掌。
１９６４年７月末期，美国对北越的报复性打击不但已准备就绪，而且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这次打击，摆脱了选战的干扰，将不会再是一次性报复行为。
——
北越再次对美军发动地面袭击。２月７日，位于中央高原波来登的美国直升机场和兵营遭到袭击。８名美国人被杀害，126人受伤，10架飞机被击毁，很多飞机遭到重创。总统随即命令对北越发动报复轰炸，这是自东京湾事件以来的首次报复行动，代号为“火矛”。白宫在声明中称，这次行动是“适当的报复行为”，和东京湾事件时采取的行动极为类似，而且美国“不会扩大战争”。
在“火矛”行动中，选用了先前制订的作战计划，挑选了轰炸目标。在五角大楼工作的第一天，我便开始连夜监控轰炸的进程和成果，协助国际安全事务部为麦克纳马拉和总统准备第二天早上的报告。当时，麦克诺顿正陪同麦乔治·邦迪对越南进行访问。在北越对美军发动地面袭击之前，他们已经起草好了建议备忘录。实际上，早在动身前往越南访问之前，他们就已经完成了备忘录，只不过是在回国的途中，稍加修改，加入了波来登袭击事件。针对波来登袭击事件，麦克诺顿和邦迪在备忘录中说，他们已决定向总统推荐一项政策，而现在正是执行该政策的“大好时机”。他们所谓的政策就是持续报复政策，亦即对北越进行长期系统的轰炸。首先针对北越在波来登堂而皇之得向美军发动攻击，采取报复行动。今后的持续轰炸，主要是视越共在南越进行破坏活动的规模而定。现在的反应，主要是回应北越在波来登犯下的“滔天罪行”，但是：
一旦实施报复行动之后，不一定每一次特定的军事行动都要和北越所犯的暴行息息相关。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每周可以将北越在南越所犯的暴行公之于众，以便让人们了解，正是这些惨无人道的暴行，我们才采取上述军事行动，打击北越。
邦迪和麦克诺顿回到华盛顿后，竭力向总统推荐其建议，但是７号和８号时，约翰逊总统并不准备扩大报复行动，发动持续轰炸计划。越共袭击美军后的当天，麦克纳马拉要求参联会提供建议，对北越南部的渗透目标发动为期八周的持续轰炸，以回应北越下次的挑衅行为。
二月的一天晚上，越共再次对美国在中央高地（归仁）的顾问综合大楼发动了攻击。尽管我们对事件的细节不太了解，可是又有美国人被打死、打伤。总统拒绝参联会的建议——向北越发动为期八周的轰炸计划。他仅仅命令实施一次性报复轰炸。第二天，美军１３０架战机开始实施代号为“火矛－２”的轰炸计划。
这次我没有参与轰炸过程的监控。麦克诺顿从麦克纳马拉办公室回来后，立刻让我去收集有关越共在归仁发动袭击的“罪行”细节，并且列明最近几周其他的一些恐怖活动。他告诉我，显而易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协助麦克纳马拉，劝说约翰逊总统，以使其确信，波来登袭击事件两天前，总统批准和授权的报复打击形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现在不是以牙还牙的时候，美国应该发动系统打击。正如邦迪－麦克诺顿备忘录中所建议的那样，我们不应该在北越对美国人再次发动袭击后，再予以报复。
我还是首次直接参与劝说总统，可是依我看来，劝说的结果，只会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以前我只是帮助麦克诺顿梳理为麦克纳马拉准备的材料。不论用于何种用途，皆由麦克诺顿所写，与我无关。现在，我要做的，是直接为麦克纳马拉收集材料，供其所用。这些材料的用途，只会让我痛心疾首，不过我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些。第二天早上国防部长动身前往白宫之前，我应该准备好这一切材料，所以要立即采取行动。麦克纳马拉的命令，就像上帝的旨意一样，要求麦克诺顿立即行动。紧要关头，来不得半点唯唯诺诺，犹豫不决。麦克诺顿怀着同样的期望，将命令传达给了我。我没有让他失望，立即奔向联合作战室，履行自己的职责。以下就是当时的情景。
第二部分蓄谋挑衅（3）
因为我们与西贡的美对越军援司令部总部的联络全在五角大楼内参联会的联合作战室中，所以我立刻赶到联合作战室。值班官员给我一张桌子，桌上有一条电话线直通西贡。整个晚上，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进行通话。我告诉受话的上校，我现在代表国防部长，军援司令部总部所有人员，要为我收集资料。我简要告诉上校，现在需要越共在越南所有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尤其是上周、上月或是昨天这段时间的情况。另外，我还需要波来登事件和边和事件中受伤的美国人细节。我告诉他：“我需要血腥的纪录。”
我们在越南时间上午开始工作。当时军援司令部总部正值工作时间，所以要收集相关信息相对比较容易。整个晚上，我一直守在电话机前。军援司令部总部拨通了美军驻越南各省代表和各军团顾问的电话，我们主要谈论了越共的恐怖主义行径和种种罪行，但是当时的每周通报只提到了个别的几例，从来没有人收集相关信息。驻越南各省官员，虽然对本省的事件进行了纪录，但是没有人对全国范围内的事件做出总结；而且从各省获得的信息，多数来源于郊区和村落，所以要比实际发生的事件滞后一个月。但是，我们还是获悉了上周或是前两周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一辆公交车被水雷炸毁，一名地区长官被害。
我询问该事件的具体细节，要求他们进行更为详细生动的描述。汽车中有多少人遇害？他们是谁？他们要去哪儿？有多少孩童？使用的是不是液压水雷？是否并非针对公交汽车？是不是有线引爆水雷，蓄意藏在公共汽车下？什么人对这一系列事件比较了解？
大部分报道并没有涉及具体细节，但是有些的确涉及了一点。地区长官在村头被剖腹杀害，其家人，妻子和四个子女也惨遭杀害。“太棒了！这正是我想要知道的！正是我需要的！你能再给我收集到其他事件吗？”
在我的督促下，驻西贡的工作人员竭尽全力，通过电话和无线电帮我收集信息。那时候还没有传真，所以许多细节性文件均由直升机从临近省市带回，而且大部分需要翻译。所有机构人员都在极大的压力下工作。我告诉他们，华盛顿时间上午7点，为总统准备的材料要一切就绪，然后我可以在几个秘书的帮助下，在上午8点将一切整理完毕。
整个晚上，我一直和西贡的美驻越军援司令部保持电话联系，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一天来也一直和归仁的官员保持联络，了解事件的具体情况。军援司令部里一片混乱。事件发生在晚上，所以早上的时候，驻越军援司令部还不太了解事件的具体情况。我关注的并不是军事细节，而是人员的伤亡状况和事件的恐怖主义性质。使用“恐怖主义”一词并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因为当时处于战争状态，而且越共袭击的是军事基地，但是无法让人忍受的是，他们袭击了兵营中熟睡的美国士兵。（有些人也许会想到乔治·华盛顿也曾在圣诞节前夕，穿过特拉华州，对特伦敦发动袭击，但是无论如何，我不会想到这一点。）而且这些遭受袭击的人是美国人，是军事顾问，是援助者。按美国民众理解，美国并未参与战争。正如对我们在公海上执行日常巡逻任务的舰艇发动袭击一样，这是对美国尊严的挑战，是对美军安全的挑战，是对美军的直接威胁。国会几乎全票通过类似于东京湾决议案的一项决议，要求立刻对北越进行直接报复。边和事件和波来古事件之后，美国人已经失去了耐心。如果总统和美国民众获悉我所收集的归仁事件的具体细节的话，他们定会忍无可忍。
凌晨四点，也就是越南时间下午时分，我拿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上校压低声音，磕磕巴巴地告诉我，他们现在已得到信息，两名美国军事顾问——一名少校和一名上尉——惨遭伤害。军事顾问综合大楼被洗劫。我所收集到的信息真是闻者动容，听者变色。上校现在已彻底知道我需要什么了。两名军官的尸体上伤痕累累，而且并非弹痕，亦非炸伤。因此我要求上校提供这方面的细节。
半小时后，我了解了一些细节。尸体上的伤痕显示，两名军官曾被铁链绑住，然后给人在综合大楼的大院里拖来拖去。也许，那时他们已经遇害。但是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在死前还是在死后饱受摧残，也不能确定他们身上的伤痕是否由拖曳所致。
在以前的战争中，类似的事件可是闻所未闻。那个时候，在美国人的眼里，从来就没有美国战俘。他们或直接被敌军杀害，或是被远距离的炸弹和武器炸得血肉模糊。但是现在，越共抓获了美军官，不论他们当时是死是活，越共竟然对他们进行了摧残。这正是约翰要我为麦克纳马拉搜寻的罪证。我喜出望外，赶忙记下细节，然后告诉上校：“太棒了！这正是我需要的！还有其他吗？类似的事件？”美军在归仁伤亡的统计数字不断增加，但是其他多是为迫击炮所伤。这样的事件，我只找到一个——可能在整个越战中，也只有这一个——但足已让我回去复命。上午６点３０分，我回到五角大楼，再次向上校和他的下属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第二部分蓄谋挑衅（4）
回去以后，我立即开始整理自己的笔记，把所有事件串联在一起：上个月以来，越共多次使用水雷轰炸公交车，学校和地区办公室；许多村长和地区长官遭到暗杀；在过去的三天里，在归仁和波来古有许多美国人被杀害；两名美军顾问尸体惨遭鞭挞。我并不希望向公众发布最后一条信息。我在纪录中指出，白宫很可能会掩盖此事，不仅是出于对死难者亲属的尊敬，而且因为这条信息实在是太为骇人听闻。美国公众一定会出离愤怒。民众过激的反应，很可能会与总统和麦克纳马拉的战略相抵触。我知道麦克纳马拉的意图，知道他想让总统去做些什么，因此我提到，现在有一个绝佳的机会，把这些血腥的细节泄漏给媒体。（照我看来，军界对该事件表示出来的愤慨，他人一定会理解，再加上，他们也一直希望发动全面轰炸。所以我暗示，麦克纳马拉及其幕僚无须亲自泄漏信息）。自从边和袭击事件之后，美国还没有再采取过任何行动。如果白宫还不做出回应，必将令其陷入非常窘迫的境地。如果美军的报复行为仍像最近波来古事件中所采取的报复行为一样，十分有限的话，我们可以寄希望于鹰派专栏作家乔·阿尔瑟。他要是拿到这条信息，一定会攻击白宫的懦弱无能和对事情真相的掩盖。
我把写好的草稿交给一个秘书——部分为手写体，部分为打印体。两名秘书早已等候多时。一名在打印约翰今天早上写好的文件。文件的内容主要是呼吁立即对北越进行轰炸。麦克诺顿走到打字员身边时，她正好打完了我文件的最后一页。打字员把最后一页从打字机上取下来，和其他几页订在一起，交给约翰。约翰一阵快跑，奔到大厅，将我们两人的文件交给了麦克纳马拉。９点过一点儿，麦克纳马拉回到五角大楼，要约翰代表他向我转达谢意。这些内容正是他需要的。他说，材料对总统的影响很大。
很快，材料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在发动轰炸的当天，白宫发布声明，列明了越共自２月８日以来所进行的袭击事件，称这是对美国的“不断侵略”。在声明中，白宫并没有特别指明本次轰炸主要是针对归仁事件。发言人避免使用“报复”这样的字眼儿，指出这是对“河内政权继续进行直接挑衅”的“回应”。邦迪随后阐述了进行轰炸的原因。我所收集的大部分信息，是越共几天来采取的行动，一般都鲜为人知，所以这次新闻发布，虽然没有宣布对河内进行系统轰炸，可是实际上已为美军的轰炸行动铺平了道路。几天后，总统接受建议，决定对北越进行系统轰炸。３月２日，代号为“滚雷”的轰炸行动开始实施。同时，美国喷气式飞机首次在南越境内公开执行任务。整整八年，美国对南越边境地区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狂轰乱炸。
我一直对轰炸行动有着一种不祥的预感。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在轰炸行动开始后，还留在五角大楼工作。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谋得一官半职。我从来没有想过能够在政府中发挥一定作用。我已经获得了自己需要了解的内幕。那天晚上所做的工作是我一生中最为糟糕的。
随后发生的事件都与当天晚上所做的工作不无关系。许多报道显示，总统会在２月13日发动后来人们所熟知的“滚雷”行动。但是因为天气的原因，空袭行动直到三月份才展开。开始后的前几天和几周内，主要还是报复北越；因为当时公众对政府内部的雄心壮志并不知情，所以要想取消轰炸计划，相对还比较容易。但是在此期间，我一直在竭尽全力，推动轰炸行动继续纵深发展。当时我的工作是建立南越汇报系统，收集和发送越共每周的罪行，为美军的空袭提供合理的理由。一周之前，麦克诺顿——邦迪备忘录中所建议的：“我们应该制作和更新越共罪状目录，定期发布，和我们的报复行动配套进行。”亦即“每周罪行目录”。现在我开始为政府的政策推波助澜，不过在我看来，自己是在做研究，不存在任何虚假行为。我所编录的越共罪行并无半点儿虚假。
并不是所有针对军事基地的袭击行为都应该称为恐怖主义或是罪行，但是越共的袭击中有很多是恐怖行为。轰炸公交车，绑架平民，破坏公路和桥梁，有时还绑架谋杀村落首领及其家人。我发布的第一篇报道，序号为“鱼网”，旨在收集和散发有关信息，标题为“２月11日到15日越共暴行”。在报告中，我分别列出了６７起事件。一开始，每周报道属于内部机密，但是政府最后将这些发布给了民众。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我的报告颇受欢迎，每个人都想要一份，以求得内心的安慰。我的报告也为美军的空袭提供了正当理由，这正是邦迪的良苦用心。很快，我的档案中，收集了不少具体的数字，掌握了不少对越共恐怖罪行的生动描述，而且所了解的要比周围其他人都要多，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东西影响了我对越共的看法。在当时的局势下，产生偏见并不奇怪。但是一想到自己提供的数据，一直在为战争正身说法，而且还推动空袭不断发展，最后演变成地面战争，我就痛心不已。但是当时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认识并不深刻。
——
发动首轮“滚雷”行动后的六天，两队美国海军陆战队抵达舰港。一路空降至舰港，一路空降在海滩上，以便为美军机场提供安全保障。两名高层顾问，泰勒大使和麦克纳马拉部长，强烈反对向越南派遣美国地面部队，所以并不愿意批准该行动。但是他们也不能忽视当前的紧急状况。边和袭击表明，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越南陆军为美军基地外的军事行动提供安全保障。但不论如何，泰勒和麦克纳马拉决定，避免此次行动将美国带入地面战争，避免美国参与地面作战。
第二部分蓄谋挑衅（5）
我记得，那时候，我的顶头上司——纪录显示，３月２日早晨——看到最后的命令时，发出了一阵惊呼。“噢，我的老天！我们派遣了‘海军陆战队’！看来，我们永远无法脱身了！‘海军陆战队已经登陆’！我们要接管这场战争了，要在地面上赢得越战。怎么能让陆战队担此重任呢？”随后，他开始匆忙调整命令，要求驻扎在冲绳的173空降师立刻前往越南，取代现在已在途中的海军陆战队。我不知道他为何如此反复无常，如此冲动，急于改变参联会和太总部的临时作战计划——参联会和太总部第二天随即推翻了约翰的命令。直到现在，历史纪录还无法解释文官和武官之间的冲突。
当时的行动命令称“美国海军陆战队不会，请容许再次重复一下，不会参与打击越共的常规军事行动。”很显然，国防部长和大使关心的不是对外关系。他们的限令一直持续了三个星期。４月１日，总统下令，扩大海军陆战队的行动范围，除了对外宣称的为基地提供安全保障外，还应该进行有限的反击行动。麦乔治·邦迪４月６日发给国务卿、国防部长和中情局局长的总统决议行动备忘录，告诫他们，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和任务的改变，“总统希望采取防范措施，避免一切行动为外界所知。你们应该立刻采取切实的行动，但是政策的变动要尽可能不向外界透露……总统希望这些行动和变动应该是渐进的，应该于我们现行的政策保持一致。”就像美军的轰炸计划一样，美军对越南的地面攻击悄然而至。
４月６日同一天，我为麦乔治·邦迪完成了题为“对北越港口布雷或封锁政策分析”的研究报告。由国际安全部一名海军官员组织中情局、国防情报局以及海军专家的跨机构小组，完成了研究的大部分工作。尽管越南的大部分进口物品都通过海防运过来，但是数据显示，从海防进口物品不过是为了方便，并非必然。所有进口物品可以很容易地转到南中国海，短暂停留一下后，通过铁路、公路和航道运往北越，而且这些路线的运输能力极大，即使美军的轰炸使其运输能力减少了９０％——其实是不可能的——但也足以为北越在南越境内的行动提供必要的物资。在北越的港口布雷，对其进行封锁和轰炸，可能会面临与莫斯科的直接对峙，也会损害英国和美国盟国的利益。海防三分之二的物资来自于盟国的船只，但是因为只有一小批物资会运抵南越，所以对其几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尽管这可能引发与苏联的危机，麦克纳马拉一直支持在海防布置水雷的建议。约翰后来向我透露，我们小组所做的细节分析改变了他的主张。我还是首次听到他说这样的话。
——
1965年周六的一天早上，我和帕特里夏·马克斯首次约会。约会的日期是1965年４月17日。要想确定约会的日期，很是容易，因为那个日期已经载入了史册。当天，学生民主协会组织了一场反对越战的大规模游行。她参加了游行，所以我也就尾随而至。
我不应该以游行方式渡过周末。这是我自受聘于政府以来，首次享受闲暇的周六。星期五早晨，麦克诺顿告诉我，麦克纳马拉要去德克萨斯州约翰逊总统的农场去渡周末，本周他也不会呆在办公室，我可以自由享受一个周末。自从追随约翰八个月来，每个周六，我都是全天工作，一干就是１２个小时，周日也至少工作半天。这次可是天赐良机。更重要的是，我提前一天获悉部长的安排，这样的话，明天便可自行安排约会。麦克纳马拉从来不会在晚上８点之前离开办公室，所以约翰也不能提前离开，我自然也不能提前离开。再加上部长离开的时间，根本无法预料，有时候是８点３０分，有时候是９点３０分，所以总是无法与人提前预约。很多人是不愿意在８点或是９点之后，再安排约会的。一年以来，我一直过着单身生活，工作不允许我有任何社交活动。想要联系的人一般都与我的工作安排有所冲突，以致于大多数晚上，不得不忍受孤枕难眠的痛苦。
一听到明天可以休息，我立刻给帕特里夏·马克斯打电话，邀请她同我一同去看樱花。一年以前，在哈佛大学老朋友丹·雅各布举行的宴会上，我和她曾有过一面之缘。宴会上，她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当时还不能说她是年轻女性），留着时尚的发型，非常自信，机智灵敏。每周，她在辛迪加公共电台都有一个访谈栏目，叫做“帕特里夏·马克斯访谈录”。我认为，她一定是常常跟节目中采访的名人如特德索·伦森或是卡尔萨根一起出去玩，跟我并不属于同一类人。她曾问起我的工作，要我为她提供建议，该采访华盛顿的哪位名人，但我并不希望她对我进行采访。实际上，她也不会。当时，我只不过是兰德公司的分析家，为五角大楼做研究工作，并不知道太多的内幕信息。
自从上次在宴会上邂逅帕特里夏后，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呆在纽约。我也没时间想她。但是三月末，忽然接到她的电话，要求我参加她姐姐乔纳斯·索尔克举行的宴会。宴会并非在周日晚上举行，我只得解释到，那天有班，不知道会忙到几点，可能会迟一点儿到，不过她说没关系。赶到宴会的时候，我已经迟到了。她走到门口把我迎了进去。宴会上，帕特里夏并不坐在我旁边，我也没有机会对她进行深入了解。
４月16日，我从五角大楼给她打了个电话。当时樱花盛季以过，可是此前我一直没有机会邀请她前往观看，所以建议找一天去看樱花。她说，明天要去华盛顿纪念碑前参加游行，游行队伍将绕白宫一圈，以示反战。我告诉她，我可能并不适合参加类似的游行，因为自己一直在参与推动这场为人反对的战争。我问她是不是可以在中午的时候离开游行队伍，跟我一起去野餐。她回答道，不行，还要采访游行人士，纪录他们的讲话。
我说：“我不会参加反战集会，这可是我第一天远离战争的硝烟，八个月来第一次远离五角大楼。”
她说：“好吧，但是我会去的。欢迎你参加。”
第二部分蓄谋挑衅（6）
我的周末还不足２４小时，但是自己的确很想见她。后来，我们互相做出让步。晚上六点，我的首次周末就宣告开始了，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我邀请她当晚和我一块共进晚餐，星期天一起去看樱花。这样的话，我星期六便可随同她参加反战集会。
一年以来，我首次在周五离开五角大楼时，仍是天光大亮。帕特里夏在哥伦比亚特区租了一间公寓。公寓位于公园对面的街道上。我来到她住处，接上她，然后一块步行通过威斯康星，来到“约翰乔酒吧”，这是大学生常常逗留的地方。里面全是大学生，个个喝着啤酒。我问酒吧老板，有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他告诉我，楼上有个叫做“维多利亚女王”的迪吧，今天没有对外开放，应该会很安静。迪吧是一个小黑屋，四周点着蜡烛，墙壁也涂成黑色，聚光灯下，只有维多利亚女王的巨幅画像清晰可见。我们在一张桌子边坐下，整个房间完全属于我们俩儿。我们边吃边谈，我小心翼翼地告诉她我的工作。我注意到，帕特里夏的目光炯炯有神，碧色的大眼睛，微微上挑，锐利的目光直盯着墙角。我最关注的就是人的眼睛。她的眼睛与众不同，非常吸引人。我简直无法自拔。
这是个迪吧，所以有一个很小的舞池。有的时候，会有人用磁带播放慢速音乐。我只会和着慢速音乐跳舞。我和她一起翩翩起舞，两人靠得很近，我只会跳这种舞。没有人上楼来打扰我们，整个屋子完全属于我们。在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双明眸之下，我们尽情得跳舞。晚上回去后，一想到明天和后天都可以看到她，心里就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悦之情。
星期六上午，我和她一起赶到华盛顿纪念碑前。我们俩一个拿着采访用的专业高频录音机，一个拿着大麦克风，加入到游行队伍。早在１２月底，竞选结束后，轰炸开始前，民主学生协会就要求在４月１７日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当时，内部曾有争论，游行活动是应该关注越南问题还是国内问题。在当时看来，战争问题似乎已经彻底解决了。选民用压倒性的多数票，抛弃了戈德华特扩大战争的主张。当示威组织者决定关注战争时，他们认为并不会有太多人参与。但是２月，美国开始了轰炸行动，民主学生协会认为，参加游行的人数一定比预计的多，应该有5000或10000人。３月底，海军陆战队登陆舰港。４月中旬的周六早晨，华盛顿纪念碑前竟然有２万５千人参加集会。
游行当天，天气晴朗，天空湛蓝，樱花灿烂，反战的大旗迎风招展，我们一起浩浩荡荡地向白宫进发。我们参与了整个游行，周围有很多摄像机。我拿着帕特里夏的录音机，提心吊胆，生怕哪位五角大楼的同事在电视直播中认出我。要是在电视画面中被认出来，我真不知该做何解释。
我们步行通过拉斐特公园，许多人高呼反战的口号。我拿着录音机，没有喊任何口号，帕特里夏把麦克风高高举起，捕捉众人高呼的口号。我们和帕特里夏的两个朋友马蒂和鲁斯·加伯斯一起参加游行。这两人是一对夫妇，和游行发言人以及其他参加游行的人一样，极力反战，我估计，游行队伍中，只有我一人持有不同的观点。其实我的内心也极为矛盾。我同意游行人士高呼的口号。我一直犹豫不决，不想参加游行，并不是因为我反对发言人所提及的内容——尽管没有获得内部信息，他们的理由很充分——我所担心的，是怕电视镜头中出现我的画面。要是这些游行产生的影响，足以让美国停止轰炸，结束美军的介入，我会很高兴。不过帕特里夏和她的朋友并不知道我内心的想法。
我们坐在草地上，听着学生民主协会主席保罗·波特、政治评论员斯通和参议员格里宁的演讲，听着琼·布斯的歌声。录音机放在草地上，帕特里夏把这一切都录了下来。尽管在休假，我觉得自己该赶回五角大楼，去看看有什么大事情发生。帕特里夏随后和加伯斯夫妇一起去共进晚餐。第二天，帕特里夏告诉我，马蒂简直不敢相信，她和一名五角大楼的人一起去参加游行。
周日早上，我开着自己的白色轿车，接上她，驱车直奔肯特伍德。两边的街道上满是樱花树，个个枝繁叶茂。她在车上照了张相，一手放在车的一边。心形的面庞，红色的头发在鲜艳樱花的映衬下，越发光彩照人。一双碧绿的明眸，射出与众不同的目光。我们时而步行，时而驱车在樱花、梨花和木兰中穿梭。最后，我们去公园野餐。
我们两个人坐在草地上，靠着一颗枝繁叶茂的大树。我专为这次野餐准备了一个柳条篮子，正好放在轿车的座位底下。我买了法国奶酪，肉酱和棍子面包和两个透明的高角杯——这都给帕特里夏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吃完后，我坐下来，背靠着大树，她的头依在我的膝盖上。我们一边聊天，一边闻着花草的芳香。她说，很长时间过去了，我都没有吻她。她后来回忆到，等到我弯下身子，吻她的时候，她早已迫不及待了。我们并没有在公园呆很长时间，野餐结束后，我便驱车将她送回公寓。
——
麦克诺顿的办公桌前通常会放一个文件柜。文件柜里放的全是他经常要查阅的或是极为敏感的指令、电报、备忘录，按类别装订成册。文件柜配上滚轮，这样每天晚上，他离开办公室后，就可以将文件柜推入保险箱。保险箱和小隔间一般大，有一层房间那么高，其他一些机密的文件也都存放在保险箱里。每天早上，他来到办公室后，军事助理会打开保险箱的密码锁，把供其阅读的文件推过来。如此，他便可不费吹灰之力，取阅文件。
第二部分蓄谋挑衅（7）
我可以看到文件柜中的材料，也可以看到约翰办公桌上的其他所有文件。但是他在办公室的时候，常常要迅速查阅相关文件，所以虽然我的小工作室与其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隔，我也很少把文件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阅读。如果我需要查阅他私人保密柜中的文件——如果他办公室门上的红灯未亮——我便可以径直把文件拿过来，坐在他旁边查看。约翰工作时注意力非常集中。即使你不跟他说一声，就把文件悄悄拿走，也不会对他有任何影响。他要是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常常会这样做。我一般比他工作得晚，而且有他保密箱的密码，所以约翰离开办公室后，我可以把文件推出来查阅，离开之前，再推回去。据我所知，当时知道密码的人寥寥无几，除了约翰，只有他的军事助理知道。
春季后期的一天，麦克诺顿的首席军事助理忽然调离了办公室。此前，我一点也没有听到他要被解雇的风声。只是在上校离开的当天早上，麦克诺顿的副军事助理给了我办公室保险箱的新密码。密码是早上才换的。虽然我与该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可是约翰曾指着其私人文件柜左边的一搭装订文件，告诉我不要去动这些文件。文件上的标签为“越南，仅呈麦克诺顿过目。”我可以使用文件夹里的其他所有文件，但是这些文件只有他可以翻阅。他告诉我，上级命令这些文件不能与其他人共享，其中包括我。
整整一个月或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遵守约翰的规定。但是，当年春天，越南战争已经升级。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大使以前曾极力反对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现在也开始转而同意派遣部分地面部队，尽管他们所同意的增兵数量并不是无限制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是否应该批准参联会的建议，公开向越南注入几万兵力，参与地面战争。
当时，我对上述问题认识并不深刻。以前我曾极力反对发动轰炸行动。后来轰炸行动开始后，我认为应该派遣一定数量的地面部队，驻守港口和主要城市，避免美军遭受巨大损失。有鉴于此，我对向南越派遣大量地面部队的呼声颇为理解；美驻越军援司令部和参联会一直支持向越南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４月中旬，泰勒撤销了此前的反对意见，同意向南越派遣一些或是数量可观的地面部队。麦克纳马拉也改变了此前的反对意见，倾向于采纳派遣地面部队的建议。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读到任何反对建议，也没有听到任何反对声音。
当时，我并没有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在大问题上，也没有人会关注我的观点。虽然我并未远离决策程序，可是我不过是个职员，不过是约翰当前观点的传话筒。在关乎大局的问题上，他有自己的想法——我们都反对轰炸；跟我相比，他更坚定地反对美国采取其他新的方式，参与越战——我的建议根本对他没有太大影响。而且办公室所发的文件中也从来不会反映我们以前的观点。他为麦克纳马拉工作，麦克纳马拉督促总统扩大战争，刚开始是空袭，随后又要求扩大地面战争。
我切实体验了高层的决策程序，但是现在我的兴趣已不仅仅是对政府的危机决策程序进行个案研究。我已经参与了政府的决策程序。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正在做出关乎历史的决定。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影响决策者——对他们的政策取向，我也一概不知——但是我有一种冲动，想要了解他们。
每隔一个晚上，我就会呆在办公室里，查看文件柜，一般都会很晚。连续几个晚上，我都没有去碰那些禁止查阅的文件。其实即使我查看了这些文件，其他人也一定不会知道，可是约翰还是告诉我，不要试图掌握“政府高层”的想法及其建议，也不要查看他们之间的信件。
我实在受够了。一天晚上——约翰让我不要查看这些文件后的几个星期，具体时间我记不起来了——我从文件夹中抽出一份档案，然后把它打开。具体日期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时间。屋里一片漆黑，灯光从边上的小隔间里微微透过来。当天晚上，我把带着滚轮的文件柜推出来，打开厚厚的装订文件，开始粗略地查看内容，就像阿里巴巴打开了宝库的大门。
看到文件上醒目的字体，我立刻辨认出这是白宫的指令性文件和备忘录，因为文件上的字体我以前在五角大楼很少看到。在文件中，有麦克纳马拉写给总统的备忘录，这些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根据文件上醒目的字体，你可以立即知道文件的出处。一般你根本没必要看文件的题头和签名，便可知道文件来自五角大楼。（我认为，不同机构，使用IBM打字机，打出风格迥异的字体，主要是为了让人容易辨认，就像参联会有时使用法律文件用纸，或是不同颜色的纸张区别文件类型。）以前，我自认为看到了所有有关越南的文件，可是档案中电报和报告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还有一些电话摘要，和“政府高官”（总统、国安会高层官员、中情局官员、内阁部长，参联会及参联会主席）会议备忘录，而且是逐字逐句的纪录。还有国务院专职律师约翰的私人备忘录以及麦乔治·邦迪的签名，以前我均未曾见过。草草扫了一下，我就知道这些文件极为珍贵。随便读了几段，感觉就像在呼吸纯氧，愈加弥足珍贵。我的心怦怦直跳。要不是今天有点儿晚了，我一定会立刻坐下来，读个痛快。但是我有点儿累了，所以没有继续读下去。
第二部分蓄谋挑衅（8）
几个月来的机密文件，一直鲜为人知，现在终于重见天日。有休伯特，汉弗莱的文件，还有总统助理为总统提供的建议备忘录。我敢保证，自己可以精确揣测到文件柜中一些文件的类型，以及大部分文件的主旨。其中有官方文件；有参联会的“个人”批判意见；以及麦克纳马拉个人所提的建议。麦克纳马拉的建议后来很快为总统所接受。还有其他权宜之计以及对各建议的描述，这些权宜之计旨在让美国摆脱战争。整个战争期间，“鸽派”的建议和分析都属于绝密文件。采取上述做法，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些文件一旦泄漏给共和党，会让政府背上“向共产党妥协”、“绥靖”以及“失败主义”的罪名，主要的原因还是总统当时极力倾向于扩大战争，如果要是让其他人知道，由高层顾问推荐的这些权宜之计被总统拒绝的话，总统个人将不得不负全部责任。现在回想起来，要是当天晚上在五角大楼通读文件的话，可能我的生活将从此改变。至少有一点是可以保证的，我是绝对不会去越南的。
当时天色已晚，尽管自己极度兴奋，我还是把文件柜推到保险箱里，关上密室的门（里边的灯自动熄灭），然后旋上密码锁。第二天晚上，我还想继续查阅文件，了解针对现行政策的讨论。我所做的一切，麦克诺顿都知道，而我却全然没有察觉。
第二天晚上，和往常一样，我一直呆在办公室。五角大楼有一个快餐厅，专门为加班的人而设。大概八点的时候，约翰离开办公室，去餐厅吃饭。因为想多看一下文件夹的内容，我也随即离开办公室，来到国际安全事务部的办公套间，走进约翰的大办公室，里面漆黑一片，我打开灯，开始拨保险箱的密码。
保险箱并未打开。我又试了一遍，还是不行，再试一遍，还是不行。我绝对不会忘记密码，这个密码我不知道用过多少次。只有一种可能性，当天有人更改了密码。
这样做，针对的只有两个人：约翰的军事助理哈里·哈里斯和我。我们俩是约翰身边惟一知道密码的两个人。哈里有可能步其前任的后尘，但是可能性不大。事情实在是太凑巧了。昨天我刚刚违反约翰的命令，偷尝禁果，而现在果实尤在，我却无法够到，也许永远也无法够到。也许明天哈里或是其继任者会告诉我新密码，但是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类似的情况是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约翰为何这么快就发觉了呢？仅仅一个晚上，只不过是草草地扫了一眼！他是刑法学教授，证据方面的专家。也许他在一些地方发现了蛛丝马迹：文件内也许夹了一些碎纸片，可能一看便知有人动过；也许装订文件的封面上有根头发。打开文件，头发就会移开或是折断。这些把戏，我只在小说中读到过。他一定是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我是他的特别助理，而且又对政策那么感兴趣——从那以后，他就一直自己取阅那些他人禁看的文件。
为何连特别助理也无权查看相关文件呢？并不是因为他害怕我泄漏秘密，草率行事，也不是认为我并非心甘情愿地推动政策的实施，更不会怀疑我有渎职之嫌，尽管他知道我并不同意当前的政策。我不能查看这些文件，是因为这些文件极为“敏感”，必须保持高度机密。知道其存在的人，必须少之又少。
麦克诺顿并不认为，我会因为草率行事，向一些不该了解机密的人透露了自己所知道的秘密。一旦我稍有疏忽，那些交给他机密文件的人，将会怀疑他违反了自己的承诺，让其他人知道了文件的存在。如若出现上述状况，他今后就不可能再拿到相关文件。迈克·福里斯特尔事件有可能会重演，而且情况还会更糟。他不能冒着风险，让一名无法绝对服从其命令的特别助理，放弃其对美国政策的探索，不去看这些政策性文件。约翰认为，一旦文件和我只有一步之隔，如果旁边再没有其他人的话，我定会拿来查阅。这就是他如此谨慎的原因。他对我并不完全信任。其实根本无须多言——我值得信赖——但是我个人一直执迷于了解美国政策。
如果我的揣测确实属实的话，约翰改变密码，也就意味着我将无法打开保险柜，那我又该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呢？要是他白天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我无法进入他的办公室，那特别助理的工作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我根本无须煞费心机。我早想离开五角大楼。我觉得自己已经了解了不少内幕，我还可以担当政府中的很多职位，而且可以回到兰德公司，继续自己的研究。那些工作更适合我，可以让我身心愉悦。我乐于从事的工作是分析研究员或是就某个自己关注和熟知的问题提供咨询。所以失去工作并不会给我带来多大的困苦，但是要向约翰承认，我已知道自己被拒之保险柜外的原因，实在有点儿难为情。
早上的时候，约翰的秘书告诉我，约翰要见我。约翰非常友善，而且就像其面对记者时一样恳切，一样直率。他告诉我，让我做特别助理工作，实在是有点儿大材小用。像这样的工作应该交给年轻的下层官员来做。（他曾经说过，我与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同级——虽然从行政能力上看，我还差的很远——但是他巧妙地回避了这一点）。我可以在另外一个办公室，继续为他做事。我应该在国际事务处办公区拥有自己的私人办公室。
第二部分蓄谋挑衅（9）
约翰给我的办公室不在环岛处，但是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办公室很大，而且属于我自己。约翰道，要是我觉得一切还可以的话，当天就可将自己的文件搬过去。（我可以保留自己的薪水和职别，他也会为我找一个头衔）。对于装订文件和改变密码一事，他决口未提。他强烈要求我继续为他工作，所以根本没必要提及此事，他要做的就是让我远离他的私人办公室。
我知道自己并不胜任特别助理一职，而且自己也不擅长做高官的助理。我只会做一些学术和政策交流。我确信，约翰赞赏我上述方面的能力，但这些跟工作都没有太大联系。他问我对哪方面的工作感兴趣？我说，容我考虑一下后，再与你谈。到离开办公室时，他一直都极为友善，所以我们之间一点儿不感到尴尬。
——
夏季末，我说，应该组织一个工作组，专门负责越南“长期”问题研究。“长期”的范围就是在六个月以外。对于政府外的人来说，这个想法实在有点儿荒唐，但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这属于长远规划。古巴导弹危机时，国安会执行委员会曾成立两个工作组，我当时分别担任两个小组的成员。一个工作组是短期工作组，主要负责在一两天之内制订进攻计划，结束危机。另外一个是长远规划工作组。在提到长远规划工作组时，我过去常常说，不光是危机时才存在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一般行动，持续两周亦属于“长期”的范畴之内。这可不是开玩笑。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准备最近几天需要的东西：演讲、证词、预算、报告、新闻发布会以及一个接一个的会谈和官员访问。想起古巴导弹危机时，几个晚上，自己曾睡在助理国防部长的皮沙发椅上，可在国际安全事务部工作一年后，我才发现其实我们日常工作的节奏以及面临的压力和处在“危机”时并无太大区别。
1965年夏天，我告诉约翰，尽管柏林早已不再面临危机状态，可是在1961年到1962年之间，国际安全事务部柏林工作组内部还是成立了长远规划小组。而越南问题从1963年以来，就一直潜伏着危机，可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对越南问题进行长远研究。我说，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工作组，自已希望领导该小组。
约翰抬起头来，看着我，说道：“你不理解。丹尼尔！越南问题不能持续六个月！我要让美国退出！”他用手猛烈敲了三下桌子，这种情况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撤出！撤出！撤出！”
我忙附和道：“喔，嗯，对……”
等到情绪稳定后，他继续说，总统私下里对国会说过，会尽一切努力，在秋季末期进行谈判，结束战争，至少在今年年底，结束战争。约翰认为，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意思并不是要赢的战争；总统保证会进行谈判。现在扩大战争只是为了增加我们谈判的筹码。他说，为了平息国会山的不安，汉弗莱以总统的名义做出了保证。在我看来，要是总统真的履行了自己的承诺，那约翰逊总统的历史将会重新改写。但无论如何，我很高兴听到上述言论。这很符合我们两人的观点。
1965年春季末，轰炸行动在五月短暂“歇息”了一下后，又重新开始。一次，我正坐在约翰办公桌旁边，膝盖上放着一大堆文件，为其书写的备忘录查找资料。他提到，今天要早点离开，因为要去接妻子，共进晚餐。他从未向我提及妻子和家人。尽管我们一天１２个小时都并肩作战，而且常常一起开玩笑，可是他从来没有问过我的私人生活，也没有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或是见见他的家人。他早就告诉我，不会与任何下属交往。但是，这次他提及妻子，所以我也就随口问了一下：“你妻子对你的工作有什么看法？”
约翰从一堆文件中抬起头来，手中拿着笔，不假思索地道：“她认为我们疯了！简直无可救药！”说这番话时，面无表情，凝视了几秒钟，又继续批改文件。
第二部分“失控”1965年7月（1）
１９６５年７月中旬，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前往西贡，对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建议进行评估。一个月前，威斯特摩兰将军曾建议，立刻向南越增兵10万。我们现在已经向越南派遣了７万５千名士兵。依据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建议，应该再派遣１０万军队。到战争结束，在越南的美军数应达到17万５千人。他还要求派遣44支军团，其中39支美军兵团，９支韩国兵团和１支澳大利亚兵团。如果其他国家的兵团无法到位，那么可以派遣44支美军兵团，到时美军的总数将达到20万。
麦克纳马拉一直顾虑重重。是否需要增兵？与其他方案相比，增兵会带来什么影响？如果批准了该请求，到1966年，他们会继续要求增兵。但是７月17日，也就是他抵达越南的当天，副国防部长赛·万斯给他发来信息。信息中称，总统现在“有意”批准威斯特摩兰的请求，派遣34支美军军团。约翰逊还很有可能接受参联会的建议，动用预备役，延长士兵的服役期。
回到华盛顿后，我获悉麦克纳马拉要宣布新的部署，而且要解释其中的原因，通告战时策略，包括动员预备役。上级指示要我为其起草演讲稿。第二天，为了起草演讲稿，我开始参加由万斯每天早上在办公室举行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参联会代表以及负责人事的助理国防部长办公室代表。会议旨在协调和动员预备役，延长服役期，皆属于部长计划的一部分。会议为工作会议，讨论动员的预备役数量，需要的军团数和由谁负责等问题，同时研究向新计划提供资金以及如何要求国会增加预算等问题。我出席会议，是为了了解问题的始末以及计划的范围，以便在演讲中对其进行描述，提供合理的理由。
在西贡访问时，麦克纳马拉主要关注1966年需要的兵力数。派遣34/44支兵团后，还需要多少兵力？７月20日，麦克纳马拉回到华盛顿。在发给总统的备忘录中，部长建议美国增派44支兵团。这与万斯电报中所说的总统意图完全符合，其实从六月中旬开始，麦克纳马拉本人也开始赞成威斯特摩兰的建议。
更重要的是，麦克纳马拉表明，这只是增兵的第一步。他说，威斯特摩兰认为1965年一年就需要１７万５千人到２０万人；“我们应该知道，1966年前期还需要更多的士兵（也许１０万）。可能会视情况的发展，继续增兵。
６月，威斯特摩兰在其发回的申请中警告，44支美军军团仅仅能够“在12月底之前重新恢复双方之间的军事平衡”；“就其本身而论，并不足以击退敌军。”他建议，在1966年“大量”增兵，“确保美军的主动权”。他告诉麦克纳马拉，“经考虑，在４４支美军军团的基础上，再增加２４支，同时要有部队提供作战支持和后勤支援〖，〗这样我们方可展开美军战略的“胜利阶段”。这就意味着一开始美军总数就要达到１７万５千，随后再增加10万。而且越共和北越的行动可能改变军队数目〖上升〗，我们应对美军的增加予以考虑。”
到1966年中期，在南越的军队数量已达３０万（包括韩国军团），其中２７万５千美国士兵。美军士兵所能做的，不过是阻止美军的败局，“转入胜利阶段”。如果北越停止渗透，那么他们还可勉强支撑。但是一旦北越继续或是扩大渗透的范围，情况就不同了。（类似的现象已经发生，而且几乎人人都认为今后还极有可能发生。）麦克纳马拉同时向总统建议，通过扩军和延长服役期，征召２３万５千名预备役官兵和国民警卫队，将美国的常规部队扩大到３７万５千人。
更多的美国士兵参与了越南战争。“这些军队的使命发生了变化——搜捕和消灭。”增兵南越，主要是为了“发动进攻——占据战场主动权……让敌人处于被动地位，保持一种态势，以防敌人获得喘息的机会，东山再起，重新获得军事平衡。同时步步紧逼，与越共/越南民主共和国或是北越的主要兵团进行地面战争，摧毁他们。”如果实施该计划的话，到今年年底，美军士兵的伤亡数会大幅度上升，达到“每月５００人左右”。
７月２１日早晨，麦克纳马拉从西贡返回美国。麦克纳马拉准备了一个新闻稿，对外宣布美国会立刻增兵；加上最近批准的增援部队，增兵总数将达１０万人。该数字也是他向总统建议的数字。在国安会，他再次提及上述数字，同时提出了刚刚提到一些建议。但是该新闻稿最终没有发布，与此同时我正在为其准备将要发表的发言稿。
７月２２日，演讲稿草稿最后敲定。因为该演讲稿极为重要，所以稿件不仅要送交麦克纳马拉过目批准，还要送交白宫的麦乔治·邦迪和正在国外访问的国务卿腊斯克批准。每个人都亲自阅读了草稿，在一两天之内均予以批准，只有邦迪做了一些细节性的修改，但也是微乎其微。一份阐述政府观点和政策的演讲稿，竟然需要政府高层逐一批准，所以有必要对该演讲稿给予高度重视。稿件用一页纸描述了麦克纳马拉在参联会主席厄尔将军陪同下，访问越南的目的；其后的一段，大量篇幅都是依据调查结果，介绍即将采取的措施：“不久的将来，美国的作战部队和增援部队将增加１０万人，其中并不包括已在越南服役的美军。我们的军队将保卫自己的基地；为临近地区提供安全保障；只要越南政府和威斯特摩兰将军认为有必要采取积极行动，我们的部队会立刻发动攻击。当然，他们一定会这样认为。为了补充兵源，重组预备役，我们应该征召一些预备役军团，扩大征兵的幅度，延长服役期。”
第二部分“失控”1965年7月（2）
下一段开头写道：“当前，我们应该号召美国家庭和年轻人勇挑重任，做出牺牲。我们应该再次明确告诉他们，美国所做的努力，都是不可豁缺的。”下面的１９页，言归正传。演讲稿阐述了越共对美国的挑战以及大量美军加入战争的原因，随后我还引用了自己参加哈佛大学时事讨论会时的讲话和此前为麦克诺顿所写的一份演讲稿。但是以前的论述主要是有限部署美国军队，保卫美军基地。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解释大举增军的原因。
我知道，演讲稿中不言自明的是，本次增兵的幅度很大，而且可能没有尽头。７月22日，草稿完成，总统与军事顾问进行了会谈。所有的人都告诉他，仅在战争初期，就需要增兵２０万——今年年底至少１０万，1966年“1月”，再增加１０万。这些兵力足以阻挡美军的败局；几年下来，要想赢得战争，需要更多的军队。此前一天，麦克诺顿参加了由总统主持召开的会议，获得了同样的信息。所有军种参谋长均参加了会议。虽然他并没有参加全部会议，但是给我进行了间接的描述。下面所引部分是随后讨论的官方纪录。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文件才陆续解密。
总统问道：“威斯特摩兰的请求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将会卷入一场新的战争？以后将一发不可收拾。”
麦克纳马拉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的政策面临挑战。以前，我们依靠南越，让他们首当其冲。现在该由美国来获取可喜的军事成果了。”职责的转变使得美国走上战争升级之路，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战争会如何发展？几分钟后，约翰逊总统问小组成员：“这场战争是不是根本无法在两三年之内结束？”
海军陆战队司令员华莱士·格林将军做出了答复；格林重新组织了总统的问题，然后回答道：“战争将要进行多长时间？5年，再加上５０万大军。”三年后，约翰逊总统将面临重新选举，所以这样的答复，他并不希望听到，但是格林的回答自在情理之中。后来格林又说：“美国人民会支持您。”
当时与会者中，并无人对总统提出置疑，也没有人建议减少增兵的幅度。实际上，后来又明确提出一个更为庞大的进攻性作战计划，其中包括封锁柬埔寨，轰炸北越境内所有目标。很明显，约翰逊极力反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事实上，即使不采取上述行动，所需要的兵力和时间也要远远高于格林的估测。我们的建议是，现在进行的战争，不会在两三年之内结束。情况的确如此。约翰逊总统也不是首次从军队高层中听到这样的估测。早在1965年３月１５日，受总统所托，陆军参谋长哈罗德·约翰逊将军访问南越。从南越回来之后，他私下里告诉总统，要想赢得战争，需要５０万美军，需要花上五年时间。现在总统从海军陆战队总司令处听到了同样的估测，只是把“需要”改成了“将要”。
其实这还不是当天提到的最高数额。约翰逊不断强调，我们应该考虑到，“如果美国派遣几十万人，中国军队多个师有可能卷入战争”。麦克纳马拉告诉他，要是中国军队３１个师参加战争——中国完全有这种能力——那么除了“对抗越共的兵力”，美国还需增兵３０万。
５０万加上３０万：一旦中国军队介入，美军总数将增加到１００万。即使中国军队不介入，今年夏天提到的美军数量也已接近１００万。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的报道称，总统曾在６月询问威勒将军，美国需要多少兵力结束战争。威勒回答道：“总统先生，这要看您如何界定战争。要是您想把越共赶出越南，需要７０万，８０万或是１００万美军，需要花费７年时间。”在与卡拉克·克利福德和总统商讨后，威勒认为美军总数应该为７５万，需花费６到７年的时间。
当时美国政府的宏伟蓝图是把越共全部赶出南越。参议员曼斯菲尔德给约翰逊总统写信，在信中，参议员曼斯菲尔德针对美国的宏伟蓝图，做了类似的估测：（截至１９６８年，这一直是美国政府的目标）如果政府计划让美军及其南越军事盟友推进到南越和北越交界处的小村庄，“要耗上几十年，参加地面战争的美军官兵也需要超过１００万，而且我们还没有考虑中国军队卷入战争这样的因素。”曼斯菲尔德是约翰逊总统挑选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继任者，是亚洲问题的专家。７月２３日，就在麦克纳马拉和腊斯克阅读我撰写的演讲稿草稿时，他再次给约翰逊写信，称２０万或３０万人不足以达到目标。“我认为，士兵数应该在１０0万。这个数字还有点儿保守，因为情况在不断发展变化。”
按照威勒和曼斯菲尔德的描述，越战的最大目标就是把南越的越共彻底铲除。这并不是夸夸其谈，也不是狐假虎威。我的顶头上司约翰·麦克诺顿曾多次以该目标界定美军的“成功”，确定1964－1965的基本目标。在其备忘录中，约翰称，如果无法达到上述目标，就是“妥协”，就是“无果而终”。
尽管在７月２２日的会议上并未提及１００万这个庞大数字，但是格林的预测是该数字的一半，５０万，会议上并无人提出反对。格林发言后几分钟，总统立即提出应该是10万：“我们派遣６０万美军士兵，为了１万英里外的一个国家，花费了几十亿美元，国会和美国人民会同意吗？”
陆军部长斯坦利·里索立刻回答道（重复此前格林的说法——美国人民会支持您）：“盖勒普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民支持政府的决定。”
第二部分“失控”1965年7月（3）
总统道：“如果你承诺从楼上跳下来，但是后来发现楼层很高，你可能会违背自己的承诺。
总统也是刚刚知道，该楼层到底有多高。在起草讲稿的当天，并无人要求我向公众透露投入的总兵力数，不过我使用的数字已足够骇人听闻。几个月，投入的兵力将达到１７万５千人——是现在兵力的两倍，随后还会投入更多的兵力——这些数字足以让美国民众三思而后行。
７月２６日，我获悉麦克纳马拉将不再发表演讲，总统决定在７月２８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自己宣布增兵南越，而且将不再征召预备役。当天８点２０分，一些国际安全事务部的官员齐集麦克诺顿的办公室，在大电视前观看总统的演讲。我们坐成半圆——麦克诺顿坐在电视正前方——等着总统发布声明，宣布美国将参加越战。我在想，我为麦克纳马拉起草的演讲稿，总统会用多少内容。
他没有使用任何内容。有人替他写了引言，对越南进行了评价，回顾了美国的庄严承诺和慕尼黑的教训。“美国不是命中注定一定要成为守门人，但是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担此重任。投降不会带来和平，我们从慕尼黑的希特勒那里吸取到教训，听之任之只会助长其侵略的气焰。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履行美国政府的庄严承诺……我们不能辱没自己的名声……”
电视画面上还出现最高法院法官艾伯·福塔斯的简历。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是否向越南派遣军队这个问题，一直让约翰逊总统很困惑，难以做出决断。昨天，他在椭圆形办公室于福塔斯会谈了两个小时。“困扰总统的，并不仅仅是做出决断，而且还有如何向媒体和民众做出解释，如何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的理由。在遇到这类问题时，福塔斯总是会帮助约翰逊总统自圆其说。第二个原因是，总统在其开场白中宣布，原最高法院法官阿瑟·戈德堡在一周前已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空缺的位置由福塔斯填补。
实际上，总统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突如其来的任命可以成为当天新闻的头版头条。我们并不关注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免。在讲了一下美国加入越南战争的原因之后——这些都是陈词老调——总统宣布了下一步要采取的措施，但是和先前透露的预测相比，非常低调。他一直在安慰民众：
首先，我想告诉共产党，美国不会被武力和超级大国击败。他们总是那么顽固。最近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增加兵力，不断对我们发动攻击，制造了不少血腥事件。我曾询问指挥官威斯特摩兰将军，要对抗这种气焰嚣张的侵略行为，需要多少部队。他告诉了我。我们将满足他的需要。
我今天命令空中机动部队和其他特种部队奔赴越南。我们的兵力很快从７万５千增加到１２万５千。今后还会继续派遣军队，如接到申请，立刻派部队前往。所以我们有必要实施自愿征兵制，加强兵力，发动更为猛烈的进攻。今后每月的征兵数将从１万５千增加到３万５千。
深思熟虑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决定，现在暂时不征召预备役入伍。如果今后需要，我会进行认真考虑。采取行动之前，我会让全国人民有个彻底的了解，做好充分的准备。
约翰逊提到“１２万５千”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我对麦克诺顿说：“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改变了自己的决定？”麦克诺顿抬起手，示意我安静，让总统把声明读完。
在提问阶段，曾有记者就美军战略向搜捕和毁灭转移一事，向总统发问：“美国现在的战略是依赖南越，发动进攻，美军只是提供保障，在危机时刻，予以增援。那么美国现在增兵南越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
总统回答道：“美国的政策一点儿没有变，我们的目标也没有变。”
总统决口未提今年年底，美军兵力将增加到１７万５千或是更多。他所提到的只不过是将美军从“７万５千增加到１２万５千”。他明确告诉美国民众，尽管今后威斯特摩兰将军可能再次提出申请，美军兵力也可能继续增加，但是依照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判断，现在只需要增兵５千。除非将军再次提出申请，否则这些兵力足够了。
五角大楼内观看直播的所有人，此时方才才知道，总统在撒谎。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蒙骗民众。这也意味着，在征召预备役方面，总统已经改变了先前的想法。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麦克诺顿和办公室这些下属应该在总统发布声明前，已有所耳闻。我再次问麦克诺顿：“总统是不是还没决定是否派遣１０万美军士兵？”
麦克诺顿告诉我：“你最好自己了解一下。”
我一阵风似地离开办公室，来到参联会。在那里，我找到一个负责制订军队部署的将军。我问他，总统是不是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计划。他告诉我，没有，我们正全力按照威斯特摩兰的申请，实施部署。我问他有没有看总统的新闻发布，他说看了。但是参联会这里没有任何变化，一切照旧。他们正加紧筹备向越南派遣１０万大军。威斯特摩兰并没有再次提出申请。我立刻回到办公室，告诉麦克诺顿。
第二部分“失控”1965年7月（4）
７月３０日，也就是两天后，参联会的备忘录通告，一期计划最后得以批准，将向越南派遣４４支移动部队，驻扎在越南的美军兵力将达到193,887人。总统新闻发布后的十天，３４支美军部队已经就位，一个月之后，美军整体兵力的三分之一都部署在越南，1965年，在越南已经有４４支美军机动部队，总兵力达184,314人。
媒体报道，听完总统的新闻发布，大部分国会议员都松了口气。尤其是总统并没有征召预备役，增加的兵力也是此前披露的一半。但实际上，此前披露的数字确系属实。
当时，一些军官正在动员预备役，积极备战。他们均认为，几天前已获得总统的许可，所以这些人的反应和国会议员截然不同。总统的新闻发布会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在马克·佩里有关参联会的专著中，读到了参联会中其他一些人的反应，更让我辛酸不已。陆军参谋长约翰逊将军——他当时也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观看直播——认为政府有必要，而且应该义不容辞地提醒民众，总统的决定意味着，摆在美国人面前的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漫长战争。参联会认为，总统的声明中应该包含动用预备役。现在要做的，就是获得美国民众的支持，这样军方才能贯彻落实各项计划。参联会主席威勒后来说：“我们认为有必要征召预备役。征召预备役，就是让美国大众知道，美国现在所进行的是一场战争，而不是无谓的冒险。这场战争，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算是无谓的冒险。”
两天前，参联会已经获悉总统不会向国会和民众透露征召预备役一事，这让他们极为沮丧。看完新闻发布会后，他们才知道，总统还要误导民众，隐瞒事实。总统并不打算告诉民众美国正面临一场波澜壮阔的持久战。
一些人认为，自身的职责以及公众的支持都表明，总统的所作所为实在危险，但是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样做有违宪法，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布鲁斯·帕尔默将军就是其中的一名，当时他负责制订作战计划，是哈罗德·约翰逊将军的副手。后来担任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副参谋长。他激动地告诉我，他和约翰逊将军对此的反应不谋而合。在佩里的书中，描述了约翰逊将军对此的反应。帕尔默看过后，认定所有描述都千真万确。
五角大楼内，（哈罗德将军）约翰逊神情沮丧。总统演讲完毕后，他关上屋门，换上自己最得意的军服。然后打开门，告诉随从，备车，他要去面见总统。在去白宫的路上，他抬起手，摘下肩膀上的将星，轻轻攥在手中。到达白宫大门时，他让司机停下来，看了看手中的将星，然后摇摇头，又装了上去。多年后，回想起此次事件，他总是十分后悔：据传闻，他曾告诉一位同事：“我应该去见总统，应该摘下自己的将星，应该辞职。我竟然做了一个这么无耻的决定。”
第二部分加入外交使团
春天的华盛顿，百花争艳。杜鹃花，山茱萸争奇斗艳，珊珊来迟的樱花也不甘示弱。每天我都会去看望帕特里夏。早晨，我从帕特里夏在哥伦比亚特区的住宅出发，驱车穿过姹紫嫣红的花丛，穿过茂密的树林，然后从高速公路直奔五角大楼。换了工作后，我的日程不再受麦克纳马拉和麦克诺顿的限制。我可以晚上八点回家，早上五点出发。晨曦中的华盛顿，夜幕中的华盛顿，我都可以一览无遗。
不过，有时也存在问题。有一次我们在一起时，她问道：“为什么我讨厌你的工作，却对你这么着迷？”当时我真是茫然不知所终。我记得，自己想了想后，回答道，你应该很快学会尊重我的工作，否则的话，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她知道我对五角大楼的各项计划反响不一，但是这些计划对她却没有任何影响。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件事，我们也很少一起谈论战争。
与此同时，越南战况一发不可收拾，简直跟两年前一样糟。（实际上，２０年来一直如此。）威斯特摩兰将军发回的电报称，越共要把越南一分为二，他们正对高地和海岸发动进攻。当时还不清楚，越共要击退美军，夺取海港，需要多强的兵力，但是存在一种不祥的预感——“南越要一分为二”——这会给美国人以沉重的心理打击，就像奠边府事件一样。
威斯特摩兰希望立即派遣更多的美军参与越南战争。在该问题上，我一直飘忽不定（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这一点）。私下里，我对麦克诺顿说，自己强烈反对轰炸北越。麦克诺顿私下里也向我透露，他对轰炸计划也极为反感。但是一旦轰炸开始，我们都觉得应该尽职尽责。我们现在在进行战争，美国不能输得很惨。因此，轰炸开始后，我支持（没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自己也不能对轰炸行动产生任何影响）向越南派遣地面部队，保护空军基地、港口和主要城市。采取上述行动，至少我们可以防范敌军，避免民族解放阵线使用军事手段占领南越。让我羞耻的是，自己当时对参与的美军数量及调遣的方式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改变帕特里夏。她不会希望我参与越战。我发现自己对这份感情越来越失望。尽管我们情投意合，可是我想去越南，想去参军。美国现在正面临一场战争，不管结果如何，我知道，呆在华盛顿，自己根本无法获取全部的信息。要想真正了解战争——我深知这一点——就是投身军旅，与游击队进行短兵相接。我从以前参军的经验得出了上述结论。我想回到海军陆战队，虽然年级大了点儿，无法担任排长一职，但是如果幸运的话，说不定还能领导一支队伍。如无人在背后作梗，我一定可以利用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让我担忧的是，如果海军陆战队知道我过去六年来所做的工作，尤其是后两年的工作，他们可能会让我呆在华盛顿总部，继续安排作战计划或是为高层起草演讲稿，但这并不是我想做的。
周六早上，我出席了国务院越南问题跨机构小组会议。会议由助理国务卿比尔·邦迪主持，我代表国防部文职官员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参联会、美国情报局、国际发展署、中情局、国务院越南问题小组以及其他处理战争问题的机构代表。此前的会谈中，我们各自都已经很熟悉对方。
会议的议程告诉我们，会议结束时，埃德·兰兹代尔将军将会向小组作报告，因为总统约翰逊已任命其为跨机构小组组长，赴越南协助越南政府处理政务工作。当时还不清楚该小组的组成人员，但是参加会议时，我一直抱着一种想法，一定要向兰兹代尔表明自己的心迹，不过要视他在会上的发言而定。
兰兹代尔是一名空军少将，现已退役，大部分时间一直在中央情报局任职，是反暴乱领域中的一位传奇人物。我曾听说过，在对抗共产主义时，他坚持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并举，同时不断督促进行政治和民主改革，呼吁发扬爱国主义，平息叛乱。这也是他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在菲律宾平息叛乱时的杰出贡献。1954年，他被派往越南。在越南期间，与当时的总统吴庭艳交往甚密。1955年，尽管越南问题前景暗淡，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劝说美国政府继续对越南政府提供支持。1961年的时候，我发现越南前景的确令人担忧，而且要比兰兹代尔所说的严重得多。
和其他与吴庭艳打过交到的美国官员不同，兰兹代尔对其极为信任。但是后来我怀疑，兰兹代尔主要是希望吴庭艳会采纳他就政治问题所提的建议：亦即政治透明，吸收各利益集团参与内阁，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反对党。吴庭艳对兰兹代尔的建议并不感兴趣，不过后来这些主张对吴庭艳的弟弟产生了一定影响。兰兹代尔离开越南后，吴庭艳和他弟弟都在美国支持的政变中遭人谋杀。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兰兹代尔领导的中情局小组成员卢西恩·科奈恩正是政变策划人和美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之间的联络人。洛奇大使当时极力主张发动政变。
在此前的春季会议上，兰兹代尔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曾批判美国对南越进行狂轰乱炸，建议与共产主义者展开竞争。他在《外交》杂志上写道：“共产主义者在越南散布了政治观点，炸弹和大炮根本无法将其击跨。”
现在洛奇准备回到越南，取代泰勒将军，再次出任大使。洛奇邀请兰兹代尔随同前往，同时还召集了他以前机构的一些成员，如与他一起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卡奈恩。
一切准备就绪，兰兹代尔马上也就要走马上任了。中情局驻西贡主任比尔·科尔比说：“我要告诉他们，兰兹代尔并不是来代替我们的。虽然他曾为中情局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可是现在已经退役了。他从事的工作也和我们不同。他会从这的许多机构中挑选人手，包括中情局，但是这是个跨机构小组，他并不能代表中情局领导我们。”考虑到他发言的对象和方式，我相信，这都是他的心里话。
兰兹代尔在会议上简要介绍了他希望在越南从事的工作。他说，随他一同前往越南的人，大部分都是他以前在菲律宾和越南工作过的同事。等到其他人离开后，我告诉他，希望可以考虑一下让我加入该小组。我简要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背景。我谈到自己虽然为麦克纳马拉工作，可是极为反对轰炸南越，反对依赖军事行动，对这一点，他非常感兴趣。我说，自己并不符合该小组的条件，而且是个新手，但是我对他从事的政治工作充满信心，我想从他和其他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
第三部分越南：兰兹代尔小组（1）
十月份，到越南后的第一个月，我给美国的朋友写了封信。在信里，我写道：
在华盛顿读了一年电报后，我来到了西贡，但是还是无法去除困扰我的不详之兆。报童，行人以及沿街叫卖的小贩，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吗？靠近美国使馆的哨所，全为重混凝土筑就，足有３英寸厚，而且后面还有铁丝网拦在当中。荷枪实弹的军警对过往行人进行轮流检查。在车辆放行前，他们会用一根大长棍，绑上一个镜子，检查车上是否有炸弹。法国风格的城市里，满是军警，给人一种极不协调的感觉，就像是边陲小镇。门上的牌子总写着“持枪者免进”的字样。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事发生，因为所有的人都很友善，因为我们对街中的一切越来越熟悉，所以逐渐不再觉得机关重重。
我喜欢越南的孩童。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一处，你绝对不可能看到如此活蹦乱跳、友善可爱的小孩，他们是那样的招人喜欢。他们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孩提时代。一名美国人说；“美国人总担心，越南人反对他们。这太荒诞了！但是当你走过村庄，当这些孩子从你旁边经过时……你一定不会相信，他们的父亲会恨我们。孩子们太友好了！”一群孩子看到我们过来，不论是步行还是乘坐汽车，他们都会齐声哼唱：“好的！好的！你们好！你们好！你们是最棒的！”他们都冲出来，傻傻地笑——我想起了自己的孩子罗伯特和玛丽跑出来，抱着我。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特别不是滋味。
村庄里的小孩总喜欢抓住你的手臂，拨弄胳膊上的汗毛〖他们还没怎么见过西方人胳膊上浓密的汗毛〗；要是你想把他们抱起来，孩子会立刻跑的无影无踪。要是有个胆大点儿的敢试一下的话，其他的会一拥而上，都希望你把他们抱起来，摇一摇。向孩子们问声好，他们立刻会心花怒放，咯咯地笑个不停；给老人们问声好，她们红润的脸庞也会绽开灿烂的笑容。在省城里，小孩们是不会离开的；他们会尾随着你，活像叽叽喳喳的小鸟；你要是跟他们说句话，小巧玲珑的双手会悄悄从你身后溜过，“啪”地在你的屁股上拍一下，很是放肆。你的存在，你的友善，让他们很高兴——让人眼花缭乱。我喜欢他们，我不想离开他们。
由兰兹代尔将军领导的高级联络小组中的１２个成员，都是他以前的旧部。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机构，且由这些机构为他们提供资金：中情局、美国情报署、国际开发署，还有一人来自陆军参谋部。一些人现已退休，一些人并无任何官衔。因为当时我已从国防部平级调往国务院，所以我自己的资金由国务院提供，工资也由国务院发放。
我的职称和工资与自己在小组中较低的地位简直就是格格不入。小组中的成员，甚至兰兹代尔和整个小组都没有明确的职责。只不过这些人以前都追随兰兹代尔，在类似的局势下工作过，所以我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希望了解兰兹代尔如何按照自己的观点进行政治斗争。至于他为何会选择我这样的人，可能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不过从来没有向我提及。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对我的前任上司麦克纳马拉极为痛恨。麦克纳马拉从来不赏识他的观点，而且最后还强迫他退休。我怀疑，兰兹代尔选择我这样一个没有经验，年轻的门外汉，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为自己可以赢得麦克纳马拉身边高级助手的信任而沾沾自喜。
有几次，我都听到他在谈论与1961年初期与麦克纳马拉的首次会面。国防部长需要有人对南越局势进行简要介绍，当时，兰兹代尔正担任麦克纳马拉负责特别行动的代理助手，所以理所当然地由他为部长做情况介绍。他从五角大楼的一个办公室里，拿来一大包缴获越共的武器、衣服和皮凉鞋，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堆在部长的办公桌上。我想他一定放得很仔细，以免划伤桌子。兰兹代尔告诉我，武器并没有擦干净，而且上面满是泥土。除了一支法国步枪，剩下的一看便知，都是本地货。手榴弹和水雷看上去极为丑陋，木制的柄上还有钉子突出来，方便穿过丛林中的羊肠小道时，挂在靴上使用。麦克纳马拉并不希望在自己洁净的办公桌上，看到这些脏东西。他问道：“这是干什么？”
兰兹代尔答道：“部长先生，您看，这就是越共的武器装备。我们提供援助和培训的南越陆军，拥有最先进的美国武器，拿着美国的步枪，穿着美国的军服，而且还有很多大炮，甚至拥有坦克和飞机。他们的敌人并没有这些先进的武器。他们只有从我方缴获的旧式法国武器，以及自己制作，可以在丛林中使用的迫击炮、手榴弹及水雷。他们穿着黑色的宽松薄裤，脚上的凉鞋都是用汽车轮胎制成。但是他们把我们打的一败涂地。”
这番话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麦克纳马拉也没有理解他话中的意思。兰兹代尔原想告诉部长，当前的战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冲突。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火力并不会对双方的作战目标和利益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小小的开场白并没有给麦克纳马拉留下太好的印象。他让兰兹代尔收起他的道具，情况报告也就这样结束了。
第三部分越南：兰兹代尔小组（2）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兰兹代尔总是可以和其他国家的人相处得很融洽，尤其是亚洲人。他不会讲外语，对亚洲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心理也没有太深的了解。当我看到他和以前熟悉的越南人聊天时，当我看到这些人接待他的方式时，才切实体会到，兰兹代尔的确是威名远洋。一次，兰兹代尔和一名越南访客谈话。谈话中，他时而自己倾听越南访客那断断续续，口音沉重的英语，时而通过口译员转达。直到这时，我才了解了其中的奥秘。
兰兹代尔在和美国人，尤其是小组中的成员谈话时，有时会粗暴无礼、桀骜不驯。令人遗憾的是，有时他和其他美国官员谈话时，也是如此。但是和越南人，或是其他国家的人交谈时，他的说话方式却截然不同。亚洲人习惯在谈话开始时，寒喧几句。这在美国人之间很少看到，但是兰兹代尔却处理的得心应手。他会仔细倾听越南人的讲话。有时口译员或是访客的英语不太流畅，需要搜肠刮肚地找词或是笨拙地表达自己，此时兰兹代尔会一直注视着客人。一旦了解了谈话人的意图，他会满脸严肃地点点头，或是报以会心的一笑。他从来不会表现出不耐烦，而且似乎总是对访客所说的内容很感兴趣，对他们的忧虑深表关注。
兰兹代尔的言行和其他一些美国官员有着天壤之别。这些美国官员也常和越南人谈话，有些甚至是高层官员——特别是，如果越南人身材矮小，英语不太流利的话（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美国官员说话的口吻就像对待弱智的孩童或是临时雇员。要是他们在谈话时可以给予越南人同样的尊敬和关注，可以摒弃烦躁之情，高高在上的感觉和那种显而易见的傲气，兰兹代尔也不会因为与亚洲人可以和睦相处而威名远洋了，他对越南人的影响以及越南人对他的忠诚和友善也就并不会如此高深莫测了。有时，从起居室里进进出出时，会碰巧听到他们的对话，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不论是首次和兰兹代尔谈话的越南人，还是久别重逢的老友，都会热泪盈眶，因为他们可以向眼前的美国人敞开心扉，而且眼前的美国人也会认真倾听他们的疾苦。
兰兹代尔并没有乔装掩饰。即使越南人或是菲律宾人离开后，他也不会冷嘲热讽，跟他对待美国人的方式全然不同。他尊敬这些人，理解他们。在他看来，大多数美国人却形同路人。
我抵达越南之后，兰兹代尔将军非常高兴。此前，他曾会见南越总理阮高基。阮高基是一名在法国接受过训练的飞行员，后来担任了将军，在最近的政变中夺取了政权。阮高基邀请兰兹代尔为其执政百天所取得的成就和今后的计划起草一个演讲稿。我们可以抓住这次机会，为越南政府起草一个非军事计划。我也曾认为，阮高基所说的将来，是指今后的1000天，而不是100天。其实华盛顿和西贡没有人会确定，阮高基还能继续执政100天，更别提1000天了。没有人可以预见，美国地面部队，尤其是驻扎在西贡附近地面部队的大规模涌入，是否可以阻止去年越南陆军军团走马灯似的轮流执政。
我们连夜加班加点，为阮高基的演讲稿起草了一系列非军事计划：为阵亡将士的遗孀和遗孤提供援助；设立高校教育体制；为难民提供资金；制订计划，鼓励民族解放阵线中的非共产党成员重新效忠美国所支持的西贡政权，同时对投靠的非共产党员进行赦免，施以恩惠和提供教育。兰兹代尔在成功对抗菲律宾的叛乱时，也曾采用类似的计划。凌晨时分，我从自己的档案中发掘出了一些东西，是我一个月前从华盛顿带来的。这是林肯纪念碑的一张传单，上面印有纪念碑上的碑文。
六个星期之前，我的孩子从加里福尼亚到华盛顿来看我。闲暇之余，我带着罗伯特和玛丽参观了一些历史纪念碑，但大部分是在晚上。林肯纪念碑上的第二次就职演说词让我震惊不已。照我看来，其中的一段简直与兰兹代尔小组的目标不谋而合：“不要对任何人怀有敌意，要广施恩惠。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们懂得如何去认识正义，它让我们继续努力，完成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事业，抚平国家的创伤，关心那些以身殉国的战士们。关心他们的孤儿寡妇，倾尽所能，在我们和所有国家人民之间实现、维护公正持久的和平！”九岁的罗伯特在纪念碑里发现了一盒宣传单，上面印着这段话。我们正要走下林肯雕像前的台阶时，我让罗伯特赶回去，帮我拿一些传单，我要带到越南。９月２７日，在使馆的办公室里，我意识到，现在所讨论的演讲词草稿，就是纪念碑上刻着的碑文。我拿出其中的一张复印件，交给了兰兹代尔。
晚上的时候，我给孩子们写信，让他们回忆一下我们一起在林肯纪念碑前读到的碑文。我在信中写道，兰兹代尔已经将其中的一页宣传单交给了阮高基总理，而且在演讲稿草稿中也包括了碑文的内容。我告诉他们：“我不知道阮高基会不会在他的演讲中选用纪念碑文，但是让人欣慰的是，他可以有机会看到这些内容；我认为，越南人会很欣慰地获悉，美国人理解他们的疾苦，因为我们也曾有过内战；同时也会意识到，尽管我们也经历过内战，可是美国现在富强、民主和团结。林肯‘不怀敌意，广施恩惠’的思想对越南人非常重要。正是你们上次华盛顿之行，我才得以去林肯纪念碑参观，才得以向越南传达该讯息。（我把这一切告诉了所有和我一起工作的人）。
据我回忆，我们提交给阮高基演讲稿后，他曾大为赞赏。我并不知道林肯的话翻译成越南语后效果如何，但是我知道，阮高基将军绝对不会因此而变成林肯（他个人对希特勒极为崇拜）。演讲稿中所提到的计划最后也没有实施。不过，为其准备演讲稿，我们也收到了一定成效。有一点，极为明显，那就是拉近了兰兹代尔和我们小组与阮高基之间的距离。可是几天之后，所有的努力立刻化为泡影。兰兹代尔神情沮丧地告诉我们，使馆政务参赞菲利普·哈比卜当着众人的面，径直督促阮高基，要为其准备演讲稿，“就像兰兹代尔那样”。哈比卜暗示阮高基从兰兹代尔处获得了帮助，这极大地刺伤了阮高基，于是我们也不得不另辟蹊径。
第三部分越南：兰兹代尔小组（3）
回到西贡后的前几天，越南高层官员一直对兰兹代尔将军留有戒心，但是个个都对他很是敬畏，因为兰兹代尔将军曾威名远扬，可以左右南越政权的更替。这些高层官员认为，他回到南越，就是要从他们之间，挑选一个人，充当下一个吴庭艳。就我所掌握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分析是对的。我对总统给兰兹代尔将军的秘密指令知之甚少，对他要充当的角色也不太了解，但是听到了一些他私下里透露给小组成员的信息。听到的并不多，而且他也不会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信息和想法告诉小组中的成员，尤其是我。此前我从来没有和特工打过交道。我们这个小组里，有一些人来自中情局，（的确如此）他们处事缜密，从不为外人所知。和这些人打交道的时间长了，我也不再对他们的秘密行动追根问底。一般我都会守口如瓶，希望从兰兹代尔的讲话中获得一些信息。
兰兹代尔在南越人中的神秘感并不是中情局驻越南长官和政府官员所希望看到的，因为这会威胁到他们的尊严和影响力，所以他们要求大使同意，兰兹代尔不会蚕食其职权范围。如此视之，兰兹代尔的活动空间并不大。他其实无法跟南越官员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也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令我惊奇的是，我的顶头上司很快在官场斗争中占据了主动。我开始怀疑其他熟悉他的人以前向我所做的保证。其实兰兹代尔很喜欢官场的明争暗斗，而且精于权术。
1954年兰兹代尔回到越南之前，他在菲律宾可以我行我素，独立采取行动，虽然穿着空军的服装，但是却执行着迥异的任务。当时他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他获得了政府的支持。他没有任何下属，也没有任何机构向他提供资金，但是他可以绕过这些渠道，获得中情局局长杜勒斯以及他弟弟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支持，甚至白宫领导人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和其他副总统不同的是，尼克松对秘密行动极为感兴趣，特别是针对印度支那和古巴的秘密行动）的支持。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前，林登·约翰逊的目的已显而易见。他任免兰兹代尔，不过是想说明，在越南问题方面，自己曾尝试过各种方式，并不仅仅是使用武力。兰兹代尔强烈希望总统不要对外宣布对其的任命，以方便他和其小组可以无声无息地进入西贡，在不引起其他人注意的情况下，重新建立联系，尽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林登·约翰逊立刻发布新闻招待会，宣布对其的任命。几天后，便可清楚看出，总统已对兰兹代尔的行动失去了兴趣；很快总统开始不断缩减对其的拨款。
洛奇大使赋予兰兹代尔新的使命，主要负责绥靖政策。但是威斯特摩兰对绥靖政策并不感兴趣。自从吴庭艳兄弟死后，“战略村”计划也就随之垮台，相关的绥靖政策也就从此终止了。洛奇认为，南越政府应该与越共进行论战，“革命”一词不是共产党的专利。我们进行的也是革命，而且有着更加美好革命蓝图，要比共产党更加进步、更加民主、在物质上更加殷实。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越南官员，几乎均是以前和法国合作过的人，仍然倾向于使用“绥靖”这样的法国术语。洛奇却认为“绥靖”一词与殖民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换成“革命发展”一词。但是“我们”的越南盟友却并不感兴趣。他们认为，“革命”的确是共产党的专利。西贡政权代表的是地主阶层的利益，他们对革命深恶痛绝，并不想大力宣称类似的口号，尽管那不过是一句空口号。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赋予该计划和负责该计划的部门一个越南名字“村落建设”，但是翻译成英文时，换成“革命发展”。
负责村落建设计划的是一名越南陆军将军，单名一个胜字。和其他越南人相比，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兰兹代尔当时担任他的顾问。胜将军穿着橄榄色的美军军服，活像一个美国人。他曾戏谑地提到，有一次走在街上，一个小男孩走过来，说：“你好，你是最棒的！给我支香烟吧！”胜将军说，他怒斥了小孩一番后，小孩抬起头，一脸诧异，说道：“你会说越南话？”胜将军英语说得很流利，很容易与美国人相处，博取他们的信任，而且他精力充沛，机警过人，所以兰兹代尔开始对他信心十足。
不到一年，胜将军担任了内政部长，负责组织国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事务，我们对他的信心更足了。国民代表大会是当年春天佛教徒斗争妥协的产物。国民代表大会并无任何实权，只是负责起草宪法，政府的将军们当然不会十分在意，所以我们也就有机可乘，可以保证大会的公正和民主（民族解放阵线并未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其他建议与民族解放阵线进行和谈的党派也未能参加）。能够让越南人体验一下自由选举，兰兹代尔很是激动。从他到越南之日起，他就一直希望将军队专制的政府转换为民主政权，最好是一个由选民选举产生的政府。许多美国人认为兰兹代尔的想法实在是幼稚，但是我们认为南越的农民们很快会认识到自由选举潜在的优越性。一名越南的朋友告诉我：“村民们可以通过选举，迫使腐败渎职的地区长官下台，这样的话，越共也就无从插手。村民们会很快习惯选举这种方式的。”
一次我代表兰兹代尔参加每周由大使主持的使馆会议。会议开始后，副馆长威廉姆·波特首先对胜将军、兰兹代尔和即将到来的选举做了评价，我为自己的上司做了详细的记录。波特说，前几天，胜将军对兰兹代尔说了一番很有趣的话。胜将军对选举是否能公正和顺利地进行深表忧虑。因此我建议，由兰兹代尔向胜将军询问，美国应该如何对其给予最大的帮助——我们准备参与选举，会提出很多批判意见——报刊媒体也对选举深表关注，现已提出不少批判意见——而且我们希望选举会产生好的结果，美国也可全身而退。”
第三部分越南：兰兹代尔小组（4）
洛奇是1960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的竞选伙伴。一开始他对会议的开场白并没有横加指责，但随后，他开始长篇大论，表达了自己与胜将军、波特和兰兹代尔截然不同的观点。他首先道：“所谓的公正选举，无外乎以下两个方面：（１）不会有人从中作梗，进行恫吓和威胁——但这根本无法避免（２）对各利益集团存在威慑力，不对那些意图破坏选举的人心存善心。”当天早晨，国务院所发的电报曾表达了对选举的忧虑。佛教徒是本次选举的主要推动力量，可是因为怀疑会与民族解放阵线妥协，而被排除在参选者名单之外。洛奇说，这让我想起了一首二战时期的英国歌曲《不要对德国人凶神恶煞》。
洛奇接下来的讲话更为引人注目：“现在白宫的那位人物〖约翰逊〗大半生以来一直在操纵选举，我也一样。整整九个月，我一直在共和党大会中游说，劝共和党成员选择艾克而不是鲍勃·塔夫脱参加总统竞选。如果情况不妙……
“如果记票公正的话，尼克松和我１９６０年就会在芝加哥胜出。共和党人实在是太懒惰了；没有人出去投票，也没有人去监票。我并不是指责民主党人，相反，我要指责的是共和党人。现在要在越南做这种尝试，实在是太天真，太让人不可思议了。”然后洛奇转向波特，问道：“这是否回答了你刚才提出的问题？”
波特看上去有点儿吃惊，回答道：“我认为，兰兹代尔将军应该在选举问题上多与胜将军进行磋商。”
洛奇回答道：“当然，我也希望兰兹代尔将军多和胜将军进行磋商，但我认为，他更应该在绥靖政策上多下功夫。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后来他又说：“告诉媒体，不要把越南的选举标准定的过高，美国也不过如此。”但是早晨回复国务院的电报时，洛奇的措词略微有点儿不同：“我们采取的第一步是要让媒体和国会都知道，不能用美国的标准衡量越南。”
此前，我们曾寄希望于洛奇的支持，可是我的报告却给这一切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兰兹代尔很快发现了一种改变洛奇态度的方法。尼克松去远东访问时，在西贡做了短暂停留。他会见了兰兹代尔，并按照计划，和我的小组共渡了一个下午。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担任副总统时，尼克松就认识兰兹代尔，而且对他的评价很高。如果我们可以劝说尼克松相信公正选举的重要性的话，兰兹代尔希望也可以对他1960年的竞选伙伴产生一定影响。
十年之后，我还清晰记得尼克松访问时的情景。此间，越南经历了三次选举，美国经历了两次选举。当时，尼克松径直走上兰兹代尔别墅二层的大会议室，小组成员都在那列队欢迎他。以前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尼克松，以后也没有再见过他。因为长时间乘坐飞机导致的时差综合症，尼克松显得有点儿沧桑。他的下巴和短须活像赫布洛克笔下的卡通人物。但是在随后长时间的讨论中，他机敏过人，侃侃而谈。他转了一圈，与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手。然后坐在兰兹代尔边上的手扶椅上，说道：“埃德，你现在忙什么呢？”
一看已切入正题，兰兹代尔赶忙说道：“副总统先生，我们希望帮助胜将军，举行越南有史以来最为公正的选举。”
“噢，公正，对，那是应该的”——尼克松坐在兰兹代尔边上——“只要能赢！”说完这句话后，他接连做了三个动作：眨了一下眼睛，用胳膊使劲碰了一下兰兹代尔，然后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
第三部分与范恩一起走访（1）
动身前往西贡之前，我已经准备好了需要拜访的人员名单。抵达西贡后的一、两个星之内，我与名单上所列之人逐一会面。此后在越南的时间里，我一直持之以恒，坚持向他们学习。他们大部分都持有同样的观点——和兰兹代尔的观点基本一致。通过走访和观察，我很快认同了他们的观点。虽然这些人在解决问题时，头脑并不是很冷静，也不是不偏不倚，但是和其他美国人不同的是，他们讲越南语，而且结交了一些亲密的越南朋友。他们热爱越南，相信美国的介入会对其提供很大的帮助。我开始赞赏“这些不错的美国人”。在此前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我描述了他们所在机构的共性：
短短一个星期之内，我认识了许多“置身事内”的美国人。他们中，有些人对越南有着深深的依恋之情；有些人在越南天马行空，我行我素；有些人越语说得很流利；有些人久居越南，是越南问题的专家。因为他们设身处地为越南人着想，因为他们对那些漠然处之、动机不纯的美国人极为蔑视，〖那些人对农民一无所知，在越南也没有亲密的朋友，对越语也是一窍不通〗，所以各个机构都对他们心怀戒备。我越来越认为，这些人是主导越南问题的中坚力量：没有这些人，我们根本无法取得成功。
高居访问名单榜首的是约翰·保罗·范恩。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前，大卫·哈伯斯塔姆曾向我讲述过范恩的奇闻逸事。在大卫的专著《深陷泥潭》一书中，我也曾读到过范恩的事迹。哈伯斯塔姆，和其他我所接触过的记者一样，对范恩的诚实、直率和勇气大加赞赏。1962年到1963年之间，他曾担任陆军中校，是越南陆军第七师的高级顾问。从陆军退役后，他回到越南，担任国际发展署的民事顾问。范恩异于常人的直率，让国际发展署极为苦恼。刚开始的十个月，范恩被下放到西贡西部的一个边陲省份厚义省担任省代表。那里满目凄凉，而且险象环生。越共常常会穿过厚义省，直插附近的省份。
电话联系过之后，范恩来到我西贡的住所。我的住所配有空调，而且极为宽敞，里面全是美国官员。出于安全考虑，在门口设置了警卫，访客必须登记。范恩首先告诉我的是：“你应该走出自己的寓所，去和各行各业的越南人聊天。要知道，他们根本无法到你的寓所中拜访你。”我们一连谈了几个小时。对我来说，（用当今的行话来说）仿佛是登录了内容丰富的大型数据库：数据库提供了大量有关美国对越计划的信息，同时阐述了其不能运转的原因，指出现下应该采取的方针及战争的前景。我们一问一答，而且范恩的回答常常能切中要害。范恩的回答中总是包含相关的数据——与官方虚报的数据相比，更加真实可信。他见多识广，说起话来真实可行，直言不讳。在华盛顿读了一年的电报和预测后，与范恩一席交谈，对我来说，就像是呼吸到了纯氧。我问了很多问题，飞快地做了不少记录。他邀请我访问厚义省，我说自己会尽快安排访问。
1965年１０月１７日，周日下午，范恩驱车接我前往厚义省城。他驾驶的雪弗莱轿车，是一种四轮驱动的多用途运载车，后来我也曾多次使用。美国使团配有多辆这种型号的轿车，我自己也配了一辆。随后的三天里，范恩带我走访了厚义省下辖的四个地区，参观村落、县城、顾问人员分部以及难民安置营。厚义省辖区内的所有公路，只要是没被围得水泄不通，我们都走了个遍。
几乎从来没有使馆的人单独一人驱车离开西贡；一般他们都会乘坐直升机或是由车队护航，尤其是在像厚义省这样的地方，更应如此。我听人说过，范恩带我去的地方，都是人迹罕至之处。但是他在带我去之前，首先会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密切关注警报讯号。他的一个同事曾告诉我：“约翰不会冒不必要的风险，但是他也不会将所有公路拱手让给越共。”
在范恩及其助手道格·拉姆齐的办公室，有一张每日更新的路况信息图。图上用油脂铅笔标上“可以通行——不危险”、“可以通行”，和“不太危险”、“一般危险”、“极端危险”的标记。“一般危险”的公路很长，在驱车穿过时，范恩开得比较快，一般是每小时５０到５５英里。“极端危险”的公路较短，范恩同样会开得飞快，每小时５５到７０英里，而且一手拿着AR－１５（AR－１５是一种自动步枪，是M－１６的前身），指向车窗外，胳膊上架着大量弹药，腰间绑着手榴弹。范恩认为，这些公路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危险，但是，在“极端危险”的公路上行驶时，他小心谨慎，判若两人。这一切都告诉我，有些时候，在此类公路上行驶，非常危险。（范恩曾说，这里需要小心谨慎。）
随后的六个星期，我随范恩一道走访了第三军团下辖的各个省城。整整一年来，还没有人驱车通过公路，来此走访。一路上，范恩告诉我需要留意的目标，同时对我进行指导：何时该把他借给我的枪架在车窗外，双手扣住扳机；何时该把枪架在膝盖上；何时该把枪架在车内，拉起车窗，阻挡风沙。所有这一切我都熟记于心。
第三部分与范恩一起走访（2）
下面是我依据范恩对公路安全状况的评论所做的记录（具体的细节和所引用的内容来源于我后来写给兰兹代尔的一份报告）：
“上午9、10点的时候，公路上的地雷已基本扫除完毕；越共此前已引爆了一些地雷，在该地区执勤的地区武装部队扫完了剩下的雷。”但无论如何，下午三点的时候，在一段公路上，一颗地雷爆炸，炸死５名地区武装部队士兵，炸伤七人。所有的地雷均为线控，越共控制地雷的人，都在几百码之外，因为电流的阻隔，所以很难击中快速飞奔的车辆。越共倾向于等待护航的车队，这样的话，他们就可击中其中的一辆汽车。最近，一个线人所提供的情报差点儿让范恩惨遭１０５毫米口径炮弹的毒手——这些炮弹都是来自美国的。越共从越南陆军处购置或偷来，均为一线连控。“总有一天，他们会找到一种办法，提前引爆地雷，击中快速行驶的机车。使用不带标记的汽车最为安全，我们可以在白天的时候，快速行驶。”
驱车走访时，范恩一直拒绝加入省长的小型车队，但是周二返回时，省长极力要求我们和他的车队一同前往。无奈之下，只好屈服。范恩告诉我：“我们很有可能会被炸的满天飞！车队可比我的雪弗莱轿车危险得多。”
途中，我们遇到一个小堡垒。堡垒的后面围着铁丝网，还有护城河。该堡垒是义勇军部队的前哨站。义勇军部队多是越南本地民兵，接受过一些训练，以班或连为单位，“为各村落提供安全保障”。堡垒有堆满沙袋的碉堡，还有混凝土制成的了望塔。我们开车路过时，塔顶的义勇军曾向我们挥手致意。范恩说：“前哨站的附近一定有越共。”
他是如何获悉的呢？“几个月来，从未听到有报告称，有军队与越共进行交火，也没有听到有任何伤亡。但是，你看看边上炸毁的城墙。”我们停下来，他给我指了指边上的一座建筑物，现在只剩下几根断梁。和义勇军的前哨站一样，建筑物位于空地上，旁边围着新制的铁丝网。“我们以前试图在这里建立义勇军训练营。越共曾五次摧毁训练营。最后一次还是在三天前的一个晚上。他们炸毁房屋，撕毁铁丝网。这里与义勇军的哨所只有170步之遥，但是义勇军没听到任何风吹草动，没看到任何异常，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些工人躺在旁边，正在午休。“这些是建筑工人，有可能就是他们撕毁了铁丝网。”
可能义勇军的警觉度不够，正在睡觉？“不。一些人告诉过我这里发生的一切。越共工人炸毁建筑物后，向哨所喊道：‘我们是兄弟。你们为什么为美国人和西贡的叛徒工作？’多数情况下，义勇军头领或是村长会和越共政委进行面谈，达成秘密交易。”
两天后，回西贡时，我们再次路过该哨所。训练营屋顶的几根断梁已经移去，换上了更加结实的铁丝网。
驱车在沟壑重重的公路上行驶，一看便知，有人曾在这里挖过战壕，后又将其填平。有时，路中央的一座土墙会拦住去路，无奈之下，只好绕行。有时，会遇到埋过地雷的土坑，但已被填平。每隔50到100码，就会有义勇军的前哨站。范恩解释道，这不是巧合。完全是越共有意切断公路，埋下地雷——越共用铁锹掩埋地雷，完全依赖人力，半英里内都可听到铁锹的声音——他们通常会在越南陆军，义勇军哨所和正规部队的视力范围内活动。当地村民都知道，谁在晚上会控制该地区，而且也知道，民族解放阵线可以提供多少保障，越南政府部队可以提供多少保障。
在随同范恩走访的日子里，我学会了如何掌握沿路的路况安全信息。范恩一般会观察沿路哨站或是铁丝网的状况。铁丝网是否被切断？如被切断，是否发生在最近？每到一处哨所，他都会停下来，让我察看一下剪断的铁丝根部。铁丝网很旧，但是断口处却是油光锃亮，丝毫没有生锈。“这很有可能是昨天晚上或是一两天前干的。瞧瞧这些人做事的手段，居然剪断每根铁丝网，他们不是要穿过铁丝网，明摆着是在向我们示威。”
要想遭遇越共游击队，根本勿需走太远的距离。你会很容易找到越共的地方游击队。他们每天都会截断同一段公路，在同一段公路上布置地雷、设下埋伏。美对越军援司令部的一位官员告诉我：“要是想和一些游击队成员打个照面，你可以随便挑个晚上，在大桥边上的壕沟中等待，保证百发百中。”他指着地图上的大桥，然后找到距离此处1.25公里的一段公路。一个月前，18人曾在此处遇害。
两天前，越共再次炸毁了这段公路。昨天，途径这里时，一些车陷在了泥潭里，我们也被拦住去路。此前我们都是以每小时70英里的时速向前行驶。用缆绳拉上来一辆车，但随即自己的车也陷入泥潭之中，不得不求助于其他车辆给予帮助。这时，有五个人走上前，操着不同的语言，摆着各种手势，让我们赶快离开。路边有游击队。然而整整用了45分钟，我们才得以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两年以来，我首次看到范恩焦躁不安。
第三部分与范恩一起走访（3）
三个月后，在距离大桥不远处，范恩的助手道格·拉姆齐遭遇伏击，被越共擒获。范恩认定，如果自己开车，一定可以逃之夭夭。但是越南司机，一见到枪眼，就变得六神无主，慌忙之中将车停了下来。司机后来获释，可是道格一直被越共关押了整整七年。
驱车前往东河访问时，我切实体会到了厚义省“安全”的复杂性。东河是一个小村庄，越南政府的区域图显示，该区属于“绿色”区域（安全地带）——是河西惟一的安全地带——但周围满是“红色”的危险区域。情况如此险恶，义勇军的前哨站又何以能够维系下去呢？范恩说：“那不过是虚张声势。”实际上，这个村庄由越共控制，并非越南政府控制。弄虚作假的原因是为了让河的西部有一个“绿色”安全村庄。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厚义省挑选当地的义勇军部队接受思想教育培训，后来还举行了一个结业典礼。省长、地区顾问及其下属皆乘直升机赶来参加结业典礼。但是两天前，越共还撕毁与村庄达成的停战协定，向义勇军前哨站开火。可见，思想教育根本无法改变当地的现状。
但不管怎样，正是因为举办了结业典礼，省长及其下属才在义勇军的陪同下，简要视察了一下前哨站。我们也随同前往。范恩说：“这可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算起来，省长只是来过两次。你也是几年来第一位光顾的文职官员——包括我和拉姆齐。”
省长视察哨站防空洞的时候，范恩让我随其一同前往棚屋之间的小道参观一番。范恩说：“留心守卫！要想从他那里经过，他会很不高兴。可能都不让你离开。”但是守卫并没有拦阻我们。范恩说：“实在是太有趣了！上次来的时候，想要途经小道，他们死活不让。”让我吃惊的是，这个似乎很危险的地方与哨站的守卫只有几步之隔。走了几分钟后，我们遇到了省长及其卫队，他们从后面绕过来。范恩说：“这就对了，今天正好转了一圈。”
返回时，我们顺路带了几个完成思想教育培训的官员。他们乘坐直升机来临近村庄参加思想教育培训。培训结束后，原计划乘公交车返回，故此换上便服，把武器和文件丢在一边，唯恐被越共一眼识破，认出是越南政府官员。让越共的“公路间谍”绑架，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下午，三个越南陆军士兵离开时，就被沿途潜伏的越共所擒获。
我们驱车穿过新和村落。因为协和非常不安全，所以新和现在成为了村庄的中心村落。地区安全图显示，新和为“黑色”区域——“暂时安全”地带——因为白天这里设有越南政府官员。但是为了保护制糖场的安全，所有这些政府官员，包括村落首领，都会在每天晚上返回东河。我们的汽车缓慢地在一个沟渠里行驶，直至走到沟渠的尽头，然后又转头回来。范恩说：“官员们看到我们后非常惊讶。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没有看到任何与越南政府有关的人光临这里。”他们看上去真的很惊讶。但是当我招手的时候，他们会抱之一笑，然后也向我挥挥手。在一个地方，我们碰到了一群青年人，他们皮肤黝黑，约莫二十出头，正是参军的好年龄，但是并不是加入“我方”军队。范恩说：“你遇到的人，将来绝对是越共，”因此我拿起相机，照了张相。他们直起身子，对着我们微笑。范恩低声对我说：“很显然，他们和越南政府格格不入。”
又过了两个街区，我们来到了一个市集。我从车上下来，拍了不少照片，直到后来范恩鸣笛示意我上车。他说：“我们现在该走了；周围的人开始远离我们的车辆。”的确，雪弗莱轿车的周围留出很大一片空地。“我们出其不意，所以可以获得短暂的安宁，但是几分钟后，越共们就会做出反应。越共悬赏２万皮阿思特，捉拿美国人，人们现在已经开始考虑采取行动了。”
走访途中，有条公路，我们没敢走下去。在一个十字路口，范恩指着右边，告诉我：“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你顺着林木线走下去，百分之百会遇到越共。以前，一些波兰记者想要了解一下越共，他们就顺着林木线走了下去，果然遇到了越共。越共烧毁了他们的吉普车，扣押了这些人三天。但是他们拿到了震惊世界的新闻。”
我逐渐发现，不论是在村落还是村庄，对周边环境了如指掌的人，心中总会留有小小的路标。路标会指示他们：“左面发现越共——大约１０英寸，”“因为桥上埋有地雷，所以今晚或是晚上此桥封闭”，以及“越南政府免入”和“越南政府车辆在早上７点到晚上６点之间通行，其他时间仅供越共通行”（和华盛顿的街道一样，在早晨和晚上高峰期不同方向只有一条路线可以通行）。
在我走访期间，多数情况下，范恩会和省长恒中校一起吃饭。大部分食物和酒水均由范恩提供。范恩和恒私交甚密，他们常常在一起开诚布公地讨论公务，彼此十分尊重对方。但是恒是个压抑的人。回到西贡后的周四晚上，恒和他的妻子及七个孩子一起共进晚餐。席间，他讲了一个笑话。“厚义有２２万人，越共控制着其中的２０万。我不像个省长，相反却像个村落首领。”此时，他笑了，苦涩地笑了。这还是我第一次见他笑。
厚义如此靠近西贡，又有许多南越部队驻扎在那里，为何会出现上述情况？从表面看，这似乎纯属军事现象（后来我才知道，和争斗中的其他方面一样，该现象也有其政治根源）。让人费解的是，厚义省的越共如此猖獗，然而越南政府的大部队却无法找到他们，无法与他们进行正面交火。
第三部分与范恩一起走访（4）
驻扎在厚义的美国顾问曾对此做出解释（后来我自己也曾多次发现）。其一，所有越南政府的行动皆属捏造。本地民兵晚上从来不会离开哨站，主动出击。地区武装和驻扎在厚义的２５师也不会在夜间展开行动（其实就整个越南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越南陆军报告的所有小型军事行动以及所谓的夜间行动都是子虚乌有。（美国顾问深知这一点。出于种种原因，他们也从不上报。）其二，不论是小分队，还是大规模的作战部队都不会主动出击。他们从不利用情报信息，对越共发动突袭。其三，美国顾问告诉我，因为越共对总部和后勤部队的渗透，或是越南陆军通讯时的泄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常常会夭折。最后，４９师的一名美国顾问告诉我：“４９师总部常常会改变各团的作战计划——改变原来的初衷，撤掉拦截越共的部队，留出很大的空档——从而减少了接触的机会，使得越共有机会得以逃脱。”顾问们告诉我，总部“每日”会督促更改作战方式，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下的方式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
两年前，范恩担任越南陆军第九师顾问时，就遇到了一模一样的作战方式。我早已获悉越南陆军的作战方式，根本无需范恩在走访时告诉我。我在哈伯斯塔姆的《深陷泥潭》一书中，读到了范恩对总部的抱怨，见识了他面对媒体时的直率。也正是他的直率，才和美对越军援司令部的保罗·哈金将军结下了过节；也正是这种直率，范恩回到华盛顿后，泰勒将军拒绝由其向参联会做越南问题例行报告，以致于1963年一个下午，范恩不得不从陆军退役。
1962年到1963年之间，吴庭艳一直害怕，陆军的伤亡会危机他摇摇欲坠的执政基础。当时各级军事指挥官很少按照能力任命，多数通过行贿获得领导一职（一般通过行贿和受贿，决定军官的任免和分配。各省内官员通过巧取豪夺，通过挪用美国所提供的资金和资源，为自己提供资金保障），同时兼顾他们对西贡政权的效忠程度。吴庭艳在军事政变中被谋杀后，南越政府并未有任何起色。威斯特摩兰取代哈金之后，也没有太大的改观，只是在1965年初期一味向越南大举派遣美国部队，从来没有想过改革南越陆军的军官任免和军事行动模式。
究其根源，这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是一种社会体制。因为种种原因，美国政府关注的是战争的结果，他们并不想推翻南越的政治体制。
在我访问的那段时间里，范恩告诉我，一个对他的思想有着深远影响的越南官员——陈玉召中校。范恩认为，陈玉召非常了解共产党，可能是因为他有第一手的经验吧！陈玉召和大多数我们所支持的越南军事官员不同，他曾经为法国作战。曾担任过营长，后来在对抗法国的斗争中，担任团政委。后来陈玉召成为了越南军事学院中的首批教官之一。1954年来到南越，加入吴庭艳的队伍。他的大部分家人，包括其弟弟，现在仍在北越。他弟弟是北越情报官员，和他级别相同。
非常有趣的是，陈玉召曾担任吴庭艳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后来在1963年佛教徒暴乱时，担任建和省省长。陈玉召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童年时代曾和1963年佛教运动的领袖智广一起修行。在建和担任省长一职时，陈玉召依照在越盟时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介绍了与越共抗争的方法，促使民众转而对越南政府提供政治支持。例如，他成立了冤屈调查组，奔赴各个村落，调查村民的冤屈，了解他们所支持的计划。
范恩带我去见陈玉召。陈玉召的英语口音很重，但是非常流利。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有一颗热忱的爱国之心，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诸多方面深表赞许。他特别提到，共产党很容易和农民打成一片，而且设身处地为他们谋福利。这些都是越南政府需要向共产党学习的品质，但是虔诚的佛教信仰使他和共产党背道而驰。陈玉召认为，越南政府——在美国的援助下——可以带领人民走上一条更为光明的大道。只有越南政府才会尊重越南的宗教和传统文化，才能给人以真正的自由。
陈玉召不仅是一名渊博的学者，而且还是一名英勇的斗士。越盟和吴庭艳都极为赞赏其作战时的英勇。他一直致力于在一些方面改进越南陆军。毋容置疑，越南陆军急需加以改进。尽管他欣赏共产党无畏的精神、严明的纪律和高度的爱国主义，可是他仍然坚信，有必要打击共产党，阻止其夺取越南。和其他熟悉他的人一样，陈玉召的矢志不渝使我更加坚信自己的信念——美国在越南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所有越南人的利益。一名勇敢坚定，思维缜密的越南人，一直在欢迎美国介入越南战争。
此前我曾提到，南越陆军领导阶层的涣散阻止了战争的进程。当时普遍流行任人唯亲的做法。南越并不是缺乏优秀的军官，而是陆军领导层拒绝提升现有的优秀军官。现在提升的军官不仅要有相当的背景，还要出身书香门第；而且还应该属于地主阶层。这也意味着他们根本不可能和战士同甘共苦。法国人信奉天主教，吴庭艳和他的继任者一直继续着该传统。在陆军中，与陈玉召同级的军官及其他高层中，只有两个人曾经在越盟中工作过。陈玉召为越盟工作的背景，以及他的宗教信仰，使其根本无法晋升为将军。尽管他战功卓著，但也是无济于事。
第三部分与范恩一起走访（5）
范恩和陈玉召均认为，农村地区的“主要”问题，就是“现在的领导人、官僚、省长和地区长官很少有人来自农村，很少会设身处地的为农民着想，倾听他们的疾苦，了解他们的愿望。”在上述方面，他们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军官判若两人。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
十月末，范恩升任美军第三军团指挥官的民事顾问，下辖１１个省，其中包括西贡。范恩决定了解“是谁控制”着这些地区，所以他制定计划，决定每周驱车前往各省首府调研。他邀我一同前往。
每个周末，我的见闻阅历都在不断增加。尽管这一切都早已了然于胸，尽管这一切跟我以前的所见所闻并无太大区别，可是在各省，各地区，我都能学到新东西。我总是不断地向约翰学习。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访谈的经历。多数情况下，是他在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会谈及各自的生活。
范恩如此执著于驱车访谈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他坚信，我们应该了解美国对南越政府的影响。这样的话，便会对时局有很大的改观。但是，要想了解事情的真相，必须首先了解村庄和村落的情况。坐在省城或是市镇中，根本无法了解当地的情况。即使乘坐直升飞机进行眺望，也无法达到目的。因为直升机为了躲避狙击手，一般飞的很高，所以有许多东西你根本无法察看的一清二楚。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地方，你只能草草扫视一遍。而且，更为致命的是，乘坐直升机的机会并不多。
大部分官员和一些顾问仅仅依赖官方渠道获得的书面报告，但是这样根本无法了解实际情况，而且常常会盲目乐观。如果他们可以和基层代表或是所辖的村民面对面交流一次的话，一定不再会有类似的想法了。驱车考察，可以了解很多地区。以前无法去的地方，现在也可一并了解。更重要的是，你可以亲身体验公路上的种种情况，其他方式根本无法获得。
我常常听到，范恩建议其他参与绥靖计划的美国官员去了解他们各自辖区的状况和问题。他极力督促他们，不要等待车队和直升机，自己直接驱车去各个村落，了解当地的状况。当然，独自驱车走访会冒生命危险。劝说他人去冒生命危险，简直是在痴人说梦，除非你自己已经体验过这种风险。不过我们确实体验过了。
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刚开始的几个月，作为一名年轻气盛，经验不足的文职官员，乘坐直升机前往边境的哨所考察，并不会给我留下太为深刻的印象。相反，追随范恩，在灰尘满天的公路上，开着汽车四处走访，却着实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范恩有丰富的军事经验，而且在越南威名远洋，和他在一起，你根本不会觉得驱车走访是幼稚愚蠢的表现。我们拜访的少将和上校都认为，范恩清楚自己要做的事。
开始的几个星期，我们先走访了西贡附近的几个省份，最后才踏足名单末端的几个边远省份。约翰也不太清楚此行会遇到何种状况。平绥省的省会咸津，位于西贡北部，没有公路直达咸津，而且在咸津和西贡之间有一个越共基地。我们不得不绕行。首先需要穿过茂密的丛林，行驶大约140英里，抵达西贡东北部60英里外的春禄，和驻扎在当地的顾问进行会谈。用过午饭后，在驱车行驶80英里，抵达东部的咸津。在咸津过夜后，周日原路返回。范恩对路线进行了周密调研，他认为，上述方案是可行的。但是一切都很难说，因为整整一年，还没有人驱车从西贡赶到咸津。
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向一名政务调查员提及此次出访。这名调查员是我的朋友，是使馆中菲尔·哈比卜的下属，名叫维克托。维克托是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员，会讲越语，聪明机灵，而且对越南非常了解。哈比卜一直让他在西贡进行政治分析。维克托一般都是乘坐直升机和飞机走访越南各地，而且那也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听说我们要驱车出访，他很希望与我们一起结伴而行，了解地面上的安全状况。范恩也很高兴有一个政治处的官员和我们一起出访。
我们必须周六早上出发，这样方可在天黑前赶到咸津。我们接上维克托，穿过西贡熙熙攘攘的街道和偏僻的郊区，一路向咸津而来。通往边和的高速公路上，美军基地和飞机跑道处交通严重堵塞。穿过边和后，交通状况逐渐转好。我们径直向东北部而来。不久，方圆百里之内，就只剩下我们一辆车。从窗外望去，田地上随处可见忙着插秧的农村妇女，小孩们坐在水牛背上，悠然自得。一些小孩还不时向我们挥手致意。能够到西贡外访问，维克托很是激动。他告诉我们，哈比卜做事总是循规蹈矩，从来不会让政治处官员冒险。这极大限制了维克托从事的工作。他毕竟是一个政治调查员。
范恩坐在维克托旁边。接上维克托后，范恩给了他一支枪，但是维克托谢绝了。驻扎在西贡之外的所有文职官员，即使在城镇，办公室或是车里也会备有武器。虽然在驻扎地时，他们并不带手枪。可是去农村地区巡查时，一般都要随身携带武器。不过维克托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也没有使用过任何武器。
第三部分与范恩一起走访（6）
我们现在行驶在开阔的农村地区，非常荒凉，旁边没有一辆车和我们擦肩而过。按照往常的惯例，约翰继续对路况进行评论，不过这次，主要是针对维克托。以前让我留意的东西，现在都逐一告诉他：篱笆桩上剪断的铁丝网、附近焚毁的义勇军哨所、越共炸毁公路后，留下的沥青裂痕。开始维克托问了范恩很多问题，还不时做一些记录。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一直保持沉默。过了一会儿，他说：“约翰，你怎样评价这条公路的安全状况。”
约翰说：“还行吧！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
维克托再次沉默，然后他说道：“约翰，问题是，我不想再继续考察了。要是哈比卜知道我和你们一块出访，他一定会大发雷霆。政治处的官员是不应该驾车在公路上行驶的。我会被越共抓住。我觉得自己应该回去。”范恩告诉他，我们没时间送他回去，而且在白天穿越咸津很危险。不过前面有一个越南陆军基地，我们可以把他放在那里。星期天，一定会有车队返回西贡。到达基地后，一名陆军上尉也对此予以确认。维克托走下汽车，预祝我们一路顺风。他说，很想和我们一块走访，他真的很是向往。刚才的一段旅途，非常丰富多彩，不过出发之前，他应该做好心里准备。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驾车穿越了一片橡胶地，来到了春禄。当我们驱车进入美国顾问办公区时，他们非常惊讶。几乎一年以来，还没有看到有人单独驾车从西贡赶往此处，不过他们早已在恭候我们的大驾，因为维克托已提前乘坐直升机赶到春禄，而且告诉春禄的美军顾问，我们随后就到。维克托在基地停留时，正好碰上一架去春禄的直升机，所以决定搭乘直升机，到春禄来听顾问们的情况介绍。
简要介绍情况之后，我们开始吃中午饭。席间，顾问们纷纷询问路况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几周以来游历过的九个省与春禄做了比较，他们均对此很感兴趣。谈到驱车前往咸津时，有很多人不住的摇头，还有人发出阵阵惊呼声。美军顾问平常都是乘坐直升机，从茂密的树荫上方而过，所以根本无法了解路况信息。送行时，他们送给我们一些手榴弹和子弹。就在我们行将启程之际，维克托敲敲车门，然后把门打开。他说：“我豁出去了，和你们一块走。”约翰说，没问题，出发！
在前往咸津的途中，我们一直在继续午饭时的谈话。维克托是个好旅伴，为人机警，风趣幽默。他坐在约翰的后面，我坐在他旁边。离开春禄后不久，我们来到了一片密集的热带雨林。四周霎时乌黑一团，虽然天气晴朗，可是眨眼之间，蔚蓝的天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以前曾经听说过双层或是三层的树冠丛，可是自己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不同的树种，不同的高度，常常会形成几层连绵不绝的树叶，各层交织在一起，活似天然的屏障。我现在才知道，为何春禄的顾问从来没有见过上述公路。在越语中，“丛林”一词所指甚广，有时候实际上涵盖了森林或是沼泽。我们这次遇到的丛林，和童话故事中的一模一样。
丛林中的羊肠小道蜿蜒曲折，就像茂密的灌木丛中开辟出的一条隧道。在一片漆黑之中，很难看到前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般景象。几年战事，公路已年久失修，大多数地方杂草丛生，只容一辆汽车通过。要是有个人从旁边插出来，我们该如何面对？如若遇到伏击的话，我们根本无法应对。我心里暗想，现在要是把手伸到树丛中，肯定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四周不仅是茂密的树丛，而且在路的拐角处，每隔５０码就有一个人正对着我们。要是真有越共潜伏在拐角处，拿着武器，定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直升机从上面根本无法看到他，步兵要想从侧面包抄他，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汽车在树枝和树藤中穿梭，“嚓嚓”作响，而且常常伴有砰砰的重击声。在丛林中行驶了十分钟后，因为路上弯道重重，汽车无法继续飞速前进。范恩把M－１６放在车窗上，左手扣着班机，右手驾着车。我也拿出自动步枪，放在右边，握紧手枪。然后打开一筒榴霰弹，一筒有两枚。我把其中的一枚拿给约翰，他放在座位的旁边，我把另一枚放在膝盖上。
上个月，我们曾经历过几次风险。遇到类似的状况，约翰一般都会开快车，而且速度要比现在快得多。约翰一边开车，一边谈笑风生，我猜想，他是不想让我们的旅伴因为这些防范措施而过度慌张。维克托一言不发。二十分钟过去了，维克托坐起来，拍拍约翰的肩膀，问道：“约翰，公路上安全吗？”
约翰回答道：“非常不安全。”
维克托毫不迟疑地说：“约翰，我应该回去了。”约翰没说什么，现在根本无法掉头回去。又走了一百码，道路空旷了一点儿，于是我们调转车头，送维克托回去。在原路返回的途中，约翰把枪放在一边，双手握着方向盘，开得很快，转弯也很猛，以此来弥补我们所失去的时间。到达基地后，维克托一言不发地走下车。我们挥手告别。范恩调转车头，我们继续进发。当时艳阳高照，可是再次进入这片恐怖之林时，太阳又离我们而去。
约翰放慢了速度，但是比第一次要快。他再次把M－１６放在车窗上，一手开车。这次他一言不发，忽左忽右。忽然，他摇了摇头，爆发出一阵笑声。他说；“我没想到他还会再来第二次。这人真是没胆量。”
我说道：“那你还告诉他现在很不安全？”
第三部分与范恩一起走访（7）
约翰双手忽然离开方向盘，伸到车窗外，双手张开，指指车边上的划痕，然后“我该说什么呢？你看看这划痕。”
抵达咸津后，夜幕还未降临，但为时已晚。我们走进顾问办公区，进行了自我介绍。一个官员询问我们到达的时间；他没听说有直升机要来。我们回答道，不是乘直升机来的。听到这番话后，他向外看了看，发现一辆积满灰尘的汽车。所以他追问道：“你们是自己驾车来的吗？”约翰说，是。我们今天早上从西贡穿过春禄抵达咸津。其他顾问都围过来，诧异地看着我们，仿佛我们是穿越时空而来。他们说，整整一年，还没有一个人驱车来到这里。
有个人问：“路还通吗？”
约翰说道：“今天还通。”
一名步兵顾问问道：“沿途是否有较好的伏击地点？”
约翰回答道：“有两个。西贡到春禄和春禄到咸津。”
回到西贡后，我们开始了此行的最后一站——头顿。头顿位于距离西贡最近的海岸处。美国人一般认为，驾车从公路直达该省，非常危险。越南人和法国居民也常常驱车前往头顿。他们一般不会遇到任何阻碍，只不过有时会给越共的路障拦住去路，缴纳一些“过路费”，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却是死路一条。
约翰说，据他所知，上述情形实在是有点夸大其词，完全是心理因素在作祟。每逢周末，人们都想去头顿渡假。那里有非常美丽的海滩。但是停放直升机的地方非常有限。美国人的内心非常矛盾，尽管他们迫切希望可以和越南人一样，驱车或是乘坐公交去头顿渡假，不过他们又不愿意冒任何的风险，尽管他们自身并不愿承认这一点。
约翰认为，作为一名美国人，我们应该驾车前往头顿。驱车前往，可以表明美国人在面对争端时，从不退却。他并不想承认，越共占据了自己下辖省的通道。范恩希望，此行可以让当地省长感到脸上无光，从而采取更为强硬的安全措施，将此前种种子虚乌有的谣传一一击破，保证省内的安全。我怀疑，他之所以决定驱车从公路访问下辖的11个省，也是为了上述目的。不论如何，直到最后，范恩才决定踏足头顿。
我们准备周六早上出发，出发前的一天晚上，又有一名自愿者加入我们。周五晚上，我们参加了国际发展署一名高官在他寓所举办的生日晚宴。该官员是约翰的顶头上司。大桌子旁，坐着都是使馆来的朋友，主人坐在上首。他对越南各省非常了解。席间，邀请约翰本周和他一起飞往头顿共渡周末，飞机上现在还有一些空座位。约翰回答道，实际上，我们明天准备驱车前往，视察该省。主人非常震惊：“我的老天，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有空位吗？我想跟你们一块去。”约翰说有。离开寓所时，我们约定明天早上在使馆的摩托车库见。
第二天早上，我赶到时，一名修理工正在给汽车换法国车牌，约翰在旁边监督。约翰说：“法国人常常在这条路段来来去去，越共不会找他们的麻烦。要是我们遇到越共，法国车牌可以减缓他们反应的速度。在他们怀疑我们的身份时，可能我们已经逃之夭夭了。”
我问他：“为啥要这样做？我记得你曾说过，这次出行并不像其他人想像的那样，其实并不危险。为什么以前出行时不这样做？”
约翰答道：“我也是刚刚才有这种想法的。现在正是试一试的好时候。”
我把自己的装备放到他车上时，发现前排座位上放了三盒榴霰弹。我说道：“约翰，如果是安全的，为什么要带六枚榴霰弹，以前我们只带四枚的？”
他回答道：“不过是以防万一。”
一开始我以为，我们在等约翰的顶头上司，但约翰说，上司早上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他在电话中说，今天下午还有工作等着他要做，所以他无法和我们一同走访了。我非常震惊，昨天晚上他还信誓旦旦。约翰说：“他今天是不可能和我们一块去的，那不过是随口说说罢了。”
跟往常一样，这次还是约翰驾车。他买了些三明治，供我们路上食用。一路上，车来车往，川流不息。汽车行驶了一个小时之后，忽然遇到一长串汽车、卡车和公交车，一眼望不到头。范恩决定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公路和沟渠之间还留有足够空间，我们把车转向路边，随着停滞的车辆缓缓向前。汽车足足排了几英里远。现在天气炎热，许多司机以及公交车中的乘客，都走下汽车，站在路边乘凉。他们在这已停了两个小时。小男孩从边上走过来，兜售汽水和菠萝。一些司机告诉我们，前方有一个军事检查站。
最后终于排到了车队的前面。一名越南陆军走上前，把我们拦住。从草地上坐着的一群人中，走过了一名中尉。他用法语告诉我们，不能在继续向前了。前方公路上有1000名越共士兵。他的这番话的确让人震惊。这么多越共参与一个行动，我还是首次听到。毋容置疑的是，此段公路的确不安全。中尉不能确定公路再次通行的时间。他很有礼貌，但是坚信，我们需要等待，现在不能继续向前。要是他所说的一切属实，那么前面的确是很危险。我把他的话翻译给约翰，约翰并不懂法语。
第三部分与范恩一起走访（8）
约翰看了看躺在草地上的士兵。他们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吃饭，还有的在吸烟。他又瞟了一下侦查机。飞机正在前方１英里处，无精打采地绕圈子。然后他说道：“胡扯！”然后调转车头，回到公路上，准备继续向前行驶。
中尉很是震惊。他勃然大怒，跑到车前面，两手张开，示意我们停下来。他用法语说道：“不，你们不能过去！绝对不能。”约翰一边挥手示意他走开，一边继续缓慢地向前推进。
中尉并未闪到一边，相反，他从腰间拔出手枪，瞄准我们，不断挥动着另一只手，说话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根本无法理解。同时用越南语向他的士兵喊话。士兵立刻从草地上站了起来。我希望约翰把车停下来，可是他却瞪了上尉一眼，然后扭过头来，继续驾车前行。汽车加速后，我回头望去，中尉大惊失色，而且非常生气。刚才的冲突着实让我忐忑不安。
约翰驱车全速前进。我们车上有武器，可这次却没有架在车窗上。我们在笔直的公路上行驶，两边的村落从车窗外飞奔而过。路边上看不到任何植被和林荫。和去咸津不同，此次路上并未遇到森林，因为这里不利于植物的生长。一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看不到任何越共的迹象，也没有越南陆军和其他车辆。慢慢地，整个公路上就只剩下我们自己了。
大概走了１０到１２分钟后，我问约翰，怎么确定中尉是在弄虚作假。他说，其实一看便知。但是他的证据是什么呢？“你看到地上躺着的越南陆军了吗？要是一英里外真有越共，他们根本不会如此悠闲，早就逃之夭夭了。而且我们也没有听到任何炮弹声。”约翰指着头顶上的小飞机——飞机一直沿着公路在我们前面飞行——说道：“看它飞得多低。这意味着，地面上不会有人向它开火。前面肯定一个越共也没有。”不论如何，他继续驾车从空旷的公路上穿梭而过。几分钟后，在路的另一边看到了一排被拦住的汽车，和先前我们甩掉的一般长短。队伍前面，站着越南陆军士兵。看到我们后，他们惊奇万分。驱车通过时，躺在地上的司机都站起来，赶忙爬回自己的车内，发动引擎。约翰说：“他们一定认为前方警报已经解除。不过，现在看来，他们应该可以通过。”但是我们并不能确定越南陆军一定会让他们通行。路的另一边倒是空空荡荡，我们驾车从一个接一个的汽车旁边飞驰而过。
走远后，我问约翰：“你看这是怎么回事？中尉看上去很怕我们继续向前。”
约翰说：“他担心的是如果我们继续向前，他们就不能在那里歇着了！他必须带着自己的部队，四处走走，了解一下周围的状况。”
“但是为什么要封锁交通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约翰答道：“他们可能接到通知，一些越共几个小时前曾从这里经过。可能只是一个班。”
“他说有1000人。”
“绝不可能。”
现在看来，约翰很有尺度。尽管几分钟之前，在通过第一个路障时，我对此还不太确信。我们顺利抵达头顿，与当地的顾问团和国际发展署进行交谈，一起共进晚餐。第二天早上，约翰去拜会省长，向他表示祝贺。约翰告诉他，同去年相比，他所辖的地区安全了许多。去年的时候，要想驾车赶到头顿，简直是不可能。约翰建议省长继续在该方面做出努力，省长认真听取了约翰的建议，然后挥手送我们离开。访问结束后，我们驾车返回了西贡。
第三部分希望的泯灭（1）
驾车穿过公路，去各省访问的途中，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了充分的发言权。正因如此，我才得以在１９６６年春天参与如下的调查。当时，约翰逊总统对外提出了“另一场战争”的理论。另一场战争关注的是冲突中政治方面的内容，旨在获取乡村地区农民的支持，和军事关系不大，由作战部队对抗北越军队和越共主力军的军事行动并不涵盖于其中。约翰逊总统要求使馆定期汇报该方面的情况。1966年，使馆向总统提交了第一份报告，就绥靖政策可能取得的“预期进展”进行了汇报。副馆长要我为其收集西贡附近第三军团辖区内的信息，用于向总统汇报。此次工作不需要美对越军援司令部参加，我们要做出自已的评价。
我再次驱车去第三军团下辖的各省走访。这次却是独自一人，驾车观察路况信息，和美国顾问谈话。此行主要关注的是美国顾问，而不是农民，因为我需要立刻完成报告。我把自己访谈的成果包含在３月３日提交的草稿中。草稿对预期的“进展”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我在开头写道：“1966年实施的绥靖政策可能最终会无果而终……”
在使馆的政务会上，我把草稿分发给列席会议的所有机构领导或其副手，向他们作了详细介绍，同时给出充分的理据，支持草稿中的观点。会议由副馆长波特主持，出席会议的还有军方的主要代表，其中包括美对越军援司令部负责绥靖政策的将军、中情局的代表、以及其他一些机构的代表。白宫国安会的罗伯特·科默也出席了此次会议，为约翰逊总统调查绥靖政策所取得的进展。罗伯特后来也来到越南，在威斯特摩兰将军的领导下，主持绥靖方面的相关工作。我现在还记得会议的日期，1966年４月７日，因为当天正值我的生日。
会议开始，柯林斯将军手下负责绥靖政策的哈里斯·霍利斯将军，使用地图，进行了简要的情况介绍。他从军事方面，对第三军团所取得的进展进行了描述。霍利斯将军利用地图阐述相关的情况。他指出，在地图上，红色区域为越共控制的区域，用交叉排线表示的为竞争区域，越南政府控制的区域为蓝色区域。霍利斯将军发言后，我开始针对霍利斯将军的情况介绍，阐述自己的观点。我发言时，地图就放在旁边的架子上。我提到，原则上说，不同地区需使用一套繁复的标准来断定是否由越南政府控制，但是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直接做出判断：亦即，越南政府，可能最终还是美国政府出资供养的村长或地区长官在没有卫队的陪同下，在村落里睡上一晚。这是检验该地区是否由政府控制的一种最好方法。实际上，在第三军团辖区内，甚至是蓝色区域内，很少有人敢这样做。更重要的是，在和官员们交谈时，我发现，竞争地区就是指，当地官员晚上不会在村落里过夜。只有白天的时候，在一个班或是一个排的卫队保护下，才会前往各个村落。由越共控制的红色区域，如果没有一个连或是两个连的兵力的话，当地官员是决不敢踏足此地。
还有另外一种鉴定的方法。在竞争地区，白天的时候，越南政府一般控制着当地村落，但是晚上时候，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有些时候，如果白天没有越南政府的部队，越共也会出没在村落里，不过他们大多数是在晚上活动。实际上，越南政府白天“控制”村落，晚上由越共取而代之。这意味着越共可以定期征收税款，扩充部队，施以教化，甚至晚上在村落中过夜。平心而论，他们实际上就居住在这些村庄里。白天在卫兵陪同下前往各村落的政府官员对此毫不知情。越南政府可以在白天征收税款（田租），招募士兵，进行舆论宣传，当地的游击队的力量还不足以将越南政府一并赶出各村落，但是如果他们想要穿过村落，伏击政府正规军或是越南陆军的话，简直易如反掌。当地村民会给他们提供大力支持，绝不会对越南陆军透露半点儿信息。正因如此，他们才有恃无恐。总而言之，如果把这些地区称为竞争的地区和村落，就是在自欺欺人。实际上，这些地区均由越共有效地控制着。
我告诉与会人，会场前面的地图，很好表明了这一点：“该地图用颜色来表示我们控制的区域。”地图上的覆盖区域是指：“实施计划后，今年年底这些地区将归我们控制。我们希望告诉总统的是，蓝色区域正在不断扩展之中，马上就会有更多的蓝色区域。”
我指着地图上的覆盖区，说道：“我们的计划是蓝色区域将从地图的这里扩展到这里。总统现在正试图断定这些计划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我们应该怎样向总统汇报呢？”
“其实应该告诉总统，蓝色区域绝对不会扩展。1966年，农村方面没有任何进展。”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越共对当地的安全状况构成了威胁，更重要的是，农民缺乏安全感，缺乏政府武装的保护。为了解释这一点，我向与会者讲述了最近十天以来，驾车在公路上行驶时的所见所闻。
在离西贡不远处，有座桥。一日早晨，驱车向西贡南部行驶时，我看到桥旁边的村落正笼罩在熊熊大火之中。一个村民告诉我，晚上的时候，越共会悄悄地返回村庄。大桥离村落很近，大约100码。从村里望去，可以清晰看见边上的大桥。我把自己拍摄的照片分发给与会者，因为只有站在大火笼罩的村庄中，只有看到摄有大桥和村落的照片，才会切实体会到大桥和村落之间距离的远近。
提到该大桥，是因为南越陆军２５师４９团的总部就位于大桥桥墩下。大桥附近还驻扎着越南陆军的两个营，一个营驻扎在距离村落不到２００码的地方。村民和越南陆军告诉我，村落起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越共游击队的一个班，他们晚上常常会聚集在这个村落，所以驻扎在２００码之外的越南军队向村落发射了导弹和迫击炮，以致于整个村庄笼罩在熊熊烈火之中。村舍全部是用棕榈叶搭建而成，很快，整个村庄化为一片灰烬。
第三部分希望的泯灭（2）
从来没有一个班或是一个排从桥下的总部冲出来，挑战村落中的越共士兵。越共不过是晚上在村庄里休息了一下，可是南越陆军居然毁掉了整个村落，炸伤了他的近邻。也许越共是出于某种原因，故意惩罚当地的村民。也可能是他们依据过去的经验判断，觉得村民和越南陆军之间狼狈为奸，故此决定借越南陆军之手，在当晚除掉这个村庄。也许是越南陆军的营长出于某种原因，想以此惩戒当地村民。但是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最后受苦的还是村落中的村民。他们告诉我，越共的那个班，在攻击开始前，已经跑得无影无踪，根本没有任何伤亡。每个人都同意，是越南陆军首先开火的。
我不知道，此次事件中到底有多少人伤亡。村舍之间离得很近，所以几轮轰炸过后，熊熊烈火就可以从一个村舍蔓延到另外一个。任何一片村舍林立之处，都有大人和小孩在废墟中四处搜寻破碎的陶器和茶具碎片，寻找玩具和面目全非的照片。我把当时摄下的照片分发给与会者。村民个个神情沮丧，只有小孩们从废墟中找到一个玩具时，偶尔会眼睛一亮。
只有设身处地，方可见到此情此景。顾问不会进行汇报。十天以后，我查看了相关记录，但并未发现顾问对此的相关汇报。
我继续讲述十天来亲眼所见的另外两件事。我对绥靖计划援助建设的各个校舍进行了调查。我们按照非军事援助计划，为各个学校提供了水泥，但是我的所见所闻让这一切不攻自破。走在学校的地面上，会感觉自己的脚马上就要深陷在水泥中。要是从口袋里拿出一枚硬币，在墙上或是地面上蹭几下的话，马上就会碎屑乱飞，时不时还会刮出一个坑来。这就是所谓的“水泥”——其实全是沙土。一个省的援助代表告诉我，美国国际援助署规定，为每个教室提供７５袋水泥。但是在实际建设时，每个教室才用了３０袋水泥。地区长官挪用了剩余水泥，把它们放在黑市上去卖，用于富人在西贡建筑自己的寓所。我在会上转述美国代表所说的话：“人们都知道这些水泥的去处。绥靖计划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呢？民众又可获得什么好处呢？绥靖计划带来的背信弃义，挪用公款，收受回扣，假冒伪劣的建筑工程，会不会让人们对政府愈加失望呢？我们应该继续深究这些问题。”
和我聊天的其他顾问，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说，人们知道水泥的去向，知道这些水泥没有用于建设学校，造福孩童的事业上。他们也明白，美国政府对一切勾当了如指掌，但是美国对他们听之任之。越南人对美国和越南政府恨之入骨，所以他们鼓励自己的孩子加入民族解放战线。的确，越共也曾摧毁了一些业已建立的学校。在公路边，在义勇军的哨所边，随处可见上述场景。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越共根本没必要攻击学校，因为这些学校早已摇摇欲坠。我把自己陷入所谓的水泥地时摄下的照片，连同其他沙土教室的照片一起分发给在座的各位官员。一切都可以在照片上看得一清二楚。微风轻轻吹过，就可卷起阵阵沙土。上个月刚刚才建设的教室，美国所施的恩惠，在我们的眼前立时化为乌有，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所汇报的第三件事是有关一越共村庄的情况，该村庄由两个村落组成。这些村落由３８特种部队保护。３８特种部队，是按照美军特种部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村落中走访时，我发现弹痕累累的墙上有一些标语。标语用越语写成，找人翻译过来以后，发现都是污言秽语。所有口号都是在侮辱美国任命的革命发展干部。标语全部都是特种部队所刻，墙上的弹痕也是他们所为。有人告诉我，特种部队的一个连长曾命令一个女干部和他同居，但是被女干部严词拒绝。领导让她保持缄默，顺从连长。她再度严词拒绝。因为该事件，革命发展干部和特种部队之间爆发了冲突，几名干部在冲突中死亡。那个时候，越共不断对特种部队军营发动攻击，座卧不安的特种部队，一怒之下，血洗了这些村落，许多村民惨死在他们的枪口前。特种部队抢走了村落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强奸了很多妇女，其中包括那名女干部。因为害怕特种部队，现在所有的干部都已撤离该处。３月２７日的早晨，正值我造访村落之时，我收到信息，村落中的村民已经跟越共接触过了，要求越共帮助他们打击作威作福的特种部队。
在报告快要结束时，我说道，我们应该告诉总统，物质支援、金钱和装备——诸如为学校提供水泥，为越南武装部队提供资金——不会收到任何成效。如果我们继续如此，美国就不可能达到既定的目标，也不可能占据任何主动。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改变现状，不管怎样，我们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就如何采取行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966年一年，总统不要希望看到任何进展。
当时，我竟然在总统派来的代表面前，和与会的军方人士针锋相对。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儿心惊胆寒。但是，十天以来，不辞辛劳，驱车在公路上考察之后，我觉得自己不能退缩。也正是因为这段时间追随约翰走南闯北，我才掌握了这样一张重要的牌：整个会议室中，只有我一个人曾经遍访各个村落，了解了当地的情况。和我同级的文职官员和军官中，还没有一个人可以依据自己的观察，就这些情况做出评述。再加上自己向来义无反顾，所以我的结论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权威，使得他们无法肆意指摘。
令人欣慰的是，我很快发现，高官的反应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激烈，而且也不是那样深怀敌意。一位经验丰富的上校散会后，把我叫到旁边的房间里。我们面对面地坐下来，他一脸严肃地告诉我：“你所说的全是事实。那都是事实。”他直盯盯地看着我，然后点点头，说道：“你很棒。”我点点头，然后我们一起起身，离开了会场。
第三部分希望的泯灭（3）
我发言后，先前介绍情况的美对越军援司令部将军起身发言，试图挽回一点儿颜面。他说，我所提到的都是事实。以前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但是在美国的领导下，一些越南陆军，特别是第五师，正在“不断进步”。
多少年以来，美国顾问（此前是法国顾问）一直保留着一种为上司排忧解难的法宝。将军的那番话再次展示了这种法宝的魅力。我指出，在一些地方，情况的确有所改观。“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他们改善的速度如何，幅度又有多大？是不是远远无法跟越共相提并论？到今年年底，是否会推翻我的观点，向总统汇报我们所取得的进展？”我说，本人认为，这一切都不太可能。
七年之后，也就是1973年４月，面对审讯的我，正在向陪审团描述当日汇报情况时的情景。我的律师让我讲述越南的经历，但是我发现，自己在使用“我获悉”或是“我认为”这样的字眼时，或是提到自己所写的书面材料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出反对。不过，我发现，原告很难对亲眼所见的情景，口头汇报的东西提出反对。所以我决定提及这次口头情况介绍，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想法，阐明改变自己的各个方面。
在讲到浓烟滚滚的村庄时，我顿了一下，然后缓缓地说道：“当时的情况实在是太糟了。”依据当时的法庭记录显示，我说了一声“对不起”。整整一分钟，我喉头哽噎，实在无法继续。恢复常态后，我继续讲了半个小时，回顾了当时自己所介绍其他细节。审讯中的午餐时间，我走进被告房间，忍不住潸然泪下。
被告团的其他人员离开了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不知道我哭泣的原因。此前曾进来和律师攀谈的记者也不知道其中的缘由。看到我双手掩着脸面，不住抽泣时，他们赶忙关上门，匆匆离开。午餐结束后，我洗了把脸，走入法庭，继续站在证人席上作证。大部分人认为，可能是因为作证时过于紧张的缘故，我才会支撑不住。
我失声痛哭，是因为自己早上又看到了越南的场景。滚滚浓烟从燃烧的睡毯中升起，一名老妇人从一片废墟之中拾起粉红的茶杯。整整七年，我没有再想过当时的情景。现在我又看到了这一切。我所拍摄的照片，展示给与会将军和科默的照片，又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看到了一个小女孩手中捧着烧焦的塑料玩具。越南再次进入了我的视野。
1966年春天，第一军团下辖的南越北部各省，包括顺化和岘港，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佛教动乱。在此之前，休伯特·汉弗莱曾对西贡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公开表示对阮高基将军的支持。
能够获得美国强有力的支持，阮高基将军喜出望外。他决定罢免自己的死对头阮政施将军。阮政施将军可能是越南陆军中最为出色的指挥官。尽管阮高基和阮政施都是佛教徒，而且执掌岘港第一军团的阮政施，与北方的佛教徒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阮政施拒绝离任，并且号召佛教徒一起支持他。这些佛教徒置西贡政府于不顾，加入了阮政施的部队，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取代阮高基政权。
洛奇和美对越军援司令部决定向岘港空运越南海军，坦克和飞机，平息叛乱。当时，僧侣，妇女和孩童当街立起了佛教圣坛，所有的游行者都围坐在旁边。越南陆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的坦克来到圣坛前时，停了下来。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坦克从圣坛上辗过去。这正是人民力量的生动写照，和后来的菲律宾人，以及在北京天安门前奋不顾身拦阻坦克的年轻大学生一样，展示了强大的力量。越南陆军的坦克兵停下来，加入了佛教徒的叛乱中。４月７日，正值我在使馆的政府会上介绍情况之时，美国从其他地区空运来的坦克，从佛教上辗了过去。所有的游行者，包括僧侣，皆被逮捕，许多僧侣走进丛林，加入了越共，剩余的人均被逮捕，惨遭折磨。
我发现，这些事件对我的朋友陈玉召影响极大。他以前曾试图改革越南陆军，可是在我看来，事件之后，他失去了所有希望。陈玉召希望的破灭，也给我带来了沉痛的打击。以前我和我的朋友都认为，美国在越南采取行动，完全合乎情理，因为我们知道，像陈玉召一样的越南人，一直都坚信，在美国和越南的共同努力下，越南会更好。但是陈玉召失望后，我就认定，越南战争败局已定。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战争带来的伤害，竭尽所能停止对越南的狂轰乱炸。我们继续提供意见，但是并不指望上级会采纳这些建议，也不指望时局会有任何改变。
1966年春季后期，佛教动乱还未平息。一天，我驱车从第一军团下辖的岘港和会安之间的公路通过。一路上，满是挖过的战壕，每隔半英里，不是遇到阻碍，就是给人切断了道路——我们只好从旁边绕行或是从铁丝网直穿过去。这些举动都不是越共所为。越南陆军中的佛教徒为了反对西贡的阮高基政权，采取了这些行动。实际上，内战双方以前都是由美国出钱资助的。
第三部分希望的泯灭（4）
沿途之中，不断见到遗弃的碉堡和各式各样的建筑。建筑的年代各不相同，有的已经很长时间。还有新建的义勇军前哨站。我们为这些地方游击队提供资金，用于建筑哨站。如果有水泥的话，也会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可是沿途所有的哨站，几乎都是由沙土堆砌而成，均是非常原始的小堡垒，可是义勇军们居然希望一直用这样的哨站来保护村落。最近撤离哨站，是因为出现了地区性非暴力动乱，是为了反对使用美国援助，为他们提供资金的西贡政府。类似的哨所，在越南随处可见。
在其中一个哨所旁边，有一个混凝土碉堡，呈圆柱型，上面有很多枪眼，非常坚固。和我一齐开车出行的口译员，是位越南中尉，他解释到，这些都是法国建筑的。我发现，这个碉堡有点儿像二战开始时，马其诺防线边上的小型碉堡。以前自己也曾在图片上看过。一路上，遇到了不少类似的碉堡。1946年到1954年之间，为了重新夺回殖民地，法国在越南发动了多次战争，战争期间，法国推行了和美国一样的绥靖政策。大部分碉堡都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建筑的。中尉指出，一些碉堡，可能年代更为久远，可能是２０年代或是３０年代建筑的（正值马其诺防线建筑之时），甚至在法国对越南实施绥靖计划之前。
一路上，所遇到的碉堡中，还发现了另外一些风格迥异的碉堡，虽然也是混凝土建筑，可是呈圆形，有点儿像炉灶。二战时期海军在太平洋岛屿激战的图片中，我曾见到过类似的建筑物。这些碉堡是日本建筑的。日本通过战争，霸占了越南。他们也曾试图在越南推行绥靖政策。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个硕大的土墩，上面杂草丛生，而且还星星点点的有几块石头。口译员告诉我，这是中国古代的堡垒。中国也在越南推行过绥靖政策，从现在算起，已经是一千年前的事了。我想起陈玉召曾经对我说：“你应该知道，越南人曾经击败过中国人，虽然年代久远，可那毕竟是事实。”
在这段公路上行驶，就像是乘坐时间机器在时光中穿梭，就像是在拜访历史的遗址，历史的许多层次再次浮现出来。公路就是一个露天的博物馆。外国人为了控制越南，建立权威，保护自己的军队和合作伙伴，抵抗本地人所做的不懈努力，在此卓显无疑。公路上并不安全，越南政府资助的地方游击队和越南陆军已经撤离了该地区，将乡村拱手让给越共，自己去岘港和其他地方城镇参加反对西贡政府的游行。但是，尽管如此，一路上遇到的小孩，看到我们时，还跟往常一样，向我们挥挥手，用自己仅有的英语词汇喊道：“你好！你是最棒的！”当首次抵达越南时，同样的呼喊曾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听到这些呼喊声后，驾车的中尉的告诉我：“我和他们一般年龄时，也常常向外国士兵喊同样的话。”
我知道我们正在步法国在越南的后尘。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尽管法国一直推行殖民主义，可一直是我们的盟友。但是我们这些在二战影片中成长起来的美国人，一想到现在要步日本侵略者的后尘，就不由得心惊胆寒。
１９６６年春天，我随同飞机上的空战观察员执行任务。回来后，我向兰兹代尔将军做了汇报。观察员要求对芦苇地附近的竞争区发动空袭。芦苇地是西贡附近的一块荒无人烟的沼泽地，只有从空中，才可以看到。所以作战目标选取，不是根据作战计划来定，通常是由飞机中的观察员下达命令，发动攻击，指定攻击的目标。空战观察员还可以决定在越南农村施行落叶战的范围和程度。
在芦苇地附近一个省市，有一块极为特别的地区。那里绿树丛生，花草繁密，从空中看绿油油的一片，满是绿枣和其他树叶。我摄下了该地区，同时将照片交给了兰兹代尔。我认为他应该知道其中的含义。在该省，有一条河，是政府控制地区——我们支持的西贡政权——和军事地图上的红色“越共控制”区域的分界线。我们对河的红色一面实施了落叶行动。通过飞机，向红色区域的植被喷洒农药，破坏了所有的树叶和各种各样的植被。
行政版图上各地区的颜色并不与你在地面和空中看到的情景一一对应。对河的另一边实施落叶行动后，从空中看去，你会发现河岸两边对比十分鲜明。在河的一边，依然是绿树丛生——跟以前所见到的一样美丽——在另一边，却是荒芜一片，土地干瘪，寸草不生。我告诉兰兹代尔将军，依据照片显示，该地区已经成为了荒芜之地。
一次随同观察员执行同样的任务时，村庄附近有人向我们开火。有过类似经验的飞行员告诉我们，可以从声音上判断是否有人向我们的飞机直接开火。如果是的话，可以听到“劈啪”的一声，“就像爆米花的声音”（后来，一位观察员在和该飞行员一起执行任务时，被座位下穿出的子弹击中，坐的就是我现在的位置。）他是对的。尽管我们没有被击中，可从地下传来的声音的确很像爆米花的劈啪声。他要求附近的飞机对村庄发动空袭。这些飞机一直在等待命令。接到命令后，领头的飞机向村庄发射了带有白磷的导弹，用于确定目标。其他的飞机随后投下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其中一颗炸弹在村庄附近的肥沃土地上爆炸，激起熊熊大火。其他一些炸弹，击中了村庄，从空中俯视，地上的景象极为触目惊心。一些房间上的瓦片已经烧红。
第三部分希望的泯灭（5）
爆炸的白磷就像盛开的花朵，四周满是灿烂的白色花瓣，吐着鲜红的火芯。场面实在是骇人听闻。白磷如果接触到肉体，可以将人烧得尸骨无存，而且你根本无法用水将其扑灭。范恩和我一起走访时，曾去过越南的一些医院，见到过被白磷和凝固汽油弹烧伤的小孩和其他人。他们身上均留有不同的伤疤。凝固汽油弹也无法用水扑灭。在海军服役时，在以前训练时，我就见识过这种炸弹的威力。我们都认为，使用凝固汽油弹可以减少美军的伤亡，尤其是在越南战争中，只有美军拥有这种炸弹，但是在海军服役时，我更希望以原子弹来减少美军的伤亡，因为当时我没有亲眼见过它们给人类带来的苦难。
回机场的路上，我们从芦苇地飞过时，飞行员通过对讲机告诉我：“下面有越共。”飞机忽然猛地来了一个俯冲。飞行员指着下面一片地方说：“越共。”这还是我首次看到越共。出发之前，就有人让我带上手枪，以防被击落，所以当他提到“越共”时，我下意识地抓起自己的手枪。顺着飞行员所指的方向望去，下面由两个穿着黑色宽松薄裤的人，和南越游击队以及村民都是一般打扮。他们好像刚刚离开附近的小船。飞机向下俯冲时，飞行员一手拿起M－１６，从座位旁边的车窗外对地面上的越共进行扫射。飞机距离地上的人只有100英尺，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人并没带武器。我向飞行员提到此事，他告诉我，越共可能把枪留在船上了。在我看来，举着手枪对付手无寸铁的人，实在愚蠢，于是把手枪放回了皮套之中。
飞行员拉起飞机，来了个八字飞行。然后又猛地俯冲下去，继续开火。我们冲下去时，地面上的两个人立刻躲到芦苇丛中，很难发现他们。地面上的越共看到飞行员再次拉起飞机，立刻爬起来，继续向前奔跑。如此接连进行了好多次。当我们再次俯冲下来时，他们又趴在地上。其实从机舱的后面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但是要想击中他们，却实非易事。我们就这样僵持了１５分钟。坐在盘旋往复的飞机中，我开始感觉到有点儿恶心。
最后，飞行员将M－１６放在一边。飞机开始爬高，驶回了基地。回去后，我问他：“是不是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回答道：“是的，这也是我为什么随身携带武器的原因。”
我问道：“这种方法能击中敌人吗？”
他说：“不会太多。用M－１６很难从飞机上击中敌人，但是可以吓唬他们。越共今天晚上可能已经吓破胆了。”
我并不认同他所说的。有很多越共，为自己能在与美军的对抗中全身而退，倍感自豪。
抵达机场后，侦查机的飞行员对我说：“这次，你可大饱眼福了，看到了空袭和一些越共……”我问他，怎么知道那些是越共。他说：“在芦苇地只有越共，别无其他。”芦苇地属于“自由开火地区”。任何在此出现的人，都要被杀死。
回到使馆后，我对飞行员所说的话进行了核实。范恩告诉我，在这个地区还有两万名渔夫。尽管我们不断对该地区进行轰炸，可他们仍然在继续捕鱼糊口。这并不能证明今天看到的两个人不是越共，但是我们仅凭越共所在的地区和衣着就做出判断，对他们发动攻击，向追赶动物一样驱逐他们，实在是让我无法接受。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极为不安。
在向兰兹代尔描述当天的情景时，我说道，让人触目惊心的是，村民对美国轰炸机的攻击根本不屑一顾。我们的飞机也遭到攻击，但是到底是谁攻击我们呢？他们与该村庄有何联系？与村里的大人，小孩和燃烧的房屋又有何干系？在六百英尺的高空，一切都可尽收眼底——除了遭受攻击时，飞机一般飞的很低——但是你根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从空中对这些村舍中的村民进行惩戒，是否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我没有向飞行员提出这个问题，他只不过是照章办事。我把上述问题留给了我的上司，尽管对他来说，这不过是老调重弹。在1964年１０月的《外交》杂志上，兰兹代尔曾提到空袭平民所带来的影响。也正是这篇文章，激励着我加入了他领导的小组。兰兹代尔在文章中说道：“军队的己任就是保护和帮助人民。因为某个平民密集的村庄聚集着越共，就用步兵的大炮或是空军的飞机对其进行狂轰乱炸，殊不知，下达命令的越南指挥官和对此‘听之任之’的美军顾问实际上是在破坏自由的进程。”我曾经从范恩处多次听到同样的观点，但这次，还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兰兹代尔提及这个观点——这也是范恩和我尊敬他的一个原因——他还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
第三部分希望的泯灭（6）
1966年夏天，帕特里夏·马克斯抵达西贡。上次旅行后，我们一直计划着下一次旅行。1965年，动身前往越南时，我一直对她的感情存有误解。当时我并不敢确定，我们俩是否还可以走到一起。但是后来，我们开始互相写信，互寄磁带，很快我再次坠入爱河之中。1965年１２月，帕特里夏来到西贡看望我。当时正值圣诞节，我们一起游览了泰国、印度和尼泊尔。此次浪漫之旅一直让我回味无穷。让我惊奇的是，自己开始考虑和她结婚了。尽管我们在越南问题上还有分歧，但是我相信，自己可以说服她。至少可以让她意识到，我们所进行的是一场正义之战，支持的是像陈玉召这样的越南人。他们正竭尽全力，让自己的国家摆脱共产党的控制。我给了她一本名为《从殖民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书，要她详细阅读。该书对北越土地改革的残忍做了细致的描述。
我的人生伴侣，应该富有冒险精神。我一直不知道，帕特里夏是否具备这种品质，但是在贝拿勒斯的一天早上，我得到了答案。当时，我们乘船去恒河旅行，期间曾经过一处火葬场。抵达恒河码头时，有许多人正在恒河里洗浴。船夫建议我也去河里泡一泡。我问道，其他人会不会让我去泡一下。他说没人会注意我。事实的确如此。我脱掉外套，走到船的另一边时，发现河面上浮着片片上游漂下来的骨灰。可是，帕特里夏依然毫不犹豫地脱掉牛仔服，穿着红色的衬衣，淌着水向我走过来。我惊呆了。我相信，在自己认识的美国女孩中，还没有几个敢涉足这样的河水。（她说：“实在是太漂亮了。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湖水。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当时，我问她，是否可以嫁给我。她的回答是肯定的。
回到西贡后，帕特里夏不得不返回美国。整整六个月，我们没有见面。1966年６月，她准备来西贡探望我，我们计划一起去日本度假，但是我告诉她，我不能错过在使馆政务会上畅所欲言的机会。她欣然接受了。在我为自己的工作四处奔波时，我也帮帕特里夏搜集了一些资料。拜访记者弗朗西斯·菲兹杰拉德时，她建议他们一起写一篇有关越南“受害者”和难民的报道。这些人都是从各自的村庄逃到美国控制区的。依照美国的舆论宣传，这些人离开自己的家乡，是为了用他们的“双腿”反对越共的恐怖主义行径。我们采访了这些难民，和难民营的代表进行了交谈，但是却发现让他们背井离乡的主要原因，美国对村庄的狂轰乱炸。
帕特里夏和弗朗西斯一起采访了负责难民事务的越南陆军和美军官员。在西贡附近的难民营采访时，他们发现越南官员和美国官员根本不管难民的死活。这些官员表现出来的漠然和不可一世让他俩非常震惊。虽然我走访了附近的所有农村地区，但从来没有去过西贡附近的难民营。帕特里夏约我一同前往。当时正值雨季。难民营里，一堆人蜷缩在漏雨的帐篷下，淤积的泥浆和刺鼻的粪便混杂在一起，让人无法忍受。难民们一般从一块狭窄的木板上，穿过泥潭，从一个帐篷走到另一个帐篷。一不小心，就会深陷泥潭当中。在难民营，你会很容易发现，为何要用炸弹，迫使这些难民搬入此处。
帕特里夏观察战争的角度与我不同。在越南，除了秘书之外，没有太多的美国女性。在堤案的一天晚上，我们和八、九个男同事在堤岸的中国区吃晚饭时，碰巧提到了个人的婚姻状况。她后来告诉我，这些人不是已经离婚，就是和妻子天各一方。一起用餐的人中，还没有一个人现在可以再续姻缘。她看得出来，这些人个个都孤注一掷，执迷于战争和冒险。他们希望冒险，全然不知自己失去了很多东西。她认为，整个使馆内，都是这样的人，尽管我对她的观点并不太认可。
当时我和帕特里夏已经订婚。未婚妻再度来到越南时，她反战的观点已是根深蒂固。我此前所做的努力皆以化为乌有。谁在对她施以教化？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当问及此事时，她告诉我，国内的美国人，每天都可以看到美军轰炸越南的场景，但这些在西贡根本看不到。回到美国后，很容易看到越南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其实只有我在试图教化她。但是帕特里夏对约翰逊和汉弗莱所谓的另外一场战争的审视并未改变我对战争的看法。
在欢送尼尔和苏珊·希恩的宴会上，我们认识了国际控制署的一名委员，他刚刚从河内抵达西贡。自从美军轰炸北越以来，我还没有见过来自北越的人。（六个月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纽约时报》所写的报道，成为了大部分美国人的必读之物，其中包括一些高官）。宴会上，哈里森告诉我们，在美军的轰炸下，附近很多平民地区被夷为平地。宴会结束后，帕特里夏用指责的口吻对我说：“你怎能参与推动这样的轰炸呢？”
听到这番话后，我倍感灰心。我有点儿出离愤怒了。和她一样，我也对刚才听到的一切深恶痛绝。她了解我吗？我一直在反对轰炸北越，现在正竭尽全力，以一种自认为最为有效的方法，减少轰炸给南越带来的影响。虽然至今并未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我发现，她把战争的各个方面都归咎于我，甚至包括那些我一直反对，而且试图阻止的东西。我们好像返回了1965年６月。我私下里开始放弃双方订立的婚约。帕特里夏离开后，我感觉到了一种解脱。我们这一别，就是三年。当我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她对越南问题的判断时，发现这些想法居然和我后来的认识不谋而合。
第三部分希望的泯灭（7）
１０月份，我回到美国休假。但是在华盛顿时，我接到命令，要求转而陪同新任的副国务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出访越南。副国务卿是陪同麦克纳马拉一同出访越南的。麦克纳马拉的专机KC－１３７是一种改装后的飞机，没有窗户，可以直飞越南，中途无需停下来加油。在飞机上，我把自己从西贡带回来的备忘录交给自己的前任上司麦克诺顿。倍感欣慰的是，麦克诺顿读完后，把所有的备忘录转交给麦克纳马拉，部长也一字一句的阅读了该备忘录。旅途很长，机上的官员也没有带任何阅读的材料。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一般你根本不会知道上司是否读过你写的材料，也根本没有机会亲自将这些材料交给他。一次，麦克诺顿把我叫到旁边，问我：“是否可以把厚义之行的报告复印一份？如果部长出于军政之间的关系，并未把该报告或是其他材料交给威勒将军，我会不会介意？”
一个星期后，在返回华盛顿的途中，麦克诺顿把我叫到飞机的后舱。当时担任总统特别助理的鲍伯·科默也在那里，他现在仍然负责协调绥靖工作。麦克纳马拉说道：“丹尼尔，只有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科默认为我们在绥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告诉他，情况比一年前更糟了。你的观点是什么？”
我回答道：“部长阁下，我感触最深的是，越南的一切跟一年前没有什么两样。情况仍然很糟，但是我不会说现在的情况比一年前更糟。其实跟一年前完全一样。”
麦克纳马拉得意洋洋地说：“这也证明了我的观点！去年我们一共向越南投入了１０万兵力，但是情况并未有任何改观。这也意味着，现在的情况仍然很糟。对吗？”
我回答道：“您可以这样表述。事实的确是这样的。”
飞机转圈后，飞行员说：“先生们，安德鲁空军基地马上就要到了。请在座位上坐好，系好自己的安全带。”
十分钟后，飞机着陆。麦克纳马拉第一个走下飞机，我们紧随其后。那是一个雾蒙蒙的早上。飞机着陆点旁边已经架起了不少摄影机，中间还搭了个讲台。麦克纳马拉快步走上讲台，对记者说：“先生们，我刚从越南回来。我可以欣慰地告诉你们，我们在各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极大地鼓舞了我。”
第四部分迪建（1）
从1966年11月末到次年6月离开越南，我一直担任美驻越副馆长波特的特别助理。副馆长负责美对越的政治行动，而我的职责主要是对相关的计划和行动进行实地评估，特别是那些与绥靖政策相关的计划以及军政联合行动。12月底，我走访了一个新“解放”的越共村庄，名为迪建。该村庄位于湄公河流域，隶属于西贡南部的隆安省。几年来，西贡政府的武装部队从来不敢踏足迪建。为了向外界表明美国军队可以夺取越共控制区，可以成功安抚控制区内的村民，25师派遣两个加强营，在直升机的掩护下，于1966年12月22日奇袭了迪建。一天后，我抵达迪建，开始为期10天的调研。
来迪建调查的主要原因是，大使洛奇和副馆长波特一直顾虑重重。他们不敢确定是否应该向人口密集的湄公河流域派遣美军作战部队，参与作战，推行绥靖政策。大使坚信，美军的大炮和空中力量会造成该流域众多平民的伤亡。所以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帮助大使做出决定，是否应限制美对越军援司令部向湄公河流域派遣美国作战部队。
政府部队头天闯入村庄时，曾遭遇一些抵抗。越共干部及其家属的小屋位于村落中央，有石灰墙和茅草屋顶。他们早已闻风而逃，这些小屋自然成了美军军营的总部。奇袭后的第二天，我乘坐直升机抵达迪建。驻扎在迪建的美军指挥官是一名中校。他已从师总部获悉，我今天会赶到迪建。走下直升机时，他早已在机舱门口等候多时。中校抓起放着睡袋、备用工作服和弹药的旅行袋，径直把我领到总部的小屋里。中校长我几岁，可是我的级别要比他高出很多。他把我带到指挥所旁边的屋子。屋子里给我留了一张帆布床，旁边是他的床。这些都是越共撤退后留下来的。
上校告诉我，这是他担任步兵指挥官的第一个星期。服役多年，主要是在炮兵中任职。为了今后的仕途，他才选择步兵，所以一直希望前任指挥官，可以传授一些诀窍。但是，提到这件事时，他一脸疑惑，满怀苦涩。他和前任指挥官之间的交接仪式，不过是在直升机的螺旋桨下握握手。前任指挥官帮他从直升机上取下行囊，同时表示了祝贺，随后将自己的行李往直升机里一放，扬长而去。“他甚至没有回过身来，向我介绍他以前的下属。”
新指挥官对我倒是彬彬有礼。一旦遇到其下属，他会逐一向我介绍。其实一个星期前，指挥官也是刚刚向他的下属做过自我介绍。我告诉上校，副馆长让我来迪建监督绥靖政策的执行情况，但并没有提及大使对美军介入该地区所表示的忧虑。
美军驻扎在西贡附近。自抵达越南后，美军与越共很少进行正面交火。据一位随军多月的少校参谋介绍，昨天闯入村庄时，没有遇到太多抵抗。大多数士兵只是零星放了几枪。尽管迪建险象环生，可他认为，美军现有的火力和空中力量，足以震慑当地的越共。我们交谈之际，大型运输机正向村庄中心的炮兵基地运送大炮和弹药。
我和少校在村庄中心的十字路口聊天时，从稻田中走来一群穿着美军制服的人。这些人皆是顾问团人员，两名官员和一名军士。他们追随越南陆军部队，于前一天步行抵达迪建，和美国军队进行联合军事行动。他们驻扎在1.5英里外的公路处，今天步行来到迪建，随同的还有一群荷枪实弹的南越卫兵。这些人警告我们，迪建并不太平，一定要严防死守。
其中一名级别较高的美国顾问说道：“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人攻击你们。”他是一名身材魁梧的年轻上尉，担任越南陆军顾问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他来到迪建，就是为了向我们提出警告。他继续说道：“越共在迪建呆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
“你在开玩笑吗？”参谋说道。“我们这里有一个美军加强营，有飞机和大炮。今天晚上，10里之内一定没有越共。”三名美国人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离开时，他们邀请我明天晚上去越南陆军的军营中过夜。越南陆军指挥官为了感谢美国顾问，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圣诞晚宴。
参谋告诉我：“这帮美国顾问跟随越南陆军已经很长时间了。要是美军不驻扎在迪建，越南陆军根本不敢进入这里。今天晚上一定相安无事。我确信，今后一个月，越共大炮绝对不可能打到我们”。
三天后，圣诞刚过，美军开始对迪建进行扫荡。与此同时，为了熟悉地形，美军加大了巡逻的力度。我可以随进随出，参与部队的各个会议。晚饭后，指挥官会在指挥部的小屋内，对第二天执勤的军官进行情况介绍。
指挥所的墙上，挂着迪建地区的巨幅地图，上面用油脂铅笔标出部队的活动范围和各分队的驻扎地。指挥所的小屋，和其他位于村庄中心的小屋一样，相对比较结实，有石灰墙和纹状马口铁屋顶，可能也是几年前推行绥靖计划的成果。我们占领的其他小屋，挂着煤油灯。村庄里还没有通电。
第四部分迪建（2）
听完情况介绍之后，我出外散步，和站岗执勤的年轻士兵攀谈了一会儿。今天是这名士兵在越南执勤的第一天。他早上抵达西贡外的机场，然后被立刻派往洛奇省，紧接着下午又加入驻扎在迪建的部队。今天对他来说，极为漫长。晚上睡觉时，我把上校给我的蚊帐支在帆布床上，和衣而睡。上校随后也吹灭煤油灯，在旁边的帆布床上睡下。
两个小时之后，一阵刺耳的爆炸声将我们从睡梦中惊醒。爆炸声好像是从公路处传来的，接着又听到阵阵“轰隆”声。情急之下，我们在黑暗中慌忙把鞋穿上，来不及系鞋带就冲了出去。我跟着上校来到指挥所，正好碰到今天早上刚从美国抵达越南的士兵。他神色慌张，极为不安。
忽然外面又响起一阵“轰隆”声，我们身后的屋门瞬时自动合上，四周的墙壁开始左右摇摆，钩上的煤油灯开始猛烈摇摆，照着的人影开始不住地摇曳。挂着地图的软木板忽然掉了下来，砸在桌上，桌上的咖啡洒了一地。小屋不住地晃动，我们个个乱成一团，匆忙寻找自己的头盔。我现在开始后悔，为何自己不把头盔带来。原以为，要在军营中找一个头盔易如反掌，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根本无法借到头盔。
过了一会儿，煤油灯停止了晃动。有人冲进来，报告道，一颗炮弹在门口爆炸，执勤的哨兵被击中，而且伤势严重。护送直升机已将受伤的哨兵和其他一些伤者带走，但是因为伤势过重，哨兵在飞行途中死亡。
旁边屋子里的无线电人员正通过无线电话与美军各分队联系，负责作战的官员正依据上报的情况，在地图上查找，试图锁定迫击炮火方向，以便使用反迫炮火力进行还击。越共使用的全是55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可能是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进行射击。驻扎在公路下方的美国顾问的确所言非虚：越共训练有素，武器装备精良。第一轮轰炸时，一连串炮弹几乎挨个击中村庄中心的小屋，只有我们的指挥所幸免遇难，但是与我睡觉的小屋相距不过几码。我们一直在等待第二轮轰炸，可是迟迟未果。顺着机关枪枪声进行搜寻，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越共。小屋里有几个人受伤了。过了一会儿，我们都回屋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我屋的地板上，有一颗未爆炸的炸弹。这颗60毫米口径的炸弹直挺挺地躺在地板的凹陷处。炸弹一定是在我们奔出之后，打到屋里来的，因为此前根本没有听到炸弹穿过屋顶的声音。打向我屋里的这枚炸弹，和帆布床相距不过咫尺。一想到这些，我便忘记了炸弹还没有引爆，赶忙拿出相机，围着屋子四处拍照。我以帆布床的一边为背景，对炸弹进行特写。防暴小组进屋时，我还正忙得不亦乐乎。在他们眼里，我简直是个傻子，在一颗尚未引爆的炸弹旁边转来转去。他们疾呼道：“我的老天，这颗炸弹还没有引爆！”随即命令我立即离开现场，不要帮倒忙。
下午时候，美军终于缓过神来，开始扩大自己的巡逻范围，准备当晚加强警戒，彻夜不眠。当时正值圣诞前夕，驻扎在公路下方的美军顾问下午过来接我，带我去他们的基地。在荷枪实弹的越南陆军保护下，我们步行了几英里，来到越南陆军军营处。他们已经听说了昨晚的袭击事件。
随身携带的罐头里，放着一块果糕。临行之前，波特副馆长从办公室桌上，拿来一块果糕，让我转送给战场上值得敬仰的人。果糕是一位素未谋面的人——“从语气看，可能是个老妇人”——给使馆送来的。我认为，这次预料之外的圣诞宴会正是转送果糕的好时机。
在宴会上，尽管没有一个越南官员曾经见过果糕，可我带来的果糕仍然很受欢迎。果糕和越南本地的食物大相径庭，可是却和其他美国人提供的食品交相辉映，那些都是西贡市场上的便宜货，但是在越南军官中颇受欢迎。外面桌上就坐的，有四名美国人，一名口译员，还有越南陆军营长和连长，以及营里的主任参谋。越南的夏天，天气炎热潮湿。我们品着威士忌和白兰地，还喝了不少越南的“33”啤酒。
和四周欢快气氛格格不入的是一名越南陆军的少校参谋。以前他曾担任侦查连连长，所在连队驻扎着美军顾问人员，喝过的美国酒应该也不少，但是很明显，他不喜欢洋酒。这并不是因为他酒量不济，其实他是讨厌和美国人在一起。邀请我参加圣诞晚宴的上尉刚开始担任顾问时，曾有人告诫他，该参谋臭名昭著，一直不喜欢美国人。后来，我才听说，因为他开枪射击自己连里的美国顾问，所以被调离领导岗位。
晚宴上，我们边吃边聊。参谋并没有和我们一块聊天。他和其他越南官员一边喝着闷酒，一边唱着一些伤感的越南歌曲，但是常常会被美国人的圣诞颂歌所打断。后来，他开始参与我们之间的聊天，声音低沉，满含苦涩，不断向美国人发问。担任口译员的越南中尉告诉我们：“他问道‘你们美国人来这儿干嘛？你们能教给越南人什么？你们是不是认为我们是懦夫，打不过共产党？’”
少校的语速越来越快，声音越来越高。他迫不及待，完全不理会旁边的翻译，也不等其他人做答。参谋开始对着越南士兵喊话，声音更高了。我们默然坐着，很是难堪。翻译也停下来，只有我们问起时，他才会翻译道：“参谋说：‘美国人是懦夫。’他说——”。说到这时，他面带迟疑地看了看营长。
“他说什么？”
“他说，营长……对美国人太友善了”。很明显，上尉并不想把参谋高呼的内容翻译给我们。在我们一再督促下，他才开始逐句诠释参谋的话。参谋说，美国人自高自大，愚蠢无知。越南人居然卑躬屈膝，向他们学习，这是越南人的耻辱。听到此时，营长眉头紧锁，但一言未发。突然他站起身来，怒斥少校一番后，愤然离去。所有的人都起身离开。只有少校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拿起白兰地，狂饮起来。
上尉顾问把我带到他的住处，邀请我今晚住在那里。虽然时间已晚，可外面仍是天光大亮。我们决定在天黑前，去军营里走走。这时，翻译走过来，代表营长向我们致歉。他说：“那人喝醉了。”我们回答道，没关系。我接着问道，也许很多越南人都有同样的想法，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四部分迪建（3）
中尉并未对我的话做出回应。过了一会儿，我问道，其他军官怎样看待少校的所作所为？他立刻答道：“他们觉得很抱歉，他不该当着你们的面说这些。其他官员都很生气，但毕竟他是个少校。”
“他们都不同意参谋的观点吗？”
“营长完全不同意。”但其他人又如何呢？
他迟疑了一下，说道：“他们可能同意其中的部分内容，但不会完全同意。”
说话间，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阵枪声，我们赶忙去抓武器。和我们一样，中尉的身子也下意识地动了一下，但是他丝毫不惊慌。他对我们招招手，然后说道：“别慌。没事。”
“怎么能说没事呢？枪声就在外面！”
“没事，”他说道。“放心，一定没事。”这时不远处又传来一阵枪声。中尉把手举起来，站在门前，告诉我们，现在千万别出来！
“是少校。”他说。“不会有事的。他喝醉了，而且非常生气，拿起手枪，说是定要杀几个美国人。我告诉你们这些，并不是要你们担心。这里没有危险。你们今天晚上呆在这就行了。保证安全。连长已派士兵看守他，他们不会让他靠近你们的住处。”
远处又传来枪声，可能是在100码开外。听声音，像是冲着我们来的。
“他在向谁开火？我们？士兵？”
“谁也没有。他只不过是朝天开了几枪。”中尉让我们回去好好休息，不必惊慌。然后道了声晚安，随即匆匆离开。
美国顾问和我对视了几分钟。最后，我问道：“你怎么想？”
他耸耸肩，把刚刚抓起的M-16放在一边，准备脱衣睡觉。“睡吧，”他说道。“我们在这是安全的。他们不会让少校靠近我们。要是少校冲过来的话，一定会让他们颜面扫地。”
我沉吟了一下。四周一片寂静，可以听到阵阵呼喊声，显然是少校发出的。平静下来后，又从另一处传来呼喊声。他似乎在绕圈。不时还会传来一声枪响，接着又是呼喊声不断。
现在天色已晚。我知道越南陆军晚上一般都很松懈，所以我们不能依靠他们提供的安全保障。少校一直想致我们于死地。要是趁着晚上熟睡之时，偷偷晃过卫兵，向我们开枪的话，一定会让营长很难堪，但是我们也应该提高警惕。我告诉同住一屋的上尉，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轮流守夜。我站第一班岗，从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上尉刚躺下不久，便鼾声大作。
为了不让自己睡着，我把蜡烛一直点着，和衣躺在帆布床上。后来又传来一声枪声，随后便再未听到任何声音。也许少校也睡了。但是我一直不敢合眼。头枕着胳膊，躺在床上，看着烛光的倒影。我一直想把枪放在帆布床旁边，这样自己也可随手够着，但是帆布床实在是太窄了。要是放在地上的话，会罩在帆布床的阴影下，很难迅速拿起武器。左思右想之后，我决定把枪放在胸前。
大概凌晨时分，机关枪声划破寂静的夜空。过了一会儿，地平线处响起大炮的轰鸣声。整个晚上，时而四周鸦雀无声，时而枪炮震天。一切声响似乎都在距离迪建的几英里之外，所以我决定不唤醒上尉，一个人一直守到两点。烛光越来越弱，直至熄灭。远处传来的机关枪声，就像啾鸣的蟋蟀声。沉重的手枪压在我胸前，我开始想念自己的孩子，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孤独。如此渡过圣诞，实在是让人无法忍受。
次日早上，我离开之时，那名少校参谋还在酣然大睡。在越南陆军的护送下，美国顾问步行把我送回美军基地。我们回到迪建时，那里刚刚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炸毁了村庄中心的十字路口。圣诞快乐！远在越南之外的人可能正尽情享受着圣诞的喜悦。
回到迪建后，正好遇到前日那位美军少校参谋。第一天时，他还信誓旦旦地宣称，距离美军军营十英里之内，不会有越共的身影。可是，他刚刚侥幸从越共的迫炮下逃脱。一次，在十字路口边上的厕所解手时，越共的炮弹在距离其10码处爆炸。当然，越共并不知道他在解手，也没有听到他两天前的那番高论。我并不认为，参谋会记着自己说过的话，自己也不想再提起以前的事。
每逢圣诞和感恩节，美国政府会为美国军队供应火鸡晚宴。我回来的还算及时，正好赶上了火鸡晚宴。在圣诞精神的感召下，整个下午，我一直忙着给村民发放捐款。这些村民的茅草屋在激战中被美军直升机击毁。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代表交给我很多当地的货币，用于为村民提供资金，重建房屋。白天的时候，美军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只是派遣了几支巡逻分队，试图吓唬越共迫炮部队，避免他们靠近美军基地。
第四部分迪建（4）
圣诞后次日，美军作战官员派遣两个连的美军对村庄附近的地区进行了清理。我亦随同参加了美军的行动。作为观察员，我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带武器，因为自己旁边有几百名荷枪实弹的美军，足以为我提供保护。但是后来事实证明，上述做法，的确危险。互相认识之后，在行军途中，或是在穿过麦田时，他们根本不会专门保护你。士兵一定注意到，我的制服上没有佩带军衔，随身也没有携带武器，所以，一看便知，是一名文职官员。一些人还以为我是一名记者。要是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会说自己在西贡的美国使馆工作，不过他们对我从事的工作根本不感兴趣。
第一天早上，行军一小时后，我所在的部队遭遇越共。直到此时，我才发现，旁边的士兵开始重点保护我。显然，他们保护我，主是因为自己随身没有携带武器，而且在美国大兵看来，我不过是个医护兵或是记者，根本无法保护自己。一听到前面传来枪声，他们会立刻向我旁边靠拢，而且开始留意我的下落，仿佛现在的任务就是照顾我。士兵们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手无缚鸡之力，很容易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他们手中握有武器，可以保护我免受暗处敌人的伤害。
其实即使手中握有武器，在敌人的攻击下，也未必会幸免遇难。那只不过是战士们一相情愿的想法。他们总认为，手无寸铁，根本无法抵挡敌人的攻击。自己没带武器，转移了大兵的注意力，使其无法专心致志地执行任务。我可不希望产生负面影响，所以一天半之后，我开始随身携带武器。
我所携带的武器是瑞士产的冲锋枪，是中情局驻该省的代表从武器库里给我找来的。中情局反恐小组的成员常常装备此类武器。一些熟悉内情的越南人和美国人很容易认为，我是中情局派来的。这款机关枪造型独特，制作简单，极为丑陋，枪管周围有一个金属冷却管，活像扎满小孔的钢管。自从携带冲锋枪后，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但是他们留意的是武器本身，并非我本人。
除非我们遭遇伏击，否则的话，我认为根本没必要使用武器。我不想使用武器，也不想向任何人射击，更不想擦枪。我不受任何人领导，也没有人会命令我。实际上，我是一名文职官员。在内心深处，我还依稀记得，一名文职官员在战争区携带武器是违法的，更别提向别人开火了。驻扎在西贡之外或是其他主要城镇的国际开发署和使馆的政务人员，在驱车和步行前往农村地区时，习惯上总喜欢携带武器。但是，除了范恩，我还没听过有哪个美国人带着武器，和军队一块执行任务。我也从来没问过范恩，是否开过火。
很快，我发现，一旦你随身携带武器，如果遭遇袭击时，不还击的话，照样会吸引不必要的注意。一次，和我一同行军的士兵接到命令，要求我们担任先头部队，带领队伍穿过麦田。走过齐腰的麦田时，树旁忽然有人向我们射击。士兵立刻不假思索地予以还击。还未待我动手，早有十二支全自动步枪同时开火，向树边射去。我拿出照相机，摄下了士兵和树旁的目标。
我们推进到树边时，激战已经停止。一名军士走到我近前，看上去激动异常。他首先问我，是不是一名记者。我说，不是，我在使馆工作。他直盯盯地看着我手中的照相机和挂在胳膊上的武器，脸涨得通红，然后一脸狐疑地问道：“你在战斗中，居然为自己拍照片？”
“不，”我坦然说道。“我为副馆长办事，这些照片都是为他拍摄的。”他怀疑地看了我一眼，随即走开了。我立刻决定，只要旁边的人在交火，我会和他们一块并肩作战。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后，我很少在战场上轻易暴露目标。
三角洲地区的游击战，几乎都是打了就跑。有时在茂密的灌木丛中，或是一片森林之中，会有狙击手放冷枪，有时还会遇到一两颗炮弹。通常美军部队中，会有一两人被击中。一看到有人倒下，前面的人会立刻隐蔽起来，沿着枪声传来的方向予以还击。这样做，自是在情理之中。在穿过麦田时，如果遭遇越共攻击，连长立刻会调遣大炮，有时还会要求进行空袭，派遣武装直升机。如果一枚炮弹击中了一两名士兵，大部队会停下来，直到救伤直升机赶到，把伤者带走后，部队才会继续向前推进。救助伤员的过程至少需要20分钟。当然救伤直升机可以减少美军战斗中的死亡人数，但是这种做法也是漏洞百出，因为在战斗中，我们不能仅考虑伤亡的数量。与敌人之间的交火，非常短暂，有时不过是一两枪的事，可到部队向前推进，一般需要半个小时。在大多数情况下，首次爆炸声过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响动。有时候，根本没有人看到游击队员的身影。即使占领敌人的藏身之处后，也不会发现任何尸体。即便有人伤亡，越共在离开时，也早已把他们带走。很可能开火之后，他们就在高大的稻田和茂密的树木的掩护下，全身而退。一般几个狙击手就可拦住美军一个连，而且一拦就是半个小时。
通常激战一天，你也不会看到敌军的踪影。他们发动袭击后，会立刻离开自己的藏身之处。占领这些地方——尽管我们都知道，明天还会有人从同一处偷袭我们——根本算不上取得任何战果。从来没有人统计越共的伤亡数，因为尽管我们的炮弹一发一发地打向茂密的树林，可是根本就没有看到敌军的尸体。我们所遇见的尸体，除了美国人，就是一名18岁的小女孩。她在西贡上法语学校，当天回来探望自己的家人。在美军的狂轰乱炸下，女孩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很显然，杀害一名手无寸铁的女孩并不能鼓舞美军的士气。
美军之中，有人一步步陷入失望的边缘，还有些人开始崇拜越共。我常常听到他们这样说“越共虽然缺乏智谋，可是勇气可嘉。”对于战士来说，这实为赞美之辞。从表面上看，上述言语似乎暗含越共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之意，实则不然。据我所知，阵亡的只有美军士兵。12天来，已经有9名美国士兵死亡，23名受伤。死伤的美军士兵中，有很多是报务军士。这些报务军士一般紧随连长，而且通常带着电话线。身上高高的天线，常常使其成为狙击手攻击的目标。自从我抵达军营后，已经有四名报务军士先后丧生。
第四部分迪建（5）
在搜捕袭击美军的越共成员时，遇到的村民——大部分是有孩子的母亲，也有老人，但从来没有年轻人——常常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信息，美军对村民的表现极为苦恼。显而易见的是，他们见过我们要搜捕的人。这些人一定就在附近。见到此情此景，美军很是怨恨，但也颇为困惑。美国大兵皆认为，他们在越南浴血奋战，是为了保护越南人民，可是越南人居然不和美军合作，从来不透露越共的藏身之处。各种传闻告诉我，向美军开火的狙击手就是村庄中的年轻人，但是我并没有向部队指挥官提及自己的看法。
我们在炙热的阳光下，艰难渡日。慢慢地，美军开始厌烦，开始疲惫。尽管不时会有激战，可是战士们士气极为低落。在泥潭或是稻田中跋涉，常常会遇到高过膝盖的泥水，遭受攻击时，你必须趴在水池或是泥潭中，让脖筋撑住沉重的头盔，与此同时，还不能让武器浸泡在水中和泥土中。久而久之，美军士兵逐渐变得厌烦起来。
以前为射手标靶时学到的东西，现在全部得到了证实。从枪音便可辨认子弹射向你的时间。当年接受军事训练时，曾在战壕中竖起几个帆布做成的枪靶。射击手在一百或是几百码之外射击，你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枪声，判断子弹何时击中上方几英尺的枪靶。在射击线射击时，常常会听到持续不断的“隆隆”声，但是准确射向你这边的子弹所发出的声音，必定和射向几英尺外其他枪靶的声音不同——通常是一声尖锐的“劈啪”声。所有的美军士兵都经历过这样的训练，所以当他们厌烦后，就学以致用。一听到枪声，并不急于低下头，特别是遇到泥泞的庄稼地时。美军士兵一般会先辨别枪声，如果发现子弹是径直打向自己的，再低下头也为时不晚。
美军的头盔非常沉重，而且密不透风。除非有越共直接向他们开火，否则的话，大部分美军不会把头盔戴在头上。他们一般把头盔系在腰间或是负于背上。即使15到20码之内的一个连遭到攻击，其他连的战士一般也不会佩戴头盔，做出任何反应。他们只会马不停蹄地赶路。很显然，不戴头盔，会增加美军的伤亡数量。虽然士兵们不愿意佩带头盔时，可军士和连里的官员应该勒令其佩带，但很少有指挥官会采取类似的做法。我知道，通常一名指挥官的任期不会太长，而且还会常常调动工作，所以他们不可能在士兵中有太高的威望。指挥官的领导能力因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中尉一级的军官，很少有人在各自的部队中服役多年，也没什么实战经验，对军中的参谋和士兵均不甚了解，因此也不会对下属步步紧逼。
一天晚上，同住一屋的营长告诉我，连里的指挥官对我赞赏有加。“你在战场上表现很好；而且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们喜欢和你一起行军。”我再次告诉他，自己以前曾担任步兵连连长。相反，营长却告诉我，他自己从未在步兵中服过役。
我问道，我的所见所闻是否会对其有所帮助。他说，很希望听到我的高见。作为营长，他很难了解下属的想法，而且无法掌握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我一般是前半天，跟随某个连或排一起执行任务，返回基地后，又会追随另外一个排或连，外出执行任务，所以对各支部队几乎都了如指掌。一天下来，我一般要外出执行两次任务，晚上还要执行巡逻任务。晚上回营后，我会抽出一个小时，针对自己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向营长提出见解。营长对我的意见和看法均加以记录。
——
来到越南后的十七个月，新年伊始，我首次亲眼目睹了越共。一次，外出执行任务，我们四个人走在前面，和整个连相距50码。途中，要穿过一片稻田。稻田很高，几乎触及胸部，下面淤积的泥水都可以漫到膝盖处。四下张望，你不可能在摇曳的麦杆中发现什么，但是我们注意的还是前面的树林。穿过稻田，走上树边的空地时，后面忽然传来枪声。我们赶忙抽身，准备予以还击。我看到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正趴在麦田里，用手中的AK－47向后面的美军开火。小孩长着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穿着一条破烂的黑色短裤。几分钟前，我曾亲眼见他一溜烟地从稻田里穿过。他的左边和右边还有两个人，头伏在稻田里，也在向美军开火。
我们穿过稻田时，他们可能就潜伏在水中，距离我们只有几英尺，而且一定发现了我们的行踪。即便头埋在水中，也一定听到或是感觉到了美军战靴划过泥水时的“劈啪”声。这些人就潜伏在距离我们几英尺处。他们先放我们四个通过，然后对后方的主力部队发动袭击。我们无法予以还击，那样会误伤后面的主力部队。但是主力部队可不理会我们，他们开始进行还击。射向敌人的许多子弹都向我们飞来。我赶紧趴在地上。打了五、六枪之后，那个孩子便和其他伙伴潜入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分钟后，美军停止射击，我们站起身来，继续向前推进。
再次穿过树林，淌过稻田下的泥潭时，我们变得更加小心谨慎。美军排长派了三名士兵过来支援我们。穿过稻田时，我们个个都很警惕，但是在茂密高大的稻田中，根本无法看到几英尺之外的情况。只有当我们站在高处时，才能发现这些敌人。我们的任务是和潜伏的敌人交火——即使无法亲眼看到敌人——也应该向后方的主力部队提出警告，但是敌人不会帮助我们完成使命。可能在这些稻田内，隐藏着一个连的越共，不过我们根本无法获悉。
第四部分迪建（6）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又遭遇同样的袭击。后面的稻田里又有人向美军主力部队发起攻击，但这次，我只瞟见一身黑色套衫。他们的战略战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这些人都是当地的年轻人，人人脚上都穿着破烂的短裤和橡胶凉鞋。他们都来自于这个村庄，可能就是当地村落的村民。这些人对村落中的每一个沟渠、每一颗树，每一片稻田和每一个藏身之处都了如指掌，仿佛村落各处都是他们自家的庭院。不过，这里的确是他们自己的地盘。毫无疑问的是，（我后来想），这些村民认为我们是入侵者，是国外的侵略者，他们有权对我们进行袭击。其实当时我应该仔细考虑一番，他们的做法到底对不对，是不是有充分的理由对我们进行射击。但是在离开越南之前，我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个问题。照常理来说，如果你遭受攻击，随身又携带武器的话，一定会不假思索地予以还击。我一直没有去考虑上述问题，直到后来，我才认真地予以考虑。
上述的一系列激战，让我深深认识到：我们很难击败这些对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无法赢得战争。
漫长的半天还远没有结束。
——
我们在山脚下休息了一会儿。这时看见前方有一队士兵。他们从低稻田的另一边穿出来，现在在树林的外围处，距离我们75码。他们有可能是美国人，也有可能是越南陆军。因为越南陆军穿美军制服和皮靴，使用美军武器和装备，所以很难予以区别。走来的美军部队穿着迷彩服，扎着武装带，戴着头盔。除了武装带以外，还配有有沉重的帆布背包绳和宽帆布腰带，上面扎有金属孔，用以佩带水壶，弹药和匕首。越共游击队不配备这些装备，他们也没有头盔。
我清晰地看到，一名拿着机关枪架的美军转过头去，背对着我们，站在稻田的空地上，距离树丛只有几码。还有两名士兵，蹲下身子，在竹林中的植被中穿梭。过了一会儿，我看到，树林阴影处的左边还有两到三名美军士兵。他们在距离稻田右侧几码的地方，忙着架设机关枪。他们并没有看到我们。
过了一会儿，排长和报务军士一块赶到我们休息的地方。他坐在旁边，让报务军士把步话机给他，拨通了后方的连总部。他问道：“前面的自己人是哪支部队？我认为，我们排应该是先头部队啊！”听完总部的答复后，他接着说道：“是的，前方的确有美军士兵，他们系着武装带，戴着头盔。”稍停片刻，他说道：“不好。”
“总部怎么说？”
“他们说，我们前方应该没有自己人。那些人不是美军。我说这些人有美军装备。他们回答道‘断后的连队正与配有美军战备的军队进行激战。’”
排长戴上头盔，系好武装带。我问他：“你准备怎么办？”
他回答道：“我们应该看看这些人到底是谁？”
一些士兵陆续加入我们的队伍。排长准备让七八名士兵匍匐爬过稻田，对树丛中的人发动袭击，其余的人在原地提供火力支援。这次我们破天荒地没有要求大炮和飞机提供支援。我观察了一下四周的地形，发现全是光秃秃的稻田。田里的水稻刚刚吐出翠绿的嫩芽，根本无法提供掩护。地下的积水也只有几英尺深。稻田的中央有一个土墩，四英尺高，四、五英尺宽，有四分之三的足球场那么大，上面杂草丛生。这是仅有的一块潜伏地，。
“你上？”排长问我。我点点头。虽然他不知道我的名字，可是他知道，我追随他们排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中尉将留守在山坡处，指挥战斗。我对中尉说道：“你知道前方的部队是哪一方的人吗？”。“可能是北越陆军。〔北越正规军〕”我想，他们是共产党的部队，穿着正规的军服，戴着头盔。两年前，他们已经开始向南越渗透——在五角大楼工作时，我曾读过为麦克纳马拉准备的情报分析报告。该分析报告对此有过详细的论述——现在北越开始大规模进犯南越的北部地区，可能是第一军团或是第二军团的人。在湄公河流域，西贡西部，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北越陆军出现。我对排长说道：“据我所知，这是西贡南部的第一支北越部队。能遇到他们，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他回答道：“来者不惧。”
我们七、八个人在山坡边一字排开，准备偷袭敌军。我排在右翼，正对着敌军的机关枪。再往右边走，还有一名士兵。一声令下，我们立刻匍匐穿过山坡，向敌军进发。匍匐穿过稻田时，我们的脑袋只露出水面几英尺。这时，后面的美军部队开始向树丛里的敌人开火。我们双手举着武器，利用胳膊和肩膀的力量，跋涉穿过泥潭，同时尽量压低臀部。左膝贴着地面，向前一伸，紧接着左胳膊和左肩膀跟上去；左腿伸直后，右膝向前，右胳膊和右肩膀跟上去。我们就这样匍匐穿过稻田，就像一只螃蟹在地面上爬来爬去。我很快掌握了其中的节奏，走到了其他人的前面，以致于后来还不得不停下来等他们。
第四部分迪建（7）
后面美军射来的子弹，“啪啪”作响，有些直接飞向我们。前面，还有敌军射来的子弹。但是美军的子弹，一般铺天盖地地从我们头上飞过，嗖嗖作响。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保护自己，避免被自己人误伤。其实，即使没有人告诉你，也应该知道要压低臀部。
我可以看到前方机关枪吐出的火舌。距离15码远的时候，我从腰间摘下两颗手榴弹，拧开其中一个，甩开臂膀，斜着身子，向机关枪使劲扔去，然后拧开另外一个，将其扔了出去。就在这时，后方的美军停止射击。我们站起身来，拿着武器，冲向树丛。进入林中后，却没有发现一个人。但是我听到，前方10到20码处的灌木丛中，传来“沙沙”声。敌人已带着机关枪逃之夭夭，要是有人伤亡的话，他们一定已经带着伤亡人员离开了。真是让人敬佩！
12年前，教官曾告诉我，要对敌人穷追不舍，要不断移动，千万不要在前面停下来，或是四处兜圈，这样很容易遭受敌军的攻击。我忘记了自己的角色，忘记了远在后面的排长，我向其他人喊到，立刻前进，追击敌人，但是他们好像没有接受过相关的训练。其他人都站在原地，等待后方的大部队。我只得停了下来，站在机关枪边。脚下有许多空弹壳。地上和树叶上没有看到任何血迹。我想拾起一些空弹壳，当做自己的纪念品，可它们实在是太烫了，所以只好随手扔掉。弹壳正好碰到了水面，发出一阵“丝丝”声。很显然，一分钟之前，敌军刚用这些子弹向我们开过火。
主力部队赶到时，已过去一段时间。等到我们抵达丛林另一边时，已经过去15到20分钟了。周围满是稻田。我们再度与敌人交火，但是这次枪声却不是从几百码外的树林中传来。以前我们一直认为，追逐的敌人一定躲在树丛中，但现在看来，敌人的藏身之处却是我们前面几百码之外的一块稻田，位于我们的右边。他们的移动速度有那么快吗？是不是每片稻田中总埋伏有敌军？不论如何，我们调整了前进的方向，顺着枪声冲过去。排长已命令村落基地中的大炮对此处进行轰炸。
因为中途护送伤员，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才攻占目的地，但是在那片树林处，未发现任何敌军。忽然，又有人向我们开火，枪声是从左前方的稻田里传出来的。我们只好乖乖地回过头来，顺着敌人的枪声冲去。类似的袭击接连发生了好几次，每隔半个小时，我们就得绕来绕去。很快，我们明白了其中的玄妙。稻田里潜伏着两队敌军，可能每队只有一个班的兵力。他们在稻田里交替穿梭，以致于我们不得不随着他们忽前忽后，无法脱身。占领了一队敌军的藏身之处后，另一队会向你开火，掩护其他敌军逃窜。尽管掌握了敌军的作战方式，可是每次一交火，我们还是顺着枪声一起冲过去，活像一头被斗牛士接二连三挑逗的公牛。在我们冲到敌人的藏身之处前，他们早已逃之夭夭。几分钟后，其他方向会再度传来枪声，掩护敌人逃走，阻挡我们对其进行追击，迫使美军转移目标。等我们赶到另一队敌军处时，他们也很快撤退了。他们似乎在和我们做游戏。敌军玩得很娴熟，一看便知，不是第一次。
一天下来，美军开始厌烦了，行军的脚步也越来越慢。已经有五、六人受伤，和往常一样，除了我们这些先头部队外，其他人根本没有见到过敌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但是可以断定的是，我们所追击的部队，并非来自北越，也不是来自西贡的北部。他们就是当地的村民，对稻田的地形非常熟悉。可能就是今天早上，穿着黑色短裤，和我们兜圈子的年轻人，或者是他们的兄弟。
我后来才知道，只有越共的正规军才配发头盔和军服。而且一般是团或师一级的单位。下午遇见的敌人当属越共正规军。在湄公河流域，还没有发现北越陆军的身影，而且在迪建地区，也很少遇到越共的正规军。照此看来，这一天可谓极富历史意义，但是军队中的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希望今天赶快结束。整整一天，我们都在兜圈子。往前一看，我们和美军基地之间只隔着几片稻田。美军的大炮、迫击炮以及军营总部就在一片椰子树之后。
排长开始带领先遣队，为整个连队开路。他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战士们把头盔脱掉，从腰间拿出水壶，一边喝水，一边剥开糖纸吃巧克力。报务军士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小战士，瘦骨嶙峋，看上去根本无法背起74磅的无线电设备。他坐下来，卸下身上的背包。我走过来，问道：“你觉得自己像美国独立战争时的英国兵吗？”
他毫不迟疑地拉长声音答道：“整整一天，我一直在这样想……。”要是在美国上过小学的话，绝对不会忘记这一切。远离故土的外国军队，带着头盔，穿着军服，拿着沉重的武器，穿过沟渠。每隔半小时，就会有衣裳褴褛的当地人，埋伏在自家门口的树林中，对其进行射击。
排长看了看前方，嘟喃道：“今天就这样结束了。”我问他是如何得出上述结论的。他回答道：“我们已看到美军的营地。后面又有半个营的美军，旁边还有大炮和迫击炮保护。而且这里也没有任何藏身之处，除了那片树林。越共还不至于这么疯狂，现在对我们发动攻击。”
躺在地上的报务军士，仰起头看了一下那片树林，然后拖长声音，顾作深沉，抑扬顿挫地说道：“我……不……这样……认为。”余音未落，就听到我们和美军基地之间的树林处响起一阵猛烈的爆炸声，火光冲天。
第四部分迪建（8）
士兵们赶忙戴上头盔，扔掉巧克力包装纸，趴在地上，予以还击。被报务军士不幸言中了，真是让人不可思议！趴在报务军士旁边的中尉，要求总部立刻对那片树林发动空袭，因为距离美军基地太近，不可能使用大炮，否则的话，难免会有所误伤。但是，爆炸声过后，并未有任何人向我们射击。越共没有等我们闯入空地中的稻田，可能在武装直升机抵达之前，他们已经离开树丛，前往其他地方过夜去了。越共只是想告诉我们，他们来过这里。武装直升机在树丛中起起落落几次。我们小心谨慎地靠近树林，此后再未发生任何枪击事件。我们顺利返回了基地。
——
在迪建的最后一天，作战官指着地图上一块地方——位于村庄几英里外，在一条河的转弯处——说道：“每次到这儿巡逻时，总会有人向我们开火。河流沿岸，丛林茂密，那里一定有越共。我今天晚上会派一个连前往河岸附近。明天一早就端掉越共的老巢。”
虽然我计划第二天下午离开，但还是决定一同前往。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整个连一起出动。美军不会在夜间突袭越共，之所以决定夜行军，主要是希望在越共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奇袭他们的藏身之处。这些在白天是无法完成的。按照作战官员的计划，美军应该绕过越共的藏身处，从背面对他们进行突袭。越共一定不会想到美军可以在早上抵达他们的藏身之处。反伏击时，常采用背后突袭的方法。这条路线很长，蜿蜒曲折，所以需要在凌晨出发。
我打好自己的行囊，准备第二天下午离开。和中校共进完最后的晚餐之后，我在帆布床上小睡了一会。凌晨两点的时候，有人把我从床上唤醒，喊我一起出发。晚上行军，可以从沟渠上通过，所以还算顺利，脚上也不会粘上任何泥土。但是路途遥远，迂回曲折，所以不得不行军几个小时。到现在为止，美军已多次执行夜间巡逻任务，积累了不少经验。所以每个人的腰间和口袋里都未带任何东西。在沟渠上行走，无需担心树枝会折断，加之土地松软，所以尽管一个连的士兵在马不停蹄地行进，可是四周出奇地安静，没有太大的响动。
月光皎洁，空中没有半点云彩。一路上，水波不兴，不见任何微风。明亮的月光一直伴随着我们。途中遇到的每条河，都映下月光的身影。仰头遥望远处的月亮，洁白明亮。在皎洁的月光下，一切清晰可见。这是何等的景致！
我们连续行军行几个小时。有时候，大部队会突然停下来。指挥官对着月光查阅地图后，再继续前进。最后，月亮落下去了，我们不得不摸黑行军。过了一会儿，军队停了下来，指挥官下令，原地卧倒，等待凌晨的命令。先遣排已抵达目的地。
我穿过前面的小分队，走到先遣排排长那里。他答应带我一同行动，并且告诉我美军要攻击的目标。我们悄悄地走到一片稻田的角上。稻田里淤积着泥水，但是没有看到任何水稻。因为已经习惯了四周的黑暗，所以借着微弱的星光，便可看到前方有一片茂密的树林，将我们与麦田隔开。树林就是我们攻击的目标。
排长告诉我，他准备在凌晨之时，将自己的部队调往稻田一边的沟渠后，从那里对敌军发动攻击。在我们后方的第三排，会沿着稻田的一边，占据右方位。在攻击开始后，为我们提供火力保障。
自从抵达迪建后，我从来没有对听到的命令横加指摘。那不是我的工作，我也不希望吸引其他人的注意，但是刚才的命令，着实让我不安。光天化日之下，穿过稻田，闯入越共聚集区，非常危险。有鉴于此，我第一次斗胆提出自己的意见。我告诉排长，部队应该趁着夜色，穿过稻田，抵达树丛的前面。我们距树丛并不甚远，其间可能会失散，但也是在树丛中。排长说，他不会这样做。如果把自己的部队派往他处，会失去控制。现下只能把部队放在沟渠后。虽然他说的的确是事实，可是我仍然觉得颇为不妥。
过了半个小时，天光大亮。我所在的排继续向前推进，在沟渠后一字排开。他们个个都把头压得很低，趴在泥泞的水潭中。沿着水面向左看去，可以发现平整的稻田和我们在一个平面上，没有任何树木阻挡我们的视线。通体呈暗橙色，硕大无比的太阳，从地平线冉冉升起。红色的阳光洒在泥泞的稻田里。
忽然，戴着头盔，携带武器的美国士兵，从我们后面的森林中钻出来，开始沿着左边的沟渠向前推进，正好和我们形成直角。这些士兵属于第三排。他们已位于射击位置。在沟渠上行走了一个晚上后，排长好像已经忘记了现在是白天，忘记了他们在光天化日下行走。
我的心忽然有一下停止了跳动。这就像一个年幼的孩童，毫不知情地踏入了车来车往的公路之中。接受步兵训练时，我才10岁或是12岁，但是，这十二天来，在稻田中行军，我发现以前的军事训练对我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我现在还清晰记得：白天要远离地平线；不要站在山峰顶部；不要让敌人看到自己的轮廓，但是眼前的美军似乎对这一切毫不知情。
火红的太阳从地平线处冉冉升起，眼前的景色实在是巍为壮观，不过对于行军来说，却极为不利。我绷紧神经，直待一声令下，便扣动手中的班机，向前面的树丛开火，惩戒敌人。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排长迟迟没有下命令，手中的AK－47——架在泥潭的树枝里——也一直未能开火。直到第三排抵达沟渠后，排长才示意第一排出击。我们穿过沟渠，淌过齐膝的泥潭。穿过树林时，不断传出婆娑声，仿佛它们接到了同样的命令，仿佛它们在为美军助威。
第四部分迪建（9）
我在沟渠前停了一会儿，等着越共予以还击。旁边的士兵亦是如此。直到第三排向树林开火后，我们才继续向前推进。淌过泥潭时，前面传来枪声。我一直认为白天不应该穿越稻田，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即使黎明前抵达树林，也不会收到太好的成效。这些人是不是晚上就已经潜伏在树丛中？他们是不是知道我们要来？他们是不是每晚都潜伏在泥潭中？与他们在灌木丛中进行白刃战，情况会不会更糟？
和往常一样，打了几发炮弹后，越共停止射击，开始后撤。他们似乎在对美军说，今后还会持续发动袭击，别想抓住他们。越共熟悉游击战。美军撤走后，他们会卷土重来，所以根本不需要死守在这里。
我们接到命令，对越共进行追击。自从我参加战斗以来，还是第一次接到这样的命令。在丛林深处，满是盘根错节的蔓生植物，直接拖到河里。我们用尖刀披荆斩棘，砍出一条道路，但是进展很慢。每走一步，脚下的泥潭就会越来越深，最后一直漫到了腰间和胸部。我们该去哪儿？脚下的泥潭有多深？我们追击的越共在哪里？可能是因为季节的原因，河水淹没了旁边的河岸，淹没了河岸附近的丛林，所有的植被都浸在水中。我们陷入了一片泥泞的沼泽地中。四周一片寂静，可以清楚地听到有人在用越南语轻轻交谈。我们止住脚步，发现声音是从右边传来的，似乎在距离我们20码处。该地区没有自己人，一定是越共之间在交谈，从语气看，他们极为镇静，而且离我们很近，要比后方的美军离我们还近。他们可能并不是我们要追赶的人；而且可能并不知道我们就在附近。
排长决定炮轰该地区。虽然很容易误伤美军，可是排长对自己阅读地图和控制罗盘的能力极为自信。他通过无线电向协调员发布命令。我们旁边的这条河，在地图上有明显的标记，正因如此，炮手才得以准确定位炮弹的方向。我们停下来，依据爆炸声判断，炮弹可能是击中了河的另一边。每次爆炸过后，很快就会发现周围的水面上落下很多小杂物，佛如洒落的小雨点。这可能是炸弹的碎片，但似乎更像爆炸中震落的叶片。
最后，我们开始向左行进，离开了河流，淌过了泥潭。一排撤回去，和后方的连队合并一处，二排和三排决定一起对越共基地再次进行扫荡。第三排排长，是个面黄肌瘦，说话粗俗的新泽西州人。他让我和三排一起行动。我并不是很喜欢他，这个人曾把自己的部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最终，我还是决定和三排一起行动。
美军士兵个个疲惫不堪。昨天晚上就熬了个通宵，今天早上的行动又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这不能归咎于美军士兵，他们没有在战场上肆意妄为，我行我素。究其症结所在，还是排长的原因。中尉当时曾直接下令，先对第一所村舍进行射击，看是否有人还击，以证明屋内是否有越共人员。当时，屋内并没有人还击，可等我们闯入舍内时，发现刚刚有人离开这里，地上的炉灰还是热的，桌上有一些食物，地板上放着些笨拙的玩具。
我质问中尉，为何要让部队射击。他说，这叫做“火力侦查”。对于范恩及其他参与越战的步兵军官来说，“火力侦查”并不算是新鲜。他们个个对“火力侦查”都极为厌恶。“火力侦查”主要是通过对一个特定的地方，如建筑物或是丛林进行扫射，看是否有人予以回击，以辨别此处是否存在敌人。“火力侦查”杀害了很多平民。我还是首次见识“火力侦查”，但是发现美军士兵很是热衷“火力侦查”。勿容置疑的是，对他们来说，“火力侦查”要安全得多。要是步行冲过去，很有可能遭遇埋伏。另外，这可能还是美军首次锁定目标，予以还击。很明显，我们是在对房屋进行扫射。如果没有人下命令的话，士兵是决不会这样做的。我认为，中尉下达上述命令，主要是满足士兵的癖好，因为美军士兵喜欢“火力侦查”。我问中尉，如果那是一户人家怎么办。他回答道：“混蛋！他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区行动，也能听到我们，早就应该躲起来。我可不会让自己的部队做无用功。”
的确，每个村舍应该都留有藏身之处。有时，藏身之处建在舍外的地下，有时就在屋内的一角堆起沙袋，主要是预防空袭，因为迪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地面激战了。要是家里饲养着水牛或是猪的话，村民通常会挖上沟渠，为其提供保护。在美国大兵看来，这里险象环生，因为这些村舍距离早上遭遇伏击的地方不过一步之遥。其实这些村舍和其他村舍没什么两样。
美军开始对另外一间无人的村舍进行扫射。我对中尉越来越反感，于是离开三排，来到二排。他们正在一百码之外的地方，进行同步侦查。二排的指挥官以前是一名军士。他习惯于照章办事。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他的部队首先会小心翼翼地靠近村舍，然后对里面进行搜查，最后再转向下一间。排长命令，除非遭受袭击，否则的话决不予以还击。对于人口密集的地方，下达这样的命令是再合适不过了。二排排长问我，第三排的枪声是怎么回事？我把事情的缘由告诉他，他说道：“这个蠢货！他总是这样做！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要不然我才不和他一块行动呢！”
第四部分迪建（10）
半个小时后，我们碰到一间有人的村舍。屋内有三个小孩和一个婴儿，他们蜷缩在一个角落的地板边。要是有什么藏身之处的话，他们绝对不可能呆在屋内。我们离开时，排长告诉我：“你知道这些孩子可以活下来的原因吗？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遇到的是二排，而不是三排。
一百码之外仍然不断传来枪声，但是又出现了其他一些新情况，第三排开始焚烧村舍。10天前，作战官员在向连指挥官介绍情况时还说，现在还没有美军焚烧村舍。几天后，我摄下了一张奇怪的照片，照片上一名满脸怒气的美军士兵，正挥舞着刺刀，刺向一个水壶。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某排长向连长提出申请，要求焚烧途中遇到的一个“越共房屋”。判断“越共房屋”的惟一证据,就是屋内的这个水壶——可能水壶是从越南陆军处缴获的美军装备——照片上穿着军装的那个人我们并不熟悉。美军认为，村舍里一定有越共，所以他们要求焚烧眼前的房屋。指挥官拒绝了他们的申请，同时命令不得烧毁任何房屋，不得骚扰居民。照片上的美军士兵对指挥官的命令极为不满，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气急败坏地用刺刀在“敌人”的水壶上戳来戳去。
现在，在我们眼前，两间相距不过50码的村舍正燃起熊熊大火，好像烧着的是谷仓。在越南工作两年以来，我还是首次看到这般景象。抵达越南之前，莫利·塞弗曾摄下美海军陆战队员用Zippo打火机点燃茅草屋顶的照片。我曾对海军陆战队员的行为伤心不已，特别是，以身试法的竟然是美海军陆站队员。
我们穿过公路时，正好碰上一个美军连，他们刚刚执行完其他任务，准备返回美军基地。我决定加入该连队。途中，再次遇到了第三排，刚刚纵火焚烧谷仓的排长看到了我，向我挥手致意。他身后的士兵正忙着烧第三个村舍，费了好大力气才点着。要是村舍旁边的树林不潮湿的话，很可能会引起森林大火。他晃动着拇指，对拿着火把的士兵喊道：“这是越共的住所。今天晚上他们就得淋雨，和我们一样受罪了。”
旁边的战士放声大笑。排长下达的军令再一次赢得了他们的赞许。在泥潭中摸爬滚打了一天之后，他们很高兴可以在这里留下自己的标记。那些认为焚烧房屋会对隆安省或是迪建地区的战争产生实质影响的想法，实是愚蠢之致，但是这也是美军在两个星期以来，惟一切实可见的战果。只有如此，他们离开后，人们才能知道，有人曾经来过这里。
一回到村庄，我立刻找到作战官，问道：“你是不是改变了命令，现在可以焚烧村舍了？”他回答道，没有啊。我说：“那好，你看。”我指着后面的地区，美军的行动仍在继续。只见七柱浓烟直插天空。
“看到眼前的情况后，我曾质问过美军部队。”他回答道。“他们告诉我，现在焚烧的是敌人藏身处的茅草屋顶。”
“在搜查中，他们根本没有和越共进行正面交锋，”我告诉他。“第三排把见到的所有村舍都烧毁了。”
他说道：“我的老天”，随后急忙赶回指挥部。
在迪建呆了12天后，我准备动身返回西贡了。我打起行囊，向营长和遇到的官员道别后，走上直升机。直升机起飞后，转了个弯，向隆安驶去。坐在飞机上，我数了一下，地面上的稻田处共有七柱浓烟。几柱浓烟开始扩散，互相交织在一起，最后在湛蓝的天空下，烟消云散。
回到西贡后，我听说，几个星期后，驻扎在迪建的美军已结束任务，离开迪建。从来没有报道称，当日的行动取得了成功，迪建地区已在美军的掌握之中。一年之后，我回到美国，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描述了平定越共聚集区迪建的艰难。一开始，我以为该报道描述的正是我所参加的行动，但是八个月后，我才知道，执行此次任务的是另外一支部队。他们遇到的问题和我们完全一样。文章称，直到现在，迪建还被越共控制，同时指出，这也是美军首次在迪建采取军事行动。
第四部分离开越南（1）
1967年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陈玉召上校邀请我去其家中共进晚餐。席间，节识了他的新上司，参联会的祖斯将军。按照兰兹代尔将军传授的惯例，我把与祖斯谈话的内容写在备忘录上，第二天呈交给了大使。祖斯提到，越南陆军缺乏信心，缺乏对政府高层的尊重，以致于将士们士气非常低落。各层军官——从班长到师长，或是更高级别的军官——看到上级贪污腐败，玩弄政治手腕，于是纷纷效仿。军队鱼肉乡民，以致于逐渐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除非对政府高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否则的话，根本无法扭转当前的局势。祖斯指出，军队和政府高官的倒行逆施表明，“他们已经厌倦了这场漫长的战争。现在的政府和领导层根本无法打赢这场战争。”祖斯将军提到此事时，神情凝重，语气极为强硬，所以我在报告中曾着重点明该部分。他继续说道，腐败也是绝望的表现。“当你看到，现今的领导层根本无法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自己也无法在辖区中做出一番事业后……你定会考虑做一些利己之事，开始为自己的家庭谋私利。”
一个星期后，陈玉召上校来到我的屋里，和我聊天。当时我刚刚监督完一次行动，返回西贡。在行动中，我曾闯入越共的一个长隧道中。这并不是个废弃的隧道，因为我发现，隧道里的炮弹底部，还有冒着黑烟的蜡烛，熔化的液态蜡留在上面，炙手可热。我决定不再往前走。我带回来一些蜡烛，同时还顺便拿了一些旁边的手写文件。不过经人翻译后，发现是情书。我向陈玉召讲述了此次行动的经历，然后把拿回的东西给他看了一下。我走到卧室，拿来一双橡胶凉鞋。这双凉鞋是用废弃的汽车轮胎制成。越共习惯于穿类似的凉鞋。以前，越盟在抗击法国人时，也穿这种凉鞋。
他的眼睛忽然一亮。从我手中接过凉鞋，像抱着一个婴儿一样，端详了半天。他面色柔和，和蔼可亲。我以前从未见他这样。他说道：“这种凉鞋，我整整穿了四年。”四十年前，陈玉召上校曾在越盟中抗击法国人。我一言未发。他顿了半晌之后，接着说道：“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过了一会儿，他把凉鞋放到一边，说道：“你知道，我常常这样问自己：以前我说过，自己离开越盟，归顺保大皇帝，后来又投靠吴庭艳，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太残酷，他们不尊重越南的传统。我们无法接受越共的发展路线，我们需要西方的支援。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是不是因为厌倦丛林生活，才改变自己的立场？自己这样做，是不是为了能穿上皮鞋和崭新的军服，是不是为了能睡软床，是不是为了能住在宽敞的大屋中？我常常这样问自己。”
我一直在等他继续说下去，可是他没有继续。我问道：“你的答案是什么？”
他回答道：“没有答案。”
——
2月，我决定对湄公河流域进行视察。上个月，我曾推迟自己的视察行程。我首先走访了其他几个省市，但走访的主要目的，是和越南某师的一支部队一起行军。该师的美军顾问曾告诉我，这支部队正在执行严密的夜间巡逻计划。以前，越南陆军中，不论是大部队或是小分队，都从来没有进行过夜间巡逻，这对于美国的绥靖计划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去年七月，我在工作报告中写道：“现在迫切需要进行“攻击”巡逻，采取伏击行动。越南陆军如不采取夜间行动，阻挠越共在晚上行军，或是潜入村庄的话，我们很难切断他们与村民的联系，更不可能摧毁游击队，或是减少越共的控制范围。
“从越共手里夺回黑夜。”这是我从该师获悉的消息。以前我也曾听人谈及夜间巡逻。美对越军援司令部的人告诉我，夜间巡逻是千真万确的事；顾问和该师师长关系密切，非比寻常，所以师长是一定不会欺骗他们的。我信任他们。我想亲身体验夜间巡逻，并不是因为我对夜间行动有所疑虑，而是我要看看，夜间巡逻到底能取得什么奇效。我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其他人。
顾问所言非虚。在师总部，美军顾问团团长——一名上校——给我拿出一张巨幅地图，上面清楚地显示出过去几个月陆军师下属各营每周夜间巡逻的数量。不同的部队，巡逻的数量也不同，而且每周都会有所变动，但是另外一张图上的曲线，却将这种趋势表露无疑。一开始，夜间巡逻的数量几乎为零，到后来逐渐上升，每晚可以达到12次。在越南工作的两年时间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情况。上校甚是自豪。我很想知道他是如何促成夜间巡逻一事，但是必须等到第二天，因为我希望在天黑前赶到营里，参加晚上的巡逻任务。我走到巨幅地图边——图上用油脂铅笔标出各团或各营的巡逻范围——指着一个团，告诉了上校我的想法。
对于我的想法，他感到十分诧异。我向他提及了自己的背景以及最近在迪建的经历。上校知道，原来我这次是有备而来的，他也知道我的衔级，所以并不想与我争论，但是他提到，现在安排相关事宜实在有点儿仓促。我说道，最好是私下里帮我安排，因为这不是官方的巡查，从晚上12次的巡逻中随机挑选一个，让我跟着他们一起行动，这样会给我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今后我还会向他人描述夜间巡逻取得的成果。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有哪支越南部队做过同样的创举，所以希望尽快了解行动的进程。
第四部分离开越南（2）
上校了解了我的意图。他说，我刚刚从地图上选择的陆军团，现在并不方便前往。他并未点明其中的缘由。现在看来，我似乎应该推迟自己的计划，留待下次拜访时再做打算，但是，我不敢确定，什么时候还能来到这里，再加上一直想看到夜间巡逻收到的成效，所以我极力敦促上校为我做出安排。万般无奈之下，上校用无线电和下属通了电话，然后把我送到一英里外的一个越南陆军团。
团里的美军顾问也一再推辞，不愿意把我送到下面的营里。我知道他们如此克制的原因。尽管我一再提到，这不是例行的视察，但是自己来自使馆，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检查，任何军队指挥官和顾问都会感到局促不安。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谁知道当晚巡逻的部队表现如何呢？这些事又会传到谁的耳朵里呢？所以顾问再次闪烁其辞时，我并不诧异。虽然不知道今天的计划是否能如期实现，但是我不会放弃。我以人格向其保证，参加夜间巡逻，并不是要干扰他们的行动。我不关心行动的质量，只是想知道，晚上是否有人巡逻，越南军队是否在晚上会走出自己的军营。
后来抵达下属营指挥部后，我才知道其中的缘由。我抵达时，天色已黑。营里的美军顾问是一名少校，他给我看了地图上的实际巡逻路线。当获悉我是来此参加夜间巡逻的，他告诉我，现在根本不可能安排我参加夜间巡逻。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并不是每晚都要执行地图上的巡逻任务。实际上，晚上根本没有太多的巡逻。这个营没有，据他所知，师里的其他营也没有。
师团总部图表上的数据和巡逻区域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皆是杜撰。在陆军师的美军顾问和越南上层的压力下，指挥该师的将军和各营营长每天都会制订巡逻计划，上报相关的数据，但是下面的连队，根本不会派遣自己的部队，闯入漆黑一片的越共村庄。是否有人曾督促下面的部队执行夜间巡逻任务也是未知可否。
师总部的上校每天把数字累计在他的图表上。一周进行的夜间巡逻有时竟高达上百次。其实根本就没人在夜间巡逻，一次都没有，所以我根本无法随同前往。我感谢上校的直言不讳。在像他这样级别的官员中，如此直率的人实属罕见。我感到自己像个傻子，再次被人愚弄。在我看来，自己并不是那种被人玩弄于鼓掌之中的人，可是在少校把这条坏消息告诉我之前，为什么会对其他人所说的话深信不疑呢？人们常常说：“这的确是事实。我没有胡说八道，”好像他们确实知道全部的事情，但其实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事实的真相。我知道，他们不是故意愚弄我。那是什么蒙骗了他们呢？一定是上报的细节，有些人一直挖空心思，蒙骗上司。
上校知道事情的真相吗？我对此并不关心。一年前，我可能会认为自己有义务返回师总部，告诉他事情的真相——如果他真的不知道的话——或对其进行质问，但是这并不是我走访的原因。我和少校聊了会儿天，躺在他给我提供的帆布床上睡了一晚，第二天便驱车赶回了西贡。
在43个不同的省，我发现自己获悉的情况和汇报的内容都如出一辙。我实在有点儿厌烦了。我不想再去戳穿越南陆军的谎言，披露绥靖的骗局。现在，我可以自由决定自己要做的工作。我要继续和美军士兵一起战斗，观察他们的作战情况，就像在迪建时那样。我可以堂而皇之地这样做。我的工作是为副馆长评估绥靖政策，美军的行动计划和部别种类有很多种，所以我可以对美军部队逐个进行观察。北部的非军事区、南越全境都是我观察的范围。
第四部分离开越南（3）
几天后，我获悉岘港正在施行一个非常有趣的计划，所以前往舰港视察。当地的美军顾问是一名海军陆站队中校,他首创了所谓的联合巡逻行动，亦即在一个班里，三分之二是越南人，三分之一是美军陆站队士兵。班长是越南人，美海军陆站队员担任副班长。双方之间需要尽可能地了解对方的语言，最起码要可以进行日常的交流。
1965年，林登·约翰逊总统曾建议由越军和美军采取联合军事行动，但是军队领导层并不赞同联合军事行动。他们希望美国军队独立采取行动。军方对越军期望并不大。当时普遍认为，许多越共情报人员渗透进了越南军队中，而且美军在战争中也不应该只发挥培训越南军士的作用。
当天下午，科森向我解释了他的想法。他认为，美军和越军之间可以取长补短。越军对地形和当地的人比较熟悉，美军士兵可以从他们那获取相关信息。美军的战略战术在实战中也可以传授给越南士兵，同时可以为越南提供强有力的火力支援，从美军基地调集大炮和飞机。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美军士兵的存在，夜间巡逻计划才切实得以贯彻实施。
当天晚上，我随同越南军队，在漆黑的夜间执行巡逻任务。我还是首次参加类似的行动。除我之外，班里还有四名美国大兵。我们趁着夜色，走过长满稻田的沟渠。据越南陆军的情报显示，曾有500名越共从该地区通过。这不是信口雌黄，所以我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硕大的照明弹随着降落伞徐徐落下，照亮了整个夜空，稻田里有如白昼一般。我们趴下身子，看前面是否有人活动。照明弹非常晃眼，以致于我们刚刚才习惯了夜间的一切，现在却全部前功尽弃。我们不知道，是谁下令发射照明弹。所发射的照明弹中，有一些是曳光弹，它们沿着地平线，划破整个夜空。还有一些小型的照明弹。眼前的一切，让我想起了自己15岁那年，观看流星划过的情景。
有时，午夜过后，我们会离开沟渠，坐在水稻下面的泥潭里，潜伏几个小时。（越南的稻田都是用人类的粪便进行施肥的。几个星期后，我得了肝炎，全是因为当晚所致。）我监视着稻田的一边，身后的一名越南士兵监视着另一边。我们都确信，对方一定会保持清醒，提高警惕，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我感觉到美军和越军的距离在拉近。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背靠着背，这比以前美军和越军之间的关系亲密了许多。晨曦之前，我们返回了基地。
整个晚上，我们都没有遇到敌人。现在看来，先前提供的情报并不准确，在该地区没有见到大规模的越共部队。但是，当晚出去巡逻的联合分队，在穿过村落时，遭到越共的袭击。一名越南班长受伤了。回来后，我向他询问了事情的经过。他躺在帆布床上，全身被绷带缠的严严实实，不过还可以说话。
当晚，越军和美军之间的亲密无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科森的理论很是卓有成效，但是越南班长却不这样认为。他通过口译员，用越语向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虽然我不懂越南话，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的声音中满含苦涩。美军从来不听从越军的建议，实际上是美军在负责巡逻任务。班长竭力想向美军提出一些建议，但他们根本不予理睬。
我通过口译员问他：“你向他们提了什么建议？”他支起身来，跟我说了几个单词。尽管听起来不像越南语，可是我还是没有听懂。我请他再重复一遍，这次他说的很慢，也非常清楚，然而还是让人费解。我问口译员：“他说的是哪国语言？”
口译员说：“英语。”
我问他，你是否听懂了班长所说的话。他回答道，没有。我让他用越南语问一下，刚刚说的是什么内容，然后再告诉我。口译员的英语很好，问完之后，他告诉我：“班长说：‘我们遇到了埋伏。’”
我说：“我知道了。”然后又问班长，他是如何获悉越共设有埋伏。他通过口译员告诉我，在接近村庄时，“没有听到犬吠声，没有看到任何灯光。”他解释道，在那个时候，透过村舍的屋门和窗户，应该能看到一些灯光或是火光；村民养的一些狗也应该出来追逐我们，对着我们“汪汪”叫个不停。可是，四周悄无声息，漆黑一片，所以我认为，一定有人关上窗户和门，蒙上狗的嘴，等待我们前来。但是当我告诉美军军士前面有伏击时，他根本不加理睬，一言不发，继续向前赶路。他说，美国人通常会以这种方式对待他们。交火后，他受伤三处，美国士兵却幸运地逃之夭夭。
我告诉口译员，后来又告诉科森，自己发现了问题的真正所在。今后还需加大语言培训力度，而且要有重点地进行。越南士兵必须能清楚表述一些特别的用语，口译员应该对士兵的表达予以检查，看他们是否准确表达了自己的意图。“我们遭遇伏击”就是一个特别用语。越南士兵应该能够用英语字正腔圆地说出上述用语，因为他们会经常用到类似的言语。实际上，该事件正好表明了科森观点的优越性。如果克服了交流的障碍，美军和越军定可亲密无间的作战。我很少对美军的计划加以赞赏，但是回到军援司令部后，我破例表扬了该计划，尽管司令部的人对科森的计划并不感兴趣，而且也不想在越南军队中浪费美军。
第四部分离开越南（4）
执行几个星期的夜间巡逻任务后，我患上了肝炎，需要请一个星期的假，去泰国的海滩帕特雅进行疗养。去年，我曾和帕特里夏一起去那游玩。我在泰国的病床上躺了一个月，回到西贡后，又躺了一个月。在那段时间里，负责绥靖计划的机构进行了重组，现由美对越军援司令部和威斯特摩兰负责，但是担任部门领导职位的是一名文职官员，国安会的鲍勃·科默。科默是我在兰德公司和华盛顿工作时结识的老朋友。如果留在越南，我一定可以成为科默的帮办或是助理。但是为了尽快康复，我需要远离战场六个月。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回到美国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哈里·罗恩现担任兰德公司的总裁，他迫切希望我赶回去。
养病期间，我躺在病床上，支起打字机，开始着手编写备忘录。为什么美军在越南战场上无法取得长足的进展？我们如何能做得更好？在备忘录中，我逐个做了总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材料是送呈西贡使馆同事的，所以我并没有在回忆录中提及，美国应该竭力摆脱这场战争。尽管一年来，我个人一直倾向于这种想法。摆脱战争的建议应该留给华盛顿的高层。西贡的官员不能在该问题上做出决定，甚至无法提出积极的建议。他们所能做的，只是立足于自己的岗位，尽忠职守，尽可能地做出更大的成绩。所以对他们而言，我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把工作做好，减少发展中的障碍，避免出现新的障碍，最后争取摆脱这场战争。
在备忘录中，我建议对1967年的绥靖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我用其中的38页，阐述了美国在即将到来的越南选举中应该采取的立场，同时指出美国应该改变现今的政策，放弃对阮高基和阮文绍这些军事独裁者的支持，鼓励或是允许一些德高望重的民间领袖组织政府，将他们取而代之。越南著名记者孙室绍曾对我说，越南需要的是有威信的政府，“一个政府要想树立威信，就必须为人所尊重。”现任总理阮高基将军（受其他将军和美国的支持）很难达到这些标准。在越南人的眼里，他乳臭未干，粗鲁鄙俗，暴躁鲁莽，缺乏“矜持”，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没有丝毫的爱国情节。而且衣着华丽（在去乡村视察时，身穿黑色的尼龙衫，戴着淡紫色的围巾，左轮手枪上还饰有珍珠，刻着他妻子的名字）。儒家文化看重的是德高望重，看重的是教育和德行。孙室绍说，美国使馆欣赏和支持阮高基担任国家元首，但在广大越南人眼里，这是一种侮辱，是一种蔑视。
诚然，个性和容貌并不是最主要的方面。阮高基是北方人，依靠军队起家，以前曾在法军中任职，缺乏反对法国的爱国主义行为，而且人们普遍认为，他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全是因为美国人支持的结果。总而言之，我建议：“改变越南人心目中的领导人品质，强加给他们一个无法接受，格格不入的异类，实在是有点儿强人所难。”
阮高基的主要竞争对手，阮文绍将军同样有许多不利的因素，跟阮高基实则相差无几。虽然他不是北方人，但是他来自中越，是名天主教徒，这对他的竞选极为不利。据我所知，阮文绍将军颇有风度，成熟老练，处事缜密，可是因为其他原因，他的这些品质无法获得公众的信任和尊敬。“阮高基无法获得公众的信任和尊敬是因为他与当地的文化格格不入，而阮文绍则是因为，大多数越南人认为，他不值得信任”：阴险狡诈，“精于世故”。他曾发动政变，除掉了许多前任官员。“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承认，他和阮高基都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他们都是军人。”几个星期前，阮文绍在接受采访时说：“越南人厌倦了军队专制。”国民代表大会一名议员呼吁：“随便给我们一个领导人吧！老人和年轻人都可以！不论是来自越南中部、南部还是北部，我都不介意！但千万别是军方人士。”
在接下来的30页中，我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如果不对政府高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美国将无法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现在的选举是几年来的一个绝佳机会。我们可以利用选举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美国应该促使越南军队将领举行选举。如果他们不进行恐吓或是暗箱操作的话，是绝对无法在选举中胜出的。
在文件中，我曾大量引用了许多越南人说过的话。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陈玉召。正是他让我认识了许多其他的越南人。我把文件给他过目。一个星期后，他告诉我，已将文件送呈阮文绍总统过目。阮文绍是他多年来的老朋友。当时我正懒洋洋地躺在床上，一听到这话，立刻蹦了起来。我厉声说道：“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
陈玉召说：“总统很喜欢。我知道，他一定喜欢。他仔细阅读了你的材料。他说，他还不知道，在越南居然有一个美国人如此了解越南人的想法。”
“但是，我的老天，陈玉召，我曾在文中对他横加指摘。”
陈玉召说：“没关系。他看到你对阮高基的评价很高兴。至于有关他自己的部分，总统并不介意。”
第四部分离开越南（5）
科默抵达西贡的那天早上，我去使馆迎接他。我在病床上已经躺了两个月，现在身体刚刚恢复。飞机抵达机场时，我正在他的办公室和其他一些人聊天。我通过空军的无线电广播，收听了科默的新闻发布会。他对美国在越南取得的进展和绥靖政策信心十足，而且希望继续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功。麦克纳马拉、林登·约翰逊和威斯特摩兰也曾这样表述过，但是科默更是兴致勃勃。我曾听说，科默面对记者时，一般都出言不逊，不会允许任何人持怀疑态度，不过我从来没有亲耳听过他的新闻发布会。我对科默的声明担心不已。听科默的语气，他似乎认为，他所说的全是事实。
楼下传来一阵问候声，一听便知，科默已抵达使馆。科默素来喜欢在重重压力之下，出色完成工作。他很喜欢自己的绰号“喷气式飞机”。我听到他走上楼梯，奔入外面的办公室，他和屋内迎接的人一一握手，拍拍他们的肩膀。他的声音和广播上听到的一样，极为洪亮，十分乐观。他在屋里转了一圈，霎时屋内立刻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我告诉他，自己来这儿，既是为了迎接他，同时也是来向他道别的。科默点点头，说道：“丹尼尔，到我办公室坐会儿吧。”他走进另外一个房间，然后把门关上，坐在办公桌旁，身子往后一仰，咧开嘴笑了。
我说：“鲍勃，你对自己在机场所说的话都确信无疑吗？”
他身体前倾，把胳膊放在办公桌上，一手托着脑袋，然后看了看桌子下面，合上了眼睛。他看上去筋疲力尽，缓缓说道：“丹尼尔，你是不是认为我疯了？”
一阵沉默之后，我问道：“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作？”
他站起来，说道：“这也是我妻子常常问我的。她总是说：‘你为什么要去越南？为什么不拒绝？如果没办法，不如干脆离开政府。’我一直告诉她：“美国总统希望你做的事，你根本无法说‘不’。他认为你应该做这件事，你就应该去做，不要管这件事有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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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在军援司令部停了下来，取来了最新的各省报告，准备带回华盛顿。拿着最新的报告，我真希望一个月后，可以听到当地的人对我说：“丹尼尔，你在越南时，所说的全部都是事实，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开始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了。”
我离开了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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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哨者自述
- 更新日期：2024-03-10 08: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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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文件全长7000页，余下的部分锁在了我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我准备将文件全部复印一遍，然后将其公开。如果有必要的话，也许会通过参议院听证会或是媒体公开文件的全部内容。将文件公诸于众，特别是通过媒体公布文件，面对我
